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医治疗学的基础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古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R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4-0714-03

“用药须使邪有出路”，语出清•周学海《读医随笔•卷四•证治类•用药须使邪有出路》［1］。这一名言传承百余年矣。于今已成为中医治疗学说之一。读书临证有感，不揣浅陋，刍言管见。

1读医心得 嘉来学奖后进

夫该书卷一“升降出入论”［1］先论及：大抵治病，必先求邪气之来路，而能开邪气之出路。病在升降，举之、抑之；病在出入，疏之、固之。于卷四•证治类，以“用药须使邪有出路”篇名出现曰：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斯一治疗学说也，就笔者案头所及：王新华《中医历代医论选》，施杞、顾丁《历代中医学术论语通解》，黄自立《中医百家医论》，邢玉瑞、张喜德《中国医术名家精华之二•中医治法精华》等医著均有辑录，名之治疗学说、治病准则、用药心得、治法精华，无不对这一学说以高度评价。《中医药高级丛书•中医基础理论》一书则在“扶正与祛邪的运用”节引用之，并指出“选择具体的祛邪方法时，要注意使邪有出路。”［2］笔者浏览中医院校教材经典科目及有关名著，窥及“用药须使邪有出路”这一治疗学说，确有其理论依据。如《内经讲义•治则治法》［3］；《伤寒论》：“当以汗解，宜桂枝汤”，“可发汗，宜麻黄汤”，“当和胃气，宜调胃承气汤”，“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当温之，宜四逆辈”［4］；《金匮要略•绪言》：对于某些邪实之证，原书特别注重“因势利导”的治则这一段落［5］；《温病学•温病的治疗》［6］；叶天士《温热论》、《三时伏气外感篇》；《温病条辨•中焦篇》“凡逐邪者，随其所在，就近而逐之”，“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7］；张子和“汗、吐、下”三法；吴又可治疗疫症理论等等论述，咸可征之乎。据《中医大辞典》记载，是书撰于1891年，为作者研读古医书的心得，有一定参考价值［8］。仅中医治疗学而言，其嘉来学奖后进之心可谓切至。

2名医经验 发前人所未发

无庸违言，中医治病，大凡当分有邪无邪，有邪者宜祛邪。欲去邪，必使其有逐出之路，邪之出路不外三途：一是从肌表透散，二是从二便而去，三是从口中排除［9］。对此，近代当代名医经验（包括医案医话）谈及的正不少。例如《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叶熙春专辑》推荐：一肺痨挟感者，病体骨瘦如柴，肌肤甲错，加以形寒怯冷，高热鸱张，旧恙新感，正虚邪实，辨证并不费事，用药动则掣肘，叶老略加衬思，则处以大剂透表，发汗解肌之品，嘱多加水煎，略滚数沸，趁热倒入面盆，头盖面巾，任凭药气熏蒸，令药性从口鼻毛窍而入。两剂后患者邪却热退［10］。《朱良春医集•通下疗法在温热病中的应用》记录：朱老为外地会诊一陈姓患乙脑的8岁男孩，原已服大剂白虎汤及注射抗惊厥，解热等药，症情日剧，辨之为病在气，阳明热盛，径投通下为主之剂。一剂而腑通神清，三日渐复。曰此通下排毒，使邪有出路之捷效也［11］，由江苏省中医院中西医结合肾病专家余承惠主任医师指导，丁德经氏执笔的“中医药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思路与方法”一文，介绍了以基本方清热利湿，解毒泄浊以祛邪，在此基础上宏观调整机体阴阳平衡，又多途径给药，如配合药浴、灌肠等方法，促进毒素的排泄［12］。《名老中医医话•魏长春医话》曰：治病需从生理自然，用药当视病势所趋。祛邪应乘势利导切忌截病出路云云［13］。凡有这一些，发前人所未发者也。至于从口中排除一法，是指邪在胸脘上部，如痰涎壅塞、宿食停滞或食物中毒等采用的涌吐法。窃以为现代科技方法拿来为我所用已成中医界共识，若乃掌握象《现代中医急诊内科学》所示之气管插管术、洗胃术及其中的涌吐胃毒法［14］，则既保持了中医特色，又能应手取效也夫。

