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事例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传统文化的事例，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学生希望得到高分，争取进入更好大学是要竞争，但竞争过程中也应该“兼相爱”。墨子指出：“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双方是互动的。只有先爱人、利人，然后自己才能被爱和获利。别人的进步可以推动自身的努力，自己的进步必须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实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这都明确表明，墨子提倡的兼爱不是无偿的，以爱利于天下，最终收获天下人之回报，亦即是“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的兼爱以谋求利益为出发，“爱”或许并非发自真心，但人非草木，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无私奉献呢？与其为眼前利益而损害双方或多方的长远发展，不如以“兼爱”追求利益共享，调和紧张的竞争，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由此可见，“兼相爱，交相利”是符合人之本性，对我们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具有实际可行的指导作用。

学生为了成绩的提高，更为了未来的发展，必须调和和重建人与人的和谐友爱关系，必须协调与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使得人人相爱，互相尊重，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从儒家思想中认识处理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生如何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一些班干部学生应该怎样管理班级呢？

道家的管理主张是无为而治，那只适合战乱后的百废俱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管理主张——德治，重点是要求管理者以身作则，教化下属。他曾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个班级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班上的班干部影响的，只有全心全意为班集体服务，以身作则的班干，才能让学生脚踏实地地学习，拥护班委，一个班才能和谐发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班干部若能端正思想和规范行为，以为同学造福为宗旨，协助老师制定有利于同学和谐发展的纪律和规定，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不王者，未之有也”。学生便自觉执行支持班委的决策，从而实现班级内部团结稳定。

三、从道家思想中认识处理人与环境和谐关系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包含阴阳两面，阴阳相互配合谓之和。人与自然作为地球两对相互依赖的物质，恰如老子提出的阴阳两面，是相互相成的。由此之故，人应辅助万物，或至少是协调万物自然发展，而不能做违背自然发展的事。

篇2

由此可见，本文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解读，只是透过科技哲学视角之管窥，撷取往日或许未曾关注之点。这样的“撷取”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正统研究者还是对科技哲学界来说都是另类而难以接受。本文中，传统文化指孔子以后(含孔子)的文化。笔者把传统文化的“始基”归结为:小农经济、性本善、人际关系以及实用主义。如同“始基演化说”中的“始基”是希腊哲人对自然现象抽象提炼和直觉思维的结果一样，这四者同样是由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的抽象提炼。

一、小农经济: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    

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但小农经济是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这一点看来没有争议。由小农经济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出发，可以推出传统文化的一系列特点。    

在中国，小农经济举足轻重，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政治以及文化。有一种说法，是农民在历史上一次次挽救了中国，换个角度看，也就是小农经济一次次化解了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也就一次次回到传统。城镇化和土地流转，将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

二、性本善:传统文化的公理    

欧几里德以五条公理构建其几何学大厦，“性本善”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堪比欧氏几何的公理。虽然荀子也有“性恶”的假设，但是“性本善”占了上风，在实际上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

三、人际关系: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一)人的“三大关系”梁漱溟曾述及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拓展即人与物)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一方面，这三大关系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涉及人际关系，譬如生产力必然涉及生产关系，即使荒岛上的鲁滨逊，他原来所拥有的所有知识和沉船上的物品，是漂流记情节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以及涉及个人需求层次的提升;其他两大关系也可以作类似分析。然而另一方面，个人、组织、民族、国家，在特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会着重以三大关系之一展开。希腊和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到19世纪末的西欧，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有自然哲学、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人际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印度文化则回到内心世界，以人己关系为主。

由三大关系引出三大博弈:人与自然的博弈，人与他人的博弈，以及人与自己的博弈。一种文化以三大关系的哪一种关系为主，主要展开哪一类博弈，对于这种文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对于民族性具有根本影响。

四、实用主义:个人在传统文化中的生存哲学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文化呈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实用主义发端于现代美国，然而其典型却早已存在于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现代美国，实用主义只是众多哲学流派之一，在本体论中有对事实和规律的尊重，在认识论中有理性主义的均衡，在价值观中有知识至上、宗教情怀和对美的追求以及最终有法律提供的不可逾越的“负面清单”。平心而论，自古到今，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都有实用主义倾向，但像中国这样浓烈和典型者可以说绝无仅有。

五、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    

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何以凝聚了中华民族，承载了炎黄子孙的心灵，在世界各国面前建构了礼仪之邦?    

在熟人社会和相对稳定封闭的情况下，熟人间分享嵌人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情感上的互通，增强了熟人社会的凝聚力，遏制了离经叛道和离散倾向。近代有外国商人进人中国农村后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一句承诺比西方的正式法律文件还可靠”，并由此断言“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守规矩和可靠的商业伙伴”。在乡亲们组成的熟人圈里，伦理道德这样的“短程力”足以维系起信用圈。因为没有市场中的竞争，熟人社会会分享种植和养殖中的经验，推动农业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经济因而在世界首屈一指。    

篇3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又是历史的存在。一旦人的生命进入历史文化空间，人的类本质——人的历史文化生命也就开始了。生命在历史活动中选择、承继并创造着文化，一种特定的文化在历史中延续、演进形成文化传统，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或精神）的承传系统构成道统。对主体生命而言，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在儒家那里，人的文化生命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钮结。

“生命是一条流，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条连续的流。”[1]在生命这条连续的流中，早期儒家更为强调它的历史根源性，他们深信自己的文化生命是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文化生命的存在又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生命的存在形态。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学而》），并以周礼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中庸》也说：“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在孔子的文化生命里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历史文化精神。孔子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传统文化中，他“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一切视听言动完全依据周礼而行动，对传统的诗书礼乐文化一往情深。在道统的承接上，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和传道谱系，但他对尧舜禹文王周公赞不绝口：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

禹，吾无间然矣！（同上）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同上）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在这些溢美之词的背后，孔子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了一个由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统谱系图，孔子的生命恰好体现了这种历史文化生命的连续性。牟宗三先生也认为，尧舜禹三代一系相承的道统，到孔子时有了进一步创造性的突进。而其开辟突进的关键，是在于道的本质内容的自觉，通过此自觉开辟了一个精神的领域，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教。以孔子的仁教与尧舜禹三代的政规业绩合起来看，便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对“道之本统”的开发与重建。[2]一方面，正是自觉地承接上了传统与道统，承接上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脉，孔子的文化生命才显得光彩夺目；另一方面，孔子开创的“仁学”又重新打开了中华文化的新局面，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文化慧命。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很显然，孟子是把尧舜作为支持他性善论的历史人格原形，尧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传统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历史依据：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

在这里，孟子把圣贤的道德传统作为人的道德生命的历史证明，赋予天赋即善的道德生命以深厚的历史意识。不惟如此，在文化生命上，孟子要求“闲先王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辞”（《孟子·滕文公下》）作为自我期许，这种以圣贤传统为主轴的历史意识也是他的文化生命的有力支撑。孟子大声疾呼：“《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自觉不自觉地勾画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文化发展脉络图：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异常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历史文化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统的时代承接点上，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对接，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自觉。

荀子虽然主张“法后王”，但他对“先王之道”同样也是称颂不已：

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

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

荀子不仅称颂“先王之道”，甚至还极力主张复古。他说：

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谓之复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王制》）

这种“复古”，实质上就是恢复古者先王之道，恢复先王之政。在这种“复古”的外衣下，荀子实现了其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对接。就是荀子的“法后王”，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知。司马迁、杨倞认为“后王”即是“当今之王”、“当时之王”、“近时之王”[3]，冯友兰、郭沫若等则认为“后王”即周文王、周武王。[4]廖名春则综合了诸家之说，认为，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这是荀子“法后王”说所具有的双重意义[5]，这一说法较为可信。无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荀子的尊古意识是不变的，在他的文化生命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历史文化精神。这一点在荀子的“道统”承接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尽管后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荀子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但荀子自己认为其学说承继了上至舜禹下至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他主张今世仁人，应“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转贴于

