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大学在线教育模板(10篇)

时间:2023-07-27 15: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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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大学在线教育

篇1

3年多的市场实践显示,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并没有蚕食线下的市场份额,两者呈现相互促进、双双高增长的态势。“互联网为教育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但我认为现在只完成了1/3。最后真正完成,并且创建出基于移动互联网为主体的真正大公司体系,做到现在的学而思和新东方这么大,可能还需要4到5年的时间。” 俞敏洪如此判断。

O2O战略之下,新东方对线下教室进行了一系列的互联网改革,对其招生及健康扩张带来很大帮助,但根本的收费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最终成果仍然体现在线下招生的业绩上。

应试教育是教育产业最大的一块市场,能在短期内提高学生分数依然是教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直接决定能有多少用户愿意为之埋单。在可预见的未来,在线教育行业依然会延续线下教育的商业模式,能够帮助线下教师或教培企业完成招生、学生管理等工作,以及通过教育手段及工具的创新,可以在某个环节突破性地减轻教师学生备考压力、优化教学培训效果的企业或项目均具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张伟靖/文 本刊研究员刘鲜花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6年9月7日,是新东方(EDU.NYSE)上市10周年纪念日。新东方股价自2016年3月以来屡创新高,近1年来的涨幅超过100%。按照浑水做空时的最低股价计算,上涨了5倍还多(图1)。

“新东方上市的时候,每4股合1ADS,每一ADS发行价只有15美元,意味着每股4美元都不到,现在每股44美元多一点,刚好翻了10倍。”对这份资本市场赠予的10周年大礼,作为创始人的俞敏洪相当心满意足。

自2012年浑水做空、2013财年出现季度亏损、2015财年利润增长下滑(表1),再到2013、2014年各种在线教育创业者打着“颠覆新东方”的旗号横空出世,大肆挖角新东方老师,上市10年,新东方经历了不少“惊涛骇浪和风风雨雨”,甚至一度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如今,“更换基因计划”实施两年,笼罩着新东方的阴霾尽扫,年报显示其总净营收首次近百亿元人民币关口,同比增长18.6%(排除汇率影响,同比增长22.6%),“这是近十年中新东方做得最好的一年”。与此同时,16岁的新东方在线(迅程)也向新三板递交了挂牌股转说明书,欲在互联网教育时代依然担当领头羊。

成立23年、上市10年,新东方的沉浮既是中国教培行业发展的缩影,也为后来者留下了一份详尽的案例参照。而面对持续变化中的市场风向和用户需求,新东方依然走在不断演化前行的道路中。

折戟2013:在线之殇抑或管控之过?

过去3年,新东方走得并不轻松。刚刚从浑水进攻中缓过神来,新东方就又迎来当头一棒,2013财年二季度净亏损达到1580万美元,这是自2007年以来这家公司的首次亏损。

由于这一季度亏损在时间点上与在线教育资本热潮恰好吻合,当年,获巨资投入的在线教育平台们高调对新东方老师进行大范围挖角,离职创业的老师也掀起一小波反新东方的言论,对公司运营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很多人简单地将其亏损归究为“受到在线教育的冲击”。

而媒体更是将新东方的季度亏损与在线教育的兴起画上直接的因果关系,并发出质问:“新东方季度亏损:偶然感冒,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各路大军进而开始分析“新东方的在线教育为何不行”。

2013年下半年,新东方内部举办了多场交流会,俞敏洪说,他那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理解移动互联网和教育的关系,怎样推动移动互联网和教育的结合”。他公开质疑新东方过去成功的基因没法跟互联网、移动技术相结合。

但事实上,直至3年后的今天,创新的在线教育仍没有对线下教培机构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同样以线下培训为主的好未来(XRS.NYSE)同期业绩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步伐(图2)。

其实,新东方当时面临的问题并不能简单粗暴地归因于在线教育的冲击,其更多地源于管理失控下的无序扩张,从而导致成本剧增。2012年,新东方新增加的238个教学中心和1万名员工,使行政管理费用同比增加62.1%,而教学中心利用率则在二季度创下25%的历史新低。

而俞敏洪一度将这种无序扩张归咎于上市后资本带来的压力,“上市让新东方在一瞬间从对内的关注转向了对外的焦虑,从关心学生的感受转向了关注股市的动态,从关注教学质量转变为关心数据的增长。这些转变正逐渐吞噬新东方的价值体系,模糊新东方的方向”。而且,当年高管层分心于浑水做空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事件,导致企业内部管理失控。

不过,同样在纽交所上市的好未来也面对着来自投资者对业绩的压力,却仍然保持着其谨慎的扩张步伐,自2013年财年起,好未来的利润增长一直快于新东方,因此也就更受投资者青睐(图3)。时至今日,“在我们进入的大部分城市,你都可以看到家长和学生在门口排队报名。”在好未来2017财年第一季度分析师会议上,有分析师问及公司的扩张节奏时,公司财务总监罗戎仍能给出如此霸气的回答。

两厢对比,俞敏洪对资本市场的抱怨显然并无道理。事实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度让新东方陷入困境的原因正是早期成就其辉煌的操作模式,随着产业趋势的切换,曾经的经验反而成为了新市场环境下发展的桎梏。

“体验+效果”成就留学培训王者

1993年俞敏洪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时,个人家教、课外辅导班还处于作坊运作的时代。而新东方却成功地搭建出了一套成熟的经营管理模式,并于2006 年成功登陆纽交所,由此诱发了整个中国教育培训产业的快速增长。在教育培训市场,新东方无疑开了个好头。

上世纪90年代,新东方率先抓住出国留学热的市场需求,在留学考试短期突破的应试课程中一举成名,“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广告词成为一代大学生的青春记忆。甚至,新东方在美国进行上市路演的时候,华尔街的中国人大都曾经是新东方的学生。

