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教育和经济的关系，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0-01

一、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概述

自古以来，教育都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教育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支出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国家在教育上加大投资，优质的教育培育出优秀的人才，人才又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国家又可以进一步加大教育支出。因此，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两者互为依托，互相促进。不过，虽然我国的教育支出存在不断增加的趋势，但从总体来看，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支出占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不高，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上文也已经提到过，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是互为依托、互相促进的。所以，国家应对教育支出给予高度的重视，使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共同提高，共同进步。教育支出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教育支出、社会团体教育支出及个人教育支出。其中，政府的教育支出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一种，占了很大的比重。公共财政的支出必须以满足公共利益为前提。国家统一的对教育的支出是社会福利的一种，相对而言，使低收入者获得更多的优惠条件，使教育更加趋向于公平状态。当然，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是正相关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教育支出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所需要的人才，因此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对于这种影响机制的了解与重视，不仅成为了理论界所关注的焦点，而且在实践方面也受到了很高的重视。教育支出主要以两种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总体而言，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包括着如下的几个部分。

首先，众所周知，消费带动需求，需求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发展。教育支出也是消费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国的消费者受传统的消费观念影响较深， 因此在我国的消费动力不足，处于疲软状态。为进一步刺激消费，大力发展教育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通过投资教育的方式可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一般而言，教育通过所培养的人才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方面，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各行各业的有用人才。当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自会将学校所学知识转化为工作能力，此时教育支出就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我国的各种自然资源储量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仍处于落后状态。人力资源也是资源的一种，而且是较为高级的存在形式。只用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才能弥补我国自然资源不足的缺陷，争取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有利地位。人才优势的充分发挥依赖于教育的发展。因为，只有高质量的教育才能培养出优秀出色的人才。另一方面，科教兴国是我国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而科技的发展也必须依赖于优秀的科技人才。公司企业的日常运营、各服务行业工作的正常进行等等，都对“人”有着极大的依赖。因此，只有从发展个人本身来入手，才能产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为发展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教育对于经济增长构成了三种不同的效应。一是对于投资的结构产生了相应的效应。就教育支出本身而言，其具有一定的公共投资的属性，并且也是消费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能够对于经济增长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目前，不少学者指出对于教育支出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相关教育机构的规模产生较大的扩张，从而使得与教育相关的一系列产业获得发展，例如教学设备的制造、教学楼房的建造等能够促进使得机械加工业、建筑业等的发展。二是对于人力资源的结构产生了一定的效应。目前经济社会对于技术创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这也使得人力资源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提升。对于人力资源机构的调整离不开教育，而这也不仅仅是学校类的教育，也包括着社会所提供的其他方面的教育，因此，教育支出的增加能够保障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取教育资源，从而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最终对于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三是教育自身具有较为显著的外部性，而这种外部性也在潜移默化之中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产学研的理念在国内外获得了较大的推广，这一理念使得高校对于经济增长的参与度急剧提升，因此教育的外部性进一步获得了增强。

三、正确处理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措施

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关系也使得政府机关有必要采取极为有效的措施来提升两者之间的作用水平，从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强化教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最终带来整个经济社会的进步。一般看来，这种措施包括着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有必要对于教育支出的资金来源及范围进行清晰的界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政府对于教育方面的支出在国民经济产值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并且远高于国外的教育支出水平，并且目前多数教育支出是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所进行的教育投资不多。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国家对于教育支出增加的同时，也必然需要广大企业参与到教育事业当中来，进行相关的投资。因此，由于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政府有必要采取有效地措施来对教育资金的实际用途及范围进行明确界定，从而真正发挥出教育支出的有效性。这种对于教育资金来源的界定更多的将出现在高等教育领域，而义务教育领域仍然将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主。

其次，鼓励企业投资等非财政形式的教育支出增加。由于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受到财政支出状况的制约，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大幅度提升，如果过快地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也未必能保证资金的使用效果，因此要挖掘财政外的资金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受教育者的家庭支付部分、社会团体与个人的捐赠等。同时，这些非财政性的资金介入，更注意投与收益的比较，也可以从外部对资金使用单位进行约束与监督，可能对不规范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篇2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相对于城市经济，我国的农村经济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农村经济关系国计民生，在此背景下，分析发展农村经济对策，更具现实意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从教育角度分析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文从农村教育角度分析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丹尼森等新古典学派研究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丹尼森在《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中得出：知识进展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增长因素。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索洛于1957年运用全要素分析法分析了美国上世纪前半期的经济发展，发现从1909—1949年间美国GNP的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了87.5％，而人均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只贡献了12.5％，因此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

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罗默、卢卡斯等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不同意这种观点，岁默从内生性技术进步出发来解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经过分析认为：知识不仅能形成自身的递增效应，而且能够渗透于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产生递增受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卢卡斯的观点与罗默类似，只是把技术进步换成了知识积累，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永久动力，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是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人力资本比较差异所致。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对1929年—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定量研究后发现：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平均达到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70％，占国民收入增长的33％，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对于农村发展与农村教育的关系，舒马赫进行系统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农村之所以贫穷，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农村的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很多的缺陷。发展中国家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使农村生活活跃起来。而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根源。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农村的智力援助，赠与有用的知识，加强农村的教育。农村教育要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要培养具有正确而坚定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完整的人”培养为农村、为人民服务的人。

二、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生产方式传统，现代农业没有大范围推广；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生产效益低下；农民收入不稳定，消费能力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有多种方式，但最根本的还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发展能有力的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1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要发展，必然需要促进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发展现代农业。而要发展现代农业，就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需要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农民，需要大量的农村人才。

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基本科学素质，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对农村科技的快速消化能力，最根本的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强其学习、钻研能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思想意识，从而促进农业科技的转化，现代农具的使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主要需要以下人才：(1)农村综合性人才，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多种专业知识。(2)农村科技人才。农村科技的发展对农业科技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3)农村新型劳动者。适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要求。(4)农村经纪人。农村管理部门与广大农户之间、农村生产者与农产品市场之间联系的纽带。

2.2农村教育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农村经济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家一户生产、经营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难以与大市场对接，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科技进步慢、农民收入增长缓、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而农业产业化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农业产业化能有效解决农户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农业的组织化、商品化程度，有利于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

农业产业化组织作为农村中的企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中介，需要大量的农村管理人才、经营人才、技术应用人才以及科技开发者，这些都需要教育能够培养出大量实用的农村建设者。

2.3农村教育可以影响农村人口，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首先，农村教育的发展，会促进农村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农民少生优生。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土地偏少，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从下表可以看出，随着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在不断下降，因此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对农村人口数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农村居民将因为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生育意识，少生优生，有效降低人口的出生率，使我国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得到降低，缓解农村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促进农村人地矛盾的逐步缓解，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次，农村教育的发展，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地矛盾突出，劳动生产率低，需要转移。据统计：2006年底，我国有4.81亿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7.64亿的62.9％，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为3.26亿，占全国劳动力的42.6％，而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一般在10％以下。据估计，我国有约1.5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去。如果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这一效应就可使农民生产效益提高40％。

