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9 17:16:46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物流行业的工匠精神,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当今社会,学生的职业素养是未来职业发展的主要标准。高职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社会生产服务一线岗位的技术型人才。高职院校的专业教学要通过多种内容和形式在专业教育中加入思想政治内容,达到专业技术与思想政治素养提升的双重效果。2016年,国家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物流行业是现代新兴的服务领域,是经济流通的大动脉。随着物流行业标准逐渐提高,对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培养出大量具有工匠精神的应用型物流人才。在高职院校物流专业的教育中,融入工匠精神是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重要实践。高职物流专业课程在工匠精神的融入中要结合课程和学生的特点来进行具体的教学实践
1高职专业教学融入工匠精神的必要性
1.1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
部分高职院校的总体生源文化水平较低,一些学生的学习态度不够端正,学习能力相对较弱。高职院校应在学生步入社会前端正其学习态度,帮助其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水平。高职院校可以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及教学理念认准育人角度,深度挖掘课程中的工匠精神思政元素,以期培养出更多的技术型、服务型等高素质人才。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是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根本目的。从我国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现状来看,体现出了人才能力发展不均衡和人才核心素养不足的问题。高职院校所进行的教学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对课程教学及教学管理进行改革创新来使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更加完善。工匠精神的融入就是以立德树人为理念来进行职业人才培养[1]。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有所不同,普通高等教育主要培养研究型、创造型及管理型人才,高职教育主要培养技艺型及操作型人才。在培养高职院校的人才时,不仅要专注于专业操作技能的培养,还要重视学生的德育教育,通过将相关的工匠精神思想政治元素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来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思政教育的重担不能只是落在思政课教师的肩上,而是所有高职院校教师的责任。思政教育也不能只是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上及各种实践活动中,还应该融合在学生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仅依靠思政理论课程很难达到全面育人的教学目标,而通过在其专业课的基础上巧妙融入工匠精神思政内容并进行有效引导便可以使学生更好更快地接受思政教育。
1.2时展对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稳步发展,产业结构有了很大的升级。在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对于生产技术型及社会服务型人才的需求有了明显的改变,即从传统的单一技术人才到综合素质人才的转变。基于这种社会产业经济的变化,在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中,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创新。在物流专业中融入工匠精神符合时展的特点和趋势,通过对现代服务人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得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能够达到新时代背景下的岗位要求,建立良好的综合素养,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和在职业领域的长远发展[2]。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需要在提升工业化产业质量的同时,高度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把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高职教育改革和时展的重中之重。社会发展不仅仅依靠的是学术型研究人才,更需要来自不同行业的应用型人才,尤其是技能型人才及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1.3学生自我发展的本能意识
目前,学生成长在新时代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信息呈现井喷式增长。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高职院校学生在个人发展中具有很多优势,可以通过获取多种信息来提升个人能力,使学生能够不受专业限制自由发展。当下学生的这种发展特点与传统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有着明显区别。信息的井喷式增长极大激发了学生潜在的本能意识,要想更好地培养专业应用型人才,不能只依靠政府及企业的支持,更应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学校要不断优化专业课程体系,这是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载体,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同时,强调教学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不能只关注理论教学,还要充分关注实践教学。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单一的专业技术并不能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多元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才是针对当下学生各种教学的必要手段。课程思政的建设就是在专业课程中实现多元化教学的方式,满足学生对多个领域的求知欲,通过学生学习兴趣的提升来实现对专业技术的掌握。这种相辅相成的教学模式使得课堂教学更加科学高效[3]。
2高职物流专业融入工匠精神的职业素养教育思路
为培养出大批高职业素养的物流专业人才,加快行业发展速度,需要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关注物流专业教学与工匠精神的融合,将工匠精神内化到物流专业教学中,使学生积极了解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的需求,秉承工匠精神,追求卓越,积极创新,为优化现代物流产业的整体结构奠定基础[4]。
2.1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高职物流专业中的工匠精神融入先要从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与工匠精神相关的思想政治元素入手,开展有效的思政教育。在挖掘和整理思想政治元素中,主要应该从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历程入手。在早期的物流行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价值理论和精神情感,这些内容是当下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材料。在建设早期,我国在基础工业建设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发展历程对于学生有着很重要的教育意义。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广泛收集和整理与物流课程相关联的思政材料,将其融入到与专业课程相关的教学内容中。在学生了解和学习关于工匠精神的思政教育材料过程中,能够领会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对工业化建设和发展中所蕴含的工匠精神产生感性理解,从而转化为自身的情感价值,实现职业素养的提升[5]。要想深入挖掘物流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先要提升专业课教师的思政意识和能力。思政教育的重担不能只依靠思政课的教师,需要各个科目的教师一起努力,对学校的师资力量进行合理整合,建立多学科互动的思政教学团队,进而打造思政能力出众和专业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可以通过思政教育培训来提升物流专业课教师对工匠精神的价值认同感,并以思政教育为重点开展相关学习活动,定期开展思政教育心得交流会,与其他教师进行交流总结,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要在物流专业课的育人内涵和思政教育理念之间做好协同,不仅要在专业课程的理论知识中提炼文化及育人的内涵,还需要教师在物流专业课程中不断提炼思政元素,使专业课教学与思政教育充分融合。在物流专业课上深入挖掘的思政元素应严格遵循基本思政理论,将正确的思政元素传授给学生。在深入挖掘物流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时,可以充分利用课外情境,这样能更好地扩充专业课中思政元素的施展空间。虽然强化课堂教学可以深化学生对于物流行业工匠精神的理解,但在课外活动时学生更能发挥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主动去思考、挖掘物流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学校和教师可以合理利用第二课堂及课外活动等方式积极引导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工匠精神思政教育来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
2.2开展混合式的教学模式
在信息技术的提升下,高职院校的信息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目前,教育部门鼓励进行互联网教育,以期丰富教育教学形式,提升教学效果。在物流专业课程教学中,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物流专业与工匠精神的融入效果,引入混合式教学模式是较为有效的手段。混合式教学在工匠精神融入中有两个较为突出的优势:一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展现更多的信息元素,弥补教师单一授课的不足;二是能够通过互联网使学生养成线上学习的习惯,正确引导学生使用互联网,将更多的上网时间用在知识的学习上。除了常规的课堂时间之外,学生还有着丰富的课余时间,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这种形式将相关的工匠精神内容融入到学生的课余时间中,实现学生对物流专业领域中工匠精神内容的深度理解和学习。线上课程的开展能够最大程度节约课堂教学的时间,将工匠精神教学转移到课下来进行。学生可以利用互联网来学习和关注物流专业领域的相关内容,获取相关的信息资讯,对物流专业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应用进行深入了解,这更加有助于学生建立长远的职业发展规划[6]。
2.3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是实现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物流专业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工匠精神在岗位中的重要性,进而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及职业素养。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进入到相关企业进行参观学习,了解企业的基本运营情况,尤其是物流领域的服务质量,感受物流精细化管理的特点和重要性。学校可以邀请行业内优秀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者来校进行讲座,通过这些优秀人员的演讲和报告来感受工匠精神对于物流人员的重要性。另外,还可以在校内开展创新创业活动,鼓励学生在学习期间投入到创新创业中,通过亲身实践来感受工匠精神对于创业活动的重要性。目前,高职院校都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教师可以通过这些课程来鼓励学生投入到物流专业领域的具体实践中,并对参与创业的学生进行有效指导。工匠精神的认识和养成并不能通过简单的理论教学就能够实现,而是需要将理论与实践内容相结合,以期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3结语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物流行业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物流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行业,其自身发展水平也随着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变化和提升,相比于传统的物流发展,对于信息时代背景下的物流行业人员的职业素养要求更高。高职院校在物流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能够通过对行业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来制订人才培养策略。无论行业技术领域如何变化,工匠精神都是不变的职业素养。在高职院校物流专业教学中,要能够认识到工匠精神对学生职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多种形式和方法来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使其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优秀物流人才。
参考文献:
[1]王力平,唐红英.工匠文化引领下高职物流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探索[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06):40-41.
[2]田侠,王炳洋.高职物流专业基于工匠型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9,(02):245-246.
[3]邓德艾.物流高职院校对高素质蓝领人才培养教学模式改革研究[J].长江丛刊,2017,(29):267.
[4]钟一漩.基于工匠精神的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9,(15):2.
在坚守中谋转型
坚守,是企业发展之本。
由一个家庭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中国工业电器龙头企业和新能源领军企业,正泰集团靠的是什么?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将秘诀形象地概括为:“听中央的,看欧美的,干自己的。”正泰集团自1984年创建起,就一门心思搞制造,不偷懒,不贪心。从“让电尽其所能”到“让电无所不能”,在坚守中,正泰逐步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
全球最大视频监控设备生产企业之一的海康威视,10多年来也一直专注在视频、监控、安防等领域。海康副总裁郑一波说:“面对诱惑,我们很清楚自己能做什么、想做成什么。”
饮料业“大户”娃哈哈,更是“坚守”的典型。在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看来,食品饮料行业永远是朝阳产业,这个主业,他们不会变,而且还要继续做大做强。
从供给侧端促改革
改革,是企业发展之机。
自2015年11月以来,“供给侧改革”备受瞩目。事实上,杭州的企业早就在做“供给侧改革”。
正泰集团近年来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对老旧产品进行压缩、去库存,积极拓展高端市场业务。2015年,集团主营业务同比增长15%,其中光伏业务增长近80%。
娃哈哈也在供给侧上狠下功夫。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娃哈哈把保健食品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以生物工程和中医食疗为突破口促进产品升级。
除了“卖产品”,杭州不少企业也开始“卖服务”。创建于1986年的传化集团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针对公路物流行业一直以来“散、小、乱、弱、差”的状况,传化集团于2003年在全国首创了“公路港物流服务平台”模式,并计划到2022年形成全国性的公路港网络。
在创新中寻新动力
创新,是企业发展之基。
袁旭东:本届展会劲达将带来“精控移动速冷库”、“大凤凰半挂车冷藏机组”、“移动冷链宝”等创新及领先产品,这三款产品基本形成一条完整的冷链,覆盖了“最先一公里”、“冷链干线物流”及“最后一公里”。
精控移动速冷库:满足10~20英尺移动冷库用冷藏和冷冻的需要。其采用急速预冷技术,可延长农产品货架期;精准温控技术,保持库内温度稳定,长久保持产品的鲜度;智能控制,数据实时分析,便于过程控制。该系列产品的推出,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农产品产地保鲜冷藏的问题(最先一公里)。农产品可以就地保鲜冷藏存储直至冷链运送,有效的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延长保质期,大幅降低损耗,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非常明显。
大凤凰半挂车冷藏机组:专为大型半挂车配套,满足16米厢体的冷藏冷冻需求。其配备进口发动机和进口压缩机,性能可靠稳定,采用高尖端的全电脑控制技术提高温度控制精度,制冷效率和速度得到大幅提高,节能效果明显。机组可以实现货厢温度无级设定,用户可根据要求任意设定货厢温度,先进的微机自动控制系统具有故障自检功能,操作简便,使用安全。整体钢结构和高强度复合材料壳体组合,能更好适应长途的颠簸、装卸的撞击,气候的影响等恶劣工况。
移动冷链宝:创新性地将保温箱体与制冷机组有机的整合为一体,可采用车载蓄电池工作,同时也可外接AC220V市电。其镶嵌式制冷机组采用直流变频电动压缩机,可根据厢内温度变频调节,提高了温控精度,整机能效提高了15%~20%,节能降耗。劲达的移动冷链宝可与市面上大多数小型货运车辆商务车型可配合使用,相较于传统的封闭货箱冷藏车,使用劲达移动冷链宝的车辆无需进行改装,社会普通车辆可借此直接进入生鲜冷链配送领域,降低物流企业成本。移动冷链宝有效地解决了冷链配送“最后一公里”行业难题,也可作为普通冰柜使用,安置在固定的区域,在维护保养方面也更加方便。
记者:身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跨国企业集团,劲达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在产品方面中国与外国是否存在差异?
袁旭东:1995年,劲达集团(KINGTEC)在中国香港正式创立,集团总部现位于美国加州,在澳洲、美国、阿联酋(迪拜)、南非、泰国、香港等设有海外分支,国内子公司7家,以“新冷链、新能源、新材料”为三大核心产业。劲达是国内最早从事车用冷机的研发生产者之一,也是当前行业的创新及领导者之一,产品1/3出口海外销售。
劲达能够在短短20多年时间内,迅速成长为中国车用冷机行业的旗舰型企业,成功开创“K牌”这一车用冷机著名品牌,除了得益于中国国民经济和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各政府部门、兄弟单位、广大用户的大力支持外,也是企业自身在十多年的艰辛创业过程中,既坚持资本的积累不断投入,又注重于自主创新,使企业走上一条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之路的努力结果。自成立以来,劲达始终秉承“以技术为核心、以创新为手段、以服务求发展”的经营理念,持续专注于深耕冷链科技领域,用专注的精神和态度为用户提供技术与服务。现如今,劲达已发展成为冷链行业少数能够提供一站式、全程冷链解决方案的设计商、供应商、服务商,先后成功推出“卡车冷藏机组、拖车冷藏机组、精控移动速冷库、移动冷链宝、海运集装箱冷藏机组、军用冷藏机组、新能源纯电冷藏机组”等一系列冷链创新产品,并实现了对冷链产业和服务需求的全程覆盖。
2016年3月,劲达集团(KINGTEC)与日本电装(DENSO)强强联合,合作成立“广东劲达电装冷链设备有限公司”,开创业内瞩目的双品牌合作模式。从用户出发,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开发高起点、高附加值的冷链设备,共同致力于发展成为全球运输冷链行业的第,建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冷链商业圈。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可以说中国的运输冷冻市场被美国开利(Carrier)和冷王(ThermoKing)独霸;自2000年左右劲达(Kingtec)进入市场后,行业趋于扩散。目前,各种国产冷机生产企业百余家,但国产机组主要以低价的非独立小型分体冷机为主,独立机组尤其是大型半挂机组绝大多数没有能力生产。此外,我国冷机生产企业多为地区性企业,没有完整的全国售后服务体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更是屈指可数,只能依靠低廉的价格以及地区人脉做市场零售。
要将中国冷链物流行业发展壮大并推向世界,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打破国外品牌垄断暴利、技术壁垒也只有靠“我们”坚持自主创新、精益求精、砥砺前行的研发精神,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通过不断的自主创新和提升,最终形成高质优价的产品竞争力,才能突破国外品牌的重围。
记者:基于贵公司20余年的发展,能否对中外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做一下简单的对比?我国目前与国际水平存在的明显差距是什么?
