社交媒体内容分析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社交媒体内容分析，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第一，选择适合企业的社交媒体平台。如今的社交媒体平台繁多，但并不是每个平台都适合企业运用，当然每个平台都有其独有的优势，如果企业把每个平台的优势都看在眼里，认为平台越广，内容传播的效果就会越好的话，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举措。毕竟盲目地去做营销，到最后必然会筋疲力尽，且力量不集中，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善于取舍，选择部分合适的就够了。

第二，撰写有价值的内容。如企业选择博客媒体作为营销平台，那么就要通过博客撰写对用户有价值的内容，毕竟这一平台的竞争非常激烈，只有靠有价值的内容才能更好的吸引用户。一般应选择与企业行业相关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撰写，通常以案例或者经验对文字进行深化，就像卢松松博客一样，几年来坚持分享了上万篇有价值的原创内容，获得了用户的肯定，达到了用户一天不看就觉得少学了什么东西的境界，这就说明内容营销成功了。在这过程中，拒绝急于求成，应不断地挖掘和积累。

篇2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7-0026-05

一、前 言

目前，微博的使用率正在上升，而其他网络社交工具的使用率略微出现下降，如博客、贴吧等，微博覆盖面很广并且它是中国网民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企业利用微博进行营销是有必要的[1]。据新浪公布2015第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微博月活跃用户1. 98亿，日活跃用户6 660万，新浪微博上有40多万个企业认证账号。新浪公司旗下微博业务于2014年4月17日正式登陆纳斯达克，成为全球范围内首家上市的中文社交媒体，上市当天逆市上涨19%。尽管微博营销的前景十分光明，但是随着微信的出现其营销的价值也受到挑战，同时对于企业来说微博的商业模式很难真正打动消费者的兴趣，这主要是微博尽管加大了营销力度 [2]，但一直缺乏系统的营销策略有效性评价体系。因此，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系统建立微博营销策略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从而为各大微博平台提供有借鉴价值的营销策略有效性评价方法，优化微博营销策略及关键考核指标[3]，增强客户粘性，加速微博口碑传播速度，从而有效提高客户情感忠诚度。

二、微博营销相关理论

（1）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与社会化媒体营销。现阶段国内的社会化媒体主要包括微博、贴吧、微信、论坛等等[4]，国外的社会化媒体包括Linkedin、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为代表的新型媒体平台[5]，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由用户创造内容，并且传播迅速、操作简单[6]。由于社会化媒体具有互动参与性、高度透明性以及社交性，企业将其视为一种新型的营销传播平台，以期提高营销效果[7]。

社会化媒体营销就是通过诸如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等的一系列社会化媒体工具[8]，通过信息，与用户交流互动，利用社会化媒体的病毒式传播的优势特征，来实现品牌塑造、客户反馈、客户互动、口碑营销、销售促进等的一种网络营销行为[9]。社会化媒体营销（Social Media Marketing）已成为众商家最重要的营销手段之一，从而为推荐系统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会和应用前景[10]。微博营销有自己独特性，对于微博营销效果的研究大多关注其影响因素[11]，并未构成系统的指标体系，而且各学者对相同的指标持不同的看法，比如微博粉丝量或者活跃粉丝量，王武义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粉丝数量[12]，而邢斗提出粉丝数量与所谓的活跃粉丝数并不能评价微博营销绩效。

（2）微博营销相关概念。微博营销指的是不同的个人与组织运用微博客这种网络应用工具、借助于各类微博平台、并结合微博的传播特性所进行的市场营销、品牌推广或公共关系维护等行为[13]。与一般的社会化媒体工具相比，微博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微博营销的低成本是论坛不可相比的；其次，微博的瞬时分享、即时互动、简短的优势是博客所达不到的；最后，SNS覆盖用户比较集中、粘性大、侧重交往，更适合精准人群的特定营销，而微博覆盖更广，更适合话题或事件营销，并且可以实现开放式营销。

总之，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归纳出微博营销的五个基本策略，包括准备工作、粉丝部落、内容策略、互动策略以及情报监控，这些研究对微博营销策略有效性评价指标提取奠定了基础。

三、微博营销策略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 指标提取及问卷设计

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从许多资料中提取了表1中这些未分类的具体指标，其中所有35个指标都是与微博密切相关的。基于以下指标，本文根据五点量表设计出微博营销策略评价指标有效性调查问卷。问卷第一部分包括五道基础信息题，关于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使用微博时长、登录微博频率以及其微博关注对象。问卷第二部分包括35道题，测试的是各因素指标在评价微博营销策略有效性时有不同的重要程度，分别是非常不重要、比较不重要、一般重要、比较重要以及非常重要，其赋值分别为1、2、3、4、5。

2. 数据分析

（1）信度分析。本研究主要借助SPSS20.0软件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这次问卷共收回159份，有效问卷159份，无效问卷0份，有效率为100%。由表3可知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49，大于0.900，说明问卷结果的可靠性是非常理想的。

（2） 因子分析。取样适当性量数值为0.906，指标值大于0.9，如表4所示，表示变量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量表题项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解释总方差结果如表5所示，采用最大方差法后，四个共同因素的特征值分别是5.767、4.222、3.976、3.436，四个共同因素可以解释测量题项58.003%的变异量。

由表6可以看出第一个因素包括十一个指标（Q7、Q6、Q38、Q40、Q37、Q39、Q31、Q8、Q30、Q14、Q18），这些指标负荷量介于0.714至0.525之间；第二个因素包括八个指标（Q25、Q27、Q28、Q22、Q24、Q26、Q20、Q29），这些指标负荷量介于0.707至0.542之间；第三个因素包括六个指标（Q9、Q10、Q13、Q11、Q15、Q23），这些指标负荷量介于0.832至0.522之间；第四个因素包括六个指标（Q35、Q32、Q33、Q34），这些指标负荷量介于0.727至0.610之间。这四个因素里面的题项均大于3，而且各个因素层面的题项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在0.500以上，表示潜在变量可以有效的反映各指标变量。

3. I-B-C-S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我们将Q6、Q7、Q8、Q14、Q18、Q30、Q31、Q37、Q38、Q39、Q40归为第一类指标，Q20、Q22、Q24、Q25、Q26、Q27、Q28、Q29归为第二类指标，Q9、Q10、Q11、Q13、Q15、Q23归为第三类指标，Q32、Q33、Q34、Q35归为第四类指标，具体分类如图1和表7所示，由此我们建立起I-B-C-S模型的微博营销策略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如图1所示，信息传播，即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微博作为一条信息传播的渠道，其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影响微博营销策略的有效性。信息传播有效性由信息有效性、传播有效性、销售转化率和客户体验获得，其中信息有效性包括内容趣味性、内容的个性、内容利益性，传播有效性包括转发质量和传播力，销售转化率包括销售量和用户转化率，客户体验包括微博情感距离、微博情绪敏感度、微博体验强度、微博分享数。

品牌互动，即Brand interaction，社会化媒体营销的最大作用就是品牌塑造，微博也不例外，所以品牌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微博营销策略的有效性。品牌互动由O2O信任协同、客服质量、品牌效应三个指标构成，O2O信任协同包括微博可信度、线上线下配合度，客服质量包括用户投诉率、用户投诉解决率、投诉一次解决率、危机反应速度，品牌效应包括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诚度。

客户参与，即Customer participation，微博营销的重点在于用户之间的传播，也就是说客户参与对于微博营销策略有效性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指标。客户参与包括外部客户和内部客户，分别由粉丝活跃度、团队影响力决定，粉丝活跃度包括粉丝数量、活跃粉丝数、评论数、转发数，团队影响力包括发博数和微博营销团队人数。

分享集群，即Share cluster，分享集群由短链流量、众包集群两个指标决定，短链流量包括短链分享量和短链点击量，众包集群包括众包开放度和搜索数。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网络营销以及微博营销策略的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法建立了IBCS模型的微博营销策略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第一中间层包括信息传播（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品牌互动（Brand interaction）、客户参与（Customer participation）、分享集群（Share cluster）四个指标，这对于优化微博营销策略的个性化、智能化推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量化微博营销策略的有效性具有科学的评价依据。

在微博营销策略中，企业首先要做的就是需要选择合适的媒介。我国最大的两个平台是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新浪微博在于其名人效应、用户多、影响力大等优势；腾讯微博在于它基于QQ用户的丰富资源与强大传播优势。因此，下一步我们将使用层次分析法，以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为实验平台，对上述微博营销策略有效性指标体系进行修正与验证，基本思路如下：第一，确定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目标层为微博营销策略有效性，第一准则层包括信息传播、品牌互动、客户参与、分享集群四个指标，第二中间层包括客户体验、客服质量、品牌效应、粉丝活跃度、短链流量、众包集群等11个指标，第三中间层包括内容趣味性、短链点击量、众包开放度以及搜索数等29个指标，备选方案层为新浪微博平台和腾讯微博平台；第二，组织专家利用AHP层次分析系统的群决策功能对上述指标体系进行专业打分；第三，确定指标之间的权重和得分，获得目标层得分；第四，验证这套指标体系的适切性，进行完善并做出决策。营销管理实践表明，这套微博营销策略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需要相应的营销活动做支撑，比如前期准备工作、微博粉丝部落、微博内容营销策划、微博互动关系管理以及微博舆情监控。

随着微博的快速发展，企业微博将会在过程中形成更多的变量，更多的数据，考虑到评价指标的量化，未来的微博营销策略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将采用大数据挖掘技术进一步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 Tamar Weinberg.正在爆发的营销革命：社会网络营销指南[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2] 程雪芬.企业微博营销效果影响因素及测度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2.

[3] 邢斗.企业微博营销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D].郑州：河南工业大学，2013.

[4] 刘晓伟. 社会化媒体营销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5] Donna L.Hoffman and Marek Fodor.Can You Measure the ROI of Your Social Media Marketing[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Fall，2010，52（1）：41-49.

[6] 周仁杰. 社会化媒体内容关注度分析与建模方法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12.

[7] 赵源. 可口可乐“歌词瓶”的社会化媒体营销之道[J]. 东南传播，2015（1）：110-111.

[8] 田定. 中小企业的社会化媒体营销策略研究[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4.

[9] 张斯琦. 微博文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2.

[10] 阴红志. 社会化媒体中若干时空相关的推荐问题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4.

篇3

叫好是叫好了，那么，也叫座吗？

据AC尼尔森的统计，杜蕾斯2011年的销售额增长超过50％。而这与杜蕾斯官方微博运作成功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正相关，恐怕杜蕾斯自己也还没有弄明白。有业内人士指出杜蕾斯的微博团队一共有20几人，一个成功官微的运营也比我们想象中要来得复杂。

2012年2月28日，新浪微博注册用户突破3亿，9月14日，Facebook宣布用户超10亿。社会化营销的红利仿佛触手可及，而对于这种相对新兴的营销手段，衡量其ROI（投入产出比）却成为了难题。

是不是产品销量提升了，就说明微博营销是有效的？明显不是。

为什么社会化营销ROI不易衡量？

社会化媒体营销与销量确实相关，但相关不等于因果关系。因为，其他不受控的变量都可能会引起销量的提升，比如渠道的改善，大众媒体广告的作用以及朋友的推荐等等。

社会化营销的效果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

“有形”的收益，如达到率、回应率、转化率等，随着技术的提升，在更大、更全、更新的数据支撑下会相对比较好实现。

“无形”收益，包括品牌知名度、美誉度、联想度、忠诚度等，在复杂的传播机制运作下，很多时候难以在社会化媒体当中得到有形、可量化的测算。

方法论

根据Marketing　Sherpa的调查显示，64％的企业家相信社会化营销最终会带来ROI。但对于市场营销人员来说，这个ROI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粉丝数量、网站流量、被提及次数、潜在客户开发还是最终带动销量？这虽然是个很难标准化的问题，但也不妨碍我们从多个维度去洞察我们的社会化营销效果。

社会化营销实效分析的6个维度

1、检测品牌健康度

你是否知道消费者如何评价你的服务、产品或用户体验？大品牌不惜代价地管理其品牌形象，小企业也需要了解消费者的看法。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对大品牌发出抱怨，但在直接向小企业提出批评的时候却有所保留。社会化媒体能够帮助企业发掘出用户不一定希望直接告诉你，却会分享给好友的一些消息。

2、优化营销活动

倾听社会化媒体能帮助企业优化营销活动，从而更好地确定目标受众。企业应当了解两个问题：第一，用户通过什么关键字进行搜索；第二，用户从哪些第三方网站跳接到你的网站。要将营销活动、内容、渠道、时机和有影响力的人进行优化。

3、推进销售

通常来说，社会化媒体并不能直接引发交易，然而可以产生流向和转化率。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力在于以下三点：购买行为、搜索结果、客户忠诚度。可以在Facebook、Twitter和Groupon上发起促销活动并观察哪个渠道带来了最多重复购买率。Groupon能够吸引那些寻找促销信息、有可能成为新客户的人群；Facebook或Twitter上的粉丝们则会因为享受到“粉丝特有折扣”而深化同品牌的关系。

4、节省运营成本

一方面客户可以充当口碑传播者，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也可以成为开支极小的客服平台，如果利用得当，社交媒体完全可以成为省钱利器。一个聪明的做法：同那些在社会化媒体上具有影响力的粉丝建立关系。这类粉丝不仅能够成为品牌代言人，甚至能充当客服的角色。

5、改善客户体验

社会化媒体同客户体验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品牌健康度提升、收入增加、成本降低。举一个例子，卡夫食品在社会化媒体意见反馈团队发现了一个趋势：类似“切”、“血”、“色拉酱”之类的词频繁出现，而这些词和食物并无直接关联。团队对这一现象深入研究之后终于明白了原因所在：消费者在开启新设计的色拉酱瓶子时经常弄伤自己。

6、促进创新

星巴克、宝洁都有建立专门品牌社会化网站，鼓励粉丝表达观点。其他企业也完全可以在社交平台上找到倾听消费者的方法，并从中了解到消费者对改进产品和服务的见解。比如在Twitter上，“我喜欢”、“我希望”、“我讨厌”等类似字眼就可以让你了解人们想要的是什么。“我希望Charlie’s（美国一家餐厅）不要停产蓝带鸡”——这条内容就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以上六个维度选自咨询公司Altimeter　Group的调查报告）

行动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虽然对于社会化营销效果的测算，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还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但鉴于社会化营销的多种可能性，各种分析工具陆续出现，聚焦各有不同。

这其中无法跳过的是谷歌出品的Google　Analytics，虽然它不是专门为社交网站而设计，但因为它的免费与操作简单，却成为了社会化营销效果监测的最基本工具，而且很多专业工具也是以此为基础，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与Google　Analytics的结合。

工具往往只能帮助我们监测到数据，之后的数据解读更加复杂。当设定好了参考基线以后，就需要从检测工具里提取数据然后研究这些数据是怎样与高销售额、高的用户忠诚度，或其他重要指标相关联起来的。

社交媒体上，人们的交流更为社会化、情绪化，这也是社会化营销ROI测评的一个瓶颈所在，相对于数据，“情绪”明显很难量化，但有时对于企业来说，这些“情绪”反映出的正是“干货”。所以很多专门针对“社交情绪”的情感分析工具也应运而生。

测评ROI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所以下面我们就以一个具体的工具来了解相关的运用。

工具详解：Unmetric

Unmetric是一家对企业社会化营销与客服活动基准进行测试的公司。其SaaS平台可以对企业在Twitter、Facebook上面的营销客服活动进行跟踪和分析，并与业界的平均表现进行对照，以分数形式对企业社会化活动的效果进行评判。

最近它新推出一个工具——Sstis-faction　Metric，可以详细说明公司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面是如何处理客户服务的。SstisfactionMetric中内置许多模块，如品牌如何回复客户的微博、品牌平均回复时间跟踪器、针对Facebook客户情绪的分析。通过对这些指标的评估，从而给各个企业打出总分。

他们将品牌对客户微博的回复，分为5大类：致歉、请客户发送直接信息、请客户致电、请客户电邮特定地址、将客户引导到某个链接。这些策略哪些可以令客户满意，Unmetric并没有给出答案，但从中可以了解到业界的处理规范和最佳实践。比如顾客很容易在社交网络上投诉航空公司的服务，据Unmetric数据显示，在所有致歉回复中，航空业占比10.95％，其中零售业占3.44％，汽车业占2.18％。以单独公司来看，西南航空微博的所有回复中致歉占比80％，而联合航空的这一比例为5％。

内容分析

通过人工计算、内容抽取、种类分析等方法，了解你的竞争对手在社交媒体互动中都涉及了哪些内容，如有关品牌、回答粉丝问题、报价和交易还是趋势性事件？以此来优化自家的社交媒体内容构架。

客户服务

通过品牌平均回复时间跟踪器，企业可以随时监控自家客户团队的工作状况，以此来提高在社交媒体上的客服能力。

粉丝参与

使用Unmetric的参与度评分系统，可以查看企业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是否真正起了作用。通过对帖子被赞、评论、分享情况的分析，你可以知道怎样才能写出更吸引用户的内容来。Unmetric分数

最后，综合Unmetric内置各个评分模块的分数，就可以给每个品牌打出一个总分，通过这个相对科学的分数来衡量前期的投入，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品牌分数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ROI.