但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顺畅，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村居民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工作机会。农村教育在这一进程中将因为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各种素质，增加他们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2.4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消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农村人均教育消费相当于城市的三分之一，农村教育消费不足，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抚育子女上学，必然要支付相应的教育费用，这就是消费。消费会刺激生产，消费了教育费用，换取的是劳动者智力和体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再生产的进行。从经济效果看，农村教育是有限度的消费，但却是扩大了的生产，因此农村教育促进了农民消费，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5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教育的发展，可以提高农民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从而使收入弹性降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和农业职业教育能力强，适应各种工作的能力就越强，不容易受到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劳动收入的抗干扰力和抗波动力就更强。特别是相对于目前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劳动者收入的抗干扰力显得尤为重要，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

总的来说，农村教育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降低农村生育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消费、增强农民抗风险能力等方式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此，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重视农村教育。

参考文献：

[1]叶茂林，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舒马赫著，虞鸿均，郑关林，译，小的就是美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秦庆武，徐锦英等，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4]刘斌，张兆刚，霍功，中国三农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篇3

一、室内设计与景观设计的特性与就业现状

1、室内设计的专业特性与发展前景

室内设计专业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都是一门发展得较为成熟的专业。在八十年代初期，室内设计专业（又称装潢专业）就已经成为了艺术专业特别是设计方向最主要的专业之一。至此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一直情况良好，这和中国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从沿海城市开始，城市化进程速度之迅猛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农民、工人加上本科教育扩招后毕业的大量学生涌入沿海以及经济教育发展良好的一二线城市，随之产生的就是居住、医疗以及消费等各种问题。供不应求的楼市导致了在这些城市里，早期的五层楼甚至更低的住宅大量变成了现在的超高建筑。这样的超高型建筑就必然会需要大量的室内设计师，产生大量的室内设计工程。

2、景观设计的专业特性与就业现状

大量的工作机会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报考，甚至可以说，大部分学生在报考环境艺术专业之前，对这个专业的理解就是室内设计。然而，现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划分越来越精细，每个学科自身也越来越独立，在早期隶属于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中的园林景观设计专业也首先在美国发展成为了独立的景观设计学科（Iandscape Design），景观设计学科是主要研究自然景观要素以及人工景观要素，是一门与地理、气象学、植物学、生态学以及人文历史互相交融联系的一门学科。在具体的项目中，除了建筑物本身和室内硬装软装，景观设计主要负责实施道路的规划、植物的选择、景观小品的设置以及历史文化的相匹配。初步看来，景观设计学科是一门比室内设计学科更需要综合知识和多学科融会贯通的专业。那么我们从可提供的就业前景来研究，一个中小型的居住区楼盘，一栋民用居住楼根据其户型的不同，大概会产生将近80到120个室内设计工程，而景观设计工程只会委托给一个景观设计公司或者团队，每个团队内大概8到10人，室内专业和景观方向的就业前景悬殊巨大。就业机会的渺茫导致了有些学生即使对景观专业非常感兴趣，也因为对前途的渺茫而随波逐流，选择了室内设计专业。

二、民办三本类院校环艺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存在的问题

1、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笔者作为一名在民办三本类院校环境设计专业工作近五年的专业教师，对同类学校以及自己所在系部的专业课程设置较为熟悉。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大部分学校都会以设计基础课程为主，这些课程包括建筑制图与识图、测绘、建筑初步以及小型建筑等，此类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和建筑专业的基础核心入门课程。在大学三年级，就会逐步引入专业的分科，有室内设计原理以及手绘课程，景观设计原理及设施及手绘课程，让学生对两门学科的区别与联系有初步的理解与认识。只有了解了两门专业方向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现实意义，才能培养自己对其中一个学科的兴趣。虽说在专业选择的课程设置上，大部分学校在初始时都会均等的设置室内方向和景观设计的课程，但是无论从教育大纲以及教学精神上，大部分民办本科类院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在高年级分配专业时，都会将天平偏向室内方向，在讲授初级专业课程时也会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选择室内设计方向。最终导致选择室内方向作为职业方向的学生数目远超过景观方向，那么在高年级阶段到大四毕业阶段，课程的设置最终成为了室内设计方向独大的局面。

2、问题背后的综合原因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能单独归咎于就业率，虽然这种普遍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是现在景观专业的发展前景以及人才需求量也非常的大。特别是在沿海等一线城市的商业高度发达区，或者是各类城市规划设计院以及交通枢纽沿线，此类的景观设计人才是相当匮乏的。民办高校环境设计专业的本科生的艺术专业基础比一本类重点院校的学生稍显薄弱，那么在本科时期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模式就更为重要。而现在，基于此类现状，大部分学校的教育方向都是把学生的就业倾向往市内设计师、基础绘图员或者效果图的制作上引导。最终导致了高级设计人才大都是重点名校出身，而大量三本类环境设计的学生毕业后却只能进入了大大小小的装饰公司甚至售楼部。如果要改变这种一成不变、主观并且被动的教育模式，就需要此类学校专业的教育模式和教育观念都要有根本的改变和进步。

在国内，任何一个能力较好的景观设计团队所招纳的团队成员一般都是有着较好的技术能力以及较高的学历学位。所以，如果三本类院校的学习景观方向的学生想要进入这样的工作团队，学历上的拔高深造是很必要的。并且国家政策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选拔政策并没有苛求初始学历，所以，院系以及专业教师应该鼓励学习能力较强、有意愿深造的学生，继续学习。一方面弥补学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加强专业技术水平。院系在学生的专业学习进入正轨的同时，应该做好职业规划和引导，强调专业知识和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两手都要抓，才能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不会面临没有心仪的工作也考不上研究生的两难格局。

三、新思路下的三本类院校环艺专业课程设置

1、基础抓牢、正确引导

一个出色的景观设计团队要求设计师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和优秀的团队协作能力，那么在课程设置上，民办本科类院校环境设计专业的课程大纲以及核心理念就必须有根本上的转变。首先，在基础课程之后，应该对学生平均的教授室内设计方向以及景观设计方向的专业课程，因为这两个方向虽然学科性质差异较大，但是是相互交融并隶属于环境设计学科的。一个优秀的设计师，这两个学科都应该都要有所涉猎，然后主修一门。在初步学过基础理论课程之后，要对学生进行科学的专业方向选择引导，分析学科特性，分析学生自身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以及就业情况，切不可用工作的压力引导诱导学生选择自己并不喜爱的专业。在确定了专业方向之后，室内专业和景观专业的各类核心课程应该按照层次、难易程度依次展开，对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采取因材施教。因为学科特性，学校还应该多安排一些和实际工程相关的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和市级工程以及一些有经验的室内设计师和景观设计师交流，比起每天面对枯燥而生硬的书本知识而言，这种实际经验会让学生有胜读十年书的效果。

2、深入实际、教学相长

篇4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4）07-0012-04

教学实习是指师范类学生在毕业前的实习活动，是教师教育的重要环节。从世界范围看，教学实习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20年，美国就有三分之一的师范学校让实习教师去公立学校实习。[1]

教学实习在教师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对于个人来说，实习教师通过与指导教师的互动、合作，积累教学经验，为后继的独立教学做准备；对于整体来说，教学实习是提供高质量的教师队伍的保障之一，在提高预备教师素质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甄选平台，对不适合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发出预警信号。

