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经验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发展经验，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　积极的对外经济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打开国门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经济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开放前的日本经济停滞了将近200年。虽然最初的通商带来了日本民族经济的危机，但是正是开放后引入的外界压力带给了日本奋发图强的动力，让日本痛下改革的决心，可以说，没有与外界的接触，日本不可能有发展的最初动力，更不可能出现由统治阶级主导的社会改革，对外经济联系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过程中，日本的对外经济联系发挥了积极的信道作用，联系了日本国内与西方先进的知识体系，使日本能够获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

“求知于世界”是日本改革的基本方针，西方国家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国家实力让日本对西方世界充满了向往。1871年12月，明治政府派出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包括大藏、工部、外务、文部等51名官员对欧美国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岩仓一行参观了西方国家的工厂，体验了西方先进的社会生产模式。这次出访对日本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实现社会知识增长具有深刻意义；首先，“使日本在政治体制上找到了所要追求的方向，那就是德国的立宪君主制。”第二，此次出访使日本政府官员发现了当时东西方在价值观和教育方面的差异，“东洋之学自政治道德出，唯据修身一科推究”，“耻于研究一草一木”这些认识促使岩仓使团代表回国后积极主张兴办现代教育，鼓励国人重视务实，发展生产；第三，岩仓代表团走遍了英国先进的工业城市，深入学习了欧洲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工厂制度，为日本引进和使用先进生产技术、兴建现代工厂学习到了经验。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可以说是日本积极对外联系的开始，是日本主动与世界先进知识体系接触的第一步。

“贸易立国”是明治维新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贸易，日本不仅开辟了海外市场，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拓展需求范围，更重要的是，日本实行了有选择的进口政策，工业生产的机器最初全部从英国进口最先进的设备，例如1883年，私人投资建立的大阪纺织厂内所使用的全部都是进口的精纺机，并直接效仿英国兰开夏公司的经验，获得成功。“二战前，日本的新技术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主要集中在进口一般设备、蒸汽机、纺织机等”。

人才交流也是日本对外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曾经向发达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这些学生回国后带回了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直接促进了日本的知识增长。

2　日本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保证了新知识的吸收

日本在发展初期并没有高素质的移民所奠定的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与美国不同。临时处于封建统治的剥削和贫困落后的生活状态下，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没有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但是这并不等于日本缺乏高素质的国民，从德川(江户)时代起，日本国民就开始普遍接受私塾教育，1868年，私塾多达1200013000所，学生数达到837000人。私塾教育使日本国民具备了基本的读写能力和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这让国民能够迅速接受明治时代的新的教育。

明治时代，统治者将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1872年，政府开始实行义务教育，1873年，日本社会人学率达到28％，并且通过1886年的新的学校条例、1889年的《帝国宪法》和1890年的《帝国教育公告》，依据国内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教育制度，使之更加符合日本国情。1892年，开始兴办职业教育，为现代工厂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虽然对于明治时代的教育效果存在争议，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是较江户时代的退步，但是事实上，明治时代所建立的现代教育体系将西方科学正式引入到日本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国民能够熟悉并理解“西方技艺”，培养了一批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现代企业家。进入20世纪，日本教育加速发展。小学入学率达到90％以上，基本普及了中学教育，更多国民接受大学教育，从国民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来比较，日本的国民素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了。二战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日本政府选择率先恢复教育，在当时社会居民基本温饱都难以实现的条件下，要求儿童就是光着脚也要上学，集中了社会大量资源支持教育。教育在日本作为最基本的要求，被政府和民众所重视，形成了良好的教育传统和风气，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人才，提高了日本国民的基本素质，是日本经济从落后到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因素。

3　日本的社会规范发挥了保证知识增长的作用

首先，日本社会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日本的社会法律、法规起到了保证知识传播体系建立以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倒幕运动废除了封建割据，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维新的许多政策能够在全国贯彻执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另外，统一的中央政权能够集中全国资源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提供财力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小国，日本不能象美国一样，依靠经济个体的自发力量发展经济，只能依靠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集中分散的资源，带领人民克服无处不在的封建残余影响，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1889年，明治宪法公布，这是日本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现代政治原则的融合，虽然明治宪法保证甚至加强了天皇高于政府的绝对权力，但是也对总理、内阁、议会等现代政体形式做出规定，奠定了近代以法统治的基础，并且在机构设置上给予了国民参政的发展机会。以宪法为代表的各种法律、法规都遵循明治维新“富国强民”的基本目的，以“殖产兴业”为导向，保证以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积极鼓励与西方世界的对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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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2-0106-02

1　日本积极的对外经济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外经济联系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开放前的日本经济停滞了将近200年，而打开国门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经济发展，虽然最初的通商带来了日本民族经济的危机，但是正是开放后引入的外界压力带给了日本奋发图强的动力，让日本痛下改革的决心，可以说，没有与外界的接触，日本不可能有发展的最初动力，更不可能出现由统治阶级主导的社会改革，对外经济联系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过程中，日本的对外经济联系发挥了积极的信道作用，联系了日本国内与西方先进的知识体系，使日本能够获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

“求知于世界”是日本改革的基本方针，西方国家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国家实力让日本对西方世界充满了向往。1871年12月，明治政府派出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包括大藏、工部、外务、文部等51名官员对欧美国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岩仓一行参观了西方国家的工厂，体验了西方先进的社会生产模式。这次出访对日本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实现社会知识增长具有深刻意义；首先，“使日本在政治体制上找到了所要追求的方向，那就是德国的立宪君主制。”第二，此次出访使日本政府官员发现了当时东西方在价值观和教育方面的差异，“东洋之学自政治道德出，唯据修身一科推究”，“耻于研究一草一木”这些认识促使岩仓使团代表回国后积极主张兴办现代教育，鼓励国人重视务实，发展生产；第三，岩仓代表团走遍了英国先进的工业城市，深入学习了欧洲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工厂制度，为日本引进和使用先进生产技术、兴建现代工厂学习到了经验。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可以说是日本积极对外联系的开始，是日本主动与世界先进知识体系接触的第一步。

“贸易立国”是明治维新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贸易，日本不仅开辟了海外市场，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拓展需求范围，更重要的是，日本实行了有选择的进口政策，工业生产的机器最初全部从英国进口最先进的设备，例如1883年，私人投资建立的大阪纺织厂内所使用的全部都是进口的精纺机，并直接效仿英国兰开夏公司的经验，获得成功。“二战前，日本的新技术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主要集中在进口一般设备、蒸汽机、纺织机等”。

人才交流也是日本对外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曾经向发达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这些学生回国后带回了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直接促进了日本的知识增长。

2　日本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保证了新知识的吸收

与美国不同，日本在发展初期并没有高素质的移民所奠定的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的剥削和贫困落后的生活状态下，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没有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但是这并不等于日本缺乏高素质的国民，从德川(江户)时代起，日本国民就开始普遍接受私塾教育，在1868年，私塾多达12000～13000所，学生数达到837000人。私塾教育使日本国民具备了基本的读写能力和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这让国民能够迅速接受明治时代的新的教育。

明治时代，统治者将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1872年，政府开始实行义务教育，1873年，日本社会人学率达到28％，并且通过1886年的新的学校条例、1889年的《帝国宪法》和1890年的《帝国教育公告》，依据国内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教育制度，使之更加符合日本国情。1892年，开始兴办职业教育，为现代工厂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虽然对于明治时代的教育效果存在争议，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是较江户时代的退步，但是事实上，明治时代所建立的现代教育体系将西方科学正式引入到日本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国民能够熟悉并理解“西方技艺”，培养了一批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现代企业家。

进入20世纪，日本教育加速发展。小学入学率达到90％以上，基本普及了中学教育，更多国民接受大学教育，从国民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来比较，日本的国民素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了。二战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日本政府选择率先恢复教育，在当时社会居民基本温饱都难以实现的条件下，要求儿童就是光着脚也要上学，集中了社会大量资源支持教育。教育在日本作为最基本的要求，被政府和民众所重视，形成了良好的教育传统和风气，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人才，提高了日本国民的基本素质，是日本经济从落后到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因素。

