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功能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社区治理的功能，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3]那 力：非政府国际组织发展现状[ J ] .国际资料信息，2002，03.

[4]田 凯：西方非营利组织理论述评[J].中国行政管理，2003，06.

[5]杨 团 葛道顺：中国社会政策研究十年（1999—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01.

篇2

在住宅小区中，智能化对讲系统是为了实现业主与访问者之间的有效连通而规划的程序。针对住宅小区的安全设计而言，智能化的对讲系统是其安全保障的第一环节。其主要设计的区域包括小区门口、每个单元楼层入口处及住户门口。在小区住宅各个入口设置可视化对讲机，在确保业主识别访客身份后，进行自行开门控制。同样在单元楼层的入口处及住户门口也需设置相应的对讲机，在业主房间内部设置可控终端，保障用户能够根据人脸识别、指令识别来控制访客权限，保障小区安全。

（2）智能监控系统设计

为给广大住户提供安全、舒心的居住环境，首先必须保障其居住安全，因此，必须建设智能的监控系统，由监控前端反馈图像资源信息及相关信号传输。在小区重要的安全防范区域设置闭路监控系统，特别是针对车库入口、车道、电梯内部、主干通道等区域必须建设完备的监控体系，并根据实际操作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监控器，并对监控区域进行实地考察，确保无监控盲点与死角。

（3）门禁智能管理系统设计

在小区住宅中，门禁管理系统一般设定于各楼宇单元的门口，主要采取刷卡识别的身份验证形式，实施严格的内部人员的规范准入体系，保障其住宅安全。

（4）车辆管理系统

由于住宅小区内部业主较多，且其组成成分各不相同，工作性质不一，车辆的出入也并无一定的规律性，因此，为保障小区的安全秩序，防止非法车辆流入，必须建设智能化的车辆管理系统，对小区内部业主的车辆信息进行登记，设置智能识别标示，对固定车辆设置稳定卡，对临时进入的车辆则设置临时卡，进行严格的身份识别及图像认定，实施一卡一车的原则，从根本上杜绝安全威胁。

（5）住宅周边防盗报警监测系统设计

在智能化的住宅小区设计中，设置周界报警系统，能够有效防止外部不法人员的闯入，减少小区周边潜在的安全隐患。住宅周边防盗报警监控系统主要是由红外探测设计组成。它能够实现自动勘测的功能，并进行智能反馈，联动其他报警装置，进行信息传递，实施传播警报信息，便于采取针对性的安全处理措施。

二、住宅小区智能化设计的施工管理

1.施工准备

由于住宅小区智能化的系统设计技术含量较高，为保障施工质量，必须在建设初期，进行良好的设计规划。具体从住宅实际情况出发，设定好系统中程序设计的先后顺序，同时创造高素质的施工队伍。在施工前对项目设计图纸进行全方位审核，若发现与实际情况不符，则需要及时修改。确保图纸上各项技术参数与指标满足施工要求。另外，在制定施工具体计划与工程预算、周期预估等方案时，需要对实际住宅小区情况进行考察，做好人员准备、设备购置及材料安排工作，确保智能化小区建设施工能够顺利进行。

2.线路敷设

在智能化的小区住宅设计中，大多线路属于弱点体系，因此需要将其施工程序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主线方面的施工，其次便是智能化管理系统的施工。主线部分的线路埋设的施工可以选取常规的施工单位，而针对技术含量较高的智能化管理系统的施工则需选择专业的施工单位，制定严格的线路布线计划。同时还需确保两者之间能够达到有效互通，明确双方的职责要求，确定好整体施工方案。特别是针对施工交界处的供电线路布置、管道敷设等工作，需要双方的友好配合，制定规范化的施工顺序，避免出现管线相交问题，进而引发安全事故。另外，针对不同等级的电压线路，采取不同的线槽敷设方案，对具体线槽的两端实施保护措施。将智能化系统中的电源控制、信号控制等线路设定单独敷设的通道，分离其强弱电流，减少电磁之间的相互干扰。

设备安装

智能化系统中设备的安装同样包括前端与中心设备两个方面。在前端设备投入安装前，必须核对项目设计要求与图纸的设计，确保其各项标准能够满足建设要求。除此之外，还需对设备的可靠性进行检测，保障其能够正常使用，并对相关线缆的性能进行综合考察，从整体上为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在中心设备安装时，则需确保其整体设备均安装于监控中心的部位，各类线缆分布整齐统一，独立且不会对其他线路造成干扰，确保设备安装能够满足设计要求。

篇3

[关键词]创新能力　知识不对称　知识共享　区域　路径

1　引言

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这一过程中,创新产出本身的不稳定性促成创新能力内化,但内化到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有其必然的局限性。相较而言,区域多主体及其趋同的公共知识、基础知识及产业历程、社会规制使其天然成为这一统筹行为的载体。通过内化到区域的创新能力建设,创新主体可以在区域环境下通过知识共享更多地获得已有技术创新的使用经验,避免纯粹市场行为所带来的创新知识的浪费,并与区域多主体R&D结合,从而进一步积累新的创新能力,形成多主体创新能力建设的良性互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本质是区域拥有的知识,是以创新知识管理为基础的能力集群。区域创新能力建设以克服区域内知识不对称为前提,以区域内多主体知识共享为关键职称论文。

2　区域知识不对称及其原因

知识共享是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受制于区域创新主体的知识宽度与知识深度…。知识宽度是指创新主体截面知识容量,决定创新主体创新过程中跨学科融合能力。知识深度是指创新主体特定领域知识的精深程度,反映创新主体专业知识质量,决定创新的先进程度。现代区域创新能力建设要求主体知识宽度与深度的结合。现代知识的大容量及高频次更新加剧了个体创新者实现这一结合的难度。多主体知识共享一方面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又可进一步扩展知识深度与宽度,从而提升创新能力。创新个体应更多参与到区域知识共享中,从而提高区域创新绩效及其个体创新绩效。这样可以克服个体知识的局限性。知识共享过程比电子或书面形式记录或整理的过程对创新能力提高更有效率。但事实上区域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知识不对称现象。知识不对称是指知识在创新主体问分布的不均衡状态。其关系如图1所示:

2.1　知识源、形成轨迹及知识主体特征

这包括:①知识源的多元性。知识的核心是个体对事物的了解,个体在搜寻、获得、解析、整理、扩散知识的一系列过程中会带有个体情境化特征,也就是说,即使相同知识源也会因个体内在知识结构及知识体系的不同而变成具有个体特征的不同知识源。何况现实中的知识源形式又有多元倾向。②知识形成轨迹的影响。个体知识深化过程会受到个体思维惯式、知识背景、成长履历等影响。任何时点上创新知识的位势均由其所继承的演进路径所塑造,其现有位势又限制了其在静态时点上对知识进一步遴选的方式和范围。③知识主体势差。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知识宽度和深度,从而决定了自己现有时点的知识存量,由于不可能存在位势完全一样的知识主体,势差必然存在。势差虽是知识交流的基础,但势差过大同样也会造成知识传播的障碍,从而加剧知识不对称。

2.2　隐性创新知识的大量存在

隐性知识是创新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产品的排他性使其更重视隐性创新知识的积累。隐性知识的特征决定其多由实践中获得、需要借助于面对面的接触、交流、模仿、操作、共同经历等活动来学习和共享。它虽然具有同一主体时序积累的能力(也就是内生性),但却缺乏跨越主体或空间的能力(也就是空间粘性)。隐性知识的内生性及空间粘性加剧了知识的不对称性。

2.3　信任程度差异

信任程度差异影响知识传播的效率和传播成本,从而作用于知识不对称,如图2所示:

包括:①信任程度差异影响知识传播成本。知识主体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群,人的知识是在外部获取、互动交流中不断积累的,而外部获取及互动与这一过程所发生的搜寻成本和获取成本将受到当事主体相互信任程度影响。从而主体信任程度差异会导致知识不对称。②信任程度差异影响传播效率。显性知识传递过程中可以市场及价格机制达成(如产品创新知识),但由于其无形资产的本质属性,其合约的达成及履行仍有赖于信任程度。对于隐性知识来说,由于其创造和传播不容易被发现(如过程创新知识),其产权归属又很难界定,由此价格和市场不起作用或较少起作用,这时主体间信任程度对知识传播效率起决定作用。由上,形成基于信任程度差异的知识不对称。

2.4　信息不对称

知识多来自于信息,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知识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表现在:①信息提供源不足。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其市场价格难以确知,由此造成信息交易困难,常出现信息产品的逆向选择及搭便车现象,从而影响信息供给市场,造成信息提供源不足。②信息失真。信息主体处理不当、信息载体不规范、信息渠道不通畅等都会使得信息失真。

3　基于知识共享的区域创新能力建设路径

创新能力的形成离不开对知识的搜寻、获得、发展、扩散和交流。这一系列过程不能脱离特定区域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区域内的个体(创新主体)经历,同时取决于区域内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区域多主体及其趋同的公共知识、基础知识及产业历程、社会规制使其天然成为这一统筹行为的载体。知识共享正是基于创新能力建设的必然性及克服知识不对称现象提出的。有效的知识共享可加速知识在区域内的流动与综合,促进知识创新,并构建属于区域自身特征的知识体系,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产生的社会化进程。基于知识共享的区域创新能力建设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3.1　基于更换主体的区域过去创新活动的知识共享

区域创新活动是高强度知识互动的过程,创新活动中会大量沉淀知识,这些知识的再利用对创新能力提高有重要意义,而这种再利用在更换主体情况下将更有意义。知识共享显然有利于更换主体的创新知识再利用。区域创新活动包括成功的创新活动和不成功的创新活动。成功的创新可以价格和市场机制为主进行知识共享。在成功的创新过程中,知识的再利用显得较为容易,因为这些知识的标准化及共享显得更有动力。这种成功的创新会以专利等知识产权等形式存储于创新个体,而这种标准化的知识可通过价格及市场机制获得共享结果。而在不成功创新过程中,由于创新结果的失败而往往让创新者缺少动力整理创新活动沉淀下来的知识,基于更换主体的知识共享更无从谈起。而事实上由于创新的失败也使得创新成果很难标准化并以市场或价格机制得以流动。这种散乱而非标准化的知识中不乏经验、教训及对下一阶段成功创新的暗示,因此这里的具体操作路径包括:①建立创新失败宽容机制,促使其他创新主体关注失败创新的过程及经验;②加强区域内的人际沟通及合作的可能性,如网上创新论坛,各种创新协会及俱乐部,加强失败创新经验分享,从而事实上推进更换知识(创新)主体,达到知识有效再利用的目的;③对知识的标准化整理也很关键,这里更强调对失败创新过程的整理与反思;④通过区域创新主体创新过程中代际的传、帮、带,私人关系的沟通,家庭式的创新习惯沿袭等非正式的方式起到更换创新主体,进行区域过去创新活动更换主体的知识共享的目的。以上这些路径既可以有效地避免重复的研发活动,又可防止创新知识老化而失去市场及应用价值。从而使这一类知识也成为区域特色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基于地方技术标准建设的知识共享

地方技术标准建设过程对区域创新能力建设意义重大。由于技术标准及其评估对企业来说都是外生的,因此通过超越企业边界的区域知识分享过程可使单个企业(创新个体)通过能动性地参与相关领域标准环境机制建设提高其自身的创新绩效,获得超额创新利润。由于技术标准的创立涉及到大量的相关技术,迁回生产方式及技术体系的迅速膨胀更加剧了这些技术的分散程度,由此,技术研发知识共享,尤其是在技术标准确定之前的知识共享是必要和必须的。涉及地方技术标准建设进程的知识共享可通过两种渠道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建设:①在行业广泛技术知识分享过程中积极参与到标准制定进程中,掌握技术标准制定进程,为创新主体技术路线圈定范围;②吸引其他创新者参与到创新主体创新技术轨迹中来,由此形成规模化的既得利益群,从而壮大技术标准潜在势力范围,为未来技术标准制定赢得发言权,并诱致更多主体在较高创新平台上参与创新活动。区域创新能力培养有别于线性的管理方式,地方技术标准为创新能力培养提供跳跃平台,地方技术标准的达成可增加区域集体创新资源,为提高区域创新存量和流量做出贡献。

3.3　基于区域软技术获取的知识共享

软技术是区域创新能力的集成体现。软技术指区域以管理活动为主体,综合运用人的知识、经验、思维创新等现代科技成果(智能技术)和程序、规章、制度等(软件化信息),并且倾向于借助物质技术手段(如电子计算机)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区域技术群落。它的目的是寻求诸多系统要素的合理规划、组织、协调(包括人际关系)与有效控制,使系统要素从无序(或低序)向有序(或高序)转化,以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或社会效果。区域知识层级可分为个人知识、团体知识、组织知识及区域知识。不同层级知识具有不同特征。其中个人知识宽度及深度受个体精力及寿命等限制,并且其内嵌性也小些,可通过个体流动而获得知识的移动,这种内嵌性的缺乏使其难以形成区域竞争力的依托。区域知识由于主体多元而具有较优的宽度及深度,其内嵌性更强,因此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依托。但这一过程需要区域软技术的整合才能转化为区域创新能力,具体路径如图3所示:

这样,个人知识通过知识共享可上升为团体知识、组织知识和区域知识。随着层级演变,知识的内嵌性愈强,知识宽度与深度也随之提高。在这一知识共享过程中,区域通过柔性及弹性管理可有序地形成区域特色的规程从而形成区域软技术,区域软技术的直接目的是规范区域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性。软技术培养使区域范围内各主体可以集区域范围能力之大成,降低磨擦成本和搜寻时间,有效配置区域资源,适应创新项目对团队和集体智慧的要求,为区域内各主体协同开展创新提供快速通道。区域软技术建设符合能力的立体系统性特征,在创新能力建设过程中可有效避免短板效应,从而为形成区域创新能力奠定基础。当然,区域创新能力建设也正向作用于区域软技术,而区域软技术的丰富通过知识共享作用于区域知识,继而作用于组织知识,最终也丰富了团体知识及个人知识,从而形成具有区域特征的良性循环体系。区域软技术具有历时长、投入多、收效慢、难度大、风险高、外部性强等特点。在建设过程中具体路径包括:①政府投资的地方文献整理,总结地方文化、风俗及具有地方特征的技术工艺出处及渊源,做好公益性知识平台的储备从而克服区域软技术历时长、投人多、收效慢的非市场性特征;②产业链条的区域有效延展及升级,实现对软技术的挖掘,包括对现有特色地方产业的深度再挖掘及精细度的再追寻培养,从而在此过程中细化地方软技术与区域生产力的匹配。③共性技术平台的搭建、展会、报告等经验的总结,最初的建设多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引导,随着区域环境建设及创新主体意识的增强,政府将以营造创新营利点方式逐步退出而使其蜕变为市场行为。

3.4　基于区域创新与金融资本配置的知识共享

创新是金融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创新能力培养需要金融资本支持,现代经济体中金融资本与创新主体常常被分割开来。缺少适当的融资资源是创新可能性与高密度尝试的主要障碍。而两者之间的知识不对称将会影响两者配置效率。知识共享可以两种渠道作用于区域创新与金融资本配置,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①关系融资。这一类型知识共享更适宜于小企业与其投资人之间。关系融资是在难以合约化状态下提供融资的一种方式,常常发生在有关融资的信息和知识无法标准化的情况下。如知识共享使纽约的珠宝商(Jewish orthodox SECT)在融资时可不签订任何协议。关系融资中资本方可通过知识共享了解或更细致地了解到创新产出前景。区域内金融资本与创新主体的知识共享可以避免金融资本甄选创新时的逆向选择问题’。这里,关系融资网络中结点本身及之间拥有信息的时效性、针对性及其反复的巩固加强等正是创新能力建设的过程。具体路径表现在:最初创新主体(如企业)通过购买长期的含有佣金的隐性合同,使其与投资人及时快速建立紧密关系。随着关系时间长度和范围的扩展,投资人更好地理解和监督创新主体,较大程度实现知识共享,从而保证创新主体在未来获得最优的资本配置,从而提高了区域创新效率、减少创新成本。②间接融资。这一类型知识共享更适宜于大中型企业与银行之间。同时,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小企业无论在企业经营管理及技术装备水平、市场开拓能力、人员素质及经济效益等方面均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这样地区的小企业也可优先考虑知识共享基础上的银行贷款。这样的区域银企知识共享无疑有助于银行获得更真实信息与知识,从而更有效辅助企业在有高盈利前景的生产和研发活动中获得超额创新收益,促进银企更紧密联系,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4　结语

