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特点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化特点，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精神性。这是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所谓精神性是指文化必须是与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关的，与人类精神活动无关的物质就不能称之为文化，如山河湖泊、天体运行就不属于文化范畴。

2、社会性。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它是人与人之间按一定的规律结成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人与人在联系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共同认识、共同生产、互相评价、互相承认中产生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文化。

3、集合性。这是指文化必须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许多人共同的精神活动、精神行为或它们的物化产品。它是由无数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任何个人都无法构成文化。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佛、释、道文化底蕴深厚峨眉山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普贤菩萨的道场，又是洞天福地道教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峨眉山第一寺庙“报国寺”前身“会宗堂”曾是儒、释、道三教会宗之地，积淀了丰富的儒、释、道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释道文化，三种文化流派在长期的发展中相辅相成，互相借鉴与吸纳。儒释道三家都重视人生与道德的关系，强调心性修养的必要性，特别是佛教的饮食文化属于一种修行教化，丰富了我国饮食的功能作用，除了通常的疗饥、求营养、求滋味、交际应酬、养生之外，还被赋予了祭祀、修心养性及教化的功能，佛教饮食文化意味深长，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佛教饮食文化更是如此。乐山市餐饮界根据当地儒释道文化以及现代人饮食健康需求，精心研发了以保健、养生等为主题的系列宴席，在食的世界里体现“一粒米中藏世界，半边锅里煮乾坤”的哲学思想和儒释道文化精神。

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现状分析

(一)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初具成效但开发起点偏低乐山市餐饮业界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拥有日渐完善的餐饮活动配套设施和四家中华餐饮名店，多个国内知名节目在宣传推广其美食。但旅游业界相关人士在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上，仍将其界定为整体旅游产品的配角部分，未能完成旅游餐饮向餐饮旅游的转化。不少旅游项目在开发规划时，侧重点放在旅游自然资源的开发、旅游路线的设计与旅游商品的销售上，餐饮规划未得到足够重视。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饮与食更多是以快餐的形式出现，旅游的重心大都被放在对景区景点的观光以及旅游购物上。峨眉山、乐山大佛为主要游览景点的旅游线路均存在重游览轻饮食的现象。2011年峨眉山、乐山大佛“二日游”常规报价为380元上下，包括交通费、景点门票费、住宿费、餐饮费和导游服务费等。其中，正餐餐标为每人次15元，是整条旅游线路收费项目中最便宜的，用餐地点均为住宿的宾馆。旅行社在行程安排中，每天的用餐时间亦十分有限。故整条旅游线路的餐饮环节设计不到位，用餐仅为旅行社线路中一种必需的内容而已，鲜有旅行社把旅游餐饮作为一个重点旅游项目进行设计，直接导致游客在裹腹的基础上参观游览，无法品尝到乐山的美食佳肴，这必然难以提高游客的旅游餐饮消费水平和吸引众多的回头客。同时，旅游业界缺乏对餐饮产品的宣传意识和宣传力度，使游客对乐山市的饮食文化特色、地方特产了解不全面、不深刻，这不仅影响到旅游餐饮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亦影响到旅游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二)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深度与品味不足在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菜品是饮食文化中体验性最强的表现形式，能直接反映着地方饮食文化的特色，开发的难度系数低，投资回报率较高，故乐山市餐饮开发的重心大都倾向于菜品资源。星级酒店与具有地方特色的酒楼在乐山市比比皆是，游客在这些场所虽能品尝到菜的口味，但无法深刻体会乐山市饮食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饮食思想、饮食风俗等饮食文化中的精髓，餐饮产品尚缺乏精品与品牌产品。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目前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饮食文化资源利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地方饮食文化资源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与饮食文化在旅游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三)餐饮业政策法规与标准建设不够建全乐山市的餐饮以传统餐饮为主。与现代餐饮相比较，传统餐饮市场定位不准确，餐饮生产缺乏标准化与产业化，行业利润水平不高，但由于前期资金投入不多，不需要高素质餐饮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所以乐山市餐饮市场被大量小型餐饮企业分割。由于政府对餐饮业法规政策滞后，缺乏标准化与产业化管理，直接导致乐山市餐饮业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盲目、无序和低水平发展的现象，餐饮经营粗放、产品雷同、竞争无序，如峨眉山下位于白龙南路的好吃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使得游客深度体验当地饮食文化成为空谈。商务管理部门作为餐饮行业主管部门，管理手段和管理法规欠缺，管理难以深入。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如卫生、食品监督、环保等，尚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与配合，市场管理和行业管理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旅游六要素之首为吃，但乐山市餐饮产业的发展与品牌战略、经营与管理对策、行业自律、企业诚信建设、餐饮从业人员素质建设等均缺乏政府层面的有效支持，这势必会影响乐山市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建议

(一)建立饮食文化数据库，分类、调查、研究饮食文化资源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调查、分类，建立资源信息系统，并给予准确的评价，分析其吸引力和开发潜力［2］。有效的举措是建立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数据库，为研究乐山市饮食提供查阅、统计与分析的便利，数据库文献应包含乐山全部食事的总和，如当地饮食生活方式、过程、功能等，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3］;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原料、制作工艺、菜品、设备、营养、口味、管理等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同时评估饮食文化吸引物的知名度、历史价值、可接受性、开发的可行性、开发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与其他旅游文化资源的关系等。构建乐山市饮食文化数据库应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兼顾国内与国际饮食文化研究，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三大原则，使数据库简明易用、功能完备、性能高效、导航清晰、多种检索方式并存、广泛兼容。

