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绩效分析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营绩效分析，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533/5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1-0016-07

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民营化改革的大潮，各个国家先后通过改革力图实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而其中企业股份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主要途径[1]。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日本政府成立了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 研究日本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1984年至l986年， 日本国会先后通过了烟草专卖改革法、电信电话改革法、国铁改革法，推动实施此三公社的民营化[2]。日本国有铁路在经营严重亏损的状况下，于1987年4月1日被正式分割改组，标志着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进程的开始。作为世界的铁路王国，日本国有铁路的区域分割的民营化改革方式得到了普遍认可，被称为“世纪性的政策实验”，而改革后日本铁路运输的经营方式也被称为“奇迹的经营革命方式”[3]。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相关问题，也能够为正处于改革中的中国铁路运输行业提供一些借鉴经验。

一、文献综述

日本学对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研究甚多，例如角本良平（1975年）的《高速化时代的终结》[4]，国铁国民会议（1986年）所著《国铁的两大罪状》[5]，论证了日本进行国有铁路民营化的必要性。1987年以后的研究则更侧重于探讨民营化的效果，如大谷健（1997年）的《国铁民营化改革成功了吗―JR10年的经验》[6]，松奇明（1998年）的《国铁改革》[7]，山田德彦（2002年）的《铁路改革经济学》[8]，对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成效持肯定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国内也逐渐重视对民营化的研究，其中一些研究也借鉴了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经验，例如王金存（1995年）的《世界国有企业》[9]，顾宝炎（1997年）的《国外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改革》[10]，陈建安（1996年）《日本公企业的民营化及其问题》[11]。陈虹（1994年）介绍了日本国有铁路的民营化进程[12]，而后分析了在民营化过程中铁路公司的定价、债务、经营自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13]。王华文（1992年）认为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关键在于转变了政府部门的职能和重建了企业的经营机制[14]，刘翠英（1998年）认为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关键是增强了企业管理机制并且建立了合理的分配机制[15]。侯然（2009年）认为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绩效表现在服务质量、安全水平、技术开发、劳动生产率、运输量、以及就业等方面[16]。

以上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绩效大多数持肯定的观点，除了看到在民营化过程中存在的就业、债务、经营权等相关难题以外，普遍认为民营化给铁路运输产业带来有益的效果，虽然缺乏一些对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经营绩效和经济影响的深入分析讨论，但是仍然发现日本的民营化经验对中国铁路运输改革的借鉴意义。对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绩效的研究，大多数是从铁路运输行业的角度出发，去探讨民营化对整个产业经济绩效的影响，而对公司经营绩效的研究与探讨较少。同时，这些对民营化绩效的研究大多是通过比较民营化开始的1987年前后的证据去论证民营化的成效，而缺乏对长达十几年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绩效变化的考察。

二、研究方法

“民营化”的英文表述是“Privatization”，日本学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指通过废除国有企业设置法，解除公有企业的法律规制，将国有企业的资本进行转让和出售，进而形成新的民营企业[17]。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民营化不仅是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的过程，而是包括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变革在内的一系列渐进的变革过程[18，19]。民营化虽然涉及到比较广泛的企业变革问题，但是其核心仍然是企业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即国有所有制形式转变为民间所有制形式的进程，即日本国有铁路从全部国家所有经过混合所有直至全部由民间所有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快速发展，日本铁路运输在交通服务中的作用逐步减弱，在运输行业中的竞争地位不断下降。日本国有铁路（日本国铁）自1964年出现第一次营运亏损，截止1985年已经累计亏损达到37万亿日元，给日本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20]。1987年4月1日，日本政府和国会通过了《国有铁道改革法》，日本国铁被分解为6家客运公司、1家货运公司和其它5家关联机构。按照地域范围划分的6家客运铁路公司包括位于日本本州岛上的东日本旅客铁道会社（JR东日本）、西日本旅客铁道会社（JR西日本）和东海旅客铁道会社（JR东海），以及JR北海道、JR四国、JR九州，这6家公司原则上只能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开展旅客运输业务。

日本本州岛占据日本国土面积的60%，本州岛上的居住人口数量超过日本全国总人口数量的80%，本州岛上容纳了日本的主要城市和经济中心，因此位于本州岛上的JR东日本、JR西日本和JR东海是日本全国铁路旅客运输的主要提供者。这三家公司是日本国铁民营化的主要载体，它们负责承担了日本国铁的原有债务（除了由国铁清算集团负担的部分以外），3家公司1987年的营业收入总和占JR集团营业收入的85%以上。文章选择JR东日本、JR西日本、JR东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3家铁路运输公司的民营化绩效分析，了解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经营绩效。从JR东日本1993年上市向公众出售国有股权开始，直至2005年JR东海完成股权的全部民间所有，是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主要阶段，文章重点探讨在此民营化进程中3家企业的经营绩效变化。同时，因为经营绩效存在的滞后效应，所以实际的考察阶段选择为1993年至2007年的15年间。

参照日本交通省对铁路旅客运输企业绩效的评价标准，文章选择从盈利、资产营运、债务、融资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对企业经营绩效进行评估，其中盈利指标为销售收入、利润额、销售利润率（销售利润率=净利润/销售额×100%）、以及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资产营运指标为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100%），偿债指标为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融资指标为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长期负债的利息总额/长期债务总额×100%），可持续发展指标为资本累积率（资本累计率=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所有者权益×100%）。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JR东日本旅客铁道会社网站、JR西日本旅客铁道会社网站和JR东海旅客铁道会社网站。

三、分析讨论

1987年4月1日，日本国铁分割民营化，东日本旅客铁道会社成立，标志着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开始。1993年5月，JR东日本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次向公众发售公司62.5%的股份；1999年8月，JR东日本通过第2次公开发售，国有股份比例下降至12.5%；2002年6月，JR东日本的股份100%由公众持有，实现了全部民营化。1987年4月1日，西日本旅客铁道会社成立；1996年10月，JR西日本上市首次向公众发售公司68.3%的股份，2004年3月将剩余的国有63.4万股出售给独立行政法人铁道建设和运输设施整备支援机构，JR西日本实现了全部民营化。1987年4月1日，JR东海旅客铁道会社成立；1997年10月，JR东海旅客铁道上市首次向公众发售公司60.4%的股份；2005年7月，将剩余的国有股权出售给独立行政法人铁道建设和运输设施整备支援机构，JR东海实现了全部民营化。3家铁路公司从首次上市出售国有股份，直至全部股份由公众所有，自1993年开始直至2007年，完成了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的主要历程，我们将重点讨论在此期间企业经营绩效的变化。

总体来看，1993年通过民营化实施公开出售股权开始直至2007年，JR东日本、JR西日本和JR东海的销售额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总体经济环境转好的2000年以后数年，销售额快速增长，显示出在民营化进程中明显的经营绩效提高见表1。1993年至2007年，公司经营净利润也呈现出类似的增长趋势，JR东日本和JR东海利润总额快速增长，在15年间利润总额翻了数倍。JR西日本受到外部地域限制及自身业务多元化发展滞后等影响，利润增长相对缓慢，其中1999年因为清算前国铁集团的遗留债务，利润大幅下滑出现了民营化期间唯一一次经营亏损（表2）。

销售利润率是企业利润总额与净销售收入的比率，计算公式为：销售利润率=净利润/销售总额×100%。销售利润率越高，说明销售获利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销售利润率体现企业经营能力的强弱，反映销售与获利之间的关系，也是衡量旅客运输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绩效指标。表3数据显示，1993年公司民营化通过上市出售股权至2007年，JR东日本的销售利润率由2.4%上升至6.6%，JR西日本由3.0%上升至4.5%，JR东海由2.2%上升至10.2%，均呈现不同程度的稳步增长趋势，说明3家公司在民营化进程中的盈利水平逐步提高。

净资产收益率是利润额与平均股东权益的比值，计算公式为：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净资产收益率数值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反之则越低。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将国有股权逐渐出售给公众，对于企业所有者的民间机构和法人，净资产收益率是其关注的重要经营指标。表4数据显示，1993到2007年，除了个别年份以外，JR东日本、JR西日本、和JR东海的净资产收益率都稳定在8%以上，JR东日本和JR东海的净资产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数据表明在民营化的1993年至2007年间，三家公司独立经营以后处于良好的盈利水平，特别是与民营化分割前几乎年年亏损的JR集团相比较。