鉴于教学实习的重要性，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以期提高教学实习的有效性。其中，“三位一体”研究视角通过对教学实习所包含的人际关系互动的理解，为教学实习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教学实习包含了实习教师、实习指导教师、大学指导教师、学生、校长或者家长之间关系的互动。这些关系可以组合成多个“三位一体”模型（见图1），其中，最经典的研究模型是实习教师―实习指导教师―大学指导教师的“三位一体”模型。

一、经典“三位一体”研究模型：

实习教师―实习指导教师―大学指导教师

实习教师（student teacher，简称ST）、实习指导教师（cooperating teacher，简称CT）、大学指导教师（university supervisor，简称US）三者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到教学实习的目标和成绩，在与实习指导教师和大学指导教师的合作中分享与学习他们的经验是学会成为一名教师的关键因素之一。鉴于此互动关系的重要性，这三者组成了分析教学实习的一个经典、持久的模型，也是公认的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模型。

那么，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呢？

在现实情境中，教学实习活动中存在着两种“三位一体”关系的转换。[2]这种转换的起因是大学指导教师的到场与缺席。大学指导教师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进入学校现场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其缺席的情况下，教学实习中存在着一个“功能三位一体”（the functional triad）[3]的关系，即“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教师―学生”。此时，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教师之间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联盟，因为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时间与空间，一起学习，一起工作，甚至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这种关系中，实习指导教师作为一名老教师处于权力的顶端，实习教师作为新教师位于第二权力层，而学生则处于权力的底层。当大学指导教师到访学校时，根据三位一体理论（triad theory），此时权力发生转变，大学指导教师位于权力的顶层，实习指导教师位于权力的中层，实习教师位于权力的底层，并且此时的目的和关注的焦点也发生转变，由学生转移到了实习教师身上，因此“功能三位一体”转变为“机构三位一体”（institutional triad），即“大学指导教师―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教师”。或许是因为大学指导教师有更高的学位或者是职称，或许是因为实习指导教师本身就是大学指导教师的被指导者，所以，实习指导教师会把大学指导教师安置在管理者的位置上。我们称此为“机构三位一体”就是因为大学及实习指导教师都会习以为常地把责任和权力给予代表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指导教师。[4]根据三位一体理论，当二元关系建立时，第三者的加入会引起冲突和障碍，导致关系的被动干扰[5]，因此，实习教师与实习指导教师的二元关系会因为大学指导教师的加入而出现被动干扰，此时三者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复杂。一方面，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教师处于被动参与状态。因为教学实习是教师教育的一部分，大学理所当然地拥有决策权力，所以大学指导教师是重要决策的制定者，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教师只是被动参与者。另一方面，大学指导教师与实习指导教师之间关系紧张。实习指导教师对大学指导教师的指导持有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第一，大学指导教师有限的拜访并不了解教学实习的真实情况；第二，大学指导教师不一定就是基础教育的专家或者已经离开基础教育多年，对基础教育的真实世界并不了解，因此对实践情境中的教学很难有正确的判断。当大学指导教师作为实习教师的主要评价者和管理者而忽视实习指导教师的意见时，这种紧张关系就会变得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实习指导教师就会联手实习教师共同批判大学指导教师的行为。[6]此时的“机构三位一体”是一种竞争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7]

造成这种紧张竞争关系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角色认同[8]、缺乏清晰的教学实习目标[9]、缺乏有效的交流[10]。首先，“机构三位一体”的成员角色定位模糊是产生冲突的首要原因。第一，实习指导教师角色定位不清。这主要是源于甄选过程的随意性。在为实习教师选择实习指导教师的时候缺乏明确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序，通常是因为实习指导教师愿意或者有空而被领导选中。因此，选择实习指导教师的标准与教师教育目标无关，许多实习指导教师并不把教学实习经验当成学习的情境，缺乏对实习教师的有效指导。此外，实习指导教师没有被包含在教师教育的计划中，缺乏针对性的培训过程，他们对自己的角色认定和教师教育机构对他们的角色认定之间存在差异。如他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责任就是指导实习教师的日常教学活动和课堂管理，而教师教育机构则认为他们的责任是帮助实习教师发展自己的教学技能、教学程序和教学风格，而不是简单地传承。第二，大学指导教师实践角色缺乏。大学指导教师对实践关注不够，很少进入实践领域，缺乏对真实情境的了解和对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教师的关怀。另外，大学指导教师通常是以专家、督导的身份进入实践领域的，他们理论有余、实践不足。第三，评价者角色部分缺位。通常，大学指导教师完全拥有对教学实习的评价和督导权力而将实习指导教师排除在外，实习指导教师会觉得自己“无权”，这是导致冲突的深层次原因。第四，实习教师平等交流的角色缺乏。实习教师有一个角色的转换，在“功能三位一体”模型中，实习教师的身份是“教师”，随着“功能三位一体”向“机构三位一体”的转变，其角色也由“教师”转变为“学生”，此时，完全处于“失权”状态，缺乏平等交流的地位。其次，缺乏清晰的教学实习目标也是导致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教学实习的首要目标是帮助实习教师为未来的独立教学做准备，并对其教学潜力进行评价。[11]清晰的教学目标和准确的角色定位是紧密相连的，由于缺乏清晰、一致的目标，就无法对角色进行准确定位，因此也就无法实现三者齐心协力地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意愿。最后，有效交流的缺乏也是冲突产生的原因之一。有效交流即指三者用实践语言的平等交流、充分交流。有效交流存在的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大学指导教师与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教师之间缺乏有效交流，这与大学指导教师实践角色的缺乏密切相关。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机构三位一体”中的紧张竞争关系，在这种竞争关系下，缺乏有意义的三位一体的互动，给教学实习带来了负面影响。有效的教学实习需要有意义的持续的合作，需要在三者之间孕育积极的互动。

二、合作共享：

“三位一体”互动关系的专业化建设

在“机构三位一体”模型中，大学指导教师因为处于权力的顶层以及对督导权、评价权的垄断而被孤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大学指导教师就必须寻找同盟者。根据三位一体理论，当成员在寻求联盟和联合时，需要对权力进行再分配。为了找到同盟者，大学指导教师必须对权力进行再分配，建立一种合作的督导方式，与实习指导教师共享督导权，改变实习指导教师的被督导的地位，寻求自己的联盟，缓和紧张关系，进行有意义的合作。此时，三级督导关系变成了二级督导关系（见图2）。

在“合作督导三位一体”模型中，大学指导教师与实习指导教师建立了积极的二元互动关系，共同对教学实习进行督导。但是，无论是“机构三位一体”还是“合作督导三位一体”仍然是等级制，实习教师的不平等交流仍然存在。建立完全的有意义的合作互动关系，让实习教师参与权力分享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实习教师中的大部分最终将成为实习指导教师。研究表明，当他们在成为教学实习指导者时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自己的教学实习经验。[12]因此，为了有效教学实习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改变三者之间松散的联系结构，提供有意义的互动，使其发生系统的、质的变化。

