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方法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政治哲学方法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2014年7月，笔者有幸阅读了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的1987年版《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因受限于本人目前知识的局限性，尚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本书，很难在每个问题上都进行深入的思考，更不能将这本书所介绍的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很好地消化并运用于实际法律工作中；但是，就如作者致中文版前言中所述般，通过阅读这本书，为我初步了解立法者和法律解释人员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打开了一扇门，而在这之前，这是我之前从未思考过的法律问题。

从语言风格来看，《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译者邓正来多用长句作译，语句显得艰涩、绵长、修饰限制成份太多，有些语句若不重读三五遍，很难理解其所表达的含义。如果译者的中文翻译能简洁明了，或者说在翻译中将艰涩的语言能更流畅的进行转化，相信会增加读者对本书的阅读和受益程度。从内容上来看，这本书瑕不掩瑜，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综合、客观；这是一本法学理论很强的书，时间跨越了古希腊到现代法学，内容上包括了法理学、法律哲学、历史法学、社会法学、法律的性质和作法律的渊源和技术，以及法理学的发展演进中形成的各流派学说。

结合自身的职业，我重点阅读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通过阅读，对公证制度的秩序和正义方面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思考。在本书中作者主要是通过“秩序”与“正义”这两个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制度，认为“它们是理解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及其实质性目的所不可或缺的”（第227页），从秩序入手，以秩序和正义为中心，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阐述。作者将秩序（order）这一术语“用来描述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特别是在履行其调整人类事务的任务时运用一般性规则、标准和原则的法律倾向”，“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第227-228页）。经过观察表明，作者认为在自然界中“秩序似乎压倒了无序、常规性压倒了脱轨现象，规则压倒了例外”（第228页）；在人类社会中“有序生活方式比杂乱生活方式占优势。在正常情形下，传统、习惯、业经确立的惯例、文化模式、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都有助于将集体生活的发展趋势控制在合理稳定的范围之内”。

在作者看来，“法律的秩序要素所关注的乃是一个群体或政治社会对某些组织规范和行为标准的采纳问题……秩序概念所关涉的乃是社会生活的形式而非社会生活的实质”（第260页）。公证作为一项在现代国家确保自由、安全和公正的基本法律制度，是锻造社会秩序的装置，具有预防和化解纠纷的能力，有的学者甚至将公证定性为一种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公证制度主要从主体和内容两个角度体现公证对秩序性价值的倡导和维护作用：在主体方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适用公证制度本身就意味着将主体的私人事务纳入到公共的司法领域来，意味着一个有独立性、自律的所谓‘法的空间’得以形成和维持”，于此同时，公证的主体无一例外地均置身于一定的制度化空间中，并因此受到来自制度的程序制约。在内容方面，公证的证明对象如契约或行为往往是一种排除一种外部法律适用的直接私人意思表达，如果缺失公证制度约束，这些内容就可能游离于法治之外，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而公证能够实现帮助、指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变更法律行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剔除纠纷隐患和不真实、不合法的因素的目的，显然就把法治所倡导的秩序内容契合于当事人之中，并且进入了本来应当提倡“司法谦抑”的私权领域，使得公证制度能够在诸多公权手段如诉讼、劳动仲裁、行政救济等难以介入的领域发挥秩序建构的作用。

博登海墨认为：“法律秩序中的规范与事实这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且互相作用。这两者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就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则部分中的‘应然’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并不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第255页）因此，立法者将公证制度设置为一种法律制度，使其有足够的能力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则必须同时具备规范和事实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们发现，一般社会经验下的公证制度及其运行，往往能够获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任感、满足其对秩序的内心需求进而继续获得申请公证的激励和效用，并以此循环往复。正如马斯洛所指出的“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有组织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第239页）

“人们在生活安排方面对连续性的诉求与他们要求在相互关系中遵守规则的倾向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无论何时只要人的行为受到法律规范的控制，重复规则性这一要素就会被引入社会关系之中。一种源于过去的权威性渊源，会以一种重复的方式被用来指导私人的或官方的行为。遵循规则化的行为方式，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很高程度的有序性和稳定性。”（第239页）由于公证是基于私人个体为获取公共信用证明而产生的，这就意味着如果能够借助公证制度获得所追求的公共信用，将会使得个体拥有进行持续性公证的主动需求，而公证的公正、真实、合法行原则恰好可以保障这种公共信用的实现，由此使得公证建立的社会公共信用体系和社会秩序能够获得长久存续的土壤。

博登海墨认为“从最为广泛的和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正义的关注点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群体的秩序或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的目标……满足个人的合理需求和主张，并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续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第261页）。正义在公证制度上体现为公正原则（《公证法》第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公正是公证的最本质要求，是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是保证公证质量、实现公证职能的保障。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公证证明内容即对公证申请人所申办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公证结果是公正的；程序公正是指公证活动的过程对公证申请人及相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也即是说公证参与人员在公证过程中受到的对待是公证的，国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得公证证明的权利。简而言之，实体公正是指“产品”是否合格，程序公正是指该“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公正。

公证制度是国家公证机关进行司法证明活动的一种法律制度，它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证机构则是代表国家行使证明权，其所出具的公证书被法律赋予特定的公信力。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该项公证的除外。”由此可见，公证的效力可以直接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甚至直接影响司法诉讼的结果，决定着当事人的重大利益。正因为如此，公证应当严格贯彻公正原则，要求公证人必须做到：一方面对申办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公证结果是公正的；另一方面，公证参与人在公证过程中应享有的程序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平等对待。遗憾的是某些公证机构在坚持公正原则方面表现颇让人心寒，最为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发生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因公证本身存在体制弊端，有些公证机构甚至把办理公证业务当作“生财之道”，搞成了“公证经济”，将法律赋予的“证明权”视为垄断公证业务的“道具”和“资本”，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公证机构及公证人人为简化法定程序，迎合客户的各种不正当要求以争取公证业务，导致错证、假证事件迭出不穷，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公证机构行使国家证明权，代表的是国家最高的证明行使，如果其中涉及营利因素和利润问题，那么必然产生竞争，以致其未能按照制度设计的轨道正常运转而可能出现偏轨行使的情形，更有可能淡忘公证职责，偏离执业宗旨。公正是公证的基本原则，是公证业的灵魂，是公信力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归根到底，我国的公证制度必须进行彻底的深化改革。

作为一名公证人，深知公证过程中秩序和正义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工作中定会对公证的本质多作思考，探求公证应该是怎样的，设计公证制度的初衷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追求社会和谐秩序、实现公平正义之目的等等。

以上观点为本人阅读博登海默先生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之后的粗浅感悟。读了此书后，本人更深刻认识到仅仅停留在课本上的目光始终是短浅的，而且束缚了人的思想。法律工作者只有广泛涉猎、不断积累才能拓宽视野、独立思考，才能成为具有专门技能、专门知识和专门职业道德修养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篇2

哲学方法论是以一定的世界观为根据的，世界观以自身对人们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的指导意义而取得存在的价值。哲学方法论的类型有很多，本文主要是对整体主义方法论运用的分析。

整体主义强调的是从社会走向个人，个人可以成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手段，它讲究无论是从独立、平等、还是自由问题上，都是从国家出发，抽象地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法国当代政治哲学家莫尼克·卡斯基若认为，政治上的整体主义指的是：“国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一个由所有社会成员构成的统一体，给予社会成员他们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国家无条件地服从、忠诚、奉献，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生命；个人首先是为了国家而活着，然后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1]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体主义，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这种社会条件决定了人们缺乏个人独立性和个人自由的概念。这种整体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贯穿在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作者的整体主义观念。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写到：“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2]在这里，苏格拉底声称城邦整体的幸福要远比其中任何一个阶层的幸福更重要。这说明，柏拉图关注的是城邦的幸福，而且随着他论证的逐步推进和展开，个人越来越被看作是城邦整体的一部分。个人在城邦中的地位完全根据其对城邦整体的贡献决定。柏拉图多次说明他的目的既不是城邦中某一个体的幸福，也不是城邦中某一阶层的幸福，而是城邦整体的幸福。