【延展阅读】

社会化营销评估的8个标准

1、转换率你需要建立一个能够了解一条lead（某人购买可能性的数据）何时从社会化媒体产生的机制。

2、对照组衡量时，将被分析用户分为两组，一组是在社会化媒体上发生互动的，一组反之。

2、增长率要不停地对增长率进行检测。

4、营销活动历史如何发现与销售相关的cookies（浏览信息）至关重要。

5、消费者购买成本

一个人点击了你的Tweet里一个链接，转至你的网站，然后转换成你的新客户。

一个人点击了Google的付费广告，不过没有转换成你的新客户。然后点击了你的Tweet里的链接，转至你的网站，最终转换成你的新客户。

在第一个例子中，由于商业模式以及广告费，客户转换成本比那些通过付费广告转换来的客户成本要少些。第二个例子中，成本要比只通过付费广告转换来的标准客户要高些，但是也只是略高，社会化媒体所带来的增加成本可能比重新产生lead要低很多。

6、留存率

与转换客户的能力相对的就是留住客户的能力。

7、客户服务

你的团队服务了多少客户，他们有没有删除、改变或者退回你的产品或服务。

8、交叉销售

社会化媒体客户有多少购买了额外服务呢？与那些非社会化媒体客户相比，从社会化媒体获取的每个客户收益是多少呢？

【延展阅读】

数据测量工具

Google　Analytics是Google的一款免费网站分析服务，只要在网站的页面上加入一段代码，就可以提供丰富详尽的图表式报告。免费Google　Analytics账户有80多个报告，可对您整个网站的访问者进行跟踪，您将了解哪些关键字真正起作用、哪些广告词最有效，访问者在转换过程中从何处退出。

PostRank　Analytics可以监测不同平台上的“社会参与度”。PostRank的优点是你看到的不仅仅是数字，也能读到用户在其他社交网站上针对你的留言，而这一点对情感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Hootsuite不仅可以管理Tweet账户，还提供关键数据分析。通过它，可以很容易检测到流量来源和在其他网站上出现的“显示次数”。

TweetMeme　Analy　tics如果将TweetMeme的“转推按钮”放置到网页上，它的功用会很明显。虽然功能与GoogleAnalytics很相似，但是它可以挖掘到更深入的Twitter数据。

Omniture拥有一套专门为企业设计的服务，其中包括可以监测各项Facebook和Twitter数据的组件。

情感分析工具

Viral　Heat是一款价格合适的社会化媒体监控软件，在提供一些基本检测功能的同时，能用于分析Twitter上的情感变化。

Twendz一款实时检测Twitter情感的工具，它只包含一些基本功能。Tweet　Feel是一款实时监测Twitter情感的搜索类工具。

Crimson　Hexagon是一款企业级的社会化媒体监测工具。他们开发的Vox　Trot舆论检测工具算法，可以根据社会化媒体上的“情绪”来定位用户对企业的情感态度。Sentiment　Metrics借助此工具，当社交网络上有了关于某企业的负面舆情，该企业会即刻收到邮件通知。

【延展阅读】

社会化营销中不同部门所需要了解的不同指标

许多人将社会化媒体数据、指标和KPI（关键绩效指标）当做社会化媒体的ROI。事实上，指标和数据不是ROI。指标是在你的商业活动中品牌积极或消极的变化情况，是描述那些商情的数字。要得到ROI，需要了解指标并将其转化为商业收益。

（一）对营销人员来说：

1、通过了解流量来源细分网站流量

2、追踪用户cookie

3、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数据

（二）对公关专业人士来说：

1、在线参与人数

2、网站注册数

3、平均停留时间

4、在线销售量

5、销售／收入增长

6、市场占有率

7、传播价值对比公关花费

8、品牌引导价值对比公关花费

（三）对客服人员来讲：

客服专家希望看到的是减少客服中心的花费

1、用户投诉平均处理时间

2、首个电话解决率

3、客服薪酬

4、客服数量

5、社区中的投诉信息发帖量

6、总的来说，需要在执行社会化媒体计划前后收集相应数据。而且当你报告数据或指标时，确认你知道你的受众是谁。一般CEO、CFO等较高级别的领导希望了解战略、底线收益。而经理级别的人希望了解更多的是战术层面的指标，比如帖子量、转发量。

社会化营销也可以有ROI

社会化营销在商业战略层面已被广泛认可，但有形回报与无形回报之间的“悖论”，成为争论的焦点。争论受到越来越多营销人和经济学者的关注，要想化解这一“悖论”，就不要为了ROI而社会化营销，而是在社会化营销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获得投资回报。

社会化营销ROI报告要体现出的9大元素

营销人员需要从社会化营销活动中看到“有形回报”

完成的交易

挖掘潜在客户

公司形象

社会化招聘

客服测评和报告

生成的线索

篇4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加速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进程。电视台媒体“有形”的融合逐步完成，“两微一端”的跨屏传播矩阵基本形成。在政策、资本等因素推动下，央视和凤凰卫视等电视媒体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网络传播影响力。台网融合不是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二者彼此重构后，形成的全媒体生态。在政策和资本的推动下，央视与凤凰卫视的台网融合取得较好效果，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台网融合模式。

一、政策与资本：台网融合的两种动因

就媒介历史的发展而言，其形态的变化通常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的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作用所引起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为台网融合提供了技术支持，政策和资本则成为电视媒体进行台网融合的主要动因。

1.政策驱动型台网融合。政策动因，是以央视为代表的具备事业单位属性的电视媒体进行台网融合的主要动因。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中央电视台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央视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除具备媒体属性外，还肩负着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重要职能。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亟需进行深度的台网融合，用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主旋律。一方面，台网融合可增加央视新闻的覆盖面，俘获青年群体；另一方面，台网融合构筑了从电视到移动互联网的全媒体平台，突破了电视媒体节目时长制约，延长受众在央视平台的停留时间，增加用户黏性。

2.资本驱动型台网融合。资本动因，是以凤凰卫视为代表的上市集团运营的电视媒体进行台网融合的主要动因。商业利益、市场竞争、受众的消费需求对媒体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市的传媒集团，具有不可低估的驱动作用。在资本市场中，媒体是经营的主体，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媒体的生存发展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凤凰卫视与“凤凰视频”客户端隶属的“凤凰新媒体”不具备从属关系，二者分别独立运作，凤凰卫视于2000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凤凰新媒体于2011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凤凰视频整合凤凰卫视的优质节目资源，以及其他卫视、自媒体内容，并将部分优质内容反向输出给凤凰卫视，通过这种创新性的台网融合模式，扩大了凤凰卫视的受众群。

二、两种台网融合模式的差异性

为探究两种台网融合模式在微观层面表现出的差异性，本文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央视新闻“要闻”板块和凤凰视频“精选”板块20日内推送的新闻报道。通过对这些样本的新闻标题、内容来源、报道主题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究两种台网融合模式下，央新闻客户端和凤凰视频客户端呈现出的差异性。

1.新闻标题。电视新闻的标题长短不一，不适宜在新闻客户端中呈现，因此，央视新闻客户端对95%的原电视媒体新闻标题进行了优化，但调整内容仅限删除、调整标题中的状语、补语、修饰语等，改动后标题与原标题含义几乎无差别。

凤凰视频客户端追求标题的吸引力和传播效果，对原标题的改动幅度较大。48%的新闻报道几乎完全抛弃原标题，重新选择新闻中比较有争议和传播效果的新闻点拟定标题，与原标题的含义差别很大。

2.内容来源。凤凰视频客户端“精选”板块的内容趋向开放，内容来源比较多样。其中，引自凤凰卫视的内容仅占全部内容的21%，引自其他电视媒体的内容占全部内容的20%，与来自凤凰卫视的内容占比基本相当。自媒体内容占内容总量的59%，凤凰视频接入较多自媒体频道，这些频道多由独立工作室运作，用户可通过自主订阅，使“精选”板块呈现个性化内容。

央视新闻客户端“要闻”板块的内容趋向封闭，内容来源比较单一。来自中央电视台的内容占全部内容的79%，以央视新闻频道已经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主。客户端自制内容占样本总量的6%，央视新闻客户端利用“航拍”“直播”“全景视频”等新技术手段，自制符合新型媒体传播规律的视频消息，如《精彩航拍 寻迹》等报道。

3.报道主题。央视新闻对政治、国际、经济的关注度较高，分别占据29%、20%和17%的比重，对社会民生新闻比较关注，社会民生报道占比达14%，极少对娱乐新闻进行报道。这种比例与作为电视媒体的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比例相一致。凤凰视频的报道内容中娱乐新闻占25%的比重，其次为外交和国际报道，分别占据19%和16%的比重，凤凰卫视作为香港媒体对港台比较关注，占13%的比重；男性是凤凰视频的主要用户，男性较关注的军事新闻在凤凰视频中也达到了10%的占比。凤凰视频对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新闻关注较少。

三、两种台网融合模式带来的启示

1.整合节目资源，重新包装开发。电视媒体具备新闻采编权，拥有优质内容以及专业采编团队，具备较强资源优势。仅具备对母台节目进行点播、直播功能的新闻客户端无法满足受众需求。电视媒体在台网融合时，应加强对节目资源的深度整理、挖掘，根据不同屏幕的不同信息传播规律重新包装开发。凤凰视频将电视媒体内容重新包装和开发，形成了时事、军事、访谈、财经等不同类型的栏目组合。重新拟定的新闻标题符合受众使用习惯，具备较好的传播力。央视借鉴国外媒体“一鱼多吃”理念，构建数字化视频内容集成平台。时代华纳提出TV Everywhere（无处不在的电视）战略，BBC 提出one-ten-four（一个内容平台，十种内容种类，面向四个终端分发）战略，核心理念都是“一鱼多吃”。央视以内容为核心，向新兴媒体渠道、终端拓展，充分发挥了强大的内容优势。

2.进行制度改革，适应新媒体发展需要。制度层面的融合是台网融合较高的发展阶段，移动互联网语境下，传统媒体需要更为高效、“扁平化”的组织架构。由于多重原因，当前很多电视媒体的新媒体部门处于产业链末端，制约台网融合的深入发展。

凤凰卫视将新媒体领域的内容完全投入到市场体制中完成，较少受到母台的制约。因此，凤凰视频内容更加贴近市场，更能满足受众需求，实现了电视媒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央视对频道架构进行深度整合，创新优秀人才的选拔、引进、培养机制。在户籍、职称评定、新闻评奖等方面给予相关的政策倾斜，并且参照市场薪酬水平，制定出对内公平、对外具有竞争力的福利待遇，激发全媒体平台员工创造力。

3.转变传播理念：从提供“内容”到提供“服务”。在电视媒体语境下，“观众”既是电视新闻传播的起点也是电视新闻传播的终点。在新媒体语境下，“观众”这一概念正逐步被“用户”“受众”“消费者”等概念取代，这种变化体现了信息接受者在新闻传播中的角色的转变。受众改变了原来的被动的信息接受方式，而加入到新闻信息的筛选、分发、制作等过程中来。因此，电视媒体在进行台网融合过程中，必须转变传播理念：从提供“内容”转变为提供“服务”。

4.打造内容新生态：从台网融合到跨界整合。台网融合是对电视媒体传播渠道的延伸，新闻客户端通过提供优质内容集聚了受众的注意力，形成移动互联网中的“注意力入口”，为新闻客户端的跨界融合带来可能。台网融合不能仅满足和局限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简单同质相加阶段，还要利用新形成的“注意力入口”，积极探索跨领域、跨产业的异质相加，以实现电视媒体与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深度跨界融合。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凤凰视频客户端通过对内容、市场、用户进行有机整合，产生新的用户体验和感受，打造新闻、娱乐、生活的智能化综合平台。

四、现阶段两种台网融合模式存在的局限

1.盈利模式单一。高度依赖财政支持，缺乏行之有效的盈利模式，是目前电视媒体台网融合的普遍问题。短期内，广告收入依然为电视媒体移动端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单一的盈利模式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首先，新闻客户端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广告主更倾向于将广告投放给内容更丰富多元的商业新闻客户端；其次，大量刊登广告会降低媒体公信力，违背政策驱动型台网融合的初衷。从整个电视台的情况来看，媒体融合要达到真正的融合，需要在Y本层面进行深入的整合，需要通过融资、跨界并购等方式吸引资本，进行不同组织形态的整合。

2.内容同质化。移动互联网语境下，各种应用开始追求精细化、区别化。电视媒体台网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同质化趋势。凤凰视频是典型的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类新闻客户端，在资讯选择和形式上，采用人工筛选的形式，由编辑决定呈现何种内容，这种人工编辑模式容易造成资讯内容的同质化。而基于大数据挖掘、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新闻客户端如今日头条等，采用“编辑+机器”的混合编排方式，通过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分析用户浏览、收藏、转发、评论新闻资讯的行为，结合用户所处方位、阅读时间和习惯、所订阅的主题和栏目，实现信息的精准推送，在同质化竞争中获得优势。

五、结语

政策驱动型台网融合与资本驱动型台网融合表现出不同的外部特征，各具利弊。电视媒体进行台网融合，其实质是传统广电业态在新兴媒体冲击下的自我革新。台网融合不能停留在“广电+互联网”的机械叠加阶段，电视媒体要尝试构筑“全媒体生态系统”，整合全媒体思维、体质机制、业态、产品、用户、技术等要素。多屏化、移动化、社交化、场景化是全媒体产品的未来趋势，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工作协调则是未来电视媒体的组织形式。学界普遍认为，2020年是我国传统媒体融合的窗口期。能否形成良性的全媒体生态，将是电视媒体台网融合成败的关键。

篇5

中图分类号：TP391.4

1 引言

随着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例如Twitter（https：//），Flickr（https：//），YouTube（https：//）和新浪微博（http：//），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兴趣爱好等以文本、图像和视频等多媒体的形式上传至网络来呈现和分享其观点和情感。因此，即会导致文本、图像和视频等多媒体内容的规模正以显示指数级态势发生着爆炸式增长，而针对这些多媒体内容的处理及理解需求则日趋显著与突出。相对于底层视觉特征层，人们只能够感知和理解图像、视频的高层语义层，包括认知层和情感层。以往对视觉内容分析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理解图像、视频的感知层，即描述图像、视频的真实内容，如物体检测与识别。然而，公众对数字摄影技术的关注热衷及对视觉内容情感表达的强烈需求，使得对图像、视频最高语义层―情感层的分析已然具有高度重要的研究和应用价值。

对多媒体内容情感层的分析属于情感计算的一部分。情感计算的概念是由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Picard教授于1995年首次提出的，而于1997年专著《Affective Computing》则正式出版问世[1]。书中给出了情感计算的定义，即情感计算是指与情感相关、来源于情感或能够对情感施加影响的计算，包含3个部分：情感识别、情感发生和情感表达[1]。

基于此，根据需要处理的多媒体数据类型，对多媒体情感层的分析可以分为4种：基于文本的情感分析[2]、基于音频的情感分析[3-5、基于图像的情感分析[6-7]以及基于视频的情感分析[8-11]。其中，基于文本和音频的情感分析比较成熟，图像情感分析中人脸表情识别的研究也相对成熟，而关于普通图像和视频情感分析的研究相对来说，却仍显不足。对图像情感识别的研究最初源始于人脸表情R别，因为人脸检测和人脸识别的研究相对成熟，心理学对人脸表情的分类也已建立有清晰脉络，此外更有大量的研究机构也成功建立了表情识别的数据库[12-14]。

受到情感鸿沟和人类情感感知与评估的主观性等基础现实的制约，普通图像的情感分析进展缓慢。不仅如此，图像情感计算的发展还将需要心理学、艺术学、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图像处理、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共同支持，众多领域学科的交叉使得图像情感计算成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本文对图像情感计算的发展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论述和分析。

1 情感的定义与描述

人类具有很强的情感感知和表达的能力，但是由于情感的复杂性和抽象性，人们很难将情感从概念上实现具体化和清晰化。心理学、生理学领域的科学家们早在18世纪就开启了专门情感研究，并且推出了诸多情感理论来解释情感是如何源起于产生的，如1872年的Darwin三原则理论[15]、1884年的James-Lange理论[16]、1927年的Cannon-Bard 理论[17]和1991年的Lazarus理论[18]。但是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也仍未提出一个准确、全面且可得到一致认可的情感定义。

心理学中与情感相关的词汇有emotion、affect、sentiment、mood、affective、emotional等，类似的中文词汇有情感、感情、情绪、情感的、感情的等。心理学上认为情感、情绪与感情是3个严格不同的概念[1，19-20]，但计算机学科对此区分并不严格区分，一般只是笼统将其称为情感。wikipedia上给出了一种情感的模糊定义，“情感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多种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心理学领域主要有2种方式来描述情感：离散情感状态（CES）和维度情感空间（DES），或称为范畴观和维度观[1，19-20] 。

1.1 离散情感状态

持范畴观的心理学家将情感分成相互独立的范畴，而且在外部表现、生理唤醒模式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近年来，持范畴观的研究人员根据生物进化理论把情感分为基本情感和复合情感。不同的心理学家对基本情感的分类差异很大，从2类到几十类也各有不等，具体的分类方法可以参照文献[1，19-20]。研究中更具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Ekman把情感分为6类，即高兴、愤怒、厌恶、恐惧、悲伤、惊奇[21]；Izzard 用因素分析方法，提出11种基本情绪，即兴趣、惊奇、痛苦、厌恶、愉快、愤怒、恐惧、悲伤、害羞、轻蔑和自罪感[22]；Mikels 通过严格的心理学实验，把情感分为8 类，即表示积极情感的娱乐、敬畏、满意、刺激，表示消极情感的生气、厌恶、害怕和悲伤[23]；Plutchik提出了一套情感的演化理论，认为情感有8种基本类型，但是每种情感又有3种不同的愉悦度（valence），即把情感分为24类[24]。还有一种模型是将情感分成积极和消极2类，或者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目前对表情识别的分类多是基于Ekman 的分类，而对图像情感分类则以Mikels 的分类为主。

复合情感是由基本情感的不同组合派生出来的，可随着个体认知的成熟而烟花发展，并随着文化的不同而发生变化。Izzard认为复合情感有3类：基本情感的混合、基本情感和内驱力的集合、基本情感与认知的结合[22]。

用CES来描述和测量情感的优势可分述为：

1）符合人们的直觉和常识，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标注，有利于情感计算的成果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和应用；

2）有利于智能系统在识别情感后，进一步推理与之相联系的特定心理功能和可能的原因，而后做出适当的反映。

但也需明确认识到CES的缺点，具体表述为：

1）哪些情感状态或基本情感是必要的，目前研究者对此没有统一的认识；

2）CES是对情感的定性描述，无法用量化的数字表达主观的情感体验，且其对情感的描述能力也比较有限。

1.2 维度情感空间

持维度观的研究人员认为情感具有基本维度和两极性，所有的维度构成一个笛卡尔空间，DES就将情感描述为该空间中的点，理论上该空间的情感描述能力是无限的，即能够涵盖所有的情感状态。各种不同的维度情感空间可以参照[1][19][20]。常见的维度情感空间大多是3D的，如natural-temporal-energetic[25]、valence-arousal-control[26]、activity-weight-heat[27]等。比较典型的是愉悦度-激活度-优势度空间（valence-arousal-control space，VAC，有些时候也称为pleasure-arousal-dominance space，PAD）[26]。其中，愉悦度表示个体情感状态的正负特性，激活度表示个体的神经生理激活水平，优势度表示个体对情景和他人的控制状态。具体的VAC三维情感空间如图1 （a）所示[28]，从图中不难看出，优势度维度的取值范围很小，而且只有当愉悦度呈现高峰值时才会有用。因此可以说，优势度在描述情感过程中仅能发挥有限的的作用。大多数计算机学者用DES 描述情感时都不曾考虑优势度，以愉悦度-激活度空间为主。但也并非所有的愉悦度和激活度的组合都能构成情感，能构成人们常见的情感状态的愉悦度和激活度的组合范围如图1 （b）所示[28]。

用DES来描述和测量情感具有鲜明优势，具体可论述为：

1）描述能力强，理论上能描述所有的情感类别；

2）易于对情感进行量化，以精确的数值来描述情感，解决了CES 情感标签的模糊性问题，也一并消除了自感的描述问题。

但DES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1）不易于人们直观的理解，给定DES的维度值，普通人无法识别出应该归属为哪种情感；

2）测试人员对DES的打分有一定的难度，由此导致较大的偏差。

2 图像情感计算的问题描述

所谓图像情感计算，是指计算机从图像中分析并提取情感特征，使用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的方法对其执行计算，进而理解人的情感。根据情感的描述方式，图像情感计算可以分为三大任务：情感分类、情感回归和情感图像检索。

一个图像情感计算系统通常包括如下3部分：

1）图像预处理。 由于输入图像在尺寸、光照、颜色空间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进行特征提取之前往往需要进行预处理。比如，把图像尺寸调整到统一大小，把颜色空间转换到同一空间等。在图像情感计算过程中，预处理虽然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热点，但却会对算法的性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2）情感特征提取/选择。 特征提取与选择是图像情感计算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了算法最终的性能。该步骤的主要任务是提取或者选择一些特征，并且使得其在类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在类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一般而言，用于图像情感计算的特征可以分为底层特征、中层特征和高层特征。

3）模型设计。 模型设计是指根据图像情感计算的任务来设计合适的模型，并以提取的特征作为输入，通过W习的方法来获得相应的输出。情感分类是一个多类分类问题，可以直接采用多类分类器，或者转换成多个二值分类。情感回归是一个回归问题，研究针对的是维度情感模型。情感图像检索对应的是如下检索问题，即给定输入图像，查找与之表达相似情感的图像。针对不同问题，可以采用的学习模型也将各有不同。

3 图像情感计算的研究现状与分析

本节对图像情感计算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与分析。首先从不同的分类角度综合归纳了当前可高效用于图像情感计算的技术特征，然后简要介绍常用的机器学习方法，最后对已有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3.1 用于图像情感计算的特征

如何提取与情感紧密相关的特征是情感识别的关键问题。根据所提特征的通用性（generality），可将已有的特征分为2类：通用特征和专用特征。根据所提特征的层次（level），可将已有的特征分为3类：底层特征、中层特征和高层特征。