建立有意义的互动关系，需要消除权力的等级关系，在三者之间实现权力分享，共享督导权和决策权，构建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合作氛围，使三者成为学习伙伴。合作共享的学习伙伴关系建立的前提是三者有能力为彼此的专业发展服务，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发展；建立的基础是拥有平等、有效交流的氛围。根据哈贝马斯的普通语用学[13]，言语的四个有效性要求为真实性（speak truthfully）、合理性（speak legit-imately）、真诚性（speak sincerely）、可领会性（speak comprehensively），这为消除“三位一体”中的紧张关系、实现权力共享提供了指导框架。言语的真实性需要三者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证据；言语的合理性意味着大学指导教师不能利用大学身份或地位来坚持自己的观点，相反，应该互相尊重彼此的贡献；言语的真诚性指大学指导教师要通过展示自己的真诚来获得实习指导教师的支持，所有的成员都要积极地倾听彼此的观点，公平分享决策权力；言语的可领会性意味着成员之间的清晰的交流，也暗示着大学指导教师要花费足够的时间去发展与共享实践语言。

建立积极的、有意义的互动关系还需要明确三者的专业身份。首先，明确实习指导教师专业身份。第一，严格甄选程序。研究表明，高效的实习指导教师具有以下特征：从教10―29年；督导过五名以上的实习教师；从大学指导教师那里获得持续的影响。[14]应改变匹配的随意性，规范选拔程序，建立实习指导教师数据库。第二，进行常规化、专业化培训。培训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明确角色、统一目标，另一个目的是进行知识的更新和补充，获得和实践作为实习指导教师所必备的技能。第三，担当专业责任。实习指导教师承担的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保证教师的质量，因此要担当其专业责任，除了指导实习教师的专业发展，更重要的任务是提供客观、真实、严格的评价，为评定实习教师是否适合从教提供重要依据。鉴于实习指导教师对实习教师的专业发展、乃至对整个教师队伍的深刻影响，应该通过认真挑选和常规培训来保证实习指导教师的质量，确立并培养其实践专家和督导专家的专业身份，为积极的、有意义的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完善大学指导教师的专业身份。大学指导教师除了其本来的督导专家身份外，还应融入到真实的教学世界，一起观摩、一起督导、一起展示教学技能，培养实践专家的身份，用实践语言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最后，培养实习教师的专业身份。实习教师要努力适应角色转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合作学习中形成自己的教学技能与教学风格，逐步培养自己的专业身份，知识共享、平等交流。

合作共享的三位一体研究模型旨在消除大学指导教师、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教师之间的权力等级，消解三者之间的紧张竞争关系，构建一个和谐的、有效交流的氛围，每一个成员都应将教学实习经验理解为三人合作的互动，在有意义的持续的合作中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三位一体”研究框架深刻揭示了教学实习中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和促进有效教学实习提供了一个分析平台。

参考文献：

[1]Welborn， E. L.Cooperation with local schools in student teaching[J].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1920（6）.

[2][4][6][13]Veal， M. L. & Rikard L. Cooperating teachers'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ent teaching triad[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1998（49）.

[3]Barrows， L. K.. Power relationships in the student teaching triad[C]//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San Francisco，1979.

[5]Caplow， T.. Tow against one： Coalitions in triad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1968.

[7]Crombag， H. 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means-interdependent triads： a replic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66（4）.

[8]Grimmit， P.， & Ratzlaff， H. Expectations for the cooperating teacher role[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1986（37）.

[9]Marrou， J. R. The university supervisor： A new role in a changing workplace[J]. Teacher Educator，1989（3）.

[10]Koehler， V. Barriers to the effective supervision of student teaching： A field study[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1988（2）.

[11]Yee， A. 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student-teaching triad[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1968（19）.

[12]Rikard， G. L.， & Veal， M. L. Cooperating teachers： Insight into their preparation， beliefs， and practices[J].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1996（15）.

篇5

 

河北省“八五至十一五”20年间地区生产总值由896.33亿元增长为20 394.26亿元，翻了22.75倍(未剔除物价指数影响);综合货运周转量由1 520.75亿吨/公里增长为8 070.69亿吨/公里，翻了5.31倍;综合客运周转量由357.88亿人/公里增长为1 172.86亿人/公里，翻了3.23倍。“十二五”期间河北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完成投资6 431亿元，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容量将进一步扩展，同时又面临不同运输方式间的竞争加剧，各种运输方式竞争发展激烈，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显现。本文采用河北省1990—2009年交通运输与经济统计数据，分析河北省综合交通运输建设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以期为制定区域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战略与决策提供依据，促进区域综合运输体系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异地贸易呈蓬勃之势，各种运输方式的业务量迅速增加，特别是近年来，综合运输体系越来越完善，综合交通运输建设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作用日益增强，学术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综合运输体系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1]罗斯托认为交通运输是随着商业的兴起而发展的，运输网的扩大可引起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随之扩大。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豪伊尔提出运输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在《交通运输与世界发展》(1987年)一书中，用37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定量分析认为，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奥地利经济学家E·萨克斯从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对运输业进行了研究，奠定了运输经济学的基础。1996年世界银行在《可持续运输：政策变革的关键》一书中指出，运输是发展的关键，如果没有为工作、健康、教育和其他令人舒适的环境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生活质量就会变差等[2]。国内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从经济学视角研究，另一种是从交通运输学视角进行研究。两种研究利用的方法虽不同，但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一致。主要论述两者关系之间作用关系、投资效应。

 

总的说来，现行研究中存在以下缺陷：(1)多数研究只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省份约三十多年的数据，这些宏观统计数据资料未能深入到交通运输结构，使分析的内容和结果均受到一定局限。(2)我国相关研究的成果分为两类：一是交通运输业学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方法或现代方法中使用传统指标体系，对自然环境指标考虑多，经济指标考虑少;二是经济学专业相关学者大多使用《中国统计年鉴》《经济年鉴》等宏观统计总量数据，关于交通运输数据多数采用了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等，未考虑公路、铁路、航空网络密度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经济计量分析特点，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的思想，结合协调发展理论提出了基于VAR和VEC模型的交通经济数据的分析方法。在指标选取上不仅考虑经济指标、交通总量指标，还将微观网络密度指标统筹考虑，利用换算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换算周转量衡量综合交通的建设规模。以河北省交通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通过协整分析探讨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均衡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1990—2009年的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衡量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为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借此来反应交通运输发展规模，该指标没有直接的数据可以获取，本文首先把区域内的铁路、公路、内河通航里程加总得到综合运输里程，再根据网络密度定义，得出1990—2009年河北省区域交通运输网络密度①。换算周转量②，是指将旅客周转量按一定比例换算为货物周转量，然后与货物周转量相加成为一个包括客货运输的换算周转量指标。它综合反映了各种运输工具在报告期实际完成的旅客和货物的总周转量，是考核运输业的综合性的产量指标。本文选取1990—2009的全社会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并将客运周转量进行调整得到换算周转量代表综合周转量，借此来反应综合交通运输的利用能力(见表1)。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分析

 

本文将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利用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换算周转量衡量综合交通的建设规模。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3]，通过协整分析探讨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均衡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1990年为基期的物价指数对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得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得到生产总值时间序列、网络密度时间序列、综合周转量时间序列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图1，相关数据资料中没有异常值和缺失值。

