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性的特点

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为纵线，世纪年代作为横线，制作了一幅科技发展的示意图，它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他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还指出：“我常喜欢用一种相对来说缓缓上升的曲线来说明中国的演变，显然这曲线比欧洲同一时期，譬如说公元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演变过程的曲线上升得高，有时高得多。”（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第65-85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56年版。）我国四川大学周仲壁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周孟璞两位先生在《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初探》（注：《自然杂志》13卷11期第333页。）一文中也以中国的自然科学大事、西欧的自然科学大事和著名科学家的人数作为纵坐标，世纪年代为横坐标，制作了三条增长曲线，从中国的那条曲线看，同样显示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增长是缓慢而连续的。然而，在4000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由于新兴封建制度优胜于奴隶制度，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正是它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战国末年写成的《吕氏春秋》，其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称得上是这种农业科技的论文开端。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中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乐器、玉器等36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的记述，显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内部的细密化及其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记载了大量实用力学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同时，它也是古代力学与光学论说的代表作，“力”概念的提出，光直线传播思想的揭示，使这部著作更增添了亮丽的光彩。可以这样说，《考工记》与《墨经》一起作为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出现的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生产、生活实践中取得的丰富经验进行抽象概括的成果。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十进位值制和筹算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为后世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数学体系的形成确定了基础。有关天象观测的记载详尽准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天文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料。在地学方面，《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以人体器官整体观、阴阳五行论与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的研究与实践为重点，兼及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并在临床上显示出杰出的贡献。

我国人民寻求对自然界物质本源的认识，继五行、阴阳说之后，元气说与原子论是两大发展线索，它们的确立都分别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荀况与墨翟。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经过了春秋战国的长期酝酿、积累和实践，到这时达到了量变足以引起质变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为科技活动和科技新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它呈现出科技人才辈出，科技著作大批问世，科技成果辉煌，科技对生产的渗透与协调日益显著等诸多特点。

《九章算术》以及《周髀算经》的成书显示出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独特数学体系的形成，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为此它将重新焕发青春，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在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而以张衡为代表对天文仪器的研制和对天象的观察与记录以及论天三家为代表的宇宙论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的固有传统。《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更加切合医疗的实际应用。《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论衡》、《淮南子》、《淮南万华术》、《周易参同契》、《尔雅》等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知识。

在生产技术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像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造纸术更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则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论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的对立与斗争，是我国科学思想史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即使后者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考察也有其值得吸取的精华。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又一时期。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可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与郦道元的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统治阶级为满足自身、政权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多方面需要，通过完善教育体系，举行多元化考试，奖励发明创造和培养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长、推动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而安定与富裕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则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怀疑、探索、创新的学风催促知识分子中具有务实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着科技的发展。这一切使宋元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均有突出成就。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以沈括、苏颂、郭守敬、李冶、秦九韵、杨辉、朱世杰、赵友钦、毕升、陈＠①、王祯、李杲、李诫、曾公亮等为代表的科技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以《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四元玉鉴》、《武经总要》、《王祯农书》、陈＠①农书》、《革象新书》等为代表的科技著作纷纷面世，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以陈＠①《农书》与王祯《农书》为代表，先后总结了宋元时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后者所附录的“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方面的重要成就，成为后世记述农具图书的范本，反映了当时农学的高度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不仅总结了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还根据实地调查，在制图方面取得成绩，其精确度已达至较高水平，成为明清时期我国舆图的范本。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在这些学科发展的同时，诸如水利、冶金、印刷、瓷器、机械制造、建筑、纺织、交通工具、兵器等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以张载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自然观和以沈括为代表“验迹原理”和科学方法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无疑是哲学和科学发展到北宋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对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朱熹的理一元论的自然观对当时科技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明清时期虽相对于前发展势头明显下降，但这一阶段问世的一些著作，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育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与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分别显示其集医药、乐律、农业和地学大成的特点。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技术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科技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王夫之、王廷相、戴震的元气本体论使张载的自然观更臻完善和具体化。明末清初中西科学成就交融与会通的起步以及清代传统科技仍然缓慢推进也是清晰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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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4-0088-01

一、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定义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高超精湛的技艺,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

二、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

(一)石器时代

据记载,造物的起源是在170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当时我们的人类祖先就开始用兽皮、象牙、羽毛来装饰自己,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石器的制造艺术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大量的彩陶,其造型各异。

(二)商周战国时期

在商代早期,采用多范分铸法制造大型的青铜器,到商代晚期,青铜铸造技术高度发展。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工艺,从铸造技术到艺术风格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铸造工艺由传统的渐铸发展出了蜡模、焊接、镶嵌等工艺,形制由传统的礼器向着生活日用器转化,神秘的宗教色彩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轻松自由的新风格,并出现了许多精美绝伦的青铜工艺器。

(三)秦汉三国时期

从中国古代青铜工艺发展的总趋势来看,秦汉时期是一个走向衰落的时期,与战国时代相比,秦汉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在数量还是品类上都减少了,造成这种现象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它工艺门类的发展。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唐朝国力空前的强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稳定、最强大的国家。这使唐朝的工艺美术显得多姿多彩。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三彩了,它是烧制的一种低温铅彩釉陶器,很好的证明了当时的科学烧制技术促进出工艺水平的提高。

(五)五代两宋和辽金西夏元

宋代的瓷器艺术飞跃的发展,瓷器在生活中的应用面明显增大,饮食器、茶具和酒具是宋瓷重用量最大的。到了辽代,建筑以建筑体量的视觉范围来设计总体布局。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印刷业很发达,并且运用了活字印刷技术。金代后期,陶瓷也有所发展。元朝是多文化交汇的时代,来自草原的蒙古族喜爱繁丽的装饰和金等贵重的工艺材料。

(六)明清时期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的时代。明代工艺美术承继了宋以来的美学追求,具有端庄、简约、健实等审美特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各个门类在清代更加完善化,其品种之繁多、手法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前代。