进一步地，所谓通用特征是指计算机视觉里普遍适用的特征，设计这些特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用于情感识别，而是其他的视觉任务，如物体检测。Yanulevskaya所使用的Wiccest特征和Gabor特征就是典型的通用特征[29]。而专用特征则是针对情感识别这一特定任务而设计的能够表达不同情感的特征，比如常见的颜色、纹理等底层特征。

目前，绝大多数的情感特征提取工作都是基于艺术元素的，如颜色、纹理、形状、线条等。针对每一种类的艺术元素，研究者们又设计了为数可观的不同描述方法。关于艺术元素及常用特征的典型描述可见于如下：

1）颜色（color）有3个基本的属性：色调、强度和饱和度。常用于描述颜色的特征除了这3个基本属性的平均值，还有colorfulness、area statistics[30-31]等。

2）灰度值（value）描述颜色的亮度或暗度。常用的特征有lightness、darkness[30-31]等。

3）线条（line）是在某物体表面的连续的标记。主要有2种：强调线和非强调线。强调线，又称轮廓线，勾勒出了一个物体的轮廓或边缘，而非强调线则用于描述那些轮廓和边缘未可堪称重要的作品。不同的线条给人不同的感觉，如水平线代表平静，给人轻松的感觉，垂直线代表强度与稳定，对角线代表紧张，曲线则表示运动。通常用于描述线条的特征有通过霍夫变换计算的静止和动态线条的数量和长度[30]。

4）纹理（texture）用于描述物体的表面质量（surface quality），有的艺术家使用平滑的纹理，也有的人喜欢用粗糙的纹理。常用的有基于小波的特征、Tamura特征、灰度共生矩阵[30]以及LBP特征。

5）形状（shape）是平的，具有2个维度：高度和宽度。Lu等人使用圆度（roundness）、角度（angularity）、简单性（simplicity）和复杂性（complexity）来描述形状[32]。

（6）形式（form）具有3个维度，即高度、宽度和深度，因此形式具有体积。

（7）空间（space）指物体之间、上面、下面或物体内部的距离或面积。

除了目前常规通用的底层表达，也有部分工作开始提取中层或高层的特征。Machajdik和Hanbury[30]提取了包括Level of Detail、Low Depth of Field、Dynamics和Rule of Thirds在内的构图（composition）作为中层特征，同时也发掘包括人脸、皮肤在内的图像内容（content）作为高层特征。Solli和Lenz使用每个兴趣点周围的情感直方图特征和情感包（bag-of-emotion）特征来对图像进行分类[27]。Irie等人提取基于情感的音频-视觉词组包（bag of affective audio-visual words） 的中层特征以及隐主题驱动模型来对视频进行分类[33]。

3.2 常用的机器学习方法

图像情感分类一般可建模为标准的模式分类问题，常用的分类器都可以用来解决此问题。根据建模过程，其中的有监督学习即可以分为生成式学习和判别式学习。相应地，判别式学习就是直接对给定特征条件下标签的条件概率进行建模，或者直接学习一个从特征到标签的映射，如Logistic回归和支持向量机（SVM）等。生成式学习则分别对类别先验和似然进行建模，而后再利用Bayes法则来计算后验概率，如高斯判别分析和Naive Bayes。当处理多类分类时不仅可以直接采用多类分类器，也可以转换成多个二值分类问题，常规策略有“一对一”分类和“一对多”分类。多种分类器可用来实施图像情感的分类，其中进入使用流行的主要有Naive Bayes[30]、Logistic回归[34]、 SVM[32，35-36]和稀疏表示等。

一般情况下，图像情感回归建模为标准的回归预测问题，即使用回归器对维度情感模型中各个维度的情感值进行估计。常用的回归模型有线性回归、支持向量回归（SVR）和流形核回归（manifold kernel regression）等。当前有关图像情感回归的研究仍属少见，已知的只有使用SVR对VA模型所表示的情感尝试，并实现了回归[32，35]。

目前，已知的用于图像情感检索的方法主要有SVM[36]和多图学习[37]等。

3.3 现有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3.3.1 所提取的底层特征与图像情感之间存在语义鸿沟

目前的图像情感识别方法主要仍是基于学习的方法，因此学习时所使用的特征决定了最终学习的分类器或回归预测器性能的优劣。而时下绝大多数工作所提取的特征主要是基于艺术元素的底层特征，这就使得“情感鸿沟”极为显著，学习所得的分类器的分类准确率较为低下，回归预测器的预测结果误差较大。基于此，如何进一步缩小这一鸿沟，即改进特征与情感类别或情感得分之间的映射关系，即已成为气候工作的研究重点。

3.3.2 ]有从脑科学、心理学及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发

情感表达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向，现有的从计算机的角度进行情感表达的工作大多都未曾引入脑科学、心理学及艺术学等产生的丰硕研究成果，这极大地限制了图像情感表达领域的发展、推进和完善。

在进行艺术作品创作时，艺术家不仅仅需要使用艺术元素，而且还要研究艺术原理，即把艺术元素进行组织与排列以产生特定语义与情感的各类规则。因此，使用艺术原理作为描述情感的中层特征，可能会对情感识别产生一定的帮助。

3.3.3 没有考虑个性化的情感识别

目前绝大多数的情感识别工作对情感的处理都是基于期望情感的[38-39]，即图像拍摄者或电影制作者创作作品时希望读者产生怎样的情感，或者基于大众化情感，即大多数人所产生的类同式情感。这样做虽然便于研究，但却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人的情感具有宽泛的主观性，例如喜欢看恐怖片的人可能觉得这部影片并不恐怖。也就是说，不同人对同一图像的情感反应是不同的，即情感评价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对同一图像的情感反应也有可能出现不同，即情感评价是因时而异的。因此，课题重点就是需要研究每个人的真实情感。

要想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为每个人都建立一个数据库。人工标记显然费时、费力，不过，把社交媒体中人们对图像的评价作为对图像情感的理解将不失为是一种近便且准确的方法。同时，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对社交媒体中情感的传播和影响进行建模，即人们某时刻对图像情感的理解可能受当时朋友情感的影响。

如果说只考虑期望情感将太过泛化，那么个性化的情感识别却可能过于特殊，并且为之产生的计算复杂度还会很高。因此，介于期望情感和个性化情感之间的群体情感就可能会是一个合理的适用性解决方案。所谓群体情感，是指具有相同教育背景、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人对同一幅图像所产生的情感是相似的。

3.3.4 高层语义和情感的理解相互制约

人们产生情感，是由特定的知识背景与特定的语义所共同决定的。那么，考虑基于语义的图像情感识别就应该更具备克星的真实性。但是，对图像语义的研究本身即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疑难课题，这将使得运用语义进行情感识别还存在很大的困难。如果图像语义分析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后，图像情感识别也必将获得根本性解决。

3.3.5 目前用于情感表_测试的数据库规模很小

现有已公布的图像情感数据库规模很小，大型的仅在2 000左右，小型的仅有200，这也限制了图像情感表达的迅速发展，首要就是无法运用统计的思想和理论来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则。而与此同时，社交网络即给出了一种可能的应对方案，如何利用社交网络上的大规模数据提高图像情感的识别率，挖掘图像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则需要研究学界的更大关注与投入。

3.3.6 没有适用于图像情感识别的理想学习策略

语音情感识别之所以发展得比较迅速，即是因为得到了与语音表达的机制相关的混合高斯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的有效技术支撑。但是目前适用于图像情感识别的学习策略或分类方法却仍显匮乏，而这又需要脑科学和机器学习等交叉领域研究的进化、提升与发展。

4 结束语

研究图像情感计算，实现对图像情感语义的分析对认知心理学、行为科学、计算机视觉、多媒体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理论和技术发展均有促进作用。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已有较多的相关工作获得发表、并进入实践。但是，图像情感计算的研究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仍有众多问题未获解决。本文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

参 考 文 献

[1] Picard R W. Affective computing[M]. London， England： MIT Press， 1997.

[2] PANG B， LEE L. Opinion min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J]. Information Retrieval， 2008， 2 （1/2）： 1-135.

[3] YANG Y H， CHEN H H. Machine recognition of music emotion： A review[J].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 2012， 3 （3）： 40.

[4] RODA A， CANAZZA S， De POLI G. Clustering affective qualities of classical music： beyond the valence-arousal plane[J]. IEEE Transactions on Affective Computing， 2014， 5 （4）： 364-376.

[5] ZHAO S， YAO H， WANG F， et al. Emotion based image musicalization[C]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and Expo Workshops. Chengdu， China： IEEE， 2014： 1-6.

[6] WANG W， HE Q. A survey on emotional semantic image retrieval[C]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age Processing.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IEEE， 2008：117-120.

[7] JOSHI D， DATTA R， FEDOROVSKAYA E， et al. Aesthetics and emotions in images[J].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2011， 28 （5）： 94-115.

[8] WANG S， JI Q. Video affective content analysis： a survey of state of the art methods[J]. IEEE Transactions on Affective Computing， 2015， 6 （4）： 410-430.

[9] ZHAO S， YAO H， SUN X， et al. Flexible presentation of videos based on affective content analysis[C]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Modeling. Huangshan， China： Springer， 2013： 368-379.

[10] ZHAO S， YAO H， SUN X， et al. Video Indexing and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Affective Analysis of Viewers[C] //Proceedings of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Scottsdale， AZ， USA： ACM， 2011： 1473-1476.

[11] ZHAO S， YAO H， SUN X. Video classific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affective analysis of viewers[J]. Neurocomputing 119： 101-110， 2013.

[12] WANG S， LIU Z， LV S， et al. A natural visible and infrared facial expression database for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nd emotion inference[J].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2010， 12 （7）： 682-691.

[13] LUCEY P， COHN J F， KANADE T， et al. The extended Cohn-Kanade dataset （CK+）： A complete dataset for action unit and emotion-specified expression[C] //Proceedings of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Workshops. San Francisco， CA， USA： IEEE， 2010： 94-101.

[14] YIN L， WEI X， SUN Y， et al. A 3D facial expression database for facial behavior research[C]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tomatic face and gesture recognition. Southampton， UK： IEEE， 2006： 211-216.

[15] DARWIN C， EKMAN P， PRODGER P.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M]. New York，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72/1998.

[16] JAMES W. What is an emotion？[J] Mind， 1884（34）：188-205.

[17] CANNON W B. The James-Lange theory of emotion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and analternative theory[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27， 39 （1/4）： 106-124.

[18] LAZARUS R S. Progress 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relational theory of emotion[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46 （8）： 819.

[19] 王志良. 人工情感[M]. 北京： C械工业出版社， 2009.

[20] 陈俊杰. 图像情感语义分析技术[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

[21] EKMAN P. An argument for basic emotions[J]. Cognition & emotion， 1992， 6 （3/4）： 169-200.

[22] IZARD C E. Basic emotions， relations among emotions， and emotion-cognition relations[J]. Psychology Review， 1992， 99： 561-565.

[23] MIKELS J A， FREDRICKSON B L， LARKIN G R， et al. Emotional category data on imag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2005， 37 （4）： 626-630.

[24] PLUTCHIK R. Emotion： A psychoevolutionary synthesis[M]. New York， USA： Harpercollins College Division， 1980.

[25] BENINI S， CANINI L， LEONARDI R. A connotative space for supporting movie affective recommend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2011， 13 （6）： 1356-1370.

[26] RUSSELL J A， MEHRABIAN A. Evidence for a three-factor theory of emotion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77， 11 （3）： 273-294.

[27] SOLLI M， LENZ R. Color based bags-of-emotions[C]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alysis of Images and Patterns. M¨unster， Germany：Springer， 2009： 573-580.

[28] Dietz R， Lang A. Affective agents： Effects of agent affect on arousal， attention， liking and learning[C]//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Technology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 USA： Springer， 1999.

[29] YANULEVSKAYA V， Van GEMERT J， ROTH K， et al. Emotional valence categorization using holistic image feature[C]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age Processing.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IEEE， 2008： 101-104.

[30] MACHAJDIK J， HANBURY A. Affective image classi?cation using features inspired by psychology and art theory[C] //Proceedings of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Firenze， Italy： ACM， 2010： 83-92.

[31] WANG W N， YU Y L， JIANG S M. Image retrieval by emotional semantics： A study of emotional space and feature extraction[C]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Taipei， Taiwan： IEEE， 2006： 3534-3539.

[32] LU X， SURYANARAYAN P， ADAMS J R B， et al. On Shape and the Computability of Emotions[C] //Proceedings of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Nara， Japan： ACM， 2012：229-238.

[33] IRIE G， SATOU T， KOJIMA A， et al. Affective audio-visual words and latent topic driving model for realizing movie affective scene classific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2010， 12 （6）： 523-535.

[34] BORTH D， JI R， CHEN T， et al. Large-scale visual sentiment ontology and detectors using adjective noun pairs[C] //Proceedings of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Barcelona， Spain： ACM， 2013： 223-232.

[35] ZHAO S， GAO Y， JIANG X， et al. Exploring Principles-of-Art Features for Image Emotion Recognition[C]//Proceedings of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Orlando， FL， USA： ACM， 2014： 47-56.

[36] WU Q， ZHOU C，WANG C. Content-based affective image classification and retrieval u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s[C]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fective Computing and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Beijing， China： Springer， 2005：239-247.

[37] ZHAO S， YAO H， YANG Y， Zhang Y. Affective Image Retrieval via Multi-Graph Learning[C]//Proceedings of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Orlando， FL， USA： ACM， 2014： 1025-1028.

[38] HANJALIC A. Extracting moods from pictures and sounds： Towards truly personalized TV[J].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2006， 23 （2）： 90-100.

[39] HANJALIC A， XU L Q. Affective video content representation and modeling[J].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2005， 7 （1）： 143-154.

篇6

一、南昌大学校园媒体现状分析

目前，高校校园媒体信息传播呈现新旧并轨的状态，既有包括校报、校园广播以及校园电视台在内的传统媒体，又包含了校园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由多种媒体形式组成的校园信息传播体系，成为传播校园信息、丰富校园文化的载体，建构了引导高校舆论、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南昌大学校园媒体体系主要概况如下：

（一）校报《南昌大学报》

《南昌大学报》是校党委的机关报，是校党委的“喉舌”，以“办报育人”为己任，内容贴近校园文化和高校实际。《南昌大学报》为旬刊，共4版，版面分别由第一版首版，第二版深度报道，第三版校园生活和第四版副刊组成，目前已发行电子版。

《南昌大学报》的内容由直属于南昌大学党委宣传部的昂扬记者团采编，包括校园生活的新闻策划和采写、校园重大新闻专题报道策划以及对社会重大新闻事件进行时评采写。校报拥有报纸的传播长处，它记录性好，便于反复阅读，亦可作为资料长期保存，同时选择性强，可以自由安排时间、选择内容来阅读。基于这些优势，《南昌大学报》充分发挥其宣传办学水平、打造交流平台和进行思想教育的作用。

（二）南昌大学电视台

南昌大学电视台，简称NCUTV，以“新闻立台、教学兴台”为指导思想，主要版块包括昌大新闻、校园生活、前湖访谈、影像昌大、家庭幽默录像和校园文化，是校党委的宣传教育阵地，是全校电视新闻、节目及各类专题的制作平台，并承担全校学生电视媒体实践的教学任务。

南昌大学电视台设有4个职能部门，分别是总编室、新闻部、制作部和节目部，拥有60平米新闻演播室、400平米演播厅、高清数字摄像机和编辑、录制系统、支持1000小时标清存储管理的媒资系统。全校电视新闻宣传、校园文化及学术活动的全程录制、学校大型晚会直播和录制等活动均由南昌大学电视台制作。下设大学生电视记者团，方便学生进行节目策划、电视摄像、新闻写稿、后期制作等实践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三）南昌大学广播台

南昌大学广播台包括青山湖校区广播台和前湖校区广播台。青山湖校区广播台成立于1958年，前身为江西大学广播站和江西工业大学广播站，1993年批准合并。电台节目采用调频发射，收听频率为FM76.0MHz，全天播音5小时，设有播音编辑部，运营监控部及广告市场部。2004年，南昌大学前湖校区开办校园广播电台“昌大之声”，主要内容包括校园新闻资讯、体坛快讯、食面八方、榕树咖啡厅等20档精品栏目，丰富校园精神文明建设。

（四）校刊新闻杂志《昌大学生》

《昌大学生》是南昌大学唯一一本校刊新闻杂志，以“做昌大人自己的新闻”为理念，是学生通讯社的新闻平台，前身为创刊于2005年的《学工简报》杂志。内容上设有“前线”、“时话拾说”、“视线”、“封面故事”、“人物”等版块，关注校园动态，立足新闻前沿。排版上采用彩色排版，为受众提供多种阅读方式。2011年，《昌大学生》创办电子版，并添加副刊《走神》。每期《昌大学生》会免费发放至校园受众，此外还可以通过电子版订阅、下载电子杂志等方式阅读杂志，并对杂志提出建议和发表阅读感想。

（五）南昌大学家园网

南昌大学家园网于2000年创办，是南昌大学最早的、由学生自主制作、管理、维护的校园新闻综合网站。部门运作由中心组领导，实行站长责任制。创办近10年来，南昌大学家园网成为南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网上引导平台、学生工作的网上宣传平台、服务学生的信息平台、家校多方的网上交流平台。

南昌大学家园网创办至今，形成了包括以校园新闻、学生工作、校园文化、校园资讯、家园社区为中心的五大板块，为学生提供与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服务。学生工作版块包含学工要闻、学院动态、通知公告、学生党建、学生资助、学生教育、公寓管理、学生管理、信息查询、院系考核等栏目。校园文化版块下设前湖之风、前湖大舞、前湖诗会、前湖之韵、前湖赛场、青蓝论坛等栏目。校园资讯版块主要有团学时空、招生就业、昌海国防、教务在线等栏目。家园社区涵盖博客话题、百事通、跳蚤市场、相册聊天室等项目。

（六）南昌大学微博汇

微博是基于Web　3.0平台新兴的开放互联网社交网络平台，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电脑上传文章和图片，即刻表达博主的心情与状态。从其传播特性来看，微博具备手机发送文本的功能，这使高校学生广泛使用微博成为可能。同时，微博的影响力基于博主被关注的数量，在高校范围内，微博用户的信息吸引力越强，其影响力就越大。在这种发展趋势下，高校教育微博平台的建立，促进了校园信息流通，推进了高教事业信息化发展。目前，南昌大学建有南昌大学微博汇官方微博、南昌大学家园网官方微博、南昌大学青年志愿者官方微博等，促进了高校信息资源共享。

二、南昌大学校园媒体功能分析

由于传播环境不同，相对于其他媒体而言，校园媒体拥有独特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及时传播信息、搭建沟通平台

从新闻学角度来说，信息是指能够消除受信者不确定性的东西。因此，提供信息，是校园媒体的首要功能。师生需要校园媒体，首先是因为它能满足师生获取信息的需求。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师生这个受众群体，既有普通受众的特点，又有其特殊性。除了接触主流媒体之外，对于校园各类信息的需求促使师生关注校园媒体。在这种条件下，校园媒体则充分发挥沟通信息主渠道的功能。

通过南昌大学校园媒体现状分析，笔者发现，校园媒体形式各异，却均以校园信息作为其主要传播内容。比如，学校工作决策和发展措施与师生切身权益息息相关，是师生群体关注的焦点。校园媒体第一时间为师生解读学校决策和公布校园日常管理事项，促进了校园内部的沟通互动，推动了校园舆论环境建设。此外，校园媒体还将报道重心放在为师生答疑解惑上，回答师生所关心、所渴望了解的情况，搭建家校沟通平台。在校报、家园网等校园媒体上，开设了信息反馈这一板块，为师生表达建议、提出问题、发泄情绪、疏通矛盾提供了平台，发挥了和谐校园舆论建设的的“减压阀”作用。