俞敏洪本人就是英语教师出身,他通过树立标杆老师的方法,打造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铸就了新东方早期的成功。俞敏洪这样描述当初的模式:“大教室,用新东方最有魅力的老师,每一个老师讲课都让学生无比神往,面对的人群也就是一组人群―大学生。”而今各网络平台培养“网红教师”的方法,正是新东方崛起的初始,在前互联网时代,新东方平台培养出的大V教师们,个个都是能即时变现的IP。

回头分析当年新东方模式的成功,正是抓住市场需求,实现了教育“体验”(学生在课堂的感受)与“效果”(培训结束后分数的提高)的工业化规模产出。俞敏洪以自身为标杆,培养出了一批极具感染力的名师,保证了学生的“课堂体验”,而短期密集的做题技巧训练对于提高考试成绩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新东方借此实现了品牌美誉度的打造。

为保证自己培养出来的大V教师不出走,新东方还创新性地使用搭班授课的制度,将单独的英语课程分四块教学,每个教师只负责其中一块,并通过打分制度激励教师磨练课程,力求达到授课的极限水平。这样一方面可以将授课水平提升到极致,另一方面也使得教师只能教授某一单项,缺乏独立完整授课的能力,降低了教师离开独立创业的风险。即便单个老师离开了,也不会带走学生和口碑。

在市场、品牌、率先对接资本市场等多项先发优势下,新东方持续多年保持中国民营教育产业一枝独秀的地位,直到2010年、2011年学大教育(XUE .NYSE)与好未来(当时名为学而思)相继在纽交所上市。虽然新东方仍然保持着总量最大的排位,但在除出国留学英语培训外其他细分市场均不再占据榜首。

新风向K12,迎来强劲对手

中国出国留学增速自2013年开始显著回调,出国英语培训市场需求也呈现同样的趋势。与此同时,K12(kindergarten through 12 grade,即幼儿园到12年级段)课外辅导则进入超速增长通道。据腾讯课堂的数据,至2014年底,K12教育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549亿元。这正是好未来最为擅长的领域。

而在此之前,新东方的转型早已拉开了序幕。2004年推出泡泡少儿英语,为4-14岁的少年儿童提供全学科一站式的教育服务;2008年再推优能中学教育子品牌,全面推进中学全科培训业务。到2015财年,K12业务营收占比已经超过50%(图4)。2016财年,拉动新东方增长的主力仍然是泡泡少儿和优能中学。同时,好未来也推出英语课程,两大巨头开始在K12市场直面竞争。

对比新东方与好未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两家公司的创始人俞敏洪、张邦鑫都出生于高考强省江苏,都是怀揣教育理想的北大人,从刷电线杆子广告开始,分别起步于留学考试培训和小学奥数辅导,都以提高考试分数为目标,在各自的领域做到最强品牌,成为应试教育培训的翘楚;后相继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也都经历了合伙创始人离开的波折,上市前还获得同一家机构投资者―老虎风投的投资;在公众视线里,俞敏洪的高调与张邦鑫的低调也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两年新兴的在线教育创业机构更是大都以二者为标杆,以“颠覆新东方与好未来”为远景。

俞敏洪出生于1962年,1993年在他创办新东方时,生于1980年的张邦鑫还在读初中。2003年,张邦鑫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与同学创办了奥数网,这正是好未来的前身。当时,“大家都在学新东方,中国不需要第二个新东方。他们做英语我们做数学,他们做大学生我们做中小学生,他们做大班我们做小班。做第二个新东方是没有理想的事。”张邦鑫说。从初期奥数辅导班做到上市公司,好未来只用了7年,在这7年里,公司的营业收入以每年100%-200%的速度增长。

在好未来2017财年第一季度分析师会议上,其财务总监罗戎非常坦诚地表示:“我们和新东方的确都在互相从对方那里争抢市场份额,但同时我们两者也都从其他中小型机构那里抢占到了市场份额。”

随着教育市场的转向,新东方原有的模式缺陷也显现了出来。新东方起步于大班制的英语教学,每个班能够容纳大几十甚至两三百人,因此也就不需要大量引入教师,且学生是一次性消费,不需要续班。但中小学辅导为小班制教学,需要引入大量教师,要求学生不断续班保证营收的持续增长。

在K12课外辅导业务的拓展中,新东方仍采用其一贯的模式:迅速建立分校,用品牌效应和促销吸引学生,力图在短期内尽快提升营收。在这种模式的激励下,各分校往往优先开展高年级的业务,因为存在更强的刚性需求,只要有优秀的教师,就可以立刻招收大量学生。同时高考学生的成绩也将成为学校的宣传口碑,快速提升影响力。因此在新东方,大多数优能中学分校的高三学员远超高一、高二学员,高中的学员远超初中的学员。

这种扩张模式使得分校在初期营收水平不错,但问题在于教学的口碑很难向下传递。学校为了继续维持高考年级的营收,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到高考课程和老师的宣传中去,很难分出精力和资源再去做好高三以外其他年级的培训内容。同时,分校的名师也会被高考项目绑架,不可能让他们抽出时间去高三以外的年级授课,导致增长缺乏后劲,营销成本持续高企。

相较之下,起家于中小学奥数辅导的好未来扩张方式却正好相反。好未来在新分校初建时,并没有新东方那么激进,通常来说,总部甚至不允许新分校开设初二年级和初二以上年级的课程,而是重点做初一及小学的课程。低年级的课程刚需程度没有高考年级强,因此招生人数和营收也很有限。但长期来看,低年级的学生会对机构产生高度的认可,然后继续续班,从而使得好未来可以顺势开设初二的课程,并让原来的教师继续跟随着学员教授初二的课程,并不需要再为这波学生投入营销资源。机构可以把精力和资源放入新的初一年级,并培养新的教师担任新初一课程的教师。按照这样的节奏,在没有进行更多资源投入的情况下,一些分校第二年的业绩可以轻松翻上4倍,增长率高达300%。