三、科技进步的含义

科技是改变资源以满足人类需求的知识总和;科技也是人们控制和改变自然环镜的手段和方法。所谓科技进步就是我们运用用科学、材料和人力资源,以达成人类期求目标的历程;科技进步就是运用我们的知识、工具、和技能以解Q实际问题并扩展人类的能力。

(一)科学技术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联系

科学技术与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工艺美术依靠摆脱实用功能的束缚来追求精神的人格自由;而科学技术则是在不断满足人体对物质的需要。

(二)科学技术的独立性

科学技术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用即美”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把使用价值向审美价值的有条件的转化作为简单的统一。相反,如果把形式美作为技术美的全部,客观上又否定了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排斥了技术美,这也是不正确的。

篇3

一、科技伦理思想在农业文明中孕畜

中国科技伦理思想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它是嵌在古代社会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说到底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相应地，传统的科技伦理思想也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时代的特点，从经济上讲，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依附封建特权、缺乏独立的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盘根错节；从政治文化上讲，就是完整、系统的以儒生为主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和教育感化制度相得益彰；从政策措施上讲，就是“重农抑商”和“重文轻技”政策的珠联璧合。在农业立国的国度里，农业需要丈量土地、观测天象，由此产生了为农业服务的数学和天文学，当然也产生了直接服务于农业的农学。而农业文明还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战胜疾病和自然灾害，因此产生了服务于农业文明的医学。可见，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四大科学一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都直接或间接与农业文明有关。而在技术方面，大量的技术发明如铁犁、水车、石墨等是与农业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密切相关的。因此，带有浓郁的农业文明气息的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决定了传统科技伦理具有农业文明特有的精神气质。

二、科技伦理思想在科技实践中壮大

1.在科技实践活动中，直接或间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成为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产生发展的前提。

2.科技实践活动的发展丰富了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内容体系。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博大精深。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知识伦理、技术伦理、营造伦理、医学伦理、生态伦理。

3.科技发展推动科技职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利用、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逐步增强，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日益扩大，在此基础上，陆续开辟了新的产业部门与社会职业。

三、传统伦理彰显了强大的张扬功能

在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传统伦理思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传统伦理道德向科技实践活动的广泛浸润和渗透。中国古代形成了以儒家为主，道、佛为辅的传统伦理文化，儒家的伦理文化始终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因此，传统伦理的张扬功能，又主要变现为儒家伦理道德对传统科技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2.科技实践活动自主选择和吸收传统伦理道德。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主体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技实践活动选择和吸收传统伦理道德的过程，其实就是科技主体对传统伦理道德内化和外化的过程。在内化过程中，科技主体对传统伦理或选择、或吸收，并内化为科技信念和良心。在外化过程中，科技主体把内化的信念转化为科技行为准则，并自觉服从它。内化与外化过程相互交织，螺旋式地上升，不断推动科技主体沿着道德的阶梯不断攀升。

四、科技伦理在善恶矛盾斗争中发展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传统科技伦理的发展就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在这个矛盾斗争中，始终伴随着对矛盾：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其中善与恶是主要矛盾。

善与恶作为道德领域的特殊矛盾，它们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科技活动最根本的善恶标准就是看其道德价值取向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同一科技活动，当它给社会大多数人带来利益时，就会被赞誉为善的行为，就会得到社会的鼓励和支持。在善与恶的斗争中也贯穿着与假的斗争。科技之真是富有力量的。科学技术之“真”主要表现在其客观性、自主性和怀疑性三个方面。客观性是说科学技术内在的根本内容及其外在的评价标准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主性是说，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受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但其内在的逻辑的自我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抗拒的。科学技术的怀疑性是说科学技术不怕遭到怀疑，真金不怕火炼，真理愈辩愈明。传统科技之美来源于科技之真。传统科技之美表现在其独创性、统一性、和谐性和简单性四个方面。独创性表现为传统科技的新奇美，统一性显示出传统科技的崇高美，和谐性引发出传统科技的和谐美，简单性则凸显为科学技术的质朴美。科技之真善美战胜假丑恶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但从总的趋势看，科技之真善美最终要战胜假丑恶，在曲折中走向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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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在科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层面有着一定的优势，而在技术层面的弱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近几十年来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中医现代研究过程中，没有充分按照中医学理论观念去发展中医现代技术，使得目前中医临床诊疗技术存在着要么几乎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要么脱离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等，没能有效地促进中医学术进步和中医诊疗的能力及水平的发展，导致中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这也是制约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1 技术在中医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发展上看，所有关于发展的理论都承认技术变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如何评价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个十分复杂的工作。有学者认为，“技术是社会过程之一；它一方面是技术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或过程。社会由技术变革定形，反过来，技术变革又受社会影响。有人设想……(技术)只是在人不想控制它时才失去人的控制。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既由那些它决意优先应用和发展的技术来决定，也由那些它所创造的技术来确定”(萨洛蒙，1981年)。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与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事业；而技术是为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法、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由此，技术包含了手段、方法、工具和应用规则几个方面。有人也将技术划分为软技术和硬技术。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类在判断科学和技术进步时，往往以所运用的生产技术的物质手段为依据，即以硬技术为依据。换言之，就是以物质手段为依托的技术往往是判断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对于具体学科而言，有的学科长期没有进展，其根本原因是技术上的创新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一门学科、一个领域，抑或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大趋势下，注重在中医科学原理下，融合现代适用技术，发展中医现代技术，是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更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从医学发展的角度看，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医学技术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学赖以实现社会职能的物质手段。医学技术具有常规技术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点，它的研究、发明、应用与推广是医学科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标志。医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对医学发展和医疗实践的能力和水平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人们一般将医学技术硬件看成是医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于医疗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以来，在医学技术的价值导向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现代医学也因此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层次上，从客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上，认识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揭示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的规律，寻求更为精确、便捷、有效的诊疗手段。从中医学历史发展上看，中医学的产生并不是从理论开始的，而是从原始的、朴素的、简单的治疗手段开始逐渐积累、总结、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祖先通过不断实践和创造，历经数千年演变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医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与方法。从砭石到九针，从神农尝百草到丸散膏丹汤饮酒露的制剂技术，从推拿正骨手法到小夹板的应用，从三部九候到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都是时代的创造，都是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医学领域的领先技术。几千年来，直至18世纪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学就是依靠这些技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医诊疗技术与方法，中医的理论观念就无法在医疗实践中体现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中医学的优势是通过中医技术来体现，也将通过中医技术发扬光大。

