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医疗市场的特殊性，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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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看病贵”问题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看病贵”问题突出表现在公立医院的以过度治疗、过度检查、过度用药为特点的过度医疗现象。“看病贵”问题同时也成为引发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通过分析医生与患者的信息不对称现状，深入理解“看病贵”现象的内因。

其实，“看病贵”问题源于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存在于医患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状。本文主要剖析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深入理解“看病贵”问题。

一、理论基础：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指交易中的各人拥有的信息不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最早提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James Mirles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William Vickey。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二、医疗市场的特殊性：信息高度不对称

在现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市场中的医患关系具有商品交换的性质，在整个医疗服务的消费过程中，医院是医疗服务的供给方，而患者是医疗服务的需求方，但医疗服务具有的自身的特殊性造成供需双方信息高度不对称。

医疗服务区别于普通商品市场的地方体现在，患者选择医疗服务的消费过程中，需要了解有关医院、医生服务水平的专业信息，以便更好地选择就诊医院、医生。然后这些专业信息对于普通的患者而言存在较高的知识壁垒和搜寻成本，甚至是无法搜寻到的。患者接受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之后，也无法确切感知医疗服务的真实效果。医院服务市场的严重信息不对称，源于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医疗服务市场的自然垄断性和医疗服务的专业特殊性。

（一）医疗服务市场的自然垄断性

由于医疗服务行业与人民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因此我国对医疗服务行业的准入有严格的限制，进入该行业的医疗从业人员必须要经过相关专业的学习和培训，达到国家所制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标准，才能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由此可见，严格的准入制度决定了医疗服务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造成了医疗服务行业的自然垄断。近年来，尽管国家放宽了对医疗行业的准入，允许社会上一部分私营医疗机构参与竞争，但是对于大多数医院，国家还是实行严格控制的政策，因此这也很难改变医疗服务市场的垄断局面。由于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几乎没有与医生就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讨价还价的可能。

（二）医疗服务的专业特殊性

由于医疗服务切实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因此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是必要的，这就使得医疗服务不能替代，普通人无法替代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现在将整个医疗过程按照“就诊前-就诊中-就诊后”这个时间顺序来分析。

就诊前：患者遭受疾病或者伤害，需要寻求医疗服务进行救治。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对于医院和医生的好坏和医疗服务价格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即使通过媒体信息或者坊间的口口相传，得到的也只是片面的信息。再者，如果患者遭受的是急病或者其它急需治疗的意外伤害，那么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迫切就会使得患者没有充足时间去搜集医院和医生的相关信息，导致医患间的不对等地位更加明显。

就诊中：患者到达医院接受医生诊断并进行治疗。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向医生描述自身病情，同时医生也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判断病情，并通过开药等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由于医生在专业知识上的绝对权威性，因此医生对于患者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患者很难判断出其合理与否，一般被动的选择相信并接受，也没有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

就诊后：患者在医院住院治疗或者开药离院治疗。在这个过程中，患者一般是通过住院或者回家休养等方式进行继续治疗。疾病的恢复往往会有一个过程，或短或长，最终疗效都很难确定。由于存在患者的个体差异，同一种病症在不同患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有所不同，医生对于患者的病情判断一般是基于自身的知识积累和以往的临床经验，因此对患者的诊断不可能存在统一标准，患者的恢复状态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就造成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

四、信息不对称对医疗市场的影响

由于医疗市场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拥有信息优势的当事人往往会隐藏起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发生。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人从事经济活动时最大限度的追求自身利益而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失且不承担风险后果的行为。逆向选择同样也是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在价格下降时，产生了“劣品驱逐良品”和市场配置低效的情况，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

（一）医生诱导需求

由于医患之间存在专业医疗知识的差异，这种信息不对称往往会导致患者需求的偏差，这个偏差来自医生对患者的诱导性需求。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通常人们认为是医生并不是以患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患者如果掌握足够的信息就不会选择这些医疗服务。

1、医生诱导需求的理论前提

信息不对称是医生诱导患者需求的前提。由于国家对医疗市场准入制度的严格控制，医患之间对于专业知识掌握的差别非常大，在医疗服务提供的过程中，医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可能会出现故意开贵药、多开药、延长住院时间等情况，患者出于对疾病的恐惧心理和处于信息的劣势地位，只能被动的选择接受相信医生，很难或者无法根据自己的知识存量来判断医生的医术和诊断的好坏，最多只能凭借医生态度好坏或者治疗方案能否接受等主观感受来做出判断。

2、医生诱导需求的现实原因

当前我国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拨款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加上医院面临竞争、医疗技术和设备更新等的压力，走上了自负盈亏的道路，收支一条线，医院和医生的收益与患者的医疗支出直接挂钩，医药不分，吃回扣拿红包现象频发。制度的缺陷引发了医生道德底线的垮塌，逐利性导致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时没有将患者利益最大化放在第一位。

3、医生诱导需求的主要表现

第一，过度用药。在我国，公立医院普遍存在“以药养医”现象，医院和制药公司有业务合作，医生的收入和药品的销售量直接挂钩，公立医院药品价格虚高现象很严重，经常出现药品价格越高，销量越大这种与需求价格曲线相悖的情况。据悉，药品的销售模式是高定价加高回扣。部分远远高出药品本身合理价格的部分，就转嫁到患者身上。医院和医生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在可行性范围内开贵药、多开药，造成患者医疗支出不合理上升。