(二)培育乐山市饮食文化项目品牌文化的饮食，就是要把千百年来人类饮食实践产生的合乎科学的、具有文明风尚和体现美学韵味的东西提炼出来，反馈于饮食实践，自觉地运用和贯彻于饮食活动中，以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文明进程，品牌是一种很重要的表现方式。品牌是餐饮业发展的催化剂和无形资产，集企业的品质、产品、服务、经验为一体，是现代餐饮市场拓展的有效竞争利器。乐山市雪蘑芋、雪芽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有利的［4］。政府应该因势利导，结合乐山餐饮业发展的实际，围绕餐饮业的行业标准，挖掘乐山传统餐饮文化的商业价值，通过管理规范化、质量标准化建设，整合、保护、培育并创新乐山市特色饮食文化项目系列品牌;同时做好品牌延伸、强化和推荐工作，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和经营策略引导，帮助企业加大品牌形象宣传，促进餐饮业走产业化发展道路。质量管理方面，若能建立一个类似于乐山市博览局性质的政府职能机构专门管理餐饮业，一是可以表明政府对餐饮业发展的极大关注和重视，增加餐饮企业的信心和减少消费者的顾虑;二是通过餐饮局协调企业与发展改革委、财政、税务、工商、质检、卫生、市政、交管等政府职能机构之间的关系，让企业能更专注于产品的开发、服务质量的提升与品牌的树立，能促使餐饮行业整体良性高效发展;三是充分发挥餐饮行业协会的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做好加强行业协调与自律、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加强业务交流、推广先进技术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品牌不是越大越好、越全越好，而是越有个性越好，主题要深入下去，如将峨眉山的佛家泡菜、佛茶做专、做精，使其不仅成为乐山市的品牌，也是四川的品牌，中国的品牌。品牌在营销过程中要充分依托峨眉山—乐山大佛双遗地特有的旅游地位，根据乐山饮食文化资源和产品特色，对接目标市场，正确选择大众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三)传承百味，策划与推荐乐山饮食文化项目产品传承百味、创新食尚是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优势得到突破发展的关键。吃透当前旅游市场特点，根据游客需求发展变化趋势，在餐饮经营发展上应立足传统与推陈出新相结合。如针对来乐山旅游的中外游客鲜有机会品味地方特色美食之不足，可考虑建设“峨眉山—乐山美食博览园”，美食博览园是峨眉山—乐山饮食文化的综合展示，项目设计注意动静结合，游客可在这里了解饮食历史、参与饮食故事、欣赏饮食艺术、学习饮食技术，既是生态农业，又是观光景点。博览园里可隆重推出峨眉山—乐山“山水宴”等饮食文化项目，使游客品味美食，体会当地山水饮食文化的独一无二;第二，要成功打造峨眉山—乐山饮食文化节庆，节庆应在政府引导下市场化运作，积极开展主题促销活动，营造氛围，活跃市场;第三，立足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有效地串联和整合特色突出、表演性强或是可参与性高的饮食文化项目，设计出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基于乐山市境内饮食旅游资源丰富且差异性强，可考虑设立饮食文化“主题年”，每年可重点推出一至二条主题饮食旅游线路，把每个主题做深入化、细致化，做到吃透市场的特点，使饮食成为游客感官和心灵的盛宴;第四，在旅行社整体旅游产品的开发中，考虑目标市场的需求，可设计丰富的与饮食文化相关的活动项目与活动内容有机融入到线路设计里并进行实效推广。

篇3

一、开放

这可以说是三晋文化与生俱来的特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经长期被迫流浪在外，走过了许多国家和地方，广泛接触到华夏和夷狄的文化，即位以后，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三晋文化的基础。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人才的重视，不仅放手使用本国的人才，而且大力招揽国外的人才。"楚才晋用"这个成语，概括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认识到中原传统的车战不够机动灵活。因此力排众议，学习和引进匈奴人的办法，用骑兵代替车战，同时发挥弓箭的远程作用，大大提高了三军的战斗力，培养出了像李牧、廉颇、赵奢这样的名将。

这是远古的例子。近世的例子则是晋商的兴衰。开放心态，创新的理念，是晋商兴起的主要原因：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内耗不断，则导致了晋商的衰败。一位研究晋商的学者说："晋商成于开放，败于保守。"讲得很准确。

与开放这个特点相联系的是包容。山西的北部，历来就是游牧民族进据中原的必经之地，是不同民族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地区，也是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地区，这就决定了三晋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三晋文化是集百家之长的文化，不仅善于吸纳，而且善于将外部文化本土化。有包容才能不断丰富，这是很重要的。应该提倡不同文化的对话、共处，不要对立、冲突，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更为和谐。其实早在春秋时代，三晋文化就有宽容的传统。中学时老师教我们学文天祥的《正气歌》，里面有这么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董狐是晋灵公时的史官。晋灵公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国君。大臣赵盾一再规劝他，他不但不听，还起了杀心，迫使赵盾逃到了现在的晋东南一带。这时赵盾的族人刺杀了晋灵公，把赵盾迎回来主政。董狐在记载这一事件时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说，当时我正在逃命，怎么能说是我弑君呢？董狐说，你并没有逃出晋国的国境，你的族人杀了国君，怎么不是你弑君？赵盾尽管并不同意他的说法，但尊重史官的意见，就由他这么写了。应该说，这就是宽容。这样的大度，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二、务实

