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对城镇化意味着什么？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开始由过去长达三十多年接近10%的经济高速增长转为7%以上、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由于发展基数越来越大，维持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已不现实。从需求条件看，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我国经济高增长过分依赖政府高强度投资的负面效果日益明显，投资效率下降，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产能过剩严重，长期下去不可能持续。而外需受到国际需求市场需求低迷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从供给条件看，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再加上技术、管理等其他要素供给不足和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经济潜在增长率也不断下降。此外，多年积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严重等，也对经济高速增长形成制约。特别是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资产泡沫陷阱、金融陷阱、捧杀陷阱等复杂问题。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中高速增长，不仅需要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而且需要摆脱增长机制锁定，寻找增长与跨越的内在驱动。因此，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织，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相互影响，使经济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化，从而对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经济增长换挡调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需要城镇化释放需求和创造供给的能量。在增长速度换挡阶段，由于市场需求和供给因素的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发展惯性，往往高时愈高、低时愈低，因此高速增长阶段重点要防止经济过热、增速冲破上限，而增速放缓时重点要防止经济失去活力、增速跌破下限，这就需要加强宏观调控，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范围内。而且，在增长速度换挡阶段，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由投资拉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尚需时日，对外贸易状况短期内也难有根本好转，因此国家宏观调控难度增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迫切需要对经济的需求面和供给面进行深度调整，寻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城镇化既能释放需求，也能创造供给，如果能够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就可能有效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二是经济结构问题突出，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需要城镇化推动重大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我国目前经济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转型升级压力依然较大。从内需结构看，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居民消费、投资所占比重严重偏低，通过刺激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从三次产业比重看，二产独大、三产比重偏低，2011年底我国三产比重约为43.3%，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74.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5.6%的平均水平；从收入分配结构看，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及40%，而世界通常比重是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贫富差距依然较大。

三是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生态保护要求强烈，需要城镇化与生态文明耦合推进。近年来我国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增大，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以及体制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许多重要资源、矿产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受到的资源环境约束相对较大，三十多年比较粗放的发展方式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破坏，而体制机制的不顺和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唯GDP主义的盛行，不少地方发展经济是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做代价的。一些城市“十面霾伏”、“水漫金山”、“垃圾围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城镇化与生态文明深度耦合，处理好城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

四是“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尚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繁重，要求城镇化发展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但长期以来，不少城市更多的是购买他们的劳动力，仅仅把他们看成是劳动者，而不是城市里平等的一员。如果城镇化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城镇化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城乡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领域矛盾还比较尖锐、迫切需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五是国际关系深度调整，亟需扩大迂回空间，城镇化应当成为我们手中的大牌。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转型期，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将先进制造业留在国内，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抬头，并试图通过 TTIP和TPP绕过WTO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面临深度调整。我国科技投入、创新能力不足，科技进步贡献率40%，与发达国家 70%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大量出口产品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少数高端产品出口受到打压，与发达国家竞争处于明显劣势；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汇率上升，后起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和价格参与国际分工，我国在一些传统领域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这种“前堵后追”局面使我国拓展国际市场的空间缩小。为了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我们要打好城镇化这张牌，增大回旋余地。

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对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内涵有什么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为经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点要充分肯定。但是，以往的城镇化为了服务于经济快速发展，将注意力集中在土地开发利用上，在为经济提供发展空间、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对普通居民的利益保障、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也存在着“见地不见人”、半城镇化、被城镇化、贵族化城镇化、“式”城镇化等诸多问题，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不少批评。在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增速放缓使城镇化发展中的矛盾更加凸显出来，特别是强制拆迁、环境污染、农民工权益、棚户区、零就业家庭等问题饱受诟病，并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的重要根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迫切需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不同于过去的城镇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城镇化道路。这里讲的中国特色，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是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其二，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比较严重的国家，如何破解城乡二元，是我们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有耐心和定力。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其三，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三件事情一个也不能少，属于同步进行、叠加进行，这个难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难度要大得多，与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历程不一样。走出一条新路，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我们理解，所说的中国特色，更多的是要考虑中国这三个特殊的国情，在考虑这个国情的基础上推进我们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们推测，如果到2050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保持在平稳线上，城镇化历史任务能够真正稳妥完成，就是了不起的世界级水平的成就。