3　日本的社会规范发挥了保证知识增长的作用

首先，日本社会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日本的社会法律、法规起到了保证知识传播体系建立以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倒幕运动废除了封建割据，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维新的许多政策能够在全国贯彻执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另外，统一的中央政权能够集中全国资源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提供财力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小国，日本不能象美国一样，依靠经济个体的自发力量发展经济，只能依靠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集中分散的资源，带领人民克服无处不在的封建残余影响，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1889年，明治宪法公布，这是日本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现代政治原则的融合，虽然明治宪法保证甚至加强了天皇高于政府的绝对权力，但是也对总理、内阁、议会等现代政体形式做出规定，奠定了近代以法统治的基础，并且在机构设置上给予了国民参政的发展机会。以宪法为代表的各种法律、法规都遵循明治维新“富国强民”的基本目的，以“殖产兴业”为导向，保证以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积极鼓励与西方世界的对外联系。

其次，日本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日本的社会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起到了潜在的约束、引导和引导作用，进而使经济主体能够为实现社会目标而做出行动决策，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证和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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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循环经济是新型工业化的最高形式，也是消除经济增长泡沫的必由之路。在发达国家，循环经济已初见端倪。在许多国家，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已成为重要产业。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再生资源回收总值已达到2500亿美元／年，并且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全世界钢产量的45％、铜产量的62％、铝产量的22％、铅产量的22％、锌产量的30％、纸制品产量的35％都火自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利用再生资源进行生产，不仅可以节约自然资源、遏制垃圾泛滥，而且要比利用天然原料消耗生产能耗低，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少。

一、美国――循环经济思想的起源

实际上，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美国，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指出，人类社会需要由“牧童经济”向“飞船经济”转变，否则地球这一封闭系统的资源将耗尽。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始推行循环经济的理念了。如今，循环经济在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已不可或缺。

1、制定了完备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

美国制定了齐全完备的保护生态环境法律体系。1969年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是综合性的环境成文法，《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是对危险废物实施全过程监控的综合性环境基本法。20世纪70年代后的单行立法有《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环境教育法》、《职业安全和健康法》、《噪声控制法》、《宁静社区法》和《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等。1990年通过的《污染预防法》，宣布“对污染应该尽可能地实行预防或源削减是美国的国策”。同年，美国加州通过了《综合废弃物管理法令》，要求通过源削减和再循环减少50％的废弃物。1992年颁布的《能源法》，规定开发和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及沼气等新能源将享受税收优惠，立法鼓励使用新能源、推广新技术和淘汰落后工艺等。正是由于法律明确了企业和民众在维持循环经济发展中的责任，使得美国社会把循环经济的理念作为自身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保证了国家良好的生态环境。

2、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制定措施

(1)政府采购政策。政府优先采购有再生成份的产品。美国各州几乎都制定了有优先采用和使用再生材料产品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甚至联邦审计人员有权对各个联邦机构未按规定的购买行为处以罚金。

(2)财税政策。政府通过财政手段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不仅拨款资助可再生能源的科研项目，还为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项目提供抵税优惠，抵税优惠额度不断提高，受惠的可再生能源范围也从原来最初的两种逐渐扩大到风能、生物质能、地热、太阳能、小型水利灌溉发电工程等更多领域。同时也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抵税优惠促进消费者的生态消费，除了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美国政府通过征收新鲜材料税、生态税、填埋焚烧税、倒垃圾费、污水治理费等引导居民的减量化和再生化使用。

3、鼓励多方积极参与循环经济发展

(1)联邦政府的示范作用。联邦政府在引导公众和企业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自身参与其中。例如，由联邦政府机构自愿参加联邦电子产品挑战计划，鼓励联邦机构主动购买绿色电子产品，减少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影响，并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处理废旧电子产品。

(2)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各种团体在循环经济领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建立于1978年的全国再生循环联合会，通过向其成员提供技术信息、宣传、培训、教育等方式，支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加强循环利用等活动。一些行业组织甚至在推动循环经济立法、建立行业标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3)公众积极参与循环经济发展。通过宣传活动逐步提高居民的生态意识，并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约束其消费行为，最终使公众自觉而积极地参与到循环经济的发展中来。

二、德国――循环经济实践的开端

德国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技术先进而资源匮乏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开始考虑“循环经济”理念，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德国已成为循环经济最成功的实践者之一。

1、绿色制度的快速建设

德国环境运动的一个特点是陕速制度化。2002年主张生态发展理念的绿党成为德国第三大执政党。绿党上台后，将生态现代化的理念贯彻到国家政治中去，自此，绿色制度建设获得了飞速发展的机会。首先，在发展战略上，把“社会市场经济”学说发展为“生态社会市场经济”。绿党在与社民党共同组阁时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把生态现代化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并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环境立法、环境制度性法规与环境政策。生态社会市场经济是对原有社会市场经济的完善，是德国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也是对原有工业文明的修正。其次，确立循环经济为经济生产的发展模式。德国的《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案》于1996年生效，该法把循环经济定义为物质闭合流动性经济，明确规定企业生产者和产品交易者担负维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责任，规定了废弃物管理处置的基本原则和做法，推动了产业生态化和环保产业化，最终使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融为一体。

2、用法律确定环境保护的目标和标准

德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着手进行环境立法的工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环境保护系统，把环境保护的法规进一步扩大到经济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推动作用。德国曾两次修订其宪法，增加了生态保护方面的内容。德国的各项环保法律都以此为基础，遵循预防原则、谁污染谁治理和协作原则。德国环境法为公民确立了环保的目标和标准，规范了人们在环保领域中的行为和意识。但目前德国更多的是利用“间接法律调控”、运用经济的手段影响行为者的经济利益而达到环保目的，对污染企业或个人禁止的行为采用征税。

3、废弃物的回收和利用

德国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市里和较大的镇上，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1人，属人口稠密的国家。对于德国这样一个技术先进但又资源贫乏的国家来说，恰当处理城市废弃物就显得很重要。德国对待垃圾首先是避免，即从产品的原料到生产过程都尽可能避免产生垃圾和污染物；其次是回收，将垃圾中有用的部分最大限度地再利用；最后将剩下的部分填埋，或者用生物分解、焚烧等方法处理。

德国最早在1972年就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当时，强调了废弃物排放后的末端处理，1986年将其修正为《废弃物限制废弃物处理法》。1991年颁布了《包装废弃物处理法》，1996年，又提出了新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该法成为德国建设循

环经济总的“纲领”，把资源闭路循环的循环经济思想推广到所有生产部门。同时，德国政府还制定了《包装法》这一法规，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德国目前还规定，不允许过多地使用包装材料，并规定各种包装材料要能够使用多次以减少浪费。此外，德国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监督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和处理垃圾情况的部门，生产企业必须要向监督机构证明其有足够的能力回收废旧产品，才会被允许进行生产和销售。

4、国家利用各种方式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

德国人的环保意识很强，这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强化民众环保意识的结果。德国历届政府都采取各种方式在社会上进行环保宣传，利用媒体等舆论工具和其他手段来呼唤民众保护环境，设立专门的环境部门负责环保的工作。政府还特重视对中小学进行环境教育，并通过直接参与环保活动来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

三、美德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点启示

1、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从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来看，首先应重视法律和制度建设。因为发展循环经济涉及方方面面的主体，政府、企业还有民众，这些主体的社会和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在没有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是不可能通过自身解决的，此时，法律或制度的强制作用就非常重要了。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经过了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的，首先在个领域建立一些相关法规，随后才出台整体循环经济法律的立法步骤，有关法律法规经过不断实践、修订，最后形成条款详尽、结构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涉及社会的各行各业，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从单一个体到整个社会。立法是基础，执法同样重要。例如，德国的执法体系是健全而高效的，不但采用先进的现场适时监测、远程在线数据监控、企业数据报表，还有政府管理的执法队伍在污染排放源头实施不定期的监测，保证了法律的严肃。

2、针对性的开发生态技术

循环经济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分表现为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这些生态问题的解决可以绝大部分归结到技术进步上来。如最近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新一轮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技术创新浪潮，在21世纪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完全能够承受为解决全球变暖而需要削减的二氧化碳排放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对于我国来说，环保技术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重视度，而是成本太高。由于投入有限，不仅自主研发困难，而且电造成了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障碍，因此我国可根据实际发展需要，或是自主开发项目，或是和先进国家合作，共同出资，共同派遣工作人员，而不是大而广地开发所有生态技术，做到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最大化地解决环境生态问题。

