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的主要特点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农村社区的主要特点，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新型农村社区的集聚式发展

关于对“新型农村社区的集聚式发展”的理解，我们还是要结合实际工作，从河南省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理解。我们的理解是：把一些分布零散的旧村庄迁并整合在一起，按新型城镇化的要求集中建设以居住为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农村居住小区，就是新型农村社区的集聚式发展。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角度出发，应该是相对集聚。平原区，城市郊区集聚程度要大，山区、丘陵区等集聚程度要小；用地适宜且有条件的地区集聚程度要大，用地等条件差的地区可能集聚程度要小，这是正确理解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的前提。当然这里应杜绝一点儿都不集聚的想法。一点儿都不集聚不符合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想法。

三、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的基本思路

根据河南的实际情况，考虑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山区和丘陵区每个行政村可以考虑建设2～3个集聚式发展的农村社区。平原区行政村可以考虑一个行政村建设1～2个集聚式发展的农村社区；有条件的地区，无论是山区、丘陵或平原区，可以一个行政村建一个集聚式发展的农村社区，或几个行政村合并建一个集聚式发展的农村社区。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意愿。但必须考虑到《意见》中的总体目标，即“引导一部分新型农村社区逐步发展为特色小城镇”，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支撑点。由此可以看出，山区和丘陵区的集聚式发展的农村社区人口规模以500～2000人为宜，平原区集聚式发展的农村社区人口规模以5000～10000人为宜。真正体现“山区和丘陵区的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要依托小城镇、工矿区或规模较大的中心村，重点对基础条件差、自我发展能力弱、不宜居住的散、小、远等村庄进行迁并；平原区的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要依托城镇、产业集聚区、产业园区以及规模较大、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村，按照集中紧凑、集约用地、集聚发展的原则，加大村庄整合力度”。

四、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的建设方式

从河南省的情况看，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建设方式有三种：一是先建后拆：先建后拆是河南省目前进行新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最主要的建设思路。特点是容易实施，但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旧村庄的拆除工作和复耕工作缓慢，也容易出现新的变数。最终有可能导致新社区建起来了，但旧村庄却依然存在。二是先拆后建：先拆后建的例子在省内不是很多，主要特点是周期长，近期很难看到效果；另外，群众的临时安置也是个大问题。主要特点是，很容易看到旧村庄的复耕。三是边建边拆：在河南省范围内也有这样的例子，在旧村庄周边先行建设一部分社区房屋；搬一部分后，再拆建另外一部分。其特点是比较稳健。问题是建设周期过长，各项手续要反复办理，比较麻烦。

五、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集聚力度过小或过大的问题

应正确理解集聚力度过大过小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原则是尊重群众意愿，符合“引导一部分新型农村社区逐步发展为特色小城镇的目标”。大是一个方向，小可能更多的是群众意愿。要处理两者的关系，科学合理地确定集聚式发展的新型农村社区的规模以及旧村庄的迁并力度。

（二）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人是集聚到一起了，公共服务设施配齐了，生活是方便了，可能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展开。这就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出行距离可能加长的问题，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基础设施的配套问题。河南省采取的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发展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河南省人口密集。社区到劳动所在地的距离并不会很远；二是我们走的一条路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合村建社区，然后一部分社区再逐步过渡为小城镇。随着农村交通体系的完善，这些问题都会解决。

（三）进行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应重视农村产业化发展问题

河南的广大农村目前的产业发展状况仍然是以农业为主，因此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决定着农民的收入，而农民收入的多少，又决定着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的规模和快慢程度。推进农村产业化发展是进行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的关键。

农村产业化的发展有一个核心两个根本：核心是农村土地的经营方式，是建立农村土地的合作经营制度，推广农业的企业化经营模式，还是仍然停留在农民各自种好自己的责任田。两个根本是如何在县、市、乡镇建立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和建立面向国际、国内的农产品信息及市场销售体系的根本问题。这是政府帮扶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关键。

（四）关于进行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的资金和主体问题

《意见》明确说明：“省政府每年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以奖代补。各级政府要为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引导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这说明，政府将用“以奖代补”和相关政策指导并引导新型农村社区的集聚式建设和发展。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建设和发展的资金主体仍然要靠市场的主导作用加以解决，河南省农村广大，单靠政府财政是不能够实现新型农村社区的集聚式建设和发展的，市场是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的主力军，具体工作还是要从市场做起。

（五）关于新型农村社区集聚式发展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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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农业、农村发展或农民生产、生活而提供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会服务，是以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或劳务等服务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农村公共物品。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特征不同，生产及生活方式也不同，村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与偏好自然也不同。所以，各农村地区应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前提下，按照“贴近需求、相对集中、便民利民”的基本原则，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更多层次、更多种类的公共服务，以更好地适应农民群众的需求与偏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文体教育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养老幼托服务、环境治理以及信息服务等，针对广大农民群众对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应分别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而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设施，包括农田水利、供水供电、园林绿化、交通邮电等生产和生活服务设施，是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是保证农村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

（一）科学规划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要做好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规划，其次要重点做好各涉农部门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同时根据本地区的实情，做好村镇的发展规划。

（二）落实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管护责任

强化干部及群众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建立农村基础设施管护的长效机制，明确市、乡镇（街道）、村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权利与责任，保障建设及管护工作的贯彻实施。

（三）建立多元主体的资金投入机制

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同时积极采取激励措施吸引社会资本的广泛参与，逐步形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现状。

（四）进一步强化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

加快对老化农田设施和水利工程的更新改造，提高农田利用效率；加快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城乡水利工程体系，大力改善城乡水环境；推进农村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形成运行高效、管理科学的农田基础设施和水利工程设施管理服务体系。

农村公共文体教育服务

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文体教育服务功能，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强农村文体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健全包括县图书馆、乡（镇）文化站、村文化中心、农民活动中心、广播电视台、老年学校、体育健身活动场地等在内的各种文化、教育、体育设施和活动场所，逐步形成完善的农村公共文体教育体系，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及日趋多样化的文体教育服务。

（二）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并优化农村文体教育服务基层工作人员的文化结构

一方面，强化培训，提高现有文体教育服务基层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另一方面，完善人才招聘制度，强化竞争和业务考核机制，保障农村文体教育服务队伍建设。

（三）构建农村公共教育体系

农村公共教育的目的是实现教育公平进而保障社会公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完善健全的农村公共教育体系，需要建立稳定有效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保障机制，以确保基础教育经费的增长；建立多元化主体参与农村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以保障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效率；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财政资金管理，将基础教育经费全部实行预算统编，优化资源配置，以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支出使用效益。

农村公共卫生服务

当前，我国农村乡镇卫生院经费不足，机构性质不一，人员编制管理不规范，公共卫生专业机构与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尚未建立良好的指导、培训和考核工作机制，以及人才流失严重等因素，直接导致乡镇卫生院“重医轻防、以药养医、以医养防”，严重影响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公共卫生职能的落实。

（一）建立疾病预防体系

推进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发展，需要改革乡镇卫生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预防为主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

（二）注重人才培养

通过强化继续教育制度、定向培养适用人才以及鼓励城市卫生机构的在职或离退休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服务等措施，培养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人才。同时，以人事制度和投入体制的改革为突破口，以开展技术扶贫、技术教育等手段，吸引和留住公共卫生服务人才。

（三）开展健康教育

普及疾病预防和卫生保健知识，提高广大农民的健康意识；通过发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卡，让广大农民群众自主选择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等措施，促使服务机构改善工作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以建立运转高效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运行机制。

（四）建立卫生机构的绩效考核机制

将农民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指标之一，建立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促使服务机构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方式、改变服务态度。

农村养老幼托服务

由于农村城市化拉动以及农民生存压力的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农村出现大量空巢家庭，老人和孩子成为留守者，生活得不到照料，情感需求也得不到满足，影响了老人安享晚年以及儿童的健康成长。

农村社区应积极探索养老幼托服务功能，尽力为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提供日常照料，满足其情感需求，保障留守老人照样安享晚年，留守儿童照样健康成长。一方面，以农村社区为载体，以社区基层组织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家庭以及个人等多方面的力量，高效整合社区中的财力、物力以及人力资源，针对不同经济状况的留守老人，分别或配合实施经济救助、集中供养、社区居家照料等多种救助和服务方式，使留守老人能够在熟悉的环境里得到必要的救助和照料，切实满足其日常以及情感需求，基本保障其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另一方面，满足留守儿童的日常以及情感需求，切实保障其能够健康成长。农村社区可以在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与扶持下，以社区学校为平台，充分利用社区内的教学资源，组建专业服务队和志愿者服务队伍，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疏导、关怀以及日常照顾，满足其日常以及情感需求，切实保障其健康成长。

农村环境治理服务

农村环境的质量，不仅关系着农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城市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所提的“农村环境”主要指农村卫生环境和治安环境。当前，我国农村卫生环境的主要特点为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环境保护工作基础薄弱等。农村恶劣的卫生环境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以及食品污染等渠道影响到城市人口的健康。此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逐渐触及到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致使农村不稳定因素增加，农村治安环境不容乐观。综合治理农村环境，提高农村的环境保护质量和农民的健康水平，可借助农村社区这一载体，开展环境治理服务。

第一，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广泛宣传和普及农村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农民群众的环境意识，调动其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积极向农民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努力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生产技术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生产产品无害化。

第三，统一标准，建立健全农村环境建设的监督与评价机制，定期对各地农村环境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并全面落实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奖促治”政策，调动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第四，推进农村警务战略，开展农村社区治安服务，完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健全治安防控体系，全面提高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水平，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农村信息共享服务

适应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信息共享的迫切需求，农村社区须发展信息共享服务项目，逐步建设覆盖城乡的社区信息综合服务网络，推进各级政府电子政务、网上办事和社会公共服务进入农村社区，进而强化农村社区的信息化建设。如：对政务信息、公共服务资讯，包括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失业救助、社会保障等政府服务信息的整合和利用；对家政物业、商品配送、法律服务、休闲娱乐以及文化教育等社会信息资源的开发等，以实现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信息的共享。但重点要加强对农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信息服务，根据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及时调整更新服务信息，提高信息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它特色服务

各农村社区除积极发展上述服务项目，切实保障相应公共品投入之外，还应在努力争取政府大力支持，调动市场、社会、农民参与供给积极性，保障供给资金来源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民主要收入来源、地域类型、生产生活方式等积极挖掘、创新具有社区特色的服务项目，进一步拓展社区的服务功能，更好地适应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趋多元化与多层次化的公共品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如剩余劳动力较多的农村社区，可依据市场需求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等特征，对其开展从业道德以及各种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与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技能，帮助其实现就业；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农村社区应成立灾害应急服务中心，对社区内居民开展经常性的防灾抗灾、自救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同时，建立预警救灾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农村防灾救灾能力；以养殖业或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社区，可成立养殖或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技术支持、销售渠道等，以提高养殖户或种植户的抗风险能力，实现增收创收。

综上所述，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农村经济社会得以发展的基础。而建立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仅需要政府主导，还需要市场优化、社会协同以及农民自身的参与，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冯雅群.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证研究—以L市Y县为例[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S1）

2.王健，徐睿，陈艺.统筹城乡发展视野中的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建设探索[J].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1）

篇3

随着新农村社区建设的进行，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被人们忽略的垃圾处理问题越发严重，其对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新农村健康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有着重大阻力，逐步引起各界普遍关注。本论文中所提出的农村生活垃圾的生态恢复与景观设计，主要是通过适生植物的筛选找出一条适合农村垃圾场的生态恢复之路，“希望通过覆土掺拌淤泥，沼气回收等方式，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态恢复体系，基本上解决垃圾场的二次污染这一状况”。

1.国内外的研究总结

1.1国外的研究总结

相对国内来讲，国外对垃圾场的关注和认知要更加提前，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关垃圾渗透液污染地下水的研究。国外针对垃圾场的生态恢复主要分为几个阶段，早期主要是进行简单的生态恢复，筛选出适合垃圾场种植的植物，然后对垃圾场进行简单的植物种植，品种要选择根系发达、材质坚韧、抗贫痔、抗有害气体的植物，如香樟、大叶榕、合欢、大叶紫薇、垂柳、杨树、广玉兰等。一些国家还种植了育苗基地，不仅改善环境，还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为了防止渗透液渗出，在垃圾填埋堆上都覆盖了一种保护膜，然后在膜上覆盖了一定的泥土层，这不仅形成了一个隔离层防止渗透液的流出，而且泥土还可以防止保护膜被破坏。