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中庸》的“道不远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表达的正是人类历史文化与自身生命的内在一致性。孔孟都把文化生命的发展归宿视为“道”，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孟子也说：“君子深造之以道。”（《孟子·离娄下》）到了荀子那里，道与生命结合得更加紧密，荀子认为：

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荀子·儒效》）

圣人是道的极至，圣人是道的总汇，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正是在此意义上，荀子进一步指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圣人自身就是天下万物以及古今文化的基本法则。

人是文化发展演化的主体，人的生命始终贯穿在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因而，历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它同时也是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反过来，从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探出文化发展的端倪。正是基于人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这一理论前提，有学者认为，孔子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文质史观”[6]，它实质上是对汉儒以“文质三统”相互更替的理念解读孔子文化损益观的现代解读。与其说孔子以文质论历史，还不如说孔子以文质论生命，历史文化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在形式，正是文质生命的发展展示了历史文化的变迁。后学往往在夏商周三代文化尚文尚质的问题上争讼不休，实质上，对孔子而言，文与质是和谐统一的，文与质的统一，既是人的文化理想也是文化建设的理想。对人而言，文质统一即为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的统一[7]，对文化而言则是历史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理想结合。荀子在其《礼论》篇中极为精彩地描述了礼文化的发展历程：

凡礼，始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荀子·礼论》）

意思是说，礼，开始时简单，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满意。所以礼达到最完备的程度，就能把情感和仪式两方面都充分、完善地表达出来；其次是，情感胜过形式或形式胜过情感；再其次，那就是只注重质朴的感情，而符合于太古时代的情况。这里的“情”指人的内在情感，即质。礼的发展就是礼从质到质文互胜到文质俱尽的演进历程。荀子又把“情文俱尽”理解为“礼之中流”，认为“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同上），文与情（质）互相配合，并行兼用，这就是适中的礼，即礼的比较理想的状态。礼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命形态，它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文化生命结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于此，儒家还赋予了礼文化以生命的形式，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

注 释：

[1]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　参见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7页转述牟宗三先生关于孔子“立仁教”，开创“道之本统”的思想。又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3—191页。

[3] 参见[汉]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司马迁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又见[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不苟》（第48页）、《非相》（第80页）、《成相》（第460页）等篇引杨倞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4]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重印本，第353页。冯友兰认为“后王之法，即指周道。……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实一也”。郭沫若也持此说，参见郭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篇4

虽说轿子的使用在古代较为普及，但毕竟是较为富裕的人家才有能力使用，而婚轿由于制作周期长，装饰手段复杂更为稀少，过去十里八乡可能有一顶婚轿，谁家结婚借过去用一用。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历战火洗礼，存世的婚轿数量不是太多了，多数以南方的木质婚轿为主，北方的婚轿轿衣由于织物本身易腐坏、破损、残缺更加不容易保存，故完整的婚轿轿衣存世量更加稀少。我有幸在北京万丰小吃城二层的民俗博物馆中见到南方木质婚轿一顶，在西安关中民俗博物馆中见到南方木质婚轿两顶，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妇女博物馆见到北方木质婚轿轿身一顶（轿衣已失散），在洛阳民俗博物馆见到北方木质婚轿轿身一顶（轿衣已失散），在民俗收藏家钟漫天老师家见到山东婚轿轿衣，并有幸见到修复补救的过程。由于实物不多，只能通过文字资料进行补充梳理。由于婚轿本身属于木质，其装饰手法与吉祥图案与床类家具比较相似，关于图案部分也借助于木床图案进行类比参照，轿衣上的吉祥图案则与木质婚轿的图案相互呼应，可作为映照依据，只是表现手法不同。经测量万丰民俗博物馆及西安关中民俗博物馆三顶南方木质婚轿的数据，关中民俗博物馆的两顶婚轿尺寸形制完全相同，万丰民俗博物馆的这一顶婚轿的整体尺寸略小于关中民俗博物馆的那两顶，但它们的前门宽度都是相同的为78厘米。北方婚轿的整体尺寸与南方婚轿尺寸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只是婚轿前面宽较南方婚轿的前面宽还要更小一些，洛阳民俗博物馆的婚轿前面宽为64厘米，陕西师范大学妇女博物馆的婚轿前面宽为76厘米。关于婚轿具体尺寸的规定我并没有查到，但是对于过去建筑街门尺寸是有明确规定的，汉族的街门尺寸一般为2尺8寸（约合92.4厘米），满族的街门尺寸还要更大一点，所以一般轿子的尺寸不会超过2尺7寸（约合79.1厘米），民间婚轿的尺寸与其实用性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为了抬轿人的便易灵活，与所到场所的尺寸要相互匹配。

北方婚轿的木质轿身素面大漆，有木本色、绛红色，轿顶由木梁支撑，或有竹片编制链接在木梁结构中间，更加美观。使用时外部就会用到轿衣作为装饰，此处用山东民间寻得婚轿衣为例。简要说明这件婚轿衣是拖人从山东民间收藏家处收集来的，在山东藏家手里已经有十多年了，整体来看品相比较完整，整体为红底金线织锦缎的材质。拿回北京之后，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玄机，整理轿帘处时，发现好像是双层，我们将外部的织锦缎表面与里布的缝线破开发现了一幅红底盘金绣的和合二仙的门帘，虽然盘金绣的金色已经基本脱落了，固定的红线钉也丢失了很多，和合二仙四周的蝙蝠、花朵图案都已经没有造型了，但新人婚姻生活和谐幸福，由于和合二仙寓意吉祥，形象可爱生动，深受百姓的喜爱。依据南方婚轿的参考，婚轿前后方一般都是有吉祥图案的，而这件山东婚轿只有和合二仙的轿帘，我们需要为轿子背面加补一个合适的吉祥图案作为补充。参考南方木质婚轿的图案，轿子背面图案多为福禄寿绵长为主。这也是古人非常重视的吉祥寓意，福禄寿关系着以后婚姻生活的富足与稳定，古人云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登科考是唯一一个改变现实阶层的机会，所以是百姓人生最大的愿望。

通过几个收购老绣片的师傅，我们找到了一个松鹤延年的绣片与和合二仙的颜色、绣法、风格都比较协调的作为加补轿衣的后背。这个松鹤延年的修片也是盘金绣为主，由于金线脱落打结的也比较严重，就采用绗缝将金线展平押回原来的位置，这样不影响远看的整体效果，细看也并不是特别的突兀，毕竟原依然让我们激动不已，原本的轿身整体仅为织锦缎，并没有刺绣，而和合二仙盘金绣的出现让我们非常的意外与惊喜。由于织物类轿衣保存非常困难，并且轿衣类的绣品很多也都被文物贩子拆成小块小块去卖，现存的能见到的完整的非常少了。和合二仙是主管婚姻的欢喜神，和（荷）仙手持荷花，寓意圣洁、和谐。合（盒）仙手持宝盒，宝盒微张会飞出蝙蝠，寓意福气和合。和合二仙在中国民间传统婚姻文化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结婚当天都要悬挂和合二仙的年画，祝福图5北方木质婚轿轿身由西安师范大学博物馆从陕西省周至县征集（笔者2013年12月摄于西安师范大学中国妇女文化博物馆）装绣线很难配上了。而这个松鹤延年的绣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有四条宽宽的绿边，如果说松鹤是“寿”，金玉满堂是“福”，那么绿边就是“禄”，对于古人，尤其是中原人对于禄的重视体现在很多方面，在结婚中喜绿色就是与我们对于古人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古人喜欢绿色，谐音“禄”，就是为了一举登科，光宗耀祖，这是改变阶级属性的唯一方法，古人对绿色的喜爱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认识。在黄河流域的婚姻文化中（河南、山东为主），绿色是很重要的颜色，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记忆中的传统色彩是大红大绿，这种大红大绿一度被很多人认为很俗气，其实古人将大红大绿用的很好看，曾经见过一件清末民初刺绣红底海棠纹新娘吉服上衣，里面用的就是苹果绿色的衬里，非常的协调，颜色相当的雅致。古代用的婚轿，一般也叫“凤轿”，顾名思义是要龙凤呈祥的，虽然古时只有皇帝可以使用龙纹，但民间也有草龙纹。家家嫁女希望女儿登枝为凤，嫁个好人家，户户娶妻希望凤栖梧桐，旺夫多子，为婆家带来好运气。婚轿的轿顶顶花多为凤凰造型，而山东这顶婚轿轿衣的轿顶是缺失的，就用一个紫色的立体凤凰的造型补充了上去，紫色寓意“多子”，古时民间紫色布料不会轻易赠人，原因就是与子嗣相关，谁也不愿将自己的子孙运气送与他人。紫色的布料由于染色的关系，比较稀少。用于婚轿轿衣上显示出她的重要性。