 

三、统计结果及分析说明

 

(一)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长期动态关系

 

利用上述数据，设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时间序列为{yt}，网络密度时间序列为{xt}，综合周转量时间序列为{Zt}。并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检验水平下原序列{yt}、{xt}与{Zt}均不平稳，且含有截距项结果见表2。

 

对原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得lnyt～I(1)，lnxt～I(1)，lnZt～I(1)。传统的VAR理论要求模型中每一个变量是平稳的，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需要经过差分，得到平稳序列再建立VAR模型，但这样通常会损失水平序列所包含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将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在变量的协整关系上建立VAR模型。利用Eviews6.0，根据AIC准则与SC准则最小建立VAR模型的滞后期(见表3)。

 

根据表3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为2，并对lnyt、lnxt、lnZt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

 

根据序列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两种检验方法表明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表明网络密度、综合周转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尽管经济增长与网络密度、综合周转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然而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扰动，比如经济政策的变化等。这导致了变量常常会在短期偏离其均衡路径。基于此，我们建立VEC模型来分析其长期和短期因素的影响。本文估计得到关系式为：

 

其中误差修正项反应了变量偏离长期均衡路径的反应程度。在长期均衡中经济增长变化受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与周转量的增长变化影响。由于现在的区域经济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系统，因此河北省区域经济的运行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劳动、资本、信息的交换。在这些要素流动中，交通运输发挥着导向和制约的作用，便利的交通条件——交通的可达性和运输能力的扩大性能够促进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变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塑造城市形态;从短期看，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变动分为四部分：(1)受上一年度的综合周转量的波动变化影响较大，表明由于运输业产出的增长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生产资料的流通壁垒，使得市场的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2)受上年交通网络密度增长波动的影响，在河北省的区域范围内网络密度主要受交通的里程长度影响。(3)受上年度的自身经济增长变动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惯性，使得经济发展受自身影响很大。因此研究经济系统内部问题也具有现实意义。(4)来自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当经济增长发生短期偏离，系统将以0.06的速度将经济增长变动反向调整到均衡状态。因此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通过这种稳定性能够调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短期波动主要受上一期的综合周转量的增长波动以及经济增长波动变化影响，当经济增长波动扩大对网络密度的增长变化影响反而变小。网络密度的短期偏离，系统能以0.07的速度反向调整。短期内上一期经济增长的波动变化并不能增加交通建设规模的引致需求。经济增长的变动对交通运输业的促进作用减少，交通运输的建设主要是以需求为导向，受自身的发展规模的影响较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运输需求的认识体现出浓厚的供给主导观念。这种观念在实践中延伸的意义在于以一定的供给条件去对应一定的需求或在一定的供给条件下去研究需求。从运输业，特别是道路运输业发展的现实来看，一方面交通运输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仍需大力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着非常严峻的运力过剩的现象，产生了严峻的结构性过剩的矛盾。可见一味地增加各种交通的里程、规模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大幅增长，因此应该对交通线路的节点进行优化、科学管理，使得交通运输的利用能力增加。只有经济能够平稳增长、工业产值也平稳增加，交通运输的建设才会平稳推进，交通运输的输送和吸引功能，是促进对交通运输需求的先决条件。

 

综合货物周转量的波动变化受经济增长波动与交通建设规模增长波动的正向影响。当经济加速增长会促进货物周转量速度增长幅度。当交通建设规模加速发展时也会使得货物周转的速度提高。这与河北省实际情况较为符合，作为工业大省，在现有交通运输规模的条件限制下价值量的增加必然通过提高运输能力或者增加平均运距来提升货物周转量。运输业本身创造着巨大的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使用价值，通过运输业的发展推进生产布局优化，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可大大提高资源效用，增加物质财富。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细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日趋鲜明，相互联系日益密切，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运输则是这一发展规律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运输手段的衔接，就不可能出现产地与销地的空间分离，资源与产业的空间分离，只能就产就销。交通运输的输送和吸引功能，是经济增长推动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条件[4]。

 

(二)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交互影响的过程分析

 

利用Eviews6.0对VAR(2)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模型特征方程的根均大于1，则VAR(2)为平稳系统。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lnyt、lnxt与lnzt现期及未来各期的影响，并以此来考察1990—2009年间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交互影响的过程(见图2)。

 

由图2的第一行三个图可知，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给lnyt变量当期一个标准扰动之后，通过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对当期以后的各变量将会产生连锁变动效应，经济增长对自身的扰动脉冲响应为正，且维持在0.07左右，第七期之后趋于平稳。给交通运输网络密度一个正向冲击，经济增长第一期响应为零，之后出现负向波动，第6期之后趋于稳定。当综合货运周转量受到一个正向冲击时，经济增长第一、二期响应也为零，第三期后逐渐有个小幅的正向反应，第九期趋于平稳。可见短期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增长受到冲击时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而综合运输周转量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拉升作用，短期内并不明显，只有在中长期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才明显;由图2的第二行三个图可知，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在经济增长受到一个正向冲击时在前五期有负的影响，之后却有正的影响，第九期趋于平稳。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对自身扰动项的响应首先为正，之后开始回落，第三期为负的影响，第五期后趋于平稳。当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受到正的冲击时，网络密度第一期响应为零，之后为正的响应，第八期趋于平稳;由图2的第三行三个图可知，当经济增长受到一个正的冲击，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前二期为微小负的响应，第三期开始有正的响应。当网络密度增长受到一个正向影响时，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变化对其的响应为负向变化，直到第六期平稳。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对自身扰动的冲击响应为正，随着时间逐步减小，第八期趋于平稳。

 

在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受到正的冲击时，经济增长对其自身冲击的响应为正，由于交通运输业建设的时滞性特点，直到中期网络密度为正向反应，只有经济的长期增长才能促进交通运输建设规模的增长。而综合货物周转量的增长速度的增加只在中期对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正向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速度、网络密度与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之间的相互贡献率分析

 

本文继续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经济增长速度、网络密度与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之间的相互贡献率。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其做法是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作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如图3所示对VAR(2)进行方差分解示意图。

 

(1)各变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首先，对河北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其自身发展速度，自身方差贡献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这意味着保持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是网络密度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在26%左右，说明交通运输建设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作用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较小，在4%左右，随着时间的延长呈稳定趋势。即既要依靠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又要合理、科学地规划交通运输的建设，并且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利用能力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

 

(2)各变量对交通网络密度的贡献率。交通网络密度受其自身的方差贡献率短期内随着时间减小，中长期在30%左右。在短期、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贡献率在15%左右平稳波动，但在长期贡献率达到24%左右。综合货物周转量的增加速度对网络密度的方差贡献率近似“倒U型”，在中期影响最大。短期来看交通运输的建设要靠自身的增长来拉动，长期经济增长对交通建设规模的直接需求效果并不明显，但是通过对货物周转量增加的引致需求在中期效果最为明显。

 