第二，过度检查。检查收入现在也成为了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患者在就医时，医生在利益的驱动下，无视患者的客观病情，往往会给患者开一堆没必要的检查项目，声称做完检查后才能诊断病情，有些病人带着其它医院的检查结果前来就医，医生却不认可，要求重新做检查。目前在患者的医疗支出当中，检查费用较以前大幅度提升，甚至超过药费。

第三，虚假收费。虚假收费可以给医院带来许多“方便”。举个例子来说，患者在住院期间，医院将一些莫须有的费用写成“治疗费”、“换药费”等冠冕堂皇的名称，对于患者而言，根本不了解医院的各项费用是如何制定并实施的，只能被动的接受。由此可见，医院虚假收费的行为直接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导致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升。

（二）患者盲目性就医和逆向选择

1、患者盲目性就医

由于信息不对称，医生与患者很难做到完全匹配。患者在遭受疾病或伤害时，无法在短时间内判断出哪家医院、哪位医生最适合治疗自身的病症，于是就出现了患者盲目就医。患者盲目就医有两种普遍表现。第一种，挂号时患者选择专家。当前大部分医院都实行患者自主选择医生的方式挂号，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往往认为选择专家比较保险，专家经验丰富，只有专家才能更好的治疗。患者的选择造成了以下现象的发生：各大医院专家教授坐诊的门诊室里门庭若市，而普通医生坐诊的门诊室里却空荡无人。专家抱怨从早到晚忙的脱不开身，而普通医生抱怨从早到晚见不到人。虽然自主择医是患者的权利，但患者一般缺乏医疗知识，选择医生时一味盲目选择专家，这种情况会导致专家耗费大量的时间治疗感冒发烧之类小病，而耽误疑难杂症的治疗时间，相反，普通医生也得不到锻炼，不利于业务水平的提高，这就造成医生两极分化和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第二种：大城市周边地区患者选择到大城市看病。患者普遍反映在三甲医院看病特别难，挂号难、高价买黄牛号是常态，常常排队就要等几个月之久。据统计，三甲医院的患者病症80%以上是小病或常见病，基层医院完全有能力治好。此种现象直接导致大城市的医疗资源极度紧缺和患者所在地医疗资源特别是社区诊所的大量闲置。

2.患者逆向选择

由于患者无法直接了解医院、医生情况，只能对所有医院、医生服务能力只能按概率加权计算的一个平均值，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值来预期医疗费用及医疗服务，但这样一来，医疗质量、医疗费用高于平均值水平的医院、医生就会降低服务水平，只有服务水平低的医院、医生才更加有利可图。这样就会导致医疗机构降低服务水平来迎合患者低服务水平的需求，这将导致医疗机构长期在低服务水平竞争，医疗质量、医疗服务难以大幅提升。目前我们民营医院艰难的生存现状与患者的逆向选择有很大关系。

可见，在患方不能掌握医方的医疗服务质量信息的情况下，医疗服务市场上医方必然存在逆向选择，医疗服务市场在低质量水平下实现均衡。这既是对提供高质量水平的医方的一种打击，也是对患者利益的一种伤害，更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篇2

我国医疗机构分为十二大类,包括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乡(镇)卫生院、诊所等几十个小分类。这些不同性质,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医疗机构构成了我国的疾病防治体系,按营利性质划分,可以分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在现行的体系下,国有医疗机构绝大多数均被认定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本文中所探讨的财政投入问题所涉及的问题和思路,主要是指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二)我国医疗卫生机构面临的经营困境

第一,国家对医院投入不足,投入比重逐年下降。国家对医疗机构的投入经过了不同的阶段,从“全包”到专项投入,一个阶段还提出过“市场化”的思路,对医院形成了投入的“死角”。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2003年抗击非典,政府投入大幅度增加,也仅占8.4%。由于政府投入水平过低,医院运行主要靠向患者收费,从机制上出现了市场化的导向。

第二,市场条件下面临的竞争压力。在现行医疗管理体制下,无论大小医院,都面临要加强“经济效益”建设的紧迫性,是“饭碗”之争。医疗机构职工工资支出、医疗设备、人员教育培训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加剧了医院的生存压力。

第三,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药费用快速增长。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大多定义为“事业单位”,有相当一部分医院管理观念和水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导致医院整体管理水平不高,管理理念亟待加强。医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不仅加重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也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和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

第四,由于专业特点,在传染病、精神病等特殊病种中还存在一定的歧视。

二、加强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分析

(一)加强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的经济学依据

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是商品丰富、买者有充分的信息、消费者直接付款。按此条件,医疗市场显然有其特殊性,在医疗市场上,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是有限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典型的非同质性;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患者信息不灵;在医疗保险支付的情况下,病人只承担部分费用。这说明医疗卫生市场可能存在市场失灵,具体表现在:

一是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供求不平等,信息不对称。在医疗活动中,病人通常处于劣势地位,相对于病人,医生同时是医疗产品的供给者和决策者,这种非正常的供求关系,使医疗服务不能像在市场上购买物品那样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进行选择。导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靠市场力量很难确保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是医疗服务具有间接公共物品的特征。医疗卫生属于间接公共物品,医疗卫生状况不仅是个人的事,而且产生较大的外部效应。如传染病防治既对个人有利,同时可以降低疾病的蔓延,使别人间接受益。因此个人不能因为经济负担方面的原因而被排斥在医疗卫生之外。

(二)加强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是现实需要

由于政府对医疗卫生单位投入过少,造成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医院为求生存发展,不得不将资金不足的矛盾强加在人民群众身上,形成了目前看病贵、看病难的被动局面,造成了医患关系日益恶化,矛盾加深。解决问题的渠道之一就是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力度。

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医疗保障逐渐走向市场,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逐渐向个人付费倾斜,其结果是政府的卫生费用支出比例不断减少,而居民个人医疗负担不断加重。城乡卫生资源配置失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项目配置、城乡配置很不均衡。受市场利益导向的影响,财政投入到效益回收快的医院体系的较多,且主要是人员经费支出,而真正用于开展卫生活动的业务和公务费,对于卫生防疫、传染病防治、精神卫生这种很难看到显著效果的事业投入较少,其中用于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更少。

第二,在治疗服务项目的配置上,财政投入的80%用于城市医疗机构,而城市的80%的拨款用于城市的大医院。由于大医院对弱势群体的不可及性,使得对这些医疗机构的财政补贴,实际上已偏离了在治疗服务中公共支出为解决公平的目标。

由此,必须加强政府在卫生投入和医疗卫生支出中的主体作用。

三、对医疗体制改革中财政对医疗机构投入的思考和建议

(一) 要明确对医疗机构投入中的政府责任

基于医院机构的特殊性,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出路只能是强化政府职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也在于此。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负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政府直接投入更加便于组织和管理,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地域布局,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及发达地区集中,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目标,突出公益性.

(二)要以加强对医院的基础设施投入为重要内容

应该建立对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是对基层医疗机构、专科医疗机构投入的机制。目前存在的缺陷一是重视不够,二是投入没有统一规划和安排,随意性大,“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多。国家应该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建立投入规模、步骤的安排,强化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地位。医院由于规模及所属行业特点,在地方上属于“弱势群体”,在制定政策、争取政策中话语权不够,争取政策的能力差,必须有专门的政策和规定给予强化和固定,才能保证机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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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方类药物及其特殊性

处方类药物主要是指必须要凭借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方能够购买、调配以及使用的药品。一般情况下，处方类药物均属于刚刚上市使用的新药，自身具有较大的毒性，相应的毒副作用以及活性均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使用处方类药品时必须要根据医生处方并且要有医生的指导，部分药物甚至具有一定依赖性。对处方类药物的特殊性进行明确可以发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具有较强专业技术性。处方类药品需要药学专业人员准确的运用专业知识以及药物法律知识进行判断，并且要借助科学的仪器与方法等进行药品内在质量的检验，使用上则需要由专业医师或者药师予以指导。②具有比较严格的质量标准。若处方类药品并不能够与法定标准相互符合，则其疗效便会降低甚至失去，亦有可能会增加毒副作用。在处方类药品质量上并不分次品与等外品，只分合格与不合格。③具有较低的患者选择性。患者疾病的诊断以及用药均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持，一般消费者在处方类药物上并不具有良好选择性，引起自身对于要务质量和功能的判断比较有限，因而对专业医师与药师具有较大依赖性。

二、新医改背景下的分级诊疗制度

鉴于处方类药物具有上述几点特殊性，为了能够对我国的医疗资源进行更加合理的优化配置，保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够实现均等化，我国积极推出了新医改政策，并且制定了分级诊疗制度，此时医药企业处方类药物的营销便必须要在尊重自身特殊性的情况下坚决根据分级诊疗制度制定营销策略。就分级诊疗制度而言，其在建设当中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诊疗服务功能定位均进行了明确，重视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希望能够切实有效的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功能，对区域医疗资源进行整合与共享。该分级诊疗制度能够促进我国亦要卫生事业的健康与长远发展，对于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1]。在此背景下，药企处方类药物必须要进行营销策略的创新，采用多样化的营销模式与渠道适应新医改分级诊疗制度要求。

在新医改背景下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可以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现阶段，我国的医疗资源相对较为紧张，建立分级医疗制度，可以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获取更多的医疗资源来服务群众；第二，建立分级医疗制度，可以加强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医疗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好的就医条件。第三，建立分级医疗制度，可以保证处方药物的合理控制，全面的推动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药企处方类药物营销现状

（一）主要营销模式

在医药卫生改革力度逐渐加大以及医药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越来越多的药企开始重视处方类药物的市场营销。现代市场营销理论认为市场营销必须要从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四个主要方向入手，并且要跟随市场发展形势作出调整。现阶段，我国药企处方类药物的主要营销模式包括厂家自销和两票制两种。