婚轿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轿身两侧的小窗帘，帘子被有意识的做成了双层，两层帘子之间有一个十字形布条隔开，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新娘可以从里面掀帘向外看，需同时挑起内帘向里和外帘向外，才能看到外面，而外面人掀起外帘向里看是什么也看不到的，这就是为了防止路遇恶人对新娘起歹念。婚轿对于新娘和两家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交通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保护的概念。新郎新娘围绕婚轿的礼仪也很有讲究。新娘从娘家上轿时要换鞋，因为鞋上踩过娘家的土，把鞋换了才能防止娘家的福气被带走。新娘上轿前，要用铜镜将轿子内照一边，驱邪避祸，同时在轿子背后挂有筛子，也是辟邪之意。新娘到夫家之后，新郎拿起木箭，对着轿门帘射出三支箭，亦有驱邪的寓意。新娘出轿子前媒人要准备好筛子为出轿的新娘挡好头，防止头对着天，对天有不敬之意。之后的仪式依然严谨而复杂，对于古代人来说，结婚的仪式更像是一个神秘而严谨的祭祀活动，不仅要防鬼怪，同时要敬神灵、祖先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深意，有历史传承的，是非常神圣的。南北方婚轿在材质选择上有一些差异，但是装饰图案、颜色寓意、礼仪文化又基本相似。通过所见几顶婚轿的测量对比，对文献资料的查阅与梳理，对传统婚轿作了简要的梳理。婚轿的吉祥文化、礼仪文化、制作文化是传统文化博大深厚中的一点，但又是婚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婚轿文化的研究对婚俗研究有着参照的重要意义。婚轿对于古人来说是见证人生成人成家的见证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博物馆的展览品，是影视作品的道具。一件物品肩负的时代使命是不同的，婚轿从曾经的实用器到现在的民俗文物，履行着不同的历史使命。

作者：王羿段冰清单位：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北京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篇5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白银市教育科学“十三五”科学规划家庭教育专项课题《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农村中学生家庭教育的个案研究》阶段研究成果，课题立项号，BY[2019]G283号。

【中图分类号】G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20）33-0005-02

当今时代是一个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关注也不能缺位。时代的发展使得人们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认识都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的传承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面对这种情况，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对伦理道德的推陈出新、批判继承应该采取符合时展实际的办法，以便于能够达到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实践中求传承效果。

一、时展产生的新元素以及引起的新变化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今时展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网络技术的出现及其发展，而网络技术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技术不同，更新速度非常快，自身面貌变化速度较快，对社会发展产生诸多影响。人们的社交方式在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的刺激下变得多样而快捷，网络社交新元素的增加对人们的社交生活产生了不同影响。一方面，外向开朗的人在这种环境中更加“如鱼得水”，不仅与熟人之间的交往变多，与陌生人的交往也随之变多，社交网络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内向的人也借助网络社交这一“面纱”开展数量更多的虚拟社交活动，毫无疑问，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社交范围以及社交行为数量不断增加。

网络的迅速发展促使各种新产业随之出现，移动支付、网络购物以及与之相伴的快递行业、外卖产业、共享经济以及虚拟货币等等都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是以前触不可及的“天方夜谭”，新兴产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减少了生活中的不少麻烦。同时，这些行业的收入与平均收入相比都较高，但行业准入门槛并不高，导致高收入与低知识水平共同存在的现象，而这些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生活隐私得到了更多的暴露，消费者与从业者之间产生矛盾时如何保证道德底线成为了重要问题。

网络技术与人们生活的捆绑程度逐渐上升。现在生活的人们，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智能手机，离开了智能手机就寸步难行，可以说，智能手机的功能与使用场景就是当今社会的缩影。人们的社交生活、日常购物、娱乐活动等都与智能手机紧密相连，各种数据成为了不同行业分析客户面貌的重要基础，通过手机并分析用户数据能够得到不同个体对某一产品的具体偏好程度，投放的广告更加具有针对性，吸引个体产生消费行为的几率大大增加，这无疑是各个行业增加经济收益的良好机会。然而在未经个体用户同意前提下，利用广告等形式对用户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到用户的喜好隐私数据的“擦边球”行为，不仅有触犯法律的可能性，更多的是道德约束感不强的表现。

二、时展新变化引起的人们思想认识的变化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当今社会产生了各种不同变化，不论是社交方式的拓展与延伸，还是新兴产业的出现，亦或是智能手机与人们生活捆绑程度上升，这些变化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行为，也促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在上述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人们的社交范围与社交行为数量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不断拓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产生了对“交往”这一社会行为的不正确认知。由于熟人与熟人之间、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都能够很迅速展开，并且处于网络技术自带的相对隔绝状态，很多人出现了社交关系随意化的思想认识，不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维护，当出现社交矛盾时，非常容易走向迅速激化状态，产生社交关系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现象。同时，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使得人们发表意见的限制大大减少，部分人依仗网络评论的这一特点，随意组织语言，对他人进行攻击，甚至发展为网络暴力。上述现象都体现出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特点而逐渐延伸出来的人们的思想认识的变化，可以说具有上述行为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会表现出相同特点，只是在真实环境中会比网络上有所收敛，真实状况也并无实质性差别，但不能否认的是网络这一技术起到了助推作用。

新型产业的发展使得经济产业风口的变化频率变快，产生了诸多经济向好产业，在经济利益的引诱下，大批大批的人开始追逐经济利益，跟随网络技术与其他行业结合的脚步而发展，期待自己能够成为引导下一个经济潮流的人，“金钱至上”思想逐渐改变着人们对待正常工作与经济投机的态度。而其中突出的为共享经济和直播经济两种经济产业，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入共享经济中，从共享单车走向共享汽车的发展，但成功者数量仍旧不多，与之相比，直播经济更加残酷，许多青少年受到直播经济光鲜亮丽表象的吸引，放弃学业投入直播行业，成功者更是寥寥无几。在经济形式快速变化的时代，更加需要具备正确对待金钱与长远个人发展之间关系的思想认识。

三、新时代传承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有效途径

时代在发展，技术提升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我们不能阻止时展过程中各种新元素的出现和它们进入到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更不可能改变不同元素对人们思想认识的渗透过程。但是，我们应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做出改变，在适应新时代网络技术迅猛發展和其引起的诸多变化的基础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加以有益干涉，提高人们对不同新事物的正确看法，用平常心看待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保持自身积极的思想状态，能够将网络技术为自己所用，成为网络技术的利用者，而不是盲从者，从而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仍旧保持积极的精神状态。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从中华传统优秀思想当中汲取营养，运用悠久的中国古典哲学社会思想解决技术发展中对人们思想认识产生的种种不利状况，将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精华挖掘出来，成为加强人们精神世界建设的有力支柱。在实际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挖掘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的优势，与当前阶段的实际生活进行融合，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积极传承，成为指导人们思想健康发展的推动力。