袁旭东:坦率讲,目前中国与国外,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冷链物流行业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冷链物流行业的相应法规、标准已经相当完善,行业监管十分全面、到位;二是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及冷链服务系统相当发达健全和高效;三则是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冷链食品安全意识。虽然近年来中国冷链物流行业发展轰轰烈烈,但尚未形成真正完整独立的冷链物流体系,缺乏上下游整体规划和整合;冷链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冷链物流硬件设施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冷链法规、标准的完善还要继续深入进行和执行。
当然,有差距并不可怕,只有直面差距,才能进步。我国政府对于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日益重视,相关政策不断完善,并大力支持冷链设施建设,人民的食品安全意识也在逐步提高,相信只要我们找准差距,坚定目标,不断前行,一定能迎头赶上。
1产业工人培养现状:优秀产业工人培养模式的逻辑起点
1.1当前产业工人培养的主要任务由高职教育承担
新型的产业工人培养模式是一种可持续、充满工人职业生涯的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实用性、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是优秀产业工人的培养目标。产业工人的培养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完善。在古代,产业工人培养模式规模很小,基本上是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方式,以传统手工业作坊的方式,师徒之间不是平等的,学徒要无偿为师傅工作多年才可以自己创业。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扩大,社会发展对产业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原来的师徒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应市场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各个国家把培养实用技术人才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大对产业工人的培养力度。产业工人培养的重任主要落在了高职院校的肩上,高职教育产业工人培养模式由原来的小规模转变为班级授课制。但班级授课制让高职学生脱离生产实际,教学做分离,教学研分家,培养的人才不适应社会对人才规格的需要,培养的产业工人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学习能力不足。
1.2高职教育产业工人培养目标缺乏前瞻性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大量有高技能的优秀产业工人。近年来,高职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产业工人。但就持续发展而言,我国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要求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不适应,产业工人受教育程度也普遍偏低,实际操作实训环节薄弱,产业工人培养的人力、资金的投入不足等一些问题较突出。产业工人培养的社会重视度不够,缺少良性的社会环境。作为产业工人的主要输出单位,高职教育以职业岗位的需求为依据来培养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其核心是构建能够培养满足社会转型对优秀产业工人需求的高职教育培养模式。但反观这些年高职教育产业工人培养模式,其理念滞后,培养思想仍然受传统人才观、成才观的影响,培养模式单一闭塞,校企合作没有实质性进展,深度不够,往往流于形式,培养主体与用人企业没有真正做到荣辱与共,互利双赢。人才培养目标制定缺乏科学的调研和论证,人才培养目标滞后社会经济转型对人才的需求,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缺乏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专业设置陈旧,理论与实践的比例不合理,没有突出产业工人培养模式的优势和特点。同时,产业工人培养模式中的评价方式落后,评价方式多借用普通高等教育的评价方式,传统的终结性评价方式不适应工作过程性的教学模式。
1.3高职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工人能力需求对接不紧密
我国高职教育大多由普通高等教育转型而来,专业设置问题受普通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的影响,专业设置模式化、单一化和形势化。学校设置专业没有充分的科学论证和市场调查,一些学校盲目设置热门专业,没有考虑人才培养规律和专业设置规律,没有设置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专业课程,没有结合市场动态需求进行专业调整,导致部分专业人才过剩,部分专业人才紧缺。目前,高职院校多为三年制专科,学生们参加岗位实践的时间有限,造成他们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不足,没有岗位工作经历,还需要企业岗前培训,才能够适应实际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产业工人进修继续深造的机会没有或者很少,很难有机会再进入高学历学府深造,导致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只能拥有职业学历,对于社会飞速发展需要更新更高级的技能技术无法满足。
1.4高职教育产业工人培养的教学体系不够系统完善
产业工人的培养需要系统、协同发展的教学体系,需要学校、企业、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协作。目前,在教学体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教材内容专业理论多于专业实践,教材建设主体单一,作为用人单位的企业参与度不够,甚至完全缺失,教材内容编写没有跳出传统高等教育教材编写的模式,多讲究课程学科体系,没有采用工作过程、工作模块、工作流程的自然顺序来编写教材。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不足,有些实习实训基地与专业不是很对口,有些实习实训基地只是摆设,没有真正与高职院校专业有效衔接,教学做一体化脱节,产学研没有做到有机结合。缺少企业岗位经历,动手操作能力不强,高职教师取得相关产业资格证的比例还不够高,“双师型”作用发挥不足。
1.5产业工人职业认同感不够强
产业工人培养文化氛围不够浓厚,培养机制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培养、实践、岗位实习、就业、继续深造、带职进修、离职进修等多渠道培养机制。产业工人对自身职业认同感不强,缺乏足够的职业自信。受文化氛围的影响,很多人不愿从事产业工人职业,认为产业工人工作环境差、待遇低、社会地位低等,宁愿放弃高薪的报酬也不愿放弃成为白领的机会。部分企业往往只看重眼前利益,没有意识到自身长远的发展,没有考虑产业工人的高职业技能的提升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再加上政府对高职教育培训激励政策滞后,培养理念相对滞后,缺乏创新性,对产业工人社会价值认可度、重视度不够。
2对接需求、调整培养方案:优秀产业工人培养的逻辑路径
2.1更新理念,重视培养产业工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传统产业工人培养理念落后一直是影响我国高职院校培养优秀产业工人的重要因素,必须突破原来的培养模式。产业工人培养原来的弊端就是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主体单一,关键的主体用人单位企业的缺失,课程设置和人才能力目标设置盲目,没有针对企业的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因此,必须打破原来自上而下的脱离实际的、脱离用人单位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由学校、企业、政府多方协调的人才培养模式。由市场人才需求来决定人才培养的规格,根据企业人才规格需求来开设专业、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企业职业岗位工作过程模块来确定教材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根据职业岗位的技能要求特点来评价教学过程和结果,做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与企业职业岗位技能要求高度融合和统一。
2.2对接需求,合理设置与产业工人规格需求相适应的专业
优秀产业工人培养目标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密切相关。产业工人培养目标的制定依据是企业的人才规格需求、企业工作岗位的知识能力需求、行业企业市场对人才知识能力的需求。企业人才规格的需求应该既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风向标,又是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风向标。目前,我国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有以下几种问题:一种是专业设置陈旧,多是延续原来普通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脱离市场人才需求,脱离企业人才规格及职业岗位知识技能要求,专业设置多为理论性的;另一种情况是专业设置论证不足,专业设置主体参与度不够,导致培养的人才定位不准,不能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第三种情况是专业设置没有针对性,培养人才缺少核心技能和核心竞争力,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相关对应的岗位,从而导致一系列连锁反映。因此,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必须研究企业及企业人才规格,研究企业职业岗位及职业岗位所需要的职业知识和技能,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培养适应社会、适应企业的专业化高技能人才。
2.3对接战略,适时调整产业工人培养方案
国家发展战略是动态变化的。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十三五”时期,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战略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供机遇,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供目标、动力和方向。只有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立足国家发展战略,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才能具有时代竞争力。优秀产业工人培养必须依托国家发展战略,依托高职院校、行业企业、行业协会、工会系统等,充分有效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全社会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面向生产服务一线,建设新型产业工人人才培养模式及机制,改善高职院校课程品质、专业衔接、教学能力、教学质量监控、办学效益、机制建设,提升产业工人培养质量。
2.4搭建平台,拓宽优秀产业工人的成长发展通道
优秀产业工人发展的目标是成为大国工匠,在行业产业领域成为骨干和精英。优秀产业工人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个人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要落实好产业工人培养的主体责任,不断增强产业工人在社会的身份特征,在产业工人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政策的优惠和倾斜。根据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的新特点,发挥好工会服务产业工人的重要职能,及时吸纳技术技能工人成为工会会员,并享受一切会员待遇。要改进产业工人技能评价方式,建立健全产业工人职业晋升“多通道”机制。加大对技能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制度,产业工人既可以参加系列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也可以考取相应的等级资格证书。鼓励企业建立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与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完善产业工人技能水平、创新能力与落户政策相挂钩的制度办法,对于急缺产业领域的产业工人,还要在住房、津贴、福利等方面提高待遇兑现力度,不断增强产业工人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获得感。引导企业通过岗位练兵、岗位培训、劳动和技能竞赛,建立职工创新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等方式,开展多层次、多样化培训,为产业工人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2.5注重评估,在实践中不断优化优秀产业工人培养模式
适应市场需求是检验人才是否达标的关键因素。高职院校培养产业工人的人才评估方式需要创新,以是否适应市场需求作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硬性指标,坚持以市场需求引领评价标准和手段,克服传统的静态的、终结性的评价方式,实施动态、多元、过程性的评价方式。聘用行业专家作为评价主体,采用相应行业标准作为评价标准,鼓励创新和合作精神。就评价内容而言,资格认证制度和技能评价方式是技能形成体系的核心,包括职业技能等级设置、技能评价方式、技能资格认证、工人薪酬体系和集体协商等技能使用制度。这些制度直接影响企业提供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工人自我学习提高技能的意愿,甚至影响整个技能形成体系的效能。首先,要不断创新职业技能评价方式和资格认证制度,明确职业技能质量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企业、行业和高职院校联合开发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标准、职业技能标准和评价规范,健全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格和政策,扩大职业技能鉴定的领域和范围;其次,构建多元化职业技能评价机制,引导和鼓励企业、行业组织和用人单位自主开展技能评价;再次,推进职业人才技能评价制度创新,提高对技术工人创新能力、现场解决问题能力和业绩贡献的评价比重;最后,建立全国职业技能鉴定服务与监管平台,以利于对技能鉴定机构的监督管理,提高职业技能评价的水平和公信度。
居民衣着类消费支出占比继续下降。
2016年,我国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1203元,同比增长3.3%,增速较上年放缓2.6个百分点。衣着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总额的7.0%,较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
(一)居民购买服装仍处在物质需求阶段
主要原因有:一是我国居民收入成金字塔结构,对大部分人来说,尚不能很好地通过服装彰显其精神层面的需求;二是“占有心理”导致居民服装消费更新速度较慢,特别是应对重要场合的品牌服装,家里有一两套存货即可,高端服装市场极易饱和;三是服装和家电、手机等其他商品相比,近年来的功能变化相对较少,可以带给消费者新体验不多。
(二)居民消费呈现圈层化特征
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显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呈现圈层化特征。富裕人群对服装价格不敏感,高品质和优质服务是决定他们消费的重要因素,高端百货或是有VIP服务的门店是富裕人群的主要购物场所;对于城市中产阶层来说,商品价格的敏感度要远低于城市普通居民家庭。相对那些单一的零售业态,购物中心更能满足他们多元化、个性化、娱乐化的精神需求;对于城市普通居民来说,性价比是决定其消费的关键因素,购买高性价比商品的意识会体现在普通城市居民的各种消费行为中;对于最低收入群体来说,价格是其服装消费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品牌意识相对较低。
二、2016年大型零售企业服装销售情况分析
2016年,我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服装零售额同比增长6.8%,增速自2011年以来逐年放缓。我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零售额同比下降1.2%,自1999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服装销售单价同比下降0.3%,降幅较上年收窄3.3个百分点。男装、女装和童装零售额均出现下滑,运动服、防寒服零售量实现正增长。
(一)限额以上企业服装零售额增速持续放缓
(二)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零售额小幅增长
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2016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2%,增速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从各类服装销量增长情况来看,女装销量大幅放缓5.1个百分点,成为抑制服装整体销量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男衬衫、T恤衫、童装、牛仔服、运动服和防寒服零售量均高于上年,且增速有所加快;男西装、茄克衫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裤子、针织内衣裤和羊绒及羊绒衫零售量不及上年同期。
(三)服装市场下半年企稳回升
重点大型零售企业下半年服装销售情况相对较好,自6月份起,几乎各月均实现零售额同比正增长。服装零售量下半年降幅相对较小,并在12月份实现6.8%的全年最高月度增速。
(四)服装市场成交价格降幅收窄
2016年我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服装销售单价同比下降0.3%,降幅较上年收窄3.3个百分点。其中,下半年7月、9月、10月、11月服装价格在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下,涨幅相对较大。
(五)主要服装商品销售运行情况
1、男装:零售额下降,单价降幅扩大,销量上涨
2016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男装零售额同比下降4.4%,降幅较上年扩大3.6个百分点。
2、女装:零售额下降,单价降幅收窄,销量与上年持平
2016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女装零售额同比下降3.2%,增速较上年扩大2.6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
3、童装:零售额小幅下降,单价下降,销量增长
2016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童装零售额同比下降0.9%,增速较上年放缓3个百分点。
2016年,童装单价同比下降3.8%,增速较上年大幅下滑7个百分点。童装销量同比增长3%,增速较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
4、运动服:零售量增速加快
2016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运动服零售量同比增长9.6%,增速较上年加快3.6个百分点。
5、防寒服:零售量同比上涨,增速放缓
2016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防寒服零售量同比增长1.2%,增速较上年收窄0.6个百分点。
三、2016年服装市场特点分析
(一)大多数品类市场集中度进一步下降
