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认识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政治哲学认识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6(a)-0164-01

近日通读了一遍约翰·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禁不住有想表达点“思想”的欲望。在通才教育倡导者眼中:“职业教育传授的是经验而非知识,因为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似乎是谋生。”近年来,大学逐渐成了国内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对于它的批评也是日嚣尘上。这倒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几分相似,美国学者布鲁贝克将这一切写进了他的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学》一书里。

1 知识价值视角的缺失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围绕着高深学问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探讨高等教育哲学的代表思想及其演变,可谓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这个分析框架之中,存在着一个二元论的哲学基础,分别是认识论和政治论。其观点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局限和不足:

(1)从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强化了政治论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知识自身价值和功能发展因素的影响,弱化了认识论的价值。布鲁贝克在论述高等学校存在的合法基础时指出:“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所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我们把学院和大学看作是提供牧师、教师、律师和医师的场所,这种观念是从殖民地时代继承下来的,而殖民地时代又是从欧洲继承下来的。”从这种历史描述性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主要是从外部社会因素的变化来论述的,也就很自然地得出布鲁贝克后来提到的“政治论哲学盛行”的结论。而很难从其中看出认识论的价值及其合理性。

(2)偏重描述性地论述高等教育哲学的演化过程,以及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哲学演化的原因,不能完全解释高等教育哲学演变的合理性,也无法对未来高等教育哲学的演变趋势进行有效预测。布鲁贝克在导言中分析了引起高等教育哲学变化的外部原因。指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行动,集中抨击了“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结构”,“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布鲁贝克认为导致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是社会的需要。认为“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历史发展中一样,高等教育哲学的许多方面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现的。

(3)布鲁贝克将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的哲学基础,预设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为什么是认识论和政治论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否必然存在着矛盾冲突?一定时期的高等教育哲学只有一个中心(认识论的或政治论的),还是两个中心(认识论和政治论并存)这些问题布鲁贝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2 缺失了自由的教育

在《高等教育哲学》里,布鲁贝克向读者描述了一种“存在主义大学”或曰“非大学”(nonuniversity)。在这样的大学里,学生不受传统、刻板的学术要求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学习绘画、录音等,也可以学习非理性的东方文化,决定什么时候离校、什么时候继续学习。

我们说,技术问题在深层次上就是人的再生产问题。因为在利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当人类受到科学技术的束缚、限制和迷惑,其自身也逐渐展现为功能性、物质性的存在,成为可预测、可计算的技术对象时,他就失去了自我支配的自由,从而变成一种“新的普遍的奴隶化”。在这种前提下,大学教育不可避免地会被赋予强烈的功利色彩。理性主义思维高扬,而人的主观性、情绪化、意志品质等主题恰恰被教育所遗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布鲁贝克的“两点论”之外寻找一个教育人类学的基础。

当美国以“嬉皮士”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历时十余年终于平息下来时,人们也终于意识到大学是个悖论性的存在,既要思考当下的问题,也要思考未来的甚至是乌托邦的问题。因为高等教育不仅要考虑直观、情感、体验、感悟等非理性因素,更与逻辑、理性与科学态度等紧密相连。

3 知识价值视角的建立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存在的一些局限和不足,可以归结于知识价值视角的缺失,即缺乏对高深学问也就是高深知识本身的变化的探讨。从知识价值视角来探讨高等教育哲学,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发现:

(1)高深知识的客观性和实践性,决定了知识具有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知识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是产生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基础。布鲁贝克在谈到认识论哲学时,认为“学术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来自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需要指出的是价值自由并不是产生高深学问客观性的前提条件,相反,应该说客观性是高深知识的本质特性,正是知识的客观性要求教授在学术活动中遵循价值自由的原则。

(2)高深知识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决定了知识发展的两条不同道路。认识价值要求知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应用价值要求知识适应社会需要的变化。社会要求大学除了承担纯粹认识意义上的高深学问研究之外,还要承担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任务,甚至于直接参与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4 结语

篇2

(一)从人对天崇拜的“天祖”关联隐渡为神权政治体制的“天、帝、人”三者关联。天人关系可以先看作是天和祖的关联,显然人对天的认识还是处在仰视和崇拜的阶段,不能将人和天直接相关,而是借祖的概念与天相对。被赋予神话色彩的《洪范》①中说“天子作民父母,已为天下王”,将皇极作为一切的统帅和核心,显然是神权政治统制下的天帝关系和帝民关系。统治者成为天和民之间的传递者和中间人,原有的“顺天意”,进而演化为“尊帝命”,天和帝的父子关联显然已经突破先前的天祖关系,直接把对人对天的崇拜利用为人对帝的顺从,天俨然成为皇权的幕后倚靠和绝对象征。

(二)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解放,突出了天之外人的主观能动性。先秦时期政治经济的全新状况也使得思想有了更为宽松的活动空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次解放运动,天人关系也从神权政治的束缚下开始新的转变。鬼神观念不再是《小戴礼•祭义》②中“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的情况,而是《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③这显然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说法几近同义。可见人们从对鬼神的敬畏已经转而开始关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二、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转变对中国哲学的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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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人对天崇拜的“天祖”关联隐渡为神权政治体制的“天、帝、人”三者关联。天人关系可以先看作是天和祖的关联,显然人对天的认识还是处在仰视和崇拜的阶段,不能将人和天直接相关,而是借祖的概念与天相对。被赋予神话色彩的《洪范》①中说“天子作民父母,已为天下王”,将皇极作为一切的统帅和核心,显然是神权政治统制下的天帝关系和帝民关系。统治者成为天和民之间的传递者和中间人,原有的“顺天意”,进而演化为“尊帝命”,天和帝的父子关联显然已经突破先前的天祖关系,直接把对人对天的崇拜利用为人对帝的顺从,天俨然成为皇权的幕后倚靠和绝对象征。

(二)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解放,突出了天之外人的主观能动性。先秦时期政治经济的全新状况也使得思想有了更为宽松的活动空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次解放运动,天人关系也从神权政治的束缚下开始新的转变。鬼神观念不再是《小戴礼•祭义》②中“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的情况,而是《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③这显然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说法几近同义。可见人们从对鬼神的敬畏已经转而开始关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二、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转变对中国哲学的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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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庆杰（1958-　），男，河北秦皇岛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就业；陈光辉（1972-　），男，四川乐山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理论、大学生就业能力以及教育经济与管理；邓会君（1976-　），女，四川江油人，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河北 秦皇岛　06610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3-0182-02