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可有效降低区域发展成本,实质上减少对他国技术的路径依赖,帮助企业及其他创新主体完成创新能力自身建设的有效过渡。区域创新能力建设过程中常常有大量的知识涌现,同时也常常需要利用大量的知识。在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互动转化过程中,知识共享是两者的天然纽带。区域内知识源及知识主体的多元性、隐性创新知识的大量存在、信任程度差异、信息不对称等造成区域知识不对称,从而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建设效率。如何进行区域知识共享是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在过去区域创新活动中、地方技术标准建设中、区域软技术获取中及区域创新与金融资本拟合配置中的知识共享是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的主要路径。

参考文献:

[1] Prencipe A. Breadth and depth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lies in com-plex product systems: The case of the aircraft engine control system.Research Policy, 2000,29(7/8):895-911

[2] Spencer J W. Firms' knowledge-sharing stralegles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sysle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Bat panel display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24(3):217-233

[3]Davenport T D, Prusak L. How organizations manage what theyknow. Harvard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0

[4] Nieto M, Quevedo P. Absorptive capacity,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innovative effort. Technovalion, 2005,25(10):1141-1157

[5]Majchrzak A, Cooper L P, Neece O E. Knowledge reuse for innova-

tion. Management Science, 2004,50(2):174-188.

[6]门熙新,黄擎明软科学与软技术导论,软科学,1992(3):1-5

[7] Savignac F.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innovation: Whatcan be leanaed from a direct measure?. [2010 -06 -28]. banque france, ft

篇4

1. 1研究对象选取2016-03-2017-03在郑大一附院神经内科住院确诊为PSD患者135例，符合研究条件的患者共10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例。其中男63例，女37例，年龄40 70(56. 47士9. 18)岁，病程1 }-7(3. 85士1. 87)d0  2组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脑卒中类型及部位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I)纳入标准:按照1995年全国第4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全部病例经头颅C' T或MRI检查确诊，经神经内科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后入组，此外还包括:①病程1周内;②年龄4070岁;③意识清楚;④无明显的语言障碍(包括部分运动性失语，但无感觉性失语);⑤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项量表评分)20分，并符合C'C'MD3(Doagmpstoc    criteriaofmentalCIISOYCIeYS)抑郁症诊断标准。}2)排除标准:①脑卒中后病情严重或伴有意识障碍不能配合检查者;②伴有明显失语、耳聋不能配合检查者;③有精神障碍或家族史者;07I岁以上高龄患者;⑤有精神、药物依赖者;⑥合并除抑郁焦虑之外其他严重精神疾病者;⑦合并严重心功能衰竭、肺功能衰竭或其他严重躯体疾病不能配合检查者;⑧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或安全性判断者。

I.2实施方法对照组由家人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进行常规护理，给子肢体功能锻炼的同时进行心理疏导。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子社区护理干预，具体干预措施如下。本研究采取神经内科护理人员走进社区担任干预人员的模式，对50例社区脑卒中肢体功能障碍伴抑郁患者进行较系统的干预研究。首先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对他们的生理状况、生活方式、心理状况及康复现状等进行初期评估，随后由护理人员进行有效干预，根据患者情况制定相应护理计划。具体措施包括:(I)成立“社区脑卒中病友俱乐部”，鼓励患者走出家庭，在集体活动中产生共鸣。(2)健康宣教:①肢体功能锻炼指导。对患者及家人进行肢体功能锻炼指导，其中包括正确的肢体活动和良肢位摆放，讲解家人支持的重要性，取得家属配合，并嘱咐家属要创造良好的家庭康复氛围，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②正确生活方式的指导。脑卒中是行为方式性疾病，行为矫正对预防脑卒中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帮助患者改变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惯，普及正常规律饮食的宣教，戒烟戒酒，多吃水果及蔬菜。③发放健康宣教手册。(3)心理干预:①开展社区活动。举办“社区卒中日”、“社区脑卒中患者健康知识交流”等活动，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在帮助患者进行肢体康复锻炼的同时耐心听取患者的心理感受，向其讲解脑卒中的发展与转归，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鼓励患者多与亲朋好友沟通倾诉，获得精神安慰与支持，宣泄不良情绪。②组建“脑卒中之家”微信群。由神经内科护理人员在微信群里发放健康知识宣教内容，同时让患者在微信群里进行沟通留言，可表述困惑，传授经验及相互鼓励。由此，护理人员可及时发现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患者，着重进行干预。

1. 3评价方法采用17项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s〕对100例PSD患者进行详细的精神系统检查，评定抑郁状态，G7分为正常，7一17分为轻度抑郁，18-24分为中度抑郁，G24分为重度抑郁。量表总分反应病情严重程度。

1. 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7. 0软件统计描述及分析数据。采用均数士标准差描述量表得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同一时间点不同组患者得分，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同一组不同时间点患者得分。<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干预前2组HAMD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G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干预前后的HAMD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G0.05)，表明患者自行在家进行康复护理对脑卒中患者的抑郁状态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干预后2组HAMD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G0.05)，干预组干预后HAMD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0. 05)，表明对脑卒中患者实施社区护理干预能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

3讨论

3. 1同伴及家庭支持可改善患者抑郁症状同伴及家庭的支持，可使患者得到足够的照顾与陪伴，提高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及锻炼的积极性，且能改善其抑郁状况仁州。曹惠清等川研究佐证该观点，其通过对卒中后肢体功能障碍伴有抑郁症状的患者实施社区家庭式护理干预，优化社区支持系统，促使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参与患者的康复锻炼中，并鼓励家属给子患者情感支持，结果显示患者HAMD评分明显低于非家庭式护理组。本研究中，通过成立“社区脑卒中病友俱乐部”，将具有相似经历的患者组织在一起，通过相互间的沟通交流，以产生共鸣，进而相互鼓励，以达到宣泄负性情绪，改善抑郁症状的目的。研究显示，早期肢体康复训练可减轻卒中后患者抑郁症状。因此，本研究针对脑卒中后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提供适合其康复的锻炼方法，指导患者及其家属采取合适、有效的方法促进肢体康复，并发放健康宣教的手册，使其牢记正确的生活及锻炼方式，防止遗忘，进而提高患者锻炼的配合度，以提高生活质量。HARRI-S()N等研究也表明，脑卒中患者通过获得更好的心理支持，包括必要的沟通交流、信息的提供、社会及同伴支持，因而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缓解其不良情绪。

篇5

Curative effect of amisulpride and sertraline to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WEN Lei YANG Fengyi ZHANG Chengcheng WEN Wanjun ZOU Guixiang

ZHANG Chaoying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Yuebei Third People's Hospital， Guangdong， Shaoguan 512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amisulpride and sertraline to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Methods 20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treated with amisulpride） and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sertraline） for 12 weeks of observation. Before treatment， 1 weeks， 2 weeks， 4 weeks， 8 weeks， and 12 weeks after treatment，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 -17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treatment for Twelfth weeks， quality of lif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GQOLI） -74， social function deficiency Screening Inventory （SDS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t treatment twelfth weekend， the HAMD score， GQOLI score， SDSS score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81%，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Curative effect of amisulpride in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patients is good.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it is similar with sertraline.