2016年,服装市场大多数品类市场集中度继续下降,一线品牌竞争优势进一步弱化。2016年,十四个服装品类中,男西装、茄克衫、女性内衣和童装前十品牌市场综合占有率合计较上年略有增长,其他品类的服装市场集中度均不及2015年。
(二)羽绒服、运动服领军品牌市场份额较大
从近年来服装领军品牌的市场份额变化情况来看,功能要求较少的品类市场集中度较低,且行业领军品牌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品牌可替代程度较高。羽绒服、运动服等专业程度较高的品类前十品牌市场集中度均超过30%,且领军品牌市场份额均在10%以上。童装市场近年来成为市场追逐的热点,行业竞争较为激烈,除传统童装品牌外,运动品牌和快时尚品牌也开展童装业务,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
(三)服装网购增速放缓,品牌消费占据主导地位
从过去情况来看,服装、家电消费占据着我国网购较大份额,食品类份额相对较小。近两年来,“穿”类消费增速放缓至网购平均增速以下,而“吃”类消费随着商品品种的丰富、物流基础不断提高,网购增速远高于“穿”类商品。
随着网购市场的不断成熟,商品品质和服务水平逐渐成为影响消费者网购决策的重要因素,实体店品牌在网购渠道中的品牌优势得以体现。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16年B2C网购规模占比达到55.3%,较2015年提高3.2个百分点。B2C网购规模增速高达31.6%,远超C2C市场15.6%的增速。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6年数据为预测数据
从双十一消费数据也可以反映实体店品牌具有较大的网上发展潜力。2016年双十一女装排名前五的品牌中有五家来自线下品牌,而在2013年仅有一家是线下品牌。特别是优衣库,在2016年双十一期间提供“线上线下联动”的购物方式,仅3分钟销售额破亿。
(四)国际快时尚品牌增速放缓
2016年,主要快时尚品牌业绩增长均出现放缓:业绩下滑迫使快时尚放缓扩张脚步,并调整门店布局。根据赢商W统计,2016年快时尚品牌在三四线城市的新增门店占比达到30%,高于2015年的数据,渠道下沉明显。而另一方面,本土快时尚品牌扩展速度加快,MJstyle、热风等品牌增长势头强劲,其中,Mjstyle2016年新增门店数量高达101家,涵盖全国各线城市。值得国内快时尚品牌注意的是,ZARA、H&M等业绩增长已经出现放缓,一味模仿国际快时尚的发展模式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除了高性价比外,国内快时尚品牌仍需形成独特的文化和卖点。
四、未来服装市场的发展趋势预测
2017年,我国服装市场将随着人们消费心理的改变而发生变革,消费者购买服装不仅是为了满足物质占有以及迎合时尚潮流的需求,更是追求舒适健康的生活方式,彰显个性的内在需要。因此,具有独特风格的设计师品牌和小众品牌、具有新功能、新体验的服装品类将更能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同时,随着大众运动休闲的快速发展以及冬奥会的临近,服装市场将推出更多穿戴轻便、具有科技含量、融合运动健身和时尚休闲的新产品。
(一)科技将加快服装业变革
新技术、新经济将继续推动服装行业的变革:一是从服装设计来看,大数据分析将帮助设计师及时了解市场流行趋势和消费者偏好,使得服装版型设计更加科学、人性化,服装色彩更符合市场需求;二是从服装制作流程来看,数字打印、激光剪裁以及3D打印技术的改良与推广,将逐渐运用在制造流水线,对传统的缝制工造成冲击;三是从服装功能来看,将有更多品牌运用发光纱布、智能面料、纳米材料和传感器等科技材料,设计出色彩亮丽多变、功能更加丰富的服饰,以此用于企业宣传,或是迎合热爱尝试新鲜事物的消费者需求;四是从服装展示来看,虚拟板墙、VR技术等将拓展门店的虚拟空间,减少库存空间,并为消费者带来购物新体验。
(二)服装品牌利用跨界多元化增强消费者印象
随着消费升级和消费圈层特征愈发明显的趋势,服装品牌需要提升品牌形象、明确品牌定位,宣传品牌文化,增强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印象。为此,服装业将呈现出一批多品类组合、产品+服务的生活方式品牌,通过跨界经营,推出家居系列、涉足主题餐饮、酒店、咖啡馆、书店和健身房等多种业态,形成固定的消费者圈层,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粘性。
(三)全渠道经营将更加普遍
2017年,电商和实体店从曾经的竞争关系,向合作共赢关系的转变趋势将更明显:一是新一代消费者对手机的依赖度更高,移动网络、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将使得手机成为最重要的购物渠道之一,服装品牌应加大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投入,让消费者更直观、便捷地接受到丰富的产品服务信息;二是网民数量增速将逐渐放缓,电商经营成本将有所提高,纯电商品牌应利用国家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契机,突破线上品牌发展瓶颈向实体店发展,提升品牌形象,提高消费者购物体验。
(四)快时尚将推出更多副线品牌
在过去的一年里,快时尚品牌销售增速放缓,盈利水平下降,店面调整频繁,这反映出快时尚扩张速度过快,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为满足消费者日益差异化、细分化的购买需求,快时尚品牌将积极尝试多品牌战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力:一是推出价位更低的副品牌,继续通过低价吸引中低收入水平的消费者;二是与设计师合作,推出设计感更强,质量更好的中高端商品;三是涉足家居、文化、体育等产业,推出相应品牌,培育圈层消费群体;四是主品牌将进一步拓展三、四线城市市场,抓住城镇化发展的契机。
(五)设计师品牌将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随着人们对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不断上升,国内消费者将改变对国际一线大牌的盲目追捧,开始注重具有独特风格和高品质的本土设计师品牌。我国设计师品牌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进一步开拓国内消费市场:一是在服装设计中融入更多的中国文化和区域文化元素,给消费者带来与欧美流行风格不同的感觉;二是秉承工匠精神,充分研究国内消费者的需求特点,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服装产品;三是抓住零售业态调整的机会,积极与大型电商平台和实体零售商合作,提高设计师品牌在市场的知名度;四是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拉近设计师与消费者的距离,向市场传播品牌文化和创意理念。
中图分类号:F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1-0028-08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China logistics market is “small, scattered and poor” and most freight enterprises hasn’t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traditional freight to modern log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ssence of log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and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logistics based on the economic theories such as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gistics is the derived demand of the social economy; logistics is the inexorable product when commodity economy develops to a certain stage; logistics mode is similar to the socio-economic formation, and logistics demand and suppl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individuation and refinement. According to the service theory, the essence of logistics is service that logistics enterprise provides the clients with object space and time displacement, and logistics exist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in the form of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logistics demand and supply are obviously contradictory.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quantity of logistics suppl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logistics suppl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ogistics supply. In addition, logistics enterprises should identify the market segments and provide precise logistics, government should make clear its role, and logistics associations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a bridge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 logistics service; logistics demand; service theor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logistics supply
物流于20世纪70年代末由日本传入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年物流早已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货运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物流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许多货运企业更名为物流公司。但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大多数货运企业并未真正实现传统货运向现代物流的转型升级,中国物流市场“小散乱差”的情况十分普遍,物流企业同质化严重,物流需求与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物流已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瓶颈,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大家对物流本质的理解不够深入。本文从物流需求属性的角度探讨物流的本质,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谈物流的发展。
一、物流的需求属性分析
(一)需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需求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需求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需求由一定的内部或者外部诱因刺激产生,需求产生之后,会促使产生与之匹配的供给。在需求不断被供给满足和推动、供给不断被需求引领和拉动的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的社会生产总过程[1]循环往复。需求具有膨胀性和超越社会生产力的特性[2],社会生产力在需求的推动下沿着很落后、较落后、较发达、发达、很发达的序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社会经济也逐步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需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物流支撑
物质资料是社会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在市场交易中被称为商品,商品的生产量和消费量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商品作为社会生产总过程中流动的主体,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伴随着形态以及所有权变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空间和时间位移。作为实现商品空间和时间位移的物流,是联系社会生产总过程各个环节的纽带。物流是社会生产总过程循环往复的基础支撑,没有物流,社会再生产就无法进行,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物流。
(三)物流是社会经济的派生性需求
根据需求理论[2-3],需求从其产生的根源可以分为原生性需求和派生性需求。原生性需求是指消费者对某一产品的需求独立于其他需求而产生,如人们对衣服、食物的需求。派生性需求是一种产品的需求来自于另一种产品,或由另一种产品派生而来,即对某种产品的需求是由于为满足其他产品需求而产生的,如人们对物流的需求源于社会经济活动。物流本身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因社会经济活动而产生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其价值,物流属于派生性需求。
二、物流的产生及其发展机理
(一)物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农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自给自足,物质资料生产的量少,节余的量更少。人们用少量的节余去自发形成的市场上交换其所需的物品(主要是一些生活必需品),最初采用以物易物方式。产生货币之后,人们使用货币进行买卖。由于受交通、信息、科学技术等局限,克服空间距离、时间距离的代价大,市场范围十分狭窄。市场范围决定社会分工水平[4],当时不可能存在专门从事物资流通的人或组织,物资流通都是买卖者自己通过肩挑、手提或畜力车运输等方式完成。
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交通运输体系逐步建立与完善,地理空间的影响逐渐淡化,通过市场可以在更广阔的区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工业社会的大规模生产使商品生产量剧增,经济节奏加快,商品的流通量随着社会经济贸易量的增加而迅速增加,而且对流通时间、流通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原有的商品流通方式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当商品交易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商品交易双方自己完成商品流通已不能满足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产生了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中间商,即物流企业,中间商的产生是基于交易成本的降低[5]。在商品流通的各环节以及各环节的衔接中,需要与多个企业、组织机构、政府部门沟通、合作,多方协调以及合作的顺利推进会产生若干交易成本。例如,在国际贸易中,国际联合运输涉及多个国内、国际法律、法规、规章、条例,多式联运涉及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有效衔接等。
物流企业将货物积少成多、集零为整,通过规模化、集约化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由于物流企业拥有专业的场站、设施设备、工具以及较高的使用频率,拥有专业人员、专业技术和长期积累的经验,物流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完成商品的空间与时间位移,较之普通的商品交易企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交易企业自己完成商品时间与空间位移的代价高于通过支付费用由物流企业完成,商品交易企业也愿意将自己从不擅长的业务中解放出来,专注于产品生产或销售,发展其核心竞争力。物流企业则通过持续增长的业务量扩大规模经济,并完善相关业务流程、操作规则,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持续固化其比较优势。在物流企业集聚形成的物流行业中,众多企业相互竞争、学习,促使物流企业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方面不断努力,行业壁垒也不断提高。现代社会的高度物质文明依赖于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日益繁荣,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二)物流产生的机理分析
物流的产生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需求者有物流需求的欲望,二是供给者有物流供给的能力。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生产(或销售)企业有强烈的物流需求,物流企业有满足物流需求的供给能力,物流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物流产生的直接原因一定是迫切需求物流的商品生产(或销售)企业的商业行为,以商品交易为目的,后来才逐步出现企业以及个人非商业目的的需求,“流”的主体也由“商品”扩大至“物品”。物流需求方实际或预计付出的代价小于等于自己完成的代价,则愿意通过支付费用由物流企业完成物流。这个代价还包括时间,人们的时间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提高。
虽然有人类活动开始就有物流活动,物流活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早期的物流活动是无意识的,现代物流诞生的标志是专门从事物品流通业务的物流企业的出现,从此物流成为一项专门的社会分工。由于买卖双方的搜寻成本、买方与卖方的谈判成本、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等因素[5-6],物流企业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减轻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极大地提高了物品流通效率,改善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程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许多事务精细化、专门化程度高,绝大多数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熟悉各种业务。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分工协作的社会,任何企业或个人无须凡事都亲力亲为。商品生产(或销售)企业与物流企业各自从事各自擅长的业务,各自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符合社会分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社会成员对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和富裕程度[7],物流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工业社会高级于农业社会的结果,也是农业社会落后于工业社会的原因。
(三)物流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自相似同构
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物流,物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物流对社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物流的发展水平可以略微滞后或适当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不会远远滞后或超前。物流发展水平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会制约社会经济发展,但由于社会经济是物流发展的决定因素,物流必然会迅速跟进与之适应。物流l展水平适当超前社会经济发展,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如果远远超前,则由于需求不足而被市场淘汰。
