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9 17:16:50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医疗资源市场化,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中图分类号:K8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061—02
一、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市场化改革趋向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人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社会问题
一是市场化改革趋向导致城乡卫生资源配置非均等化,降低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卫生资源不同于一般资源,由于它与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密切相关,在配置卫生资源时,必须坚持公平性原则。按照公平性原则,卫生资源的配置必须根据卫生服务的“需要”,“需要”多的地方多配置,“需要”少的地方少配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中引入市场化改革,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资源优势的引导下,先进的医疗器械和高水平的医务工作者大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型著名医院。农村卫生资源却严重不足,尤其是乡村两级,底子薄、技术水平低,政府投入少,加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低,很难进行卫生资源量上的扩张,也无力购置大型高新技术医疗设备。卫生技术人员普遍存在学历低、职称低、技术低等“三低”现象,这导致农民得了大病只能到附近的大城市治疗,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加剧了城市医院的紧张状况。
二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由于卫生保健服务的消费需求具有随机性和个体差异性,以及经济负担能力的差别性这些特点,客观上要求卫生服务费用不能完全由个人负担,而应由个人和社会共同负担,以维护公民的基本健康权利,这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目前不宜全盘“市场化”的最主要的原因”[1]。卫生工作做得越好,发病率越低,而医疗单位的收入就越少,这就决定了医疗卫生部门不应以盈利为目的,也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手段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医疗卫生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其劳务价格虽然也受供求关系调节,但作用小,患者患了大病、急症,不论价格高低,均渴望求医治病。由此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医疗费用上涨迅速,社会负担和个人负担加重,并严重影响到医疗服务的公平和效率,使“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市场化改革趋向,虽然遵循了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但却没有充分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公平原则
首先,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趋向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条在于,只将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简单机械地搬到医疗卫生部门,忽视了医疗卫生工作的特殊性。“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除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运行外,还必须探索并遵循卫生市场自身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是由卫生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2]。唯物辩证法认为,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基础,是解决矛盾的前提。医疗卫生市场是一个特殊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既要遵循价值规律,又要尊重其本身的特殊规律,不能照搬工商企业的做法。只有将市场调节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医疗服务市场的正常运行。市场化的经济运作体制,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确定其市场化方向的原因所在。但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是不行的。市场并不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市场化的运作在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出现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有失公平性,并且还会出现医疗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只有充分认识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探索出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才能建立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市场,改革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其次,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无法解决公平性问题。政府和市场对于资源配置有着不同的作用和优势。市场长于优化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政府的职责决定了其提供纯公共物品、保障社会公平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容易导致医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在提供卫生服务的时候会倾向于为有消费能力的患者提供较好的服务,而许多家境较为贫困的患者有可能得不到好的甚至是完全得不到服务的现象。另外,市场的自发资源调配的功能将会使卫生资源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从而无法保障社会公平。
综上可见,医疗卫生部门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特殊部门,不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也不允许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不能简单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商品推向市场。稍有不慎,市场失灵的问题,比一般市场更突出,更易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只能从实际出发,逐步地、有选择的把一部分医疗卫生服务推向市场,而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应作为公益事业在政府的调控下加以解决。
1 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情况
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这项制度实施几十年来,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的个人和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医疗费用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负担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窄,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部分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与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不统一。由于原有的这套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以下称《决定》),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内全国基本建立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以来,全国各省市以“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为原则,加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据实际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保基办),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并由社保基金办负责审核并选定了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定点药店,拟定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
