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度均衡、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个体利益的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个体利益凸显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从高度均等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分化越来越大。面临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将日益复杂，协调难度将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设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在这个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开始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公共产品的投入，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还存在着大量短缺，公共服务的有限导致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的凸显。

二、淄博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实施“三大工程”，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实施以网格化走访、网格化服务、网格化代办为主体的网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统一设立“镇办―村居（社区）―基础网格”三级网格，将机关干部、“两委”成员、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础网格，一网多格、一格多员、一员多责。截止目前，各级网格员已走访群众110万余户，提供服务60万余次，代办各类事项55万余件。二是全面实施以视频监控全覆盖为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工程。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视频资源，集中建设集信息采集、视频监控、调度指挥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三是全面实施以市、区县、镇办、村居（社区）四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社区化服务工程。市、区县和镇办建立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整合政法、综治、、维稳、民政、社保、计生等职能部门进驻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7大类90余项服务治理事项全部下放，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综合。截止目前，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已接待群众115万余人次，办理业务112万余件。

（二）落地贯通“四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科学发展、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建立了市、区县、镇办和重点村居、企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和重要改革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评估，实现了“被动求维稳”到“主动创和谐”跨越。二是构建社会矛盾排查调解控制体系。全市建设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个部门组成的社会矛盾化解专项小组，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协调会议制度。三是构建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务”、“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实责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预判预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治理、依法严打和社会治安防控“五项机制”，形成了全覆盖、全时段、网格化、数字化“两全两化”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四是构建社会稳定督查考核奖惩体系。加强量化考核和动态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务分解、责任到人、督导检查、调度通报、观摩评比、打分排名、考核奖惩”责任体系，实现了责任落实、督导、倒查、追究“一条龙”。

（三）完善提升“两大保障”，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一是强化法制宣传实践。在全市集中开展“学三法倡四德促五进”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干部培训、媒体专栏、知识手册、手机短信、宣讲团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延伸到基础网格、到户到人，让法律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强化过硬队伍建设。以品牌政法队伍建设为突破口，从改进作风、提升能力、增强素质入手，在全市机关开展“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争创优秀服务机关”主题实践活动，着眼于打造“认真、专业、务实、廉洁”品牌政法队伍。

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目前，通过“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设置，淄博市对现有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进行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所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还面临着社会治理的组织和人才基础薄弱、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为民服务效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以理念创新为动力，以方式方法转变为核心，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创新。目前我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一是改革体制机制，也就是打破“双重”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二是限期脱钩。就是转变官办社会组织的身份，让社会组织真正回归民间，目前推进的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三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现阶段，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政府应继续坚持培育和发展的理念，为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大量的社会实践看，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化、诉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触发低、突发性强的特点。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而言，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的理念，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够从源头上减小社会矛盾产生的几率，减弱社会矛盾的“烈度”，从而有效地稳住社会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社区，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一要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尊重群众意愿。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首要前提。实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广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况下实施，这样，民生实事才能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群众才会满意。二要用心用脑用力，沉到一线抓小抓细抓实。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线，从细处入手、从小处抓起，把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三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热情。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不竭动力。为民服务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调整、人员变化而使联系断了线、服务打了折，必须健全和落实长效机制，一以贯之地抓执行，使为民服务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分内职责。

篇2

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转型及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环境、内容、对象等要素发生变化，面临新的挑战，例如流动人口大增、居民权利意识增强、社会阶层分化等。从广州市调研情况来看，主要包括：

1.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责不清，政府管理责任与职权不匹配

作为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直接组织协调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协同有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落实市区政府部署任务。区政府指导、监督、考核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统筹、协调政府职能部门与街道行政管理事务。从街道办事处实际工作内容看，其工作涉及基层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所有方面，例如治安维稳、人口计生、流动人口管理、劳动监督、民族宗教、居民、集体经济和社区服务等。因强调“属地化”管理，加之各级政府间职能边界模糊，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将很多具体工作交由街道办事处，造成街道承担着过多行政管理事务，经常疲于应付。同时条块关系错位，街道办无执法权，难以承担专业性管理职责，管理力度不足，街道和职能部门就难免推诿扯皮、推过揽功、争权推责。责任主体不明确、责权不统一的结果是基层社会管理服务职能难以落实，效果不理想，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不高。

2.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事务与其拥有管理资源不适应

伴随单位制管理的解体，单位承担的诸多社会管理功能转移出来，单位成为单纯的社会生产单元。大量下岗、失业、离退休人员进入社会，单位不承担在业者的社会管理，更多的人成为社会人。社会管理服务等职能开始由单位转到基层政府及社区，造成基层社会管理对象和事务等大量增长。流动人口也使得广州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对象、任务、内容等更加繁重。但是，基层社会管理资源并没有相应增加，基层管理资源与其承担任务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分税制和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决定了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间接决定了基层政府的管理能力。各级政府间缺少较为恰当的财力和责任分担，人财事权过分向上级政府集中，事务具体办理过分向下，基层政府普遍财力不足，很多管理事项依赖服务收费。因编制内人员难以满足管理需求，基层管理机构只能临时聘用人员。而聘用人员薪酬较低，素质良莠不齐，这又给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带来诸多弊端。为野蛮执法、矛盾冲突埋下祸根。

3.街居关系错位，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泛行政化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上居委会已成为诸多政府管理事务的具体执行者。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向社区延伸时，把各种具体事务的办理下放到社区。却保留管理权。政府下拨给社区居委会的经费也由街道办事处代管，只能根据街道办事处要求使用，经费成为街道办“挟持”居委会的有力工具之一。两者间的指导和协助关系逐渐转变成为领导与指导同时并存的双重关系，届委会沦落为街道办事处下属机构。这使得居民自治机构难以有效地依法履行其居民自治功能。过强的政府行政管理也使得社区的社会组织发育低下，由于成立和运作门槛设置较高，组织居民开展自我服务、互助服务、专业服务受到很大限制。

二、广州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做法

面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境与问题，为提高社会管理服务水平，2009年以来，广州市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经验，通过整合街道机构人员队伍，开展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等试点工作，大力推进街道、社区基层社会管理改革创新，重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初步构建起综合管理和专业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管理服务模式。