柏拉图认为相互帮助和合作的人聚集而居，“并把聚集的居所称作城邦”[3]。理想的社会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他反对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制，主张两个上等阶级（统治者和武士）实行共财产和共妻儿。由于国家论是建立在他的伦理学基础之上，所以他认为个人必须以私利服从公共福利，因为个人的真正的善同社会福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柏拉图评判道德的标准是城邦的利益，那么他的伦理学应探讨的是个人的利益如何符合并促进整体的利益。

其实柏拉图所描绘的理想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政府权威高高在上，个人绝对服从，由“哲学王”来统治的共和国，它充分体现了政治整体主义的特点。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柏拉图所设想的城邦并不是极端的专制主义。虽然他更关注城邦整体的幸福，但城邦整体的幸福在柏拉图那里指的是城邦全体公民的幸福，二者并不是不同的、对立的两种价值观。因为在柏拉图这里，公民为国家贡献的同时也是在谋求自己的幸福，在理想城邦这种体制中，每个人的真实利益都得到满足，没有公民受到虐待和歧视。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4]这个观点意味着个人必然带有政治属性，必然归属于城邦。人只能在社会中过群居生活，于是就成为各种社会团体，乃至城邦国家产生的原动力。城邦的形成是社会团体自然演化的结果，而城邦的形式过程足以表明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其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政治学》一书中，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的问题看出他的整体主义的体现，他的国家起源说表明他认同的是社会共同体国家学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的形成发端于由男女关系同主奴关系相互作用所组成的“家庭”，“家庭”是延续人类满足人们正常生活所需而建立的基本社会形式。继而为了适应更为广大的生活需要，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农村公社便应运而生，然后是若干农村公社组合为城邦，这时“社会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状态，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5]

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将整体主义具体化为国家至上的道德原则。“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6]在这里，黑格尔把国家看作普遍伦理可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它不再是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工具，而成为克服私人利益的目标和欲求。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一个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别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的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 的时候才出现。因而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所以“国家是比个人更高的东西”[7]，国家不是保障个人幸福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个人必须尊敬国家，一切符合国家的利益，甚至是为了国家牺牲个体，只有这样人才是具有伦理性的人。

在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里，也体现了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不论中国或者西方，整体主义的方法论都在哲学史上各家言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整体主义方法论对各种哲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多起到了一定作用。而整体主义的伦理观，对道德言论的丰富化和对政治伦理的多元化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为重要的是，在个体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念，人类宏观利益被相对弃之于从属地位的今天，关于整体主义的思考，对当代主流思想的反思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强. 西方社会的变迁—从整体主义到自由主义[J]. 北方论丛,2009(2).

[2][3] 柏拉图. 理想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篇3

例1 下列关于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表述，正确的是（ ）

①哲学来源于生活 ②哲学就是生活经验 ③哲学可以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 ④哲学可以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具体方法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①④

解析 本题容易误选②或④。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人们对生活经验的不断反思和追问，慢慢就会涉及到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因此，哲学不等于生活经验，②的观点是错误的。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但是，哲学方法论是根本的方法论，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人们可以结合具体问题去探索具体的方法，哲学不会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具体的方法，④的观点是错误的。故本题选C项。

点拨 方法论是有多个层次的，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哲学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决定性作用，它是各门科学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最一般的方法论，对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有着指导意义。

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例2 庄子认为，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这样才有可能达到“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境界。荀子则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对此正确的理解是（ ）

A. 庄子客观唯心主义，荀子是主观唯心主义

B. 庄子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是朴素唯物主义

C. 庄子强调要顺应客观规律，荀子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改造自然

D. 庄子强调要顺从自然规律，荀子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解析 误选A、B项的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庄子、荀子的观点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误选D项的原因在于没有明确“制天命而用之”的含义，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能消极地顺从自然，而要主动地控制和利用它。故选C项。

点拨 以文言文作为背景的试题往往让同学们犯难，有两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记住一些主要思想家所属的哲学派别（见下表）。隋唐以前的思想家更侧重于唯物主义；隋唐以后，唯心主义思想家多了起来。

[所处时代＼&唯物主义主要代表＼&唯心主义主要代表＼&隋唐以前＼&荀子、墨子、王充、范缜等＼&董仲舒等＼&隋唐以后＼&王夫之等＼&王守仁、朱熹、陆九渊等＼&] 二是找关键词。没有读过庄子相关文章的同学很难理解引文的意思，但是，引文中“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意思也明确，“制天命”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用之（天命）”就是利用自然，这就说明了他的观点并没有夸大主观能动性。

三、思维与存在

例3 回顾我们所走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程，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的每一次跃升，都缘于改革理论的突破，都缘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闪电走在雷鸣前一样，思想要走在行动前面。“正如闪电走在雷鸣前一样，思想要走在行动的前面。”这里包含的哲理是（ ）

A.一定形态的思想是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B.一定形态的思想反作用于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

C.思想路线决定改革的进程

D.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解析 A项的观点本身是正确的，但材料强调思想要走在行动的前面，所以，很容易排除。思想路线属于意识范畴，不能起决定作用，C项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闪电走在雷鸣前一样，思想要走在行动的前面”似乎表明先有理论，后有实践。但是，实践是认识（含理论） 的基础和源泉。D项的观点违背了这一原理。根据“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理论，一种理论可以先于实践而出现。这种先于实践出现的理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来的。故选B项。

点拨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其实也是一种解题的重要工具。这一原理有一重要内容是“矛盾的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即，一个事物不管它怎么特殊，它必须具备同类事物的共性。命题者往往故意离开事物的普遍性强调事物的特殊性。本题就从材料入手，提出“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违背了实践决定认识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存在决定思维。

现代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使物质生活的富足成为现实。然而，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人口的膨胀使人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自然资源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为什么如此恶劣？”“人类在自身的发展的过程中应怎样处理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们在经过了这一系列思考后理性地选择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据此回答1～2题。

1.人们面对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而进行的思考不可回避地触及到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这说明（ ）

A.哲学的智慧是人努力想象出来的

B.在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思想都是哲学思想

C.哲学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产生的

D.实践的发展是为了适应哲学的需要

2.人们在经过了一系列思考后理性地选择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主要体现了（ ）

A.人们改造世界的水平取决于主观认识

B.思维方法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起决定作用

C.真正的哲学能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D.没有哲学智慧，就没有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3.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在根本观点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它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

A. 缺少辩证法思想，不能把世界看成不断发展中的物质世界

B. 它在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上是唯心的

C. 否认意识反映物质

D. 往往把物质的具体形态当作世界的本原

4.有人认为，人脑产生意识，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这种看法属于（ ）

A.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B.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C.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D.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5. “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法公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的意见完全不同。黑格尔相信有一个叫“精神”的神秘实体，使人类历史发展下去。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然而，那是一种特别意义的物质，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关于这段话的理解正确的是（ ）

①哲学中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意见完全不同 ②哲学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③黑格尔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④人对物质的关系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篇4

西方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大体而言,西方古代哲学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文论就侧重本质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客体性;西方近代哲学侧重认识论,西方近代文论就侧重创作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主体性;西方现代哲学侧重方法论,西方现代文论就侧重批评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中介性——主客体之间的中介性,如语言性、文本性等。这正是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核心观念在哲学和文论关系上的合逻辑的发展。