2 影响中医技术发展的因素分析

近50年来，中医行业和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中医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特别是在脉象诊断技术、舌象诊断、经络诊疗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甚至有些技术的研发被列为国家的科技计划项目。经过近50年的努力，取得了20余项中医技术成果，到目前为止，已注册专利的中医技术与仪器共100余项。但目前在中医临床所应用的诊疗技术几乎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研究开发的现代中医诊疗技术没有被行业认可并得到推广，大多数只能停留在单纯成果或专利的状态而束之高阁；没有攻克一批对中医现代化发展带动性大、覆盖面广、关联度高的关键技术及其配套集成技术，影响了中医学术的创新和发展，影响了中医优势和特色的发挥，影响中医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影响了中医在中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中作用的发挥。分析其历史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2.1 尊古尚古的传统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人立论的习惯是言必称尧舜，言必称三代，法古、崇古、尊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素养。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下，中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言必称岐黄，法必尊仲景；加之传统的“师承授受”教育模式，导致中医从业者在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基础上，更加崇拜和维护“恩师”的技艺水平，并以能达到恩师的境界水平为追求的目标。这种尚古思想和习惯本无可厚非，但正是这种极端尊重传统的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创新和发展欲望的萌生，影响了技术的发展。

2.2 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视技术的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技术的观念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①中国古代“学”与“术”没有明确的分工是十分明显的。凡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可作得，但凭你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就是了。②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技术，如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但是这些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的，而不是基于科学理论或原理而发明的技术。而且，无论是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都是靠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换言之，技术(手艺)源于经验的积累，传授也靠口授和弟子们在实践中的经验再积累。③自古以来，人们在观念上是轻视技术的，是“奇技巧”。因此，便使其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而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在这种环境下，中医的诊疗技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是可以理解的。

2.3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较强的实用性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本身特点看，虽然理论性不强，但偏重实用，而且大多技术具有以不变应万变、一专多能的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能够应对实际中的任何问题，不需要有新的替代技术产品。如起源于周代，一直很让中国人骄傲，并将其视作先进象征的筷子(箸)，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但从科学发展角度来看，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不含任何复杂的工艺技术。可这种虽然简单、原始的筷子，直至今日仍然是能够胜任国人饮食所需的主要工具。

中医的诊疗技术也是这样，无论舌诊还是脉诊，无论针灸还是推拿，几乎亘古未变，仍然是中医医疗实践中的主要而且是有效手段。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这种较强的实用性和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医疗实践的需要，但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2.4 软技术的特性限制了中医诊疗技术向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方向发展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把技术区分为“获得术”和“制造术”两大类。获得术包括学习术、知识获得术、利润获得术以及斗争术和狩猎术；制造术包括农耕术、医疗术、建筑术以及生产工具和艺术品的制作术。近来，有学者提出应该“回到柏拉图的技术原点”来认识和发展技术，并依此将柏拉图的两类技术归结为硬技术和软技术。对于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操作被归结为硬技术，而对于人类之行为和心理的操作被归结为软技术。软、硬技术如同计算机的软硬件：一方面，硬件配置相同的计算机由于软件配置不同而具有截然不同的能力；另一方面，高效能的软件在硬件配置低的计算机上运行会受到很大限制的。

一般说来，硬技术是以“物质”为载体，而软技术是以“人的心理和人的行为”为载体。软技术作为技术属性，首先必须是“操作”性的知识体系，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各种工具、程序和规则体系，是以实践为目的，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服务”。其次，软技术的操作知识根植于人的内在的操作意识活动；其操作领域包括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以及被心理活动(感性、情感、价值观等)所支配而体现出来的行为，因而“技术参数”是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参数；软技术提供服务的方式，除产品外，更多的是以服务、过程、规则、制度等无形的形式；各种软技术的内容、功能和特征，根据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根据内在的心理活动和社会环境得以表现、塑造或改变。因此，软技术是围绕人的思维、思想、情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和组织的行为、人类社会进行创造和创新的智力技术。

在很大程度上，中医的技术是属于软技术范畴。首先，中医通过四诊获取人的健康状态的信息后进行辨证、立法、处方的过程，是通过感知和理性思辨认识疾病、确立治疗方案的过程。其次，从操作对象和思维方式看，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其基本的思维形式是区别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具象思维，即通过感官获得对事物的具体感知，是医生的主观感知病人的客观。数千年来，中医注重的是内在的、个体化的洞察力、感应技术和思辨技术。第三，从技术参数上看，基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中医将人看作是自然、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人的因素、社会因素、时间因素、地理因素等都是中医技术的重要参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自然也就成为中医诊疗实践中的重要原则了。

鉴于此，在几千年中医发展的历史中，历代医家更注重卓越的思辨能力和体验技术，并且这些能力和技术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中医临床实践的需要，因而就影响了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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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五千年历史中有过辉煌的创新与发明,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极大推进了各国发展的步伐。英国着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在公元3 世纪到13 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有着卓越的贡献,“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萨顿在厚达4000 页的专着《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 世纪,他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家名字,而中国科学家就有249 人。但是,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繁荣只是相对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学习的西方。中国人开始摆脱“一向以自己为中心”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中国的科学文化为什么得不到持续的繁荣呢?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繁荣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严重地束缚着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佳佳网

    一、传统文化“重政务,轻学术”的传统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二、逐渐教条化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产物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所以只能培养出背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闭门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做学问只是注释、考据先贤的着作,极少创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继承不创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经束缚很大。到了元明之际,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八股文,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内容,使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生致力于国家政务,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为他们所不齿。这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兴起,更加深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封建的纲常名教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束缚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士)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由于行走于国家政权之外,科学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开展不下去。比如说墨家,墨家的阶级基础是手工业生产者,除了一部分手工业者积累起了充分的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则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等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战国之后,手工业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所以,已无能力研究与他们手工业有关的科学了,这样,墨家及其传统在后世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况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摈斥,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几乎中断、绝响。