1.整合街道机构人员，重新定位管理与服务功能

针对基层社会管理的问题，广州市整合街道机构、人员及职能，以“业务归并、人员整合、服务前移、管理落地”为主线，按照职能交叉、工作关联、高效便民的原则归并职能相同相似的机构，把涉及行政管理、社会服务及综合执法并各司其职的科室、部门等整合为担负多种职责的综合性机构。这包括：建立街道社区综合管理中心，担负计划生育、劳动保障、社会保障、出租屋管理及流动人员管理等综合性管理职能；建立设立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搭建再就业服务、婚姻家庭服务、青少年教育、残障人士服务、群众诉求反馈、困难群众帮扶、社区养老、社区卫生保健等服务平台；建立综治维稳中心，形成社会治安联合防控、矛盾纠纷联合调解、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联合创建、流动人口联合管理服务等联合防控的局面；建立街道管理综合执法队，负责街道城市管理、出租屋管理、消防安全、安全生产、劳动监察的巡查、信息采集反馈、简易执法等工作。（根据2011年2月广州市社会建设调研访谈资料整理，也可参见率征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提升社会建设管理科学化水平》，广州日报，2011年7月14日）整合街道机构人员，优化管理服务职能配置，缩减了内部管理程序，较好地解决了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等问题，优化了社会管理服务职能，提升了街道科学管理辖区社会事务的能力。

2.强化居委会的自治职能，理顺街居之间的关系

为强化社区功能，广州市按照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居民自治有效对接、良性互动的思路，梳理规范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权力、职责，改革社区管理服务运行机制，形成了居委会工作新模式。根据工作性质内容，将梳理出的136项居委会工作划分为政务协助、居民自治、可转介服务三大类型。对大多政务协助类工作，转交由社区工作站办理，少数从居委会中分离出去，由街道新组建的各管理中心承担；对可转介服务类工作，居委会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交由专门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居民自治类事务则须由居委会承担。在梳理居委会工作同时，重新定位社区工作人员。部分人员归口社区工作站，与街道中心对接，承担政务协助的工作；部分人员充实到增设居民自治工作专职岗位上，由社区居委主任牵头，与社区党务专职副书记一起，强化社区居民自治工作。针对社区管理的具体事项，届委会建立健全社区居民议事、民意沟通、矛盾化解、转介服务、多方参与、评议监督等工作机制，推进社区居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这增强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提高了公众参与意识，促进了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3.引进社会组织，以专业社会工作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政府及社区承担的特殊人群服务以及家庭服务等工作难以满足人们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需要，而这些服务正是社会组织的强项。由此，广州市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开始引进社会组织。以专业社会工作提升管理服务。例如，荔湾区逢源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进逢源人家服务中心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逢源人家服务中心招聘社工人才，立足居民群众需求，引导社工从事实际社会工作，打造出“家长俱乐部”、“群众心声站”、“康龄社区大学”等多个服务创新品牌，为社区居民提供再就业辅导、青少年教育、养老助残解困、群众利益诉求和社区卫生保健等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不断满足居民群众的各种需要。其他街道也采取了类似做法，并取得了良好成效。2010年，广州市共投A6000万元购买了公益民间组织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根据2011年2月广州市社会建设调研访谈资料整理，也可参见周祚：《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今年总投入超过6000万元》，广州日报。2010年9月4日在政府财政支持下，街道、居委会通过依托社会组织，引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手段，克服了传统服务手段单一、粗放、有限的缺陷，细化了政府社会服务职责，赢得了社区群众的好评。

4.加强基层资源供给，提升软硬件建设水平

针对基层财政、人力、物力等资源短缺问题，广州市提出街道办事处经费主要由区财政负责解决，加大对街道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投入。广州市解决了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以及办公经费，明确参照事业单位标准给予居委会专职人员工资福利待遇。2009年以来，为配合试点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市区两级财政为每个试点拨款2007：5元，有的区财政及街道还增拨资金，整合服务场所，增加对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投入。例如，海珠区下拨569万专项经赞作为2个试点街道的建设经费、花都区及新华街道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中心及服务站建设、越秀区北京街道调剂700多平方米场地用于服务中心等。（根据广州市民政局在“广州市社会管理创新”调研座谈会上的发言及其提供的书面资料整理）在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硬件建设之外，市区财政还拿出专项经费通过强化服务中心、居委会和专职人员队伍培训，支持街道购买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等手段，来提升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通过把人力、财力、物力等管理和服务资源更多投到基层，解决基层“无人办事、无钱办事、无址办公”的突出问题，推进了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强化了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三、广州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启示

广州市通过整合街道管理服务机构强化居委会职能，通过引进专业社会工作增强基层管理服务资源等途径，创新了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了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给我国整体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带来如下启示：

1.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须转变政府职能

在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多年来，我国基层政府管理组织机构都将经济职能放在首要位置，造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脱节，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为解决此问题，广州市明确街道不再承担具体经济发展职能，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增强街道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由此可见，要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首先需要推进政府转型，将政府工作重心转变到社会管理和服务上来。‘

2.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须厘清居委会职能

居委会是基层居民自治的主体，对居民自治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多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居委会在实际工作中更多承担协办政务的职能，较少顾及到对居民群众的自我管理和服务。为加强基层居民自治，广州市对居委会承担工作进行梳理，转移居委会的工作重心，使得居委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到居民自治事务方面，增强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促进了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

3.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须促进服务专业化

篇3

第一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和农村基层发展目标的关注程度都很低。这是一个“盲目型”的目标模式，与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的品性格格不入。

第二类：对农村基层发展的关注程度较高，而对国家基层战略的关注程度较低。这是一种“基层取向型”的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着眼点专注于农村基层发展上。这种取向容易获得农村基层的认可，但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关注度不够，也不可取。

第三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的关注程度较高，不在意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控制型”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着眼点专注于国家政权的延伸之上。乡村社会在大学生“村官”工作中感觉不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层面的“实惠”。

第四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和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目标都较为关注。这是一种“多元协调型”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作为中介，链接国家基层战略和农村基层发展。具体而言，通过大学生“村官”的介入，一可以服务于国家基层战略，增强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既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和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又通过基层锻炼，促进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成才，为党和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二可以服务于农村基层社会发展，通过大学生“村官”这一新型力量促进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全面发展，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与数量；三可以在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大学生“村官”自身的成长成才和自我实现。“多元协调型”目标模式有机协调、整合了多元主体的价值偏好和目标取向，也具有一定可持续发展特性，是可取的目标模式，也是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建设中必须明确和服从的目标前提。