3日新其用 赋予时代气息

读《中华中医药学刊》［15-18］近年报道的有关文章，知不乏此类佳作。李巧颖“通因通用”与肾炎蛋白尿的治疗一文认为：肾炎蛋白尿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免疫复合物及其介导的炎症，故蛋白尿的清除用“堵”的方法是不行的，应强调从根本入手，通因通用，在治疗上要重视免疫复合物的及时排出（在辨证论治基础上贯穿清热利湿，化瘀通络），以免闭门留寇。童舜华，陈祖皋“治疗肠伤寒经验”言及：古训“湿温以便干为邪尽”在临床上有一定指导价值，然而湿温便干也常可因湿热蕴结胃肠，湿郁气滞，腑气不通，宿垢不得下达而致，此非邪尽之征，（仍宜）行气导滞，通利肠腑，给邪气以出路。李战炜“伏邪临床治思路探讨”例举运用伏邪理论指导临床，自拟“麻杏二三汤”即麻杏石甘汤、二陈汤、三子养亲汤三方基础上加减变化，于每年三伏天坚持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其中“麻杏”走上焦，向外，向上透邪，“三子”出下焦，其势向内向下，“二陈汤”走中焦，化中焦脾之痰湿，三方合用，使上中下三焦气机调畅，鼓动了整体的功能，以驱除体内的伏痰。张会永“解读李玉奇教授脾胃病临床经验”，谈到李玉奇论脾虚泄泻时说：泄泻严重时，可酌情加入芡实、石榴皮等，不可过早收涩，以免关门留寇，反生呕吐等。赵育芳、魏佳平总结葛琳仪主任医师经验：“清”法治疗邪热内盛的慢性胃炎患者，在清的基础上，强调保持大便通畅非常重要，大便通畅则气机通畅，邪有去路，并寓急下存阴之意。以上各家之言，真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且日新其用，赋予时代气息。

4方论方解 拓宽用药视野

温习教材《方剂学》之方解及文献摘要中的方论，知其不少古方含“用药须使邪有出路”之义［5］，散寒祛湿，益气解表的败毒散，方解云：方中人参亦属佐药，用量虽小，却具深义：一是扶助正气以驱邪外出；二是散中有补，不致耗伤真元。主治寒积腹痛的温脾汤，附《成方便读》方论：参、甘以培其气，当归以养其血，“病因寒起，故以姜、附之辛热，使其走者走，守者守，祛寒散结，纤悉无遗，而后硝、黄导之，由胃入肠，何患乎病不去哉？”蒿芩清胆汤，则采撷《重订通俗伤寒论》之点睛句：使以赤苓，俾湿热下出，均从膀胱而去”。“青蒿脑清芬透络，从少阳胆经领邪外出。”《宣明论方》防风通圣散，附文献摘要《医方考》云：“风热在皮肤者，得之由汗而泄，风热之在巅顶者，得之由鼻而泄，风热之在肠胃者，得之由后而泄。风热之在决渎者,得之由溺而泄。”主治热入营分证的《温病条辨》清营汤，点明：佐以金银花、连翘清热解毒，轻宣透邪，使营分之邪透出气分而解。此即叶天士所说“入营犹可透热转气”之理。谓治肺痈成脓之苇茎汤：“桃仁活血逐瘀，且润燥滑肠，与瓜瓣配伍，可泄痰瘀从大便而解”。破血下瘀的桃核承气汤，引《医门棒喝•伤寒论本旨》之说：“此即调胃承气汤加桂枝、桃仁，引入血脉而破瘀结也。硝、黄、桃仁，咸苦下降，佐桂枝、甘草辛温甘缓载之，使徐行入于血脉，导瘀血邪热由肠腑而去……大黄得桂枝辛甘而不直下，庶使随入血脉以攻邪也。”燥湿行气，软坚化痰的指迷茯苓丸，释之：本方较二陈汤少橘红、甘草、多枳壳、风化朴硝。……加入风化硝则不仅软坚消痰，而且能荡涤中脘之伏痰，使痰浊从大便而下。以上摘录之方论方解，诚究心于平昔，斟酌于临时，则对拓宽给邪以出路的用药视野必有得益焉。