[Key words] Amisulpride； Sertraline； Depression； Quality of life； Social function

抑郁?Y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的常见精神科疾病之一[1-4]。如何有效的改善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是精神科临床医生非常关注的问题。目前用于改善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社会功能的药物多以新型抗抑郁药为主。近年来的研究表明[5-7]，新型抗精神病药可用于抑郁症的治疗，但多作为增效剂进行使用。单用抗精神病药治疗抑郁症的报道不多。为探讨单用探讨氨磺

必利对抑郁症的疗效及其对患者生活质量、社会功能的影响，本研究对200例抑郁发作患者分别予氨磺必利和舍曲林进行了治疗，并进行对照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为2016年3～10月在粤北第三人民医院门诊治疗的抑郁发作患者。纳入标准：（1）年龄18～60岁；（2）符合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 [8] “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3）HAMD-17总分>17；（4）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并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排除标准：（1）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或计划妊娠者；（2）患有严重脑、躯体疾病者；（3）符合ICD-10酒、药依赖诊断标准的患者；（4）入选前一周内使用过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抗躁狂药及抗癫痫药或入选前两周内使用过抗精神病药长效制剂者。（5）入组前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等检查均无明显异常。（6）在研究中各种原因退出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氨磺必利组）和对照组（舍曲林组）。每组100例。研究组，男22例，女10例，平均年龄（27.04±8.08）岁，平均病程（3.29±2.20）年。对照组男21例，女11例，平均年龄（27.19±7.96） 岁，平均病程（3.16±2.23）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o药方法 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经过3～7d的药物清洗期后，研究组予氨磺必利片（山东齐鲁制药有限公司，200mg/片）口服，剂量范围为200～800mg/d，平均剂量（291.00±117.29）mg。对照组予舍曲林片（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50mg/片）口服，剂量范围为50～200mg/d，平均剂量（109.00±57.47）mg。

两组疗程均为12周。在治疗过程中可据病情需要酌情使用右佐匹克隆或扎来普隆改善睡眠，不合并使用其他抗精神病、抗焦虑、抗抑郁药物及心境稳定剂等。如出现EPS，可按常规剂量合并使用安坦、东莨菪碱等。

1.2.2 疗效及不良反应评定 于治疗前、入组后1、2、4、8、12周对两组患者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定，于治疗前、治疗第12周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社会功能缺筛选陷量表（SDSS）对两组患者评定。

所有评定均由两名精神科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同时进行（评定者之间一致性Kappa值=0.820）。HAMD减分率≥75%为痊愈，50%～74%为为显著进步，25%～49%为进步，

1.3 统计学分析

利用SPSS20.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试验目的和资料的类型分别采用t检验、χ2检验等。P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

研究组100例中，痊愈30例，显效25例，好转26例，无效19例，总有效率为81%；对照组100例中，痊愈33例，显效24例，好转25例，无效18例，总有效率为82%。两组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33，P =0.856>0.05 ）。

2.2 两组治疗前后HAMD-17、GQOLI、SDSS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间HAMD-17、生活质量、社会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2周末，两组HAMD评分较治疗前降低（P

治疗12周末，GQOLI量表除正性情感外，其他因子两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GQOLI维度方面：除物质生活维度外，两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维度较治疗前均有所改善（P

3 讨论

抑郁症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情绪障碍综合征，具有高发病率、难治愈、高复发率等特点。患者常常伴有社会功能受损、生活质量低下等情况，这些都不利于患者的全面康复，甚至成为患者病情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的因素。

注： 与治疗前比较*P

篇6

中图分类号：B845.67，R19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1）002-0102-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2.006

Post-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capacity of health

facilities in some areas in Sichuan: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key informant

interview with grassroots health professionals

LIU Jin1，GUAN Li-Li1，XIANG Hu2，WU Xia-Min1，MA Ning1，

LIANG Xiao-Qiong2，WU Bao-Ming1，MA Hong1

1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Healt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1912Sichuan Mental Health Centre,Mianyang 621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MA Hong,mahong@bjmu.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post-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capacity by psychiatric hospitals,and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and village clinics in some extremely hit and severely hit areas in Sichuan.Methods:Referring to definition and levels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defined by 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of UN,a questionnaire consisting of basic information and current services of health facilities,MHPSS trai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past two years,and willingness and feasibility to provide MHPSS was developed,and 30 doctors from 1 county-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1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5 township health centers,and 5 village clinics were surveyed.Ten of them were interviewed to explore their occupational experiences,the earthquake influence on the health facilities,the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of learning and providing MHPSS.Result:There were 0.68 psychiatrist/100,000 population and 0.83 psychiatrist/100,000 population in county level and town level respectively.There had been no pre-quake training on MHPSS,11 doctors got(1~7)days(median=2 days)of post-quake training,but unleveled,with insufficient teaching materials or reference books.Only 19 doctors could have time to provide MHPSS,and possible hours would be(6.9±2.5)hours/week.The county-level and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s had to manage the pre-quake inpatients,and admitted post-quake new cases.The county-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 conducted some patterns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education.Only 2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provided 20 persons/month outpatie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Psychiatrists had not been trained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and had not had experience to deal with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fore the earthquake.Non-psychiatric physicians felt that their capacity of providing proper MHPSS was quite limited.The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only had valium as the basic psychotropics.Buildings in health facilities were damaged by the earthquake,which was especially reflected by collapse of a whole ward building in the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Conclusion:Post-earthquake MHPSS capacity by health facilities in county and lower levels is extremely limited in Sichuan.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future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s be trained in more practical and specific ways in different levels,the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and village clinics be authorized to use basic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and disaster-resistant level be strengthened while building new or altering old psychiatric hospitals.

【Key words】 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psychosocial; capacity; cross-sectional studies

（Chin Ment Health J，2011,25(2):102-106.）

人为或自然灾难后的救援是复杂的工程。联合国机构间常委会（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于2007年制定出《紧急情况下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指南》［1-2］（以下简称《指南》），为救援人员和社区计划、建立并协调最基本的多部门救灾工作提供指导。《指南》将灾后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定义为旨在保护或促进心理社会安宁和/或预防或治疗精神疾病的所有当地或外部支持。列出的服务范围包括四个层次，即①基本服务和安全（如食品、帐篷和防疫措施）；②社区和家庭支持（如寻人和帮助家庭团聚、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活动）；③有针对性的非专科服务（如由初级保健人员提供的心理急救、基本精神卫生服务）；④专科服务（如治疗严重精神疾病）。灾后救援是多部门合作、分层次的服务，其中③和④层次的服务需要卫生部门人员参与［1］。在《指南》中，建议对于卫生部门MHPSS能力的评估需包括初级保健和精神病院的能力和基本精神科药物。为了解四川5.12地震后部分极重及重灾区医疗机构提供MHPSS的能力，2009年2月本项目组调查了安县、什邡市和三台县、绵阳市的部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情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 以极重灾区（绵阳安县、德阳什邡市）和重灾区（绵阳三台县、绵阳市游仙区）的医生为目标人群。共分级调查来自县级精神病院1所、乡镇级精神病院1所、乡镇卫生院5所和村卫生室5所的医生。并对其中愿意并有时间交谈的医生进行深入访谈。

1.2 工具

参照联合国机构间常委会对MHPSS的定义和分级自编问卷，内容包括卫生机构基本信息及目前提供服务的情况，近2年接受MHPSS培训及教材和参考书的情况，提供MHPSS的意愿及可行性，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访谈提纲内容包括个人从业经历、地震对医疗机构的影响、学习和提供MHPSS的经历及感受等。