“语言转向”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具革命性的一股思潮，也被称为是区分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哲学的重要界标。斯鲁格在《弗雷格》一书中指出：“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过程。”①这概括了“语言转向”在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必然性。虽然，我们依然处在这一语言哲学话语体系的边缘之上，然而由于全球化的扩张，这一历史必然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且延伸到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其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权的构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语言转向思潮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输主导意识形态的载体，作为政治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形构（discourse　formation）也必然被纳入其中。因而，正确地分析和借鉴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如何更好地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构的建设，正确理解和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本身。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认识论理解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也发生着新的变化。为了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能够实现其为上层建筑培养政治意识、训练政治素质的目的，它的话语形构也必须要做出转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首先要从形式上确定语言的合理性，其次才能验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的本质及其真理。从认识论层面上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研究，就是对语言本身和语言艺术表现在形式上的技术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通过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话语，它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说“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②。然而口头语言因为是一种听觉载体，其信息传播具有即效性和共时性，受到特定的时间、地点的限制，且依靠记忆留存信息，致使信息传递出现偏误。书面语言则是通过文字把语言记录下来，形成书面语，是一种延时载体，具有历史性，反映思想也较深刻、准确，但是也要求信息接受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理性思考的能力，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否则可能因文字语言本身和语言的接受者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对等而产生信息理解上的随意性，失去了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本真意义。因此，要有效地避免这两者的缺陷，准确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本质，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客观上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们在进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理念的过程中，首先要用逻辑的分析方法去澄清思想政治教育中各种概念本身的偏误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各种问题，其次则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字进行语言逻辑分析，来验证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内容的真理性，用严谨的科学的语言去进行描述和解释以规避其理解的差异和误用，在形式上准确地表达出我们这个时代所体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内容。这就要求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不仅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要有扎实的学术基本功，做到由表及里去伪存真。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存在论理解

人本主义存在论赋予了我们关于语言转向新的理解维度，即生命存在的意义，只有借助语言并在语言中才能得以把握。因而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的探讨中，就不能只仅仅把语言当成一种工具，而要将语言研究推向更深一层的理解空间，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够存在？也就是说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语言不再是其表象，而是其核心。关注高校学生的“精神世界”，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政治信仰，促进学生素质修养的提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指出，“精神乃是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它必须继续前进以至对它的直接状态有所意识，它必须扬弃美好的伦理生活并通过一系列的形态以取得关于它自身的知识”③。这为我们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关注的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与知识，而更多的是伦理与实践。这一理念恰好契合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方式就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去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理念。所以人对思想、精神的需要，人对目标、理想的追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源。那么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个体生活方式和交往领域日趋多元化，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积极介入到这些新的群体和领域当中，探求和掌握社会生活各领域各层面的发展规律，做到真正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存在意义。

因此，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内容上只有转向于与我们的教育生活、教育实践紧密联系的世界，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的本真意义，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的引领与建构”这一宏大主题。正如胡塞尔所言，只有将视野指向人类精神得以生长和存在的生活世界，将其作为人价值存在的基础，那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才能重新复归。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理性整合

语言转向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向的逆转。传统哲学把抽象的观念对象化、实体化、凝固化，并且以此作为说明世界、规范人生的根本原则，它遮蔽和扭曲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必须要摧毁拆解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话语，从久已被人遗忘的语言中找回存在的本真意义。语言转向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理念中应运而生。无论是认识论把语言转向看作是对混乱或误用的哲学语言的净化，强调用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去影响语言和认知；还是存在论把语言转向生活世界，关注人与世界以及人本身的生存，它们的核心主题都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毋庸置疑，这一批判和拒斥是现代哲学的积极成果，它拓宽了哲学思考的维度，增大了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

然而，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不可避免地出现矫枉过正的尴尬。认识论的形式逻辑和知性逻辑常常会脱离思想内容来考察思维形式，因而也就避免不了思维的主观任意性。存在论则因为对逻辑本体论的抗拒，致使哲学家们忽视了对事物的思辨性思考，容易受到经验主义和知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导致存在哲学过分强调人的经验和本能意识，把科学说明和人文理解对立起来，从而在批判和拒斥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

因此，在把西方哲学关于语言转向的分析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研究中，一方面要肯定二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实践基础上通过遵循一定的理念和准则对现存的思想、观念、行为等进行批判性地分析和评价，将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逐渐内化为自身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同时，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要用富有时代特征的、先进的精神文化，用人类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去塑造和发掘大学生的内在潜力，促进学生的自我完善，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主客体的和谐统一。

另一方面，务必要把握住这两者间的尺度，合理地借鉴与扬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语言转向，体现在两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形式上的分析，即语言的艺术或技术上的分析，这里语言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具存在。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所关注的内容上去把握，把语言当作人存在之根本来加以分析。前者要求我们更多地用认识论的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去解构和澄清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本身的偏误或不合理性，在语言表达的艺术或手段上做到严谨、准确，同时要做到个性和共性的对立统一，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表达方式并加以联系和比较，弄清其实质、揭示其发展趋势，从而避免认识论只带来抽象的共性却缺失对个性的理性认识。因此，先从语言的形式上给予理性澄清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思考中，语言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出现则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探讨的目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④，“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⑤，表明了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语言性的，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践者作为其存在方式才是探求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本质。这与存在论的理念旨趣是如出一辙的，但在借鉴存在论所倡导的语言是人存在的根本的同时，应摒弃经验主义和知性思维方式的影响，站在实践的维度上来验证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不管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现实的、具体的、具有实践活动能力的人，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因——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素质最终要用于指导人们的实践，离开社会实践谈论思想政治素质，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正如马克思所谈到的那样：“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⑥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只有无限贴近于现实、符合于现实的需要，才能提升和彰显其存在的价值。因而用科学的逻辑思辨的方法，在实践的基础上，回归于现实生活中，理性地从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对象的规律和人主体自身的规律来探求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所呈现的内容，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发挥精神的动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我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本质诘问。

四、小结

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拥有世界的方式，无疑是人理解自身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在认识论和存在论方面的理解来考察和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转向，对我们来说，不是要提出某个具体的语言表达方式或某种具体的套路，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哲学成果，正确表达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知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理解和认识，唤醒和提升符合人性、符合语言本性的辩证思维方式。

［注释］

①（美）汉斯·D.斯鲁格.弗雷格［M］.江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0.

