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的具体特征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公共生活的具体特征，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切学校教育活动都要按照一定规范和原则有序地开展。“育红人”经过理论与实践上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建构学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这有利于公民教育的有效实施。

（一）学校公共生活内涵与特性

当代哲学为公共生活的研究提出了明确的理论指导。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指出：公共生活是一种自由的、平等的、理性的、非暴力的生活。而在另一位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看来，公共生活具有“公共性+契约性+商谈性”等基本特性。从中可以看出，公共生活是一种以普遍性的公共伦理为基础，以“自由”“平等”“理性”等规范为前提开展的沟通、交往等实践活动。具体来说，公共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它包含三方面的基本特性：

（1）公共生活是以带有共性的，可推广的、普遍化的公共伦理为基础的生活实践。而个体的私己生活“不能产生可以推广的公共性的交往关系”。因此，在公共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能遵循私己性的人际伦理，而要遵循具有普遍性的公共伦理，即平等对待公共生活中的交往对象。

（2）公共生活是以公民的公共交往为基本特征的生活实践。公民的公共交往并不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更主要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就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而展开的“协商对话”，而这些交流与沟通追求的主要是公共利益以及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生活是受法理规范所保障的生活。

（3）公共生活应以法理规范为准绳，同时受到法理规范的保护，公共生活的交往双方都不得逾越公共法律和规范的制约，在法理规范的认可范围之内展开交往实践活动。因此，公共生活不仅体现着公民之间的民主平等性、主体性和协商性等特征，同时也深刻地体现着法理性、规范性和契约性。

在学校公共生活中，学生也应该在遵循一定“法理”“公约”的基础上充分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其他同学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协商，并可以就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无障碍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以寻求其他同学的协商共识，促进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的解决，即学校公共生活具有制度性、参与性、平等性、协商性等特性。

（二）学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的建构

学校公共生活不仅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生活实践的基础，同时还为学校公民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学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建构要遵循学校公共生活的内涵与特性，才能有效培育公民素养。

“育红人”在总结本校开展公民教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学校公共生活与公民素养养成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理性梳理，在此基础上，架构基本理论假说，建构了学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如右图）。

从图中可见，学校作为一个公共生活实践的场域，以“小公民实践活动”为依托，以公共事物为中介，以“对话”“协商”等公共交往为手段，以学校制度即公共伦理为调节，以公共性的形成―公民素养的养成为核心目的。其中，小公民实践活动是我校建构学校公共生活的基础；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严格遵守制度公约、积极进行平等对话、轻松学会沟通协商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为实现公民素养养成目标建立了具体实施方向。该理论原型的建立，集中展现了学校公共生活与公民素养养成的核心要义，它的确立为学校校内外各项公共生活实践活动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二、学校公共生活教育实践探索

学校公共生活教育的建构，需要切实地引导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实践。学校公民教育在培育学生公民品质的过程中，可以以公共生活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途径和实践策略，在公共生活中实现学生的公民品质的培育。

（一）校内公共生活实践

1.校内民主生活

（1）“规定”变“公约”。我校为让学生养成规则意识，更好地发挥规则的价值，根据公共生活价值理念要求，我们变“规定”为“公约”，让学生自己来讨论制订班级各项生活规则，如学习公约、卫生公约、互助公约等。高年级班主任教师还在班级公共生活中进行“说理”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提出班级问题议案，交由班级成立的学生代表团审议，审议通过后提请全班同学进行评议表决与说理，从而逐步提升学生公民素养。

（2）“被动”变“主动”。学校发出“让学生自己行动起来”的口号，并凝练成了班级自治管理策略之“八字诀”：信任、沟通、点拨、欣赏。公共价值理念使班主任从显性的管理者转变为“隐形的思想圆心”，让学生由被动的服从者发展为“协作的同心圆”。

（3）“个体”变“团体”。学校鼓励班主任教师在班级公共生活中开展“三人行”自治与互助协作组活动，旨在创设自治的机会和互助的氛围，增强学生民主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有些班级还建立了班级学习自治组织，如“方法策略组”“帮扶协作组”“群力攻关组”……“学生教学生，学生帮学生”成为一种常态，学生们在团队合作中体验合作共享、共同进步的乐趣。

（4）“管理”变“评理”。当前很多学校的课堂评价都是管理者自上而下的单向评价，而我校不仅对课堂评价表进行了重构，更关键的是实现了评价主体多元，让学生拥有发言权，让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评议方之一。

2.校内社团活动

（1）“我来”。“育红人”鼓励学生积极投身于每一个公共生活时空，成为活动的主角，真正做到“我的地盘我做主”。例如，“我来学做小编辑”―育红有一份创办自上世纪的校报―《心之桥》，学生编辑成为生力军，他们广泛征集各方意见与建议，分工校对校报小样，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校报创办工作，不断积累实践经验。

（2）“我们来”。“我们来”是学生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象征与标志性口号。例如，“我们来学做管理员”―紫藤书社曾被陶行知先生赞为“看到的最好的图书馆”，在紫藤书社，学生们自由参与社长、社员的竞选，自主设计环境布置方案，积极进行图书的借阅、宣传与推荐。

此外，还有“红领巾广播台”里学校播音员、大型活动节目主持人实行的公开招聘；校园各处提供公共服务的“小红帽”志愿者；每周“走班社团”时的自主管理、自主学习……“我的地盘我做主”已经成为育红一张充满无限活力的学校文化名片。对于学生，“育红人”尽可能地放手，为学生提供公共生活中锻炼自我的舞台。

（二）校外公共生活实践

（1）优化公共生活资源开发渠道。“育红人”走进基地，开辟江南大学、太湖科教产业园等多个课外实践基地；“育红人”走进历史，利用创校先贤荣氏家族这一特色资源，开发“荣氏人文伴成长”校本课程；“育红人”还走向世界，加入“国际学校联盟”，为育红学子参与更加广泛的公共生活提供了机会。

（2）规范公民教育实践活动路径。学校将进一步规范校外公共生活实践活动六大步骤，具体如下：广泛调查，确认问题投票表决，选择问题分工协作，研究问题制定方案，解决问题模拟听证，聚焦问题总结反思，提升能力。在此过程中，逐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篇2

王瑛心目中的公民企业家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外应该遵守法律，对内应该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做事，讲求契约精神。企业里能够有这样一种意识，企业也就成了公民的训练场。而这是可以和参与推动社会转型结合起来的。

每次，我在微博上转发王瑛关于公民企业家的论述，都会略作修改：把“公民企业家”改为“君子企业家”。

古人所说的君子，其实包括今天大家所说的公民之全部内涵，而比其更为宽泛、丰富。太多的人，看到古今词汇不同，就以为那是两个东西。其实，仔细阅读一下中国经典所描述的君子之特征，尤其是君子之活动，你就会发现，君子就是公民。

什么是公民？简单地说，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人就是公民。《大学》说，君子修身之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参与公共生活。如此积极参与各个层级公共生活的君子，不是公民，又是什么？

儒家特别关注君子、小人之别，其实也就是在讨论私人如何成为公民。小人就是只关心自己利益的私人，公民则超越这一维度，而具有公共情怀。从小人到君子，也就是从公共生活的漠然旁观者变为积极参与者。儒家士君子是最为积极的公民。所以，儒家的君子养成之学，其实就是公民养成之学。参与公共生活就是合群的生活，发起公共组织，或者参与其活动。

君子可以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在现代社会，最可能成为君子的人，也许正是企业家。因为，企业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组织形态，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天然地要求他们成为君子。当然，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成为君子，只有那些具有“仁的自觉”的企业家，才是君子。君子型企业家就是公民企业家。

同样是创办企业，完全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种企业家成为小皇上，另一种成为公民企业家。两者的区别何在？在于自觉。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君子、小人之别就在于省或不省。君子愿意省，能够省。因此，君子的生命是自觉的、理性的。君子通过自省，不断提升自我的境界。小人不能自省，所以不能提升，甚至下坠。儒家后来关于修身养性的全部讨论，其实都只是要让人思想上自觉，然后以思想指导行动。

有了这样的自觉，才能成就公民-君子型企业家。公民-君子型企业家最为基础的自觉，是对人人皆有之仁的自觉。仁的最基本的含义是，把他人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敬之爱之。企业家如果具有足够的仁心，就会把员工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尊重员工的人格和权利。员工确实是企业家雇用的，但员工跟企业家终究是从事同一个事业的伙伴。公民-君子型企业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与员工的伙伴关系中考量，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只有当企业家有了这样的自觉，才有可能建立起健全有效的企业制度。王瑛也讨论到企业家的困惑：很多人可能会说，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做公民型企业家不切实际。企业身处不同的行业，员工的文化素养、习惯千差万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会约束企业家的追求。但是，只要企业家有这个意识，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多坚持一下，就可能得到意外的惊喜，甚至会成为企业里一种特别的凝聚力。

每个企业都存在于具体的时间、空间结构中，也由特定的要素组合而成。因此，每个企业都不同于其它企业。就此而言，简单地照抄其它企业的制度是不可行的。企业家必须为自己的企业创造独特的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塑造企业鲜活而充满个性的生命。而发现、创造这样的制度，需要企业家的高度自觉，尤其是仁的自觉，即把员工当成人对待，观察其构成，探究其需求。企业家可以把握事之常理，体认人之常情，据此才可以构建出合理而又合情的制度，这才是健全而可行的制度。

至关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员工的心智是健全的，有可能从私人成为公民。得到企业家尊重的员工会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从而关心企业的公共利益，并积极参与企业的公共生活。由此，企业就不只是企业家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而变成了一个公共组织。

置身于任何一个公共组织中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公民。并不是只有参与国家层面的公共生活，才算公民。只要参与了公共生活，不管在哪个层级上，都是公民。比如，积极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就是社区公民。同样，积极参与企业公共生活，也就是企业公民。

员工在企业中的公民训练，有助于他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公共生活。比如，一个企业公民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社区公民，或者国家公民。公民的品质是相通的。因此，君子型企业家不仅能够塑造员工，更能塑造健全的国家公民。而塑造了公民，其实也就推动了社会转型。