1.3 实施过程

在临时板房医院内，研究者去医生的办公室或诊室，经过医生的口头同意后请他们填写自编的问卷。

深入访谈是由同一访谈者完成所有访谈。每次访谈持续约1小时。如果办公室或诊室里不方便访谈，则在院子里访谈。研究者在访谈中做笔记。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3.0进行统计分析。针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对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采用t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中位数（M）描述，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针对计数资料应用具体例数进行描述，因总例数＜40，采用费歇尔精确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针对定性访谈，将笔记中的每句话进行编码，归入从业经历、地震对医疗机构的影响、学习MHPSS的经历和感受、提供MHPSS的经历和感受等类别。然后按照研究目的，着重分析医疗机构所受地震的影响，以及提供MHPSS的能力，包括所受培训的数量和内容、人力资源、基本药物、服务需求、工作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对能力提供的影响。

2 结 果

2.1一般情况

共计30名医生参加了问卷调查，其中男性23名，平均年龄(39.4±13.3)岁，从业年限1~42年(中位数（M）为12年）。极重灾区组和重灾区组的医生在所有变量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共对10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包括县级精神病院的院长1名（男性，从事精神卫生专业25年），乡镇级精神病院院长1名（男性，从事精神卫生专业6年，原为外科医生，近6年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乡镇卫生院医生8名（其中男性7名，从事精神卫生相关工作，即灾后心理咨询共1年）。

2.2医疗机构提供MHPSS的能力

2.2.1精神科医师在辖区内的人口比例

县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为0.68/10万人，乡镇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为0.83/10万人（表2）。

2.2.2已接受的培训

在地震前，所有人员均未接受过任何与灾后心理变化及处理相关的培训。截至2009年1月，共有11人接受过1~7天（中位数2天）省、市或区级的培训，培训内容为灾后心理干预、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干预、如何应对有遇难家属的人或放松技巧等。全部11人均有兴趣看培训教材。有4人列出记得住的教材或参考书名称，并评价其适用性：《灾后心理卫生服务技术指导要点》（大部分适用或完全适用）、《灾后儿童心理救援》（完全适用）、《精神卫生核心信息和培训手册》（完全适用）和《医学心理学》（少数内容适用）。

2.2.3提供灾后MHPSS的主观意愿

有27名医生表示在条件允许时愿意为受灾群众提供灾后服务。

2.2.4提供灾后MHPSS的现状

个人可投入的时间：有19人表示有时间为受灾群众提供服务，其中有7人列出每周可提供服务的小时数，平均为（6.9±2.5）小时/周。

医疗机构提供灾后服务的情况：县级和乡镇级精神病院除继续管理地震前的住院患者，还收治震后的新发病例，包括应激相关障碍患者。县精神病院通过心理卫生知识讲座、义诊、发放宣传资料、新闻报道等方式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只有2所乡镇卫生院提供灾后心理服务，目前门诊量约为20人/月，方式为心理咨询。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发放宣传资料。

2.3 深入访谈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2.3.1医疗机构也受到地震的影响

地震对医疗机构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极重灾区的乡镇级精神病院受到极大破坏，除门诊外，整个医院的其他建筑全部倒塌。医务人员顾不上自己的家庭，先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后在板房中继续治疗原住院病人95人，同时还不断收治与地震有关的新发病例。由于临时住所及周边环境中存在大量的木棍、铁丝、绳索等物品，造成冲动攻击和自杀自伤的危险性加大，加上临时板房不够高，病人很容易上到房顶后外走，给护理工作带来极大压力。

2.3.2服务能力有限

县级精神病院有精神科医师10名，基本没有受过心理危机干预培训，没有治疗PTSD的经验。乡镇级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师数量严重不足，4名精神科医师面对100多名患者的诊疗及值班任务，感到压力过大。地震后曾有1名来自外院的大学毕业两年的住院医师每周来一次作为外援，但并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由于床位有限，不得不对某些需要住院的新发病例仅进行门诊处理。乡镇卫生院的精神科药品单一，除地西泮外无其他精神科药品，肌注氯丙嗪仅用于麻醉前用药，不作为精神科处理用药。基层医生虽然看到有大量的受灾群众需要MHPSS，从医务人员的天职出发也愿意帮助他们，但是由于学历普遍偏低，在地震前没有受过心理危机干预的培训，缺乏灾后危机干预的教材和参考书等诸多因素，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无法给受灾群众提供到位的服务，甚至害怕由于自己的理解错误或处置不当，反而给受灾群众造成二次伤害。另外，由于基层医生承担医疗网底的工作，工作内容多，工作量大，在客观上难有较多的时间用于提供MHPSS。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的县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0.68/10万人）和乡镇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0.83/10万人）均低于2008年全国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1.35/10万人）［3］。在没有灾难时，按这样的人口比例提供常规精神卫生服务尚且人力资源不足。在地震后，如果按照震后3个月PTSD患病率为7.2%［4］推算，县级和乡镇级精神病院需要分别诊治PTSD患者10.6万和3.5万。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患者，14个精神科医师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MHPSS是分级服务，各级所涉及的人员和服务内容不同，需要的培训也不同。为了提供优质服务，最好在灾前做好人员的技术准备，即需要充分的备灾［1］。本研究发现医疗机构人员在灾前未接受过任何相关的培训，在灾后仅有11人接受过培训，但培训时间短，且未按照内容进行分级培训，属于无计划的培训。另外，教材和参考书严重不足，基层人员不得不将针对性不强的《医学心理学》作为参考书。

按照MHPSS的服务分级，本研究中的对象应该承担的是有针对性的非专科服务（如由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和村医提供的心理急救和基本精神卫生服务）和专科服务（如精神科医师对严重精神疾病的诊治）。但是因为培训严重不足，非精神科医生并不具备提供心理急救和基本精神卫生服务的能力，县级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师也缺乏诊治PTSD的技能。少数乡镇卫生院只提供20人次/月心理咨询，这种工作量也反映出基层供方的服务有限。

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场所必须具有高度的抗灾能力，包括硬件条件，以及接受过培训的人员和应急程序等软件条件。面对全球日益增多的自然和人为灾难，世界卫生组织（WHO）号召各成员国建设可以抵抗地震及其他灾难的医疗机构，并将2009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挽救生命加强医院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5］。本研究中也见到精神病院病房全部倒塌、造成住院护理工作压力极大的情况。WHO西太区办公室已发行了相关手册《医院应该免受灾难侵害：降低风险，保护医疗设施，挽救生命》，对各项建筑指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仅调查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情况，未涉及其他供方的服务能力现状、不同部门间的合作现状，亦未涉及医务人员自己作为受灾群众的因素，已发现人员数量不足、培训严重不足、提供的服务有限及医疗机构的抗灾能力差等问题，说明地震后医疗机构提供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的能力极为有限。建议今后对县级及以下精神卫生机构人员、基层卫生工作者和社区服务人员开展实用的和有针对性的分级培训；采取措施改变基层卫生机构缺乏基本精神科药品的现状；在新建或改造精神病院时，加强硬件的抗灾强度。

参考文献

［1］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 Guidelines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Emergency Settings［OL］. Geneva: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2007:1-19(2007-12)［2009-09-03］.http:∥省略/iasc/pageloader.aspx?page=content-products-products&sel=22.

［2］Wessells M,van Ommeren M.Developing inter-agency guidelines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emergency settings［J］. Intervention,2008,6(3/4):199-21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8年各类卫生机构人员数［M］.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9:24-27.