那么，什么是新型城镇化？简言之是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如果再具体一些怎样讲？以往我也做过归纳，曾提出过四条和六条，根据中央城镇化会议的精神，我重新归纳为七条，就是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城乡互动、科学布局、绿色低碳、传承文化、体制创新的道路。

第一，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公平共享、包容发展的城镇化。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重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以往的城镇化，一些地方热衷于“盖高楼”、“造新城”，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倾向。而一些地方因城镇建设和管理滞后，“城市病”已经显现，影响了城镇居民工作和生活质量。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要努力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和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第二，新型城镇化，是坚持四化同步，体现产业支撑、就业优先的城镇化。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要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信息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有了四化并举，产业（包括金融和技术）发展起来了，城镇就能够集聚人气，有了吸纳就业的能力，实现产城人三方面的融合，并能够向智慧城市前进。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难以提供就业岗位，就是“唱空城计”，就会出现“空城”或“鬼城”。一些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较好地协调了四化同步，实现了现代化。而一些拉美国家由于四化不协调，就业问题突出，城市里出现了大量贫民窟，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在城镇化发展中，我们要补上服务业的短板。服务业是城镇就业最大的容纳器，多为中小微企业，有的甚至是夫妻店，铺天盖地，潜力很大，要大力扶持，加快发展。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坚持城乡互动，体现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的主要障碍，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严防死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要探索农民变市民，进城不离乡，“就地就近”城镇化的路子。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健全体制机制，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城镇化进程、共同分享城镇化成果。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坚持科学布局，体现因地制宜、协调有序的城镇化。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东中西地区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目前，我国人口过度向少数特大城市集中，城市过度向东部集中的势头越来越明显，造成大城市规模过大、小城市规模太小、地区差距日益扩大，城市布局不够合理。这不仅产生大量的经济问题，而且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由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极大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成本，不仅不利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保障国家安全。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第五，新型城镇化，是坚持绿色低碳，体现承载力强、和谐宜居的城镇化。要根据城镇人口增长趋势和资源环境变化态势，着力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倍受考验，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不能再走下去了，必须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要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第六，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传承文化，体现历史文脉、民族特色的城镇化。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也是城市的软实力。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邯郸学步，避免走弯路；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体现民族文化的自信；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把文化和文明体现在有生命力的建筑中。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既要提升和传播城镇文明，也要保护和尊重乡村文明，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

第七，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体制创新，体现两手结合、改革配套的城镇化。要更加重视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手结合，两手都硬。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实践证明，成功的城镇化，既是市场调节、自然发展的过程，又是政府调控、规划引导的结果。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没有发挥好、没有协调好密切相关。虽然市场存在着外部性等缺陷，但总体上看，我国过去曾经走过由政府包办、排斥市场作用、忽视民间力量的城镇化道路，政府过分干预是造成市场信号扭曲、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同时，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还影响了政府作用的发挥，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却没有管好。今后，一方面要坚持微观交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土地用途管理、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哪些红利释放？

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将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二是如何发掘和用好新的增长点。 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57%，距离65-70%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空间。考虑到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29%，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更大。而且，我国城镇化地区差距也很大。从三大地区看，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61.07%，中部为46.99%，西部为42.99%，东部比中部高14.08个百分点，比西部高18.08个百分点。从各省份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之间相差5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镇化在增加供给、刺激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能够在较长时期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新型城镇化是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的重要保证。中高速增长阶段，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经济增长的下行惯性，同时避免在刺激经济时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就需要充分利用城镇化自身具有的巨量市场需求、供给能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调控阀”，保证国民经济维持一个合理、稳定、较快的发展速度。城镇化将产生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改变农民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和民间投资、消费的蓬勃发展；城镇化将大量农民转变成市民，有利于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促进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对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大有裨益。一言以蔽之，城镇化巨大的内需空间和强大的要素供给能力增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是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的重要保证。