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存在、运动、发展,当支配事物变化的特性与背景对应特性的运动趋势保持一致时,事物运动时的耗散水平最低,受到的制约最小,事物可以持续健康的发展[8]。物流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自相似同构,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决定了物流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进化到工业社会,再进化到信息社会,对应的物流形态从肩挑手提、畜力车运输等形式的无意识物流逐步演化为以人为本、注重客户体验的精准物流,社会经济形态与物流形态的同构关系见表1所示。
(四)物流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
需求是供给的原像,供给是需求的映射。需求产生供给,供给满足需求,供给通过社会生产实现。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影响需求的满足程度,需求的满足程度反过来促进供给的发展。物流的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形成需求曲线,图1是物流需求曲线图,在其他l件不变的情况下,物流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当价格从P1降到P2时,对应的数量由Q1变成Q2,即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需求具有可束缚性[2],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有些需求被抑制了,即有些需求未被满足或需求未被全部满足。供给的范围和水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供给的范围有限,供给能力比较低。当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之后,供给的范围扩大了,能够满足更多种类的需求,供给的能力提高,供给的数量增加,原来被抑制的需求得到满足。图2是物流需求曲线变动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会引起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价格P1对应的数量由原来的Q1变成Q2,即相同的价格客户能够获得更多数量或更高质量的供给。
在市场中,价格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市场供求关系反作用于价格,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与支付能力去获取需求的数量与质量,供给者根据价格水平决定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物流企业根据需求、价格等因素调整生产,寻找价格与数量、质量的契合点,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和客户的不同需求,达到客户与物流企业的共赢。
(五)物流的发展演化
随着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不断增长,人们可支配收入增加,有了更强的支付能力,人们对物流的需求不仅在数量上增加,在质量上也不断提高。需求具有膨胀性和被引导性[2],人们对物流的需求从最初低等级的物品不丢失、不损坏逐渐向高等级的方便、快捷等方面发展。
由于消费者偏好不同,不同消费者或同一消费者不同时间段的时间价值有差异,消费者的选择也不同,需求千差万别。物流在需求不断产生、满足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为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供给,物流逐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衍生出许多物流企业类型,例如货代公司、报关公司等中介公司,以及车货匹配的物流科技公司、物流咨询公司、物流金融公司、物流担保公司等。客户不断产生新的需求,物流朝着个性化、精细化方向发展。
三、物流的本质是服务
(一)物流的概念及涵义
物流是近些年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热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物流的概念有多种表述。中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中对“物流”的定义是[9]: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物流的概念包含以下几个要点:第一,物流基本的构成要素是“物品”与“流动”,缺一不可。“物品”的范围更宽泛,包括交易的商品和商品交易之外的其他物品。“流动”包括时间与空间的移动。第二,物流的需求方是客户,物流的供给方是满足客户需求的物流企业。第三,根据客户的需求,将指定的物品从供应地到接收地实体流动。供应地与接收地是不确定的,需求在哪里,供应地与接收地就在哪里。第四,“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根据实际需要有机结合,这些基本功能的有无以及如何结合,取决于客户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的目的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物流的定义中,“客户需求”是物流概念的核心涵义,许多物流定义都强调了这一点。例如加拿大物流管理协会1985年对物流定义中[10]指出:“物流是对原材料、在制品、产成品库存及相关信息从起源地到消费地的有效率的、有效益的流动和储存进行计划、执行和控制,以满足顾客要求的过程。该过程包括进向、去向和内部流动”;美国物流管理协会2003年对物流的定义[10]是:“物流管理是供应链管理的一部分,是对货物、服务及相关信息从起源地到消费地的有效率、有效益的正反向流动和储存进行计划、执行和控制,以满足客户要求”,同样强调了“以满足客户要求”。
中国专家学者对物流有诸多研究,涉及许多方面,其中一些学者对物流的概念及涵义进行了大量的有益研究,主要集中在物流概念的产生、涵义以及物流与物流管理、后勤、供应链管理等词语的比较[11-27],国内外各界不同时期的定义及比较[28-30],但对物流的本质鲜有阐释。
(二)物流的本质
物流的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必须首先深入地理解物流的本质,物流作为商品生产与消费的纽带,缩短了商品生产与消费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缩短了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身份距离。物流的本质是服务,是物流企业提供给客户的物品空间与时间位移的服务。
服务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通过使用权的让渡获得运动形态的使用价值,并使服务消费者获得消费利益或满足感[31],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劳动。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卖方将商品所有权、使用权转移给买方,物流以运动的形式存在于整个过程中,完成卖方向买方的让渡。在此过程中,一个经济主体使另一个经济主体增加价值。物流从业人员通过劳动实现了物品的时间和空间位移,为客户创造了价值,价值体现在接受物流服务的客户(即服务消费者)获得了满足感。让渡过程由卖方完成,则称为第一方物流;由买方完成,则称为第二方物流;由买方和卖方以外的企业完成,则称为第三方物流。对于第三方物流,由卖方承担,则卖方是服务消费者;由买方承担,则买方是服务消费者,第三方物流的发展水映了当地物流的发达程度。在商品交易活动中,物流是买卖双方商务谈判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事实上也是商品的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与企业界所探讨的第四方物流乃至第九方物流都是由这三种基本的物流类型演化而来,均是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
(三)物流产品具有特殊性
物流企业生产、客户消费的物流产品虽然是无形的,但物流产品是客观存在的。物流产品具有以下特性:第一,生产与消费同步性。物流企业对物流需求者提供物流服务、物流需求者接受物流服务时,既是物流企业在生产物流产品,又是物流需求者在消费物流产品。物流的生产与消费在时间上、空间上不可分离,如影随形。第二,不可储存和无法运输性。物流产品生产与消费同时发生,所以物流产品既不可储存,也无法运输。但人们可以通过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来预测物流需求,提前调配资源,例如物流企业在“双十一”到来之前招聘R时工、集中运力。第三,无形性和不可感知性。物流产品是无形的,不像有形产品那样可以触摸或凭肉眼看见。第四,差异性和质量不确定性。任何的物流活动都是由具体的人完成,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任何一次物流活动、任何一次物流活动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人、时、地、运输工具性能、技术可靠性、衔接协调性以及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每一次的物流服务都存在差异,质量具有不确定性。
物流评价的标准是客户的满意程度,而客户满意的基本前提是商品不丢失、不损坏,之后再从方便、快捷等方面衡量,可以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测度。物流评价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快速、方便等方面不同的客户感受存在差异,甚至同一个客户不同时间感受也存在差异。
(四)互联网时代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物流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及其塑造的组织形态,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互联网+”是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物流的各方参与者应积极将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物流融合创新,积极开展“互联网+物流”,大力发展智慧物流,提升物流服务品质,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现阶段,中国物流市场低端业态恶性竞争严重,物流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低端物流供给过剩,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物流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物流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32]。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要从生产环节入手[33],增加物流供给数量,扩大物流供给范围,提高物流供给质量,改善物流供给结构,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物流企业应结合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能源革命,降成本、补短板,通过延长服务价值链和利润链,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使物流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四、启示
(一)物流企业
第一,应不断更新理念,采用新技术,减少中间环节,化繁为简,降低成本,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第二,应充分考虑所在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自有资源,合理利用交通运输工具技术经济特性,准确定位,找准细分市场,发扬工匠精神,提供符合行业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物流服务,为客户定制精准物流。第三,应标准化操作流程、服务规范,严格防范意外事故,通过提高可靠度降低物流服务质量的不确定性,尽可能地提供同质服务。第四,规模经济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得以存在的基础。物流企业应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实施甩挂运输等先进的运输组织方式,并通过组建联盟等方式发挥网络经济效应。
(二)政府
第一,当代公共行政理念深入人心,政府原来的行政范式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府应定位好角色,从官僚式的管理向为企业、公众服务转变。第二,物流企业是物流市场的主体,市场是物流企业创造价值的舞台,政府应积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强物流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培育企业契约精神,鼓励企业合法、合理竞争,优胜劣汰。鼓励企业精益求精,打造受市场认可的优质产品、优质品牌。第三,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内,政府必须进行有效干预。例如尾气、噪音、光污染等负的外部性,以及能源消耗等。政府应鼓励物流企业采用先进的理念与技术,运用有效的政策、经济杠杆,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行宏观调控,扶优扶强。鼓励企业使用新能源,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第四,政府主管部门应引导物流业覆盖整个市场,深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有效的行政、市场手段,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构建良好的物流“森林生态系统”,满足不同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求,同时防控物流业“虚热”。第五,在大力推动物流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应积极与其他以及上级政府部门沟通协调,不断破除制约物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制度藩篱。第六,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做些社会效益好但经济效益差或见效缓慢的基础性、公益性设施建设,例如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等建设。第七,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做一些前瞻性的科学研究,为物流行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第八,政府应积极推进物流标准化研究及推广,加强物流基础数据统计工作。
(三)行业协会
第一,应发挥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做好企业的基础服务工作。第二,及时通报行业的发展形势、政策法规等,组织相关企业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的经验与教训。第三,整理、分析物流企业、物流行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为物流企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五、结语
通过对物流的需求属性以及物流产生、发展机理分析,提出物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阐释了物流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同构关系,提出物流的本质是服务,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改善物流供给,促使物流业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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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5-0055-04
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都将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与此相应,学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也渐成热点。鉴于目前有关文化产业出现不同提法和理解,本文拟作一必要的辨析,并就我国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案例和经验作简要分析和阐述。
一、从创意到创意产业
(一)“创意”概念辨析
创意古已有之,并非新鲜事物: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工匠的新点子、建筑师的奇思妙想、科学家的发明和创新,甚至商人独特的经营理念,都是一种创意。
从广义上说,创意存在于一切人类文明的创造过程中。正如画家陈逸飞所言:“事实上,创意存在于所有的行当之中,所以应该在不同行当里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来提升艺术对经济的贡献和效能。”
当然,创意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创意的产生离不开人类的文明积累;创意是对人类既往文明充满智慧的再创造。
但在创意产业中,创意一词又具有特定的含义和所指,即指科学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创造,并且更多地强调感性的、人文的、艺术的创造,科技只是提供一种技术上的保证和支持作用。比如微软视窗、网络游戏、“博客经济”等就是建立在电脑互联网络和数字技术这一高科技基础上的创意产业。
(二)创意产业:概念与辨析
目前有关创意产业的概念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最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
一是英国在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提出定义:起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能,透过智慧产权生成与利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由于英国是最早将“创造性”引入政府文化政策文件,并且是创意产业发展最早的国家,这一定义被普遍接受和使用。
但该定义的不足在于,创意产业并不只是源于“个体”,而许多时候是源于团队。如张艺谋的“印象系列”,就是一个团队作品,与王潮歌、樊跃构成铁三角。
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提出的创意产业定义。
三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斯金《创意经济:人们如何从思想中创造金钱》中所作的定义。
四是文化经济理论家凯夫斯的定义。
尽管创意产业的概念多种多样,但都有各自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笔者认为:从广义上说,任何具有创造性的行业中都存在创意,都可称作创意产业;或者说凡是有创意推动的产业均属创意产业。从狭义上讲,创意产业应指借助一定的科技手段,以创新和创意为其核心价值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服务活动。
我们这里所定义的概念,适合我国目前创意产业发展的实践和特点。除了定义之外,创意产业还有不同的文字表述,如创意经济、创意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创造性产业等,在这些表述中,文化创意产业最符合我们要论述的内容。
(三)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