篇7

中图分类号：F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2-0160-02

引言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新一轮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仅着重强调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属性，也将社区卫生服务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当中，提倡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公众自身的多元化参与，主张政府、市场与社会从资金、更高效的服务和更具科学性的管理模式等多方面对以社区卫生服务为代表的公共卫生提供支持。在新一轮的医改中，突出强调了社区卫生的公益性，强调要改变过去的“以药养医”现象，实行药品低差或零差政策以及加大公共卫生服务的覆盖面，因而社区卫生机构本身已经日益趋向于成为非营利组织。然而，由于目前的社区卫生公益性改革还处于初步的试水阶段，社区卫生机构在迈向全面公益性、非营利性的道路上还存在着机构自身公益服务功能单一等突出问题，因而通过引入社会第三方力量来加快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变革已经成为了共识。由此，讨论社区卫生服务当前与社会第三方力量、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互动融合关系也颇具现实意义。

一、理论构建

本研究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将协同治理主张的多元主体参与和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性、大众性结合，导入社区卫生服务这一基础性层面，对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深度融合的可行性框架进行建构。

（一）理论基础

协同治理不是仅指一个理论，而是将协同学和治理理论相结合。协同治理将协同学的基本思想应用到治理领域，强调政府、社会和公民个体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合作，组成和谐有序高效的公共治理网络，协同互动，从而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吴春梅等在对国内协同治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包含三大关键变量、三类影响因素以及三条实现路径的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为我们在公共管理领域应用协同管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框架。在吴春梅等看来，协同治理的实现有赖于网络、协作、整合等关键变量作用的发挥，而这些变量深受利益状况、社会资本、制度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影响。由此，协同治理实现的关键便是对上述变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控，为此需要做到激发显性因素表达，优化网络结构；注重隐性因素培育，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建设；加大共享因素供给，促进整合功能发挥。

（二）理论与研究的适用性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讨当前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机构的融合关系，隐含了非营利组织对社区卫生服务提供、运行等的影响和支持，社区卫生服务对相关非营利组织的反作用，社区卫生与非营利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相关的制度保障等要素。这种融合互动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具体可见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多元提供与保障、资金的多元化筹集以及社区卫生机构服务人员的来源、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以及社区卫生机构自身管理模式与能力的提升等。应该说，这种互动融合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更加倾向于非营利组织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单向倾斜支持。而协同治理理论主张通过多主体协作、合作的方法，在一个动态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协同治理强调的是动态性、开放性、多元化、管理方式网络化以及组织结构弹性扁平化等。在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的融合互动中，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发挥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优势及其广泛的涉及面，为社区卫生服务注入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要保持其公益性。这与协同治理所主张的协作合作从而达到共同治理乃至善治不谋而合。协同治理是一门交叉融合型理论，而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这两项的融合操作也恰如协同治理理论所倡导的各利益方为了一个共同的更大的目标而相互交融、共同合作。

二、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的融合关系的实践启示

虽然目前在学术界关于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卫生服务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较为少见，但实践已经走在了前列。现今国内乃至世界各国都已经就应该广泛发挥社会第三方力量的作用、让更多主体参与到社区卫生的层面上达成了共识。这不仅是现在多元社会协同治理的需要，也能够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使基层卫生回归公益。具体说来，当前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主要通过以下路径进行融合互动。

（一）基层卫生公益理念传播

社区卫生服务根植并发展于基层，是实实在在地致力于为了民众福祉的惠民工程，公益性是其本质属性。然则，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的过度市场化、“以药养医”的阶段，现在的基层卫生百废待兴。在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水平还较为低下，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健康需求的矛盾张力下，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再一次被重新审视。非营利组织以其非营利性、社会性著称，可以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民众间起到沟通协调的桥梁作用，同时也处于民众、营利组织对政府利益诉求的过渡地带。社区卫生服务应该回归公益属性的观点毋庸置疑，但公益化的道路仍阻力较大，其中一个较大的难点就是现在的公益改革打破了原先的“以药养医”的链条，使得各方利益被重新划分，艰难险阻也就不言自明。而非营利组织由于它本身便是公益性组织，其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那么由非营利组织来参与社区卫生服务，传播其公共性，让公益的理念深深地根植在社区，这样不仅与其组织本身的宗旨相契合，同时相比于政府直接“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更容易让全社会接受。

（二）扩宽社区卫生服务的资金筹集渠道

不可否认，当前新一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打破之前“以药养医”利益链条、纠正医疗机构“乱开检查”的同时也规定了必须由政府财政为社区卫生服务提供更多的支持，因而社区卫生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应该依靠财政作用的发挥。然而，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困境，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公共性问题都应该由政府财政来保障，类似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等，单纯地依靠财政似乎已经不具备十足的说服力。而社会第三方的力量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支持作用显然也是有限的，但是其发展和上升的潜力空间却是巨大的，因为当社区卫生服务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与更多的非营利组织进行资金筹集的协作时，就意味着两者之间有了更多的协同治理空间，而不是单纯地犹如财政对社区那般单向的补贴支持。具体说来，非营利组织在扩宽社区卫生服务的资金筹集方面除了有我们所熟知的利用相关组织资源争取合作空间以筹集资金、发动其他组织和相关人士捐款之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措施就是通过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之间的探索合作来进行筹资。公立医院本身也是非营利性组织，考察目前国内外部分地区已有的做法，一个较为普遍的措施办法就是以项目为引导，通过医疗卫生健康项目来连接公立医院和社区卫生机构，以此互利共赢。然而，由于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休戚相关的关系，因而在探索两者之间的合作筹资机制时，其配套机制也是值得重视的。总而言之，非营利组织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资金筹集支持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其组织本身的公益属性影响，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因而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卫生服务之间的资金融合还需要一定的“磨合”和增进。

（三）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的功能体系

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长期面临着一个较为低水平的阶段，机构服务功能还比较单一，现在也是以单纯的看病、开药为主，在机构还可以深入挖掘的康复、养老、预防、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还参差不齐，有些地区甚至比较落后，社区层面开发“医疗旅游”则更是几乎处于空白阶段。非营利组织对社区卫生服务功能方面的介入，比较容易突出发挥作用的是养老康复和健康教育等方面。近年来，关于医疗卫生和健康等方面主题的社会组织例如行业协会正在迅速崛起，这些行业协会很多以相关医学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为主导成员，具有行业示范性和带头作用。以社区卫生服务的健康教育功能为例，除了可以邀请相关医疗健康行业协会的专家教授来社区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和论坛之外，以社区为单位的健康类培训班、社区医生与健康组织专家之间的轮流交互式学习也是今后可以重点开发的合作项目。可以说，类似的健康行业协会为社区卫生服务的功能开展提供了额外的智力支持。

（四）提高社区卫生机构的管理水平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在社区卫生机构的管理水平方面比较常见的是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社区卫生机构回归公益，但并不代表着机构的人员激励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吃大锅饭”的时代，而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激励与培训开发甚至更为重要。在机构人员的专业知识技术的培训方面，健康行业协会、高校和科研院所这样的非营利组织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同时，对于广大非营利组织本身而言，因其不以营利为目的，其组织的运作和人员的开销都需要依靠自身科学的管理模式来实现，这对于社区卫生机构的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之间的融合关系，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社会性组织对社区机构的支持帮扶力度更大一些，两者之间的融合也更偏重于社会性组织对基层卫生服务的倾斜支持，毕竟就当前社会现实来说，以社区卫生服务为代表的基层卫生在机构资金和人员配置等多个方面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只有通过发挥更广泛的社会非营利组织的力量作用，才能逐步增强社区卫生服务的功能作用，达到协同治理的目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李玲，程晓明，巫小佳，沈志洪，尹亚平，石崇孝.社区卫生服务及基本卫生服务主要内容探讨[J].卫生经济研究，2004，（11）：7-14.

[2] 贾康.“新医改”：理顺政府主导与市场化的关系[J].地方财政研究，2009，（6）：4-6.

[3] Z康.新医改方案亮点纷呈[J].中国财政，2009，（9）：1.