务实，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实事求是。从政治理念上说，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就是民本思想。务实的精神可以说是三晋文化的精髓。这种文化思想，实际上促成了我国封建朝代史上两个最好时期的出现，那就是"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文"、"景"指的是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汉景帝。汉文帝早年封代王，都城就在现在的平遥附近。他是山西的水土哺育大的，熟知这里的风土人情和百姓疾苦。即位以后，他坚持不生事扰民，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的生活得以改善，开创了"文景之治"。汉文帝是历史上最俭朴的皇帝。他不许宠妃慎夫人穿长裙，以免群起仿效，浪费织物。晚年他想建一座露台，是露天的土台，而不是像以前那些君王那样，还要盖许多豪华的亭台楼阁，但一算账，即使这样，花费也相当于几个中等农户的资产，最终还是放弃了。甚至连他的帐子，也是用奏折的封套拆开后缝制的。临终前遗诏不许厚葬，陪葬品中不许用金属器皿。有一个笑话说，一次有几个盗墓贼光顾文帝的霸陵，文帝从棺木中欠起身来说：你们走错门了，我这里什么也没有！这个故事让人不禁要想起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一个陪葬坑，就是那么大的阵势！主墓室又该何等奢华？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经常听到人们赞叹兵马俑如何如何了不起，却很少有人提到它的墓主人是如何穷极奢侈，这是很奇怪的。汉文帝还是一个严格按律办事的人。当时的云中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在上报战绩的时候，首级的数目与实物不符，多报了六级，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奖赏，还被撤了职。用现在的话说，汉文帝已经是一个懂得必须"依法治国"的人了。总之，在他的种种作为后面，都可以看到一种务实的精神。

唐王朝本来就发源于三晋。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也是务实精神的结果。唐朝的重臣有许多是山西籍的人氏，如河东的裴氏，薛氏，柳氏。仅裴氏一姓，就出了十七个宰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三晋文化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三、求新

篇4

一、群众性与普及性

群众文化,以群众参与为其主要特点,群众性是其本体属性。这种群众性,几乎遍及凡有人群之处,从城市到乡村,从厂矿到校园,从社区到家庭,都有群众文化在活动。

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民族、,更不分职业、职务的不同和文化程度的不同,几乎所有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群众文化息息相关。也可以说,群众文化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它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成为永不衰败、永远灿烂的一种文化。人民群众又是群众文化的母亲。

与群众性相依相伴的,是群众文化的普及性。换言之,群众文化的群众性与普及性,二者是同步一体的。

群众文化的大普及,是其他任何文化所无法比拟的。从唱给婴儿的《摇篮曲》到幼儿学唱的儿歌、童谣,儿童书法、儿童画,再到少年歌曲、青春歌舞,最后到老年健身舞、老年体操、老年书画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人一生的方方面面;从工、农、商、学、兵到医、林、牧、副、渔,几乎涵盖了所有行业的林林总总。

由此可见,群众文化的群众性与普及性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二、多元性与多变性

从群众文化自身构成要素的视角来考量,群众文化又具有鲜明的多元性与多变性特点。

首先是多元性特点,这一特点表现在诸多层面。例如就群众文化的属性划分,就有企业文化、农村文化、军营文化、校园文化、商业文化、金融文化、旅游文化、餐饮文化、茶文化、酒文化、娱乐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广场文化、庭院文化、楼道文化等等;就群众文化所涉及的文化艺术门类而言,又包括文学(诗歌、小说、散文等)、戏剧(戏剧小品、话剧、歌剧、戏曲等)、音乐(声乐中的大合唱、独唱以及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和器乐中的中国民乐与西洋乐器的独奏、合奏、协奏等)、舞蹈(民族舞、民间舞、现代舞、秧歌舞、芭蕾舞等)、曲艺(二人转、相声、快板书、大鼓等)、摄影、绘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等)、书法以及健身体操、各种棋类、扑克、球类等。而科技也包括在群众文化之内,如科技信息、科技咨询等等。

群众文化还具有多变性特点。这种多变性,是根据参与群众文化人员活动时间、活动地点、活动内容的不同,而不断地随时、随地地进行变化。例如农村文化与农户文化,就根据农忙与农闲的不同,有不同的活动时间、活动地点和活动内容。就一般情况而言,农忙时活动时间少而短,活动地点多在田间地头,活动内容短小灵活;而农闲时活动时间相对较多、较长,活动地点在文化活动室,活动内容也相对充实些、丰富些。

由此可见,群众文化的多元性与多变性特点也是十分突出的。

三、广阔性与潜能性

群众文化属于社会大文化范畴,具有鲜明的广阔性特点,它覆盖各个角落。仅就群众文化专业机构而言,就有省、市级的群众艺术馆、地县(市)级的群众文化馆、乡镇级的文化站、村屯级的文化室,形成一张巨大的文化网。

这种广阔性,充分显示出群众文化的无限生机与无穷活力。

篇5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篇6

中原民俗的类型及特点

中原民俗文化表现为民间生产、民间生活、民间社会、民间信仰、民间艺术、武术等几方面。①总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物质民俗文化。以生产、交换、交通、服饰、饮食、居住等为主要内容。二、社会民俗文化。以家庭、亲族、村镇、社会结构、生活礼仪等为重点。三、精神民俗文化。包括信仰、岁时节日、伦理道德、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艺术、游艺竞技等。

