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的狭义概念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德育的狭义概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1012706

Study of Translation of Imag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from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1. QUAN Xun-lian（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Anhui 246133, China)2. TIAN De-b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1, China)

Key words: image; conceptual metaphor; equivalent mapping; translation

Abstract: The images in ancient Chinese poems and metaphor are of the same cognitive nature and images are also a conceptual metaphor. Therefore, translators should try to achieve the mapping equivalence between original metaphorical image and target metaphorical image in translating the images of Chinese poetry into English. And at the same time, fou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to achieve mapping equivalence by means of concrete examples: English corresponding image source field, changing Chinese image source field to English image source field, English corresponding image source field plus Chinese target field and English corresponding image source field plus notes.

诗歌作为“隐喻式语言”, ［1］其创作过程就是诗人运用隐喻的手法，将抽象的、不易把握的主观感情和思想投射到形象具体的意象上的过程。诗歌翻译中，意象的理解与传达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原诗的解读与欣赏。从某种意义上说，译诗即译意象。故翁显良指出，汉诗英译必须保持本色，而这本色就在于“意象以及加强其艺术效果的节奏”。［2］

我国目前的古诗意象英译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意象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对古诗中单个或某一类意象的英译的得失评价等，而对诗歌意象英译整体关照较少，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意象英译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从本质上来说，古诗意象也是一种概念隐喻，正是古诗意象这种“言在此，意在彼”的隐喻特质给其翻译带来了难题。对于古诗意象翻译的研究，应当抓住其隐喻的特质，从认知的角度考察作者所构建的意象及其寓意是否在译文中得以映现。

一、 认知“概念隐喻”理论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现象，更是一种体验、思维方式及认知手段，其实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3］“概念隐喻”指的是人类的概念系统是隐喻地生成和被理解的，并通过系统的跨域映射完成。一个概念隐喻由两个概念域组成：源域(S)和目标域(T)。源域通常是具体概念; 目标域通常是抽象概念。在概念隐喻中，大多数的隐喻都以本体即源域的形式出现。概念隐喻的基本原理可以总结为：隐喻是用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一个抽象概念的认知方式，其形成过程就是从熟悉、具体的源域向另一个不太熟悉、抽象的目标域跨域映射的过程。其前提是对源域具体事物的体验和认知，其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相似性。

二、古诗意象与概念隐喻的认知相似性

古诗中的意象十分复杂，按不同的视角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张保红将诗歌的意象分为广义的意象和狭义的意象。［4］本文聚焦于探讨古诗中狭义意象的翻译。狭义的意象是指古诗中的语词意象，包括普通物象意象和典故意象。前者如人物、地名、自然物象等。这样的意象通过普通物象的外化来表达诗人的情感或审美体验。后者指通过引用典故或用典而构成的互文性意象。袁行霈通过梳理中国古代诗学中“意象”的不同涵义后总结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5］

路易斯（C. Lewis）认为，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①

由此可见，隐喻与诗歌是同质的现象。而作为诗歌最核心成分的古诗意象与概念隐喻具有共同的认知机理，也是一种概念隐喻。束定芳指出，诗歌意象在本质上是隐喻的。古诗意象和隐喻属于同质的认知现象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意象和隐喻同为一种认知手段。诗人通过丰富的联想，从一个新的角度赋予客观的物象以新的理解，并浸染上诗人特定的思想感情，扩充了人们对这一物象的认识范围，从而扩大了人们熟知的具体事物的认知领域。意象产生的过程也就是通过赋予具体的、熟知的物象以新的抽象涵义，用具体的概念（象）来说明或理解另一抽象概念（意）的过程。隐喻所具有的认知功能正好契合了诗歌意象的产生过程。在本质上，意象和隐喻同为一种认知方式。

第二，意象和隐喻有着相同的生成方式，即联想。联想是诗歌意象的形成方式，是连接“象”与“意”必不可少的纽带。陈植锷指出，“诗人为表达一定意念的需要，选取能够引起某种联想的具体物象来抒发内心世界的特点，这就形成了意象。”［6］同样，“隐喻利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需要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知领域里的联想。”［7］“隐喻形成的基础就是发现互相联系的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把本来可能完全属于不同领域的两种事物联系起来。”［8］

第三，根据概念隐喻的映射论，我们同样可以对诗歌意象进行隐喻解读。当诗人将基于本人的文化认知体验的具体物象，映射到其他抽象认知域，并用文字表达出来，使之成为表达主题思想以及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文学手段时，便形成了诗歌意象隐喻。例如由于具

有耐寒凌霜和孤芳自赏等品质，陶渊明将“菊”的具体意象投射到自己清高贞洁、不同流合污的品性上，形成“菊”这一隐喻意象。而“菊”这一生动具体的意象源域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它的品格”这一目标域，并从中获得审美享受。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古诗意象与隐喻的产生机理同出一辙。为讨论方便，本文将诗歌意象和相应的隐喻涵义分别称为“意象源域”和“意象目标域”。

三、 认知“概念隐喻”理论对于古诗意象英译的启示

意象也是一种隐喻，意象的产生也是一种“跨域映射”。在意象英译中，如果译语意象源域与原语意象源域能够实现“映射对等”，让英语读者得到和汉语读者相同的认知和等同的反应，就达到了传递意象隐喻的目标，该意象的英译就是成功的。因此可以把原意象源域能否在译语中实现“映射对等”，当作意象翻译策略取舍的内在动因以及检验意象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对意象翻译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上，而应该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分析原意象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以及二者能够构成映射的相似特征，尽量在译入语中找到与原语意象源域在映射上基本等同的意象源域，或者采用补偿的办法使得意象源域与原语意象源域获得“映射对等”。

只有这样，译文才能将原意象所映射出来的文化信息、美学价值和思想感情完整地再现出来，使得读者领略到原诗的诗味，并丰富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认知视野。

隐喻从来都与其所在的文化具有一致性，蕴含着丰富而生动的文化内涵。由于人类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认知体验和生理体验，因此形成了相同的认知心理，使得人们有相似的概念认知。然而，汉、英为母语的两种文化体验认知存在多方面的差异，这也使得隐喻概念系统存在差异。下图1表明了汉诗意象源域与英译文的意象源域的映射对应情况以及实现两者“映射对等”应采取的翻译策略：

由图1可知，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译出，即通过直接移植原意象以实现映射对等。这也是最理想的翻译方法。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转换汉语意象源域为英语的意象源域以形成映射对等。对于第三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汉语目标域或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注释的翻译方法加以补偿，以实现映射对等。

四、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古诗意象翻译策略

(一)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译出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的认知对客观世界的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果，由于汉、英民族有着某些相同客观世界的经验，从而积累了相同的认知经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的认知心理不仅古今相通，而且中外相通。”［9］由于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类似，并且“我们有相同和类似的生理器官、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这就决定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共通的思维，这是人类能够交际、理解和互译的认知基础。”［10］这就表明，在意象英译时，如果汉英两个民族对某一意象感知体验相似，从而产生了相似的概念认知，能够对同一意象形成相似的联想，译者可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译出以实现映射对等。如陶渊明《饮酒》（其五）当中“飞鸟”意象的翻译。原文为“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从搜集到的15个中外译本来看，有13个译本采用了直接移植原意象的翻译方法，将“飞鸟”意象源域翻译成英语对应源域：“flying birds”（共7个），“birds on the wing”, “the birds keep flying”, “the birds are flying ”, “birds in flight”, “birds go home in flight”, “birds in flight”；只有一例译为“the weary birds”。［11］

可以推断，大部分的译者都认为，原文“飞鸟”意象源域和以上这些英语的对应源域具有相同的隐喻含义，能够实现映射对等。因此，译入语的读者能够利用自己与源语读者相似的认知经验，通过上下文，正确解读该意象的隐喻含义。而译文“the weary birds”不仅译出了原意象的源域“birds”，同时解释了源域所对应的目标域“weary”，实质上是低估了译语读者的认知能力，也剥夺了他们从中获得审美感受的权利。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外译者在处理陶渊明诗歌中其他一些常见的意象如“菊”、“松”、“云”、“酒”等，大多采用了直接迁移原意象的方法。正如莫嘉琳所指出：“隐喻之所以能够翻译，是因为存在一些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普遍认知经验”；“隐喻被翻译至另一语言后，仍然能够保存其生命力，为听话人所解读、破译。”［12］

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诗中用两种具体的意象源域“比翼鸟”和“连理枝”来映射“夫妻恩爱，永不分离”这一目标域。 Fletcher将其译为: We swore that in the heaven above/We never would dispart/ One tomb on earth enclose of us/The frail and mortal part. ［13］267把“比翼鸟”和“连理枝”两个意象都省略了，只译其意。而许渊冲则直接采用英语中的对应意象，将其译为: On high, we’d be two lovebirds flying wing to wing; On earth, two trees with branches twined from spring to spring.［13］271由于原意象和译语意象所“映射”出来的特性对于汉语和英语读者概念上是一致的，保留原意象丝毫不会给译语读者带来认知上的困难；相反，两个生动的形象在译文中重现，最大限度给译入语读者留下了解读空间，让译语读者通过该意象浮想联翩，感同身受，并领略到原诗的韵味，获得美的感受。而Fletcher的译文将原意象省略，只翻译出了原意象的寓意，消除了诗人托物言志的“言外之意”和空白美，译文读者难以获得和原文读者相同的认知体验及反应，堵塞了读者的想像空间，原诗独特的审美意趣也就无法实现。相比之下，许译更传神逼真。

