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思潮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当代文学思潮，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文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受到政治以及社会的影响。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文学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模式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亟待解决。重构文学思潮史对我国的文学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想要促使文学思潮史持续发展，相关者在构建的时候，必须尊重文学作品本身，在充分考虑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科学的把握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问题分析

1.叙述方式墨守成规。对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先宏观整体（不涉及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是我国文学思潮史最常采取的叙述模式；再对比今夕写作的环境、背景及原因；最后分析文学作品本身”的模式，文学思潮史被圈定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很难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文学思潮史叙述模式是人们经过长时间总结、归纳出的既定模式，是前人叙述思路的模板，具备一定的先进性。然而正是这种“先进因素”的存在导致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方式仍然建立在现有的文学思潮史叙述基础上，难以有所创新和突破，继而严重的限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拓展与发展。

2.思考方式、思维模式缺乏创新。因为编写文学思潮史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文学史家，这些“大家”们熟知某些时段的文学作品、文学创造理论，正是这些思维主导了他们的编著思想，使他们认为文学主体与文学形式是构成文学创造思想的两个因素，文学形式存在的意义就是服务于文学创造。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文学史家在编著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就会受到思维定式的影响。尽管20世纪文学界就已经发现了这种问题，也就解决此问题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运动,然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新的文学思潮史分析了作品的主旨、人物的形象以及文学作品的成就，然而作品的个性却被一笔带过，严重者甚至完全被忽略。

二、分析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措施

1.从作品的风格地位出发讨论。20世纪早期，学者们在研究文学思潮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将“作品作者”当成重点，研究围绕着作者的背景、环境展开，详细地罗列了这些内容之后才会延展至作品本身，开始分析作品的写作风格以及作品的文本形式，这样就形成了“作家中心”的写作模式，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难以展现，文学思潮变成了舍本逐末的“架子工程”。基于以上，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关注点应被放在文学作品本身上，从作品本身出发，研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社会影响力，充分的感悟作品内部蕴藏的意义、精神，尽可能保留作品原汁原味的思想内涵，而不是主观的、过度的、片面的“替作者”阐释作品的外部特征。例如，在论述《阿Q正传》时，应以小说的艺术成就为始论点，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讽刺、议论以及古典与文言句式杂糅方面，再研究主人翁的性格、形象，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再在最后的阶段内指出小说的内涵及作者想要唤醒民族的英雄血性。

2.从宏观角度出发分类文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和著作都以时间为论述的轴线，这种论述方式的优点在于条理清晰，脉络清楚，方便人们快速的查找相对应的时间、历史、事件。然而这种以时间为轴的论述模式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弊端。因为太过于看重时间的先后顺序，因而极易导致社会史与文学思潮史相混淆，并最终使后者变为社会史的“复述”。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著作人应立足于宏观角度，分类文学思潮，使得文学思潮能够形成“块状结构”，继而能够专题化。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以及感性价值出发，利用作品内容展示历史、时代的变迁、发展，并揭示人性的发展历程，这样才能构建出完整的、科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3.兼顾各种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需要兼顾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各种思潮，继而形成互补的发展生态以及呼应的叙述张力。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研究作品本身上，在论述具体的某个思潮的时候，要严格的遵循历史的流动发展规律，按时间顺序描述作品，自然而然的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而不是以论述社会史为方法创作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4.打破文学研究中惯用的文学史概念。虽然惯用的文学史概念与文学史的论述模式一样具备某些优势，但这种优势在现阶段已经展示出了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以全面了解现有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为出发点,充分考虑时代背景和作者环境,然后采用全新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打破原有的概念体系约束，进而更加全面展示中国文化思潮史独具特色的意义和价值。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构建离不开敢于打破现有文学史的勇气、意识，要在充分尊重作品本身，尊重时代背景、尊重客观环境的基础上，以“异文体同”思潮的概念为借鉴依据，构建专题化的文化思潮总体框架以及新的思潮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流行线索，也才能实现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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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

早期的大众文化主要指Mass Culture而言，译为大量的、多数的、群众的、聚成一体的文化，含有无知、庸俗、偏见等含义，是正处于上升期的西方资产阶级对下层工人阶级粗俗文化状态的贬称。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认知基础。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认为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的产物，是欺骗群众的统治工具，目的就是制造大众的虚假需求，剥夺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反抗意识，使其盲目追求，甘心忍受资本主义的奴役。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涉足大众文化研究，其代表人物威廉姆斯（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不赞同将工人阶级的文化与上层社会的文化对立起来，开始用“Popular Culture”代替“Mass Culture”。

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兴起，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之后随着电视，尤其是网络等媒体的出现与广泛使用，大众文化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大众文化研究也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对大众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给后现代大众文化赋予了一种肯定的色彩，这在大众文化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公开宣称，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而是人民创造的。他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矛头完全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不同意把大众只看做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大众文化中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他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启蒙性和独创性。他认为，民间文化是从下面长出来的，是人们自发的土生土长的表达，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人民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表明大众文化可以制造积极的快乐。

二、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大众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信息传媒技术的全球同步传递，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失时机地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后现代大众文化也随之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笔者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大众文化研究，本文则主要着眼于中国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影响。笔者最近阅读了多篇中国当代研究学者所著相关文章，诸如刘建佳的《论当代青年大学生文化的现状与重塑》，徐景一、王迎春的《浅谈流行文化和世俗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刘红林的《论当前高校大学生时尚风潮的文化表征和引导策略》及肖尚君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文化及其塑造》等，发现中国学者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大多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对中国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影响给予消极的批判，认为其模式化、平面性、世俗性等特点极大地抑制了大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削弱了大学生对于道德、价值以及信仰的追求，使他们精神匮乏、信仰迷茫、追求享受，甚至走上消沉与堕落的道路。对此问题笔者认同约翰・费斯克的观点，认为后现代背景下大众文化的受众，尤其是当代中国大学生不只是被动受控的客体，他们在接受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具有积极能动性及判断力。因此我们要看到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大众文化对当代青年大学生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

三、中国大众文化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一）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有着彰显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身价值的需求，后现代中国大众文化为其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

