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需要把握好继承和发扬的辩证关系，区别精华和糟粕，依靠科学精神、态度和方法，结合时代特征，立足现实，把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实际结合起来，促进企业管理的健康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它对每一个中国人的发展产生了持续而强烈的影响。自古以来便有了“仁、义、礼”只说，仁：讲求尊重、敬重，有爱人和安人知道。义：讲求经权变通之道；礼：规矩之学，讲求行为规范之道。

“仁”是以人为本，其核心为“爱人”正所谓“仁者爱人”“爱人能仁”，其本义是友爱、互助、同情之意。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本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仁学注重人与人际关系，抬高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仁学就是人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学说。

作为现代企业，要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应树立为民、为国，服务社会的企业理想，把仁爱之德施之于人民大众，真诚、友好地对待别的企业或客户，加强双方的沟通、理解和联系。企业在贯彻以人为本的过程中，要突出人的理想信念，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只有关注并指导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将企业目标与个人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激发出员工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目标，促进企业的蓬勃发展。

未来企业的发展趋势，必将形成“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推崇和认可。因为一滴水在大海中才能永远奔流不息！只有融入“大海”的企业家才能成就百年伟业。

“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标准。“义利观”是其思想的精髓，最根本的主张是“先义后利、以义统利”。

凡是功勋卓著、业绩辉煌的企业家，都非常注重“义”在企业行为中的作用和效果，把“义”视为企业精神支柱的主要方面，既谈赚钱又讲友谊，既注重经济效益，又重社会效益，舍小利而求企业大利，以期达到个体与团体的双赢。

现代企业水桶原理。由多块木板构成的水桶，其价值在于其盛水量的多少，但决定水桶盛水量多少的关键因素不是其最长的板块，而是其最短的板块。这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人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提升企业的短板，而不是只注重自己的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样企业的整体利益将无从保障，个人利益将无所存在，所以只有以义为利，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个人与企业双赢。

现代企业经营者可以把“义以生利”的思想转化成一种经营理念，在管理企业的活动中，就是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做到行为上的“取之有义”，实际效果中的“先义后利”。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坚持“义”与“利”相统一的原则，以平等、互利、讲信用为基准，就定能实现企业的兴旺发达。众多华商在致力于发展自己的事业时，都注重对待“义”与“利”的关系，力求使之达到圆满的统一。

“礼”通理，不单指礼仪，还指规范规则。

篇2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夏代算起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实际的历史可能更长。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完成了其核心思想的构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无比灿烂辉煌,缔造了繁荣、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要探索中国现代化管理的道路,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汲取我们祖先的智慧和思想。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1.从文化的渊源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关注人本的伦理文化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士阶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主张争相辉映,盛极一时。到了先秦时期,儒家学说从各种学说中逐渐脱颖而出,博采众长,不断完善,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从汉代开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独尊”,成为“官学”。宋明以来,以儒学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思想不断完善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广为传播。

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指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几百年),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革,从殷商时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向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转换,继而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意识转换,中国文化逐渐开创了一个内敛的过程,专注于人的道德良知的发掘。从孔子“恭、宽、信、敏、惠”,到孟子的“四端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无不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专注于人自身的管理。通过人的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修齐治平,通过内圣外王,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这个世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关注人,强调人为帮本,强调人的修为,强调入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

2.从文化的哲学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学为基础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辨证思考。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都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

“天人合一”思想还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

既然天人合一是一体的,人就必须关注自我,强调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儒家认为“仁”也是天道,是中正之道。“仁”首先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克己安人,强调人的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天道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根基。

3.从文化的内容和层次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和而不同”,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内涵的生命有机体

中国传统文化从创立初期到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从秦汉以后的“独尊儒术”到唐代的佛教东进,从草原文化到中原农耕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脉,儒家、道家、佛教、法家共生共荣的一个内容丰富的生命有机体,并且充满着渗透、融合和变革,但始终是“和而不同”,保持着各自的个性和色彩。比如,儒家文化在吸收和认同道家“天人合一”的天道大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人自身的积极修为;佛教文化既满足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适应佛教的因果轮回,也体现了儒家的现实修为,提出不仅要“修现世”还要“修来世”的主张。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仁者爱人”的博怀,“克己致礼”的谦恭自牧,也有“天行健”的阳刚之美,“厚德载物”的阴柔之德,更有“日新其德”、“生生不息”的变易思维......无不闪耀着往圣前贤的睿智之光,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4.从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

管理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存在。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伦理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自我管理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自身为切入点和落脚点,通过人自身的积极修为,实现经世致用,达到管理别人,管理事和物,以至影响和管理天下的宏伟目标。这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圣贤们对本与末的哲学思考和智慧结晶,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

中国管理哲学,汉朝陆贾说得十分清楚,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的最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实际就是管理之道。中国传统文化开创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科学的管理哲学和思想,进行了人类历史时间最长,规模和范围少有的伟大管理实践。从华夏始祖的教民农桑到秦王朝统一中华,从汉代的“文景之治”到唐朝的“贞观之治”,从元朝的中华版图到大清的“康乾盛世”,从万里长城到四大发明,从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从中原文化到华夏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孕育的管理哲学和思想成功地管理并延续了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缔造了一个个历史的辉煌。中国传统文化是巨大的管理思想宝库,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和管理现代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对西方现代管理的认识和理解

1.西方现代管理的哲学思想基础来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

西方文化产生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脉。西方文化传统是一种神的宗教文化,其基点是人对神的敬畏和遵从。神是万能的,神是唯美的,人是被动的,人是罪恶的,对人的管理就如同对物的管理,就必须按神的意志制订规则和律法,实现对人的管理

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西方现代管理,其起点是对物的管理。虽然,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也开始注重对人的关注,管理学科中的行为科学也强调人性因素,但管理的根本目的仍是物的生产,对人的管理也是把人当成物来管理,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因此从本源上看,西方现代管理中的人本管理是以否定人能实现自我管理为出发点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以人的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的人本管理是不一样的。

2.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历程体现着融合创新的西方文化发展模式

西方文化发展模式是一种超越的融合更新模式。希腊的浪漫主义和罗马文化的物质主义以及基督教的唯美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三种传统,是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核。中世纪末,中国儒家文化以人为本的哲学观使西方两只眼睛盯着上帝逐渐改变为一只眼睛看着上帝,一只眼睛看着人,人本主义逐渐渗透到西方的文化之中。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融合更新和变革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资产阶级政权开始取代封建社会贵族的政权,导致了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思想、政治和产业的三场变革以后,到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新兴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西方。

美国著名管理思想史专家丹尼尔A・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根据西方管理学发展的时间顺序把管理思想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管理思想时代、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当代时代。西方管理从对物的管理,到泰勒把人当机器的科学管理,到开始关注并研究人的人际关系学派,才开启了社会人时代,再到“管理理论丛林”的当代时代,更加重视人性。西方管理已逐渐将尊重人,理解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升为现代管理思想的主流。

从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了西方管理从物到人的演变。从西方管理的不断发展更新,我们依稀看到了中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前景。

三、和而不同――中西方管理的融合创新之路

1.中国周边国家的管理实践证明中国管理思想的生命力

20世纪70年代,世界管理理论的正统地位由美国转移到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把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机制方面的优越性,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有机结合的产物。

2.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管理本土化其实质是对中国现代管理思想和文化的吸收融合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进入中国之初,由于中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异,几乎都出现了“水土不服”。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认识与理解,西方公司着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本土化”管理的革新与实践,结果证明是极其成功的。许多世界跨国公司500强大部分都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这不仅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经济魅力的吸引,更是中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成功的实践。

3.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既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也必将影响世界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这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之本,大力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先进文化和管理思想的成果,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现代管理在帮助人类实现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应当帮助人类共享美好的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西方管理不可能独自承担,必须凝聚全人类的智慧。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悠久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必将对这一世界潮流和趋势产生积极影响。

4.中西方管理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和而不同”的融合发展

现代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地球村日渐形成,中西方文化已完全突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融合。但由于中西方的人文特性不同,中西方文化必将保持自身基本的合理内核和元素,并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生动地体现着中国“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管理思想以及几千年的管理实践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切入点,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和核心内容。中国管理现代化应正本清源,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思想、理念和价值,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系统、变化、适中的思维习惯,大力弘扬爱国爱民,责任奉献,修己安人,信义忠诚,和谐中正等核心价值和精神,摈弃人情过重,人治过滥等弊端,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和管理中的法理文化和制度文化,探索中国现代化管理的未来。