1.2国内研究总结

在垃圾场的生态恢复研究方面，国内也做了一些实地研究，如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高吉喜、沈英娃等。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垃圾填埋场中的填埋物经过长时间的填埋所产生的甲烷是抑制树木生长的主要原因，通过覆土不仅改善土壤环境，为树木提供必要的生存环境，而且还能阻挡甲烷的溢出。在对垃圾覆盖堆体进行绿化时，要根据不同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来选择，尽量选择本地和易生存的植物。经过四季的更替，垃圾场的环境得到初步改善，这时可以尝试种植观赏性的植物，进行合理的植物配置，使垃圾场的生态环境一步一步走向理想的状态。

综上所述，针对垃圾填埋场的生态恢复等技术研究还没有具体深入，大部分只是局限在适生植物的筛选，还没有解决渗透液和甲烷等有害物质对生态环境恢复所造成的困扰。

2.生态恢复

生态恢复指通过人工方法，按照自然规律，恢复天然的生态系统。生态恢复的含义远远超出以稳定水土流失地域为目的种树，也不仅仅是种植多样的当地植物，生态恢复是试图重新创造，引导或加速自然演化过程，因此生态恢复的目标不是要种植尽可能多的物种，而是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一个群落发展成为由当地物种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或者说目标是为当地的各种动物提供相应的栖息环境。

3.新农村社区垃圾场现状分析

近年来农村的经济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新社区不断出现，从而导致农村垃圾不断增加，村中没有垃圾堆放地点，也没有垃圾箱等基础设施，村民都将垃圾随便丢弃，让其自然销毁，导致村头、河边、路边垃圾成堆，严重损毁村庄形象。垃圾问题使昔日的田园风光被乌烟瘴气的现状代替，处理方式更是简单粗放的“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垃圾的不当处理造成了土壤、水和大气污染，使土壤的生态系统功能遭到破坏，使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土壤生产力下降，环境越来越恶劣，从而影响了附近的食品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纷至沓来：一是影响村容村貌；二是影响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三是不利于村民身心健康。

4.农村垃圾场景观生态设计

4.1垃圾场景观生态设计原则

4.1.1减量原则除必要建筑景观构筑物。不规划设计其它建筑类项目。园内尽量减少对水、电及其它能源的使用，避免大的施工项目，场地内植物配置中以草坪为主，使用易成活的乡土树种，待植物自身成长繁衍，可大大节约能源。人工干预下的植被恢复既是加速废弃垃圾场达到理想景观的有效手法之一，又是植物景观的构成基础，在景观生态恢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场地内废弃的材料，使用原有的植被、砖石、地形进行规划设计，形成新的空能空间节点，一些废弃的建筑改造为开放的休闲场所，废弃的植物群落改造为田园娴静的小道，利用借景手法将周边的村庄、树林引入到设计中，从而节约大量的资源和资金的耗费。

4.1.2循环与再生结合。现场条件进行土壤覆土及改良，通过植物再生和覆土重建场内地下湿地系统，促进场地内良性循环的水系统。人工湿地将经中水处理过的水进行净化流人人工湿地塘床系统，通过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及水生植物的净化功能达到国家水质安全标准。其作用是成为多种生物的栖息地，亦对广大游客进行了自然与生态保护教育。

4.2垃圾场景观生态设计方式

4.2.1自然式。农村景观应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先去完善景观格局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根据垃圾场周围环境调整和构建景观，形式上以自然起伏的地形和植物群落来营造自然式景观。利用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4.2.2乡土化。对现场进行勘察调查不仅要了解场地的现状，对于其周围环境也要进行调查，在景观规划的过程中既符合场地的条件，也反映当地的景观特点。垃圾场内植物配置选取抗旱、适应性强的本地品种，让其自然生长与周边形成景观带。

4.2.3保护性。垃圾场起伏的现状为造园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在建设过程中保护好现有的地形对其进行合理改造，节省投资资金。

4.2.4恢复性。在设计中运用种种科技手段来恢复已遭破坏的生态环境。

4.3垃圾场的生态恢复方法

4.3.1恢复。恢复frestoration）是将城市废弃地生态系统从远离初始状态的方向推移回到初始状态。对废弃地生态系统的恢复现实中有很多的案例，杜伊斯堡公园细部的恢复就是一典型的案例，根据现场条件给植物充足的水分和养分，对场地进行土壤覆盖，覆土厚度设计为1m，使场地库容土方就地平衡。植被恢复的短期目标是控制水的流失以及土壤的侵蚀。

4.3.2重建。重建是人为对生态系统的现有状态进行改善，结果最终形成人们所期望的特点，而自然特色景观减少。硬质景观为人造景观的主要特点之一，以游憩、使用、观赏为主要功能的场所内，以道路环境、活动场所、景观设施等为主的景观。植物配置选择具有观赏价值的植物，同时考虑四季变化，对植物进行定时修剪形成具有特色的绿色格局。

篇4

我国农民对公共物品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对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目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大多是由政府承担，而乡镇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在总体上并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供给结构失衡和效率低下的现象时常发生，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农民不需要的公共物品却供给过剩。鉴于单一的政府供给体制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笔者试图寻找政府外的公共物品供给，探讨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必要性、实现形式以及政府的行为选择，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一、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必要性：回应双重失灵

在经济学理论中，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这已成为学科的基本理念而被广泛接受；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则是政府存在的最基本理由。农村公共物品之所以由政府供给，而不能像私人物品那样通过市场供给，这是由公共物品所具有的两大特征决定的：一是非竞争性。一个人对某一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妨碍或影响他人对该物品的同时消费，即并不减少其他人从该物品上所获取的利益，因为向一人或向多人提供该物品的成本是相同的。二是非竞争性。一旦某公共物品被生产出来，就无法阻止他人对其消费，即排斥任何潜在消费者从这些物品上获益通常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它存在，你可以消费，我也可以消费，这与私人物品根本不同。公共物品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在公共物品领域常常出现“搭便车”行为，即一部分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费用，而大多数人免费享用。同样，农村公共物品消费也存在着不花钱而搭便车的可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理性经济人”从自己的成本一收益角度考虑，以最低的成本甚至没有成本去享受公共物品的最大利益。长此下去，任由搭便车现象存在，那么最终结果必然出现农村公共物品的短缺。由此可见，公共物品领域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奏效的。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提供农村公共物品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一是能够大大节约交易费用，克服外部性；二是能够较好地解决农村公共物品消费中的公正性问题。

但是，政府在克服公共物品领域的市场失灵中，却难以避免自身存在的失败。公共物品供给实际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由于政府“理性经济人”的缘故，必然出现公共物品领域的双边垄断、信息不对称和预算最大化等问题，从而导致公共选择过程中的政府失败。具体地说，由于政府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存在垄断权，即没有竞争对手提供同样的服务，加之公共物品是一种数量和质量都难以直接界定的物品，因此公众很难对政府的产出进行有效的监督，而政府又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取额外的利益，从而导致政府部门总是有一种预算扩张的趋势，而预算规模扩大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行政部门的膨胀。虽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无效率不是行政部门膨胀的必然结果，但政府行政部门的膨胀和低效却是农村公共物品短缺和供给低效甚至无效率的直接原因。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农村公共物品方面具有的优势表现在，它能够把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把公平与效率原则加以结合。所谓非营利组织，是指具备法人资格，以公共服务为使命，享有免税优待，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盈余不分配给内部成员的机构或组织。它具有非营利性、组织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征。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它既具有政府部门的公共性或公益性特征，又能以更类似于企业的方式运行，既能够做到以公平为宗旨，又能够突出效率目标，实现效率优势。非营利组织独立于政府官僚体系，是公民志愿参与的自治性组织，它不同于政府机构的权力等级制的运作原则，而是多样的、灵活的、平等的、参与式的组织结构，因而在提供某些农村公共物品时比政府更具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可见，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已成为必要，它有利于维护农民的利益，是回应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需要。

二、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实现形式

市场机制是以自愿求私益，通过平等的市场活动主体之间的合同与契约、自由交易、公平竞争、个人经济权力的满足等活动追求私人利益，经济领域是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运作形式；政府机制是以强制求公益，通过公共权力的运作和政府组织之间纵向的“命令—服从”关系追求公共利益，政治领域是以政府强制机制为主要运作形式；社会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其机制是以自愿求公益，通过具有平等地位的社会活动主体的个人选择、理解，形成共同的道德和信念等活动追求公共利益。而这种机制的运作必须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才能得以展开。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需要依赖于农村的非营利组织形式，其主要包括农村行业协会、农村合作组织和农村社区自治组织。

1、农村行业协会供给

行业协会的主要作用是能为广大农民提前、产中、产后服务，解决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经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而当前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是导致他们在同非农产业进行交易和谈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因为单个的企业是获取信息的弱者，较高的信息搜索成本使得企业在市场运营中处于不利地位，对此解决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行业协会组织来提供单独企业共同需要的服务。因此，现实的选择是优先支持农民发展各种专业协会，通过专业协会的发展来推动综合性农民协会组织的形成。优先发展农村专业协会，将目前政府直接调控农户变为政府通过专业协会间接调控农户。这既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平稳发展，减少农产品供给和农民收入增长的波动，也有利于切实有效地精简基层政府机构，减轻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农民专业协会的发展还有利于农户更好地联合起来，保护自身经济利益，提供多种多样的公共物品。

2、农村合作组织供给

农村合作组织，是指处于市场竞争不利地位的弱小生产者，按照平等原则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通过个体经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或改善经济地位的组织。实践证明，农村合作组织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经济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经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处在发展阶段，还很不完善，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政府要增加对农村合作组织建设项目的投入，从税收、资金、政策三方面加大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农村合作组织就可以成为农民发展生产的“领头羊”。近几年，我国由于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而逐渐形成的农业规模效应正日益凸显，农村合作组织在不同的领域和环节，向农村社会成员提供生产、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的社会服务，为农业经济的增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为农村合作组织成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形式创造了条件。

3、农村社区的自我供给

社区是指那些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是关系密切、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富于同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利用社区的力量来进行公共物品的供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善治。农村社区提供公共物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社区提供公共物品的范围、领域、形式也在不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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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社区通过产前契约的形式供给公共物品。产前契约是布鲁贝克尔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在社区没有某种公共物品而该物品又为社区中的人们所需要的时候，在生产前社区成员进行谈判，如果社区成员正确表达了自己的偏好而愿意付相应费用，就可形成契约，如果成员表达各自的需要程度不足以生产出公共物品，则资金归还社区成员，契约无效。产前契约的难度在于社区成员能否真实地表达自己偏好并愿意付相应的费用。通过产前契约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我国农村社区也较常见。例如，一个村民组由于天气的干旱需要筑坝蓄水灌溉农田，通常的做法是村民组长邀集本村民组每户人员开会商讨出工或出资的问题，村民根据自己的偏好一家里是否有或有多少农田在该坝灌溉范围之内——选择是否出工或出多少工，最后达成契约去筑坝。

(2)农村社区组建社区管理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社区管理组织即社区履行社区公共服务的组织。但它们通常是由社区团体而不是政府机关来管理。有时，这些组织也成为公共资产的所有者。社区管理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主要特点是：社区管理组织的组建是建立在社区成员自愿加入和退出的基础上；社区管理组织提供的公共物品仅仅提供给参加本组织的成员；社区管理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小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

(3)农村社区与政府合作供给公共物品。社区与政府的合作供给是指由地方政府与公民组织在提供特定公共物品项目上达成书面约定或合同。从本质上讲，它是政府采用的一种合同外包形式，即政府将原来由政府公共部门直接承担的服务项目，通过协议的形式，授权委托给社区的非营利组织或其他公民社会团体组织，民间组织运用一定的生产形式和机制，直接向社区相关公民提供服务产品。它一般以社区—政府合伙公司的外壳运营，在这种公司即社区和公共机构的合作企业，社区和政府有共同的目的和任务——提供满足农民共同需要的公共物品。