从高龄化学生向低龄化学生打通的困难程度远远高于从低龄化学生培养忠诚度,好未来的做法明显技高一筹。虽然新东方的扩张看上去节奏更快,资本显然更看好好未来的扩张模式。

名师模式遭遇挑战

在出国英语培训阶段,新东方对品牌与名师的塑造显然超出其对教学体系的打造。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新东方并没有注重形成自成一家、自成一体的教学内容。搭班打分制度使得老师在提高教学效果和迎合学生口味之间来回摇摆,老师一会儿是心灵导师,一会儿又成了娱乐明星,后来创办牛博网、老罗英语、锤子手机的罗永浩就是其中的典型。

尽管在线教育尚未对线下培训带来实质性的竞争作用,但对以名师塑品牌形象的新东方已经构成一定的伤害。从2011年开始,新东方的一些王牌名师开始陆续离职。在线教育的兴起以及资本力量的推动大大降低了教师创业的门槛,“前新东方名师”的身份对产品宣传以及引入风险投资,都是一张颇具含金量的名片。

到2014年,新东方老师已呈“批量出走”的状态,20多位老师集体高调公布“别了,新东方”,牵手刚获融资的智课网。而雷军、李学凌率领的欢聚时代(YY.NSDQ)携10亿元真金白银打造100教育,当年更直言年内要挖到2000名新东方教师。尽管俞敏洪表示“人才流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100教育推出的都是新东方的老师,说明新东方培养老师的成功”,但可以想象其内心的焦虑。毕竟教育行业中,老师的个人魅力,对学生和家长们的选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换基因计划”重塑核心竞争力

内忧外患之下,2014年年初,新东方启动了创立20年最大的变革―“更换基因计划”。尽管在这次改革中,O2O战略占得比重最高、投入最大,但其核心并非以上线为目标,而是把握教育本质,管理与教研两手抓,以O2O战略为技术手段完成产品的数据化和标准化,打磨标准化教学产品,实现优质内容的沉淀,优化“教”和“学”的互动过程,更好地服务于教师与学生用户。

管理体系重构

虽然2013年在线教育已呈现星火燎原之势,但不用太深入分析就能发现,盲目扩张才是新东方2013财年二季度亏损的重要祸根之一。对症下药,其从下一个季度开始就全面调整业务布局,关闭了22个学习中心,裁员1200人,但同时在市场增长快的地区投资1350万美元新开11个学习中心。这一切,都标志着其野蛮扩张的终结,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

进一步深究失序扩张背后的原因,正是新东方诸侯割据的管理体系。在新东方原有的管理体系中,地方校长权力较大,负责对分校的整体运营,总部职能部门对地方分校插手相对较少。集团对校长的考核机制集中于营收和利润,校长收入与分校的招生情况完全挂钩,这就导致校长们拼命把成本往下压,为了完成收入任务,不顾实际情况多开教学点。

媒体曾经报道当时新东方的情况,“集团副总就拥有批准开设分校的权利,而新东方地方的管理人员一般是从教师开始做起的,‘诸侯割据’的情况导致一些地方的校长跟集团的副总关系很好。也就是说,找个关系跟自己好的副总,直接批一下,就可以新开分校了。”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教学内容、质量以及老师素质这些核心指标并没有考核,最终即便短期内收入上升,但由此引发的教学质量、品牌口碑的下滑对公司造成长远的伤害。

在新东方的改革中,根据俞敏洪的授意,新东方校长们的薪酬指标中,再也不出现收入和利润这两个指标了,“要求大家把教学产品、教学质量、老师素质、客户推荐率写入考核指标。我用考核来要求大家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教学质量”。转型成果在2016年财报中已经显现,据报道,2016新东方财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同时,老师和员工的工资也上涨了接近20%。俞敏洪公开表示,考核体系的改变是2016财年业绩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与之相比,好未来就一直采用“大后台、小前台”的组织架构,用张邦鑫的话来说,“类似中央厨房的模式”。总部将全国所有校区的招生、选聘、培训、教研、监控、技术等工作标准化细分,通过分权治理,实现分校的各个部门都由总部直管,保证各条线的专业化运作。分校依赖总部的支持运作,形成了一个强势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分校校长不对招生也就是分校业绩负全责,从而避免出现为了短期业绩损害公司长远利益的情况。

加强教研投入

2014年初,新东方先是与百度营销研究院签约合作,联合了《2013托福年度报告》;紧接着与雅思考试出题方―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署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了《2013雅思年度报告》;之后又依托美国大学理事会官方文件,了《2014SAT考试趋势报告》。新东方表示其还将推出更多学科的分析报告。

这些举措可以清楚地看出新东方以内容研发为核心的转型战略,一方面通过规范的教材教学体系与知识产权,有效地控制高管及教师的流失。另一方面,无论是自建在线平台,还是使用第三方在线平台,教学内容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产品,加大课程的创新研发成了在线教育发展的核心。

对好未来来说,出众的教学研发能力则是其一直以来最核心的竞争力,据张邦鑫介绍:“好未来是中国培训机构中最早开始做教研的,有上百人的教研团队。”因此,课程特色在其招生宣传中是主要亮点,比其他机构相比占据高端,形成良性循环。

好未来研发的教材内容多选自学校考试和竞赛的最新试题,按题型分类归纳,难度由浅入深排列,同时编写出详尽的答案解析。一个教师只要能弄懂教材的例题,并依次讲解给学生,就能保证学生收获应该掌握的知识点。由于例题本身就选自学校考试的题目,而每年学校的大型考试题目都有和上一年重合的部分,学生学完教材后自然会有一定的提分,从而形成好的教学口碑。

编写教材的任务极其细致,非一两个教师之力能够完成。而使用机构统一编写的教材,又大大降低了教师的门槛,只要招聘有解题能力的人即可胜任职责,因此可以选择大量清华、北大等名牌高校的大学生进行兼职。另一方面,大多数教师没有独立的课程设计能力,很难离职单干。由于课程教材本身的连续性,更换教师也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这让教师对好未来的“依赖性”大大加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才流动的风险。

