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艺和茶文化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茶艺和茶文化，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本文所要探讨的黑茶文化旅游，是将黑茶文化与旅游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的一种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将茶园秀丽的自然风光、茶产品的生产制作、茶艺展示和茶文化品评等融为一体，其茶园及周边的山水风光是基本的地理环境，茶叶生产是人为的物质环境，产茶区遗留并保存完好的古文化遗址是良好的历史环境，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是活化的景观。笔者对这些环境和景观进行整合与科学研究，力求开发出新的旅游产品与旅游方式，以期能为人们提供高雅的休闲场所、丰富的体验场所以及寓教于乐的求知场所。

一、安化黑茶文化起源及发展

安化黑茶是指用安化特定区域内生长的云台山大叶种鲜叶等为原料，以特定加工工艺生产的黑毛茶，以及用此黑毛茶为原料生产的品质独特的黑茶制品，特有的保健功效和独特的风味已经使其成为益阳地区的地理标志产品。益阳黑茶最早产于15世纪后期，通常经由湖北运销北方和西北，后经过茶商和市场的长期甄选，安化黑茶逐渐为广大茶客所知。20世纪50年代由于海外市场的征购，这一在安化山区的奇珍得以重现，被视为绝产的传统工艺商品。黑茶醇厚回甘的滋味不亚于当年大行其道的普洱，其淳朴的工艺和历久弥香的特性正好暗合中国人以和为贵的思想精髓，难怪被称为“茶文化的经典，茶叶历史的浓缩，茶中的极品”。

二、安化黑茶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益阳采用黑茶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方式，整合安化茶马古道和与黑茶种植基地、传统工艺、采茶品茶等资源，赋予旅游功能和要素，打包成黑茶文化旅游专项产品。益阳市已经规划设计了集山乡巨变第一村、桃花江竹海、安化茶马古道等景区于一体的“三点一线”重点旅游线路，近年来“弘扬黑茶文化，推动茶旅互动”已经成为推动益阳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着力打响“茶马古道”“安化黑茶”的旅游品牌，让黑茶成为安化及整个益阳地区的旅游名片，以茶为媒介推介当地的旅游景观，事实证明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10年，整个安化县的接待游客人次首次突破150万，旅游总收入约达到7亿元。

三、空间结构优化视角下的黑茶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对策

（一）茶文化与旅游资源的融合

1.开发生态茶园，吸引游客互动参与

益阳是湘中地区的旅游胜地，这里山清水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极为丰富：拥有雪峰湖地质公园、六步溪原始次森林、桃江竹海等自然景观；拥有清代陶澍墓、清代木孔土塔、清代梅城文庙武庙、茶马古道等历史文物古迹。其中，安化县生态环境良好，适宜黑茶的生长，所拥有的优良茶树品种也保证了该地能够出产优质黑茶。除了以上天然的优质环境资源，安化还是梅山文化（荆楚文化的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俗风情和黑茶文化一起构成了黑茶文化旅游的基础。

从这些自然属性、文化风韵着手，可以开发具有观赏及体验与一体的绿色茶园。结合旅游路线，选择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段，以怡清源生态优质茶基地作为开发的示范点。茶园可以提供经典采茶工具，推出特色民族采茶服装。除了观赏茶园优美的景观，游客还可以参与采茶、品茶等互动环节。这样既可以让游客欣赏到不一样的自然景观，还可以增强对黑茶的了解，进一步产生对黑茶品质的信赖感，以此吸引更多游客前来黑茶的原生地。游客在生态茶园中不但能够品评茶文化，还可以了解梅山文化，这样生态茶园就成为了解当地文化的生态文化园。

2.黑茶文物古迹、史料众多，可开发茶馆、茶博物馆

由于黑茶生产历史悠久，安化有很多与茶有关的文物建筑，如茶亭、茶碑、百年茶行、茶马古道驿站等，也有很多茶钟、茶具等诉说黑茶历史的生活用品。

安化的黄沙坪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是历史上有名的茶埠，拥有功夫红茶车间和老商号“永泰福”的千两茶生产车间。安化茶厂位于资江河畔，至今保存着自1951年以来的历批茶样、黑茶全库、古老的木制茶机，还有不同时期黑茶加工工艺的相关研究资料。这些既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也可以成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为旅游业所用。这里曾经创办了湖南的第一个茶校、第一个茶叶科研机构。另外，安化还遗存较多茶书、茶诗、茶联等，茶礼、茶俗、茶艺内涵丰富，这些文化史料均是黑茶文化的见证，也可以成为黑茶文化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托。例如，可以在优越的旅游资源背景下开发特色茶馆，让游客在品茶的同时欣赏到古香古色的陈设布局、清新典雅的建筑风格、艺术化的茶艺展示。在这种既古典又高雅的艺术环境中，顾客自然地会由眼前的一杯茶联想到茶文化，进而想对当地的地域文化一探究竟，这就在茶文化与旅游之间建立了良好的链接。还可以建立茶博物馆，依托已有且保存完好的茶厂房，在其原址上建立黑茶博物馆，使其首先具有贴合主题的建筑形式。再加上安化茶厂多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茶样，人们可以对其进行挖掘和整理，陈列历代茶样，展示茶叶制作工具以及手工制茶到机械加工的演变过程，配合图片与文字，甚至是现代化的声、光、电手段，来说明与介绍黑茶文化。这种具有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旅游开发模式，可以引导游客深度了解黑茶文化，了解越深入，旅游地的吸引力就越强。当黑茶不但成为一种旅游商品，更成为人们喜爱的生活方式时，黑茶商品和当地旅游景区就会自然得到人们的推崇。

（二）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

早在2007年，益阳市已经出台了《益阳市2007-2016年茶叶产业发展十年规划》，明确了以“安化黑茶”为中心，制订了重点打造“安化茶”品牌的战略思路和发展茶文化旅游产业、扶持重点企业、招商引资、以特色带动茶产业等战略决策。这些决策都体现了政府将茶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决心。而安化县“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也要求扩建茶马古道景区、打造梅山文化生态园、修复洞市老街、改扩建黄沙坪老茶市、恢复茶马古道桃澍陵园，夯实了茶文化旅游的基础设施，政府的以上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茶产业与旅游产业关系的融合。

（三）茶产品优势与旅游优势的融合

从狭义上讲，茶产品是指各种以茶叶为龙头的包括茶食、茶画、茶具、茶书法、茶工艺品、茶旅游纪念品等茶文化相关的商品，从广义上讲是围绕茶的不同形态延伸出来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

为了实现茶产品的优势与旅游优势的融合，人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整合各地的一般品牌，做成知名度更高的名牌。对于黑茶、绿茶、出口茶等主打品牌，益阳市要以白沙溪茶厂、黑美人茶业、益阳茶厂、香炉山茶厂等为重点企业，统一打造“安化黑茶”这一优势品牌，改变游客心中“品牌众多，真假难辨，无从选择”的现状.（2）延伸茶叶产业链，扶持茶叶深加工。与食品加工业合作生产有机茶味糕点、便携带茶包，推广奶茶饮品；与药产业合作生产药用茶、保健茶及饮料茶，以同样的功效加上独特香醇的茶叶口味来吸引消费者.（3）生产精美别致的茶工艺品、旅游纪念品，茶具既可以当作装饰品，也可以实际用来泡茶待客，如刻有茶园风景的精小的木雕、挂坠，喷印有茶俗风情的服饰，彩绘或者黑白手绘的茶园、茶艺明信片等。

（四）茶叶市场与旅游需求的融合

2009年首届黑茶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实现了推介益阳、推介安化黑茶的目的。2010年，安化黑茶作为全国黑茶类唯一入选产品，进入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展出，在国际市场引起强烈反响。随后，安化“千两茶”和“天尖茶”两款纪念版黑茶产品作为“神九”对接成功纪念产品，被中华航天博物馆永久珍藏。“安化黑茶”作为区域公用品牌，逐步成为益阳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一张名片，更多游客基于对黑茶品牌的信任和需求慕名而来，客观上扩大了茶文化旅游需求。

篇2

1．无论是评议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应该包括其全部文化发展过程，“中国文化”不应专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西方文化”不应专指其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最好能将双方全部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对比，不能的话，也该以双方的相同发展阶段进行对比。这要比过去那种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对比合理得多，有意义得多。

2．中国文化不等于全部东方文化，西欧文化不等于全部西方文化。不宜将中国和西欧文化的对比看作是中西文化的比较，更不能视同东西文化的对比。

3．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严格地说，在采用“中国文化”这个词时，理应包括所有历史时期中国各族的文化才是。只是由于汉族占中国人口的极大多数，整个历史时期汉族文化较其他各族为先进，所以通常都将“中国文化”作为汉族文化的代名词，这等于是习称汉文为中文，汉语为中国话一样，也未始不可通融。但是，犹如讲中国通史不应局限于中原王朝的历史一样，今后我们开展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讨论，或编写一部中国文化史，切不可置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于不问，专讲汉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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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6年1月6日至10日由复旦大学主办的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