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下，大众文化中交互性成分被无限放大，进入一个大众参与表演的时代。进入21世纪之后的短短10余年间，由于电视这一流行文化的核心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选秀活动，受到了大学生群体前所未有的关注。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选秀活动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参与表演的舞台。他们可以报名成为比赛选手，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艺，尽情地展现压抑在心中的张扬自我的愿望。他们也可以以观众的身份参与演出，因为观众同样可以成为场内及场外的大众评审，场内大众评审手中有决定哪位选手继续留在场上的权力，场外观众也可以用发短信或网上投票的方式参与到活动中。无论是选手还是观众实际上都成为了活动的参与者与表现者，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另外一个吸引大学生眼球的大众文化形式就是流行音乐与卡拉OK。流行音乐的主要受众是青年一代的大学生，他们在享受流行音乐给他们带来的美的享受的同时，同样也想要像他们心目中的流行偶像一样一展自己的歌喉，并展现自己对于音乐的独特理解，卡拉OK的盛行便满足了大学生的这种表现自我的欲望。此外，对于休闲运动的选择，如瑜伽、跆拳道、街舞、户外旅游也受到大学生的偏爱，成为他们张扬个性和释放压力的主要方式。

（二）后现代中国大众文化有利于培养青年大学生的挫折感及辨析力，引导其塑造健康人格。

“超女”、“快男”等选秀节目在选拔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环节“PK”。选手们在每一轮的晋级中都有可能被淘汰。虽然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希望自己能走到最后成为冠军，但一旦被淘汰，他们没有抱怨、没有叹息，用微笑鼓励继续留在舞台上的同伴。面对这样的挫折，他们表现出了超出实际年龄的心理承受力。同样，许多备受大学生喜爱的偶像剧中的主人公往往都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窘迫。但他们拥有美丽的心灵和超强的意志力，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绝不低头，一步步朝着自己的理想奋斗。他们这种承受挫折和失败的勇气正是年轻一代大学生所缺失的，是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素质。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大众文化表现形式从正面培养大学生的挫折感，磨练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坚强意志。同时我们也看到，选秀活动是不少大学生误认为进入娱乐圈是一条成功的捷径，使许多人的成才观、价值观、爱情观或多或少刻上了明星的印记。因此我们要利用选秀等活动从反面培养大学生的辨析力，引导他们在五花八门的大众文化潮流中去除盲从、虚荣的形式主义和享乐主义。

（三）网络媒体与网络文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本形态，为大学生提供了了一个公共、公平的表达与交流的平台。

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大学生网络逐步普及开来。例如在人人网或校园BBS的论坛中，往往只有一个话题，每个注册的大学生都可以针对此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相互交流心得。他们可以简单的赞成、反对，也可以进行专业的评论或分析，对于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甚至频频抡起“板砖”或“斧头”。跟帖也同样地被阅读或评论，大学生往往能够从这些充满生命活力和个性色彩的表达中找到共鸣。这样，大众的文化感受不再是私人性的，而是使大学生获得了公共、公平的表达和交流的途径。

（四）大众文化走进大学校园为大学生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交流搭建了文化通道，有利于大学生在走入社会之前熟知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即将面临的社会压力有太多的恐惧和陌生。

大学生生活在相对单纯的校园中，往往有些自命清高、唯美、浪漫的情怀，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或多或少地存在情感上、认识上和行为上的隔膜。而带有浓重的市场化、商业化气息的大众文化进入大学校园，使种种新鲜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进入校园，从而为相对单纯的校园增添了新的社会元素，是大学生在不经意间产生了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习得了一定的社会观念与行为模式。不难发现，大学生“愤青”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自我期望与评价也趋于客观。虽然他们不乏对社会不公和就业压力有所抱怨，但总的来看他们的心态还比较务实和理性，对即将步入的社会具有了更加包容的心态和平和的意识。

四、结语

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各种后现代大众文化形式随之铺天盖地地进入大学校园，值得肯定的是它们对当代青年大学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同时我们又要居安思危，有意识地避免其消极因素对大学生群体产生不良诱导。我们应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方面入手，引导大学生清楚自己该去追求什么，坚持什么，倡导什么，认清自己的努力方向，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能力，增长才干，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当代大学生群体的高素质带动未来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姜华. 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威廉姆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北京：三联书店，2005.

[5]陆扬，. 大众文化研究[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6]黄群英，张春芳. 大众传媒对大学生文化品位提升的负面影响及对策研究[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2），95-97

[7]刘红林. 论当前高校大学生时尚风潮的文化表征和引导策略[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3），136-140

[8]刘建佳. 论当代青年大学生文化的现状与重塑[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7（1），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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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内容看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以其反映原生态的现实生活，刻印着独有的文化印记，成为八十年代后期重要的文学流派。池莉的《烦恼人生》，琐碎地记录了武汉普通工人印家厚从凌晨到晚上的生活经历，成为新写实文学思潮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池莉曾说：“印家厚代表了整个凡人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凡人。”池莉在《烦恼人生》中，还原了印家厚每天面对的一切事情，工作、奖金、分房子以及种种家庭琐事，看似琐碎但却真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等全部展现在故事中。他要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作为父亲，他要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他的经济状况相对拮据，物质条件匮乏，甚至连洗漱和上厕所都是极大的问题；上班不得不挤公共汽车，赶轮渡；作为晚辈，他还要为岳父六十大寿的礼物操心。凡此种种，都是世俗平民的生活状态，是普通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印家厚的故事很真实，甚至真实之间还带有些许粗糙，然而越是这样，越能真切地反映出那个年代大众的生活状态，即新写实主义的初衷。较之先前提炼生活的作品，新写实主义文学将生活原滋原味呈现在读者面前，还原生活的本真。

二、从写法看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文学，以真实描摹生活为主，从而达到写实的目的。为了还原现实，作家运用朴实直白的语言进行写作，不讲究宏大的构思和情节，耐人寻味。

在《烦恼人生》中，池莉用质朴的语言描绘印家厚的生活。作者更像是用摄影机记录印家厚的经历，很难看到作者情感的介入。作者本着不干预、不夸张的原则，冷静审视印家厚的生活，从而滴水不漏地记录下他所经历的日常琐事，再现他的庸常生活。

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巧妙的构思，新写实主义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崇高，表现生活的原始形态，基本不会融入作家的主观情感，反对人为粉饰现实。作品少了修饰，多了纯粹，不再强调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主张艺术来源于生活再现生活。看似“流水账”式的叙事方式，却没有给人烦扰之感，家长里短的讲述当中多了真实与亲切。这种真实，不仅是作者呈现的真实，更是读者接受的真实，读者有更广阔的视野去体悟生活，犹如亲身经历，以文字为载体，独立思考，而不会受到作者、作品潜意识的影响。