2 确保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医改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政府的责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市场化推动外资和民营医院向高端发展,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阶层提供高档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才可充分体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政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调控有竞争的卫生服务市场,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约束医疗费的上涨,引导医疗市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2.1 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险风险
基本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险的基础,是职工应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参保才可使医疗费用在全民中分担,降低医疗保险风险。同时降低医保道德风险,提高医保抗风险的能力,使医保能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2.2 建立第三方购买制度,约束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下,参保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比如:大额门诊、门特等还必须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医保机构报销。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即这些参保者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者。若有拒付,则由患者自己承担,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医院的行为。本来,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经纪人,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但是,现在的医保管理者成为民众的“婆婆”。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1 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情况
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这项制度实施几十年来,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的个人和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医疗费用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负担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窄,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部分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与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不统一。由于原有的这套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以下称《决定》),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内全国基本建立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以来,全国各省市以“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为原则,加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据实际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保基办),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并由社保基金办负责审核并选定了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定点药店,拟定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
2 确保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医改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政府的责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市场化推动外资和民营医院向高端发展,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阶层提供高档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才可充分体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政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调控有竞争的卫生服务市场,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约束医疗费的上涨,引导医疗市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2.1 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险风险
基本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险的基础,是职工应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参保才可使医疗费用在全民中分担,降低医疗保险风险。同时降低医保道德风险,提高医保抗风险的能力,使医保能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2.2 建立第三方购买制度,约束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下,参保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比如:大额门诊、门特等还必须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医保机构报销。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即这些参保者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者。若有拒付,则由患者自己承担,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医院的行为。本来,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经纪人,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但是,现在的医保管理者成为民众的“婆婆”。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这几年愈演愈烈的“看病难”、“看病贵”,归根到底就是医疗片面市场化,牺牲公平只追求效率的必然结果。
医改“市场化”至少存在以下三大弊端:一是在缺乏足够社会基础医疗保险供给的情形下,医改“市场化”带来医疗服务的不公平,医院和医生排斥无力负担医疗费的病人是必然之举;二是医疗服务的商业化带来直接的利益诱导需求,医疗信息的不对称,“以药养医”的体系更加剧了医生滥用行医特权的行为;三是“市场化”的医疗资源分配,直接导致社会群体的分裂与贫富分化,医改保障了高收入、低疾病风险的人群,却将低收入、高疾病风险人群排斥在外。这三大弊病症结的背后,隐含着医改模式的错误理念“支撑”:将本是公共福利性质的医疗行业视为追求盈利的商业交易。