4．姑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汉族文化几千年来是在不断演变中的，各个不同时代各有其不同体貌，也不能认为古往今来或整个封建时代一成不变。中国文化各有其具体的时代性，不能不问时代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5．姑以“中国文化”专指历代中原王朝境内的文化，任何王朝也都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各区文化不仅有差别，有时甚至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整个王朝疆域看成是一个相同的文化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五四前后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学说，就是纲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这么说。儒学孔教从来没有为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所普遍接受，例如藏族早先信苯教，后来改信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蒙族本信萨满教，后来也信了喇嘛教；维吾尔族在蒙古高原时本信摩尼教，西迁新疆后改信佛教，宋以后又自西向东逐步改信了伊斯兰教。所有少数民族都各有其独特的信仰与文化，只有少数上层分子在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

那末能不能说儒学、礼教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历代中原王朝境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呢?我看也不能。这一方面是因为几千年的汉文化在不断变化，有时代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同一时代汉民族内部文化又因地而异，有地区差异，所以不存在一种整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封建时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本文想专就历代中原王朝范围内的文化简略陈述一下两方面的差异，希望能引起研究中国文化的同志们的注意。

一

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这几乎是读史者人所共知的常识，本用不着我在此辞赘，但也不妨概括地指陈一下：

1．上古姑置不论。自孔子以后，经战国、秦到西汉初期，儒家学说一直未取得思想界的支配地位；战国是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等百家争鸣时代，秦代尊尚法家，同时又盛行阴阳神仙之术，汉初则以黄老为显学。

2．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两汉号称为儒家的经学极盛时期。但经学大师董仲舒、刘向所宣扬的实际上是以阴阳五行附会儒术的一套，大谈其天人相应、祸福休咎、灾异，与孔孟以仁政、礼教为核心的学说已大异其趣。至西汉末乃发展为虚妄荒诞的谶纬之学。一般儒生治经专重章句，支离破碎，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所以两汉经学根本谈不上弘扬了儒家思想。当时人们头脑中的主导思想是鬼神、符瑞、图谶。王充在其《论衡》里痛诋这一套世俗虚妄之言，读其书者颇为之折服。但王充是僻处江东的会稽人，《论衡》这部书是直到汉末建安中才由会稽太守王朗带到中原的许都后才得到传播的，所以王充其人，《论衡>>其书，对东汉的思想文化发生不了多大影响。

3．魏晋时代思想界的主流是玄学，先是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并用老庄来解释儒家的经典《周易》，使之玄学化，《老》《庄》《易》遂并称三玄。既而发展到嵇康阮籍“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时佛教已初步得到传播，道教开始形成。儒家经典尽管仍为京师及地方各级学校里的必修课目，但支配人们精神世界的，释、道、玄的势力已压倒了儒家的礼教。

4．到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佛道大行。梁时单是首都建康就有五百寺，由于僧尼不登户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梁武帝、陈武帝、陈后主，都曾舍身佛寺为奴，由群臣出钱赎回。北魏孝文帝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东西魏、北齐周对峙时期，两国僧尼总数达三百万左右，占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茅山道士陶弘景是梁武帝的“山中宰相”。北魏自太武帝信奉寇谦之的天师道后，后此诸帝初即位，都要去道坛受符篆。南北世家甲族如南朝的琅?王氏、北朝的清河崔氏，都世代信奉天师道。儒家的经学在南朝的国学中“时或开置”，“文具而已”，“成业盖寡”。北朝在北魏盛时重视学校与经学过于南朝，至孝昌以后，“四方求学，所存无几”。北齐时国学“徒有虚名”，“生徒数十入耳”。儒学在这个时期显然已极度衰微。

5．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发展到执思想界之牛耳，一时才智之士，往往以出家为安身立命的归宿。儒学亦称昌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一次经学注疏的大结集，举世传习，历久不衰。统治者三教并重，一统政权并不要求思想统一。民间信仰则趋向于佛道。

6．理学是宋儒所创立的新儒学。自宋以后，这种新儒学对社会上层分子的思想意识确是长期起了相当深巨的支配作用。但理学虽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居，其哲学体系实建立在佛教禅宗和道教《参同契》的基础之上，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冶三教于一炉，所以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宋明的理学绝不能与孔孟的学说等同起来。宋以后儒者主张排斥二氏者尽管代有其人，那是极个别的所谓“醇儒”，多数士大夫则都是既读圣贤书，同时又出入甚至笃信佛道。纲常名教这一套固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所毕生追求的却是功名利禄，他们所顶礼膜拜、崇信敬畏的不是儒教中的先圣先贤，而是佛、菩萨、玉皇大帝、十殿阎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

明学之盛不亚于宋，且看谢肇?g所撰《五杂俎》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精神面貌：

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进取者乎?有不贪生畏死，择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谀恶谤，党同伐异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我未之见也。(卷十三事部)

可见当时极大多数士大夫嘴上讲的尽管是修、齐、治、平、仁、义、道德，头脑里却无非是富贵、鬼神、钱财、女色。

北京是当时的首都，江南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苏州为其都会，按理说，北京、苏州两地的风尚，即便不能完全遵守周孔的礼教，总该相去不远，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士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长安有谚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

姑苏“其人儇巧而俗侈靡。士子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卷三地部)

在这两个封建文化最发达的城市里，谢氏似乎并没有闻到一点点忠、孝、仁、义、温、良、恭、俭的周孔之教的气息。

如上所述，可见中国文化一方面随着时代的演进而随时在变，各时代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决不能认为存在着一种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另一方面，五四以前，无论是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三干弟子以来的二千三四百年，还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二千年，还是从宋儒建立理学以来的七八百年，儒家思想始终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时期的唯一的统治思想。两汉是经学和阴阳、五行、谶纬之学并盛的时代，六朝隋唐则佛道盛而儒学衰，宋以后则佛道思想融入儒教，表面上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骨子里则不仅下层社会崇信菩萨神仙远过于对孔夫子的尊敬，就是仕宦人家，一般也都是既要参加文庙的祀典，对至圣先师孔子拜兴如仪，更乐于上佛寺道观，在佛菩萨神仙塑像前烧香磕头祈福。总的说来，控制当时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是菩萨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子孟子。《五杂俎》里有一条对这种情况说得极为精采明白：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大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卷十五事部)

除了崇信菩萨神仙之外，还有形形数不清的各种迷信，如算命、看相、起课、拆字、堪舆、扶箕、请神、捉鬼等等，无一不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甚至如近代史上负盛名的进步思想家魏源，也是一个堪舆迷。他在江苏做官，在镇江找到了一块“好地”，竟不惜把他已在湖南老家安葬多年的父母骸骨，迢迢千里迁葬过来．我们怎么能说五四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就是孔孟一家的儒家思想呢?

二

中国史上自秦汉以后中原王朝的版图都很广大，各地区的风土习尚往往各不相同。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过去研究文化史的同志们，对这种文化的地区差异一般都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在此我举几个朝代为例，简要指出各区间的显著差异。

(1)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约百年之后的成帝时，刘向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丞相张禹使僚属朱赣按区叙次其风俗，后来为班固辑录于《汉书·地理志》的篇末。根据此项资料，其时全国只有齐地“士多好经术”，鲁地“其好学犹愈于他俗”，三辅(京都长安附近，今关中平原)的世家“好礼文”，此外各地区全都没有提到有儒家教化的影响，相反，到处流播着各种不符合儒学礼教习俗。例如：

三辅“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奢靡，送死过度”。六郡(今甘肃东部、宁夏、陕北)则“不耻寇盗”。蜀士以文辞显于世，但“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以上为秦地。

中原的河内则“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周地则“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郑地则“男女亟聚会，故其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陈地则“其俗巫鬼”。南阳则“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宋地虽“重厚多君子，好稼穑”，但沛、楚“急疾颛己”，山阳“好为奸盗”。

河北的赵、中山则“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厢，游媚富贵，偏诸侯之后宫”。太原、上党“多晋公族子?e、，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聚送死奢靡”。锺代以北“民俗?这澹?闷??椋?皇屡┥蹋???始街葜?浚?猎舫N??葜?纭薄Q嗟卦蚧贡A糇耪焦?岳础氨隹拖喙??愿臼趟蓿?奕⒅?Γ?信?薇稹敝?住?SPAN lang=EN-US>

楚之江南则“信巫鬼，重祀”。吴人以文辞显，“其失巧而少信”。

就是儒教比较最昌盛的齐鲁二地，齐“俗弥侈”，其士“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鲁地“去圣之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也不能算是风俗淳厚的礼义之邦．

(2)《隋书》的《志》本为《五代史志》，以南北朝后期梁、陈、齐、周和隋五代为论述对象。其《地理志》将隋炀帝时全国一百九十个郡按《禹贡》九州编次，各于州末略叙其风俗。

九州之中，兖、徐、青三州十五郡(今山东和河南河北与山东接境的一小部分，江苏淮北部分，安徽淮北的东部)被肯定为教化最良好的地区。兖州五郡，“有周孔遗风，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徐州四郡，“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青州四郡， “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归于俭约”；但齐郡(今济南)“俗好教饰子女哇之音”，东莱“朴鲁少文义”，是其缺失。

尚儒风气次于兖、徐、青三州的是豫、冀二州。豫州十六郡(今河南大部分、安徽淮北的西部、山东西南的一部分、陕南东部及鄂西北一部分)基本被肯定为“好尚稼穑，重于礼义”，独所在的河南(洛阳)则被讥为“尚商贾，机巧成俗”。冀州三十郡，在今河北中南部的七郡“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今河南黄河以北的河内、汲二郡“俗尚于礼”，基本被肯定；惟介在其间的魏郡、清河则被讥为“浮巧成俗”，“轻狡”；在今山西中南部的七郡基本被肯定为“重农桑，朴直少轻诈”，惟“伤于俭啬，其俗刚强”；自今山西北部北至河套东北五郡和河北北部东至辽西六郡“地处边陲”，其人“劲悍”“勇侠”，风教异于内郡；惟涿郡(今北京)、太原“人物殷阜”，“多文雅之士”。