（一）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融合，传统文化焕发新光彩

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网络技术也在飞速更新状态中。传统文化乍一听与科学技术毫无联系，是毫不相关的两种事物，其实不然，在实际生活当中，任何科学技术都和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可以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提供有力技术支持，体现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宣传、发展等诸多方面，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更多可能性实现传统文化的广泛发展，增强传统文化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度。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可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导，减少科技主导思想有害状况的出现。因此，现代科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能够为优秀传统文化带去多方面的实际帮助，使得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例如，3D打印技术能够帮助重现古代精美艺术品，提供优秀传统文化的实物载体，促使优秀文化传播范围的扩展。3D技术还能够提高传统艺术成品的精细度，增加艺术品的精细价值，使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得到更好的展示。同时网络技术的加入则为打破历史文物展示的时地限制提供重要帮助，可以做到随时随地重现历史文物，破除了只能到博物馆观看历史文物的限制，为世界人们认识我国优秀文化提供更多可能性，传统文化传承的几率大大增加。在校园建设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结合的意识，能够在各个教育阶段培养学生用理性的角度对待传统文化的意识，有效培养学生们的自发探索当代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结合的新途径，为今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有生力量。

（二）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范围

当今社会娱乐业迅速发展，新型媒体方式不断涌现，传统文化与其结合能够得到最大方式的传播。影视行业发展迅速，一大批自媒体平台和自媒体账号蓬勃发展，拥有众多粉丝，影响力和号召力甚至超过了传统媒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利用网络自媒体这一重要宣传途径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宣传，能够有效扩大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走出以往传统文化宣传中“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被动状态，在主动出击中不断扩大传统文化的影响范围，增强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发挥对人们思想认识的积极引导作用。

例如，在宣传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一是可以利用微博这一社交工具提升话题热度，二是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广泛宣传，三是可以利用多种短视频手机终端进行宣传。以上三种方式都是基于手机端进行的宣传，有利于将传统文化的宣传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在后期，辅以大数据分析的方式还能够对众多的后台数据进行个性化分析，对人民群众喜欢以及接受程度较差的宣传方式以及内容进行准确定位，进而找到接地气同时受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对宣传工作起到针对性的反馈，可以有效改变人民群众对部分传统文化“高高在上”的认知，增加传统文化与人们生活的结合，有效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认识的积极转变作用。新媒体宣传途径在这一环节中具有更广泛的宣传效果，不断扩大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范围，提高传统文化的传承效果。

（三）结合时展特点，批判继承传统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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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时期 传统文化 民族传统体育 影响

1 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的定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深深地包含着这种凝聚力的品格：它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它重视人的身心需要和情感愿望的满足，不以高超复杂的技艺、深邃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化修养诸条件要求对应公众，而是以普适的、自娱自乐的消遣性与游戏性特征迎合民众。

2 各个历史时期传统文化的特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2.1 先秦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萌芽期。夏商周的传统体育雏形。夏、商、西周的体育是我国奴隶制建立及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体育形态。其内容已与生产劳动分野，而进一步与军事、教育、礼仪等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这个时期，战争发展了，军事斗争成了推动体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军事体育活动的内容较为丰富，这一时期，-些有关体育的概念及理论也在逐步地形成和发展，如射、御、舞、拳、搏、寿等。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后世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田猎活动，对传统体育的奔跑、狩猎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传统体育的兴盛。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剧烈转变的时代，奴隶主阶级垄断体育的局面被打破了，民间体育活动蓬勃发展起来。这时刚登上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改革旧制并付之实践，使很多体育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同时，“百家争鸣”的各个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体育的思想和实践问题，这对体育发展有推动作用。这一时期，逐渐增长的自然科学知识也为体育发展创造了有利有条件。上述这些原因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第一次较全面地大发展。

先秦时期的军事体育活动，民间娱乐体育活动以及各种导引养生活动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不仅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而且很多项目，很多体育观点都是新的，一些体育内容走向竞技化的趋势也在逐渐形成。这些都对传统体育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2.2 秦汉魏六朝――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炯异。秦汉时期体育的发展表现在：体育活动项目增多，内容丰富，开展广泛，规模较大。有些体育活动，如蹴鞠、角抵、剑道、手搏、导引养生法都逐渐形成其技术和理论体系，其中不乏各具有特色的内容。这一时期，体育活动的娱乐表现得比较突出。西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体育融合，这一时期体育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就南北而言，体育活动也有相当的差异。这都表现了社会分裂、动荡以及玄学兴起等社会因素对体育的影响。总之，两晋南北朝的体育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处处呈现出汉唐两大盛世间过度时期的风貌，同时也为隋唐时期的体育繁荣作了准备。

2.3 唐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时期。隋、唐、宋时期活跃的传统体育。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宋代在文化方面也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所以宋人思想活跃，敢于思维，敢于创新。因此在导引、棋类、武艺、蹴鞠、捶丸等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纂；创编简便易行的活动套路；从不同角度研习体育和发挥体育健身、娱乐功能等方面都是有相当成就的。宋元时期一些项目的发展也逐渐出现了衰亡的趋势，如蹴鞠由直接对抗转向间接对抗，马球由于骑兵落后，儒臣的反对，重文轻武之风的影响，习者渐少。这些现象一直到明清无多大变更。但从总的趋势看，宋元体育是有相当发展的，它在中国体育发展史占有重要的地位。

2.4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向期。明清时期传统体育的定型。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朝代。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各方面都有重大的发展，同时出现御倭战争等明以前不曾有过的情况。因此体育的内容在沿袭前朝的基础上有多方面的发展变化。武术已演变成为表演多种作用的运动项目了，武术的体育化进程此时基本完成。继明之后，清人进一步应用导引养生术健身治病。他们在辑录前人导引之说的同时，注重了内外兼修，简便易行功法的推广和应用，以及其保健祛病的理论研究，把我国导引养生术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清廷入关后，注重本民族的体育活动，提倡骑射、摔跤、滑冰等项活动，使这些活动出现了兴盛的景况。而对其他则不重视，因此清代球类活动进一步衰亡，宫廷府第球类活动少见，民间的球类活动也多为节日活动。此时，棋类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棋坛名手辈出，棋着丰富，棋谱亦大量涌现，有很多创新和发展。之后，一些近代体育项目传人中国，并与中国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体育项目并行发展了。当然，明清保留的一些传统体育项目在中国健身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所继承和发展的一些传统体育项目使中国传统体育，特别是武术、养生等健身方法对现今民族传统体育仍有重要的影响。

3 结束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伴随着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明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传统体育的演变。不同的时期的传统文化氛围影响着当时的社会上的体育项目，以致形成了当今的各种各样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凝合而成，文化的历史就是人类共同性不断张扬的历史。文化选择的目标，是价值目标的实现，民族的交汇和融合是民族的更新与发展。同时，各个历史时期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承接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积淀，为其共同缔造华夏文化发挥独创的精神。各个历史时期绚丽多姿的传统文化，正是这一疆域的优势和文化资源，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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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33-02

知识经济条件下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组织层面的学习行为越来越成为企业生命的源泉。培养企业的学习型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在组织建设以及学习修炼等方面都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对于现代学习型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 [1]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企业文化发展过程中导入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学习型企业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既重视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又重视企业和员工的协调发展，旨在通过建立共同愿景，形成共同价值观，激励自我超越，以学习力提升创新力。与其他类型的企业文化相比较，学习型企业文化具有自身的明显特征。