新写实主义文学不仅在构思和语言上与以往的文学流派有较大差异，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有较大突破。拿印家厚来讲，他既不是形象高大的英雄人物，也不是卑鄙低俗的小人形象，而是世俗阶层中平凡而又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当时社会普通大众的发言人。印家厚性格宽厚，也小有才华，不论对家庭还是对工作都有极强的责任心。然而，面对生活的严峻，他不得不被现实生活所迫，变得孤单懦弱。但他仅仅是些许懦弱，并非堕落，他仍旧想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的内心有不灭的希望之光。

所以，新写实文学思潮，不管是作品内容题材、语言风格，还是作者选取的人物形象，都以写实为基础，同时又突出“新”的写实理念。

三、从内涵看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文学，是在社会l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必然有其深刻的内涵。

结束之前，文学的政治功能突出，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工具为政治服务，所以文学创作注重宏大的结构和典型的形象，即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大众开始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他们不再满足于已有的文学模式。同时，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希望看到反映其自身生活的作品，所以表现世俗生活的作品受到读者的青睐，新写实主义思潮的出现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写实文学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不只有故事中所讲述的真实生活，更有其深刻的内涵。在《烦恼人生》中，既然印家厚的人生如此烦恼，那么我们必然要去关注他对于烦恼的态度。虽然作品整体上呈现出比较压抑的灰调，但是在压抑中也不难发现印家厚的希望所在。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旨在以此映射一个社会阶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普通市民无不面临这些困扰，也无不接受这样的生活，怀着走出烦恼的希望找寻生命的意义，印家厚是这样，池莉是这样，这个阶层都是这样，看似灰色的基调中折射着希望。

而这些，虽然有批判的痕迹在，但更多的是新写实文学要传达出来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和希望意识，内涵深刻，发人深省。

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诞生的重要文学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烦恼人生》等一系列优秀的新写实作品的出现，给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吹来阵阵新风，这便是新写实思潮的独到之处，也注定会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留下深深的印迹，值得永久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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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文化思潮的不同流派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在作者的思想以及阅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它是作者内心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作者会创作出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思潮中也产生了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具体来说可以分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表现主义文学思潮、象征主义文学思潮，此外还产生了创造社、新月派、左翼文学思潮、等不同的文学流派，下文将做具体阐述。

1、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艺术形式，它是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事物的认识和实际情况相一致，在把生活融入写作的过程中，不过分的夸张和渲染，它和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是相队里而存在的。在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鲁迅的《阿Q正传》，作品中鲁迅通过对阿Q一系列滑稽可笑的行为，如说自己和赵老爷是本家、被打后说暗地里的谩骂、摸尼姑的头、爱看热闹、临砍头前大喊的“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折射出当时社会状态下人们的一种病态心理，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致使很多人读过《阿Q正传》会会觉得惴惴不安，总觉得在阿Q身上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具有很强的写实性。

2、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作者的个性和寄托，他们或者生性浪漫、豪放，或者在经过现实打击后选择的具有反抗性的精神，在作品中表现出大量的抒情成分，具有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文学形式的代表作家是郁达夫、徐志摩、冰心、许地山等。冰心作为现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大多有真挚情感的流露，母爱、儿童、自然是她作品的主题。《纸船》是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读全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充满孩子气的冰心一边折着纸船一边想象自己的母亲，在最后一句中通过奇特的想象，把希望纸船能够进入母亲的梦作为点睛之笔凸显出作者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新月社是由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作的文学团体，他们大多是留学人士写作风格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较大，在加上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在作品中直接表现为浪漫主义的色彩。《再别康桥》是徐志摩的代表作，通过一系列环境的描写表达作者细腻的情感处理方式，表达了作者的忧伤与不舍。

3、象征主义文学思潮

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和古代文学创作中以物言志、以物言情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大都通过对一个事物或时间的描写表现出社会的主流状态，对社会的不满会作品创作的源头，在文章中或者嘲讽或者批评。提到象征主义文学思潮不得不再次提到鲁迅，在《孔乙己》中他通过对孔乙己茴香的“茴”的四种写法的描写，讽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酸腐儒生；《血馒头》讲述了一家为治病用馒头蘸受刑人的血的事件，表现出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认知；《狂人日记》则直指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通过这一系列象征手法的运用，鲁迅的文学作品就像直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刀子，具有强烈的警示效果。

4、左翼文学主义思潮

左翼文学主义思潮是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吸收借鉴之下创办的一种先进行、激进性的文学创作形式。先进性是指它一改现代文学产生以来的资产阶级倾向，把社会主义理论融入文学创作的过程之中；激进性是对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文学形式，具有革命的倾向是左翼文学主义思潮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鲁迅、萧红、茅盾、张天翼等。在《子夜》中，茅盾为我们描述了30年代的上海，在民不聊生、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现代化都市的上海有钱人仍然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勾心斗角等生活，深刻的表达了作者的讽刺之情。《虹》作为矛盾的第一部作品，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开始时的亢奋和激动，直至失败后的对革命的动摇、对社会的失望，甚至导致他们精神的幻灭、意志消沉的情况下并逐步走向堕，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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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朦胧诗”和“朦胧诗派”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是经由新诗潮而得以产生的，“朦胧诗”是它的第一批文学作品。从60、70年代的地下创作，到70年代末“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80年代初引发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是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朦胧诗派”迎着热风冷雨，直到被社会普遍认可与接受，其生长和发展的不寻常历程，可以说是相当辉煌的。然而，到了文学多元化的80年代中后期，“朦胧诗”则开始淡出。“朦胧诗”以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神本主义思想文化统治的胜利而告终，这个胜利也是人本主义文学对“”文化专制的胜利，它使诗歌打破了建国以来的种种文学禁锢，而承接了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朦胧诗”不应被看作是一个诗歌流派，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适应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在文学上形成的一种思想潮流。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总要同旧的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因此，在“朦胧诗”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就有了新诗潮诗歌运动。