在这种良性循环中，校园媒体“上情下达”、“上下通透”的角色，既能反映来自师生的意见和建议，又能及时准确地权威信息，增强了校园媒体传播的正效应。同时，经由校园媒体传播的信息，构成了社会各界了解学校的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校园媒体培养了师生的集体荣誉感，为外界了解学校和信任学校提供了渠道，为学校长远发展营造了和谐的外部环境。

（二）宣传引导并重、构筑舆论环境

宣传与信息传播一样，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现象，两者相互融合。从新闻学角度看，宣传时运用具有含义的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进而影响受众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行为。当代大学生身处信息爆炸时代，能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能否正确地认识外部环境，对其成长至关重要。因此，高校校园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应发挥其宣传引导作用，为校园构建正确的舆论环境。

校园媒体在校园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是材料的提供者和意见的反馈者，同时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首先，校园媒体通过向师生提供源源不断的信息，形成校园信息环境，作用于师生的认知。通过校园媒体内容分析可以发现，正面宣传学校党委的决策、构建和谐校园建设方面的内容占校园媒体信息传播的主体，这一举措，潜移默化地对师生进行舆论引导。其次，校园媒体通过具体报道引导师生意见。在对事实的报道中，校园媒体通过宣传先进人物事迹、关注校园热点问题来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为和谐校园建设提供精神支持。比如，南昌大学校园媒体在关于“大学最美教师石秋杰老师”的专题中，通过报道石秋杰老师爱岗敬业、潜心科研、爱生如子的感人事迹，全校教师掀起学习师风师德。由此可见，校园媒体在导向校园舆论的作用是强大的。正确利用这种作用，将为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舆论环境、发挥校园舆论正面效应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培养学生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学生培养是高校工作的核心。校园媒体从内容形式，到采写编播，都围绕着学生展开。首先，校园媒体报道的内容贴近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拥有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贴进性。

其次，各个校园媒体下，均设有由学生组成的采写编播团队。在部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巩固所学的知识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昌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高校校园媒介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调查及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1XSZ06。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篇7

孔子学院自2004年成立以来，便在不断扩大与发展，截至2015年底，全球13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策略，孔子学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孔子学院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已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1]。不仅如此，师资力量不足、教材短缺一直阻碍着孔子学院的发展[2]。于是，孔子学院在线教育模式便应运而生。

近年来，发展孔子学院在线教育更是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提上日程。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正在推动传统学校教育进行改革和重构，在教育信息化和“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发展孔子学院在线教育显得尤为重要。[3]

孔子学院目前主要以面授和使用纸质教材为主，未来转型后应实现以现代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主的模式，而网络孔子学院作为面授教学方式的重要补充，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设网络教学环境，全方位拓展对外汉语线上教学，是教学模式的一种创新，也是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4]。然而，与当今时展需要所不匹配的是，关于网络孔子学院的实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文献屈指可数。

本文以孔子学院在线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网络孔子学院的发展为着眼点，通过对其运行模式、涵盖内容等方面的调查，结合作者自身体验网络孔子学院教学模式的感受，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当今网络孔子学院实施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网络孔子学院发展现状

（一）网络孔子学院发展概述

2014年5月，网络孔子学院在线课堂正式上线，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主办，是服务于全球汉语爱好者及全球孔子学院师生的综合性、权威性门户网站，肩负着提供汉语教学资源、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体验网上即时互动与个性化服务的重要责任。截至2016年5月5日，网络孔子学院学生数量已超54.6万人，授课教师共计4123人，在线课程超过30万堂。

（二）网络孔子学院的功能定位

网络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免费提供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资源的平台，在功能的构建与内容的组成上已经具有初步完善的模型，主要分为以下4个模块：具有教学功能的新闻带读；具有互动功能的在线学习课件与模拟考试；展示各地孔子学院风采的报道，包括孔子学院的名师讲堂视频；中国文化集锦资料库（如中医、艺术、文学、功夫、美食、茶酒、民俗、文化遗产等）[5]。同时，网络孔子学院作为实时互动类在线授课系统，能够让教师一边播放PPT进行讲述，一边与学生进行语音沟通。此外，在线课堂具有画笔和投票功能，已登录的会员还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与教师进行交流。[6]

（三）网络孔子学院的网站构建

1.涵盖范围

网站设有58个频道，涵盖汉语学习、中国文化、教学资源、互动社区、孔子学院五大内容领域，拥有汉语、英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俄语、韩语、日语、泰语等语言版本，了1.2万多个不同类型的学习课件，以及近千小时的音视频多媒体内容，为全球汉语学习者、教师以及中国文化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汉语学习资源和多彩的文化内容，并为用户学习汉语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和支持，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提高孔子学院的国际影响力。

2.课程内容

网站提供可供互动的在线课堂、点播课、可回访的课堂和直播课堂预告四类学习模式，按授课内容可分为综合文化、商务汉语、旅游、交际汉语、基础汉语、认证培训、人物、教学资源、中医、艺术、文学、功夫、美食、茶酒、民俗、文化遗产、电影、娱乐、新闻19类。学习者可以通过对课堂、系列课或教师的搜索找到自己想学习的课程，课程内容广而全，包含了中国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3.服务功能

首先，在系统功能方面，网站支持多种语言，同时拥有完善的搜索功能。访问者可以通过内容分类、授课语言、难度级别、适用人群、课程形式、教学目的、内容属性等对所需课程进行细致筛选，以获取理想的n程（见表1）。

其次，在用户资源管理方面，网站有较为完善的体系。注册用户可以在用户后台查询到曾经进入的课堂、系列课程版块，曾经下载的课件；网站还会记录用户的学习轨迹，方便用户复习。

最后，在客服服务方面，网络孔子学院的表现也可圈可点。网站设置了“帮助中心”和“在线客服”，6位客服每天工作时间均为6小时，用户可以联系客服，提出建议、投诉或交涉合作事宜。

二、网络孔子学院存在的问题

（一）网站各语言版本信息不同步

通过对比中文、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四种不同语言的网站版本发现，在多个语言版本中，中文版的更新较为及时，其他三个版本的内容更新存在延迟现象，且各网站的内容有70%以上的不同。总之网络孔子学院多语种版本的内容更新速率差异大，外语版本的更新速度相对滞后。[7]

（二）注册方式不便利

网络孔子学院的合作平台是新浪微博和腾讯QQ，两者是中国大众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虽然网站设置有脸谱网和推特的链接，但用户无法连接注册[8]，无法进行评论交流，这也直接导致了在线课堂中的听众几乎全为“游客”，而网站规定“游客”无法在课堂上发言、在课程结束后发表评论，或与教师进行交流。这种由注册方式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三）教师开课资格有待考察

笔者通过对网络孔子学院在线课堂的大量考察发现，由于网站属于公益性质，大多数教师年龄小、资历浅，对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其怀着“一腔热血”开设课程，但其在不具备相应素质和缺少经验的情况下难免会出错。与此同时，笔者发现有些教师在开设中英双语课程时，双语水平不足，这对于语言教育来说是很不利的。此外，教师在开课前并未接受相关指导和培训，在教学方式和课程内容的把握上难免有所欠缺。

（四）教学内容的表现形式单一

网络孔子学院在线教学的主要方式是播放PPT。主讲教师坐在电脑前通过PPT授课，但PPT必须经过转码后才能呈现在课堂中，这也导致PPT无法显示动态效果，只能以简单的文字和图片形式呈现[9]。部分主讲教师全程几乎只是简单地逐字逐句念着PPT上的文字，这种带读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求学者的需要。

（五）师生联系与互动有限

在短短几十分钟的课堂上，由于学生很少发言，“游客”无法发言，师生之间的互动十分有限。学生在课堂上的问题无法得到解答，在课后难以获得教师的联系方式进行咨询，网络孔子学院也没有提供相应平台供学生之间进行问题讨论与交流，这显然不利于学生了解和消化知识。

（六）学生难以选择合适的课程

网站只将课程分为了入门、初级、中级、高级四个等级，这种分类方式很难使学生真正了解自己的中文水平，进而难以选择相应的课程。加上不同的教师对于学习难易程度的理解也不一样，学生在选择课程时难免会因为缺少系统性教学而“少学”“漏学”，无法形成知识体系。

（七）学生学习动力难以维持

网站没有对学习者设立督促机制，学习与否、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完全取决于用户个人喜好，因此学生的学习动力难以维持。

三、网络孔子学院发展建议

（一）加强网站建设

在网站更新方面，网络孔子学院应提高各语言版本的更新速度，尽量做到与中文版步调一致，同时努力开发更多的语言适用版本，以满足更多国家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在注册方式方面，推进与脸谱网、推特等国外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合作，方便用户注册学习；在教师资格考核方面，应设立调查小组和监管机构，对开课教师的学历、语言能力、发音水平、教学方式等进行测试，并将不符合资格的教师剔除，对即将“上岗”的合格教师加以培训和指导。

（二）改善教学方式

网络孔子学院应提供更多功能的教学系统，如作业系统、测试系统等，作为在线课堂的补充内容。还可以增加一些趣味功能，如“击鼓传花”的点名机制等。此外，可以设置课后作业批改系统，这不仅有助于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纠正错误，更能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使教学事半功倍。此外，可以建设论坛，方便师生、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同时完善教师个人主页，使学生可以通过留言或聊天窗口跟授课教师进行课后沟通。

（三）丰富网站功能，吸取国外同类网站经验

针对学生选择课程难的问题，笔者认为网站可以提供“汉语能力水平测试”，在用户注册后即通过简单而全面的测试系统对用户汉语水平进行评分，并推荐相应的课程。这不仅使用户对自身汉语能力有更准确的认识，更有益于其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此外，对于系列课程而言，网络孔子学院可以提供对教师的“关注”功能或课程更新的“提醒”功能，方便用户跟进学习进度，第一时间掌握最新信息。

德国的歌德学院网站、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网站等设置模式对网络孔子学院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歌德学院网站和塞万提斯学院网站均设置了在线测试功能，系统根据测试结果显示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为学习者选择适合的课程提供了参考。[10]

（四）借鉴国内相关网站优势

国内的一些在线教育网站也值得网络孔子学院学习。例如，教育部、财政部在“十二五”期间启动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支持建设的高等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爱课程”网系统，其在学习社区、学习群组、学习笔记和个性化设置方面别具一格。学习社区可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记录自身感悟，与他人共享学习资源、学习笔记，交流学习心得。学习群组则是课程交流平台，设置有课堂互动、答疑解惑、学习笔记、资料分享和教学活动等专题，学生可以在课后与教师充分交流，并及时了解课程的最新消息。果壳网的“签到”功能和“广场”功能等个性化设置也值得网络孔子学院参考。“签到”功能可以起到督促学习的作用；“广场”功能可以让学生发表帖子进行讨论（类似百度贴吧的交流模式），起到提升学习动力的作用。

（五）结合当地文化背景

孔子学院应当重视个性化和国别化的学习，根据当地居民不同的学习需求设置不同的教学内容[11]。在此基础上，不断更新网站页面O计，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以适应求学者的学习需求。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终身学习”概念的普及，在线教育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传统教育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网络一代的学习者更习惯于“不教”的学习方式。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将当今信息时代的年轻人称为“APP一代”。他指出，这一代人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习惯于从网络、电视、动画中学习，对依赖课本和辅助材料获得信息的学习与授课方式越来越没有耐心[12]。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国际上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有了学习汉语的需求，“汉语热”席卷全球。可以说，网络孔子学院的建立是适应时展和人民需求的。网络孔子学院应基于自身承担的责任，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发网络汉语教学的在线资源和软件资源，营造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信息的沉浸式虚拟环境，为汉语学习者及汉语教师提供在线学习、汉语新闻、精品课件等相关资源，方便汉语爱好者自学[13]。网络孔子学院的课程，除了丰富汉语教学的内容外，还应在汉语师资培训、教学教法改革等方面进行探索，最大化地利用网络资源，采用最新的网络教学手段，“将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送达到地球最偏远的角落[14][15]，将在线教育与孔子学院发展相联系，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融合，赋予孔子学院新的时代意义。[16]

参考文献：

[1]Wheeler Anita.Cultural Diplomacy， Language Planning， and 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 Confucius Institute[J]. Journal of Asian & African Studies， 2013（2）：117-131.

[2]Li J. Chinese University 3.0 in a Global Age： History， Modernity and Future[M]//Chour&J Spangler. Chinese Education Models in a Global age： Transforming Practice into Theory. Singapore：Springer. 2016（1）：15-35.

[3][12]T维智.不教的教育学――“互联网+”时代教育学的颠覆性创新[J].教育研究，2016（2）：37-49.

[4]詹春燕，李曼娜.孔子学院的可持续性发展：指标、模式与展望[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78-82.

[5]李畅.网络孔子学院的运营策略分析[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2：1-2.

[6]方贻聪.“慕课”对网络孔子学院在线课堂的启示[J].亚太教育，2015（27）：295-296.

[7][10]高晶.网络孔子学院与国际同类网站的对比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12：3-29.

[8][9]黄艾.网络孔子学院：优势与不足[J].对外传播，2012（9）：41-43.

[11]王妹妹.针对孔子学院的网络教学研究[J].文教资料，2011（10）：197-198.

[13]周满生.加强孔子学院建设的几点认识[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0）：60-62.

篇8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5）10-0008-05

社会领域是幼儿园五大课程与教学领域之一。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幼儿社会性发展与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为了解当前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与教育的研究状况，笔者收集了2011年至2013年与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与教育相关的最新研究文献，包括相关著作、国内外相关专业期刊、硕博论文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文献梳理，综述如下。

一、关于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特点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了解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特点与影响因素是对学前儿童进行社会性教育的基本前提。研究者在这两方面做了许多研究。

1.关于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特点的研究

马婷婷（2013）采用陈会昌编制的《儿童社会性量表》，对245名3～6岁幼儿进行了调查，以研究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性别、年龄特征。调查发现，在社会性发展的总分上幼儿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年龄差异显著。〔1〕张莅颖、孙敬（2012）选取河北保定市186名4～7岁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同样采用陈会昌编制的这一量表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与常模相比，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总分符合常模正态分布;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总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孩总分高于女孩;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总分随年龄增长、家庭定居市区时间的增加及母亲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2〕

围绕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研究者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讨。例如：吴育红（2012）分析了幼儿同伴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指出城市化生活压缩了幼儿同伴交往的空间，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幼儿缺少交往对象，教育者的教养观念也影响了幼儿的同伴交往。〔3〕郭苗苗（2012）对自由活动中大班被忽视幼儿的同伴交往行为进行了个案研究。〔4〕张凤（2011）则运用问卷调查法、情境访谈法和现场观察法，对5～6岁幼儿的同伴冲突解决策略进行了探究。〔5〕王芳、刘少英（2011）选择了3个班级的幼儿，对他们的同伴关系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追踪研究，以探究幼儿同伴关系的发展特点及交往能力的培养策略。〔6〕有研究者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特点进行了研究。赖佳欣、杨恒、郭力平（2012）通过层层递进的7个分享实验，考察了不同教育环境中3岁和5岁幼儿的分享行为特征，结果发现，5岁幼儿利他趋向显著高于3岁幼儿，且5岁幼儿在分享行为中已表现出一定的策略性;幼儿的分享行为不存在明显性别差异;教养环境会影响幼儿的分享行为;在无涉自身利益或关涉自身利益但无法把控结果的情况下，幼儿的分配行为更趋公平。〔7〕赵科等人（2013）则采用《儿童气质教师问卷》和《幼儿责任心问卷》，对357名4～7岁幼儿进行了调查，以研究不同气质类型幼儿的责任心发展特点。〔8〕罗丽（2012）就3～6岁幼儿分享行为的特点、动机与影响因素，对北京市598名幼儿的分享行为和动机开展了教师评定问卷调查，并且对2所幼儿园240名幼儿的分享动机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1）随着年龄的增长，3～6岁幼儿分享行为的表现越来越好，但幼儿分享行为的发展不是匀速的，4～5岁是幼儿分享行为发展的关键时期。（2）在分享行为的发生频率、类型及水平上，女孩的得分显著高于男孩。（3）幼儿分享行为的动机可分为同情利他、获得朋友、外貌吸引、不喜欢分享物、服从规范、逃避惩罚和互惠互利等七种。在有动机提示情况下，幼儿的分享行为显著优于没有动机提示时的表现。（4）同情利他是3～6岁幼儿分享行为的主要动机，但不同年龄幼儿的分享行为动机类型分布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分享行为的动机日趋复杂。〔9〕李灵子（2011）对2～3岁幼儿的同情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10〕钟佑洁、李艳华、张进辅（2012）基于社会信息加工模型理论，运用问卷调查法和个别访谈技术，对幼儿攻击行为的一般特征及其社会信息加工过程进行研究，以探讨身体攻击幼儿和关系攻击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研究表明，3～6岁幼儿的攻击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孩的攻击行为多于女孩，身体攻击幼儿和关系攻击幼儿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信息加工缺陷。〔11〕曾娟、谷中玉（2012）通过自然观察法对混龄班幼儿引发同伴冲突的原因进行探究，发现动作意图误解、故意挑衅、物品争议、空间和位置争议是引起混龄班幼儿同伴冲突的主要原因，研究者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帮助混龄班教师更好地处理幼儿间的冲突。〔12〕

2.关于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有相当数量的研究集中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等家庭因素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刘丽莎等人（2013）在一项短期的跟踪调查中发现，父亲参与教养的质和量都会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有重要影响。〔13〕刘国艳、陆克俭（2012）为了解婴幼儿早期社会性发展与母亲个性的关系，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深圳市22 所托幼机构亲子班的867 名月龄为30～36个月的婴幼儿的母亲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婴幼儿早期社会性发展异常与母亲的情绪不稳定有关。（2）母亲的个性特点对婴幼儿早期社会性发展有预测意义，如母亲情绪不稳定是导致婴幼儿出现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原因之一，又如母亲外向型的个性特点有利于婴幼儿早期社会性的良好发展。〔14〕薛建梦（2013）发现祖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对幼儿社会性发展有重要影响。〔15〕许凤麟、牛静静（2013）发现特殊结构家庭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有重要的负面影响，如导致幼儿自制力差，社会认知偏差等。〔16〕张彩霞（2013）则研究了家里的电视等媒体设备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17〕国外研究者也研究过电子设备等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例如，Yongsuk Kim等人（2012）研究了用多媒体播放童话故事与幼儿亲社会行为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多媒体条件下，听童话故事有利于显著提高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尤其是帮助和分享行为。〔18〕

正如钱立英（2012）在其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述评中指出的那样，当前对幼儿社会性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学校和同伴关系三个方面。〔19〕除家庭因素外，幼儿园教师和同伴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刘海红（2012）利用有关幼儿间发生纠纷及教师介入处理的录像，对日本幼儿园教师进行了访谈，了解其是如何看待幼儿纠纷及教师的介入的。结果表明，教师们普遍认为幼儿间发生的纠纷对幼儿的成长有帮助，可以提高幼儿的社交技能。教师应适时、适当地介入幼儿的纠纷，可先对幼儿的感受表示理解，等幼儿情绪稳定后，再鼓励幼儿思考解决办法。教师重视利用纠纷让幼儿学习理解他人，学会换位思考。〔20〕王振宇（2012）指出，儿童早期的性别化发展对其今后人格的最终形成和社会适应程度具有深远影响，呼吁人们关注幼儿园男女教师比例悬殊以及幼儿性别化发展问题。〔21〕

二、关于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研究

3～6岁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阶段，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实施效果会直接影响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因此，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也是研究者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从这三年的相关研究文献看，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关于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相关研究多采用文献分析法。研究者主要通过查阅教育家文集及各个历史时期有关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文献资料，试图以古观今，分析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发展趋势，提出对当今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意见建议，并预测今后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发展方向。例如，梁瑞雪（2013）整理了我国不同时期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特点，分析了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发展趋势。〔22〕李彦琳（2012）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幼儿道德教育的变革。〔23〕甘剑梅（2011）对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内涵、性质及社会地位进行了梳理，认为社会领域教育具有常识性、道德性、生活性、人文性等特点，认为社会领域教育在幼儿园课程体系中应占据导向性地位。〔24〕