篇3

情境需要

德育是高度情境化的实践活动，德育实践离不开具体的情境。从本体论上说，道德教育与人的生存本性紧密相关，人是未完成性、过程性的存在，从而决定了道德行动难以适用单一、抽象的标准，道德教育无法采取普遍化的德育模式。德育实践依赖于具体的情境，需要因时因地因境呈现出差异性，并与具体的、社会化的情境紧密结合，最终培育人们的道德智慧。从德育过程来看，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道德教育展现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德育情境在为道德教育提供客观、外在的社会条件的同时，又对德育的具体开展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

德育情境是围绕道德主体的现实活动而建构和展现出的具体的社会条件，以此展现出德育实践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黑格尔说：“善作为普遍物是抽象的，而作为抽象的东西就无法实现，为了能够实现，善还必须得到特殊化的规定。”[1]可见，情境是具体的、特殊的、差异化的，它为人们把握道德教育的“特殊化的规定”提供了外在条件。“实践是具体的”[2]179，“具体行为谈不上有什么技艺与法则，只能因时因地制宜”[2]38。由此，道德教育承载的价值观念将在具体的情境中逐步现实化、具体化、生活化。德育情境以多样性的社会规定性赋予德育实践以现实性品格，德育情境为德育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场域，创设德育情境也由此成为德育实践的重要方式。

现代公民品德培育是学校公民教育与现代德育的基本任务。伴随社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以及社会公共生活的日渐成熟，如何培育公民在现代政治生活与公共生活应该具有的合作性、互惠性道德品质将成为当前德育的重要使命。作为德育的当代表现形式，现代公民品德的培育也必须有相应的德育情境支撑。

首先，德育情境能为现代公民品德培育提供条件支撑。现代公民品德是公民在现代政治与公共生活中展现的道德品质，它以人之共在性、关系性的生存论为前提，通过公共性的社会实践生成并展现出来。作为现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展现的德性，现代公民品德的培育并非是抽象的，而是需要特定的社会基础，依赖人们相互认知、相互感受共同生活情境。亚里士多德以“友爱”为例，指出“友爱就存在于某种共同体之中”，友爱“这种感觉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实现”。[2]288它的孕育离不开一个可以让社会成员充满“共同感”的社会环境。由此，现代公民品德培育需要社会化、公共化的德育情境，德育情境成为现代公民品德孕育的社会土壤。

其次，德育情境是现代公民培育的重要环节。德育情境并不外在于德育主体，处于客观、孤立的状态，主体、对象、情境在德育过程中呈现出融为一体的状态，德育情境是完整德育系统的构成部分。情境有别于客观的外在环境，相比较环境的静态性、客观性、外在性，情境更加体现出价值性、主体在场等特点。在德育过程中，外在的设施、场所、符号经由道德主体有目的、有意识地建构，最终形成具有意义感、整体感的道德氛围。这种道德氛围为德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外部性的支撑条件，其自身也与德育系统的其它要素（例如主体、对象、中介、载体等）共同构成德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满公共性、开放性的德育情境将构成现代公民品德培育不可或缺的环节，由此塑造出德育主体与对象之间相互交融的“一体感”，为培育现代公民品德提供应有的道德氛围。

最后，德育情境能为现代公民品德培育提供“训练场”。德育情境是德育系y的重要环节，创设德育情境就是要为德育主体练就道德品质提供尽可能真实的道德场景，以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自觉地做出道德善行。道德情境创设在构成德育的支撑性条件的同时，也成为道德教育的“训练场”。如同学习游泳必须要在游泳池进行，尽管游泳池不能代替学习者今后可能要面临的江河湖海，但却是练习游泳最为重要和有效的训练场。对现代公民品德培育而言，尽管现代公民品德是公民在现代公共生活展现的道德品质，但可以通过公共化、开放性的德育情境创设，营造人为设置的“准公共性”的微环境，有意识地训练公民的公共素养与能力，从而为公民练就在公共生活中所需要的道德品质提供准备。

真正的德育不应是枯燥无味的机械灌输，而是能够激发人心、充满热情的道德实践活动。德育要发挥实效，必须要落实到具体情境之中，经由人的反复实践，最终内化为道德主体的内在习性。常识也告诉我们，人们正是在相互的感受和体验中传递道德知识、内化道德价值、开展道德教育的。这个过程需要利用并创设情境，利用情境对人的感化、熏陶和影响，激起德育对象的欲望和动机，为道德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作用场域。这对现代公民品德培育来说，尤其重要。分化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社会公共化是必然的趋势，公共领域的出现将成为今后公民生活的重要场域。在德育中完全可以创设具有公共性、公民性特征的德育情境，锻炼、培育现代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有的道德品质。

二、学校德育承担培育现代公民品德的使命

学校德育承担育人的目标。党的十报告提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育现代公民品德是学校德育在现代社会贯彻“立德树人”任务必然面对的课题，它完满地回答了现代社会语境下“立什么德”与“树什么人”的德育根本问题。当前，随着人们民主、法治、权利意识的增强和主体性的增加，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由“臣民”“私民”向“公民”时代的转变，实现人的现代化，培养现代公民已经成为学校德育乃至整个教育刻不容缓的任务。从“德”与“人”的内在关联上看，品德成就公民，能够构成“现代公民”实质性标准的是现代公民品德。现代公民从根本上体现在个体具备了在公共生活与公共交往中应有的道德品质――现代公民品德。因而，学校德育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培育现代公民品德来塑造现代公民。

学校是人的道德发展与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学校德育也是人的德性成长的重要构成环节。德性伦理学认为，理解德性需要立足于整体生活的视角，必须能够将人的生活看作是一个整体，从而，德性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相伴，在完整的生命实践中把握、练就德性。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不过，还要加上‘在一生中’。”[2]20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德性的养成是伴随人一生的习惯化的过程，并在人的生存实践中展现出来。

品德的养成与人的生命历程、人的精神发展史以及人的社会化具有同步性。作为公民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体现的道德品质，现代公民品德培育应该置于人的道德生命成长与道德生活展开的视域中加以理解。人的道德生命的生长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一个人的道德生命成长既是从自然人转变成社会人、从个体性走向公共性的过程，也是社会多要素协同作用、相互配合的合力塑造过程。作为公民在公共生活与公共交往中的道德品质，现代公民品德对人的要求相对较高，它要求公民超越个体的狭隘性、偏私性，在主体平等对话基础上进行合作、互惠。尽管现代公民品德最终依赖于社会的公共生活与公共交往，但其培育并不必然需要完全在公共领域进行。人的道德发展经历的诸场域都可以以营造情境的方式，成为现代公民品德培育的重要训练场。

学校是人的道德发展与社会化的重要场域，学校德育也成为现代公民品德培育的重要方式。学校是人之公共性的道德品质生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尽管从场域的公共性、开放性来说，与公共生活领域相比，学校场域相对集中化、封闭化、制度化，由此也决定了学校德育呈现自身的特点：学校德育的组织性、计划性、系统性强，公共性、开放性相对较弱，德育内容中规范性、程式化的内容较多，以德育课程体系为承载，侧重于培育学生的规则、纪律意识。然而，这么说并非意味着学校在培育人的公共性道德品质时显得无能为力。在杜威看来，“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3]学校是一个由师生活动构成、充满活力的微型社会。它能够为人的社会性品质的训练提供场域。学生在学校生活所获得的德育训练，将为他们走向更大的社会空间提供准备。就培育现代公民品德来说，营造公共化的公民德育情境将成为学校德育的重要实践方式。

三、学校德育情境创设的原则

德育情境创设是学校培育现代公民品德的重要方式，这就需要学校努力创设具有公共化、开放性的公民性道德情境。学校德育情境的创设是为了实现育人的价值目标。尽管从表现形态来看，公民性的德育情境的建构需通过活动、交往、仪式等外在方式营造氛围，但其中内蕴了当前学校德育的基本价值追求――塑造合格的现代公民。现代公民品德培育旨在锤炼公民对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所具有的主体性、合作性、互惠性的道德品质，体现出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主体性身份和资格。学校德育场景的创设主要为了实现现代公民的价值追求，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指向性和价值指向性，承载着育人的价值追求。

为了更加契合现代公民品德培育的规律，完成现代公民品德培育的德育目标，学校德育情境设计应该遵循如下具体原则：

一是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现代教育及现代师生关系最基本的原则。在现代社会，每个个体成员都应是具有自由、平等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现代公民品德培育的是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在公民性德育场景的建构中，德育的主体和德育的对象应该要遵循主体性原则，双方都是平等、自由、自主的个体，他们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一种对话和交往，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这种德育场景的建构，应该体现现代学校德育应有的主体性，让德育在一种平等、协商、友好、宽容的氛围中开展，而不是要去营造一种压迫的、专制的道德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现代公民品德培育提供外部的条件支撑。

二是公共性原则。这种德育情境产生这样一种公共性的效应，它能够让德育主体与对象处于共生共存的场域，在彼此之g开展的自由对话、互动、交往中完成教育活动，实现德育的价值目标。在阿伦特看来，人类社会的很多行动都充满了公共性，这取决于“人是生活在一起的”事实。它“首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对于我们来说，展现――即可为我们，亦可为他人所见所闻之物――构成了存在。”[4]365它能够打破狭隘、单一、封闭的德育状态以及德育主体与对象相互割裂的局面，创造一个平等对话、互相交往、德育主体与对象共在的场景。这种公共性的情境为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对话、分享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社会背景，由此摆脱个体分散、孤立的状态，为人们超越个体性、私利性，走向交往、合作、互惠提供条件。

三是实践性原则。德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德育情境的营造需要充分展现出德育应有的实践性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在实践中获得，“我们应当重视实践活动的性质，因为我们是怎样的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2]32“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2]31德育情境的建构应该充分遵循道德教育实践性的本性。这种场景的建构能够让德育活动顺利开展，让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去接受和开展道德教育。公共交往与公共实践让德育主体和对象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能顺利开展德育活动的公共性的实践空间和道德氛围。公民品德从本质上来说应该要在公共性的实践活动中去练就、展现和参与，这样的德育场景也就是具有公共性、实践性的场景，为德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实践性的条件。