1、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别与关系
目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是通用的,如英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欧盟则将文化产业称为内容产业。
我国官方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指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相对应的,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的定义看,由于二者都依赖于文化资源和源于文化的创新性,因此它们都属于知识产业。
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主要是范围的区别:创意产业要比文化产业概念要大,从其包括的范围看,按英国的划分是13类。其中的建筑设计、工业设计、时尚(服装)设计就不属于文化产业内容范围。
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文化产业需要创意产业提供创新理念和“点子”,创意产业则需要依托文化产业的平台与资源;文化产业属于知识生产,创意产业属于知识服务。因而创意产业具有更广泛的渗透性;它借助创意的提供可融入许多相关产业之中;从产业角度讲,文化产业卖的是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创意产业卖的是理念、设计、创意等中间产品。
2、传统文化产业与现代文化产业的区别
今天我们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显然不是指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
从文化产业包含的内容看,许多行业在这个概念出来之前就存在了,如报刊业、广电业、广告业等等。
所谓传统文化产业,一方面是指把文化产品当作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强调它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另一方面是将文化产品作为纯粹的精神产品,强调其艺术欣赏价值。不是非常有意识地将这些行业当作产业来做。
而今天我们谈论的文化产业,一方面是有意识地将这些行业作为产业来经营;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创意思维把文化产业化,即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在确保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将文化开发成具体的产品来销售,把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强调它的商业利益和市场价值。
二、台湾省文化创意产业:案例与经验分析
(一)台湾省文化资源开发个案分析
案例一:博物院
1、首创博物馆与产业结合。
在成立创意园区基础上,设立文化创意产业育成中心,引入文化企业,立足于将故宫丰富的文物藏品和文化资源开发成文化产品。博物馆向来被视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与文化商品与文化市场毫无关联,而创意产业育成中心则试图打破这种传统理念,借助一系列的创意手段与运作,将博物馆与产业相结合,形成创意产品。入住企业须进行为期半年培训,在充分欣赏、感受馆藏文物,深入了解、感知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相关传说的基础上,进行相关产品的创造性设计,打造出适合现代人文化欣赏习惯和文化消费需要的产品。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将故宫文物活化、扩大故宫文物影响的重要途径。博物院院长周功鑫一番话道出了成立育成中心之目的:“这是目前世界上首创的idea,将博物馆和产业做结合,是我长期在博物馆界服务累积下来的想法,故宫本身就是非常丰富的文化母体,绝对可以提供文创工作者很好的素材和刺激,创作出好作品。”不难看出。育成中心事实上就是创意项目和产品的孵化器。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产业开发和营销推广,就可以看出文化整合营销传播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设施的作用。
2、与北京故宫比较。
北京故宫是皇宫紫禁城,给人的感觉是恢弘庄严,甚至有些压抑,游览的时候除了主要的体验就是建筑的宏伟和体力的劳累。
是一个现代时尚、中西合璧的民国建
筑,给人的感觉是亲切自然,游览给人的感觉亲和力与时尚感,使人留恋忘返。但即便如此,博物院持续推动时尚现代的宣传理念。
2000年,了口号为“Old Is New”的形象宣传片,内容取自宋代黄庭坚的《花气熏人帖》,大量运用了动感时尚的视听画面,营造的文化氛围在充满着中国古典元素的同时,又带有浓郁的台湾地域特色,改变了长期以来给台湾人民以严肃、古板和老气横秋的形象,深受年轻人的喜欢。还用数字化高新技术手段对馆藏文物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建立了数字体验博物馆。每年,邀请世界著名品牌,将其藏品的元素作为题材进行创意授权,推动文物藏品的局部进入世界知名品牌的丝巾、皮包等各种日用工艺品上。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告诉年轻人,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的。
文化产业开发,文化资源变成文化产品有多种途径,要把消费者请进来,比如旅游;也有把产品送出去,比如开发特色工艺品、影视作品、动漫游戏作品以及演艺等;还要利用新媒体、3G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高科技手段,构建文化消费数字平台。
2005年,开始拍摄影视作品,出品了由郑文堂执导的故事片《经过》(这部影片由戴立忍和桂纶镁主演。提供拍摄场地,提供坡的《寒食帖》作为道具,开启文物山洞让摄制组取景,围绕三线交错,描述了一名当年曾护送国宝来台的故宫老人、一位故宫女研究员、一个新秀作家、以及为了观赏《寒食帖》而专程来到故宫的日本青年之间,围绕着苏轼这幅著名的书法而展开的故事)、王小棣执导的纪录片《历史典藏的新生命》和侯孝贤执导的《盛世里的工匠记忆》,向观众提供了一个现代时尚的感受的全新角度。2008年3月,投资约1000万人民币制作了13分钟的动画电影《国宝总动员》,把馆藏的“婴儿枕”、“玉辟邪”和“玉鸭”三件珍贵文物,运用动画电影拟人化的特效手法,拉近民众与中国古老文物的距离。与此同时,还邀请了为周杰伦新专辑创作《兰亭序》的方文山讲授《兰亭集序》,邀请台湾音乐人林强用电子音乐和闽南语演绎黄庭坚的《花气熏人帖》。台湾现代舞大家林怀民基于宋元书法的灵感创作了《行草》三部曲。
这些借助博物馆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开发的手段,不仅充分发挥和扩大了现有公共文化设施的作用和影响,而且还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挥,值得我们借鉴。
案例二:台北市政府――地方文化行销的经验
文化行销不仅有利于扩大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影响力,而且可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无形而有力的支撑――区域文化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对于该区域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营销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台北市在地方文化行销方面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2002年12月,台北市政府将原来的“市政资料馆”改建成“台北探索馆”,突破传统官方展示方式,用现代展示手段,打造一个属于“市民”、“城市”、“与参观者互动对话”、“呈现市政建设”的现代化展演平台,馆内的展览包括城市的科技、历史、文化、艺术与生态,借助嗅、触、听、看等感官体验与互动展示手法,引领参观者探寻城市发展的轨迹。起到社会教育、市政宣传、城市行销等作用。
台北探索馆――形象介绍台北的地理、历史、文化与民俗及风光。共有四层。
一楼:台北印象厅。播放各行各业代表人物对台北印象的描绘;墙面上有各种生动精彩、图文并茂的“到台北不可不做的12件事”,让参观者建立最初的对台北的印象。
二楼:特展厅。以各类主题来重新诠释与台北相关的创新展示,适时配合季节性、节庆、热门话题,展示台北不同的面貌与动人的故事。
三楼:综合展厅。设有五个主题馆:
A变迁的天际线:由东往西,依次介绍台北各区城市建设基本情况。
B台北大街风情:用仿古骑楼意象的拱形回廊,从六条不同路线,穿越台北市的核心大道,观察整个城市的脉动――机关重地的城市核心区;教堂和高校集中区;百货和娱乐重镇;新改造的中华路;异国情调、繁华官家大道的中山北路;见证台北由西往东发展的最长的忠孝东路。看出城市变迁的轨迹。
C新西城故事:西门町在清朝时还是城外的荒郊野地,几经盛衰变迁,随着捷运开通、步行街设立和中华路成为“台北香榭大道”,西门町重现商机,再度成为年轻人流行娱乐的天堂,也是市政府西区开发计划的成功案例。
互动项目
――水岸城市:船舵、自行车;观赏台北河滨车道和游览车上风光。
――生态城市:资源回收桶;介绍台北垃圾回收的互动展示。
――文艺城市:拉动桌上的书本,可以当一名,与文学家共同书写台北。
――探索台北惊奇:骑上脚踏车、滑板或跑步,带动转板影像,观看台北特色商街、博物馆,以及台北未来城市风情。
――还有信义风华、淡水河流域、城内的故事、文化采风、台北古城之旅等互动项目。
D文艺之都:介绍台北文学创作、电影、表演艺术及音乐等,互动区可观看12个行政区各自的特色风情。
E生态城市:用两颗生态树,展示台北植物和动物的生态之美。
四楼:专题展厅。有台北城内记事、城外常民生活、台北多元城和发现剧场灯展馆。
发现剧场有600多平方米,是环形荧幕,定时播放城市系列影片《台北故事四部曲》――城市身世、城市生活、城市想象、城市风光。用滑动银幕、实体模型、12部立体投影机和特殊影音灯光等效果,营造出一个超炫的、具有未来感的全新视觉空间。
(二)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经验
台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自2002年以来,在地方产业扶持、提升附加值、创意领域及整体运作等方面已形成了较有特色的发展模式,并积累了一系列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1、注重凸显地方文化元素。
文化创意产业建立在与生活环境的彼此依存关系上,强调保存传统和地方魅力,发掘地方的创意与特色。目前台湾省正在发展的地方特色产业,如三义的木雕、美浓的纸伞、白米的木屐等,以地方特色吸引人们到当地消费,维持地方永续的生机。这样的方式不仅存于手工艺,也存在于地方节庆民俗活动中,如元宵节的“放蜂炮”活动。运用手工与地方素质发展地方特色产业,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产业经济,以传统、创意、个性所整合出的地方魅力来取胜。这种发展策略使传统文化与艺术创意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共生环节。这也是现在台湾的乡镇村落主要的发展方向。现在台湾省推动的“挑战2008:国家发展计划中”的“文化创意产业”与“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就是以文化创意为内容,从地域设计这个角度来重建一个地方,让都市可以再现活力,让村落可以生存下去。透过对于地方文化、环境资源与特色的寻求,建立扎根于地方土壤、地方经验的产业,来开展地方经济。
地方产业与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加上新一代的创意,成为这种内发性产业的发展策略。在这样的认知和基础上,地方的居民才会珍惜自己地方的传统、
认识到文化艺术也是具有高度生产价值的重要资产。也就是透过这种观念的启发和推广,地方居民才会理解为什么要保护文化资产,才能明白传统技艺是重要的文化资本,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地方性、传统性、创意性、手工性的文化资源,与地方产业做生态性的有机整合,建立在地化休闲生活的产业永续经营发展模式,这是台湾省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
2、政策扶持,法律保障。
为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台湾省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如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实行多种优惠政策;建立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机制,致力于完善人才管理系统、加强院校培养、利用网络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培养,鼓励创新;注重文化创意产品国际市场拓展,瞄准国际市场,针对亚洲、美洲等地区的区域差异开发针对性产品、挖掘品牌对台湾地区文化产业的市场效应、开展区域市场调查研发和宣传、积极开展跨国合作。
为了保障文化产业的有序发展,台湾省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经济部”近期提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草案”,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法规,不但能协助文化创意事业的设立,还提出各项租税优惠以鼓励扩大文化创意产业的消费市场,可见“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介入,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3、规划先行,集约发展。
文化产业园区是产、学、研联姻,对文化产业进行研究开发、技术训练、信息交流、生产制作的“集合体”。为了优化资源组合,发展集约经营,形成规模优势,提升研发生产能力和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台湾省目前已经规划五大文化产业园区、1―2个综合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载体。由于其对产业发展拥有聚合效应、综合服务功能以及人才和物流优势,使得各国和各地区非常重视它的建设和规划,并且把它作为促进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突破口。
4、开展“公民美学”运动。
“块状经济”是“浙江现象”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破解“浙江现象”的一把钥匙。由“块状经济”的讨论,我们会进入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最精彩的部分,而这种讨论还有可能意味着对传统区域经济学的挑战和创新。
一、“块状经济”现象“块状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手工业时代“块状经济”就已出现,而且已是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工业革命之后,“块状经济”更加明显。现代工业城市的产生就是“块状经济”的集大成。当然,现在人们所突然注意到的“块状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大工业而言的,它更多的是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区,日本大田,德国巴登,中国的浙江,珠三角的个别地方(顺德古镇灯饰,东莞厚街家具、虎门服装、长安电子等);后者如美国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北爱尔兰,中国的东莞、苏州、昆山,台湾新竹等。各类科技“园区”、“开发区”“工业小区”就是由此而来。意大利的人文历史底蕴十分深厚,但这个国家在工业革命中落后了半拍,以大机器为标志的重型制造业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所谓“福特式工厂”并不占主导地位。尤其意大利北部山区,交通不便,治安不良,大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但这里以日用品、小商品为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近几十年来却不声不响地发展了起来,意大利西北和东北的许多小镇,成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诞生地和出口创汇基地。在中国浙江,除杭嘉湖宁绍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国家投资少,大企业少,人均耕地少,资源更少。尤其温州,78%的山地,5%的河流海岛,只有17%的平原。但浙江以“轻、小、私、加”起步,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资源小省”成为“经济大省”。“浙江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浙江现象”除产权清晰的微观主体外,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块状经济”。在这一点上,浙江和意大利很相像。现在浙江人干脆提出“工业学意大利,农业学荷兰”。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见《浙江经济》第9期,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快速成长的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浙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已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力量。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特色产品产量全国第1,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总数的63%。这,或许就是“浙江现象”最大的奥妙所在。今年7月,我们去浙江考察,短短十天时间里,对其“块状经济”印象深刻且耳熟能详者就不下数十种。如,温洲鹿城区的鞋、服、眼镜、打火机;永嘉桥头钮扣;瓯海泵阀、阀门;柳市低压电器;仓南金乡标牌、包装;钱库印刷;湖前塑料纺织;宜山再生纺织;虹口电子元件;萧山轴承、冥币;湖州织里镇的童装;上虞崧厦制伞;嘉善木条;濮苑羊毛衫;分水制笔;绍兴柯桥的轻纺、化纤;永康小五金;海宁皮革、服装;余姚轻工模具;鄞县服装;奉化服饰、塑胶;慈溪鱼钩、长毛绒;嵊州领带;诸暨店口的铝塑复合管;大唐袜业;牌头蚊香;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椒江精细化工;温岭摩托车配件;路桥日杂百货;玉环小农具;新昌胶囊;安吉转椅等等。