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8.

③（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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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化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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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二元论的质疑

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换言之，就是高等教育的存在有什么用？高等教育凭借什么获得其合法地位？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坚持认识论的人把“闲逸的好奇”当作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强调高等教育是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认为高等教育培养的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心想成为“鸿儒”的有识之士；主张大学应以追求客观真理为己任，排除感彩和价值影响，达到价值自由。而坚持政治论的人则认为，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最高层次有别于初级和中级教育，其目标应定位在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认为大学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必然受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因而应努力谋求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获得自身的发展。

很显然，在布鲁贝克所著《高等教育哲学》的二元论基础中，是没有将人置于显耀的地位的。虽然他也承认：“高等教育在许多方面都是以满足各自所需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文艺复兴后的大学又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人文主义的抱负之上……”，而且，大学继承了所有这些传统。但矛盾的是，布鲁贝克没有把人的因素概括到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之列。即使在谈到有关普通教育的问题，布鲁贝克也是把人客体化，当作工具看待的。人既不是前提，也不是目的，只是探索真理和服务社会这两大学校功能过程中的工具。

二、新哲学基础论的涌现叩问“两点论”

（一）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

1、高等教育哲学的人类学基础

从高等教育具有培养人才这个基本职能可以看出，人是高等教育中的关键因素。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出发，揭示高等教育哲学的人类学基础：由于人有缺陷且并未被定型，因此人具备接受教育的前提条件；由于人有缺陷，但为生存需要适应文化了的生存环境，因此人必须接受教育。

2、“生命论”的哲学基础观

张楚廷教授的《高等教育哲学》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实际和生命论高等教育哲学，以人本为主线，从人的本体论出发，提出“生命论”的哲学基础观，认为教育起源于这种特殊生命的活力，人创造了教育这个奇迹，它以学生自身潜在的生命基质为基础，依据生命的特征来开展教育，来唤醒生命意识，启迪精神世界，开发生命潜能，提升生命质量以关注生命的整体发展。

3、以人为基点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

有学者批判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不能涵盖高等教育存在的全部合法性，高等教育之所以存在还有其更为深刻的本源性基础一一人发展的需要。不论是探索真理还是为社会服务，离开了人的发展，无异于海市蜃楼，人的发展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最深层的原因和基础。

（二）资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

尽管对营利性高等教育存在诸多责难，但它的存在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它的存在拓展了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资本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一道给出了当今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杨红霞认为，资本论高等教育哲学是一种完全面向市场需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从这样的高等教育哲学出发，高校应该是一个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服务机构，任何课程只要有人需要就可以讲授，高等教育不应该拒绝任何有要求的消费者。

（三）道德论的高等教育哲学

张洪志认为，传统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是对“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关注不够。“应该是什么”是探寻事物的本源实施什么，是道德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

（四）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

周光迅基于教育与哲学的辩证融合关系，认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应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入手，在此基础上提出智慧论高等教育哲学。哲学是爱智之学，最终是教人追求大智慧；教育本质上是教人求知、使人开智，而开智的教育主要体现为高等教育的任务。无论是认识论、政治论还是人本论高等教育哲学，都首先必须以让人拥有一种大智慧为前提，这种引导人类文明健康理性发展的大智慧正是高等教育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使命。

可以发现，不仅是人本论，其他各论均可以归纳到提升人在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中的地位中来。资本论提出的高校是满足消费者的服务机构，其中的“消费者”无外乎是指国家、机构、企业或个人；道德论提出的大学在面对伦理问题是必须回答“应该是什么”，所谓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智慧论提出高等教育首先必须让人拥有一种大智慧为前提。不可忽视的是，人在每一种哲W基础论的主体地位。

三、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需要哲学的解释

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原创性工作异常艰难，热点问题的研究比较容易见“成效”、出“成果”。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众多问题：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之争，高校学术性与职业性之争，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高等教育公益性弱化，大学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结构性失业，大学的盲目升格，财政不足，学生的人文素养缺失，等等。因此必须加强理论对实践的超前性和指导性，形成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累积机制。

高等教育合理存在的哲学基础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的本质与功能的认识。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为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如果将高等教育科研研究职能、服务社会职能和认识论哲学、政治论哲学对应起来，那么高等教育培养人才职能的哲学基础是什么？高等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培养人的实践活动，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不能表现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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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时，政治文化是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我们就不会理解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政治文化第一为政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我们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质和差异，对于理解两国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建立我国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接着，在他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最后，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政治文化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认为“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行为是它的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为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根源因素。

哲学框架为我们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哲学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方法论又可分为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论；价值论可分为伦理学和美学。价值论来源于对世界的形而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方法论又是形而上的认识的基础，所以方法论是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来看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差异。方法论包括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逻辑从事寻求种种最后的标准，以便用以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根据又使得我们可得到真的知识。蒙塔古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源自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和实践。人们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源泉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源泉相应的有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靠这五种逻辑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方法出发，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论、世界观和政治伦理价值。

在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就逻辑说，表现为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的寻求和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寻求两类问题的互补。按照蒙塔古在《认识的途径》一书中对逻辑方法的分类标准，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可归为神秘主义的逻辑方法，因为蒙塔古将神秘主义定义为：“通过超理智的、超感觉的直觉官能来达到真理”。神秘主义逻辑方法注重直觉，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从这种重直觉的神秘主义逻辑出发，中国哲学发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用“道”表示的本体论。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这种对天地四方的直观感觉和想象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从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为象征的空间观念出发，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当这种观念延生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政治结构象征天地的器物，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而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所以只有拥有权力和能体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宇宙时空即“天道”的探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整饬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流转时正常的，同类联系的感应式正常的，在这一秩序中体现的“天道”，是一切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体现在“圣人”身上。《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圣人是唯一能体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为价值的代表，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谁又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是皇帝。《洪范》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体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对君主的命令需要绝对的服从，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为王的理论在逻辑上不仅没有对限制君权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帮助君主无限制地扩张权力，形成绝对的专制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对其子民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最终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君国一体”的认知。在“圣人政治”体制中，君主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享有随时对官员和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由于皇权至上，而治理国家的官员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权可以通过层层社会网络直接扩张到社会最底层。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个社会，形成了全能政府。