1.学习型企业文化强调学习型的思维方法。这些思维方法主要是系统思维方法和心灵转向的自我超越，这是学习型企业文化源源不断的主体创造来源。在这种企业文化中，企业组织成员从最高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能系统、全局、动态地思考与认识企业各种价值链，都能注重成员自身的反省与体悟，是对分割的、片段的、静止的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超越。

2.学习型企业文化与组织学习具有密切的联系。学习型组织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所面临的竞争更残酷，唯有通过提倡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来提升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从而提升组织在激烈竞争中的优势。因此，学习型企业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普遍的学习。在学习型企业文化组织中，员工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学习，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学习，而且更主要的是在进行修炼式的学习。

3.学习型企业文化重视组织成员的发展。在学习型组织中，人真正成为组织的中心，组织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利润，为了资产增值，更是为了给每个成员创造一个能施展个人抱负、进行自我超越的环境。因此，我们说学习型企业文化更关注员工的发展，它比传统组织更多地营造适合员工发展的组织环境，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4.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鼓励个人学习和自我超越的企业文化。倡导员工个人学习和鼓励自我超越是学习型组织企业文化的基础。在学习型组织中，学习包括三个层次，即个人学习、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其中，个人学习是组织信息获取和加工的基础。在学习型组织中，通过企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的塑造，积极引导员工加强自我学习和能力提升，同时倡导员工树立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使企业全体员工在这种学习型文化的影响下，建立与企业愿景一致的个人学习目标，全心投入，不断修炼，自我超越，将学习作为个人的终身学习。这样，企业就以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点，引导形成学习型组织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

5.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建立共同愿景的学习文化。员工学习过程要实现自我超越，必须将个人目标和组织愿景联系起来，建立企业的共同愿景。企业文化中的共同愿景可以使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工作和学习的目标趋向一致，激发出员工的创造力、进取心和信任感，有助于团队学习精神的形成。因此，培育一种促进建立共同愿景和团队学习的企业文化是学习型组织的使命，也是学习型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立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与现代学习型企业文化具有诸多相通之处。现代企业在建立学习型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共同愿景的建立

在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指出，兵家的制胜之道，以“主孰有道”为首，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 [2]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论断。可见，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共同目标的建立，并希望通过“上下一心”来强化组织的整体意识，激发组织成员的共同理想，从而形成众志成城、摧城拔寨之势。

共同愿景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向往的意象，包括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和使命感。它是人们心中一股令人深受鼓舞和感召的力量，为组织学习提供了焦点和能量。共同愿景创造出众人一体的感觉，并传导到组织各环节中，从而引导人们团结协作、共同进退，提高组织的整体性和效益。共同愿景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理念，能够唤起人们的希望，特别是内生的共同愿景，能够在员工心中注入活力，促进员工素质和企业文化的提升。

共同愿景是建立在个人愿景之上的，个人愿景的力量来自于个人对愿景的关切和信心，共同愿景的力量同样来自于组织成员对愿景的关切和信心。所以，共同愿景应该是人人衷心向往的愿景。在共同愿景下，每个组织成员都能自觉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精简机构、效率提高的目标。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团队学习的形成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同时，“和谐”观也要求人们倾力合作，精诚团结。“和而不同”揭示的就是不同特质的事物、不同特点的人之间，可以通过和合的方式，达成一个完整、和谐的存在。先哲们的这一思想与现代的“团队”意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活到老，学到老”，“温故而知新”，对于当今提倡团队学习精神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所谓团队学习，它是建立在“和谐”和“好学”的基础上，是发展企业员工整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动过程，它鼓励人们相互帮助，共同学习，形成整体大于个体的学习效果。

学习型组织强调终身学习的理念，这是学习型组织最本质的特征。团队学习是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提升方式，也是一种增进团体智慧的过程。团队是最佳的学习单位，它必须学会如何萃取成员的智慧和才能，确保整个团队既具有创新性，又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团队学习是发展团体成员“整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它不但可以改善团队的搭配与和谐，减少组织成员内部的消耗和磨损，还可以共享知识，产生创意，使团体智慧远远高于个人智慧的总和，而且在复杂的问题上，能够做到比个人更有洞察力，更为聪明。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心智模式的改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文化，注重对自身的反省。如“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念都首先要求端正自身心态，然后对他人进行判断。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一样，员工们不能总以原有模式来观察和分析世界，而应该不断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

心智模式是指人们的思想方法、思维习惯、思维风格和心理素质的反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的经历的积累，包括社会道德伦理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阅历和历史传统等。这些长期的积累导致不同的心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改善心智模式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错误，获得成功。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心智模式的正确性，才能不断改善个人的发展水平和方向，获得进步和成功。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整体思维方式的构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传统哲学提出的“气一元说”、“阴阳五行学说”，甚至中医理论提出的经脉论、脉象论等，本质上都是系统论。这些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是一种系统思考的方式。企业组织也是一种系统，是由一些部门、人员等相关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因素通过多种复杂的方式和渠道相互之间发生影响。系统思考的修炼方式，就在于要求扩大人们的视野，站在企业全局的角度理解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能够顾全大局，从企业整体利益的角度处理面临的问题和危机，找到持续有效的解决对策。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思考，就是把需要研究的事物看作一个系统，分清其中的组成部分和相互联系，并从总体的角度把系统中的人、物、能量和信息加以处理和分析。根据系统思考的方法，对管理要素、管理组织、管理过程进行系统分析，旨在优化管理的整体功能。对企业组织现实问题进行观察、分析、控制和协调的时候，不能局限于细节和局部，而应该从全面和系统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以把握长期和近期、全局和局部、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关系。

（五）中国传统文化与自我超越的实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3]在孔子看来，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可以视之为个人思想道德的成长过程，以及个人品性的修炼过程。儒家所推崇的“为己”和“为人”的思想，注重“内圣”的追求，也是人格的完善过程，其目标是要达 到理想的精神境界。道家的修炼思想与儒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家中的代表人物庄子所追求的“逍遥”境界，就是要求人们摆脱各种名利的束缚，回归人的本性，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思想的自我修炼。

自我超越的目的在于创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自我超越的理念要求企业员工突破极限，通过技巧的精熟，战胜自我，不断进步，实现个人技能和人格的升华。自我超越把企业愿景作为驱使员工前进的目标。自我超越是个人成长的学习修炼，它以提高个人才能为基础，却着眼于更高的目标；它关注精神的升华，但又不局限于精神层面。自我超越需要人们全身心投入，不断进行创造和超越，这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终身学习。

由自我超越的员工所组成的企业组织，以个人的学习为起点，不断向更高的学习目标前进，形成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学习型组织使组织成员从契约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即从工具性的工作，转变成精神层面的工作，建立组织内良好的互助关系，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潜能，提高每个员工的学习兴趣，培养高尚的学习精神，从而促进学习型组织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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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每个民族的审美心理特征都会在其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艺术活动中表现出来，并且在该民族的文化习俗、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证明。泰勒对文化所作的权威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 1 ] ，审美作为一种“能力和习惯”，自然也应当与知识、信仰、道德、习俗等文化要素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化观念的具象化的表现之一。

对美的形态的特殊的感受，是每个民族审美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既表现了每个民族特殊的美的价值观，也浓缩了该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心理特质，是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对美的形态的这种特殊的感受，可以体现在民族艺术的创作风格中，也可以作为日常的风俗习惯、生活时尚、审美情趣甚至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绚丽多彩，作为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审美感受，是对自然景象、社会生活现象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赞美之词，但在美学理论中却被排斥在美的基本形态之外。这是源于理论上的疏忽，还是出于观念上的偏见？本文拟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来尝试加以分析。