(4)农村社区的个人自愿供给公共物品。自愿提供公共物品与社区成员长期形成的社区文化有关，社区文化如果有利他主义倾向的，自愿供给就可形成。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区自助成了社区管理的特色。美国社区特别强调政治参与和社区文化，美国的教育，从小就培养学生回报社会的理念，因此，美国有着良好的公共物品社区成员自愿供给的传统。在我国农村，社区成员对农村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还比较少见，但也在逐渐增长。所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村地区还需大量涌现像美国、新加坡、台湾等地的社区成员自愿提供的公共物品。

三、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政府行为选择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一方面源于政府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源于市场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失灵。但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中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必须依靠政府的扶持。具体而言，在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政府应从政策、经济、道德等方面予以支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

1、制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虽然发展较迅速，但还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现行政策法规导向作用不明确。1998年10月公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开始实行严格的登记注册和业务管理制度，这种“入口”管理和“过程”监督并重的制度使得非营利组织难以发展。所以，其直接的后果是堵住了非营利组织进行登记注册的合法通道，并将政府的有限资源和精力耗费在如何限制非营利组织的成立上。实际上，政府的政策应更多关注“过程”监督，给予非营利组织一定的激励，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激励，主要表现在税负、鼓励捐赠、税收征管等方面对非营利组织的优惠政策，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相关法律法规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研究，来确定这些法律法规的普适性、针对性和有用性，同时，应建立相关的诉讼救济机制，对于不予登记或者不予审批等现象，应当提供司法救济渠道，使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司法审查来对政府行为进行合理限制和监督。

2、经济支持

由于非营利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是非营利性的，所以其经济来源很难靠自身解决。然而，任何一个组织的有效运行都必须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作为后盾，非营利组织经济来源一般有自己赚来的收益、政府的合同与补助、私人支付与捐赠。从国外的实践经验来看，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仅来自社会的捐赠，政府的财政支持也是一项主要来源，在美国，政府是非营利组织的最大收入来源，占其预算的比例从2／5到一半以上。虽然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发展有其特殊性，但政府财政的支持是各国鼓励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普遍做法。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正处于逐步发展阶段，更需要政府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所以，政府可从财政中划拨一定比例的款项，专门用于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益事业，政府经济支持的主要目的是维持非营利组织的顺利运营，另外还能带动私人捐赠的积极性。

3、道德宣传

非营利组织的运营，特别是社区层面上提供的公共物品，很多都是靠志愿者自愿、主动提供的，因此，政府的道德支持必须相伴而生。登哈特夫妇断言：政府在道德上还有责任确保任何通过这种过程产生的解决方案都完全符合正义和公平的标准，并且确保得出解决方案的过程完全符合民主政体的规则和道德。他们还坚持，政府应该鼓励公民关注更大的社区，鼓励公民致力于超越短期利益的事情，并且愿意为自己邻里和社区中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个人的责任。其意思是政府在道德上要保证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首先要符合民众的利益选择，其次要考虑到正义性，并且通过道德宣传鼓励个人与社区利益保持一致。在我国，“以德治国”是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如果政府能在非营利组织和农村社区层面加以具体落实道德的力量，则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将会加速发展，民众的道德水平也将会迅速提高。

4、加强监督

篇5

苏北经济：中心城区与苏南趋近，县域发展落后

1.地级市中心城区经济趋近苏南，人均产出和单位面积产出较低

第一，中心城区经济与苏南、苏中差距缩小。近年来，苏北五市重点抓位于中心城区的园区经济，因此，虽然苏北中心城区园区经济还很难与苏南园区经济相比，但其支撑了苏北五市中心城区的经济发展。苏北五市还涌现了一批具有500亿元以上销售规模的产业和在全国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目前，苏北五市的中心城区经济与苏南、苏中的中心城区经济相比，发展差距呈缩小趋势。

第二，地级市经济体量小，人均产出和单位面积产出低。苏北地区经济相对苏南落后，主要表现为各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低。

在地区生a总值指标上，2015年只有徐州地区生产总值（GDP）突破5000亿元、盐城突破4000亿元，淮安、连云港、宿迁三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均在3000亿元以内，仅相当于苏州、无锡一些所辖县市经济总量；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指标上，苏北地区不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还是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均低于苏南、苏中，是江苏经济真正的“洼地”（见上图）。

2.苏北区域经济发展最大难点是县域经济落后

第一，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偏低。苏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主要反映在县域经济。2015年，苏北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的县市只有东台、邳州、新沂、沛县四县市。

从201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划分的县市分档情况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5万元的县均在苏北五市，苏北五市人均GDP高于5万元的县市，要么处于容易接受上海、苏南等地经济辐射的苏北地区南部（如民营经济起步较早的东台、建湖、金湖），要么位于交通便捷地区，要么属于资源丰富地区。

第二，县域经济普遍缺乏真正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苏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主要原因仍然是在县域经济层面。苏北21个县市，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期。从工业增加值情况看，江苏2015年工业增加值低于200亿元的县市，除了分布在苏中的扬州外，大部分在苏北地区。苏北地区许多县市基本处于工业化早期，即使有工业，也是以环境污染型产业、产能过剩型产业为主，除了一些农副食品产业（如酿酒业等）外，缺乏真正具有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第三，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少，工资性收入占比较低。尽管苏北地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工资落后于苏南、苏中，但是考虑到物价尤其是房价等因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收入相对差距并不显著。2015年苏南、苏中两地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工资只是苏北地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工资的139.58%、118.98%，最高者南京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工资只是最低者宿迁的152.42%。

对照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15年苏南、苏中分别是苏北的164.44%、121.83%，最高者苏州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者宿迁的200.28%。从分项比较看，导致苏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下的主要项目在于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三项。

苏北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难点

1.城镇化与产业化脱节，城镇化集中表现为房地产化。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商品住房成为城乡居民最大市场需求后，苏北地区开始了以房地产业发展为核心的土地城镇化。一些县市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无限扩大开发区，不断扩大建成区面积，甚至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这就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失地农民增多和一些地方后续社会保障跟不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另外，不少县市采取“摊大饼”的方式推进城市化，一些县市建超高层写字楼、大搞“城市综合体”，一些城市以建设工业园区为名，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为目的，大搞扩城、造城运动。盲目造城的同时，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和公共服务缺失，城镇化有变成“炒地皮”、“房地产化”的风险。

苏北一些县市的建成区与苏南、苏中一些县市的建成区面积相差无几，但是县市地区生产总值差距极大，通常有2-3倍差距。例如，2015年睢宁、滨海与丹阳建成区面积均为33平方公里，但是丹阳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睢宁、滨海的2.37倍和2.96倍；灌云与溧阳、启东建成区面积均为28平方公里，但是溧阳、启东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灌云的2.46倍和2.68倍；射阳与如东、海门建成区面积均为25平方公里，但是如东、海门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射阳的1.65倍和2.245倍。另外，从行政区域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看，苏北县市的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仅相当于苏南一些经济发达县市（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的1/10，甚至与中西部地区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市差不多。

2.城（镇）乡二元结构凸显。苏北地区普遍存在半城镇化现象，其实质就是苏北地区超过500万的异地进城农民既不能平等地享有所在城市市民权利，又不能割断与户籍地土地、宅基地以及与原农村集体的联系。“半城镇化”虽然减少了城镇化、城镇现代化建设的即期成本，但是增加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解决的仅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城镇化（也就是非农就业化），而非人的城镇化。因此，化解城（镇）乡二元结构问题是苏北地区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3.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苏北地区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许多县市开发区和新城新区数量过多、面积过大，产城结合和人口集聚能力不足。

本来城镇化集约了人口，可耕作的土地因此可以增加，但现实情况是苏北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占用国土空间过多，基本农田和优质耕地减少过快。苏北地区以平原为主，城市主要为农田包围，城市边界任意扩张，不利于形成分工明确、布局科学的城镇体系和空间分工格局，也影响城市运行效率提高，一些县市“城中村”和“城市贫民区”问题突出。

苏北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方向与策略

1.苏北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方向

第一，苏北全域：网络型城镇化。随着高速铁路网络化建设推进，苏北地区网络型城镇化阶段即将到来，各个区域中心城市只有精准定位，找准差异化发展方向，才能找到终极产业和过程产业。在不久的将来，苏北地区五个地级城市都是国家高铁网上的节点城市，其中，徐州凭借“陆上交通区位优势+科研教育优势+经济总量优势”，可发展成为淮海城市群核心城市；连云港凭借“海陆交通优势+区位优势”，可发展成为淮海城市群对外门户城市和临港工业城市；淮安凭借江苏中北部（苏北+苏中）几何中心和陆上交通枢纽，可发展成为江苏中北部中心城市；盐城凭借苏北沿海经济带地理中心区位优势、沿海高速铁路（上海―青岛）和徐淮盐（徐州―淮安―盐城）高速铁路枢纽交通优势，可发展成为江苏沿海经济带工业基地城市；宿迁凭借合青（合肥―青岛）高速铁路和徐淮盐（徐州―淮安―盐城）高速铁路枢纽交通优势、农产品食品优势，可发展成为苏皖边界中心城市和苏北地区制造基地。

第二，中心城市：离散型城镇化。离散型城镇化也就是以某一中心城区为核心，向多个方向辐射发展，其城镇化主要特点：一是除了继续强化区域中心城市（区）的竞争力外，向多个方向的县域中心（城）、特色小镇（城）发展构成了城镇化核心内容；二是以非农产业为基础，发达的非农产业足以支撑整个重点镇（城）发展，并逐渐成为城市副中心；三是整个镇域经济以本土民营经济为基础，但不排斥吸收其他外来经济成份，如外来民间资本、海外资本和国有资本等。

苏北区域中心城市徐州、淮安、连云港、盐城、宿迁等，要以市区乃至整个市域为范围，充分利用离散型城镇化动力机制，以所辖县市城区为依托，构建“1+N”城镇群体系。

第三，县级市：极化型城镇化。苏北21个县级市应以县城（县市城区）为中心，集聚资源发展极化型城镇化，加速城镇化与产业化同步发展。

极化型城镇化以资源和人口向城区集中为主要特点：一是城镇化以县市为单位，由于许多县市的镇村主要以农业为主，只有县市城区存在少量工业，城镇化重点是完善县域城区中心功能，尤其是完善县域城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卫生医疗中心、交通中心等；二是在发展经济中心方面，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寻找能够带动整个县域发展的非农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同时，规划、引导三次产业合理有序健康发展；三是整个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基础，但不排斥吸收其他外来经济成份，如外来民间资本、海外资本和国有资本等；四是城镇化主要以县市城区为主体，重点推进县市城区经济发展，把县市城区经济做大、做强，走公私合作型（PPP模式）城镇化、内外资本联合型工业化同步发展道路。

苏北地区经济落后根源在于县域经济不发达，而县域经济不发达在于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滞后；县域范围内极化型城镇化重点是突出城区发展。在县域范围内的县城、中心镇和特色镇、一般乡镇、农村社区（村）四个人口聚落层次中，县市城区居于核心位置，中心镇和特色镇、一般乡镇、农村社区（村）大多没有工业，以分布满足本地需要的农村服务业为主。因此，在极化型城镇化推动下，苏北地区每个县市必须以县市城区开发区为载体，做大、做强县市城区经济，大力推进“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和“民营资本助推城镇化”两种发展模式，积极推进中心镇、特色镇的特色产业发展，一般乡镇、农村社区（村）农业现代化。

2.苏北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策略

第一，优化行政区划和交通规划，培育新兴中小城市。首先，改洪泽县为洪泽区，推动淮安市由运河时代进入大湖时代；其次，合并丰县、沛县为副地级市丰沛市，由徐州管辖，统一整合汉源文化资源，重点建设丰沛新城，使之成为徐州北部副中心和苏皖鲁豫边界中心城市，丰县、沛县改为副地级市丰沛市两区，管辖范围与原来两县相同；再次，合并邳州、新沂两市为副地级市新邳市（名称暂定），由徐州管辖，使之成为东陇海经济带中心城市、苏鲁边界中心城市和徐州东部副中心，邳州、新沂两市改为副地级市新邳市（名称暂定）两区，管辖范围与原来两市相同；最后，一些县可改为县级市，如沭阳、盱眙、东海等县改市，扩大人口就地城镇化比重。