从上表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药企处方类药物营销当中在厂家自销模式中主要分为一级、二级分销和终端拉动三种方式，其中二级分销营销方式所占比例最大，其次分别为终端拉动和一级，总体上厂家自销营销模式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78.63%。此外，两票制主要是指药品从药厂卖到以及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的制度，这一营销模式所占的比例为21.37%，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处方类药品营销中实现与商在资金、队伍和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互补，亦能够实现一定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

（二）近年营销业绩

我国大部分药企近年来在处方类药物的营销当中为了能够实现自身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在新医改分级诊疗制度的营销逐渐开始重视对该方面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希望能够制定优惠的产品价格，在保证用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为此，大部分药企开始在处方类药物的营销当中成立市场部，组织专门营销队伍，在各个地区开发医药资源需求市场，并且重点对二级批销流向医院、药店的重点处方类药物进行跟踪，目的在于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加强形成促销力度。在该种情况下，近年来我国药企处方类药物的营销业绩发生明显的改善，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具体如图1。

四、新医改背景下药企处方类药物具体营销策略

（一）制定产品营销策略

药企在处方类药物营销当中需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品种的选择与调整，产品的选择需要与药企的发展实力、生产能力、管理水平、市场占有率、技术开发能力、销售渠道畅通性、原材料资源等均完全相符。与此同时，药企要适当进行新产品的开发，提高新药研发战略，增加研发投入，保证新药开发具有一定连续性。新药开发过程中亦需要对处方药各级市场展开科学的、细致的调研，对患者需求、市场容量、市场特点等均展开针对性的分析，继而合理研发新药。

（二）制定价格营销策略

药企进行处方类药物的价格营销策略的制定时必须要对影响价格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与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了药品成本、利润水平、政策因素以及利益相关者等多个方面[2]。在具体制定价格策略时可以采用药物经济学定价方法，根据不同处方类药物在临床治疗效果情况，与药品价格进行成本-效用，或者效用-成本的分析，从而挖掘最具有药物经济学的处方类药物。在此基A上，药企亦应该制定处方类药物价格维护体系，要能够有效避免压货问题的发生，从而调整好药物营销渠道，保证在终端百年进行严格的、严密的药物维价。

（三）制定渠道营销策略

1.制渠道

药企在新医改背景下采用制渠道进行处方类药物营销，必须要与药企自身的特点相互结合，不应该过度的以来制，并且要针对药物制定长远营销规划，包括市场细分、目标市场与市场定位等，更要明确处方药与OTC药物之间的差异性[3]。同时药企需要注意，在与商之间并未建立良好诚信之前务必要现款现货交易，且要加强对商的管控，保证商在取货时对其所在区域处方类药物市场容量M行准确的掌握。

2.经销制渠道

药企采用经销营销渠道所收入的并非佣金，而是处方类药物在销售当中价格减去购入间隔以后的销售收入。一般情况下，药企可以利用经销商的销售网络与经验迅速的开拓各个地方处方类药物市场，并且可以提高资金的回转率，但是该种营销渠道对经销商具有较大的管理难度，需要承担较高风险[4]。

3.直销制渠道

直销制营销渠道是指药企在不经过其他经营企业的情况下直接向要点或者医院，乃至消费者提品销售的方式。现阶段，我国药企采用直销制销售渠道比较少见，大部分药企认为该种销售渠道需要较大的投入，且在管控上具有较大难度。但是新医改背景要求药企在处方类药物销售当中采用多样化的渠道，为此药企可以尝试通过直销制销售渠道更加及时且准确的了解市场信息，开展药物销售。

（四）制定促销营销策略

我国药企在新医改背景下制定处方类药物促销营销策略时应该重视学术推广，通过学术活动与目标受众之间展开沟通与交流，促使受众科学且广泛的了解处方类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必要时药企可以深入开展专业的媒体学术推广活动东，评价该类活动较强的公信力和针对性从深度与广度上加强药物的学术宣传。此外，广告推广更要受到重视，通过媒体广告促使处方类药物对医学专家、医院、药店以及消费者均产生一定影响，引起其关注。

五、结论

随着现今我国新医改政策的不断深入，医药企业虽然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但是亦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如何在新医改分级诊疗的影响下制定科学的处方类药物营销策略成为了我国众药企关注的重点问题。处方类药物自身具有一定特殊性，且在新医改分级诊疗制度影响下要求能够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入手合理的进行医疗资源的分配，因而药企处方类药物在新医改背景下必须要从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等角度入手制定全新的营销策略，采用多样化的营销方式促使自身获得更加健康、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蒙永亨，汪水兰.医药企业处方药营销策略研究[J].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4，01（05）：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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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成本核算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的摸索、总结经验，使医院成本核算结果为医院的价值补偿、医疗付费标准的制定以及医院经营决策提供重要依据。然而，由于医院成本核算引入的是企业管理的模式，企业管理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医院“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不以营利为目的”，医院对外要承担公益性责任，对内要适应企业化管理的要求，这种管理上的差异造成医院成本核算上的特殊性，使医院成本核算带有厚重的行业特点、并深深的打上了国家对医院管理的痕迹。