以上五州是黄河下游两岸即所谓关东地区。

自关以西的雍州，即基本为儒家声教所不及。长安附近关中平原三郡，风气很坏：“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穷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三辅以北以西的古“六郡”之地，比较淳朴，“性质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自此以北缘边九郡(陕北、宁夏至河套)及河西诸郡则“地接边荒，多尚武节”。

秦岭以南长江上游的梁州，惟蜀地“颇慕文学，时有斐然”；“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然多溺于逸乐”，“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使夷僚，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汉中与巴地则“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崇重道数，犹有张鲁之风”。汉中以西蜀郡以北诸郡则“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

长江中游的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云”；全州二十二郡中，只有南郡襄阳“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

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扬州地区比梁州荆州更为广大，东北起今苏皖鄂豫的淮南，中间为长江以南的今苏皖沪浙闽诸省市，南至五岭以南的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其中淮南八郡被誉为“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江南岭北十八郡则大抵“信鬼神，好祀，父子或异居”，又分为二区：“吴中”七郡(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西包皖南宣城一带，南包浙江宁绍金衢)“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评价最高；此外十一郡(今江西福建二省及皖南浙西之旧严徽二府。浙南之旧温处台三府)风教皆不及“吴中”，尽管也“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但豫章等郡有妇女“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丈夫举孝廉即逐前妻，庐陵宜春等郡又往往有畜蛊害人的恶习。五岭以南十九郡风气更差，“人性轻悍，易兴逆节”，而俚僚则既“质直尚信”，又“重贿轻死，唯富为雄”，“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俗好相杀，多?k仇怨”。

总括《隋书·地理志》所载，当时被誉为尊儒重礼的，只有中原二十一郡荆扬十七郡共三十八郡，仅占全国一百九0郡的五分之一；就是在这三十八郡中，也还夹杂着不少违反儒教的风俗。至于其他五分之四的地区(按郡数计)，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儒教的影响：中原经济发达地区则机巧轻狡侈靡成俗，边郡则失之于刚强劲悍；南方梁荆扬三州则普遍信鬼神奸祀。长江流域尊儒重礼的郡数已接近中原，这当然是永嘉乱后中原士族南迁的结果。

(3)《通典·州郡典》载天宝年间的三百多府郡，也是按《禹贡》九州分区记叙，州末各记上一段风俗。据此，其时：

冀州的山东(今河北) “尚儒”， “仗气任侠”，而邺郡(今安阳附近冀豫接壤一带)“浮巧成俗”；山西人勤俭，而河东(今晋西南)“特多儒者”；并州(太原及迤北)“近狄，俗尚武艺”。兖州(今冀东南鲁西)“人情朴厚，俗有儒学”。青州(今山东济南以东)“亦有文学”。徐州(鲁南苏皖淮北)“自五胡乱华，数百年中，无复讲诵，况今去圣久远，人情迁荡”，但又说“徐兖其俗略同”。豫州只说“周人善贾，趋利纤啬”，而不及他郡。中原这几州儒学的声势，比百五十年前《隋志》所载，大致并没有什么进展，惟山东、河东多世族，故独擅儒术。

关中的雍州京辅因“五方错杂，风俗不一，称为难理”；其西北诸郡“接近胡戎，多尚武节”；“其余郡县，习俗如旧”。

长江流域上游梁州的蜀土“学者比齐鲁”。下游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如旧，而江东因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中游荆州“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

五岭以南于九州外别为一区，“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民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轻悍易兴逆节”。

总的说来，盛唐时代的儒学兴盛地区，北方则山东、兖州，南方则吴中，略如隋旧；惟以蜀土比齐鲁，可能比隋代有所发展。

(4)《宋史·地理志》将崇宁时的二十四路合并为十二区，区末各有一段论风俗，较《汉志》《隋志》更为简略，兹参以《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所载，略述如下：

中原诸路中，京东“专经之士为多”，河北“多专经术”，京西洛邑“多衣冠旧族”，文教称盛。京东二路大率“皆朴鲁纯直”，“重礼义，勤耕?”；惟兖济“山泽险迥，盗或隐聚”，登莱高密“民性惟愎戾而好讼斗”。京西二路“民性安舒”。河北二路“质厚少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此外河东则“刚悍朴直”， “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啬尤甚”。陕西二路“慕农桑、好稼穑”，“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惟蒲解本隶河东，“俗颇纯厚”；被边之地，“其人劲悍而质木”；“上洛多祀，申以科禁，其俗稍变”。

南方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四路是当时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尤以福建为最，多响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但这几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两浙“奢靡，奇巧”；江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江南福建皆“多田讼”．此外则淮南二路“人性轻扬”。荆湖南路“好讼者多”，此路“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祀”。川峡四路“民勤耕作，…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尚奢靡，性轻扬”；“庠塾聚学者众”，文士辈出，而“亲在多别籍异财”。涪陵之民，“尤尚鬼俗”。广南二路“民婚嫁丧葬多不合礼，尚祀，杀人祭鬼”，“人病不呼医服药”。

这里有值得注意的两点：一、两宋是理学最昌盛的时代，可是除福建一路的“喜讲诵”当即指此外，其他各路记载里竟概未涉及。当然，京东、河北、两浙、江南和蜀中的“文学”“经学”，不可能完全与理学无涉；要之，由此可见，即使在宋代，理学怕也未必已为读书人所普遍接受。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两浙、江南、福建，同时又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地区，可见宋代的儒家尽管已“冶三教于一炉”，但至少在民间佛道的权威显然还是比周孔之教高得多。

(5)《元史》、《明史》、《清史稿》的《地理志》不载风俗；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中《元统志》今残存已不及百分之一，《明统志》、《清统志》所载风俗一般仅?录前代旧志陈言，不反映当代情况。所以中国文化在这六百多年中的地区差别并无现成资料可资利用，现在我只能就明朝一代，杂采诸书零星材料，略事阐述：

据清人黄大华所辑《明宰辅考略》，自永乐初至崇祯末，历任内阁大学士共一百六十三人。兹按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表列这一百六十三人的籍贯如下：(内一人待考)

明制内阁大学士皆由翰林出身，所以这张表大致可以反映各地区文化程度的高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七十五人，占全国总数45％；加福建省共得八十六人，四省占总数53％，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中又以相当今苏南、上海的五府得十九人，浙江的嘉湖宁绍四府得二十人，江西吉安一府得十人，福建泉州一府得五人，尤为突出。中原的北直、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合四十六人，占总数28％。此外陕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共得三十人，占18％。其中陕西二人都是最接近中原的同州人，广西二人都是地接湖广、省会所在的桂林人。十五省中，云贵二省全都不出一人。所以全国人才分布的总形势是东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西南最为落后；西北的陕西当今陕甘青宁四省区之地只出二人，西南的广西和云贵三省也只出二人。

致位宰辅必须经由科举，应科举必须读儒家的经典；但当时的儒学代表人物不是位极人臣的大学士或名魁金榜的三鼎甲，而是以道义名节自励，讲求修、齐、治、平之道的理学家。《明史》将一代著名理学家除少数几个有事功列于专传者外，编次为《儒林传》二卷，共著录一一五人。兹表列到——五人的籍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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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5”，据《明宰辅考略》当为“4”。——校者注。

东南四省占了全国总数76．5％，北方四省仅占16％，此外中南西南三省合占7％。除西南广西、云、贵三省无人外’奇怪的是，畿辅之地北直竟亦无人，十五省中缺了四省，总的分布形势基本与宰辅相同，而荣枯之差更大。这应该是由于宰辅出自科举，科举各省有定额，故分布面比较广，比较平衡，而理学的授受传播则自应由近而远，僻远处更难为传播所及。可见科举和儒术虽然是两回事，二者都足以代表当时文化盛衰的地区差异。

为了企求早日完成这篇讲稿，我未能为《明史·文苑传》中人物作出分省统计；逆料做出来的结果与宰辅儒林不会有多大差别。

多出卿相、名儒、文入学士的地区，一般当然就是儒术礼教最昌盛的地区。如上表，《明史·儒林传》中的人物以江西为最多，这是与明人著作《文武库》①中所记江西风俗正相符合的。全省十三府，其中南昌、饶州、广信、九江、建昌、抚州、临江、吉安、袁州九府，都被赞许为“家有诗书”，“人多儒雅”，“比屋弦诵”，“尚礼崇德”，“力学知廉耻”等等。万历中王士性所著《广志绎》，备载十四省(不及福建)民俗，他省皆不及儒术，独称“江右讲学之盛，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卷四)。但江右风俗悖于礼教者亦不在少。通省则“少壮者多不务穑事，出营四方，至弃妻子而礼俗日坏，奸宄间出”(《文武库》)。其外出又不是经营正经工商业，往往用堪舆星相等术数，赖谭天悬河的辩才以骗取钱财(《广志绎》卷四)。各府则南昌“薄义而喜争”，建昌“性悍好争讼”，瑞州“乐斗轻死，尊巫祀”，赣州“好佛信鬼，嗜勇好斗，轻生致死”，南安“多讼”(《文武库》)。