第二，加大省级财政转移力度，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苏北地区可以从交通区位、人力资源、产业基础、自然资源等多个维度选择发展产业。从存量产业发展情况看，苏北地区主要存量产业可概括为农业产业化型产业（板材家具、食品饮料等）、矿产资源加工型产业（煤电、煤化工、盐化工等）、外来转移型产业（化工、造船、纺织服装、电子装配、医药、石油化工、钢铁等）、新生发展型产业（汽车、工程机械、风电装备、光伏等），但这些产业有的属于资源枯竭型产业、水土不服产业、产能过剩产业，必须找到与苏北地区交通区位、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匹配的能够持续发展的产业，对存量产业进行筛选和排序。

苏北地区应当逐步通过产业发展（定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政策制定，吸引农民工、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就业，政府通过一切办法解决小微企业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市场准入问题和“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于淮河―苏北灌溉总渠以北的真正苏北地区，要加大省级财政扶贫转移力度，提高国家级贫困线以下人口补助标准，对于留守妇女、儿童、老人问题，要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降低创新创业门槛，对于主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型小微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低税或免税政策；对于承接苏南以及其他地区适宜苏北发展产业，给予一定财税减免和土地建设指标，尽一切可能降低企业因产业转移造成的成本上升；对于农民工、大学生返乡创业，既要降低税负，同时，政府要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并成立创业引导基金，通过政府搭建平台，加强企业与银行对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第三，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以多种形式有序参与城镇化建设。民营企业参与小城镇和新农村社区建设，解决了城镇化过程中“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什么”等瓶颈问题。民营企业将自身的优势与城镇的特点相结合，发展适合城镇的工业、商业、旅游业等产业，为城镇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民营企业参与小城镇建设，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通过土地流转，农民由一家一户的传统农耕方式转为现代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加速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民搬进现代化社区，提高了生活质量，并享受市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农民成为企业员工有了工资性收入，加入了农业合作社有了分红收入，土地出租有了固定的财产性收入。倡导采用PPP模式，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城镇的供电、供水、道路、通信、燃气、热力、垃圾污水处理等项目的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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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空巢老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医疗卫生条件的逐步改善，生育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1亿人，其中，外出从业劳动力约1.32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资源的25%。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流动由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激增。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农村向城市流动加剧空巢化。民政部中国社工协会副会长赵鹏奇谈到，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规模已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自我养老和社会意识低的现状。人口的老龄化给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农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及养老需求

（1）经济收入保障需求。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难，劳动强度大。当前，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对城镇而言，农民的养老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许多空巢老人只要尚有一丝劳动能力，就需要劳动养活自己。（2）日常生活需求及医疗需求。目前，我国老年人中70%患有各种老年病，其中15%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患有严重疾病的老年人，有一部分生活在农村空巢家庭中，他们既没有儿女在身边照顾生活起居，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请保姆进行日常生活的照护，其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因此，农村空巢老人迫切需求日常生活的照顾以及医疗照顾。（3）精神需求。农村空巢老人普遍存在孤独感，文化生活缺乏。绝大多数农村空巢家庭的子女一般是年初外出，年终回家，在家待的时间很短，老人与子女面对面的交流更加有限。此时，如果配偶尚在，夫妻双方还能彼此相互慰藉，一旦丧偶，失去对方的沉重打击会给老年人带来严重的精神创伤，甚至引发身体疾病和精神障碍。

三、关于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的建议

（1）关于保障经济收入需求，要全方位探索农村老人经济保障新模式。一是促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二是建立农村老人生活补贴制度。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扩大新农保覆盖面，不仅做到全民覆盖，更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四是完善农村老年医疗保障制，逐步提高住院费报销比例的同时，对60岁以上的农村参保老人门诊费给出报销标准，将慢性病管理列为医疗服务内容。（2）关于保障日常生活需求及医疗需求，一是建立社区和乡村养老模式。我国的农村社区主要特点是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人口密度低、人口规模小、同质性强，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受传统势力影响较大，社区成员血缘关系浓厚。二是积极鼓励打工青年返乡创业。（3）关于保障精神需求，一是大力发扬尊老的优良传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社会中形成“敬老”、“爱老”的良好风尚。二是动员各种力量兴办农村养老院或空巢老人文化村。实现空巢老人的集中供养，破解农村养老难题，将有助于解决空巢老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籍方面的需求。三是鼓励低龄空巢老人与高龄空巢老人之间形成互助。用“助人自助”、“换位思考”的理念指导低龄空巢老人为高龄空巢老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四是加强空巢老人的维权意识。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周运清，彭锦．空巢老人玫瑰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9）

[3]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EB/OL]．http：//stats.省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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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32-03

社区公共服务是政府社会管理的新载体。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各种主体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整合社区资源，健全服务网络，创新服务方式，逐步建立覆盖社区全体成员、服务主体多元、服务功能完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在社区公共服务发展模式的探索中，各地创新出各种有效的模式，如武汉百步亭社区模式、北京回龙观社区模式等。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在城市家庭中普及率越来越高，互联网的优势日益凸现，充分利用互联网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使网络虚拟与实体公共服务体系相结合，构建立体、全方位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成为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新趋势。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即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又称福州法治社区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此方面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探索。

一、“福州模式”发展现状及主要特点

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fzsqw.省略/ ）是由福州市司法局、北京互联通享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办，各级党政核心部门、社区居委会参与，通过社会化运作的综合性社区服务网站集群，是全国首家以普法为主线，以社区为服务对象，力图使社会各界资源集聚、共享的数字社区媒体；是全国首家以社区为精准分众的数字社区媒体，是实施国家社区法治化、信息化战略，立足“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公共服务平台。其以“电子政务加速器、社区经济孵化器、百姓生活动力器、商家营销导航器”为指导，以“亲民、便民、利民”为宗旨，以“构筑法治信息平台、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建设法治和谐社区”为目标，以不断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出发点，整合社区资源，创新服务方式，为广大居民提供方便、快捷、实用的多样化服务。目前，网站设有多个栏目与专栏，是一个由福州社区网总站和包括福州市鼓楼、台江、晋安、仓山、马尾五城区300多个社区网站组成的网站集群。其以自己突出的特点和先进的理念创新，已逐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福州模式”。

据笔者总结，“福州模式”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构建纵横交错的网上立体公共服务体系。根据我国目前的行政层级划分，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从纵向上划分为三级（市、区、街道），加上社区层级，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总共为金字塔型的四级，从上至下每一层级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网站，每一层级的网站与自己所管辖（或指导）的下一层级的网站之间，以及平行的层级网站之间实现网网联动、信息共享，其网站集群的最基本组成单位是300多个社区网站，为福州市五城区200多万人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从横向角度上看，每一层级网站内容丰富，主要子模块相对统一，主要包括：资讯抢先看、办事在社区、法律进社区、工商进社区、银行进社区、电力进社区等三十个子模块。纵向和横向交错有致，共同构成网上立体公共服务体系。

2.内容丰富，功能齐全。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定位为“电子政务加速器、社区经济孵化器、百姓生活动力器、商家营销导航器”，其主要内容包含了面向社区的公共行政事务（具体如工商、地税、环保、综治进社区等）、公用事业服务（电信、电力进社区等）、商业便民服务（金融进社区等）、社会便民服务（就业进社区等）、信息提供（便民情报站等）等六大类内容，为社区居民工作、生活提供着全方位的公共服务。

3.强调互动，便捷实用。 一方面，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在设计上考虑到社区居民与相关主体互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内容、程序的设计上为网络互动、沟通交流提供便利；如居民在输入必要的信息后可以注册成为会员，可以登录“会员管理中心”窗口获得“法律咨询”等六个方面的法律服务，社区“在线律师”可以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另一方面，网站上设有“网站使用指南”栏目，使初入网站者能快速掌握使用网站的技巧；网站上还设有“问吧”搜索引擎，使使用者能便捷寻找网站上所有对其有用的信息。此外，互联网的优势使社区居民足不出户便能高效利用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快速了解信息、解决许多现实问题。

4.政府与市场携手，互利共赢。由于社区公共服务内容繁杂，既包含行政管理范围内的内容，也包含大量商业服务的内容，还包括了居民自治、自我服务的内容，这就决定了采用单一模式运行机制无法达到最佳的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务的目的。为此，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创造性地采用了由福州市司法局与北京互联通享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办，各级党政核心部门、社区居委会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政府（具体由福州市司法局负责）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并承担监控网站集群运行的责任；企业（北京互联通享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网站经营、维护方面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充分挖掘为居民提供商业服务的商机，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居民获得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二、“福州模式”的理念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基石。福州市包含外来人口在内总人口约780万人，市城区有300多个社区，人口比例约占总人口的40%。随着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社区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地，如何高效、全面地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成为福州市社区建设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而“福州模式”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积极尝试，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

其一， 融管理与服务于一体。社区事务涉及内容极广，既包括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共行政范围内的管理事务（工商、环保、税务、 计生等）也包括其他公共行政范围外的社会经济事务。而随着“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入发展，管理与服务之间界限日益模糊，大量传统的公共行政事务日益体现服务理念，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在社区网集群内容设计中将社区公共行政事务与其他社会经济事务有机融入全方位公共服务的整体范围内；另一方面，传统公共行政事务范围内事项（如税务管理）则寓管理活动于全面服务范围内，立足“公民本位”，设置子栏目，充分体现服务理念。

其二，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运行模式。目前中国城市社区网站的运行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由居民自建的、自己维护的网站；二是开发商或物业管理公司自己建立并维护的网站；三是物业管理公司与网络公司共建的社区网站。[1]从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三种模式各有一定缺陷：第一种模式内容、作用受局限，现阶段运行存在资金困难等困境；第二、三种模式通常着眼于社区物业服务的具体内容，同样无法囊括全面公共服务的内容。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的运行模式符合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相分离的理念，由政府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具体由专业企业运作，政府把控方向，从而有效解决了网上公共服务体系资金、方向、技术等各方面的问题。

其三，网上与现实公共服务体系相结合的服务模式。互联网本身是一种沟通工具，与电话“点对点”的即时沟通方式相比，它可以实现“点对面”的沟通，并且有、接收、视听等功能，这些特性，恰恰可以满足社区人与人之间沟通、融合及现代公共服务发展的需求。社区网是建立在真实社区的基础上，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网络技术，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场所及现代公共服务发展的重要平台。[2]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将政府、社区、商家、居民等多种资源有机整合，形成平有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成为政府政务公开的窗口、社区管理的平台、居民生活的帮手、企业发展的舞台，为社区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服务。利用社区网提供公共服务相对于现实社区中的实体公共服务体系而言具有效率高、互动性强、相关结构趋向简化等优点。二者相结合有利于构建成立体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市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三、存在的问题及再造的思路

虽然“福州模式”在理念上有一定创新度，在现实中也取得一定成绩，但毋须讳言，“福州模式” 无论在建构的思路还是在具体运行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影响到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的进一步发展。应当进一步开阔视野，吸收社区网络治理的新理念，对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进行有效再造。

1.针对设计内容上的不足，从居民本位出发进行栏目再造，进一步提高性能、完善体系。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调查，“福州模式”的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具体内容方面，虽然目前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是300多个社区网站的集合，但属于同一区的社区网站内容大多雷同，真正具有本社区特点的内容只有“公交线路”、“社区联系电话”等极有限的信息；页面设计繁杂、具体项目设计众多，模块不清晰，对于电脑技术有限的年长居民而言更是凸显使用不便的缺陷；目前现有的内容多以提供资讯为主，真正开发设计的具有创新性的针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栏目很少；内容更新的速度慢。其次，在具体效用方面，福州市社区网站的一些功能在现实中并未真正实现，设计中的互动环节基本未实现。如网站中的互动栏目“社区大家谈”实际成为居委会信息场所，网站上设计的“网友评论”、“我想回答”子栏目中网友的回应数量基本为零。此外，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在最初设计时是由福州市司法局组织的，其以“普法”为核心，力图“把公共服务内容与普法紧密结合”，这种由司法行政管理机构而非综合管理机构推进的模式也导致了法制教育、法律服务内容比较完善，但其他公共服务内容不足的问题。