二、长效机制的内容：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长效机制是属于“工具范畴”的，其合理性需要以“目的”为基础，只有服务于“目的”的“工具”才是合理的。工具理性指的是通过精确计算的方法选择行动方案的理性，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思维来判断采取何种行动实施何种政策。价值理性指的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以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是否行动、采取何种行动取决于该行动蕴含的价值意义是否合适，是否符合伦理需求。上文第一类既不关注工具理性，也不关注价值理性，属于非理性型，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建设如果遵循此类理性模式，将无法真正推动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自然也就不能称之为“长效”机制。第二类“价值取向型”理性模式强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的人性化、伦理化和价值化，更多强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建设要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目标。但是，目标的实现需要切实的工具予以实现。若一味强调目标而不关心工具（即长效机制）的科学化程度，目标也就无法很好实现。第三类“工具取向型”理性模式强调关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高效化。但是这种理性模式似乎忘掉了大学生“村官”工作应该担负的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目标，属于是“没有目标”的机制。现有的大学生“村官”工作机制建设更多属于此类。第四类“目标—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以大学生“村官”工作应该担负的“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为目标前提，在此基础上科学设定有关体制机制，以科学化的方式实现目标。它有助于实现大学生“村官”工作机制的“长效化”——既被多元群体所认可，具有可持续性，又兼具有效性，能够实现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预期效果、效能和效率。

建设中的目标—工具关系

体现目标—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的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应该主要包括如下三大方面的内容：

一是坚持差别化的选聘、培养机制。“差别化”的原因是实际情况具有多元化特征，村情有差别，大学生“村官”的个性、专长和价值偏好也有差别。因此，在选聘大学生“村官”时，不能单凭“行政能力”、“申论”考试成绩，而应该兼顾任职农村需求、应聘者专业特长和偏好；在任职安排时，也不能单凭直觉或随机进行，而应该结合村情、村需，结合大学生“村官”个性特点和意愿等综合考虑；在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培训、培养时，更不能实施“一刀切”模式，而应该根据创业富民、服务亲民、村务管理、专业技术和复合发展等五类分类实施。

二是基于农村公共需求导向的创业机制。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首先必须保障农村基层公共需求的满足，并通过具体的创业行动切实满足这些需求。最终使得其工作能够符合农村的具体需要，让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层面取得发展；实现大学生创业与富民相结合、发展企业与发展农村事业相结合、自我实现与农村基层发展相结合；大学生“村官”顺利“进村”、有效“干事”，使大学生“村官”的个性特长、专业特长与现代农业、现代农村、现代农民无缝隙对接等。

三是兼顾国家战略和基层发展的考评机制。考评具有引导、诊断、监督和激励的作用，是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当中的重要内容。据调查，现行考评机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更多针对大学生“村官”本人开展测评，而对某一地区的大学生“村官”工作考核的机制并不多见；更多笼统地、原则性地考核德、能、勤、绩等几方面，并没有切实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这一目标。因此，以后需要做到如下几方面：考评指标的设计要紧密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这一目标，重点考察大学生“村官”工作以及个人对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的贡献度；考核内容设计要详细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两个维度；考核方式、考核期限、考评主体、结果运用等方面要科学、规范、有效；不仅要建立针对大学生“村官”个体、群体的考评机制，而且要建立针对某地区、某部门大学生“村官”工作本身的考评机制等。

三、长效机制建设的组织实施：增强协调与统筹

在长效机制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统筹层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长效。这需要一定层次的统筹、协调，否则难以促成多元主体的配合，自然也就无法实现机制的“长效化”。目前，应该增强省、市级的统筹力度，由省、市级组织部门牵头，财政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等部门联动统筹实施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的建设。具体而言，需要着重提高如下几方面的统筹层次和力度：

大学生“村官”选聘培养、激励保障、干事创业机制的统筹。一方面，目前存在省聘、市聘、县聘、乡聘乃至村聘等各类大学生“村官”，在来源、选聘标准、“村官”素质、村官的身份、职能角色定位和工资待遇等方面千差万别；另一方面，各地各级有关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培养、干事创业、激励保障等机制参差不齐。这种多层级、缺乏统筹的工作机制在本质上属于“粗放型”，工作整体绩效不高，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工作目标不相适应。因此，在选聘、培养等方面的机制需要省级、市级统筹，实现整体上的协调和总体工作效率、效果的提升。

大学生“村官”工作监督管理的统筹。目前对大学生“村官”工作本身的监督管理不够，使得实际效果在不同地方存在较大差异，很多地方大学生压根就没有进入农村，而被乡镇“截留”；有的更多从事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如人口普查、迎接上级检查、整理会议材料等；很多地方大学生虽然形式上“进村”了，但要么忙于自己创业，要么忙于准备考研、考公务员，并未真正担当起“村官”职责，等。因此，对于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监督管理机制要加强，使这一工作切实生效，省级、市级有关部门要承担此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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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构建网格管理服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一是为发挥社区的服务作用，通过多种渠道开通了便民服务热线。为进一步方便对社区居民的有效管理，我县按照“区域相邻、居住相近、管理方便”的原则，从原来的单一管理体制，将县城4个社区合理划分为18个网格，以网格单元为基础，成立网格工作小组，分片管理、责任到人，形成了以“人在格中，事在网中”的工作格局，有力提高了网格化管理、心连心服务的社会效能。二是建立了“一站式服务平台”、社区调委会、治安联防队、志愿服务队等。开通了便民服务热线，建立了“情系万家”便民服务微信群、QQ群，积极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等活动。

（二）理清社区职能职责，实现社区职能归位。以服务支撑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实规范社区职责任务，减轻基层组织工作负担，落实“权随事转、人随事转、费随事转”的要求，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主要从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清理规范工作机构和牌子、压缩社区创建达标评比项目和台账等方面，进一步理顺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职能部门及基层政府的权责关系，减少社区过多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促进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提升。共梳理出涉及县属和驻县17个单位，准入事项包括4项50个科目，精简取消社区公共管理、印章使用范围、达标评比、台账等事项目录共19个科目。