就中原民俗的特点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世俗性。世俗性表现在“敬畏”、“感恩”、“祈福”与“戏谑”。世俗性表现在“敬畏”。首先体现在对“自然”法则的敬,中原先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观念我们可以在传统岁时节庆活动中看得非常清楚。这种态度还体现在对英雄人物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精神的敬上。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传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而“敬”的基础是“畏”,这在民俗的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祭灶(腊月二十三)民谚:“二十三,祭灶官。”在河南,典型的祭灶食品要首推灶糖。灶糖,是一种又粘嘴又粘牙的麦芽糖。祭灶供灶糖的原因,是为了粘住灶爷的嘴巴。传说灶爷是玉帝派往人间监督善恶之神,它有上通下达、联络天上人间感情、传递仙境与凡间信息的职责。这天晚上灶君要升天向玉皇汇报人间善恶,于是人们便用“祭灶糖”为他饯行,带有贿赂性质,希望他上天说好话。在人们的意识里,这个灶神更倾向于向天帝打小报告、说坏话,所以要粘住他的嘴巴。这与其说是敬,不如说是畏。再如对祖先的敬,在民间意识里,祖先升天后,已变成自由之鬼,对祖先的敬首先是害怕他们重新回家祸害存世之人,其次才是希望他们保佑家人。这还表现在民间生活及各行各业的信仰和禁忌中。

世俗性表现在“感恩”。民间对祖先的祭祀不能都看做是封建迷信,这里面包含着人对先祖的一种感谢和思念的思想。“祖有功,崇有德”,效法的祖先,既是人,又是神;要敬的天,既是神,也是祖。

世俗性表现在“祈福”。民间对自然、鬼神、英雄、祖先的祭祀,最终目的是祈求他们对当世之人护佑。所以,子孙满堂、五谷丰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祈语都是这种思想最好的表达。

最后,世俗性还表现在“戏谑”。人们对鬼神的相信程度不一,所以对鬼神的态度也是复杂的,除了敬畏、感恩、祈福外,好多时候还有“戏谑”的成分,即调侃。上述用祭灶糖送灶王爷也有这个意思。另如豫南的“蚌壳舞”对河蚌仙子的,“鬼摔跤”对鬼形象的刻画,“盘叉舞拉秦桧”中武士对秦桧夫妇的戏弄,等等。

世俗性还表现在通俗化。这主要体现在民间曲艺方面。一般来说中原的民间故事都有“皮薄”、“肉厚”的结构,鲜活的人物形象,淳朴、厚重、爽朗灵巧的艺术风格以及大众化的语言。②

渗透性。中原民俗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变革,随着民族融合、人口流动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在全国乃至世界华人族群中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原民俗文化渗透力极强。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中原的民俗文化向外辐射,影响到全国,往往风行全国。随着历史的变迁,全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中原民俗文化对周边更远地区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例如,历史上中原人的数次大规模南迁,中原民俗对广东、福建乃至台湾地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古代中原传统习俗的痕迹。现在台湾民间的婚礼和葬礼仍然遵循中原古代礼制的传统。春节等风俗唐宋时就影响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在现代,随着国际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春节等风俗不仅在华人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已经超出了华人社会。③

鲜活性。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民俗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审美追求。中原民俗产生后,为人们所承袭,具有相当的稳固性,许多民俗事象不因改朝换代或社会变革而立即中止。在现代社会,民俗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载体、社会团结的纽带。

首先,从正面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能够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数千年的农耕时代,在民间,深藏着博大深厚的优秀文化因子,构成了绵延不断的历史信息链,无所不包地传递着中华民族心理的密码,它们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为民族精神提供着无尽的营养、彰明的昭示和有益的启迪。其中,文化信息承载最为密集、情感色彩最为浓烈、道德教化作用最为深刻、记忆传承最为有力的,当数中华民俗文化。二是能够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恢复传统民俗,因为传统民俗是各种民族民间文化最重要的综合载体。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戏曲、民间美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娱乐游戏、艺术技能、信仰心理,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无一不在传统民俗中得到存活和延续。我们弘扬了民俗文化,也就使它们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得到了延续。三是可以教化人心,匡正风气。作为惯例的民俗是法律的基础和补充,社会治理需要有效地运用民俗的力量。譬如春节所表现出的敬奉祖先、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和合”精神;端午节所张扬的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七夕节所蕴涵的忠贞不渝、诚信友爱的观念;重阳文化所尊奉的“五伦之孝,推家至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达至和谐大同”的传统美德等。倡导传统节庆的弘扬,对于尊崇人伦观念、规范言行礼仪、调和人际关系、调适群体生活、提升道德水准乃至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④

同时,弘扬民俗文化具有捍卫国家文化和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的话语权的功能。当韩国把源自中国的“端午祭”在联合国注为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引起了国人的激动情绪。我们的文明不能被西方的文明一一代替,在面对世界多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维护我们国家、民族的“软实力”,维护我们的文化身份、生存权和发展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与世界的平等对话。⑤

弘扬民俗文化还具有拓展文化产业的功能。韩国“端午祭”已经成为江陵的一项重要的文化产业,西方的圣诞节所带来的商机也十分惊人。中国民族传统节日与演艺、旅游、商贸本来有着天然的嫁接基因,是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⑥

其次,从负面说,现在中原民间对鬼神的信仰及各种禁忌仍然很多,这给各种和不科学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必须以健康的方式加以引导。

中原民俗的文化特质

从文化的角度,中原民俗文化表现出“根文化”、规范化和诗意追求的特质。

中原民俗的特质之一就是其“根文化”。中原民俗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根。它上可以推到伏羲女娲,甚至可以推到。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伏羲女娲神话传说、轩辕黄帝的传说主要在中原,也最完整,这在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从产生看,中原民俗文化是华夏民俗文化之根。从发展来看,由于中原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民俗文化不断地向外辐射、扩散,又不断地融合、吸收外来的民俗文化,再向外辐射、扩散,使中原民俗文化成为中华民俗文化的基因。无论中原民俗文化散落到各地后受当地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变化,但它的核心文化要素和精神内核都是一样的。