    三、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与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与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体思维缺乏个体逻辑分析,是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这一整体思维方式是以忽视部分乃至否认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区别而强调由整体分解出部分、进而由整体的性质来决定部分的性质,这就必然要以思辩和直觉来维持。人们往往不通过逻辑推理的过程来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现象,而是借助于直觉洞悉自然,而这种直觉往往与日常经验或类比推理联系在一起。一旦对自然现象提出的疑问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或者超出了人们所能直觉的范围,这时人们往往就会否定这一疑问,而不是进一步加以研究。

    这种整体性在中国的医学、农学、天文学,甚至中国的逻辑学中,则表现出一种没有经过逻辑分析的总体观念。所以中国科学文化中对大自然的理论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代科学一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国传统科学研究往往由于缺乏形式逻辑及其分析的研究必然带有思辩性和猜测性,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

    四、中国科学研究重实用不重理论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科学的繁荣是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的共同兴盛,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重大的科学理论被发现有关。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等三大理论的发现,揭起了近代西方科学大发展的序幕。但是中国的研究往往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而进一步的理论则是无人问津。中国古代注重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忽视对人、社会以外的大自然的研究。儒家始终抱定一种坚定的态度,“认为只有人与人的社会才值得研究。”[5]道家甚至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彻底地杜绝机械、机事、机心,才能使全社会还朴归真。墨家虽然研究了大量的光学、力学、数学等问题,且这些工作大都是开创性的,但是,它也不重视对自然的一些普遍问题的研究,而注重的是社会上发生的实际问题,如技术问题,这就是说,它也没有自己的自然哲学,即对自然界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同时我国发达的兵、农、医、艺四大实用科学传统,都是为现实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如天文学的研究,历代王朝都设立专官观测天象,修改历法,而历法的制定和修改与皇权神授的政治目的相联系,把天象作为社会人迁的重要征兆。科学着作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对看到的事可以想些什么就很少有人去探究了。农学着作主要是记述生产经验,很少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天文学主要是记载观测数据及观测到的现象,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哈雷慧星从春秋到清末被记录31 次,但发现其出现平均周期的却是十七世纪科学家哈雷;医药学也是经验的汇编,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而《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重要着作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实用科学着作,对科学理论却极少涉及。

    实用理性的知识趣味,决定了中国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主要是来自于那些经验的实用技术,以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但是并不热心于没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统,以及仅仅为证明理论的科学实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技术、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向高级形态的发展。

    五、结语。

    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科学精神即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判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赋予理性至上的权威,在科技方面表现为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而且科学发展重视以实验为主,所谓科学实验就是对假设理论进行检验。实验的过程不但可以检验其正误,往往还可能提升或推翻这个理论。正因为这些文化传统,西方人士比较习惯大胆假设,小心论证,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性的成果。相反,中国科学的发展由于缺乏科学论证的态度而最终不能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转换。

    [参考文献]

    [1] 钱兆华。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 年(3)。55.

篇6

中国社会五千年历史中有过辉煌的创新与发明，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极大推进了各国发展的步伐。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有着卓越的贡献，“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萨顿在厚达4000页的专著《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世纪，他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家名字，而中国科学家就有249人。但是，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繁荣只是相对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学习的西方。中国人开始摆脱“一向以自己为中心”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中国的科学文化为什么得不到持续的繁荣呢？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繁荣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严重地束缚着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一、传统文化“重政务，轻学术”的传统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二、逐渐教条化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产物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所以只能培养出背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闭门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做学问只是注释、考据先贤的著作，极少创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继承不创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经束缚很大。到了元明之际，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八股文，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内容，使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生致力于国家政务，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为他们所不齿。这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兴起，更加深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封建的纲常名教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束缚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士）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由于行走于国家政权之外，科学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开展不下去。比如说墨家，墨家的阶级基础是手工业生产者，除了一部分手工业者积累起了充分的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则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等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战国之后，手工业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所以，已无能力研究与他们手工业有关的科学了，这样，墨家及其传统在后世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况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摈斥，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几乎中断、绝响。

三、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与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与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体思维缺乏个体逻辑分析，是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这一整体思维方式是以忽视部分乃至否认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区别而强调由整体分解出部分、进而由整体的性质来决定部分的性质，这就必然要以思辩和直觉来维持。人们往往不通过逻辑推理的过程来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现象，而是借助于直觉洞悉自然，而这种直觉往往与日常经验或类比推理联系在一起。一旦对自然现象提出的疑问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或者超出了人们所能直觉的范围，这时人们往往就会否定这一疑问，而不是进一步加以研究。

这种整体性在中国的医学、农学、天文学，甚至中国的逻辑学中，则表现出一种没有经过逻辑分析的总体观念。所以中国科学文化中对大自然的理论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代科学一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国传统科学研究往往由于缺乏形式逻辑及其分析的研究必然带有思辩性和猜测性，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

四、中国科学研究重实用不重理论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科学的繁荣是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的共同兴盛，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重大的科学理论被发现有关。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等三大理论的发现，揭起了近代西方科学大发展的序幕。但是中国的研究往往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而进一步的理论则是无人问津。中国古代注重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忽视对人、社会以外的大自然的研究。儒家始终抱定一种坚定的态度，“认为只有人与人的社会才值得研究。”[5]道家甚至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彻底地杜绝机械、机事、机心，才能使全社会还朴归真。墨家虽然研究了大量的光学、力学、数学等问题，且这些工作大都是开创性的，但是，它也不重视对自然的一些普遍问题的研究，而注重的是社会上发生的实际问题，如技术问题，这就是说，它也没有自己的自然哲学，即对自然界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同时我国发达的兵、农、医、艺四大实用科学传统，都是为现实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如天文学的研究，历代王朝都设立专官观测天象，修改历法，而历法的制定和修改与皇权神授的政治目的相联系，把天象作为社会人迁的重要征兆。科学著作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对看到的事可以想些什么就很少有人去探究了。农学著作主要是记述生产经验，很少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天文学主要是记载观测数据及观测到的现象，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哈雷慧星从春秋到清末被记录31次，但发现其出现平均周期的却是十七世纪科学家哈雷；医药学也是经验的汇编，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而《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重要著作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实用科学著作，对科学理论却极少涉及。超级秘书网