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并辅之以理性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体制时就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到演证推理的可靠前提。虽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西方哲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成为主要的哲学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任何天赋观念，认为人们的一切观念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某种经验而产生的，所以主张知识应当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把宇宙一分为二：人和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就是认识的客体。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虽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有过巨大的争论，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西方成功的将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认识途径之外，从而将人的经验确立为认识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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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5-0056-05

《理想国》对话是众多学科研究的共同经典，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维度。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为探讨正义精心谋划了一个理想城邦，并为培养城邦中的理想公民和哲学王建构了一套系统的教育规划方案。第四卷中柏拉图特别指出当政者只需要做好“教育和培养”[1]140一件大事就行了，可见《理想国》的教育目标是指向执政的，教育的目的就是服务于政治，这种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征，实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2]。而第七卷中提出的经典的“洞穴比喻”，既是从整体上把握柏拉图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线索，又是反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重要参照。

设想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通过一条长而斜的通道与外界相连，有一些囚徒从小就生活在洞穴里不见天日。他们的头颈和腿脚都被铁链束缚不能转头，只能固定一个姿势看着洞穴的后壁。他们身后点燃着火把，在火与囚徒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面有人举着木偶，做各种动作，并不时交谈。囚徒们终其一生只能看到投射到洞壁上的影子，并自然认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事物。不过有一天，一个人被解除了束缚并被强拉出洞穴，他的眼睛一下从幽暗到阳光，感到非常痛苦。起初他只能看到事物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才能看到阳光中的事物，最后甚至能看太阳自身。每一次转向光，他都会眼睛痛，恨不得返回到从前的状态。可一旦习惯于新的明亮世界，他便会为自己脱离以前的黑暗愚昧而庆幸，并为仍然生活在洞穴的同伴感到遗憾。这就是著名的“洞穴比喻”，它是柏拉图一系列理论的精华和总结，深度挖掘和分析该学说，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提供学科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撑。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论原理反思

格劳孔说那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1]275，苏格拉底说“不，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1]275，喻示没有确立正确价值观的人都是被囚禁在洞穴中的囚徒，他们沉湎于感性世界，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却还自得其乐。现实生活中，那些没有确立正确价值观的人总是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真理并确立了正确的价值观，甚至认为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已经清楚地知道真实世界。可实际上，“洞穴比喻”描述的情况从古至今未有改变，我们只是生活在不同时代，被囚禁的方式相应有所不同而已。这洞穴就是感觉经验世界中笼罩和局限我们思维和认知模式的传统观念，这洞壁仿佛就是那些模糊受众视线的各种错误思潮和价值观，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些错误思潮的影响，并在日常生活行为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们通过这些错误思潮所了解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虚幻的影子。因为错误思潮是对社会的歪曲反映和错误描绘，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做出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折射。因此，在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下，现代社会中一些人仍处在各色各样的“洞穴”之中，久而久之，他们被人云亦云的各种观念干扰，连思维方式也被左右，很少反思自己伦理道德标准的有效性和有限性，都认为自己持有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在这一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学需要挺身而出并有所作为，进而实现由洞壁表“象”到洞外真“相”的华丽转身。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之学”，思想政治教育是该学科的中心概念，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学本身并不提供某种价值观内容，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象”加以反思，形成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是走出黑暗洞穴、认清可见世界是何以可能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把人们从日常观念的洞穴中拉出来，帮助人们认清自己是传统的或流行的价值观念的囚徒这一事实，帮助人们解脱精神枷锁，反思自己的生活，反省自己的价值系统，并改进自己的生活方式[3]。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切身利益，它带领人们脱离被事物假“象”蒙蔽而看不到事物真“相”的人类知识处境，超越人类认识的严峻困境；通过“批判与改造其‘现实生活’，从而超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对抗性’关系的生产和社会形态所具有的矛盾和困境，追求‘人的解放与自由’，实现以幸福生活为根本的价值旨归”[4]。《理想国》第一卷就提出了人们对于正义的论证不是普通的题目，而是关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而且《理想国》剩余篇幅也都是围绕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所以，《理想国》所致力追寻的正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正义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本体。其实，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定位很容易被模糊视线，处于洞穴囚禁之中。人们习以为常地把思想政治教育学归属至教育学学科范畴，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诸多问题都陷入了教育学的思维方式。而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法学门类中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之学”，而非有关“思想政治”的“教育学”。“反思”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5]。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论原理正是在“反思的维度”中确立起来的，是使人们在价值观认同教育的过程中达到理论自觉，实现“自我意识”向自身的返回[6]。也就是说，使存在者在其外观中显示自身，实现表“象”的觉醒、真“相”的显现，间接地通过有意识的理性，与自己的本质融为一体，最终达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揚弃”[7]。黑格尔说“熟知非真知”[8]，“熟知”中隐含着“无知”。那些立即可见、可听、可触、可算的东西，始终只是理念的投影，这种最切近的而又阴影般的东西把人囚禁在洞穴之中而人并不自知。“洞穴比喻”意味着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容易是虚幻而残缺的，我们不应将现象世界的感觉与理念世界的真理混为一谈，毕竟眼睛看到的是现象，用思想才能把握到本质，只有超越“熟知”的因袭，才能达到对“真理”的洞见。不仅如此，“洞穴比喻”还指引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论原理进行深度阐思，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反思之学”，本身是不直接研究某种价值观的，而是研究某种价值观教育是何以可能的。这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写，“这是一种‘偏见’，犹如生理学是‘教人消化’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论原理反思