本文只论述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这种关系,其余两种关系将另文专论。西方古代哲学着重研究客体对象的本源,这就表现为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着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乃至整个西方古代文论。这种决定关系应主要考察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哲学与文论的关系,因为他俩的哲学和文论统治了随后的整个古代时期,并对西方近代和现生重大影响。比较而言,柏拉图在哲学上的影响尤为深巨,亚里士多德在文论上的影响最为广远。

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曾分别提出“水”、“气”、“火”、“种子”、“原子”等具体事物或者设想的物质微粒,来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这是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于这样的哲学本体论,文艺便被认为是对由这些本体所构成的自然事物的模仿。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之所以是和谐的,是由于模仿了自然;德谟克里特认为人们从鸟的歌唱学会了唱歌。这种模仿论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本质论,它还是直观的、朴素的,也是片面的,因为它仅仅从文艺的外在源泉看问题。

古希腊哲学和文论发展到柏拉图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论和巴门尼德的抽象存在论的影响下,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一般概念的影响下,提出由多种多样的理式组成的理式世界是真实的本体,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是虚幻的,是对真实的理式世界的模仿和分享,是后者的“影子”和“模本”。柏拉图的理式实际上是关于事物和世界的抽象概念,但是被绝对化、神秘化而作为先于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客体。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柏拉图的这种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完全摆脱了感性直观的束缚和局限而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形而上学。从此,思索和探求隐藏在所谓虚幻的感性世界后面的真实本质或者说存在本体——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便成为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主流。

柏拉图的文论是在继承前代文艺模仿论的基础上,从上述他的理式论直接推出的,也可以说是他的理式本体论对前代模仿论的改造。他在《理想国》等对话中承认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艺因而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它“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尽管如此,文艺模仿论却因此而不再是直观的、朴素的了,而是辩证地触及了文艺的本质:文艺在模仿现实事物的同时,应当体现隐蔽在事物表象后的本质(依柏拉图,那本质即真理,亦即理式)。柏拉图还据此把诗分成两类,一类是单纯模仿性的诗,即只是模仿事物的表象以满足人的从而毒害人的理性的诗;另一类则是分享了理式的诗,是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在文艺本质观上,我们与柏拉图的主要不同之处是:依据柏拉图,文艺所体现的本质是先于现实事物而存在并作为后者来源的理式本体;而我们则认为,那本质其实是根源于现实事物的,是对后者深入认识的结果。可知我们对柏拉图文艺本质论的肯定是在颠倒的意义上进行的。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体论可以说是对以往不同性质的本体论的综合或者说调和,因而有不一致之处。在《范畴篇》中,他提出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即本体,一般即事物的“种”和“属”是“第二实体”,两者并不割裂,因为个别事物之外并不存在一般。但在《形而上学》中他却认为,在构成事物的质料和形式这两个因素中,形式先于质料,形式决定某物之为某物,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它才是作为本体的实体。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论最后变成了形式本体论,与柏拉图的理式本体论相似了。

亚里士多德的文论也是对以往文论的综合和改造。在《诗学》中,他认为文艺的本质是模仿现实,这是对古希腊早期模仿论的继承。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已从古希腊早期思想家所说的对自然事物的模仿,转移到着重对现实中人的行为的模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这种模仿中,“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可见他强调的是在模仿中体现事物的本质和理想,这显然又是对柏拉图的文艺模仿论的一种继承。不过,他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式—现实—文艺”这种由上而下的体系,认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本质和理想并不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外。这大约是他哲学中的实体本体论思想所发生的作用。这样,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本质论既保留了柏拉图文艺本质论中文艺应当表现(模仿)本质和理想这一深刻思想,又把它合理地置于现实基础上了。至此,西方文艺模仿论臻于成熟,并“雄霸”文论史二千余年。至近代它才受到表现论的强有力的冲击,但是它并未被完全取而代之,而仍然以“模仿”、“再现”、“反映”等名称存活下来,直至今天。

从上述可见,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就哲学本体论看,其本体从单纯的个别事物的概念(古希腊早期某些思想家的本体概念),发展到一般本质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式本体概念),再发展到包含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事物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概念)。与此相应,古希腊的文学本质论也从模仿单纯的个别事物,发展到模仿根源于一般本质(理式)的个别事物,再发展到模仿本来就包含着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的人和事物。

从上还可见出,西方古代无论是哲学本体论还是文艺本质论,研究的对象都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或者是物质的客体,或者是精神的客体。(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和客体的分化才开始萌芽,近代哲学中这对概念的分别才充分明确起来。)所以,我们说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的特点是客体性。

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从侧重客体开始,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当人类因主客体分化而开始具有自觉意识时,他首先最惊讶和最意欲征服的应当是客体对象,而不是主体自身。西方的这种“客体起点”,也是其自来重视发展科学的文化基础,因为西方文化正是从注重客体对象才发展出科学精神的(从注重主体自身则发展出人文精神)。就哲学自身来说,有此古代客体性本体论的起点,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认识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中介性方法论的充分发展。设若不是这样的起点,上述西方哲学(指纯哲学,不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三方面的充分发展也许是不可能的。

西方古代哲学的客体性本体论还有相当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主要不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包含一般本质于个别实体中的理论上(个别中包含一般是认识论上的某种深刻性),而体现在柏拉图的理式论上。柏拉图设定此超验的“理式”,从而建立起超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也有超验形而上学性)。超验形而上学是科学永远不可能达到和取代的领域,因而是哲学真正能够安身立命之处。它是人类智慧对哲学家的独特馈赠:人类智慧对经验事物的追本溯源,总会超越经验事物本身而达其先验和超验的根源。只是形而上地推论起来,柏拉图的超验的精神本体——理式——是不大合理的,后来受他的理式论启发和影响而产生的其他超验的精神本体,如上帝、绝对精神等,也不高明。惟有近代康德为作为其感性现象界外在来源而设定的超验的物质本体——自在之物,则较为合理(康德的自在之物又指三个最高的统一体,即“灵魂”、“世界”和“上帝”,其中也包括精神本体。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本体论是二元论性质的)。这是从超验的精神本体向超验的物质本体的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哲学超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完成。

西方古代客体性模仿论文艺本质论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认为,正因为有此古代客体性文艺本质论做基础,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文学创作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着重中介性(主要是语言性)的文学批评论的充分发展。设若西方文论不是肇始于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它在以上三方面的充分发展大约也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除本体论以外,还有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柏拉图的认识论可以叫“回忆”论,认为人的灵魂生前已经认识理式,因而已经具有了知识,人出生后通过感知事物而回忆起那些知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而作为更高的、具有理性认识功能的灵魂有如蜡块,能留下外界事物的痕迹,这是带有反映论性质的认识论。可见两人的认识论都基于各自的客体性本体论,因而都具有被动性的特点,柏拉图的认识论尤其突出。这不像西方近代认识论,后者具有主体性能动创造的特点,并构成近代哲学的主要内容。

至于哲学方法论,柏拉图运用的主要是先验的理性辩证法,他认为靠它可以不通过感觉而辩证地认识那理式体系。亚里士多德则主要运用逻辑的归纳推理尤其是演绎推理的方法,这是与他的实体本体论和相应的认识论相统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由于都基于并服从于其客体性本体论和认识论,缺乏独立自主性,不像现代哲学方法论那样,不但往往是该哲学的主体内容,而且往往具有自主性,有的还被赋予本体论或认识论的性质(被赋予本体论性质的如解释学哲学的方法论,被赋予认识论性质的如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论)。