O2O改革

面对在线教育投资的咄咄逼人之势,新东方自2014年开始主动出击,着重课程梳理和数据整合挖掘,做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并强调一直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发展商业的在线学习,一方面用互联网思维升级传统线下教育,最终打通教育领域的O2O模式。仅2016财年,新东方在在线业务上的总投入就达5400万美元,主要用于O2O混合式教学系统的开发。

从战略来讲,新东方O2O分为三个层面:一方面,针对所有业务线开发O2O互动教学系统;同时与互联网巨头腾讯达成深度合作,以新东方在线公司为主体,发展纯在线教育产品和服务;另外,投资与其业务互补的在线教育公司及项目。

2014年11月,优能中学正式推出可视化学习系统,打响新东方整体双向互动教育的“第―枪”。随后其针对小学生,推出泡泡少儿双优培养课程,充分运用数码信息技术,不仅提供电子互动白板教学课件、多媒体课后练习光盘,还打造了教师、学生、家长三位一体的互联网学习平台。到目前,新东方已陆续在其他国内考试培训项目中推出O2O互动教学系统。

优能中学的VPS进步可视教学体系是新东方在全国全面推行的首个双向互动教学系统,可以自动帮学生创造专属错题本、专属作业本以及专属进步地图,从而使学生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强项和弱项,摆脱过去盲目的题海战术,采取更加精准的应对策略,有的放矢地学习。

在O2O教学模式下,教师上课主要依据线上教学体系在线下授课,以个人风格为辅,以实现教学内容体系和教学流程可控化管理,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过去新东方引以为豪的“名师驱动”的增长方式正在谋求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优质内容的沉淀和标准化教学产品的打磨。

优能中学的老师在地面授课的同时推出了私播课(SPOC),根据知识点录制线上的视频课,作为线下课程的补充,每次的私播课结束后,老师会安排统一答疑时间,提供半小时的免费在线答疑。有数据称,2016财年,优能私播课营收同比增长100%,达到2000万元。此外,新东方还研发了“我学”网络续班系统,因为可以随时随地报名,大大提升了学生报名及续班率。

目前一二线城市的培训市场已成红海,各大传统培训机构的优势格局已定。三四线城市正成为争夺的下一高地。在二线以下城市,新东方创新性地推出“双师”课堂―“名师线上直播+线下老师全程实时辅导”,用以解决单纯在线教育对学生约束缺乏、线下机构对外扩张中缺乏名师的问题。

在双师直播教室里,每个班有线上和线下两个老师。用于视频直播的屏幕达到120英寸,屏幕上直播的教师能够与讲台上的教师达到1:1的比例。置身双师直播教室的学生,听课的体验几乎与现场教师授课一致。线上为主讲老师,负责精准讲解,并和辅导老师配合,使学生能在课堂上高效地学。线下的辅导老师则把全部精力用于班级管理和教学服务―上课纪律和听课效率、课后测评及针对性的作业布置、家长反馈与沟通等。

“双师课堂”的创新完美地结合了线上和线下课程共同的优势,线上的直播授课老师可以同时给多个平行班级上课,实现了优质教师的跨地区传送,充分放大名师的价值。线下辅导老师能够更多地与学生一对一沟通,大大弥补了传统班级中老师与学生沟通不足的问题。直播技术的推进将会进一步促进产业聚合,未来天然分散的教育产业也会呈现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双师课堂直播教学系统分为教师端与学生端,教师端类似于一间直播室,布置了全套的音视频直播设备,实时传输教师的教学过程。而学生端则在传统教室的基础上添置屏幕、答题器、麦克风等视频接收系统。由此,各间双师课堂直播教室能够同步聆听同一位教师的教学课程。

好未来也在同期推出“双师课堂”,但在推广实施的细节上,与新东方略有差异,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战略意图。新东方以其一贯高调的市场推广作风,大打“清华北大名师授课”的牌,目标地区是一些线下学校没有覆盖或者是刚起步的区域,重点发力点在三四线城市,以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向三四线城市的传送。好未来目前实施双师的地区则为其线下业务发展良好的南京和北京,更多的是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当地的覆盖,在宣传上也更加偏重于学习效果的实现以及更完善的教学服务。可以看出,新东方意在地区扩张,而好未来则更多地在向第三代数据型培训机构进化。

在“双师直播教室”的装修上,新东方要求安装麦克风,以便所在教室的学生能够与直播教师产生实时互动;好未来的“双师直播教室”则没有要求安装麦克风,只是追求直播授课传输的实时性、稳定性。这一区别应该源于两者强势学科的要求,新东方仍然着重其强势的英语教学,需要更多的口头沟通;而理科培优课,可以通过文字完成沟通。

颠覆尚未发生,线下仍执牛耳

“新东方现在所有的课程体系、教学设施已经有大概1/3是通过网上来实现。大家可能没听说,是因为这个是跟新东方地面相结合的。”O2O战略之下,新东方对线下教室进行了一系列的互联网改革,对其招生及健康扩张带来很大帮助,但根本的收费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最终成果仍然体现在线下招生的业绩上。

从新东方在线的股转说明书来看,新东方的纯在线教育业务也开始稳步成长。股转说明书显示,新东方在线2014、2015年营收分别为2.16亿元、3.17亿元,同比增长47.09%;净利润分别为1062万元、1543万元,无论从体量、用户数还是盈利情况,与目前市场上其他在线教育机构相比,新东方在线均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表2)。

据了解,新东方集团自2013年开始实施了一项新的考核标准:新东方网、校长和老师之间实行双重考核标准,老师在新东方网授课,不仅在收入上与新东方在线分成,业绩也计入其所在分校。也就是说,新东方在线旗下平台上的老师其实主要由新东方线下学校老师以及社会上的自由老师兼职,公司向老师支付版税及课时费,从而解决了长久以来集团内部线上线下业务左右手互搏的矛盾。

截至目前,新东方在线、酷学网及新东方批改网的PC端累计注册用户逾1300万,移动端累计注册用户逾150万;公司多纳系列App实现逾3000余万次累计下载及近2700万累计注册用户。