阴阳之道与美的形态的分类

美的范畴是意义的范畴，美学理论对美的范畴的规定，既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美的普遍特征的归纳与总结，也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美的属性的价值判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美的价值判断，既不是仅仅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评价艺术作品对鉴赏主体的价值关系，也不是仅仅立足于对审美对象超功利的“合目的性的形式”[ 2 ] 的感知，而是把审美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把美的“合目的性形式”作为自然的和社会普遍规律的“道”来加以规定，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关系。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根本原则；儒家则把“道”看作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政治和伦理原则，是治理社会的道德准则。道家之道是自然，儒家之道是名教，从汉代的经学到魏晋玄学，又逐渐将道家之道和儒家之道相互融合，形成了“以道解儒”或“以儒解道”的儒道互补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美学领域中的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以自然美来比附社会美、道德美，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泛审美特征的美的基本形态的划分原则。

把对多元性的美的外部形态的分析，纳入“道”的思想体系，使美的形态研究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之上，把美的形态纳入“道”的“二元对立”的感性形态之中，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形态的划分方法，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世间的万事万物——乾与坤、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等等——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周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下）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说卦） ，“乾坤刚柔，比乐师忧”（杂卦） ，“刚柔者，立本者也”（系辞下） ，既从观念上，也从方法上确立了美的形态分类的哲学基础。

而直接运用“道”的形态来解释美的形态，则是从清代的姚鼐开始的。作为古文家，姚鼐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来解释美的形态的二元对立的特点：“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自诸子以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煗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复鲁絜非书》） 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刚柔观念来解释文学创作风格的差异，并以丰富的比喻来对文学风格的状态做生动的描述，表现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背景上对美的形态研究所取的独特视角，使美的形态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姚鼐的偏颇也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他以“道”的形态来解释美的形态，不仅忽略了美的丰富多彩的感性形式，而且在男权中心的语境下，用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美的形态来对人的性格情态进行分析，也似乎只注意到处于社会权力中心的两种人：叱咤风云的英雄和超然物外的名士，而如果从自然人来进行分析，至少还应该论及女人应当属于怎样一种美。可以肯定地说，女人的美就不是阳刚与阴柔这两种形态所能包容的了。因此，以姚鼐的这段论述来作为美的形态分类的依据显然是很不完善，也很不科学的。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仅仅用中国传统的阴阳刚柔理论来作美的形态分类的依据，对美的形态研究来说难免会以偏概全，捉襟见肘。

我国的现代美学理论在美的形态分类研究中，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理论的美的范畴学说。中国古典美学对美的形态的论述，最早可以推到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而这一美学命题，又很容易让现代美学家们把“美”与“大”这一对概念与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这一对基本范畴联系起来，从而产生直接的比附和对应关系。虽然孟子所说的“大”既包含了现代美学中的“崇高”的内容，却也有色彩绚丽和气象辉煌的意思，就像孔子赞美尧所说的“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就包含着赞扬尧具有光彩照人的相貌和博大辉煌的气概这样一层意思，这又不是一般的美所能概括的，它是属于那种灿烂鲜艳、绚烂夺目的绚丽之美。但由于现代美学一般只取美与崇高这两种美的形态的分类，所以“大”的后一层意思就往往被忽略了。

我国早期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时就体现了这样的思维特点。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至宏壮之对象，汗德（按：即康德）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之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3 ]王国维根据上引的康德的理论并加以发挥，提出：“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自巴克（按：即博克）及汗德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矣类。”[4]我以为，这就是我国现代美学理论对美的基本形态的最初的命名，此后，美学理论研究便从阴阳刚柔的二分方法出发，对美的形态作优美与壮美这两种形态的划分了。

我国现代美学理论在基础建设阶段就已经把西方美学中对“美”与“崇高”的形态分类，与中国传统美学中关于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的分类相比附，从而建立起了概念上的对应关系。早在40年代，朱光潜先生在1941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中就从一般美学范畴的角度提出“刚性美和柔性美”这一对概念，并以此为依据，描述了感觉雄伟与秀美时的不同心境 。此后，蔡仪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新美学》中也提出了“雄伟的美感和秀婉的美感” 这一对美学范畴。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认为：“在美学史上，很早就有人注意了崇高与优美（狭义的美）的不同。中国战国时期的孟子曾对‘美’和‘大’加以分别；以后的文论、画论对两者的区别描绘得非常生动，明确地提出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概念。”[ 5] 杨辛、甘霖著《美学原理》说：“优美与崇高是美的两种不同形态，即美的两种不同种类。……中国的传统美学亦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 [ 6 ]这样一来，在我国的现代美学理论中， 就形成了两组概念系统：一组是美、优美、阴柔之美、婉约美，另一组则是崇高（包含孟子说的“大”）、壮美、阳刚之美、豪放美，同一组概念在美学观念上是等值的，两组概念之间则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这一对范畴，就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得到新的解释，形成了作为自然美和社会美的两种基本形态。

其实，西方美学的“崇高”与中国传统美学的“阳刚之美”并不能完全等同。康德对于“崇高”的解释是：“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又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它的感动不是游戏，而好像是想象力活动中的严肃，所以，崇高同媚人的魅力不能和合，而且心情不只是被吸引着，同时又不断地反复地被拒绝着。”[ 7 ]而对于自然界的崇高，康德作了这样的描述：

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在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废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相较量里，我们对它们抵拒的能力显得太渺小了。但是假使发现我们自己却是在安全地带，那么，这景象越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因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的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 8 ]

但如果把姚鼐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进一步发挥，拿来与康德的论述作一些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

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复鲁絜非书》）

姚鼐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出发，并不强调阳刚之美的恐惧的一面，因此反对“刚者偾强而拂戾”，即因为强调阳刚之美而达到令人恐怖的地步，而主张“温深而徐婉”，即力求达到严而不厉，威而不骄的境界。但沿用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一对概念来诠释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比较符合我们的哲学方法和思维习惯，因此也就成为现代美学理论约定俗成的解释。

朴素为美：一种与绚丽相对立的美学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但如果把这一美学形态强调到唯一的程度，并以此为准，否定其他美学形态存在的合理性，就违反了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的规律。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的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朴素”这两个字就来源于《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对奴隶主统治阶级无限膨胀的欲望 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极度的憎恶，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一些极端的主张，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他认为仅有这些消极的措施还不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因此，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能够吃饱肚子（“为腹”）就行了，而无须考虑视觉的欲望（“不为目”）。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真实可信的言词不美丽，而美丽的言词就不可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

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刻意》：“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这些论述都表明，庄子把朴素自然、恬淡无为作为美的最高形态，是符合天地之道的最高的美。基于这一美的理想境界，庄子痛感于华丽之美，《庄子·骈拇》：“骈与明者，乱五色，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也。”《庄子·天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尤其是在《庄子·胠箧》中，他也同老子一样表现出对华丽之美的深恶痛绝：“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鉤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这段话简直可以看作是对《老子》的“绝圣弃知”、“大巧若拙”思想所作的诠释与发挥，而其对华丽之美所持的排斥的立场，与老子也是完全一致的。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子墨子之所以非乐也，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宇）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 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韩非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 他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韩非子·十过》） 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绚丽之美的文化内涵

尽管从文化观念上看，人们对绚丽之美持排斥的态度，但在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美的不同形态却又常常持有二重性的立场。作为一种艺术的美，丽词艳藻，铺锦列绣，都会给人以雕琢之感。在艺术创作中追求这样的美学风格，人们就常常嗤之以鼻，认为这样的风格显得粗俗，是“形式主义”的表现。作为一种美学形态的“艳丽”，通常就会被人称之为“俗艳”。但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灿烂艳丽却又同样表现出对美的别一种追求，具有另外一种文化内涵。