一、行业的特殊性

1、认识上的偏差造成成本核算基础薄弱。企业的成本核算应该是全过程、全员参与的一项工作，管理者成本意识要强。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都是由国家出资，肩负一部分社会职能，造成医院管理者投入不计成本，产出不计效益，重收入轻支出，从而对医院的成本核算停留在核算结果只是绩效考核的一个依据，成本核算是财务部门的一项工作，与其他科室、个人关系不大等片面的认识，造成医院成本核算没有群众基础，开展起来困难。

2、医院定位上造成成本核算的特殊性。政府在对医院带有公益性定位时，就注定医院要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找到平衡点。经济效益，要求医院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化管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医院、为职工谋利益；而社会效益，则使医院管理上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救死护伤，尊重生命，为民众承担一部分健康、保健的社会责任 。一个经济实体同时赋予两种责任本来就是矛盾。

首先，医院要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计成本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象“三鹿奶粉事件”、“手足口病”等群体性公共卫生事件。

其次，出于医院预防感染的需要，无论是对消毒用品还是消毒设施，要求都在逐年提高，手消毒、空气消毒、隔离工作服等。

这些项目还有很多，成本开支一般没有补偿或者有补偿也是微乎其微，如果从成本管理的角度考虑，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医院的公益性决定了医院必须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不图治疗行为产生的效益，这样，医院的成本核算就难以落实，造成了成本核算的死角。

二、成本核算上的特殊性

1、医疗项目多，造成核算难度加大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对医院服务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从诊断手段还是康复、预防保健上，医院提供的服务项目也越来越多。同时，同一种疾病由于诊断手段不同、病人情况不一等差别，一种疾病可以有多种治疗方案，造成核算工作量大且核算过程复杂。

2、医院成本项目的多变性导致成本的不确定性。成本项目可以反映成本的经济构成以及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的资金耗费情况，企业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具有稳定性、统一性，成本支出具有标准性以及便于计算的特点。而医院的诊疗过程具有不稳定性和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使得标准不便制定、不便计算。尽管目前医院在开展临床路径管理，但是，它同样会因医生的诊疗水平以及病情程度、年龄大小不同而使医疗成本项目发生变化，这种不确定性有时难以用数字计量。

3、医院投资结果的不确定性，造成成本难以预料。鉴于临床的需要，减轻病人痛苦或者缩短诊断时间，医院要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就不能先考虑成本效益的问题；一项新技术、新项目的临床应用可以改变其成本结构，既可使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也可能因投入过高使成本倍增； 同时，随着高新设备和技术的投入，它所伴有的高投入、高效益、高风险等特性使其成本变化幅度增大，造成投入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医院服务成本的测算和评价更具有复杂性。

4、国家对医疗收费的统一定价造成收入与成本不配比 ，不利于成本核算。基于历史原因，医疗收费标准一直由政府统一定价。医院的收费标准，特别是技术劳务性收费，即不反映医疗价值又不反映医疗成本，造成医疗成本与医疗价格的失真。导致了市场与计划两大经济体系碰撞下当今医院收费的窘境，有的项目成本与价格倒置象口腔护理、静脉输液等，而有的是收费标准上的盲点，象重注、占空床、按床位收取的医疗垃圾处置费等，造成了收入与成本的不配比，从而制约了内部结算价格的制定与考核，不利于医院成本核算。

5、医疗项目的专业性，病种交叉，使成本不便于考核。医疗单位是一个分工精细而又密切合作，相互依存的特殊体系。内科可以细分成心血管、消化、呼吸等小类，外科也不例外，学科的专业性造成了对疾病治疗的单一性，有的病人外科疾病诱发内科疾病，有的内科病人同时身患几种内科疾病，这种疾病的交叉，导致科室与科室之间的成本即不能把发生的成本简单相加，又不能按照工业企业产品成本分配方法进行分配，成本难以分摊，结果不便于考核。

6、医保采用病种付费制度，笼统的补偿办法，使医院的成本核算在保障社会效益上的尴尬境地。目前，医保基金和农合基金管理部门，对医院统筹基金的补偿方式大都采取病种付费制，也就是说每种疾病补偿金额不同。但是，同一病种又会因为病人基本情况、医生的经验不同，造成治疗效果不一。由于补偿金额是一定的，那么就存在病人未治愈就出院的现象，因为医保按病种付费，那么就存在成本定额在执行中出现偏差，社会效益的责任会打折扣。

总之，医院成本核算是医改需要，也是医院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尽管医院的公益性注定医院在成本的核算上存在特殊性，那么在日常的核算中就必须科学、合理的组织医院成本核算：对于一些公益性支出项目不列入科室成本；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培养，提高诊疗水平；适当利用成本核算结果，积极引导合理成本开支，提高社会责任意识；调整医院成本核算管理侧重点，增加成本意识，减少浪费，有效利用资源，让“看病贵”民生问题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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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教育部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范柏乃,来雄祥.“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5,（4）.

[5]杨东平.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南方周末.2004.10.13.

篇6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ur country economy has made the very big progress, but the government caused in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in the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s behavior originally should improperly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mproved gradually the education and the medical condition's worsening, this was mainly the government too pays great atten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ducate and in the medical reform marketability leadership,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dual structure” reasons and so on disposition resources.

    key word: Government; Public education; Public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 The behavior is 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 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 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教育部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范柏乃,来雄祥.“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5,(4).