（三）开展阳光议事协商，实行社区民主决策。转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和《青海省城乡社区协商实施办法》，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指导全县城乡社区协商工作。建立健全社区工作协商委员会制度，规范协商程序，丰富协商形式，充分运用协商成果。充分做到了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解决群众的难事、难题，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力。

（四）推进社区居民公约，实行居民自我管理。完善社区民主监督制度，印发《关于规范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定完善工作的通知》，全面提高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水平，依法制定和完善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议事决策规则，提高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能力，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各社区基本建立了完整配套的规章制度，建立“五必查、五必访”,“六必报”“六清五掌握”等工作机制。全县7个社区基本建立居民公约等相关制度，形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工作机制。 

（五）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支持参与社区治理。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做到精准“点穴”，开展扶贫救济、养老服务、妇女儿童福利关爱、文体活动、劳动就业等内容丰富的服务，提升基层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近期计划在精准扶贫异地搬迁“安多民俗文化村”依托现有的基础设施、公建设施优越资源，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把城镇社区服务延伸到了农村。该项工作于2016年起，在大米滩村开展实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培育发展了1个社区卫生整治协会，近50余名志愿者为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提供志愿服务，加强了城乡社区环境综合治理，推进了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

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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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镇200多名机关、社区干部和教师、医生、民警等,分成40个网格管理服务小组,进村入户走访群众,了解民情,倾听民声。这是舟山市推出的一个基层行政管理新模式。干部们说:“这个模式将传统的联系包干制度与现代的信息网络技术结合起来,我们叫做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干部们口中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按照“网格化定位、组团式联系、多元化服务、信息化管理、全范围覆盖”的要求,在乡镇(街道)、社区大格局不变的基础上,把每个乡镇(街道)划分成若干个单元网格,并组建一一对应的联系服务团队。

到目前为止,舟山市289个社区共建立了2464个网格。2464个网格,织成了一张覆盖全市城乡、遍及每家每户的“大网”,犹如将血脉延伸至整个社会肌体的最末梢,使全市基层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焕发出了蓬勃生机与无穷活力。

社会管理服务的“无缝对接”

一幢新落成的棕黄色两层楼房里,普陀区展茅街道松山村村民沈平均一家人,正在忙碌着最后的室内装修。他高兴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房子造好加装修共要30万元,正好与拆迁补偿费用相抵,但旧房换新房,统一规划的水、电、卫生等设施都大不一样了。

与沈平均一起因公路建设而搬迁过来的有16户人家,分别来自同一街道的3个村。“一开始大家都有顾虑,甚至有抵触。”来自茅洋村的林心刚介绍说,网格团队成员就像是“保姆”,分工明确,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替他们着想,“有些我们没想到的,网格团队也都帮忙张罗好了。大伙儿都是开开心心搬家的。”

很多明明是百姓受益的好政策、好措施,为啥一到基层就变了样?舟山市委、市政府经深入调研后认识到,这在很多时候并不是落实不力的问题,而是现有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存在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

2008年8月,舟山在普陀区桃花镇、勾山街道等地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即以100至150户为单元,将全市划分为2464个网格,以乡镇(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民警、教师、医生、党员小组长或志愿者为网格团队成员,以摸清网格“家底”为基础,建立起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新体系,从而使“上面千条线”与“下面一张网”实现有机衔接,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无缝对接”。

就这样,网格开始成为舟山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新单元”。这一新模式带来的变化,被专家形象地概括为: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服务。

通过“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密切了干群关系,基层群众的需求和困难及时反馈到了上级管理部门,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更加牢固了。

“千条线穿进一根针”

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重要创新之处,在于为整合有效资源、强化协同合作搭建了一个新平台。

展茅街道党工委委员顾磊洲向记者说了一件事:有一次,第33网格团队到大展社区走访,在与居民张赛表的交谈中了解到,因张家宕边坡治理产生了噪音、扬尘和震动,周边居民要求承包人停止作业,否则就有可能集体上访,而承包人的经营权是从张家经济合作社获得的。

于是,街道领导次日就会同相关部门负责人、网格团队成员,察看现场,与承包人交涉,并召开了居民、妇女、党员等7种不同对象座谈会。最后,各方在街道召开的“民心凝聚推进会”上达成共识,承包人被责令控制爆破药量,避开居民休息时段作业,并派专人清扫周边路面,以尽可能减少对居民的生活影响。

长期以来,村和社区都是自治组织,拥有的工作资源有限,乡镇、街道的工作资源也相对贫乏。执政的很多资源,掌握在县(区)以上工作部门。而这些部门,无法与基层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且条块分割,因此执政资源难以在基层实现最有效的集聚整合,从而出现了被老百姓比喻为“千条线穿不进一根针”的现象。

“网格化”管理,在整合“条块”公共服务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了网格化治理与现有行政管理的对接,将“各管各的”转变为“网格联动”,提升了基层党委、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鹿问题奶粉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许多地方无法迅速掌握辖区内婴幼儿情况,也就无法开展“一对一”式的社会服务。但普陀区凭借当时已建立的网格,迅速摸清并走访了所有3周岁以下婴幼儿,对患病婴幼儿进行了跟踪帮助,没有遗漏一个人。

舟山市还建立起上至市属各部门、下至村(社区)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和办事平台,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网格联动”更为高效。

2009年清明期间,蚂蚁岛居民要过海去小蚂蚁无人岛扫墓,由于天气状况不好,许多群众担心起海上安全。网格服务组通过网上信息平台,向区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加派海上执法监管人员协助管理,仅过1小时,渔政船和6名工作人员就赶到蚂蚁岛。

舟山市葫芦岛90%以上居民是老人,急需一个托老所,此事多年得不到解决。网格服务组逐级反映情况,上级整合多个部门资源,在半年时间里建起一所设施齐全的村级托老所。

从“走上来”到“沉下去”

曾经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的桃花镇塔湾社区居民孙福元,几年前说起干群关系,常常抱怨:“以前干部群众是鱼水关系,现在干部群众是油水关系。”如今,孙书记的这种担忧解除了。