西方现代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东方管理,中国现代化管理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管理。中国现代管理必然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和思想,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的科学思想和先进理念,开创中国现代化管理的美好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现代化管理与西方现代管理“和而不同”,共同谱写人类社会现代化管理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赵 林: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篇3

工程项目管理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从原西德和日本传入我国，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继实行施工企业的项目管理之后，又推行了工程监理制度，并逐步开展了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建造师等执业资格考试，实施了建设行业注册准入制度，大大提升了建设行业工程管理的总体水平。工程项目管理对于不同的参建主体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对于施工单位而言，工程项目管理总的来说就是“三管三控一协调”。具体来说，三管就是合同管理、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信息管理；三控就是工程进度控制、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成本控制；一协调就是指全面地组织协调、沟通各方关系，协调的范围可以分为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

1 以人为本，做好三项管理

春秋中期，管仲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主张，强调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管仲《管子•霸言》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项目经理由于缺少对组织中人的行政处分权，要想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和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必须贯彻人本管理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人本管理思想，也有等级服从之约。人本管理就是要发扬民主，在参建各方主体之间只有分工不同，没等级之别。

合同管理贯穿于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终止等活动的全过程。工程项目的参建主体是由合同维系在一起的，项目组织是通过合同建立起来的组织，项目组织的运作是建立在授权的基础上的，高效管理也是要求充分授权的，项目组织是由不同部门、单位、组织的人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建立在对项目目标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合同既体现了人的意愿，又服务于人的需要，人处于合同的最核心位置。所以，项目合同管理要想成功，必须贯彻人本管理的理念。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是围绕着建设目标而动态控制展开的，而安全则是固定资产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目标控制的基础。中国传统人本思想主张天地之间人为贵，在人与自然、与作为自然现象的天的关系上，体现为强调人与天地同尊，而人处于天地中心的地位，强调人为万物之灵。人本管理是指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发展为核心，控制好环境风险，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切实保障施工人员的生命健康与人身安全，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工作任务，以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以工程项目的共同目标为引导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工程项目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现代化的管理活动，更要依靠大量的信息以及对大量信息的管理，并应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辅助。以人为本意味着项目组织内部各参加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在项目组织内部，项目参加各方的地位不是由其行政级别、规模、社会地位来决定的，而是由其在项目中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项目参加各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由于项目的运作过程是平等透明的，在项目组织内部由于信息流通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对于参加各方来说，很少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这就大大降低了由于拥有特殊信息而形成的权威，使得参加各方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对话和沟通，项目参加各方地位的平等也能促进各方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确保项目组织良好的运转。

2 易变不息，抓好三大控制

工程项目管理的三大控制包括：工程进度控制、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投资（成本）控制，这三大控制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计划制定，过程控制，对诸因素进行检测、核验，对差异提出调整、纠正措施的监督管理过程。这就是我们一直要求在工程项目管理中推广应用的动态控制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在施工过程中运用定量的施工进度控制、施工成本控制、施工质量控制的报告系统地指导施工管理工作，这对于项目建设目标的实现，促进工程项目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古老的《易经》早就指出的“道无常居，易变不息”，说的就是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在时空当中，没有一事、没有一物、没有一情况、没有一思想是不变的，不可能不变，一定要变的。譬如我们坐在这里，第一秒钟坐下来的时候，已经在变了，立即第二秒钟的情况又不同了.。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情感亦不同，精神亦不同，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中，非变不可，没有不变的事物。易变不息，从工程管理的角度来看，事物在不断发生变化，控制目标也就随时会出现偏差，我们的调控工作当然也要随之跟进，我们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顺势而为，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持续改进，以使项目实施达到预期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与工程项目管理所强调的动态控制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3 和而不同，搞好各方协调

沟通协调也是项目经理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参建各方既有共同的目标，又有不同的具体利益追求。儒家赞同“和为贵，和而不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他对人和的重视。人和作为企业伦理规范，积极倡导建立和谐的企业内外部运行环境，在工程项目管理上也一样，在项目内培养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造就项目内部的和谐团队精神。在项目外部关注和气生财，良性竞争公平竞争的环境，培养与政府，与项目所在社区公众建立和谐关系，在生态环境方面关注环保，关注项目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儒家文化讲究人和的管理思想在这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以我公司承建的广州市东和花园B区为例，该项目建筑面积达9.6万平方米，属于大型项目，参建主体以及政府监督管理机构投入了大量的管理及工程技术人员，如何协调好各方关系，对于这个项目施工顺利进行显得非常重要。为此，我们一开始就是以建立和为贵的人际关系来开展工作，在工程实践中争取到了各方力量的有力支持，保障了工程的顺利实施。

4 结语

篇4

一、传统财会信息管理中的问题

传统财务管理的症结就是在管理中缺乏信息沟通，各个部门的财务信息在逐级上报和管理中往往会出现一定的遗漏和错误，引起此类问题的主导因素如下：

1.企业的内部机构混乱。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中都会设置内控机构，但是财务管理中的制度与内控机制、结构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此时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就容易导致审计工作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使得监控、考核等不能落实，最终导致了财会信息的失真。

2.人员管理措施薄弱。人员管理是信息化管理重要基础，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进行人性化管理，很难调动人员的积极性，最终会导致人员缺乏凝聚力，导致团队内部的信息沟通不充分，也会影响信息化管理的建设与完善。

3.资金管理漏洞多。资金管理是企业正常发展与运营的基础，在传统财会信息管理中企业的资金管理往往缺乏整体性，因为管理模式的落后，导致各个部门间的资金调度往往不能在第一时间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信息，使得管理者也不能在第一时间对资金的流动情况加以掌握，从而影响了财务管理对资金的有效支配与调度。同时企业资金管理中利润化的趋势明显，而对于不良资产的管理则偏弱，导致资金问题随着企业发展而激化，最终影响整个财务管理的实施效果。

二、传统财务信息管理产生问题的根源

1.管理层面多：财务管理往往是逐级管理，不同层次的财务信息是存在差异的，各种不同的业务会产生信息差异，直接经营者希望增加经营业绩提高效益，往往会利用隐蔽的方式来编造虚假的信息以便获得相关利益。所以在企业中财务的多级管理模式是容易导致财务管理信息失真的重要因素。

2.信息滞后性：会计信息系统在传统管理模式中不能实时化的完成数据采集与汇总，因此信息形成往往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信息需要整理与统计，这就导致信息不能及时的得到统计，从而使得财务管理层所获得信息往往存在滞后性，这直接影响了管理效率提高。

3.财务管理的过程性：财务管理是一个过程化管理模式，不是在某一个点就能完成所有的财务工作，虽然可以汇总一个阶段内的财务信息，但是所有的财务报告是在财务人员确认、计量、分类、汇总后才形成的，所以财务信息是在财务人员处理后形成的综合性信息，因此在其中会参杂人为的经验与判断，也就容易导致信息中存在问题。

4.信息整合的动机不同：在管理中因为信息利用的方式与目的不同，企业管理中对于会计信息的需求和利用也存在不同，所以信息采集和处理的动机不同，更不用说企业对外的信息披露了。因此在管理中针对财务信息的利用存在动机差异，多数企业都有扬长避短的心理，往往会披露或者汇总对企业自身有利的信息，从而造成了财务信息管理中的失真。

三、财会信息管理的现代化管理策略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经济发展，迫切要求企业改变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引入要求企业必须改变财务管理的模式，使之进入到信息化模式，需要企业的财务管理将会计准则、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有机的结合起来，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创新内容与方法。综合财务现代化管理的策略总结如下：

1.强化内部沟通。信息管理的核心在于共享，也就是要建立无障碍的沟通，主要是消除内部沟通的阻碍进而消除财务管理中的孤立信息，因为不同管理层次中的信息沟通往往存在差异，所以孤立的信息大量存在是影响财务信息化管理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是现代会计管理的重要基础。在会计信息现代化管理中必须建立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各个部门对财务情况都应有所了解，这样才能促进信息化的构建和完善。在现代化信息管理实施中首先应促进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之间的有机沟通，进而将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整合到一个系统中，保证各个部门获得的财务数据保持一致，并在宏观管理中实现针对性的资源调控，实现管理的效率提高。