总资产周转率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营业收入同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计算公式为：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100%。总资产周转率是评价企业的资产经营质量和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总资产周转率数值越大，说明企业销售能力越强，资产周转越快，资产经营质量和效率更高。铁路旅客运输是一项大规模投资行业，因此总资产周转率对于衡量企业的经营绩效尤为重要。表5数据显示，JR东日本的总资产周转率由1993至2001年期间的30%提高到2002至2007年期间的40%，JR西日本的总资产周转率稳定在50%（除了1995年以外），JR东海的总资产周转率由20%提高到30%。在民营化进程中，JR西日本的资产经营能力相对稳定，JR东日本和JR东海的资产经营能力稳定上升。随着国有部分所有权的下降，企业的自主经营权逐步增加，受到政府的限制也逐渐减少，3家公司都在铁路运输的基本业务基础上积极开展多元化的经营业务，例如，零售、电子商务、物业、不动产经营等业务，因此通过提高销售收入提高了资产营运效率，促进了经营绩效的改善。

资产负债率是企业负债总额占企业资产总额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资产负债率反映了在企业的全部资产中由债权人提供的资产所占比重的大小， 反映了债务偿还能力。通常来讲，债权人希望企业资产负债率越低越好，对于企业所有者而言，较高的负债率可能带来包括财务杠杆效应、税前利息扣除等好处，但是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也会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和自有资本不足的状况。表6数据显示，JR东日本的资产负债率由1993年的92%逐步下降至2007年的78%，JR西日本也由1993年的89%降低至2007年的73%，JR东海在几年间内也将其资产负债率下降至84%。说明在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进程中，企业普遍在逐步降低其过高的资产负债率，逐步增加自有资本比例，逐步提高了债务偿还能力。

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是企业长期负债的利息支出总额占长期债务总额的比例，计算公式为：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长期负债的利息总额/长期债务总额×100%。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越低，债务融资成本越低，利息率越高，债务融资成本越高，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反映了企业的融资能力。表7数据显示，JR东日本的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由1993年的6.13%下降到2007年的3.45%，JR西日本由1997年的5.04%下降到2007年的3.65%，JR东海由6.39%下降到2007年的4.08%。总体来看，JR东日本、JR西日本、JR东海的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在民营化进程期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表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下降，企业融资能力的增强。

资本累积率是企业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同年初所有者权益的比率，计算公式为：资本累计率=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所有者权益×100%。资本积累率表示企业的资本积累能力，是评价一家企业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通过分析3家公司的资本累积率状况，可以了解民营化给日本铁路企业长期经营和发展的影响。表8数据显示，在1993年至2007年期间，JR东日本的净资产数额即所有者权益逐步增加，由1993年民营化初期的6.8%上升至2007年完成民营化的11.5%。JR西日本的资本累积率的波动较大，一方面其经营绩效逐年波动较大，另一方面大多数年份其资本累积率保持在7%～9%的水平，15年的平均资本累积率是6.8%。JR东海排除因为2007年的特殊情况以外，资本累积率也呈现逐步提高趋势。说明在民营化进程中，企业逐步实现了自有资本积累，企业资本保全性增强，应付风险能力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改善。

四、结论

自1993年JR东日本向公众转让国有股权开始直至JR东日本、JR西日本、JR东海完成股权全部民营化的十五年间，三家企业的销售额以及利润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也和日本国铁民营化前持续亏损的经营状况形成了显著的对比。三家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呈现出增长趋势，说明企业不仅提高了销售水平同时也提高了盈利水平。特别是净资产收益率的持续增长，显示出企业投资回报在不断提高；总资产周转率的增长趋势，显示出企业资产经营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在民营化期间，民间法人机构以及个人投资者通过购买国有股权，实现了投资回报和增长，也显示出民营化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绩效。

在15年的民营化进程中，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由90%逐步下降至80%，显示出偿债能力的明显提高。长期债务平均利息率也呈现出下降的长期趋势，显示出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融资能力明显提高。资本累积率也呈现逐步提高趋势，显示出民营化进程中企业逐步提高自有资本比例，企业的资本保全性得到了增强。从这几项指标可以看出，在十几年的民营化进程中，企业抵抗风险能力逐步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也逐步改善。总之，在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改革进程中，从盈利、资产营运、债务、融资、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考察，日本铁路运输企业的经营绩效呈现出持续提高的长期趋势。

通过民营化的改革进程，改变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日本铁路运输企业的所有者由国家所有转变为民间投资者，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了转变，因此企业经营能够按照更加公司化的方式去进行，企业经营绩效成为企业最为重要的经营目标，企业的所有者通过资本市场有效的监督和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改善与提高。通过民营化也去除了对原有日本国铁的经营束缚，主要运输企业包括JR东日本、JR西日本、和JR东海都在铁路运输基本业务的基础上开展多元化经营，例如公路运输、零售、电子商务、旅游、不动产管理等业务，通过多元化经营极大的提高了销售水平和利润水平，提高了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通过多元化经营，铁路运输企业也积极参与到相关业务领域的市场竞争中，通过竞争不断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营运能力，不断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日本国有铁路通过民营化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作为全球铁路运输及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的典型案例之一，有两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一是渐进的民营化过程，即国有股权向公众的逐步出售，企业由国有转为混合所有再实现全部的民间所有的过程；一是按照地域范围将铁路运输划分为数家营运企业。这两点对正在改革中的中国铁路运输行业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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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金存. 世界国有企业 [M].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5： 22.

[10] 顾宝炎. 国外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改革 [M]. 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7： 13.

[11] 陈建安. 日本公企业的民营化及其问题[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17.

[12] 陈虹. 日本国铁的股份公司制改革[J]. 日本学刊， 1994（5）： 79-88.

[13] 陈虹. 日本国铁改革的业绩与问题 [J]. 改革， 1994（5）： 136-147.

[14] 王华文. 日本国铁分割民营化的经营及启示 [J]. 现代日本经济， 1992（6）： 35-39.

[15] 刘翠英. 日本国铁民营化的启示 [J]. 日本研究， 1998（1）： 38-39.

[16] 侯然. 日本国有铁路民营化改革的绩效与经验 [J]. 日本问题研究， 2009（3）： 21-25.

[17] 植草益. 微观规制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18.

篇2

在国民经济中，煤炭行业一直扮演着基础产业的角色，长期保持着一定的增长势头。作为煤炭企业的代表，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自然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绝大多数该类公司是以既有的集团总公司为基础，采用设立股份公司的途径进入股市，拥有比较理想的发展前景。我国政府向来十分关注煤炭行业发展，并对其产业结构加以引导和支持，尤其是《煤炭工业十二五规划》制定和实施之后，可预见煤炭上市公司将会随着所属的煤炭行业共同迎来经营绩效进一步提升的重要时期[1]。

2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出现的问题分析

21没有动态性

目前，煤炭上市公司在构建评价体系时，往往选取自身某个年度并将当作一个横截面，对包括经营成果在内的诸多指标予以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实现对企业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被评价企业通常处于差异化的发展阶段，所以，截面静态评价这一做法难以获得良好的可比性[2]。目前，煤炭上市公司在进行绩效评价时，倾向于对自身的历史经营数据予以静态分析，表现的是企业过去某个时期的经营状况，无法以动态形式表现企业经营状况，很难满足该类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自我更新方面表现出严重不足。

22经常使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

先结合已有的评价目标与相关要求，构建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以所有指标为对象予以相关处理，一个是同趋势化处理，另一个是无量纲化处理；通过专家法得到各评价指标所对应的权重；将指标数值、标准值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单项指标值，通过它实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评价。该方法在指标选取以及权重确定方面表现出较大的主观性，特别表现在权重确定方面，容易受到多种主观因素的不良影响，给评价准确性埋下了较大隐患。

3有关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体系设计分析

31设计原则

（1）系统性原则。该评价体系属于一套具有典型综合性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因而在选取评价指标的过程中，应协调好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另外，还应协调好定量指标、定性指标之间的关系[3]。

（2）社会效益原则。以企业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最大化为根本价值取向，针对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评价时，应基于企业利益视角，全面且深入地分析企业对当地社会、债权人和内部员工等做出的贡献。基于社会效益的关注，是评价一家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核心方面。

（3）综合性原则。由于煤炭企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对其经营绩效进行评价时，一方面要兼顾资源效率优化配置问题，另一方面还应考虑相关的安全风险因素。政府规定经营者是企业安全的首要承担方，而安全生产又是煤炭企业的一贯主题，即安全工作是该类企业的核心工作。总之，应在资源配置、安全生产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