“朦胧诗派”崛起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主要有舒婷、北岛、顾城、杨炼、江河、多多、食指、芒克等。舒婷的《致橡树》、《中秋夜》、《四月的黄昏》，北岛的《回答》、《冷酷的希望》、《结局或开始》，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献诗》、《心事》，食指的《相信未来》、《命运》、《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江河的《祖国啊，祖国》、《没有写完的诗》、《星星变奏曲》，顾城的《简历》，杨炼的《乌篷船》，方含的《谣曲》等。其中，不少后来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首《一代人》作于1979年，这首诗是“朦胧诗”创作中最经典的名篇之一。舒婷的《致橡树》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这首诗热烈歌颂了诚挚、坚贞的爱情，当年曾脍炙人口。

虽然“朦胧诗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群体，但这些诗人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诗歌艺术技巧，所创作的诗作呈现出理性的思辨色彩和浪漫主义情怀，忧伤而不悲观、真挚而又沉郁，既有苦难中对理想的追寻，又有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信念、理想、社会的正义性、强烈的个人理性精神都通过诗歌表达了出来。

二、“朦胧诗”的产生与衰减

（一）“朦胧诗”的产生

“朦胧诗”的崛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它自1979年3月浮出水面，能在两三年内迅猛崛起，遍地开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前后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得益于举国上下痛恨“”渴望新生的政治热情。伴随着当时整个社会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求，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对未来的热切希望，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例如，顾城的《一代人》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刚刚过去的“”岁月的隐喻。“黑夜”、“光明”和我的“寻找”在这里的含义都是不言而喻的。《一代人》只有短短的两行诗句，以三个单纯的意象概括了生于逆境却始终不失信念的一代人异常复杂的心理经验和精神特征。《一代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代人“心灵史”的缩影，“朦胧诗人”所代表的这一代，都是在“”中长大，心灵的成熟包括着对苦难的承担，或是在不断地受伤害中经历成长，苦难给予了他们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们时时企图透过时代的阴暗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神的向往与追寻中战胜苦难。他们用诗歌表达了了“一代人”历经黑暗后对光明的顽强的渴望与执著的追求。

朦胧诗潮的社会起源和个人起源都与这一代人在“”中的个人经验有关。这些年轻诗人都有一个由信仰的狂热到理想破灭后坠入绝望的共同的“”经历，他们是这一代青年中最早觉醒并进行反思的一群。这群“”后期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青年，利用诗歌的形式，对现实进行反思，并追求诗歌独立的审美价值。“朦胧诗人”们从自我的心灵出发，谱写出一曲曲“心灵的呼告”，我们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二）“朦胧诗”的衰减

“朦胧诗”在“”期间以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一主题宣告其诞生，在经过近20年的坎坷历程之后，又以“提供历史的见证”这一主题宣告其消隐。至此，新诗潮诗歌运动也拉下了它的帷幕。在“朦胧诗”受到猛烈讨伐的1983年，“朦胧诗”的势头已衰减。衰减的原因，部分在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带来的模仿和复制；而“朦胧诗”过早的经典化也造成对自身的损害；加上艺术创新者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加强了他们尽快翻过历史这一页的冲动。对中国新诗有更高期望的“更年轻的一代”认为，“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探索的前景，但这不是终结，他们需要反抗和超越。

新诗潮的大多数后续者大多生于60年代，他们获得的体验和“朦胧诗”所表达的政治伦理判断不尽相同，也不大可能热衷于“朦胧诗”那种雄辩、诘问、宣告的浪漫模式。此时，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过程加速，公众高涨的政治情绪、意识已有所滑落，读者对诗的想象也发生变化。国家要求诗承担政治动员、历史叙述的责任的压力明显降低。在80年代中期前后，“纯文学”、“纯诗”的想象，成为文学界创新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这种想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即带有“对抗”的政治性含义，也表达了文学因为“政治”长久过多缠绕而谋求“减压”的愿望。回到诗歌自身，回到语言，回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意识，成为新的关注点。

三、正确评价“朦胧诗”

新时期诗坛上所出现的“朦胧诗”创作潮流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信号，也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朦胧诗”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独到的人文审美价值及其历史贡献。要想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不能仅仅从它的艺术创新方面来判断其意义和价值，我们更要把它纳入整个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把握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们对“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本质上也便是对新诗潮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

（一）“朦胧诗”的诗学贡献

“朦胧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其独特的诗质、题材、意象与语言是变革时代的诗歌特色的突出体现。“朦胧诗”强化了新时期诗歌的文本特性。诗歌是一种语句上分行排列、侧重抒发激情的文体，它特别讲求诗意的开拓和意境的创造。“”时期，对诗的文本特性的扭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在今天，新时期诗歌之所以能称得上“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诗的文本特性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并在其自身发展中得到了强化。“”的特殊的时代氛围造就了“朦胧诗人”独特的思维模式，而他们的创作实绩则体现为对诗歌新的范式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更多地感谢“朦胧诗”以及稍后的现代主义诗流，它们在恢复和强化新时期诗歌的文本特性方面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二）“朦胧诗”的时代意义

“朦胧诗”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这些诗人在诗歌精神和探索的主导意向上具有共同点。“朦胧诗”在开启新诗那些被长久封闭的空间上，在激发诗歌探索的激情与活力上，在推动当代诗歌艺术视野的拓展，寻找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的对话，以及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歌可能性等方面，都有难以忽视的功绩。在精神向度与诗歌写作上，“个体”精神价值的提出与强调，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至于说到“朦胧”，也应该是诗歌语言变革的重要一项。“朦胧诗”与当时“环境”构成的紧张冲突，根源于它的语言的“异质性”，它表现的某种程度的“语言的反叛”。因而，“朦胧诗”这一称谓虽受到不少质疑，却不一定就是十分离谱。

（三）“朦胧诗”的历史贡献

“朦胧诗”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朦胧诗”影响着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方向。在新时期诗坛多元并存、竞相争妍的诗流中，“朦胧诗”可以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劲旅。在新时期，没有哪一种诗歌、哪一种诗派能像“朦胧诗”那样如此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产生着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和持续的震荡，引发出关于诗歌创作与理论研究诸多深刻的话题。自“朦胧诗”诞生后，它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方向——返归诗的本体，注重审美追求。事实上，“朦胧诗”的出现正是诗歌自身审美价值凸现的一种表现，诗的文本特性受到最大尊重的一种选择，它是一种不可扼止的体现着一代诗人强烈创新意识的现代诗流。