“福州模式”并未达到其预期目标，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网站设计存在缺陷，居民认知需要一个过程等原因，但从深层次上看，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整体设计没有脱离传统官僚机构层级管理的旧的思路，未能真正从居民视角出发构建具有创新性，能为居民真正提供便利、高效、可操作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其未发挥实效的根本症结所在。借鉴“流程再造”的理念（指对企业的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彻底性再设计，从而获得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方面业绩的戏剧性的改善，其中“根本性”、“彻底性”、“戏剧性”和“流程”是核心特征），[3]应当从“居民本位”角度而不是传统的“机关本位”的角度对使用社区网的流程、整体模块、具体栏目设计进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彻底性再设计，简化程序、强化互动，增强其实用性、可操作性，以逐渐建构较为完备的信息采集工作体系、公共服务工作体系、行政辅助服务工作体系、公益服务工作体系、便民服务工作体系，使其真正成为全市社区网络服务的中心、社区信息数据汇集与交换中心、社区管理数据访问的通道、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互动交流平台。在此系统再造的基础上应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扩大、提高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使用范围、频率，使越来越多的人能认识它，并不断增强对其的认可度，逐渐提高其效用。

2.克服运作模式的缺陷，变“蜘蛛型”为“海星型”模式，真正成为社区网络治理有效平台。所谓社区网络治理是指为了实现与增进社区公共利益，众多的社区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利，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而目前的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是自上而下构建的，由政府机构出资，政府在其运行中占据完全的主动，政府不仅是倡导者而且还是资金支持者、组织者，掌控着社区网集群发展的模式和方向。作为社区网络治理，“一方面，必须将现行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直线式社区建设结构，变革为上下结合多元互动的横向网状结构，以便使更大范围的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另一方面，通过使居民成为社区自治组织的成员，将居民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让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建设，通过自助、互助建设自己的社区家园，提高居民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各个横向网络之间是平等合作关系。这两方面恰恰是社区网络治理的基本逻辑”。[4]根据以上标准，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虽然利用了互联网的先进形式，但仍未脱离自上而下传统的公共服务体系、模式的窠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网络治理。

虽然在现阶段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由强势的政府推进、操办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具有一定现实性和可行性，但这种模式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弱化了公共服务中公民自我服务的意识，不利于公民自我服务的发展。“治理”理论及“多中心”理论均指出，政府与公民、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公共服务职责的划分应当遵循“辅原则”，公民或自治组织的自我责任和合作优先于国家责任，国家只有在公民或公民组织的社会组织不能或不再自我服务、自我救济的情况下才提供帮助；而根据萨瓦斯的归纳，“志愿服务”及“自我服务”为公共服务基本类型之一。目前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的设计中却忽视了公民自我服务、志愿服务在现代基层公共服务中的作用，这不利于社区公共服务的健康、全面发展。二是不利于培育公民自治精神，不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在具体形式上各层级网站之间互联互通，但其本质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直线式社区建设结构，官僚体制的科层制度仍起着重要作用，相关组织结构并未扁平化，公民在其中充其量只是被动的客体，这不利于培育公民自治精神，不利于实现真正的社区网络治理。

美国学者布莱福曼与贝克斯特朗将组织从形态上划分为“蜘蛛型”组织、“海星型”组织以及混合型组织这三种类型，利用其分类，可以将科层制集权化的组织视为典型的“蜘蛛型”的组织模型（支配蜘蛛行动的是蜘蛛的脑袋，如果失去了脑袋，蜘蛛必死无疑），分权化、开放性、多中心的社区网络治理组织可以视为“海星型”组织（海星的主要器官遍布每一个肢节，代替头部发挥作用的都是一个分散化的细胞网络）。[5]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从本质上看是以政府为主体，其组织形态仍是“有头”的“蜘蛛型”组织，其与主要由居民自主掌控、每个人都是平等而自由的个体的“海星模型”的社区网络治理组织存在着本质区别。在“海星型”组织中类似海星不同肢节的多中心的公共行动者通过制度化的合作机制，相互调试目标，共同解决冲突，增进彼此利益，这是社区组织发展的方向。“排除了‘蜘蛛型’组织中的掌权首脑，一个权力与智慧发散于它所搭建的放射性关系网中的组织，必然显现其民主自治特性。通过社区网络平台的创建，扩宽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渠道，调动起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为社区民主的培育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6]近年来高层日益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而基层政治民主的发展是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之一。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要从“蜘蛛型”模式嬗变为“海星型”模式，其关键是政府从全面把控的角色中逐渐退出，促使福州市社区网站集群成为探索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试验田，使其逐渐发展成社区自治、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平台。

3.突破仅限于城区的局限，进一步连通乡村社区网，加快城市化步伐，促进城乡协同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城市化也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之中。 “近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农村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明显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水平，但长期形成的城乡公共服务利益二元结构并没从根本上得到改变。”[7]此外，在目前虽然逐渐进行变革但仍大量存在的市管县体制下，城市政府管理着大量农村区域；而在城市内部，“城中村”问题同样是困扰城市发展的难题之一。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复杂原因，目前城乡二元割据的现象虽仍然存在着，但从作为公民所应当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来看，城乡居民应当享受同质、均衡的公共服务，城乡二元割据最终将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如何在此持续城市化过程中打破割据，做好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与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连通，为二者之间最终兼容打下基础，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目前社会发展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由于互联网具有连通便利、快捷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并促使其与城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连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具体体现在：

其一，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同为基层社区，具有许多共同点，通过大力发展乡村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并使其与城市社区在线平台连通，更有利于相互之间取长补短，缩小差距，协同发展。如一些乡村社区在基层民主的探索方面较之城市更为真实、先进，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方面发展更好；而城市在公共服务模式、机制、发展程度等方面做得更好，二者之间相互学习的空间很大。其二，消除城乡二元割据、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乡村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并使其与城市公共服务在线平台连通，有利于使即将转化为市民的村民认识、熟悉城市公共服务具体内容、政策、机制，为其更好转变为市民，以及对促进各地顺利推进城市化提供条件。

对此，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已做出初步探索，建立起乡村社区网的模块，在具体网站设计上有一些体现与城市社区网不同的栏目(如“三农”服务站)，但从整体上看，福州市乡村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尚处于初始启动阶段，具体体现在，目前所建成的网站仅有由福州市新店镇西园村民委员会主办的福州西园村网（xyc.省略/xcpd/sjzrzx.asp ），且栏目内容单一，与城市社区网有较大雷同，基本不能体现乡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虽然村民文化素质、上网操作技能、互联网普及率等方面与市民存在较大差距，乡村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但这应当是福州市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福州模式”应克服困难，大力推进，并通过城乡社区在线公共服务平台的互通加快城市化步伐，促进城乡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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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蓓蕾,孙荣.城市社区网络治理：内涵、建构与实证[J].中国行政管理,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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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其实质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同时转移。所以要想实现城镇化首先是二三产业在城镇的发展，从而为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二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要素资源的集聚。在城镇化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城镇的规模；二是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针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有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目前对地域发展模式的研究较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我国地域城镇化发展的模式。

一、“苏南模式”

教授在1984年《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苏南模式”是教授提出的第一个经济模式。所谓“苏南模式”，通行的理解是指苏锡常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进行非农化的方式和路径。其是由江苏省南部的农民率先实践的一一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办和村办工业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以依托中心城市为主、以县乡干部为主要决策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该模式是总体上是以政府推动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乡镇工业发展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乡镇、村集体经济为主要的所有制形式，以乡镇企业为主要的工业化主体，以小城镇为主要的空间载体，以“离土不离乡”为主要的劳动力转移方式，实现农村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发展。其发展路径主要特点有：一是走社区政府推动的内发型发展路子，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发展乡镇企业，采取乡镇政府为主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二是发展有特色的商品市场，由此推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如苏州著名的纺织品市场、常州的棉纺织品市场。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以分散的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是对温州地区独特经济发展路径的理论概括。该模式是以民间资本为主要来源，以手工业的家庭生产和经营为主要形式，以小商品专业市场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特点是自下而上，由农民推动、以小商品起步，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靠家庭经济和商品市场推动小城镇的发展。温州的城镇起源于集镇，随着集镇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资金以及各种优势资源要素不断向其集中，这些集镇逐步成为一个地域的发展中心，并具备了一定的辐射带动功能，自发形成为当地的城镇。经过数年，这些城镇的民营经济和专业商品市场进一步发展壮大，城镇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成为了温州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

三、“珠江三角洲模式”

珠三角是指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模式和城镇化模式，是我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城乡一体化进程发展最快的地区。珠江三角洲模式是一种引进外资型的工业化、城镇化模式，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是国际劳动分工和产业转移的结果。海外投资和制造业向珠三角地区的转移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来自香港的投资对珠三角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一方面几乎完全吸收了当地的农村劳动力，使珠三角地区在全国最早实现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直接推动了该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出现本地劳动力供不应求，又使其成为全国吸收外来人口集聚最多的地区。

四、“成都模式”

成都模式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另外再配以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该模式是一种以产业发展为中心，以土地与农民集中为主线，以城乡整体规划为指导的发展模式。其推进城镇化的重点，一是以县城和区域中心镇为城乡一体化的载体；二是以科学规划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促进资源、节约利用；三是以产业发展作为支撑城乡一体化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基础；四是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五是明确城乡一体化需要系统化的制度建设和保障；六是指出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农民转为市民的问题。

五、山东德州“两区同建”模式

山东德州“两区同建”模式以农村城镇化为重点，以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就地就近市民化为路径，同步推进农村产业园区和新社区建设，并纳入全市城镇化体系来规划和管理，追求全域农业产业化、工业现代化、社区城镇化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目标，真正实现了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就地市民化”。其主要做法是：以社区带园区、以园区促社区，全力推进居住向社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德州“两区同建”模式被视为“居村农民就近城镇化”的典范，受到国内广泛关注，为中国城镇化转型提供了范例，并因此荣获全国统筹城乡发展典范案例奖。总理在一年内对此作出两次批示并前往考察，给予了充分肯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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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地区包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和六安,土地面积占全省的41%,总人口接近全省的55%,是安徽省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粮食主产区,但由于皖北乡村治理中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全省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皖北农村人口多,农业比重大。以阜阳市为例,阜阳下辖8个县市区,172个乡镇、办事处,拥有584.8万亩耕地,人口930万,其中,农业人口占840.1万,也就是说存在800多万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这对于一个区域来说,不仅会影响农业的自我发展和农村的稳定,而且会影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建立一个治理结构完善的皖北乡村社会,对全省甚至全国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乡村治理是指运用公共权威对乡村社区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构建乡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一方面,乡村治理区别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在乡村治理视野中只是一种民主化治理模式的设计和实践,而乡村治理是包括自治权力在内的各种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活动。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又不仅限于村庄内部的封闭式治理。

一、皖北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困境

(一)乡镇财政危机严重

多年来,我国把政府价值取向定位成“经济建设型”而非“公共服务型”,为了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种“压力型”的目标任务体制。乡镇政府为了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和任务,就要为国家从村庄里吸取资源。乡镇政府自己的财政支出很大,财源又有限,也只有从农村汲取。为此,乡镇政府必然会加强对村级组织特别是村委会的渗透、影响和控制。根据我们对皖北地区2个县4个乡镇的调研,皖北地区乡镇的乡村两级80%左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做计划生育工作,提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财力十分短缺。皖北地区乡镇政府既要保证完成上级规定的税收上缴任务,又要保证乡镇自身的工资发放,往往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压力。目前皖北地区各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普遍较多,乡镇财政面临危机。面对生存困境,我们发现,基层组织正在出现一种令人忧心的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基层组织变成了自己利益的代表。皖北地区乡镇财政危机的出现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乡镇政府没有足够的税源,稳定性较差,征收难度大,增收潜力小,因为很多税源已被工商、土地等部门所汲取;与此同时,乡镇必须承担过多公职人员的工资,以及办企业和兴教育而遗留下来的债务。为摆脱财政危机,一些基层组织本身甚至成为乡村冲突的直接制造者。