其次，新型城镇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推动力。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保证经济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城镇化是我国内需最大潜力之所在，搞好城镇化有利于减轻经济增长对出口、投资的依赖，城镇化的聚集效应也有利于普通居民服务业及科技、金融、信息、物流、文化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城镇化能够为科技创新的产生和应用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我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提供了良好条件；城镇化通过人口非农化、社会保障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措施，可以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突出问题的解决提供契机；另外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实现资源能源的集约利用和生产生活废弃物的集中处理，能够切实减轻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的 破坏。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推动改革释放红利的重要突破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体制机制的完善，靠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目前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要形成共识推进改革并非易事。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棚户区改造、城市环境质量等问题，社会比较关注，认识也比较统一，可以先行一步，通过城镇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动改革，为收入分配、土地制度、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体制等整体配套改革的全面推进创造有力的条件。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平台。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镇化的起点而非终点，城镇化建设过程是解决好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全过程。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各地在实际推动过程中也将产城融合、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有利于保障城乡就业这一“民生之本”；新型城镇化将农民工市民化和棚户区改造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工作，有利于改变农民工和棚户区居民居住条件差、家庭收入少、保障水平低的现状，改善底层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城镇化需要加强城市交通、地下管网、废弃物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加大对城市水源、空气质量的检测和保护力度，这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克服城镇化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端。

第五，新型城镇化为赢得国际合作主动权提供了战略迂回空间。“入世”使中国享受了十年扩大开放带来的红利，但目前这种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兴市场崛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歧视性贸易摩擦增多等诸多因素叠加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城镇化将立足点放在内需上，可以有效减轻外贸增长乏力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和个别国家对我国和平发展的遏制；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绿色低碳发展方向能够有效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降低我国对外资源能源依赖程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城镇化搞得好，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为国外的产品、资金、技术等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为我国赢得国际交往的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提供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有 哪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自然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这里重点讨论三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按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揭示的城市化发展三发展阶段论，我国在30%～70%之间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这是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根据城市病发展的四阶段论，城市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的发作阶段，城镇化是不健康的。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应该说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从中国城镇化过程的特征看，在中国城镇化刚刚进入快速发展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虽然还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诸如“半城镇化”、“隐性城镇化”、“被城镇化”、“过度城镇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态城镇化”等现象和问题，而且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渐积聚、突出。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调控机制，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着大城市过度集聚、小城镇发展无序，地区发展失衡、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未雨绸缪、及早诊治，势必演化为日益严重和难以治疗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周期和城市病显性化和发作阶段的叠加期，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速度太慢的问题，而是城镇化质量方面存在缺陷，我们必须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关键，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否则，城镇化就走不下去。从当前的情况看，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逐步解决半城镇化问题。要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坚持两手抓，一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一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二是要以人为本，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要提供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优先解决城镇人口的就业、安居、教育、医疗、交通等问题，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三是要转变城镇发展模式，提升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加强城乡不同类别的空间管制，大力推进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促进城镇集约紧凑发展；围绕提升城镇发展软实力，加快城镇服务功能建设和综合管理，提高城镇管理服务水平。四是要建立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城镇化健康发展。科学制定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城镇化质量纳入政绩考核、重大事项督查范围。

（二）正确处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 关系。

篇2

一、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台阶是一个规律性现象

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按何种价格计量是一个重要而学术性较强的问题。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来源较多，其中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史数据，较好满足了长时间跨度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比较的需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认度。麦迪森数据采用购买力平价和国际多边比较方法，以1990年为基准水平，其计量单位简称1990年国际元。

根据麦迪森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数据，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战后高速增长的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国家表现得较为典型，并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特性。

第一，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日本在1946～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9.4%，战后高速增长保持了27年。到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之后增长率下台阶，1974～1992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至3.7%，中速增长维持了18年。1993～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1%。韩国1946～1995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8%，到1995年人均GDP达到11850国际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96～200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为4.6%。德国（当时为联邦德国）1947～1969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7.9％。在1969年人均GDP达到10440国际元之后开始下台阶，1970～1979年GDP年均增长速度降至3.1%,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第二，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下台阶以前的高速增长期，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下台阶后往往伴随着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相应上升。日本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二战刚结束时一度降至20%，而后迅速上升，至1970年达到46%的峰值；之后逐步下降，到2007年降至不足30%。韩国二战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15%，之后持续上升，到1991年时达到峰值，为42.6%,之后开始回落，2007年降低到37%。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6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53％，之后逐步下降，到2008年回落至30.2%。