医改的第一目的就是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让低收入者在重大疾病面前无“泰山压顶”之感,然后在考虑建立与这一宗旨相适应的措施细节,如降低虚高药价,推广廉价医疗,规范市场化改革中的经营从业行为等。如果在保障公民健康权问题上没有搞清国家应担当何种角色、医改追求什么目标的核心问题,所有医改配套方案的构建难以取得真正的突破。
无论我国医改模式是朝着哪一方向前进,既然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都需要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那么,政府不仅应将全民医疗保障作为一项社会福利,更应作为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有义务保护社会弱者,并不断谋求社会工公正和公平。
二、解决不公重于投入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财政,不管如何增加卫生投入的比例,毕竟是有限的,而研究如何解决资源的分配是更现实的课题。
这些年医改的一些问题,并非出现在医院的商业化经营方式和资本的市场化配置上,而是源于医疗卫生公共资源分配严重不合理。这些资源的分配主要是政府的事,跟医院的市场化运作没有直接关系。我国目前医疗体制的弊病,表面上体现为政府投入不足、医院“以药养医”等问题,背后其实是一个医疗资本公平分配的问题,据报道,我国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一畸形的医疗开支结构,一方面导致了部分人群过度占用医疗资源,甚至夸大了医疗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更多的人难以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
在我国医改制度设计中,国家必须明确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即:一是公平分配医疗卫生公共资源,在市场中发挥好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二是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的公共卫生保障和基本医疗服务,而不是直接开医院;三是制定完善的市场规则,并做好市场监督工作。
三、健全认同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
在“英国模式”的三级医疗管理体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全科医师提供基层医疗服务”是该体制能够发挥公平同时不缺乏效率的关键。这个三级网络赋予全科医师“守门人”的角色,使得大部分健康问题在这个层面得以识别、分流,并通过健康教育等预防手段得以控制,充分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而且,它覆盖面广和基本免费的特性,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公平性,此外,它还降低了卫生总费用,政府对仪器设备、新型技术开发和传播的投资严格控制和管理,近年来英国卫生保健支出只占GDP的7%左右,远低于美国的14%。
但我国目前仍实行三级医疗体系,正面临着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公立医院的改制、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等问题。要使刚兴起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切实起到“守门人”作用,要使非营利医院切实保持公共服务特性,从而建立合理利用资源的医疗网络,都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这方面“英国模式”有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怎样的社区卫生服务能为百姓认同呢?从理论上说,70%―80%的病人首先应该在社区解决。但就现在我国社区医疗水平状况而言,老百姓对社区卫生机构不信任,什么大病小病都要到大医院看,结果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因此,建立并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既要考虑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即实现预防为主和早期干预,以提高投入绩效的问题,同时也要对社区医务人员给予特殊待遇,相关政策的倾斜应以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民间资本能否介入社区卫生机构,以缓解国家资金投入的不足?民间资本参与的动机或多或少都带有盈利色彩,民间资本的介入可能让社区卫生机构又重新回归市场化的老路。有人提出可以用法律手段对其加以约束,由国家控股来保障社区卫生机构的非营利性,既然如此,那又如何来吸引民间资本介入的兴趣呢?因此,笔者认为社区卫生机构经费必须由国家保证。
四、让农民享有同等就医权
我国有9亿农民,卫生改革制度的设计不能忽略农民问题。我国的最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特别是农村的大部分人口还没享有国家的医疗保健费,应当有中国式的医疗保健模式。其实,在这方面我们曾有很好的历史经验,上世纪70年代,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中国模式”世界知名,这个模式在农村就体现为合作医疗,小病不出村,大病进医院。在今天的农村,恢复和改善这种制度极为重要,基本思路就是“三结合”的方针,政府、公众、集体各负担一部分,而政府应当适当多投入,减少农民的看病负担。
政策出台以后,媒体一片叫好之声,大谈这次医疗改革引进社会和市场力量的重要意义。而就在几年前的2009年,当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时,媒体也是叫好一片,而那次医改最突出的亮点恰恰是明确了医药卫生体制中的“政府主导”。
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关于医疗改革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表述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让人咋舌。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医改历程,中国的医疗改革在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之间反反复复,不断摇摆。
政府还是市场?――中国医疗改革的迷思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公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广,但保障标准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旧有的医疗体制很快解体,中国开始医疗市场化改革。1979年,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接受采访时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发出了医疗改革的先声。1985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1985年因此也常常被称为医改元年。
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发展迅速,数量从1980年的18万家增长到2000年的32万家。与此同时,市场化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凸显。
由于实行“财政包干制”,市场化改革在增强了医院活力和自的同时,公共医疗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却急剧下降,政府公共卫生投资严重不足,医疗资源不平等的问题凸显。医疗卫生部门受利益驱使作风开始变坏。
随着市场化改革以后医疗乱象的出现,人们对医疗改革是否仍应坚持走市场化道路产生怀疑。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05年7月《中国青年报》披露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看病难”“看病贵”的弊端被归结到了市场化,政府重新成为拯救医改的救命稻草。在2009年的“新医改”中,强调医改中的政府主导,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新医改”实施后,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四年时间里,国家财政中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4.4%提高到了5.7%。在国务院医改办公室起草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总结报告》中,认为新医改“成效显著”“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
然而,政府主导的新医改却也并不像官方所说的那样美好。新浪网关于“新医改”的调查显示:在4513位参与调查的网友中,75%给新医改打了“1分”或者“2分”(满分5分);51.2%认为新医改实施后,看病贵的问题“一点儿也没改善”。
近来,政策又再度摆向市场一边。在国务院关于医改最新的意见中,已难觅“政府主导”这样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引导”“政府政策制定和监督的职责”。
医改何以成为“难啃的骨头”?