实用理性的知识趣味，决定了中国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主要是来自于那些经验的实用技术，以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但是并不热心于没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统，以及仅仅为证明理论的科学实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技术、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向高级形态的发展。

五、结语。

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科学精神即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判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赋予理性至上的权威，在科技方面表现为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而且科学发展重视以实验为主，所谓科学实验就是对假设理论进行检验。实验的过程不但可以检验其正误，往往还可能提升或这个理论。正因为这些文化传统，西方人士比较习惯大胆假设，小心论证，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性的成果。相反，中国科学的发展由于缺乏科学论证的态度而最终不能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转换。

[参考文献]

[1]钱兆华。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3）。55.

篇7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是英国人，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者。1943年，李约瑟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代表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在华工作的三年多期间，萌发了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想法，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到近代却落后了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把问题的答案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二是中国地理环境造成了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先介绍李约瑟的研究，并尝试对“李约瑟难题”给予解答。

一、“李约瑟难题”和李约瑟本人的解答

李约瑟说：“西方人似乎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与艺术文明，其实不然。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全世界首先发明了磁性指南针、炸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接种牛痘。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认识到营养缺乏症的国家，最先发明冶炼铸铁的国家。在他们的传统药物中，在今天仍有几种具有巨大的价值和用处。”

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是有能力发展出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世界领先的，但是近代却落后了。他认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statecity）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 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李约瑟问：“为什么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他认为，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也没有中国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所以就必须建立大一统的官僚封建国家。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使李约瑟赢得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敬重。许多中国人认为，李约瑟把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重新发掘了出来。他提出的“李约瑟问难题”，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对李约瑟的解答并不满意（如果满意，也就没有所谓“李约瑟难题”了），仍然有许多人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过直至现在，中国学者的解答并不比李约瑟本人的答案有多大进展。在笔者看来，在解答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什么”，只有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才能准确地解答问题。

二、李约瑟问题的准确表述

李约瑟并没有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表述清楚。

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另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

还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发达，但却没有创立出理论科学？”

这几种表述看起来似乎差别不大，但它们的侧重点显著不同，这就导致不同的探测方向。第一种表述首先确认“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对中国没有象西欧一样“发展出近代科学”感到奇怪。按照这一表述，既然中国科学技术前期发达而近代落后，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寻找落后的原因。第二种表述的前提大不相同，它认识到，不只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甚至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既然文明古国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那就说明文明古国陷于落后状态具有普遍性，西欧后来居上产生了近代科学，说明西欧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如果要寻找近代科学产生的原因，那就必须研究西欧的特殊情况。第三种表述看到，古代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应用技术”方面，而在理论科学的归纳和创新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成就，例如逻辑上的三段论推理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等简单的理论成果都没有归纳出来。这一看法区分了“应用技术”和“理论科学”，引导人们探讨中国何以缺乏理论归纳成果的问题。

历史事实是，中国和其它文明古国都出现了许多简单的应用技术（但无法比较谁处于领先地位），近代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例如蒸汽机）出现在西欧，近论科学也在西欧建立和发展起来，是西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都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对于这些现象，人们头脑中的问题可以归结为：

1、文明古国为什么只出现一些简单的应用技术？

2、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何以出现在西欧？

3、理论科学何以都被欧洲人总结归纳出来？

阐明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就解答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三、文明古国为什么只出现了简单的应用技术？

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但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高额赏金是刺激发明创造的好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对发明创造活动给予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出来了。假如没有赏金和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项目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由于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四、技术突破受制于市场

不过，西欧一系列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来自生产中精细的分工，分工来自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中世纪前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广泛的水陆运输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生产中的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这样，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既通过生产中精细的分工间接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又因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没有市场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收益的提高，是不可能出现生产技术突破的。

五、中国商品市场对生产技术的制约

长期以来，中国市场一直没有发展到带动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因而并没有引起精细的分工，制造业还必须进行复杂的手工操作。直接研制和发明那些进行复杂操作的机械装置难度很大，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没有利用市场获利的前景，预期收益显然大大低于预期成本，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从事研制，于是生产技术就陷于停滞状态。可见，中国生产技术长期未出现突破，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长期不发展。

喜欢追根究底的读者会问，中国市场为何长期不发展呢？

不少人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发展归咎于小农传统观念的影响、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锢以及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小农观念、儒家思想和抑商政策都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用它们来解释市场发展的状况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中国商品市场长期不发展，也应当是人们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中国文明本部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陆路运费又太高，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由陆路运输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辐射范围不超过10公里。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费。除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外，中国古代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还有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由于运输费用很高，它们到达最终消费地时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的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要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基本产品难以致富，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直到时代，国家仍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上面已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六、技术发明与理论科学

在英语中，“科学”和“技术”完全是两个概念，技术是指实用技术、应用技术，它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创造出新的产品或者提高劳动生产率，简单地说就是能够直接获得利益，科学则不同，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产物，所以往往称为“科学发现”，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理论的东西。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科学发现（理论）容易转化成应用技术，使人获得具体利益，例如科法拉第发现并归纳出电磁感应定律，这属于科学（发现）。当人们利用这一定律制造出发电机和电动机时，科学就转化为技术，直接应用于生产造福于人类了。有的科学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技术，但对基本生产活动可以作出指导性贡献，例如牛顿的力学定律；还有的科学则不容易转化为应用技术或者根本不能服务生产，例如四色原理的证明、费尔马定理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证等，它们与应用技术相差很远，很难把它们应用到生产中创造财富。

欧洲科学兴起的历史表明，理论科学是由技术发展推动的。如果技术发展没有提出需要给予理论解答的问题，也就根本不会有理论科学的出现。关键问题在于，既然理论科学并不直接服务于生产，不能使理论发现和创新者获得利益，何以会有人去从事理论研究呢？