2.关于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对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等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然而，有研究者将《纲要》与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实践联系起来分析发现，《纲要》提出的目标失之于宽泛笼统，对一些教学经验不足的教师来说，指导性和操作性都不强。嵇B（2012）具体分析了中、美、日、英、俄五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目标，发现中国对相关目标的界定不够全面、相对空泛。〔25〕于开莲（2012）从结构和具体内容两方面详细比较了我国不同地区（上海、香港）以及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目标，发现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均强调了幼儿自我系统的发展、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的建立、对他人的理解与认识及关爱和尊重、遵守社会行为规则和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认识周围环境等方面。〔26〕2012年底，教育部出台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之前《纲要》提出的相关目标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本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目标失之宽泛笼统，指导性和操作性不强的问题。

3.关于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实践的有效性

研究者试图通过分析目前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实践的现状，寻找对幼儿社会性发展最有利的教育方式和实施路径。嵇B（2012）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幼儿园社会领域集体教学活动内容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当前幼儿园社会领域的集体教学活动在内容安排上不够均衡，比较受重视的内容是“亲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社会文化与节日庆典”“社会环境”“情绪情感”等，而有关“个性品质”“生活技能与行为习惯”“礼仪教育”“安全与生命教育”“理财教育”等的内容不太受重视。〔27〕亢琪（2013）通过问卷调查、文本分析、录像分析、集体访谈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当前幼儿园社会领域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现状，对教师设计和组织社会领域教学活动提出了相关建议。〔28〕嵇B（2013）通过对幼儿园社会领域教学活动个案的分析，提出社会领域教育要在坚持幼儿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注重体验与实践，且需不断重复和坚持，还需建立良好的师幼互动关系。〔29〕还有研究者进行了更细化的研究。例如，马洁然、周念丽（2012）认为小班幼儿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移情能力，可以通过家庭教育与幼儿园一日活动相结合的方法，尤其是可以利用幼儿与同伴的交往，提高幼儿的移情能力。姚素慧（2012）针对社会退缩幼儿的特点，为幼儿园教师提供了促进幼儿健康发展的建议，如建立温馨的师幼关系，创设良好的同伴游戏环境等。〔30〕

研究者还尝试通过一些实证研究来探讨幼儿园社会教育实践的有效性。Betsy L. Schultz等人（2011）考查了“社会和情感能力学习课程”对幼儿行为改变的效果，结果发现，“社会和情感能力学习课程”确实对幼儿行为的改变有积极影响作用。〔31〕冯承芸等人（2013）研究了深圳“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对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影响。研究者按年龄分层抽取822名符合条件的幼儿，请这些幼儿的家长填写《中国12～36月龄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评估量表》。半年后，研究者对其中参与“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244名幼儿进行复测。结果发现，“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强调的家庭科学育儿与机构教育服务相结合，的确有助于幼儿情绪社会性的发展。〔32〕孙巧锋、郑福明（2012）依据欺负行为发生的冷认知理论，采用实验干预法，对有欺负行为倾向的幼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移情训练。结果表明，通过移情训练可以有效减少幼儿的欺负行为。所谓冷认知理论，即是从幼儿内在心理特点出发分析幼儿欺负行为的一种理论假设。这一理论认为，有欺负行为倾向的幼儿在欺负他人时知道如何去伤害对方，能很好地把握对方的心理。他们欺负别人只是喜欢给别人造成痛苦，也就是说，他们缺乏移情能力。〔33〕周念丽（2012）提出了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一脑三育”理论，“一脑”是指“社会脑”理论假设，“三育”是指社会交往中的礼仪教育、社会生存中的安全教育和社会情绪中的情绪管理教育。〔34〕

三、当前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与教育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基于对当前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及社会领域教育实践研究现状的文献梳理，我们看到，当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上存在着研究对象有缺失、研究内容不系统、研究方法较简单等问题，亟待加以改进。

从研究对象看，已有研究大多以3～6岁幼儿为研究对象，仅有极少数研究者关注到0～3岁婴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特点并展开相关研究。随着人们对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与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今后有必要加强对0～3岁婴幼儿早期社会性发展特点及教育的研究。

从研究内容看，已有研究主要侧重在对分享、合作等少部分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上，对影响幼儿社会性发展因素的探讨也大多局限在家庭因素方面。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当前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电子媒介等，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亟待加以研究。此外，对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研究大多是对社会领域教育目标与内容的文献研究，或是结合《纲要》《指南》等政策文件对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活动作分析，而很少从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入手，具体探讨如何通过专门性教育活动和渗透性活动提高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活动的有效性。相比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广泛应用社会情绪教学金字塔模型等理论开展社会领域教育实践研究，我国对社会领域教育活动有效性的研究亟待加强。〔35〕

从研究方法看，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采用追踪研究、教育干预研究等方法进行较长时期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一些硕博论文的研究），以探讨社会领域教育的有效性，这是令人欣喜的。不过，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教师和家长的评价为主，评价的准确性有待提高。另外，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比较单一，要么选幼儿，要么选成人，很少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综合加以研究的成果。在这一方面，建议借鉴国外有关研究的经验。例如采用交叉序列研究方法，既做横向调查研究，也做纵向追踪研究，而且同时考虑幼儿与成人两个群体，从而对幼儿社会性发展进行多角度的、较全面的印证和评价研究。有研究者甚至对研究对象进行了从几个月大到几岁的追踪研究，有的还追踪到其成年后的发展，以研究社会领域教育的长效性问题。这种研究往往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科学性比较强。这一研究范式对我国今后开展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研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婷婷，赫英娟，耿艳萌.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J〕.中国市场，2013，（25）：161-162.

〔2〕张莅颖，孙敬.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现状及其特点〔J〕.学前教育研究，2012，（12）：37-40.

〔3〕吴育红.我国学前儿童交往的现状与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14）：16-18.

〔4〕刘淑凤.5岁儿童社会认知与同伴接纳的相关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3.

〔5〕张凤.5～6岁儿童同伴冲突解决策略差异的文化发生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1.

〔6〕王芳，刘少英.幼儿同伴关系发展特点及交往能力培养〔J〕.幼儿教育，2011，503.

〔7〕赖佳欣，杨恒，郭力平.学前儿童分享行为的差异性〔J〕.学前教育研究，2012，（2）：20-26.

〔8〕赵科，杨丽宏，张海清，等.不同气质类型4～7岁儿童责任心发展研究〔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3，（6）：67-70.

〔9〕罗丽.3～6岁幼儿分享行为特点、动机和影响因素的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2.

〔10〕李灵子.2～3岁儿童的同情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1.

〔11〕钟佑洁，李艳华，张进辅.身体攻击幼儿和关系攻击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12，555/556（7/8）：49-53.

〔12〕曾娟，谷忠玉.混龄班幼儿同伴冲突起因探析〔J〕.幼儿教育： 教育科学， 2012，559（9）：18-21.

〔13〕刘丽莎，李燕芳，吕莹，等.父亲参与教养状况对学前儿童社会技能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1）：38-45.

〔14〕刘国艳，陆克俭.婴幼儿社会性发展与母亲个性的关系〔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12，537/538（1/2）：81-84.

〔15〕薛建梦.祖父母教养方式与学前儿童社会能力关系的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16〕许凤麟，牛静静.特殊结构家庭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负面影响及对策〔J〕.科教文汇：下旬刊，2013，（2）：154-155.

〔17〕张彩霞.电视媒体对学前儿童社会化的影响〔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3.

〔18〕NATHAN A FOX，et al.Families and child health，national symposium on family〔M〕.New York：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2013.

〔19〕钱立英.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评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2，（4）.

〔20〕刘海红.通过纠纷处理培养幼儿的社会性：对日本幼儿园教师的访谈研究〔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12，555/556（7/8）：88-91.

〔21〕王振宇.性别化：儿童社会化的重要环节〔J〕.幼儿教育，2012，560.

〔22〕梁瑞雪.我国不同时期幼儿园社会教育特点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3.

〔23〕李彦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幼儿道德教育变革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2.

〔24〕甘剑梅.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内涵、性质与课程地位〔J〕.学前教育研究，2011，（1）：53-59.

〔25〕嵇B.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

〔26〕于开莲.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目标的国际比较〔J〕.学前教育研究，2012，（3）：48-51.

〔27〕嵇B.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学活动的内容现状与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2，（3）：42-47.

〔28〕亢琪.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活动现状调查与分析〔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3.

〔29〕嵇B.社会领域教育要注重体验和实践〔J〕.幼儿教育，2013，587/588.

〔30〕马洁然，周念丽.小班幼儿移情能力发展的特点及其培养方法〔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12，537/538（1/2）：58-60.

〔31〕BETSY L SCHULTZ，et al.A preschool pilot study of connecting with others：Lessons for teach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J〕.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2011，39（2）：143-148.

〔32〕冯承芸，魏新燕，刘建华，等.深圳实施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对幼儿情绪社会性影响研究〔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3，（6）：660-663.

〔33〕孙巧锋，郑福明.基于冷认知理论的幼儿欺负行为干预研究〔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12，562（10）：38-41.

〔34〕周念丽.幼儿社会教育中的“一脑三育”〔J〕.幼儿教育，2012，542.

〔35〕杨印.幼儿园教师社会情绪教育的现状评估：基于金字塔模型的分析〔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4.

Review and Analysis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Year 2011 to 2013

Hong Xiumin， Jiang Liyun

篇9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新媒体的兴起正在如何重构我们的社会?这已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课题。社会理论家卡斯特(Castells, 1996)在他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指出:新媒体技术带来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受众使用与接受的分散化,使得“大众社会”逐渐演变成“片段化社会”(segmented society)。然而,到底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的?更具体地,社会结构和媒体生态层面的宏观变化是否、以及如何整合进普通民众的微观认知与信仰系统(belief systems)?新媒体的采纳和使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社会成员对自己在中国这样日益分化的社会(陆学艺,2002;李强,2002;孙立平,2004;李春玲,2005a)之中位置的感知与评价?目前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以“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和“数码沟”(digital divide)等为理论指引(例如Zhu & He, 2002; Warschauer, 2004),不断证实了新媒体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分布。针对社会分层与媒体分化之间的关联,也有诸多学者的阐述。如美国学者塔洛(2003)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与功能的媒体(“阶层塑成型”与“社会塑成型”),并认为支撑媒体产业的广告业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正逐步加剧“阶层塑成型媒体”――即强调阶层分化、服务群体利益的媒体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隔绝与分裂。孙玮(2002)、段京肃(2004)等则探讨了中国社会分层背景下的媒体分化及其权力不平等问题。但在经验层面上,对新媒体使用的具体模式和情境是否及如何影响阶层认同的研究则尚付厥如,有关媒体使用整体上如何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亟待深入。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急剧变动,中国学者运用各种指标分析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如陆学艺,2002;李春玲,2005a)。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和研究公众想象、认知和评价自身的阶层位置――即主观阶层认同(subjective strata identity)的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由李培林领衔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团队(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2005)和刘欣(2001,2002)的研究。他们以“阶级意识”或“阶层意识”为核心概念,通过实证考察,初步描述了转型期中国公众主观阶层认同分布的实际状况及其特征,并通过“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比较建立后者的解释模型。但是,他们的研究均没有包含(新)媒体因素,因此忽略了媒体对阶层和阶级的呈现、以及人们在这样的象征环境中想象其社会阶层认同这个媒体与社会分层的重要相面。本文试图聚焦这个相面,在中国阶层结构变动和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以新媒体为重点,探讨媒体使用对城市公众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传播研究,而且也有助于从传播这一独特的相面丰富有关主观阶层认同及其生产机制的总体理解。

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一、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性及其社会学解释

主观阶层认同较具权威性的定义来自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曼夫妇(Jackman & Jackman, 1973),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从这一定义可见,它同视社会为阶梯结构的分层理论模型相联系,并被视为“阶层意识”(strata consciousness)――即个体对社会阶层分化(或不平等状况)之主观意识和感受的一个重要维度(刘欣,2001)。主观阶层认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具有独立的影响社会行动的能力。虽然“阶层意识”的概念与马克思(1965/1847:196)所强调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阶级的集体行动的“阶级意识”这个概念有不同,但马克思的思想启迪了社会学家对阶层认同的思考,尤其是启迪他们认识到,阶层意识也可能是影响阶层行动的重要来源。事实上,李培林等人(2005)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如自我评价为下层)在解释社会冲突意识和行动意向(如集体上访)时,相对于客观阶层归属(如实际贫困程度)更具解释力。

参照杰克曼夫妇(Jackman & Jackman, 1973)和霍吉、特里曼(Hodge & Treiman, 1968)等人的经典研究,李培林带领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李培林等,2005)通过2002年在全国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采取单一测量方式(问题为“如果将您所在地人们的社会层分为七层,您认为自己处于哪一层?”),报告了当时全国城市公众主观阶层认同的状况,发现:中国公众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46.9%)相比其他国家明显偏低,而自认为处于“下层”的比例(14.6%)则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即存在明显的向下“偏移”特点。另一项有代表性的研究出自刘欣(2001),虽然他所运用的调查数据年代更早(1996),但却从理论上遵循韦伯的多维社会分层思想,分别考察了武汉市民在经济地位、声望地位和权力地位三个维度上的主观阶层认同,发现经济和权力地位认同的普遍“向下”偏移倾向和声望地位认同的“向上攀附”现象。随着社会分层的指标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特别是布尔迪厄等强调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消费方式、品味等象征资源),主观阶层认同应当采取更为多元的考察方式。

上述研究对主观阶层认同机制的解释大体可分为两种取向――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并以前者占主流。结构主义取向又可分为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所谓“静态”模型强调阶级/阶层意识由其客观经济地位决定和制约,比如职业、教育、收入等变量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Jackman & Jackman, 1973;Hodge & Treiman, 1968;李培林等,2005)。而“动态”模型则从社会流动和生活机遇相对变化的角度解释阶层意识的形成,并认为这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静态”模型所发现的客观阶层与主观认同之间的不一致现象。刘欣(2002)提出的“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命题就属此类。他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当人们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成员相比正在沦为“相对剥夺地位”(relatively deprived situation)时(即所占有的经济、权力、文化等资源相对少),他们将倾向于作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从而更可能认为社会是一个分层社会。李培林等(2005)进一步提出并证实处于相对剥夺地位者倾向于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

建构主义取向则强调阶层认同的形成受到知识分子定义和媒体建构的影响(刘欣,2002)。虽然社会学家总体上对此采取了忽视(根本没有包括媒体使用相关变量)或轻视(如刘欣[2002]的研究以教育变量代表“媒体接触”)态度,但也有少量研究从侧面涉及媒体建构的可能影响。例如李培林等(2005)的研究引入基于“相对剥夺地位”基础上的两个“相对剥夺感”变量(“近年来生活变化情况”和“对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发现它们均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他们在解释西部地区民众更容易产生较低的阶层认同时指出,随着信息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在选择“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 即借以评价和确定自身社会位置的真实或想象的社会群体,参见Merton, 1957)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以身边人为主,而会根据他们通过媒体了解到的理想社会群体及其生活方式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李春玲(2005a:526)也认为,阶层认同的形成除了取决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外,也可能源自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强化群体之间社会经济差异或者利益冲突的政治与文化思潮,以及引导阶级意识的运动。这些社会学文献中的一鳞半爪,为我们从传播角度进一步探询主观阶层认同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支持。

在结构/建构、客观/主观的二元区分之外,布尔迪厄的阶级/阶层理论对解释主观阶层认同同样颇具启发意义。布氏强调超越简单的结构主义或建构主义方法论,而采取辩证的“结构主义的建构论”(structural constructivism)或“建构主义的结构论”(constructive structuralism)来解释包括阶级/阶层形成在内的社会生活深层结构及其再生产机制。他创造性地提出一套“[场域]+[惯习/资本]=[日常生活实践]”的逻辑思路(刘欣,2003),将社会视为一个由不同场域(field)交叉渗透构成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而在场域内流通和竞争的资源称为资本(capital),包括经济(资产与收入)、社会(关系网络)、文化(教育、文化资产、秉性与品味)和象征(以上三类资本得以合法化的符号形式)等基本类型(Bourdieu, 1986; 1989)。场域中个体行动者的日常实践一方面受到场域作为社会构型的结构性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到惯习(habitus)的影响而具有能动性。“惯习”形成于社会化过程与外在结构的心智内化,体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认知与行动基模”(Bourdieu, 1984:60),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实践。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将阶级界定为在社会空间内拥有相似位置、被置于相似条件、并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主体之组合(Bourdieu, 1987),而位置取决于社会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总量、不同形态资本的构成比例及其演变轨迹(Bourdieu, 1989)。他进一步指出,由这三个因素所规定的社会阶级结构,可内化为社会成员独特的阶级惯习,并表现为不同的实践和品味(taste),例如艺术审美、饮食习惯、居住方式等。社会成员通过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以及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社会距离,从而在被阶级区分开来的同时,也在建构着阶级区分。

布尔迪厄的阶级/阶层理论对研究主观阶层认同有两点主要的启发:一是重视资本的多元性,特别是强调文化、消费、品味等象征资源对建构阶层身份的意义;二是重视惯习在阶级/阶层意识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将阶层结构的动力机制和行动者主体的动力机制结合起来解释主观阶层认同。

二、新媒体使用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作为文化资本/惯习和现实建构

上述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阶层认同解释模型,特别是布尔迪厄勾连结构与建构的多元阶级/阶层理论,为我们探讨新媒体使用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资源。首先,由于社会成员或个体行动者在社会空间内所拥有的资源或资本是多维的,主观阶层认同应该也可以相应地从多维角度加以考察。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学者们已经指出(如李培林等,2005;李春玲,2005a),与80年代高收入低地位(“卖茶叶蛋”的个体户)、高地位低收入(“造原子弹”的科学家)的现象不同,当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声望地位的一致性程度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多维地位又并未完全统一,经济层面的分层尽管已经非常显著,但非经济维度的分层尚在形成之中;而且,分层秩序的形成过程所带来的原有经历背景、文化素养上的差异,使得相同的消费品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很难形成。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校园里的大学生可能感到自己在文化、生活方式或消费品味等方面的社会阶层地位较高,但由于缺乏收入,很容易感到在经济、社会、权力等方面的阶层地位较低;而腰缠万贯的大款,自然觉得自己的经济地位颇高,但完全可能因不识字而在文化方面自我评价不高。因此,考察中国当代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也应当并且可以采取多维分析视角。更具体地,受到布尔迪厄强调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区分的启发,本研究将系统考察偏重客观维度的经济阶层认同和偏重文化惯习与生活品味的文化阶层认同两个维度。由于目前关于中国城市公众阶层认同较近的报告还是李培林等2002年进行的调查,因此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首先描述上海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基本状况。

研究问题1:目前上海居民主观阶层认同(包括经济和文化认同各维度)呈现什么样的分布形态?