“为民、惠民、便民”,是舟山推行网格化管理服务的理念和宗旨所在。这一理念带来的最明显变化,就是变群众“走上来”为干部“沉下去”。

据统计,“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开展一年多以来,全区4200多名基层干部已走访群众近11万户,入户率90%,累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3480件。教育部门对离岛就读经济困难的431人次学生每年生活补贴2000元,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有关部门对持《特困职工证》、《残疾人特困证》、《最低生活保障证》、《重点优扶对象优待证》的150人进行各种扶持,减免各种费用18.4万元,极大地减轻了基础困难群众的负担。

“干部们现在挨家挨户走访,听取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蛮好的。以前我们跟干部之间多少有些距离,现在,我们跟干部特别亲。有什么困难,有啥难处,都跟干部沟通。前一阵我在家待业,干部走访得知了,马上帮我联系单位。现在工作已经安排好了。我希望这种有益于我们老百姓的做法能坚持下去。”舟山市普陀区勾山街道南岙社区居民陈燕说。

周月琴是勾山街道芦花社区干部,她所在的46网格组组长、镇干部王玉芳经常约她在工作之余一起下户走访。“她对我说,网格就像是自家的‘责任田’,得尽心尽力才行。”46网格组有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在外读大学,家里两间平房成了危房,网格组就筹资帮他在台风来袭前修好。

勾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明永介绍,街道调整了各社区(村)党小组的设置,将党小组与网格一一对应、相辅相成,使网格团队的政策法规宣传员、舆论道德评议员、社情民意反映员、邻里纠纷调解员、群众思想疏导员等“多角色”作用发挥得更加深入、到位。“只要服务到位了,其他管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刘明永说。

有关专家在深入调研舟山的做法后认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完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巩固了基层党的执政基础,可以说是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理念的一次全面创新。

“网格化”管理还需不断探索

舟山推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做法,如今已成为舟山基层党的建设和社会管理服务的有效抓手。

舟山市委党校经济与行政管理教研室副主任丁友良认为,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模式,“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有效整合了各方资源,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夯实了维稳工作的群众基础。其成功经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做到服务全方位,信息全覆盖,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之中,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对于搞好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这种模式能够把握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更能贴合群众实际。”宁波大学MPA中心主任、公共管理系主任何翔舟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体现了一种公共管理的思路和理念。以往,单纯的行政管理可能会存有偏差,如今,在网格团队成员中引入教师、社区工作者,甚至是一些志愿者,这样就能够避免以往政府官员由于受身份、时间限制,对基层情况了解不够深入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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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社会管理能力的核心体现和基础。只有把各项社会事业做实、做好、做到位，社会管理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加强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1）合理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权责，特别要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适当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实现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统一，加大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2）建立和完善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实现地方财政能力均等化，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确保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平衡不同区域间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差异，从宏观层次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能力。（3）可以考虑开征物业税、改革资源税、将地方国有资本纳入财政预算等途径，建立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培育基层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稳定财源。（4）推进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财政管理层级，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强化省级政府调节地方财力分配的责任，调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结构，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投入体制，加大对农村及困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逐步形成合理、平衡的纵向与横向财力分布格局。（5）优化公共财政资金对不同公共服务领域与项目的分配结构，重点增加社会性公共服务投入，把公共服务供给的重点放在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保健、基本社会保障方面，强化基层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责任。（6）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方式，选择具有部分竞争性或部分非排他性特征的公共服务，通过委托、合同外包、许可经营、用者付费、内部市场等多种方式，构建公共服务的多中心供给体制，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组织能力，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公共服务社会化。

二、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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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为党的十精神真正得以贯彻落实，各地都加强了社会管理工作，创新了管理模式，而每一种管理模式都需要基层干部去落实，他们的工作的方式、方法，工作的态度、能力，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影响力，政策着执行力，群众的满意度，群众的信任度。他们是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是党的政策得以实施所离不开的重要环节，我觉得下沉、服务、融合、为民、提升，是每个基层干部工作必备的五个方面，只有坚持这五个方面，一切立足于实，我们的社会化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党的政策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的群众才能真正的得到实惠，党群关系才能真正血浓于水，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一、下沉

党的十报告指出：“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下沉，沉到底层，沉到群众中去，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是一种工作方式，更是一种态度。工作下沉的深度、力度取决于我们对群众工作的态度。很多地区实行的网格化管理是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群众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重点、难点问题及目前干群关系的松散性而建立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它是由过去那种被动应对问题到现在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管理模式的转变，达到改善民生、助推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而参与管理的网格管理员多是各机关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才能采集到准确信息，充分掌握基层民情，才能听到老百姓真实心声，做到工作重心和实际情况不脱节，因此基层干部我们一定要学会下沉，沉下身子，沉下心，下沉我们的工作阵地，下沉我们的工作重心，下沉我们的工作作风，下沉才能接地气，下沉才能办实事，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才能摸排到一些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的根源，才能了解群众真正所急、所想、所需，管理才能有的放矢，问题才能防微杜渐，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二、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既是基层工作的本质，也是基层工作最突出的特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工作实质上是一套综合服务系统，党的每一项为民政策举措都要通过这一系统及时为百姓提供主动、高效、有针对性的服务，建立起为民服务的长效机制。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民生是所有基层干部的职责所在。工作下沉时，我们是信息采集员，利用信息搞好服务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对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协助健全组织、建章立制，凝聚人心；对发展中的问题，我们需要帮助理清思路、明确方向、寻找门路，对综合治理问题，我们需要排查预警，建立安全隐患台帐等等，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群众的事不分大小都是我们的服务目标，基层的群众不分亲疏都是我们服务对象，只有为群众搞好服务，让群众满意，才能提升我们工作的认同感，工作中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三、融合

融合是基层干部工作的核心，做好联络员、协调员是基层干部的基本要求，为保证工作开展顺利，基层干部需要在各单位之间沟通协调，管理中为群众做好服务，解决摸查出的各种问题更需要乡镇（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当然更需要学会与群众的融合，因此基层干部开展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学会融合，一是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业务专长融合到管理工作中，二是学会融合各部门关系，避免工作中的条块分割、职责不明，三是融合与群众关系，让群众参与到管理中来，让管理和服务实现无遗漏、无盲点、无缝隙，得到群众理解与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们的基层管理水平。