大多数情况下，基本原理的归纳者都是实践者，他们需要在实践中应用理论，这就使他们直接获得了收益。但复杂、高深的理论却不能由实践者发现和提出，往往来自于大学任教的学者或国家的研究机构，因为这些高深、复杂的理论无法直接获得利益，所以也只能够由国家资助。

古代中国没有创造出理论科学，道理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从容易转化为生产技术的理论科学上说，中国市场发展（更正确些说是不发展）的状况制约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操作中的分工，导致生产技术陷于停滞，根本提不出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从这一方面说，中国人没有创立理论科学，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无法转化为生产技术的复杂、高深的理论创新来说，它们都建立在对基本原理进行科学归纳的基础上。中国在理论创新上没有多大贡献，是因为没有人去进行基本原理的归纳；之所以没有人去进行归纳，是由于长期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的经济生活没有产生出对科学原理进行理论归纳的“需求”。逻辑上的三段论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剩余法）都是如此。中国人也早已使用这些方法进行推理，探求事物的因果关系。之所以没有人对其进行归纳，是因为这种归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作用——不但终生活动在几公里范围内的农民不需要它们，而且统治国家的军政官僚和文人学者也都不需要它们，所以归纳出来写成书也没有人看，写书人将得不到任何补偿，所以没有人进行归纳就是没有人去做对人对己都无用的工作。这一归纳工作之所以由英国哲学家穆勒完成，是由于英国经济生活的发展已经产生出对这些方法进行总结归纳的“需求”，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这一归纳工作也能够使个人获得实际利益。

可以认为，中国历史上理论创新成果很少，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生活没有为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创造出获利的空间。

七、李约瑟评价

许多中国人以为李约瑟在“科学技术史”学界占有很高地位，其实不然，即使在他的母校英国剑桥大学，他也不具有多高的学术地位。可以认为，中国人推崇李约瑟博士，不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由于他对中国人的感情。

作为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介绍给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中国人的爱戴和尊敬。但是他关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论断，他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做法，他关于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探讨，都表明他根本不懂得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

首先，关于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说法，完全是李约瑟博士的主观臆断。如前所述，一般应用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具有偶然性，所以根本无法比较谁先进谁落后。从理论科学说，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创立了平面几何的公理体系，用逻辑方法推导出几何学大厦。初学几何的人往往瞧不起“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这样的道理，因为这样的道理不仅童叟皆知，而且连狗都知道（跑近路），所以关键问题并不在于知道不知道一些道理，而在于能不能把它用理论科学的形式归纳出来。直至19世纪人们才认识到到，任何科学都必须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人们因而更感到欧几里德的伟大。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理论科学，怎么能够硬说“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呢？

李约瑟之所以认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也许正与他不能把“科学”和“技术”严格区分有关。由于古代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这一说法往往使过分推崇中华文明的人难以接受），所以近代以来的翻译家就把科学和技术连带统称为“科学技术”，导致许多中国人把“科学”和“技术”混同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李约瑟博士是英国人，把英语中差别很大的两个概念混同理解，则是难以原谅的。

其次，李约瑟解答“难题”的方向，与问题本身的提法也自相矛盾，违背了最起码的逻辑。他提出问题前提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只是在近代（15世纪以后）才落后了。既然古代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就不能到形成古代社会的情况中探讨原因。但是李约瑟（的回答）却正好立足于遥远的古代，他把原因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这一制度至迟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形成了。他在探讨形成官僚政治的原因时，又谈到了中国地理环境导致的治理水患的必要，这一探讨实际上又追溯到大禹治水时代。就地理环境来说，它从中华民族诞生时起就一直在起作用。既然它们能够促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那就根本不可能用它们解释近中国代科学技术的落后。

李约瑟关于中国建立水利网的材料及其分析，最早见于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的报告，这一材料和分析与历史事实相差很远。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农业基本上靠天然降雨，从来就没有修建抗旱水利网。按照材料中治理水患的说法，都是指在洪涝灾害发生时组织人力疏通洪水使之流入大海（大禹治水），但黄河泥沙含量大，下游经常淤积改道，直至现在也没有形成水利网，治理水患与中国统一政权的建立根本没有关系，用它解释中国统一政权的建立甚至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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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1-0001-03

一、西方玻璃与中国陶瓷

西方玻璃技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国际考古界逐渐确认了公元前20―15世纪，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为世界玻璃制造的发源地，公元1―4世纪罗马时的吹制玻璃器皿已很完美。显然中国是陶瓷大国，中国瓷器发展经历三次飞跃。中国古代玻璃无论相对瓷器还是相对西方玻璃都处于弱势地位或从属地位。

一定意义上，玻璃仪器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没有玻璃的生产与使用就没有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我们知道，西方丹家及炼金术士很早就在实验室中普遍使用玻璃仪器，显微镜发明的事实使人类的眼界走入微观世界，它的发明对生物学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望远镜的发明有革命性意义。“日心说”的胜利归功于伽利略的直接明证，而他的证据的取得就在于自1609年后他首先使用望远镜对天体加以观测研究。伽利略的观测结果使哥白尼的理论得到同代人的认可，如，开普勒将哥白尼的圆周运动改为椭圆轨道后提出行星运动三定律，接着牛顿在此基础上将天上的运动和地上的运动统一于数学公式，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二、玻璃与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

在玻璃与陶瓷的生产和使用及其不同作用中，笔者以为，生动地体现着西方与中国的两类不同的信息、文化传统。

从信息论角度说，人与其工具系统存在着“全息统一、相协进化”的关系。因为人类越来越依赖于进化着的体外的物化工具的中介而展开、来完成，在新的心理和行为活动的方式的进化中集中体现着新的物化工具的进化水平，而在新的物化工具水平上也直接凝结着新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方式的进化。这也正如先生所说，中国的文化就像陶器一样，中国陶瓷作为“体外的物化工具”就是从华夏大地上生长出的有代表性中国文化，同时，陶瓷反过来又塑造着中国文化。