四、结束语

“朦胧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诗界奇观，它作为一种崭新的诗歌思潮，以其清新蓬勃的诗风，奏响了中国诗歌现代化探索中最动人心弦的乐章。纵观“朦胧诗”走过的短暂而光辉的历程，它无疑是中国文坛的一次革命，其突出贡献是对文学本位的捍卫和诗歌范式的变革。为了尽可能对“朦胧诗”做出公允的评价，本文试将其放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考察，确认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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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朦胧诗”和“朦胧诗派”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是经由新诗潮而得以产生的，“朦胧诗”是它的第一批文学作品。从60、70年代的地下创作，到70年代末“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80年代初引发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是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朦胧诗派”迎着热风冷雨，直到被社会普遍认可与接受，其生长和发展的不寻常历程，可以说是相当辉煌的。然而，到了文学多元化的80年代中后期，“朦胧诗”则开始淡出。“朦胧诗”以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神本主义思想文化统治的胜利而告终，这个胜利也是人本主义文学对“”文化专制的胜利，它使诗歌打破了建国以来的种种文学禁锢，而承接了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朦胧诗”不应被看作是一个诗歌流派，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适应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在文学上形成的一种思想潮流。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总要同旧的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因此，在“朦胧诗”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就有了新诗潮诗歌运动。

“朦胧诗派”崛起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主要有舒婷、北岛、顾城、杨炼、江河、多多、食指、芒克等。舒婷的《致橡树》、《中秋夜》、《四月的黄昏》，北岛的《回答》、《冷酷的希望》、《结局或开始》，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献诗》、《心事》，食指的《相信未来》、《命运》、《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江河的《祖国啊，祖国》、《没有写完的诗》、《星星变奏曲》，顾城的《简历》，杨炼的《乌篷船》，方含的《谣曲》等。其中，不少后来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首《一代人》作于1979年，这首诗是“朦胧诗”创作中最经典的名篇之一。舒婷的《致橡树》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这首诗热烈歌颂了诚挚、坚贞的爱情，当年曾脍炙人口。

虽然“朦胧诗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群体，但这些诗人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诗歌艺术技巧，所创作的诗作呈现出理性的思辨色彩和浪漫主义情怀，忧伤而不悲观、真挚而又沉郁，既有苦难中对理想的追寻，又有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信念、理想、社会的正义性、强烈的个人理性精神都通过诗歌表达了出来。

二、“朦胧诗”的产生与衰减

（一）“朦胧诗”的产生

“朦胧诗”的崛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它自1979年3月浮出水面，能在两三年内迅猛崛起，遍地开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前后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得益于举国上下痛恨“”渴望新生的政治热情。伴随着当时整个社会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求，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对未来的热切希望，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例如，顾城的《一代人》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刚刚过去的“”岁月的隐喻。“黑夜”、“光明”和我的“寻找”在这里的含义都是不言而喻的。《一代人》只有短短的两行诗句，以三个单纯的意象概括了生于逆境却始终不失信念的一代人异常复杂的心理经验和精神特征。《一代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代人“心灵史”的缩影，“朦胧诗人”所代表的这一代，都是在“”中长大，心灵的成熟包括着对苦难的承担，或是在不断地受伤害中经历成长，苦难给予了他们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们时时企图透过时代的阴暗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神的向往与追寻中战胜苦难。他们用诗歌表达了了“一代人”历经黑暗后对光明的顽强的渴望与执著的追求。

朦胧诗潮的社会起源和个人起源都与这一代人在“”中的个人经验有关。这些年轻诗人都有一个由信仰的狂热到理想破灭后坠入绝望的共同的“”经历，他们是这一代青年中最早觉醒并进行反思的一群。这群“”后期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青年，利用诗歌的形式，对现实进行反思，并追求诗歌独立的审美价值。“朦胧诗人”们从自我的心灵出发，谱写出一曲曲“心灵的呼告”，我们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二）“朦胧诗”的衰减

“朦胧诗”在“”期间以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一主题宣告其诞生，在经过近20年的坎坷历程之后，又以“提供历史的见证”这一主题宣告其消隐。至此，新诗潮诗歌运动也拉下了它的帷幕。在“朦胧诗”受到猛烈讨伐的1983年，“朦胧诗”的势头已衰减。衰减的原因，部分在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带来的模仿和复制；而“朦胧诗”过早的经典化也造成对自身的损害；加上艺术创新者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加强了他们尽快翻过历史这一页的冲动。对中国新诗有更高期望的“更年轻的一代”认为，“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探索的前景，但这不是终结，他们需要反抗和超越。

新诗潮的大多数后续者大多生于60年代，他们获得的体验和“朦胧诗”所表达的政治伦理判断不尽相同，也不大可能热衷于“朦胧诗”那种雄辩、诘问、宣告的浪漫模式。此时，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过程加速，公众高涨的政治情绪、意识已有所滑落，读者对诗的想象也发生变化。国家要求诗承担政治动员、历史叙述的责任的压力明显降低。在80年代中期前后，“纯文学”、“纯诗”的想象，成为文学界创新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这种想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即带有“对抗”的政治性含义，也表达了文学因为“政治”长久过多缠绕而谋求“减压”的愿望。回到诗歌自身，回到语言，回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意识，成为新的关注点。

三、正确评价“朦胧诗”

新时期诗坛上所出现的“朦胧诗”创作潮流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信号，也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朦胧诗”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独到的人文审美价值及其历史贡献。要想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不能仅仅从它的艺术创新方面来判断其意义和价值，我们更要把它纳入整个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把握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们对“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本质上也便是对新诗潮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

（一）“朦胧诗”的诗学贡献

“朦胧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其独特的诗质、题材、意象与语言是变革时代的诗歌特色的突出体现。“朦胧诗”强化了新时期诗歌的文本特性。诗歌是一种语句上分行排列、侧重抒发激情的文体，它特别讲求诗意的开拓和意境的创造。“”时期，对诗的文本特性的扭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在今天，新时期诗歌之所以能称得上“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诗的文本特性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并在其自身发展中得到了强化。“”的特殊的时代氛围造就了“朦胧诗人”独特的思维模式，而他们的创作实绩则体现为对诗歌新的范式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更多地感谢“朦胧诗”以及稍后的现代主义诗流，它们在恢复和强化新时期诗歌的文本特性方面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二）“朦胧诗”的时代意义