2.强化内控机制。财会信息的透明度提高是整个信息管理效果提升的重要基础，因此在管理中应重视对内部控制的提升。现代化的企业财务管理应要求企业加强内控的机制，从而让各种财务信息可以在信息化共享中得以透明化，保证财务信息及时、透明、完整、准确，同时在内控的过程中提高财务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另外，在内部监控的实施中，也可进一步的提高公司各个部门的财务透明化，以此提高整个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的统筹效果，使得现代化信息管理在企业内部深入开展，也可从宏观角度提高集约化的管理力度。

3.强化软硬件基础。技术引入是信息化建立与强化的基础，企业管理中的财务信息化也必须建立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要实现现代化的财务信息管理必须对软件和硬件水平进行全面提高，针对自身的特征选择合适的软件进行财务管理的系统升级，建立适应自身管理模式的信息化系统。另外，重视对硬件系统的建设，网络硬件、控制中心等硬件设备的构建会直接提高管理系统的管理效率。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财务管理的效果，也从某些方面降低财务管理的成本，保证了信息的质量、价值、效率等。

四、结束语

现代财务管理与传统管理相比必须具备更加透明的信息沟通环境，也必须克服传统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明确存在问题的同时，对问题的关键进行改善，转变思想、强化内控、升级系统，以此实现财务信息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从而获得更好的财务管理效果。

参考文献：

篇5

一、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在企业家的主导下不断创新的过程。

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 传统主流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各种外在生产要素的投入： 一是资本积累； 二是自然资源的禀赋； 三是技术进步水平； 四是劳动力的投入。因此， 西方经济学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表达式为：G = AF （ K ， L ， R）式中： G 表示经济增长率， A 表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水平， K 代表资本对经济的贡献， L 代表劳动力的投入量， R 代表投入的自然资源， F 表示函数关系。

由此可见， 传统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经济增长问题的。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径研究经济问题的， 正如保罗·萨谬尔森所总结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以上经济模型时， 一般把确定的制度、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作为暗含的假设条件， 而将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 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 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 特别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停滞的原因时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对此评价道： “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 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 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 一旦用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 它就不大济事了”。因此， 当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深入的解释时， 将原来抽象掉的假设条件还原回去， 不仅会增加经济学的解释力， 而且也是经济研究向“现实世界”的回归。

正是在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础上， 20 世纪初期， 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 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 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源头上看， “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 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特别反驳说：“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 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 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 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是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那么， 创新的主体是什么？ 对此， 熊彼特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 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 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灵魂”， 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

企业家之所以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关键在于企业家具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品质， 即“创新精神”， 亦叫做“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 主要包括： （1） 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 （2）企业家的“成功欲”； （3） 企业家甘冒风险， 以苦为乐的精神； （4） 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 （5） 企业家的事业心。由此可见， 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自始至终是实施创新的人， 他们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恰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需要。正是在他们的支配作用下， 不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 而且通过其影响产生了一批追随者和模仿者，从而带动区域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摆脱出来，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走向现代的工业经济。

由此可见，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 是创新的精髓， 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一个地区经济能否起飞的关键。但是， 企业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人数多于发展中国家， 我国东部的企业家平均数量也大大超过西部。那么， 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家数量具有不均衡性？ 企业家阶层及其创新精神是怎样形成的？ 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 每个时代的“精神”都与其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因此， 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答案。

二、传统文化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观念人力资本”的塑成。

现代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较， 两者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民， 生产主体只要作到循规蹈矩， 模仿前人就行， 从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进取的传统农业文明。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社会， 要求劳动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须是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人， 因为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人， 要想在市场竞争的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人， 应该满足以下一些特征： 具有主体意识； 思维活跃， 具有创新精神； 不因循守旧， 不满足现状； 具有进取精神和纠正意识； 眼界开阔， 乐于接受新事物， 不断补充新知识； 崇尚科学， 实事求是， 不迷信书本， 不慑服权威； 讲求效率， 重视技能， 具有敬业精神。由此可见， 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劳动者和管理者。

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劳动者的知识与技术水平， 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 现实情况是， 很多国家通过发展教育事业， 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 甚至出现了“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的现象， 但其工业化仍然没有实现。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孟加拉国， 其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年内，有一半处于失业状态； 我国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目前也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反观我国东南部沿海一带， 人力资本的数量并不占据优势， 其经济却高速发展。如浙江， 2001 年每十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在国内排序第17 位， 但其人均GDP 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位居各省之首。这说明， 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个数量的问题， 而且还有个质量和结构的问题。

根据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和功能不同， 笔者拟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知识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而形成的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发展教育事业是培养“知识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 一个国家的各级教育对培养劳动者的技能，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重要意义的。“观念人力资本”是指由传统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人力资本， 它是通过地域传统文化的长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人力资本”主要由一个人的观念、信仰、习惯和思维方式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二者的作用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说， “知识人力资本”

主要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正确的手段、方法和途径， 从生产力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那么， “观念人力资本”则主要是从思想和行为上选择“做什么”、以及从经济组织上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从二者在人力资本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看， “观念人力资本”甚至超越“知识人力资本”而居于基础性地位， 因为只有先解决“做什么”的问题， 然后才谈得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很显然， 本文的企业家是属于“观念人力资本”范畴的。“观念人力资本”源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 哈耶克认为， 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 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 hi138/Com]

文化的经济学界定是： 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 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 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 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和习俗， 来禀赋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 进而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

传统文化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规约、激励来发挥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导向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 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 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因此， 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 文化的规约作用表现在： 特定的文化精神构成经济行为主体的潜在的行为规范， 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 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经济社会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 文化精神的激励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 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 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 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 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

一般来说， 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今天， 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 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和观念对现代经济的主体即企业家的形成具有长久的基础性的影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清楚地意识到： “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 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 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 他认为人们对财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 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 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 即工作态度， 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在这里，人们对财富的不同态度是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的。

典型的如犹太教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简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标的地步， 因此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 犹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 而反观伊斯兰教， 其教义则认为赚人家钱是可耻的， 甚至到了今天， 大多数巴基斯坦人还认为到银行存钱收取利息都是不对的。我国的温州人深受浙东“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而乐于经商， 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而西藏人赚了钱却乐于佛事活动， 很难有资本积累。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 因此， 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区域， 对其一生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表明，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或工业化， 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工业化道路， 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 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 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 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缓慢变迁， 才有了“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突破性大发展。

由此可见， 在现代社会， 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 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 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 其生成“观念人力资本”即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 这也就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进而最终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水平。[]

三、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模型构思。

本经济模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为立论的基础， 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有效的新组合， 能够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 那么， 它就会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 G = C（i） f（T ，I）其中： G = 经济发展水平， C = 文化类型， i = 创新精神（系数） ， T = 技术创新， I = 制度创新这种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经济发展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主导下， 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途径而实现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这里包含着层层推进的几层意思。

首先，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到经济体内部去寻找， 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创新精神。

传统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 一个靠近海洋的地区， 人们由于经常下海， 要和海浪、台风做生死搏斗， 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而深居内陆山区的人们， 对外交往困难， 再加上小农经济自给自足， 不需要走出家乡， 因而缺乏对外交流， 长此以往， 必将形成保守观念和封闭性格。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区域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类型， 有的是具有丰富的创新意识的， 有的是比较保守的， 缺乏创新精神的。由此可见， 创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地区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因素决定的。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内在精神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个人的创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从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渊源关系表现在： 优秀传统文化是通过企业家这个创新主体来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其演进路径是， 区域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创新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在合适的条件下， 将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创新精神， 从而在本文化区域自发地形成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群体： 由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 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家数量多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快， 而数量少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慢， 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型中， 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数量化的，具体来说， 公式里“I”的数据， 可以通过一个经济区域所拥有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创新频率计算出来。

其次， 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重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创新表现为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从内容上看， 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 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其中， 技术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其作用在于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 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 甚至可以带来新的经济组合；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 它既可能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 也可以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从历史上看， 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也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 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新制度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区， 正是通过专业市场、民营经济、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间金融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和制度创新， 浙江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由此可见，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

那么，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泉是什么？ 亦是植根于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 往往是影响经济体制变迁和制度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文化蕴含规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 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 我们的文化传统， 我们的信仰体系， 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传统文化从风俗习惯到观念系统， 从心理到意识， 形成了对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独特看法： 传统文化所确认的行为规则、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在人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已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的习俗和惯例， 在制度创新中有两种可能的作用方向， 一是成为制度创新借用的资源， 即将民间运行的习俗惯例升华为普遍有效的制度； 二是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 即它们属于惟有改变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种类型。由此可见， 制度无非是文化进化的结果， 是各个小群体、个人的规则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为社会规则。

传统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观念会阻碍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可以从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训中得到答案： 而先进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则能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也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对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