其付费用户数也从2014年的21.07万增长至2015年度的48.77万,其中直播产品的付费人次从2014年的3.18万人次增长到了2015年的22.25万人次,增长超6倍,四六级英语课程直播付费人次更达到接近10倍的增长(表3)。2015年,新东方网的付费学生数达48.77万。

这份成绩单虽然算不上特别突出,但有对比才能显示出差异。新三板已2016半年报的72家网络教育概念股中,有31家企业亏损,亏损总额达1.74亿元。欢聚时代2016财年二季度财报显示,100教育当季营收3625.4万元,毛利润为236.6万元。

另据互联网教育研究院编著的《2015年中国在线教育产业蓝皮书》数据显示,受调查的400家在线教育公司中,有70.58%处于亏损状态,13.24%处于持平状态,仅有16.18%的公司保持盈利状态。同时报告也进一步指出,由于新进入的项目非常多,已经有一部分项目死亡,整体上实现盈利的在线教育企业预计不超过5%,而收支平衡的约在10%,死亡率约在15%,亏损率约在70%。

相比之下,新东方在线的发展仍算健康。也因此,俞敏洪才有底气说:“2014年底,我稍微统计了一下,大概有接近 150 家基于互联网创业的教育公司,打的旗号都是要把新东方灭掉,最极端的有一家公司说,3个月就能让新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那家公司已经消失了,新东方还在。”

只不过,与同期新东方考试培训接近364.51万的学生总数相比,新东方在线的差距仍然明显。这恰巧印证了新东方在线副总裁潘欣两年前说过的那句:“行不行看跟谁比了。和网络教育机构比,我们还行;和面授机构比,我们确实不行。”

与线下培训相比,在线教育在营收、利润、市值,甚至增长速度方面都没有显示出突出的竞争优势(图5)。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并没有蚕食线下的市场份额,两者呈现相互促进、双双高增长的态势。

教育产业自出现伊始就是用户上课付钱的模式,3年多的市场实践证明,互联网无法颠覆这一基本模式。新三板挂牌的考拉超课(836601.OC)同样主攻K12教育,也正在积极建立线下教育实体店以获取更好的营收。

好未来最新公布的2017财年一季报也同样证实了这点:学而思网校业务同比增加50%,但当季贡献营收占比仅为4%,线下培优小班占营收比为83%,比去年同期77%的占比进一步上升。

对此,好未来掌舵人张邦鑫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现在看来,直播这几年还是超越不了线下。最直观的是学而思网校学生原来学得挺好,后来转到学而思培优去了,而学而思培优的价格是线上的3-4倍。我们一直在困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直播不够,一定要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结合。”

教育与娱乐的不同在于,用户不仅仅对产品“体验”有要求,最终还需要“效果”来验证,在应试占据教育市场主体的情况下,教学的“效果”比“体验”更为重要,用户对于在线教育的主要顾虑在于“无法坚持学习”,而调查结果显示,这一顾虑并非杞人忧天(图6)。

教育需要教与学同时进行,效果最终要通过“学”检验,单纯的在线教育缺乏实际约束力,而且需要培养用户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的习惯,近期内更适用于自控力比较强、内发学习动力足的用户,对于未成年的K12学生来说更多地充当补充工具的角色。

正因为如此,自在线教育元年的2013过去3年多时间,全新的在线教育产业生态迟迟未现,而市场的争论也从“在线教育如何颠覆新东方”变为“未来的互联网教育领域,是否会出现和新东方量级相等的企业?”

在俞敏洪看来:“互联网为教育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但我认为现在只完成了1/3。最后真正完成,并且创建出基于移动互联网为主体的真正大公司体系,做到现在的学而思和新东方这么大,可能还需要4到5年的时间。”

搭建教育产业生态圈

尽管传统线下教育业务仍在超高速发展,但迅速扩张与保证教学质量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准入门槛低,学生与老师之间的黏性大于学生与机构之间的黏性仍是教育培训行业的基本特性之一,凭借名师打造的商业门槛极易被打破,这些问题只有可能通过在线教育来寻找解决方案。因此,新东方正凭借资本优势,并购前沿的教育科技产品打造产业生态圈,以确保在未来仍能占据一线优势。

2016年9月2日,新东方宣布俞敏洪卸任新东方CEO一职,仍然继续担任董事会执行董事长,负责新东方的战略和运营管理工作。其实,早在2014年底,俞敏洪就已变身为天使投资人,与投行家盛希泰共同成立了“洪泰基金”,主要投资于三个领域:与消费者日常餐饮、娱乐相关的项目,健康、医疗以及教育项目,以及移动互联网的相关领域。

不过,就新东方集团本身的投资而言,俞敏洪称新东方始终是一家教育公司,只投跟教育相关的,“新东方会按建产业链和生态圈的方式去投资,和新东方兼容的东西我们都考虑去投,投资不是为了纯粹赚钱”。

新东方内部对自营的布局是:就国外、大学、中学、少儿四块业务,基于学习消费的生命周期,打造一个终身学习平台,接下来各块业务的打通和整合预计也会频繁进行。

俞敏洪曾表示:“新东方的教育核心是从0岁到25岁的教育服务,在这之上,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只要跟新东方形成教育产业链互补的。新东方到现在为止投了25家左右,基本都是照着这个思路做的。”

从新东方的对外投资标的来看,其寄希望以纵横两条线来布局,打造一个教育和学习的生态圈(表4)。横向产品线贯穿从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从英语学习到非英语学习,从考试类到非考试类的产品。纵向的产品线,则既有培训业、文化出版业、在线业务、出国咨询、就业服务,又有互联网公司的孵化和投资,这些业务相互补充,形成生态圈,增强新东方的抗风险能力。

同为线下教培巨头,好未来也于2013年开启了对外投资在线教育之路(表5)。张邦鑫表示:“投资在线足够早是好事。如果晚了,线下业务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再转型的时候就是割肉的感觉,痛苦得要命。现在,好未来线下业务未来三五年还会保持高速发展。在那之前,好未来的线上业务也起来了,那就不是转型,而是直接吃掉一部分线下业务的份额。”