由此可见，将原意象直接移植，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译出，是神形兼备的佳译。通过保留原作者认知状态的真实，保证了译文读者了解诗人审美认知的来源，从而更加了解本意象的含义并获得深层次审美感受以及新的认知经验，最终丰富了目的语的表达方式。

（二） 转换汉语意象源域为英语的意象源域

概念隐喻是以民族文化认知体验为基础的。以汉、英为母语的两种文化体验认知必然存在许多的差异，相同的意象隐喻往往会引发迥然不同的文化联想意义。“当同一隐喻在源语言中的映射含义与其在目标语言中的映射含义存在差异时，就无法实现其在目标语中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或造成映射混乱。”［14］可以将原意象转换为英语中和原意象具有相同联想意义的意象，从而使得汉语意象和英语意象形成映射对等。例如James Legge将《诗经》中 “关关雌鸠，在河之洲”中的“雌鸠”意象翻译成“ospreys”［13］35。“睢鸠”在中国文化当中往往被用来隐喻爱情。而英语中“ospreys”，即“鱼鹰”的意象并无任何和爱情相关联的映射涵义，最好用与原意象相同隐喻涵义的目的语的源域来翻译。因此，许渊冲将“关睢”译为“turtledoves”［13］41，即“斑鸠”。因为“turtledoves”在英语中有“爱人”的隐喻涵义，较好地实现了映射对等，使得译文读者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

翻译时对原意象的替换应该非常谨慎，因为“对原语文化意象的处理还是要本着保存原作风姿, 展现原语文化色彩的宗旨，警惕以带有强烈译入语文化色彩的意象来翻译原诗意象，以免给读者带来文化上的困惑。”［15］

（三）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汉语目标域

对于有些浸润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的意象，通过直接移植或转换意象源域都难以使译语的读者产生同样的联想，可以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汉语目标域的方法译出。通过增加对原意象特有的文化含义的解释，能够帮助译语读者构建意象映射，从而使得汉语意象源域和英语意象源域形成映射对等。如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里，杜鹃(又叫子规鸟)的叫声所表达的感情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有 “望帝啼鹃”的神话传说。相传周朝末年蜀地有位贤明的君主“望帝”，名叫杜宇。后来禅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死后魂化为鸟，暮春啼苦，叫声凄厉至于口中流血。百姓因为怀念他，就在鹃鸟前面加上“杜”字，名为杜鹃。因此，杜鹃已被中国文人墨客定位为一种悲鸟，是“悲愁”的隐喻化表达。它的哀鸣表达了“思归，催归”的意义。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李商隐《锦瑟》中“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在西方文化中，杜鹃的叫声却会引起人们相反的联想。如威廉•华兹华斯在《致杜鹃》一诗中，将杜鹃称为“快活的鸟儿”，“春之骄子”，“而你呀却是希望，却是爱”，“你这受祝福的鸟”。［16］杜鹃的叫声给人的感觉是希望，爱和幸福。而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一剧中，也将杜鹃描写成欢欣的形象。

还有那杜鹃花吐蕾娇黄，/描出了一片广大的欣欢; /听杜鹃在每一株树上叫，/把那娶了妻的男人讥笑: /咚咕! /咚咕! 咚咕!，可怕的声音，/害得做丈夫的肉跳心惊。［17］

莎翁用和cuckold(通奸)发音近似的cuckoo来讽刺剧中妻子的不忠，是一种诙谐的手法，足见英语中cuckoo一词并无“悲伤”的含义。下面是“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三种不同的英译文。

译文1：Day and night, what are some of the things

one can hear?

The cuckoo's note and monkey screeches fill

the air. ［18］305

译文2：“From dawn till dusk I hear no other sounds

But the wailing of night-jars and the moaning of apes.”［19］240

译文3：“What is to be heard here from daybreak till night-fall，

But gibbons’sad cry and cuckoo’s‘home-going’call?"［20］295

在这句诗中，作者通过描写杜鹃的悲啼和猿群的哀吟（意象源域），表达了诗人无故被贬官后失望、凄凉以致思归的心情（意象目标域），这句诗也是构成整首诗“悲凉、伤感”感情基调的一部分。徐忠杰将“杜鹃啼血”译为“The cuckoo's note”。“note”在英语中的含义是“音调，音符”。由于文化认知的不同，译文的读者从这个译语的意象“杜鹃的叫声”中，很难触发“因悲伤而思归”的感情，反而往往会引起“欢欣”的联想。由于原意象所含有的特有的目标域未能得到传译，原意象源域不能和译语意象形成映射对等，使得这句诗和前后诗句在感情基调上偏离，影响了译语读者对整首诗的理解。原意象中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寓意也荡然无存。杨宪益的译文“wailing of night-jars”，也未能全部传递“杜鹃啼血”这一意象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但“wailing”一词在英语中表达的是“哀号”的意思，能够部分映射原意象的寓意，因此是可以接受的译文。而许渊冲不仅直译了意象源域“杜鹃”并补充了杜鹃叫声在中国文化中的寓意，即目标域“思归”（“home-going call”），能够帮助译文读者了解原诗意象的寓意，较好地实现了原意象和译文意象的映射对等。这样的译文不仅将原意象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完整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而且超越了原意象在译语中蕴含的认知内容的局限，带给读者全新的认知视域，丰富了译入语的意象词汇。

（四）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注释

汉语诗歌中有些专有名词，富含文化含义，对于诗歌的理解至关重要，但在译入语中无法找到能够和原语意象源域形成映射对等的意象。翻译中可以采用英语的对应意象源域加注释的翻译方法加以补偿，以实现映射对等。如许渊冲将温庭筠的诗歌《苏武庙》译为“the temple of Su WU” ［18］330, 并运用加注对苏武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实现了原意象和意象译文的跨域映射对等，能够帮助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诗的主题，藉此也扩大了译入语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范围。

此外，中国诗人在创作诗歌时经常通过运用典故来构建文化意象，表达独特的思想感情。这些典故不仅往往是全诗的“诗眼”，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因此，除了要将原意象的隐喻意义译出，最好能保留意象源域，以弘扬传播中国的文化。但外国读者对中国典故认知甚少，这种文化认知的缺失使得原诗通过典故所建构的文化意象很难在译诗中得到再现。在这种情况下，直译“源域”意象加注释以获得映射对等是最有效的方法。既保留了原意象的信息，又体现了美学价值，同时也有利于英汉语言文化的交流。

比如李白《行路难》中的两句诗“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下面分别是3位译者的译文：

译文1：I can but poise a fishing-pole beside a stream

Or set sail for the sun like a sage in a dream. ［20］109

译文2: While I was idly fishing from the bank of a stream,

I suddenly returned to my boat in a distant dream. ［18］80

译文3: So idly I fish by a limpid stream, Dreaming of sailing towards the sun.

*Lu Shang used to fish by the Wei River before he met King Wen of Zhou and helped him to conquer the Shangs.

**Yi Yin, before he was discovered by King Tang of Shang, dreamed that he was sailing in a barge towards the sun. ［19］55

在《行路难》一诗中，作者抒发了自己政治报复不能施展、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两句诗引用了“垂钓碧溪上”和“乘舟梦日边”这两个文化典故。吕尚（姜太公）辅佐周文王之前，曾在碧溪之上垂钓，伊尹在受商汤聘请前夕，梦见自己乘船经过日月之旁。这二人最终都辅佐帝王建立了不朽功业。作者通过运用典故，将自己与两位古人吕尚、伊尹相比，以此来鼓励自己。尽管世路坎坷，壮志难酬，还是要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总有一天，也能像能吕尚、伊尹一样，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译文1背离了原诗积极向上的主题，是说因为“行路难”，“只好拿根渔杆去钓鱼，或者仿效哲人在梦中经过太阳旁边”；译文2的意思是“正在钓鱼的时候，忽然回到了遥远的梦中”，不仅和主题无关，更是让人不知所云；译文1和2均没有保留原诗的典故文化意象，使得这一句的译文与整首诗的主题脱节。而译文3通过保留“垂钓碧溪上”和“乘舟梦日边”两个意象并加注释，完整地表达了诗人壮志未灭，对前途依然充满了信心，希望终有一天能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寓意，较好地传达了原诗的主题和意境，扩大了读者的认知视野。

汉语古诗意象与隐喻具有相同的认知特性，是一种从具体的物象源域到抽象目标域的映射过程。因此，意象的英译应该力求实现汉语隐喻意象和英语隐喻意象的“映射对等”。为此，译者应首先熟悉译语读者的认知心理和文化背景，在充分把握原意象隐含寓意的基础上，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方法，尽量保留原意象，适度转换原意象为译语的意象，以确保将原意象的文化信息、美感以及思想感情完整地传达至译文中。这样的翻译方法通过保留原语文化的异质性，既弘扬了中国的文化，又扩大了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认知视野，使得不同文化之间能够融合、共生、发展，最终真正实现翻译跨文化交流之目的。

参考文献：

［1］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20.

［2］ 翁显良. 本色与变相――汉诗译琐议之三［J］. 外国语, 1982，(1)：285.

［3］ Lakoff，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5.

［4］ 张保红. 汉英诗歌翻译与比较研究［M］.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3：15.

［5］ 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63.

［6］ 陈植锷. 诗歌意象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47.

［7］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99.