第三，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总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动。下台阶之前的高速增长期，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下台阶后投资比重随之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日本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这里给出的是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包括存货资本在内的全部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的变化规律，和固定资本比重的趋势基本一致。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呈上升趋势，到1973年时达到峰值37.1%，与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大体重合。之后，投资比重逐渐下降，到2007年降至23.4%。韩国的投资比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呈现明显上升势头，从1960年的11.4%升至1991年的38.9%，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投资比重也都保持在37%左右，之后显著下降，到2008年降至29.3%。德国的投资比重转折和GDP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也基本重合。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投资比重保持在25%左右，到1965年达到二战后的峰值，为28.3%，之后逐步回落，到2008年降至19.2%。

第四，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会相应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后城市化进程也逐渐放缓。二战后日本的城市化率快速上升，1945～1973年城市化率从27.8%上升到55.4%，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1973年之后，城市化进程逐步放缓，2008年达到66.5%，1973～2008年期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32个百分点。韩国1950～1995年城市化率由20.9%提高到78.2%,年均增长1.30个百分点。1995年之后，城市化进程放缓，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81.5%,1995～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0.25个百分点。德国城市化水平起点相对较高，在“二战”前就超过了50％。1950～1969年期间德国城市化率从52.9%上升到72.2％，年均增长1.02个百分点，之后城市化水平基本稳定，2008年为73.6％。

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高速增长，并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出现增长率明显下台阶、经济结构显著变化的现象，反映了这些国家能够凭借适宜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短短几十年的追赶期内，“挤压式”地完成先行国家在一两百年内实现的工业化、城市化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增长速度下台阶，并不意味着已经全面实现现代化，主要表明以大宗工业产品生产和消耗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基本结束，随后是一个更“精细”增长阶段的到来。

在快速追赶阶段，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与模仿，从先行国家那里获得大量成熟技术；与此同时，后发国家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普遍较低，与已有技术和产出能力相对应的需求处在迅速成长和释放期。只要依托有效的体制和战略形成较强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就可以出现一个较长的持续高速增长期。而且历史经验显示，似乎时间愈靠后的后发国家，“挤压式”增长的特点愈加明显，完成同样工业化任务的时间愈短一些。当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后，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步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引进和模仿空间缩小，要素成本加快上升。另一方面，需求扩张速度减缓，能够引致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住宅和相关产业扩张速度放慢。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变化，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组条件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后发国家在“挤压式”追赶期的高速增长结束之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从现象上看，有的成功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速下台阶时，恰好叠加了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如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韩国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可以触发和加剧增长速度的滑落，但不构成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根本原因。人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尽管资源匮乏程度与日本相近，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并未打断韩国的追赶进程；而韩国之所以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增长速度下降，主因还是人均GDP超过1万国际元，进入了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

成功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即工业主导逐步转为服务业主导；相应地，投资比重下降，消费在需求增长中的份额上升；经济增长逐步进入创新和服务经济为主驱动的轨道。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二、增长阶段转换对发展方式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

增长速度回落，我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近期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研究表明，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观察，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回落。一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回落，典型的是拉美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另一种则是较完整地经过工业化高速增长期后的回落，典型的是上述日本、韩国、德国等二战后的增长经历。形态上看，二者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挤压式”高速增长，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首先，前者的增长回落大体出现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而后者则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其次，前者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后者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以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国家人均GDP 4000国际元和国家人均GDP 6000国际元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再过3～5年，我国将有很大可能达到成功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长“自然回落”时所达到的11000国际元的水平。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我国落入拉美和前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我国的增长形态，看起来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更为接近或相似。不同的是，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的增长阶段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篇3

二战以后，先后有许多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但只有少数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从中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一种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超过六七千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增长速度回落，陷入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困境。这些经济体大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抑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借用大量外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义的压力，实行难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终导致高增长难以为继。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国家。

另一种是经历了一个更长时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增长速度出现回落，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跻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有发展导向的强政府，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体上相当于11000国际元，增长模式和轨迹与东亚经济体显示的增长规律较为相似。从长期增长框架看，我国已经成功利用了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的潜力；当前经济增长条件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构成经济发展的新困难，经济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应该认识到，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已经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

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从需求侧看，以往长时期带动高增长的低成本出口、大规模开发建设、排浪式消费等主要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在供给侧，由于重化工业调整相对较慢，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扩大。但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业品价格有所回升，工业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如果去产能到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供给侧也有望调整到位。随着供需两侧达到新的平衡，我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高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8000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四五万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果说以往高速增长期主要是数量追赶，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质量追赶。在这一阶段，创新活动比重将有所增大，但大多数还是追赶型的，仍然需要重视向先行者学习，并要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向“上台阶”。与数量追赶相比，质量追赶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纠正资源错配。目前，行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依然较大，这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不仅可以使传统行业继续释放出可观的需求，而且能够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产率，化解潜在风险。