张邦鑫的投资逻辑非常清晰:“一为幼儿教育,二为涉及K12的产品,三为外语类公司,四为国外前沿教育科技公司。”他表示,看好一切用技术来改变教育行业的团队和产品。

2014年,好未来推出了“未来之星”在线教育CEO创业营,俞敏洪现身第二届创业营现场,笑言以后会和好未来一起看更多的项目。“以后看到好的公司就两家一起投,最后形成大的联合性的东西。新东方的重头可能会偏重于18岁之后的教育,好未来可能更偏重K12教育。”对此,张邦鑫一如既往低调并无评论。不过,从两家的收购标的来看,目前只在做“体感技术+幼儿教育”的嘿哈科技上撞车。

两者的差异,或许源自于两位创始人的教育理想不同,俞敏洪曾经多次提过“教育公平”的理想,他表示从新东方CEO卸任后自己会做公益,把解决中国教育不均衡的问题,当作个人的责任和使命。新东方今后的布局也分两条线:在一些中型城市,依然采用可以赚钱的模式;而在中国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会借着国家本身已有的互联网力量,和新东方优质的教育资源联系起来。

张邦鑫则这样描述好未来的未来,要从培训机构转为教育机构,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公立体系;从线下公司转变为科技服务公司;从中国公司成长为全球性公司;从运营型公司成长为数据驱动的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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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28-0133-02

根据教育部2016年9月18号文: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见,当中明文规定,各类高等学校之间需建立学分转换和累积制度,创新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通道,是当前教育重要改革任务。国家学分银行的创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学习者不同形式学习成果和学分进行认定、记录和存储,是整个学分体系自由轮转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使用学分银行,认定和转换学分,有着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也有着截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实国情。

1 现代职业教育的需求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对学历和技能的更高要求,越来越大的企业不满足于低层次学历工人,对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激增,对具备高级职业素养人才的需求逐步超过原有的本科起点学历人才要求,高级技能工人的起点工资逐渐不低于本科学历毕业生;

庞大的职业教育人才需求,相对应的是并不非常宽畅的职业教育体系;工人在工作中会经常性的参加各种培训,包括单位自身组织的培训,课外培训班,企业培训班,考证培训班等等,但是所有的相关培训互不同属,自成体系,无法在一个合适的平台上实现对各种培训的统一认证,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很多不同的培训当中,有许多知识体系是相同的,而每个培训又无法直接认定其他培训当中积累的知识技能,导致培训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研究标明,目前中国的职业技术人口流动十分频繁,近半数工人在进入企业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会发生更换工作单位或工作岗位的行为。不论是主动更换岗位,还是被迫转换岗位,岗位的变化也带来了对技能的更新需求,而目前专门性的针对培训并不太多,缺少足够个性化的培训方案建设,而这也是本文的一个研究重点,通过一种可积累、可转换、可认证的学分体系,员工就算是因为更换了工作地点,也可以完成对已有培训体系的衔接,并更有效的积累更多学分,以完成跨区域跨职业岗位的学分积累。

2 中国庞大的低学历职业队伍的学历提升需求

在中国,每年进入城内发展的农民工数量世界第一,大量的农民工在缺少相关教育背景和学历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城市的工人队伍,集中于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缺少相关的教育背景和学历背景,严重地制约了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很多农民工只能长期处于底层的岗位,不能很好地完成从农民工向职业工人的身份转变。农民工队伍这一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工人队伍,有着迫切的向城市工人转变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需求。

除了农民工队伍外,在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缺失,大量的学生无法进入大学本科以上学校进行学习,形成了庞大的中职院校毕业生、高职院校毕业生,甚至是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依然有着更往高层次学历提升的需求。正因为有着极为大量的成人教育需求,成人大专、成人本科、在职研究生教育人数庞大,极大地推动了终身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蓬勃发展;数量庞大的学历提升队伍,需要更好的学历提升体系。

目前中国的学历提升体系主要是自学考试体系,成人高考教育,在职研究生教育等教育体系,都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不够灵活多变的教育考核体系。以本校的学生考取海南大学的自考本科学历为例,学生需要每年按时在海口本地参加两次由海南大学组织的考试,而本校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三年,其中一年属于实习期,可能在全国各地参与分散实习,而根据这一考试体系,学生将必须按时返校参加考试,尤其是大部分学生其实并不能在毕业前参加完所有科目的考试,导致学生需每年两次返回海口地区参加考试,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考试方便性,增加了学生的考试成本。

3 中国人对学历的不断提升要求

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是以学为贵,长期的传统造成了中国人对更高学历的不断追求,在能力可及范围之内,中国人有着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学历提升要求,这也是中国每年的研究生教育等高层次学历屡创新高的原因,最近的十年来,中国的研究生以上学历在校生数量已经超过了十年前的本科生数量。

由于中国社会和企业对学历的追求,各种对学历的限制也是层出不穷,很多职业岗位都对人才的准入设立了门槛,如果没有更高的学历,将无法进入各种企业,甚至无法突破基本的准入门槛。

中国庞大的认可基数也进一步的加剧了对学历的需求,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今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和累积历年未就业大学生人数将近1000万人,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造成了企业在选择劳动力时,有着更大的买方市场,企业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来选择合适的劳动力,而学历和职业技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增加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工人将被迫提升自身的学历和职业技能。

4 本院学生的特殊学历需求

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学生有一个重要的岗位需求是进入海南省政法职业队伍,服务于海南省公安、检察、司法、安全等各个部门,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和公安特色。但是目前政法队伍对于学历的最低要求基本上都是大学本科院校起点,本校的学生由于学历不足,能获得准入的职业岗位非常有限,绝大多数的学生只能从事相关的协警和辅助岗位,为了获得更高的岗位,必须进一步的提升学历。