再次， 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站在落后的“农业国”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 在这里， 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可以划等号的。什么是工业化？ 按照发展经济学大师张培刚的定义， 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 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

篇6

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 传统主流经济学主要强调的是各种外在生产要素的投入： 一是资本积累； 二是自然资源的禀赋； 三是技术进步水平； 四是劳动力的投入。因此， 西方经济学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表达式为：g = af （ k , l , r）式中： g 表示经济增长率， a 表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水平， k 代表资本对经济的贡献， l 代表劳动力的投入量， r 代表投入的自然资源， f 表示函数关系。

由此可见， 传统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经济增长问题的。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径研究经济问题的， 正如保罗·萨谬尔森所总结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以上经济模型时， 一般把确定的制度、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作为暗含的假设条件， 而将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 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 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 特别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停滞的原因时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对此评价道： “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 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 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 一旦用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 它就不大济事了”。因此， 当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深入的解释时， 将原来抽象掉的假设条件还原回去， 不仅会增加经济学的解释力， 而且也是经济研究向“现实世界”的回归。

正是在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础上， 20 世纪初期， 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 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 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源头上看， “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 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特别反驳说：“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 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 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 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是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那么， 创新的主体是什么？ 对此， 熊彼特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 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 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灵魂”， 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

企业家之所以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关键在于企业家具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品质， 即“创新精神”， 亦叫做“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 主要包括： （1） 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 （2）企业家的“成功欲”； （3） 企业家甘冒风险， 以苦为乐的精神； （4） 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 （5） 企业家的事业心。由此可见， 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自始至终是实施创新的人， 他们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恰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需要。正是在他们的支配作用下， 不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 而且通过其影响产生了一批追随者和模仿者，从而带动区域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摆脱出来，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走向现代的工业经济。

由此可见，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 是创新的精髓， 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一个地区经济能否起飞的关键。但是， 企业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人数多于发展

二、传统文化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观念人力资本”的塑成。

现代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较， 两者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民， 生产主体只要作到循规蹈矩， 模仿前人就行， 从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进取的传统农业文明。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社会， 要求劳动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须是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人， 因为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人， 要想在市场竞争的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人， 应该满足以下一些特征： 具有主体意识； 思维活跃， 具有创新精神； 不因循守旧， 不满足现状； 具有进取精神和纠正意识； 眼界开阔， 乐于接受新事物， 不断补充新知识； 崇尚科学， 实事求是， 不迷信书本， 不慑服权威； 讲求效率， 重视技能， 具有敬业精神。由此可见， 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劳动者和管理者。

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劳动者的知识与技术水平， 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 现实情况是， 很多国家通过发展教育事业， 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 甚至出现了“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的现象， 但其工业化仍然没有实现。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孟加拉国， 其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年内，有一半处于失业状态； 我国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目前也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反观我国东南部沿海一带， 人力资本的数量并不占据优势， 其经济却高速发展。如浙江， 2001 年每十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在国内排序第17 位， 但其人均gdp 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位居各省之首。这说明， 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个数量的问题， 而且还有个质量和结构的问题。

根据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和功能不同， 笔者拟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知识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而形成的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发展教育事业是培养“知识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 一个国家的各级教育对培养劳动者的技能，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重要意义的。“观念人力资本”是指由传统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人力资本， 它是通过地域传统文化的长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人力资本”主要由一个人的观念、信仰、习惯和思维方式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二者的作用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说， “知识人力资本”

主要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正确的手段、方法和途径， 从生产力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那么， “观念人力资本”则主要是从思想和行为上选择“做什么”、以及从经济组织上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从二者在人力资本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看， “观念人力资本”甚至超越“知识人力资本”而居于基础性地位， 因为只有先解决“做什么”的问题， 然后才谈得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很显然， 本文的企业家是属于“观念人力资本”范畴的。“观念人力资本”源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 哈耶克认为， 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 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

文化的经济学界定是： 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 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 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 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和习俗， 来禀赋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 进而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

传统文化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规约、激励来发挥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导向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 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 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因此， 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 文化的规约作用表现在： 特定的文化精神构成经济行为主体的潜在的行为规范， 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 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经济社会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 文化精神的激励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 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 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 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 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

一般来说， 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今天， 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 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和观念对现代经济的主体即企业家的形成具有长久的基础性的影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清楚地意识到： “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 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 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 他认为人们对财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 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 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 即工作态度， 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在这里，人们对财富的不同态度是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的。

典型的如犹太教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简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标的地步， 因此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 犹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 而反观伊斯兰教， 其教义则认为赚人家钱是可耻的， 甚至到了今天， 大多数巴基斯坦人还认为到银行存钱收取利息都是不对的。我国的温州人深受浙东“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而乐于经商， 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而西藏人赚了钱却乐于佛事活动， 很难有资本积累。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 因此， 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区域， 对其一生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表明，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或工业化， 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工业化道路， 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 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 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 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缓慢变迁， 才有了“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突破性大发展。

由此可见， 在现代社会， 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 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 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 其生成“观念人力资本”即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 这也就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进而最终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水平。

三、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模型构思。

本经济模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为立论的基础， 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有效的新组合， 能够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 那么， 它就会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 g = c（i） f（t ,i）其中： g = 经济发展水平， c = 文化类型， i = 创新精神（系数） , t = 技术创新， i = 制度创新这种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经济发展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主导下， 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途径而实现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这里包含着层层推进的几层意思。

首先，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到经济体内部去寻找， 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创新精神。

传统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 一个靠近海洋的地区， 人们由于经常下海， 要和海浪、台风做生死搏斗， 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而深居内陆山区的人们， 对外交往困难， 再加上小农经济自给自足， 不需要走出家乡， 因而缺乏对外交流， 长此以往， 必将形成保守观念和封闭性格。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区域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类型， 有的是具有丰富的创新意识的， 有的是比较保守的， 缺乏创新精神的。由此可见， 创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地区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因素决定的。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内在精神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个人的创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从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渊源关系表现在： 优秀传统文化是通过企业家这个创新主体来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其演进路径是， 区域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创新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在合适的条件下， 将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创新精神， 从而在本文化区域自发地形成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群体： 由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 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家数量多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快， 而数量少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慢， 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型中， 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数量化的，具体来说， 公式里“i”的数据， 可以通过一个经济区域所拥有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创新频率计算出来。

其次， 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重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创新表现为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从内容上看， 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 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其中， 技术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其作用在于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 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 甚至可以带来新的经济组合；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 它既可能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 也可以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从历史上看， 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也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 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新制度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区， 正是通过专业市场、民营经济、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间金融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和制度创新， 浙江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由此可见，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

那么，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泉是什么？ 亦是植根于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 往往是影响经济体制变迁和制度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文化蕴含规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 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 我们的文化传统， 我们的信仰体系， 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传统文化从风俗习惯到观念系统， 从心理到意识， 形成了对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独特看法： 传统文化所确认的行为规则、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在人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已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的习俗和惯例， 在制度创新中有两种可能的作用方向， 一是成为制度创新借用的资源， 即将民间运行的习俗惯例升华为普遍有效的制度； 二是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 即它们属于惟有改变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种类型。由此可见， 制度无非是文化进化的结果， 是各个小群体、个人的规则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为社会规则。

传统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观念会阻碍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可以从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训中得到答案： 而先进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则能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也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对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

再次， 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站在落后的“农业国”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 在这里， 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可以划等号的。什么是工业化？ 按照发展经济学大师张培刚的定义， 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 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

就是熊彼德所说的“创新”。由此可见， 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 实际上是承袭了其老师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精神实质， 认为工业化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而把工业化定义为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

将工业化理解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发展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 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由于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 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即在企业内部由手工劳动转变为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 从而导致了微观层次上的生产组织的变革； 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 原来的主导产业逐渐退出， 变成夕阳产业， 由新兴产业取而代之， 这就从中观层次上形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最后， 伴随着生产组织和产业结构变革而来的， 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 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结构创新或制度创新。从总体上看， 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是由技术创新引起的。因此， 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看， 工业化就是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变化过程。一方面这种变化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 是不断前进的， 是动态的， 它既不是往返循环的， 更不是倒退的， 而是上升性的变化过程； 另一方面， 这种变化是生产技术和制度方面的突破性变革， 并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将一个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国， 转变为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国。

     综上所述， 建立在区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是： 经济发展或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 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经济发展最终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在这个模型中， 表面上看， 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前提条件是：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生成是植根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虽然不能直接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 但它却通过对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影响间接地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