中原民俗文化的另一个特质就是规范化。中原民俗文化影响着华夏民俗文化,也影响着华夏主流文化。反过来,华夏的主流文化也在中原的民俗文化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和许多地方的民俗文化是不同的。民俗文化本来更多体现的是情趣化,但中原民俗除了情趣化外还体现出规范化的特质,尤其表现在婚丧祭祀礼仪中。比如婚礼中的“六礼”,丧礼中的“卒、殓、殡、葬、祭”都把“礼”和“孝”的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另外如年节祭祀中,女人不可参加,把“男尊女卑”的思想贯彻得很彻底,至今一些地区还是如此。

中原民俗文化的第三个特质是诗意追求。例如,从朱仙镇木版年画粗犷豪放的线条、夸张的形象、艳丽的色彩、对称的构图,可以看到中原人民对美、对情趣、对平安、对富足生活的强烈愿望,而其淳朴、厚实、健壮的风格则表现了中原人民性格的内涵;从许多民间曲艺、民间游艺、民间话语可以看出,无论是身在太平,还是在遭受劫困,人们都能保持乐观、从容、幽默的风格,表现出超越痛苦、娱乐精神的风度。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心灵世界、文化性格、生活愿望和审美情趣,对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历史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原人民历尽磨难,但都能承受,这和老百姓的内在心态密切相关。[本文为2009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八个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民俗文化的开发与利用”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B510]

注 释:

①张振犁、陈江风、任骋:《中原文化大典・民俗典》,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②高梓梅:《河南民俗与地方曲艺》,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③④徐光春:《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篇7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月28日

一、韩国企业文化的显著特点

（一）重视企业权威，拥有强烈的家族主义意识。韩国企业文化中有着其独特的传统意识，这种企业文化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其企业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家族意识，反映在韩国的企业文化中，就主要表现为晚辈极其尊重长辈，并且服从其命令;同时，还有着明显的等级意识，以家族整体为中心，对国家和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韩国企业许多都是家族企业，这是因为韩国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奋斗干出一番事业，并且以家族继承的形式传承给后代。这也就形成了韩国企业中经营管理基本都是以家族为核心的特点。

（二）崇尚具有团结性的“人和”思想。在韩国企业文化中，极为重视以和为贵，绝大多数的韩国企业领导者都有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企业内部全体人员都应当像一家人一样，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处理问题时也以和平的方式为首要选择。“人和”成为了韩国企业经营的重要指导思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韩国企业对于员工遇到的问题会提供积极的帮助，为员工所提供的薪资福利也非常人性化，同时，也注重企业中员工的长远发展，能够为员工提供再教育、培训的机会，为员工发挥自己更多才能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虽然韩国企业内部强调以和为贵的思想，然而，韩国毕竟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企业内部个人之见还是企业与企业之见，都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对于企业内部的个人来说，他们会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其他员工进行激烈的竞争，从而发挥出自己更多的价值，而对于企业整体来说，在市场中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才使得企业内所有员工能够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任务，使得企业不断向前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

（四）以“能做得到”为信念。“能做得到”这既是韩国企业文化中一种颇具信心的表现，也是企业员工对于自己的一种激励方式。在韩国人的概念中，勤快是一种极为荣耀的习惯，而懒惰则是造成自己落魄的主要原因，韩国人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参加工作，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再辛苦都值得。这种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受到近代历史的影响，在韩国的近代史中，国家受到侵略，人民失去了工作的机会，生存极为艰难，因此韩国人形成了勤奋、坚强的性格，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要素。

（五）“第一主义”观念根深蒂固。韩国的许多企业都被冠以“第一”的名号，这是因为韩国人向来将“第一主义”作为企业发展的最终要义，并且激励自己不断地朝着“第一”迈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韩国人的竞争意识。“第一主义”除了为企业本身带来了高度的荣誉之外，企业“第一信誉、第一质量”等，也为企业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也确实为韩国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韩国的一些畅销国内外的产品，就见证了韩国企业文化中“第一主义”的存在。

（六）强调教育与培训工作。重视教育是韩国企业文化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是韩国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无论是韩国政府，还是企业，都极为重视教育工作，这种优良的教育观念，使得韩国人民能够自始至终都不断接受教育，获得更多的知识，为韩国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前提。除了教育工作，韩国企业也非常注重企业员工的培训。对企业员工严格的培训，使得企业员工自身的技能和素质不断地提升，从而能够为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也使得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也是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一种重要的手段。

篇8

二、崇尚自然

中国古人讲自然，西方人则讲生态。无论是哪一种，总归是一种好的现象。中国古人对待自然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人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崇尚“天人合一”，道家推崇“自然无为”。天也，自然也。中国古代的美学家和艺术家就是这样始终以一种敬畏与爱戴的态度来对待孕育他们成长的自然环境的。自然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离不开自然，人类是自然生命世界中的一部分。中国的诗歌中讲自然，南朝的大画家谢赫在他的《古画品录》中同样也提到过自然，尽管不是直接的字面表述，然而也间接指代出了对于自然的崇尚之情。中国的园林艺术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于自然崇尚的最好佐证。例如在园林建筑中要注重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尽量保有原有的自然景观；面对错综复杂的山脉和山势，也要在设计中注重它的天然性，为了美而破坏原有的美是最愚笨的方法。十分有幸我们中国先民们懂得与自然接触的方式，也有能力与自然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如何珍惜这笔极为珍贵的财富。因此，中国的古代园林建筑很多都利用叠石造山，尤其注意对水景的“借用”，通过合理的设计，让水流、山势再加上植被和内外空间的虚实变化相结合，从而达到一种既藏且露的含蓄美感和虚实相生的朦胧美感。因此，人们学会了因地制宜，知道如何利用花草、如何利用树木，中国的建筑已经不再单纯是遮风避雨这种单一的概念性建筑了，而是诗情画意的特别文化体现。正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反映在建筑中同样如此。建筑可以说是画，也可以说是诗，在迂回曲折中，花草山水间体味着中国园林的淡雅意趣和犹如山水画般的妙趣横生。中国园林可以说成是山水画，实际上中国建筑本身就可以说成是山水画。它同样讲究虚实相接，它就像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能彰显出勃勃的生机。这也才有了诗人所吟诵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独上高楼云渺渺，天涯一点青山小。”