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既包括发展新兴产业，也包括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同时还表现为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设计、研发、品牌等。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将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全面推动精致生产。

营造创新环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政策条件，使创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流动，聚集到创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创新效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将为我国加快质量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目前，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近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现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这些垄断行业的投资看起来已经不少了，但其实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资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资效率。应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的准入条件。

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城市发展从以往的孤岛型转变为网络型，带动大城市之间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为此，应下决心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模仿具有实质性差异。在模仿阶段，政府职能主要体现为指定技术路线、做好规划。在创新阶段，政府职能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预期，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深化各项改革，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时，还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篇4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3-000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3.01

一、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达到保持物价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最初研究认为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致、线性的，然而20世纪初30年代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非对称性特征。特别是凯恩斯提出流动性陷阱问题，强调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是无效的，此后对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非线性研究更加深入。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体现在不同方向货币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同、不同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同、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果差异性以及货币政策对于一国不同地区可能产生不同影响。由于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特征，就需要根据具体经济环境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才能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这对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极大借鉴意义。

国外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展开研究。Ball and Mankiw（1994）认为由于工资及价格粘性，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一理论得到了Rhee and Rich（1995）等实证研究的支持[1-2]。Bernanke and Gertler（1989）提出的信贷配给理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认为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信贷配置行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信贷约束更加突出，因而紧缩货币政策既导致融资成本上升，也导致流动性下降，经济衰退时期的货币政策影响要比经济繁荣时期的货币政策影响大[3]。货币政策也会因规模不同产生非对称效应，根据Ball and Romer（1990）所提出的理论，较小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影响产出水平，但是价格水平可能保持不变，这是在于生产厂商保持价格不变的效用要大于调整价格所带来的效用；而较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冲击可能引起价格水平变化，而产出不变，这主要在于生产厂商调整价格所带来的效用要大于保持价格不变的效用[4]。Cover（1992）使用1951―1987年美国数据，使用两步法来研究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研究认为紧缩政策对于产出的影响要比扩张政策更为显著[5]。Beaudry and Koop （1993）、Pesaran and Potter（1997）使用带阈值的自回归模型（Threshold autoregression models）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周期下紧缩和扩展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6-7]。Dolado and Maria-Dolores（2006）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Markov regime-Switching Vector Autoregression，MS-VAR），评价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周期下所呈现的非对称效应，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更为显著[8]。Aragon and Portugal（2009）、Siow-Hooi Tan（2010）均证明货币政策在巴西、东南亚国家存在非对称效应[9-10]。

我国对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研究较晚，相关成果自2000以来开始增多。刘金全和刘兆波（2003）利用描述经济增速波动成分的各种GARCH模型检验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收紧作用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11]。欧阳志刚、王世杰（2009）以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为阈值变量建立非线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反应随着预期的通胀率和经济增速的变化而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12]。刘金全和郑挺国（2006）基于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和冲击响应分析等方法，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冲击方向、冲击规模以及经济周期阶段可能存在的非对称形式，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13]。赵进文和闵捷（2005）采用了STR 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在1993年1季度至2004年2季度期间，我国货币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特征[14]。王立勇、张代强和刘（2010）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并应用LSTVAR模型研究信贷冲击和利率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差异性[15]。

本文在借鉴以上文献基础上，运用MS-VAR模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选用MS-VAR模型主要在于该模型能够根据模型参数较好划分经济周期区制，同时该模型便于研究货币政策的多种非对称效应。

二、MS-VAR模型简述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对于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变量系统是有效的预测模型，同时VAR模型也被频繁地用于分析不同类型的随机误差项对系统变量的动态影响，其表达式为：

MS-VAR模型估计方面，MS-VAR模型主要采用期望最大化（Expectation-Maximization，EM）获得模型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值。EM方法是一种迭代最大似然（ML）估计方法，主要用于可观测时间序列依赖不可观察随机变量的模型的估计。EM方法每次迭代包括两步，第一步为期望（Expectation），由平滑概率？孜t|T估计不可观察状态？孜t；第二部为最大化（Maximization），通过相关似然公式计算出系数向量？姿。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分析和模型设置