四是情感性原则。道德教育着眼于培育人的品质和能力，而不只是机械地复制给受教育者一些规则，因此，在进行规范教育的同时，更应当注重道德卓越、理想人格、爱、尊重等道德情感。学校德育情境的创设也应该反映道德教育应有的情感性。真正有效的道德教育必须在浓郁的情感氛围中展开，德育必须发自于人的情感，激起人们仁爱、敬仰、敬畏等道德情感，“每种品质都有其高尚的东西和愉悦的东西”。[2]71这种浓郁的情感氛围不仅为德育开展提供有力的条件支撑，而且由内而外地从内在动机的视角解决了道德教育的动力问题。现代公民品德培育赖以需要的情境应该是“有情之境”，是一个个情感化的场景，在这样一个充满公共性的情感空间里，身处其中的德育主体和德育对象，能够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宽容、关怀、友爱等社会性情感，展现道德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情感。

这样，依据主体性、公共性、实践性和情感性原则构建的学校德育情境，将帮助德育主体与对象在学校里的公共化、情感化的实践活动中，为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公共关怀、互助合作意识的现代公民提供条件。

四、学校德育情境创设的基本构想

与社会公共领域相比，学校“准公共生活”的身份决定了学校德育必须而且能够担负起培育现代公民品德的时代任务。以培育现代公民品德为目标，学校德育在具体的情境设计上要体现主体性、公共性、实践性和情感性等原则，并在具体展开的策略上遵循如下思路：

第一，从学校德育情境的整体状况看，要善于营造平等、民主、开放的校风、班风。校风、班风建设是一个学校、班级文化氛围的体现，它反映出学校的文化理念与核心价值以及对学生的态度。同时，班风、校风建设也可以成为学校德育的有力承载，成为学校开展德育所依赖的重要德育情境。校风、班风如同德育的“大气层”，反映一个学校、班级整体的道德氛围，让每个参与德育活动的主体都能感同身受，并以一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每个学生。现代公民品德培育需要建设平等、民主、开放的校风、班风，而不是专制、压迫的校风、班风，要让学生感受到民主、自由的氛围，培养他们参与性、公共性的品质。可见，民主、和谐的校风、班风能够为学生养成积极参与、互帮互助、平等对话的现代公民气质提供外在的环境。校风、班风这种小范围的情境能够与社会公共化的领域、公共交往相互贯通，人们在民主的校风、班风环境下能够养成公民在现代公共生活中需要的道德品质。

第二，从学校德育情境的实践要求看，要善于利用学校公共文化活动载体。德育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现代公民品德培育也体现出强烈的对公共实践的依赖性。在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道德教育中，可以发现或者利用一些带有公共性质的校园文化实践活动，比如校园的文化节、运动会、辩论会等一系列方式，把现代公民品德应有的核心价值融入其中，让学生在参与和交往中学习。这些公共性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德育寓教于乐，也为师生、学生之间公共交往提供平台。“学校生活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学校公共生活的交往有师生交往、生生交往，他们之间的交往作为一种公共交往，都是围绕着公共事务、公共生活展开的对话、合作、协商和妥协。”[5]学校公共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校德育的重要载体。公共文化活动能够为学生在交往中、参与中练就公共性的公民品德提供载体。

第三，从学校德育情境创设的主体来看，学校老师要善于在课堂教学中建构德育场景。教师要善于围绕课程教学的要求，以知识教育为中心，构建一种合作及公共化的情境。比如，在政治课堂上涉及到联合国的知识时，可以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模拟联合国”活动；在讲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可以设置“模拟审判”的教学方式。创设教学情境与德育情境在此活动中得到了统一。在课程教学中，教师作为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主体，可以根据所教学科的特点、规律，围绕学科核心素养以及德育的基本任务，自主构建德育场景。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建构社会性、公共性的教学情境，知识与德性由此走向具体化、现实化。对教师而言，在学校德育中要善于揭示知识教育背后的价值意蕴，将建构德育场景的能力视为一项实践智慧――一种营造公共情境并在深思熟虑中将道德价值融入具体情境的能力。

第四，难校德育情境创设的组织方式来看，要充分重视学校德育的组织化建设。现代公民品德培育必须依赖一种组织化的情境。加强德育的组织化建设，创造公共性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为德育的开展构建微型的共同体。共同体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提供保障，德育的主体与对象能够在共同体中实现知识、情感和价值层面的平等交流和沟通。“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或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做出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事情。”[6]在组织情境中，人与人之间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能够相互感觉到一种休戚与共的感受，能够让每个人对他人产生一种可感性，能够与他人交往，感受到他人的利益、情感和价值，认识到自己和他人之间一种不可分性，也就是说在一个共同体的情境当中将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共同感。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6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5.

[4]阿伦特.人的条件[M].王世雄，胡泳浩，杨凌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65.

篇4

［作者简介］聂超群（1983―），男，南昌大学哲学系2005级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改革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加强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善政理念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广泛认可与接受，执政能力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的确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作为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的倡扬，贫富差距问题再次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这些都为重新审视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创造了现实性的条件。

一、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研究的原因

（一）当代中国社会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重新定位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肯定是一种缺乏动力的社会，但是一个社会如果贫富差距过大，过于不公平的社会肯定也无法维持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同时也会挫伤处于不利困境中成员的积极性，因而消解社会发展动力。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手段，它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安定与公民生活计划的实现，也创造或消解社会发展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共政策的公平与公正是制约我们现阶段改革与发展的瓶颈。诚然，公共政策是国家了为实现某种经济、社会、文化的目标而作出的策略性选择，每一项政策都是为了某个或某些具体目标而作出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手段的科学选择是极有必要的。但是，任何目标的指向都只能从价值的意义上来加以把握。而且，目标本身就是一定的价值体现。所以，“任何决策都是以突出价值因素为特征的，无论怎样强调决策的科学化，都无可否认决策的价值考量和决策的价值旨归。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说，价值考量和价值旨归无论何时都是首要的。”[1]（P59）公正政策应当具有伦理的关怀，伦理目标是任何一项公共政策所不可回避的。而公共政策本质是国家对政治价值的分配，因而如何分配这些政治价值，公民们在这一分配中获得了什么，是如何获得的，这关系到公民尊严与公民自我生活目标的实现，这是公共政策所必需考虑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论断，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人性的完满、人的自由的实现都离不开政治生活，政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政治的目标就是至善。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绝不可偏离这一至善的目标。一旦政策结果带来的是社会不公，必定会引发出大多数公民的被剥夺的感觉，政策合法性也就急剧下降，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政策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明确“人是什么，人的活动应当为了什么”是公共政策活动的前提，在现代多元社会条件下，只有体现公平与公正的政策才能真正调动一切成员的的积极性，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所以，通过公共政策调整社会价值分配模式，重建公平的社会秩序，是解决实践中的不公平现象最有效的方法。

（二）建设和谐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研究。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生活诸要素或方面已然达到融洽互动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或社会状态。”[2]（P4）公共政策是国家与政府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政策所涵含的伦理精神一方面可以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另一方面又对公民的道德品质与精神气质的塑造起着决定作用，因而合乎公平与公正要求的公共政策为现代社会的和谐奠定了基础。从政治社会角度而言，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是一个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多样性社会，它包括了不同地域之间、不同群体及阶层之间不同的生活要求，因而多样性是政治社会存在的本真性特征。多样性为政治社会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也为和谐有序的发展设定了前提。在多元社会的条件下，社会的和谐实质是人类社会的不同生活领域之间、不同的生活层面之间、不同的生活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组织之间的相互融洽互动与和谐发展。因而，如何使得不同的利益要求，使得不同利益关系主体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成为可能，这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作为合作体系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建立在一种可以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共同认可的正义观念之上。“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一种共同认可的的正义观念事实上就是平等公民在公共论坛上理性商谈与对话的结果，也是公民们就如何分配合作体系成果与负担的理性共识，它为现代化多元社会的稳定有序运行提供了伦理保障。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研究公共政策的伦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性要求，伦理的目标要优先于公共政策的具体目标，否则政策的公共性将会被异化。

（三）研究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是公共政策内容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公共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政府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安排，所以公共政策应当是一门关于人的生活的学问。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公共政策，那就可以明白，公共政策研究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是确定我们公共生活的目标，二是确定在政治安排与日常行政实践中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公共政策涉及的是人类公共生活，必须遵循公共生活的伦理秩序。任何一个政治决策者首先面对的不是选择何种手段达到目标，而是首先面对着道德选择，也就是何种目标才是合理的，才是可以为公共生活所接受的问题。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就是要对公共政策的目标进行合法性的追问，以确证每一项政策所要达到目标的正当性。只有经过这一种价值的探讨，公共政策才真正体现出其公共性，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个人、某些利益团体服务，否则公共政策就有异化的危险。所以公共政策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应当同等地重视。

二、研究公共政策的现实伦理意义

加强公共政策伦理基础研究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性要求。

首先，公共政策伦理研究有助于提高政府与执政党的政策能力，因而有助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这里，我们将政策能力定义为一个政府或执政党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维护与执行，为社会公共政治生活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建构社会公共秩序，整合代表不同利益需要的社会力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能力。一项政策只有真正表达了公众的利益需要与追求，才可以为公众认可，并对公众形成感召力；一项政策只有从公共利益出发，才真正算是回应了公众的政策要求；一项政策也只有具备了公共性，真正体现了公众要求，实现了公开、公平，才可以与不同利益要求达成理性的协调，才具备了整合公众力量，建构公共生活秩序的能力。所以，政策能力与政策的公共性、公益性是分不开的。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就是要论证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以及政策中所应有的伦理内涵，以防止公共政策异化成为社会中部分成员或团体谋利益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公共政策伦理的研究也是提高政府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研究的一个部分。