从本质上说，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创新精神和开放观念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源泉， 虽然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如国家政策及其经济环境的影响， 但其作用均不能和传统文化的作用相提并论。改革开放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迅速生成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 而西部企业家却非常稀缺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 以传统文化为源泉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而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等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 都不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在因素或不可或缺的手段， 它们只能在完善的经济制度中才能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就是笔者对传统经济学的“悖论”， 亦或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所在。

参考文献：

[1 ]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m] .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2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3） 。

[3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篇7

我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在旅游管理方面与旅游项目、旅游产品的开发方面都有体现。我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包括了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都蕴含着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各处景点均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相关联，具有十分浓厚的文化气息与较高的开发价值。因此，我国旅游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所以更应得到人们的重视，加强传统文化的利用，使我国旅游行业更加精彩，实现我国旅游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

一、我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主要产生的影响

（一）传统文化促成了旅游的人本管理理念

中华文明的精华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人们智慧的产物，我国先进哲学理念都十分注重“人”的主体地位。只有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使事物往好的方向发展。就现代旅游而言，“人”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得到体现，并且逐渐引申出人本管理的理念。我国传统文化促进了旅游人本管理理念的形成，两者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二）传统文化促成了旅游的阳光服务理念

我国古代推出的“和”，代表了古代的最高价值。“以和为贵”起源于儒家思想，孔子也曾多次阐述“和”的理念。就旅游管理而言，以和为贵思想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旅游文化建设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旅游企业文化对“人和”给予充分的重视，提倡阳光服务理念，且正是“以和为贵”的思想促进了该理念的形成。旅游服务管理逐渐体现游客的自由，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

（三）传统文化促成了旅游的以德服人管理理念

“德治”一直为我国传统文化所强调，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国家治理，品德高尚的人总是能受到人们的拥护与尊敬。传统文化精髓被旅游管理所借鉴，使以德服人理念的魅力得到充分展现，凭借言传身教，身先士卒等管理方式，对员工给予充分的尊重，维护员工的利益，使旅游服务水平及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二、实现传统文化与旅游管理相融合的发展措施

（一）发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深层次挖掘旅游资源中的文化内涵是目前将传统文化融入旅游管理实现发展的重要措施。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在旅游管理中融入更为丰富的民族元素，进行更具民族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使人们对旅游价值的追求以及旅游发展的需要得到满足。旅游景点如果缺乏传统文化内涵，则不具有生机与活力，对旅游业的长远发展会产生阻碍。唯有进行深层次的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有效结合旅游管理与传统文化，才能实现独特旅游景点的构建，为旅游业的发展增添动力。

（二）完善文化旅游的基础性工作

要想有效落实文化旅游理念，必须做好文化旅游的基础性工作，这也是将我国传统文化融入旅游管理中的重要举措。要想体现旅游文化发展中传统文化的作用，必须给予传统文化宣传教育足够的重视，使人们的传统文化意识显著提高，进而全面展示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与作用。既实现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使旅游管理的水平得到全方位提高。

（三）丰富传统文化旅游的形式

传统文化旅游形式的丰富对现代旅游的发展十分必要，进行民族性与现代化相结合旅游方式的开展，使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在旅游管理方面，需要凭借亲身体验、情感感知等方式，促进旅游管理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健康发展。并且，应加强开发各种各样的旅游产品，包括心灵及精神文化产品的开发，使游客不仅可以在旅游中得到身心的愉悦，而且也能陶冶情操，实现心灵的升华。

三、结语

总而言之，旅游行业在近些年里发展迅猛，在旅游管理中，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传统文化在旅游管理中的作用必须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就目前而言，旅游企业不仅要深层次挖掘旅游资源的传统文化内涵，落实文化旅游基础工作以及丰富传统文化旅游的形式，而且应该对我国传统文化融合旅游管理促进旅游业发展的策略进行积极地探索，全面提高我国旅游管理水平，才能促进我国旅游行业的更好、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想.我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5,(02):34-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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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少数民族文化块头小，抵抗市场经济冲击的能力弱，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严重，不能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要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都有“变革”“进步”的意思，但两者的内涵、路径不同，前者指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文化价值转化，后者是采用各种新技术、新方法使传统文化具备再生产的能力。准确把握两者的内涵、关系及实现路径，对指导少数民族文化“双创”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涵

（一）创造与创新概念辨析

“创造”与“创新”，是近年来使用最频繁的词汇。《辞海》中，“创造”解释为“做出前所未有的事情”，强调原创性和首创性。“创新”是“抛弃旧的，创造新的”，强调“把旧事物变成新事物”。在《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中，“创造”（“create”或者“creation”），指靠想象力产生的全新东西。“创新”（“innovate”或者“innovation”），指一项新发明被首次使用，尚未被大众适应。经济学家熊彼得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企业家的职能即是实现创新。他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创新内涵。由此可知，“创造”表达“从无到有”的意思，体现了基本思维层面的原创性，而“创新”表达“从有到好”的意思，体现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变革。创造是创新的起点和基础，是跨越和质变；创新是对原有事物“从有到好”的改进，或者“从有到用”的延伸。创新不断发展，上升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引发质变，从而产生新的创造。

（二）少数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内涵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而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文化创造性转化，指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矛盾发展过程中，以想前人未想的思维、做前人所未做的事情，推动传统文化向现代性转变。而文化创新性发展，指利用现有的知识和技术，增强传统文化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使其获得一种由低到高的传承发展能力。前者侧重于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和人文内涵，产生新概念、新知识、新思想，把传统文化转换为现代文化和大众话语，并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而后者强调通过融汇现代科技、文化创意、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光彩。从民族学人类学视角看，文化创造性转换是一种文化理念、思维、观念的超越，它主要来自本民族内部的文化自觉行为，而文化创新性发展则是通过各类要素来优化组合，达到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的统一，它需要依靠群体力量和多部门协作完成。所以，两者相互补充，才能实现文化价值传承与文化再生产。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路径

（一）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少数民族文化大多源于采集渔猎社会、游牧社会或农耕社会，许多文化要素在今天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致使一些文化面临濒危失传的危险。“激活”成为2016年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关键词。“激活”就是从文化结构内部入手，有效刺激文化要素带动有机体持续发挥作用，让古老文明恢复活力。[1]“激活”与创造性转化异曲同工，要通过历史性诠释、批判性继承、综合性创造和实践性超越环节来完成。1.文化的历史性诠释、批判性继承。文化变迁发生在民族内部，所以历史性诠释和批判性继承大多依靠本民族权威人士和精英阶层来完成。例如，传统意义上的唐卡是不能用来交换获取钱财的，其目的在于宗教“教化”。1998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隆务河谷吾屯寺院开始以出售唐卡方式维持寺院生存。僧人对唐卡市场交换的“解释”：宗喀巴大师在拉萨修三大寺的时候也向拉萨的施主化过缘，只要把钱用到寺里，就是积了功德。僧人的“以身示范”以及对唐卡文化意义的“解释”使吾屯唐卡画师跨越阻碍市场形成的文化规则，成为现代性的市场生产者。[2]同样，在苗寨发展旅游产业也遇到了文化阻力，按照苗族风俗认为农忙季节吹芦笙跳木鼓等娱乐活动会亵渎神灵，对农业不吉利。村主任和鬼师解释“祖先定的规矩，不允许农忙时吹芦笙，是为了村寨安心耕作。搞旅游业的吹芦笙，本身就是工作，祖先不仅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3]经过村寨权威的历史诠释，苗族传统文化成为苗寨特色资源。2.文化的综合性创造和实践性超越。文化的综合性创造，指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起来，吸取双方之长而形成的新事物。如，贵州雷山县上朗苗寨旅游“工分制”是继承了村寨自建寨以来、社区合作、团结互助观念及公平观念，并融合了现代管理制度的一种新发明。村民共同参与旅游接待项目，将劳动折算成相应的“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极大地激发了旅游参与的积极性。西江苗寨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法律并用，创造出一种村寨综合管理办法。对于村民中不严重的打架斗殴事件，由鼓藏头、寨老当面处理，采取四个“一百二十”处罚办法，判罚白酒120斤、米120斤、肉120斤、菜120斤。[4]这些创造性转化都来自于实践，借助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并赋予新时代的内涵。