四、为民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为民是工作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离开了“为民”我们的管理就是空中楼阁，为民既是我们感情所系，也是我们工作的推动力。十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要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为民就是我们工作的重心，用真诚的心、无私的爱、一定的专业知识、良好的沟通技巧，架起群众工作的桥梁，为民、惠民、便民是我们工作的宗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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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263-02

“一票否决”制，最早出现于1991年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一票否决”制形成之初被运用于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政领域，其后为各级政府所效仿，成为督促下级政府完成上级任务的普遍方式，广泛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中。“一票否决”制成为一种广泛的制度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压力型体制的制度惯性

经典科层制理论认为：组织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严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规则运作，从而使得组织的行为与角色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理性科层制组织以一种形式主义的精神行事，通过由法规和明确规定的层级制来协调专门化的权限和行动，以强调非人格化和理智上可加分析的规则来确保组织运作的公正与理性。而在中国基层政治的压力型体制下，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党委集权、党政合一，利用垂直权力、以责任制为网络，并以政治或物质奖惩为动力杠杆将压力层层向下渗透、扩散的政策决策和执行模式。“一票否决”制适应了这种行为习惯，并将之推向极致。

二、层级指标评价体系的弊端： “一票否决”制过度使用的影响

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机制，使得一级政府需要向上负责的而不是向下负责。随着考核指标的不断增加，逐渐转变为主要生产“考评性 ”产品 ，而非服务型公共产品。乡镇政府对上要接受上级考核 ，对内要考核工作人员 ，对下也要考核村庄干部 ，从而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以检查考核为核心的问责体系。检查考核几乎全部是定量化和分数制的。这种问责体系运行的结果是为考核而工作 ，以致乡镇政府的工作只与考核相关 ，而与乡村发展的实质进程无关。

“考评性生产”导致基层政府供给服务型产品的意愿下降。这与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的财力紧张一起，加剧了基层制度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首先，基层制度缺乏健全的利益补偿和有效的调控机制，难以纠正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增加社会不满，造成社会成员的政治冷漠。第二，基层社会政治民主化建设缓慢，透明行政、依法行政和政治参与度不够，使得民众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体制内途径不畅，随着矛盾积聚，出现体制外的“自力救济”。第三，公共行政主要靠政策推动。政策推动型治理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起到了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却存在着难以持久、缺乏应变性和“人在政举”的困境，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

三、基层政府组织的行为逻辑

（一）基层政府的角色界定

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政府面临着以下的矛盾：控制型政府现状与服务型政府要求之间的矛盾；所承担任务的复杂性与自身财力物力不足，工作手段匮乏之间的矛盾；以及执行上级意志与吸收顺应基层百姓意愿之间的矛（下转283页）（上接263页）盾。在这样的形势下，基层治理呈现了如下特点：

（二）“相安无事”的治理原则

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在现实条件的约束下，无法立即转型成为服务型组织，处在一个比较消极的位置，这导致了乡村治理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维护农民利益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 ”，而为了不与农民发生正面的冲突，就要少做事，甚至不做事。

（三）“策略主义”的行为逻辑

有学者发现，与科层制的“理性主义”逻辑不同的是，乡镇政权组织自身的权力运作存在着浓重的“策略主义”倾向，具有随意性、变通性、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技术、策略、手段和方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正当的还是非正当的，均可被乡镇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运作方式具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非理性特点”，目标替代现象十分普遍。这往往带来为完成“一票否决”等上级指标性任务而不择手段，工作方法偏激或简单粗暴的问题。

（四）政府自利性与选择性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和寻租理论认为 ，政府同时也是“经济人 ”，具有自身的利益以及逐利动机。 人治色彩越浓，政府的逐利动机越强烈，经济人特征也越明显。部分基层组织逐渐蜕变为一个既超越乡村社会又相对脱离国家政权的独立利益实体，“选择性治理”的问题随之出现。基层政府有选择性地展开行政作为，在某些符合自身利益的工作上表现出超强的行动能力，同时对自己不利的工作放任不管。在税费改革，基层政府财力紧张的大背景下，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四、“一票否决”制的效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票否决”制正是上级政府基于对下级政府自利性和“策略主义”行为逻辑的判断而做出的矫正性安排，这种安排在实践中也的确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随着“一票否决”制项目的增多所带来的工作形势和干部心态的变化，这项制度本身的效用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在一个激励的峰值后，基层政府的工作态度重新转向怠惰。工作风险的提升和考评的无限制增加还助长了寻租行为和请托瞒报的风气。

然而对于“是‘一票否决’制造成了干部怠惰腐化以及极端行为”这样一种结论。因为在前文中已经论证了基层政府的选择性作为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自于其自身的特性。 “一票否决”制的推行，是这种特性的结果，而非它的原因。以治理的禁令为例，在大部分地区，关于群众的“一票否决”禁令的确使得基层政府在处理居民利益诉求的初始阶段“束手束脚”，避免了简单粗暴地侵害居民利益的行为。“一票否决”制作为一种单一手段，其效用短时间内难以取代。实践仅仅证明，仅靠一种技术性手段，无法真正从根本上扭转当下的基层治理局面。

参考文献：

[1]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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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尚虎平，李逸舒.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救火行政——“一票否决”指标的本质及其改进”[J].行政论坛，2011，（5）.

[4] 田先红.乡村治理转型与基层治理困境[J].古今农业，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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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得的主要成果、亮点、成绩

过去五年，三骏发展蹄疾步稳、务实奋进。在中央、省委、扶余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全乡上下紧紧围绕建设绿色、开放、幸福、美好三骏的奋斗目标，在抢抓机遇中苦干实干，在应对挑战中克难前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都取得了新成绩。

五年来，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主要经济指标较快增长，预计2021年生产总值9.8亿元，比2016年增长1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50元，比2016年增长25%。创新转型深入推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和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粮食产量保持在14.2万吨,比2016年增长9%。新增小规模养殖场15户，牧业增加值增长6%。农村集体资源清理成效明显，收回资源1.03万亩，清收资金近593.3万元。成功引进扶余市科农谷业生产基地“万头牛、三万只羊”项目，引进投资4.5亿元。