其次，公共政策伦理研究有利于提高民主意识与民主行政理念，也有助于提高政府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制度建设是政府与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允许并接纳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保障公民的民利，才可以将不同的社会力量整合到现代化建设之中，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秩序，提升执政能力。民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3]（P10）民主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意味着人民直接参与到国家与政府的日常管理，其主要形式是通过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实现的。因而，如何理解公民政策参与权利的价值，创建制度保障公民参与政策的权利与意愿是民主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现代公共行政初创之时，韦伯的理性主义官僚制度，“专家治国”在这一时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力。当然，理性主义公共行政对于如何达到具体行政目标是有意义的，但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可能危及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一旦理性只是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就会造成两方面的恶果：一方面，在工具理性主义的指引下，政策决策者与执行者只对手段负责，只要手段可以达到目的就可以证明其合法性，至于这一目的是否合理，当价值判断被无情地排斥时，无疑易导致“专家没有灵魂、官僚没有心肝”的恶果；另一方面，在“专家治国”的理念致使技术专家与技术官僚包打天下，“一般公民即使透过最‘民主’的程序，顶多只能在不同技术专家与官僚的决策方案中作出别无选择的选择。”[4]（P409）

公共政策伦理研究从价值理性之维度，张扬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与公共伦理精神，强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伦理考量，强调对政策目标的伦理追问，就是要强调公共政策的公众认可性与接受性，强调公共政策的公益性，这也就要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尊重民意，吸纳民众的政策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程序正义要求政策活动坚持公开、公平与参与，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这些理念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不可缺少的理念。所以，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一些理念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极有裨益，因而也对如何在新时期提高执政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公共政策是政府的命脉，公共政策必须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只有从公共性出发，坚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按照公平与公正的要求，进行政策革新，使政策真正顺乎民意，合乎民情，才可以真正维护民众利益，才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注释：

［1］张康之．公共政策过程中科学与价值统合［J］．江苏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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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F41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商业综合体是一种现代商业建筑形式,其通常以当代城市生活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基础,在一组或一幢建筑范围内营造出一个综合性商业服务环境,此乃商业综合体的功能组织原则。一般而言,商业综合体建筑不以规模大小或内部功能为界定标准,而是以建筑群或单幢建筑内部功能组合的整体性和彼此互动关系为界定标准。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的选址通常为服务半径最大、与城市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城市闹市区，其建筑形象往往能直接影响到或反映出某个城市的整体风貌。大量研究资料显示,商业综合体是现今中国城市风貌形成的关键推动力。本文就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的文化意象展开讨论,以期优化我国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的设计思路。

一、从时尚角度剖析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的文化意象——时尚意象

所谓时尚意象，它是指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以建筑形式、建筑结构、建筑内容为载体，体现自身特性、表达时代特征、塑造形象竞争力、传达信息、协调现代社会生活与消费场所个性化间的关系。时尚是当代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代表性特征，同时时尚也是当代社会和谐共存与个性化消费的必然要求。针对时尚的本质,《时尚的哲学》曾这样描述：“时尚通常仅被特定人群的少部分人所接受和运用,而该特定人群的大部分人始终走在接受时尚的路途。如果某一时尚被大众所接受，其必然会丧失其本质，其中时尚的发展壮大会与时尚的独立性相互抵消,即时尚的发展壮大必然引起其自身的灭亡。”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是消费文化空间形式的一种现实表象,其必然存在诸多时尚意象的特征,但建筑是一种 “商品”的特殊形式，其时尚意象的表达手法必须有所区别。由此可见,商业综合体的时尚意象存在某种特殊性,具体情况如下:

(一)商业综合体是商品摆放与商品销售的空间,则必须通过最大化展示消费品的自身特性来激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换而言之,商业综合体的时尚意象要求突出产品的 “附加价值”或产品的符号性。由此可见,商业综合体的设计必须选择某些灵活性的空间形式,以便满足装修与装饰对空间环境的需求及市场变化对商业综合体建筑使用效能的需求。其次,商业综合体必须能使商品的象征符号意义被充分展示出来,具体做法是预留出足够的空间展示招贴画、基于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动态影像等广告，由此体现出商业综合体的时尚意象。

图1-1BCE商业综合体

(二)商业综合体的另一时尚意象表达形式为建筑造型,其中商业综合体时尚意象的营造对建筑风格没有特定的要求,即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皆可营造出适宜的时尚意象。由此可见,商业综合体建筑设计的终极目标应为:以建筑造型的塑造为手段,营造出极富戏剧感和时尚感的空间形式和空间感受，其具体做法如下：采用现代建筑施工技术,把商业综合体的局部区域设计成尺度较大的空间形式,由此通过独具魅力的建筑结构营造出一种意想不到的空间效果（见图1-1）；采用彩色涂料、金属或玻璃等材料的组合，由此形成质感强烈的建筑表皮，消除或加强建筑体量，并营造出某种时尚意象；采用绿化形式的立体组合，把商业综合体打造成一个森林般的绿地环境，由此营造出一种生态型的空间氛围。

二、从情感角度解析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的文化意象——情感意象

所谓情感意象，它是指商业综合体所承担的“闲暇”消费功能，即商业综合体能够为城市居住者营造出一个释放情感的情绪化氛围。当代商业综合体是商品交易与流动的消费空间空间和城市大众情感宣泄的情感空间，换而言之，商业综合体可以为城市大众提供物质消费的场所和闲暇时光消费的场所。商业综合体的情感意象继承了城市传统文化中“节日”的某些意象，而我国城市需要严肃的审美情绪与审美能力及基于“节日”意象的集体情感宣泄氛围。尽管当代商业综合体的社会协调功能已被大幅度削减，但商业综合体必须承担城市大众情感协调空间。正因如此，现代商业综合体内部往往设有游戏厅或影剧院等文化娱乐设施，亦或把大型游乐设施整合到商业综合体内部。这样一来，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可为城市大众同时提供购物场所和休闲场所，此正如帕克所言：“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一个集传统与礼俗为一体的整体，是传统感情与思想的结晶。”

现代商业综合体通常可为城市大众提供静思审美的空间。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内部通常设有博物馆、文化馆、音乐厅等文化设施，其通过与商业综合体内部的其他设施相融合，更能被城市普通大众所接受，由此体现出更大的艺术社会价值和更高的使用效率。总体而言，商业综合体是顺应城市生活感性需求的必然产物，其主要以消遣性、娱乐性、休闲性为属性；以诉诸直观、、情趣为目的。

三、从公共角度解析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的文化意象——公共意象

所谓公共意象，它是指城市生活经商业综合体连接到一起，由此产生的社会公共活动、社会交流行为、公共文化要素相互交融的现象。现代商业综合体是城市大众公共生活的核心场所，其已成为城市空间和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成分。商业综合体建筑的体量较大，其内部往往设有公共空间，此类核心空间通常以内部街道、广场形式表达出来。一般而言，商业综合体内部核心空间皆具备如下功能：连接商业综合体内部有关功能区块，即把各功能区块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形成建筑的体量核心；组织商业综合体内部人流的活动，由此发挥聚散核心的功能。由此可见，商业综合体的公共意象可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城市公共生活态度及对该商业综合体的整体感受（见图3-1）。

图片说明：多伦多伊顿中心室内由一座透明体的过街天桥把伊顿中心与另一购物中心连接到一起，由此把多伦多伊顿中心与加拿大著名的百货公司彼此贯通，由此体现出商业综合体内部核心空间所具备的两大功能：连接商业综合体内部有关功能区块，即把各功能区块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形成建筑的体量核心；组织商业综合体内部人流的活动，由此发挥聚散核心的功能。

图3-1多伦多伊顿中心室内

针对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公共意象的表达手法，本如下阐述：

（一）突出商业综合体公共空间的秩序性、整体性、愉悦性、识别性

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公共空间自身应当具备超长的尺度、充沛的光照、鲜明的色彩等诸多能够激起大众兴奋感的特征，其中公共空间活动的安排必须满足如下内容：可关注的条件，即视线角度方面可确保公共空间与商业综合体整体结构保持畅通；可关注的对象，即雕塑或音乐喷泉等人工景观与商品宣传或文艺表演等人类活动。与此同时，现代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必须突出城市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紧密关系，其中现代商业综合体通常把公共空间安排到建筑物的某一侧面，由此以半开放或灰空间的界面形式实现向城市过渡，此种设计手法提高了城市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紧密程度及商业综合体内部空间的利用率。

（二）商业综合体的公共意象要求突出人性尺度的部分

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的公共核心通常为聚会或观演等大型交往活动的场所，而商业综合体应考虑为人们私密的交流行为营造一种适宜的空间形态，此乃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设计必须考虑的内容，其具体条件包括：随处布设座椅、设置可沐浴到阳光的挑台、充分利用绿化空间边缘等。实践证实，上述条件皆对创设商业综合体内部公共生活的多样性非常有利。由此可见，现代商业综合体是一种能够激起兴奋情绪的空间形式，其可为城市大众营造出一种悠闲、舒适的空间氛围。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属公共空间，其与传统的街道与城市广场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具体表现为：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被定性为具备明确社会所属权的公共空间，亦属被私有化的公共空间，且其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实际意义是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设计与管理的重要标准。

四、从地域角度解析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的文化意象——地域意象

所谓地域意象，它是指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通过多种地域特征表达手法来实现城市空间历史脉络的延续、地方文化特色的传承。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必然受到地域性特征和民族传统的影响，其中商业综合体的地域意象是地域性文化与全球性文化交融共存环境中确保城市独特风貌的关键所在，这正如内斯托所言：“任何富有历史内涵的城市，其建筑物皆为不同历史阶段空间形态的交叉连接，其体现着某种互文性。”

图片说明：浙江宁波天一广场地处城市中心繁华商业街，其主要由一个中心广场和十个大型商业区组成。天一广场的设计采用了城市设计理念，且特别注重周边环境与整体效果的相互协调。天一广场四周的主体建筑主要由一些风格迥异、独具特色的低矮建筑群组成，由此形成了浙江宁波独特的风格和符号系统，此乃一种基于传统建筑符号系统的新创作手法。

图4-1浙江宁波天一广场

一般而言，社会对城市名片和城市地标作用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地域意象的影响，其中商业综合体的地域意象具体表现为：众多商业综合体被选建到传统商业地段，且该地段已被社会和大众所认可，则商业综合体设计必须充分尊重或考虑此地段的空间信息，即采取一种基于空间历史延续性的创新手法；城市建筑类型经长时间的沉淀已经成就了独特的符号系统和风格，尽管此类建筑符号有悖现今社会大众的需要，但完全可采用一种基于传统建筑符号系统的新建材和新手法，以达到应有的效果（见图4-1）。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是一种商业建筑形式，其直接关乎到所在城市的商业运行水平、公共生活质量和生活品味等。研究证实，若从文化价值角度考虑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的价值，从文化意象角度设计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我国城市中心商业综合体的开发与利用现状必会得到很大改观，同时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与商业运行效率的提高等皆可由此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 许伟荣.新城市主义导向的商业综合体设计——以成都蜀都城市广场的设计为例[C].//2008建筑设计与城市文化建设高峰论坛论文集.2008:41-45.