笔者曾于1983―1984年跟上海奚九一教授进修，蒙奚老亲炙口授，“因邪至瘀，祛邪为先”诊疗脉管病方法，迄今记忆犹新。近年来外科每有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病人应邀会诊，急性期选用其所创经验方清营解瘀汤口服加大黄糊剂外敷，亚急性期合用下瘀血汤，加野葡萄根Ampetopsis brevipedum cuiata(maxim)捣烂外敷。结果：急性期15例临床治愈，亚急性期20例中，12例治愈，显效7例，改善1例［19］。会诊妇产科“包块性异位妊娠”的患者以《中医妇科学》宫外孕Ⅱ方加减，同时用消散加水杨梅根［20］外敷，红藤汤保留灌肠，10天为1疗程，临床观察到用药2个疗程后包块大多数能吸收。由于气候多变，冷暖不齐，加之饮食失调，门诊遇热痧，寒痧之痧症者不少，谨按《实用中医内科学》的处理方法［21］，外治：刮痧、刺痧，内治：清热解毒、化浊除秽；散寒除湿、芳香祛秽。门诊随访50例，全部有效，发作次数减少乃至症状消失。因上呼吸道感染，迭用抗生素后菌群失调致咳嗽，又腹泻的患儿，投理中化痰丸合麻杏甘石汤加车前草6～10g，马鞭草3～6g，黄毛耳草10～15g，（palib） chum 嘱胡萝卜汁佐餐，宣肺理中，果获咳止泻停之效。由此可见用药须使邪有出路，这一治疗学说，宜其指导临床各科治疗也哉。

中医治疗学是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的综合，内容甚为丰富，以第7版教材中医内科学为例：治疗原则可概括为辨证论治，治病求本，动中施治，医护结合和八法运用。治疗方法包括内治法和外治法两大类，其中各含有具体的方法［22］。矧《读医随笔》中关于中医治疗学的论述，上面言及的《中医历代医论选》［22］第六章治疗学说篇即有综述节：用药须使邪有出路，新病兼补，久病专攻说；治疗原则节：补泻参用，发明欲补先泻夹泻于补之义；治疗方法节：和解法说，敛散升降四治说略，敛散并用，敛降并用诸篇。盖用药者，治法也，须，须要也，使邪有出路，治则也。“用药须使邪有出路”，此乃对中医治疗学的重要贡献。医者苟能揣摩该书上列诸篇，参合各家治疗学说，庶几悟其真谛，识其临床实践意义云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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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doi：10.3969/j.issn.2095-4174.2014.01.018

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历来是中医争论的焦点。纵观风湿病的发展历史会给我们哪些启示？本文从风湿病的历史与现状阐述如下。

1 风湿病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辨证和辨病的特点

1.1 内经时期明确疾病概念、奠定辨病论治基础、产生辨证论治的萌芽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最早是通过临床观察，总结临床特征，确定病种并赋予病名。这是产生辨病的过程，而后在确定疾病的基础上，根据同一疾病不同个体、不同时期表现的不同状态，在辨病基础上的进行辨证。这是中医认识疾病的一般规律。《内经》记载了中医风湿病的发展基本上是遵循这样的规律。如《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曰：“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内经》将肢体关节肌肉疼痛、重着、麻木、肿胀、屈伸不利的一类病证统称为痹证，这是辨病产生的基础。在痹证这一疾病的框架下，由于感邪的种类不同、个体的体质不同，疾病的表现又各具特点。如《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这体现了辨证论治的萌芽。《内经》除了将痹证在证候特点上做了区分，在发病部位、转归预后也做了详尽地描述。如《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曰：“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这段文字不仅描述了风湿病病位、发病过程，而且确定了病因、脏腑归属，对后世脏腑辨证治疗风湿病奠定了基础。可见《内经》对痹证的概念、分类、病因病机、预后与转归诸方面皆有翔实的记载，创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痹证理论体系，是中医治疗风湿病的基础和理论渊源。其中既有辨病论治的思想，也有辨证论治的萌芽。