篇8

一、社区概述

我国社会管理当中，社区作为社会管理中人们生存与互动场所的最小管理单位，属于一种社会体系，属于一定地域空间的投影。社区主要坐落在社会固定的空间当中，体现了政府能够有效的管理社会，并实现了政府职能，作为政府工作落实的载体，社区成为了一种功能完善的有机体，在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兴起的必要性

在我国的近几年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在我国的2012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我国的流动性人口数，在城市社区中，占固定人口总数的20%左右，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于城市的稳定与兴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下的必然结果。

三、社会管理中社区治理上的不足

1.社区管理机构的行政性

在我国目前，各个社区的居委会，其主要角色是对社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要树立起自我服务群众的意识，担负着便民、助人、维护居民的权益，以及公益事业等，对于居民矛盾进行及时的解决，维护社区的治安。在社区工作中，一些社区管理机构，随着行政化的丧失，社区管理机构的功能渐渐不能为居民提供帮助或者是服务，使居民对社区管理机构的信任度逐渐降低，使得社区管理机构的功能逐渐减弱。

2.社区公民参与的有限性

由于社区治理机构职能的减弱，使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和主动参与性渐渐降低。并且在目前情况来看，居民的参与程度不足，参与机制不完善，这主要是由于社区的参与渠道不完善、管理不够等原因造成的。

3.社区政府职能的缺位与越位

我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手抓”的理念，使社会组织呈现出空白的状态，且生存空间也十分狭小。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利益多样化格局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与公民合作共治的管理模式，逐渐被认可。但是在政府部门当中，还存在职责功能划分不明确的现象，有些管理职能呈现越位且还有的方面还呈现缺位的现象。

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新特点

在我国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既有新的特点，又存在着新的矛盾和风险。如下：

一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使得我国的社会矛盾也逐渐复杂起来，在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做到统筹兼顾，这给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我国当前的局势下，如何做好统筹兼顾，绝对不是一件易事。这对我国政府决策与职能的发挥均是一个考验。

二是广大群众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公民的思想随着素质的提高，使政府的权威以及公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有许多的社会学家都意识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特色，正在形成，即以理性化为特征的个体意识，正在市场机制崛起的过程中渗透到广大群众中。如个体产权的要求，环境意识、住房问题等等，成为了新时期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当中的一个新的内容。

三是群众的风险意识正在不断的加强，使整个社会的安全感日益下降，这些变化，都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了考验。面对复杂化的多元利益影响，使得社会利益风险加大，政府在新时期如何应对新的变化，如何应对各种风险，这些无不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

四是在近几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社会使得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改变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使各种信息交流更加的频繁，生活更加的动荡不居。可以用“灵动、轻盈”等词来形容这种状态。网络是把“双刃剑”，在对人类造福的同时，一个微小的动态，都有可能导致重大事件的发生，如“抢盐事件”、“世界末日”谣言等等。这些，都给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五、中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新趋势

1.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

体制问题是制约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重要问题，所以各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都企图寻求体制上的突破，通过观察各地近年来的创新实践，不难看出，传统的政府一元主体，导致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就社会管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而且在社会冲突中把自身置于矛盾的焦点地位！引火烧身。就社区治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也影响了社区资源的配置效益。

2.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

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的总体原则中，根据治理对象的类型差异实施分类治理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需要有针对性地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深圳市将社会组织分为五种类型，对前四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民间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维权类组织重点则是规范限制其发展。

从大的方面，可将我国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四种类型。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探索针对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治理模式。

3.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因此，尤其要强调刚柔并济。矛盾纠纷化解是一门艺术，要防止两个极端：

第一，无原则的妥协。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这种行为取向反过来又鼓励了群众用闹矛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大闹和小闹解决的方式不同。

第二，粗暴机械地执法。正确的做法应该做到情理法兼顾，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情合理，让老百姓心服口服。

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共识的缺失，用迪尔凯姆的概念来说就是社会失范。中央开始大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文化建设； 提高全民的凝聚力。

4.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

篇9

1信息技术是城市社区创新管理的手段

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手机网民占比达96.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逐步得到广泛应用，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日趋明显。钉钉（DingTalk）是阿里巴巴集团专为中国企业、政府、团队打造的免费沟通和协同的多端平台，提供PC版、Web版和手机版，支持手机与电脑间文件互传，主要有免费商务电话、DING、消息已读未读、团队组建等功能，结合搭建在钉钉平台内部的微应用，提升企业沟通和协同效率。在贵州省贵阳市政府采用钉钉软件进行管理的大环境下，本文以贵阳市白云区大山洞社区为例，探索如何通过钉钉更好地实现社区的创新管理。随着城市社区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必须要不断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引领，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借鉴一些基于互联网开展的在线调解、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1]。“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进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目标。因此，创新城市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模式不仅对社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城市整体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城市社区管理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逐步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必须进行全新的管理，为社区管理工作带来便利和启示，进一步加强社区信息化管理工作，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社区管理模式创新，构建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社区。

2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社区形态不断呈现多样化。多种因素的交错叠加，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社区社会事务繁杂，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工作总量多且分散，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及时有效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资源，将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的关键手段。（2）社区工作人员年龄老化，专业化程度偏低。我国城市社区管理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现象严重。社区管理非专业化现象严重，人们对社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城市社区管理缺乏沟通和交流平台。目前社区硬件设施普遍落后，严重制约了社区发展。虽然也有如大山洞社区压缩办公空间建设多个供老人、小孩交流与活动的空间，但人们认识上存在偏差，缺乏沟通交流，居民缺乏教育，社区与居民关系疏远，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较弱、渠道较少[2]。（4）社会参与社区建设程度较低。社区网格化管理强调问题及时收集和反馈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居民实际需求及参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热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并不高。社区作为管理部门，基本是在职能范围内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完成上级交派的各种任务，而由于人员和精力有限，在主动引导、激励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方面做得不够，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渠道不多。（5）社区治理过程中信息化技术运用不够广泛。当前开展的社区各项治理任务基本靠群众的反映和政府部门的实地巡查，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够充分[3]。

3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社区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很难保持有效性和持续性[3]，要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参与决策等[4]。

3.1实现多方整合，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

“钉钉”政务移动办公系统集即时消息、公告、定位签到、考勤、日志、审核、视频等功能于一体，从管理和服务入手，建立了信息收集、受理、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规范和机制，积极发挥了基层党员、爱心妈妈、青年志愿者、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社区干部与职能部门人员等的作用，形成了社会服务管理问题有人报、事件有人管、处置有反馈、结果有监督的工作局面[5]。实现各级各部门“沟通高效化、联动智能化、反馈便捷化、信息数据化及监督全程化”，将全社区相关部门干部和职工纳入“钉钉”监督管理体系中，跟踪督查基层干部社区责任落实。基于钉钉的信息平台变革社区管理和服务手段，满足各类群体不同层次的社区服务需求，比如辖区有企事业单位328家、个体工商户2224户，可以组建相关的工作平台，既是宣传政策、通知公告平台，又搭建了相关单位、个体交流沟通的桥梁，已读未读一目了然，精准关怀，减少了社区人员的工作量，利用“授客学堂”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促进现代化社区建设。

3.2通过钉钉搭建一体化、多层级管理交流平台

我国的社区规模大，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渠道不畅通。通过钉钉搭建的平台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通道。推动与扶持公民参与模式，转变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充分肯定公民在社区中的作用，促使公民参与社区中的各种公共事务并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使许多利益冲突在基层就得到解决[6]。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及时准确获得和传递各种信息，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钉钉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事务搭建了新的平台、拓宽了参与渠道，成为提高居民参与度的有力手段。钉钉是基于手机号码认证的平台，社区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钉钉搭建“社区—小区—楼栋—个人”的一体化、多层级管理平台，总的管理员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各小区或楼栋设置一个子管理员，居委会利用该实名平台支持和鼓励社区内诸如业主委员会、各种自治团体的沟通交流，也可以鼓励以楼为单位建立加强宣传、教育、沟通的群和平台。基于该平台可以社区各类信息公告，组建不同层级的交流平台，实现各类事务数据的收集、统计[7]。

3.3通过钉钉搭建社区的各类活动平台

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成为社区建设工作不断深入、人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的必要手段，有效满足了市民咨询、救助、服务、娱乐的日常需求。比如大山洞社区争取上级各部门的支持搭建了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平台，成立了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工作领导小组、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家长委员会、儿童委员会等组织，为招募和管理专职和兼职的人员队伍、专职爱心妈妈和青年志愿者队伍、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人员，可以开发人员招募和管理系统。