“朦胧诗”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这些诗人在诗歌精神和探索的主导意向上具有共同点。“朦胧诗”在开启新诗那些被长久封闭的空间上，在激发诗歌探索的激情与活力上，在推动当代诗歌艺术视野的拓展，寻找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的对话，以及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歌可能性等方面，都有难以忽视的功绩。在精神向度与诗歌写作上，“个体”精神价值的提出与强调，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至于说到“朦胧”，也应该是诗歌语言变革的重要一项。“朦胧诗”与当时“环境”构成的紧张冲突，根源于它的语言的“异质性”，它表现的某种程度的“语言的反叛”。因而，“朦胧诗”这一称谓虽受到不少质疑，却不一定就是十分离谱。

（三）“朦胧诗”的历史贡献

“朦胧诗”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朦胧诗”影响着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方向。在新时期诗坛多元并存、竞相争妍的诗流中，“朦胧诗”可以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劲旅。在新时期，没有哪一种诗歌、哪一种诗派能像“朦胧诗”那样如此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产生着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和持续的震荡，引发出关于诗歌创作与理论研究诸多深刻的话题。自“朦胧诗”诞生后，它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方向——返归诗的本体，注重审美追求。事实上，“朦胧诗”的出现正是诗歌自身审美价值凸现的一种表现，诗的文本特性受到最大尊重的一种选择，它是一种不可扼止的体现着一代诗人强烈创新意识的现代诗流。

四、结束语

“朦胧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诗界奇观，它作为一种崭新的诗歌思潮，以其清新蓬勃的诗风，奏响了中国诗歌现代化探索中最动人心弦的乐章。纵观“朦胧诗”走过的短暂而光辉的历程，它无疑是中国文坛的一次革命，其突出贡献是对文学本位的捍卫和诗歌范式的变革。为了尽可能对“朦胧诗”做出公允的评价，本文试将其放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考察，确认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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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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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剧作中，都有不同的叙事内容与文学结构，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叙事与结构的变化是必然发展趋势，这也正是文学史进步的重要表现。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历史文学已成为经典，逐渐退出文学舞台，新的文学时代正在冉冉升起，当代文学正在用它特有的表现手法影响着现代人的精神思想。我国是文化大国，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学史起源相对较早，从古代传说故事到诗词歌赋再到明清时期的各类古典小说，各具特色并对人们产生深远影响，当一个时代的文学到达顶峰时，那么必然会迎来衰败，这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及自然守则。

一、当代文学整体的发展趋势变化

（一）大规模转战影视发展方向

文化包括很多方面也有很多表现形式，影视文学影响力巨大，相对纸质文学表现形式，影视文学面向的社会大众更为广泛，好的电视剧作品收看人数高达好几亿，是当代文学发展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很多文学家并不被大众所熟知，最后都是通过编写著名电视剧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很多电影或是电视剧的成功都要归功于编剧优秀的写作水平，这虽然是当代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势，但并不是绝对的，还是鼓励当代文学创作者能写出更多优秀的长篇作品，体现我国历史文化精神。

（二）短篇小说发展形势良好

当代文学很多著名作家对于短篇小说的态度相对较保守，不是很认同，也没有过多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短篇小说内容水准不断提升，受到大众追捧喜爱，改变了很多作家对短篇小说的看法。短篇小说发展形势好比是“快餐行业”，因为它的字数少、主题鲜明，阅读人数逐年不断上升，加上它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在文学发展市场上占有很大优势，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短篇小说更适合现代人生活节奏，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当代文学更注重网络市场

现在已是21世纪，网络信息时代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网络媒介是文学重要的传播手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网站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在网站中的文学作品从古至今都能找到，无论是经典著作还是现代小说亦或是原创的个人作品，甚至很多冷门的文学作品都能在网站中找到，越来越多的或是著名文学作家与大型文学网站进行签约，并且网站对于所合作的网络作家都有严格要求，这种形式不仅方便了人们阅读，更体现了当代文学发展趋势变化。

二、当代文学中叙事与结构具体变化分析

（一）当代文学叙化具体表现

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并且对文学发展史也产生很大影响，当代文学的叙事内容也发生很大变化。当代文学叙事中总是通过具体作品向人们渗透一种内在深处的核心思想，通过深入刻画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经历以及形象细节描述，引起阅读者看后的共鸣，会不由自主地将自身与小说中描述的人物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文学中，某些著作人物会那么深入人心，因为更广泛地深入人们主观意识中，当代文学作品叙事过程中，往往通过具体寓言故事或是人物经历揭示现实社会的丑陋与真实面目，引起人们思想上的统一，侧面大胆讽刺社会的同时代替人们表达心声，通过文字将人们内心的想法与不敢言语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

（二）当代文学中的结构变化

在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总体来说结构变化可以分为两种，首先是分时阶段的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了当代文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本质上的差别，在整体文学时代背景下，按照写作选材、文章类别以及陈述的现象进行依次排列。例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将80年代前后进行有序区别，分开排列顺序，或是将部分文学著作中按照古诗、小说以及散文等进行编排，这些都是当代文学中分时阶段结构变化。其次，就是不按照分时阶段结构进行排序，会结合不同当代文学作品进行具体排序安排，有的会按照作品内容进行排比归类，有的则会根据相应内容将同一文学现象进行排列，这两种排列顺序是当代文学的主要结构变化。

结语：

时代不断发展对文学史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当代文学中的叙事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但无论怎样的变化，这是一种体现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文字表现形式，承载着历史精神，要将我国文学事业继续发扬光大，提升国人综合素质，促进国家文学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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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6-0058-02

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为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该课程对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和人文素养、建构人文知识体系有重要作用。与其他文史专业的课程相比，当代文学是一门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学科，当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潮变动都会影响到本课程的发展与建设，课程本身的特性要求我们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在不违背文学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和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调整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近年来，我校现当代文学教学团队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文学审美感知力与鉴赏能力培养为重点，在各教学环节大胆探索，积极进行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研究和改革实践。