(3)各变量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贡献率。货物周转量的增长波动变化主要受自身波动变化的影响，但是该影响效应随着时间逐步减小，在第十期降到38%左右。在短期受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贡献不大，但在中长期逐步上升，增加到40%左右。短期内网络密度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方差贡献不大，但在长期达到20%左右。在短期来看，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受自身影响最大，它与货物重量与平均运距有关，在短期由于平均运距变化较小，交通建设规模的影响具有局限性，而货物运载重量随着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而增加，但是达到一定水平时，即交通运输能力达到饱和时，其对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贡献不变。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增长速度带动了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路况的改善使得综合货物交通运输增长速度大幅提高。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理论研究和实际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业的引致需求作用不如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业的建设规模、合理布局、运输能力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短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主要受其自身增长波动的影响较大，有一个正的拉动作用。网络密度、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远远小于经济增长自身贡献率，河北省为30%左右。因此提升交通运输利用能力，增大货物周转速度可以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具有调节作用。但是交通运输业的大规模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

 

经济发展的进程，也是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进程。经济的增长对交通发展的引致需求作用并不明显，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冲击后会在中期对交通运输业有个正的影响，短期为负的影响，说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当经济增长波动性为正时，短期内对交通建设并没有促进作用，但在中期对其有个正的引致需求，这种运输需求与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滞后性相符。经济的增长主要受之前的自身影响较大，因为微观个体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已经盈利的经营模式，但是依据企业生存周期理论，在中长期个体会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因此会改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新产品的大量出现，新的区域经济间联系增加，新的需求出现必然要求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提升和结构改变。

 

(二)对策建议

 

篇6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5-0101-03

1 问题的提出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提出新的思路。

2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 配第（William 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Weber，1929）建立了模型，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Liszt）、道格拉斯•诺思（D.C.North）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Rostow）、赫希曼（Hirschman）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文献包括D.A.Aschauer（1989）应用CD生产函数，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39。汪传续（1999）与张国强（2004）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2009）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

(6)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2004）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远未完善，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Dicken，1990），“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运输费用被引入，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著的交通大发展时期，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都是一种事后检验，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 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应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4)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非拓扑性质（消费、生产的数量、最优资源配置等），而对连通度、一体化等网络效应予以忽略，而交通运输却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理论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同时包括了经济的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为分析网络型产业提供了便利。

(5)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可以解释交通运输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原理，而并非只是得出数据上的统计关系。而且通过分析这一作用路径，可以解释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为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6)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自发演进的理论，可以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到底是“推动”、“拉动”、“交替推拉”还是其他关系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 主要结论和展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交通运输是交易性产业而非生产性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交通运输发展通过改善运输条件，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总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促进分工，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3)分工经济和由于分工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将使折中这个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总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将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展望：

(1)新兴古典经济学20余年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传统运输经济理论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相比，显然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现有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下，如何测度分工的水平、市场的容量、经济组织结构等这些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仍是一大难题，这就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展缓慢。

(2)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联系交通运输和经济增长的是运输成本（外生交易成本）在总交易成本（包括外生和内生交易成本）中的比重，其中内生交易成本又涉及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博弈论、契约理论等问题，如何将这些问题与交通运输发展有机结合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领域。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2］［英］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篇7

1 问题的提出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提出新的思路。

2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 配第（William 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Weber，1929）建立了模型，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Liszt）、道格拉斯诺思（D.C.North）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Rostow）、赫希曼（Hirschman）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文献包括D.A.Aschauer（1989）应用CD生产函数，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39。汪传续（1999）与张国强（2004）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2009）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

(6)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2004）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远未完善，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Dicken，1990），“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运输费用被引入，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著的交通大发展时期，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都是一种事后检验，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 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应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4)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非拓扑性质（消费、生产的数量、最优资源配置等），而对连通度、一体化等网络效应予以忽略，而交通运输却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理论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同时包括了经济的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为分析网络型产业提供了便利。

(5)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可以解释交通运输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原理，而并非只是得出数据上的统计关系。而且通过分析这一作用路径，可以解释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为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6)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自发演进的理论，可以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到底是“推动”、“拉动”、“交替推拉”还是其他关系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 主要结论和展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交通运输是交易性产业而非生产性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交通运输发展通过改善运输条件，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总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促进分工，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3)分工经济和由于分工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将使折中这个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总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将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展望：

(1)新兴古典经济学20余年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传统运输经济理论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相比，显然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现有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下，如何测度分工的水平、市场的容量、经济组织结构等这些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仍是一大难题，这就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展缓慢。

(2)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联系交通运输和经济增长的是运输成本（外生交易成本）在总交易成本（包括外生和内生交易成本）中的比重，其中内生交易成本又涉及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博弈论、契约理论等问题，如何将这些问题与交通运输发展有机结合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领域。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2］［英］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篇8

一、利用设置自主探究创设课堂教学情境

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者。”怎样让学生在教学中主动探索发现新知？在新知识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并通过点拨、启发、引导，促进学生积极思考，让他们自主探究并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使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培养他们善于发现的问题意识。教师要始终鼓励学生自主地操作、尝试、交流、讨论、质疑、解惑、获取，把问的权利交给学生，把讲的机会让给学生，把做的过程放给学生，尽可能多给予学生自主地、创造性地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局面。在探究过程中，教师要运用多种评价策略，并以自己的神态、动作、语言激励学生，使学生保持探究热情，激发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情感，促其积极自动地参与到探究数学知识的活动之中。下面是我在教学“对数的运算法则”时创设的一个教学情境。

对数函数是运用所学函数知识去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初等函数，对数的运算法则是学习对数函数、研究对数函数性质的基础和工具，因而是教学的重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在实践过程中，我有意识地把“对数的运算法则”设计为探究性课题，搞了一次“数学实验”：让学生6人一组，利用计算器，自定M、N的值，自主探究lgM、lgN、lgM+lgN、lgM-lgN、lgMlgN、lgM/lgN、lg(MN)、lg(M/N)、lg(M+N)、NlgM等之间的关系，并要求每一个小组的组长在探究结束后代表小组做汇报发言，向大家介绍小组的探究历程，交流实验心得，证明数学猜想。实践结果表明，学生们在“数学实验”中不仅兴趣高涨，而且通过计算、观察、归纳，发现了对数的运算性质，体验了数学发现、创造的历程，发展了创新意识，不仅认知结构得到了发展，而且身心和品质也得到了发展。正如学生自己所说：要“细心、严谨、耐心求真，勇于猜想，敢于实验”，“通过自己的思考与实践所获得的知识更有趣，也更牢固。凡事都应认真对待，不能人云亦云，要自己探究个明白才能下结论”。

通过以上自主探究创设课堂教学情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索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激发了学生对学习“对数的运算法则”的兴趣，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数学的欲望。

二、利用科学事件创设课堂教学情境

用科学事件创设课堂教学情境，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下面是我在教学“指数函数”时创设的一个教学情境。

在执教“指数函数”时，可以从一则新闻报道引入：2002年7月14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发现的汉代千年古尸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在无史料可考证的情况下，考古学家却能测出是汉代千年古尸，考古学家是怎样测量古尸的年代的呢？通过这样的情境引入引起了学生的好奇和兴趣。其实这是根据人体中含有的一种放射性元素“碳-14”衰变速度（每年人体内有0.012%的“碳-14”衰变为“氮-14”）与尸体内的“碳-14”的含量进行推算的。即通过放射性元素衰变的数学模型m=moe-λt，其中t表示经过的时间， m0表示初始质量，衰减后的质量为m，λ=0.012%为正的常数）这种“指数函数”模型来解决问题的。通过这样的情境引入，激发了学生学习“指数函数”的兴趣和欲望，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索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了课堂效率，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利用数学故事创设课堂教学情境