3.4完善社区服务工作机制，创新社区服务体制

高效和迅捷的沟通工具可以提高社区的工作人员沟通效率。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钉钉+”模式，重塑工作流程，创新服务群众模式，提高效率，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通过“钉钉”把社区管理、城市管理、违建巡查、城管等工作分发下去，实现队伍建设“全覆盖”。利用钉钉平台中消息、DING等功能，打破多层级管理模式，一线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相互直接反馈信息和接收指令，逐步形成“信息、解决问题、核查反馈”的工作流程，结合社区开展的社区儿童幸福家园推出“日照料”“周活动”“月家访”“建台账”“延时制”的工作机制，利用钉钉中的签到、日志、微活动、微社区等活动信息、反馈工作情况，保障家园的规范运行。比如大山洞社区推出“日照料”“月家访”“延时制”的工作机制，专职爱心妈妈可以通过日志提交每日辅导和照顾儿童的情况，以供其他爱心妈妈查看。创新社区服务体制，健全“五项机制”，建设阳光之家。

3.5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预防和疏导社区矛盾

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一是搭建问题沟通交流的平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终端由社区向前延伸到网格，基层干部可以通过不同的沟通交流群和报送日志等及时发现问题，将事后介入变为事前掌控。二是搭建及时处置和监督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及时准确掌握基层发生的各类事件和不稳定因素，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对报送的事件要求处理人员及时报送处理结果。三是搭建决策支持平台。依托这一管理体系，可以更加精确地了解网格内突发事件、群众需求等信息，实现了动态过程中的“底数清、情况明”，实现精细化、规范化、信息化和科学化管理，为工作决策提供了更加直观、便捷、实时的信息参考[5]。

4结语

随着互联网普及，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与生活交汇融合，对社区治理、人民生活都将产生很大影响。以后将继续探索钉钉及相关微应用集成的平台应用，与现有系统进行整合，抓住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开创社区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孟建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N].人民日报,2015-11-17.

[2]王华.从管理到治理：大庆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J].大庆社会科学,2017.

[3]陈亚萍.提升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路径探索[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

[4]戴杨艳.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文献综述[J].经贸实践,2017.

[5]伊琳立.北京市密云区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7.

篇10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77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a French sociologist， the concep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is a system which contains many aspects. On this basis，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power"， namel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munity enter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four main body. The four main body has its own specific role and function， but it is not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omain dynamic function， need to build four domain dynamic of in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on and influence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to realize benign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ynamics； synthesis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社会管理系统中最基层的构成部分。而社区治理，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维持社区正常秩序，满足社区居民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社区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社区治理需要尤其注重社区治理创新，以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和谐社区构建。

1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内涵界定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概念是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的。布迪厄将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社会领域作为场域，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共同建构的，由依据特定位置所产生的力量所组成，并包含着各种力量的比较与运动而存在。虽然场域中存在社会成员、组织和规则等因素，但其本质是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的每个结点就是组织和社会成员在这个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谁占据“位置”谁就拥有社会资源及权力。场域具有能动性，它不仅为社会成员及组织提供了社会互动的空间，也通过调整各种要素的功能而使自身获得特定的结构与秩序。而在多元管理主体构建的合作网络下，社会成员的参与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和规则等因素则共同建构了“城市社区治理域”。“城市社区治理域”是由社区成员按照特定逻辑要求共同构建的，是社区个体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着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符号竞争是围绕着各主体的利益而展开的，各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一项措施能使社区居民受益，那他们会采取拥护和支持的策略，反之，如若利益受损，则会表现出反抗的态度和行为。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在“城市社区治理域”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社区治理围绕着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开展，继而由社区治理行动者和社区治理组织采取具体的社区治理行动。

2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构成

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不同的行动者或组织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组织为控制在这一场域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而相互竞争，从而形成种种关系，即特定的客观关系结构。依据各主体占据不同的位置和资源，可分离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大域动力”，即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四大主体。

2.1 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由于其所处的独特位置，使其在宏观调控方面具有优势。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领导者、决策者、协调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各个角色之间彼此交错，构成了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角色集，其多重角色中，最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规划社区发展。基层政府凭借其对社区信息和资源的掌握，可以较客观、全面地评估社区的环境与社会的形势，从而确定社区发展的使命与目标。社区不仅有社会目标，同时也有社区自身的特有目标，因而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一则遵循社会总目标的指导，二则挖掘社区自身的特性和独特的目标追求，结合本社区自身的特色来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其次，协调社区平等。政府拥有着宏观调控的能力，运用这种调控优势可以有效调节社区资源。“城市社区治理域”内各成员因为历史积累缘故，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彼此间存在着一种起点的不平等，对此，我们需要在过程和结果平等方面着手，以实现社区资源满足社区成员需要的目标。基层政府应在社区基本生活保障资源、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做好政策上的规定以及实施上的落实。

2.2 驻社区企业

驻社区企业是处于社区地理区域外，但处于“城市社区治理域”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社区成员，而数量的比例情况无法确定。由于企业具有运用各种生产要素的特性，因而驻社区企业内部拥有一定的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调控能力。借助驻社区企业的力量，可以使得社区内部资源得到发挥与延展，如将社区内部的特色资源借助驻社区企业这一平台向外推广。

驻社区企业与社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社区的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工作，实现自我需求的满足，在社区内生活，满足自身安全、尊重的需求。而当社区居民暂时无法在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时，社区会对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减少“集群事件”的发生，从而减轻企业压力。此外，当社区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则会激发其生活热情，有更多的动力和精力去参与社区事务，促进社区的稳定与和谐，为社区创造价值。

2.3 社区居民

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的自我评估是社区治理需求分析的重要信息源。由于社区居民亲身经历社区生活的缘故，他们对社区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等具有较深入的了解。此外，社区居民还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平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

社区居民由不同的年龄、职业的人群组成，日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多元化带来的是多元的需求，这便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对此，可将社区居民依据某种特性进行分类，并发挥各群体的特性来满足某群体的需求。如，按职业进行分类，将社区内的老师组织在一起，对社区内的在读学生群体在周末开展相应的课业辅导，或由社区内的医务工作人员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展志愿体检活动等，这样既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现有资源，又能加深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增强共同意识。

2.4 社区社会组织

伴随着社区建设的纵深发展，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开始步入前行的快车道，不断实现着“量”的扩展和“质”的提升。所谓的社区社会组织，特指的是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多样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以公益或共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组织形式上，大约可以分为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等六大类。社区社会组织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提供了组织平台，对锻炼居民基层政治参与和有序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3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合成

正如力学的合力一样，“城市社区治理域”动力的合成也是多个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力的方向的一致与背离则决定了合力的大小。因而，要想达成合力最大化，需要设定“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发展主线，在此基础上，明确四大主体的职责，进而达到合力最大化的效果。在发展主线的设定上，一方面，需要保证符合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要求，这是主线设定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社区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发展需求。依据四大主体自身存在的资源优势，以及其对社区特定部分惯习的影响作用，四大主体在域动力合成中，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是引导、协调动力，驻社区企业是支持动力，社区居民是内驱动力，社区社会组织是整合动力，如图1。

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从宏观方面着手于规划社区的发展，为社区指引方向，并且运用宏观调控的力量来缓和与协调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社区不平等；驻社区企业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借助市场发展的平台扩展社区的发展，并通过企业与社区的良性互动促进社区的稳定；社区居民作为社区需求的信息源和社区惯习的传承者，以自身的多元来包容和满足社区的多元需求；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可以更广范围地扩大社区资本的作用。四大主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彼此间相互作用。例如，基层政府在社区政策方面发生转变，那么驻社区企业等其他三个主体则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相互关系的动态平衡。此外，由于变化的永恒性与绝对性，域动力的合成并不存在最佳值，只存在相对最优值。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协同，再加之信息技术的整合，为“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各方面输入动力。

参考文献

[1] 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 郭学贤.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曹广存，刘珏，曹春梅.城市社区治理主体权力的协调.城市问题，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