本文利用1994年1季度至2012年3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货币供给量（M1）、1-3年贷款基准利率（r）四类宏观经济数据，基于MS-VAR模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其中，GDP主要用以反映货币政策可能对产出影响，为了获得实际GDP，使用季度CPI对名义GDP进行平减；CPI主要用以反映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季度CPI主要由各季度内各月CPI平均得到；M1主要用以反映数量型货币政策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r主要用以反映价格型货币政策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各季度r主要季度内各月的r数据平均得到。本文数据主要来自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文中所有变量均使用X-12进行了季节性调整，以消除季节性因素；对所有变量取对数以消除数据波动性，即lGDP、lCPI、lM1、lr；为获得稳定的数据过程，数据最终采用同比形式，即dlGDP、dlCPI、dlM1、dlr。本文使用Oxmetrics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计量分析。

建立MS-VAR模型需要样本数据均为平稳过程，因而首先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经过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GDP、lCPI、lM1、lr均存在单位根，而dlGDP、dlCPI、dlM1、dlr均在1%的置信度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数据时间序列呈现稳定状态，因此可以利用处理过后的样本数据建立MS-VAR模型。

建立MS-VAR模型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经济周期区制划分以及模型参数选择等模型设置问题。

1.模型滞后阶数设置问题。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直接关系到模型构建的优良性，本文主要根据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最终预测误差（ FPE） 、AIC 信息准则、SC 信息准则和HQ 信息准则等标准进行筛选。实证结果显示，有3个准则认为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因此本文MS-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确定为2阶。

2.模型区制划分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多呈现古典经济周期形式，因而国外研究文献多采用二区制马尔科夫转移模型来研究经济周期波动，也就是将经济波动划分为衰退和繁荣两个结构状态。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期，使用二区制划分经济周期并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经济周期特征。王成勇和艾春荣（2010）、袁吉伟（2012）实证研究表明，三区制马尔科夫转移模型能够较好的刻画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17-18]，因而本文使用三区制马尔科夫转移模型，进而将我国经济周期分别划分为低速增长区制、适速增长区制和高速增长区制。

3.MS-VAR模型具体形式选择问题。MS-VAR根据常数项、均值、方差的变动情况可进一步划分为MSM-VAR、MSI-VAR、MSIH-VAR、MSMH-VAR、MSIAH-VAR等不同类型。本文采用AIC、HQ、SC、LL四个统计指标筛选、构建实证模型。实证研究结果标明，非线性模型MS-VAR要优于线性的VAR模型，表明我国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波动特征；AIC、HQ、SC模型筛选统计指标表明MSMH模型要优于其他模型，因而本文选择MSMH（3）-VAR（2）模型进行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实证研究。

（二）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拟合结果表明，所估算的模型参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相关分析看，模型残差和模型预测误差均不存在自相关和偏相关问题；从Q-Q图看，模型残差和模型预测误差接受正态分布假设。可以看到，MSMH（3）-VAR（2）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区制1、区制2、区制3的季度GDP同比增速均值分别为7.7%、9.9%和13.7%。区制1、区制2和区制3分别代表我国经济周期中的低速增长阶段、适速增长阶段和高速增长阶段。

从三个区制平滑概率图可以看出，我国经历了三次较为明显的经济增长状态变化，基本呈现了刘金全和郑挺国（2008）所认为的低速增长―适速增长―高速增长―适速增长―低速增长周期规律。1997年我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呈现由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过度的结构变化，并且在低速增长区制持续至2001年。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出口红利推动我国逐步由低速增长区制向高速增长区制转变。可以看到，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2008年下半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外需不振，加上国内投资、消费低迷，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由高速增长区制直接转入低速增长区制，经济呈现硬着陆状态。经2009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我国经济得到较快修复，回到适速增长区制。考虑我国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以及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中枢下降，未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可能不复存在。