浙江出宰辅仅次于南直，理学之盛仅次于江西，而绍兴一府科名儒学之盛，又甲于浙江。然为顾亭林詈为“天下之大害”，“百万虎狼”，窟穴于自京师各部至各级地方衙门的胥吏(《郡县论》)，正是浙江的绍兴人。

南直的文化中心，首推南京苏州扬州三处。成书于万历晚期的谢肇涮《五杂俎》，痛诋苏州人的儇巧，已见上文。南京则以秦淮烟月、旧院名妓著称(《广志绎》卷二)。而扬州人多以买童女经过一番如何做好姬妾的专业教养后以厚直出售为业，俗称“养瘦马”。以致“广陵之姬”，成为名闻四远的名产，达官巨贾，“欲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且业此者并不限于平常人家，“即仕宦豪门，必蓄数人，以博厚糈，多者或至数十人”(《广志绎>>卷一、《五杂俎》卷七、《野获编》卷二三》。三处如此，则南直风尚之多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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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初李培将此书辑入《灰画集》，序中只提到此书为张文升所藏，下著撰人姓名。

南宋朱熹家居建阳，一生活动长期皆在闽中，故世称其学为“闽学”，其影响直到明代还很深。建宁、延平、邵武、汀州上四府，有“小邹鲁”之称(《灰画集》引《方舆胜略》)。谢肇涮是福州长乐人，自诩“吾邑虽海滨椎鲁，而士夫礼法，甲于他郡。…市不饰价，男女别于途，不不盗，不嚣讼，不逋赋。”但谢氏又承认“今之巫觋，江南为盛，江南又以闽广为甚。闽中富贵之家，妇女敬信无异天神”。“惑于地理者，惟吾闽为甚”。“最可恨瘟疫一起，即请邪神”。而闽广人好男色，尤甚于他处；福州又往往“乘初丧而婚娶，谓之乘凶”(《五杂俎》)。丘?F又指出“溺子之俗，闽之建剑为甚”(《大学衍义补》)。沈德符极言闽人之重男色，至以“契兄弟”比之于伉俪；甚者又有壮夫娶韶秀少年，与讲衾?之好，称“契父子”(《野获编补遗》)。如此种种恶俗在福建的广泛流行，可见所谓“小邹鲁”，所谓“最讲礼法”，只是一些士大夫闭目塞听所作的自我吹嘘而已。

封建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四省尚且不能按儒学的要求澄清社会风尚，其他地区当然更谈不上了。看来山东的“士大夫恭俭而少干谒，茅茨土阶，晏如也”，河南的风俗有“淳厚质直”之誉，多半是由于地瘠民贫而导致的，与儒学的教化未必有多少关系。所以山东、河南皆多盗，“宛洛淮汝睢陈汴卫”一带，又有“同宗不相敦睦”，“同姓为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为奴”这一类违反礼教的陋俗。“又好赌，贫人得十文钱，不赌不休，赌尽势必盗，故盗益多”(《广志绎》卷三)。中原如此，西南广西云贵等地民夷杂处，诸夷仍其旧俗，华人什九皆各卫所的戍卒，其不谐于名教更可想见。

三

总上所述，可见姑且不讲全中国，即使未讲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专讲汉族地区，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虽然儒家学说一直是二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犹如基督教之于欧洲诸国，伊斯兰教之于穆斯林国家那样。各时代风俗习尚的地区差异，更充分说明了好儒尚礼的地区一般只占王朝版图的一小部分，很难到得了一半。而在这小部分地区内，即使能做到“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支配人们精神世界的，却不可能是纯正的孔孟思想，不杂二氏之说，不信鬼神。他们的行为准则，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

篇3

一、“翻译之事，由来已久”

在我国有史料可考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礼》中提到“行人”，即负责接待四方使节与宾客任务的官员职称，他的职责就是“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书中还提到，周代每七年就要将诸侯国的翻译人员集中到周天子所在地加以训练。这是关于我国翻译人员培训的最早记载，也可看出古代就对翻译活动的重视。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解放后，翻译活动更是达到一个繁荣时期，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各种翻译理论和流派层出不穷，涌现出了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优秀的译作，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翻译与文化

翻译从一开始就和文化密不可分，翻译活动通过语言和文字向外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并引进异域的文化，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可以说，如果缺少了翻译活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谈翻译就不可避免的要谈到文化。

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可以说是形形。英国“人类学家之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做了如下阐释：“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则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文化进行了定义。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还有的观点认为，所谓文化，就是某一社会在某一时期的所有产物，包括风俗、信仰、艺术、音乐和其他所有的人类思维产品，例如古希腊文化、古埃及文化等。正如王克非先生所说，无论怎样定义，归根结底，“文化是理性人类创造的物质价值精神总和，具有时间、空间意义，这个最根本的特性应是趋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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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常用跨文化交际、跨文化合作、文化交融或跨文化交际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本身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有著名的“动态对等”一说，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会掩盖“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有些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三、异化和归化

目前，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而，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二是用强行的方式使“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总之，文化的多样性使各民族语言差异十分复杂。在国际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跨文化交际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我们不仅需要具有良好的语言基本功，也要了解不同的文化差异。译者应从价值标准、、历史与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来把握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从而培养良好的翻译习惯，心理状态以及优秀的作品。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地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1］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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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语言 又是与文化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语言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承载 文化信息的多方面内涵[1]。因此,在语际转换中,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 蕴涵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是一种忠实于原文的再创作,而不是简 单地将词和句进行转移[2]27。从这一点看,翻译是一种具有科学性、创造性的艺 术。但由于各个民族在政治制度、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存 在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文化差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英汉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语言是文化 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会 造成翻译的困难。英语和汉语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

欧美人多信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上帝”这 个概念就具有浓重的基督色彩,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宗教背景,在翻译时一味地追求文化的 等值,有时就会造成文化的亏损。因此,不同的引起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不容忽视 。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道、佛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道 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还有神话中的“龙王”。其中以佛教对我国的文化影响最 大,不少成语就和佛教相关。例如:苦中作乐、五体投地、现身说法、天花乱坠等。如果译 者不了解宗教文化背景,势必会给翻译带来困难。

2.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英美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个人自由,它是一种以个人为基本单元,强调“人人生而平 等”的文化。英美文化又被称为“我文化”、“个人价值至上文化”。在这种注重个人尊严 的文化里,权力的重心更多地倾向个体。而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和“ 孝”,人际交往很注意自我与谈话对象的关系。中国文化又被称为“我们文化”、“集体主 义文化”。例如,中国人常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仁义 值千金”、“大树底下好乘凉”等,这都说明中国人常把自己和所谓自家人视为一体并希望 能够在自身以外找到安全之所;而英语谚语中却说“God helps those that help t hemselves”(天助自助者),“ self is our centre”(自我是我们的核心),“life is a battle”(生活就是战斗),这些英语谚语都在告诫人们:只有靠自己奋斗,才能 获得成功和安全感。

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 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 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求同、求稳、重和谐,西方人则重理性、逻辑、求异、求 变、重竞争等。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各个民族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创造不同的文化,而这 种不同必然要通过文化的载体——语言得以表达。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常导致翻译中一些词 语的引申义不同,因此,我们要谨防翻译陷阱。例如:汉语中的“拖后腿” ,如直译成英语“pull one's leg”,其意思就变成了“哄骗取笑某人,愚弄某人 ”。再比如,中国人常用“黄色”表示低级趣味、庸俗、猥亵等,但 我们不能看到“yellow boy”,就译成“下流男孩”,因为这 个短语在英语中指的是“金币”。

3.历史、地域、风俗习惯的差异

因为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所以区别于对方的“异质”客观存在,而这种“异质”必然要 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如英语中不乏歌颂“西风”的诗篇,而汉语中却常有赞美“东风”的诗 句;英诗多抒写“夏日”之丽,汉诗多描绘“春天”之美。这些都与文化的地域性不无联系 。

西方人起源于游牧,与奔马感情深厚,因此,在英语中有大量带“马”的习语,如 “a will horse”(工作认真的人), “a dead horse”(徒 劳无益的事),“ ride on the high horse”(盛气凌人)等等。而 中国自古以来 是一个农业大国,成语中很大一部分是农谚,如“众人拾柴火焰高”、“拔苗助长”、“顺 藤摸瓜”等。

英汉民族不同的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势必造成观察、认识问题的角度、方式和方法的不同。 就话题的选择来看,英美人交谈忌讳涉及年龄、收入、婚姻、信仰等有关个人的话题,而中 国人见面就会问“你多大了、结婚了吗、收入怎么样”等问题。再比如,英国人对狗一般都 有好感,常用来比喻人的生活。例如:“top dog”(重要人物),“ lucky dog”(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 等。而中国民间虽然有养狗的习惯,但一般在心理上都厌恶鄙视它,常常用它来比喻坏人坏 事,如:狗腿子、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等。

二、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策略

翻译不单纯是两种语言在形式上的转换,还包含两种文化在交流中的 相互渗透和相互兼容。刘宓庆先生[2]20也认为:文化的可译性是由认识的同一性 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和人类思维形式的同一性原理决定的。但同构的相对性及语言的模糊 性决定了文化的可译性是相对的。为此,译者就要采取必要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传递文 化信息。