二、“块状经济”的起因第二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和倾向就是逐步走向集中。但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是什么产业,集中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集中,为什么是此产业,而非彼产业,为什么集中在此地,而非彼地,这里的原因就值得深究。观察“块状经济”的起因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二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1、“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即经济学的角度。也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企业、产业和市场呈现出“块状”分布。斯密在《国富论》里反复阐明,分工和专业化(产业)程度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但市场容量可以在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下超乎寻常的扩大,在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加工各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自然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体系,产业链也会不断分解、拉长,产品越做越精,企业越做越多,产业越做越强,市场越做越大。大唐制袜被分解成8道工序,金乡徽章则有12道工序。这时,新的技术设备、工匠们的技艺、产品的工艺和质量都能够得以及时发现并被准确定价。特定产品、特定产业和特定市场又不断滋生出只有在这一特定空间里才具备的特定生产要素,这些特定要素的存在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一个特定空间里,根植在一块特定的土壤中。“块状经济”便由此而生。马克思对简单商品生产起源与进化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块状经济”的起因。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手工工场,完全可以依靠市场交换而存在,于是手工业主内部,分化出专业的包买商。在包买商支配之下,一些手工工场内部或各作坊之间开始了简单协作。那些效率较高,资本积累较快的手工业作坊主便率先引进先进动力和自动化机器生产,手工业作坊主再次分化成私营企业主、小店主、帮工、产业工人等各个阶层,乃至随着私营企业间社会分工的深化,商人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渐次独立出来。所不同的是,“块状经济”的原始积累,一般是通过在外经商、务工,如台州金华一带的许多老板都是80年代外出,从修鞋、理发、修废利旧、做豆腐、卖豆芽、开干洗店等不起眼的小生意起家。当然,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也不排除一些人靠假冒伪劣完成原始积累。按照科斯的企业观,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其内部组织制度能够代替市场价格以降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费用。相反,因为信息流通快、竞争充分、资产通用程度高,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甚至低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这时,众多同类或相关的企业则更愿意依赖于市场而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以外部化交易为特征的企业块(群)状集聚和市场的点状集聚。选择企业群集聚,而非以一体化为特征的企业内集聚,主要是由交易费用的高下来决定。2、经济学的分析,只能为我们给出必要条件。“块状经济”存在发展的充分条件需要要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寻找。因为市场扩张快慢、企业家的出现、交易费用高低以及企业集聚的形态等,主要与当地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地方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对认识中国的乡村工业十分有帮助。陈吉元、何梦笔主编的《当代中国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此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何梦笔等人对根植于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中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增长及制度变迁中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分享知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状态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许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长期的社会制度里可以培植市场,产生长期交流的信任与规则,可能会在社会上稳定知识的利用与创造,进而人们在得不到市场补偿的情况下,依靠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而相互得益。”(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组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块状经济”是一种人脉基础上形成的地区性商圈。在这个商圈中,有一些“酵母”作为特定要素而起作用,“酵母”的基因决定着商圈内技术持有的方式、学习的过程、信息传递的渠道、企业组织形式及产业氛围。这些“酵母”的渊源大多根植于历史传统和民风民俗中。在温州,私人产权及其产权保护的概念历来比较牢固,民间金融源远流长,私人借贷十分频繁,而且有非常灵活的融资方式。在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情况下,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过极大的作用;浙南一带的“盟兄弟”、“金兰会”等“抱团”组织十分流行,这种组织既强调互助互利,又强调个性独立和平等,成为日后“商圈”的雏形。至于血缘、学缘、乡缘所形成的经济网络则更是普遍;浙江民众一般都具备出门闯世界的意识和本领。乐清人依托同乡、亲戚关系的裂变来进行市场拓展,形成了十分发达而成熟的制。这种人文网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原始假定,而更接近于人类经济学中“差序格局”等概念。“块状经济”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知识和技术的内生性。创新来源于社会化的学习过程,包括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集群的产业氛围可以培养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对该种产业相关知识与创新的敏感性,尤其对于创造性要求高的产业,如计算机软件、高档时装业、工艺品制造业等,技、艺难以严格区分。产业集群内知识与技术通常以隐含类、非编码化的形式传播与扩散,技术创新通过在“干中学”而传承。大多数情况下,“块状经济”中关键性的知识表现为熟练工之间的隐性知识,就如同面包师的发面技术,面点师的拉面技术一样。行业内老资格的工匠都有各自的秘诀、绝活,师徒之间使用特殊的隐语、行话、市语。我曾考察过一个生产祭祀用纸制“金元宝”的小企业群落。这些企业最主要的一道工序是工匠们将一叠32开大小的锡片,用锤子敲成8开大小薄如蝉翼的锡箔,既不能敲“死”(粘在一起),也不能敲碎。老板告诉我,学成这样的技术需要三年才能出徒。三、“块状经济”的发展类型所谓“块状经济”只是一个统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块状经济”做出各种不同的分类。1、从主导产品的类型上看,分为传统产业延续型、新兴产业型。一般来讲,劳动密集性传统产业较为普遍,但由于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如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的运用,传统产业可以重新激发出活力;新兴产业多出现在大都市边上或航空中心附近,而且多数具备外资背景。2、从起源地和要素的来源上看,分为原生型和嵌入型。对原生地而言,前者也叫就地发展型,对于嵌入者而言,后者也叫异地发展型。北京的浙江村主要由乐清虹口镇的居民构成,兰州的义乌市场主要是浙江义乌人。对虹口和义乌而言这都是一种异地发型。3、从城乡关系看,分为城郊辐射型和村落独立型。因为城市政府的多头管理及地价因素,大城市郊区往往成为异地嵌入者的选择,但那些原生性的“块状经济”多为村落独立型。4、从区域范围看,分为县域集中型、镇域集中型和专业村庄型。县域集中型多以县城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镇域集中型则沿交通干线以带状分布居多,专业村庄型属典型的“块状经济”。5、从发展主体看,分为能人发动型和政府推动型,或者也叫经济精英发动型和政治精英发动型。这种分野从浙南与苏南的比较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当然,两种型式也会相互转化,而且也有能人发动和政府推动紧密结合的情况。6、从市场导向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内销导向型。随着外贸自的扩大,出口导向型的“块状经济”在浙江得到快速发展。如浙江的打火机、眼镜、领带、万向轮等等。但多数仍以跨区域的国内市场拓展为主。7、从运行机制上看,可分为市场循环型、技术创新推动型及来料加工型。前者最典型的当属义乌。绍兴的轻纺城、苏南的常熟服装招商城也属此类,其周围遍布成百上千家小纺织厂或服装加工厂;在“块状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技术竞争与创新获得优势,其发展主要依靠产业区内的技术创新推动;一些先发企业品牌做大之后,尝试发展“虚拟经济”,总公司只抓研发和销售,加工则采用来料、来样加工的方式,或者后发企业购买知名商标冠名权。这一方式多存在于落后地区“块状经济”的初始阶段。8、从地缘与产业的关系看,分为资源开发型、市场开发型。前者如青田石雕、东阳竹艺,都是就地取材,发展成一个自然垄断性的产业。而多数“块状经济”与当地自然资源关系不大,如海宁皮革加工,宜山再生晴龙。一些产业干脆是靠做市场做出来的。比如华东石材市场,在宜兴万石镇,但这个镇并没有石头资源,完全是当地人利用“万石”这个名字“做”出来的石头经济。9、从主导优势来看,分为交通枢纽型和技术人才集中型。前者有所谓“道口经济”的说法,而后者多存在于大都市郊区,有较好的人居条件。四、“块状经济”的基本特征1、地域的集中性。块状经济首先表现为一种厂商的扎堆现象,企业密集,相距较近。按照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统计标准,构成“块状经济”的企业个数至少要10家以上,且销售总收入超1亿元。“集中”和“扎堆”,这也是集群生成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了的。因为,只有近距离才能使大量信息通过非正式接触得以迅速传递和扩散,只有零距离才不需要库存甚至于可以不建库房,只有集中布局才会出现基础设施利用的邻里效应和共享机制,技术外溢和创新才会发生连带效应。这种生产力要素的集中状态也叫“范围经济”。2、要素的根植性。每个地方都蕴藏着一些潜在的生产力,机会恰当,便如枯木逢春。但特定生产要素一旦生成在某一特定地域,很难向四周扩散。“块状经济”离开的特定的地脉、文脉和人脉就成活不了,它不像竹竿土里,而是像自然而然从地里长出来一样(工厂的英文Plante也即植物的意思,LocalIndustrialCluster也有人翻译成“本土产业群”)。3、起源的自发性。在那些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不易产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极有可能产生于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或者是在夹缝中偷生下来。“块状经济”完全是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起作用,通过自由竞争和民间力量,优胜劣汰,新陈代谢,乱中有致。不断的模仿跟进,不断的创新淘汰。没有“计划”,没有“战略”,歪打正着,但偶然中有必然。制度演进和诚信机制的建设都是按照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组织秩序”来不断试错、不断矫正、不断完善的。4、企业的关联性。“块状经济”不是一麻袋马铃薯,而是有机关联,相互配套,同属一个价值链和技术传递链。联而不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横向关联,如台州苏泊尔集团,向小企业下单,购买同类企业产品的优先供给权;也有纵向关联,如飞跃缝纫机有1700人,但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为他们配套的企业有100多家,20000多人。温州正泰、德力西也属此类。现在还有一些关联企业通过股权置换、参股甚至控股,进一步提高关联度,形成稳定的金字塔状企业群落结构。当然,“块状经济”的关联性不仅是指企业,还有为生产企业而存在的服务、中介、政府、金融、行会、学校等。5、生产的专业性。由于专业市场发达,企业间高度依赖,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愿意“小而全”、“大而全”,一切通过交易获得专业化生存。虽然产品成本低,产业进入门槛低,属劳动密集型,但知识和技术、艺术的要求很高,属于低技术行业的高技术;虽然产品比较单一,但专门信息、专门渠道和高等级的工匠及年富力强的技工的作用十分突出,技工与普通工收入差距较大。6、产品的差异性。企业群落中产品的差异性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即使各同类企业间都是高中低档,错位发展。温州各皮鞋厂经过较长时间的竞争与整合其产品的定位差异十分清晰,分为西装皮鞋、休闲皮鞋、劳保及军用皮鞋等。差异就是创新,差异是制胜的法宝。差异打破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永康,世世代代的锁匠没有做出什么名堂,但做防盗门的商人们狠赚了一笔。在永康五金城卖茶杯,每家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在绍兴轻纺城,很难看到花色相同的布料,流行的都是“礼拜产品”,即“三天出小样,五天成批量,七天上市场”。纷繁复杂的差异性使得其它地方难以拷贝,也难以竞争。7、发展的阶段性。“块状经济”一般都经过萌芽、发育、成熟和衰落的周期更新。由粗放到集约,由模仿到创新,从工艺简单,利润微薄,前店后厂,专业市场,工业小区,连锁经营,网上交易,物流配送,市场体系,最后发展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营销网络。一般来讲,由于其低成本优势,都有快速扩张的特点。温州打火机刚开始自产自销,后来为日本韩国知名品牌代加工,再后来,自己创牌子,从而打败了日本韩国的打火机厂商,垄断了世界金属打火机市场。这一过程不过10左右的时间。因此,技术更新和产品的换代像赶潮一般,永康人将此现象称为“浪潮经济”。五、“块状经济”的优势对于加工工业的地理集中现象,克鲁格曼曾提出过报酬递增模型。“块状经济”完全适合于报酬递增模型,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集聚优势”。所谓“集聚优势”的核心就在于集聚体的正外部性而导致的规模递增效应(共享机制)以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互动机制。“块状经济”产生之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集聚优势”和外部效益,但人们很快便可以发现并自觉培育它。“块状经济”的优势主要包括:1、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的规模经济优势。群落规模越大,信息通讯、交通运输、水电供给、商业服务等基础设施供给的成本收益均衡点就越高,相同供给水平下的平均利用成本就越低。2、市场拓展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又分别表现在内部专业市场建设和外部市场宣传拓广两个方面。群落集聚的企业越多,相应配套的专业市场的商品吐纳和信息汇聚的功能就越强,对外市场宣传传拓广相同成本花费产生的经济效益就越高。3、群落的形成可以促进民营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与协作,从而对民营企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交易成本的降低带来助益。在信息(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私人信息)、技术、质量、价格、管理以及劳动力供给上,能及时准确地发现价格,降低交易成本。4、能够形成机械设备和原料的集中供应与配套服务优势以及为客户提供服务和配套能力的优势。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业灵活多变反应快捷的特点,又能集少成多、聚微成著形成产品规模优势和原料、设备供给的规模效益。关联企业布局集中,便于客户的结算、运输、劳务、安装和维修,品种、档次上选择余地大,透明度高,为购买者节约了成本,提供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5、同类产业集聚能强化地方专业形象,有助于挖掘社会资本,形成新的地方文化。6、由于同业集聚,一旦某企业需要转产,很容易转让自己原有的专业化设备,从而降低转产的沉淀成本和市场退出壁垒,极大的减轻了集群内企业的退出成本。7、最为重要地是,同类产业集聚以后,由于同业竞争和信息交流,能进一步增强群落内各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形成技术管理和创新的规模经济优势。一项技术管理创新在一个企业内部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是有限的,但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学习与模仿对群落整体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应却成几何级数放大。尤其是隐性知识由于其收敛作用,虽然扩散上存在困难,但隐性知识的增长却如同掘井一般越掘越深。近距离交流和非正式接触对隐性知识形成极为关键,而专业人才如果离开一定的氛围和交流平台,便会很快出现专业技能的衰退甚至荒废。集群企业的这种技术创新的优势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1)基于技术轨道的顺轨性创新,如产品特性、形式或技术工艺得到持续改进,由于近距离甚至面对面的竞争,这种改进便很快被得到模仿和推广;(2)基于技术平台的衍生性创新,即,企业群体在某一产品领域内,为追求产品差异化和避开模仿竞争而在设计、生产和制造系列产品所展开的创新;(3)向技术关联领域发展的渗透性创新,即,一旦有新的产品或工艺技术在集群内出现,很快就会在同类或相关企业内传播、溢出和渗透。(参见汪少华、王佳蕾《浙江企业集群成长的创新模式》,《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8期)正是这些优势,浙江“块状经济”的相当部分已成长为出口创汇基地,并逐渐向高附加值和名牌战略推进。六:“块状经济”的理论意义“浙江现象”被吴敬琏称为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受“浙江现象”启发,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上的重大观点,如高尚全提出“民本经济”,迟福林提出“人民市场经济”,董朝才提出“人民社会主义”。对浙江实践的深入研究,史晋川、金祥荣、陆立军、张仁寿等人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浙江学派”。“块状经济”这个概念是80年代从教授开始首倡的。当时,更多的是从实践的层面或者社会学角度来讲的。随着浙江经济实践的发展,“块状经济”将会给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源泉。经济学家对“块状经济”一般性的定义是:介于市场和层级之间的空间组织形式。有人也叫“集聚综合体”,“柔性生产体”,“企业群落”、“专业化产业区”、“特色产业区”、“区域生产综合体”、“地方性产业集群”。从浙江的验来看,“块状经济”中,户是基本的生产单元,一个村甚至一个镇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工厂,“厂”与、“户”、“村”、“镇”相互渗透。“块状经济”使集团化和联合生产获得了新的形式,也使文化与经济获得了新的一体化形式。“块状经济”丰富了企业组织理论。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工业往往集群(Clusters)在不同的地区,各个城市在一组关联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在这些地区有着一种交流与合作的氛围:“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面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M.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特别地注意到了专业化产业的集群现象。M.波特认为,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构成,而竞争优势主要是由竞争的充分性和产业集聚程度所决定。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罗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内生化,强调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动态性,而不是指望以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比较利益来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解决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设计思想创新,产品创新;(2)知识的内生作用在于开发新技术,并且促进知识的积累和更新;(3)人是第一位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人的知识水平)将决定经济增长率。假定我国城乡二元隔离状态暂时无法改变,那么,“块状经济”将可能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有效模式。它符合我国农村特点,符合我国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须知,先进生产力并不等于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只要能解决问题,照样是先进生产力,而且组织、制度、文化等也是极重要的要素。