［8］ 刘冰泉，张磊. 英汉互译中的认知隐喻翻译［J］. 中国翻译, 2009, (4)：72.

［9］ 沈家煊. 实词虚化的机制［J］. 当代语言学, 1998, (3)：45.

［10］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 中国翻译, 2005, (9)：46.

［11］ 汪榕培. 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139-146.

［12］ 莫嘉琳. 隐喻及习语的语言哲学探微［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3）：41.

［13］ 许渊冲. 中诗英韵探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31.

［14］ 苏立昌, 李建波. 从概念合成理论看隐喻翻译［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3）：31.

［15］ 李气纠，李世琴. 文化翻译观下中国古典诗歌中“玉”意象的英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9）：60.

［16］ 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 黄杲，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79-180.

［17］ 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二）［M］. 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192.

篇2

1进一步强化心理健康教育

体育课程虽然注重实践与动作练习，但是理论知识部分的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体育理论课程主要是向学生讲授心理健康以及卫生护理等方面的内容，目的就是让学生意识到人真正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健康，心理健康同样重要，对于个人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时，心理健康的物质基础就是生理健康，并且心理健康能够促使生理健康发挥更大的价值，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等重要，不可偏废。通过高校体育理论课程还能够让学生了解到心理健康的标准，以及对于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因素，正确认识体育运动对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性，指导学生能够掌握保持健康心态的方法与技巧，鼓励学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在体育运动中体会快乐并陶冶自己的情操，缓解压力，将不良情绪通过积极的运动释放出来。

2转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主流模式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当前大部分高校中依旧采用行政班级授课的模式进行教学，其特点为一个教师采用同样的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教师将相同专业的学生分成不同的班级，但是其教学形式与方法都是相同的。这种教学模式尽管易于操作，但是很明显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违背了因材施教的原则，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个体之间都是存在着差异性的，高校体育教学应当以学生为本，尊重其个性差异，并且能够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案，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突破教师为主流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本，打破传统的行政授课形式，尊重学生的爱好与学习需求，以此为依据重新编配班级，实行同质分组，即兴趣相同，体质相似的学生分为一组便于教学与管理。

3坚持以科学教育思想为指导

高校教师在其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全面贯彻推行素质教育，坚持科学教育思想为指导，坚持健康为先、创新求知的良好教育理念。同时，强化理论学习与指导，在不断学习中提升自我，更新完善对于体育课程教学的认知，重新构建高校体育课程教学的新体系。健康为先的指导理念突出体育教学同健康教育之间紧密的联系，从而使得体育学科同健康理念有机契合，构建新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论。此外，健康为先的教育指导理念也使得增进与维护学生的健康工作延伸到了终身体育的范畴之中，从而使得高校体育教学为素质教育的贯彻推广作用进一步明确。

4注重体育教学内容及手段的优化

首先，应当为高校大学生提供一个民主宽松的学习氛围，只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才能够激发其学习创造力，这也是当前高校进行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高校体育课程的教学也需要一个轻松幽默的学习环境，学生能够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平等的交流中相互学习与借鉴，实现共同进步，教师要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鼓励学生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提高其创造力；其次，教学过程中要给予学生一定学习反思与讨论的时间，教师的教学不是尽善尽美的，针对于其中的不足之处学生可以通过反思与讨论向教师问难质疑，这样既提升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有助于教师教学工作的改进与教学水平的提高。这也充分体现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为主导，引导学生学习、发问、反思、进步，充分锻炼学生的应变能力、问题分析与解决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最后，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鼓励学生多多实践，任何课程的学习都离不开实践，仅仅依靠理论知识是完全不够的。高校体育课程的学习更是需要多多实践，强化各动作技能的练习，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早期教学时不应过早评判学生，而应引导学生在不断练习中实现自我完善。

5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及自主学习能力

学习兴趣与学习动机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学习行为，因此，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内驱力的激发。只有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内驱力才能够引导学生进行自主高效的学习。在教学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情感变化，尊重学生的人格，向大学生讲授体育学习与运动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体育运动对于个人良好身心素养的塑造以及后期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都应当让大学生有所了解，以此来唤起大学生对于体育课程学习的主动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塑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助于实现学生被动低效学习向主动高效学习模式的转变，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此外，教师还要注重培育学生的课程参与意识，尊重其自尊心，激发其自豪感与自信心，将重点放在学生运动能力、认知能力、创造能力以及组织管理能力的发挥上。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与习惯，特别是终身体育的意识与坚持不懈的品质，这对于大学生个人的发展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

6强化体育课程理论知识的教学

篇3

作者简介：孟景舟，河南科技学院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天津大学教育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一般课题“职业教育学基础概念研究”（编号：[2011]-JKGHAD-0568）阶段性成果，主持人：孟景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6－0043-04

20世纪以来，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给人类社会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技术的拷问与沉思。从哲学的角度，这种拷问和沉思有两个传统来源：一个是工程的，一个是人文主义的。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把它们分别称作“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工程的技术哲学的主人公是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他们继承了启蒙主义的传统，把技术看作一种进步的力量，注重对技术进行客观的分析；而人文的技术哲学的捉刀者则是来自人文学科的学者，特别是哲学家，他们把技术视为一个系统反思的主题，关注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倾向于对技术的批判和解释。正是由于两种技术哲学对技术所进行的本体性思考，使技术概念同时出现了泛化和狭义化的“二律背反”倾向，并由此造成了技术在定义上的困难。

一、技术概念的泛化

技术概念的泛化是在两个不同的纬度同时展开的。一种是横向的漫溢，即技术由传统的物质和生产领域，一点一点渗透进精神和非生产领域，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最终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存在。这种横向的疆域拓展，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采取的是两种不尽相同的方式。工程的技术哲学家，以一种对技术肯定的眼光，努力用技术术语去理解社会的其它事物，从而将技术的概念带入到了诸如语言、思维、管理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和技术根本对立的领域。“工程技术哲学家总是会设法将人类的其他的追逐活动转化为他们的语言，并用技术术语来理解更大范围的人类世界。技术术语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对于不断涌现的遍布全世界的技术文化的世界语了” 。[1]而人文的技术哲学家，则以批判的眼光，“把人类当成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来研究”，[2]通过关注技术的伦理问题，从而将技术概念“人格化”，技术被定义为一种人的意志。例如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列把技术定义为“生存战术”，美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芒福德把技术定义为“权力的追求”等。[3]虽然人文的技术哲学和工程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概念疆域的拓展上，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侧重了不同的方面，但是它们最终在客观上达成了未必是它们所想要的结果，即技术概念的泛化。今天，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领域到非生产领域，再也不存在技术的禁地。像法律、语言、管理等这些非物质事物的制作，现在被普遍纳入到技术史的视野中，就是对技术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果和技术概念泛化的一个明证。

对技术概念横向泛化的回应，就是一些技术哲学家对技术所做的分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这对范畴的形成。加拿大哲学家马里奥·邦格，作为英语世界首次使用“技术哲学”（1966年）这一短语的学者，对技术从“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上作了理解”，认为它包括物质的（工程、农业、机器等）、社会的（教育、工业心理学、应用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概念上的（信息论）和一般的（系统论）等各个分支。[4]后两个方面，其实可以被溶解在前两个方面之内，因此，加拿大哲学家邦格在这里实际上就形成了“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这对相对立的概念范畴。后来，一些哲学家对技术做了与邦格大体相同的分类。例如，1979年，德国技术伦理学家罗波尔在《技术系统论》中将技术分为三个方面：自然方面（科学、工程学、生态学）、个人与人类方面（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5]但如果把“自然”视作“物质”，将“个人”视作“社会的一员”，罗波尔的分类仍可以归为“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这一对范畴。总之，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逐渐成为技术哲学家对技术进行横向分析的一种框架，前者代表了技术的传统领域，它试图将技术限定在一定的领域内，而后者则代表了技术疆域的拓展，它是对技术概念泛化的默许。

技术概念泛化的另一个纬度是，技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自身的纵向延伸，即技术和科学的相互渗透。自从工业革命后，科学和技术便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由此产生了一种流行的观点：技术越来越依赖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技术被定义为应用科学。尽管这种观点被科学家和工程师所普遍接受，[6]然而，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却反对将技术定义为应用科学。例如美国杰出的现象学家伊德就认为“将技术看作应用科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相反，“将科学看作理论化的技术”，则是一种唯物主义。[7]伊德的观点也许来源于这样一种事实：虽然现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事实上，“在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时间里，科学和技术一直是处在彼此要么部分分离要么完全分离的状况向前发展的”。[8]“人类在成为理性的人之前曾经是制造工具的人……经过各种技术过程并慢慢地积累技巧，经过工具和许多人的专业知识的多次组合，最终出现了使技术变为科学的理论性组织”，因此，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瑟夫·科恩将技术的定义拓展到“足以包含科学”。[9]他的观点得到具有历史感的学者的回应，他们认为“近代技术不仅仅是应用理论，甚至不仅仅是工程理论。技术不是知识的应用，而是知识的一种形式，它一直依赖技术技能”,“就技术是应用科学而言，科学也是应用技术”。[10]由此我们看到，在对待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上，存在着是“把技术看作应用科学”还是“把科学看作应用技术”两种极端对立的主张。撇开这种对立不说，无论是“把技术看作应用科学”，还是“把科学看作应用技术”，它们都使技术突破了固有的领地，从而侵入到科学的国土。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作为知识体系，要区分技术和科学成为极端困难的事情，从而形成了技术概念纵向的泛化。