(二)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矛盾激化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党支部是乡镇党委在村级的人,村委会是代表村民利益的自治组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对村民负责,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制度安排使村委会更多地成为村民利益的当家人,而非乡镇政府在村里的人[1]。在皖北地区,基层党内民主很不健全,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情况是村党支部没有重视村委会的法定职权,随意干涉村委会内部事务,使村委会长期无法行使法定职权,党支部书记和成员形式上是由村中党员民主选举产生,但实际上还是由乡镇党委决定和任命;另一种情况是村委会主任认为自己是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自己应当向村民负责而不是向党支部负责,因而不接受党支部的领导,特别在党支部贯彻上级指示时,当这种指示与农民利益发生矛盾时,村委会从维护农民利益角度出发不愿意执行来自上级的指示,自然和党支部的矛盾就进一步加深。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表现了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国家授权与自下而上民间授权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国家统治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力的关系。“两委”矛盾从本质上看是村内外交错影响的各种具体矛盾的集中体现,而矛盾存在的关键是村民群众地位没有真正确立。

(三)农村精英外流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压力

按常理,流动会促进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农村人口流动对乡村治理本身并不都是乐观景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乡村治理陷入一种“治理性困境”,出现了有流动而无发展的乡村发展“空心化”态势[2]。绝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是乡村青年劳力和知识精英,并非从绝对意义上讲的剩余的那一部分人。大批农村精英外流,促使皖北地区“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表现出一种实质枯萎态势,渐发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趋向[3]。农村人口流动虽然减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负担,但也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压力。在每年有超过上千万外出务工人员的皖北地区,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大了村民收入水平的差异,进而造就了新的村庄精英。这些新的村庄精英以经济实力较强为主要特点,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不是在村庄内获得,在村庄的时间不多,与村庄和其他村民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再是直接的利益关系,从而对于和自己利益相关不大的村庄事务缺乏参与热情。皖北地区人多地少,人口的大批外流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为典型的“空心化”,进而使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面临着“决策什么”和“管理什么”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支撑村民自治的机制被架空,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民主化的自治功能成为空谈。

二、皖北地区乡村有效治理的对策选择――协同治理

(一)协同治理的内涵

乡村治理的现实遭遇使很多研究者开始反思中国的乡村社会到底适宜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农村税费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于是乡村社会的治理不再单纯地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来分析情况,大家开始关注权变的、多元的、互动博弈的治理理念。所谓协同治理,是指由政党、政府、社会团体、机构、公民个人等社会多元要素参与合作、相互协调,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以追求最大化的治理效能,最终达到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协同治理模式使得各种要素通过某种途径和手段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总和大于各子系统单独的、彼此分开时所发挥功能的代数和,即协同治理过程中利益主体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知识、技术等优势,发挥出对社会公共事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治理功效。在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下,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互动的,治理不是单向度的,而是采取互动的方式;政府不是控制社会而是进行治理;不是政府一个权威中心单独治理,而是与社会公众机构、民间组织之间保持协同、合作,以实现公共管理事务效益最大化,达到“共赢”的目的。

(二)协同治理的可行性

单一的治理机制存在着诸多问题,若仅依靠政府或国家,会出现结构性、制度性和政策性等政府管理失效的情况。通常来说,政策性失效会削弱社会安全,但不会直接导致社会不安全。然而,周期性的政策失效必然会导致制度失效,甚至影响到整个治理结构的运行。为解决乡村治理的新问题,由以政府单一主体为中心的传统行政管理范式转向协同治理的范式成为一种必然选择[4]。同时,乡镇政府、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我国乡村治理的主体正在逐渐成长和壮大,为我国乡村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可能。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乡镇政府已由原来“三级所有”体制时期农村行政结构的最上级,变成政府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的最后一级,其功能主要是提供适合本辖区范围内生产和农民需求的公共品和服务、建立健全基层行政管理监督网络、搞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等。村庄精英居于中介地位,其行为状态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村庄中一些具有经济头脑和一技之长的村民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通过勤劳、努力率先富了起来,村庄精英呈现多元化格局。而普通村民既无力把握村政,又无力把握市场,要具备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和能力,就必须从高度分散的状态中组织起来。因为组织是一个群体权利的保障,可以提高群体在社会规则中的谈判地位,强化农民与政府、社会的对话权能。而且村民通过组织可以获取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经济技能。通过组织使农民拥有实现权利的载体,这不仅可以增强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主张权利的“话语权”,而且可以在“乡政”和“村治”之间架构有效的沟通桥梁。

三、结语

农村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是乡镇政权、村支部和村委会的共同诉求。乡镇政权、村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利益博弈并非零和博弈,一方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另一方利益的受损。从长远发展而言,乡镇政权、村支部和村委会追求的目标一致,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暂时的。因此,在实施村民自治、完善乡村治理时,要有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采取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协同治理的乡村治理发展模式是皖北地区乡村治理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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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各国对社会保障的界定，可以看出养老保险是其重要的内容。所谓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法律规定了的，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或政策体系。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定义是：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来为其成员提供保护，以便与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残疾、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减少工资而起的经济和社会贫困进行斗争，并提供医疗和对有子女的家庭实行补贴的制度。

1.2农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莫尼汉（Moynihan）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质量可以从这个民族照顾其老人的态度和方法中得到反映。”而社会保障作为近现代的社会文明和重要社会标志，自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首先创立社会保障制度后，现今已风靡全世界并引发起多次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同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一样，缺乏法律体系的国家必然导致善恶不分，民不聊生；而缺乏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能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伴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提上了日程，在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社会保障作为兼顾效益和公平并促进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逐渐得到了重视。这其中农村群体和老年群体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此可见，农村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1.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社会保障的最基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城市逐步建立了全面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针对贫困人口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历史的原因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党的十六大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洲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社会保降的标准和水平，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我国农村还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但随着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经济条件的变化，家庭养老作为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992年1月民政部推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在经过十多年的调整、整顿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降不但没有得以普及，参保率反而呈下降趋势，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思考农村养老保险的模式问题，究竟应该运用何种模式来解决我国农民的养老难题，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践为何会遭受重大挫折，究竟是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本身在制度设计上不合理，还是我国目前根本就不具备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保障农民利益，解除农民后顾之忧的重要措施，其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在农村普及养老保险，有利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顺利实施。

我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重点是农村，但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阻力却非常大，究其原因，除传统的“养儿防老”等旧观念的影响外，还与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有重要关系。计划生育形成的“4-2-1”式的家庭结构使育龄农民对未来养老的预期风险加大，必将对计划生育政策产生抵触情绪。如果在农村普及了养老保险，农民的老年生活由社会养老保险金保障，不必再依靠儿女养老，无疑会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在农村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可有效解决农民年青时手中剩余资金投资无门与老年后养老问题得不到保障的矛盾，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原则。我国大多数农村由于受环境影响，信息比较闭塞，农民的思想比较保守，市场意识、投资意识比较差，加上农民手中剩余资金一般数量不大。所以，这部分钱除储蓄外，难以找到其它的投资途径。由于近年来低利率及通货膨胀等预期因素的存在，使农民准备养老的资金缺乏保值增值能力而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通过国家给予农村养老保险在财力、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并承担起农村养老金保值增值的义务，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而且使农民也可以享受社会养老保险，从而消除城乡在养老保险待遇上存在的本质的不同，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地位的巩固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村和城镇的两种保险制度必将向统一的方向发展，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趋于一致，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也要看到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也是最大的保障对象群体。研究解决好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既是保障农民基本权利的客观需要，也是关系到农村政治、经济、社会能否稳定、持续发展的问题。所以，在对农村现实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明确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探索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解除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缓和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民生育观念的冲突，促进农村生产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存在。

2.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2.1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已有40多年的历史，随着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怎样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已显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的抽样调查资料，1998年我国老年系数就达到了7.43%，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阵营。而农村老年人口约占全国老年人口的75%左右，这个庞大的老年群体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在人们的观念中，子女承担父母的养老是天经地义的，但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养儿防老”已不太可能。而这又关系到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关系到农村的繁荣和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70%以上的社会即为老龄化社会。据有关部门科学预测到2030年前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和高龄人口社会，全国老年人口占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0%以上。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养老保险的经验，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的二三十年，是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时机，因为养老保险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基金积累，时间越短越被动。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新生事物，它既不同于国外传统的，也不同于中国城市职工的社会养老模式。它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自行摸索出的一条保障之路。农村养老保险的探索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己经开始了，然而这些探索仅限于局部地区，真正面向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探索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1991年6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推出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在部分省份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1992年1月，民政部总结试点经验，在讨论修改的基础上，正式下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部署在各省市逐步推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实践证明基本方案的实施不仅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新的养老制度安排，而且连带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应。截止2003年底，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累计参保人数己接近6000万人，基金积累额260亿元，共有140多万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但是，由于其尚处于初始阶段，实践中仍有许多方面函待改进和完善。如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及立法滞后等，还不能很好的满足广大农民养老保障的需求。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并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普及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村老龄人口享有与其消费水平基本相适应的养老保障，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农心”，有利于农业基础目前，我国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和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一种观点是条件已经具备。农村能否顺利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有可靠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作保障;二是农民有较为强烈和广泛的参与意识。前者是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硬件，是物质基础，后者则是软件，是顺利实施社会养老保险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氛围。目前我国已基本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因此，中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从现在做起，切实推进并逐步完善，以便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第二种观点是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尚未成熟。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农民应是处在该国工业化、市场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工业化由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即工业化靠自身积累且其剩余能反哺农业时期。而目前，中国农村多数地区仍处于小农经济阶段，且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因此，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集体和农民在制度建立和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中，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应如何分工?有学者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筹资模式下，国家和集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过小，降低保障水平，这样会影响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此外，如何体现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如何纠正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也需进一步探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关于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目前有很多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应该继续按照《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模式，做到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序发展;还有学者建议要发挥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另外，有些学者在借鉴欧洲及东南亚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物换保障”的理论;还有学者提出“土地换保障”、“住房换保障”等理论，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应如何运用，孰优孰劣，尚无定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金管理方式。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上一直是由一个部门(1998年前是民政部，后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独立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基金安全难以保障，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设置必须进行改革。但是如何改革，怎样体现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些是目前已有的研究中涉及较少的问题。

另外，通过哪些渠道筹集基金?怎样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对于这些问题，也需进一步研究。失地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失地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正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他们的养老问题。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在市场经济中面临着更大的市场风险，他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更为强烈。对于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是根据其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养老社会保险体系，还是直接融入城镇的养老社会保险体系之中，享有城镇职工的养老社会保险基本权利?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统筹发展。现在我国城镇与农村实行的是并行的、封闭的两套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镇，这种分隔式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必然会成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但是目前关于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统筹发展，还未形成行之有效的方案。

2.2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社会养老保险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流派:政治经济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着重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强调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在方法上以经验描述为主。而新古典学派基本上是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运用严格的新古典主义方法，对各种养老金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进行研究;把研究的着重点放在不同的养老金制度对于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上。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政治经济学派主导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的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古典学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近几年来，新古典学派吸收了政治经济学派的某些观点;政治经济学派也大量吸收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精华，两派理论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趋势已极为明显。目前，国外学者对谁应该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务—家庭责任还是公共责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表明，家庭成员仍然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子女对父母的照料越来越普遍。另外，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在照料提供者占比例最大的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和负担问题进行研究的也很多。众多的研究都指出，由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妇女劳动参与等原因导致了以妇女为主的照料提供者的负担加重、家庭支持系统弱化等问题。因此，有学者通过对欧盟国家的研究，提出了“国家和家庭共同负担长期照料”的对策性建议。也有学者认为，在家庭结构不再胜任老年照料任务时，社区应成为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可靠去处。

老年福利政策是国外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尤其是现行福利政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方面。以欧洲为例，福利国家已经或正在改变其原有的老年福利政策，如严格规定用于照料的财政限额、减少公共机构照料、向社区照料转移、鼓励家庭和非正式服务网络的发展等措施。AllenWalker通过对欧盟各国的研究提出:首先，应明确从公共部分转移给营利或非营利照料服务提供者的比例有多大。其次，要考虑到家庭几乎已在满负荷地提供照料，无法继续接纳转移来的照料服务份额了。再次，应根据使用者及其家庭照料者的需要，决定提供何种种类和水平的服务，即应该建立服务使用者导向的居家照料服务体系。总的来说，国外对老年保障的研究有四个特征:一是研究呈现多视野、多学科的特色;二是在经济保障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西方国家对老年保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的照顾和料理方面;三是目前西方正逐渐认识到家庭在老年人保障中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家庭对老年人承担与实施一定的义务与责任;四是经济社会的转变给农村老年人尤其贫困老年的生活保障带来的冲击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3.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理论基础