篇5

（一）自我观察法-一种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早期的会计学家们认为，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会计工作的直接经验。会计学既然是一门研究会计工作人员经验的科学；因而会计学的研究方法必然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而此种方法又必然只能采用主观主义的方法和手段来完成。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后来受到许多批评。因为各个研究者的主观主义的观察结论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研究工作带有许多偏见；另外，这种方法还会对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加以排斥。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难以得到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方法论所取代。

（二）实用主义方法论思想。由于早期会计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客观地解释各种会计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人们在会计实践活动中的各种会计学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实用主义会计学。当时的一些会计学家们认为，会计学应当研究会计的功能，强调会计学在会计实践中的应用。在研究方法方面，他们采用了描述法、归纳法、演绎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和实验法等。虽然实用主义会计学并没有完全放弃自我观察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会计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探讨会计实践与环境的关系。实用主义会计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填补了自我观察法的不足，而且推动了会计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财务会计学、管理会计学、会计伦理学、会计法学、会计心理学、行业会计学、甚至计算机会计学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会计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三）以操作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行为主义会计学。在会计学研究中引进实证法，最早是由美国会计学家詹森倡导的，是与行为主义会计学相配套的研究方法。行为主义会计学坚持以被观察到的，可以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分析的行为作为会计学研究对象。这实质上是把布里奇曼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会计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会计学研究。在会计学研究中采用实证方法，可以对会计现象和会计实务做出更为客观的解释和预测。一切会计研究都要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依据，不能经过实证的会计概念、准则和理论都是不可取的。会计学研究中采用实证方法已经是世界性潮流，有许多优点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会计学更加切合实际，有助于形成更加科学的会计理论，有助于检验和发展已有的会计理论。但在肯定其贡献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其局限性。实证方法无法对会计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做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从广义上讲，实证会计研究与西方会计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经验研究是等价的。从狭义上讲，实证会计研究是经验会计研究的一个分支。实证管理会计研究的目标是追求理论的实用化。现在许多西方国家和我国在管理会计方面广泛开展实地研究，这是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新的发展方向，是以组织行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合乎逻辑的发展。北美管理会计研究已逐渐从规范研究转向多种描述性方法的使用，主要运用分析、问卷调查、档案资料和专项实验等四种方法。与北美管理会计实证研究中大量使用经济学理论相比，欧洲的管理会计实证研究更多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等社会因素对管理会计的影响，多采用案例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值得我们分析借鉴。

（四）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方法论的会计学。在会计学的研究方法方面，有部分会计学者走的是一条与行为主义会计学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强调会计人员意识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会计行为中的“元素”，认为应当自由、公正地描述会计人员的直接经验，而会计人员的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完整的经验如果按实证法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这种从另一角度来强调会计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进行研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受物理学中场论的影响，会计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以b=f（e，p）为函数，发展了对会计人员的动机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推动了会计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会计人员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会计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当然现象学的方法和场论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采用这类方法是否取得成功及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断的。

（五）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会计学。现代认知会计学主要以信息论来解释会计工作。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会计学探索人们会计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用信息论的观点对会计活动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会计活动过程，确实是会计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会计人员和会计工作，把社会化的会计人员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以信息论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会计学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会计行为的活动规律。

（六）以整体论为主要方法论指导的人本主义会计学。当行为主义会计学步入极端机械论的后期，一种旨在研究会计人员及会计工作的人格和价值发展的新学派-人本主义会计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研究方法。他们不仅反对行为主义会计学把会计人员视为刺激-反映机器的观点，也反对意识经验学派把会计意识经验还原为会计人员的原始驱动力或基本防御机制的观点。在哲学指导思想上，人本主义会计学认为会计行为都有其特殊性，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丰富多彩的会计活动。它更加注重对个体会计活动的研究，力图使每一个会计个体的活动得以健康和充分的发展。我国会计管理活动论就具备这一特点。人本主义会计学不仅不排斥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而且还扩大了原有的会计研究范围，以便解决过去一直被排除在会计学研究范围以外的会计信息和会计人员的价值等问题。人本主义会计学显示了一种要在科学方法论方面加强自身体系的愿望。

二、当前会计学研究的方法论现状与问题

纵观会计学的发展历程，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和演化，产生了质的飞跃。无论我国还是其他国家，会计学由于研究方法和认识手段的不同，已经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从会计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会计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会计学研究仍然是“欲速则不达”。即使指导思想正确，研究方法得当，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研究目标、对象和范围，会计学研究的结果仍然会出现一些“以偏盖全”、“以点代面”的结论，如“会计信息系统论”、“会计管理活动论”、“会计工具论”、“会计艺术论”等都是如此。

时至今日，会计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会计学对会计信息的价值的研究似乎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结论；有关会计准则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会计行为的研究则侧重于会计环境影响的探索；各种具体会计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正在全面展开；至于对一些重要会计问题的创造性研究看来困难更大一些，正在寻求更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会计学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着研究，最终目标是想弄清楚人类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会计工作以及会计的真实面目是什么。但需要强调的是，实证分析的方法目前被大家重视，这是一件好事，它对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有效的，但它并不能代替整体分析。会计学研究中整体分析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整体分析需要反复研究法，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或实证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就是对会计工作中个体的研究，在采用演绎法时也应当慎重，一般规律有时并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对每个具体会计问题的研究有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个体、具体的会计问题，但解决这些个体、具体的会计问题仍然需要采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

由此可见，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而言仍然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阶段。即使在同一研究领域，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不同研究方法也常常是同时并存。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会计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会计学研究与其它任何学科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有的研究工作。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方法不可能用某种简单化的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寻找当前大家都能接受的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并运用到会计学的研究工作中去，是当今会计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的会计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应当看到，我国从事会计学研究的人才从总体上讲还是缺乏的，而他们在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论也显得单调。我们重复性的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滞后型研究多，超前型研究少；传统方法多，新方法少；介绍国外的多，借鉴研究的少；政策性研究的多，学术性研究的少等现象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会计学研究还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和行政长官意志的特点。

三、在会计学的研究发展过程中构建新的方法论

会计学研究者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在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它决定着我们的研究目的和达到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会计学研究方法论的演化史已经提示我们，会计学研究方法论应当是成体系的，这个体系至少有以下三个组成部分：1、会计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2、会计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3、会计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研究会计现象，首先要对会计有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会计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代替具体的会计研究工作，但是具体的会计研究工作是在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会计学研究有了正确的科学研究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会计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者内在和外在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会计学研究的微观阶段之后，即分析性研究之后，会计学研究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即综合研究的趋势。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除了受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影响之外，还应当注意采用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和突变理论作指导。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会计学，但对会计学的研究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而且，正是由于会计学学派林立，众说纷纭，就更需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会计这个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当然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并不能代替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会计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构建符合会计学科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会计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问题。可以说会计学研究已经涉及到会计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因此，在具体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方面必定有相当大的差异，如财务会计的研究方法就与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有较大差异，研究一般企业的会计问题的方法就与研究上市公司企业会计问题的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与具体问题的研究相联系的。我们可以看到，会计学研究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几乎运用了绝大多数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其中包括数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统计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法学的、逻辑学的、甚至物理学的、美学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点和长处，但同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多层次、多元化和动态的，同时又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我们不仅需要对个别会计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微观分析研究，而且更需要整体的、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综合研究，归纳总结出各种会计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会计学理论和学说不能仅仅处在一种描述性的初级水平阶段，而应当是可操作的，有预测力并有控制力的，这样才能使会计学成为一门既有自己比较完整一致的理论，包括研究方法论体系，又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去解决具体问题，具有更为广泛实际应用价值，作用和效果更为显著的现代社会管理科学。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进行会计研究，研究思路必须清晰，而且在研究问题时应当注意体现以下一些基本要求：1、系统相关性，即我们在研究某一会计问题时，要始终把会计当作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对待。2、成果应用性，会计研究的定位应介于纯粹的哲学思想和纯粹的操作手段的层次，它是一种既带有哲理性质又带有操作特征的方法哲理探讨。3、层次分明性，会计研究应始终注意体系建构及研究过程的层次性，既力求做到逻辑严谨，又力求做到层次分明。