同样，人们为应付技术概念纵向的泛化，就是在该纬度上对技术概念进行分类。对技术进行纵向的分类，最经典的代表是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他将技术分为偶然的技术、工匠的技术和技术专家或科学家的技术。这既是一种历史分期的方案，同时又是一种概念的分类。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对技术的划分，他把技术分为直观的技术（始生技术）、经验性技术（古技术）和科学性技术（现代技术）。与这种三分法不同的是，还存在着一种两分法，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技术分为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即传统的技能型技术和知识型技术。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则用专业化的语言把技术分为技术操作和技术现象。虽然在表面上存在着三分法和两分法甚至其它更多的分类方法的区别，但是我们很容易在它们之间找到本质的一致，这就是：三分法的前两项往往是两分法第一项的两个阶段。例如奥特加的偶然技术和工匠技术其实是海德格尔的古代技术的两个阶段，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传统的技能型技术，只不过存在着程度的不同。同样，埃吕尔的技术操作也包括了奥特加的偶然技术和工匠技术，而技术现象则包括了技术专家的技术。[11]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一个人身上，最能集中地体现出来。他在对技术做了始生技术、古生技术和现代技术区分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即将技术分为生物技术和单一技术。所谓生物技术就是始生技术和古生技术，而单一技术就是现代技术。综观哲学家对技术纵向的分类，虽然不同的哲学家采取不同的划分方法和名称，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些不同的表述分为相对的两个类属：一个是古代的、工匠的、生物的、操作的，另一个则是现代的、科学的、单一的、现象的。作为一种知识，前者在本质上是经验性的，后者则是理论性的。因此，所有这些分类都可以简约为经验性的和理论性的这对范畴。这样，纵向的经验技术和理论技术，与横向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两对对立的范畴就构成了对技术概念分析的坐标系。而在这个坐标系，任何一个点都同时融合了横向和纵向两个因素。因此，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在综合所有分类的基础上将技术分为“作为物体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为活动的技术”和“作为意志的技术”。这种划分不过是对技术概念泛化的进一步印证。

二、 技术概念的狭义化

在技术概念泛化的同时，存在着另一个倾向，即技术概念的狭义化。而这种倾向的极端，就是将“技术”一词限定在“工艺技巧”，也就是经验性的范围之内。这种划分有其智力的因素。就像以上所述及的，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技术被分为经验性和理论性两个不同的部分。对这两部分的关系，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持“技术是应用科学”的学者认为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其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技术与技艺、技艺实践极为不同。技艺和工程实践是不同种类的行为，而不是不同种类的知识”；“工程实践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从而无疑也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的，即使用科学指导人类的制作”；而技术是“关于人工物的科学研究……或者说是知识的领域，它关注的是借助科学知识来设计人工物并规划它们的实现、操作、调整、维护和管理”。[12]显然，在邦格那里，技术是知识，其职能是设计和规划，而把技艺排斥出了知识领域。他还用实体性理论和操作性理论这对范畴，将技术制作和使用做了区分。而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工匠的技艺和工程师的技术之间划出一条鸿沟。然而，反对“把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技术史家们指出，即使在前现代语境下，也有可能使主观直觉上的技能和通过反复学习得到的知识受到技术实践的那些非理论规则或格言的制约，在某种程度有可能用描述性的数学形式详细陈述技能”。[13]对这些学者来说，作为一种知识，传统的技艺和现代技术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只有程度的差别。赞同“把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学者和反对“把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学者对技术不同观点可以概括为：前者把技术的谱系看成是由不同的环节构成的，而后者则把它看成是一个没有明显间隙的连续体。

从谱系形成的角度看，技术概念经历了一个“去技能”的蜕变过程。我们把史前的技术称为“技能”，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技术就是工具的使用，没有专门的工匠，人人都是技术人员。我们把古代文明中形成的技术称为技艺，意味着与史前时期相比，古代的技术是工具的制造，工匠是那个时代的技术人员。这时的技术是把“设计和具体的制造”两项功能统一在同一个技术人员身上。而现代技术和古代技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是将设计和制作分离开来，这就产生了工程师和技师两种不同的技术人员。然而，有趣的是，技术在完成了它最后一次“去技能化”后，本来是专为表征现代技术——工程科学技术而生的“技术”一词，在使用上却出现了危机：在工程师的眼中，越来越倾向于仅仅愿意把“工艺技巧”看作技术。

这个有趣的现象，显然无法用单一的智力因素来解释。既然这个现象和工程师有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工程师”这一概念负载了如何的历史意涵，它又在现代社会发生了如何的变化？

西方“工程师”一词最初在中世纪出现时是指服务于军队中的高级工匠。在贵族社会，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光荣的业务，[14]因此，这些军队中被称为“工程师”的工匠们，要比民间的一般工匠具有身份上的优越性。在工业革命后，工程师曾被用作蒸汽机的操作者。蒸汽机作为工业时代开启的标志，它的操作者——虽然同样是下层人民——自然要比普通的机修工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尊敬。由此看来，“工程师”一词由于起源于军事，而具有了比普通工匠高贵的出身，也正因为此，自然成为工业时代最先进技术操作者的称号。也就是说，“工程师”一词，一直代表着工匠中的“贵族”。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现代工程师，却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不想再继续做“工匠中的贵族”，而是要彻底和工匠阶层划清界限。此时，他们无论在智力还是社会方面都具有了这样的条件。从智力方面看，工程科学成为大学传授的专门学问，也就是说，和传统的工程师不同，现代工程师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工程技术成为专家的领地。从社会方面看，在工业体系中，工程师和工人不同，他们以智力资本参与分配，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15]这样，工程师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和律师、医生一样的专业人士。事实上，他们也像律师、医生这样的传统专业人士一样，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组织——工程师协会，并且他们被认为“主要不是对雇主负责，而是对整个社会负责”。[16]职业责任和声誉的上升，使他们更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和律师、医生一样平等的专业人士。最后，他们试图通过把具有“历史劣根性”的“技术”一词还给中世纪工匠的后裔——现代技工们，从而从内容到形式彻底和工人阶层划清界限。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把技术一词的广义与狭义和两个特定的专业群体联系起来，即社会科学家是广义的技术概念使用者，而工程师则对技术概念持狭义的态度。然而，这种刚性的联系，未必适合所有的情况。他也意识到“一些社会学科学家愿意将‘技术’局限在近代工业上，或者对‘技艺’和‘技术’进行区分，使前者代表原始的技艺和手工业，而后者代表更为精密的工程”。[17]但同时他又认为这两种方式都是少数用法。可是，随后在他举出的一位学者关于技术一词的用法中，却似乎又否定自己的上述观点——这位学者认为一般词典或词源学对技术的标准定义为：“工业技艺的科学”。[18]而“把技术看作应用科学”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对米切姆 “社会科学家中对技术概念两种少数用法”说法的又一否定，因为这种观点显然并不在少数。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技术概念的两种狭义用法：一种是社会科学家（姑且沿用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的称谓）的用法，即把技术狭义为工程科学，另一种是工程师的用法，即把技术狭义为工艺技巧。如果认真分析一下，这两者之间非但不存在任何排斥性，反而具有惊奇的一致：前者正是后者的理由。也就说正是由于工程师把自己从事的活动看成“工程科学”，才使他把“技术”排斥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外。在这里，所谓的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唯一区别只在表达的符号方面，即社会科学家认为工程师的工作是“技术”，而工程师则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工程”。如果不把技术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与特定的人群相联系，“技术”一词的用法实际上存在着以下的状况：一种是把技术看作 “各种方法、手段、规则”。这种用法自18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写下技术的第一条书面定义时就开始了，[19]而到今天，已经为包括科学人士在内的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可以把之成为哲学的技术概念。与之相对，另一种就是实体的技术概念。技术作为一种实体，首先被狭义为工艺技巧(技师或高级技工的技术)，位于其上的是工程师的技术，被称作“工程”；位于其下的是普通工人的技术，被称作“技能”。这样，由“方法、手段、规则”构成的哲学的技术概念与由“工程师的工程、技工（技术人员）的技术和普通工人的技能”构成的实体的技术概念，就形成了现代技术概念完整的谱系图。而作为实体的技术概念的谱系图，虽然不能说像哲学的技术概念一样，已经为公众所普遍接受，但可以肯定说已表现出一种趋势。这种源于工业体系的趋势，正在经由教育体系向社会公众蔓延。在今天的大众传媒中，已经把“技能”与蓝领工人更多地联系在一起，而把“科学、工程、技术”并列在一起的提法也并不鲜见。在哲学领域，一种把“工程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问从而从“技术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力量正在形成。[20]更为重要的是，在高等教育中，工程学和技术学早已成为两种不同的学位。如果说从知识的角度上把技术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把不同种类的技术与特定的阶层相联系并以不同的术语去命名，则主要是社会学的因素。作为现代社会重要基础之一的劳动分工在创造了极高的效率同时，却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制作了新的鸿沟。说到底，把本是“同一连续体”的技术分裂为“工程师的工程、技工（技术人员）的技术和普通工人的技能”，是等级社会的遗风在现代文明中的反刍。

技术概念的泛化和狭义化，从本质上来说代表了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两股敌对力量：民主或现代性和传统或等级文化。技术概念的泛化代表了前者，即在工业社会中，技术依靠着资本的力量，逐渐打破了原来和科学不可逾越的鸿沟，使“科技”成为了一个不可拆分的词汇——不但存在着“依赖科学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同时还存在“依赖技术的科学（technology-based science）”，[21]并因此使其彻底改变了曾经作为神学和科学婢女的卑贱地位，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技术概念的狭义化代表了后者，即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民主，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灵肉二元论依然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概念的分裂似乎是注定无可挽回的。虽然我们难以抗拒这种变化，但并没有理由放弃对这种变化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因素所作的反思。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动机所在。

参考文献：

[1][2][3][4][6][7][9][10][11][12][13][16][17][18](美)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秦书生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82，82，203，49，2 66，97，93，276，76，267，275，131，200，201.