3.1有关养老保险的基本概念

保险(Insurance)是在社会经济互助原则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补偿制度。其主要经济职能在于当危险事故发生引起经济损失时，能通过所积累的资金给予补偿，保障经济生活的安定。每个人在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后，都有可能面临生活来源不确定或不持续的危险，这种生存危险用保险的方式予以分散承担即称之为养老保险，按照经济补偿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社会保障项目中的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两种。社会养老保险(SocialPensionInsurance)是指劳动者为预防年老不能再从事劳动由养老需要时的生活有保障，在法律规定的劳动时间内缴纳部分保险金，在他们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离开工作岗位后有权向国家或有关保险机构申请领取养老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中被保险人最稳定、享受保险时间最长、费用开支最大的项目。社会养老保险既是一种社会政策，又是法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享有的一种权利，它由政府组织，国家给予税收等优惠，单位和劳动者共同出资，保险基金的增值部分主要用于保险对象。社会养老保险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商业养老保险(CommercialEndowmentInsurance)是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与投保人采取自愿签订合同的形式以被保险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以生存或死亡为保险事故，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给付约定金额的一种人身保险。

3.2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内容

目前，我国农民养老保险的负担方式主要有家庭养老、土地保障、集体养老、社会救济、个人商业保险养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形式。一、家庭养老家庭养老的实质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养老资源在家庭范围内的互助和代际交换。家庭养老的生命之源是它不仅是一种利益机制，还是一种文化机制。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是儿子，其次分别为配偶、女儿、孙子辈子女、儿媳女婿等。尊老、爱老、敬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农村最主要的养老形式，并且可以预见，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我国农村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家庭养老方式正在出现弱化的趋势。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家庭养老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其次，家庭的小型化使得家庭养老能力退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4-2-1’的家庭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养儿防老机制”，即一对夫妇在抚养一个孩子的同时要赡养四位老人。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农村中60岁及以的老人养老仍依赖于家庭，对核心家庭来说无论是经济供养还是生活照料服务都将是难以承受的，最终也将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最后非农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了家庭的凝聚力，削弱了家庭成员的互助功能。二、土地保障土地保障目前仍然是我国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基础，但是我国的特殊国情使得土地养老保的功能严重不足。一是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2亩,全国共有666个县人均耕地在国际警戒线0.8亩以下；二是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已经有而且还将有大片土地被征用；三是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农民不能变卖土地养老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三、集体养老在时期，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养老保险，是典型的农村社区养老。但是，随着土地承包制度的实施，这种农村社区养老已经基本解体。改革方法以来，农村社区养老只在少部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南方地区继续存在，覆盖范围极其有限。四、“五保”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五保”老人的供养主要靠乡统筹和村提留，大多数地区只能维持老人的基本生存。社会救济则面窄量少，不可能解决多数农民的养老问题。五、个人商业养老保险面临中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单纯依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已经无法满足中国老百姓的养老需求。从很多西方国家建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的经验来看，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作为缓解财政压力、完善老年保障体系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应该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的养老等保障方式将发生较大变化，从过去主要依靠“养儿防老”转向主要依靠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但是这也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农民收入普遍偏低，缺乏基本保障，也不能够很好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如浙江、广东等地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地区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福建省就已经基本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主要是生活陷入绝对贫困的社会群体，而且保障水平一般比较低，难以满足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需求。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农保”）到目前为止，“农保”依然是曾经试图覆盖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推行困难重重。“农保”的法律基础是1992年民政部制定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该方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3.3建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

3.3.1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诸多挑战，需建立新的养老方式

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的任务绝大部分是由家庭来承担，农村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家庭赡养和土地收入，然而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两种养老经济来源不论是在保障能力还是在保障的可靠性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很难再维系农村未来的养老需要。其中体现在:

3.3.1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

有学者指出，农村改革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客观上表现了一种交易的结果。国家在允许社区占有所有权、允许农民以大包干名义占有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向农民让渡的是什么呢，让渡的是农民承包的那块土地必须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土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对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来说是带来收入的重要财富，所以均分土地充当了有效的退休保障。可是，农民拥有的土地产权是不完整的，这直接影响了土地保障功能的发挥。按照现行土地政策规定，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我国农民所拥有的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权对上地进行自由买卖，因此农民在生病或年老最需要钱的时候不能靠变卖土地以供所需。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从土地上得到的利益主要是土地收成。农民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农业经营收入，土地承担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负担，显然要通过从事土地经营所获得的收益，而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状况又如何呢?研究表明，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在有些地方，农业经营甚至是绝对亏本。目前，大多数农产品提价的空间小，降价的压力大。但与此同时，在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组织结构之下，农产品成本增加的势头，却一直比较强劲，由此导致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占出售价格的比重过大。在价格、成本双重因素的夹击下，我国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已经越来越低。以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10村资料为例，1995年亩均净收益为680.04元，到1999年己经下降到505.71元，4年间减幅达26.69%;如扣除人工和物质费用因素，则农地经营的亩均纯收益，1995年34.51元，到1999年已经下降到-174.72元;农地经营处于绝对亏本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民感到承包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只好对土地进行粗放经营，甚至将土地撂荒。其实，导致农业经营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土地承载负担重，土地首先是生产资料，只有先具备生产资料的功能，才能发挥其保障功能，但现在承包土地承载的农业税以及其他社会负担很重，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也主要分摊到田亩之中，农民增产不增收现象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很难起到保障功能。

3.3.2家庭养老功能衰退

家庭养老是家庭范围内的代际交换，它建立在道德约束力基础之上，是由子女信用作保证的。历史上，我国的老年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所以儒家立教以孝为起点，“孝字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有老人扶子之义。”因此，孝的道德观最初是调解长者与小辈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该模式曾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运行良好，按教授的解释:中国家庭的养老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反馈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主要是“孝”文化为家庭养老提供了内在驱动力。但到20世纪末其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却出现动摇。认为:“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进一步描述道:“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时代，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经济制度的巨大变迁。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不仅解决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而且农村生产生活型态也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不复存在，年龄在生产中的优势己不如从前，多样化的社会化分工已使等级式父子关系出现松动。1990年我国农村家庭户平均人口为4.18人，1998年降低到3.63人，2000年降为3.44人，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日渐明显，这使得农村家庭养老方式越来越缺乏充分的照料源。其次，非农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产生了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人口跨地区或城乡迁移的速度和规模不断上涨，这种转移使农村家庭养老应有的凝聚力逐渐降低，同时这种生活上的长期分离使得父母与子女间的感情纽带逐渐变得松弛，由此带来的子女尊老、敬老传统的弱化。第三，农村家庭养老的思想基础发生了转变，受商品货币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观和老年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许多农民己不再认为多子多福，开始走出养儿防老的思想怪圈，迫切要求与城镇居民享受同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家庭养老保障模式。

3.3.3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是农民享有国民待遇的具体体现

社会保险权是我国《宪法》和《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指公民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或遇到其他灾害和困难时，为保障其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享有的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帮助的权利。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仍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农民作为劳动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为社会提供劳动、为社会生产财富的同时，他们同样会遭遇到自然风险以及失业、年老、伤残、疾病等经济风险，为了防范这些风险的发生，理应合法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会保险权利，这是农民享有国民待遇的具体体现。况且，农民一直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享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农民与城市居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长期以来，据有非农户口的城市居民始终优越于农村居民，中国的户籍制度将全中国人口划分为两种等级，即“农村人”与“城里人”，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它包含着两类人的实质性区别。其中，最为显著的区别就是城市人口的生、老、病、死、伤、残都是有保障的，而在广大农村地区，除极少数“五保”老人政府给予一定的照顾外，对其他人群的社会保障则几乎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城镇职工的下岗(失业)、贫困也给予了特别关照，全面推行了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农民始终默默无闻地为中国工业化建设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有关研究表明，建国以来，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业税、储畜方式等途径，上缴给国家1.3万亿元，养活了十几亿中国人，而且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形式为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本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贡献出1亿亩耕地，地价差额达上万亿元，农业资金转移严重，为此农民蒙受了巨大损失，而国家不仅没有为农民提供任何社会保障，还让农民在自身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为五保户、军烈属提供生活被助和救济，显然这是不公平的。

3.3.4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条件

农村经济需发展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要有稳定资金投放，二是要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如果没有可靠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帮助他们抵御年老的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农民就会将其收入储蓄起来，用来养老防老，不愿意投入到生产进程中，这就使得农业发展后劲不足，根据有关资料表明，农村居民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很低。同时，城乡社会保障巨大差异使得一部分有一技之长、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而城镇中的人才因为农村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不愿到农村工作，所以城乡保障的差异阻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使得农村经济在吸引人才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4.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特点

在明确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容后，对于其内容和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以“自我保障为主、集体保障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为筹资原则

即养老金的主要部分来自农民。在此基础上，集体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状况给予适当补助，补助比例不做统一规定，随集体经济状况的好坏而定。在集体经济状况较好多地方或时期，助标准应相对提高；反之，补助比例可以下调，甚至不设底线。国家政策扶持，主要体现在对乡镇企业给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集体补助，可以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予以税前列支，具体做法也有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种筹资原则充分考虑到国家财力有限及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现实，但是在实践中却暴露出强制性不足的缺陷，尤其是对集体补助比例缺乏具体、详细的规定；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减少本地企业的经济负担，尽量缩小这一比例，甚至缩为零。随着这一部分补助的减少，国家对农村养老费的“政策扶持”也失去现实作用。农村养老费筹资原则也有所规定的“个人缴费”为主变为实际上的“全部个人缴费”。如山东省《平阳农村社会保险斩行办法》中就明文规定：“保险费集体确无力补助，由个人全部缴纳”。这样，农村养老保险由原本设计上的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变为由个人完全承担。

二、实行“多档次”的缴费方式

实行“多档次”的缴费方式主要是针对我国农村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规定，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金每月缴费方式采取多档次的方式，即从2元到20元，每2元设置一个档次。这主要是基于我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差距而制定的，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缴费可以多一点，较为贫困的地区，则可以相对低一点。但是，这种缴费方式在设计时忽略了农村的另一现实，即相当部分农民养老观念落后，把自己未来养老寄予子女后代身上，他们对养老保险制度缺乏认同感，存在心理疑虑。因此，在实践中，大多数农民都倾向于转向低档次的缴费标准。而以如此之低的投保水平，是根本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口的未来养老需要的。

三、在筹资方式上实行“完全积累制”

“完全积累制”，也称个人账户储蓄积累制，是指受保者在其劳动年龄（一般是指60岁之前）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作为长期积累的基金，待受保者达到法定的领取养老金年龄时，按照个人账户积累总额（包括保险金年金和利息）以年金的方式逐月发给个人。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以收定支，筹资规模和保险金比较稳定，不会引起养老金的代际转嫁矛盾，当然也存在着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

四、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主要实行县级统筹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重点。我国现行的办法是在县（市、区）建立养老保险的专业机构，负责收取和发放养老金的工作，以县为单位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这无疑是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建立统一的收费标准、统一的养老金收发机制尚不可能；但是由于基层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手段相对落后，因此在资金的管理和运营中出现了诸多管理不规范的现象。

5.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5.1保障水平过低

《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提出了“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原则，出发点是以政策扶持进行激励，但不增加财政负担，政府不进行财政补贴和兜底。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社会养老保险不同于商业养老保险，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必须的，因为仅仅通过农民自身筹集到的养老基金根本难以应对老年时的基本生活要求。而且，在养老金支出高峰期出现支付困难时，政府都必须以财政兜底的方式保证养老金的发放，否则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温克勒(winkler)在总结欧洲国家农民养老金的财政状况时说“没有一个社会保障机构能只依赖所缴费用来承担农民养老金的支出，他们都需要依赖政府补助和其他方式来补贴”。通过财政补贴，调动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1992年以来，在财政不补贴不兜底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虽然有所推动，但这种推动属于半强制性的，农民越来越没有积极性。现在许多地方不再坚持《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原则，纷纷采取了政策扶持加财政支持的双重做法，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对于农民自身而言，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足够的信心等原因，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也普遍不高。《基本方案》规定，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缴纳保险费，从2元-20元，每两元一个档次进行缴费。多数地区农民在投保时都选择了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20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这个数额是很难起到养老的作用。若考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经济因素，最终拿到的养老金更少。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6年全年共有355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共支付养老金30亿元，人均仅845元;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年末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54亿元，按投保人数计算人均仅659元。由此可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上根本起不到多大的养老保险作用。