在会计学研究方法论中，无论是采用规范研究法，还是采用实证研究法，还是采用其它类型研究方法，要根据研究的目的来决定采用哪一类型研究方法，甚至应当是各种方法同时并举。因为各种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能解决会计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对采用什么方法进行会计学研究，不能画地为牢，厚此薄彼，更不能说某某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而另一类方法是不科学的方法。各种研究方法只要用得好，认真地去做，就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如果做得不认真，再好的研究方法也难以产生好的效果。我们既需要会计学的实证研究大师，也需要规范研究大师，更需要能将各种研究方法综合全面应用的会计学研究大师。如果仅仅采用某一种方法进行会计学研究，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无论采用什么研究方法，都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实际就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比如研究会计目标问题，就不能泛泛地说会计目标应该是什么，而应当研究中国的会计目标是什么，其它国家的会计目标是什么，中国国有企业的会计目标是什么，中国私营企业的会计目标又是什么？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

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作为研究者不要先入为主，夹杂着太多的主观价值判断，或单纯为政策寻找答案。研究是为了发现规律，寻求真理。当然在研究中也应当避免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发生，采用某种规范研究方法研究某一会计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得出了一些新结论，这不能说是为研究而研究。只有那些做了大量低水平重复性研究的研究，而研究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发表一些文章而评上职称之类的，才叫做为研究而研究，这类研究应当限制并加以反对。

会计学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会计学方法，这一点要搞清楚。对于各种会计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当然也是会计学研究中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时需要注意的。比如对管理会计中某些方法的应用，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还是采用新的，甚至是创新的研究方法就值得仔细推敲。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使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得到进一步延伸，研究本身的成本也不会太高。而采用创新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有时往往是革命性的，研究本身也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而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将会彻底更新。

在应用各种研究方法时，需要不断进行创新，绝不能照搬国外的研究方法、他人的研究方法。就拿实证会计研究法来讲，我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研究者的文化背景、知识素质也有很大差异，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国家的会计学者那样去验证一些我们本不需要验证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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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坚持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融入了极具活力的新内容。科学发展观在观照目标上呈现多元化，包括自然界以及在实践中产生的人和人类社会，主旨在于三者的协调融洽。本质上，科学发展观为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唯物史观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

一、从本体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检验标准的人本与社会政治实践相协调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在遵循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中所阐述的社会模式更迭的一般规律及世界演变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效能二者相结合基础上形成的。它从实践的角度界定了发展的目的，其所具有的意义和所采取的方式，是对马克思发展观的新发展。马克思认为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及其所从事的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人改造客观世界获得实在实物的活动是必不可缺少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外的各类活动则是依托物质生产活动而形成并始终受其影响的。明确指出社会发展是自始至终受到人类生产实践制约的，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包括其他因素的综合思考。马克思把人及其创造活动写入了社会的本质，只有人的主观能动行为才可以形成社会进步和逻辑。社会发展规律与物质生产规律是现象与本质的地位，后者制约前者。如果没有了人的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所认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的理论根源。学说具有相当份量的是关于人的学说，它从生产活动的角度观察人、分析人。马克思认为人的价值最根本的特点是实践创造性。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在实践中由不确定价值向确定价值转化的过程。人的价值可以一分为二，即一个是个人价值，另一个是社会价值。与之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阐明了人在社会进步中居于主导地位，人的非消极、非被动、非保守的特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在建设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采取更加有效措施来让广大群众不断感受到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发展获得感，是新时期中国政治领域加强建设取得文明进步的主旨。践行科学发展观，必定会在实际中反映出重视人而非忽视人的政治意蕴，以人能否得到彻底解放和能否得到更好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这实际上就是政治哲学。所以，践行科学发展观必须以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首要条件，以积极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内在协调为目标。同时，要兼顾后代人的需求，在不间断的发展中实现社会与人的科学发展、永续发展。

二、从认识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相互适应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发展观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最根本、最直接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时期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如何在思想上形成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观念，成为科学发展观努力的方向。这要求我们一方面积极维护社会的公平，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人的正当利益诉求。努力使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中形成互助、友爱和协作的优良品质，以此作为人格基础来推动社会发展。同时，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内在要求，积极提倡捐资助学、社会关爱工程建设、地方公共设施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形成物质、精神、政治三方面文明建设互为动力的局面。在此基础上，社会各个利益群体能够为共同理想和目标团结奋斗，完善政事通达、人心和顺的管理机制，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实现社会和谐，其首要条件就是要促使发展的主体与客体达到和谐。在改革大潮中，随着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公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积极主动地培养和发掘内在潜能，以期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在这一过程中，须用的开放眼光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建立社会长久发展的运行机制，注重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大科技的研究与开发，力争位居世界科技发展前列。加强文化传承与创新，持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实力与影响力，以此来不断满足人们日益物质文化需求。从根本上确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绩评判标准，把人民满不满意作为重要标准，在主动性与创新性发挥中实现发展主体的人与发展客体的社会达成积极互动。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与政治文明的密切联系。政治经济学表明，人类的社会文明来源于物质产品创造、精神成果的积累、政治收获的积淀。政治文明一般体现为人为实现全面发展而对所崇尚的既公平又正义、既平等又自由、既民主又法治等努力的程度。政治文明是政治哲学的外在表现，政治哲学则是政治文明的理论底蕴。政治文明为政治哲学指明了方向，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能够不断创新发展的根基。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的政治文明所进行的生动贴切的表述，它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实践，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不忽视民众对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诉求，积极调动每一个人的热情与才智，让个体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并切实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把保护与发展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放在当前与长远的考量之中，让全体人民同富裕、共发展的社会发展目标得到有效保证。

三、从价值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促进人的综合协调发展作为最终目标追求的发展观

人在社会的进步中既是权衡的参照又是实现的目的。当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它给人们的思想造成许多不解与困惑，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纷繁无序，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价值感到怀疑，进而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前景产生焦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模式，人们由此产生不真实的意识，以往对时间自由的支配难以重返。所以，大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在社会发展中就显得更加重要。让社会充满关怀与友爱，让人的创造力得以彻底迸发，让人与人在相互促进中得以共同发展，每个人的个体特性也就能转变为现实。在社会进步的新阶段，积极推动人的综合发展是实现社会基本价值的关键措施。这是由于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与协作离不开高层次文化水平人的参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基本价值就在于人的进步，前一代人的文明成果为下一代人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因此，对人的发展所持有的意识和行动倾向就可以作为评判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尺度。在实现社会基本价值进程中积极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深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长远愿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义，集中一点就是让当代人建设发展的成果，为后代人更加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所以，科学发展观成为人充分且不受拘束发展的政治依据。科学发展观不仅着眼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为今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宽广的思路。使社会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层层递进，不仅讲究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内在的质量，同时也积极追求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在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处中，实现人由自发向自觉的飞跃。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下来的民族文化，在人的发展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使社会发展模式呈现多样性。人的发展成为激发民族活力的时代强音。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有着辉煌的前景，不仅决定于其改造物质世界所获得的成果，更决定于其拥有的无形的智慧财富，而智慧财富的掌握者就是人。实现人的全面、自在、无拘无束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推进人的全面、自在、无拘无束的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最高政治境界。