三、整体为美

整体意识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所谓”整体意识”概括来讲就是以“整体为美”。以“整体为美”既是中国传统美学原则也是艺术创造原则，也是中国审美原则。中国人讲究“整”，庄子曾经说过：“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之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协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由此看出，在中国古人眼中，天、地、人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整体。艺术的使命就是反映、展现、参悟这一整体，而中国建筑艺术也不例外。在这种对于整体效果的追求过程中出现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具体表现为园林建筑中的“借景”手法的运用。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无法完全体现出中国建筑中所具有的精妙特点，因为这个“借景”是多方面的，也是多角度的，有远借、近借、仰借、俯借，等。古代的园林之所以需要“借景”，并非是无聊之至所为的无心之作，而是用心刻意而为之：打破传统，打破单个建筑的有限性，突破自身的有限性，将大千世界引进园林中来，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营造一种取之自然的纯天然的意境美感。而意境美感所带给人的是一种独特的美感，即“韵外之致”，她会让人在景色之中感受到更为强烈、更为丰富、更为深远的且让人回味无穷的整体美感。此外，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四合院也是比较常见的形态，即内向的外封闭的空间形态整个就是一个整体，像是一个火柴盒，以围院空间的整体布局作为其主要的特点。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传统建筑是以整体为美的，可它丝毫不吝啬对于变化多样的装饰性的追求，从重檐殿顶到五脊四坡，就连边角部分都饰有琉璃小兽，这既增加了建筑的艺术魅力，又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且这丝毫不影响中国传统建筑对于整体美感的追求。

四、轴线的空间艺术

篇9

武汉市的区位优势不仅在今天十分明显，在主要依靠水运的古代更是处于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从历史上看，由于武汉是连接中原、关中地区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中心枢纽，它必然成为中原文化、秦陇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以及岭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带，文化上具有明显的混杂融合性。武汉历史悠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传统建筑及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为了便于研究，笔者把当前武汉市区传统建筑分为三类。（1）历史建筑遗存。如武汉四大佛教丛林——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汉口古德寺和武昌莲溪寺；近代建造的汉口沿江租界地区一批优秀西式历史建筑……（2）古风建筑。如黄鹤楼建筑群、晴川阁与禹稷行宫、古琴台建筑群……（3）仿古建筑。如东湖磨山楚城系列建筑、武汉户部巷“汉味早点第一巷”、武汉大学教学建筑群……由于历史原因，武汉市区现存的历史建筑遗产年代都不太久远，多为清代所建，较少有明代的建筑；建造品质上也不及著名的北方官式建筑精美华丽，但却在地区文化的熏陶下，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此外，近年建筑创作中出现的具有传统特色的仿古佳作也是值得探研的对象。对于前者当然应该加以修缮和保护，从中我们能探寻到丰富的文化积淀。对于后者我们也要多加分析思考，寻求最适合于当代城市发展的传统建筑形式。从整体形式和风格来看，全国各地的传统建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反映了大一统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和传承，但具体到不同地域又各具独特的地方特性。《易经•系辞上》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为了表述心中的“意”，在此不采用西方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尝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立象尽意”，把武汉市区传统建筑难以言表的、与特色有关的“意”用下列三句五言诗加以概括。

武汉文化的主源，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楚文化，而应该是“三源合一”。其渊源可上溯至史前三苗土著原始耕织文明（源于荆楚地区的苗蛮部落）、先楚中原文化（来自黄河流域的黄帝、颛顼至祝融系统）及楚文化。这三者间的撞击、冲突、交融所产生的文化潜移和文化整合，构成武汉文化的主源。然而，其中灿烂的楚文化尤其深刻地影响着这方水土，造就了武汉人性格的多面性，在保有一种蛮气（热情刚烈、浪漫奔放、豪放洒脱）的同时，也保有了一份灵气（机敏聪慧、见多识广、头脑灵活）。这种鲜明矛盾的特性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武汉市区的传统建筑中，从总体布局到建筑局部都展现出楚文化熏陶下的绵远、灵动和力度。建筑学家高介华先生曾通过研究《楚辞》而总结出楚地“乡土建筑”的十种美学特征——线型之美、和谐之美、因借之美、空灵之美、朦胧之美、超拔之美、绝艳之美、怪异之美、恢闳之美、运动之美。这些刚柔并济的美在武汉市区传统建筑中多少都能领略得到。

武汉传统建筑并不像江南一带的传统建筑那么纤巧，时不时会有大手笔的展现，似是秉承了楚人的“蛮”气。以黄鹤楼为例，它自三国时期创建以来历尽兴衰，重建三十多次，各时期的形制皆不相同、极富个性，但却都显出高大雄浑、壮阔硬朗的风格。唐代黄鹤楼建筑群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尤为大气非凡。宋画中的黄鹤楼展现出丁字、十字歇山顶，三出、四出抱厦交错迭落的屋顶形象，复杂的单体楼阁造型令人叹为观止。元代黄鹤楼主楼为汉风，而与之相对的观景平台却带有蒙古的特点，主配楼之间以栈桥相连，象征民族大团结。清代的黄鹤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基座呈“亚”字形平面，连接各顶点俨然成为八卦图的外形。