传统产业,甚至于我们认为淘汰的产业照样能做出大市场。诸暨两个大集团“李字”和“黑猫神”,做的都是传统的盘香,而非电子蚊香,但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效益。“块状经济”对传统区域经济学中的“经济区划”,“产业政策”,“要素布局”,“主导产业”等概念提出了挑战。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群落整体的竞争力,而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是浙江民营企业迎接市场竞争的一项非常有效的适应性制度安排,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过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对此,经济学家钟朋荣称之为“小狗经济”,一些人也称“百姓经济”,“杂草经济”,“人本经济”。恪守“经济人”假定的经济学家往往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性。浙江温州等地区,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找不到发展的依据和教条,但就是在这里,依靠温洲人市场意识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而且创造了所谓“零资源经济”。浙江省90年代公布的十大产销基地,只有一个在市区。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胡宏伟、吴小波在《温州悬念》第三章中对全国最大的再生晴龙市场的地理位置有一段非常直观的描述:早晨从县城灵溪出发,坐着中巴车在乡间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登船,两岸山峦十分清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拐过来又拐过去。上岸,只见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际常常达十几人,有的干脆蜘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别扭。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也就到了。七、“块状经济”的实践意义这几年,浙江省出现了整体发展的好局面。浙南属于先发地区,浙北已初步完成了转型(“从苏南模式中摆脱出来”)。现在,由于“块状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以金华、台州为代表的“浙中经济隆起带”。义乌甚至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延安”,其发展势头直追温州。也由于“块状经济”的自发性和人本性,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人均储蓄等“富民指标”连年居于全国前茅。苏南也有很多特色经济乡镇,甚至苏南“块状经济”的历史比浙南还要悠久。如“丝绸之乡”、“服装之乡”、“羊毛衫之乡”、“小五金之乡”、“教具之乡”。但除个别例外,多数没有发展起来。浙江的“块状经济”都是当年“戴上红帽子”,“穿上防弹衣”才生存下来,这与苏南大不一样。韩国和台湾是两种不同的企业发展模式,韩国是受国家扶持(类似于我国“抓大”)的特大型企业为主,而台湾经济的支撑则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韩国和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有不同的表现,原因也在这里。不仅如此,较之韩国,台湾还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经济民主化进程,使全社会财富趋于平均,造就了台湾一批中产阶级,化解了城乡矛盾,促进了就业和社会稳定。“块状经济”由于其基础设施规模效益和第三产业的连带发展,大大促进了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义乌市区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因为有近30万人在市区经商,近3000外国商人长年居住在这里。常熟在苏南的几个县级市中城市化进程大大走在了前面,也是因为“常熟招商城的存在。义乌和常熟,都是“以商兴市,以商促工”,市场化、民营化、工业化、城市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从“块状经济”的发展实践中,我们会获得一些极具启发意义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反过来对经济实践又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如:1、“集群战略”。确立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集群战略,正确认识企业大与小的关系。中小企业不仅产权明晰,而且杜绝了大企业的内部寻租,隐性收入和。中小企业,针头线脑,一旦成为集群,则有竞争优势。2、“区域营销”。“块状经济”所获得的区域营销优势十分明显。如“中国鞋都”、“中国皮都”、“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中国五金城”等等。3、“非正式经济”。“非正式经济”并不是灰色经济,它与“非正式就业”一样,不在我们自上而下的“产业”、“就业”的归类中,属于不起眼的产业和“杂草经济”,往往难以进入“规划者”、“领导者”的视野,甚至不符合“政绩要求”。在这一点上,唐山和温州是一个很好的比较,一个是“规划经济”,一个是“百姓经济”。前者虽然拥有大而全的城市产业布局,但均未构成区域竞争优势。4、“地方小传统”。每个地方都有“地方小传统”,开发得当,就会变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成经济发展中宝贵的知识、技术和人文资源。5、“民间创新第一位”。不能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总量拉动”上面,对落后地区而言,“民间创新,政府引导”是更加有效的途径。6、“要素粘性”。应当设法塑造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粘性,要素与地区之间的粘性。7、“合作大于竞争”。首先,竞争应当是充分的,但竞争中的合作更为重要。温州打火机,靠温州人的小发明,联手打败日本和韩国,就是合作带来的好处。八、“块状经济”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块状经济”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尤其外资进来后,以往“块状经济”的一些优势正在丧失,如,外资也会利用廉价劳动力而获得成本优势。因此,如何认识规律,把握方法,扬长避短,从而继续促进“块状经济”健康发展,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1、发展“块状经济”,政府不是主角。工业小区和园区建设,应注意避免开发主体不明确和政企不分的痼疾。发展的趋势应是企业自己建,或开发商建。如正泰工业园,飞跃工业园,报喜鸟工业小区;我们的基层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本身就有问题,要防止“块状经济”变成“块块经济”。不仅要考虑“块”,更要考虑“带”、“圈”,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当注意分散与集中相结合。譬如,苏南的交通条件等基础设施比浙南普遍要好,不必过分集中。浙江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过度集中的问题,如温州的地价过高,一些企业正在谋求外迁。2、注重综合投资环境建设。不仅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普遍的、基本的全民教育,还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保护,以最少的经济管制、最少的政府垄断和行政干预来保证自由的企业、廉洁的政府和竞争的市场,以及诚信宽松的融资和税收环境。适当淡化GDP及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意识,以地区小气候造就良好的经济生态系统,形成要素流动的“洼地”。3、“块状经济”对城市化是有促进的,如基础设施、第三产业等。但农村工业存在“散、低、小”的特点,存在社区性与开放性的矛盾。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应提早考虑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防止淘汰和污染的项目向农村扩散转移,防止“逆城市化”。毕竟我国还是一个城市化滞后、城市供给极为短缺的国家。4、注重龙头企业和品牌建设。当然,与其说龙头企业,还不如说是龙头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那些成功欲强,意志坚强,见识敏锐,敢于冒险,说话算数,而且有组织领导能力并取得创业成就的人就是企业家。温州“中国鞋都”的形成完全是由见多识广的商人们发动和催生。1987年前后,杭州武林门一把大火烧掉温州皮鞋5000多双,武汉工商局在全市范围内没收温州皮鞋20多万双,几乎全国各大商场都抵制温州鞋,这时,一批温州皮鞋经销商愤而回家乡兴办实业。奥康、红蜻蜓的老板都是那时回家举业并取得了成功。5、重视并扶持民间商会和中介组织,恢复商会、工会等社会组织的正常职能。在市场经济各国,商会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它的职能,首先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协调和政府的关系,其次是处理与大家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第三是自律,即由自治组织自我执行法律,对违反行规的行为加以惩治。义乌、永嘉各专业市场都有市场协会,温州的眼镜行会、烟具行会,在打击假冒伪劣、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当中日益发挥着政府难以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块状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手工业时代“块状经济”就已出现,而且已是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工业革命之后,“块状经济”更加明显。现代工业城市的产生就是“块状经济”的集大成。当然,现在人们所突然注意到的“块状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大工业而言的,它更多的是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区,日本大田,德国巴登,中国的浙江,珠三角的个别地方(顺德古镇灯饰,东莞厚街家具、虎门服装、长安电子等);后者如美国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北爱尔兰,中国的东莞、苏州、昆山,台湾新竹等。各类科技“园区”、“开发区”“工业小区”就是由此而来。意大利的人文历史底蕴十分深厚,但这个国家在工业革命中落后了半拍,以大机器为标志的重型制造业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所谓“福特式工厂”并不占主导地位。尤其意大利北部山区,交通不便,治安不良,大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但这里以日用品、小商品为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近几十年来却不声不响地发展了起来,意大利西北和东北的许多小镇,成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诞生地和出口创汇基地。在中国浙江,除杭嘉湖宁绍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国家投资少,大企业少,人均耕地少,资源更少。尤其温州,78%的山地,5%的河流海岛,只有17%的平原。但浙江以“轻、小、私、加”起步,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资源小省”成为“经济大省”。“浙江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浙江现象”除产权清晰的微观主体外,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块状经济”。在这一点上,浙江和意大利很相像。现在浙江人干脆提出“工业学意大利,农业学荷兰”。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见《浙江经济》第9期,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快速成长的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浙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已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力量。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特色产品产量全国第1,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总数的63%。这,或许就是“浙江现象”最大的奥妙所在。今年7月,我们去浙江考察,短短十天时间里,对其“块状经济”印象深刻且耳熟能详者就不下数十种。如,温洲鹿城区的鞋、服、眼镜、打火机;永嘉桥头钮扣;瓯海泵阀、阀门;柳市低压电器;仓南金乡标牌、包装;钱库印刷;湖前塑料纺织;宜山再生纺织;虹口电子元件;萧山轴承、冥币;湖州织里镇的童装;上虞崧厦制伞;嘉善木条;濮苑羊毛衫;分水制笔;绍兴柯桥的轻纺、化纤;永康小五金;海宁皮革、服装;余姚轻工模具;鄞县服装;奉化服饰、塑胶;慈溪鱼钩、长毛绒;嵊州领带;诸暨店口的铝塑复合管;大唐袜业;牌头蚊香;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椒江精细化工;温岭摩托车配件;路桥日杂百货;玉环小农具;新昌胶囊;安吉转椅等等。
二、“块状经济”的起因
第二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和倾向就是逐步走向集中。但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是什么产业,集中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集中,为什么是此产业,而非彼产业,为什么集中在此地,而非彼地,这里的原因就值得深究。观察“块状经济”的起因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二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
1、“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即经济学的角度。也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企业、产业和市场呈现出“块状”分布。斯密在《国富论》里反复阐明,分工和专业化(产业)程度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但市场容量可以在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下超乎寻常的扩大,在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加工各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自然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体系,产业链也会不断分解、拉长,产品越做越精,企业越做越多,产业越做越强,市场越做越大。大唐制袜被分解成8道工序,金乡徽章则有12道工序。这时,新的技术设备、工匠们的技艺、产品的工艺和质量都能够得以及时发现并被准确定价。特定产品、特定产业和特定市场又不断滋生出只有在这一特定空间里才具备的特定生产要素,这些特定要素的存在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一个特定空间里,根植在一块特定的土壤中。“块状经济”便由此而生。马克思对简单商品生产起源与进化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块状经济”的起因。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手工工场,完全可以依靠市场交换而存在,于是手工业主内部,分化出专业的包买商。在包买商支配之下,一些手工工场内部或各作坊之间开始了简单协作。那些效率较高,资本积累较快的手工业作坊主便率先引进先进动力和自动化机器生产,手工业作坊主再次分化成私营企业主、小店主、帮工、产业工人等各个阶层,乃至随着私营企业间社会分工的深化,商人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渐次独立出来。所不同的是,“块状经济”的原始积累,一般是通过在外经商、务工,如台州金华一带的许多老板都是80年代外出,从修鞋、理发、修废利旧、做豆腐、卖豆芽、开干洗店等不起眼的小生意起家。当然,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也不排除一些人靠假冒伪劣完成原始积累。
按照科斯的企业观,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其内部组织制度能够代替市场价格以降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费用。相反,因为信息流通快、竞争充分、资产通用程度高,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甚至低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这时,众多同类或相关的企业则更愿意依赖于市场而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以外部化交易为特征的企业块(群)状集聚和市场的点状集聚。选择企业群集聚,而非以一体化为特征的企业内集聚,主要是由交易费用的高下来决定。
2、经济学的分析,只能为我们给出必要条件。“块状经济”存在发展的充分条件需要要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寻找。因为市场扩张快慢、企业家的出现、交易费用高低以及企业集聚的形态等,主要与当地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地方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对认识中国的乡村工业十分有帮助。陈吉元、何梦笔主编的《当代中国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此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何梦笔等人对根植于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中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增长及制度变迁中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分享知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状态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许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长期的社会制度里可以培植市场,产生长期交流的信任与规则,可能会在社会上稳定知识的利用与创造,进而人们在得不到市场补偿的情况下,依靠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而相互得益。”(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组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块状经济”是一种人脉基础上形成的地区性商圈。在这个商圈中,有一些“酵母”作为特定要素而起作用,“酵母”的基因决定着商圈内技术持有的方式、学习的过程、信息传递的渠道、企业组织形式及产业氛围。这些“酵母”的渊源大多根植于历史传统和民风民俗中。在温州,私人产权及其产权保护的概念历来比较牢固,民间金融源远流长,私人借贷十分频繁,而且有非常灵活的融资方式。在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情况下,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过极大的作用;浙南一带的“盟兄弟”、“金兰会”等“抱团”组织十分流行,这种组织既强调互助互利,又强调个性独立和平等,成为日后“商圈”的雏形。至于血缘、学缘、乡缘所形成的经济网络则更是普遍;浙江民众一般都具备出门闯世界的意识和本领。乐清人依托同乡、亲戚关系的裂变来进行市场拓展,形成了十分发达而成熟的制。这种人文网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原始假定,而更接近于人类经济学中“差序格局”等概念。“块状经济”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知识和技术的内生性。创新来源于社会化的学习过程,包括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集群的产业氛围可以培养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对该种产业相关知识与创新的敏感性,尤其对于创造性要求高的产业,如计算机软件、高档时装业、工艺品制造业等,技、艺难以严格区分。产业集群内知识与技术通常以隐含类、非编码化的形式传播与扩散,技术创新通过在“干中学”而传承。大多数情况下,“块状经济”中关键性的知识表现为熟练工之间的隐性知识,就如同面包师的发面技术,面点师的拉面技术一样。行业内老资格的工匠都有各自的秘诀、绝活,师徒之间使用特殊的隐语、行话、市语。我曾考察过一个生产祭祀用纸制“金元宝”的小企业群落。这些企业最主要的一道工序是工匠们将一叠32开大小的锡片,用锤子敲成8开大小薄如蝉翼的锡箔,既不能敲“死”(粘在一起),也不能敲碎。老板告诉我,学成这样的技术需要三年才能出徒。