1.直译

直译是指按原来的意义和结构直接把原语的词句转译成译语的词句,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 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3]。这种方法既可保留原语的民族色彩,又让译语读者能 够接触大量的异族

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都是从英语直译过来并被大家所接受的习 语。再比如:将“挥金如土”译为“spending money like dirty” ,要比选用现成的英语成语“spending money like water”好,这样 既不影响正确地理解原文含义,又保留了汉语的特点。总之,直译重在忠实原文,从内容到 形式追求最大限度的“信”,但决不等于提倡在翻译中搞形式至上的机械转换。直译可以保 持原文形象生动的比喻,巧妙的手法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尤其适用于那些只为某民族所特有 ,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词。 2.意译

如直译无法尽显原作风姿或造成目的语读者理解困难,则有必要借助意译。意译是指将别的 民族语言中的无等值物词按照汉语的构词方法和构词成分进行仿照。如将“hold a wolf by ears”译成“骑虎难下”;把“as thick as thieves”译成 “亲密无间”;“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译成“ 本末倒置”。反过来,把汉语的“糟糠之妻”译成“the wife who shared her husband's hardships”;“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译成“ each of us shows his true abilities”等等,都是采用的意译手法。和直译相比 ,意译更注重意义,忽略细节,要求译文自然流畅。换而言之,直译和意译的关系实际上就 是“形合”和“意合”的关系[3]。

3.音译

音译适用于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和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音译中,汉字已经不表意, 只表音。如:“Beatles”是一支60~70年代在英国影响很大的吉他乐队,音译成汉语为“ 披头士”,由这个词我们中国人便可联想到此乐队乐手的形象、风貌。再如:“cool”音译 成汉语“/，！/酷”。一个“酷”字把时下年轻人追求新潮、前卫、崇尚与众不同、寻求个性发展 的言行与心态表现的活灵活现。

4.阐释

越是民族色彩浓重的词语和事物、越是作家个性鲜明突出的地方,翻译越是离不开“释”。 通过下面两段文字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阐释对文化差异的有效弥补。

①His wife held the purse string.(他的妻子掌管经济大权。)purse st ring是钱袋子,握着钱袋子即掌握着经济大权。

②Since The Book of Poem begins with a poem on wedded love. I thought I w ould begin this book by speaking of my marital relations and then let other matt ers follow.(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译者为使 原 文涵义明朗化,直接解释说明了“关雎”与“三百篇”的关系及其内容,点出了作品的文化 渊源。

5.信息的增删

由于英语和汉语存在差异,在双语转换中,有时为了求得源语与译入语的表达在概念上的一 致,译者常常需要在语言形式上作适当的变通。这既利于突出译文中语言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也便于读者认同和接受源语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这种“变通”具体可体现为信息的增补 与删减。例如:

①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was the epoch of belief,it was the ep och of incredulity.(这是一个隆盛之世,但也是一个衰微之世;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但 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新纪元,但也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新纪元。) 译文中添加了3个“但也是”,成功地反映了原文所描述的种种对比和矛盾,如不做这样的 增补,则无法连接上下文,亦无从再现源语风格。

②It was Friday and soon they would go out and get drunk.(星期五发薪日到 了,他们马上就会出去喝得酩酊大醉。)译文中如不增加“发薪日”,读者往往会产 生迷惑。在英国星期五是发薪日,这里的增补,使得“星期五”具体化,也让文化信息一目 了然。

③In the street below a peddler was crying his wares.(房子下面有个小贩在 沿 街叫卖。)译文中略去“他的货物”几个字,不但无损原文的语义,而且更生动的再 现了源语中的情形。

④ …because he used to lend money to people in distress, and would neve r take any interest for the money he lent…(因为他常常借钱给那些有急难的人,从来 不要利钱。)译文中将原句末尾处的介词短语连同其中的定语从句通通略去,仅用一 个“利钱”与之对应,简练地传达了源语的语义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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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注视着中国，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切使得跨文化交际成为我们时代的突出特征。人们在交际中的成功与否，除了取决于双方对中介语的应用能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对异域文化的敏感度和容忍度，即了解对方思维习惯、认知模式、合作态度等的程度如何，当然也包括对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了解。就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而言，其最终的交际能力的高低也取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曾提出过交际能力的四个要素，即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后两个因素直接和文化有关。这已经不是仅靠语言知识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必须包括文化知识的传授。

国内的庄智象先生和束定芳先生都提出了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原则，即适应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和渗透性原则。适应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入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了解自己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也给予理解和尊重，从而促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通过实践笔者认为高职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提高跨文化教学的自觉性，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笔者就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怎样具体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以下建议，共同仁参考。

1. 挖掘词汇的文化内涵。束定芳、庄智象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挖掘次词语中重要的文化内容：（1）一个民族文化有的事物和概念。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一种语言中有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相对应的词，导致词汇空缺现象。如cowboy是美国社会所特有的，它与美国西部开发有关系，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冒险传奇色彩。反之，汉语中的有些词汇在英语中也没有对应项，如三伏、三九等。（2）不同语言中指称意义或书面意义相同的词语在文化上可能有不同的内涵意义。受民族文化的影响，有些词汇在一种语言中有丰富的联想意义，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可能只是一个语言符号。例如daffodil，象征着春天、欢乐，而它译成汉语是黄水仙，仅仅表示一种花卉，不具有daffodil的联想意义。（3）词语在文化内涵上的不等值。如dragon在西方文化中通常代表罪恶、邪恶，令人感到恐怖，而龙在封建时代是皇帝的象征，汉民族素以“龙的传人”自称。（4）不同文化对相同的现象所作的观念划分的差别在词语及语义上的显示。如：grandmother（祖母、奶奶、外祖母、姥姥）、湾（bay，gulf，creek）。（5）体现一定文化内容的习语。指的是美国文化的立国精神，即所谓的人人平等自由、机会均等。

2. 合理组织课堂活动。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可以利用课前十分钟，让学生就跨文化交际的点滴体会，向全班作言简意赅的汇报。可用演讲、小品等形式，并借助图片、表格、实物等以取得更加生动的效果。教师还可以合理安排课堂讨论。一种是分析原因的课堂讨论。通常的做法是先叙述发生过的反映文化冲突的事件，然后提出几种不同的解释，由学生选出他们认为合理的解释，然后与正确的答案作比较并展开讨论。一种是体验型的课堂活动。这种练习中使用较多的角色扮演。教师指定学生一定的角色，由他们扮演，并体会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困难和问题，然后让学生在这种环境中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 合理处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语言学家弗里斯提出，交际化外语教学的各门课程都应该建立在本族语和外族语比较的基础上，只有强调异域文化才能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异域文化，也只有将本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进行深入的对比和探讨，才能帮助学生提高文化认知的能力。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结合自己所用教材内容及学生兴趣特点进行适时适量的异域文化知识扩充，还应进行文化间的对比与分析，留给学生辩证思考的空间，不致于盲目全盘接受或否定。通过比较，让学生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一方完全遵守另一方的文化习俗，相反，不管是在群体间还是个体间，跨文化交际总是两种文化接触、冲突、协调的动态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放弃自身文化去附和另一方文化习俗，而是在相互理解协调的情况下，达成谅解，尊重彼此的文化。

二、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外活动

把英语的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结合起来，这样可以拓宽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时间和空间，具体则是在课余时间，利用校园广播电视网，在课余及午间播放英语歌曲或观看英语视频，以此增加学生的视、听信息输入量，让学生沉浸在英语的文化氛围里，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异域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倡走进校园说英语，用英语进行问候，进行英语会话。鼓励学生参加英语口语大赛、做英语游戏、进行英语讲演、开辟英语角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现在英语教学网站数量繁多、层次丰富，为各个层次的英语教学提供了生动、丰富的资源，学生可以自由、快捷、便利地从网上浏览和查阅关于语言和文化的资料，并通过网络与不同国家的人士直接接触，促进自己的语言学习和提高对异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提高文化素养。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要把语言看作是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注重学生英美文化的输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及其对语言的影响。英语教师应充分认识到文化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立足课堂，在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拓展交际视野，始终保持对英语的新鲜感，才能真正地学好英语，享受到英语学习的乐趣，才能融入生活，达到有效地进行交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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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经济领域中以资产融合为特征的企业重组现象日益增多。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并购决策都是基于经济和财务方面的考虑，而忽略了企业文化方面的因素。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如果只重视经济上的资源配置，忽视对新的企业组织上的文化整合与重塑，势必会阻碍资本经营的有效运作，加大企业管理成本，影响企业经营效率。因此，文化整合是企业重组不可或缺的配套工程，企业并购过程不仅仅是企业间有形资源的优化组合，更重要的是企业无形资源的优化组合。

一、文化整合在企业重组中的作用

文化也是一种管理手段。文化对企业管理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它是用共同的价值标准培养企业意识的一种手段，可以统一成员的思想，增强企业的内聚力，加强职工的自我控制。

第二，能激励职工奋发进取，提高士气，重视职业道德，形成创业动力。

第三，它是一个企业进行改革创新和实现战略发展的思想基础，有助于提高企业对环境的适用性。

第四，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使群体产生更大的协调力。

第五，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扩大企业的影响。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成功的公司和企业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管理文化”。如IBM公司，其创始人沃森十分重视经营哲学和文化管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为公司确定了“以人为核心，向所有用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的宗旨，明确提出了为职工利益、为顾客利益、为股东利益的三原则，后来发展为“尊重个人”、“服务”和“完全主义”三信条。这就是IBM公司今天的管理哲学。他们认为IBM最大的秘密在于：“卓越的企业伦理”，一个职工只有当他们被看作是高尚的人而受到尊重、受到信赖时，企业的价值才能展现光辉。