（二）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实践的、市场的、产业的演变过程，从以文化复制为主转变为文化传播为主，推动优秀传统文化通俗化、大众化、时代化。1.文化与旅游结合。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旅游产业的结合，契合了现代社会人们文化消费心理预期，培育一批喜爱少数民族文化产品、艺术品的消费群体，拓展传统文化的消费需求和空间。如南广、贵广、南昆高铁开通后，贵州山区苗寨、侗寨依托民族文化和山地旅游资源，以乡村客栈、民俗民居为载体，初步形成旅游支持产业（如交通、金融、食品等）和旅游相关产业（如酒店、餐饮、商贸购物、文化表演等）的产业集群。2.文化与科技结合。少数民族文化与数字技术、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结合，形成“文化创意”、“文化科技”、“文化网络”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业态。如，2016年藏戏呈现出一股强劲的复苏迹象，原因是传统藏戏与科技创新结合：一是藏戏剧目结束了“无剧本”的历史；二是藏戏实现舞台化。三是藏戏完成数字化。“藏戏迷”门不出户，就可在电脑或移动用户端上观看到藏戏经典名家名段表演。[5]一些民族手工技艺，包括蜡染、刺绣、织花、银器制作和竹器编织等，也从家庭作坊转变为企业化生产。3.文化与品牌结合。地域性民族文化跨界和产业融合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产业现象，通过建立完善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打造文化精品。如，呼伦贝尔市推出“中国冰雪那达慕”，有蒙古族、达斡尔族民族舞蹈表演，有通古斯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民俗体验活动，还有俄罗斯的圣诞节、芬兰的驯鹿文化等表演项目。呼和诺尔旅游景区还有滑冰、雪地摩托车、雪地爬犁、冰车等体验项目以及设施完备的滑雪场。[6]不同文化、不同产业的跨界结合，并与体育、休闲、会展、商贸等相关产业之间多向交互融合，催生了优化资源配置的新模式，增强了文化消费的“品牌效益”。4.文化与公共服务结合。政府以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各族群众的文化需要。如，新疆石河子市社区组织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在街头传授舞蹈技艺，将民族舞变身为广场舞。藏族的锅庄，蒙古族的安代舞，苗族、侗族、水族的芦笙舞，土家族的摆手舞，黎族的竹竿舞等，都因其韵律明快节奏强、动作简单幅度小，成为深受各族群众欢迎的广场舞。总之，当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关注于发挥本民族文化自觉行为来打破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相融相通，并借助于现代科技、流通模式、公共服务，使实现传统文化的一元形态向多元形态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文化价值传承与文化再生产能力。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向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将文化产业列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并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一项内容。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达到5%，[7]目前民族地区只有云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加快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仍是民族地区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少数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关键在“魂”和“品”

“魂”是文化价值，也是文化的内核。围绕文化的“魂”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使传统文化成为人们了解历史、弘扬当代精神的有效载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保留了许多优秀价值观，如，贵州苗族岜沙人保持“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的信仰。每一个岜沙人在出生后，父母就会为他种下一棵树，寓意它生命的开始。当这个人死后，寨子中的人会把这棵树做成棺材，裹着他的遗体埋葬在泥土里，再在上面种一棵小树，象征着生命的延续。所以每棵树都是一个灵魂，不能随意砍树。这种“本真性”的崇尚自然观念可以弥补现代教育的不足，使人们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人文内涵和文化价值凝练中获取新的价值和力量。“品”就是品位，本着高标准、高品位的原则，精雕细琢，形成特色。在网络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从互联网上观赏到精彩的、高水平民族艺术表演，那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何才能获得本民族青少年和外来消费者的青睐呢？关键在于“品”上。提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一是挖掘文化价值的多种功能。传统文化的消亡，主要原因是其文化使用功能衰退及应用空间缩小，这就急需赋予文化多种功能，拓展其发展空间。如，“撒叶儿嗬”是土家族一种吊祭逝者的祭祀仪式，在经过加工和改编，成为一种民族音乐和舞蹈，其功能从原来仅用作祭祀向表演、健身的多功能转变，吸引了大量当地年轻人学习。同样，藏族唐卡绘画内容从宗教题材拓展到自然风景和风土人情，藏香从宗教祭祀拓展到药效作用。二是与解决时代问题结合。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与保护，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用文化符号给村镇“穿衣戴帽”，或文化演出等，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少数民族独特文化资源优势，创造出多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而避免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产生的村落空心化、土地闲置、文化凋敝等问题。只有文化上升到人类普遍关心的共同性问题时，它所蕴含的非凡价值和感染力，才会吸引世界范围文化消费者的注意力。

（二）少数民族文化创新性发展，重在“效”和“度”

文化产业要注重“效”。“效”就是效益，文化产业必须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说，文化自觉是不同的民族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间，这不是一种对世界经济体系和商品体系的排斥，而是对这些商品关系本土化的渴望。[8]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方式和先进的传播技术，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附加值，使原本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传统文化充溢更强大的生命力。但文化产业化是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统一，否则过度市场化、无序竞争带来同质化竞争、假冒伪劣产品都会影响到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如，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野蛮生长”，以彩喷的方式批量生产伪唐卡，都降低了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文化产业要注重“度”。“度”就是调控，坚持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合理利用文化资源，重点解决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过程中存在“多而不精”、“大而不强”、“活力不够”“缺乏吸引力”等问题。对此，民族文化“标准”正在迅速出台，继内蒙古首开“蒙古族部落服饰地方标准”以来，苗族刺绣与银饰、宁夏穆斯林服饰、蒙古族马鞍具、蒙古族乐器等，一一被制定出地方标准，通过制定文化地方标准、文化商标、文化专利等政策法律措施，以保障文化原则不受到侵害。总之，增强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重在把项目做特，文化做深，产品做精，品牌做响。

参考文献：

[1]郑茜.无处不在的消失与重新——2016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观察[N].中国民族报，2016-12-30.

[2]李元元，李军.市场的诞生———青海吾屯“唐卡”文化市场的个案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1）：66-72.

[3]曹端波，陈志永.遭遇发展的村落共同体：以贵州雷山县上朗苗寨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6）：46-57.

[4]高婕.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实践及其反思[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6）：134-140.

[5]让古老藏戏不断适应新时展，跟上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节奏[N].中国民族报，2016-09-30.[6]内蒙古新闻网[EB/OL].

篇9

(1)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国际酒店业发展到今天，除了传统的标准化酒店外，主题酒店、精品酒店、休闲度假酒店、民居客栈、经济型酒店、产权酒店、游轮等新兴业态不断出现。酒店业越来越注重营造独特的文化氛围、塑造特色和个性，摈弃传统的“标准化”。如果说，“标准化”酒店是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产物，那么，这些新兴酒店业态的产生与发展，则有着深刻的人文背景，是现代主义迈向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后现代哲学“作为二十世纪末最重要的一股哲学思潮”［3］5，对酒店产业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相对于现代主义主张划一思维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3］2，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多样、差异。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一元论和二元对立的解构，对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的批判，对其他弱小民族文化的关注，对多元文化的期待，对个性的关注，对回归人的快乐天性的推崇与倡导，直接导致酒店业对工业时代“标准化”的摈弃，酒店业态逐渐走向多元化，向迎合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方向发展。“个性化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人文主体、自由弹性的思维，深深地打上了多元化、多样化、开放、变革、创新、‘混搭’、崇尚个性、容忍差异的后现代主义的烙印。”［4］简而言之，现代主义把所有人看成具有相同需求的消费者，而后现代主义则更关注消费者独特的个性需求。就酒店行业来说，不同民族都可以依托其民族文化创造出独特的酒店管理模式。因此，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文化完全可以孕育、创造出一整套现代酒店管理模式，而且也只有依托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才能彰显我国本土酒店的特色、创造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可见，后现代哲学思潮对国际酒店产业从文化背景一元化向多元化，从单一的“标准化”向业态多元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中国本土酒店企业摈弃盲目模仿西方酒店成熟的管理体系，转向主要通过依托中国文化打造“中国服务”提供了哲学依据。