[2] 罗尔夫·蒙海姆,周勇.分离或是结合?关于购物中心融入城市中心争论的经验主义研究成果[J].国际城市规划,2010,25(4):13-18.

[3] 张荩予.城市中心区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塔楼竖向交通设计研究[D].东南大学,2012.

[4] 陆蕴华.浅论面向地铁时代的城市商业综合体的设计要点[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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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玉君工作单位：通大学政治学院

公共价值观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公民道德教育要指向公民道德实践，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好公民。公共价值观就是公民在公共道德实践生活中表现出的一种公共理性精神和正义感，就是公民能够在道德生活实践中正确地选择、行动，承担公共责任。现实的公民道德教育应该以培育公民的公共价值观为主要内容，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正义的道德品格，培养实现公共价值精神的公民美德。公共道德生活客观存在，公民道德教育的关键是要形成担当公共价值责任、促进公共利益的公共价值观。在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养成与践履方面，公民道德教育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现代文明社会的凝聚力需要一定的共享性的价值精神（公共价值）和公民一定程度的公共归属感，如果没有公共价值精神、公民的公共道德生活实践，社会秩序难以维系、社会文明难以发展。在此意义上，通过公民道德教育、尤其是公共价值观教育，使得公民形成正确的公共价值观、理性地认同社会公共价值，在道德生活实践中恰当地采取行动。在共同的、良序公共生活中，公民不但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且要承担相应的公民义务。换言之，公民需要具有对共同体的责任意识，需要具有基本的公共理性精神。应该说，启蒙运动开启近现代文化的同时，再一次开启了人类自身理性、理智的力量。理性担当着人类认识自身、设定生存意义、为道德生活实践奠基的任务。但是，伴随着现代科技、工业以及价值秩序的颠覆，理性沦为工具理性，成为人追求功利、达到目的的手段。理性成为效果最大化的工具，成为支配与控制人的力量。在公民道德生活实践中，道德教育要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这样一种公共理性不是在任何时代、国家都能够出现，如罗尔斯所言，“公共理性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要求之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之所在。”[5]公共理性作为一种现代型民主社会国家公民的一种价值精神其以价值的公共性为前提，公共理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民资格的一种标志。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公民应该能够知道如何以一个民主公民的身份行动、认肯合理性的价值、理解公共理性的理想。公民义务与公共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合理地期待他人能够以自由而平等的主体身份与自己对话、协商，取得一致的看法、对公共行为中的价值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按照罗尔斯的理解，公共理性有着基本的内容规定，“第一，它具体地规定着某些基本的权利、自由和机会；第二，它赋予这些权利、自由和机会以一种特殊优先性，尤其是相对于普遍善和完善论的价值优先性；第三，它认肯各种确保着所有公民能有效利用其基本自由和机会的充分并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手段。”[6]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规定有着罗尔斯出于正义理论构建的考虑和他对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解。当我们从公共价值观视角理解公共理性时，罗尔斯的解读至少向我们呈现，公共理性内蕴着公民间的平等自由权利与义务，以及公共善的实现是公民的责任。有序的共同体一定有着可共享的公共价值，而这种公共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公民具有一定的公共理性精神。公民公共理性精神或者说公共理性精神能力的养成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至关重要，公民道德教育要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公民的公共价值观教育在使得公民养成良好的公共理性精神能力的同时，需要注重培养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最基本、也是首要的道德品质———正义。正义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在古希腊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十分强调正义德性对于公民和城邦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正义也就是公正是总的德性，是一切德行的总括。公正是“完整德性的直接应用。它之所以是总德，因为拥有公正之德的人也能够以此德待人，而不仅仅以此德为己。”[7]在涉及己与人的关系，我们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上，正义成为一个总的、首要的德性。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养成需要公民具有正义的道德品质，而正义的道德品质的最终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在现代型民主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正义的道德品质意味着公民必须首先具有罗尔斯意义上的基本的“正义感”能力。在公民社会的公共道德生活中，公民要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行动、调适行为。公民的正义感正是这样一种按照公共价值法则，作出判断和选择的能力。这种正义感表现于行动之中就是罗尔斯所言的，“按某种正当原则行为的起调节作用的欲望”[8]。它在根本上是“理解、运用和践行代表社会公平合作项目之特征的公共正义观念的能力。”[9]正义感能力思想既蕴含着对社会共享性公共价值的存在和人们对其认可的可能，又蕴含着对公民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尊重。公民个体通过参与社会共同体的公共行为，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考虑国家、民族的福祉与长远利益，承担共同体的公共价值。我们不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理论框架和原初状态下思考正义、正义感问题，而是在公民道德教育中思考我们对公民的公共价值观教育中应该培养公民的正义美德，且这种正义美德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让公民具有正义感的能力。正义作为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其在公民道德生活中是一种正义美德，这种美德首先又表现为公民具备基本的正义感。在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养成中，如果道德教育要培养公民在公共理性精神能力，这种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在实践中表现为非工具性式的实践推理能力，使得公民个体能够从道德上对行为的动机、社会制度本身作出批判；那么正义则是既是一个总的德性，又是一种道德实践能力。而公共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最终是要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养成一定的公民美德，实现社会的公共价值。公民道德教育要包含对公共生活的价值观的实质性学习，了解价值的道德性、合理性而非程序性、工具性。受教育的公民在其中能够理解的真实内容和判断准则，在实践生活中才有可能合乎理性地作出判断和选择。公民道德教育注重公民理性精神能力、正义德性的培养，还要能够使得公民能够运用公共理性，反思公共道德生活中的问题，培育好的公民美德。在古典政治哲学视域下，公民美德是通过服务于城邦共同体而得以实现，其要义在于服从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因为“公民既各为他所属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品格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系。”[10]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公民美德的内涵也有了相应的转化。现代公民社会包含了更多民主、平等、权利义务均衡等思想。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中，公民美德就以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展开。公民美德的存在意味着，人对公共价值的信奉与承诺。在现代型社会，它表现为公民秉持正义理念，理性而有序地通过审议、协商等形式增进共同体的福祉，实现公共善。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公民美德不是人的自然德性，它是一定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它需要通过公共生活实践、法律、舆论、公民教育等方式培养公民对共同体的情感、信念与认同。如果我们说中华民族在传统的意义上注重礼仪与个人美德的养成，那么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将公民理念与个体美德视为一体，进入公共领域。公民美德关系的不是静态的身份认同问题，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与实践问题。关于公民美德的具体内容和特征，已有学者指出“公民美德主要包涵爱国主义、公共参与、正义感、宽容和文明礼貌。而政治性和公共性是公民美德的两大特征。”[11]至于对公民美德内容、特征概括的是否准确与全面，此处不做评价。当我们从公民道德教育反观公民美德，尤其是在公共价值观的立场上看，我们就需要提出公民道德教育必须关注公共价值观、培养公民美德，否则不但公民道德教育流于形式，而且公共道德生活也将是空洞的、形同虚设。

公共价值观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意义

面对传统的失落、道德的滑坡、社会的转型，公民道德教育需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担当起培养好公民的义务。公共道德生活领域里，公共价值的认同、公共责任的共担成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此意义上，公共价值观教育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如果我们接受杜威的观点，“全部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到本民族的社会意识中进行的。教育的个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人，社会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有机体。”[12]那么，公民道德教育就要有“公共性”、“公度性”、“普遍性”的维度。通过公民公共价值观的教育，给予公民以实质性的价值引导，形成公民共同生活的道德基础。生活的美好与道德性在于个人能够与他人、社会和谐共处，一个有德性的人，应该是一个有着公共德性的人。教育应该教导人这种美好之所在，并引导人走向这种美好。其次，公共生活需要公共价值的支撑。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之一在于其承担培养具有独立健全人格的好公民，在此基础上，培养公民美德，形成良好社会风尚。这种公民美德在现实的公共道德生活实践中表现为公民彼此间的平等、关爱与合作，而不是强权、暴力和不平等。文明的道德风尚是通过公民实质性的道德品行而得以形成和发展。公共价值、公共价值观的教育与公民道德建设、文明道德风尚、社会伦理精神的健康发展相辅相成。公民道德教育不应该因追求形式的完善，而忽视了教育本身所承担的伦理任务。公民道德教育要让公民养成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在所指向的公共领域中理解价值的实质内容，并适时而理性地作出判断和选择。再次，倡导价值的公共性并不否定和排除个人价值和私人领域的存在。但就社会整体和公共生活领域而言，价值要具有规范力量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要在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性。公共价值观的确立、公民美德的养成有赖于好的公共生活环境和公民道德教育的引导。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最好的政体的核心问题不是调解相互冲突的、对政治公正的要求，而是美德教育，因为美德教育是最好的政治公正要求的支柱。”[13]无论在古典还是现代，教育都起着培养、塑造人的任务。对于当下中国的公民教育而言，其更是要承担培育公民的公共价值精神。最后，在具体公民公共价值培养、形成正确的公共价值观问题上，我们还需要分析其培养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可操作的方法、途径。一方面，我们需要审视传统伦理文化和中国当下的现实处境，将关于公民公共价值观的理论引入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体系，尤其要引入学校的公民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将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培养列入公民美德评价体系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改进公民美德评价标准、完善公民美德评价机制。同时，公民公共价值观的养成可以采取生活实践教育、模拟实验教育与典型案例分析教育等丰富的形式和方法。在一个价值多元、文化多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比以往更呼唤一种真正的公共价值精神的确立。教育使人获得了解放，但解放了的个人不是碎片和单子，他们需要凝聚在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中。公民道德教育如何能突破当下的困境，为公共价值的确立、公共价值观的养成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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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村庄公共空间与村民公共精神的概念