针对上面的四种情形,可以发现在中国目前,以及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国整个社会不论是企业、个人还是国家,都有着对职业人口学历的更高要求,同时也有着对职业人口的技能提升需求,但是目前的职业教育体制尚且不够灵活,提供的培训体系也不够灵活多变,各种培训体系、学历体系之间缺少一种较为共通的,在国家层面实现的学习互认体系,职业人口在各种培训之间轮转,疲于奔命而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如表1所示,学分银行与传统的教育体系相比,有着非常多的不同。在传统的教育体系当中,学分的互认一直都是一个近乎无法跨越的鸿沟,不同性质的学校、不同教育层次的学校、甚至于相同层次的院校之间,都缺少一个基本的学分互认体系,甚至有相当数量的职业院校甚至没有建立基本的学分体系,在每一个学校的内部学习时,学分体系和学分互认体系的缺乏还不成其为大问题,但是在出现学分的流动性需求和转换性需求时,学分的互认缺失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学习资源的大量浪费。目前比较可行的策略是在校际层面通过框架性协议完成部分的学分互认,或者通过一些国家认可的在线教育、微课、慕课平台等实现部分学分的互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分互认的障碍,但是真正的能在全国甚至更大范围内的认证体系尚未建立,而这一体系,一定程度上来说,国家层面的学分银行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在新的教育形式下,尤其是在国外流行的公开课、慕课、微课等新型教育思想体系的冲击下,中国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理念也是开始逐步变化,国家层面上,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指导性文件,逐步的减少专升本的考试的规模,逐步推广学分制,通过不断积累的学分,实现学生在不同区域间的灵活学习;职业培训的理念也逐步变化,大量发展各种慕课、微课等在校教育资源平台,将在校教育学分引入在校教育中,将在校教育常规化、常态化,将各种校内资源至网络,逐步实现各大高校间的课程共享,从而推动学分的互相转换。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的试点当中,在线学分的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十个学分,占总学时的比例接近百分之十,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分的自由转换。

在2016年9月18号教育部文后,在国家层面上,学分银行的实施和试点有了指导性文件,在这一保障性框架下,我们可以更加放开手脚的实施学分银行试点,将各种职业教育学分、自主学习学分进行自主化认定,在严格考核和认证的基础上,将本院的学分银行逐步完善,逐步的推广至与海南省其他院校的互认,实现学生学分的自由流动,真正实现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篇3

(一)变化中的人口特征

1、老龄化。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内,美国人口激增,并趋于老龄化。年长者的知识技能是否适应新经济的发展成了教育培训市场的一大焦点。而对于中年人而言,在他们赚钱的高峰年龄段,不仅要面对同辈、更年轻者的竞争,还要接受那些退而不休的年长者的挑战。所以在年轻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企业应尽可能的提供多种教育培训,使所有的员工更具创造力,为员工的就业和再就业创造机会。2、家庭状况。在上个世纪末的最后三十年内,美国的家庭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养育孩子的家庭只有7%,大约有80%的家庭是双职工或单亲家庭,这样人们对教育内容丰富、质量高且负担得起的儿童早期教育的需求就显得尤为强烈。3、种族组成。美国社会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特别是随着移民的增多,社会成员种族构成将渐趋多样化。美国人口普查局推断,至2050年白种人将占美国总人口的60%,黑种人占12%,西班牙人占20%,亚洲人占7%,印第安人占1%。在这样的环境中,语言培训和文化理解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些人口特点对儿童的早期教育、K―12年级教育、继续教育、企业培训及教育消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技术革命

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技术革新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比之以煤等不可再生物质资源为本的传统经济,对人们有效获得、传输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企业界,对技术的投入已从1970年的占企业总资本投入的5%提高到1997年的近50%。梅里尔林奇公司认为,技术对教育培训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使人们了解到孩子的大脑是如何发展的,促使他们对早期教育的重视;电脑拓宽了孩子的视野,并有助于教师管理教学进程,及时与每个学生沟通;技术也使教育更加民主、公平,使成人。可以随时、随地在“没有围墙的学校”里进行学习;当然技术也使企业分散在工作日对员工进行低成本、高效益地培训成为了可能随着家庭电脑的普及,人们对教育软件、在线教育服务的需求营造了一个新的教育消费。

(三)全球化

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从1947年至1998年,进出口贸易收入占美国GDP的10%提高到29.2%,在1997年,可口可乐、通用电器、微软公司、摩托罗拉等10家企业的出口收入平均占总收入的50%以上。经济的全球化对于企业和员工来说都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对教育培训产业的影响也是如此。梅里尔林奇公司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是世界一流的,他们有机会也有责任使成人更具竞争力,而中小学教育要想应对全球竞争就必须改变目前学生成绩居于世界底端的局面。此外企业员工们为了自身的发展将会充分利用企业提供的培训机会,同时还会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参加各种培训。

(四)品牌意识

由于生活更加忙碌,我们往往会通过品牌这一“捷径”来选择产品,因此如同品牌对其它产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一样,教育培训产业也在积极创造品牌效应。Interbrand是这样描述品牌的:“它与消费者有亲密的关系,共享产品的核心价值。它不一定主导着市场份额,但它有实力影响着消费者。”教育品牌的形成基于教育提供者为教育消费者(学生、家长、公司)提供高质量的课程及其它相应的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并因此与他们建立恒久、深厚、相互信任的关系。梅里尔林奇公司提出,通过“NAECY”资格认证的早期教育学校会是家长的首选,中小学应该运用自由市场的竞争规则来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而高等教育的品牌来自于能使学生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企业培训公司一定要有享誉国、内外的品牌项目。

(五)合作兼并

合作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教育企业的兼并与重组既可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也能在降低“经常性的营业费用”的前提下,扩大规模,整合资源,充分发挥企业的研发和市场功能,迅速抢占这个飞速发展、极富吸引力的教育市场。“Apollo Group”、“Sylvan Learning Systems”和“ITT Education Services”丰厚的收入就是最好的例证。