（4）重要性原则。所谓重要性原则指的是，全面性、关键性之间的有机结合。对于煤炭上市公司，其在构建绩效评价体系的过程中不可过分追求面面俱到，因而这种做法会让评价体系体现出侧重点，难以找出核心问题加以讨论。所以，在确定指标的过程中，应遵循重要性原则，确定影响煤炭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核心要素。

（5）时效性原则。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具有明显的动态性特征，所以，相关指标的选取应尽量体现时效性。指标体系应涉及三大方面的指标，即短期指标、中期指标以及长期指标，将便于定期衡量当成确定指标的一个关键的参考条件。

32设计思路

基于前文提及的五大原则，煤炭上市公司是将人、物两种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自主地开展相关经济活动、以营利为核心目的的一类经济组织。以煤炭上市公司为对象，对其经营绩效进行评价的设计思路可基于两大层面进行分析，一个是输入，另一个是输出。在输入方面，借助对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相关方面的具体投入的分析，实现对效率的科学评价；在输出方面，基于企业不同利益相关方视角，收集若干家煤炭上市公司的经营信息，系统分析和比对它们的产出效果。在这一过程中，煤炭安全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是媒体上市公司正常运营的基础，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支持[4]。

33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对煤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分析时，可基于两大层面进行相关分析，一个是过程控制，另一个是结果分析。所以，可构建下述指标体系[5]。

（1）过程控制。基于人力评价视角，选取“职工人数”这一指标：人力资源状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反映公司经营绩效的一个核心因素。在公司运营中，员工属于最活跃的一种要素。该指标集中体现了公司在“人”这一领域的投入。基于物力评价视角，选取“固定资产原值”这一指标：反映了公司在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集中体现了公司在“物”这一领域的投入。基于财力评价视角，选取“主营业务成本”这一指标：指公司销售商品（服务）的营业成本、收入之间的配比。该指标集中体现了公司在“财”这一领域的投入。

（2）结果分析。基于经营者视角，选取“营业总收入”这一指标：指公司在开展以销售商品（服务）为代表的一系列日常业务时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的总体流入。基于股东视角，选取“每股收益”这一指标：也就是每股盈利，具体而言，普通股股东手中每占有1股所能够获取的公司净利润或者需要面对的公司净亏损。基于社会责任视角，选取“利税总额”这一指标：指公司产品销售税金和附加、应交增值税以及利润总额之和。该指标集中体现了公司在某段时期内取得的全部利润额以及对肩负的社会责任的量化。基于债权人视角，选取“资产负债率”这一指标：指年末盘点时公司负债总额、资产总额之比。该指标集中反映了公司负债水平，即在总资产构成之中，哪些资产是通过负债方式进行筹措的。不仅如此，还反映了公司利用债权人资金的综合能力。

篇3

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由于所面对的市场结构、所具有的增长能力、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联度，以及所处的行业生命周期阶段等均不同，因而其经营绩效也有显著差异。本文拟通过设立反映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进行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从行业角度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考察其是否存在显著的行业间差异。

一、相关文献回顾

Foulke（1968）在其经典教材《Practical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中，首次系统总结了经营绩效的行业基准问题，并给出了许多行业各种财务比率的均值，指出公司比率处于某个范围内是理想的，否则是异常的。Gupta（1969）对美国17.3万个制造业公司的研究发现不同行业公司的财务指标具有显著差异。King（1966）和Livingston（1977）都发现股价行为具有显著的行业特征。此外，Bowen等（1982）研究了财务杠杆的行业效应，发现不同行业的财务杠杆具有显著差异，并证明了差异并不是由个别行业的异常值导致的，而是普遍性的，并且行业间的差异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

国内也有少量成果初步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行业效应，如舒艳等（2000）在控制行业因素的基础上，对财务比率与企业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统计研究；吴泽智（2001）将1999年中期A股上市公司分为21个行业，对各行业上市公司1999年中期的经营业绩进行了综合测评，并分析了各行业上市公司1999年上半年的行业经营景气度；郭鹏飞等（2003）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年的7个财务比率进行了分行业的统计分析，并检验了财务比率的行业因素效果。但这些研究均为描述统计与定性分析，未进行假设检验和相关分析等进一步研究，本文拟从行业角度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考察其是否存在显著行业间差异。

二、上市公司综合绩效的主成分评价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综合评价，这些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能够反映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然后再根据综合指标反映信息的重要程度客观的赋以一定的权重，建立一个评价函数，由此计算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值。全部数据处理和图表处理均通过SAS软件和Excel软件进行。

1.指标的选取

借鉴国内外已有的评价体系，论文选定2003年～2005年间的我国1226个上市公司的销售利润率、资产现金流量回报率、净资产利润率、资产周转率、销售成本率、资产费用率、资产成长率、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9个指标作为分析的起点。各项原始指标的计算过程参见表1。

2.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研究上市公司自2003年～2005年行业经营绩效行业分析，需要的样本数据为上市公司9项财务指标，主要来自于由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制作的“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和“港澳咨询灵通数据库”2003年～2005年全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以及证券之星等网站资料。以手工方式录入，并加以仔细反复核对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尽量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根据以下原则对样本数据进行了预处理：

（1)本文中剔出了个别财务指标数据无法取得的上市公司；

（2)本文中剔出了金融类上市公司；

（3)由于有些上市公司发生严重亏损如被冠以ST，PT，公司的净资产已经成为负值，对于我们计算净资产收益率具有较大影响，因此这些公司也被剔除。

3.行业分类情况

本文根据中国证监会确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所制定的行业分类标准，对样本数量较大的制造业细分到二位数行业代码,对其他行业,本文只对其分类到一位数行业代码，最终把我国沪深两市2003年～2005年间1226家上市公司划分为19个行业。

4.综合评价

根据上述财务指标数据，应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对沪深两市2003年～2005年上市公司9项财务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其综合经营业绩评价函数，由此计算出所选1226家样本上市公司的综合公司绩效F值。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指标标准化使业绩分布基本上是呈正态分布的，有的F值可能出现负值的结果，但这并不影响可比性，因为综合评分的正负并无实际意义。

三、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行业差异分析

通过上面的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经营绩效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反映了上市公司经营的许多方面。因此，我们可以用其进行行业差异分析。

1.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行业差异的描述

从表2可以看出，在这19个行业中，2005年不同行业的经营绩效差别很大。平均经营绩效在-0.2062～1.0032间波动，最高与最低经营绩效相差1.2。其中公共事业的平均经营绩效最高，为1.0032，而农业的经营绩效最低，为-0.2062。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社会服务业、石油化工行业、食品饮料业和造纸印刷业的经营绩效都比较高，其都大于0。而农业、信息技术产业、机械设备、综合、医药和纺织却表现出较低的经营绩效。

我们比较不同行业的标准差可以发现：金属非金属行业的标准差很大，达到了21.73。这说明金属非金属行业内不同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差异非常大，这反映了该行业的风险较高，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宏观经济稳步增长、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对金属非金属的市场需求不断膨胀，面对如此机遇，一些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企业改制、重组、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调整产品结构，使公司经营绩效不断提高，而另外一些企业则不能跟上市场的变化、生产技术落后，表现出较差的绩效。从而造成了该行业经营绩效相差很大。房地产行业、造纸印刷业的标准差也很大，高于1。而其他行业的标准差相对来说都不大。

从行业的变化趋势来看，2003年～2005年间，采掘业、公共事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食品饮料业和石油化工行业的经营绩效一直表现很好，其经营绩效指数一直为正，高于上市公司的平均值。并且其标准差也不高，经营绩效表现很稳定。这主要由于：采掘业、公共事业和石油化工行业表现出一定的资源优势和垄断特征，使其在总体上仍保持了相当强的综合竞争力，由于资源、能源在我国及世界上依旧相对比较紧张，所以基本上这些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都非常的优良和稳定，而且预计此种状态依旧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延续下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繁荣，产品极大丰富，进出口贸易增加，市场对交通运输仓储业、食品饮料业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经济发展对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从而使这两行业的经营绩效表现很好。无论从与全球经济接轨角度，还是从市场对交通运输仓储服务的需求角度来看，我国交通运输仓储业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可见，交通运输仓储行业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一个新亮点。与之相反的是，电子行业、纺织服装、机械设备、医药和综合这四个行业的经营绩效一直都低于全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2.行业间经营绩效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从以上简单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行业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是很大影响的，但不同的行业间经营绩效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我们还需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19个行业2005年经营绩效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表3中结果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对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可以拒绝行业间无显著差异的原假设。也就是说，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是显著不同的。