其次,无论是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还是运用布尔迪厄所讲的资本概念,新媒体都可被视为社会空间内的一种资源或资本,从而影响和强化社会成员的阶层意识。一方面,作为媒体使用的物质基础,媒体资源(包括设备和连接)的拥有与否代表了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客观能力(经济资本),相对于较为普及和廉价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新媒体产品(如电脑、手机或海外卫星电视)及其使用,在总体普及率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具有象征经济地位和文化品味的区隔能力。正如罗杰斯(Rogers, 1995)在讨论创新扩散时所指出的,高阶层的社会成员会将新媒体采纳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新媒体的采纳与更高的创新精神和更为时尚的生活方式(lifestyle)具有显著关系,已经得到以互联网和手机为分析对象的若干实证研究的证实(例如金兼斌,2002;Wei, 2006)。所以新媒体的采纳不仅反映着经济资本,也体现为一种与消费、时尚和品味相连的文化资本。结构主义取向的动态模型在此也完全适用――在大众媒体已基本普及的情况下,新媒体产品及其采纳带来的“数字鸿沟”更能体现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相对剥夺地位”,进而催生“相对剥夺感”,影响主观阶层认同。

另一方面,(新)媒体采纳作为社会空间内的文化资本,具有转换为社会资本、甚至经济资本的能力。受布尔迪厄有关“符号权力”和国家权力“元资本”概念的启发,Couldry (2003)提出媒体也具有影响社会空间各场域的“元资本”能力,并提出“媒体元资本”(media meta-capital)概念。他指出,媒体可以通过合法化(legitimation)、再现(representations)和归类(categories)机制,影响个体行动者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包括影响个体在社会行动中的惯习,从而成为可在各场域内流通的新型“基础资本”(fundamental species of capital)。如果说Couldry在这里更多地是从媒体生产和再现角度解释其所具有的“元资本”能力,我们还可从其它角度丰富对媒体“元资本”――特别是资本转换机制的解释。例如,有关“使用与满足”的研究揭示,媒体具有满足社会成员获取谈资、发展人际关系的能力(McQuail, Blumler, & Brown, 1974);而有关媒体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如Putnam, 2000; Shah, Kawak, & Holbert, 2001; Wellman et al., 2001)也证实了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媒体使用、特别是新闻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邱林川(Qiu, 2009)所进行的中下阶层的网络实践研究,则表明新媒体对中下阶层的求职、工作、商务等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与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媒体使用不仅标识着社会成员的经济能力与文化资本,而且代表着他可以运用和动员、并转化为社会与经济资本的机会以及他对此的主观意识。从这个意义说,新媒体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能力不仅来自其与客观结构的密切关联,而且出自于它可以转化为其他资本的能力――由于新媒体的信息丰富性和互动性,拥有新媒体意味着更多的教育、就业、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机会。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新媒体的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1:互联网的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2:手机的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三,如果超越简单的结构决定论思路,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媒体使用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同样与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有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新媒体使用理解为一种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内形成的个体能动者与新媒体(新技术)之间的关联原则――惯习。惯习影响着个体行动者在媒体使用领域的日常实践,并呈现为不同的目标、口味、态度与期望等。惯习不仅体现在是否采纳,而且反映在具体的、情境化的使用模式、方式与内容构成上。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资本,从而导致整合新媒体资源的不同机会。例如,有的网民可能上网永远只干一件事――打牌,由于他的生活轨迹、目标和能力的影响,导致他在网络行为的多样性上缺失,他与那些热衷参与网络论坛讨论、频繁上传视频的网民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阶层认同。这一点同样也可用社会心理学有关认同的形成机制加以解释。根据Tajfel & Turner (1986)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及Hecht (1993)的认同传播理论(Communicative Theory of Identity),社会中的个体行动者通过与具有共同或相似经验、感知和价值的成员之间实际或虚拟的归附(affiliation)来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这个角度说,相似的媒体惯习是他们获得这种虚拟归属的重要来源,是形成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和群体区隔(group distinctiveness)的重要机制。要细致地呈现新媒体使用中的惯习,就必须超越目前绝大多数新媒体采纳和使用研究仅考察“是/否”采纳、或者时间长短的模式,而深入考察新媒体使用的日常实践,特别是个体行动者在生活场景中多元、动态、主动使用新媒体的能力。

事实上,传播学者已经在反思互联网测量中的简单化问题。祝建华和何舟(Zhu & He, 2002)批评传统“创新扩散”研究仅考虑采纳与否的二元区分,提出区分“持续采纳者”、“中断采纳者”、“潜在采纳者”和“持续的非采纳者”等四种类型。Howard et al.(2001)则指出作为一种快速进化(fast-evolving)的新技术,互联网的使用与传统媒体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单色的”(monochromatic),而包含着多种目的、功能、时空和界面,因此上网的历史长短、资深程度应当作为考察网络使用的重要维度,它代表着在新媒体实践中的经验。在鲍尔-洛基奇(Ball-Rokeach et al., 2001)的“传播基础结构论”框架下,Jung等人(Jung, Qiu, & Kim, 2001)提出将互联网视为更大的媒体生态结构的构成部分,该结构既受到规限行动者传播行为的环境之影响,又可为个体行动者的传播行为所改变。所以新媒体研究应当超越仅测量采纳与否或者使用时间的简单线性模式,而深入考察使用的具体情境。他们强调,过去对媒体接触时间的测量方式,比较适用于广播、电视这类线性播出的媒体,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使用方式更加复杂、更为多元化,所以相比于是否上网、上网多长时间,更要考察如何上网、在哪里上网(“how and where”)。这一观点也为其他研究所佐证:例如Ishii (2004)的研究发现在对待上网与其他媒体使用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上网方式产生调节效应,移动上网相对于PC上网更属于时间-强化(time-enhancing)而非时间替代(time-displacing)行为;而在皮尤“互联网与美国人生活”研究计划(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中,研究者认为要区分网民的不同群体(如精英群体、中间群体、落后群体等),需要系统考察和整合用户与技术之间三个层面的关系――包括进入(是否具有电脑、手机等设备并能联网)、行为(具体的各类上网行为频率)和态度(对网络是否有助于工作和生活等一系列态度题的评价)(Horrigan, 2007)。Shah, McLeod, & Yoon (2001)也呼吁,要正确理解网络使用对个人的影响,必须超越简单的时间层面,具体考察在哪里、如何、以及使用什么。在操作层面上,Jung et al.(2001)提出“互联网连接指数”(Internet Connectedness Index,ICI)的概念,试图整合互联网使用时间、历史、情境、目标以及行为等因素,从而代表个体行动者在传播基础结构中将上网整合进日常生活的能力,他们发现由这些使用情境性多元变量构建的指数相较于单纯的使用时间对社会阶层具有更显著的区分度。香港城市大学的彭泰权和祝建华(Peng & Zhu, 2009)在另一项研究中也建议将以往的单一上网时间测量加以扩展,并提出“网络使用的复杂性”(Sophistication of Internet Use, SIU)概念,包括使用的时间、历史、行为内容、地点多元化、界面多样化等。

这些对于网络使用的复杂化讨论对探讨新媒体使用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富有意义。新媒体使用的历史(早期采纳者)代表着个体行动者在该场域内的经验,成为象征资本的来源之一,并意味着复杂使用的更大机会;新媒体使用的情境化特征则代表了个体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个体历史和生活目标影响下所形成的惯习,而这些惯习对社会成员、特别是跨越新媒体采纳“门槛”之后的不同阶层具有区分度。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的使用中体现出更多的选择性和交互性,例如对网络的多种功能,个体行动者完全可以基于自己的知识能力、生活目标、兴趣需求等决定使用与否,而在这种使用惯习的形成之中也就体现出不同阶层的品味。更具体的说,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在信息接受(exposure)之外,允许个体行动者更多的主动参与和创造行为――如通过网络论坛或博客进行意见表达、透过社交网站发展人际关系、制作或上传视音频等,因此在多大程度上开展这类实践,对主观阶层认同也可能具有独特的影响。另一方面,相比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更加允许跨时空流动性使用和多界面使用,这些新型使用形态既与网民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特征关系密切,也体现着不同的需求、格调和生活方式。例如,一个经常在室外和移动状态下上网的人,一方面必须具备基础的上网条件,如笔记本、手机或PDA等;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随时随地的“连接”需求和时尚的生活品味。因此,本文尝试拓宽网络和手机使用的单一测量,引入代表基于媒体资源可得性,在生活场景中动态、多元地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可称为“新媒体资本”[new media capital]),检验作为个体行动者所形成的惯习及其影响下的新媒体使用模式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具体地,我们将考察有关网络使用的历史、主动参与和创造行为、在户外和移动状态下的上网频率、以及手机行为多样性等四个因素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研究假设2:新媒体使用模式(新媒体资本)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

H2.1:互联网使用历史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2:互联网主动参与和创造行为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3:移动和户外上网的频率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4:手机使用行为的多样化程度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最后,从阶层认同的建构主义解释取向出发,我们还可以将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媒体使用理解为获取包括阶层结构在内的外部社会现实的认知来源。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在传播研究中源远流长,从Lippmann (1922)在《公众舆论》中所提出的“虚拟现实”和“两个环境”概念到20世纪60年代 Berger & Luckmann (1966)所提出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论”,从议程设置到电视使用的“涵化效果”,都揭示和证实了媒体在建构社会成员有关外部世界想象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理解,媒体使用不仅是社会阶层文化资本的象征和惯习的实践,而且是认知有关社会阶层分化和参照群体的重要来源。以往研究都已指出,新闻在建构外部现实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例如McCombs & Reynold, 2002; Shrum, 2002),最近有关“新闻线索”(news cues)的研究(例如Cho et al., 2006)也进一步提示可以从新闻如何标识某个社会群体(如“中产”、“白领”)的角度考察新闻报道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此作为新媒体使用的一个部分,网络新闻使用应当包括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之中。

但从理论上说,网络新闻的影响路径可能相对复杂:一方面,网络和新闻的使用是文化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更高的阶层地位紧密相连,因此可能对主观阶层认同、特别是文化阶层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建构现实的来源,网络新闻如何呈现阶层分化与阶层形象,给网友提供怎样的“参照群体”,更易催生“相对剥夺感”还是“相对优越感”,将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作为参照,我们也应当包含对传统媒体新闻影响力的分析。但其影响路径也同样复杂:一方面,受市场经济和媒体商业化的影响,新闻报道中可能充斥越来越多有关高阶层生活、消费的内容,深度报道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从而使受众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导致主观阶层认同的偏下;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控制的存在,中国内地的主流新闻媒体对阶层分化议题可能采取压抑策略,避免过度呈现和渲染中上阶层生活,相反却较多报道弱势群体生活,并表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因此受众会更容易以中下阶层为“参照群体”,从而感知自己处于更高的阶层位置;再加上接触新闻(特别是报纸新闻)往往与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连,会将影响路径进一步复杂化。由于无论是网络新闻,还是传统媒体新闻,目前均缺乏系统的有关阶层报道的内容分析,我们在此只能提出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2:新闻使用(包括网络新闻,以及报纸、电视和广播新闻)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如何?

除此之外,无论是作为新媒体的一种,还是作为与国内媒体新闻一起建构有关阶层的社会现实之来源,海外媒体(包括海外卫星电视和海外广播)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都应纳入研究分析之中。但同样由于作为象征资本(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地位和更高端的生活品味)和现实建构(可能比国内媒体更多呈现阶层分化和高阶层生活)两个维度对主观阶层认同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我们只能提出研究问题3:

研究问题3:海外媒体使用(包括境外电视和境外广播)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如何?

数据与测量

本文的数据来自《上海城市居民与媒体使用调查》(2009)项目。分析包括了采用A卷和B卷的所有被访者(n=2910),但在具体分析网民和手机用户时,仅基于网民样本(n=1410)和手机用户样本(n=2280)。分析中涉及到的变量及其测量方式如下:

一、主观阶层认同

遵循多维测量的思路,问卷中询问被访者一组有关九个方面阶层认同的问题,包括经济收入、权力地位、工作职业、社会声望、交往圈子、文化程度、消费水平、文化品位和生活格调,每个条目均采用从1到7的量表测量(1=最底层,7=最高层)。经主成份斜交因子分析结果发现:这组变量可区分为两个因子――第一个因子由从“经济地位”到“交往圈子”的五个条目构成,代表经济方面的主观阶层认同(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 =.89);第二个因子由从“文化程度”到“生活格调”的四个条目组成,代表文化方面的主观阶层认同(Cronbach’s alpha =.90)。由于组合后的“经济阶层认同”与“文化阶层认同”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达到.681(p

二、新媒体采纳与使用

互联网的采纳根据对“每周上网天数”的回答来区分,我们将“从不上网”的人编码为“非网民”,每周上网至少一天的为“网民”,加权后的样本中有48.4%的网民。手机的采纳则采取直接询问的方式(“您本人是否拥有手机”),加权后的样本中有78.4%的手机用户。

上网历史采用直接测量方式,简单统计后发现网民平均上网的年限是5.74年(SD=3.18),其中使用最长为15年(意味着从中国网络市场向大众开放的1994年即开始上网)。

有关网络使用地点多元化的变量“移动与户外上网”,由“在公共场所上网”和“在移动状态上网”的频率(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1=极少,5=经常,研究中将表示“不适用”编码为0,代表完全没有在户外或移动状态下上网的行为)两个条目构成(Cronbach’s alpha =.76)。

“网络参与和创造行为”由代表Web2.0行为的一组共四个问题组成(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1=从不,5=经常)――“浏览论坛或博客”、“在论坛发帖或加入聊天室讨论”、“更新个人主页、博客、制作播客或上传视频”、以及“使用社交网站”(Cronbach’s alpha =.78)。

“手机行为多样性”变量由有关手机各种功能使用频率(1=从不,5=经常)的一组问题组成,涵盖了接听和拨打电话、收发短信、手机上网、阅读手机报、听广播、了解股市行情或炒股、玩游戏、拍照或拍摄录像等从通信、信息到娱乐的11种功能。我们将“从不”编码为0,其余(2-5)编码为1,然后将11项功能的使用与否相加,得到代表“手机行为多样性”的变量(M=4.43, SD=2.70)。

三、新闻与海外媒体使用

针对电视、报纸和广播,被访者分别回答了收看/阅读/收听国际、国内和上海本地新闻的频率(1=极少,5=经常)。在每一媒体内,我们将三个新闻接触的题项以取均值的方式合并为电视新闻、报纸新闻和广播新闻接触的频率(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74, 0.71和0.81)。网络新闻使用由“浏览门户网站的新闻”的频率测量(1=极少,5=经常),以代表比较纯粹的“网络新闻”[1]。海外媒体使用包括对“境外电视”和“境外广播”接触频率的分别测量(1=极少,5=经常)。

四、人口和社会结构地位变量

根据社会学研究中影响主观阶层的研究发现,本文运用的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编码为是否单身、二分变量)、教育程度(综合了正式在校年数和最高学历两个测量,并转换为在校年数的量表)、当前是否有工作、职业声望的社会经济指标(SEI,参考李春玲,2005b编制)、个人月收入[2](经过以10为底的对数转换)、是否党员、是否干部、家庭住房面积等。

五、统计分析

下文首先报告上海市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基本状况,然后采取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和回答新媒体使用对主观阶层认同两个维度和总体认同的影响。在分析总体样本时,分析的新媒体使用变量主要是互联网与手机采纳;具体分析网民和手机用户群体时,采用代表新媒体使用模式的变量。由于“网络参与和创造”与“手机行为多样性”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达到.509(p

研究发现

一、上海市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基本状况

表1呈现了2009年上海市民主观阶层认同各维度的基本状况。结果显示,目前上海市民对自身在社会上各个维度所处地位的评价总体呈现向下偏移的倾向(李培林等,2005),单样本t检验显示所有维度主观阶层认同的均值都远远低于7点量表的中值4(p< .001)。其中最低的是权力地位(均值=2.41),相对较高的是生活格调(均值=3.46)。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构成的两个变量――经济地位认同和文化地位认同的均值分别为2.87(SD=1.15)和3.36(SD=1.20),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后者显著高于前者(p< .001),体现了被访者在阶层身份认同中对这两个维度的认知区分。由九个问题构成的总体阶层认同均值为3.09(SD=1.08)。

二、新媒体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分析新媒体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以检验新媒体是否作为文化资本对主观阶层意识具有区分效应。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网民在经济、文化和总体阶层认同上的均值分别为3.05、3.78、3.36,均显著高于(p< .001)非网民的均值(依次为2.68、2.96、2.80);手机用户经济、文化和总体阶层认同的均值(2.95、3.52、3.20),也显著高于(p< .001)非手机用户的均值(2.49、2.76、2.60)。

其次,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新媒体使用对主观阶层认同是否具有独立的影响,因此我们运用OLS回归检验研究假设1,也部分回答研究问题2和3。结果显示(表2):在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的人口学变量之外(包括性别、教育、职业声望、收入、单身、是否工作、是否干部、住房面积等,其中对经济和总体阶层认同影响力最大的都是个人月收入,对文化阶层认同影响力最大的是教育),新媒体采纳的确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手机拥有与否对经济、文化和总体阶层认同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H1.2得到完全证明);而网络采纳则显著正向影响文化阶层认同(β=.042,p< .05),但不能影响经济阶层认同,也不能影响总体阶层认同(H1.1部分证明)。这一发现一方面证实了新媒体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确对文化方面的主观阶层认同起到独立的影响;但是作为经济资本的折射,手机和互联网却有不同的影响结果。可能的解释在于:手机采纳在测量使用的同时,也直接测量经济资本(手机作为财产的拥有),而网络采纳主要测量使用,并不包含着财产的必然指向(例如完全可能在网吧、单位或他人家中上网),因此其与经济地位认同的关联相对较弱;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手机已经更为普及的前提下,拥有的缺乏会进一步加剧“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从而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无论如何,这一发现颇为有趣,提醒在将来的研究中对新媒体财产和使用本身作出进一步区分。

表2同时显示:作为新媒体资本和新闻来源的境外电视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各个层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境外广播没有影响。在作为控制变量的传统媒体新闻使用方面,报纸和广播新闻对文化和总体阶层认同均具有独立的显著影响。这一发现支持了报纸和新闻象征着更高的文化资本,也可能支持了传统媒体倾向于抹平阶层分化的假设。

三、新媒体使用具体模式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进一步,我们深入新媒体用户内部,探询跨越了采纳的“门槛”之后,新媒体使用具体模式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结果显示(表3):新媒体使用的具体形态的确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各维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对网民而言,上网的时间越长(越资深)、越频繁地在户外和移动中使用网络、越积极地参与网络和进行内容的主动创造,自身所感觉的文化地位也越高;不仅如此,网络参与和创造的行为还能正向影响网民的经济阶层认同,进而与上网历史一起对总体阶层认同产生影响(H2.1-2.3基本成立)。对手机用户而言,手机行为的多样性可以显著影响经济、文化以及总体阶层认同,这意味着那些使用手机多种功能的社会成员相较单一功能使用者对自己的阶层地位评价更高(H2.4证实)。总体上,在客观地位变量之外,本文强调的“新媒体资本”对主观阶层认同变异的解释力提高了1.5-3.2%。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新闻的使用对文化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独立影响力不及上网历史和网络参与与创造,而略高于移动和户外上网),但无法影响经济和总体阶层认同。正如理论探讨部分所说,网络新闻中可能的对阶层分化和高阶层生活的更多呈现,抵消了其对阶层认同可能的正向效应。与此相对照,报纸新闻在网民和手机用户内部仍然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新媒体“俱乐部”内,境外电视的使用可以影响经济和总体阶层认同,却无法影响文化阶层认同。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国内首次利用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探索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使用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新媒体使用仍然可以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独立的贡献。具体来说:新媒体的采纳,特别是手机的采纳与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成员的地位感知;而是否使用互联网虽然不能影响经济方面的自我评价,却可以显著影响文化角度的地位认同。更重要的是,本文尝试超越简单的采纳和使用时间层面,深入考察新媒体使用的具体模式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结果发现,上网历史(代表着经验累积和资深程度)、地点(移动状态和户外上网)和内容(对体现新媒体优势的参与和创造功能的利用,对网络新闻的使用),均可以显著影响网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尤其是文化阶层认同;而对手机功能的多元使用,同样与较高的阶层认同相关联。