    [5]杨东平.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南方周末.2004.10.13.

篇7

价格，一直是人们生活中最为关注的问题。由于药品的特殊性，从而使得药品价格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就药品价格中的经济学问题加以分析，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希望能够对药品价格管理模式的改进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一、对于垄断的管制

新药品由于存在专利权的问题，那么对于拥有该专利权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可垄断该商品的生产。同时市场上还存在一些垄断性的少量特殊药品（包括国家计划生产供应的精神、麻醉、预防免疫、计划生育等药品）。垄断厂商由于缺乏竞争会造成高价格、高利润、低产出水平的经济效率损失，因此政府对于这种市场失灵的状况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这里我们就来讨论政府对垄断的价格和垄断产量的管制。

图1 对垄的管制

参见图1。图中反映的是某垄断厂商的情况。曲线D=AR和MR是它的需求曲线（从而平均收益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曲线AC和MC是其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研制药品的费用）。在没有管制条件下，垄断厂商生产其利润最大化产量qm,并据此确定垄断价格Pm。这种垄断均衡一方面缺乏效率，因为在垄断产量qm上，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另一方面缺乏“公平”，因为在qm上，垄断厂商获得了超额利润，即经济利润不等于0，或者说全部利润大于正常利润。现在政府的目标是提高效率，则政府应当将价格定在P*的水平上，最大化产量为q*。在该产量水平上，价格恰好等于边际成本。于是实现了帕累托最优。那么对于专利药品的政府管制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但是实行管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第一，作为政府制定的价格决定因素企业资本量和生产成本方面，对于被管制企业和管制机构各自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企业处于信息优势的地位，企业向管制机构提供虚假的信息，虚报药品的组成成分，虚增产量，抬高材料价格，谎报一些"莫须有" 的费用项目，导致新药定价普遍偏高，以牟取暴利。一些企业甚至是在原有品种上翻版生产、更换剂型的"新药"。更有厂家采取更换药品名称的方法将老药变"新药" 。第二，企业为了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从而享受垄断地位的好处，进行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例如，向政府行贿，或者雇佣专业人员向政府官员游说等等。这种为了获得垄断地位的寻租活动是一种没创造任何产出的纯粹浪费。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一是要提高政府价格部门的信息收集和行政执法能力。二是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药物经济学评价作为药品评审的一项正式指标,与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同等考虑。例如，新药与现有药物相比,其疗效并无明显的优越之处,那么其定价只能与现有药物相同。如果临床试验表明该药的疗效优于现有药物,那么需对其增加的成本与效果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断定是否与拟定的价格相符。药品价格并非越低越好,有些药品价格看起来很高,但通过药物经济学研究发现,这种药品具有较高的成本一效果比,其定价就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在审核药品价格时,除了考虑药品的安全性、可靠性之外,还应考虑药品的经济性。通过专家从医学、药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透明的”讨论,既保证制药公司合理的利润,又让病人用得起药。总之对于新药和具有垄断地位的药品企业实行价格管制是必要的。

二、最高限价

除了上述药品以外我国政府对相当范围内的药品实行限价。政府价格部门不但规定了作价办法，规定了利润率、销售费用率、流通差价率等，还要规定折扣率。要知道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甲等（由中央政府定价）和乙等（由地方省级政府定价）的药品,也就是大多数患者所必须消费的常用药品，其实际构成了主要的药品消费市场。

图2 最高限价

图2表示对某种产品实行最高限价的情形,政府规定该产品的市场最高价格为P0。由图可见在最高限价P0的水平上，市场需求量Q2大于市场供给量Q1，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最高限价产生的问题在长期会变得更严重，其原因可能因为厂家获取得收益不足与补偿其成本,使一些药品退出市场，例如，上海施贵宝公司已宣布今后不再生产抗感染药氨曲南（商品名为君克单）。而该药目前尚无替代品种，不供应就会影响临床治疗。同时会使一些企业利用不良的对策来针对国家政策，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保证药品的安全有效性，政府对药品实行最低限价管制。图3 表示对某种产品实行最低限价的情形，政府规定该产品的市场最低价格为P0由图可见在最低限价水平上，市场需求量小于市场供给量，市场上出现产品过剩的情况。药品生产企业为了生存，在产品推销过程中通过高折扣和高回扣等不法手段，来挤占销售市场的份额,这部分费用已虚报的方式加入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那么对于一些大众性的药品有必要去制定其价格？还是实施长期不变的政策，创造一个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自发调节作用的稳定环境。

篇8

至此，特种显示器市场初具规模，已成为商用显示市场的重要细分领域之一。该领域由于专业化、定制化需求明显，目前仅有少数主流品牌涉入其中，竞争相对不激烈，产品利润较高，初现一片蓝海市场。其呈现出的几大特点值得业界关注：