四、结论

行业的经营绩效明显地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大环境的影响，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导向指引着企业的发展和行业的趋势。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中，不同的行业所表现出的经营绩效无论是经营绩效本身，还是其变化趋势，都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食品饮料、石油化工和公共事业表现出很好的绩效；与此同时，纺织服装行业、医疗、综合行业和机械设备行业的综合经营绩效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是明显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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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2.2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66-02

一、提出假设

在国家持股的公司里，过高的持股比重，内在地激发了国有股东权力行使的积极性，并为其过多的干预提供了理由和方便，使得公司很难将所有者和公司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来追求。同时，国有股权代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但他们并不拥有索取其控制权使用收益的合法权益，从而也不承担其控制权使用的责任，这样国有股权代表手中控制权就成为一种“廉价投票权”，企业内部人只要花一定成本就可以收买这种廉价的控制权，致使“内部人控制”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国有股权的比重越大，政企就越难分开，公司治理效率也越低。此外，国有股权过度集中及其不可流通性不利于国企转换经营机制，从而使股份公司与原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没有本质区别。

因此，首先提出假设：国有股占总股本比重越低对公司综合经营绩效越有利。

二、实证分析

本文所需的样本来自2008年辽宁省工业国有股份公司的经济指标表。经过对带有显著异常数据（数据超过相应所选样本数据均值标准差）的公司的剔除，最终保留450家，按照国有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将公司划分为小于30%的公司（以A表示，共计330家）、30%―50%的公司（以B表示，共计67家）及大于50%的公司(以C表示，共计53家)三类。对于公司经营绩效，本文主要考虑了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发展能力和社会贡献等五大方面。相应选取的主要指标见表1。

将三类公司的各项经营绩效指标进行两两对比分析，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整理出主要结果见表2、表3。

Sig.(2-tailed)＜0.05为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2、表3显示，国有股占总股本比例低于30%的公司与30%－50%的公司之间，前者的盈利能力高于后者，且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偿债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发展能力和社会贡献的评估中，二者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国有股占总股本比例低于30%的公司的资产管理能力和社会贡献稍高于30%－50%的公司，而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则稍显低下。国有股占总股本比例为30%－50%的公司与高于50%的公司之间，前者的资产管理能力与社会贡献比后者高，且皆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对另外三方面的评估中，二者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前者低于后者，在盈利能力方面，前者稍高一些。国有股占总股本比例高于50%的公司与低于30%的公司之间，前者的盈利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和社会贡献皆低于后者，且在盈利能力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偿债能力方面，前者则高于后者，且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看到，两类公司的发展能力基本相近。

三、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辽宁省工业类国有股份公司的绩效评估中，国有股占总股本比例不同，公司绩效也大不相同，且表现在公司绩效的不同方面。对于盈利能力来说，随着国有股本占总股本比例的减少而显著增强；而在偿债能力方面则相反，随着国有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减少而显著变弱。在资产管理能力和社会贡献方面，国有股占总股本比例为30%－50%的公司最优。可以看到，除偿债能力外，整体上国有股占总股本比例高于50%的公司绩效显著不及另外两类公司。此结论与本文假设并不完全一致。

据此分析，国有股占比越低的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更灵活充分，因此有着更大的盈利空间，但是资金保障方面不够稳定，因此偿债能力很弱。而国有股占总股本比例在30%-50%的公司经营绩效各方面相对来说更均衡。因此，目前辽宁省工业类国有股份公司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国有股占比高的公司的经营管理摆脱比较死板的局面，使之达到最佳的盈利状态，同时如何使国有股占比低的公司获得更稳定的留存收益，以保证债务的清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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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5-006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选择来华经营，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加快了入驻我国的步伐。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放开人民币业务，完全取消对外资银行在地区、业务和客户方面的限制，更多的外资银行转制为外资法人银行，与中资银行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至此，外资银行在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银监会2013年年报，截至2013年底，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42家外资法人机构、92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87家代表处。36家外资法人银行、57家外国银行分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在我国的27个省（市、区）的69个城市设立了机构，初步形成具有一定覆盖面积和市场深度的总行、分行、支行服务网络，营业网点达947家①。

随着金融改革在我国的持续推进，更加透明、开放和政府较少干预的金融改革措施将相继在我国实施，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便是利率市场化。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放开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管制，金融机构可以自主确定贷款利率。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市场化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内实现。2014年11月22日，央行降息，并将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至1.2倍。进入2015年后，央行又于2月28日进行了年内首次降息，将存款利率上浮至1.3倍，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的竞争态势势必会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收益主要依赖于利息收入，利率市场化使得利差收窄，进而使得商业银行的收益下降。反观外资银行，由于很多外资银行在国外利率完全放开的地方设有分支机构，积累了很多经验，知道如何在利率开放的条件下设计新的产品，以及如何为这些新产品进行定价和风险管理，从而提高了经营绩效。很显然，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外资银行先进的经营经验使得他们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不可忽视的竞争力量。因此，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对我国的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中资银行相对于外资银行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相应建议，对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与经营绩效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在对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经营状况的比较研究较少，并且结论不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4）将北京地区中外资银行作为样本，运用层次分析法，对银行经营状况、外部环境、创新能力等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相对于中资银行在盈利能力、安全性、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创新性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黄亮雄等（2010）采用DEA交叉评价模型对在华经营的中外资银行进行了效率评价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国内银行的效率要高于外资银行。张碧琼（2014）采用GPCA法，对我国12家中资银行和3家外资银行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表明，本土商业银行的总体经营业绩要高于外资银行，但外资银行的业绩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资银行，且在安全性、成长性和稳定性等指标上也要明显优于中资银行。

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这一方面。克莱森斯、德米尔古克和赫伊津哈（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arry Huizinga）对1988―1995年间80个国家的7900家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外资银行比本国银行具有更高的利息边际和利润，并且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兰辛克和赫尔墨斯（Robert Lensink和Niels Herms）收集了1990―1995年间4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其国内银行的经营成本上升，利差收入也上升，但利润的总体变化在统计上不显著。郭妍、张立光（2005）采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3家国内银行1993―2002年的面板数据，在国内首次对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银行盈利状况、经营水平、抗风险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加深，虽然国内银行的利差有所上升，但利润率、非贷款收益率、费用率均有所下降，此外，国内银行的盈利状况等受自身资本充足率和费用率的影响较大。叶欣（2006）运用我国银行业1995―2004年的横截面数据对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中资银行效率水平的变化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中资银行利息边际和利润水平显著正相关。毛泽盛（2006）通过选取1989―2005年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与国内银行的税前利润和管理费用负相关，而与净利息收益和非贷款收益正相关，且外资银行进入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冲击更大。张金清和吴有红（2010）运用2001―2008年14家主要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利用SFA法测度商业银行的效率，对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土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即在外资银行进入水平达到阈值之前，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促使本土银行效率的改善；在进入水平超过阈值后，外资银行可能对本土银行的效率产生消极作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虽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证券市场的完善仍然需要一段较长时间，因此，我国的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银行融资仍占据主导地位。我国不断推进金融深化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得商业银行既面临着外部经营环境不断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又承受着自身体制的不断变革。而2006年底全面放开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全面进入后，我国商业银行能否取长补短，迅速提高经营效率，不仅关系到商业银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在这种体制下，我国的商业银行把存贷款利差作为其利润的主要来源。相关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收入一般占其营业收入的70%以上，尤其是中小型商业银行，这一比重更大。相比之下，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虽然盈利模式多元化，但由于大部分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的时间较短，对我国整个金融环境和监管结构缺乏了解，加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利息收入比（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处于较高的水平，表1反映了部分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18家）和中资上市银行（16家）2007―2013年的利息收入比状况。

表1中的数据显示，无论是中资上市银行还是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利息收入占比均超过了60%，处于较高的水平，说明存贷款利息差的收入仍然是我国银行业盈利的主要来源，对银行业的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国际历史经验，利率市场化往往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剧，市场活跃度提高，利率水平上升，银行业的利差收窄。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将导致存款成本在短期内上升，贷款收入在短期内下降，但是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相对缓慢，因此，短期内利息差收窄的可能性较大。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存贷款利差的收窄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对中资上市银行和在华经营的外资法人银行的影响不同。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近几年来，各家中资银行都在积极探索经营模式的转型，将业务重点由传统银行业务向中间业务过渡，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实现盈利模式的多样化，但是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仍然较小。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由于银行的利差收窄，存贷款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整个市场将对银行业的业务创新能力、利率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外资银行由于有着丰富的利率市场化经验，在以上几个方面相对于中资银行更具有竞争优势，且外资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良好。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发展，中间业务发展较好的商业银行，其经营绩效受到的影响较小，而中间业务发展较差的商业银行，其经营绩效受到的影响也就较大。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以非利息收入为代表的中间业务收入将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其中，中间业务的发展对外资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大于对中资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我国在2006年年底全面放开了人民币业务，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诸多限制，外资银行纷纷转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可与中资银行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同时，我国于2007年1月4日起正式运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称Shibor ），这标志着我国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工作的全面启动。Shibor的建设有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因此，2007年可以说是我国进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标志性年份。本文选取的样本包括中资银行样本和外资银行样本两部分，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7―2013年。为了满足平衡面板数据的要求，保证数据的完整性，经筛选，最后保留了16家中资上市银行样本和10家外资法人银行样本。原始的银行财务数据来源于《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分析库》（BankScope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由原始数据经过计算确定相关的变量。