3、财税政策

循环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的生态要求较高，企业需要付出比线性发展模式更高的资金成本，企业处理废弃物的利益应该得到政府、社会、企业和民众的认可和保障。因此，遵循循环经济发展机制的企业需要得到很好的经营环境和条件，政府可按条件给予一定资金和政策支持，如政府参股、贴息贷款、资源回收奖励、保证金归还、对新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支持以及征收清洁费、污水处理费等，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采取经济激励措施，以期完善我国资源节约使用的措施。

4、加强宣传教育，调动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实施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政府的提倡，企业的自律，更需要提高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政府除了运用经济、法律等行政强制性手段外，美、德、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所重视的舆论传媒等各种宣传手段也非常有效，并且实行官民合作，即政府、企业、公民以及社会团体共同参与解决环境问题。

5、政府和民间团体相辅相成

循环经济的实质就是解决资源的承载力不足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这正是一个政府所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仅靠企业和民众是不可行的，因为企业和民众所考虑的只是与已有关的一个或数个领域，要他们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起始阶段就要求自觉、主动关注和解决资源问题是不现实的，只能靠政府通过宏观管理解决。同时，在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社团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发挥了政府和企业难以发挥的功能，成为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特是像覆盖全德国的非盈利的DSD回收系统、瑞典五大包装废品回收等组织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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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低碳经济发展背景分析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并建立三种碳排放交易机制，遏制全球变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世界各国纷纷建立碳交易市场，扩张规模，以期在这一新兴市场中抢占先机。全球银行统计显示，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达到1500亿美元，超过石油交易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预计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3.5万亿美元（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预测报告显示）[1]。

在全球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自2006年以来，出台多项方针政策，努力推动低碳经济发展。2007年12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着重提出能源多元化发展，不再提以煤炭为主。2009年11月，我国宣布碳减排指标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40%-50%。2011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2]。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碳市场，其交易额为1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仅次于2013年欧盟碳排放交易额为20.3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欧、美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策略分析

（1）公共财政大力支持

发展低碳经济，其经济利益并不能马上凸显，企业受经济利益制约，参与低碳经济意识不强。为支持其发展，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以财政投入、税收激励等机制引导企业和低碳项目的投入。例如英国自2000年至今，已累计投入300多亿英镑，用于支持低碳技术改造。美国政府出资1500亿美元建立“清洁等原开发基金”，计划投入超过900亿美元用于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等[3]。

（2）多项政策保驾护航

不同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财政税收政策发展低碳经济。例如2003年欧盟颁布《欧洲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2007年公布《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2009年成立《关于促进和利用来白可再生供给源的能源条例草案》。美国1997年宣布《碳封存研究计划》；2003年公布《碳封存研发计划路线图》；2005年颁布《能源政策法》；2007年颁布《能源独立安全保障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为各国低碳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引和促进作用。

（3）金融机构深度参与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金融机构低碳经济的参与度都比较高，银行、基金、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都成为碳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业务也渗透到了市场的各交易环节。例如爱尔兰银行开展的“转废为能项目融资”绿色信贷业务，日本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管理的碳基金，法国国有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局投资参与建立BlueNext交易所等[4]。

国外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的启示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我国低碳发展潜力巨大。促进国内碳交易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同样有赖于金融业的积极介入和积极支持[5]。

（1）强化银行低碳理念，开展多元化碳金融业务

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商业银行为支持节能减排项目积极尝试金融创新，并获得了有益的经验和成果。但由于缺乏各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限制了我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上的定价能力。作为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平台，商业银行应通过提供融资租赁、财务顾问、资金账户管理、基金托管等业多项业务，全方位地介入CDM项目的中介服务，从而拓宽中间业务收入来源，逐步优化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争取与国际市场尽快接轨[6]。

（2）促进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参与

在欧、日、美等发达国家，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众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我国目前仅有银行参与其中，证券、保险、基金等机构参与不足。应当借鉴世界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大直接融资的支持力度。例如促进低碳保险产品创新，为CMD项目提供碳交易保险。吸引私募基金的参与，弥补公募基金资源的不足等。

参考文献：

[1]中国碳交易市场深度调研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2013-2017）

[2]施晓春.我国金融业低碳发展战略探讨，[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3）：24

[3]崔新进.化解低碳发展融资难题的国际经验，[N].学习时报2014.6.2

[4]牛慧.碳金融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F].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7）：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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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搭建服务平台。继续完善政务信息网站。由市发改委牵头，有关部门配合，在政务信息网站中及时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各类政策,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成功研究的一些专利技术、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一些投资创业项目等，为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及时提供各类政策以及创业致富信息。明确部门挂点重点企业安商帮商责任。市委、市政府成立安商指导委员会。由市委组织部牵头，每年从全市各经济职能部门中抽调一名副科级领导干部，专门从事安商帮商工作，为企业立项报批、办理证照、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等提供全方位服务，工作与原单位脱钩，年终由企业评议，组织部门考核。同时,建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联系会议制度,坚持每月召开一次联系会议,交流和通报全市工作情况。二是增加工作透明度。进一步加大政务公开力度,按照“既要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又要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的要求，除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不能公开的事项外，其它各类政务查字典事项都必须公开。各单位职能、人员分工、科室布局、办事流程及有关规定，必须公开在本单位最醒目处。汇编成册的资料，要摆在办事群众一眼能看到的地方，单位工作人员要实行挂牌上岗。三是规范办事程序。政府各部门尤其是与客商和群众直接打交道的职能部门，要有明确的办事制度、行为准则和奖惩办法；要推行限时办结制、一次告知承诺制、首办负责制、部门内部会审制、项目备案制。实行重大投资项目集中联审和“一事一议”，统一办理有关证照，开通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做到效率为先，服务至上。四是推行联合执法。重点是推行“一费制”缴费办法。由市监察部门牵头，组织市行政服务中心、工商、物价、财政、法制等有关部门对面向企业的各类收费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梳理出各类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审核汇编成册后，针对企业的性质不同，分门别类印制发放“企业缴费明白卡”，由企业统一到市行政服务中心缴费，并纳入财政专户，严格实行收（罚）缴分离制度，各相关部门不得擅自到企业上门收费。对明白卡之外确需执行的个别收费项目，须报市政府审批后，按最低标准收取，切实做到“放水养鱼”，不搞“杀鸡取卵”。五是实行“六项制度”。实行首查先行责令改正制度、同城一家检查制度、重大投资项目服务效率跟踪制度、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监督员制度、损害经济发展环境黄牌警告制度、投资环境行政问责制度等优化发展环境六项制度。

在优化治安环境上下功夫

一是强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由市政法委牵头，进一步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在火车站、工业园、新城区、农产品示范园区等重要敏感区域设立治安防控点，及时、准确、高效地打击一些黑恶势力和地痞流氓，对强买强卖、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强揽工程、偷盗抢劫、寻衅滋事等破坏发展环境的人和事要做到露头就打，严惩不贷。二是建立公安部门与重点企业定期联系制度。市公安部门要发放《警企联系卡》，不定期开展企业周边村庄治安整治活动，严厉打击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人和事；对涉及企业或投资者的刑事、治安案件，要从快查处，从重打击，切实保护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凡出现涉企治安案件或重大财产损失的，要实行限期破案；允许规模企业设立内部保安机构，由市公安部门在业务上给予指导。三是建立健全执法队伍的管理考核机制。由市政法委牵头会同检察、公安等单位就执法人员的管理，尤其是如何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亮证执法等，制定详细的、可操作性的管理考核办法，加大对各类执法人员的考核和奖惩力度，切实有效解决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作为”和“乱作为”的问题。

在优化信用环境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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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