(六)资源委托和私人化

随着人们对绩效、消费服务和成本管理的日益关注,金融服务、航空、电信、石油、电子等行业在企业管理结构方面进行了“部分资源外委管理”、“私人化管理”的改革,体现在教育产业方面就是公立学校由私人管理及特许学校的产生。

二、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垄断让路子竞争

虽然美国把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在教育投入方面比其它发达国家都要多,但教育质量却不尽人意,无论是测试的绝对分数还是与其他国家同类学生比较所得的相对水平都很低,这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无疑是个死亡判决(an economic death sentence)。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世界一流的中小学?梅里尔林奇公司把它归因为4Ms:教育经费浪费严重、教育理念体系陈旧、教育评价的缺失和教育技术有待更新。

首先,经费:不在于多少,而是如何消费。作者通过各州教育经费投入和学生参加SAT考试成绩的对比,得出经费多少与成绩高低是不存在相关性的。再如,私立学校每生经费要远低于公立学校,但测试成绩要高于公立学校,这与教育经费浪费严重的现象是分不开。在加利福尼亚州,公立学校中教师只占员工数的44%,而私

立学校中86%是教师。公立学校的经费只有一半是用于与课堂教学有关的教师工薪、书籍和设施等方面,更为遗憾的是,投入教育发展研究的经费非常少。

其次,理念:运用市场规则来提高质量。学生是“产品”还是“消费者”?学校是“工厂”还是“消费者服务部”?不同的教育理念决定着教育者的角色定位。作者提出要把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规则引入教育体系,运用家长自主选择学校和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两条途径来促进学校的发展。家长自主选择学校主要指磁石学校(特色学校)、特许学校、教育券和家庭教育等多种办学形式的兴起。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校内问责制的建立、校本管理以及公立学校的私有化管理等。

再次,测量:如果不能测量它,也将无法管理它。如今所有学校都采用了“标准化测试”来评定学生的学习状况,大部分州都选用Harcourt Brace、McGraw Hill和Houghton Mifflin三种试题之一,有些州则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但是这些测量工具的质量总体上不容乐观。作者认为,运用学校管理和学习软件能在教学艺术中注入科学的因子,可以及时的掌握和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

最后,无线:数字革命没有完全解放学校。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作者指出中小学教育产业投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教育管理组织,具体体现在特许学校的设立和公立学校委托私人机构管理学校事务。对他们管理绩效有十条评价标准:学生的学习成就和测量(15分)、课程设置(10分)、教育技术(15分)、师资培训(10分)、学习时间(5分)、家长参与(15分)、学生保留率(与学生流失相对)(10分)、规模效应(10分)和收益情况(10分)。当前,私人管理公立学校的挑战主要有:如何在上述9条评价标准间达到平衡?如何面对政治的变化?如何适应不同的管理对象?如何解决对学校不动产的投资问题等。二是为学校提品和教育服务。教育产品主要包括教科书、教学辅助材料、教育技术和软件、玩具和游戏等,可以是零售或批发。教育服务主要体现在:为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提供特殊教育、为行为不良青少年提供危机教育、为教师提供职业培训。一项关于“教学与美国未来”的研究表明,一个州学生标准化测试的成绩和这个州的教师发展体系是否健全存在相关,特别是对教师进行学科教学培训和保持教师与学校专家的密切联系尤重要。但实际上,学校在花费了大量资金投入技术硬件建设的同时,教师培训费用却仅占教学费用的6%,致使只有20%的教师认为自己能将技术因素整合到课堂教学中。

三、继续教育:满足新经济需要

25岁以下年轻人大学入学率的提高、在职成人学员比例的攀升、技术含量高工种的剧烈上升、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工资差异的扩大以及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等五大诱因,激发了继续教育产业的巨大市场。正如文中所言:“来自雇主对相关技能需求的‘推力’和受雇者对寻求更好工作的‘拉力’为继续教育的供应商创设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需要,继续教育产业必要具备5Cs:1、便利(Convenient)。上课时间安排要与成人学生的繁忙工作相适合,教学场所要具备停车场或公共交通方便,教育计划传输要基于信息技术,确保学生随时都能开展学习。2、浓缩(Condensed)。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课程内容要浓缩,成人学生希望在最少的时间内学到最多的知识。每门课程学习时间要集中安排,不可像传统教学那样零星编排课表。3、成本(Cost)。传统学校教育成本(时间、金钱)昂贵,但往往封闭办学,对市场需求反映迟钝。继续教育办学者不用投资学生课外活动(如运动队,俱乐部)和基层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教育成本将大大降低。4、职业导向(Career-Oriented)。继续教育依据职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要求来设置课程体系。5、消费者服务(Customer Service)。学生是“消费者”,聆听学生的意见和满足学生的要求是成功学校的关键。那么如何来评价继续教育质量?梅里尔林奇公司提出了十大标准:就业率(15分)、显性收入(15分)、注册人数增加情况(10分)、对消费者的关注程度(10分)、教育技术的运用情况(10分)、对学生投资的回报(10分)、教育服务项目的广度和深度(10分)、学生贷款中“坏账”率(10分)、学生群背景(年龄和收入状况)(5分)及学校规模(5分)等情况。

四、分布式学习:没有围墙的学校

1999年3月9日,第一所网上虚拟大学――琼斯国际大学成立。美国的一些知名大学通过向外寻求技术支持和管理服务,解决分布学习方式所需的设备、成本和技术等障碍,同样那些早就涉足汀行业的公司也已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分布学习的领路先锋――阿波罗集团也证明了强大的技术力量、高水平的学术内容和较大的市场知名度三者有机的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分布学习方式的主要优点是: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在新世纪,继续教育将面临着入学的高峰期,学校容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而分布式学习可以接受无限的学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进行学习。从技术的角度看,技术使教育更加“民主化”,它既降低了教育费用又扩大了教育的地域空间。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它可以面向全世界的学生,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从品牌的角度看,它可以使学生学习到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和耶鲁等知名大学的课程。从联合的角度看,许多学校都进行了彼此间的资源整合,共享专家和课程,一些分布学习资源的提供者在学生和大学之间发挥着纽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