单从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表征就可以看出，许多成语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比如我们就常常用万紫千红、姹紫嫣红、桃红柳绿、花团锦簇、五彩缤纷、花枝招展、绚丽多彩、艳丽夺目、金碧辉煌、雍容华贵、富丽堂皇……这些成语来表达对美的事物的赞赏，甚至会认为这些可以看作是美的极致，是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的美学形态。这是因为人们把这样的美学形态看做是奢侈豪华的外在的形式的表征，是地位高贵、财产富有的最直观的感性形式，也是为一般人所艳羡的物质生活享受最直接的可以诉诸视觉的特征。

绚丽的美作为一种华贵的美的象征，它的光彩夺目的外在形式，正是同高贵的地位、丰饶的财富联系在一起的。“华贵”，就意味着外表的“华”和内在的“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金银不仅在消极方面是多余的、可以省掉的对象，而且它们的审美特性使它们成为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的自然材料，一句话，成为剩余品和财富的积极形式。”[ 9 ] 为此， 马克思甚至从《德国语言史》中找到了在印度日尔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贵重金属名称和色彩关系的字源联系。

这种华贵的特性，可以从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

一是天堂的幻想，这是宗教层次上的。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是“佛”还是“仙”，都是用缤纷的色彩装点起来的。“佛要金装”，就是指要用灿烂的金黄来给佛贴面的。仙山琼阁，金楼玉宇，祥云缭绕，是佛的最高境界。佛殿上的装点也是大红大紫，富丽堂皇。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晚屐；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止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他在描画法云寺的宏富瑰丽时还写道：“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碧垂辉。摹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伽蓝之内，珍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而且，佛殿上的经幡，和尚的袈裟，甚至佛像前的贡品，也都是色彩斑斓、光彩夺目的，营造出了一个与苦难的人间世界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华贵绚丽的理想世界，给信男善女一个模拟天堂的美丽而幸福的幻想。

二是权力的标志，这是现实层次上的。现实世界的华贵是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其外部的表象的特点就是绚丽多彩。在封建等级制度下，连衣服的色彩也是有严格规定的。《礼记·礼器》：“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谓之礼，匹士大牢而祭谓之攘。管仲镂簋朱紘，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相反，作为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不加修饰也不行。据《大戴礼记·劝学》记载，孔子就说过：“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如果说孔子是借华丽的修饰来作比喻，借以说明个人的文化修养也是一个人的外表的装饰，那么荀子是直接地从华贵的装饰与统治阶级奢侈欲望的关系来加以论述的：“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不足以一民也”，“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荀子·富国》） ，为此他还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汉高祖刘邦称帝后，新任命的丞相萧何为他主持建造了未央宫，刘邦“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格罗塞也认为，“在较高的文明阶段里，身体装饰已经没有它那原始的意义。但另外尽了一个范围较广也较重要的职务：那就是担任区分各种不同的地位和阶级。”[ 10 ] 可见，不仅止儒家主张统治阶级有权利享受荣华富贵，而且作为一种普遍的美学原则，绚丽的美已经成为权力、身份、地位的装饰性的美的表征。

三是富贵的愿望，这是民间层次上的。在礼仪性的场合，无论是大型的庆典（如大型的纪念日的集会），还是小型的欢乐喜庆的场面（如婚娶、寿庆等），在民族习惯上都会借助于绚丽的色彩以显示庄严和隆重的气氛，渲染欢乐和喜庆的色彩。无论是富甲一方的财主，还是一贫如洗的百姓，都希望通过色彩的艳丽来表达对富贵生活的向往。皇帝穿的龙袍固然金光闪烁，而普通百姓家的女儿在出嫁时也照样穿得大红大绿；皇帝的金銮殿金碧辉煌，百姓的婚娶喜庆的仪式也一样可以红烛高照，色彩缤纷，珠光宝气。这种艳丽，在表现为对浓郁、强烈、丰满色调追求与喜好的同时，也表现出人们对富贵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和企求。虽然这可能仅仅存在于短暂的幻想之中，却也在审美理想中表现出了普通人的生活理想。很难想象，一个庄重、热烈、欢乐的场合，可以用简朴的色调来造成那种喜庆的气氛。就民族习惯来说，不同民族的衣着、服饰、化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如维吾尔族、藏族、苗族、彝族、景颇族、纳西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女性，都崇尚色彩的繁富与艳丽，尤其是为赴约会的青春少女，更重视打扮的鲜艳。这些审美的习惯与崇尚，都能说明绚丽之美所具有的内在的文化蕴涵。

多年来，在美的形态研究中，对绚丽之美所采取的贬抑甚至排斥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对美的多样性的认识，而且这种泛道德的美学立场，更把对绚丽之美的形态研究与追求华丽奢侈的生活情趣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这就更限制了美学研究的开阔视野和求真态度。从美学研究自身的发展看，把绚丽之美作为美的形态研究的一个学术课题，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 泰勒：《文化之定义》，引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99—10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 2 ] 康德：《判断力批判》，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15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 3 ] [ 4 ]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433页，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转贴于

[ 5 ] 王朝闻：《美学概论》，3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 6 ] 杨辛、甘霖：《美学原理》，2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篇9

2010年3月，法国服装设计大师伊夫圣罗兰的四十年回顾展在法国巴黎美术馆震撼登场。为此，巴黎服装博物馆己歇业近半年而精心准备。展览以大师的从艺生涯为主线展出超过三百套精品之作。我们看到，从七十年代开始，伊夫圣罗兰陆续以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服饰文化为灵感设计了多个系列作品，如中国式，非洲式，摩洛哥式等。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位大师在四十年前带有明显中国风格倾向的作品:上身为类似对襟马褂的黑色上衣，胸前正中有一个红色的圆形装饰，再配上一个很大的盘扣。下身是把裤脚塞进皮靴的宽腿裤。头戴一顶红色的锥形帽(这多少让人联想起电影中的清兵服)。服装的整体造型宽松，简洁，可以看出设计师在对中国传统服装有了一定的了解的基础上，使用素材转移的手法创作了这组服装。假设我们不考虑服装的流行因素，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一设计应该是充满新鲜感和趣味性的，或者说，圣洛朗的设计正好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猎奇心态。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设计不外乎新人穿旧衣，只让人觉得暮气沉沉，老气横秋。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外国人在早期对中国知之甚浅，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如此的丰富多彩，他们仅凭一鳞半爪的认识来设计中国风格的服装，只求形象，而不问神似。因此，就算是伊夫圣洛朗这种大师级的人物也只能是仅此而已了。

一、中、西方审美中的对立统一

笔者认为，要在现代服装设计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除了转移、借用的构思手法外，更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容的各层次各范畴的组成部分，领悟其神髓所在，进而设计出具有真正民族文化内涵的作品。中国古代审美追求的极至是超越本体之美，也即“神韵”，“意境”之美。如果只是从某种具体艺术表现形式上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这恰恰与其本意背道而驰。所谓的中国风格，正应该如它几千年来所强调的“天人合一”论一样，作为一种精神溶入到现代服装设计之中。

对立统一是服装造型设计的重要形式法则之一，更是古今中外哲学、美学的一大主题。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已明确地提出“有对”之说，认为矛盾是世界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易传》载:“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孑吁也曾系统地揭示出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如美丑，难易，长短，有无，刚柔，动静，巧拙等对立范畴。他们认为，“有对”之所以能使事物相互作用，推动事物的转化与发展，就是因为对立面的性质相反，是相反势力的“相推”、“相摩”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事物变化的动力不在外部，而在两种对立力量内部的相推相摩。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绘画尤其讲究运用对比手法，如构图的疏与密，线条的刚与柔，形态的虚与实，墨色的浓与淡等，无不充分体现了对立因素在同一空间的相互作用。