三、“块状经济”的发展类型
所谓“块状经济”只是一个统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块状经济”做出各种不同的分类。
1、从主导产品的类型上看,分为传统产业延续型、新兴产业型。一般来讲,劳动密集性传统产业较为普遍,但由于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如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的运用,传统产业可以重新激发出活力;新兴产业多出现在大都市边上或航空中心附近,而且多数具备外资背景。
2、从起源地和要素的来源上看,分为原生型和嵌入型。对原生地而言,前者也叫就地发展型,对于嵌入者而言,后者也叫异地发展型。北京的浙江村主要由乐清虹口镇的居民构成,兰州的义乌市场主要是浙江义乌人。对虹口和义乌而言这都是一种异地发展型。
3、从城乡关系看,分为城郊辐射型和村落独立型。因为城市政府的多头管理及地价因素,大城市郊区往往成为异地嵌入者的选择,但那些原生性的“块状经济”多为村落独立型。
4、从区域范围看,分为县域集中型、镇域集中型和专业村庄型。县域集中型多以县城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镇域集中型则沿交通干线以带状分布居多,专业村庄型属典型的“块状经济”。
5、从发展主体看,分为能人发动型和政府推动型,或者也叫经济精英发动型和政治精英发动型。这种分野从浙南与苏南的比较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当然,两种型式也会相互转化,而且也有能人发动和政府推动紧密结合的情况。
6、从市场导向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内销导向型。随着外贸自的扩大,出口导向型的“块状经济”在浙江得到快速发展。如浙江的打火机、眼镜、领带、万向轮等等。但多数仍以跨区域的国内市场拓展为主。
7、从运行机制上看,可分为市场循环型、技术创新推动型及来料加工型。前者最典型的当属义乌。绍兴的轻纺城、苏南的常熟服装招商城也属此类,其周围遍布成百上千家小纺织厂或服装加工厂;在“块状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技术竞争与创新获得优势,其发展主要依靠产业区内的技术创新推动;一些先发企业品牌做大之后,尝试发展“虚拟经济”,总公司只抓研发和销售,加工则采用来料、来样加工的方式,或者后发企业购买知名商标冠名权。这一方式多存在于落后地区“块状经济”的初始阶段。
8、从地缘与产业的关系看,分为资源开发型、市场开发型。前者如青田石雕、东阳竹艺,都是就地取材,发展成一个自然垄断性的产业。而多数“块状经济”与当地自然资源关系不大,如海宁皮革加工,宜山再生晴龙。一些产业干脆是靠做市场做出来的。比如华东石材市场,在宜兴万石镇,但这个镇并没有石头资源,完全是当地人利用“万石”这个名字“做”出来的石头经济。
9、从主导优势来看,分为交通枢纽型和技术人才集中型。前者有所谓“道口经济”的说法,而后者多存在于大都市郊区,有较好的人居条件。
四、“块状经济”的基本特征
1、地域的集中性。块状经济首先表现为一种厂商的扎堆现象,企业密集,相距较近。按照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统计标准,构成“块状经济”的企业个数至少要10家以上,且销售总收入超1亿元。“集中”和“扎堆”,这也是集群生成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了的。因为,只有近距离才能使大量信息通过非正式接触得以迅速传递和扩散,只有零距离才不需要库存甚至于可以不建库房,只有集中布局才会出现基础设施利用的邻里效应和共享机制,技术外溢和创新才会发生连带效应。这种生产力要素的集中状态也叫“范围经济”。
2、要素的根植性。每个地方都蕴藏着一些潜在的生产力,机会恰当,便如枯木逢春。但特定生产要素一旦生成在某一特定地域,很难向四周扩散。“块状经济”离开的特定的地脉、文脉和人脉就成活不了,它不像竹竿土里,而是像自然而然从地里长出来一样(工厂的英文Plante也即植物的意思,LocalIndustrialCluster也有人翻译成“本土产业群”)。
3、起源的自发性。在那些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不易产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极有可能产生于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或者是在夹缝中偷生下来。“块状经济”完全是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起作用,通过自由竞争和民间力量,优胜劣汰,新陈代谢,乱中有致。不断的模仿跟进,不断的创新淘汰。没有“计划”,没有“战略”,歪打正着,但偶然中有必然。制度演进和诚信机制的建设都是按照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组织秩序”来不断试错、不断矫正、不断完善的。
4、企业的关联性。“块状经济”不是一麻袋马铃薯,而是有机关联,相互配套,同属一个价值链和技术传递链。联而不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横向关联,如台州苏泊尔集团,向小企业下单,购买同类企业产品的优先供给权;也有纵向关联,如飞跃缝纫机有1700人,但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为他们配套的企业有100多家,20000多人。温州正泰、德力西也属此类。现在还有一些关联企业通过股权置换、参股甚至控股,进一步提高关联度,形成稳定的金字塔状企业群落结构。当然,“块状经济”的关联性不仅是指企业,还有为生产企业而存在的服务、中介、政府、金融、行会、学校等。
5、生产的专业性。由于专业市场发达,企业间高度依赖,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愿意“小而全”、“大而全”,一切通过交易获得专业化生存。虽然产品成本低,产业进入门槛低,属劳动密集型,但知识和技术、艺术的要求很高,属于低技术行业的高技术;虽然产品比较单一,但专门信息、专门渠道和高等级的工匠及年富力强的技工的作用十分突出,技工与普通工收入差距较大。
6、产品的差异性。企业群落中产品的差异性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即使各同类企业间都是高中低档,错位发展。温州各皮鞋厂经过较长时间的竞争与整合,其产品的定位差异十分清晰,分为西装皮鞋、休闲皮鞋、劳保及军用皮鞋等。差异就是创新,差异是制胜的法宝。差异打破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永康,世世代代的锁匠没有做出什么名堂,但做防盗门的商人们狠赚了一笔。在永康五金城卖茶杯,每家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在绍兴轻纺城,很难看到花色相同的布料,流行的都是“礼拜产品”,即“三天出小样,五天成批量,七天上市场”。纷繁复杂的差异性使得其它地方难以拷贝,也难以竞争。
7、发展的阶段性。“块状经济”一般都经过萌芽、发育、成熟和衰落的周期更新。由粗放到集约,由模仿到创新,从工艺简单,利润微薄,前店后厂,专业市场,工业小区,连锁经营,网上交易,物流配送,市场体系,最后发展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营销网络。一般来讲,由于其低成本优势,都有快速扩张的特点。温州打火机刚开始自产自销,后来为日本韩国知名品牌代加工,再后来,自己创牌子,从而打败了日本韩国的打火机厂商,垄断了世界金属打火机市场。这一过程不过10左右的时间。因此,技术更新和产品的换代像赶潮一般,永康人将此现象称为“浪潮经济”。
五、“块状经济”的优势
对于加工工业的地理集中现象,克鲁格曼曾提出过报酬递增模型。“块状经济”完全适合于报酬递增模型,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集聚优势”。所谓“集聚优势”的核心就在于集聚体的正外部性而导致的规模递增效应(共享机制)以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互动机制。“块状经济”产生之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集聚优势”和外部效益,但人们很快便可以发现并自觉培育它。“块状经济”的优势主要包括:
1、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的规模经济优势。群落规模越大,信息通讯、交通运输、水电供给、商业服务等基础设施供给的成本收益均衡点就越高,相同供给水平下的平均利用成本就越低。
2、市场拓展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又分别表现在内部专业市场建设和外部市场宣传拓广两个方面。群落集聚的企业越多,相应配套的专业市场的商品吐纳和信息汇聚的功能就越强,对外市场宣传传拓广相同成本花费产生的经济效益就越高。
3、群落的形成可以促进民营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与协作,从而对民营企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交易成本的降低带来助益。在信息(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私人信息)、技术、质量、价格、管理以及劳动力供给上,能及时准确地发现价格,降低交易成本。
4、能够形成机械设备和原料的集中供应与配套服务优势以及为客户提供服务和配套能力的优势。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业灵活多变反应快捷的特点,又能集少成多、聚微成著形成产品规模优势和原料、设备供给的规模效益。关联企业布局集中,便于客户的结算、运输、劳务、安装和维修,品种、档次上选择余地大,透明度高,为购买者节约了成本,提供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5、同类产业集聚能强化地方专业形象,有助于挖掘社会资本,形成新的地方文化。
6、由于同业集聚,一旦某企业需要转产,很容易转让自己原有的专业化设备,从而降低转产的沉淀成本和市场退出壁垒,极大的减轻了集群内企业的退出成本。
7、最为重要地是,同类产业集聚以后,由于同业竞争和信息交流,能进一步增强群落内各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形成技术管理和创新的规模经济优势。一项技术管理创新在一个企业内部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是有限的,但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学习与模仿对群落整体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应却成几何级数放大。尤其是隐性知识由于其收敛作用,虽然扩散上存在困难,但隐性知识的增长却如同掘井一般越掘越深。近距离交流和非正式接触对隐性知识形成极为关键,而专业人才如果离开一定的氛围和交流平台,便会很快出现专业技能的衰退甚至荒废。集群企业的这种技术创新的优势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1)基于技术轨道的顺轨性创新,如产品特性、形式或技术工艺得到持续改进,由于近距离甚至面对面的竞争,这种改进便很快被得到模仿和推广;(2)基于技术平台的衍生性创新,即,企业群体在某一产品领域内,为追求产品差异化和避开模仿竞争而在设计、生产和制造系列产品所展开的创新;(3)向技术关联领域发展的渗透性创新,即,一旦有新的产品或工艺技术在集群内出现,很快就会在同类或相关企业内传播、溢出和渗透。(参见汪少华、王佳蕾《浙江企业集群成长的创新模式》,《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8期)正是这些优势,浙江“块状经济”的相当部分已成长为出口创汇基地,并逐渐向高附加值和名牌战略推进。
六:“块状经济”的理论意义
“浙江现象”被吴敬琏称为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受“浙江现象”启发,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上的重大观点,如高尚全提出“民本经济”,迟福林提出“人民市场经济”,董朝才提出“人民社会主义”。对浙江实践的深入研究,史晋川、金祥荣、陆立军、张仁寿等人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浙江学派”。“块状经济”这个概念是80年代从教授开始首倡的。当时,更多的是从实践的层面或者社会学角度来讲的。随着浙江经济实践的发展,“块状经济”将会给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源泉。经济学家对“块状经济”一般性的定义是:介于市场和层级之间的空间组织形式。有人也叫“集聚综合体”,“柔性生产体”,“企业群落”、“专业化产业区”、“特色产业区”、“区域生产综合体”、“地方性产业集群”。从浙江的经验来看,“块状经济”中,户是基本的生产单元,一个村甚至一个镇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工厂,“厂”与、“户”、“村”、“镇”相互渗透。“块状经济”使集团化和联合生产获得了新的形式,也使文化与经济获得了新的一体化形式。“块状经济”丰富了企业组织理论。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工业往往集群(Clusters)在不同的地区,各个城市在一组关联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在这些地区有着一种交流与合作的氛围:“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面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M.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特别地注意到了专业化产业的集群现象。M.波特认为,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构成,而竞争优势主要是由竞争的充分性和产业集聚程度所决定。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罗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内生化,强调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动态性,而不是指望以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比较利益来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解决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设计思想创新,产品创新;(2)知识的内生作用在于开发新技术,并且促进知识的积累和更新;(3)人是第一位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人的知识水平)将决定经济增长率。假定我国城乡二元隔离状态暂时无法改变,那么,“块状经济”将可能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有效模式。它符合我国农村特点,符合我国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须知,先进生产力并不等于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只要能解决问题,照样是先进生产力,而且组织、制度、文化等也是极重要的要素。传统产业,甚至于我们认为淘汰的产业照样能做出大市场。诸暨两个大集团“李字”和“黑猫神”,做的都是传统的盘香,而非电子蚊香,但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效益。“块状经济”对传统区域经济学中的“经济区划”,“产业政策”,“要素布局”,“主导产业”等概念提出了挑战。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群落整体的竞争力,而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是浙江民营企业迎接市场竞争的一项非常有效的适应性制度安排,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过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对此,经济学家钟朋荣称之为“小狗经济”,一些人也称“百姓经济”,“杂草经济”,“人本经济”。恪守“经济人”假定的经济学家往往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性。浙江温州等地区,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找不到发展的依据和教条,但就是在这里,依靠温洲人市场意识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而且创造了所谓“零资源经济”。浙江省90年代公布的十大产销基地,只有一个在市区。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胡宏伟、吴小波在《温州悬念》第三章中对全国最大的再生晴龙市场的地理位置有一段非常直观的描述:早晨从县城灵溪出发,坐着中巴车在乡间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登船,两岸山峦十分清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拐过来又拐过去。上岸,只见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际常常达十几人,有的干脆蜘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别扭。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也就到了。
七、“块状经济”的实践意义
这几年,浙江省出现了整体发展的好局面。浙南属于先发地区,浙北已初步完成了转型(“从苏南模式中摆脱出来”)。现在,由于“块状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以金华、台州为代表的“浙中经济隆起带”。义乌甚至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延安”,其发展势头直追温州。也由于“块状经济”的自发性和人本性,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人均储蓄等“富民指标”连年居于全国前茅。
苏南也有很多特色经济乡镇,甚至苏南“块状经济”的历史比浙南还要悠久。如“丝绸之乡”、“服装之乡”、“羊毛衫之乡”、“小五金之乡”、“教具之乡”。但除个别例外,多数没有发展起来。浙江的“块状经济”都是当年“戴上红帽子”,“穿上防弹衣”才生存下来,这与苏南大不一样。
韩国和台湾是两种不同的企业发展模式,韩国是受国家扶持(类似于我国“抓大”)的特大型企业为主,而台湾经济的支撑则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韩国和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有不同的表现,原因也在这里。不仅如此,较之韩国,台湾还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经济民主化进程,使全社会财富趋于平均,造就了台湾一批中产阶级,化解了城乡矛盾,促进了就业和社会稳定。
“块状经济”由于其基础设施规模效益和第三产业的连带发展,大大促进了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义乌市区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因为有近30万人在市区经商,近3000外国商人长年居住在这里。常熟在苏南的几个县级市中城市化进程大大走在了前面,也是因为“常熟招商城”的存在。义乌和常熟,都是“以商兴市,以商促工”,市场化、民营化、工业化、城市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