事实上，管理效率依赖于诸如价值系统、管理哲学等文化变量。日本的成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后，美国不得不放下架子去研究日本。美国人发现日本的一些具体管理办法不同于美国，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禀议决策制、企业工会等。但他们认为这些具体的管理办法同日本的民族传统与社会习惯有很大的联系，美国人很难借鉴。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寻求其本质，他们发现日美管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对管理因素的认识有所不同。美国管理过分强调诸如技术、设备、方法、规章、组织结构、财务分析等这些“硬”的因素，而日本则比较注重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而这些“软”因素与整个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美国人在发现这些差别后，又回过头研究美国的经营成功的企业，发现美国成功的企业也同样注重这些“软”因素。他们最终得出结论：文化的这种软因素是管理的核心因素，是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的因素。

二、文化整合的误区

文化是现代企业之魂。文化整合并不是简单地将各企业文化要素相加，也不是纯粹地抛弃一个只要另一个，而是双方长期复杂的磨合过程，是扬长避短和优势互补，从而形成新的企业文化特质。它包括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其出发点和归宿是尊重和坚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各个环节调动并合理配套有助于企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的积极因素，形成合力，在企业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

文化整合的关键：一是要形成注重合作的团队精神。有人曾做过一个关于竞争与合作的实验：在一个装有若干个纸做的圆锥体的大玻璃瓶里，把每个圆锥体的尖端用细线系在瓶外；在瓶子的底部装一个水管，可导水入瓶；被试者可用细线将圆锥体拉出瓶外，但因瓶颈较窄，每次只能拉出一个。实验结果证明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合作大于竞争。二是要建立充满活力的创新机制。3M公司常常被认为是美国最富创新精神的管理样板。在3M公司，组织上下不断地致力于创设一种能自我更新的公司文化。公司的每一位科学家和管理人员都面临“保持第一”的挑战。为达到这一目标，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如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被要求有15%的时间花在能在未来给企业带来极大效益的小项目上。这种高风险、高成本的策略给3M公司带来了许多利润丰厚的创新型产品，包括市面上流行的黄色的粘可贴。另外，公司还鼓励研究人员与营销人员结成团队以共享信息，并与市场保持紧密联系。事实上，当3M公司德克萨斯的奥斯丁郊外成立“第二大本营”时，它特意设计了大型的办公大楼，“迫使”组织不同部门的人员相互交换。在3M公司，人的发展被视为关键。公司花费大量的资金进行广泛的人员和组织变革，目的在于维护一支一流的职工队伍，而公司的竞争优势也由此而得以加强。如果询问3M公司为什么历经这么多年，还始终维持着如此高的业绩，那么，公司的总裁会告诉你两个事实：创新和质量。“这是我们这个日益激烈的竞争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工具”。

三、文化整合的症结

企业重组中存在着三个重要的环节：战略重组，过程管理，重组后的文化整合。从我国企业重组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相对前者而言，文化整合最为困难也最复杂。文化整合的困难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文化冲突和文化阻力，从根本上说源于文化差异。

（一）企业之间文化传统的差异

每个企业都会有自己的企业文化，而在各自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的经济和文化等环境的影响不同，发展历史不同，自然形成的企业文化传统也就不同。企业之间的地域、民族、素质、行业和所有制形式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文化性格和文化模式的差异。企业文化传统的差异决定了不同企业员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不同，给企业重组带来了很大的文化阻力。文化传统的差异是企业之间的根本差异之一，也是企业文化整合的最大难题。

（二）企业重组中员工的心态

事实上，企业重组中文化阻力很多时候来自企业员工的心态。主要表现为：一是被重组员工对原有企业文化怀旧心理。二是被重组企业员工对变革前景“不确定”的疑惧心理。三是“兼并”与“被兼并”的心态反差。四是被重组企业的员工对“利益减少”的危机意识。

（三）企业文化本身的特性

任何文化都是长期沉淀的结果，企业文化也是一样，它是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而成长，并在各种要素综合作用下不断演化、成熟的，是企业全体员工长期共同努力、协作和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以及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长期相互磨合的结果。因而，企业重组中要改变或创新一种企业文化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而不可能一蹴而就。此外，文化的存在可能长于组织的存在，当组织形态改变后，原有企业文化并不会立即消失，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存续期，继续对原组织成员产生影响。由于这种延续性的存在，使文化的改变和更替具有迟缓性，并非组织结构一经更新，文化也随即更新，重组中企业从旧文化到新文化的转变是一个缓慢持久的过程。企业文化所具有的这些生成的长期性、存在的延续性和改变的迟缓性等特点，会给企业文化的变革和整合增大难度。

四、文化整合的方式

企业文化整合是指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将相异或矛盾的文化特质在相互磨合和调整后形成一种新的和谐的文化体系。企业重组中的企业文化整合方式，主要由双方企业文化的强弱程度、相适应性以及企业重组的战略目标共同决定，大致可有以下几种：

（一）替代式

当强势企业重组弱势企业时，强势企业向弱势企业输出自己的管理模式和文化模式，促使弱势企业的文化发生根本的改变，最终以自己的强文化取代对方的弱文化。典型的例子是海尔兼并青岛红星电器有限公司。海尔在兼并之初，首先派去的不是市场营销人员，也不是财务人员，而是企业文化部的人员。通过对被兼并企业进行先进文化理念的输入和一整套文化模式的改组，使被兼并企业职工的斗志空前高涨，企业的生产经营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海尔的成功在于坚持以自己积极进取的创业文化取代对方的守业文化，以自己的无形资产盘活对方的有形资产。

（二）融合式

在强势企业与强势企业重组时，双方都有令人自豪而优秀的企业文化，彼此只能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和吸收对方文化的优点，在文化上相互同化，使两种不同的文化最终复合成为一种更优秀的新型企业文化。例如上海贝尔公司是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比利时阿尔卡特贝尔公司和比利时王国政府合作基金会合资建立的。在公司建立之初，各方就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加强沟通，精诚团结，逐步形成了全新的“团结、奋进、为大家”的贝尔文化。虽然我们在贝尔公司的文化模式中仍可以找到合资各方的原有文化踪迹，但却已今非昔比，其文化已具有新的内涵。

五、文化整合的步骤

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也是一个文化实体，企业重组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因此，企业的领导者应该充分重视重组中的文化整合，并有意识地塑造一种理想的企业文化模式，最终提高企业重组的效益、实现企业重组的战略目标。具体步骤如下：

（一）分析比较，找出差异

认真调查研究，对重组企业内部原各企业群体的文化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和分析比较，明确该坚持、提倡、弘扬的是什么，该摒弃、纠正、完善的是什么。切记一刀切，因为优势企业也可能存在某些落后的不合理的文化因素，劣势企业也可能存在某些先进、合理的文化因素。

（二）立足实际，弥补差距

立足双方企业文化的实际状况，根据企业重组的战略要求，对未来的文化模式的实施措施进行科学设计，并将设计好的理想文化模式进行适当的细化和量化，详细规划对新文化的推广。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整合。企业重组后，应当通过宣传动员，将员工对企业目标、企业的市场形象、员工成功的标准等问题的不同的看法规范为一种新的适应企业发展战略的统一的价值观。其次是制度文化的整合。企业在重组后，适当按照分工协作的要求，建立新的一整套规章制度，以便从硬约束的角度与其他各种软约束因素共同强化新文化在员工思想上的积淀。制度设立不宜过繁，以免束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制度一旦确立，便要严格执行，不能徇私枉法。再次是物质文化的整合。运用员工服装、企业商标、标志物、厂房车间、工作环境、娱乐场所等物质因素进一步强化企业员工的协同感和对企业深层观念文化的理解，进而使新的企业文化渐渐在员工心中生根发芽。

参考文献：

1、王蔷.组织行为学教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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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人类环境、语言以及文化的不同，各民族的认知行为也有所差异，如果想要成功地开展言语交际，双方应根据一定话语形式与话语原则进行。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传递内容多为一个民族的情感、习俗、思想以及传统因素等形成的综合体。译者的任务应是在帮助读者解读原语语言符号的同时，破解原语中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所谓的非语言符号。成功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对两种文化的熟悉程度，因为词语要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够具有意义。翻译属于跨文化交际中的一种途径，它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文化之间的转换。从哲学上讲，所有的翻译都需要被实践检验，并且随着社会实践发展而发展和更新，语言翻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语言实践，也正因这一社会需求，语言翻译实践的未来走向被确定为跨文化交际翻译。

一、基于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差异

(一)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由于传统文化、社会环境以及社会体制各有不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各异，因为受各自传统文化影响过深，东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也差异甚大。中国文化中庸平和、谦虚礼让、家庭和睦，更加主张个人服从集体，个人利益小于集体利益，无论是社会、家庭还是学校都向下一代传授着这一传统，所以中国人更加习惯将此传统看作衡量人们人生观、世界观以及道德行为的标准。然而相对来说西方人则更加主张人格独立、个人隐私权、个人权利、个人奋斗以及个人进取精神，通常将个人成功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译者作为双语使用者不仅仅要熟练两种语言，也要深入了解两种文化，以及两种语言文化的行为规范，并且根据所在的环境来调整适合的社交行为与言语。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可能会因为“意识文化”的影响造成具有相同语言意义的词产生不同的语用意义。例如，英语中的“grandfather”，译成汉语时就要区分是祖父还是外祖父，因为中国人对于社会亲属关系特别重视，内外有别。由此可以看出，翻译活动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下进行文化与交流，是在不同的文化前提和文化规范下进行的往来。