“公共空间”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涵义也有所不同。本文所指的公共空间（也可以称为公共领域）是相对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领域而言的。它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①。村庄公共空间是指在一个村庄的范围内，村民获取各种公共信息，进行批判式评论，合作处理公共事务，培育公共精神等行为和观念的空间。村庄公共空间的存在从眼前看是推动了村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长远来看则是培育了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根基——村民的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是指公民个人超越自身利益，追求一种整体的公共利益，由这种公共意识生发出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怀，以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民基于对村庄公共利益的自觉认识而关注、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它要求村民必须具有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即一方面应具有一种公共主体的意识和个体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应具有一种超越精神，善于超越个体的局限，把自己与村庄整体的利益与价值联系起来。具有公共精神的村民体现出既独立又合作，既有批判精神又有守法意识，积极主动地关注、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促进其成员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特征。例如参与投票与选举，参与讨论提出建议，对侵犯公共利益和共同价值目标的行为进行理性地批判，与其他成员合作以促进共同利益等等。村民的公共精神形成一种社会资本，有力地促进村民自治的运行。

村庄公共空间是村民公共精神产生的土壤。如果没有这样的平台，人们不能对包括自己事务在内的公共事务发言，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失去关心公共利益的兴趣，而退缩至“小我”的狭小天地之中，则村民的公共精神与公民意识也就无从谈起。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庄公共空间的灵魂，没有了公共精神的公共空间至多是信息的汇集地，它无法将村民凝聚在一起，从而无法合作来提升村庄的公共福利。村庄的公共空间和村民的公共精神共同构成了农村的公共生活。

农村的公共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国家政权开始从农村社区逐渐后撤，村庄民主自治体制正在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村庄的公共空间不断拓展，村民的公共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通过对张高村村的走访调查我们也切实感受到了农村社区治理状态发生的变迁。

二、张高村公共生活的现状

村庄公共空间并不是物质性的实体，但它却需要借助一些现实的载体得以存在。村庄公共空间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一些相对固定的特定空间，道口、集市、小商店、广场都使人们聚会交流的场所。进入张高村，经常可以在村内的道口看到一些老人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比如对老年人协会的意见，村内路灯安装存在的问题等等。在集市上一些买菜卖菜的村民也会热情地与我们交谈，从家中孩子的教育问题延伸到对国家的教育政策的看法，家庭琐事，国家大事，无所不包。这便构成了一种最初级的公共空间形式，也是人们进行交流的最为简单的形式。

村庄公共空间还可以借助于某种人际交往来形成，如以村落内部的红白喜事为载体的人情往来。当今村庄的红白喜事的规模越来越大，“事主不需要发出邀请，凡知道消息的人家大都会自觉地派代表参加”②。在张高村，遇到红白喜事，除了到事主家帮忙张罗，人们还通过随份子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少的五十元，多的几百元不等。一方面增进了感情，另一方面也为事主筹措了必要的经费。在这样的一种场合，大家除了单纯的庆祝和哀悼还获得了一个沟通交流的极佳的机会。而这种公共空间由于人数众多，谈论话题也比较广泛深入。

此外，各类民间组织的自主活动构成了张高村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给村民参与提供了公共活动空间。近几年，张高村先后成立了水杏合作社、香椿合作社、老年人协会等民间组织。尽管在组织上和程序上还不是那么规范，但这些组织的建立无疑拓展了村庄的公共空间，并且对村民有了一个公共精神的启蒙教育。这些民间组织是较高层次的公共空间的形式。通过它们，村民可以获得最直接的参与管理的实践经验，培养团结与合作的精神。拿老年人协会来说，自去年成立以来它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公共活动，成为村民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些活动包括：

1、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的管理。就修建路灯一事，老年人协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协会的理事就路灯在村子的设置地点，电费的收缴，路灯安装后的维护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磋商。此外，协会还对饮用水源问题，沼气建设问题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2、开展文娱活动。文艺演出、创办村报等精神文化生活也形成了张高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给村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说，老年人协会的建立大大的改善了村里老人的精神面貌，激发了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同时也对村干部的行为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对于张高村来讲，村内公共空间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满足人们与他人交往的需要，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人既爱孤独又爱群聚，除了家庭生活，人们还渴望与别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村庄公共空间的存在为村民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幸福的生活不仅仅与物质财富有关，还取决于是否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当前增收途径有限的的情况下，丰富的文化生活，健全的公共生活显然可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

二是形成公共舆论。村民可以聚在一起，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就某些问题可以达成共识，形成一种公共意见。“.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③这样的公共意见不仅会成为村民行动的评判标准，还可以对公共权力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最为重要的是村庄公共空间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锻炼了村民的公共管理能力。它使村民村民从孤立的狭隘的个人范围中跳出来，把自己与其他成员联系起来，在与其他村民交往、协商的过程中发现共同利益，由此产生了一种合作的意识和信任的基础。并且通过实践，提高了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在张高村，大部分村民对于涉及到村民共同利益的事情能够给予一定的方式进行合作，村内公路的修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张高村内部的公路，采取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共同修建的方式。很多村民认为这是一件利己利人的好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捐了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如果没有村民的自愿捐款，村内的公路是修建不起来的。

可以说，一个经济发达的村庄，其成功的因素除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外，更因为它们有较强的公共精神。而一个积贫积弱的村庄，与物质层面的匮乏比起来，村民公共精神的缺乏是一种更深刻的发展因素。 　三、张高村公共生活的不足之处

通过进一步调查，我们发现，尽管张高村村民对村中的公共事务体现出一定的热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参与，但是，从该村村民公共参与的行为和意识的特点来看，仍缺乏足够的公共精神。

从该村村委会主任的选举来看，当被问及选举某人的具体原因时，要么“谁给的钱多就选谁”，要么“他是本家的亲戚”还有的是“选谁都无所谓，都一样”。

对于村庄出现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如村庄公共卫生问题，路灯的维护问题，村庄的安全问题，虽然这些也都被大家认为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村两委挑头，人们就束手无策了。

——“村内盗窃事件好几起了，我家就被盗了，村里也不管不问”。

“那您有没有想到向村支部或村委会提提建议？”

“提了也没用，都忙着个人赚钱，谁管这事”。

——关于村内卫生“也都觉得不好看，垃圾到处都是，村里也就过年时照人打扫打扫，平时没人过问”。

“那您没有想过带个头，招呼大家轮流打扫？”

“村里都不管，我们怎么管，管了人家还说闲话，再说村干部也不高兴，这才是出力不讨好呢 。有时间就打扫打扫自己家门的垃圾。如果村干部张罗，我肯定会拿钱”。

从谈话中反映出来，村民虽然意识到村内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也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分村民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对于政治参与表现出一定的冷漠，他们不愿意参与政治，不愿意过问公共事务。二是存在着对正式权威的过度依赖。认为一些事情只要村两委不出面就无法开展，村民自己是无法合作来解决的，村民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

四、拓展村庄公共空间，弘扬村民公共精神

造成村民公共精神缺乏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但是，只要存在这种潜力，就应当进一步挖掘和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

1、进一步拓展村庄公共空间，培养村民的自治能力和合作精神。村庄公共空间是村民参与公共管理的实践空间。通过提出建议，发表评论，做出决策等实践活动村民获得了一种自信，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拓展村庄公共空间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发展民间组织。民间组织能扩大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范围和深度，促进政府与村（下转第69页）（上接第65页）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和融合，从而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张高村老年人协会的成立给村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村民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被调动了起来，参与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这对整个村庄公共问题的解决，村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促动因素。当然，老年人协会要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必须有相对独立的财政，也就是说是否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会影响它的下一步发展。这一点可以参照东部地区民间组织经费筹措的方法，如可以向村里申请一定的活动经费，通过文娱演出在社区中募集资金，出租红白喜事所用的器具给村民等等。

2、充分发挥精英人物的作用。有头脑、有经济实力、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在难以处理的村落事务中说得上话，办事妥帖这是一般村民所公认的能人形象，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社区精英。精英人物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威性和社会动员能力，能把分散的个体凝聚在一起，从事各种集体活动。他们对于公益事业的热爱激发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张高村也存在不少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但他们在村庄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资金、技术发展自质的协会。培育与助长村庄中新兴的公共服务积极分子及公共人物，从而为村庄自治人才的优化、年轻化提供内生基础。

3、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村民公共意识的教育。具有公共意识意味着村民并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把自己同整个村庄甚至国家联系在一起。加强村民公共意识的教育就是使村民成为关心公共事业，参与公共管理，成为具有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公民。可以运用街头剧、唱歌、快板和戏曲等传统形式达到教育目的，把法律政策、道德风尚、表扬批评，溶于这些具体的表达形式中，农民会高高兴兴的接受。运用传统的美德教育，通过趋善的教化净化人心，提高村民之间的信任度，这样村民才能有合作的意愿和可能性。

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是国家权力逐步从农村社区撤退，另一方面是农村自组织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匮乏和公共生活的缺乏。农民不应再消极等待下去，而是必须积极行动组织起来，这需要内生发展与外生培育相结合。在社会的共同关注下，包括官员、学者、教师以及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依靠和挖掘村民的公共精神和自治能力，增强村庄的公共福祉，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渡所必须遵循的社会发展规律外，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凝聚了超越制度、国家、民族、文化、传统而人类共有的人文思想、和谐理念、自主正义、合作态度、公民社会、奉献精神等文明因素。进一步发展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村庄公共空间，弘扬村民的公共精神，这对于新农村建设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译本），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2]肖滨：《理解公共领域：文本与导读》，http：//gdmoa.org。

[3]吴毅：《公共空间》三农中国网，2005年2月1日。

[4]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

[5]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篇8

一、引言

“方韩大战”的开端：2012年1月15日网友麦田发表文章质疑韩寒存在写作团队，韩寒则立言悬赏2000万寻找捉刀之人，随后麦田迅即公开道歉偃旗息鼓，韩寒也接受道歉。接下来方舟子接棒麦田，“方韩大战”拉开序幕。