一、课程体系的改革

我校当代文学的课程体系历经多年建设而成，已较为完善，但面对高校教育改革的趋势，结合汉语言文学课程教学的新理念、新标准，我们整体优化课程内容，构建以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计中打破传统的当代文学课程重学术体系和知识传授的课程设计方法和教学理念，进行基于能力本位的课程开发与设计。立足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系统性，突出中文教育的专业性，立足学校的办学定位，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的现代教学体系。针对课程特点和课程实际，进行教材选编、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模式设计、实施方案建设和评价体系设计，构建知识、能力和素质并重的课程模式。经过改革之后的当代文学面向本科教育的既有课程体系，包含当代文学基础课程、当代文学提高类课程以及当代文学综合应用类课程三个知识模块，除了传统主干课程当代文学之外，又进一步充实、深化了配套选修课的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开设选修课，并增开了一些更具综合性和前沿性的当代文学提高类选修课程，如中国当代小说研究、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等，使选修课的课程结构更加合理，门类更加齐全，更好地满足了学生的学习需要。在整合学科知识的同时，我们又对文学史的教学理念进行了深入的改革，由原来注重知识的灌输到同时也强调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培养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结合起来。为此，我们新开了“当代文学作品选读”、“文学鉴赏与评论”等当代文学综合应用类选修课程，与当代文学基础课程、提高类课程相配套，探索性地全面设置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的课程体系，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课程内容的改革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课时的压缩变化，根据学科发展、社会需求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积极进行教学内容改革，对传统教学内容予以调整优化，教学内容科学。注重吸收借鉴本学科领域最新科研成果和先进的教学经验，探索性地将之运用于课程教学过程当中，教学效果较好。当代文学教学团队一方面针对课时减少、生源情况的变化以及高等教育由原来的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教学定位的调整等现实状况，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改革，因材施教，最大可能地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另一方面，积极关注高校教育改革的趋势，制定了相关的教改方案，改变了以往注重思想观念的灌输而忽视文学审美能力训练的弊端。

1.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传统当代文学课程的讲授极其注重“史”的勾勒，强调文学史“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文学性质的判定，文学思潮、派别论争讲得很多，这些纯理论的知识讲授难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思想观念的灌输往往使得教师满堂讲述还意犹未尽，学生却应者廖廖，而真正的教学目的即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训练更难以实现。在新的课程改革中，我们试图淡化“史”的线索，把学生审美能力与评论鉴赏能力提升到突出的位置。这既适合于低年级大学生的接受能力，也更适合时代的需求。

2.突出文学感受与鉴赏能力的培养。死记硬背学不好文学，更写不好文章，当代文学课程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感觉，就要求教师不仅重视字词句篇的分析和讲解，还应重视深层的意味、意蕴的审美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力与文学鉴赏能力。

3.科研成果转移到课堂上。本教学团队成员多有各自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可观的科研成果。团队教师加大力度通过基础课教学、选修课教学、专题讲座等各种形式将科研成果转移到课堂上。在当代文学课程体系的知识模块中，除了当代文学史等专业基础课在教学内容、评价方式上保持相对的稳定外，其他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查方式等方面都适当加大弹性指数，以利于教师充分展示自己的学术个性，把女性文学、90年代小说选讲等课程逐步改造成为教师科研转化教学的第一课堂，以此提高课堂教学的科研含量和学术品位，既有利于充实课堂、更新教学内容，又加强和完善了当代文学的课程体系建设。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当代文学课程合理进行教学设计，灵活运用多种恰当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有效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和学以致用的能力。

1.课堂讲授法。主要采用教师授课形式，每节课后安排5分钟左右的课堂答疑时间。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教师运用生动明确的语言，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知识。教师重点讲授当代文学史的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使学生明确教学重点和难点，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2.经典阅读法。当代文学课程改革十分注重引导学生对于经典作品的阅读。教师在学期之初为学生开列出必读书目，并不对这些作品予以提示性讲解，而是鼓励学生先自己读原典，之后再根据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疑惑去查找相关背景分析与研究资料，并鼓励学生尽量地用文字去抒发自己的阅读感受，文字内容可长可短，关键是学生要力争从作品中读出自己的见解，能言之有理。这是一个长期的审美鉴赏训练，在阅读中通过对于鲜活的文学形象、风格各异的文学语言的真切接触，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切实培养学生的一种文学感觉，为审美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3.问题教学法。“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设问题情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纲挈领，以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来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结合当代文学与当下文坛紧密相关的课程特点，教师与学生一起发掘当下文坛热点问题，让学生针对这些热点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例如我们已成功开展了“我看文学作品的‘穿越’现象”、“我看‘抄袭’现象”等热点问题的课堂辩论活动，学生分为正反两方，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热点问题阐述观点，发言踊跃，对于问题的剖析逐步深入，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当代文学的热情与主动性。

篇10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59-02

《白鹿原》中充斥着鬼魂观念、梦的预见性以及辟邪巫术风水等东方神秘的原始观念。同时又夹杂着儒家仁义、道家“无为”、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观念。这部表现宗法制农村生活和村落家族文化的著作，掀起了新时期民间思潮的一股浪潮。

一、民间思潮的滥觞

“民间的本来含义是指一种与国家权力中心相对立的概念，是指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下层人民在长期劳动生活中形成的生活风俗和心理习惯。”①民间思潮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当时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思潮和启蒙批判思潮为主潮中，民间思潮只能算是一股暗流。②“能够确认的真正自觉显现民间立场以及新的审美倾向的作家是从老舍与沈从文开始的。而1930年代《边城》的出现，标志性地显示了民间创作思潮的完成。这一创作流派，随着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的创作进一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民间的创作思潮。”③民间文学思潮大规模地出现，应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之后。80年代之前的民歌和样板戏是官方对民间文化的一种发掘。民歌将民间口头流传的民谣和顺口溜转化为书面创作。样板戏则是融合了民间古老说唱艺术，并将戏曲戏剧艺术推陈出新。

80年代的寻根思潮指向了民间文化中的野史、传说和神话故事，重于挖掘边缘性和地方性的文学，企图通过对民间文化的发掘重铸现代民族文化。这股思潮在80年代为中国文学的文化转型开辟了新的思路，但却走向了自身的边缘化和偏执性。大多数作家往往抓住某种民俗加以渲染，忽略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缺乏对现实人生问题矛盾的揭示，使得寻根文学最终走向了蛮荒僻远，在1987年寻根文学就渐入式微。