1、法律法规体系方面

在法治社会，“先进的经济模式要以立法来规范”。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循环经济立法，本文以立法发展比较完善的德国、日本、美国等来看立法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纵观这几个国家的立法，总的来说：立法目的明确、横向和纵向体系完备、结构合理。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个行业法立法模式和混合立法模式。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循环经济的国家之一，其立法模式为单个行业法立法模式，包过法律、条例、指南三个层面，1972年制定了《废物处理法》，1991年制定了《包装废弃物处理法》，1994年制定了《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理法》，经三次修改1996年制定了《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在此基础上，德国于1991年通过《包装条例》，1992年通过《限制废车条例》，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日本采取自上而下的立法方式，分基本法、综合法、专项法三个层面，制定《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在此基础上建立两部综合法：《废弃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在综合法的框架下制定各种专项法律法规，包括：《多氯联苯废弃物妥善处理特别措施法》、《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专门在利用法》、《建筑材料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特种家用机器循环法》等。而美国采取混合立法模式，虽然没有一部全国性的立法，但各个州都有自己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2、循环经济政策方面

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引导作用，制定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政府奖励惩罚政策、政府采购政策、收费政策等相关政策。目前一些发达国家采取的具有不错效果的政策有：（1）征收新材料税，目的是减少厂家对新材料的使用，在生产源头减少资源的使用。（2）征收填埋和焚烧税，从而迫使企业对废弃物进行多层次的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3）征收生态税，目前德国已开始征收生态税，除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外，其他能源都要征收生态税，间接产品也不例外，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4）减税退税政策，美国对购买回收再生资源及污染防治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销售税）10%，日本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限内，除普遍退税外，还按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对废纸脱墨处理装置、铝再生制造设备、空瓶洗净装置等，除实行特别退税外，还可退还3年的固定资产税。（5）垃圾处理预交费制度，一些发达国家采用预交金制度，一部分用于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另一部分用于回收新技术的研究开发。（6）按垃圾数量收费，从而使企业对自己的生产行为负责，促使其减少垃圾数量的制造。（7）废旧物资商品化收费，即对废弃物再商品化收取一定的费用。（8）收取污水治理费，在德国，居民用水中含有污水治理费，市民用水每立方米为7.5马克，其中2.5马克归饮水公司，5马克归废水处理公司。（9）押金抵押返回政策，德国对饮料瓶收取押金制度，很好地减少了瓶子的浪费。（10）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规定政府必须优先采购使用可再生资源的产品。（11）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明确规定了生产者的产品责任和产品使用后废弃物的处理责任。（12）循环目标制度，在开展各项循环经济活动过程中，确立明确、具体的循环目标制度作为导向，有利于实践活动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开展。（13）绿色信贷制度，对采取可再生资源、致力于废弃物回收利用、新节能技术研发的一些企业，提供优惠信贷服务，但同时在对循环经济产业贷款时，要严格把关，防止混水摸鱼。

3、企业主体作用方面

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企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循环经济发展的好坏。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如杜邦公司、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都是很好的企业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在完善本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同时，还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终端产品的生产企业一般都要承

产品回收再利用的责任。无论是生产者责任原则，还是家用电器循环利用的法律规定，都要求生产企业必须按照规定处理和循环利用最终使用后的废弃物。生产厂家有责任回收利用自己的产品，并逐步提高这种回收利用的比例。企业要实行绿色设计，推广清洁生产，建立绿色工业园区，实施绿色营销和绿色管理。同时应强调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中权力和责任的相当匹配，逐步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化、制度化，使得企业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社会价值最大化。

4、社会舆论宣传方面

发展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政府的提倡和企业的自律，同时需要全社会公民的共同参与，政府在对循环经济不断地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高。一些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循环经济的宣传教育，在电视上、报纸上、甚至于街头进行宣传教育，美国把每年11月15日定为“循环利用日”，日本把每年10月定为“循环宣传月”，运用各种手段与传媒加强对循环经济的宣传，提高国民对实现零排放或者低排放的环保意识，从幼儿到老人各个年龄层，在学校、社区、家庭、单位等多种场所进行宣传教育，并且把环保教育列为学校教育，通过小孩来影响大人们的消费行为。同时，由于消费者意识的提高，从而促使企业生产行为的改变，消费者对可再生资源的产品的偏好使得企业不得不生产可再生资源的产品。

5、社会中介服务组织方面

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是政府部门和盈利性部门无法代替的，要是做到循环经济在全国开展，公众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下面具体介绍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些组织建设方面的情况。（1）日本的废旧物品回收情报服务机构。日本大阪有关部门专门建立了废旧物品回收情报服务机构。该机构还出版《大阪资源信息循环月刊》，定期各类废旧物品方面的信息。同时，该机构还定期组织废旧物品调剂交易会，及时沟通信息、调剂商品余缺，推动垃圾减量运动的发展和消费的节约，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2）加拿大的社区服务组织。蒙特利尔市政府定期与社区服务组织签订环境维护与废弃物回收合同，由该组织动员社区群众和志愿者担任区域内环境监督检查工作，协助政府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3）英国的环保团体。该组织是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其职责是对国家制定的环境法的实施过程进行监测，并帮助当地政府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贯穿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项目中去。同时，监督企业以更加积极自觉的态度保护环境，在发展循环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对我国的启示

1、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发达国家从其本国的国情出发，选择适合其发展循环经济的切入点和发展目标，各有特色，但总的来说，发达国家基本上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德国源于本国垃圾处理，然后向各领域扩展，因此也称为“垃圾经济”。二战后的日本实行“追赶型”和“赶超型”的发展经济道路，经济的高增长以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为了解决发展与环境出现的问题，日本提出发展循环型社会的发展目标。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在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转变过程中，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绝不能走发达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寻求综合性和根本性的战略措施来解决复合型生态环境问题。

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首先是从解决消费领域的废弃物问题入手，向生产领域延伸，最终旨在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气”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从当前我国高速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与生态问题来看，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出新兴工业化道路，解决复合型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和谐发展。所以，我国循环经济实践最先应从工业领域开始，并逐渐拓展到包括企业内部循环经济体系（小循环）、产业循环经济体系（纵向中循环）、区域循环经济体系（横向中循环）和社会整体循环体系（大循环）等四个层面。

在小、中、大循环层面上，我国仍存在很多问题：在小层面上，要求企业提高研发清洁生产技术，引进设备，但由于企业为寻求利润增长而引起的外部性问题没有付出足够的成本，有的企业并没有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或是缺乏这种技术和信息的获取渠道，加上政府的赏罚政策并没有落到实处，从而使得他们没有动力去改进生产设备、提高废弃物处理技术以降低环境污染。

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提高政策执行力度，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在中层面上，目前我国国内有一些工业园或企业群的产业链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些不足：生态工业区的共生网络还不够完善合理，产业链还需要加宽加深，整体布局还未形成一种有效的互补状态，各区的建设良好，但区间的联动不足，缺乏自发形成的产业链，多为政府主导型，不能很好地发挥市场作用。在大的循环层面，我国政府只提出了建设循环型社会的目标，但并没有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需要全民的共同参与。

2、制定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虽然已经有《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几部立法，但总的来说立法比较笼统，主要是宏观的一些概括性说法，在微观上并不能够得以实现，立法目的不够明确，没有形成一个法律体系，立法跟实际脱节，甚至有违实际情况，与其他部门的法律法规不配套。我国循环经济立法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立法经验，比如可以制定一个基本法，对总目标进行规范，在此基础上建立各项专项法、基础法等，根据各个行业的污染情况，指定一个立法的先后，可以先在汽车、建筑材料、废旧家电、一些电力行业等进行立法，逐步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但同时我们应注意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区域经济不同，有的是工业中心，有的是金融中心，采取的措施当然有别。因此立法不应太笼统，而应有针对性，防止法律一刀切的情况，要结合各种政策，将法律切实落到实处。

3、提供循环经济政策支持

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尤为重要。与法律法规相比，政策具有相对灵活性和时效性强的特点，因此，在制定一些政策的同时，政府应该看到，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初期可能会出现短期的“不经济性”，但长期却是“经济性”的，这就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重视和推进循环经济的建设，增加公共投入，制定战略计划，并且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监督体制，保证这些政策能够顺利的得以实施。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将法律法规与政策良好的结合，保证在法律法规的体制下，将各种政策落实，切实地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对个体回收人员的清理整顿，建立统一管理和规范化再生资源回收队伍，这都是我国特殊国情下可形成的循环经济政策。