一方是青年偶像，一方是打假斗士，各自都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一开始的巅峰对决旋即变成了大开大合悬念迭出的大兵团作战。

本文无意判断争论双方孰是孰非，但此次网络公共事件中，它的几个典型之处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1.网络用户是如何参与公共事务且建构身份认同，分列站队的？

2.如何建构一个健康、理性的网络公共空间？

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本文研究主要是采用了个案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归纳总结得出结论。

二、理论框架

身份/认同（identity）是当代人文、社会、政治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社会学家看来，人的认同依照内外大致可分为两种：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一种内在性认同，一种内在化过程和内在深度感。是个人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而社会认同则是指“人在特定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特定的价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者本质上接近的态度”。

三、网络用户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

（一）公共话题出现

网络时代，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将你的私人领域瞬间带入公共生活，方便地参与公共事务。在“方韩大战”中，开始是由方舟子在新浪微博里有关韩寒可能涉嫌的文字，两人拥趸千万，话题性十足，所以这两人在网络空间的单打独斗必将演化为两个群体的大兵团作战。

（二）图像和符号进入网络用户生活

在网络公共事件出现以后，网络用户知道这件事情无非是主动搜寻或“被”传播，只要是在“方韩大战”的时间段里，稍微关注一下公共事件，都会被这样的一条信息辐射到。转发或评论，网络用户就已经参与到这一事件中来，参与的形式就进一步的暴露了个人的身份特征，在接下来的生产性过程中，自我解读也正式开始。

（三）网络用户生产文本、自我表达

研究发现在参与到这次“方韩大战”的网络用户中，“迷群”和“小规模生产者”居多，其中又以“崇拜者”为最，他们多是韩寒博客的固定阅读人群，积极的参与对内容的解读和分析，具有较强的诠释能力，明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并将自己的情感与想法撰写成文本，放在网络上与其他同好分享、交换意见。

（四）观展和表演，个人身份认同形成

具体到这次“方韩大战”的网络用户，一些用户坚信韩寒不可能有，这是基于他们多年对偶像身份的认同，在一部分人眼里，韩寒代表着独立、青春、批判，而内化到个人，则希望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特征，通过对偶像的肯定，获得被认同的肯定，进而肯定自我形象。于是这样的网络用户身份认同形成。

网络同时也是一个虚拟的平台，在他律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在网络公共事件层出不穷的今天，各种笔仗，各种立场的争论，呈现出格调不高的状态，而参与公共讨论的网络用户表现的水准也是良莠不齐。

四、成熟、理性的“网络公共空间”建设

健康理性的网络空间依赖信息公开，信息的公开首是提高网络用户更多参与公共事务传播和讨论的途径，目前的论坛、博客、微博等都有助于网民的主动参与。网络用户也需要提高信息分析与解读的能力，提高信息和传播的能力，网络用户在完成了信息的搜集和解读的时候，往往转换角色成为信息的者，参与到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只有网络平台和网络用户的双向合作才有可能建设一个健康理性的公共空间。

五、结论

通过这次对“方韩大战”个案的分析，可以瞥见网络用户群体身份认同建构的一隅，他们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解读他人建构自身。在中国，还缺乏一种理性讨论的氛围，受众常常迷失在人云亦云中。如何让围观走向思考，走到一个理性的公共讨论阶段，而不是随意的发泄和看热闹，如何培养网络用户把健康、成熟的公共讨论变成一种习惯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静恩英，杨励轩.　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考察――以BBS论坛为例[J].新闻界，2007（01）.

篇9

1．城市面貌趋同。

从目前我国现代新城市空间的建设整体结构来看，根据行政、文化、商务、市民中心等不同的定位要求，各自呈现不同空间形态特征。新行政空间多采用以行政办公建筑群体为主的构建形态，如成都新行政中心由建筑楼群由莲花瓣的办公楼和一栋“鸟巢”状办公楼组成;新文化空间则多采用文化建筑群体构成中心区的构图中心，如天津市文化中心的项目包括天津图书馆、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天津大剧院、天津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从这些空间结构现状特征中可以看出，景观轴线、功能轴线能线性空间结构是串联和形成新空间的基础。在景观轴线构成中，通过结合各个公共空间和绿色开放空间等重要的空间节点，形成区域内重要的景观轴线，而功能轴线的构成则依托空间位置较居中的城市干道，串联起区域内各个重要的功能构成要素，如商务、会议、商业等总要公共建筑。可以说新城市空间的结构多是运用了轴线与构图中心想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并不能造成城市形象的趋同，所谓的“千城一面”的感觉而是建造实施后所最终呈现的形态。

2．空间利用效率低。

新的城市空间多以高层建筑为主要建筑形式，而在众多的高层建筑中多分布于地块的一侧或中心位置，以强调高层建筑的独立性和标志性，地块中其余空置的部分则形成高层建筑的附属用房或是高层建筑的外部公共空间，这种布局方式造成地块间的高层建筑之间的间距较远。相比国外城市的高楼林立，高密度高容积率的土地开发强度，我的城市空间中的高层建筑分布相对显得松散稀疏，在相同地块内的建筑空间使用效率明显小于国外。这样的城市空间布置和使用，明显违背了现代城市空间紧凑集约发展的根本原则。

3．自然要素提升。

新的城市空间集约化的发展状态，促使了城市各个空间要素的相互整体发展，其中更加注重公共空间与绿色空间的相互渗透，以弥补新城市空间开发中对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现代新城市空间中大大加强了自然要素的构建，绿地系统的规划构建起新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特征。按照国家利用土地和建设用地功能的综合平和需求，绿化率一般都已到达35%左右，在一般的大型公共绿地都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从2007年到2010年的三年间，广州建成区绿地面积增加5222公顷，建成区绿地率增加1．63%。这些多是进年来新城市空间重视生态绿化的成果。

4．慢速交通空间缺失。

城市中步行空间的营造是保障城市活力延续的根本，在新城市空间中微观道路功能正是满足人们步行交往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提高城市居民出行利用率最高的交通空间，对于城市交通功能而言，起到了对城市其它道路空间分流的作用。但在多数新城市交通空间的建设过程往往忽视支路等微观道路规划建设，与传统城市空间中安静蜿蜒小径、富有生活气息的胡同、树荫覆盖的幽径相比，新交通空间中的道路形式一律都是宽阔的大马路。如总人口约80万的广东高要市，其规划建设的江滨新城主干道宽度达60米;规划人口95万的昆明呈贡新区主干道宽80米;深圳体育新城主干道最窄处为44米，最宽的深惠达到宽至120米，而人口近2000万的北京市，其长安街最宽处也就是120米，众多的案例直观的说明了国内在新建交通空间在设计上体现了“小城市的规模，大都市的规格”。

(二)社会与经济

1．商业活力不足。

现代新城市空间中的商业功能日趋完善，由复合线型转向网络化、立体化功能。商业建筑更为密集，商业中心区的用地范围逐步扩大，加上各大国际商业机构的入住，形成以购物、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所谓“一站式”综合商业等商业形态，而一个成功商业功能的运行则否取决于地段和交通、人气以及管理几个方面的因素，而新城市空间中的居住和办公使用率低导致区域内的人气难以集聚;此外在商业发展中以追求现代商业办公环境，也使传统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正在被功利的、冷漠的现代城市空间所代替，加上传统城市空间成熟的商业环境和完整的配套设施的竞争，目前我国新城市空间的商业活力实际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2．传统社交体系瓦解。

传统城市空间环境中聚集着稳定的传统社会交往群体和社会组织，各个部分有成熟和紧密的共同生活特征。长期生活的环境和传统社交体系让市民相互间产生稳定感和安全感，这种传统的社交体系也形成一定的区域文化。而新空间环境打造的便利的现代生活方式也将改变人们的传统生活模式，汽车等快速交通工具的使用，纵然缩短了人们的生活成本，这种“家—车—目的地”的生活模式，破坏了人们相互交流的权力，撕裂和损坏了传统的社会交往关系。新居住空间中把来自不同区域的个体相对集中在新的环境中，虽然新居住空间有完善的居住功能设施，提供着各自可供互相交流的、舒适的公共空间，面对陌生的环境和现代社会发展与人们之间社会信任度的矛盾，造成在新居住空间内难以再形成原有稳固的传统社交体系，传统的居住文化圈解体，新的居住文化有难以在一两代居住者中建立起来。

二、现代新城市空间演进动因

(一)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新的城市空间是各种要素的复合，这些空间要素建筑与建筑、建筑与自然的交融。营造新的空间环境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特别是以高度集聚的立体化的开发背景下，建立多层的交通空间和建筑空间，在实际建设中是需要复杂的建设过程和大量的资金投入。在西方国家，有人总结出当城市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美元时，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将进入一个加速阶段，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经济因素处于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新城市空间的发展是以经济实力为前提条件。

(二)政策引导的策动力

政策引导是政府运用规划手段来引导开发商提供公共空间的手段，以弥补通则式管理的灵活性和适用性。意大利建筑师罗西则认为，城市依其形象而存在，这个形象是出自某种政治制度为达到其理想形式而构筑的。城市产生与发展的每个阶段过程无不与一定时期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等有关。现代社会一般通过城市发展政策、法律和规划对城市形态加以控制。许多城市纷纷对新城市空间的建设实施了一定的规划控制与管理。依据国家制订的一系列建设法规，其中包括行政法规(城市规划法、城市建设法、土地管理法等)与具体操作层面上的技术法规(设计规范、更新拆迁安置办法、土地分类标准、传统风貌保护实施办法等)，通过城市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具体手段综合解决新城市空间的问题，力求创造良好的城市空间形态。

(三)重大事件的影响力

重大事件对于新城市空间的发展的影响不仅涵盖面广，而且有其明显的时间阶段特征，它对新城市空间完善提升的影响也是直接而且积极的。通过城市中举办各种类型的重大公共活动，将是整合城市现有资源，以强有力的实施目的和统一目标发挥这些资源所应有的最大效率。这种公共事件的影响力将促使区域内的各类项目快速的实施完成，让事件的发生和城市发展在时间维度上保持一致。积极主动的应对和结合自身的现状和战略目标，借重大事件之机，达到提高完善本地区设施、加强地方管理以提高新城市空间环境品质为目的。