走出洞穴的人看到了更加明亮精彩的世界，返回去告诉身处洞穴中的人，企图拯救这些囚徒同伴。在刚回到洞穴时，他的眼睛会由于突然从阳光下转到黑暗中而不能看见任何事物。在视力适应黑暗环境前，他不得不与其他囚徒一起识别阴影。囚徒的同伴会讥笑他，说他上升之旅回来后却把视力弄坏了，眼睛弄瞎了，与其这样归来，不如不要上去，所以断定上升走出洞穴是不值得的。这时如果走出洞穴的人宣称要解放他们、启蒙他们，把他们往上拉，他必将遭到这些人的强力反对，激起众怒，甚至被他们杀掉。所有这些比喻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反一定是艰难的。这个走出洞穴的人就是城邦有意培养和造就的哲学家，是理想城邦的哲学王。虽然哲学家的兴趣在可知的理念世界，最高的目标是追求善，然而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永恒的真理，他不得不放弃个人兴趣和思辨的幸福，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是能看到永恒事物的人，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求诸实践，有责任指引、带领、启蒙无知的人，尽管这样做不被理解而且反遭时代唾弃[9]。苏格拉底其实就是那个走出洞穴的自由的囚徒，本是下去唤醒和解救同伴，却惨遭杀害。走出洞穴囚徒的命运不但喻示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处以死刑的悲惨境遇，同时也昭示“价值观前见”是阻挠哲学家与洞穴中懵懂的众囚徒达成价值观共识的内在干扰。这里，可以把深藏于囚徒内心已有的主观抉择依据、评判走出洞穴是好是坏的观念称之为“价值观前见”，“价值观前见”是囚徒在幽暗的感性世界中形成的进行价值判断的衡量标准。“价值观前见”造成了“主体间性”[10]跨越的障碍，这里，“主体间性”是指“我”所认识到的价值无法超越“我”的“价值观前见”，以至无法直接通达真理性的价值观本身。这些都是哲学家解救囚徒走出洞穴需要突破的关键困境，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认识论原理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的价值观培育活动，促成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所传授的价值观形成价值认同，达成价值共识，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论的终极目标。每个人的先天禀赋、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教育程度等都影响着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并且都容易使人误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和客观的，进而把意见当作真理，对价值观教育自然会有本能的排斥和抵触。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难题。同理，自由囚徒乃至哲学家企图解救同伴走出洞穴本是好意，可事实上，这些囚徒不知道外面的天，认为背弃以往会带来巨大的恐慌和灾难，以为思维超出了日常表象的范围，便会走进魔窟，因而，他们不但不感恩，反而讥讽和仇视他。苏格拉底引导人们向真知靠拢，对于迷茫的人们，他痛心疾首；对于失落的社会，他针砭时弊；对于雅典市民给予的死亡，他泰然自若，为了探索真理甚至向死而生[11]。把握了时代精神的哲学家，不被时代认可，却反遭伤害，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发出悲凉感叹。其实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原理，便不难理解这一悲剧发生的必然。囚徒们感到洞穴中的生活真实而惬意，有备而无患，突发的带大家走出洞穴让囚徒们措手不及，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传统观念和评价尺度，或者说违背了在囚徒们头脑中已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前见”。“当局者迷”的“价值观前见”对价值观教育造成了内在干扰和阻抗，因此要考虑到认识主体的认识层次，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使已自由的囚徒与洞穴中的囚徒实现“灵魂上的真正相遇”。“灵魂上的真正相遇”实质上就是摒弃主观的“价值观前见”，达成不同主体间价值通约的状态，即跨越“主体间性”的鸿沟。“主体间性”是价值观认同的核心认识论问题。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形式上以理论的方式呈现和论证真理性的客观价值观，这是实现主体间价值交流的重要环节，也就是帮助人们对客观价值观既在感性直观上“知其然”，又要在逻辑上“知其所以然”。而康德的认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界”，人只能用他先天固有的机能和范畴去看待现象界，看待世界，没办法超出主体的“意识界”而抵达真理和价值的客观性。最终是马克思把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看作是建立在客观世界基础上的实践问题，突破了“主体间性”，使认识真理成为可能。“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离开实践的认识问题，是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12]47

总之，价值观共识的形成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引导受教育者进入反思判断，实现不同价值判断主体间认识论的跨越，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架起跨越“主体间性”的桥梁，激发心灵中的向善原则，无限接近并最终抵达客观价值观真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13]，是真理之光的无蔽闪现，即一种解蔽、去蔽、无蔽的展开状态。因此，重返洞穴并非下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上升，是对真理的进一步贴近，有了黑暗的经验才更渴望光亮，上升与下降是同一条路，只有重返才能找到真理，才能达成理想与现实的和解，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14]。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理反思