5.2制度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养老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实行的一种强制性社会保险，具有法律强制性、保障基本性和国家保证性特点。例如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并在1957年把范围扩大到全体农民。日本在1971年,丹麦、芬兰在1977年,美国在1990年也都先后建立了农民社会保险制度,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与之相比，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在生产力水平、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农村经济现代化、社会化程度还较低，尚不具备建立国家统一立法、强制实行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所以，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作是本着自愿、量力的原则。虽然它由政府部门组织，但不具法律上的强制性，国家没有统一的法律条文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对政府和农民都缺乏普遍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因而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对农民投保的信心缺乏足够的支持。

5.3、“保富不保贫”的倾向严重

我国当前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保富不保贫”的倾向严重，目标人群的养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在：首先，在农村采取的是完全积累型的养老保险模式，带来的突出问题是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大部分是收入较高的居民，他们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甚至“出现富裕户不想保、年轻人不愿保、中年人不肯保、贫困户不能保和疑虑户不敢保的局面。”即最需要养老保险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则不能从养老保险中受惠。而社会保险的目标之一是减少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和地位不平等，显然这种保富不保贫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这一目标是相违背的，不符合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初衷；另一方面，于我国采取自愿原则参保，也直接导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富裕的农民，而真正面临养老困难的贫困农民却无力参保，这种“保富不保贫”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为真正解决未来农村养老的难题。并且从覆盖范围上看，我国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市农民投保金额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5.4对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监管不力

一方面，按《基本方案》的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办法，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不能用于投资，但是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在这部分投资中，大部分没有投资收益，而且连本金也无法收回；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养老县级农保机构基本上包揽了从政策制定、实施到养老保险资金的收、发、管、放以及行政监督等各环节、全方位的工作。这种管理方式，既缺乏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也没有上下级之间的纵向制约，其结果极其容易造成农保基金被挪用和挤占。综合本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从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到存在问题都说明我国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覆盖各地区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适应现实需要，必区分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真正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一是准法律依据。主要有1992年1月颁布实施的《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和1995年10月19日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此外还有一些相关法律中关于应该重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原则性条款;二是相关文件内容。如十七大报告中“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十六大报告中的“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三是有关领导关于重视三农问题和农保问题的讲话。总体而言，1992年颁布实施的《县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许多地方在实践中行不通;各种文件和领导讲话的内容则过于笼统和原则，难以用来指导实际工作。因此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惑和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无法找到比较有力的立法依据。因此，各地对农村养老保险法规的出台、变更和撤消，基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发放等都只能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官员的个人意愿执行的，而并没有与农民形成一种规范性、持久性的契约形式。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5.5基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差

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工作普遍以县级为单位来管理。全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分散在全国1900多个县市。1998年以后，虽然大多数省已将农村社保的管理划归社会保障部门，但是很多地县和乡一级未能实现顺利交接，造成不少地区社保管理秩序混乱，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管理体制未理顺问题严重。由于制度变动频繁、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社保基金的违法违规时有发生，基金管理秩序混乱。2005年发生的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高山案中，有1.7亿元农保资金损失。2006年云南红河州也曾发生挪用4280万农保基金建豪华办公楼案。而此前的信托、证券公司整顿也波及到农保基金。2004年德隆崩盘殃及的恒信证券案，就涉及青岛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公室，直接威胁到3000万元农保基金的安全。《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保值增值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不直接用于投资。基金使用，必须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同时要建立监督保障机制。”我国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偏低从2002年以来我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可以看出我国2002年一2005年社保基金收益率一直都维持在5%以下，扣除当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就更低了，甚至2004年仅有2.43%，低于当年的通货膨胀率3.3%。虽然2006年、2007年的收益率上升很快，但伴随着出现的是通货膨胀率的上涨以及银行存款利率的不断上调，因此，社保基金的实际收益率也没有明显的提高。但实际上，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除了依法存银行、买国债的部分以外，还有不少农保基金主要用于直接放贷、抵押担保、机构经费占用以及存入当地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划入地方财政专户。据统计，至2001年底，全国216.07亿元农保基金总额中，存入银行、购买国债和交财政管理的占87%，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购买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委托贷款、购买股票、直接投资和拆借挪用等占13%。2000年，可正常收回本息的占基金总额的92.93%;收回本息有因难的占基金总额的6.39%;己确定不能收回的基金占基金总额的0.68%。此外，基金管理运营层次低。目前绝大部分基金在县级管理，管理手段缺乏，易于受到当地行政干涉，难以防止基金挪用等弊端，基金管理运营效率普遍偏低。

6.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政府要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中担负重要的职责

虽然，“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大小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的制定同样重要。”首先，要从政策上提供条件，支持农民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积极建立社会保障信息网络和社会保险救济网络，为促进农民养老保险向社会转化提供必要服务；其次，创新农村养老险模式和体制，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农村养老的风险；再次，努力加快社区建设，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优化社区养老机制，使农村老人的生活服务，由家庭“独揽”变为家庭与社区共同承担；最后，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提高这个方面工作的宣传力度，要在社会开展对农民养老工作的宣传，使各方面都来关心和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

二、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事分开

正如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主张的，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政府只是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因为“如果一个组织最佳的精力和智慧都用于划桨掌舵将会很困难。”就养老保险方面看，国务院在1995年就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保险行政管理和基金管理分开，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分设”的目标要求，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行政管理与基金管理始终未能分开，监督体系也终未形成。要改变这一局面，真正形成决策、执行、监督三功能相互结合、互相制约的高效、透明、公正的运作机制，就要转变政府职能，使之由直接经营转变为间接调控，政府主要是通过政策制定和推动国家立法的途径，明确自身作的指导和监督职责。

三、促进法制和制度建设，加快农村养老保险的立法工作

在亨廷顿看来，“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促进法制和制度建设并加强农村养老保险的立法工作对于完善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同城镇一样，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也要依法行事。”改革与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与法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养老保险改革决策与法制建设相统一，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健康发展。同时，要重视农村养老社会保险的法制体系建设，包括地方法规和国家法律，使养老保险逐步走上完善的法制化轨道，并通过依法治理养老保险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体系，通过制订法律来保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提高广大农民对政府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的信心。

四、多渠道筹集并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运营

首先，在目前农民生活还不很富裕的情况下,除建立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相辅,政府适当支持的三方负责的保险金缴费制度外,还需探索多渠道的农村保费供应。“现代社会保障事业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事业，国家应鼓励本国社会成员主动参与社会保障，包括参与分担缴费、参与经办保障事务、参与管理和监督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等，社会保障不再单纯是政府的责任，这种做法使社会保障事业具备更为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次，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养老保险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工作，通过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职责；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应的财务核算、审计监督等项制度，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购买国债或金融债券等方式实现资金的增值；最后，还要要加强养老保险基金运营过程中的监管工作,严禁基层组织和政府其它机构挪用基金,严禁任何人打着养老保险的幌子向农民乱集资、乱收费。为了提高农民的认识和支持程度,必须要加强政策宣传力度,重点应放在示范、推广和操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保险金发放的及时性上。做好示范、推广工作,使农民都能明白参加养老保险是为了自己,这样养老保险的工作也就能顺利开展。

五、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

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就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具体实际来看，应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即加大发展集体企业和补助养老保险以及发展储畜养老保险，并给予政策支持。坚持城乡有别和与家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此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可以采取强制性原则。但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水平的不同，在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亦可以推行地方性的自愿性保险。地方自愿性保险既可以由地方政府主导，也可以允许民间团体主导，作为全国性农村社会保险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商业保险能否进入农村领域，取决于是否有钱可赚。政府应当消除一些限制保险市场的法规，同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以吸引保险公司进入农村。

7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付出艰苦的劳动。在对我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社会条件进行分析研究、总结我国十几年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本人对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探索。具体内容如下:

7.1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专门制度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农村和城市之间在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上没有共同基础，不具备建立统一型和统分结合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物质条件。因此，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是针对农民的专门制度，而不能与城市养同运用一套社保制度。目前我国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还不能建立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成熟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同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保费征缴和养老金给付上也不具备实行统一标准的条件。因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须在尊重我国国情特殊性的基础上，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前提下，总结此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经验，根据各地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初步达到在农村普及社会养老保险的目的。

7.2边试边行，逐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面临的背景极具特殊。其他国家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所需要应对的只是前述背景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而我国则必须综合考虑上述所有的问题，这在世界上尚属首例。因此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没有先例可循，需要再次发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边试边行。首先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然后再从经验中发现规律，最后用这些规律、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各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一系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青岛、苏州、马鞍山等已经开始在积极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国家可以根据前一阶段探索的经验和教训，出台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和具有指南性质的文件，比如国家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角色定位，地方各级政府责任范围等等。

7.3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同时，继续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

社会保险的特点是国家从劳动者和企业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政支持，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旨在创造一种稳定的经济秩序和生活环境，有利于劳动者的生存、发展和延续。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村的经济水平还不具备，无法建立健全的覆盖所有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因此，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既要强调社会养老，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家庭养老的重要作用。中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儒家文化。“中国尤其是农村家庭观敬老的优良传统，家庭养老有着深厚的根基;而且在家庭养老的过程卑厂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交流，有助于形成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国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联合国的高度称赞，联合国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家庭养老模式是全世界的榜样。家庭养老所具有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因此，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爱老敬老，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功能。方面可以借鉴韩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经验。韩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儒教传统国家，家庭以家长为中心，政府鼓励孝敬父母、稳定家庭。另外，韩国国民普通信奉佛教、儒教，这成为修心祟善的人文基础，政府提倡善德的传统信仰，奖励孝敬父母的家庭，鼓励社会办慈善事业，从而稳定了家庭和社会，使家庭和慈善事业成了韩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7.4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使我国在近期内还不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认为，我们可以仿效日本由部分到整体、由差别到统一的发展思路，分对象、分阶段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在我国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按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建立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避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刀切”。对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经济，应立即着手建立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在经济状况和群众保险意识允许的条件下，甚至可以选择性地进行强制性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同时鼓励农民进行自愿储蓄为补充，为今后城乡统筹发展积累经验。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地方，仍然实行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同时政府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各地必须在认真研究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可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制度，逐步发展，不冒进也不滞后。针对农村中不同产业的从业人员要进行区别对待，这既是国外实践的经验，也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从业范围多样化的需要。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从业人员应该纳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范围内。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以及在乡镇企业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必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失地农民，失去了土地这种基本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己经不再属于“农民”这个范畴，也应该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有关规定执行，但是对于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政府应该在政策上和财政上予以倾斜。

7.5土地政策与养老保险制度相结合

土地政策是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成功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尤其是小农占多数的国家，很多都把土地政策与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相结合。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一种集体所有、农民以户为单位独立经营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但也出现了土地经营规模过小使土地效益下降的现象。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与日本、德国和法国相类似的“土地换社保”的制度，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解决现有的土地细化与规模化经营的矛盾;同时也促进土地向经营能手集中，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我国土地政策的施行，必须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年龄设定，另一方面是农民放弃经营权之后养老保险的优惠政策如何设计。针对前一个向题，可以参照我国职工的一般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女性为55岁。但是考虑到我国目前农村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为防止出现土地被出让后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现象，可以适当的将退休年龄推后一至两年。针对后一个问题，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比较简单，直接增加农民领取养老金的数额;另一种施行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更受农民的青睐，那就是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办法进行管理。各地可以根据经济水平设定适合的退休年龄和养老金优惠方案。因此，在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强调土地政策的作用，既可以提高老年农民的保障水平，又可以提高农村土地的现实保障能力。

7.6国家、地方、农民三方筹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