五年来，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现了农村垃圾收转运一体化，改造农村厕所2676户，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100%；打造精品路线1条，创建进步村、示范村17个，完成道路硬化35公里，拆除危旧房屋、残垣断壁538处，安装路灯1793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两级河长累计巡河7000余次，完成造林绿化807.4公顷，联系秸秆打捆企业8个，累计打捆24113.2公顷。乡容乡貌进一步靓化，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五年来，脱贫攻坚成绩斐然。5个省级贫困村全部退出，541户1008人实现脱贫。监测户、边缘户返贫风险全部消除。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个，带动群众人均增收600元。实施农房改造247户；全面落实“两免一补”，享受“雨露计划”19人；办理慢性病证459人，累计报销医保、大病救助、医疗救助等各项费用1000多万元；开发乡本级扶贫特岗29个。

五年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民生工程深入实施，一批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有效解决。教育均衡发展取得新成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卫生设施继续提升，社会保障扩面提质，住房、就业、食品药品安全、养老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有序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深化。平安三骏、法治三骏建设成效显著，社会和谐稳定。

五年来，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持续开展“转作风、抓落实、促崛起”活动，党员、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新发展党员104名。大力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基础不断夯实。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强化。完善惩防体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共处置问题线索27件，其中立案8件、开除党籍4人、党内警告4人、诫勉谈话14人、谈话提醒31人。党管武装、群团、老干部和关心下一代等工作持续加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产业发展品质不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较大。二是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社会矛盾依然存在，维稳工作任重道远。三是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存在层层递减现象，部分基层组织比较薄弱，少数党员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先锋意识、担当意识不强。

二、未来五年（2022-2026）工作安排

（一）发展形势分析

2022-2026年三骏乡将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在充分挖掘文化底蕴上下好功夫、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上下好功夫、在在做强做特文旅经济上下好功夫、在美化创优乡村环境上下好功夫。

一是在充分挖掘文化底蕴上下好功夫。三骏乡具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等，还有得天独厚、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可以打造“一村一品”等文化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激活乡村业态，带动乡村发展。

二是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上下好功夫。鉴于三骏乡实际情况，要抓住产业振兴这个“牛鼻子”，立足“黏玉米”特色产业，在“特”字上做文章、在“优质”上下功夫，加快特色农业发展步伐，以产业振兴吸引资源、留住人才、带旺乡村。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必须加快调整优化乡村产业结构。要坚持以商业化的经营为方向发展农业，积极引导农户做大农产品加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在做强做特文旅经济上下好功夫。三骏乡拥有旅游资源，有少数民族文化。可以说，我乡发展文旅经济已经有一手好牌，关键要打好、用好这副牌。要把“龙头”舞起来，我们要着力打造的景区，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形态多元，要成为发展全域旅游的龙头。要加大创建力度，既要抓路、水、电、网等基础设施，也要抓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保障，还要抓服务品质、运行机制、宣传推介，多管齐下、全面推进，着力提升景区对全域旅游的核心带动作用，争取将核心景区纳入全市旅游总体规划。

四是在美化创优乡村环境上下好功夫。把乡村扮美，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幸福开放新三骏。我乡依然不够“美”，一些村庄也仅仅停留在“面子”上，“里子”还比较虚，存在文化优势发挥不明显、生态挖掘不充分、服务配套不健全等问题。

（二）重点工作安排

1.力促经济发展有速度更有质量。立足新发展格局，大力气推进产业转型。一是铸强总部经济支柱。继续把招商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途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力争再引进1-2家上规模企业落户三骏。二是发挥现代农业特色。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筑牢现代农业发展根基，充分整合资源，科学统筹布局，优化产业布局，聚力打造规模种植业，力争培育1-2种绿色品牌产品，全面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三是激发服务业态活力。以生态文化旅游为突破口，深挖生态资源和特色文化，积极融入扶余市“一村一品、一乡一景”的特色乡村环境创建，力争打造1-2条精品线路，打造锡伯族民俗文化园。

2.力促城乡面貌有颜值更有底蕴。一是以扶余市创建省级卫生城市为契机，努力实现全面全域人居环境整治的美丽蝶变，力争形成了“一户一处景、一路一幅画、一线一风光、一村一特色”的大美格局。二是以基础设施打底，实施五化并进，硬化县级道路2公里、硬化屯内道路19公里，新建排水设施33公里，安装路灯0.17万基，绿化村屯面积0.1万亩。三是以环境保护修容，全面打响生态革命工作持久战，抓好河长机制长效运行，全力推进秸秆全量化处置。四是以乡村文化铸魂，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到村、进户、见人、走心，广泛开展垃圾分类等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引导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理念，形成节约简朴、爱护环境的社会风气，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

3.力促民生改善有力度更有温度。坚持民生优先导向，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办好民生实事，让发展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一是筑牢社会保障。坚持把更多财力投向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实现全民参保目标。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充分发挥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的叠加效应，加大弱势群体社会救助力度，实现托底救助保障全覆盖。二是巩固社会事业。坚持质量兴教，推进教育优质发展，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锡伯族民俗文化园建设，加强民俗文化的传承宣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重视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完善道路健身设施，多层次举办群众体育健身活动，呼应群众新需求。推进公共医疗事业发展，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增强基层医疗能力。三是促进致富增收。巩固提升脱贫成效，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加大对农村闲置劳动力、低收入农户等重点人群就业帮扶力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本土产业“规模化、精品化、特色化”发展。

4.力促基层治理有活力更有效能。持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一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进一步规范网格服务团队、群防群治团队、志愿者团队、新时代文明实践团队建设。提升平安综治软实力，紧抓平安创建。健全公共安全机制，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建设，提升全乡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二是推动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有机融合，充分发挥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的“乘数效应”，构建“一核多元”的基层治理新体系。四是坚持需求导向，突出精细要求，下沉治理重心，做到大事不出乡、小事不出村，建立纠纷解决对接机制，妥善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以细“治”入微的服务提升基层治理的温度。

三、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获得荣誉情况

1.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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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构建综合服务体系

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手段，切实发挥供销社在组织、经营、市场等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比较优势，抓项目、抓基础、抓服务，增实力、强活力，积极构建适应当前农业农村需求的综合服务体系。