“洞穴比喻”形象地对“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1]275进行了区分，洞穴中的众囚徒喻指被影像蒙蔽、缺乏真知灼见、没受过教育的人或无知之徒，走出洞穴的囚徒喻指自由求索、洞见真理、受过教育的哲学家或有识之士。是教育解除了囚徒的束缚，使其冲破黑暗洞穴现象世界的迷雾上升到洞外光明的理念可知世界。囚徒的“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3]喻指旧式的教育，它束缚着人的身躯，禁锢着人的灵魂。现代社会中，人们也容易生活在被抽象知识、教学技巧、升学压力所包围的“洞穴”之中，模糊了教育本来的样子。柏拉图在第七卷中明确阐述了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灵魂的转向与归位。“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1]280因此，灵魂本身具备知识，能够识别善，只不过身处现象世界由于各种诱惑蒙蔽了双眼而处于被遗忘或暂时的休眠状态，教育就是唤醒和回忆起灵魂中已有的知识，促进灵魂的转向。柏拉图所强调的灵魂转向，不是认识从低到高的发展，实际上是认识方法和世界观的转变，要求发展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使灵魂向它的本真状态回归，这既道出了教育最本质的真谛，也为我们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論原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柏拉图的教育是以善为本的教育，“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1]262，教育要使人从眼睛看到的感觉世界，进入一个用灵魂的眼睛才能看到的至善至美的理念世界。教化不是知识的施与，而是对本体实在的引导和挖掘，激发并滋养本体的一切潜能，实现从自为到本有的灵魂本真状态。另外，重返洞穴追求真理的过程是艰辛的，需要经历恐惧、痛苦，走出洞穴，才能看到事物本真，探寻真理，求达至善。思想政治教育完成灵魂转向的历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从解救囚徒失败以及苏格拉底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走出洞穴的人义无反顾地回到“洞内”，为懵懂的囚徒指引光明的道路却不被欢迎和理解，喻指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百姓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告知和教化，通过恰当的方法渐进地引导他们认识客观事物。灌输式的教书匠往往仅停留在知识表层的承接，而启发式的引路人却可以引导学生一步步接近真理。学生受到教化之后不是成为“纸上谈兵”的纯理论书生，而应成为柏拉图口中的、把“善的理念”用于生活各个方面的善者。所以，在方法论层面，首先，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更新教育理念，注重启发式教学，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不是简单粗暴、生拉硬套，而是把学生潜在的知识诱发和引导出来。再出色的哲学家、教育者也不可能把理念知识强加到人的头脑中，而是使人们把握正确的灵魂方向，从消极的被动解放，达到对理念自由积极的喜爱，观照到理念和真理，认识“真善美”的意义，促进其自身生命的成长，实现马克思所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一引导和启发过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某一理论和观点由浅入深地加以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以达到理论理解上的明证和清晰。另外，“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唯有“学而时习”，才能知行合一。应把“认识论”层面的价值观教育落实到“实践论”层面，在价值观理性认同的基础上完成由知向行的转化和契合，实现持久的悟性与践行。马克思也说，价值认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契合，既是《理想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和最困难的一环。我们可以借助“情感”这一桥梁达成，因为没有情感认同的理性认同会导致知行分离，情感是把某种价值观落实在行为的意志中的原始动力。黑格尔曾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5]，价值认同就不仅是理性的逻辑认同，而且是感性的情感认同，由此才能进入实践行为的认同[12]48。自由的囚徒重返洞穴企图解放同伴，用理性的光芒照亮前往洞外的征途，虽一路艰辛甚至被嗤之以鼻，但仍义无反顾；柏拉图为达成政治理想从理论建构到身体力行，费尽周折三赴西西里虽未如愿以偿，但仍锲而不舍；苏格拉底孜孜以求追寻真理直至被判处死刑，他临危不惧，欣然用生命献祭真理。他们无一例外都掌握了真理并以各种方式理性地实践正义，他们在情感上是自觉自愿的，在灵魂上是自由快乐的，通过实践传递善的理念，济世救人的同时，恒久地确立了一种向善的道德维度，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并与崇高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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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是在对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史冷静审视后，从哲学视野做出的高度概括，并且给予了不同时代的高等教育、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以强有力的解释和指导。但如果从“任何教育都是培养人”这一毋庸置疑的命题出发，辨析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我们会发现其存在较明显的理论漏洞。从本体论上来看，任何教育的第一意义上存在是人，也就是说，教育是培养人的，人应该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高等教育只有通过给予个体生命存在最真诚的关切，才能在社会和人类的发展中得以存在。显然布鲁贝克的观点跨越了教育的这一内在依据，高深专门知识和社会的需要都不是高等教育本体意义的存在，它们只是高等教育真正从人出发之后而产生的两种外在哲学依据。所以，离开个体的生命存在去寻求高等教育存在的理由无异于无源求水、无本求木。但若干年来，无论是高等教育理念的剖析还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拓展，无不以这两大哲学基础作为依据。甚至于不少研究者已经把这一结论看作好似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和定理，不需证明，只要在需要时拿来用即可。所以，以高等教育存在的外部哲学基础为本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必然会带来一些弊端和危害。

首先，它会导致高等教育过程中教育与学生关系的倒置，教育本应从学生出发，是学生成长的最有效工具，学生的自觉性、主动性完全可以在教育全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但这种外部的哲学基础所导致的知识和社会双本位，却使学生变成了教育的工具，成了探究知识和服务社会的中间环节。

其次，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和政治论的哲学基础往往与两种教育模式相伴随。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极易导致注入式模式，即教师将选择好的知识和观念强行灌注给学生，学生除了接受和服从，别无选择。为社会需要服务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往往表现为训练式模式，这一模式认为，外部环境决定了人的成长，只要在教育中对学生加以适当训练，学生就会成为符合社会期望的人。这两种教育模式都扭曲了“教育是培养人的”这一终极命题，“驯化人”这一外在标准取代了“培养人”这一内在依据。

最后，这两种哲学基础本身的局限性使二者在现代社会都面临着挑战并身处困境。对认识论而言，人类的知识不断累积和科学方法的精致化带来了知识的“相对性”、“专门化”和“抽象化”，产生了知识的疏离。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学科发展的分化造成了不同领域中的人们难以沟通，最终人类所创造的知识反过来制约了人的思想和言行，造成了人存在与认知的疏离;而政治论的盛行已造就了功利主义在社会各个领域大行其道，也导致教育以功利主义作为其主导价值取向，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的工具化，进而割裂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精神与肉体的统一性。显然，我们应当把人作为高等教育存在的逻辑起点与内在依据，这不仅能为高等教育存在的外部依据找到支撑，更能赋予高等教育应有的内在品质。

二、高等教育存在的内部哲学基础———人的存在论

人生成于教育，人提升于教育，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把人作为教育的中心和重心，把“人的存在”作为任何一种教育形式存在的内在依据和逻辑起点。但在教育中要遵循这一依据首先要求我们理解人的存在与动物存在的本质区别，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人之所以要接受教育的原因以及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

(一)人是精神性的存在。人与动物之所以有区别，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是有尊严、有价值的精神性存在，而动物不是。诚然，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没有价值和尊严其生命也可以得到维持，但这样的生活跟动物的生存又有什么区别?所以精神成为人之所以作为人的决定性因素，人的所有思想和行为也因此具有了深刻的内涵和意义。人的存在如果没有了精神作底蕴，人类和社会的情形将无法设想，赫舍尔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最可怕的前景是，这个地球住满一种‘存在物’———虽然从生物学上说，他们属于人类，但缺少从精神上把人同其它生物区别开来的性质。”［3］由此可见，人作为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必须完成对自身“物”的本性的超越———即赋予自身以精神，使人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有权利。但人要从本质上实现这种超越，就离不开教育。只有教育能引领人跨越其“物”的本性，赋予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使人从工具化的存在状态中解脱出来。教育也必须担负起这项使命，深入人的精神领域，引领人的精神发展。