四、从方法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统筹兼顾作为建设的基本指引举措，在整体进步中突显出协调与可持续性基本特征的发展观

政治哲学所秉持的能动地对待外界的方法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其含义是指人们在对世界的改造利用中所遵循的最广泛、最基本的方法。辩证唯物论是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精华。科学发展观在与时俱进中对政治哲学方法论进行了准确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先进的理论回答了人类共同面对的科学发展方法选择的难题，也就是“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把唯物辩证法贯穿于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当中，并将此统一与综合。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全面发展观”再到“科学发展观”，这种演变不仅是我党对中国化的深入领会，也是政治层面哲学方法论上的进一步升华，是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合规律性的层层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以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的办法。“发展是硬道理”，指明了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科学把握了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社会主义内在必然性和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结合点。但是发展不能只停留于经济的增长上，要更注重人的进步;发展不是片面的经济发展，而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全面发展观”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发展，主张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并在兼顾全局中达成平衡与协调;当代人需要发展，后代人同样有发展的诉求，“科学发展观”这个时代命题就应运而生。这反映出当代中国在如何选择发展模式、如何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的全局考虑上，从增长转到发展、再从发展转向科学发展的辩证递进的方法论演变过程。

篇7

    随着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体育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越来越广泛，该学科成为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中常用的学科名称，它的性质和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和界定。但是，何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却很少有人问津。从学科方法论上探讨体育社会学与其相近学科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似乎只要对体育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就可以冠之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其实，研究视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研究视角是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同的思维框架，是一种研究的范式，也是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的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分析角度则是研究者个体对研究对象具体属性的选择性研究，或者是对研究过程的不同方面的选择性研究等，可以随意转换”。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诸多基础学科视角为我们认识体育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及促进现代体育的发展与繁荣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认识深刻地影响着体育社会学的学术规范。本文主要通过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探析，借以明了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空间，同时也试图揭示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的价值。

1、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社会科学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肩负着两个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体问题的新知识并提供解决意见;二是，为社会成员提供考察社会现象的主要形式。这两个使命的有机结合将有效地推动社会科学向着专业化与独立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约，而且还受到社会分工方式与水平、大学设定学科的需要等的影响。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学科独立和专业化分工的格局，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社会科学在自身建制化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职业标准的独特性、专业语言和理论体系的统一性以及研究调查的客观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造成了与公众的隔膜。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认为:“关心整体并不意味着把来自各个专业学科的事实加在一起。这类事实只有依据一种能包括各专业学科、又能形成一种整体概念的参考系统来加以阐述才会变得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概念不一定能简单地从寻常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中形成。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所涉及的知识不只是来自邻近学科的有用见识，而是完全超越学科界限的”。由于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单个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建立在多学科、多视角的整合与分析的基础之上。

    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同样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因此，运用多种社会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体育现象，并揭示体育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是我们认识体育社会属性的必需手段。体育社会科学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主要相关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化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用社会科学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做出阐释，为体育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向做出评判，为在实践中进行体育决策、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者们运用众多社会学科在体育领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应用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史学等。这些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如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史学就是研究内容相近，研究视角却存在本质差异的学科。体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如体育群体的特征与互动形式、体育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等。体育史学是根据体育发展的时序性，研究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进化与退化、分化与组合等现象，通过对体育发展与演进的过程研究，对体育的历史进行系统的认识。体育史学以时间的概念为基础，是对体育现象发展过程的历时性纵向研究。体育社会学虽然也进行历时性研究，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体育现象中寻找具有本质的、相对稳定的、重复性的联系或关系，从而对体育现象进行解释与预测。

2、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基本性质、结构、类型以及合理性标准等内容的理论系统。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其学科研究视角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起着规范与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涉及相互联系的3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社会学方法论和体育社会学方法论。

    在知识领域，理论既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解释，又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说，理论不仅是关于认识客体和客观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还是在已有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知识基础上向新的知识领域渗透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就是方法。哲学作为理论的最高形式，无论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哲学理论既是表述社会现象的最高理论，也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最一般方法。哲学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理论，它准确地反映了“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继承和否定的统一”和主客观因素“在社会认识中的相互关系”。因此，唯物辩证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体地说，唯物辩证法是帮助社会学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纲，编制研究程序和选择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则系统。哲学方法论是体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对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具有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具体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体育社会学的最基本的任务是研究体育活动中的各种社会现象，揭示存在于体育活动中的社会现象的本质、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在对体育社会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无论在理论前提预设上和在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导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学世界观的影响。

    对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来说，仅仅具备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一般社会学理论是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了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变量的相关分析。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架构是在进一步分析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联系基础上得到的，体育社会学理论要给出研究者的是“具体变量”。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念，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指导着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怎样提出假说，怎样选择必要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具体地说，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必须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既要研究社会学理论向体育现实经验的渗透，用社会学理论解释体育现实经验，又要说明体育现实经验对社会学理论的支持。2)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发现或形成问题。研究和论述体育社会学理论探索活动范围内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分析和确定评价与接受理论的准则。3)体育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对体育社会学理论做出静态和动态的结构分析，揭示体育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预见等功能。4)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问题。研究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与更替过程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提示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分析，最终得到了关于体育社会现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理论思维过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体育社会现象中各要素的本质特征和要素间的本质联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种具体的理论假设，从而保证体育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质量。

3、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运用多维视角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说明任何可能性，在说明一种研究视角时，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对象体系和理论体系相混淆。“研究视角并不是依据对象体系来划分的，而是根据理论体系来划分的，对象体系只是说明了某种研究视角的必要性，理论体系才能说明某种研究视角的可能性”。体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对象世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体育社会学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原理以及一个比较完整的相关分析框架。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演进而言，早期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多为社会学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国社会学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芝加哥的市立运动场”及1918年美国社会学者罗斯发表的“作为社会问题的成人娱乐”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只限于体育与闲暇及体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不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在国际社会都得到迅猛发展，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地，如体育与政治、经济等的关系、体育群体、体育组织、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化等诸多领域。原波兰科学院体育科学委员会主席毕格纽·克拉夫契科与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兰体育社会学”一文中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的总结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体育社会学才真正独立起来，并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上都获得了全面进展，西方体育社会学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与农村体育、城市体育、精英体育的社会学问题等领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职业化问题、政府管理体育的职能、体育组织的社会学问题及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等领域。伴随着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渐渐得以确立。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与体育运动面临的越来越多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因此，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视应用性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x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研究中分化出来的，是社会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大量应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在理论上则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研究体育群体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体育情境中社会互动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方法;在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角色规范理论，使我们对体育社会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在研究体育组织时，社会学的结构功能论为我们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职业体育组织的经济行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是分别执行职业体育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达到特定目标、行动整合与模式维持的功能，相对于职业体育组织的结构功能框架来说，职业体育组织行动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维持职业体育组织的系统均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职业体育组织举办贩灾义演活动、到社区与球迷搞联欢活动，如果从经济学的投人产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经济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动，而从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却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体育社会学也是直接援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并对某些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采取定量的分析。