三、现代新城市空间设计策略

优质的公共环境空间和富有活力的城市空间是营造良好城市空间的基本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掘新城市空间中各社会要素、经济要素、环境要素内在联系，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辩证统一，通过不同要素之间的完善与整合，才能使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一)营造优质的新城市空间

优质是城市公共空间环境保持活性的重要方式，城市空间中各构成要素的相互整合、相互协调的发展是实现舒适的新城市空间的前提条件。营造优质的公共空间环境应强调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共生、和谐的整体关系，这种整体关系强调区域内社会、经济、自然的有机统一。营造优质的公共空间环境在社会因素的背景下，需要适宜社会的发展，形成体现历史文化内涵的场所空间;而在经济环境的调节下，则需要实现高效、快捷、集约的空间形式;最后通过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最终实现适合区域内适宜地貌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场所。

1．相互关联性。

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受到社会文化、经济水平、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且空间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是相互渗透、重叠的。与传统的功能分区、树状分级等机械的论点想比，现代新城市空间更加注重内部的相互关联性。相互关联的城市空间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特征，强调空间的交混、有机、参与、创造、平等开放。

2．和谐共生的思想。

共生概念来自于日本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在建筑学中的认识，同时这一概念也被他应用与城市设计的过程，在他看来“共生在本质上不同于调和、妥协、混合或折中主义。共生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承认在不同文化、对立的因素和不同的要求之间以及在二元对立的两个极端之间的神圣领域”。新城市公共空间环境的和谐共生，不仅仅是中心区个构成元素相互之间的组合和叠加，而应该是将这些构成元素作为城市构成中的基本结构，通过有机的组织和联系来加强各个功能和活动之间的混合，使其在内部发生作用，相互促进和激发，在外部才已活力的形式被表现出来。

3．多元化的整体性。

城市的结构的发展具有不可预知的复杂形式，从成功的中心区营造案例来看都注重对人性的关注，以及多样性和开发性的特征。面对城市生活的复杂群体，文化、习俗、经历等等因素让这种组成变得更家复杂，这正是由这种千差万别的不同构成了城市五光十色的城市面貌，让城市在复杂的碰撞和各种矛盾的交织中产生活力，所以城市应该反映和适应多种多样的人的需求，这种需求将公共空间环境、人们的活动、城市功能设施、城市文化内涵、城市经济需求、自然环境要素视为一个相互交织的体系，强调多种元素的动态协调与有机统一，整合、协调、优化空间内各功能之间的构成关系，使自然、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协调统一。

(二)营造富有活力的新城市空间

活力是促使新城市空间不断发展、有机生长的力量源泉。富有活力的新城市空间是为了要充分发挥空间的最大效益，让新的城市空间不仅只停留在物质表面，更要激发其产生的活力效应。如何保证新城市空间在快速发展中的“持续最佳状态”，塑造极限效率下的人性与公平，形成一个充满活力且适宜人类生活的城市空间，主要体现在新城市空间中对社会、经济、文化活力的保持。

1．社会活力。

社会活力主要是由社会交往行为激发而形成，可及性等则由人的行为所产生从而激发活力。对话的消亡与交往的消亡，也意味着日常生活世界的沉沦。新城市空间的社会活力的营造首先是保证区域内人口结构平衡与和谐，将各个层次的居住主体都吸纳到新的城市空间中，以形成更加多元混合的社会发现形态。从而实现多元化的居住形态，高级公寓、普通公寓与经济住宅并存，这些各种人构成了新的城市空间日常活动、消费行为和社会交往直接促成了社会活力的生成。其次，高质量的公共空间也是促使社会活力的有利方法。在信息社会私人空间空前发达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公共生活，而公共空间是城市生活交往的发生器，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使社会活力集聚。

2．经济活力。

经济活力是城市活力的外在驱动力。从积极组成的角度看，新城市空间的经济空间效益是“各经济要素在城市空间的配置组合形成一定密度、局结构和形态后所产生的一种效益”。这种效益因配置和组合的合理程度而大小与正负之不同。经济发展要求效益最大化，资源的最优配置是获得效益的要手段。提升新城市空间的经济空间效益主要是通过合理配置商业、办公、服务业的比例，加强城市空间的聚集度和吸引力，形成多元复合、紧凑高效的经济形态，保成经济活力的生成。

3．文化活力。

新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来源于与与城市传统文化上的连续，形成属于新城市空间的文化活力，这也是城市品质与格调的展现。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特定的传统文化氛围，文化活力的营造主要是对城市传统文化背景的分析并坚持适应性规划策略，发掘新城市空间特色的和延续社会文化肌理。面对城市文化活力的延续，新城市空间内的各项公共文化设施所强调的不是数量上的优势，关键是在于公共文化设施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以及公共文化设施所具有的公众参与价值。此外。在新的城市空间内通过延续城市传统习俗的各类活动，延续、发扬城市文化精神，，同样也能增强新城空间的文化凝聚力。

四、案例证说

(一)神农城项目概况

神农城是湖南重点项目，构建未来株洲大都市发展的新城市空间，其中有四个方面目标定位:

1．提升城市公共空间质量，规划采用整体城市设计的手法，对炎帝广场的各个空间要素进行整合、优化与提升力求表达人、城市以及自然的和谐关系。

2．塑造新区商业中心，依托天台山公园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炎帝广场的人文资源，建设以休闲商业为主导的区域，使之成为株洲城市生活的新旗舰。

3．以神农城作为株洲的城市名片，将会使城市具有持续的投资吸引力，激活内外消费活力，并为所有株洲市民提供独一无二的城市荣誉感。

4．建立都市绿色新生活，作为城市客厅，要容纳多时段多类型的活动，形成为所有株洲人共享的生活休闲空间。

(二)株洲新城市空间发展SWOT分析

株洲新城市空间SWOT分析通过新城市空间的内部的自身优势、缺失和外部环境面临的机遇、挑战加以综合分析，通过SWOT的分析可以看出株洲神农城优势在于基地处于株洲城市发展的战略性位置，是新老城区交通主轴和开发区绿化主轴的交汇点、毗邻未来市级行政中心和大学城，是未来株洲大都市发展的中心、天台公园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都市绿色生活的最佳诠释、炎帝广场的恢弘气势和历史人文资源4个方面;劣势在于活力不足，公共服务缺失、广场尺度过大，核心凝聚力不足。从天台路上看，炎帝像背影为铁塔桁架结构，似被困于笼中、空间文化氛围不足，仪式性、纪念性和庆典性不够突出、缺少固定节庆舞台，有大型演出时，需要临时搭建、缺乏景观设施，天台公园目前处于一种自然的粗放状态，缺少功能的介入以及界定6个方面;机遇在于新城市空间的营造是株洲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契机，为适应现代休闲娱乐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新城市空间形态设计应优先采用具有较强生长发展能力的开放性空间组合架构以满足适应变化的需要;威胁在于长株潭城市群中中心城市的竞争力，新城市空间形态的不断完善。

(三)株洲神农城城市设计策略

1．文化精神传承。

将神农文化作为主题，以神农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诠释和提升城市格调，激活城市地块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并对区域内的景观要素和建筑功能要素化整为零，以聚落式的方式渗透其间。通过对炎帝广场原高台部分的梳理，尽可能保持原有建筑结构，通过建筑，景观和构筑物等多层次的衬托进一步确立炎帝像在广场中的核心位置。广场中轴线的强化使以炎帝像为背景的舞台更具仪式性和庆典性，同时也让市民能更以直接的路线进入广场上层空间。在炎帝像的北部设置景观轴线，联系象征农耕文明的炎帝以及工业文明的电视塔。在这条轴线中央设置了景观水池，并在中央有火焰喷出，在节庆时间形成良好的视觉以及庆典效果。

2．主题元素运用。

在广场与建筑之间的带形景观通过设计分别表达耕种、医药、服裳、弓矢、陶器以及乐器。并通过与商业街的功能设置相呼应，达到互动的效果。在面对内街部分则通过商业广场的设置表达炎帝文化中的商业精神。与线形的步行街道一起构成了有节奏感的、收放的商业空间。

3．商业活力营造。

拉链型商业建筑与原有背景建筑形成了一条线形的步行街和六个小型商业广场，营造出有节奏感、层次丰富的商业空间。一二层为单面和双面结合的主题品牌店和精品店。三四层的咖啡和休闲餐饮充分利用大面积的室外平台，与商业内街构成视觉的互动。在广场内侧加建商业内街，既将人的活动应向广场，又与后部高层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广场大背景。共同形成了一个宜人的室外公共空间。

4．生态低碳表达。

神农城以低碳经济的要求组织业态，从规划设计、建筑施工、材料工艺等方面充分体现节能环保，采用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新技术，并引入污水处理的尾水和中水回收循环，真正实现低碳建设发展。在具体的设计中，通过在神农城内部建设一条亲水绿化带，串联起各景观环境要素，让市民更好的与与森林、湿地、湖泊等自然景观亲密接触;并结合炎帝文化，神农城打造农耕园、湿地园、百草园等丰富多彩的植被园林景观。一系列的景观环境营造让神农城绿化率高达80%以上，保护原有生态，充分彰显环境友好、生态宜居，显现公益性。

5．构建标志性公共建筑。

标志物凝聚着人们对新城市空间的认知印象，体现着新空间的整体形象特征，是增强区域内凝聚力和吸引力的集中表现。新城市空间中的标志性建筑中引入更加强调的互动参与功能，让人们对标志性建筑的印象不仅停留在外部空间形象上，还有更多的互动体验过程。所以神农城项目建设在公益性的基础上，神农城以神农文化为主题，营造生态水系(神农渠)和神农广场、神农太阳城、神农像、神农湖、神农文化艺术中心、神农大道、神农塔等一批标志性的建筑与景观，而这些景观，都对市民开放，提升市民的公共生活质量。

篇10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

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捍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许多民营部门向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