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媒体使用不仅是客观社会结构作用的结果,也可以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产生关联。虽然本研究设计并无法确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至少证实了新媒体使用与主观阶层认同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基本呈现正向的关联。这将进一步提醒人们注意新媒体资源分布的不平等问题。

更重要的,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尝试结合有关主观阶层认同解释的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模型,特别是吸收布尔迪厄阶级/阶层理论的“结构主义的建构论”或“建构主义的结构论”取向,将新媒体使用理解为个体行动者在社会空间内拥有的文化资本,以及在惯习影响之下的文化实践。更具体地,本文尝试从资本角度提出“新媒体资本”的概念(代表基于媒体资源可得性,在生活场景中动态、多元地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并认为在新媒体使用与传统媒体存在诸多不同的前提下,深入探讨“新媒体资本”应当包含的维度及测量方式,不仅可以进一步推进有关(新)媒体与主观阶层认同关系的研究,而且可望对(新)媒体效果的整体研究作出贡献。在这个视角下,本文的结果显示,“新媒体资本”的拥有和运用与人们的主观阶层意识相关联。这就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可能。可以说,中国媒体演变正在重塑阶级或阶层的论断(参见Zhao, 2008)可以转化为可检验的经验假设或研究问题而得到经验的考察。

由于本研究的探索性特征,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为深入探询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媒体使用与中国公众阶层意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初步的基础。将来的研究在如下方面都需要大力改进:

首先,新媒体不仅影响社会成员的微观行动,而且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带来媒体生态系统的改变,特别是对传统媒体产生影响。但在目前的研究中,由于缺乏系统的内容分析等原因,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特别是从建构现实角度提出的影响路径明显不足,未来的研究应当加强对传统媒体(包括内容和类型)如何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分析。

第二、未来的研究应当考虑引入一些中介或调节变量,例如“阶层分化现状感知”、“参照群体的选择”、“对媒体阶层报道的评价”等,详析(新)媒体使用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第三、如前所述,虽然本研究试图借鉴布尔迪厄勾连结构与建构的思路,但总体上仍然采取了线性模式的检验思路。因此对传媒使用如何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机制解析,特别是惯习如何影响新媒体的日常实践,以及宏观结构(如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中观层面(如某些社会群体随时随地“联网”的需求)与个体的微观行动(如偏好在移动状态下上网)之间如何联接,这些实践又如何影响了个体行动者的阶层意识?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在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更重要的,要澄清媒体与阶层意识之间的复杂互动,不仅需要实证的媒体效果研究,也需要扎实的立足于日常生活实践的质化考察。

注释:

[1]该题项与问卷中的另两个问题“浏览传媒网站”、“阅读报纸网络版”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较低(分别为.46和.25),更重要的是后两者从理论上存在究竟代表传统媒体新闻还是代表网络新闻的模糊性,所以没有采用。

[2]所有缺省值均按照由其他个人变量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所得的预测值进行了替代。

参考文献:

[1]段京肃(2004)《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2]金兼斌(2002)《我国城市家庭的上网意向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3]李春玲(2005a)《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李春玲(2005b)《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74-102页。

[5]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2005)《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李强(2002)《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7]刘欣(2001)《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8]刘欣(2002)《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9]刘欣(2003)《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社会学研究》,第6期。

[10]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马克思(1965/1847)《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2]孙立平(2004)《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3]孙玮(2002)《多重视角中的媒介分层现象》,《新闻大学》,第3期。

[14]塔洛(2003)《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世界》(洪兵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5]Baer, L., Eitzen, D. S., Duprey, C., Thompson, N. J., & Cole, C. (1976).The Consequences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tatus Inconsistency.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7(3), 389-400.

[16]Ball-Rokeach, S. J., Kim, Y.-C., & Matei, S (2001). Storytelling Neighborhood: Paths to Belonging in Diverse Urban Environmen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4), 392-428.

[17]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8]Blocker, T. J. & Riedesel, P. L. (1978).The Nonconsequences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tatus Inconsistency: Requiem for a Moribund Concept.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2), 332-339.

[19]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R. Nice, Tran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21]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22]Bourdieu, P. (1989).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7(1), 14-25.

[23]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4]Cho, J., Zuniga, H. G., Shah, D. V., & McLeod, D. M. (2006). Cue Convergence: Associative Effects on Social Intolera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3(3), 136-154.

[25]Couldry, N. (2003).Media Meta-capital: Extending the Range of Bourdieu’s Field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32(5/6), 653-677.

[26]Hecht, M. L. (1993). 2002: A Research Odysse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0, 76-82.

[27]Hodge, R. & Treiman, D. J., (1968). Class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535-547.

[28]Horrigan, J. B. (2007). A Typolog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sers [Electronic Version]. Retrieved April 8, 2010 from 省略/~/media//Files/Reports/2007/PIP_ICT_Typology.pdf.

[29]Howard, P. E. N., Rainie, L., & Jones, S. (2001). Days and Nights on the Internet The Impact of a DiffusingTechn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3), 383-404.

[30]Ishii, K. (2004). Internet Use via Mobile Phone in Japa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8(1), 43-58.

[31]Jackman, M. R., & Jackman, R. (1973).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38, 569-582.

[32]Jung, J.-Y., Qiu, J. L., & Kim, Y.-C. (2001). 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Inequality: Beyond the “Divid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4), 507-535.

[33]Kluegel, J. R., Singleton, Jr., R., & Starnes, C. E. (1977).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A Multiple Indicator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42, 599-611.

[34]Lippmann, W.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35]Merton, R.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36]Mcombs, M., & Reynold, A. (2002). News Influence on Our Pictures of the World. In J. Bryant & D. Zillmann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37]McQuail, D., Blumler, J. G., & Brown, J. W. (1972). The Television Audience: A Revised Perspective. In D. McQuail (Ed.), Soci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 (pp. 135-164).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38]Peng T.-Q., & Zhu, J. H. (2008). Sophistication of Internet Usage: Application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et Us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Association. Montreal, Canada. May, 2008.

[39]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40]Qiu, J. L. (2009). Working 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1]Rogers, E. M. (1995).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4th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42]Shah, D. V., Kawak, N., & Holbert, R. L. (2001). “Connecting” and “Disconnecting” with Civic Life: Patterns of Internet Us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 141-161.

[43]Shah, D. V., McLeod, J. M., & Yoon, S. H. (2001). Communication, context, and community - An exploration of print, broadcast, and Internet influenc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4), 464-506.

[44]Shrum, L. (2002). Media Consumption and Perceptions of Social Reality: Effects and Underlying Process. In J. Bryant & D. Zillmann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45]Tajfel , H., &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 Worchel & W. G.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7-24). Chicago: Nelson-Hall.

[46]Warschauer, M. (2004). Technology and social inclusion: Rethinking the Digital Divid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7]Wei, R. (2006). Lifestyle and New Media: Adoption and Use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China. New Media and Society, 8(6), 991-1008.

篇10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0)04-0062-07

一、引言

第十四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The 14tIl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简称GCCCE2010)于2010年6月1日至4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行。GCCCE2010大会主题是“迈向知识建构的新纪元”，该主题彰显了GCCCE社群的一个新的探索方向――如何使资讯及通信科技成为学习者的“学习伙伴”，以促成或加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社群学习，并最终达成知识建构的目标。延续GCCCE2009的风格，本次大会还是采用研究群的方式进行，会议征文、演讲、论文报告、讨论会或者论坛等活动都围绕九个主题研究群：(1)流动学习与元所不在学习；(2)悦趣化学习与社会；(3)华语文数码化学习；(4)电脑支援合作学习与人工智慧的教育应用；(5)创新学习环境构建与教育软件设计；(6)数码化测验与评量；(7)数码学习与人力发展；(8)中小学教师论坛；(9)博士生论坛。会议内容包括大会主题演讲、各主题研究群子会议特邀演讲、、论文壁报展示、大会论坛主题研究群子会议讨论会、中小学参访等。

本次大会吸引了近600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地和新加坡本地的学者和教师出席。会议共收到论文313篇，最终被录取的论文中，包括63篇长论文，134篇短论文，壁报32篇。此外，七个会前工作坊总共录取了34篇论文。GCCCE首次对被录用的优秀论文设立奖项，大会遴选出了6项最佳论文奖，9项最佳学生论文奖和4项最佳中小学教师论文奖。

二、大会主题报告综述

本次GCCCE大会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祝智庭教授、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韩长泽先生和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陈之权博士做主题演讲。其中，祝智庭教授的演讲紧扣大会主题，观点高屋建瓴、深受与会人员好评。

(一)协同学习系统支持深度知识建构

祝智庭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协同学习系统支持深度知识建构：理论模型与使能技术》。祝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包括主要政策、重大项目、目前状况及未来路向，然后特别介绍了中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有关“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的内容．指出纲要中强调“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之后，祝教授着重探讨了教育信息化对教育文化的影响以及协同学习系统支持深度知识建构的内容。

1　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文化革新

祝教授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文化的革命性影响可以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教育信息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表征形式，改变了学习者的认知方式，这有利于“优质教育”目标的实现；(2)教育信息化改变了信息资源在社会中的分布形态和人们对它的拥有关系，进而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教育关系．引起教育者权威的削弱，带来趋向于民主的教育模式，这将会促进“均衡教育”目标的实现；(3)教育信息化改变了师生的时空结构，从而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形态和学习方式．受教育者可以用IT来实现自我强化，这会促进“公平教育”目标的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教育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重构教育关系?祝教授认为要回应这个问题，教育者和研究者需要关注教育信息化变革中文化支点的作用，因为文化和学习关系密切。国际研究表明，文化为社会互动设立了情境，也塑造了新知识的产生、合法化与传播的过程。同时，交流、知识分享与学习都倍受当事者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2　“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诠释

祝教授引用了荷兰著名学者吉尔特・霍夫斯太德(GeertHofstede)教授有关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而文化的表现有三个层面：(1)制品符号；(2)行为方式；(3)理念价值。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理念价值。教育的信息化给文化的三个层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在制品符号层面，我们的教育系统见证了教具的变迁，从粉笔、黑板到投影设备、电子白板，再到各式各样的便携式多媒体设备。(2)在行为方式层面，借助于信息技术，学校教育正在经历着从教师“满堂灌”向“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双主模式转变，现在的学校越来越强调教学活动的探究性、互动性、协作性、建构性以及学习活动的分布式安排。许多研究都证实了信息技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计算机劝说／感化技术，它是一种通过设计、研究和分析交互性计算机产品，以达到改变人们态度或行为目的的一类技术，简称为CaptologyfComputers as Persuasive Technologies)。(3)在理念价值层面，信息技术介入社会和学校课堂，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如今，世界各国纷纷都将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多元化意识，以及开放性思维的下一代作为新世纪里战略性的教育目标。

祝教授认为，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会导致传统社会中主流的本体文化受到技术文化(作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这两种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涵化”的过程。如果外来的技术文化是健康的，它将会带动本体文化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和进化，这是“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命题中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

在传统时空框架下，每种文化体内个体之间通过教育传承文化，这是一个濡化的过程(Eneuhuration)，而不同的文化体之间通过成员之间偶尔的接触(限于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对彼此产生影响，这是一个涵化的过程(Aculturation)。在信息化时空框架下，由于信息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单种文化体内部和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成员之间

的交流也更加频繁，这就加快了濡化和涵化的过程。同时，文化体内每个成员对文化体本身有一种反作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原有文化体的“嬗变”。

针对网络环境下的文化变化问题，祝教授提出了一个具有文化弹性的教学传通系统模型(见图1)，并总结出信息化教学环境中教学传通的四项基本规律：(1)媒体时空律：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时间――空间维度调节功能，时间调节能力与其存储空间容量成正相关；(2)资源控制律：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依赖于各自对于资源空间的可控性，可控性越大，则其互动越大；(3)信息共享律：学习者之间的协作水平依赖于工作信息空间的共享性，共享性是协作学习必要条件；(4)角色分配律：一个角色可由多人扮演，一个人可扮演多个角色，角色功能或可由人工智能体替代。祝教授以媒体时空律为例解释了教学传通规律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在解释媒体时空律时，他阐释了在网络环境下，M．Moore定律是如何被打破的，即教育计划对于学习者需求的响应度产生于对话，对话越多，结构越高。之后，他还介绍了网络无尺度现象、六度理论以及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相关内容。

3　深度知识建构的协同学习框架与使能技术

祝教授指出，协同学习将是联通时代里学习的范式，教育者可能的教学策略是利用“协调空间”功能，构建便于学习者连通的“小世界”。例如，高等教育领域内探究型学习可以利用六维资源来系统学习某一领域知识，六维资源包括某一领域的关键学者、关键会议、关键项目、关键期刊、关键社群、关键网站等。而基础教育主题教学中一个典型的单元教学空间也可以通过六大主题资源来整合内容，它们包括知识类、工具类、评估类、素材类、案例类和社群类的知识。

为了更好地理解协同学习及其影响因素，祝教授和他的学术团队提出了一个促进深度知识建构的协同学习系统框架(见图2)，它是一个由结构化的技术工具和活动系统相互作用构成的，以达到个体协调发展与群体有序互动的学习支持框架，这一框架遵循“深度互动、汇聚共享、集体思维、合作建构、五场协调”的深度学习原理，落实面向多维高阶学习目标的知识建构操作理念，指向课堂知识创新与个体现调发展，这一框架特别强调集体短时和长时记忆的教育价值。特定使能技术的利用可以促进协同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发生，这些使能技术按照其结构的复杂程度可以分为低结构技术、中结构技术和高结构技术。低结构技术包括笔记、黑板、头脑风暴、小组学习、低结构活动等内容。中结构技术包括Note―book、Diigo、del．icio．us、furl、flickr、交互式电子白板、ClassTalk、Blog、ClassTalk、电子表决器、MSN、Skype、Google Talk、协作概念图工具、Cell、Chat、BBS、Wikipedia、M~OCW、主题半结构化的活动等内容。高结构技术包括由祝教授团队研发的协同标注工具(ClassCT)、协同思维工具(ClassGT)、协同建构工具(ClassKB)、主题结构化的活动等内容。

在报告的最后，祝教授介绍了影响协同学习框架理论发展的相关理论和观点，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全脑学习，全人教育”理论，脑基学习理论(BBL：Brain-Based Learning)，多维交互学习理论、人类潜能纬度等。

(二)台湾过去和未来的资讯教育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资讯室韩长泽主任做了题为《从过去十年看未来十年资讯教育的发展――2020你还是一位老师吗?》的主题演讲。报告以不同时期(1800年、1907年、2007年、2009年)的教室变迁图开始，展现了资讯科技对学校教学的深刻影响。报告用发问的方式引导观众关注资讯科技带给未来教育和教师的挑战，报告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你希望2020年还是老师吗?如果2020年你还是老师，你能适应吗?你该如何适应?”报告主体内容分为三部分：(1)台北市资讯教育的政策回顾；(2)台北市过去十年资讯教育领域代表性项目介绍；(3)对台北市未来十年资讯教育的畅想。

1　台北市资讯教育的政策回顾

1997年，为应对资讯化社会的需求与达成生活资讯化的目标，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出台了《台北市资讯教育白皮书》，并于1998年6月制定了第一期三年(1999-2001)计划。之后的几年内又陆续出台了第二期三年(2002-2004)计划、第三期三年(2005-2007)计划和第四期三年(2008-2010)计划。其中，后两期计划由各校自行研定。第一期三年(1999-2001)计划共包含五大目标：(1)建立优良的资讯教学环境；(2)提升教师运用资讯科技于教学的素养；(3)培养学生现代化的资讯能力；(4)发展资讯化的课程教材与软件；(5)积极有力的行政配合与充分运用社区资源。第二期三年(2002-2004)计划同样包含五大目标，它们是对第一期目标的延续，目标包括：(1)建立优良便捷的资讯教学与学习环境；(2)强化教师运用资讯科技融入各领域之教学能力；(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4)统合社会教育机构资源与充分运用社区资源；(5)强而有力的行政支持。

在未来十年中，台北市教育局推动台北资讯教育的愿景是“校校有宽带、班班有网页、处处可上网、师师用电脑、生生乐学习”。台北市各校推动资讯教育的主要方式包括：(1)校内成立“资讯教育推动小组”，由校长及相关单位人员组成，负责校内资讯教育政策拟定与决策；(2)校内设一位资讯组长，由教师兼任，负责资讯教育业务推动；(3)校内设数位系统管理师，由教师兼任，负责系统维护；(4)校内每一学年及每一学科。设一位种子教师，协助教导其他同学年(学科)老师．学习资讯科技或融入教学。

台北市教育局规定各级学校资讯设备分配原则包括：(1)每校普通班、特教班、专科教室及附幼班，每一间教室均有一台电脑、一台投影机、一个投影幕及一个电脑网络插座；(2)每三班分配一台A4黑色激光打印机；(3)电脑教室分配原则为，高职每十班建一间；高中每二十班建一间；国中每三十班建一间；国小每三十五班建一间；(4)每一间电脑教室里配备的设备包括学生电脑(依班级学生数分配)、电脑桌椅及A4彩色喷墨打印机、A4黑白激光打印机、A3彩色喷墨打印机、稳压器各一台、广播教学系统一套；(5)标准的多媒体教室的配备包括互动电子白板、电子讲桌、投影机、移动式电脑教室、无线网络环境。

2　台北市过去十年资讯教育领域代表性项目介绍

(1)运动场地资讯设备开发项目：在过去的十年内，台北市教育局下属相关部门自行开发了系列运动场地资讯设备：移动式投影机(2001年)，室外移动式电视推车(2002年)．室内游泳池背投影教学设备(2003年)，室内球馆背投影教学设备(2003年)，室内球馆投影教学设备(2004年)。借助于这些运动场地资讯设备，室外体育教学实现了有效的改良。目前，

台北市室外体育教学的一般模式包括学生在课前通过观看教学短片预习教学内容；教师在运动场地通过多媒体进行教学讲解；学生们进行渐进式练习；拍摄及撷取学生练习的录像；课后复习；学生观看自己动作录像；基于录像内容，教师帮助学生个别矫正。

(2)移动式电脑教室项目：所谓移动式电脑教室是指教师教学以笔记本电脑取代台式电脑；每台笔记本电脑均具有无线上网功能；以一台活动推车装载；可推到任一间教室使用；充分达到资讯科技融入学习。该项目于2005年启动。

(3)数字远端遥控天文台项目：通过数字远端天文台，学生可在家中遥控观测星象，学生也可以通过网络预约使用数字远端遥控天文台。该项目于2006年在南湖高中启动。

(4)“无线台北城”项目：项目口号是“无线台北、学习无限”。2006年1月1日一9月30日，台北市教育局相关部门在台北市主城区安装了4418个户外型无线网络接受器。全市约134km2地区(相当于主要人口聚集区的90％)均可无线上网。

(5)学生在家使用在线即时教学系统：项目预期成效是建立无线即时教学模式；为因故短期无法到校上课学生提供网络同步学习的机会；缩短学习落差。该项目由建成国中负责。

(6)台北市校园气象网项目：在校园里安装数字气象站，每五分钟自动更新数据，并上传至校园气象网站(hRp：／／weath-er.tp.edu.tw)服务器上；师生们可方便地查考当日、当月与当年气象资料，气象信息主要以数字式与图形式数据呈现，他们也可便捷地调阅历史资料。该项目的目的是提供中小学自然科学中大气科学的教学资源与发展探究式教学的基础；数据化记录台北市长期的气候变化；建立全球领先的微观气候测候网；提供无线科技应用实例；广泛运用于市民生活、休闲与都市防灾领域。该项目由新生国小负责。

(7)校园网络电话项目：台北各级学校已于2005年底建置语言闸道器，校际间互通及学校与市府大楼间均可透过网络电话联系。2009年，国小各班级均加装一支网络电话；开放行政人员及教师申请070网络电话号码。