(2)体验经济理论及相关理论的影响。在后工业化时代，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变使企业产品生产与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所说，经过了数百年将有形资源转变成财产形式的工业产品之后，如今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是将文化资源转变成需要付钱的个人经历和娱乐了。根据体验经济理论，在体验经济中，企业不再仅仅提供商品或服务，它提供最终体验，给顾客留下难以忘怀的愉悦经历;消费者消费的也不再是实实在在的商品，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上、精神上的体验，具有非生产性。现代人们到酒店与其说是去住宿、吃饭，还不如说是去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种享受的根源就来自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客人来到酒店消费是购买文化、消费文化、享受文化。［5］顾客希望通过入住酒店体验特色文化，因此，体验经济时代的酒店要做的就是创造独特的文化体验，通过酒店的建筑、环境、氛围、服务、管理等方面来“讲文化故事”，给顾客留下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正如美国《饭店》杂志主编杰夫•威斯廷先生所指出的:现在的人们不只是需要一个房间，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新奇的享受和经历。这些新奇的享受和经历也就是体验。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让“本土化”、“民族化”的东西更加突显。根据全球化理论和文化轴心理论，对于酒店产业来说，就是要通过酒店载体讲述优秀的民族文化故事，营造特色文化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要将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化。由此可见，国际酒店业在体验经济理论等相关思想理论的指导下，逐渐摈弃了工业时代的“标准化”，向依托民族文化的个性化方向发展，并且注重通过个性化的酒店产品创造特别的文化体验。

二、本土酒店竞争优势培育的必由之路

依托中华文化，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打造“中国服务”针对国际酒店业向依托民族文化特色的个性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中国本土酒店企业应该顺应这一趋势，探索如何运用民族文化创造特色文化体验，培育酒店竞争优势，塑造本土酒店品牌。具体来说，就是要以酒店为载体，以文化为灵魂，以顾客体验为核心，通过酒店来讲述“中国文化故事”，将酒店打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和优秀地域文化的“消费空间”。将顾客的住宿过程演绎成购买、消费并享受中国文化的过程，实现从文化消费到文化体验再到文化享受的升华;从文化认同到文化共鸣再到文化自豪的飞跃。通过酒店品牌载体及其体验过程，让顾客寻求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体现出自己的文化品味，满足顾客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实际上，我们并不缺乏讲述“中国文化故事”的各种题材，也不缺乏资金，我们缺乏的是将“中国文化故事”融入到酒店的规划创意、经营管理、服务中去的方式方法。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铸就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宝贵而丰厚的文化遗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种财富转化为酒店软实力竞争中的优势。

(1)盲目学习照搬西方酒店管理经验不能培育本土酒店竞争优势。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酒店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当时，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服务理念，迎合了当时酒店以入境客源为主的外国人的消费需求。在改革开放初期，全盘学习照搬西方酒店业成熟的管理经验是可以理解的。这一阶段的学习照搬符合当时的国情，对迅速提升我国现代酒店管理水平功不可没。但是，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客源早已取代国外客源成为我国酒店客源的主体，本土酒店应该思考如何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如果继续采取国际“标准化”的管理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需求。并且，如果仅仅是学习照搬，将永远无法赶超西方。当然，也有人说本土酒店发展得不好是因为学习得不够深入、彻底。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既然西方酒店管理水平是最高的，管理模式是最成熟的，那么主动“与他们一样就是对的”。殊不知，西方酒店管理模式根植于西方社会文化，是西方文化孕育出的酒店管理体系。我们的文化土壤不同，因而西方酒店成功的管理模式被我们移植过来后，“水土不服”就是必然的了。从理论上看，盲目学习照搬(追求“与他们一样”)不符合国际酒店业在后现代哲学思潮、体验经济理论等相关思想理论影响下向个性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事实也表明，正是长期学习照搬才使我国本土酒店陷入目前的被动局面，面临严峻的生存发展形势。也就是说，仅仅靠学习照搬是不能培育竞争优势的。

(2)以西方酒店管理模式为基准，适当融入中国文化也不是培育本土酒店竞争优势的最佳策略。近年来，一些大型本土酒店企业喊出“国际水准，中国文化”的口号。这一口号是以西方跨国酒店企业管理水平为标杆，通过融入中国文化特色，向西方跨国酒店管理水平看齐。更深层次隐含着一种以国际(西方)酒店管理模式为基准，适当融入中国文化特色的本土酒店战略发展思路。其主体部分是学习、模仿西方，融入中国文化是次要部分。因此，该口号虽然较盲目学习照搬有进步，但缺乏大胆创新、通过打造一整套酒店业的“中国服务”实现后来居上的雄心壮志。为什么面对西方现成的一整套酒店管理体系，还要另起炉灶，打造一整套“中国服务”呢?首先，这是在后现代哲学思潮、体验经济理论等相关思想理论影响下，向依托民族文化特色的个性化方向发展的必然。其次，这也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拥有庞大的旅游酒店高等教育规模①，人力资源丰富;拥有世界上最具潜力的酒店市场［6］;最重要的是拥有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依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能打造出一整套酒店业的“中国服务”。再次，是由于中国酒店市场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以入境客源为主变为以国内客源为主，变化了的市场因素必然对酒店企业的服务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即要以迎合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为主而不是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为主。因此，以西方模式为基准，适当融入中国文化不是培育本土酒店竞争优势的最佳策略。

(3)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优秀地域文化的本土酒店竞争优势培育思路。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文化特色，国际一流水平”口号。意思是依托中国文化特色，打造世界一流的酒店企业。更深层次隐含着基于中国文化的本土酒店竞争优势培育的战略思路。具体说来，就是依托中华民族文化，探索如何把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礼仪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优秀的地域文化(如岭南文化中的粤剧、粤菜、骑楼、绘画、音乐、武术、慧能禅文化等)中的某些元素与酒店的经营管理相结合;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优秀地域文化进行酒店规划创意、建筑装修设计;如何运用中华优秀文化创新酒店管理模式、服务模式;如何将中国优秀文化与西方酒店现代先进管理文化完美结合，扬长避短(即扬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之长，避现代管理经验不足之短)，取长补短(即取西方现代管理文化之长，补中国酒店现代管理经验不足之短)，以我为主，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西方先进管理经验中能够为我所用的部分作为补充。在更深、更本质的文化层面，探索如何创新本土酒店经营模式，打造“中国服务”［7］，培育竞争优势的思路。而且，这一思路完全符合后现代哲学思潮、体验经济理论等相关思想理论对国际酒店业发展趋势的分析。

三、本土酒店竞争优势培育的实践探讨

根据上述本土酒店竞争优势培育的思路，对本土酒店竞争优势培育的方法与途径作如下探讨:

(一)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优秀地域文化与酒店规划创意、建筑装修设计相结合

如果说酒店设计关系到酒店经营的成败，那么，酒店主题规划创意是关系到酒店设计成败的关键因素，这里以主题酒店的主题创意为例探讨中国民族文化与酒店规划创意、建筑装修设计的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酒店主题选择主要受市场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8］;酒店的主题应该是地方文脉的体现，是对区域文化的概括和提炼［9］;还应体现传统气质与现代精神的融合［10］，弘扬和倡导积极健康的文化［11］。由于主题酒店是通过文化主题进行市场细分，开发新市场，迎合、满足有某种具体的文化品味、价值取向、身份认同的人群的需要，因此，主题酒店在反映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过程中应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有所取舍，而不是对地域文化表面的、全面的“浓缩”反映，以便主题文化精神能够更精确、更具体地应对细分市场的需要，进而彰显酒店特色，形成市场壁垒，取得竞争优势。笔者认为，酒店主题文化概念(创意)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它不仅能反映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给人以特别的文化体验，而且能体现人们的欲望和焦虑、对身份的诉求，还能缓解社会矛盾冲突，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例如，如果某酒店以三国文化为主题就过大，应该有所取舍，如果以三国文化中的某一方面，如以三国关公文化为主题概念就比较合适，关公文化所体现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忠义、诚实守信的文化精神，对应现阶段我国的社会文化冲突是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商业欺诈、诚信危机。关公文化主题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对欺诈、不讲诚信的焦虑，对忠义精神的追求，触及了社会敏感神经，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思想共鸣。这样，该酒店主题文化创意就抓住了中华民族文化(三国文化)中具体的“忠义”文化精神，人们入住关公文化主题酒店就彰显了其对忠义文化价值观的追求、认同。关公文化主题创意引导了消费需求，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倡导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样，如果以爱情文化为主题，在杭州可以创建白蛇传文化主题酒店，在湖北孝感可以根据牛郎织女的传说创建天仙配文化主题酒店，分别代表对两情相悦的爱情的追求、对世俗观念的反抗等不同的爱情文化内涵，应对当下物质功利倾向等社会现象。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文化冲突(焦点)不同，我们悠久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在现阶段的时代意义也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主题酒店是个历史事物。我们创建文化主题酒店不是简单地浓缩文化，更不是折射文化，而是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建文化主题酒店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以应对当下消费者的欲望和焦虑，缓解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冲突，倡导主流价值观。在酒店文化主题创意确定以后，再根据主题创意进行酒店的建筑设计、室内装修设计等相关文化氛围的营造、文化故事的讲述、管理服务的开展。