(二)人是自由性的存在。在哲学史上，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几乎无一例外都将“自由”视为人存在的本质。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4］他认为，追求自由和产生自由是精神的本质属性，自由是精神的内核和真理。马克思也曾指出，自由自觉的存在才是人的本质性存在。通俗地来讲，人是自由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人是自主、自律、自为的存在;意味着人是主体和主人，而不是客体和工具。但人的自由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通过后天接受正确的教育才能具备，只有真正的教育才能赋予人正义和民主，培养出自觉、自律、自为的自由人。但要切记这里所说的自由绝不是我行我素、信马由缰，更不是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一定要正确理解、悉心把握人的自由性的精髓，千万不要使自由教育走向极端甚至反面，从而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三)人是创造性的存在。动物一出生便伴随着本质的获得，并不需要在以后的生存过程中再生成;而人则截然不同，尽管人在出生时其遗传基因已经为人的生长、生成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这一基础并不能生成人的尊严和价值，更不能决定人的人格和思想，这些需要人在自身成长过程中不断反思、批判、超越自己才能真正获得，并逐步向着更新、更高、更美的境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一生是不断生成、不断创造的一个过程，创造性是人存在的本质属性。对于这一点，哲学大师赫舍尔也认为人的存在是一个连续不断地选择、生成和创造的过程，从来就不是完成时，更没有一劳永逸的终极状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创造性的存在是人与其他事物的一个根本性区别。人在创造中获得了作为人的依据、权利和意义。但在人的存在过程中，尤其是在生命的初始和成长阶段，谁来帮助其不断进行选择、生成和创造?不难发现最合理的方式是教育。只有通过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互动作用和协同活动，受教育者才能真正完成自我生成、自我提升和自我创造，从而使个体不断地走出自我局限、超越自我，创造出真正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人的创造性存在必然对教育提出相应的要求，即教育者应使教育过程成为个体的自我作为和自我创造的过程，而不是按照社会的要求和规范对个体进行强硬加工的过程。总之，人是精神性、自由性和创造性的存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原因，脱离它们空谈“人”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要实现人作为精神性、自由性、创造性的存在，是离不开适宜的教育的，即那种以人的精神性、自由性、创造性为初衷，旨在生成人、提升人的教育。所以，任何教育都应首先把人的存在作为其存在的哲学基础，在教育的视野中真正把人聚焦在中心，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价值导向性教育，使人不断走出原有的状态和品性，趋于更完美的境界。

三、内部哲学基础与外部哲学基础的“倒三角”关系

综合以上一、二两部分所谈内容，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存在的内部哲学基础是人的存在论，外部哲学基础即布鲁贝克的认识论哲学基础和政治论哲学基础。我们不妨用“倒三角”来描述三种哲学基础的关系，下面的一个角代表人的存在论，它有力地支撑着上面两个角，分别代表认识论和政治论。人的存在论是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基石，而认识论和政治论又相互促进，政治论主张的实现需以认识论为依托，认识论目标的达成离不开政治论的激励，三角形构成稳定的层次结构，三个角和谐共存于一图中。其具体的含义为:高等学校内部各个环节应以人的精神性、自由性、创造性存在作为起点和终点，从而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智慧的个体来实现对知识的保存、继承和不懈的探究，同时为社会的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这样，高等教育存在的内部哲学基础和外部哲学基础便达到了调和与统一，不仅在逻辑上经得起推敲，更为高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找到了理论起点。四、树立以个体发展为本的全面的高等教育价值观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有赖于建立正确合理的高等教育价值观。高等教育存在的内部哲学基础告诉我们:在高等学校内部，应把学生作为精神性、自由性、创造性的存在，把生成个体、提升个体这一“轴心原则”落实到高校的各项具体工作中。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树立以学生个体发展为本的教育价值观，并在教育过程中真正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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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11-0083-05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研究的基本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界定和分类直接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方法的选择，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和根本任务的完成。然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问题的界定、分类及其与原理其他部分内容的相互关系的阐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中存在理论前提与分类标准不一致，逻辑不周全等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剖析，为提出概念清晰、逻辑自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提供依据。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研究范式

迄今为止，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研究的理论范式主要发生了以下三种形态的演变。第一种形态是从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角度，提出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即“教育者主体说”。一些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它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相对应的，对一定的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教育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同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一般的物质客体不同，他们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人，在接受教育影响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存在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具有主体性的特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分类，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指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和组织机构组成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指由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人和组织机构组成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是单极的而是多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包括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国家主体，是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国家主体的统一体。”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两极运动，而是一个多主体与多客体之间的多极的、复杂的运动，即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为核心或辐射源的主客体关系群。”并且“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而言，是施教的主体，具有能动性、诱导性，但他的能动性受到对象(客体)的理解能力、文化水平和学习进程的制约”。

第二种形态是在重新审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并强调发挥其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共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即“双主体说”。陈秉公提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动行为者，都具有主动教育功能，因而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既是教育的主体，也可以成为教育的客体。当教育者或受教育者进入行为者(教育者或受教育者)行为对象性系统，成为行为对象时，他便居于行为客体地位，进入客体系统，成为客体。”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把对方作为认识和实践对象时，自己是主体，对方是客体；当二者在与其他教育客体发生认识与实践关系时，他们则分别在不同主客体关系中充当主体。“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二者是以教育资料为共同客体的一种双主体协同发展的关系。”并且提出“国家是本体性主体，教育者是实践性主体，教育对象是自我教育主体”。

第三种形态是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角度提出二者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平等的主体，二者之间构成“主体际”关系，或者叫“主体间性”关系。张耀灿认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两种关系的统一：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二者构成了‘主体一主体，的关系；另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复数的主体，他们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与教育资料构成‘主体一客体，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交往实践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要回归生活，树立新的教育理念，体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主体间性”的内涵，可以认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即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而不是教育者的单边活动；另一方面，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是通过相互理解，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方法来实现人的思想品德的提高的。可见，主体际所要求的教育过程应当是一种“主体一客体一主体”的交往实践关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研究的价值

反思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当展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引入主客体概念，从哲学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尝试抽象、解构、建构主客体论，至少具有以下三点意义。

第一，深化了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规律的认识。主客体概念把思想政治教育中纷繁复杂的人的关系抽象为辩证的主客二元概念，使复杂现象本质化，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过程及其特征。正如祖嘉合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当我们着手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这一过程中作用的性质时，在描述它们生动丰富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情景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对概念就显得有些词不达意了。引进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和客体的概念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可以更清晰地表达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情景。”同时，主客体概念的引入有助于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相关理论的建构如价值论、方法论、载体论、管理论等提供内涵确定的研究范畴，使各个部分的理论建构具有逻辑一致的理论前提，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体系自身的逻辑自洽。