（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评价方法传统上是以银行的财务指标为基础的，通过商业银行财务报表的数据计算相关财务指标，从而评价银行的经营绩效。本文选取常用的财务指标――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银行的经营绩效。资产收益率指的是一段时间内，净利润与总资产之间的比率，本文采用商业银行的年资产收益率。

2. 解释变量。（1）非利息收入占比。即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本文用NIR表示。非利息收入占比是衡量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重要指标，该指标越大，表示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越好，对传统的存贷业务依赖性越小。（2）净利差。即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与银行的平均总资产之比，本文用NIRA表示。净利息收入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中能够反映银行效率的重要信息。

3. 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地衡量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净利差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进一步选用资本充足率（CR）、存贷比（LCD）、成本收入比（CTIR）以及银行总资产（ASSET）作为控制变量。

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的资本对其风险资产的比率，是保证商业银行安全运营和正常发展所必需的重要比率，也是巴塞尔协议对银行安全性监管的重要要求。但是，银行的安全性原则与盈利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因此，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

存贷比。即商业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率。该比率越高，表示商业银行对其资产的运用越充分，同时流动性风险也越高。我国明确规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得超过75%。

成本收入比。该比率反映了银行的每一单位收入需要支出多少成本，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可反映银行的经营效率。一般来说，该比率越小，表明银行的经营效率越高。

银行总资产。即银行规模的大小。一般来说，当银行存在规模效应时，银行的规模越大，经营绩效越好。本文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SSET）来衡量银行规模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

于本文选取的数据为面板数据，因此对以上模型的估计可以使用面板数据的无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通过Likelihood Ratio Test和Hausman Test，检验结果的P值均接近于0，即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应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进行实证分析。

五、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的实证分析需要分样本进行回归，即分别对中资上市银行样本和外资法人银行样本进行回归，因此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也分类进行（结果略）。

在华经营的外资法人银行与中资上市银行在资产收益率、非利息收入占比以及净利差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衡量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资产收益率ROA在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上的平均值分别为1.02和0.68，可以看出外资法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远低于中资上市银行，其平均值不到1。从标准差来看，外资法人银行ROA的标准差为0.41，高于中资上市银行ROA的标准差0.23，这意味着外资法人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内部差异性要高于中资上市银行。测度中间业务发展情况的指标非利息收入占比（NIR）在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的平均值分别为14.56和24.35，这意味着平均看来，外资法人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比是中资上市银行的近两倍，说明外资法人银行在盈利模式多元化方面的表现要优于中资上市银行。但从标准差来看，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分别为6.62和15.11，说明外资法人银行在非利息收入上的内部差异性要远高于中资上市银行。商业银行主要收入来源通过指标净利差（NIRA）来反映，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的这一指标的均值分别为2.34和1.78，即中资上市银行在利差收入上的优势明显大于外资法人银行，且就标准差来看，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分别为0.29和0.77，也反映了中资上市银行利差收入的差异性明显低于外资法人银行。

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样本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大，因此可以较好地避免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统计软件Eviews，采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的模型进行回归，经整理，各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2内中资上市银行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衡量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指标非利息收入占比对我国的中资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确实有影响。回归得到的非利息收入占比（NIR）的系数为0.010，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中资上市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就越高，且非利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中资上市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0.010个百分点。净利差（NIRA）的系数为0.297，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净利差对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银行的净利差越高，资产收益率越高。系数0.297表示净利差每提高1个百分点，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0.297个百分点。同时，比较变量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数和净利差的系数，可以看出净利差的系数要远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数，这表明对中资上市银行来说，净利差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净利差对银行经营绩效的贡献要远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对经营绩效的贡献。

从针对外资法人银行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非利息收入占比（NIR）的系数为0.017，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中间业务的开展对外资法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利息收入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0.017个百分点。净利差（NIRA）的系数为0.27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净利差每提高1个百分点，外资法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0.275个百分点。对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数和净利差的系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净利差也是外资法人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对资产收益率的贡献有0.275，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数远小于净利差的系数，对资产收益率的贡献也相对小很多。

比较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净利差（NIRA）对中资和外资银行的经营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存贷利差的收窄会对银行的经营绩效带来不利影响。同时，比较二者净利差的系数，可以发现中资上市银行的净利差系数略高于外资法人银行，表明净利差对二者的影响稍有不同，对中资上市银行的影响效果高于对外资法人银行的影响效果。这可能是因为与外资银行相比较，中资银行更多地依靠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来增加其收入，净利差对其影响要更大一些。这一实证结果使得本文的假设1得到验证。非利息收入占比对中资、外资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也不同，二者系数略有差异，外资银行的系数稍高于中资银行，这意味着中间业务的开展对外资法人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高于对中资上市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的母公司对利率市场化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外资银行的盈利模式更加多元化。这个结论证实了本文的假设2。

比较中资上市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控制变量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可以看出：银行总资产对中资、外资银行资产收益率的系数均为正，但外资银行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确定；存贷比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在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中的影响效果均不显著；中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对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却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成本收入比的系数只在外资银行的模型中显著，且对经营绩效有负向影响，但在中资银行中不显著，表明在中资上市银行中成本收入比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确定。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在前文的分析中，以资产收益率ROA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在稳健性检验中，用权益收益率ROE代替资产收益率来测度银行的经营绩效，以相同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总体上看，基于ROE的回归结果与基于ROA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应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2007―2013年间在华经营的16家中资上市银行和10家外资法人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各银行样本的回归模型，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一）主要结论

1. 总体上看，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中资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高于外资法人银行。其中，中资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受非利息收入占比、净利差、总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率等因素的影响显著，而外资法人银行的经营绩效受非利息收入占比、净利差和成本收入比等因素的影响显著。

2. 非利息收入占比以及净利差对中资、外资银行的经营绩效均有显著影响，但净利差对银行经营绩效的贡献要明显大于非利息收入占比。说明虽然非利息收入占比对银行绩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现阶段在华经营的中资、外资银行仍然依靠存贷款净利差来提高其经营绩效。

3. 外资法人银行模型中非利息收入占比的系数高于中资上市银行，说明中间业务对外资银行绩效的影响大于对中资银行的影响。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中间业务是新的利润增长点。从中间业务的角度来看，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外资银行能更好地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差收窄的冲击。

（二）政策建议

对中资银行来说，逐步减少对存贷款净利息收入的依赖，清楚地认识到中间业务对银行经营绩效及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意义。要积极学习外资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和创新中间业务的方法，在有效扩展传统中间业务（如结算类业务、银行卡类业务、类业务等）的同时，积极挖掘开发新型的中间业务，拓展中间业务的品种，减少对传统中间业务的依赖。

对外资银行来说，利率市场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虽然外资银行在中间业务的开展状况以及盈利模式的多元化方面优于中资银行，但是优势并不明显。这是由于外资银行在华开设的机构数量较少，在开展业务的广度和深度上均不敌中资银行，且外资银行的本土化发展进程较慢，这使得其传统的优势与我国金融市场融合程度较低，从而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中间业务的优势。因此，外资银行应抓住利率市场化的机遇及我国其他金融开放政策，快速适应我国市场，积极融入本土化市场中，从员工的招聘到产品的研发以及业务的拓展方面均实现本土化，并结合其自身的优势，尽快实现与中资银行的竞争合作关系，提高自身的经营绩效。

注：

①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2013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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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金清，吴有红.外资银行进入水平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阈值”效应分析――来自中国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0，（6）.