讲故事的形式是非常吸引中学生的，很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面是我在教学“数列”时创设的教学情境。

篇9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205-02

高职经管类专业承担着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高级技能型经管类人才的任务，而实践教学体系的不完善日益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瓶颈，明晰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显得迫在眉睫。

一、 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特征

经管类专业的实践教学特征是由其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经管类学科既具有某些自然科学的特征，又具有典型的社会科学特征。因此，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具有双重性。自然科学特征最典型的表现是数学理念活动中数量的变化，作出运行规律的概括、总结和发掘，特别是对于许多经济现象都用一些经济模型来加以说明;但是经管类专业又是关于经济与管理的学科，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基础和核心活动。因此，又具有典型的社会科学性质。正因为经管类学科的双重性，决定了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既包括实验室模拟实验又包括进入社会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当前实践教学的主要类型

一是分析型的实验实习。以案例教学法为主，案例教学法主要是让学生接触各种各样的实例，案例教学的实质是让学生学会运用已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和方法，锻炼和提高学生在实际经济管理中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能力。

二是演示型或验证型实验实习。这类实验主要是培养学生实验的基本技能，掌握实验的基本方法、步骤。如会计的记账凭证的填制、登记账簿等;国际贸易单证中的信用证、商业发票、提单、装箱单等各类单证的正确填写。

三是设计型的实验实习。这类实验主要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设计能力，如营销调查问卷的设计，学生运用已学的专业知识，围绕自身的主要目标进行问卷的设计，确定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统计与分析。

四是模拟型又分情景模拟型和软件模拟型。情景模拟型又可称为体验型，如会计实习的综合模拟，教师根据专业特点与学生的情况，选择适合学生的企业会计业务，组织进行会计业务的模拟和学生职业岗位的模拟，使学生在完成单项实验的基础上进行融合与理解;软件模拟型又可称为实战演练型，如国际贸易软件的使用，学生可以借助于软件的各个角色分工，完成进出口过程中的一系列的手续与单证。又如市场营销模拟软件，各个学生分别代表不同的公司在市场上进行竞争，根据总体营销目标和面临的市场环境，及时对企业的生产与销售等各方面作出策略上的调整与制定，最后以学生的营销实绩来评价学生的实践效果。

三、高职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

1.实践教学主体地位不突出

经管类专业课程一般分为专业基础课和专心核心课，其中专心核心课多是实务性强的课程，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来理解与巩固，但目前专心核心课的实践课时在总课时中的比例是比较低的，甚至在某些学校存在着实践课程开出率不足、随意调整实践教学内容的现象，尚未真正摆脱理论教学为主的传统讲授方式，严重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计划中的独立实践环节，如大型作业、实训周、生产实习、综合实训、顶岗实习等，虽然课时充分，但由于实习基地不完善、就业压力大等原因，也存在着利用率不高的现象，影响了学生专业实践水平的提升。

2.缺乏完善的实践指导教材与师资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受教育观念转换滞后性的影响，使得目前许多实践教材比较陈旧，漏洞较多，不能与时俱进的进行更新，使得实训的要求与最新岗位需求不吻合，达不到实践教学的目的。同时由于实践指导教师受自身实践技能、工作经验、学历等条件的限制，还不能正确指导学生完成实验实训任务，从而使实践效果大打折扣。

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

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使得知识也会随之创新，经管类专业相应课程的理论知识也随之产生一些更新与外延，实践技能更是产生较大的变化。职业教育要求以行业执业标准导入教学内容，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无缝对接”。由于专业教师多数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各门课程实践教学大纲、内容及教学计划的制订没有很好地协调、递进与衔接，造成职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更难于将各门课程理论教学所支撑的职业技能汇总在一起形成的综合岗位职业能力。

4.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理想

高职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以职业能力为起点，搭建实践教学环境和实际工作岗位，由于经管类专业的特殊性和资金投入有限，校内的试验环境基本以机房和模拟环境为主，无法实现生产性的真实操作，因此，建立完善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重视不够、管理松懈等原因，多数校外实践基地基本提留在参观、实习的层次上，无法真正的纳入实践教学体系中去，更谈不上产学研结合的深层次合作。

四、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

实践教学是实现培养高级管理类技能型人才目标的关键环节，是立足于企业需求，培养学生核心职业技能的核心。“工学结合”是指在完成专业培养方案基础理论模块的教学任务后，将专业教学过程与企业经营管理紧密结合，使学生专业学习与顶岗实践交叉进行，学生的顶岗实习成绩与学习成绩相关联。“校企合作”是指学校与企业相互合作，企业深入专业及教学计划的设置以及具体的教学环节，学校深入企业了解企业需求甚至将课堂移到企业，双方在产学研领域深入合作，实现双赢效果。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能为学生提供更多时间熟悉和掌握不同岗位的技能和工作流程。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在职业教育领域中有着一定的传统，古代的“学徒制”，德国的“双元制”实质上就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实践表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拉近学校与企业的距离，实现教学与生产的无缝对接，优化职业教育资源，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和实践能力，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需要。

五、高职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措施

1.更新实践教学理念，紧贴市场构建高职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完善的高职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的必要前提，加强实践教学，要充分认识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方面的重要作用，充分认识实践教学在推进教学改革与发展、突出学校办学特色方面的重要意义，彻底根除头脑中“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思想，充分理解“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理念，构建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架起学生、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进行“零距离”互通的桥梁。学校的办学适应了企业的最新需求，使学生真正掌握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意志品质、独立解决经济问题的思维能力、娴熟的操作技能、良好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学生、企业和学校均从中获益，社会职业教育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实现多赢的效果。

2.建立完善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建立功能完善的校外实训基地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重要方式，高职经管类专业应依托区域经济的结构和特点，充分采取多种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立模式，如定期定岗实习、订单式培养、校外实践教学外包等方式，努力拓展校企全程合作、互动互利进行人才培养的途径，研究校企合作模式，针对各种培养模式创新运行机制，形成实践教学全面发展的局面。

3.进一步完善与规范实践教材，提高实践教学师资水平

经管类各门课程和实践教学项目均应配置相应的实践教学教材，明确教学内容及规范的教学大纲和职业标准。在编制实践教材时，一定要明确该课程所支撑的岗位职业能力目标，明晰企业需求与职业标准，做到单项能力与综合能力的有效衔接和融合，避免漏缺或重复。同时，在制定教材编写方案时应充分征求和采纳本行业有经验人士的意见，尽量争取吸引企业人士参与到教材编写工作中去。

高职管理类专业的实践教学要求指导教师既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水平，又要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技能。具体可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坚持教师“持证上岗”，要求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必须有相关职业资格证才能上岗指导实验；二是聘请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或经验丰富的一线在职人员担任实践教学兼职教师，发挥专职教师静态结构和兼职教师动态结构的互补作用；三是派送学院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业参加生产实践，以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4.实践教学形式多元化

经管类专业对应的工作岗位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和易变性的特点，因此其实践教学环节应充分依托各个工作岗位，结合区域经济的特点，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和中介作用，建立多元化的实践教学体系。一是建立公有私有企业相结合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鼓励学生到私有企业参加实训；二是校外实训与社会培训相结合，与相关部门合作建立功能完善的专业校外实训基地，同时兼顾公共培训，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三是与人才市场合作，为企业作针对性强的岗前培训和订单培养；四是采用多种形式丰富课程教学，如案例刨析、参观、专题讲座等；五是采取轮岗制，让学生在本专业不同岗位轮流上岗，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经济管理类实践性教学体系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教育创新工作，我们应摒弃陈规、抓住关键、突破难点、拓展新路，本着“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理念，努力开创高职经济管理类实践教学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冯拾松.订单培养校企合作的有效载体[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5,(3).