4、当代杜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趋势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分类方式是按照学科来分，并且认为特定学科的独立性是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联系的，研究对象决定特定学科的属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往往许多学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某个对象是单一的学科无法胜任的，这样，传统的社会科学分类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危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经常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不只是学科内的问题，还有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只发生在社会科学内部，还要处理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关系，或者说，把在自然科学长期发展中所酝酿的科学精神以及人文主义传统或人文科学在历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创造学的问题，局限于单一的学科和角度，往往会妨碍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学科分化史来看，研究对象、方法、范畴、领域、内容、路线、主题等，在不同时期都曾单独或组合成为学科分界的标志。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标志性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交叉、渗透，以往以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为分科模式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研究对象逐渐趋同，研究领域逐渐重叠，研究方法互相借鉴。社会科学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融合趋向，学科分化与交叉已成为一种重要趋势。先生曾对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总结，“多科并存、紧密交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趋势表明，任何研究对象都不可能成为某些学科的世袭领地，体育社会学作为一种极具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视角变得更加广阔，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自1898年起美国学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开始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体育现象。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大众体育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体育教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重合之处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的视角涉及到体育教育、职业体育、运动训练等诸多领域。如体育消费既是当前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从体育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消费，并不仅仅是因为体育消费具有一些独特的非经济特征，更重要的，是因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消费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等，它们较之体育经济学所运用的供给需求分析、消费积累分析、投人产出分析等理论是一些不同的理论模式。尽管它们分析的对象可能是同一社会现实，但体育经济学侧重的是供给与需求关系对体育消费的影响，体育社会学侧重的则是家庭及社会群体等对人们体育消费的影响。以体育与暴力为例，心理学从本能论的角度认为，暴力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独立的、本能的心理倾向;体育社会学则将体育运动看作消除社会暴力的安全阀，认为打击对方的运动就是一种被压抑的攻击驱力的释放或宣泄的替代过程。在这些领域形成的诸多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但促进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也显示了体育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体育社会学所独具的综合性研究视角，为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体育社会现象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5、结论

    1.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等诸多社会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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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

哲学中的“哲”字据《尔雅》释言，训为“智也”。“学”字据伏生所传，《尚书大传》曰：“学效也”；据班固所编《白虎通》，“学之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说文》敩，亦训“觉悟也”。

把“学”字与“哲”字合为一词，其意义在于“以智训哲”，体现出哲学爱知，则以智识为知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恰合希腊文“philosohy”中“philos（爱）”与“sophia（智）”相合的“爱智慧”的涵义，与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会计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运用专门方法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地核算和监督，提供会计信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为企业在经营中获取最大经济效益而开展的预测、决策、控制和分析等经济管理活动，是经济管理活动中重要组成部分。

会计的本质是反映和监督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一种方法，是管理经济的工具；是一个收集、处理和输送经济信息的信息系统；是通过收集处理和利用经济信息，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控制、调节和指导，是通过专门核算，讲求经济效益的一种以价值活动为对象的管理活动。

二、哲学理论和方法在会计实践中的应用

会计作为一门新兴理论学科，其衍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对社会的认知与分析，更离不开对本理论学科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建立与完善。由此可见会计的研究与实践离不开对哲学的应用与思考，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引入哲学的思维与思考是必要的，在会计工作实践中借鉴哲学观点与方法也是必要的。将会计理论与哲学应用结合，是以哲学理论为基础，将会计理论方法与会计实际业务分析相结合，归纳出对会计本学科必本文由收集整理然、本质规律的认识。

（一）会计的实践性

会计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来源于实践且最终应用（反作用）于实践的理论学科。会计以经济活动为反映和监督的对象，通过记录经济实体持续、具体、全面的经营活动，从而对其做出系统性和综合性分析，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看出会计的客观性与实践性符合哲学分析的基础。

（二）会计逻辑的客观性

会计逻辑思维是一种按照会计逻辑规律反映现实的思维方式，通过分析、综合比较分类等思维操作，达到对经济活动的深层次认识。

会计逻辑思维遵循逻辑思维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分理由律。同一律要求会计对概念的判断和使用必须保持自身的同一，不能变更；矛盾律要求会计思维必须保持会计概念的确指性与结论的唯一性；排中性要求会计思维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最终保证会计概念属性的确指性及判断的唯一性；充足理由律要求会计理论在具体论证中要反映其论据的真实性以及最终结论和理由的必然联系性。这些充分体现出会计逻辑贴近哲学思维的客观性。

（三）会计管理行为的能动性

管理行为的实质是“包括决策发起和决策实施在内的决策管理”，以决策为核心的管理行为的鲜明特征在于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

以会计管理行为中的管理控制为例，管理控制是指“管理人员对组织实际运行是否符合预定的目标进行测定并采取措施，确保组织目标实现的过程”。这种控制行为包括当销售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时进行各种促销活动，当费用过大时开始压缩开支等反馈性措施，其实质是一种主动性管理行为，反映了会计管理行为的主观能动性。

（四）会计中的稳健主义

稳健主义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理论基础，又称其为稳健性原则或谨慎性原则。在会计理论与实践中，稳健主义体现在会计管理的全过程，其包含会计确认、计量、报告等各方面的稳健性内容。要求确认标准建立在合理稳妥的前提下；在会计计量中不得高估资产价值、利润数额；会计报告要为信息使用者充分披露信息，无论表内表外，批注说明，其中都要特别报告当期经济活动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

（五）科学发展观对会计工作的指导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会计发展观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会计工作指明了方向，决定了我国会计发展的战略思想要坚持科学发展，以会计人员为本，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下，要创新会计理论，会计实践要与时俱进。通过统筹计划，严格控制，客观监督，科学决策，从而不断向建设中国特色会计的发展目标前进。

三、未来会计哲学理论研究方向的展望与建议

近年来，在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来阐述哲学与会计之间的关系。如杨俊亮（1994）在《会计哲学——会计本体论的哲学沉思》中通过对资金运动记录、反映方法的研究，阐释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于玉林（2000）在《现代会计理论实务与教育研究》中根据会计的世界观阐述会计哲学；顾飞（2001）在《关于会计哲学的思考》中对会计哲学内容和结构进行了分析。在会计哲学的研究过程中，我国学者各抒己见，然而由于研究的人数较少，理论有限，看法角度各异，无法在各层次中进一步深入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会计哲学理论体系与结构。会计哲学理论仍需汇集更多的观点和内容。因此，只有更多人来关注探讨会计哲学，才能使会计哲学体系走向成熟，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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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会计理论哲学性研究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展望

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同样面临着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诸多环境因素的变化，会计学科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未来会计理论研究方向一方面在于各种会计分支学科的丰富、完善和新的分支学科出现；另一方面是各种会计学科会被更多人认识和有组织的系统研究。

以会计哲学性研究的代表学科——会计哲学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会计哲学性学术研究文章篇目从“数以十计”到近十年来“数以百计”，有关会计哲学性思考的学术性文章逐渐丰富，近五年来会计哲学研究取得了成果，通过运用系统法、归纳法为主题理论研究方法，以哲学方法论为基础建立起了会计哲学的“七论点”。如今会计哲学拥有了初步的理论框架，可见会计哲学性研究在我国具有可行性，并且发展前景具有长远性、稳定性。

（二）关于创新会计理论哲学性研究的建议

1.遵循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在会计理论研究创新中要注意运用全面、本质、联系和发展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思考。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矛盾分析法，辩证地审视问题的各方面，在弄清楚问题的原因、原理后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出符合实际的方法与思路，避免研究陷于简单化或空洞化。

因此，会计理论研究创新一定要注重对世界观、方法论的认识和应用，以此达到理论研究的思路清晰。

2.加强已有会计哲学方法联系性和实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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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论之哲学基础——形上之“心”

荀子言人之性恶，但是人却仍然存在成就善的能力。在人趋向善并成就善的过程中，“心”起了重要作用。冯友兰先生认为，在荀子之心学中，心是能知能虑之心，心节、立权衡以于“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心通过“虚壹而静”以知道。唐君毅先生认为荀子思想中之“心”，一方面表现为理智之心，另一方面表现为求道之心。荀子认为心有向上之能，可以自作主宰，以知道体道而行道。荀子之心具有认知作用，而且还有情感之感发，意志之决断、向善的能动。