现代的黄鹤楼平面及造型上继承清代风格，而建筑群布局上则恢复采用中轴线对称的格局，长长的前导空间沿山势而上，楼体雄踞山脊，一楼擎天，俯瞰四方，气势上更胜于唐代。身临其境不难体会到楚地建筑的超拔之美、恢闳之美。而武汉传统建筑中“灵”气十足的一面也多有显现。以武汉传统建筑屋顶造型为例，无论是哪种屋顶形式，屋角起翘一般都非常高，尽显出南方建筑灵秀柔美的风格和道家轻盈欲飞的气质。道教认为，“仙人好楼居”以接近天宫，所以高台楼阁成为其建筑特点之一，宫观大殿更是高脊飞檐，颇有飘飘欲仙之气。《诗•斯干》用“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来形容舒展的屋面，因此大屋顶的起翘又可以象征鸟的翅膀、飞翔的凤凰，这恰好呼应了楚人崇尚凤凰的心理。比如，依清代风格重建的晴川阁原汁原味地再现了楚人依山就势筑台，台上建楼阁的雄奇风貌，风格上楼阁的雄奇和南方建筑的秀美融合为一体，临江高阁正间牌楼升起，柔美轻盈的屋脊起翘，纤细的朱色凤鸟栏杆，古朴的柱头如意撑栱等等，无不显现出古雅清俊、灵秀四溢的气质,及楚地建筑的线型之美、空灵之美。即使是大气如黄鹤楼，也因“仙人驾鹤远去”的传说，使她很大程度上带有道家的色彩。从黄鹤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造型，形如黄鹤，展翅欲飞，使得整座楼雄浑之中又不失精巧。

武汉三镇隔江鼎足而立，大气天成，独特城市结构更造就了这一雄伟的印象。武汉之“大”，还在于它的地域特征给人以“大气”的感觉。武汉雄踞江汉平原，既有大江大河，又有大湖和山陵。“得江山之胜”的武汉同时又是九省通衢，各色人等聚集的环境造就了武汉人的江湖豪气及宽容大度。表现在建筑中存在许多文化融合现象，无论是东西南北各地区的建筑文化，还是国外建筑文化都能融入自身，体现出难能可贵的中外融合、地域融合、古今融合现象。（1）中外融合。“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德寺，其知名度虽不高，但第一次见到她的人内心都会感到无比震撼。站在圆通宝殿前，西方爱奥尼壁柱、哥特式的大小尖券及玫瑰窗、缅甸风格的群塔式屋顶、庭院中绚烂华丽的四面佛、汉地佛教的院落布局及室内陈设等，将丰富斑斓的历史建筑信息源源不断地注入你的内心。当真是难得的融贯中西的建筑瑰宝。（2）地域融合。伫立于蛇山之巅的黄鹤楼为形体粗壮的塔式建筑，具有北方建筑大气、简洁和雄伟的特点；而一江之隔的晴川阁，无论是自由蜿蜒的布局、临江高台的造型，还是浓烈灵动的细部，都极富楚文化的浪漫特色。两者互相映衬，形成南北风格荟萃一城的壮丽画卷。（3）古今融合。许多优秀的历史建筑经过历代反复重修、扩建和演变，今天已不可能完全按原样原地复建，因此必须运用新构思、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推陈出新这是时代的要求。如黄鹤楼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解决了古建筑耐久的问题，而同时期建造的晴川阁的一些木构栏杆却已经毁损。

这种建筑象征文化的融合在以下几方面体现出广博的特点：一是涉及的地域广，西方文化、印缅文化、北方传统文化、楚文化，及后世的江汉文化、现代文化济济一堂；二是涉及的门类多，图腾、神话、传说、道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历史、文学、民俗、博物不胜枚举；三是影响的时空范围大；几乎每一座现存的传统建筑及其象征文化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黄鹤白云、高山流水、汉阳树、鹦鹉洲享誉大江南北；宝通寺历史上盛极时曾有僧众1500余人，康熙时道场之宏丽，堪称“天下第一”（见清代刘献庭著《广阳杂记》）；长春观为道教全真派大本营，其创始人邱处机曾率弟子助成吉思汗一臂之力，观名“长春”暗喻的不仅是生命的长春，还希冀教派长春；归元寺曾荣获道光皇帝亲赐玉玺，寓意不言自明；古德寺更拥有全国汉传佛教唯一的群塔型大殿（圆通宝殿）(图1)。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建筑所体现的建筑象征文化还具有丰富多样、兼收并蓄的特点。除古德寺比较典型外，宝通寺亦可称范例。宝通禅寺乃禅宗丛林，但寺内却建有密宗的法界宫。在寺中可以体验到两种泾渭分明的象征含义和意境。法界宫（坛城）五亭结顶、封闭幽暗，信徒必须身处围城、虔诚面坛、正襟自律，在反复说教中修习佛法，并体验“曼荼罗”所表达的世界认知图式和哲理；与之相反，禅寺主体建筑依山就势，游人一旦“入我门来”，便可徜徉在石桥引渡、屋回路转、轴线错动和林荫通幽的游程里，于心身自由之中，有意无意顿悟“山水皆法身”的禅机。于游线末端拾级登临七级浮屠，北望东湖、南摩楚天，可谓“触目菩提”，真正“于云水处获得自在”。在同一寺庙中封闭与开放、教化与顿悟、自律与自在平和地共处，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真正称得上“君子和而不同”。