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国,医改似乎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西方各国,各层次的社会运行体制较为成熟,很少发生改变,但却频繁进行医改,这也能反映出医改的棘手性。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ur country economy has made the very big progress, but the government caused in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in the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s behavior originally should improperly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mproved gradually the education and the medical condition's worsening, this was mainly the government too pays great atten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ducate and in the medical reform marketability leadership,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dual structure” reasons and so on disposition resources.
key word: Government; Public education; Public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 The behavior is 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 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 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教育部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范柏乃,来雄祥.“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5,(4).
[5]杨东平.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南方周末.2004.10.13.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教育部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范柏乃,来雄祥.“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5,(4).
[5]杨东平.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南方周末.2004.10.13.
人们对“市场化改革”的质疑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和资源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质疑者指出,股份制改革中的HBO,使国有资产不合理地大量流向了部分经营者口袋中;部分国有企业在“下岗分流”改革中没有给下岗职工应有的补偿:土地制度和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大量土地、水电和矿产资源流向少数人,而他们没有支付应有的购买成本。
二是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上学难”、“看病难”和“买房难”新“三座大山”。质疑者指出,“教育产业化”改革将政府应负的教育责任过多地推向了市场:“医疗市场化”改革将本具有公益性质的医院推向了营利市场,造成了医院的高收费、医德下降、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病;住房制度改革将住房这一大众消费品推向了投资和投机市场,推高了房价,造成了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腐败,制造了房地产业的暴富,导致了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
三是价格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增加了人们的负担。质疑者指出,铁路、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提价举措没有道理,它们不能与竞争性行业相比。竞争性行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提价会缓解供需矛盾,而垄断性行业提价会造成行业暴利,增加人们的负担。因此,必须先解决垄断问题,再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
四是政府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政府的趋利化倾向。质疑者指出,政府是不以赢利为目的公共组织,是保护产权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组织,除了依法收取税收外,不应有其他收入来源,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利用自身的特权,通过卖土地、卖资源、卖特许权、收取各种税收之外的费用,与民争利,即便是收税也往往收得过高过多,加税多而减税少。
五是国际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国家利益的流失。质疑者指出,对外开放领域的一些“市场化改革”给了国外投资者过多的优惠,吸引了过多的造成国内资源紧张和环境破坏的外资,将过多的国内稀缺资源流向了国外等,以致造成了发展成本转嫁国内、发展收益转向国外的局面。
面对这些质疑和批评,仅仅指责和回避质疑者和批判者是不行的,而必须实实在在从“市场化改革”本身的问题中去寻找原因。那么,“市场化改革”本身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以致使很多人开始怀疑其正确性呢?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7-0055-02
一、引言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还没有推行市场化经济,那个时候是由政府部门来主导国家经济的走向,国家实施的是计划经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计划经济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当时个体经济自发性还较弱的前提下,国家实施计划经济,使中国市场的整体秩序保持良好健康的发展,且大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医疗卫生事业在国家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也基本上满足了国家人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国家整体经济较为落后的时代背景下,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整体策略的调整,我国开始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医疗卫生事业不及时的进行改革,那么其前行的道路必然会越来越难走。因此,在市场化的背景之下,医疗卫生事业进行改革是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需要我们积极应对的。分析困境所在,减少改革阻力,提出积极应对改革的策略正是此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
二、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医疗改革的重要意义