荀子认为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一个方面是：人有辩、有分。人心可知道。人有先天不待学习而有的能力，并且人的先天的知、能经由后天的积习，能在处理事务中表现出来。所以，荀子十分强调学，《荀子》一书以“劝学”开篇。在心的指导下，通过学习，性可以化。

心在荀子成德的思想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一个人能否成为圣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的方向。“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天论》）心的主宰作用表现在：“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解蔽》）心具有自主性。欲知道，成就知识，必须有心的辨识验证作用。心之最终目的是“知道”，达到大清明的境界，成就理想人格。

二、方法论之内容

荀子哲学方法始于逻辑分析与认知，终乎达道之神秘之直觉体悟的境界，即能够“壹于道而赞稽物”，能处于今而论久远，坐于室而见四海，能“知通统类”，以一知万，贯通仁义之统、礼义之统。本文由收集整理

1.始于正名的逻辑

荀子与其他儒者相比，重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如论儒有俗儒、雅儒和大儒之分；论士有通士、公士和慤士之分。逻辑是把握道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荀子之逻辑方法有政治、历史、文化意义。

荀子强调名之正确使用，因为名言若不能使是非清楚，定义明确，善恶之标准井然，则人们的言行便失去依据，社会将陷入混乱。名是用来应“实”的，名实相应则志意可通。荀子为了避免名实不符，提出了“所为有名”、“所缘以同异”、“制名之枢要”三个制名的标准，以避免“用名乱名”、“用名乱实”和“用实乱名”。

既有名，必有辞。把两个异实之名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便需辞。“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正名》）了解了名、辞，辩说始成为可能。“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辩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正名》）辩说是用没有前后矛盾的名辞来阐明事理的，进而明道的。辩说态度要恭敬而合于礼文，并把理由说的详尽。以道为标准辩奸邪之说，则邪说不能混淆人的思想。

荀子之知以仁为本，从容而辩，并有无畏之勇。其逻辑思维的正确和有效，除了其心之认知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建立在对礼义之道的信念之中。故其逻辑思想是以识道、守道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2.知道、体道之动态体悟之法

荀子认为，人的心灵是道的主宰：“心也者，道之工宰也”。（《正名》）“心不可以不知道”，心如何才能把握道呢？必须去“蔽塞之祸”并保持心的“虚壹而静”状态，并践行之。君子与众人之不同在于能充分发挥天生的质具，并能够有“用心一也”的积学功夫，心“壹于道则正”。

荀子认为，人之心若有蔽塞，则不能明辨是非。荀子列出了十蔽以为心术之公患。事物都具有相对性，人们认识往往偏于一端，在《天论》中荀子说：“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于是，他提出了“解蔽”，指出“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解蔽》），圣人能以道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道是“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荀子所说的道是礼义之道。

在学习过程中，闻、见、知、行是依次递进的方法。“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解蔽》）。只有做到明察与实行，才算是真正体悟了道的人。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修身成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也者；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解蔽》）圣王之道是天下之准则，是认知、言辩的标准。对于礼义之道的认识，说明了荀子认知以文化价值意义为优先指导原则。能够行其所知，仁智相通。

荀子的心知通统类，由此表现的是历史文化情怀和知道、守道的精神，体现了“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主张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疏通知远的书教，广博易良的乐教，恭俭庄敬的礼教，都是为了使人向善，达到“大迁而不返其初”（《不苟》）。这种教化，区别于纯粹知识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体知”。

3.重直觉的“大清明”境界

通过“虚壹而静”的功夫，心与道为一，也即“大清明”的境界。“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解蔽》）“大清明”是心“虚壹而静”后达到的境界。遵道之人由虚心进入道，由专心而尽道，由静心而明察道。对事物的认识超越时空的界限，经理天地，善用万物，使物各尽其分，通于神明，参于天地。这种神秘的境界，是由“虚壹而静”的工夫而达到的存在境域，它是人通过觉解而达到的心灵状态。它需要人的体知和领悟，具有直观性、神秘性和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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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贯穿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它上与认识论、方法论相连，下与理论性质、研究问题紧密相关，是保证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前提和保障。一、学位论文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学位申请者根据学位授予要求而撰写的研究论文。它是评判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和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就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研究事实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原则、程序、手段、方式和技巧。是保证观察可靠、判断、推理得以正确形成的原则、程序、手段、方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秦宗熙和穆怀中、谢圣明认为社会研究方法的体系由三个不同层次构成，即一般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

首先，一般方法包括哲学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以及逻辑方法论。其次，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个案法、访问法、问卷法、观察法、实验法、抽样法、社会测量法、典型法等。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最后，研究程序包括四个阶段即选题阶段、计划阶段、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一般情况下，学生在论文写作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采取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写作水平的展现，而方法的运用则体现了作者研究过程中方法原则程序是否科学合理，这也就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分析得出思政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以传统的理论思辨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意识，缺少相应的实证与量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自陈状况分析

在抽样的华东师范大学2014、2015年30篇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中分析发现，从整体上而言，有90.1%的学位论文明确交代论文研究方法。能清晰单列“研究方法”部分并作“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学位论文的比例比较大，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硕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意识在已经比较高，研究的科学性从总体而言呈比较好的状态。当然，如果把自陈水平为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论文判为“合格”的话，那么合格的比例仅仅有37%。

（二）研究方法的主要类别及其运用情况

总体分析后发现，理论学科硕士学位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理论思辨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在30篇硕士学位论文中，以文献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60%，排名第一；以思辨抽象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硕士论26%，排名第二；比较研究法为主占23%；其余还包括历史研究法、跨学科研究、调查研究等等占有一定比例。此外，100%的硕士论文的是融合两种方法以上的综合方法，融合的方式较为多样。

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依然以经验研究和思辨研究等传统研究方法为主。文献研究法、思辨抽象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研究方法备受青睐，其中文献研究法的使用率100%。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访谈法等开始进入理论学科领域，使得研究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

三、结论

（一）优点。通过分析30篇抽样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方法意识逐渐增强，通过本研究的调查分析发现过去单一的研究方法有所下降，对研究具有实际指导价值的学科层面方法论和原则层面方法论急剧增加，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出现了多元化趋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方法论趋向多元化意味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论认识更加深人，这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同时，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种类多样性，尽管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整体运用中占比例不大，但从调查结果可以说明研究生们已经意识到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过定量与实证研究分析更能确定的各影响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研究技术的这一层次是研究方法结构体系中与研究成果联系最为密切的层面。一定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式最终必然要通过具体方法与技术才能展现出来。

（二）存在的不足。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可以得出，虽然在毕业论文中很多人都陈述；了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陈述不够明确，甚至对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非常清楚，部分论文对研究方法敷衍了事，有的研究生将实证研究、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研究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当作研究方法。事实上，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角度看，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都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种指导思想，是方法论。如实证研究与之对应的有实验法、调查法等。

定性与思辩研究多，定量与实证研究少。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研究科学性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定量和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而言，定量和实证研究还是很少。通过案例、实验、非实验、实地研究，用事实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研究者的观点的文章少。调查数据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中以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这些以叙事性的定性研究为主导，从个人经验出发的感悟性、思辨性研究较多，说明定性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虽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及对研究的科学性的重视，定量与实证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视，但比较而言，运用的仍然较少。调查结果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最常用的定量与实证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法，最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差异检验及显著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在论文中少有出现。

综合上述分析，在培养学生论文写作方法上，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方法意识，培养学生方法自觉，注重开设方法论课程的质量，提高研究质量，重视定量与实证研究，优化定性与思辨研究的结构，规范研究方法，树立科学研究意识，促进思想政教育学科理论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浩森、潘莉.理论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以合肥工业大学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例[J]， 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