[2] 俞建新.校企合作――高职教育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J].辽宁高职学报，2004,(2).

篇10

作者简介：郝雁(1972－)，新疆米泉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075－03　收稿日期：2006－12－20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学者们通过格兰杰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研究了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刘晓鹏(2001)通过对中国1950年～1998年相关数据的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进口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许启发和蒋翠侠(200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进口或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是存在单方面的因果关系，而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却互为因果，主张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并重。赖明勇(2002)利用对数后的1978～1998年的年度数据，使用贸易条件变量连同GDP和出口贸易总额在一个多变量框架中运用协整方法得出出口增长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此外，欧阳北松等(2004)利用中国1985年～2002年数据，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对基于菲德(1982)推出的出口扩展型总量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分别实证研究了进口、出口及进出口总额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并针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及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等等。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东南西北差异很大，一项政策在各地区是否同时有效?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是怎样的?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学界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之间比较研究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本文将以广东省和河南省两省为例，对不同地区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比较分析，比较两省对外贸易的两个方面――出口和进口究竟哪一个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一些并分析主要原因，以求对两省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作初步的分析以及两省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原因，希望对决策者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作用。

一、广东省的出口、进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

我们选用1981年～2004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空间，数据分别来自《广东省对外贸易统计资料(1981～1995)》，《广东省统计年鉴》(1996～2004)，《广东省统计局关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在变量的选取上，进、出口总额均用当年的平均汇率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的进、出口总额，同时，考虑到这一时期的物价水平波动较大，因此采用剔除物价因素(1981=100)的实际GDP、实际出口总额和实际进口总额。另外，分别对实际GDP、实际出口总额和实际进口总额取对数以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分别用lny=ln(GDP/P)；lnx=ln(EX/P)；lnM=ln(IM/P)表示自然对数的实际GDP、实际出口总额和实际进口总额。

由于对非平稳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会产生虚假回归的问题，所以对lny，lnx和lnM进行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滞后期的选择采用AIC准则。检验结果表明：检验结果表明：lny，lnx和LnM的值分别大于5％临界值，它们是非平稳的，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即DlnY，DlnX和lnM，一阶差分后的值均小于5％临界值，则表明它们为平稳的。所以，lny，lnX和lnM～1(1)，即三个变量是一阶单整变量。

在此基础上，我对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是用来检验非平稳变量之间的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如果若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离差即非均衡误差是平稳的。根据Johnson的最大似然方法来检验lnY，lnX和lnM lnM之间的协整关系，其中滞后期的选择根据非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结合似然比检验法而得到。检验结果表明，lnY，lnX和lnM三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估计出的协整关系式如下：

根据格兰杰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有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形式存在。我们用表示模型(1)中的残差项作为非均衡误差项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模型(2)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式中LM1和LM2分别是检验随机项一阶和二阶自相关的统计量，因为对于模型(2)有

所以该ECM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式中ARCH是检验随机项是否存在异方差的统计量，因为对于该模型有

所以该ECM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对于模型(3)中的残差序列的正态性检验结果为：JB=

这表明回归残差序列满足正态性，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验证了ECM模型的有效性。

完整的ECM模型如下式所示：

二、河南省的出口、进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

我们同样选用1981年～2004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空间，数据来自《河南省统计年鉴》，对数据的处理方法和变量设置方法同前。首先对lnY，lllnX和lnM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结果表明：lnY，lnY和lnM的ADF值分别大于5％临界值，它们是非平稳的，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即，DlnX和DlnM，一阶差分后ADF的值均小于5％临界值，DlnY一阶差分后ADF值小于10％临界值，则表明它们为平稳的。所以，lnY，lnX和lnM～1(1)，即三个变量是一阶单整变量。

接下来对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lnY，lnX和lnM三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估计出的协整关系式如下：

(公式无法输入)

在此基础上，用e1表示模型(5)中的残差项作为非均衡误差项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模型(5)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不存在自相关。式中ARCH是检验随机项是否存在异方差的统计量，因为对于该模型有ARCH

效性。完整的ECM模型如下式所示：

(公式无法输入)

式中括号内表示GDP、出口及进口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三、对实证结果的比较分析

通过前面的实证过程，我们分别得出了广东省和河南省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比较两个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可以看到：

1．从增长率的角度分析，广东省的GDP与进口年增长量序列存在紧密关系，进口对GDP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而出口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平均来说(对数的)进口年增长量以0．17的比率影响GDP的年增长量变化，而河南省的出口与进口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

2．从弹性的角度分析，广东省的进出口均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GDP增长的出口弹性为0．53，进口弹性为0．46；即出口每增加1％，GDP同向变动0．53％，进口每增加1％，GDP同向变动0．46％。河南省的出口对GDP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进口对GDP的增长起着抑制作用，GDP增长的出口弹性为0．32，GDP增长的进口弹性为一0．21；即出口每增加1％，GDP同向变动0．32％，进口每增加1％，GDP反向变动0．21％。

3．从非均衡误差来看，当GDP增长偏离均衡点时，河南省的调整速度要略快于广东省的调整速度。即广东省上一年度的GDP、出口、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14的比率对本年度的(对数的)年GDP增长量作修正。河南省上一年度的GDP、出口、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15的比率对本年度的(对数的)年GDP增长量作修正。

从上述的模型结论来看，一方面，广东省经济增长的进口和出口弹性都远大于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进口与出口弹性，也就是说，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河南省的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敏感程度，这一点与两省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是相符的。另一方面，出口和进口的变动对两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广东省而言，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河南省的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进口却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两省存在如此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做一简要分析。

1．广东省经济运行表现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而河南省经济运行呈现出内向型经济的特征。对外贸易在两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明显的差别，这可从两省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比较得出，以2004年为例，广东省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184．3％，其中出口依存度为98．9％，进口依存度为85．4％；而同年河南省的3个指标分别为6．21％，3．92％和2．28％，广东省的外贸依存度是河南省的近30倍。河南省的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速度尽管很快，年均增长率达26％3，增长速度远超过了省内GDP的增长速度，但相对于河南省的经济总量来讲，对外贸易总额仍然明显地偏低，外贸在广东省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地大于河南省，从而使我们看到河南省的地区GDP对进口和出口变化的敏感度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