[5]（德）拉普.技术哲学导论[M].刘武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85.

[8][21](美)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王鸣阳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2，436.

[14](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篇4

1 概念隐喻

Halliday在《功能语法入门》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语法隐喻问题，他将语法隐喻分为概念隐喻(ide．ational metaphor)和人际隐喻(interpersonal meta—phor)两种形式，并认为语法隐喻从语法层面上降低了句法阶级(down in rank)。(Halliday，1985／1994)系统功能的级阶理论认为概念意义依据其语义的复杂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order)：1)复合体(语义序列[sequence])，词汇语法层由小句复合体来体现；

2)构型极(语义的构建[figure])，词汇语法层体现为小句；3)基本成分级(语义成分[element])，词汇语法层体现为小句的成分(词组或短语)。(Halli—day，1999)这是概念意义在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的一致关系。当这三个层级转移(rank shift)到词汇语法的其他层级时，就构成了概念隐喻。胡壮麟认为，概念隐喻是通过过程转换、功能成分转换和词汇语法转换来实现的。概念隐喻中过程(process)的转换主要体现在及物(transitivity)系统中六种不同过程之间的转换，包括物质(materia1)过程、心理(menta1)过程、关系(relationa1)过程、行为(behaviora1)过程、言语(verba1)过程和存在(exis—tentia1)过程。每个过程都有其相应的参与者(par．ticipant)，如在物质过程中，参与者为“动作者”(ac．tor)和“目标”(goa1)；心理过程的参与者为“感觉者”(sensor)和“现象”(phenomenon)，关系过程的参者为“载体”(carrier)和“属性”(attribute)或“被认同者”(identified)和“认同者”(identifier等。随着过程的转换，各小句中的功能成分，如参与者、环境因子(circumstantial element)可互相隐喻化，被转换的功能成分在词汇层上体现为从一个形式(如短语和词类等)隐喻为另一个形式。(胡壮麟，2004)一个概念在词汇语法层(1exical grammar)既可以通过一般情况下的“一致式”(congruent form)来体现，也可以是通过转化之后的“隐喻式”(meta．phorical form)来实现。在一致式中，语义和形式、语义和语法之间存在“自然”的关系，如在及物系统中，过程由动词词组体现，参与者由名词词组体现。而在隐喻式中，语义和语法之间存在“非自然”的关系，比如过程和特征可以由名词词组体现，逻辑关系由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和介词词组来体现。简而言之，隐喻式指一个小句中含有较多的语义长而复杂的词组和短语，而同样的语义在一致式中可分解为较多简明的小句。概念隐喻是由一致式向隐喻式转移的过程，是对一致式的偏离(deviation)。(严世清，2004)

2 名物化

概念隐喻的各个过程之间的隐喻化都是在语义功能层次上发生的变化，这些语义范畴要经历“体现”(realization)过程才能进入词汇语法。也就是说在词汇语法层次上也存在隐喻化，最常见的就是“名物化”(nominalization)。概念功能词汇语法层中表达经验意义的动词、形容词、小句以及嵌入句(im．bedded clause)发生级转移(rank shift)，在词汇语法层体现为名物化，经验意义被抽象化。通过名物化，一致式中表达过程的动词和作为特征的形容词被隐喻化为名词，它们的作用己不再是在小句中充当过程或属性，而是以名词词组的形式表达“事物性”。(高志清、石云霞。2007)如：technology is getting better is impaired by alcohol impairment描述事物时，名词化结构能有效地提高文体的客观程度。首先，名物化能够尽量摆脱动作执行者、环境成分对过程的影响，增加文本的客观性。比如一致式中的参与者可能会在隐喻式中变成名物化过程的修饰语，或在隐喻式中被省略。其次，名物化还能尽量减少句子中人际功能的发挥，能增加文本的客观性、公正性。Halliday认为语言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三种纯理功能。在正式语体中，经验功能突显，人际功能应尽可能被抑制。名物化过没有限定成分(finite)，使得叙述不依附任何具体的时间、场合，显得更加客观。此外，名物化过程没有语气的选择，使得叙述具有不可协商性(non—negotiable)。(Halliday，1985／1994)名物化结构也是提高语篇信息度的一个有效途径。一个语篇的信息度可以通过词汇密度(1exicaldensity[指一个语篇中的实词项与小句之比])来衡量。语篇的词汇密度越大，该语篇包含的信息量就越大。名物化可以使语篇以较少的语言表达出更多的内容，具有囊括(encapsulation)和浓缩(condensa—tion)的功能(Thompson，2000)

3 概念隐喻和科技文本翻译

科技文本是语言中的一种功能变体，其主要文体风格体现在客观性、正式性和信息高度密集性。那么，在科技翻译中如何充分体现科技文体特征呢?我们认为，为实现特定的语义和文体功能，译者需要采取一些特定的语法手段，而概念隐喻正是实现科技语篇的文体功能的有效手段之一。在科技翻译过程中，译者根据语境变量和文体特征选择一致式或隐喻式来表达语义概念以实现科技文体功能。以下从过程、功能成分，词汇语法和文本信息等层面发出，分析如何借助概念隐喻促使译文从一致式转变到隐喻式以实现科技文体的客观性、正式性和信息高度密集性等文体特征。

3．1 概念隐喻和科技汉语英译

Halliday认为科技英语为了表达更负责的经验和更高度的认知，其句型基本上是隐喻式的。他还认为，科技英语概念隐喻化的趋势是“事物化”(thingization)，体现在语法上是“名词化”(nominal—ization)，因为名词化使得构造技术术语的层次关系成为可能。(Halliday，1985／1994)科技英语中的概念隐喻包括高级阶的语法隐喻综合症(higher rank名物化advance in technologyalcohol impairmentsyndromes)和低级阶的语法隐喻综合症(1ower ranksyndromes)。前者如从表达序列(sequence)向句子组合(clause nexus)向小句的转换。简单地说，就是从一段文字向复合句简单句的转换。后者主要指名物化现象。(严世清，2003)以下分析如何借助概念隐喻将一致式译文中简单的小句“打包”(pack)成词组，将两三个小句“打包”成一个小句，从而转换为隐喻式译文以实现科技英语的特殊文体功能。

例1．检查后发现机器存在一些功率损耗一致式译文a：① After we tested the ma·chines，② we found③ that some power was lost inthe m achine．隐喻式译文b．A testing of the machines revealedsom e power loss．

首先，从小句层面上看，译文从一致式到隐喻式转变中发生的过程、功能成分和词汇语法转变有：一致式译文a的小句① “Aftcr we tested the machines”中的参与者“we”被省略；其中表达物质过程的动词“tested”被名词化为表示个体的名词“testin”，整个状语从句被隐喻化为名词词组”A testing of the ma—chines”；小句② “and we found”中的感觉者“we”消失，表达心理过程的动词“f0und”变成了表关系过程的动词“revealed”，标志着译文从主观心理过程转变成了客观关系过程；宾语从句③ “that some power islost in the machine”中表物质过程的动词“lost”被名词化为个体名词“loss”，充当主体的名词“power”被喻化成了表属性的形容词，从而使得一致式译文中由7个单词组成的宾语从句③ 被名物化为仅包含3个单词的名词词组“some power loss”，极大地浓缩了语义，但经名物化浓缩后的语义却同样丰富，因为“ some power loss”所含的语义仍然是“a loss of powerin the machines”。其次从整个句子过程的转换来看，一致式译文由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组成，以人称代词“ we”做主语，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而概念隐喻后，译文仅包含物质和关系过程，省略了主观心理过程，而且抽象名词替代原来的人称代词做主语，从而使句子的语体显得更客观、正式。最后，从文本信息度讲，一致式译文a是由3个小句构成的复合体序列，其词汇密度(实词项与小句之比)为8／3，隐喻式译文b是只包含1个小句的简单句，词汇密度为5／1。显然隐喻式译文b的信息度大于一致式译文a的信息度。概念隐喻是个高度概括、浓缩信息的过程，经过概念隐喻后的译文显得更简洁、实质概念意义更突出。此外，从概念隐喻对信息的重组引起语句结构的变化来讲，一致式译文 读起来较口语化，句式冗长，形式上比较零散缺乏严谨性。经过概念隐喻后的译文 显得更严谨、更规范、更正式，符合科技文体的正式性特征。