篇6

根据《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7号），国资委于2006年《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并要求当年实施。该《实施细则》以国际或国内行业均值为基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从企业盈利能力、资产管理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与发展能力四个方面，使用22个指标，定量地运用功能系数法和赋予指标不同权重评价企业财务绩效；从企业内部治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人力资源与社会责任四个方面，通过八个定性指标，采用德菲尔方法评价企业负责人管理绩效；在财务基础审计与绩效评价的基础上进行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评价，通过对“事”的评价来达到对“人”的评价，认定企业负责人责任类型与工作成就，促进企业负责人勤勉尽责。

二、经营性出版行业的特殊性

至2010年底，新闻出版业中的经营性出版单位完成了全行业的改企转制任务。转制后的经营性出版单位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市场适应能力显著增强，跨介质、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和跨所有制的并购重组取得实质性进展。[2]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根据沪深两市数据统计，自皖新传媒登陆沪市到2012年3月15日，不到两年时间已有25家出版单位上市或借壳上市，涵盖传统纸介质出版行业与战略新型非纸介质出版行业，覆盖了印刷复制与发行。经营性出版行业既具有其他行业的产业属性（如逐利性），也具有文化属性。经营性出版业的特殊性导致了该行业绩效评价的特殊性。经营性出版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营性出版单位作为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同时，也是传承优秀文化、创新文化、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与国家“软实力”的主体。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性出版单位，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实现《指导意见》与《行业规划》目标时，也应当传播社会主义先进的积极向上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精品力作的生产，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积极参与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不应为追求数量、利润，而忽视质量建设与自身“文化属性”，避免出现“养生门”事件。[3]

（二）经营性出版单位主业界定。

根据沪深两市对上市公司行业划分（CSRC），经营性出版单位属于文化传媒行业。但是，文化传媒行业的经营主业存在巨大的差异。经营性出版单位既有可能是“编印发”一体化的集团公司，也有可能是集中于印刷复制或发行的专业化公司；既可能是以传统纸介质为主业，也可能是以战略新型非纸介质为主业；既可以是影视、动漫为主业，也可以是以图书、期刊等文化产品印刷发行为主业。在“文化传媒”这一主业界定下，经营性出版单位的经营形式与内容巨大差异，使得综合绩效评价的可比性与行业标准难以取得，这样会导致绩效评价缺乏横向比较的基础。

（三）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等新型技术对经营性出版单位的发展至关重要。

经营性出版业是知识、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信息技术在印刷复制与发行中的广泛应用与快速发展，使得传统纸介质新闻出版业面临严峻挑战，部分传统出版的市场规模不断萎缩。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数据统计，自2007年后，我国数字出版产值以每年50%左右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在2008年底，我国的数字出版产值已达530亿元，首次超过传统出版业。截至2011年底，我国已批准建立的国家动漫出版产业发展基地已超过10个，产业基地的孵化作用成效显著。以“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国家动漫振兴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带动战略正在加紧实施。[4]因此，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出版业正以实力、规模、质量、效益决胜市场，形成我国经济又一个新的增长点。如果经营性出版业不加大技术方面的投资，跟上新的技术要求和转变增长方式，就只能被市场所淘汰。

（四）经营的条块分割与区域化。

我国经营性出版业脱胎于计划经济中的新闻出版业。自2003年后，新闻出版业进行改企转制后，各省市在各自行政区域内组建了经营性出版集团。这些出版集团以区域、系统为界，独尊国有。从沪深两市文化传媒行业八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收入地域分布来看，这些出版集团股权高度集中在省级国资委上，没有大型集团之间的交叉持股；在本省市的销售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0%以上。上述现象表明：我国现阶段经营性出版业行政条块分割、地方贸易保护仍旧存在。

三、经营性出版业的特殊性对综合绩效评价的影响

正是因为经营性出版业的特殊性，导致了《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并不能完全适应于经营性出版业。由此，如果按照该细则设计的评价方案对经营性出版单位进行评价与认定，就可能形成“评价的可比性、评价的公正性与评价目的”三个问题。

（一）指标权重与功能系数没有反映经营性出版业的文化属性与社会责任。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除了关注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经营环境、准确评判企业的经营成果外，还须关注贯彻执行企业所属行业的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以及社会效益。经营性出版业在积极参与产业竞争时，还须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两种效益不能偏废。然而《实施细则》中对“社会责任”仅在“管理绩效”类别中加以考量，属于考核四级科目。这种设计对其他产业具有合理性，但是对文化产业就显得不尽合理，难以反映出版业的文化使命。我国现实出版业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增量主要来源于出版品种的增加，而不是来源于再版，“无效出版”较为严重。进行绩效评价是应该通过指标导引来促进企业与行业履行社会义务，实现两种效益并重，因此，在经营性出版业综合绩效评价时，加大社会责任的权重以反映其文化属性与社会责任。

（二）单一行业标准评价难以适应经营性出版业主业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经营性出版业经营范围与方式差异性巨大，从而使得《实施细则》的“单一主业”、“多业经营”的评价方式难以适应经营性出版业。根据《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与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及结合沪深两市行业分类（CSRC），经营性出版业不论其经营范围与方式如何差异化，都属于“文化传媒”行业。然而，通过查阅沪深两市文化传媒上市公司2010年年报，这些同属于“文化传媒”行业的经营性出版公司，在资产规模、股本总额、股权分配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异。例如：皖新传媒主要从事图书、报刊等传统出版发行，而中视传媒主要从事广播电视，在进行两者综合绩效评价时，此时就不具备横向可比性。

四、改进经营性出版业综合绩效评价的建议

（一）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经营性出版业全行业的信息共享。

《实施细则》中的功能系数调整法，是基于充分的行业信息使用国际或国内行业标准对相关指标进行调整，从而来认定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如果行业信息不存在或不充分，那么《实施细则》的实施就可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5]由于经营性出版业改制时间短，经营范围与方式存在巨大差异性，同时，行政分割与区域化经营，使得经营性出版业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因此，新闻出版总署应该加快行业信息化建设，在行业内实现信息共享。

（二）调整相关指标与指标权重以适应经营性出版业综合绩效评价。

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社会使命。经营性出版业除具有其他产业的共性外，也具有文化产业独有的特性。经营性出版业综合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与相应的指标权重应反映出版业的特征。

1．社会责任应作为第二级考核子目而不是作为第四级考核子目，扩大其占比。

经营性出版业的社会责任显著地高于其他产业，“传承优秀文化、布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民素质”和“质量导向”是行业的经营使命。因此，在进行经营性出版业综合绩效评价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不能重经济效益而轻社会效益。所以，在指标设计时，社会责任应作为第二级考核子目并扩大其占比。

2．新兴技术与创新性技术投入考核。

综合绩效评价应反映与引领时代特征而不是对现实的事后反映。信息化、数值化、网络化对经营性出版业影响深远。新型战略非纸介质出版发行发展迅猛、总产值超出传统纸介质。因此，在进行经营性出版业绩效考核时，应对新兴技术与创新性技术投入予以鼓励。

3．跨区域行业内整合考核。

评价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根据《指导意见》与行业“十二五”规划，在未来三至五年内，我国要实现“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新闻出版企业，新闻出版业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优化和提升，从而更有力和有效地推动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因此，在对经营性出版业进行绩效评价时，要加大评价指标在行业发展中的导引作用，鼓励出版企业做大做强。

注 释：

[1]刘更新：《经济责任审计运行机制的框架构建与特征分析》[J].《财会》2012年第1期

[2]《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基本思路要举》[J].《中国编辑》2010年第6期

[3]吴培华：《后改制时代出版业科学发展观的再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期

篇7

第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根据沪、深两市2013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资料，选取了内蒙古截至2013年全部的23家上市公司（其中剔除了特别处理ST1家），其中，这23家上市公司涵盖了工业、医疗、煤炭、电力、采矿、零售等行业。

第二，研究方法。设有p个原有变量x1，x2，x3…xP，且每个变量（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均值为0，标准差均为1。[1]每个原有变量可以用k（k

X=AF+

其中为公共因子，A成为因子载荷矩阵，aij（i=1，2，…k，j，=1，2…k）称为因子载荷，是第i个原有变量在第j个因子上的负荷， 称为特殊因子，表示原有变量不能被因子解释的部分，其均值为0。

第三，指标选取。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评价主要是针对其生产和经营能力进行分析。因此，在指标的选取上，不考虑系统风险及行业政策等因素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只是把财务指标作为经营绩效的考核依据。同时，根据《企业绩效评价实施细则》，[2]本文选取了2013年内蒙古上市公司年报中公布的14项财务指标：分别为总资产报酬率（X1）、净资产收益率（X2）、销售毛利率（X3）、资产负债率（X4）、流动比率（X5）、速动比率（X6）、总资产周转率（X7）、存货周转率（X8）、应收账款周转率（X9）、总资产增长率（X10）、净资产增长率（X11）、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X12）、每股净资产（X13）、每股未分配利润（X14）。