(8)校园监视系统项目：2007年完成各校校园安全网络监视系统建置；可透过Intranet监视校园及校园死角；警察、行政人员可透过PDA籍由Internet及Intranet进行校园安全监视；有效提升校园安全；建构一个完善可有效持续经营发展的数字化校园安全监控环境。

(9)编印国中、国小资讯素养与伦理教材；资讯素养与伦理教材的主要内容包括导论、网络资料收集与识读、网络礼节、不当资讯与相关法律、网络沉谜与成瘾、网络交易、网络交友与恋情、著作权合理使用、网络新思维与新挑战、网络新世界等十大单元。2009年10月，台北市教育局康宗虎局长亲自推广资讯素养教材。

3　对台北市未来十年资讯教育的畅想

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0年里，资讯科技在台湾校园内得以大范围的普及和应用，对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和学校管理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未来的10年里。网络无线化、内容数字化、功能多样化、体积小型化、价格普及化的趋势会愈加明显。网络的普及让学生们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优质教学资源，让每位学生都有机会成为名师之徒，学生们可选择的学习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报告介绍了台北市南湖国小负责的未来教室项目，指出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是3D技术、触摸技术、无线网络技术、以及轻薄型的平板电脑的大范围普及与应用。在资讯科技的帮助下，未来教室功能将定位在以下四方面：情境模拟、教学互动、远距离视频、摄影剪辑。未来学校教育将突出以下特点：问题导向型学习、合作型学习环境、远距离互动教师、个性化学习平台、教学与学习网络社群、电子化学习、教师专业职能培养。在未来学校里，学习无所不在，国际和校际交流便捷，情境体验学习普遍。

报告特别提到，资讯科技在教育中应用的成功与否和教师的作用息息相关。从过去10年的经验发现，老师的教学辅助工具不会变化太快，但学生学习的工具却是多样的，老师可以拒绝使用辅助工具，但却无法禁止学生使用辅助工具。为了迎接未来资讯时代的挑战，在未来数年内，教师们要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提升自身资讯素养。要意识到，资讯技术的运用并不是让教师退出课堂，而是让他们转变成学生学习更好的协助者，资讯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让教与学变得更快乐。

(三)新加坡华文校本教学研究途径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院长陈之权博士做了题为《探索“校―研―教”三方紧密合作的华文校本教学研究途径》的主题演讲。报告指出，近十年来，新加坡华文教师队伍在教育部的鼓励下掀起了校本研究风，各校纷纷以改进华文教学为出发点探索教学课题。校本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由高校专家学者拟订课题，邀请中小学教师参与其中的合作课题；另一种是中小学教师自行开展的，以自己的学生和班级为对象开展的行动研究、课例研究或其他以老师为研究主体的校本研究。不过这两种模式都有明显的缺陷：在前一种模式中，研究的连续性不强，研究成果推广应用的比例不高；而后一种模式对教师的研究能力要求比较高，对于绝大部分从事华文教育的一线教师而言，这是比较有难度的一个挑战。

为了弥补这两种校本教学研究的缺陷，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开始尝试由学校决策者、教学实践者(教师)和学术人员共同参与的“校―研―教”三方协同研究活动，报告介绍了两个研究案例，一个是小学生协作写作活动，另一个是小学低年级写话教学，两个项目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报告分析了这两项“校―研―教”项目成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课题均来自华文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2)研究人员提供理论框架，并根据框架设计教学策略；(3)教师参与教学策略的制定、修订和调适；(4)教师对新教学法背后的理念有较清楚的认识；(5)在研究过程中，校领导、研究员、教师充分发挥各自的经验与专长，并对研究的课题、目标、策略取得共识；(6)研究团队主要由研究人员、学校老师组成，校领导参与，大家以共同进步为出发点，以团队为研究的集体单位，具备成功的“学习社群”的特点，能在和谐的气氛下释放知识、分享经验、建构新知新能；(7)团队成员抑制了“矛盾性期待”在研究过程中优势互补，借鉴彼此的经验、专长，共同设计实践性强的教学策略，促使研究取得进展。

三、主题研究群子会议报告综述

本次大会共有九个主题研究群子会议，会议邀请了11位学者做了主题研究群子会议的特邀报告，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教授的《泛在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资源设计与共享――学习元的理念与结构》，北京大学尚俊杰副教授的《教育游戏、研究性学习与创新人才培养》，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黄利发先生的《“十分华文”――一个少教多学的网络华文教学模式》，北京大学李晓明教授的《大学课程在线：教学录像国内分享的成本效益分析》，北京大学郭副教授的

《基于学习者学习行为和习惯的LMS研究与设计》，国立台中教育大学郭伯臣的《资讯科技于测验上之应用――以感觉统合实作评量与认知诊断电脑化适性测验为例》．香港大学王敏红教授的《工作中基于绩效的学习和知识管理》。中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项目办公室刘雍潜教授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与培训的研究》，北京大学郭副教授的《从一门网络培训课程到‘虚拟’教师培训学院》等。此外，九个主题研究群子会议还分享了225个课题的研究成果，成果形式包括长论文、短论文和壁报。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绍个别特邀报告和部分荣获最佳论文奖的研究报告。

(一)流动学习与无所不在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教授做了题为《泛在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资源设计与共享――学习元的理念与结构》的特邀报告。报告首先讨论了泛在学习环境下资源建设的新需要，指出当前学习技术主要关注封闭结构中学习资源的共享，但忽视了学习资源持续的发展和进化能力，忽视了学习资源动态的、生成性的联系，忽视了通过学习资源在学习者、教师之间建立的动态联系。为了满足泛在学习和非正式学习对学习资源生成与进化、职能与适应等多方面的需求，余教授与他的团队提出了一种新型学习资源组织方式――学习元。报告主要介绍了学习元的核心理念、结构模型和基本特征，指出它是一种具有可重用特性、支持学习过程信息采集和学习认知网络共享，可实现自我进化发展的微型化、智能性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其基本特征是生成性、开放性、联通性、可进化发展、智能性、内聚性、自跟踪、微型化等。报告最后探讨了泛在学习环境下学习无对学习方式变革的促进作用。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伍柏翰博士与他的团队做了题为《基于知识工程技术的移动化护理课程实习导引系统》的报告。报告指出，在传统的护理课程临床教学中，教师一般采用一对多的教学方式现场教导学生对病人进行身体评估，正确判断各种疾病以及掌握每种疾病的护理程序。不过，这种教学方式往往很难兼顾每一名学生的学习状况及进度，因此会影响身体评估单元的学习效果。本报告呈现了一套移动化护理课程实习引导系统，并提出以知识工程技术中的凯利方格为基础的学习引导模式。透过移动载体而呈现，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与标准病人互动，同时，通过感应技术，学生可以使用移动载体进行学习过程中的资料输入。报告呈现了移动化护理课程实习引导系统在具体实习中的应用，指出使用该系统的学生对疾病判断的学习成果显著高于以传统方式学习的学员。因此，报告得出结论，基于知识工程技术的移动化护理课程实习引导系统，可以有效地提升学员的学习成效。

(二)悦趣化学习与社会

北京大学尚俊杰副教授做了题为《教育游戏、研究性学习与创新人才培养》的特邀报告，其中指出，教育游戏可以从三方面来促进研究性学习的过程：(1)将学生置身于虚拟的、游戏化的情景中“学习”，可以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使得学习更有趣；(2)利用游戏的虚拟性实现一些传统教学中难以实现的场景，让学生在近似真实的虚拟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3)在虚拟的仿真学习环境中可以提出假设，并实际验证假设。在教育游戏中的“做中学”可以提高学生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其他高阶能力，而这些能力也正是研究性学习和创新人才培养所需要的关键要素。基于多个案例的介绍与分析，报告深入探讨了教育游戏在研究性学习中的重要价值以及实践游戏化研究性学习的具体举措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台湾师范大学萧显胜教授和他的学术团队做了题为《具有学习伙伴机制的在线游戏学习行为研究》的报告。报告指出，数字游戏可以提高使用者的注意力和对游戏内容的专注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教育游戏软件的学习者一定会非常关注其中的学习内容，他们很可能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游戏的娱乐要素上。为此，萧教授和他的学术团队设计了一套具有学习伙伴机制的在线游戏学习系统，以此来解决游戏与学习内容松散联结问题。研究以台北市国小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主要内容是考察在使用该在线游戏学习系统后，高分组和低分组的学习者在游戏行为上的差别。研究发现，学习者和具有学习伙伴机制的在线游戏学习系统的互动能帮助学习者增加其物理课程相关知识(“电与能源”专题)的学习成效。报告最后提出了改进在线游戏学习系统的建议，包括学习伙伴在设计时可加入选择形象部分；学习伙伴的功能上应争取做到以人工智慧的方式来感知学习者的状况和状态，并据此提供相应难度的教材内容。

(三)华语文数码化学习

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黄利发先生做了题为《“十分华文”――一个少教多学的网络华文教学模式》的特邀请报告。“十分华文”概念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的“语文教育跨越式创新试验”，是何克抗教授对儿童认知发展、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结合他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经验后提出的创新模式。“十分华文”网络华文教学平台由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开发，2008年开始在6所小学和4所中学中试验．2010年，有20所小学和4所中学使用该平台，其中有近3000个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参与其中。它的基本原则是“以语文运用为中心”，借助“教育电子坊2.0”(edumall 2.0)平台。“十分华文”为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语文课文中的每一课都设计了平均十多篇利用相同主题或生词撰写的文章，学生通过生词的重复运用和主题文章来学习生词和语法，并练习写作，学生在课堂上就可以做到学以致用。这一教学方法把教学、阅读和写作放在同一堂课上完成，改变了以往教师在课堂上教学，学生放学后再进行阅读和写作的传统华文教学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十分华文”项目的学生几乎百分之百用电脑上课。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参与过“十分华文”项目的学生对华文更感兴趣了、识字量、表达和写作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台湾国立台南大学吕明蓁博士和他的团队做了题为《新移民华语文数字化教材的试探性研究》的报告。报告指出，新移民在华语文学习中会遇到许多障碍，主要原因是每位新移民背景不一，对教材的适应情况因人而异，因此，政府在推动新移民识字学习的成效有限。针对这一问题，本报告介绍了一套自编的、数字化的新移民华语文教材。为了测试该教材的效果以及它对学习者学习动机与意愿是否产生影响，研究人员邀请了22位新移民华语文学员参与了为期一个月的数字实验教学。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学员认为，数字化教材对华语文的学习是有帮助的。不过，学员们对数字化教材的网站也提出一些问题，比如没有注音辅助，不熟悉器材操作等。研究建议数字化教材还可在两方面得以改进：(1)数字化教材实施时应考虑到数字鸿沟问题，因为很多新移民在资讯素养上仍然不足；(2)数字化教材还可以编写得更加友好些，比如多用图片替代文字，以此降低学习者在学习新科技时的挫折感。

(四)电脑支援合作学习与人工智慧的教育应用

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王其云教授与他的团队做了题为《利用Facebook来教和学：研究综述》的报告，王教授的研究通过四大在线数据库(Academic Search Premier,Educa-tional Research Complete，ProQuest Educational Journals.andERIC)搜索到了16篇英文书写的、主题与“Faeebook教育应用”有关的实证研究，对这16篇实证研究的内容分析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I)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2)Faeebook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分析；(3)Faeebook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以及(4)Faeebook的使用概况。报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当前有关Facebook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研究，而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之中；(2)研究发现Faeebook的运用对学生的情感态度方面的教育目标影响显著，但有关Faeebook是否促进学生学业表现的研究不是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3)报告发现，影响Faeebook在教学中应用的主要因素包括信任，隐私问题、教学法问题以及师生的个性问题。

(五)创新学习环境构建与教育软件设计

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王晓教授代表他的团队做了题为《运用概念图辅助国小学童提升基础逻辑设计能力之初探》的报告。报告主要内容围绕着一个用概念图辅助学生学习Scratch程式语言，以提升学生基本逻辑设计能力的研究。该项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概念图在教学中的运用是否会在小学生学习Scratch程式语言的历程和完成作品过程中带来差异。研究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研究邀请了8位国小五年级学生参加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实验教学活动。通过分析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在前测和后测问卷中的表现，比较两组学生完成设计作品的时间以及评量作品的完成度。研究发现，采用概念图教学策略后，实验组的学生对课程主要概念的了解程度比控制组学生要高，平均完成作品的时间比控制组学生要短．作品的完成度比控制组学生要高。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卢贵利博士与他的团队做了《可扩展的教学管理信息统计组件研究与设计》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高校教务管理信息系统中统计功能设计和技术实现上的不足，提出构建一个可扩展的教学管理信息统计组件，该统计组件在统计的功能和统计的技术上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可以满足教务管理人员对信息系统的多样化需求，实现灵活的个性化定制及多维关联统计功能，并支持多种不同的图形显示方式。该统计组件提供了对外接口，软件开发人员可在组件基础上进行开发，不仅能够提升程序开发效率，而且能方便地针对特殊需求进行扩展，比如，(1)增加统计的维数，提供更加复杂的多维统计分析；(2)针对具体的统计项，做到特殊统计项特殊处理；(3)对一些统计结果实现复杂的数理统计功能；(4)扩展统计结果的显示形式，如用三维表、曲线图等显示统计结果。此外，开发人员借助于统计组件可以灵活方便地开发统计程序，提高程序的开发效率，降低软件开发的成本。

(六)数码化测验与评量

美国雪城大学的雷静博士做了题为《技术应用与学生学习结果：对研究方法的一次实证检验》的报告。报告指出，国际上有很多研究关注有关技术应用与学生学习结果的关系问题，有的研究发现技术应用促进了学生学业表现的提高，有的研究显示技术应用与学生学习表现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还有的研究发现技术应用对学生学业表现有消极影响。雷博士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不一致的结论是因为有些研究关注的是技术应用的数量(学生花在计算机上的时间投入)对学习结果的影响问题，而有的研究关注的是技术应用的质量(用什么技术，如何用技术)对学习结果的影响问题。为了更好地了解技术应用与学生学习结果之间的关系，雷博士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技术应用的数量(时间投入)和技术应用的质量(学生使用技术的方式)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若仅仅考察技术应用的数量(时间投入)和学生学习结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无显著关系。若考察技术应用的质量，即特定技术的应用，与学生学习结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显著相关。不同类型的技术应用对学生学习结果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技术应用和学生技术熟练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特定专业技术应用与学生技术熟练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社交技术应用对学生的自我认同和学生对待学校的态度方面有积极影响；娱乐，探索技术应用对学生学习习惯有积极影响。不过．这些技术应用对学生学业表现都没有显著影响。基于这些发现．研究提出相应的建议：(1)教师在技术应用方面应更多地关注技术应用的质量问题；(2)鉴于研究并没有发现技术应用对学生学业表现有显著影响，教育者们要理性对待技术应用的影响问题；(3)鉴于不同的技术应用对学生学习结果的不同影响．建议教师在技术使用时设定相应的教育目标。

(七)数码学习与人力发展

香港大学王敏红教授做了题为《工作中基于绩效的学习和知识管理》的特邀报告。报告指出．电子化学习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用作培训员工的重要手段，可是，在实践中，电子化学习的效果并不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好．主要原因是培训中的学习内容和员工们的工作需要联系不紧密，因此员工们表现出的学习动机不强。为此，王教授提出了一种基于绩效的电子化学习方法。该方法强调将特定组织，机构的目标和员工的学习需要用具体的绩效内容表达出来，并将它们与电子化学习的内容紧密相连。为此，王教授提出一个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简称KPI)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组织，机构的使命和愿景被诠释成一系列具体的绩效目标，这样，员工们能明确知道自己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应该达到哪些具体工作目标。同时．这一模型也支持工作场所中的知识管理和社会性学习。基于KPI的应用。组织／机构中增加的知识资产可以得到有效地归类和管理。在组织／机构电子化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每个员工都清楚自己所在部门的KPI，他们可以更有的放矢地开展电子化学习。报告最后展现了一个基于KPI模型的电子化学习系统，检验了它的实践效果，研究发现，工作中基于绩效的电子化学习和知识管理在提高员工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方面有明显作用。

(八)教师论坛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林秀钦博士和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的张宝辉博士联合做了题为《学校情境中三名生物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变革的过程研究》的报告，报告呈现与分析了来自新加坡一所中学的三位生物教师应用一款计算机建模软件BioLogica进行生物教学变革的实际发展过程。研究采用对照组和实验组以及前测和后测比较的方法．考察了教师应用特定信息技术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同时考察了教师个体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对教学变革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三位教师基于信息技术应用的教学变革取得了

成功，究其原因，信息技术本身的特性(易用性、明确性以及与传统教学的兼容性等)、教师的技术应用态度、教师已有的教学经验、实践共同体的运用与否、尝试新教学的预期代价、教育评估系统、变革人的有无等因素是影响教师技术采纳和应用表现以及整个试验课题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得出五条启示：(1)学生取得学业进步，是教师最为珍视的精神奖励，也是他们采纳技术的最主要的内在动力；(2)现有的教育评估系统，使得教师在面对外来的新事物时．非常保守和小心；(3)在信息技术应用项目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帮助教师实现变革所需的“角色转换”；(4)教师的教学经验影响着他们对革新内容的价值认同，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动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更关注信息技术能否满足自己当前教学所需，如改进教学方法、减轻教学负担，而年轻教师更注重新工具、新教学本身的学习方式和学生的喜好情况；(5)为变革建立起一个优势互补、凝聚力较强的教师团队、减少探索的风险。

(九)博士生论坛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的钟宜静(音译，Jhong Yi-ing)博士做了题为《以社会文化观点探讨移动学习在教育上的应用》的报告。报告以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为基础，探讨其学习理论在移动学习环境中的应用。报告首先介绍了移动学习的概念与特点，指出对学生而言，移动学习意味着自我负起学习责任，可以随时取得帮助，真实的学习情境，完整的学习记录和多样化的学习形态。对教师而言，移动学习意味着能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的情境可扩大至真实环境，以及教学管理任务的增多。报告指出，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在移动学习会引起的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1)最近发展区使移动学习产生对话式的教室言谈；(2)合作学习促使师生共享发展课程成为可能；(3)移动学习要更注重情境学习，情境本身就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不过，移动学习中也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如学习者急于寻求答案的意愿；学习者经常期待得到教师的协助；移动学习可能偏重单一技能的传述，开展完整的活动可能有一定难度；针对移动学习的教材设计会比较困难。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最后指出，有效地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在移动学习上需要师生们在教学实践中做一些调整：(1)师生教学角色需要调整，教师应由知识传授者转为为学生提供支架或社会支持的学习促进者或教练学生则必须成为学习活动的中心，主动参与，自我管理学习过程；(2)教学过程需要强调社会学习和鼓励学生学会共同解决问题，因为学习是一种共同参与的社会化过程．教师要负责建立适合发展合作关系的学习环境；(3)教学要重视情境学习，强调学生必须在情境中．透过对学习材料的主动探究与操作，了解知识的意义和实用性，学会如何解决真实问题、完成任务、促进反思和知识建构；(4)教师应采用合适的评价工具对学生移动学习的过程与成果进行科学评价。

四、结语

总的来说，GCCCE2010大会内容丰富，会议整体安排沿袭了GCCCE2009的风格，会议内容，无论是会议主题报告，还是九个主题研究群于会议中的报告，都突出了今年会议的主题，即迈向知识建构的新纪元。来自五湖四海的华人学者深入探讨了当前计算机教育应用中遇到的各种实践性问题以及未来会面临的一些前沿性问题，与会学者普遍意识到当前全球计算机教育应用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即资讯与通信科技已经进入到了教育系统，已经为广大师生所熟悉，但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一起努力做的一件事是：如何使信息与通讯技术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真正的“教学伙伴”和“学习伙伴”，以促成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有效整合、促进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最终达到深度知识建构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