例2． 实验分析揭示了工艺的复杂性

一致式译文a：① We analyzed the experiment⑦and what we found③ made US realize④ thatthe technique is quite complex．隐喻式译文b：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showed technical complexity．首先，科技英语的客观性特征要求小句的主位即整个小句的出发点应该是客观事实，而不是动作的过程的执行者或心理过程的感觉者，因此一致式译文a中小句① “We analyzed the expenment”中的参与者“we”和② “and what we found”中的感觉者“ we”及表示现象的名词“what”，以及③ “made USrealize”中的感觉者“US”在隐喻式译文 中都被省略。主语的消失引起了相应的谓语动词的变化：①中表示过程的动词“analyzed”被喻化为表个体的名词“analysis”；其中表示目标的名词“experiment”被喻化为表性状或属性的形容词“experimental”，这样小句① “We analyzed the experiment”就被名词化为词组“Experimental analysis”。表达关系过程的小句

④ “that the technique is quite complex中的载体“thetechnique”转化为表性状的形容词“technical”，原来表属性的形容词“complex”则转化为表实体的名词“ complexity”。名词化后，整个小句被名词短语“technical complexity”替代，即由关系过程转变为抽象名词所体现的个体。小句③ “made US realize”中表示心理过程的动词“realize”被隐喻化为表示关系过程的动词“showed”。这样，第一人称主语“we”的消失，名物化过程引起的带有主观色彩的主语的省略和主观心理过程到客观关系过程的转变都使得隐喻式译文显得更客观。此外，从整个句子来看，抽象名词替代原来的人称代词做主语使得句子的语体更加正式。

其次，从概念隐喻引起的过程变化和信息重组角度看，一致式译文a是由物质、心理、心理和关系过程构成的包含4个小句的复合体序列，其词汇密度为9／4。而经概念隐喻后的译文b则变成了只包含物质、关系过程的简单句，词汇密度为5／1。这样隐喻式译文将更多的信息结构融于一体，表达更加细密，极大浓缩了语义，使得隐喻式译文信息高度密度化。如小句① 中表物质过程的小句被隐喻化为名词词组“Experimental analysis”；包含6个单词的小句④ 被名物化为由2个单词组成的名词短语”tech。nical complexity”，使句子显得更加精练严谨。此外，译文a较口语化语义相对松散，而译文b较正式、严谨。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虽然一致式译文 和隐喻式译文 都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语义，但经过概念隐喻后的译文 不论从语旨、语式还是信息度上看都更符合科技英语的客观、正式、简洁等特点。 3．2 概念隐喻与科技英语汉译

科技汉语重事实的叙述，语法结构严密，用语力求客观、准确、简洁。科技汉语也存在概念隐喻，即将句子打包或压缩，使级降后的成分可以起和上一级单位一样的语义功能。(林芳，2002)

例3．Repetitive brief coronary artery inflationresults in less electrical instability of m yocardium ．一致式译文a：因为冠脉球囊内的短暂、反复的扩张，所以心肌细胞的电不稳定性减少了。隐喻式译文b：短暂反复的冠脉球囊扩张可减轻心肌细胞的电不稳定性。

上面提到，科技英语是将简单小句打包成词组或将几个小句打包成一个小句的过程。汉译过程

中，首先要理解原文中的概念隐喻，因此需要经历一个“拆开”(unpack)的过程。在此例中，首先，名词短语“coronary artery inflation”本身是概念隐喻的产物，其一致式表达式应该是表示环境成分的介词词组“the inflation in coronary artery”，隐喻化后的“cor—onary artery”变成了表属性的类别词(classifier)，起限定作用。汉语中也存在类似的概念隐喻，即将表环境成分的介词词组喻化为表属性的形容词。所以此例不宜直接翻译成“在冠脉球囊内存在的扩张”而要将一致式中作为环境成分的介词词组“在冠脉球囊内”隐喻化为“冠脉球囊”作为修饰语。其次，原文小句“result in less electrical instabili—ty of myocardium．”中的过程动词“result in”是由表关系的连词“SO”，通过概念隐喻转化而来的。同样，汉语也将表关系成分的连词概念隐喻为表过程的动词。因此，汉译过程中我们要将表因果关系的连词“因为，⋯所以⋯ 减少了”隐喻为过程动词“导致⋯的减轻”即“减轻”。因此经过概念隐喻后的译文b更符合科技汉语的正式、信息密度较高等特点。

例4．Higher pad temperature occurred in theupper guide bearing of som e pum ped storage powergenerator unit．一致式译文a：某抽水蓄能机组的上导轴承存在偏高的瓦温。隐喻式译文b：某抽水蓄能机组的上导轴承瓦温偏高。高质量的科技翻译要求译者采用符合译入语习惯的表达方式，使译文读起来通顺、易懂。此例中，若译者不借助概念隐喻将“Higher pad temperatureoccurred”中“occurred”这个表过程的动词进行转化，就会得出一致式译文a“⋯存在偏高的瓦温”，不仅读起来很拗口，也不符合科技汉语的简洁性特点。概念隐喻将表过程的动词词组“存在偏高的瓦温”转变为表属性的形容词后补短语“瓦温偏高”，保存了科技文体的简洁性风格。

例5．Television is the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images of moving objects by radio waves．一致式译文a：电视是通过电波对运动着的物

体的图像的装置的发送和接受。

隐喻式译文b：电视是通过电波发送和接收运动物体的图像的装置。翻译科技文献时，对原文的透彻理解是非常关键的。此例中，“transmission”和“reception”都是名物化的产物，是从表过程的动词“transmits”和“re．ceives”经概念隐喻转化而来的，译成汉语中表过程的动词“发送和接收”。

4 小结

概念隐喻通过层级转移把由若干小句构成的复合体喻化为一个小句，把小句喻化为一个实体或属性，使隐喻后的词语具有高度概括性。(丁建平，2006)名物化使一致式中由动词体现的过程转而由表个体的名词来体现，省略了一致式中动作的主语，使得文本更加客观、正式、高度概括。可见，科技文本翻译中采用隐喻式的译文比转化成一致式的科技语言有优越性，它能充分体现出科技语言的正式性、客观性和信息高密度性等文体特征。

参考文献

[1] Halliday M A 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 Limited，1985／1994．

[2] Halliday M A K．& C．M．I．M．Matthiessen．Construc—t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A Language 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M]．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 ，1999．

[3] 胡壮麟．认知隐喻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严世清．语法隐喻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意义[J]．外国语，2003，(3)：51—57．

[5] 高忘怀，石云霞．英语名物化的功能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2)：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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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47年，钱钟书的《围城》一经出版，立刻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围绕抗战初期中国各阶级人民的群像，钱钟书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多含讽刺意味，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随后，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分别翻译了《围城》，将中国的“新儒林外史”介绍给了外国读者。本文将结合概念隐喻理论，针对英译本中隐喻的翻译，评判英译本中对于讽刺意味的翻译程度，以及在概念隐喻的三个结构层面的体现。

二、概念隐喻

早在1958年，德国语言学家Weinrich就开始系统性地阐述他的隐喻理论。Weinrich认为每个词、物都可以用隐喻表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向场（image field），即始源意向（image donor）和接受意向（imagerecipient）的连接。由于“融合在意向场的隐喻才最易被人接受”，因此意向场是由文明与社会塑造而成，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相似的意向场。

1980年，美国语言学家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发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其中正式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类似于Weinrich的意向场理论，Lakoff认为隐喻是基于若干个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隐喻的认知力量在于始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之间的一系列映射（mapping）。在恒定原则（invariance hypothesis）下，即“[喻映射以一种与目标域的内在结构相吻合的方式保留了始源域的意向图式结构”，隐喻通常可以表达为A IS B的形式。根据始源域B的不同形式，概念隐喻可以被分为三个类别：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s）、方位隐喻（oriental metaphors）和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s）。

三、概念隐喻和《围城》英译本

（一）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指的是利用结构清晰、界定分明的一个概念，去构建另一个相比较结构模糊、界定含糊的改变，其中可能会涉及到内部结构的构造或重建。换言之，“隐喻中始源概念域的结构可系统地转移到目标概念域中去，使得后者可按照前者的结构来系统地加以理解”。

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

Then suddenly from heaven knows where appeared two sets of mahjong，the Chinese national pastime，said to be popular in America as well.Thus playing mahjong not only had a down home flavor to it but was also in tune with world trends.

此处描写的是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一心贪图享乐，对国家战乱丝毫不上心，“那些不悉没事的学生要道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在船上相遇时，也只是口头上说迫不及待地要为外患内乱的祖国服务，实际上沉迷于麻将，只图自己享乐。因此，此处称麻将是国技，并不是想说明麻将的普及程度高，而是说中国现在有一部分人，和这群留学生一样，只爱赌钱消遣、不致力于救国存亡，有很深的讽刺意味。而译文并没有将这层讽刺意味翻译出来，表明对于结构喻，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不能照搬，应当有的放矢，适当地使用增译、意译。

（二）方位隐喻

方位隐喻与空间方位有关，比如上―下、前―后、深―浅、中间―边缘。这些方位原本没有除了空间意义以外的内涵，但隐喻却将其应用到状态、社会地位、情绪、思想境界等各方面。

我们全要做汉奸，只有你方家养的狗都深明大义的。

We’re all going to be Japanese collaborators.Even the dogs you Fangs keep stand by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深明大义为中国常用的成语，其中“明”为明白，“大义”为大体、大局。“深”原本表示从表面到底的距离大，此处意思为程度较大，不影响后面的实际意义。原句中虽然有讽刺，但讽刺的重点落在“狗”的身上，“深明大义”作为一个中文里的褒义词，只作修饰、强调。译文直接解释出了“深明大义”的意思，并暗含褒义，即可让目标读者感受到“dogs”和“keep stand by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之间的关联。

（三）本体隐喻

本体隐喻就是将事件、活动、情感、观点等抽象的事物理解成为有形的物质。换言之，即用关于物体的概念或者概念结构来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经验”。本体隐喻可以分为三类：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 and Metaphors），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和拟人隐喻（Personification）。分别表示将经验理解成实体和物质、将本体理解成容器、将事物理解成人。《围城》中大量使用了本体隐喻，例如下句：

对任何人发脾气，都不能够像对太太那样痛快。父母兄弟不用说，朋友要绝交，用人要罢工，只有太太像荷马史诗里风神的皮袋，受气的容量最大，离婚毕竟不容易。

There is no one on whom a person can vent his anger with as much all-out relish as on his wife.Friends will break off and servants will go on strike，not to mention parents and brothers.Only a wife，like the Wind God’s leather bag in Homer’s epic poem has such a tremendous capacity for taking in hot air，for divorce after all is not easy.