二、实证研究

因子分析过程：

（1）原始指标值标准化处理。一般而言，指标X1到X3，X7到X14的性质都属于正指标，数值越大越好，而指标X4至X6是适度指标。为了使各指标具有可比性，消除不同变量间由于量纲和数值大小不同所造成的差异，首先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选用Z-Score变换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为：

（i=1，2…24，j=1，2…13）

其中Zij代表无量纲化后的变量值；Xij为未标准化处理的原始变量值；Mj与Sj分别为x的均值与标准差。无量纲化变换不改变原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所以分析效果具有一致性。

（2）指标数据的适用性检验。由于因子分析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原有变量进行浓缩，进而最终实现减少变量个数的目的。因此，它要求原有变量之间应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所以应首先检验指标间相关性是否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本文采用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和KMO检验进行研究（见表1）。

表1 巴特利特和KMO的检验结果

KMO and Bartlett's Test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

df

Sig. .510

225.103

91

.000

表1结果显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225.103，相应的概率P-值接近0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则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同时KMO值为0.51>0.5，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3）确定公因子数目，求解初始公因子及因子载荷矩阵。根据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选取大于1的特征值。从方差总解释表（限于篇幅没有列示）可以看出由于指定提取5个因子，5个因子共同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82.645%。总体上，原有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效果较理想。

（4）因子命名与解释。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因子的实际含义并命名，可通过因子旋转的方式使一个变量只在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荷。本文采用了方差极大法（Varimax）对因子进行旋转（如表2）所示。

表2 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表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Component

1 2 3 4 5

Zscore（X1）

Zscore（X2）

Zscore（X3）

Zscore（X4）

Zscore（X5）

Zscore（X6）

Zscore（X7）

Zscore（X8）

Zscore（X9）

Zscore（X10）

Zscore（X11）

Zscore（X12）

Zscore（X13）

Zscore（X14） 0.945

0.924

0.770

-0.049

-0.049

-0.111

0.108

-0.152

0.004

0.790

0.560

-0.193

-0.182

0.151 0.044

-0.078

0.218

-0.893

0.911

0.951

0.213

0.043

-0.210

-0.338

-0.273

0.323

-0.146

-0.015 -0.049

0.089

0.113

0.002

-0.124

-0.099

0.126

0.005

0.066

-0.231

0.268

-0.391

0.917

0.866 -0.016

0.136

-0.285

-0.081

0.097

0.132

0.923

0.009

0.076

0.173

0.527

0.640

0.102

-0.062 -0.091

-0.144

0.030

-0.028

-0.158

-0.087

0.081

0.860

0.815

-0.030

0.075

-0.002

-0.039

0.111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a Rotation converged in 5 ietartions.

从表2可以看出所提取公因子的命名解释。同时，将变量值载荷矩阵中载荷较高的分为一类，可以分为五类：1）公共因子在X1，X2，X3，X10，X11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五项指标可以清晰的反映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收益和盈利情况，故将其命名为盈利因子。2）X4，X5，X6在第二个公共因子上具有较大载荷，达0.89以上，公司的偿债能力通常由这三项指标反映，其中X5，X6主要反映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因此，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偿债因子。3）第三公共因子 在X13，X14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均达0.87以上，这两项指标通常反映上市公司的股本扩张能力。因此，对股本扩张能力具有很好的解释性。因此，本研究中将其命名为股本扩张因子。4）第四公共因子在X7，X12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达0.64以上，X7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经营质量和利用效率进而反映销售能力，而X12则反映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二者都能很好的解释上市公司的成长能力。因此，将其命名为成长性因子。5）第五公因子在X8，X9指标上具有较大载荷，均达0.86以上，这两项指标均可以反映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资金运转情况，能够很好的解释上市公司的资产管理能力，故将此命名为资产管理因子。

（5）计算因子得分及综合绩效得分。因子得分是因子分析的最终体现，它是用原有变量来描述因子，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与原始变量标准化值求解因子得分，而综合得分则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术进行加权计算。得分越高，说明该公司的经营业绩越好，反之亦然。计算公式为：

篇8

公司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研究是公司绩效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目前为止尚无明确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之间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有的学者提出了它们之间非线性的假设但所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有些牵强。

本文从一定假设出发，通过建立相关计量经济模型并用图形来展示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与其经营绩效的关系。紧接着，从分析结果出发尝试性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为我国中小企业提高经营绩效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1 样本的确定与指标选取

1.1 样本选取 截止到2014年4月底，在深市上市的中小企业达719家，作为研究样本，为确保研究结论说服力应尽量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于是对原始样本做以下处理：首先，为更好地分析各公司近期经营状况，选取2007年以前在深市上市并且在2004到2013年持续经营的公司；其次，本文研究的股权结构是A股结构，因此只保留发行A股的公司；再次，在样本中剔除ST和*ST公司；最后，为保证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剔除净资产收益率过高和过低的15家公司，此外，剔除当年因信息披露方面的原因受到证监会的处罚和谴责的18家公司，最后共得到研究样本139家。

基于此，本文将收集的139家公司数据作为分析来源，对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数据由和讯网公布的信息、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数据和大智慧行情分析系统获得。

1.2 变量选择与定义 本文选取反映公司绩效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ROE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指标，是考虑到其能科学地衡量公司的获利能力。

在分析资本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时，选取资产负债率为解释变量，因该指标反映公司的财务能力；选取公司规模做为控制变量，因规模不同公司盈利能力不同，本文将公司规模取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在分析股权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时，采用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Z）为解释变量，Z指数为第一大股东持股与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重之和的比例，选取Z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是考虑当第一大股东增持比例时，来自其他股东的约束会变小，第一大股东有可能去实施隐藏转移财富行为。但当第一大股东持有比例越来越大时，他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趋于一致，因此就不会进行隐藏或转移财富的行为。本文将将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这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在文中做为控制变量用赫尔芬达尔指数（HERF）表示。

2 理论阐述与假设

2.1 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阐述与假设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本文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公司财务能力的重要指标，它表示企业总资产中有多少是通过负债筹集的，该指标是国际公认的衡量企业负债偿还能力和经营风险的重要判断标推，对企业投资人和企业债权人来说都十分重要。

实践中，过高的负债率表明企业财务风险太大，过低的负债率表明企业对财务杠杆利用不够，因此难以用资产负债率的高低来判断公司经营业绩的优劣。同时由于负债对企业的税盾作用以及对管理者治理公司的约束作用，其在一定的范围内负债对公司绩效的有正面影响，但是随着负债比例提高，企业财务风险加大，负债为企业带来的正效应不断减小，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资产结构与公司经营绩效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

2.2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阐述与假设 股权结构一般表现为股东所持股份的比重。通常用股权集中度指标衡量，通过前五大或前十大股东所持股份比重表示。该层意义下的股权结构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股权高度集中，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二是股权高度分散，任何股东对公司都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三是公司拥有较大股东，虽未达到绝对控股，但处于相对控股地位。

当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时，股权结构可以在公司内部形成良好的制衡以约束各利益方行为，因而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良好，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度，超越这个度也即第一大股东增持比例时来自其他股东的约束会变小，第一大股东有可能实施隐藏转移财富行为，公司绩效表现下降；但同时也应注意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逐渐增大时他的利益和公司利益趋于一致，因此不会进行隐藏或转移财富的行为，公司绩效表现渐趋良好。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股权结构与公司的绩效呈现U型关系。

根据上述理论阐述与假设，依据公司经营绩效的研究架构，本文从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出发，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实证分析。

3 模型的建立与回归分析

3.1 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分析 为分析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先不考虑股权结构指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仅用解释变量LEFT和控制变量lnSIZE对运营绩效指标ROE进行回归，所用模型如下：

其中ROEi是被解释变量，LEFT为解释变量，lnSIZE为控制变量，c为截距项，εi为变量残差项。资本结构变量对ROE的回归分析见表1。

从表1可看出，可决系数R2为0.94，说明方程拟合较好。同时可看出，资产负债率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倒U型的，即一定的负债范围内公司经营绩效表现良好。此外可看出我国上市公司正在处于“规模经济”时期，资产规模的扩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正面的。事实上，如果单考虑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利用Eviews软件可得这二者的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

3.2 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分析 为分析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指标的影响情况，这里不考虑资本结构指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用解释变量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Z）和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HERF）对绩效指标ROE进行回归，所用模型如下：