在市场化背景下,要想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更加能够适应时展的要求,就需要积极的进行改革。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进行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建立起更完善的医疗制度,创建更加公平、效率高的就医环境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现如今市场经济时期,看病难、看病贵始终是一个难题困扰着患者就医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在医疗体系中,之所以会有许多不良现象的存在,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医疗制度的不完善。没有一个好的就医环境,因此造成了许多类似于“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不仅仅给患者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同时也大大的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针对目前所存在的医疗上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建立起更加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使各项医疗卫生工作在推进的过程中有完善的制度来对其进行制约,从而使工作流程更加规范,工作更加公开、公正、透明。从而也会有利于创建更加公平、效率高的就医环境。
2.有利于构建完善的医疗体系,从而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对于目前医疗体系中所存在的影响其自身发展的问题,对其问题及时的进行改善,不仅仅会有利于问题本身的解决,同时也能带来许多其他方面的效益。例如,能够提高患者对国家医疗的满意程度;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为医院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这些都是从小的微观层面上来看所存在的积极意义。医疗改革所能够带来的成效,不仅局限于微观层面,其在宏观层面更是意义重大。整个大的医疗体系当中,正是由一个个小的问题组成的。解决每一个小的方面以及小的问题,就能够大大的改善整个医疗环境,从而构建一个完善的医疗体系。而医疗体系的完善,问题的改善,不仅仅可以给医疗领域带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对于推动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也能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三、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医疗改革所面临的困境
1.政府的定位不准确,对其职责定位不清晰影响了医疗改革
医疗改革是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推行的,因此医疗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实现最优化的医疗配置。做好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以及医疗机构要分别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清晰的划分出自己的职责所在。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本是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如果一切权力都交由市场来掌控,那就会容易造成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政府监管不力,政府职能缺失等。这将会给医疗改革造成很大的阻力。因此,要想减少改革的阻力,脱离改革困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强化政府的责任,明确其应该监管的范围,完善各项制度,给予的医疗机构的自应该在政府机构的监管范围内实行。
2.医疗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医疗市场秩序混乱影响了改革的步伐
医疗改革顺利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体系作为保障,只有在规范的医疗体系医疗制度的制约之下才能使改革顺利的推行下去。但是从目前来看,改革面临着重重阻碍,许多问题迟迟无法通过改革来解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相关的制度也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制约,因此造成了医疗市场秩序的混乱。从目前公众所反映的问题有医疗效率低下、医生收红包为自己谋取私利、药价虚高、医疗服务价格混乱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医疗制度不健全,导致了医疗市场秩序较为混乱,严重影响了改革的进度与步伐。
3.部分医生的能力与素质还不够高,为医疗改革造成了阻力
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除了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医疗系统内各医院的配合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医生的综合素质以及综合能力。在这里我们所讲的素质和能力既包括医生对医疗卫生知识的充分认知,还包括医生的医德、责任心等。医疗改革这项工作,归根到底还是要医疗系统内的工作人员来推动,但是从目前来看,虽然我国医生的整体素质与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综合素质高、能力强的医生还多数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中。在一些小城市或者区县的医院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医生专业素质以及能力并不高,甚至不能胜任本岗位的工作。他们在医疗改革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对改革起到推动作用,甚至会为了一己私利而阻碍改革的步伐。这就为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大大影响了改革的成效。
四、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医疗改革走出困境的对策分析
1.明确政府部门的职责,政体分开,强化政府责任
国家政府以及相关行政等部门作为推动医疗改革的主体,在医疗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政府等部门需要明确好自己的职责,哪些行为可以放权给医疗部门,而哪些行为必须要由政府等部门来积极推动与参与,是需要充分把握好其中的“度”,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不能管的太多,也不能管的太少,保证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要在国家政府充分把控的前提下来自由发挥其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医疗改革中,政府一定要强化自身的责任,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协调统一推进医疗体制的改革。坚决杜绝政体不分的状况再出现。在之前我们在医疗卫生系统中经常会听到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体不分的医疗体制。政府部门掌控医院行政权及人事权等等,公立医院附庸于政府部门,那么行政权力的缺位错位等就会严重影响到医院的正常发展。所以,要想使我国医疗改革走出困境,就一定要明确政府职责,政体分开,强化政府部门的责任。
2.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整顿医疗市场的秩序
在推动医疗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除了政府部门要发挥其重要作用外,还需要医疗部门的配合。尤其是在公立医院中,一定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立足国情与医疗体制的现状,科学的推进改革,充分的完善医疗服务体制。国家政府部门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充分放权给医疗市场,那么医疗市场就要对自身权利进行充分的整合,不能将所有的权利都依附在政府身上,所以在市场化背景下,就要重新理顺自己手中的权利,配合政府部门一起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多种体制与机制,发挥出医疗改革后在市场化大背景下的应有的效率。医疗系统风气的改善将会大大的改善医疗市场的秩序,从而推动中国医疗体系的改革步伐。
3.加大人才整顿力度,提高医疗系统工作人员的能力与素质
在上述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医疗系统中人才的素质与能力对于医疗改革有着直接性的影响。因此,在市场化背景下推动中国医疗,就要加强对医疗系统中人才队伍的整顿,通过培训、定期考核等手段来提高医疗系统工作人员的能力与素质。例如,在医疗系统内部,由国家主导、医院内部执行,定期为医生进行分层次的培训与考察。对管理层人员更侧重于管理类相关知识的培训,对医护人员侧重于对专业知识的培训等。培训与考核要进行充分的结合,对其对其进行考核,考核通过者可以继续留任工作,考核多次不通过者就要实行淘汰制度。除了专业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训与提高外,还应该加强医疗系统内工作人员对国家出台的大政策的了解与把控,使他们能在改革中做到全力配合。