武汉虽然在地理上位居中国中部，却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建筑较少受到庄严庙堂型制的束缚，受礼教成分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此风格比较浪漫古朴，布局手法也比较自由，呈现出与循规蹈矩的北方建筑截然不同的风采。建筑处理往往不拘一格，在不经意处奇峰突起，令人回味无穷。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归元寺，横向展开的布局是中国传统寺庙中少见的“另类”。大门朝东，与二门稍稍错位，并呈一个夹角。建筑物坐西朝东由南向北逐次侧进，殿堂楼阁大致分布在以藏经阁、大雄宝殿、罗汉堂为主体的三个主庭院中，其中北院略呈梯形。由于寺庙始建在私家园林的基址上，受到原有园林布局的影响，整个平面布局略呈“袈裟”形，非常少见。形成此种布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建寺之初化缘和尚无法在短期内凑到足够的钱买下整片地，于是有一笔钱就修一处，因而当年无法就整体布局做出安排，致使形成今天的自由格局。中国传统建筑大多坐北朝南，既符合吉利象征，又满足了冬暖夏凉、向阳通风等实用功能因素，此处归元寺建筑坐西朝东大约也是因为用地限制的原因。这些因地制宜的自由做法也是民间建筑文化的一种特色，有别于官式建筑文化的严谨庄重。

篇10

关于企业文化的定义有很多种，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观点：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工作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

很多企业老板认为企业文化很有用，能提高企业执行力、竞争力什么的，于是就请个策划人或老板自己整一些所谓企业文化，其实就是几个标语和口号，就告诉员工这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不是企业领导者和策划者设定和策划的出来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它是一种凝聚人心来实现员工自我价值、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力量。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精神、经营宗旨、道德风尚以及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等，是一个系统管理工程，绝不是一个标语，或一个口号，也不是谁想导入谁就就能导入的，她一定要有一个实践和认同过程。成功的企业文化对外具有一定的引力作用，对内要具有一定凝聚力，总体而言，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具备以下六大特点：

一、能得到员工的广泛认同的价值观。

员工认同企业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在实际企业管理工作中，很多企业老板或负责人在自己都不认同的东西，还要员工去执行，例如笔者曾服务河北的一家食品企业，这家老板口口声声讲民主决策，事实求实，要员工讲实话，可事实上老板在民主决策之前自己早已专断，民主只是走走形式，所以后来导致老板不发话就是民主决策了事情，哪怕屁大的事要他作决定，否则大小事都干不成。你说老板的这种主张能得到认同吗？答案是肯定的，最后得到认同是在老板面前员都学会了说一套作一套的工作行为。

二、能在价值观指导下成功的实践与验证。

有一家企业价值观是这样的：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但在这个企业和员工做的时候就完全变啦。企业经常是不按时发工资，对员工的承诺不兑现，于是老板忽悠员工，员工骗老板，骗客户，他们做法与他们的“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却大相径庭。

三、使企业员工产生使命感，使企业产生积极的因素。

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能使员工产生使命感和责任感，而且能激励员工积极的工作，使员工对未来充满憧憬，反之，会使员工产生消极，悲观厌世，甚至自杀。象最近富士康公司的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造成富士康的员工跳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个人职场情商低；二是社会竞争压力大；三是企业管理有问题，这个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建设不到位。才导致一些员工产生消极厌世心理和行为。

四、简约明了，令人心悦诚服；

企业文化的核心主张一定要简洁明了，我们可以看看国内外著名的企业文化，都可以精简一句话或一个词，如海儿的诚信文化——真诚到永远，非利浦的进取文化——我们一直在努力。这些沟通语都很简洁易懂，而令人心悦诚服。说道这里笔者又想起一个策划咨询公司在给一家企业提交企业文化方案，其中有这一理念 “精进更进阶”看起来也很简洁，但进行测试时，很多员不明白什么意思，所以说企业文化的核心主张不但做到简洁易懂，还要令员工心悦诚服。

五、能使企业产生不可复制的竞争力。

记得美国管理学家说过: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原动力，企业文化就是核心竞争力。如果说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事实上企业文化已经超越了管理范畴，其实质上是一种具有不可复制的竞争文化。而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文化的竞争，或者说是品牌文化的竞争。优秀的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最有力竞争武器，而且是不可复制的。

六、能使员工对企业产生深厚的感情。

企业文化不仅能提高员工主人翁意识和员工高尚情操，而且能使员工对企业产生深厚感情。无论走到哪里员工对企业的一草一木总是充满怀念，听到或看到企业代表人物、标志、广告、产品等总是有一种亲切感。

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营造良好的企业环境，提高员工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对内能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和约束力，形成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规范，能使企业产生积极的作用，使企业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具体说来企业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企业文化具有凝聚力的作用。企业文化可以把员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使员工万众一心、步调一致，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事实上，企业员工的凝聚力的基础是企业的明确的目标。企业文化的凝聚力来自于企业根本目标的正确选择。如果企业的目标既符合企业的利益，又符合绝大多数员工个人的利益，即是一个集体与个人双赢的目标，那么说明这个企业凝聚力产生的利益基础就具备了。否则，无论采取哪种策略，企业凝聚力的形成都只能是一种幻想。

其次，良好的企业文化具有引力作用。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仅对员工具有很强大引力，对于合作伙伴如客户、供应商、消费者以及社会大众都有很大引力；优秀的企业文化对稳定人才和吸引人才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同样的道理合作伙伴也是如此，如果同样条件，没有人不愿意去一个更好的企业去工作；也没有哪一个客户不愿意和更好的企业合作。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引力作用。

第三企业文化具有导向作用。企业文化就像一个无形的指挥棒，让员工自觉的按照企业要求去做事，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企业核心价值观与企业精神，发挥着无形的导向功能，能够为企业和员工提供方向和方法，让员工自发的去遵从，从而把企业与个人的意愿和远景统一起来，促使企业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