(二)语言文化的差异

根据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语言是一种具有意识化的符号，主要包括民族世界观、道德及、哲学观、思维方式、民族观念形态方面的语言符号等信息符号。作为符号化系统，语言可以被分为地域化符号、社会化符号、民族意识符号、物质化符号和声像化符号五大类。其中地域化符号指的是民族群落的自然环境、市政地名、江河湖海、气候条件等。例如英语中的“thelandofpromise”等，以及汉语中“黑山白水”等。根据语言结构来划分，语言中大量的成语、格言、俗语、歇后语、谚语、套话、典故、惯用语、俚语等都具有丰富的文化信息、文化背景以及文化特征，并且具备鲜明的比喻和形象，蕴含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但是因为英汉民族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不同，所产生和要求的词汇也不同，例如中国的道教文化造就了俗语“这山望着那山高”，但是习惯了畜牧文化的英语则产生了“Thegrassisal-waysgreenerontheothersideofthefence”，两者含义相似，但是内容本体迥异。由此可见，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不同的人文地理历史氛围而产生不同的比喻性用语，这些用语都具备强烈的民族特色，在长期的劳动习俗中总结了不同的事理，看到了不同的价值，接受了不同的历史教训，从而也产生了不同的表达和说法。

(三)思维模式的差异

思维属于人脑中的一项功能，是人类对客观现实的反应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思维摸不着、听不到、看不见，而是以语言为主要表达形式。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外化思维的主要载体，并且展现思维的成果。语言与思维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但是双方又属于不平衡的两端，其中思维决定着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多样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人类思维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个性，也就是民族性，这种个性反映了人类语言表达形式的差异，进而形成了各民族之间交往的障碍。往往导致世界各民族之间和睦关系受到影响的关键因素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语言形式的复杂多样。比如汉语中说“10路车”“三班”，英语却要调转过来，译成“busNo．10”和“class3”。

二、基于跨文化交际翻译的融合

(一)中西文化渗透的融合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的传播，国际上的科技、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都在不断地扩大，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也日渐频繁，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趋同和融合。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和文化的载体，文化趋同会在语言的融合趋势上直接体现出来，此外，语言的变化与融合也会记录和反映文化趋同的发展趋势。自从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开始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接触和交流，大量出现了西方文化的术语名词，例如超市、可口可乐和绿色食品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展现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新成果的词汇，例如电子邮件、电脑、电子商务等。这些词汇的出现都展现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发展趋势。西方文化也同样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许多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词汇也出现在英语词汇中，例如Confucianism(儒教)、papertiger(纸老虎)、loseface(丢脸)等，这些词汇都成为了英语中的正式词汇。

(二)语言表达意义上的融合

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经验形成了不同的比喻的民族性，同时也与美学趣味、风土人情、习俗风尚、地理、宗教、历史等因素有关，所以也会在不同的事物上看到相同的价值。例如，在汉语中形容一个人胆子小，经常会用“鼠”来当做喻体，如“胆小如鼠”;而在英语中形容一个胆子小，经常会用“兔”来形容，如“Astimidasahare”。在汉语中形容“事后聪明”时，会取材于中国象棋称之为“马后炮”;而在英语中同样形容这一喻义，则会取材于橄榄球称之为“Mondaymorningquarterback”，因为橄榄球比赛通常在周日举行，而周一上午的四分卫岂不就有“事后聪明”的意思。在汉语中形容一个人小题大做，经常会用“杀鸡用牛刀”;而在英语中则称之为“Tobreakabutterflyonthewheel”。这样类似的表达，虽然在字面上的意义不同，但是喻义上都是十分相似的，所以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可以通过意义的方式来表达实际的真正含义。

三、基于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差异与融合路径

(一)得体原则

得体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实践过程中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关键。无论是处于何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他们都会在生活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禁忌事项。如果为了追求意义的表达而触犯了他们禁忌的生活词汇，很容易在影响交际意义表达的同时，对交际双方造成情感上的重大影响。例如，当翻译者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想要表达“落后国家”时，为了照顾其国家人民情感，应将“落后国家”翻译为“发展中国家”，英语则是将其翻译为“developingcoun-try”。这些词汇能够在表达出这些国家发展处于落后状态的事实，也能够避免对方在国际交往中的尴尬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不违反禁忌的得体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作用。“得体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属于意义上的“融合”，通过彼此语言层面上的“差异”，更好地完成跨文化交际实质的目标。

(二)意义原则

翻译在任何一次交际活动中都应表达出最准确的意义，跨文化交际也是一样。所以，意义原则与语境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实践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翻译时，不仅需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词汇对等，还需要注意双方的交际背景，以及表达意义是否准确。这主要是因为翻译中词汇的对等并不代表意义上的对等。所以，翻译者还应根据具体的语境，来考虑不同的词汇以及不同的表达方式来保持译文与原文在意义表达上的一致。例如，汉语中的“教师”与英语中的“teacher”是对等的，但是在汉语里，它还表示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尊重，是一种敬语，甚至对于所有资历高于自己的人的一种尊称。而在英语中其含义相对而言比较单纯。所以，意义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能够让具体的翻译借助语言层面的“差异”来实现意义层面上的“融合”。

(三)语境原则

翻译者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最应该注意的就是语境。虽然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语境问题一直与具体的语言有关，但是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翻译者需要关注的语境不仅仅包括译文的具体语境，还包括源语言的语境。只有如此，交际双方才能够顺利地完成交际活动，通过统一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现象来完成翻译。否则就会造成对异国文化语境的忽略问题，从而导致翻译工作不到位，无法让读者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毋庸回避的问题，就是有些作品虽然翻译句法上没有漏洞和错误，但是读起来没有英文的感觉。研究者对其解释为汉语与英语交际实践的问题，但也会出现在任何两种语言翻译实践之中。也由此得知，对于翻译效果来说，语境是多么的重要。语境原则指的就是按照两种语言不同的所处语境，通过增删语境因素来完成翻译实践中的实际意义传达，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语境原则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不同文化双方之间既具有共性，又存在着差异，由于民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和英汉语言结构的特殊性，翻译可译性限度依旧是翻译实践中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研究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先研究的应是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特别是在研究文化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的比较上。除此之外，还应对译入语的表达方式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读者对其的反应与理解。所以，基于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差异与融合应，在差异中寻求方式，在共性中寻求规律，在翻译实践中寻求融合。

参考文献:

［1］常晖．跨文化交际翻译中语境差异解读———以武陵源旅游区为例［J］．学理论，2011(13):24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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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发展创意产业，主要措施有三：

第一、提供政策上的引导或资金上的扶持；

第二、大力培养相关方面的人才；

第三、努力为文化创意产业开拓市场创造便利条件，其中比较重要的，便是举办各类文化（创意）产业类博览会。

那么，在这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开始席卷全球之际，我们应该如何站在世界的角度上看待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异同，并从中找到结合点呢？

一.两岸文化创意产业起步差异

同为中华民族，台湾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关注较中国大陆早，自2002年起就有人明确提出“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以顺应台湾传统产业转型的需求与全球化的趋势。台湾较早接触欧美韩日等文化创意产业较为先进的地区，在引进、吸收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创意产业特色，这种特色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所不具备的。大陆则经过数年的酝酿，于2004年前后提出相关政策，尤其是北京市将“文化创意产业”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并正式以政府重要文件向社会公布，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二.两岸举办文化(创意)产业类博览会规模差异

各国举办文化(创意)产业类博览会，多由政府文化与贸易等相关部门牵头，台湾和大陆也不例外。较为知名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Taipei Art International Fair)由台湾“文建会”与对外贸易部门等主办，以艺术展演、艺术品交易等为主要内容，至2008年已经成功举办15届，成效斐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2007年首办的台湾“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展览会，内容丰富，水准较高，反响也非常不错。相比而言，大陆的文化创意产业类博览会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猛。自2004年以来，文化部协调其他政府部门先后筹备举办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和中国西部、中部、东北文化产业博览会等国家级、综合性的文化产业展会。这些展会目前已成为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化产业信息交流、产品交易和项目合作的重要平台。

三.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差异

由于大陆幅员辽阔，地域特色多样，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国家级、综合性的文化产业展会，还有一些地域性或城市性的展会，比如山东、杭州、温州等地的文化博览会。据统计，在大陆范围内，林林总总的文化博览会不下20种，规模不等，侧重点不同，特色也不一样。

另外，台湾的文化市场较为狭小，且近些年来台湾经济持续低迷，更进一步限制了文化市场的容量。而反观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文化需求十分旺盛，文化市场十分广大。且大陆近些年来开放程度更高，十分欢迎国外的文化创意产业人员和企业来华交流，蓬勃兴起的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就是一个例证。