4、鼓励公众参与绿色消费

发挥消费者和普通民众的作用，进一步进行宣传，变政府节能环保为全民节能环保，这对我国的节能生产、清洁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资源人均相对匮乏，因此提高我国国民的忧患意识也必须是宣传教育的一个重点，从而激发各种社会资金力量，为循环经济建设服务。

5、加快建设社会中介服务组织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时间并不长，没有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完善体系，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一些专门的中介服务组织还很少。同时，一些已经建立的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政府的宣传鼓励也不够。因此，首先，我们有必要加快建立国家性和地区性的中介服务组织，尤其是信息服务机构，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及时提供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和服务，并为政府制定法规政策和企业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等提供决策依据和服务。其次，各地方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发挥社区服务组织的作用，使政府的有关法规和政策通过该组织得到贯彻和落实。而且要积极支持现有的环保团体的发展。目前我国的环保团体还主要局限于北京，而且这些团体在组织资金、人才方面还十分欠缺，使环保团体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因而应从政策上对其进行鼓励和支持，加快人才的培养，促进其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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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晶、曲福田：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内涵及其构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

[3] 刘凝霜：对我国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点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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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和提出依据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循环经济以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20世纪70年代开始，循环经济已逐步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

循环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简言之，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它是实施可持续战略必然的选择和重要保证。

（二）、循环经济提出依据

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发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国外循环经济发展的经验做法

（一）、政府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政府重视立法。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循环经济系统正变得越来越成熟，德国的《废弃物处理法》最早制定于1972年。在主要领域的一系列实践后，1996年德国提出了新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建立了系统配套的法律体系。欧洲其他发达国家也正在着手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社会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跨国企业重视循环利用。例如，世界500强的美国沃尔玛百货重视回收循环废旧物资，将其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基本思路。公司所有的沃尔玛连锁企业，包括购物广场、山姆会员店、配送中心、家用品及办公用品店等，都对纸箱纸板、塑料购物袋等进行回收。沃尔玛在商店的顾客服务中心设立了废旧电池回收箱，一年回收的废旧电池高达1800万节，利用再生的镉制造新电池。

（三）、部门与行业间的协作不断加强

瑞典实行的“生产责任制”，让废气包装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循环利用。瑞典工商界各行业协会和一些大包装公司成立了5家专门的包装回收公司，还共同组建了REPA公司作为其业务的服务机构。会员企业交纳的回收费和回收包装再利用的销售所得，被用于在全国建立和维持一个完善的分类回收体系以及开展包装回收知识宣传等活动。

（四）、国民积极主动配合。

在韩国首尔，为了加强对生活废弃物和垃圾的管理，推行法定卫生塑料袋，实施一种叫“垃圾终量制”的措施。每个区政府都分别组织生产卫生塑料袋，并印有本区的标记，通过商店销售给居民家庭。居民使用本区的卫生塑料袋为法定义务，不得违反。在日本，消费者必须为废弃家电的回收利用承担部分费用，消费者在废弃大件家电时，都会打电话给家电经销商，由他们负责收回废弃家电。家电经销商将废弃家电集中起来，并送到主要由家电生产厂家出资设立的“废弃家电处理中心”，将其分解，并按资源类别进行循环利用。

三、我国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启示和途径

（一）全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

根据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我们必须规范政府发展的目标，有效地将政府的发展规划置于符合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境地之中。世界银行在1997年推出了“绿色GDP核算体系”。我国应当坚进一步善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加快制定绿色会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绿色质量制度、绿色竞争力指标制度等。新的评价方法和考核制度有利于使政府行为的合理化，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二）加快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系统地出台循环经济法律，对发展循环经济和建立循环型社会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日本、德国，美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走在世界前列，促进了人们在生产、流通、消费、废弃整个过程中对物资的有效利用，极大地推动了发达国家国内的循环经济的发展。我国建立一套绿色保障体系，包括财政、税收、价格、金融、产业、技术等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技术政策，让循环经济型企业得到更多制度保证。

（三）部门、行业和企业建立技术支撑体系?

我国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某些技术上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总体上看，循环经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明显滞后。例如我国的废物和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虽然已经有了基础，但技术含量低，废旧物资被降级使用，没有发挥循环经济的最佳效应。因此，应加大创新力度，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资源、能源的消耗及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研究开发一批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平台性和共性技术，确保资源、能源获得最有效的利用。

（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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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5-0073-08

一、问题提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洋能源的开发利用道路上，各国普遍面临着技术不成熟、成本较高等困难，导致海洋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存在难题。解决难题就需要进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源泉在于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在于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于高等教育。因此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吸引了高校、企业与科研机构。产学研合作联盟是利用高校与生产、科研等单位在人才培养方面各自的优势，把以课堂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教育环境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能力为主的生产现场环境有机结合起来。虽此模式发展速度较快，但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很多高等教育院校对此模式的实施还处于形式化阶段、企业参与积极性缺乏、成果转化率低等。因此，如何提高产学研合作联盟成果的转化率、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关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二、文献回顾

产学研合作联盟热潮的掀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在政府的引导下，将产业界与学术界紧密地进行结合，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服务于经济发展，成为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早期的探索性研究，集中于通过科技创新的间接影响来改善产业界与学术界的沟通，认为这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联盟将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1]。Eliezer Geisler等将构建产学研联盟的影响因素细化为5类，其实证结果表明联盟领导者的属性特征是联盟早期成功的重要影响变量，而企业内部管理因素是联盟后期成功的主要作用因素[2]。而Magnus Klofsten和Dylan Jones-Evans针对小型科技企业，将影响因素分为企业家能力、新业务研发、发展规划和管理方式4类，得出成功的关键在于满足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实际需求，建立核心明确的合作团队，加强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密切联系与信任度等[3]。因此，产学研联盟在不同阶段可以选择最佳的运作方式来进行适应、变革等，重新界定其战略目标和长期运行方式[4]。成功的技术转化是产学研联盟最终成果的表现形式，而进行成功地技术转换需要遵循几个重要原则[5]，还需要制定产学研联盟内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研发蓝图，研究研发技术转化理论，实际增强企业的业务能力与技术竞争力[6]；另外，仍需形成一套真正意义上的产学研联盟技术转化效率评价方法，并对研发效果的优缺点及其延拓性进行研究[7]。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产学研结合成为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产学研合作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子体系，对科技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通过产学研结合，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强有力的产学研联合机制[8]，牢牢把握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原则[9]，构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形成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实现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共同的利益。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知识创造与科技成果转化正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企业的根本出路，产学研一体化也就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段淑芳以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科技创新特征为出发点，分析了产学研联盟科技创新的动因和优势[10]；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产学研合作探索阶段，产学研各方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合力，部分学者先就地方经济实际情况，对影响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11]，并提出相应的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那么，产学研合作联盟是否能够真正意义上促进科技创新，将以怎样的形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已有文献较少对产学研联盟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分解。本文深入剖析产学研合作联盟内部的运行现状与运行机制，通过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产学研联盟的实证分析，挖掘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分析各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差异，有针对性地探寻符合实际的政策建议，从而为政府制定经济发展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是我国在2003年初开始进行探索与研究的，本文选取2003-2011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R&D人员数量作为分析数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来源于2012年《山东统计年鉴》以及山东省蓝色经济区内青岛、烟台等六地市2004-2012年的统计年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是通过山东省统计信息网取得，并都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平减，消除物价变动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来源于山东省及各地市统计信息网和人民政府网获得；R&D人员数量来源于山东省统计信息网和山东省各地市统计公报。由于部分年份的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和R&D人员数量数据丢失，因此，本文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T=3）进行前推估计，多参数的均方误差（MSE）比对后，决定采用α为0.9的二次指数平滑估计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和R&D人员数量部分的缺失数据。

（二）变量

本文选取的变量是根据“产学研”模式来进行的，地区的生产总值可以综合性地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财富（物品和服务）的总和，是衡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指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晴雨表，来反映地区经济的发展基础情况；高新技术产业是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形式，技术的创新只有通过在高新技术产业里得到实际应用，才能最终实现由学术研究到经济产出的升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绩效最有效的评价指标，代表了技术创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贡献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用高新技术产值来对“产”进行代表性分析；在我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中，高等院校的发展是推动国家及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助推器，高等院校作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力量，是推动国家高新科技创新和发展的主力军，高等院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重要基地，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是其成果的载体，所以用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用来对“学”进行代表性分析；R&D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R&D人员作为主要知识型员工，是高新技术创新工作的主要操作者和实施者，因此R&D人员是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推出原创性成果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人才，用R&D人员数量用来对“研”进行代表性分析。