西方人比中国人更重视对比。他们严格区分物我之间及物与物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由“斗争”而获得的美体现在艺术上，我们看到，常常是一种强烈的情感的发泄，一种在矛盾中苦苦挣扎的迷狂。这种蕴藏在作品深处的情绪，往往能给人以视觉上紧张的动感，如欧洲传统女装，人们通过各种整形手段来塑造出丰满的胸脯，纤细的腰肢和肥硕的臀部。在西方人眼中，这种起伏强烈的体形轮廓和几近失调的身体比例是一种最为生动的“美”，以至于很少有人去考虑“和谐”的问题了(图1)。又如当代有名的服装设计师 JOHNGALLIANO和 JEANPAULGAULTIER等，我们从他们的充斥着各种异质元素和造型手法的作品中，总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情感洋溢的张力。正如前面所谈到的，这些“动感”，无非是服装上性质相反的各种元素在势力上形成均势，相互争斗不休的结果罢了(图2)。

二、服装设计的“中庸”之道

在现代设计的形式美法则中，对比往往是运用不同的元素或加强同一元素的差异方面来体现对比的效果。可以说，任何的视觉效果中都包含有“对比”，如服装设计中常用的材料对比、色彩对比等。然而这些对比并不是为了对比本身而存在，它应该是为着走向最后的和谐。中国传统美学注重和谐一致，避免各种对立关系的矛盾与冲突。魏晋时有人说:“凡人之质量，中和为贵矣。”是把“中和”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建筑更是讲究中和之美，例如明清北京城的布局就鲜明地体现了以宫室为中心的建构思想。

后人对孔子的“中庸”之说有种种的看法，笔者比较赞同的解释是:“中庸就是用中，意即掌握住事物对立两端并在两端间选取、运用正确之点。那么这个“正确之点”在那里呢?事实上，衡量事物是否“中”并没有绝对固定的标准，而是应该怎样做“适宜”就怎样做。如古人就认为符合如义、礼、仁、善、贤等标准就是行事的“中”了。同时，时间、环境、条件等因素一直在不停地交替和变换之中，对象自身也在变，种种“两端”之间的“中”也必因之而变。这也告诉我们，必须要在一切的运动变化中对一切要解决的问题都因时因地因具体情况而去考虑、抉择。这证明，所谓“中庸”之道并没有为我们宣扬一成不变的，僵腐不变的教条。相反，它教会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去解决问题，并达到最佳效果。比如设计“中国风格”的现代服装，我们可以首先找出对立的两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它可以是文学、绘画、服装、建筑甚至是道教、武术、围棋等等，择一而用。另一是代表现代服装的西方传统立体裁剪服装，如合体内衣、西装西裤或衬衣等。然后主观地加以判断应把侧重点放在哪里:作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来充分表现主体呢?还是在西式服装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画龙点睛呢，当然也可以两者势均力敌，以达到一种视觉上的动感。这就要看立题的要求和设计者的意图了。最后，还要结合当今社会发展动态，服饰流行趋势等综合资讯，使作品溶入更多的时代气息，体现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三、服装设计的“和谐”之意

“和”，我们可以从中引申出“混合”与“和谐”之意。“混合”即各种不同的元素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里，互相渗合。就好象音乐有高、中、低音之分，一个交响乐团里有各种不同音响效果的乐器，可是他们在集体中各司其职，又互相协应，组成了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一首只有低音的乐曲是不成其为乐曲的，同样，一个成功的交响乐团也不可能只有弹奏主音的钢琴。

我们还看到(或听到)，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常常是由诸艺术要素围绕着某个要素而进行着交流、转化和融合，而最终达到的，就如在服装中常同时使用几种面料，而以一种面料为主，其余面料为辅常常是获得统一美感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连满汉全席也有主、配菜之分呢。可见，“和谐”事实上是同一系统内对立因素间的一种静态关系。要使对立的双方取得和谐一致，只能让其中一方占主导地位，另一方为辅。所谓“一阴一阳，一柔一刚”，总之，异质的事物相依相存，有主有次，才能最终趋于“和谐”。在西方人那里，对立的两端最后是不可能停止斗争的，因此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总是充满着动感;而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对立因素之间可以互相调节、转化，并以“和谐”这种静态为最美，从而进一步达到人与事物的“和”，即人与人之间以某一艺术形式为载体进行的情感交流。

篇10

一、龙凤纹样的服饰图案、体现着皇权的威严

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服饰最富有特色的纹样之一，它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古代，龙凤图案一直是皇权的专用纹样，成为权力的向征。

龙凤纹样在服饰中的运用超始于殷商时期，造形抽象怪诞；至春秋战国，龙凤纹样变得富有生气，并开始与皇族文化相融合；发展至唐代可谓繁荣期，龙凤纹样华丽精致，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描写的就是皇帝服饰中的龙纹图样，生动形象。此后历代君王都以龙纹作为帝王服饰的纹样，且形式多变、造形丰富。凤凰作为帝后服饰中的图案，也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与皇帝的龙纹相呼应，不仅体现在服饰的刺绣上，也体现在女性的头饰和发饰上。唐宋以后，男性官服上也出现凤凰图纹，成为权力高低的象征。

龙凤纹样在服装中能经久不衰的运用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蓄藏着浓厚的中国味，深受人们和外国友人的喜爱，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未来的憧憬，对吉祥的渴望和世代相传的祝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云龙凤虎”等等都寓意着美好的事物，这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于人们思想中的印记和传统理念。直到现代，龙凤图纹仍然是中国服饰中的重要纹样，在服饰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服饰色彩的差别、彰显封建等级和时代审美趣味

服饰色彩差异最为明显的应属古代官服，官服的色彩象征着官员品级的大小高低。官服以颜色分级别始于唐代：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袍，五品以上官朋为绯袍，六、七品官服为绿袍，八、九品官服为青袍。白居易《瑟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表达的是仕途不济的悲伤心情，官位级别低下。

虽然历代的官服在形式和色彩上可能会所不同，但是其内涵寓意都是如出一辙，即体现着儒家的等级思想和忠君效力的的理念，这是传统文化理念在服装色彩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运用。

服饰中的色差不仅是封建等级的坐标指向，也是社会审美趣味的反映。例如唐代文明开化、繁荣多元，其服饰色彩也是丰富多彩，形式多变新颖，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和民族多元化的特性；而宋代崇尚文治，其服饰色彩与唐代相比，款式缺乏创新，色调趋于单一，有向质朴、洁净、自然方向倾斜的趋势。可见，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服饰色彩也有考究，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气息。

三、服饰布料考究细致、反映社会地位和宗法制度

以古代丧服制度为例，丧服是指在血缘关系网中一人死了，有关系的人应遵守规定用特定的服饰以志哀悼。[1] 服制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各等级服布料有所不同，如斩衰服以粗麻布制作，不缝下边，是最亲近人应穿着的丧服，如子女为父母服丧、妻为夫丧；大功以粗熟布制作，是关系稍远一些的人穿着的丧服，如妻为夫之祖父母服丧等。它体现的是古代宗法原则，“亲者其服重，疏者其服轻”的传统思想得到应证，是儒家的礼仪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结合。

同时，布料还是不同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古代平民百姓、奴仆穿的都是褐、布衣。褐是粗糙的麻、毛编织品，布则比褐细致一些，成为平民百姓的衣着布料。《诗经·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描述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是贫贱者的常服。而达官贵人的服饰布料多是绫罗绸缎、丝帛锦绢。《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眼中的王熙凤，对其服饰有重点描写：“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关翡翠撒花洋绉裙。”把富贵显达的身分表现得恰如其分。

四、玉佩作为服装配饰、体现文人雅仕的高端品行

服装的配饰是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画龙点睛之笔的作用。与现代人们的装饰物不同，古代人常以佩玉为装饰，这与古人的理念思想和玉本身的品性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