同时，我国经济周期的三个增长区制在波动性、概率分布、持续期等方面存在差异性。波动性方面，低速经济增长区制波动性最大，高速增长区制波动性其次，适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最低。持续期方面，低速增长区制发生概率为0.20，持续期为7.5个月；适速增长区制发生概率为0.59，持续期为15.8个月；高速增长区制发生概率为0.21，持续期为10.5个月，由此可见，适速增长区制出现概率最高，持续也最长。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也不尽相同，低速增长区制向适速增长区制、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分别为0.12和0.01，表明我国经济增速更倾向于由低到适速区间的过渡。适速增长区制向低速、适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分别为0.03和0.14，表明适速增长区制更可能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适速增长区制转变的概率分别为0.04、0.07，这表明高速增长区制更倾向于转向适速增长区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回落的过程是一个比较缓和的过程，这有利于实现经济软着陆，也与我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措施有很大关系。

（三）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非对称效应，下面运用基于MS-VAR的脉冲响应来分析货币政策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

1.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基于利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于，通过利率引导投资，调节社会需求，进而达到调控经济增速的目的。根据脉冲响应分析，利率的正向冲击代表紧缩性货币政策，利率的负向冲击代表扩张性货币政策。

第一，不同方向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分析。从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紧缩性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政策效果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以低速增长区制为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将使得经济增速下降2.5，使得通货膨胀最大下降5.5；而利率的一个负向冲击最大可使经济增速上升1，通货膨胀最大升高2.5。其他经济周期也有类似结果，这充分表明，不同方向货币政策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可能来自工资和物价的粘性，也可能来自我国信贷市场的信贷配给行为。

第二，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非对称性分析。价格型货币政策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也存在一定差别，总体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略大于对产出的影响，尤其是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其价格效应更为突出。

第三，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经济增速区制下，利率变动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略有不同。在低速增长区制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在3个月后会引起产出和通胀水平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将持续至第10个月，整体看，利率的正向冲击将对产出和通货膨胀产生负向影响。在适速增长区制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与区制1基本相同，不过对于产出的影响程度要大幅下降。在高速增长区制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在第5个月才对通胀产生影响，在第1个月即对产出产生影响，整体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对通胀产生正向影响，而对于产出产生负向影响。而利率的一个负向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在低速增长区制、适速增长区制和高速增长区制逐步递减。由此可见，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的低速增长阶段的影响力要强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2.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基于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于，增加货币供给量，进而通过调节货币供求关系，引导市场利率，进而影响产出水平。根据脉冲响应分析，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代表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供给量的负向冲击代表紧缩性货币政策。

第一，不同货币政策方向的非对称效应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与利率型货币政策效果相似，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要小于负向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在低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最大使通货膨胀上升0.5，使经济增速上升至0.125；而货币供给量的负向冲击则最大使通货膨胀下降1.3，使经济增速下降0.8。在适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最大使通货膨胀上升0.28，使经济增速上升至0.125；而货币供给量的负向冲击则最大使通货膨胀下降0.4，使经济增速下降0.3。这意味着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

第二，基于货币供给量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在低速、适速、高速增长区制下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有所不同，总体看，对于通胀的影响要大于对产出的影响。

第三，不同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分析。由货币供给量正向冲击脉冲响应图可以得到，在低速增长区制下，在第3个月后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上升0.5和0.125，此后货币供给量的冲击逐步放缓。在高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正向冲击会在第3个月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上升0.28、0.08。从由货币供给量负向冲击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到，在低速增长区制下，在第6个月后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下降0.9和0.14，此后货币供给量的冲击逐步放缓。在适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正向冲击会在第6个月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下降0.2、0.15。总体看，经济低速增长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效果要强于高速增长区制。

3.不同传导渠道所呈现的货币政策差异。

进一步比较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可以看出，货币供给量冲击所产生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要低于利率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这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存在非对称性，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与Romer（1994）的 研究结果相一致，其实证研究认为，利率渠道是货币政策最强有力的传导渠道，并发现控制通胀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物价和工业产出同时下降[19]。

四、结论

本文利用MS（3）-VAR（2）模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主要结论为：

第一，我国经济波动呈现非线性特征。通过模型检验发现，线性VAR模型并不能很好的刻画我国经济波动周期，而MS（3）-VAR（2）能够很好的拟合我国经济波动周期。我国经济周期的三个增长区制在持续期、发生概率、转移概率方面存在差异。其中，低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最大，持续期最短，更易于向适速增长区制转移；适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最小，持续期最长，更易于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高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持续期中等，更易于向适速增长区制转移。

第二，不同方向的货币政策效果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

第三，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存在非对称性，价格效应要大于产出效应。

第四，不同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具有非对称效应，低速增长阶段货币政策的效果要高于经济适速增长或者高速增长阶段。

第五，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非对称效应，利率传导机制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要高于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总而言之，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常显著的非对称性，而且这种对称性体现在多个方面，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制定者根据不同经济环境，借鉴货币政策非对称，制定更加合理的货币政策，以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参考文献：

[1]Ball， L.and Mankiw， N.G. A Sticky-Price Manifesto. Working Paper[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1994.