产品类型将持续丰富与细化

奥维咨询（AVC）认为，随着技术发展及行业需求进一步细化，未来特殊商用显示产品类型将不断丰富与细化，并催生更高的需求增长。透明LCD面板、OLED面板技术、特殊显卡、电源与特殊配件的导入与应用，将会丰富显示产品参数与类型，如，超高亮、IP66/IP68高防护、超高分辨率、透明显示以及尺寸规格等特殊性需求产品，将极大满足不同行业的细分及特种需求。

应用拓展带动需求进一步细化

随着应用模式的不断创新，在技术与需求的双驱动下，未来特种显示产品的行业应用会不断拓展，由此将引发各行业更为细致、分化的特种需求特征。如应用在交通行业，要求防水防尘、防震防爆、高亮度等等；应用在医疗行业，要求高亮度/对比度、高分辨率、高灰阶等级、横竖屏转化等等。

户外高亮防护级产品机遇与挑战并存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成熟以及应用范围不断拓宽，商用显示的户外应用需求日益强烈，高亮防护级产品应运而生。其中，政策、政府投资以及各大展会活动拉动户外显示市场发展；户外广告需求增加拉动户外数字标牌市场发展；户外数字标牌新兴的应用（如旅游展馆、军队、政府等行业）推动整体市场发展。这三个主要因素使户外高亮防护级显示市场未来发展态势良好。

但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户外显示市场仍面临诸多挑战：

1、客户认知有待提高。室外显示习惯怎样从静态转为动态画面需要较长市场培育期，而国内市场刚刚起步，只有在数字标牌领域经营多年的一些小企业在积极进入，而较有实力的显示厂商还处于观望状态，市场缺乏强大的推动力量。

2、产品价格仍高于行业用户普遍预期。户外高亮液晶显示市场还处于摸索阶段，需求量小，不能实现量产，制造成本较高。户外显示技术不成熟，产品质量和性能不太稳定，后期的维护费用较高等，也导致了专业户外液晶防护产品价格较高。

篇9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9―266―02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交易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这使得产品的制造商和服务的提供商不得不借助市场营销这一强有力的手段扩大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竞争优势，众多企业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医院作内向患者提供特殊服务的组织，一般情况是“病人求医生”，所以很多医院都认为医院不需要营销。但一些经营良好的医院的实践证明。医院同样需要营销。医院营销在特色医疗服务设计和价格的制定、医疗服务的推广、医疗服务的通道设立、建立和巩固与患者的关系以及留住现有病源和发展新病源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医院医疗服务营销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有针时性的改进措施。希望给医院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医疗服务营销的定义和特点

医疗服务就是医院以病人和一定社会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学技术为基本服务手段，向社会提供能满足人们医疗保健需要，为人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医疗产出和非物质形态服务的过程。而医院营销则指医院及其所有成员通过识别就医顾客的需要和欲望，并决定苣当的服务项目、价格、促销渠道和过程，以更有利、更有效地向就医顾客提供所期待的服务，实现医院目标的计划和执行过程。

从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医院的医疗服务营销具有如下特点：

1.服务的差别性。由于每个惠者的身体素质和承受能力有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不能通过提供统一的服务来满足所有服务对象的要求。良好的医疗服务应该是为不同的服务对象量身定制符合其自身的服务模式。现在相当数量的医疗机构可以让患者自己选择医生以及护理人员，这是医疗服务的主要发展趋势。

2.特定的服务群体。医疗服务营销和其他产品营销的对象有很大的差别，产品营销可以使本来没有需求的人购买产品，而医疗服务的对象是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群或需要提供某些检查服务、心理咨询服务的人群。所以，医疗服务营销的对象较窄，很难转变顾客的需求，这就增加了营销的难度。

3.营销的全员性。通常情况下，营销工作一般由专门的营销人员担任，而医疗服务机构的每一个人员都是营销人员。因为在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是进行服务营销的过程。服务人员的知识、技能、素质会直接影响所提供的服务的水平，因此营销人员需具备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4.营销形式的多样性。医疗服务营销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通用的营销形式之外，医疗机构还可以利用各种形式的义诊、对服务对象的跟踪回访、将医疗机构设置在居民区、采用网络营销等一系列的形式进行。

5.营销效果难以考核。要想对营销效果进行全面、准确的考核通常是比较困难的。在一定的时间内。医疗机构服务人数的增加并不一定是实施营销的成果，也可能是由于某些因素导致。如人们保健意识的改变引起。

二、医院医疗服务营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医疗服务营销对医院的影响较大。然而，由于受传统经营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的医院在服务营销方面做得都不是很好，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营销意识淡薄。有相当数量医院的管理者认为，老百姓身体感觉不舒服去医院看医生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医院根本没有必要就医疗服务开展营销I作。时至今日，很多医院仍然秉承“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经营理念，对医疗服务营销工作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2.营销形式的单一性。有些医院虽然认识到了营销的重要性，但是在营销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医疗服务的特殊性，而是完全照搬工业企业的营销形式。导致营销形式的单一性。有些医院甚至认为营销就是策划、广告，忽视了作为医疗机构最为重要的营销形式――服务质量。良好的医疗服务营销应该是以提高服务质量为主，同时配合其他营销形式。