（三）研究时段

选取上述时间段的数据原因有：①在1999年教育部和科技部开始了推进大学科技园的建设，2000年部署国家的大学科技园建设试点工作，大学科技园才得以在国家的层面上参与创新体系的建设，直至2003年大学的科技创新才有了进一步发展，产学研合作渐渐形成了具有高校学科特色的学科优势，对高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特色的培养目标等有着颠覆性指导和决定作用，特色专业、学科的优势尤为突出，因此，选取此时间段的数据进行分析才更具有代表性；②地区的生产总值在在目前的经济指标体系中，是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好代表，选取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数据是由于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体现一般都会在具备高新技术的大型公司得到最好的发挥，R&D人数也正是科技创新人才的最好载体；③综合数据的搜集与需要的各种因素，本文最终选取了上述时间段的数据。由于所选取的数据数量级较大，对被解释变量与各解释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处理。

另一方面，近年来政府大力提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教育经费支出渐增，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的成本大幅降低、各种形式的奖学金的发放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高校在校人数的增加事实上将导致GDP的减少。

对于变量R&D研究人员数（RD）来说，系数只有04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余各年份均不显著，即认为RD对GDP的变动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另外，仅从系数数值的角度出发，其正负不一，往往是由于变量间的共线性所导致。显然，高等院校在校人数（UP）与R&D研究人员数（RD）存在一个正的共线性，这部分重叠的影响也对UP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9，2010年系数不显著）。因此，总的来说R&D研究人员数对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对于科技部积极筹划和组织科技体制改革，鼓励科技人员服务企业方面，山东省亟需加强相应的政策、制度支持，不单单要增加科研人员的数量，还要对科研人员的产出质量，即其研究成果服务于企业的实践的能力进行提高，从而带来GDP的增加。

在不考虑其他效应（本文为固定效应）的影响下，产学研合作模式中“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说明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也促使我们应积极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强对高科技企业的支持，进而促进产出的整体增加。“学”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影响，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其背后的原因，这也不得不促使我们对产学研联盟的联合效应作出考虑。目前，山东省乃至全国对于高校学生进驻企业进行实际操作往往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上，没有真正意识到其必要性。高校应当多开设实验课，或者是建立实验教学中心，聘请企业的工作人员来为学生营造一个模拟的实际工作环境，这不仅仅能为学生对于其书本知识的实际运用提供一个良好的渠道，还会提高企业与高校的联合，为企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随着国家对科研的大力支持，并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研”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应当引起政府的重视。

整体来讲，目前山东省的产学研合作联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形成，科技生产对于GDP的贡献独立的显现出来，而没有“学”和“研”相互交融贯通，联盟的整体效应还没有产生，山东省仍处于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初步探索阶段。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2011年开始“学”已经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了，且贡献幅度同“产”相当，这得益于部分高校已经着手与企业的联合，开展企校联合办学模式，企业为高校学生提供实际工作的机会，而高校也为企业不停地输送高素质的人才。产学联盟的初步形成，将为企业和高校带来一个双赢的局面，一方面企业能够寻找发展瓶颈的知识来源，使用学校的特殊设备等。这方面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相当重视，甚至形成一种义务制的产学联盟，制定政策法规，实施产学研联盟合作项目，力求使产业界的发展依靠学术界的人才资源与技术成果优势，学术界、科技界的研究工作能适应产业界（刘本盛）[12]，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和高校学生的双向发展，为我们产学联盟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示范作用；而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增强师生接触实务、的机会等，可见学校与企业同样有强烈的合作动机。另外，在产学联盟中，还不牵扯利益分配、资金管理等问题，而在产研联盟中，却显得略为突出，需妥善解决好知识产权、利益分配问题。一方面在利益分配问题上，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往往缺乏正式的利益分配机制，科研人员大都利用闲杂时间参与企业的研究创新工作，并且研究以追求成果为目标缺乏成本观念。另外，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目前呈现科研人员与企业的单向来往，而忽视背后机构的理念，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借助与企业的合作来为自己申请科研项目，这对于联盟的整体发展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这种委托开发、联合开发的模式尚未完善，何谈共建甚至是技术创新联盟的创建？反过来企业的核心观就是“利润最大化”，产研联盟需要最大程度上为企业带来利润，并将成本控制最小化，如此企业才会心甘情愿地“掏腰包”供科研人员从事技术创新工作。产研联盟会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专利归属问题，企业对于专利的渴求不亚于科研人员。对于企业来讲，专利代表的就是“利益”，企业与高校的联盟是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增加自身利益，科研人员对于专利的认可也不言而喻，因此如何合理地应对专利归属问题，也是目前产研联盟发展道路上的荆棘。

可见，在产学研联盟探索的初期，产学研联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三赢”局面，随着产学研联盟的发展，联盟内部分化的局面应当逐渐地改善，形成统一的整体，如2006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部委联合成立“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协调指导小组”，2009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都明确提出要加强产学研密切合作，拓宽大学生校外实践渠道，推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等，使产学研联盟能够真切地上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生产、教学与科研支持。

在分析了产学研联盟中各变量对GDP的影响后，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内部各城市以及不同时点，产学研联盟对GDP所产生的固定效应上。表3展示了各城市产学研联盟整体对GDP所产生的固定效应，即由于各城市自身发展状况的不同所带来产学研联盟对GDP贡献的差异。我们从表3中可以直观地看到，青岛、烟台、潍坊的产学研联盟对经济发展均产生正向的冲击，而东营、威海、日照却产生负向的作用。单就正负向冲击来讲，青岛、烟台、潍坊是山东省“老牌”的经济大市、强市，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追求经济质效的提高，不断推动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的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途径，也体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精神。东营、日照、威海的产学研联盟对经济增长目前还处于一个负向冲击中，可以理解为其产学研联盟目前还没有形成，技术竞争力较差。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东营虽然是老牌的经济大市，但其主要依赖于自然能源―石油，而自从“十二五”规划后才逐渐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日照和威海成立时间较短，经济尚处于追求“快”增长的阶段，产学研联盟的发展应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展开，用“两条腿”走路既可以提高大步走的效率，又可以避免经济增长后反表3城市个体固定效应系数城市名称城市个体固定效应青岛0.7277 烟台0.4041 潍坊0.1573 东营-0.1059 威海-0.2809 日照-0.9024 补经济发展质量的局面，产学研联盟将作为重要的技术支撑，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另外，青岛的固定效应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市，这将使其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产学研联盟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为其他城市提供典型示范，带动整个经济区产学研联盟的发展，并逐渐与其他地市的产学研联盟结合，推动山东省整体产学研联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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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英国能源的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到了低碳经济一词，随后世界各国纷纷效仿。简单来说，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碳排放以及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能源需要被高校利用，新的清洁能源急需开发，绿色GDP概念也被提出。

一、西方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经验介绍

纵观全球，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较早，因此，低碳经济最早在这些国家应用与实践。

首先来看英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英国是低碳经济理念的提出国，因此，它也是最早开展低碳经济的国家。目前，英国对自身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是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到2050年时减少60%，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看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在英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激励机制是重要的关键一环。总的来说，英国的低碳经济模式就是以激励机制为中心，分别实施气候变化税制度、气候变化协议、碳基金以及碳排放贸易机制等四项重要举措。

其次来看德国，2004年，德国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确定清洁电能的使用率由2004年的12％提高到2020年的25％－30％；2006年8月，德国提出了《德国高技术战略》，透过加强创新来减少工业生产中的环境污染；200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在“高技术战略”的总体框架下制定了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在“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下，德国政府发展低碳经济主要是三方面渠道，即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在这三条举措的落实下，德国的低碳经济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最后来看意大利，1992年，意大利开始实施所谓的“CIP6”机制，规定购买价格来支持国内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建设，保障了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渠道。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还分别制定了“绿色证书”与“白色证书”制度。目前，意大利已出台一份《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规划》草案，有望明年1月通过审议出台，该规划旨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创建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天然气市场，提出太阳能发展的突破性目标，到2016年意大利实现装机总量23吉瓦，意大利光伏产业的发展值得关注。