1.2 东汉张仲景开创辨病论治体系下辨证论治、专病专方的先河 张仲景继承与发展了《内经》确立的痹证理论基础并进一步在临床创立了独特、实用的辨病辨证治疗体系。如《金医要略・中风历节病篇》：“诸肢节疼痛，身体魁赢，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明确将具有遍历关节疼痛，甚则不可屈伸，关节肿大或变形等特点的疾病谓之历节病，较《内经》时期统称为痹证更为明确。并在疾病诊断明确后提出辨证施治方剂，风湿历节病治以桂枝芍药知母汤，寒湿历节病治以乌头汤。这是典型的先辨病、再辨证的论治模式。再如《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第三》：“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蚀于上部则声，甘草泻心汤主之。蚀于下部则咽干，苦参汤洗之。蚀于肛者，雄黄熏之。……目赤如鸠眼，……赤小豆当归散主之。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升麻鳖甲汤主之。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此段文字对狐惑病（即白塞病）的描述十分精准，寥寥数语抓住了白塞病口腔（蚀于喉）、外阴溃疡（蚀于阴）、皮肤血管炎（面赤斑斑如锦纹）、白塞眼病（目赤如鸠眼）等区别于其他疾病的特征性表现，并根据不同受累脏腑提出了专方治疗。这是典型先辨病、再专方的论治模式。《金匮要略》是风湿病临床辨病思维体系创立及药物临床治疗学的开山之祖，不仅开辟了辨病治疗风湿病的先河，并且首次在辨病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专方治疗，此治疗模式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

1.3 晋唐时期继承与发展辨病辨证论治 这一时期在发展辨病论治的基础上，病证结合论治也有所发展。其中多部著作如《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均按病名划分疾病，既有辨病论治，按病列方，也有在辨病基础上辨证论治，按证列方。同时对疾病的特点作了深入的探索。如《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上》：“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其三气时来，亦有偏多偏少，而风湿之气偏多者，名风湿痹也。”强调湿邪在风湿病中的地位。再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八治诸风方贼风第三》：“夫历节风着人久不治者，令人骨节蹉跌，变成癫病，不可不知。古今以来，无问贵贱，往往苦之，此是风之毒害者也。”指出历节病有病程长，后期患者有关节改变形状的特点，而且开创了风湿病毒邪致病理论的先河。王焘在《外台秘要》中首次提出“白虎历节”的病名，“白虎病者，大都是风寒暑湿之毒，因虚所致，将摄失理，受此风邪，经脉结滞，血气不行，蓄于骨节之间，或在四肢，肉色不变，其疾昼静而夜发，发则彻髓，痰疼乍歇，其痛如虎之啮，故名曰白虎之病也。”“热毒气从脏腑中出，攻于手足，则欣热赤肿疼痛也……”。可见当时对各种风湿病的认识较前更为精准，并且在风湿病病机、治疗上均有拓展、进步。创立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如独活寄生汤、防风汤等，并在药物外敷、药酒等领域有所突破。