四.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结合点

由于台湾与大陆同属大中华文化圈内，彼此的文化认同度较高，因此各自的文化创意产品容易为双方所理解和接受。台湾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曾被邀请参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台湾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老成持重，在专业化和运作成熟度上更胜一筹的话，那么大陆的文化产业博览会则是“后起之秀”，前途不可限量。由于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底蕴丰富，加上近年来政治、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大陆举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的规模、影响、层次性与内容的丰富性和综合性等方面，都将是台湾所难以比拟的。当然，由于大陆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经验较浅，运作相对不够成熟，而这些却恰是台湾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这就为双方取长补短，进行展会合作，提供了可能。另外，由于目前两岸形势趋于缓和，这就更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五.两岸文化创意融合所面临的问题与未来展望

从上面的叙述中，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要想进一步发展、壮大，出路在大陆；而对大陆而言，由于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经验尚浅，总体水平较低，经营体制也不够成熟，优秀的人才也较为缺乏。所以，必须要向包括台湾在内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早、水平较高的地区学习。但实际上，两岸的文化交流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文化博览会上却不多，比如直到2007年的第三届中国(深圳)文博会，台湾才首次组团参加。因此，两岸在文化创意产业上的交流与合作急需加强，尤其是需要一种以两岸文化创意产业交流与合作为主题、由两岸共同主办、两岸创意产业人员共同参加的博览会作为桥梁与平台。

在这种情势下，首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应运而生。本次文博会是首次由海峡两岸共同举办的一次盛会，以“一脉传承，创意未来”为主题，将通过博览交易、高峰论坛和配套活动三大板块，汇集两岸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集交流、交易、投资和论坛为一体，体现两岸特色和“海西”水平。

篇10

一、语言结构与可译性限度语言之所以能够传递信息，储存文化，在于每一种语言都具有一定的存在方式，语言的声音表征和书写形式。事实上，人类在利用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对语言本身的各种物质形式特征进行认识和总结，并加以利用。每一种语言都会有自己的文学形式和修辞手段，如汉语中的山歌、民谣、诗词、笑话、饶口令、双关语、韵律、节奏、谐音等。人们甚至还可以用语言来描写语言本身，如有关语音、词汇、语法的书籍。语言的这种认识、描写和展示自身形式特点的功能属于语言的一种元语言功能。由于语言的这一功能来自于语言本身的音形特征，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不同的发音和书写系统，因而所产生的美学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如果我们欲将原作品中的某些美学修辞效果转移到译语作品中去，而译语又缺乏相应的音形特征时，我们就只好望文兴叹，感到束手无策，难以胜任了。1.音韵美感的可译性限度语音是语言的重要表达形式，是口头语言中表情达意的主要手段，汉语和英语在语音规律上相差迥异，某些语音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不存在相对应的表达形式，致使译文语言难以达到与原文相同的艺术效果。如:九溪十八涧以“曲曲环环路，叮叮咚咚泉”著称。T he p lace ca lled N ine C reek s and E igh teen Gu llies isw ell-know n fo r its tw isting p a th s and m um eringstream s.在这句话中，双声叠韵词“曲曲环环”和“叮叮咚咚”读起来节奏轻换缓、和谐动听，所产生的音韵之美让人神往，特别是“叮叮咚咚”与“泉”相结合，使人自然联想起“泉水叮咚响”的拟声效果;相比之下，英译文则大显逊色，英语拟生词“murmuring”难以产生与汉语“叮叮咚咚”同样悦耳动听的声音美感。汉英诗歌都非常讲究音韵和节奏，诗歌的魅力全在于奇妙的意境与和谐的音韵节奏，然而诗歌中节奏美感的再现却非常困难。如: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弛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SnowTo the tune of Sp ring B eam ing in Ga rdenW ha t a scene is in the no rth found!A thou sand li of the ea rth is ice-clad aground，T he thou sand li of the sky is snow-bound.B eho ld!A t bo th sides of the G rea t W a llA n exp an se of w h iteness conquers a ll;In the yellow R iver，up and dow n，T he su rging w aves a re gone!译文忠实的表达了原作的思想内容，并通过重音及尾韵的安排，使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体现了原作的气势;但从音韵美感的角度来衡量，译文并未完全体现原作的要求，失去了汉语的韵律，这是因为汉英诗歌在音韵节奏上有着迥然不同的规律。2.字形结构的可译性限度汉英语文字虽然都是由最早的象形文字演变而成，但由于分属不同的语系，在字、词结构和变化规律方面也必然有很大的差别。英语是拼英文字，每一个词都是由字母按一定的规律排列组合而成，字母的变动就会构成新的单词，从而词义也相应发生变化;汉语中的许多合体字可以拆分，拆分后的偏旁或部首有的也能独立成字，从而具有新的字义。另外汉语中同音异意字是一种语言现象，汉英翻译中遇到同音异字，或既有字形变化，同时又有字义融为一体的翻译内容时，往往成为不可译的对象。如:甲:您好!我姓L i，叫L i Guojun.乙:哦!我也姓L i，您是哪个L i?

甲:美丽的丽加个右耳朵(郦)，国家的国，千钧一发的钧。由于汉语中同音异字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光凭语音听觉很难确定是哪个字，必须通过相关词语的解释才能使人明白，而这种解释对不懂汉语的外国读者来说理解十分困难，跟不用谈翻译的可能性。

二、文化差异与可译性限度语言自产生之日起，便与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共同协作中产生的。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代表了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千百万年来对各种客观事物及其相互间的联系的认识，是该民族对客观世界的高度抽象和概括。从这种意义上讲，一种语言往往积累了该语言民族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部智慧和经验，是该民族文化的总储存库。对于说同一种语言的人而言，由于他们在习得语言的同时也自然地习得了该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因而有了相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相互在进行交流时，便容易对语言的文化功能视而不见而产生一种文化无意识。但翻译却不同，不同的语言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容，虽然译者一般要求应具有双语文化背景，但他要传递信息的对象却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为了使两者之间能够顺利沟通，译者就必须要有一种文化意识，要随时注意语言的文化功能会给译语读者造成的种种障碍并在翻译过程中加以化解。1.物质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汉英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所体现的物质文化也各有特色，这不仅反映在生产的工具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成果的命名上，也反映在日常生活的用品上.某一国家或民族所特有的事物或知识创新成果，在译入语国家或民族中不存在对等的事物，这往往给跨文化交际和语际翻译带来困难。汉语中有不少音译词如“沙发”、“维他命”、“雷达”、“声纳”等都是因当时缺乏对等事物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同样汉文化中某些独有事物的名称在译成英语时，有时也找不到确切对等的词语，而只能采用音译词，如气功(qigong)、饺子(jiaozi)、阴(y ing)、阳(yang)等，或用具有类似语义的词汇代替。如:接着他们用绳子五花大绑，把节证国捆得象个粽子似的，又是一阵拳打脚踢。T hey gave h im a good cuff and k ick，tru ssed h im uplike a fow l and then w en t on w a llop ing and k ick ing h imaga in.粽子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食品。对于从未亲口尝过粽子的西方读者来说，很难理解句中“把节证国捆得象个粽子似的”具体形象，因此译者用一个比较一般化的形象代替了它。从有利于英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的角度出发，这种译法未尝不可;但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衡量，则不利于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另有一份旅游资料对粽子译得较为具体:端午节那天，人们都要吃粽子。D u ring the D ragon Boa t Festiva l(w h ich fa lls on thefifth day of the fifth luna r m on th)，it is a comm onp ractice to ea t Zongzi，w h ich is a rice p udding w rapp edup w ith w eed leaves.此译法采用音译法，将粽子译为zongzi，同时加以解释，便于西方读者的理解。2.习俗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习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是整个民族的成员在交往中形成的文化规约，反映着民族的心理、社会的准则和行为习惯。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习俗文化，如中国人见面，常说“吃了吗?”、“上哪儿去?”，而英美人却说“H i!”中国人在打电话时常说“哪里?”“您贵姓?”，而英美人却习惯说“Thank you”以表示感谢。这些都是由不同民族的习俗文化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在汉英翻译中，汉民族的某些习俗很难用英语准确明晰的表达出来。如:大家见面，招呼声“吃了吗?”透着和气。W hen p eop le m eet，they p a ss the tim e of the dayw ith each o ther，ju st to show their good neighbo rlyfeelings.在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历来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人们见面相互问一声“吃了吗?”一方面以示关心，另一方面也作为正式交谈的开场白，久而久之也便成了见面时的客套话和寒暄语，其真正的语用目的并非真要问清对方吃过饭没有。因此如果译成“Have youhad you m ea l?”则失去了其语用意义和应酬功能;英语中“to pass the time w ith each other”意为“to give greeting to，and or have a shortconversion w ith”这与原文“吃了吗?”不仅在语义上基本对应，在语体上也比较接近。从交际功能对等的角度来衡量，这种译法准确贴切，语言通顺，但中国人日常交际的民族特色却无从体现。综上所叙，由于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的不同，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是客观存在的，但可译性限度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广泛传播，济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推动着各民族文化的趋同进程，人类共性的认识正在扩大，而各民族之间特殊性的差异正在缩小，因而可译性的限度也正在日益缩小。作为译者，只有正是可译性限度的现实，深入研究和探讨两种语言的特点和规律，分析和比较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表达方式的异同，理解和把握语言深层所蕴涵的文化内涵，才能准确、艺术的化解和缩小这种限度，在译文中忠实、通顺的表达原文的内容，再现原文的语言特色和艺术形象。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