3.营销人员的单一性。营销推广是营销人员的主要工作。医院作为医疗服务机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医院中的每一位员工都是营销人员，每一个人都应该而且必须为营销工作做一定的贡献。然而在现阶段，大多数的医院都是单纯地依赖营销部门，这也是营销效果不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4.缺乏准确的营销定位。定位是影响营销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准确的定位营销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许多医院在进行营销服务的定位时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具体条件，导致定位的不准确，最终影响营销效果。

5.营销不能持续。营销是一项持续的经营活动，否则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医疗服务营销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相当数量的医院在进行医疗服务营销时都难以持续，营销活动还没有被目标顾客接受就停止了。短暂的营销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是对资源的浪费。

三、改进医院医疗服务营销的几点建议

医院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不仅需要营销，而且还必须花大力气做好营销工作。以更好、更多地服务社会，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增强营销意识。近年来，随着医疗机构数量的增多和人们医疗观念的转变，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医院要想提高自身的营销服务质量，首先必须树立良好的营销意识，彻底摒弃“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经营理念，用现代先进的营销理论来指导自身的运行。同时，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医院还应该制定完整的营销计划，组建专业的的营销队伍。并为营销工作提供充分的保障。

2.将服务营销贯穿于医疗服务的全过程。营销不是单纯的策划，更不是简单的广告，良好的医疗服务营销应该而且必须采用多种营销方式。按照提供服务的先后顺序，可将医疗服务分为院前服务、院中服务和院后服务等三个阶段。

院前服务：主要针对一些亚健康人群所提供的服务。近年来，我国“三高人群”、颈椎病等的患者日益增多，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与一些人为可以控制的不良生活方式、环境、心理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院前服务主要是对这些疾病的高发人群进行健康检查、制定健康计划。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院前服务的需求量非常大。医院可以通过广泛的宣传。为更多的亚健康患者提供服务。此外，医院还可以定期走进社区、农村开展义诊，在宣传自身的同时，还可以寻找更多的亚健康患者，获得更大的市场。

院中服务：指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通过适宜的服务手段作为载体提供给患者的医疗行为过程，是医院社会功能的主要体

现。院中服务阶段是整个医疗服务的重点，也决定了医疗服务的效果。人性化和知识化是院中服务的关键。人性化是指在为患者解除病痛的过程中要以患者为中心，就医环境、诊疗流程、医患接触和沟通交流。均应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氛围，同时还要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知识化是指在向患者提供相应服务的同时，还应该有针对性地宣传有关疾病的预防及治疗知识。

院后服务：院后服务是超越传统医疗服务以外的服务，是医疗服务的外延。院后服务是医院医疗服务营销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一般通过对患者出院后回访、征求患者对接受服务的意见和改进医疗服务的措施来实施。院后服务是今后医院医疗服务营销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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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 医改的效应已逐渐显现。医药政策的变化,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将医药行业推入新的调整期。传统医药企业主要依靠给医生回扣和媒体广告两个营销手段,然而从2000年开始,药品实行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开管理,非处方药不用凭医生的处方就可以购买;2001年开始,国家对药品实行限价政策、药品公开招标采购政策、处方药禁止在大众传媒刊播广告等一系列政策,使得药品企业面对着一个全新的政策空间下的市场空间,在传统营销手段终结的同时,规范运作、精细化管理、学术营销势在必行。

1 药品具有特殊性,营销需谨慎

药品是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功能并规定有适应证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1],具有双重性、专属性、时限性等特点。药品的双重性表现为防病治病的同时会有不良反应的发生,因此精细化的药品管理尤为重要,关系着民众的健康和生命;药品的专属性表现为对症治疗,彼此之间不可替代,更不可滥用,处方药须遵医嘱使用,非处方药须依据病情,患者自身合理选择药品,按照说明书使用;药品的时限性表现为药品储存有严格的使用期限,药品供应要及时。药品有它特殊的营销方式,需寻求目标消费者。

2 学术营销,实现终端上量

学术营销就是以处方药产品特征与临床价值为核心,提炼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特点,通过多渠道与目标受众(以医生为主)沟通,实现客户价值的增值(提高处方质量,优化治疗方案),从而实现产品的销售与产品品牌忠诚度的营销模式[2]。学术营销秉承尊重科学和生命的态度为广大医疗工作者、患者、社会服务,也让企业朝着品牌企业发展。学术营销不是简单的通过几个会议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药品销售人员在日常的拜访中就要用科学营销的态度与专业学术语言跟医生进行交流和沟通。目前,学术会议营销和专业人员营销还没有列入国家管理的行列,随着国家对医药行业的监管不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迫使我们必须要用学术营销、品牌营销的方式带动终端销售。

3 非处方药与处方药营销模式不同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医药行业的蓬勃发展、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以及人们自我药疗、自我保健趋势的不断呈现,迅速发展的非处方药市场为药品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然而非处方药的营销模式与处方药的营销模式并不完全相同,简单的移植处方药的营销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显然是不够的,因此,药品企业除了汲取4P理论精华,即做好产品技术、质量、成本、服务等基本营销工作,还要吸纳4C理论,即以消费者为导向,坚持一切服务消费者,并将其贯彻到非处方药研发、定价、销售的整个过程,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为药品企业带来利润[3-4]。

4 药品营销过程中的道德观、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