1.4 宋金元明清时期确立辨证论治核心地位 宋代以后，官方控制医药，机械地规定疾病方药，偏离辨证论治，产生了较大时弊。同时理学渐成声势，在理学格物致知思想方法的影响下，普遍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最好选择。因此在此社会背景下，在各抒己见，学术争鸣的氛围中，医家以各自的实践经验，从不同方面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容，中医风湿病辨证论治理论产生了突破性的进展。如金元四大家李东垣提出脾胃虚弱内生痹病学说，运用安胃汤建中治疗风痿痹：“安胃汤，治因饮食汗出，日久心中虚，风虚邪，令人半身不遂，见偏风痿痹之证。”朱震亨首创痛风论，认为血热、痰浊为发病关键。《格致余论・痛风论》：“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寒凉外传。热血得寒，汗浊凝涩，所以作痛。”《丹溪心法・痛风》：“四肢百节走痛是也，他方谓之白虎历节风证，大率有痰、风热、风湿、血虚。”这一新的学说对后世除痰化浊、活血化瘀法治疗痹证产生深远影响。明代温补学派强调了从脏腑气血治疗痹证的重要性，如李中梓理血行痹，提出“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理念。张景岳峻补真阴，认为“诸痹者皆在阴分，亦总由真阴衰弱，精血亏损，故三气得以乘之而为此诸证。”“治痹之法，最宜峻补真阴，使血气流利，则寒邪随去，若过用风湿痰滞等药而再伤阴气，必反增其病矣。”薛己平调气血，《古今医案按》在痹篇中记载了他运用补中益气汤、加味归脾汤，加味逍遥丸、六味丸等治疗的四则效案。温病学派的崛起，完善了热痹理论，清・吴鞠通《温病条辨》：“痹之因于寒者固多，痹之兼乎热者，亦复不少……。”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风湿客邪，留于经络”“风湿发热，萃于经络”。尤其是湿热致痹、暑邪致痹，从络病论治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清・王清任、唐容川突出论述了瘀血致痹的理论。王清任《医林改错》：“如古方治之不效，用身痛逐瘀汤。”唐容川《血证论》：“身体不仁，四肢疼痛，今名痛风，古曰痹证。虚人感受外风，客于脉分则为血痹。”由此可见历经金、元、明、清的不断发展，风湿病由最初的外邪论渐渐发展为内外合邪论，由单纯感受风寒湿邪渐渐发展为内伤气血、痰瘀互结、寒热错杂等复杂理论框架，由辨病基础上简单辨证渐渐发展为脏腑经络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等完整的辨证治疗体系，辨证论治终于彻底超越了辨病施治的模式而跃居于整个医疗活动的主导地位。辨证治疗风湿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然而对疾病具体特性的研究衰减了。

2 传统辨病辨证在现阶段的局限性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医学知识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渐渐成为医疗的主体。辨证论治渐凸显其局限性。首先，辨证论治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其次，辨证对于认识疾病的本质无实用价值，有悖于中医“辨证求因” “治病必求于本”的思想。如关节疼痛、畏寒、得温痛减，辨证属寒痹，然而此情况可见于骨痹、燥痹、痹等多种疾病，辨别寒热可针对性用药，但对把握整体疾病特点并无帮助。再次，有些情况无证可辨，如体检时发现白塞病引起动脉瘤，患者并无不适，舌脉无异常，医生常无从下手。传统辨证论治在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显得力不从心。

原有的辨病方式也有诸多局限性。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医家只能根据四诊采集的症状、舌脉，以主症、病因为诊断标准来辨病。中医病名往往是模糊的、笼统的，不能反映某种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和规律，因而难以反映出某疾病特有的病因、病机和发生、发展、转归的一般规律，对临床指导作用不强。如膝关节肿痛，下肢肌肉萎缩，中医叫鹤膝风。可见于西医的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感染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各种疾病的特点、转归均不同，鹤膝风的诊断对临床帮助不大。

3 现代中医辨病辨证的新模式

由于中医病的概念是模糊的、笼统的，证的内涵和外延也不确定；而西医病的概念是清晰的、确定的，并具有固定发展变化规律。现代中医既可利用现代医学手段去认识疾病的病理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也可运用中医传统理论认识疾病过程中的变化，病证结合的辨病辨证新模式应运而生。