第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理论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引入主客体范畴，源于对受教育者思想发展变化实际及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反思。将受教育者提升为教育过程主体来认识的“双主体说”、“多主体说”、“主体际说”等一系列强调思想政治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具有主体地位的“学说”，都是在充分注意到受教育者思想特点的变化及其主体性基础上提出并系统构建的，它是时代精神及其发展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现实表现。这一系列学说生动描绘了教育理念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阐释了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由被动到主动再到与教育者平等对话、积极参与教育活动的教育思想的深刻变革。尽管各个学说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缺陷与不足，但其中所蕴含的对受教育者主体价值的认识与尊重应充分肯定，折射出时代的进步、思想的

发展、主体的觉醒。说明只要存在改变着，认识就在改变。

第三，回应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呼唤。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不断突破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主客体理论范式的窠臼，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发展的内在冲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作为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为活跃、最为基本的一对矛盾统一体的认识成果，必然肩负与时俱进地回答现实挑战的使命。目前的研究及理论范式的演进至少回应了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存在关系本质的认识，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教育实践对象化活动使其本质力量向对象渗透和转化，对象具有主体的特性；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教育实践中转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和重要特性。双向对象化活动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教育实践关系的本质。

三、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

研究的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研究形成以上态势主要受教育哲学中教育主客体分类和哲学认识论主客体演变思潮的影响，二者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形成的理论渊源和研究依据。

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观察与阐释自然会受到教育学中关于对教师和学生关系认识思想的影响。可以认为，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问题的研究及其分类成果的直接理论渊源，来自于教育学关于教育主客体的界定。无论研究者是否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主体说”都无法完全摆脱赫尔巴特“教学中心论”与“教师中心论”的影响，即认为道德是通过学习方式获得的，在学习过程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掌握者，而学生是接受教育的客体，从而使学生处于受动状态。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提出，受主体性教育思潮的影响，吸取了“在学校或任何一种教育机构中，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互动展开教育活动”的观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际说”则是主体间性教育哲学思潮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反映。正如冯建军在“以主体间性重构教育过程”一文中指出的，“主体间性教育哲学理论认为教育就是一种交往行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结成以主体性为基础的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教育过程就是交往过程，主体间性内涵于教育过程中。”

从认识论上来说，基于教育哲学主客体观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论其实质可以分为两种，即主客二分论和“主体际”论。“教育者主体说”和“双主体说”，从本质上说是“主一客”二元认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这两种学说无论是单一主体还是复数主体，本质上都是从“主一客”二元视角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中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二元论源于笛卡儿唯心主义认识论，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是对象性的认识关系。在认识和改造的过程中，二者相互转化，即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就是把主体的意志、目的、能力对象化、外化，使客体发生形式或本质的转变；客体主体化就是客体向主体的渗透和转化，即主体把客体的属性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教育思想就是教育者在教育受教育者的时候把自己的意志、目的、观点能力对象化，同时受教育者也向主体渗透和转化，使教育者发生形式或本质上的转变，从而也就发生了在教学活动中受教育者转变成教育者，教育者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情形。总之，“教育者主体说”和“双主体说”教育思想的根源主要是主客二元认识论。

“主体际”说基于“主体间性”哲学思潮，跳出了受教育者客体宿命的藩篱，突破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提出“主一客一主”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际关系模式，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平等、共同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视角来解释二者关系。因此，“主体际说”是建立在交往实践观基础上的，“认为实践结构是由‘主体一客体’与‘主体一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构成的整体，即‘主体一客体一主体’结构。”亦即认为交往实践观是实践论发展的结果，它主张多极主体在以共同的客体为中介的、物质交往实践为基础的平等地交往，在交往中实现互识，进而达成共识，参与实践活动主体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从属、依附及支配的问题。

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

研究的问题与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三种理论范式的演进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进步的结果，但是深究其内在机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并面临着挑战。

首先，把教育者看作主体、受教育者看作客体的“教育者主体说”是抽象概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系的理论框架，反映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主动引导地位，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负载的根本任务。但这种认识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在教育过程中易于不自觉地把受教育者看作认识改造的工具对象，难免最终落入“填鸭式”、“单向灌输”的窠臼。从实质来看，把受教育者放在被支配的地位，依然没有摆脱二元认识论模式的思维惯性。它只能阐明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过程的特征，不能完整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教育实质，将其一成不变地应用于主要是由人参与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不恰当的。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反映了主体性教育模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局限性。这种学说突出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地位的平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根据受教育者的个性特征施教，充分彰显了受教育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参与性。但是，在教育与自我教育阶段，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具体地位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主客对立关系，特别是对于客体如何转化为主体只是具有认识上的意义而不具有操作性的价值。简而言之，主客二分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系是科学思维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反映，是理性主义教育的表现，是一种强调对知识的认知性教育，体现在教育理念上必然要求通过知识传授式的教学模式来实现，知识传授式教学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核心途径。这种理性主义的教育理念势必会过分注重和强调教师的主体地位和绝对权威，因其内在地规定了教学的主体是知识的掌握者和传播者，受教育者则被认为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灌输的对象，从而必然削弱对受教育者价值理性的重视，使人的主体性面临发展的危机。

第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际说”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基础上的有机联系，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交往实践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积极扬弃。”“主体际说”应当说是交往实践观的现实应用，它为准确理解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系及彰显受教育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路，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任平认为，“交往实践观实际上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交往实践是多极主体间为改造和创造共同的中介客体而结成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可见，交往实践观的“主一客一

主”模式中的客体是中介客体，是多极主体“改造和创造”的对象，而“主体际说”“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显然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实际不相符合。此外，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普通的知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人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塑造，教育者在教育过程当中应当起到主导、引领的作用。而交往实践观所倡导的无主次的多极主体的交往，能否解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主客体关系运动的矛盾，则有待商榷。

总而言之，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本质的理解，应当是解开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谜的钥匙。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非线性的复杂关系究竟应该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来表述和阐释，将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和当代哲学和教育理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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