因为，从认识论看，人，作为一个高级的智能系统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怎样把外部世界存在的客体信息转变成为知识(认知)”。而显然正是“信息”在多重意义、层次和尺度上构成了人的认识发生和过程展开的中介环节，或者说，“信息”是认识构成一个现实的过程的主客体之间的“中介”。

我们同样认为，人类的信息认识活动有其共同的特征和普遍规律，但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都自有其特点。这是由于同一信息可以在不同的载体中传递，而人的感官功能的特异化，恰恰可以对自身统一的混沌客体的不同方面的特征进行相对于某一感官的抽取；这种抽取产生的固然是对客体某一方面特征的映象，但是，它却是依赖于感官结构的相对映象。这个相对映象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感知对象的哪一方面的特征依赖于特定的感官结构，如眼睛看不到气味，耳朵听不到颜色；二是就某一感官映象的状况来看，它也不能不受到产生这一感觉映象的感官结构的限制，如人的视觉不同于青蛙和猫头鹰的视觉，有色盲的人的视觉也不同于正常人的视觉。由于主体的这种参照系作用，客体的映象是在主体状态对客体信息的整合和规范下在主体中建构出来的，主体对这个建构出来的客体映象并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观察者，而是一个直接内在的建构者。所以，我们创造的世界既是真实世界的“影子”，也是我们的“特定”精神世界的“影子”。

通常的共识，我们中国人所把握的特定世界的特征，如表现在文化方面，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内省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外求的文化；中国文化是重情的文化，西方文化是重理的文化；中国文化注重直觉体验，西方文化注重逻辑分析等等。显然，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与玻璃中的信息、文化世界的区别。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更注重“悟”、“内省”与“心智”的力量，它更多地表现为真实世界的多级间接存在的信息、文化世界。而西方玻璃中的世界更是一个注重视觉影像、眼睛观看的一个外向的、透明的信息文化世界。

应当说明，一方面，眼睛并不是单独工作的，而是作为复杂的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工作的，眼睛看什么、怎么看，都受整个身心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眼睛只是人的感官的一种，除了视觉，人类还可以利用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等来感知外在世界。但是，视觉，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人类的认知方面则具有特别重要和特殊的意义。人对视觉的依赖感是很强的，正如“视觉思维”研究开创者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视觉是人类活动中最有效的感官。”因为，在人类所有的认识器官中，眼睛最敏捷，人脑获取信息，来自它的信息比例最大。如此，通过具体的有所侧重的信息活动方式，或者视觉中的影像信息、文化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探悉认知主体是如何思考与理解世界的。这正显示了不同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人的不同的信息、文化特征。

三、信息度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的一般表述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对“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本人的“破解”是因为中国是“官僚体制”，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我国学者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李约瑟本人的回答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决定论”，与此相似的还有“科举制和激励结构论”等。用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的不同特征与不同方向予以解答“李约瑟难题”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是一个宏观的视角，还没有回答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的不同特征与不同方向之所以发生的根源，从而以更微观视角分析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科学技术可以视为一种信息、文化现象。它是把握、创造和实现信息、文化的过程，而就科学技术表现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方面来看，它是人所创造的信息、文化的实现了的形态。在科学技术中，创造和实现信息、文化的过程和这一过程所达到的结果直接地统一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过程和这一过程的产物直接统一着。因此，从信息、文化的不同传统来回答“李约瑟难题”是一个有效的思路，而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方式与其赖以展开和完成的物化工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必然的相互作用、影响与规定，所以，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国陶瓷与西方玻璃作为实例分析是问题破解的一个突

破口。

从现象上说，玻璃仪器在近代科学革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重要角色。中国古代虽然也存在玻璃业，但它的发展及影响可以到忽略不记的地步。显然，中国是陶瓷、冶金大国，所以，中国古代丹家主要使用陶瓷和金属器具。中国古代丹家不研究气体及对液体反应研究不多，无疑都和使用器具的不透明性有很大关系，这使我们不能像西方人一样利用玻璃的透明性直接用眼睛观看物质反应、变化的现象，进而错过了许多发现的机会，消弱了中国古代化学的成就。因此，可以认为，玻璃技术的落后使中国化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中国古代化学向近代的演进。同样，在天文观测和生物观察上，由于玻璃仪器发明的欠缺也不能作出相应的重大发现。所以，仅从仪器工具的角度看，这在技术条件上使中国失去了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科学是一个探寻知识信息的系统，而探寻知识信息的途径必需依靠科学方法。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取的结果才能成为一个知识体系，科学的方法是统一规范的，可重复的。陶瓷中的信息、文化特征是一种崇尚悟性的文化，所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多是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也不能模仿的东西。如果没有先天的智慧和悟性，一般是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的。例如中医，文学，哲学，戏曲等等。讲求悟性，不注意寻求方法论，往往不善于对方法进行积累和简单化。而任何知识信息如果没有方法论，如果没有对知识信息进行总结、归纳，一般人就很难进入这个领域，即使进入了也要“从新”开始，这本身就影响了知识信息的继续积累更新和发展进化。

在笔者看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还在于方法论上不注重眼睛的观察，不重视视觉影像信息。这里，可以由我们引以为豪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汉字进行说明。古老的汉字更多的反映了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然而，这种所谓可直接“视读”的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所视之世界更多的非着眼于描摹客观事物。因为，象形之像，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是直觉、主观体验。虽然，一方面，可以说每个象形字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创造性思维信息，但是，它更多地表现为真实世界的多级间接存在的文化信息世界，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更多的是对自然的、客观事物的神秘想象。相反，玻璃中的视觉信息世界是一种近乎“直接”的思维，它根据对事物的生动视觉印象，“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是社会结构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化。然而，不透明的陶瓷，一定程度上“封闭”了中国人的视野，而把中国人神秘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内向的世界意识；而西方人借着玻璃的敞亮把其世界向外穿越，形成了一个开放、扩张的世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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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而后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的这种礼仪被称为“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影响巨大，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毕生的心血诣在呼吁恢复周礼，足见对其重视。虽然到了近代，“礼”开始束缚人的发展而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文化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它从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也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也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模仿。礼文化其实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外化。