(二)依托中国文化创新酒店管理模式，打造“中国服务”

打造“中国服务”是服务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也是酒店业应承担的长期战略任务。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可以将其中的某些思想融入到本土酒店的经营管理中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酒店管理文化。

1．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创新酒店管理模式西方酒店管理模式根植于西方传统哲学思想。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重视微观、个体，强调个人主义。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西方现代酒店管理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在酒店的微观运营管理上(如成本收益)做得非常精细、精确，非常重视细节。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重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中国几千年来浓厚的集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论思想在人类社会中的反映。这种注重整体观念的思维方式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是我们的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这种思想融入到本土酒店管理理念中去，强调奉献精神、团队协作精神;让员工以酒店企业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与酒店荣辱与共，极大地增强员工的的主人翁责任感、使命感。显然，根植于以集体主义为主流价值观的酒店管理模式更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更容易被中国员工所接受。根植于以个人主义为主流价值观的西方现代酒店管理模式与中国人的思维、行为方式相悖，这也许是30多年来我们全盘引进西方酒店管理模式却始终不能成功的深层原因。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思想深邃，如同基因一样，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方式，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完全可以依托它创造出一套更适合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酒店管理模式。甚至连西方人都有这种想法:洛桑酒店管理学院院长鲁朗先生2003年在访华时说:“中国有自己的悠久文化，把中国哲学文化融进国际酒店经营中去，是西方人的一个梦想……”［12］

2．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优秀地域文化创新酒店服务模式打造酒店业的“中国服务”，还要探索中国文化与酒店服务有机融合的方法与途径。从对国际酒店品牌服务文化的学习、崇拜到创建本土酒店的服务文化，是提升酒店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要在酒店服务中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向各国宾朋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13］中华民族自古号称礼仪之邦，我们的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其精髓就是尊重、敬重他人。这与现代酒店服务要让客人获得尊贵之感相契合，而且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浓郁地域风情的礼仪文化更能让顾客感受到一种特别的、至尊的体验。同时，中国礼仪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富有人情味的情调式服务，特别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各地域都有各具特色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特色服饰、民族节庆等，这些都可以融入到酒店服务中去，开发体验性的服务项目。既可以创造、引导消费需求，满足顾客求新求奇的消费心理，又可以传播优秀民族文化。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大多数酒店都盲目模仿国际酒店标准化的服务模式，丢掉了自己的文化特色。［13］

3．中国传统文化在酒店市场营销中的应用电子商务是西方现代酒店企业的营销优势之一。西方现代酒店集团普遍建立了覆盖全球的网络预订系统，这一点，我们的本土酒店企业还无法在短时间内赶上。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在酒店市场营销环节无所作为，我们在营销的过程中同样可以扬民族文化之长、避网络预订系统落后之短。只要本土酒店产品能真正将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融入其中，增强饭店产品和营销的文化内涵，打造出不同的文化卖点，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相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本土酒店网络预订系统相对落后的缺陷。当然，还要不断探索中华优秀文化在酒店市场营销中应用的方法与途径。依托中国优秀文化创新本土酒店经营管理模式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一同进行长期不断的实践、总结。以上仅仅是笔者的初步思考，以中华文化思想之博大精深来看，必然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我们去发掘、运用、创新，完全可以打造出一整套酒店业的“中国服务”。

(三)中国传统文化和优秀地域文化与西方酒店现代管理文化的完美结合

我们高举民族文化的大旗，反对盲从西方的一切，并不是说一味盲目排外，而是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西方现代酒店近百年发展历程所积累的管理经验、管理理念，甚至现代酒店建筑文化(技术)等，都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毫无疑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如国际酒店通过财务、投资、人力资源、绿色酒店、电子商务、企业文化、顾客忠诚、品牌塑造、国际化发展等途径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成功经验，我们应该大胆吸收、借鉴。努力探索如何将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现代先进管理文化完美结合，做到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自成一家，最终实现后来居上。

篇10

1. 引言

管理学由人类生产实践而来，随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得以传播和应用，并形成了系统的西方现代管理科学。这一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大规模的碰撞是在之后，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悲惨命运。二战之后，在亚洲经济蓬勃发展和对外开放基础之上，中外管理者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管理中的价值，将诸多民主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相提并论，并加以实际应用。这其中，尤其受到西方管理者欢迎的要数《孙子兵法》中精妙绝伦的战略思想，迄今，这其中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已在现代管理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发展概述

在中国，管理思想区别于西方独立的管理体系而蕴藏在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早期的管理思想首先体现在周人所著的《易经》之中，它提倡“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并对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产生深刻影响[1]。其次，是一系列杰出的古代兵书，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皆成为许多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寻找智慧的源泉。再次，我国历代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管理及战略思想也被现代企业管理者竞相学习和应用，如 《史记》、《三国演义》等。总之，中国自古就有许多学派与教派的精髓体现着管理思想。

在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是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这一阶段以Fredrick W. Taylor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以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第二阶段是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行为科学理论阶段。这一阶段的管理旨在强调满足人的社会需要，肯定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第三是形成于二战之后的技术管理阶段。此时先进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提高了管理的精确度和科学化水平，但也使管理相对的机械化和程序化。第四阶段是随着信息科学和全球化发展而萌芽的人本管理阶段，此阶段中提出了重视人、尊重人、依靠人的理念，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等需求[2]。简言之，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大致与工业化的进程保持一致。在当前以资本主义力量为主的全球化之中，西方管理思想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管理思想。

然而，正如爱因斯坦所言：“西方科技如果缺少了东方智慧，就会变成瞎子；东方智慧如果缺少了西方科技，就会变成瘸子”[3]。这说明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尽管在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是可以相互借鉴并促进共同发展的。G. Hofstede在其著名的文化维度理论中提到：西方国家大多具有低权力距离、高个人主义、男性倾向明显、低风险回避的文化传统；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高权力距离、低个人主义、女性倾向略微明显，和高风险回避的国家[4]，由此推断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思想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如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较侧重于“仁”、“道”、“德”这样的精神层面管理；而西方管理思想中更侧重“法”、“术”、“量”这样的行为规定层面管理。那么到底这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借鉴并促进发展呢？

3. 《孙子兵法》中的现代管理价值

《孙子兵法》中写道：“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5]。这其中可以看出其作者孙武对待战争的态度，即“战”是为了和平，是为了不战；“谋”，是为了获取优势以主动结束战争；“略”，是以修仁政、建法度、富国强兵来实现；“利”，是以保全敌我并牺牲最小代价为前提[5]。

上述观点归结到一点就是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关系。这一既要保全自己的利益，同时又要以“义”为前提为他人着想，最终实现敌我双方的共同利益的战略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表现形式即为企业价值观。对于企业和管理者而言，如果只注重自身利益，不注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势必为企业员工人心涣散、业绩下滑甚至破产倒闭埋下隐患。相反，只有同时兼顾整体和部分利益、长期与短期利益、自身和他人利益的管理方式才能为企业持久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在现实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如何才能实现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统一呢？企业管理者可从《孙子兵法》所体现的利益关系中获取参考：首先，要平衡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取向强调了企业和社会相互的利益关系，企业利益从社会中来，最终又要到社会中去，不断地为社会尽责才能获取最大效益。其次，要平衡自身利益与竞争对手的利益。这一理念要求企业从竞争合作的角度看待商业对手，即竞争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失去了对手也就失去了成长的机会。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企业在利己的同时也要善他。再次，要平衡自身与客户之间的利益。“客户至上”的理念和价值观永远是企业追求长远利益的基石，没有客户支持的企业最终会被市场淘汰，走上灭亡的道路。

总之，对于一个现代企业而言，要做的“战”为了不战，“谋”为了把握优势，“略”为了长远发展，“利”为了保全双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利益间的关系总是紧密相连且不可回避的，只有眼光长远，置战略利益于眼前利益之上的企业管理方式才符合《孙子兵法》中利益关系的精髓，才能使企业在市场中长存。

4. 结束语

《孙子兵法》中的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处不包涵着管理哲学的理论和谋略思想，无处不闪烁着企业管理的智慧光芒，本文侧重从管理的角度对《孙子兵法》做创新性的研究，对其中与现代管理相关的启示进行归纳和提炼，明确《孙子兵法》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并为企业道出将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相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3] 刘刚. 2010. 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