90年代至今，民间文学再一次掀起了一股浪潮。民间文学以都市民间文学和乡土民间文学为两个主要走向。都市民间文学的传统可以追溯至30年代的海派文学，特别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的鸳鸯蝴蝶派。张爱玲的《金锁记》展示了当时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百态生活。被称为张派传人王安忆的《长恨歌》应该可以算作是都市民间文学的90年代的杰出代表。民间文学思潮的另一脉，乡土民间文学影响比较大的有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及《檀香刑》和实的《白鹿原》。《白鹿原》具有史诗般的叙事风格，可以看做是白鹿两姓家族的家族史，也可以看做是陕西渭河平原地区乡村民俗的百科全集。

民间文学在学界虽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民间文化、民间信仰、底层人民生活风俗和心理习惯的挖掘，是民间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白鹿原》被称为“民间社会的挽歌”，《白鹿原》充分挖掘了中国底层人民的民间信仰，这种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民间信仰，使得本书具有独特的民间色彩。民间信仰被杨庆归类于佛道之外弥散的宗教，其内容大都不超出图腾崇拜、灵魂崇拜、巫术、祭祀等范畴。

二、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宗教实体，人们相信本氏族起源于某一种动植物或自然现象，这种动植物就被人们视为自己的祖先，这种动植物亦即图腾。人们将这种图腾视为本族的保护者，认为人和图腾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互渗关系，或者认为自己是由图腾转化而来，死后又会再次变为图腾。这种图腾成为世代相传的图腾神话，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崇敬它、崇拜它，后来逐渐发展到通过宗教仪式来祭祀这种图腾。弗雷泽说：“图腾保护人们，人们则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对它的崇敬，如果它是一种动物，那么，即禁止杀害它；如果它是一种植物，那么，即禁止砍伐或收集它。”④

白嘉轩在大雪地里发现一株绿油油的五片大小不一的小蓟，认为是传说中的白鹿。于是白嘉轩谋划出一条巧取风水地的计谋，先退后进，谋得鹿家那块风水宝地，随即给父亲迁坟。这之后，死了六房老婆的白嘉轩，终于让第七任老婆为其生了三男一女。女儿白灵死前借白鹿托梦，朱先生死后，一头白鹿飞向天空，都使人容易联想到百灵和朱先生就是白鹿的化身。朱先生是关中大儒，仁义善良，白灵反抗封建婚姻家长制度，思想先进，二者身上所赋予的思想内涵与白鹿作为被崇拜图腾之间有契合之处。甚至白嘉轩认为其子白孝文的改邪归正都是风水宝地、白鹿的保佑庇护。在这里白鹿已成为白鹿原上两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由一头白鹿演化而来的。

三、祖先崇拜

“鬼，人所归为鬼。从人像为鬼头，鬼，阴气，贼害”，⑤“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⑥鬼就其本义而言是对死人灵魂的称谓，在后来的演变中，由于死人的灵魂有不同的权能，故而把权力大的如族长叫做神，而把权利较小者称为鬼。后来又由于把人们的善恶分移到信仰对象上，神多为善良之辈，而妖魔鬼怪多为凶恶卑劣之徒。在《白鹿原》中，大儒朱先生犁毁罂粟、放粮赈济、只身赴乾州劝退兵总督、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问卜，朱先生是一位智者、预言家、道德完人和儒家传人。朱先生临死前只剩半根黑发，死后化作一只白鹿而去。无以数计的群众跪在雪地，香蜡插在雪下，阴纸在雪地燃烧，烛光纸焰连成一片，这是原上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村民通过打幡将死者亡灵引导入坟墓。白鹿原的村民已经将朱先生视为一种神来敬奉。朱先生吩咐家人在墓砖上刻上“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颇有些诸葛亮预示“无力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拂，八千女鬼”的神奇智慧，更把朱先生的神奇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

灵魂崇拜的另一层面是祖先崇拜，民间往往通过祭祖建宗祠等仪式来强化这种民间信仰。祭祖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活动，祭祖也是人与神的联系，多为向神祈求，邀取神的恩宠。《白鹿原》全书175次提到祠堂，祠堂被田福贤和鹿兆鹏作为轮番处理对手的场所后，祠堂恢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祭祖，在列宗列宗牌位前，点上紫色粗香，全族老少诵读乡约，作揖磕头三叩首，叩拜祖宗。白孝文辱没族规与小娥通奸，也是在祠堂被抽打。白孝文和黑娃后来衣锦还乡，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祭祖宗。在这里祭祖不仅是向祖先邀宠，期待庇护恩泽，更成为一种强化族人认同自己的仪式，也成为加强族人血缘认同的一种纽带。

四、巫术

白嘉轩第六个女人胡氏被鬼缠身，一撮毛法官坐鬼抬轿神速如风，头缠红帕腰系红带脚登红鞋抓鬼，将红布袋内的鬼放在锅里煮死焙干。这里的法官就是能操纵神的巫师。这种能操纵神灵的特殊能力就是巫术。弗雷泽提出“巫术――宗教――科学”三段论的进化模式，认为巫术产生于宗教之前，人们对超验的非正常的状况往往求助于巫术。

更厉害的厉鬼田小娥没能被法官收住，全族人造塔镇压厉鬼田小娥，是一种集体驱鬼的“巫术”。田小娥与黑娃通奸私奔，与鹿子霖苟合，设计陷害白孝文，逼死狗蛋，最终被鹿三所杀，因为没有子嗣，死后变成了孤魂野鬼。“没有后嗣，就不能获得祭祀，这样的‘鬼’在‘阴间’就得过着悲惨的‘生活’。这种鬼在空中流浪，给村里带来疾病与灾祸。因此，要举行镇抚它们的各种礼仪。”⑦小娥这一冤魂附身在鹿三身上，更被认为是白鹿原瘟疫的源头。弗雷泽提出了巫术的两条法则，其中一条是“类似法则”，认为相似的东西可以产生相似的结果。⑧例如用刀刺杀泥人像可以让真人感觉到疼痛。古印度佛教建筑塔传入中国时也译为“方坟、圆冢”，坟是用于安葬死者躯体的，经过历代的发展，塔就被赋予了镇压邪恶灵魂、镇妖怪、镇天灾的含义。

弗雷泽以巫术“金枝”命名其书，《金枝》讲述各种巫术禁忌。本文借金枝之名，以一窥民间信仰在20世纪文学的涌动，进而分析《白鹿原》中民间文学思潮的发展。

注 释：

①②③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47.

④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