二、低碳经济对中国发展的作用与意义

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发展瓶颈，产业机构急需转型升级。面对先前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与能源高耗问题，低碳经济无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受制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不断增大。众所周知，我国是石油的进口大国，在先前以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下，造成了我国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据统计，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单位GDP的碳排放量非常高，为西欧国家的1.6倍，日本的1.69倍。从以上数据来看，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

另一方面，能源形势不容乐观。尽管我国的能源非常充足与丰富，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能源储备规模较小，能源约束矛盾突出，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波动影响我国能源稳定供应水平。可见，我国这个能源大国背后的能源形势并不乐观。

此外，生态环境也日益破坏。前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的过度利用、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基础之上。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资源的开采，大量耕地被占用破坏，生态环境得不到有效保护。沙尘暴、水资源以及洪涝等环境问题深深困扰着全国各地区的发展。

三、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与对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当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上，也要做足功课，选好良策。

（一）加大政策与法律层面的支持力度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与法律的支持。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与《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先后出台，这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埋下了良好的伏笔。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还需要在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开发绿色能源等方面进行政策支持与引导，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2012年，《中国的能源政策白皮书》出台，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力度的不断加大，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减少提供了正确导向。

（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

现阶段，国内工业企业的发展还离不开石油等碳资源的支持，利用绿色能源进行代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我国的能源系统效率为33.4%，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对此，我国可以效仿西欧国家，实行奖惩激励制度，执行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制度，健全审计检查体系，推广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提高我国能源利用技术。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口号，而其也是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必要环节。对此，优化投资结构，实现产业结构与能源政策导向的有机结合，把更多的投资引向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领域。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特点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众所周知第二产业是以工业为主，能源消耗量大，对环境的污染也较重。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来看，未来的产业结构应该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一二产业为辅，而这正是我国急需转型调整的方向。

（四）加强绿色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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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6－0009-06

一、县域经济及其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和财政体制“分灶吃饭”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各地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和地域优势积极发展本地经济，国民经济发展在区域结构上出现新的不平衡态势。县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区域单元，是政权组织的基本单元和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作为国民经济主要基础的县域经济，因其基础性、区域性、层次性、综合性、枢纽性、农村性、集聚性、扩散性等特点，成为地方经济的核心。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不平衡性和自组织性。中国有2052个县域，从地理条件讲，有山区县(占43％)、丘陵县(占26％)和平原县(占31％)；从经济特征讲，有沿海开放县、城郊县、传统农业县、山区县和牧区县等。县域经济间发展差异甚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显：从经济系统的时空演化阶段看，有传统阶段(城乡分离，自组织发展)、发展阶段(城乡对立，向心运动)、一体化阶段(城乡融合，和谐发展)；从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的演变上看，有资源开发型、资源开发与加工并重型、工贸型；从区域比较看，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中部次之，西部落后；从发展现状讲，有富裕县、发展中县和贫困县。据200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县域人均GDP占全国人均GDP的74.8％；人均GDP最高的100个县域是最低县域人均GDP的15.1倍。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发展。发达县域可能在政策、资源、区位上各有优势，但组织者的努力和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一些县域经济成功发展之路，被称之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所谓“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

最早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倡导模式研究的教授说：“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家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主要有“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巩义模式”、“农安模式”、“义乌模式”等。这些模式是各县(市)在发展经济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促进中国县域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具体经验模式分析

(一)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是教授1983年在其《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传统的“苏南”指苏锡常三市，教授“苏南模式”意义上的“苏南”范围更广一些，包括南通和浙北的嘉兴、湖州等，现在理论界讲的“苏南模式”，区域已扩展到苏中的扬州、浙江的杭州等。

“苏南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是一种重点探索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经济为主体，以规模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支撑，以鲜明特色和优势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苏南模式”有以下优势：1.通过发挥政权的力量以及政府的信誉优势，把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迅速地形成生产力；2.农村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各产业之间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协调关系，从业人员报酬得到了兼顾，使大多数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富裕起来；3.地方政府掌握了积累的支配权，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包括交通、邮电通讯、城镇建设、医院、学校、文化娱乐场所、宾馆等，都由政府统一规划并实施，促进了社区的繁荣；4.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着经济决策权，为基层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物质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号召力和控制力。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发展，“苏南模式”的一些弊端日益显露：1.产权不明，政企不分。“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乡镇企业推动，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甚至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干部经济”、“政绩经济”模式。苏南乡镇企业是党、政、经、社四合一，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这同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相矛盾，不仅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企业运行机制，而且阻碍了企业家市场的形成。更为严重的是，谁对集体资产真正负责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虽然有的大企业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观念没有从根本上转变。2.投资主体过于单一。集体的负债率普遍较高，甚至有个别地方是全乡(镇)性的资不抵债，同时民间资本积累又相对不足，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调整还是经济结构调整要迈出大步都存在着较大的难度。3.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轻纺化纤、机电等支柱产业趋同，重复建设、小而散现象比较严重，企业集团化步伐缓慢，第三产业不发达。产品结构层次低、初级产品多、最终产品少、产品附加值低，企业规模效益不明显，不利于国际化竞争。4.区域要素市场发育滞缓。苏南有形市场比较发达，但生产要素配置仍在政府主导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尚未发挥。5.由于长期实行的是地方政府无所不包的推动，因而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养成了一种依靠心态，自主自立意识和竞争风险意识不强，缺乏一种资本投入的冲动。6.狭隘的“社区拥有”观念严重束缚着各级政府，阻碍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社会流动。

(三)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最早是由新闻界提出的。“十五大”以后，官方文件正式将“温州模式”作为成功范式宣传推广。“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以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

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从组织路径讲，“温州模式”是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而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代表了中国欠发达地区在条件落后、交通闭塞、缺乏城市带动和辐射的地区，通过自发的市场取向改革，发展商品经济，改变贫穷落后，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子。“温州模式”的区域范围现已扩展到台州、金华、宁波等地，有人主张改称为“温合模式”，甚至有人认为称“浙江模式”更合适。

“温州模式”相对于“苏南模式”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它以家族企业为主体，以外向性经营为特征，重视品牌经营，形成一个强大的区域产业集群。因此，有专家认为“温州模式”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内在的必然性，接近于自由竞争的初级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温州家族式私营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协作，使每个中小企业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低成本潜力的挖掘，形成强大的企业品牌群，进而结成强大的行业或产业品牌优势，最终汇集成区域品牌优势。大量的企业集群加之合理的分工协作，以及品牌、技术专长等无形资产的共享，产生诸多协同优势。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构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主体。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温州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县域经济间发展不平衡。目前温州全市仅温州市区真正算得上发达地区，乐清、瑞安、平阳属较发达地区，而洞头、苍南、永嘉、文成、泰顺5个县则一直属于欠发达地区。同一区域，县域经济间不能协调发展，说明发展的组织途径尚需完善。2.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较快，但相比之下，城市建设则受到行政区划和土地、水资源等诸多限制，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温州是浙江省确定的3个省域中心城市(杭州、宁波、温州)之一，但温州的城市化水平与杭州、宁波相比差距甚大。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的基本保证。要进一步提升温州工业化水平，发挥温州对浙西南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当务之急就是把温州市做大做强。只有这样，温州才能充分发挥它对所辖各县(市)，乃至浙南、闽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县域经济协调发展。3.外向型发展过快，内源经济跟不上。“温州模式”的形成主要在温州之外，300多万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欧美各大城市几乎都能看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州人，但温州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却不多，存在明显的“三少一多”，即上规模的企业少、引进外资少、上市公司少，低水平重复的家庭作坊和私营企业多。资本和人才外流导致“产业空心化”，近几年来，温州市约有1000家企业到上海建立总部或研发中心，其中，整体搬迁到上海的企业约有500余家；温州流到外地(包括办厂、置业、买房等)的资金约1000亿元。企业外拓，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但也可能导致本地经济发展搁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4.企业管理制度落后，家族式企业比重较大，大部分民营企业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大距离。家族制是企业开创时期低成本组织资源的比较选择，但规模经营和国际竞争必须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目前，温州家族制企业产权主体过于单一，股份过于集中，给企业的资产兼并、联合及股权转让带来诸多问题。5.产业结构滞后。温州经济主要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产品大多是纽扣、眼镜、拉链、徽标、打火机、鞋帽服装之类小商品，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化竞争。