此处描写的是婚后的方鸿渐的心理，认为已经“困住”了太太，因此可以拿太太出气。为了表现孙柔嘉在婚姻关系中的被动状态，作者将她的气量比作“荷马史诗里风神的皮袋”。《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里说道，风神送给希腊将士们一个皮袋，用来装海上航行遇到的所有逆风，和孙柔嘉在婚姻关系中遇到的挫折类似。她只能吞下苦水、不能往外倒，因为“离婚毕竟不容易”，可见该容器隐喻引用得十分巧妙。而对于目标读者来说，《荷马史诗》作为古典名著，接受度较高，能够准确理解，因此相比于源语言的读者，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更直接、客观地理解此处的容器隐喻。

四、小结

“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来讲是隐喻式的。”对于《围城》这部以讽刺而著名的作品，译者对于隐喻的翻译尤为重要，直接决定了译本的质量。从结构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三个方面来看，笔者认为，不论哪种隐喻，都需要译者结合语境与目标读者的认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Lakoff G，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Lakoff，George.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3]王寅.J知语法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405-410.

[4]孙凤兰.概念隐喻视角下的《黄帝内经》英译[J].上海：上海翻译，2016（2）：84-88.

[5]李勇忠，李春华.认知语境与概念隐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6）：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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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喻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影响隐喻理解的因素有文化、语境等。隐喻与文化之间具有

不可分离性。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隐喻不仅可以反映说话人/作者的思想理念，而且还可以构建一定的观念或现实，影响听话人/读者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本论文在George Lakoff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下，把中国传统文化术语中的隐喻表达作为研究对象，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并揭示了蕴涵的中国文化模式，本论文同时也对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

2 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概述

20世纪80年代，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出现了向认知的专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的提出。1980年，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开始。该定义的具体内容是指隐喻是人类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理解；使源域到目的域的直接映射，在映射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意象图示结构（invariance hypothesis）。

（1）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在国外，与隐喻翻译相关的研究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规则性限定，即要求隐喻的翻译依据特定的规定性方法进行，Newmark（1980）最先提出的几种隐喻翻译方法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它们包括：直译、明喻；对等议、意象重现、解释性翻译等。第二类研究将隐喻翻译方法与文本类型联系起来。Newmark（1995）将隐喻分为死喻、标准隐喻、改喻、新隐喻及创新喻等若干种，译者可依据它们包含的信息量确定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处理方法。第三类研究将隐喻翻译与文化联系起来。概括来讲，第一类研究列举了隐喻翻译的处理方法，而后两类研究则涉及隐喻翻译中策略使用的限定性条件。隐喻的翻译既受到语篇的制约，也受到文化差别的限定。

（2） 国内研究现状概述：国内也有较系统的评述，如林书武（1997，2001）的《国外隐喻研究综述》、《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束定芳（2000， 2002）的《隐喻学研究》、《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李福印（2000）的《研究隐喻的主要学科》等。束定芳（2011在《论隐喻的运作机制》一文中谈到：隐喻涉及两个处于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一互相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王斌（2002）在《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中从交织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构，通过对隐喻结构源语（域）与目的语（域）的整合分析，论证了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个别整合模式；若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为翻译的全面解释提供契机。

3 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策略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表达研究中，作者发现隐喻翻译过程中意象的不对称极为明显，时而丢失、时而变换、时而添加，形成一种有趣现象。根据 Newmark（1980）的隐喻翻译理论，下面将结合实例，探讨中国文化术语翻译中的三大策略：即直接对等译法、意象代替翻译法和意象转换法。

（1）直接对等翻译法：直接等喻法是保留相同的隐喻意象，即进行直译，这意味着在目标语中重造一个相同的意象，即在译入语中再现相同的喻体和比喻手法，条件是让译语读者感到自然。例如：“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译为：Four Virtues （golden heart， refined language， civilized behavior， green environment）。

（2） 意象代替翻译法：不是所有的隐喻都可直译，毕竟在中英两种文化背景中都存在着大量特有的隐喻.隐喻不可避免的被烙上鲜明的民族特色，拥有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当我们遇到这些找不到等同意象的隐喻时，就要用目标语中的常用意象来替代源语中的意象。例如：“红人” 译为：sb’s man of hour；“台柱教授”译为：star professor；“交际明星”译为：our social butterfly “提心吊胆”译为：on pins and needles 等等。

（3）意象转换翻译法：在处理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时，也会遇到意象转换的情况，会使用意译。意译是直译的一种补充手段.这种译法传递了原文的意思，而未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和修辞手段。这种译法多运用于一些文化标记鲜明，某一文化特有的隐喻.例如：“爱吃醋，吃不相干的醋”译为：being jealous， and it’s over nothing。

4 结束语

隐喻的翻译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隐喻翻译如果没有深刻而多元的思维，就不可能反映原文的文化意味，也不能真实达意。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在翻译隐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化、语境等因素，根据具体的语境和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最有效的交际，并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带来一个较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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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贾竑（1979-），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佳木斯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讲师，齐齐哈尔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佳木斯市社科联项目“大学英语教学中英汉隐喻的跨文化对比及翻译课堂的实效性研究”（项目编号：11172）、2010年佳木斯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英汉隐喻的跨文化对比及翻译研究”（项目编号：W2010-195）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6-0156-02

现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明确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与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进行有效的口头和书面交流，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由此可见，对于当前的大学公共英语教学，英汉互译能力是衡量非英语专业学生综合语言技能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以补全句子形式出现的汉译英试题是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而这仅占卷面总成绩5％的5个汉译英句子却成为众多考生的薄弱环节，甚至攸关整场考试的成败。学生之所以在翻译题目上失分，部分原因是由于此题被安排在整套试题的最后，学生对考试时间统筹不合理，导致没有时间去作答；此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即使勉强作答，多数学生的“汉语式英语”现象过于严重，译文很难得到高分。因此，如何有效提高学生汉译英水平成为许多大学英语教师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概念语法隐喻理论融入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分析指导翻译实践，并希望通过此尝试逐步培养中国学生的英语思维习惯及语言表达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汉英互译水平。

一、语法隐喻概述

1985年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创始人Halliday在其著作《功能语法入门》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语法隐喻”的理论概念，这一提法超越了传统的词汇隐喻研究。具体来讲，“语法隐喻”不是单纯地用一个词去代替另一个词，而是用一种语法结构去代替另一种语法结构的语言表达形式。而且，这两种语法结构分别展现了同一概念含义的不同表述方式，即一致式（congruent）和隐喻式（metaphorical）。随后，Halliday又把语法隐喻分为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并强调名词化是实现语法隐喻的最有力手段。名词化把小句变成名词或名词词组，使原本表示过程的动词和表示属性的形容词具有了名词特征。

在一致式概念表述里，按照我们的传统表述经验，动词表示动作、过程，名词表示行为参与者，形容词表示特征性质等。这种方式贴近我们的直觉感应，多用于日常英语表达。而在隐喻式表述概念中，人们通常根据语言的实际应用需要，变化原有的语法关系，即动词、形容词常被转化为名词，句子转化为词组等。这种用名词表示动作，或用动词表示某些概念的表述方式，在功能语法中被称为语法隐喻。通过大量的语料比较分析可知：在日常英语里，人们通常较多使用一致式的感性表达方式；而在书面英语或比较正式的文体中，隐喻式表达的使用则更多，这种经过名词化所产生的大量语言表达具有简练、凝重之特性，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英语表达的客观效果。例如，要用英语表达“这几年西欧的经济和工业不景气。”这一意义，可以说：

（1）An economic industrial depression took place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last few years.

（2）The last few years have witnessed an economic industrial depression in Western Europe.