无论是在医疗服务体系中还是在其他领域中,不管是为了促进企业或行业的发展还是为了对其进行改革,改善其存在的弊端,我们都应该意识到一点,那就是人才存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因此在人才的建设方面,对人才的培训,一定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决不能走形式。那样既不能起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对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参考文献
[1]季宇欢.浅谈如何走出医疗改革困境――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看 [J].现代妇女.2014
1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情况
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这项制度实施几十年来,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的个人和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医疗费用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负担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窄,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部分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与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不统一。由于原有的这套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以下称《决定》),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内全国基本建立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以来,全国各省市以“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为原则,加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据实际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保基办),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并由社保基金办负责审核并选定了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定点药店,拟定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
2确保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医改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政府的责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市场化推动外资和民营医院向高端发展,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阶层提供高档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才可充分体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政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调控有竞争的卫生服务市场,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约束医疗费的上涨,引导医疗市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2.1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险风险
基本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险的基础,是职工应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参保才可使医疗费用在全民中分担,降低医疗保险风险。同时降低医保道德风险,提高医保抗风险的能力,使医保能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2.2建立第三方购买制度,约束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下,参保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比如:大额门诊、门特等还必须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医保机构报销。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即这些参保者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者。若有拒付,则由患者自己承担,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医院的行为。本来,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经纪人,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但是,现在的医保管理者成为民众的“婆婆”。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2.3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统筹规划医疗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医疗卫生费用主要来源于百姓个人,因而个人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较大。百姓个人在医疗服务机构的选择上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医疗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医疗服务市场力量(也就是病人的流向)所主导,俗称“钱随着病人走”。市场力量主导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资源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集中、向城市集中,而与此同时农村医疗机构和城市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必定偏低,相应地其能力建设也必定遭遇困难。这对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驱使大多数病人涌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医疗体系运行的效率。
从政府投入的流向来看,政府卫生投入也越来越倾斜于大医院,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无看病。虽然政府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但主要还是用于补助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医院,尤其是高级医院。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无论是乡镇卫生院还是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很少。这一点并不奇怪。在市场化力量主导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人满为患的医院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助,以资助其改善设施,提高能力。行政级别高的医院,在行政体制内更具影响力。随着医院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它们也就越具有竞争力,越能吸引更多的病人,也就越来越拥挤,从而也就越有理由要求政府进一步追加补助或投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社区医疗卫生体系,直接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费用低廉的医疗服务。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