从汉字“天”的写法中可以窥测出，“天”本来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单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万物，指包罗万象、天长日久的自然母亲。人类从自然中来，是大自然孕育并养育了人类文明，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对此有着一致认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文化上的主导所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包含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亦即“万物一体”。在天地万物的整体结构中，诸个体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对人和万物有养育之恩；其次，中国古代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类才知道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三大学科农学、中医、天文学中，而且还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与国民性格的形成，这里不做赘述。

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以道驭术

道在中国文化中最为著名的意思是“道德”，对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经》，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如果说中国文化有着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灵魂。我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重视农业，对待“百工”等手工业者或者商业的态度则有所限制。以道驭术思想在道家那里体现为“道法自然”，强调劳动者与工具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

纵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历史，以道驭术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伦理指导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医学、算学、天文学四大学科领先于世界，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成果的美名远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这些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见证，也体现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

以道驭术的思想与西方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活动观念不是等同的，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和“德”的理解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经世致用

宋元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种种阻碍而进程缓慢，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价值观也出现曲解和滥用，逐渐体现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关于善的释义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文化萌生的先秦时代，礼乐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主流，礼乐文化中包含着孕育生灵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类刚刚脱离蒙昧时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体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止于至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度”有很好的启示，现代社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发的问题却令人堪忧，追求利润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体现了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代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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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B.古代科学与技术之间开始走向结合

C.纸的应用带动了相关技术及文化的发展

D.古人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承与创新

解析 本题考查同学们对基础知识的深度理解和从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材料中“以雌黄改‘宵’为‘苜’”的记载”和成语“信口雌黄”是关键信息。矿物颜料“雌黄”类似于今天的修正液，说明纸的应用带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由此延伸出的成语“信口雌黄”丰富了汉语，所以说纸的应用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材料中没有提到印刷术，也没有提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或科技的传承创新问题。

答案 C

点拨 综合近几年的高考试题，主要是围绕四大发明命题，所以我们在学习此内容时应该多留心。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材料型选择题注重对获取信息和解读信息能力的考查，认真阅读材料是做好材料题的基础。在阅读时要根据题意抓住关键词语，提取有效信息，排除无效信息。其次要联系教材及相关历史知识，进行知识迁移，将材料反映的内容同相关知识进行有机的结合。

例2 《十袈斋养新录》载：“自明以来又多一教……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与这段记述相符的作品是（ ）

A.王阳明《传习录》 B.文征明《点阐贴》

C.顾炎武《日知录》 D.吴承恩《西游记》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同学们分析和理解历史材料的能力。材料中说自明朝以来三教之外“又多一教”，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并且它通俗易懂，流传广泛，“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联系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又多一教”指的是小说这种世俗文化。

答案 D

点拨 有关古代中国科技文化的材料多是文言文，给解题增加了难度，要充分利用教材知识来帮助我们理解和翻译文言文材料。

科技文化不能独立于经济政治而存在，在考查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时，经常涉及到经济史和政治史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做题时要打开思路，不要囿于文化史的范围。以本题为例，联系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助于我们理解材料并得出答案。

例3 著名学者、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说，语言使人类别于兽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语言的产生是自然的造化，文字的创造是文明的奇葩。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字大家庭里，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下面关于汉字与中华文化关系说法错误是（ ）

A.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B. 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C. 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与发达的汉字是分不开的

D. 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

解析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字，文化不能记载和传承，A项正确。汉字不仅有使用价值，还有审美价值，比如书法艺术，唐诗、宋词、对联等这些艺术形式只能寓于汉字当中。汉字文化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B项正确。语言无优劣，文字有高低，世界上很多语言没有文字或只有一些简单的文字，而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是一种发达的文字系统，C项正确。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四大发明，其实汉字也是。历史上我们的邻国日本、越南、朝鲜等都曾使用汉字，只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停止使用。

答案 D

例4 从甲骨的刻符、青铜器的铭文，到笔画详备的楷书，缀连成一幅生动的文字史画卷。观察以下图片，可以得出的准确认识是（ ）

A. 甲骨文具有现今文字的某些特征

B.楷体汉字飞舞飘逸便于抒情达意

C.甲骨文字是不可识读的刻画符号

D.楷体汉字形态直接演化于甲骨文

解析 本题考查对材料信息的归结提炼和所学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以及对中国古代汉字的发展演变这一知识点的掌握。甲骨文和现代文字都是象形文字，根据题干图片文字比较可知，甲骨文与现代的文字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根据所学知识，甲骨文是可识读的文字，楷书之前是隶书、小篆，楷书工整规范，“飞舞飘逸便于抒情达意”指的是行书或草书。

答案 A

1.著名科技史专家江晓原曾说：“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现在仍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只有sciences（学科），没有science（科学）。这种观点反映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什么问题（ ）

①古代中国科技发展落后 ②中国古代科技重实用，缺乏理论概括和分析 ③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主要通过经验的总结和典籍整理取得 ④古代中国社会注重社会人文问题的探讨，不重视对自然的探求，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②③ D. ①②③

2.中国古代书法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些时代特点，如“宋人尚意”，即通过字体书写，表现自己追求的意境。下图为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局部），就很能体现“尚意”的特征。这幅作品字体的特点是（ ）

A. 字形方整，笔画平直稳重

B. 字形扁方，笔画平稳舒展

C. 字形严谨。笔画密集繁复

D. 字形多变，笔画简约流畅

3.苏轼对下图评价：“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由此可见该作品（ ）

A.追求布局严整

B.富于色彩美感

C.受印象派影响

D.注重诗情画意

4. “豆棚茅舍，邻里聚谈，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多举戏曲之言词事实，以为资料，与文人学子之引证格言、历史无异。”材料主要说明（ ）

A.戏曲最初在民间街坊兴起

B.戏曲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

C.戏曲的兴起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D.戏曲剧本主要由历史故事加工而成

5.北魏孝文帝深受汉族文化影响，对汉族诗文很有研究，他最不可能研究过的诗句是（ ）

①“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②“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④“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 D. ①④

6. 古代中国文学主流的表达形式经历了赋——诗——词——曲——小说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反映了（ ）

①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 ②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 ③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 ④城市经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