模型中ROEi依旧是被解释变量，Z为解释变量，HERF为控制变量；c为截距项，εi为变量残差项。股本结构变量对ROE的回归分析见表2。

由表2可看出，可决系数R2为0.94，说明拟合效果好。同时可以看出控制变量HERF指数对ROE的影较小，并且t检验显著性水平不高。Z指数与净资产收益率是二次函数的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股权越集中，公司经营绩效越好，也即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与公司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与朱键武（2005）的研究结论相背，也与多数对股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的研究结论相背。本文认为第一大股东增加持股比例时，来自其他股东的约束就会变小，第一大股东有可能去实施隐藏转移财富行为，公司绩效表现欠佳，但当最大的股东持有的比例变大时，他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趋于一致，因此不会去进行隐藏或转移财富的行为，公司绩效表现良好。实际上，若仅考虑第一大股东控股能力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用EViews软件进行这二者关系的非线性估计时，可得二者的U型关系，如图2所示。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篇9

【中图分类号】 F8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0-0117-05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业成为了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并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因服务业起步较晚，与世界平均水平还相差甚远，导致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主要是由于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等因素致使服务业税收负担过重，严重阻碍了其发展[1]。2011年11月16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在上海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并逐渐从上海推广至全国，试点范围除了包括六类现代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之外，还包括了广播影视服务业，2013年8月在全国全面推行[2]。通过该项政策的全面实施，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显著提升，企业负担明显减轻，服务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3]。在营改增实施的三年时间里，其给企业经营绩效带来的具体影响，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多趋于规范研究。鉴于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营改增对服务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基于此对营改增存在的问题做出相关解释。

一、研究方法

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均值来分析营改增实施改革前后服务企业经营绩效，并初步了解在进行改革前后服务企业绩效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表现出的行业特征、年度变化与规模特征。

其次，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引起样本企业绩效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其内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全面了解企业绩效变化与营改增的关系，并分析两者的关联程度。

二、样本选取

（一）行业选择

因部分行业过于细化，无法准确判定企业属性，以及部分行业很难获得相关研究数据，故最终选取现代服务业。

（二）研究样本

因营改增的时间是2012年1月1日开始试点，故将该时间点作为临界点，在数据收集期间，选取经营地点在上海的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为保证实施税改前后两年数据具有较高可比性，故选取样本企业2012年后数据作为研究组，另选取税改前数据作为对照。

剔除标准：（1）在2011年后上市企业，因该类企业上市时间相对较短，其数据无法充分证实本研究；（2）2013年退市的企业，无法对该类企业的绩效合理性做出判定；（3）数据缺失的企业；（4）非A股上市企业；（5）在研究期内的所有ST公司。

根据上述标准，共选取样本企业42家。

（三）数据来源

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君安数据库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部分数据来自新浪财经数据库。数据均采用EViews 6.0与Excel进行统一分析处理。

（四）假设

因营改增致使计税与税率依据同时发生改变，故税负必然会发生相应改变，税负的变化会对企业现金流造成影响，致使企业绩效水平受到影响。为此，本出假设：营改增会对服务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

现代服务业企业在营改增后其税负发生明显下降，企业留存的资金随之增长，企业可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或投资，丰富获利途径，其销售利润和收入也有相应增加，从而实现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为此，本文再次提出假设：营改增可有条件地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水平。

（五）变量的确定与模型构建

在对因变量进行选择时，因需要就营改增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探讨，而用于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相对较多，包括每股收益、托宾Q值与净资产收益率等，本研究以每股收益（EPS）作为公司衡量指标，因其不仅能够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同时也能够反映普通股的获利水平，更是证券投资机构和股东最为关心的指标[4]。

在选择自变量时，本研究基于他人研究成果[5-6]，将经营成本、增值税税率、利息支出等作为变量。增值税税率固然会对企业经营绩效带来影响，但同时政策的变化等因素也会致使其受到影响，故所选取的自变量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营改增给企业经营绩效造成的影响程度。此外，为了提高实证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研究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另选取了更具有代表性的资产负债率、总资产与每股净资产作为模型控制变量。

1.增值税的税率（VATR）

本研究以增值税税率作为其中一个变量，因其能够充分比较，并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该项税改税率变化给企业经营绩效带来的影响。

2.每股收益（EPS）

EPS主要是指年末普通股份份数与当年净收益值的比值，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衡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它能够较为清楚地展现出普通股的获利水平。

3.经营成本（Ln OC）

在营改增实施期间，允许购入固定资产，且允许对产生的进项税予以抵扣，该项政策的落实必然会使企业的经营成本受到影响。为此，本研究选取该指标作为一个变量，并取其对数，采用符号Ln OC作为该指标的表示。

4.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C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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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3011601

1引言

银行业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的好坏对金融界有着直接性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外资银行进入和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加速，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处于现代全面开放的金融市场环境中，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压力，要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力求其在金融国际一体化的背景下占有一席之地，必须首先完成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有效评价。准确评价自身的经营绩效水平，清楚自己的定位，完善我国银行业绩效考评体系，预防金融风险，是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我国银行业持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2013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到151.35万亿元，与上年末相比增加了17.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27%，增速同比下降4.63个百分点；负债总额达141.18万亿元，与上年末相比增加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2.99%，增速同比下降4.8个百分点。

由于“十二五”规划期间，经济结构调整预期加大，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增多，大型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存贷款方面，同比增长较多，体现了更具活力的发展态势，因此信用风险防控压力预期将有所增大。根据2013年1月1日执行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截至2013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7.58万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核心资本净额的81.62%，体现了较高水平的资本质量。这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运营和风险管理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保障。

3模型构建

3.1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15家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5家国有商业银行，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3家城市商业银行，这15家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基本代表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情况和发展趋势。

目前，一般企业的经营成果大多采用净利润这个指标来反映，但是不能满足我国银行业经营绩效的分析需要，不能全面反映各行的综合实力以及银行间的竞争力。综合商业银行经济行为的整体评价，全面考虑我国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前景，本文从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和成长性四个方面来综合考查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水平。

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各上市银行年报数据、中国金融年鉴、各商业银行的年报以及查询上证交易所和深证交易所各公司年报数据得来。本文采用SPSS软件做因子分析。

3.2模型构建

因子分析通过多变量之间内部依赖关系简化数据的分析方法。通过确定公因子，降低变量维数，得出概括分析指标，简化复杂问题的解释和分析。虽然该方法对样本量要求较高是不可避免的局限，但仍不失为综合指标评价中值得采用的一种方法。

由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显示，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并且因子分析的结果比较理想（见表1和表2）。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以及方差贡献率的结果显示应选取4个公共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为87763%）。

表1KMO and Bartletts Test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0.648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Approx. Chi-Square105.851

df55

Sig.0.000

表2Communalities

指标提取指标提取指标提取

总资产收益率0.851存贷比率0.934存款增长率0.922

净资产收益率0.88资本充足率0.876贷款增长率0.946

成本收入比0.889不良贷款率0.94资本累积率0.811

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公因子分别得到盈利能力因子、偿债能力因子、资产状况因子和流动能力因子，其特征

值分别为3.262、2.511、2.386和1.495，方差贡献率为

作者简介：

史思（1987-），女，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温州市鹿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企业科科长。

29.657%、22.827%、21.688%和13.591%。因此，可以将原有的11个指标降为这4个银子所代表的综合指标。以上述四个主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比重为权重，求和得到我国商业银行财务绩效评价的综合评分模型为：

Y=（0.29657*Y1+022827*Y2+021688*Y3+013591*Y4）/087763

由上述公式，计算得出样本得分和排名。即我国 15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得分及排名如表3。

表3我国15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得分及排名

银行名称综合银行名称综合银行名称综合

得分排名得分排名得分排名

宁波银行29.081兴业银行27.136中国银行24.4811

南京银行28.452浦发银行26.67华夏银行23.9612

中信银行28.193交通银行26.038建设银行23.4213

民生银行27.474光大银行25.899工商银行22.5614

招商银行27.355北京银行25.0810农业银行21.7715

其中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带，该区域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使其具有较高的经营绩效，综合得分最高，排名在前；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早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得分较高排名较前。相比较而言，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三家国有银行的综合得分最低，排名在后。虽然这三家商业银行在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上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因为经营模式比较固定，业务比较单调，缺乏创新能力而造成的经营效率欠佳。

由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优于国有商业银行，可见中小银行对我国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的适应能力更好。

4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建议

4.1提升金融创新能力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环境、宏观政策和市场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依靠利差和规模扩张获得盈利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融资渠道多元化，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冲击了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职能。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深化改革，改进业务模式和管理机制，改善金融服务，建立差异化优势。

4.2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