(三)珠江模式

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将广东珠三角4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总括为“珠江模式”，与前两种模式合称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南海模式”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顺德模式”、“中山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主，经过改制后逐渐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东莞模式”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美、港、台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时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做OEM，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集体经济转制形成的民营经济为主体，通过“三资企业”，依托外源型经济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相比前两种模式，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是私人发动型，“苏南模式”属于政府发动型，“珠江模式”则兼而有之；从筹资途径看，前两种模式倾向于资本自给型，而“珠江模式”是依靠外资型；从体制变迁的路径看，“苏南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模式”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珠江模式”是兼而有之，由于地缘因素，“珠江模式”更具有“外来冲击一内部回应”的制度演化特征。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策优势的淡化，“珠江模式”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顺德家电企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提升乏力，中山曾经的优秀国企被体制拖住了后腿，南海“小打小闹”依旧，东莞则开始遇上产业空心化的危机。原因有三个方面：1.企业规模偏小，集团化步伐缓慢，在全球化背景下同跨国公司竞争处于明显弱势。2.投资推动非常明显，有的地方甚至将经济发展等同于招商引资。3.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前店后厂”，实际利用的是廉价劳动力，没有达到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企业研发能力低，大多是生产中心，技术价值所占比重很低。4，社会管理体制配套改革跟不上。珠三角经济奇迹是和外来工的廉价劳动分不开的，目前经济市场运行的束缚在珠三角已不是问题，但大量外来工的社会待遇和收入保障却没有配套解决。5，区域文化转型滞后，导致域内外意识矛盾和劳资冲突的加剧。

(四)晋江模式

“晋江模式”是“珠江模式”的扩展，即以侨资侨力为依托、以外向型为特征发展开放型的县域经济。但“晋江模式”也有自己的特点：1.外资规模经营。目前有晋江的海外和港澳台同胞有200多万人，数倍于本地人口；外资企业已近2000家，且大多是规模性企业。2.经营多样化。目前晋江已形成了鞋帽、服装、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玩具、电子机械等产业。3.产业与市场互动。其陈埭鞋原料市场、磁灶建材市场、安海糖烟酒市场、福埔车辆机电市场、英材布料市场、华册水产品市场均为辐射全省、全国的专业化龙头市场。4.有独特的文化支撑。闽南是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福建帮”的大本营，闽南人作生意敢闯、敢干，晋江商人在长期经营中形成“诚信、创新、开放、谦恭”的优良品质，这为晋江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五)巩义模式

“巩义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后被舆论界倡导的第一个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模式。“巩义

模式”是通过抓好县属工业而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巩义坚持工业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把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的先导和中轴，县内外优势资源锁定和聚集在这个中轴配置。项目建设集中于煤炭电力、金属冶炼、水泥建材、化工化纤、机械制造、耐火材料和电线电缆等7大行业，形成工业企业6 700多家，已建成企业集团25家，上市企业2家，纳税超千万元的企业10家。工业的发展使巩义的综合实力居河南省县域经济首位，号称“中原第一县”。目前，全国搞“工业强县”比较成功的还有山东高唐、河南济源、吉林洮南等。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巩义模式”存在明显的不足：1.城镇化水平跟不上。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基本保证，工业化通过城镇化实现规模和社会效应，进而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向和谐文明的现代化迈进。2.产业集中度差，竞争优势不明显。目前，巩义的工业无论是布局还是结构都相对分散。县域经济资源有限，工业只有集聚，才有竞争力。3.农业产业化步伐缓慢。县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只有农业产业化充分发展，工业经济才有稳固的基础，县域经济才算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六)农安模式

“农安模式”是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因以吉林省的农安县为代表，故称之为“农安模式”。江西遂川、江苏射阳等县域经济发展也归于此种模式。

目前，“农安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农业产业化组织途径问题。由于体制原因，目前中国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很不完善，中介市场严重缺失，从根本上影响“农安模式”的发展。2.主要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因而附加值偏低，影响了资本积累。3.产业科技开发投入偏少，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够健全，农产品更新换代步伐过慢。创新的方向是：加快培育、引新品种，继续向专、高、特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深度，迅速提高产中的附加值。由于县域经济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职责，农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基本保障，解决“三农”问题归根结底还必须以农业为根本点，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因此，“农安模式”是需要强调并值得向全国推广的模式。

必须强调，县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为主导，但不能偏离工业化的大方向。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主题，是现代化不可超越的阶段。工业化不等于大力发展工业经济，但必须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可以通过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集约化、科技化、信息化，强化农产品的深加工，使粮食成为工业原料，推动食品工业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七)义乌模式

“义乌模式”是通过兴办专业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基本内容可以总结为“建一处市场，富一方经济，活一方流通，带动一方产业”。义乌发展的成就是辉煌的，1978～2000年，义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2.9％，总量增长了92.2倍。重要的是，义乌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培育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绩效最好的小商品市场。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面积26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5.8万个，经营人员20多万人，市场内汇集了34个行业生产的1 502大类、32万种商品。在义乌，2.5万家工业企业以全球最低的价格提供着全球50万种商品目录中的32万种商品，每天接待客人20万人，1 000多个集装箱每天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 000多名客商常驻义乌。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与义乌市场有联系的经济主体和区域，包括前向的产业支撑区域和后向的产品销售区域，形成了一个以义乌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分工合作与交流网络。网络成员或借助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这一平台，把自身的产品销往各地，或通过义乌市场，采购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小商品。义乌作为一个流通枢纽，把国内外的许多贸易商与生产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区域分工合作网络，专家称之为“义乌商圈”。目前依靠专业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还有山东寿光、河北辛集、广东普宁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义乌模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必须高度重视以市场为中心的多个“产业链”的培育，使商务活动的各种要素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2.必须大力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包括商业经营人才、市场管理人才、中介人才和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3.进一步增强市场辐射力，最大限度地扩展区域联动。

除以上几种模式外，目前还有一些依靠本地独特资源，或采卖、或加工而积累资本发展县域经济的资源开发型模式。但这些模式依赖的资源不可复制，故此类模式不具备推广性。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转变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初级化资源依赖型发展思路，强调向依靠科技创新、产业化推动、市场开拓的方向发展。

三、经验模式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模式”既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区域历史文化的产物，更是当地自主探索的成就。必须强调，以上所分析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经验模式。所谓经验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自主探索形成的，不是在体系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形成的。这些经验模式，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相对优势基础上，只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不具备广泛的推广性。必须承认，这些模式本身就是创新。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人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模式是体制和比较优势发挥的结合物，分析、借鉴这些模式的成功之处，对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集聚后发优势和全国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模式也许会消失，但区域比较优势永远存在。县域经济组织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地实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将科学发展观和中国县域经济实际相结合，是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我们分析研究模式，就是为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理论提供实证素材。“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

模式是特定条件的产物。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会有统一范式，县(市)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变化的环境中持续探索。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和体制改革、宏观环境以及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体制改革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根本动力。目前，要促进县域经济可持

续发展，以下的体制改革必须提到日程上。

1　城乡土地二元管理体制问题。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功能，是县域经济发展最基本的依托。中国的土地在所有制和管理结构上是城乡二元化的。城市土地是属于国有的，而农村土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权已经可以市场交易，但农村土地却不能市场化交易。城乡二元化的土地管理体制以及对农用地实行的用途管制，不仅使县域经济发展在资源利用上受到根本性的制约，而且也是导致官员腐败行为和侵农行为的重要根源。农业用地不能市场化交易，使县域经济发展最大的依托资源不能从根本上盘活，直接制约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发展，也使农村人力资源素质难以从根本上提高。

2　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指标。中国的农村社会保障目前是在艰难中开始，截至2007年，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5171万人，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才391万多人。目前，紧迫的是如何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和县域经济组织发展有效结合起来，更新思维，转变传统的社保理念，有效解决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滞后的矛盾，在理论上解决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收益制度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联系的问题，让几亿农民真正感受到社会进步和政府努力给予他们的生存关怀，奠定县域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