中医辨病辨证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先辨病、再辨证。首先明确西医疾病，在此前提下，确定邪气的性质、特点以及正气虚损的类别和程度，然后将该病分型或分期分别拟定相应的方药进行治疗，这是目前普遍采用的形式。如冯兴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分为湿热痹阻型、寒湿痹阻、瘀血痹阻、肝肾亏虚型[1]。颜文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早期治脾，祛风除湿；急性期清热解毒；中晚期补肾壮骨[2]。病证结合模式近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有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等病证结合优化方案的研究[3]，还有基于病证结合的中药网络药理学研究等[4]。发展模式从单纯专家经验向循证医学方向发展。另一种是先辨病、再专方、后辨证。首先确定西医病名，再以中医基本理论分析疾病本质的病机特点，据此立法组方，作为主治疾病的基本方，即专病专方。在专方基础上兼顾具体病例的个体差异、病程长短及邪正消长态势进行辨证加减。如房定亚认为类风湿关节炎本质是内毒、湿热为患，创制验方“四妙消痹汤”，成为类风湿关节炎活动期治疗之专病专方[5]。汪履秋认为风邪、痰湿之邪在致痹的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以丹溪的上中下通用痛风方为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基础方[6]。在专病专方基础上研制出大量有效、方便的中成药，使传统中药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此外现代中医积极推进中医病名改革，参照西医疾病诊断标准，建立新的中医疾病分类标准，如痹、大偻、筋痹、骨痹、燥痹、皮痹等，使现代中医风湿病的内涵更为科学、丰富[7]。

纵观风湿病的历史发展，辨病与辨证一直交织在一起。大部分是以辨病为主、辨证为辅。实践证明，此模式符合人类认识疾病的思维发展模式，受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条件限制而各具特色，而总的趋势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随着医学探索的不断前进，现代中医仍会面临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辨病与辨证会以不断变化的姿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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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姚华，汪悦.汪履秋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经验鳞爪[J].

篇3

我国是最早使用音乐给人体治病国家之一。战国到清代的历代文献中均有大量相关论述和临床实例的记载 [1]，早在《吕氏春秋・适音》中就有：“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2]，说明那时的古人已认识到音乐可以调节人的心境与性情，进而使人的行动更得体，更符合礼教。随着历史的发展，作为养生怡情的媒介，音乐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诊病治病的手段。

1五音

《灵枢》中最古的音阶仅用五音，即宫、商、角、徵、羽。古人通常把宫作为音阶的第一级音，把五音与五脏相配：脾应宫，其声漫而缓；肺应商，其声促以清；肝应角，其声呼以长；心应徵，其声雄以明；肾应羽，其声沉以细，此为五脏正音。相传五音是由中国最早的乐器“埙”的五种发音而得名，相当于现在的12356 do、re、mi、sol、la。

2音乐疗疾

用音乐治疗疾病最早见于《内经》。在《内经.金匮真言第四》中有：宫为脾之音，大而和也，叹者也，过思伤脾，可用宫音之亢奋使之愤怒，以治过思；商为肺之音，轻而劲也，哀者也，过忧伤肺，可用商音之欢快使之高兴，以治过忧；角为肝之音，调而直也，叫呼也，过怒伤肝，可用角音之悲凉使之哀伤，以治过怒；徵为心之音，和而美也，喜也，过喜而伤心，可用徵音之火热使之惊恐，以治过喜；羽为肾之音，深而沉也，吟者也，过恐伤肾，可用羽音使之思索冥想，以治过恐。其中详细地记载了宫、商、角、徵、羽五种不同的音阶调治疾病的内容。用心、肺、肝、脾、肾五脏的生克关系，结合宫、商、角、徵、羽五音和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对人体发病的病因病机及治疗作了论述。本文试从中医理论的视角来解读中医五音用于治疗疾病的机理。

3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最主要的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音乐疗法与中医学相通的共同法则。阴阳和谐、平衡是中医学和音乐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古代音乐的音调变化、高低宽窄、音色清浊、音量强弱、层次疏密、节奏快慢、结构繁简等无不遵循阴阳变化的规律[3]。节奏分离、音响强烈的刺激型音乐属阳；节奏轻缓、旋律圆润的安静型音乐属阴。其中众多过渡型和混合型的音乐，即是阴阳变化的反映[4]。

4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也是中医学最主要的基础理论之一，是中医五行、五脏、五志理论的支架。五行学说认为，自然万物包括人同处于世界的五行结构之中。古人根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规律，把自然界中的声音分为宫、商、角、徵、羽五音，并将五音与五行、五脏、五志有机地结合起来。即“肝，在音为角，在志为怒；心，在音为徵，在志为喜；脾，在音为宫，在志为思；肺，在音为商，在志为忧；肾，在音为羽，在志为恐。”可见，中医很早就认识到声调的不同对人体五脏生理或病理活动以及人的情志变化有着相应的不同影响。它不仅丰富了中医学整体观念的内涵，还构建了声学与医学相关理论的框架。