推进项目建设，壮大实力，提升发展质量和规模。2015年，完成基础服务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加快推进供销大厦鲜活农产品冷链加工配送中心建设，馒头、面条、豆腐、豆芽菜等超市加工车间实现正常运行，并满足区域总农产品、海产品、冷饮产品的大宗储存。以农产品市场和日用消费品市场建设为主，建设具有供销社特色的各类市场，新建码头综合服务中心，扩建魏桥联华超市，筹划工业品公司的商业开发。切实发挥供销大厦、宾馆、农资有限公司、土产公司的龙头作用，带动全系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不断提高网络的运营质量与效益。生资公司、棉麻公司、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公司、周村储运站等单位在确保资产经营效益稳步提高的基础上，力求在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有所突破。

推进基层社建设，夯实基础，提升服务能力。以省供销社关于加强基层工作的意见为指导，紧密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发挥全系统的资本、市场、网络等优势，与村集体紧密结合，深入推进“党建带社建、社村共建”工作。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以组织共建、资源共建、合作共赢为着力点，通过共建综合服务中心、共建发展项目、共建干部队伍等形式，努力培养基层社、村两委、农民合作社和资金互助组织“四位一体”的基层组织发展新体系，实现供销社基层组织向村居延伸，经营服务向田间地头延伸。不断完善基层供销社自身建设，力求在整合资源、盘活资产、深化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取得突破。2015年，全系统领办农民合作社15个，农民合作社联合社3个，农产品龙头企业2个，资金互助合作社5个，开展“党建带社建、社村共建”的村5个。

推进农产品经营体系建设，丰富服务内容。根据农村特点和当地实际，加快各类农产品市场建设。加强与专业合作社、种植养殖大户、经纪人之间的对接，完善生产基地建设，积极探索发展订单农业，提高农产品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发挥供销社网络优势，放大市场功能，拓展产销对接渠道，促进不同类别、不同特色的优质农产品进城市、进超市和城乡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中心。依托鲜活农产品冷链加工配送中心，各基层社、专业社在保持好现有基地生产规模与质量的基础上，协调配合龙头企业，建立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优质小麦生产基地2000亩，由基地直供的蔬菜、禽蛋、果品等农副产品突破10000吨。

推进现代农业规模化服务，拓展服务空间。紧紧围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需求，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因地制宜，创新思维，鼓励探索，循序渐进。以探索“新形势下怎么种地”为向导，以规模化服务为切入点，以“流转式”、“订单式”、“参股式”全托管服务为主要形式，结合生产要素集约化投入、标准化生产等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围绕玉米、小麦等大田作物，实施耕、种、管、收、售等托管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建立起从播种、田间管理、施肥用药、农资供应、经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服务链条。推进“菜单式”半托管服务，在耕种、浇水、打药、收割、加工、销售等环节开展社会化服务。2015年，建立服务规模化基地40000亩，各基层社规模化服务取得明显成效。

推进品牌建设，增强发展活力。高度重视品牌效益，维护好品牌，利用好品牌。将各类资源要素向优势企业整合投入，进一步培植壮大联华超市、农资有限公司、烟花爆竹、宾馆等传统龙头企业，改进提升经营服务质量与水平，扩大对外宣传，提高品牌的社会知名度，增强社会影响力，努力争创省、市优质品牌。龙头企业与基层社协调配合，在流通、餐饮等各个领域加强合作，统一内部运作模式，统一对外形象设计，形成一个龙头、一个品牌、一体化管理的新格局，创造系统品牌化、规模化、合作化的新优势。以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为主体，以“供销”连接、凝聚各类专业社及其它服务资源，加强指导与监管，创建既有品牌、又有内容的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

积极参与小城镇建设，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向社区农民延伸。加快推进存量土地确权工作，并通过出让、置换等方式在小城镇建设中优先开发，建设供销社为农服务中心、商贸中心和连锁经营网点。按照新型社区建设到哪里供销社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的原则，重点在合村并居后的新型社区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全面参与农村社区和经济园区“两区同建”。2015年，完成青阳、焦桥、临池、长山等新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启动，新建综合服务中心2处。

三、完善管理机制，不断提高企业运营质量

深化财务管理改革。不断健全财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大财务人员培训，积极推行会计电算化。在保证收支主体和资金使用权不变的基础上，建立县社综合经营服务中心结算中心，将基层社、流通公司的财务纳入结算中心，统一管理与核算，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严格按照封闭运行的原则，加强社员股金管理，严惩违规行为。明确社员股金定位，年终对社员股金效益进行单独考核，不再列入企业综合业绩考核。认真执行资产经营管理的一系列规定要求，明确任务职责，规范运营体系，确保资产完整和经营管理效益最大化。

实施“人才兴社”战略。加强干部职工的培训工作，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让人才成为供销合作社事业重要支撑点。通过系统内部选拔、社会招聘等各种形式，不拘一格，把那些热爱供销合作社事业，富有开拓进取、拼搏实干精神，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吸引进来，打造一支符合时代要求的干部职工队伍，推动供销合作社事业发展。2015年，将在政治素养、办公自动化、业务技能等方面，分期分批对机关干部、基层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教育培训，每期培训时间不少于10天。对新招用人员及部分年轻机关干部，完成院校培训、实际考察等工作，品行优良、业绩突出者予以提拔重用。以文化建设为引领，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技能大赛等活动，提高职工队伍素质。严格落实职工的社会保险，并综合利用系统资源，采取灵活、多样、自主的激励措施，不断提高职工福利待遇，增强职工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激发工作热情，调动积极性，创造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

时刻抓好安全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实现安全生产责任全覆盖。多形式普及事故预防、避险、自救和应急处置知识，强化重点单位、重点岗位监督检查、消防演练和专项整治，切实增强防范和自救能力。严格责任追究，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完善全系统安全统筹制度，进一步提高整体抵御风险能力。积极妥善处理各类来信来访，努力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方位维护好稳定。

四、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加快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坚持把党的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首要位置，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全系统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充分认识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严格按照统一部署，在坚守“规定动作”的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工作实际，将重点工作、重大项目、企业文化、教育培训等融合到活动中来，丰富“自选载体”，创新“自选动作”，扎实推进各个阶段的活动，确保活动不走形式、不走过场，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进行一次大检查、大整改，切实解决好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以活动开展促进作风的大转变、素质的大提升、工作的大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