比较可得：（1）句表达是事物状态描述的常用手段，语义鲜明直接，措辞力度与事物状况性质较为一致，因此是“一致式”表述。然而（2）句表达与事物状态描述的常用手段差异较大，是与人类直觉感性表达不一致的理性思维体现，常用于英文书面文体，因此是“隐喻式”表述。

已有研究统计：无论是英语语篇还是汉语语篇，书面文体的隐喻程度高于口语文体，科技文体的隐喻程度高于其他文体。同时，英汉两种语言在隐喻程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英语语篇的隐喻程度明显高于汉语语篇。因此，当我们处理汉英互译时，就要有意识地运用语法隐喻手段将汉语语篇进行英译，这样翻译出来的译文才更加地道，符合英语的逻辑思维及语言表达习惯。

二、翻译教学实证研究

1.研究目的及意义

笔者拟通过对受试对象的课堂翻译测试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试图证明语法隐喻的掌握程度与汉英翻译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旨在提出将语法隐喻理论引入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教学实践，逐步培养学生对语言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实现提高汉英翻译水平的目的。

2.研究设计及受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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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2A-0113-01

一些学生能流利地背诵物理概念和定理，但是做相关的物理题目时却无从下手。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对物理概念还只停留在简单记忆的层面，导致在理解和应用物理概念时存在困难。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只有学生主动建构物理概念，形成自己对物理概念的理解，实现概念知识的内化，才能真正掌握物理概念。本文以“密度”这个物理概念为例，简单谈谈如何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学习物理概念。

一、以生活问题引入概念，激发主动建构的积极性

影响学生物理概念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不感兴趣，相对来说，学生对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容易产生兴趣。教师应为学生设计一些现实中常见的问题，诱发学生的好奇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深入地思考和综合分析，主动地从生活现象中去发现知识本质，积极建构物理概念。

在教学“密度”这一物理概念时，为了让学生认识到“密度”是能够反映物质的某种特性的一种物理量，引发学生建构“密度”的概念，教师先取出一些物质，包括一杯白醋，一杯清水和一杯溶解了很多盐的盐水以及两块体积同样大的铁和木头，让学生简单地判断杯子中分别装的是什么物质。学生对于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很感兴趣，也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他们通过闻气味、尝味道，很容易就区别出了三个杯子中的物质。还有学生通过掂量物体轻重的方法来区分铁块和木块。教师对学生的做法进行了点评：“同学们能根据不同物质的颜色、气味和质量不同顺利地鉴别出了这些物质。那么，相同体积下不同物质的质量不一样，这一点也和物质的颜色、味道一样，成为物质的一种特性，可以用来区别于其他物质，这种特性就是物质的密度。”通过这样的教学，进一步渗透了“密度”的概念。

二、以物理实验探究概念，感受自主建构的过程

物理概念作为学习的核心内容，充分反映了一些物理现象的本质，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外延。学生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些关键点，才算掌握了物理概念。教师可以结合具体的物理概念，设计有针对性的物理实验，让学生通过亲身参与、相互配合，感知物理概念的形成过程，抓住概念的要点，深入、全面地理解物理概念。

在引导学生探究“密度”这个概念的形成过程时，教师和学生一起设计了一个物理实验：通过托盘天平直接测量物体的质量，利用量筒测量物质的体积，然后求出不同物质的质量与体积的比值。在这个实验中，我们选择了不同体积的石块和铁块，分别进行三次质量和体积的测量，计算出比值，发现三次测量后计算得到的石块与铁块的质量与体积之比非常相近，而石块与铁块的质量与体积之比却不相同，从而证明了“密度”（即质量与体积的比值）是一个定值，而且不同物质的密度存在着差异。通过设计这样的物理实验，让学生亲身参与实验操作，进行数据的测量与计算，这样，学生对密度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了比较具体、清晰的认识，理解了密度这个概念所表达的物理意义，还掌握了计算密度的方法和影响因素等相关知识。

三、以课堂讨论促成概念，增强合作建构的体验

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讨论是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知识，快速生成知识的有效手段。在初中物理概念学习中，为了帮助学生准确地构建“密度”这个物理概念，教师可以创设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展开交流讨论，促进概念的生成，增强合作构建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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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C

1 引言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针对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的英语教育观念以及英语教育方式等，提出了全新的改革要求，学校作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素养的重要阵地，在英语教育管理的过程中也应该要融入更多新的教育理念，对英语教育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创新研究，比如对观念进行创新，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等。

2 学校英语教育教学管理现状

2.1实践活动的开展不够

实践活动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随着近年来素质英语教育的不断拓展，在英语教育过程中加强实践活动的拓展，是很多学校院校在英语教育过程中实施的一个重要措施。但是当前很多学校英语教育过程中，对实践活动的拓展比较少，往往注重一些实践理论课程的英语教育，缺乏一些生动形象的实践活动，一般都是进行课堂英语教育，而且是传统的英语教育模式，学生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最终导致学生对的学习过程中兴趣不高。

2.2学校师资力量队伍水平不高，不能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引导，在学习过程中，加强教师能力素养培养是提高教学效率的关键。学校教师队伍当前还有待壮大和充实，由于当前社会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加强教师队伍的完善，需要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训。当前很多学校的教师都偏向于理论型教师，在日常英语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仍然采用比较传统的方法进行教学，实践英语教育的普及程度较低。

2.3英语教育过程中的教学评价功能有待完善

教学评价是进行英语教育教学管理的重要步骤，当前学校英语教育过程中，对教学评价的重视程度不够，大多数学校的评价模式仍然是传统的考试，以分数为基础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评价，这种方式比较片面，不能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因此导致学生的学习能力得不到提升。

3 提高英语教学效率的策略探讨

3.1以学生为本，加强实践教学的力度

实践活动是高中课堂教学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单纯地依靠课堂教学的有限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教育，很难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应该要加强实践活动的拓展，加强实践活动的拓展，还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在实践活动中发现更多的乐趣。当前，各个行业对于英语人才的要求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听说写这几个方面，在很多场合，还需要运用英语口语进行交际，这是就业的基本要求。所以，要积极建立英语第二课堂，加强校内外英语实践，为英语练习提供平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提高英语的实用性。比如可以在课后举办一些音乐欣赏会、读书会等，也可以模拟职场英语的场景，可以开展一些英语角、英语沙龙等活动，英语演讲比赛、英语歌剧比赛以及英语角等方式，还可以组织英语听力、英语技能大赛等，为学生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得学生在实际交流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英语应用能力，能够在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英语知识的内涵，从而提高自己的读写译以及视听说的能力。在实践活动中加强学生的体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到实践活动中来，因此要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作用，而不是在学习过程中被动地学习，因此所开展的实践活动应该要生动有趣，要做到寓教于乐，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乐趣，同时可以在游戏和放松的过程中学到知识。

3.2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

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应该要不断丰富学校教学评价的内容，更加客观全面地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评价，因此要对教学评价指标进行完善，不仅要涉及学生对各种课程的基础知识的掌握，还应该要加强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的评价，了解学生在学校课堂教学评价学习过程中的不同需求，从而帮助学生不断认识自我，自信地进行学习。在评价体系的改革过程中，应该把学生的学习能力纳入学校课堂教学评价考核范围中，制定客观、公正以及合理的评价标准，最终实现对学生的综合评价，有助于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各种问题对症下药，找到正确的解决方式。

3.3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素养，促进教学过程中以人为本理念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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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牵着学生的鼻子走。如教师在提问时，喜欢按照自己固定的思维问一些固定的问题，学生在回答问题时，也在揣摩教师的标准答案，教师牵着学生走;很多时候，学生提出的有挑战性的问题很难受到教师的尊重，很好的机会就这样流失了;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始终很难得到讨论的机会，而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总是被安排讨论。这样的课堂不能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原则，个性化的东西不多，即使呈现出多种活动，也都是出于教师课前设计，没有充分利用现有活动所营造出来的教育机会。学生很少有主动建构知识的机会，教学中封闭性非常突出。

2.对错界限太分明。教师的“对”与“错”的观念太强，固定在对错之间考虑问题，非对即错;不能有效地引导学生发现对中的错，错中的对。很多时候，服从权威代替了理性思考，肤浅的回答代替了深入的思考，因此，学生独立的观点得不到尊重，潜力得不到开发。

3.“蜻蜓点水”式的点评。教师对学生回答问题后的表现大体可分两种：第一，对学生的回答（特别是不能让教师满意的回答）不置可否，只是简单地说：“请坐，再听听其他同学的意见。”第二，对学生满意的回答教师也只是给予“好”、“不错”、“很好”之类比较笼统的评价，很少有较为具体的评价。对学生的回答不作评价，会使学生感到无所适从，只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机械问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对学生的回答一味地表扬，也会使学生产生浮躁心理，使思维难以深入。

有人对新课程标准下的课堂教学作了如下描述：新课堂是充满爱意的课堂，是富有诗意的课堂，是饱含情意的课堂，是体现创意的课堂……这其中，充满人文关怀的课堂评价是功不可没的。那么，新课程标准下的课堂评价应该如何把握呢？

二、新理念下的新课堂呼唤新的评价方式

1.要进行多元性评价。

（1）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对学生的发言，多以教师评价为主，评价主题比较单一，被评价者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样不利于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新课标明确指出：“实施评价，应注意教师的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与学生间的相互评价相结合。” 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新的课堂评价方式日趋丰富起来。

（2）评价角度的多元性。评价要注重对学生三维目标的建构，不仅要关心其智育方面的发展、评价知识的学习、方法的获得等，还要关注其情商方面的发掘，针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心理素质、态度习惯等方面进行评价。评价只有多元化，才可能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开发他们的潜能。所以，要改变课堂教学的评价常规，首先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既要有总结性评价，又要有过程评价;既要有主体评价，又要有客体评价;既要有定量评价，又要有定性评价。不要用一种固定的眼光看学生，有些学生可能考试成绩不好，但有可能在一堂课中的表现尚佳，那么教师应对其当堂课的表现给一个积极的评价，可以给学生一个课堂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3）评价方法的多元性。对学生的发言，教师多用语言评价的方式，其方法可以灵活多样。如适当地运用肢体语言、眼神、点头、微笑、大拇指、掌声以及各种丰富的表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