《灵枢・忧恚无言》曰：“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说明喉咙、口腔是发声的主要器官。而喉咙、口腔又通过经络与五脏紧密联系，人体只有五脏气血充盈，运行通畅，才能正常发出声音。可见，五脏与声音有密切关系。五脏精气充足、气机调畅是发出各种声音的先决条件，即“五脏外发五音”。由于五脏的形态结构不同，所藏精气有别，参与发声作用不同，所以五音又分别与五脏有选择性的相应关系，即“五音内应五脏”。既然人的脏器在不同的季节具有不同的生理状况，而音乐又起源于对自然意境的模仿与再现，所以在脏器与乐音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相生相克关系，即可以用“五音”谱写的相应乐曲调式来刺激和补益相应的脏器功能，这可以称之为中医顺情音乐疗法[5] 。具体的说来，可表现为以下五种情况：

（1）角为春音，属木主生。正角调式能促进体内气机的上升、宣发和展放，具有疏肝解怒、养阳保肝、补心利脾、泻肾火的作用。可用于防治肝气郁结、肋胀胸闷、食欲不振、低下、月经不调、心情郁闷、精神不快、烦躁易怒等病症。

（2）徵为夏音，属火主长。正微调式能促进全身气机上升，具有养阳助心、补脾利肺、泻肝火的作用。可用于防治心脾两虚、内脏下垂、神疲力衰、神思恍惚、胸闷气短、情绪低落、形寒肢冷等病症。

（3）宫为长夏音，属土主化。正宫调式能促进全身气机的稳定，调节脾胃之气的升降。具有养脾健胃、补肺利肾、泻心火的作用。可用于治疗脾胃虚弱，升降紊乱、恶心呕吐、饮食不化、消瘦乏力，神衰失眠，肺虚气短等病症。

（4）商为秋音，属金主收。正商调式能促进全身气机的内收，调节肺气的宣发和肃降，具有养阴保肺、补肾利肝、泻脾胃虚火之功效。可用于治疗肺气虚衰、气血耗散、自汗盗汗、咳嗽气喘，心烦易怒、头晕目眩、悲伤不能自控等病症。

（5）羽为冬音，属水主藏。正羽调式能促进全身气机的潜降，具有养阴、保肾藏精、补肝利心、泻肺火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虚火上炎、心烦意躁、头痛失眠、夜寐多梦、腰酸腿软、低下、阳痿、肾不藏精、小便不利等病症[6]。

5乐者，亦为药也

名医朱震亨曾经说过：“乐者，亦为药也。”音乐与中医药亲如手足，互相渗透。乐疗之理即药疗之理，用乐如用药，乐有归经、炮制，五行选乐广为应用；乐有升降浮沉、四气五味、配伍、反佐及个体差异。草木无情而乐有情，载道养生则“用药不如用乐矣”。音乐能改变气质、陶冶性灵、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具有富于人文关怀而又高于药物的功用。在古希腊传说中，太阳神阿波罗是掌管音乐和医疗的神。据说，当他同时拨动诗琴的两根弦时，就可以使受箭伤的人减轻疼痛。当时，人们默认音乐和医疗归属于同一个神，它们都可以治疗病痛。

音乐治疗融人本精神和生命科学于一体，迅速发展成一门现代学科。中国先民们早就开始探索宇宙旋律与生命节奏的秘密。音乐疗法是中医治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音乐与中医有着不解之缘。

由此可见，音乐对人体状态的调节及疾病的治疗有一定作用。中医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五行对应五脏、五音的理论蕴涵着丰富的音乐治疗思想，为音乐治疗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LIU Gang.Music therapy walksalonein an awkward position.Goat City Evening Paper，2000（3）：17.

[2] 钟志廷.中国音乐治疗的发展与展望[J].中国冶金工业医学杂志，2005，22（4）：395397.

[3]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