[2]Rhee，W.and Rich， R.W. Information and the Asymmetric Effects of Money on Output Fluctuations[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1995（17）：683702.

[3]Bernanke， B.S. and M. Gertler. Agency Costs， Net

Worth， and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79）：1431.

[4]Ball，L. and Romer，D. Real rigidities and the non-neutrality of money[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0（57）.

[5]Cover， James. Asymmetric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ney-Supply Shock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1）：1261-1282.

[6]Beaudry，P. and Koop， G. M.Do Recessions Permanently Change Outpu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1）：149-163.

[7]Pesaran，M. and Potter， S. A Floor and Ceiling Model of US Output[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97（21）：661-695.

[8]Dolado， J.J. and Maria-dolores， R. State asymmetries in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shocks on output： some the new evidence of the Euro-Area. In： MILAS et al. Nonlinear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business cycles. Amsterdam： Elsevier， 2006.

[9]Aragon， E. and Portugal， M. Asymmetric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in Brazil[J].Estudos Econicos，2009（39）：277-300.

[10]Siow-Hooi Tan， Muzafar-Shah Habibullah and Azali Mohamed. Asymmetric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in ASEAN-4 Economies[J].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10（44）：31-38.

[11]刘金全， 刘兆波.我国货币政策作用非对称性和波动性的实证检验[J].管理科学学报，2003（3）：36-39.

[12]欧阳志刚，王世杰.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与产出的非对称反应[J].经济研究，2009（9）：27-35.

[13]刘金全，郑挺国.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产出周期波动的非对称影响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0）：4-13.

[14]赵进文，闵捷.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效果非对称性实证检验[J].经济研究， 2005（2）：26-53.

[15]王立勇，张代强，刘.开放经济下我国非线性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0（9）：4-16.

[16]Hamilton， J.D. 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J]. Econometrical，1989（7）.

篇5

说完了新常态就必须要提到本篇的主题――经济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经济学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认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结晶。

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稳增长

当前，人们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有人以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会自动从高速转为中高速，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是对于经济下行压力缺乏认识，对稳增长的必要性和意义缺乏正确判断的一种表现。

确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潜在增长率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但中高速的潜在增长率只是一种增长的可能性，并不会自动实现。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过程仍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只有主动作为、采取切实措施，才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如何保持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稳增长，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同时也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快新增长方式的形成

新增长方式的形成首要前提是要与目前的经济新常态相适应，这也是成功实现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从国际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过去30多年我国的高速增长属于比较典型的后发追赶型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

现在我国追赶型增长进程还没有结束，目前所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属于后发追赶型增长过程中的阶段转换。关于这个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高低，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现在已经形成两个基本共识：一是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但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潜在增速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及后发优势大小等因素所决定的一种增长可能性，是通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增速，而不是不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所以，努力不仅是在个人奋斗中可以体现，在经济发展中也能够表现出来，正如那句话所说，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失败，在经济发展中则是努力可能实现经济增速，但不努力一定不会实现经济增速。

有三个方面的国际经验最能够说明这种情况：一是世界上有不少处于低收入发展水平、非常贫穷的国家，它们的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很大，但长期没有实现快速增长；二是一些成功实现追赶型增长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尽管它们在相似发展阶段的后发优势或增长潜力比较相近，但各自实现的中长期平均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三是一些追赶不那么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虽然在发展初期经历了高速增长，但到中等收入阶段则出现了发展的停滞，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教训都是值得吸取的。

可见，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并不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的变化，也意味着增长动力和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中高速增长并不能在延续旧的增长模式下自动实现，而需要通过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调整去争取，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如果不能真正建立适应发展阶段变化、有利于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那么，不仅中高速的增长潜力不会变为现实，经济还有可能滑落至低速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关键是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加快形成与新环境、新阶段相适应的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方式。同时，应加快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和新增长点，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二、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实现经济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的基本要求是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在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同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统筹兼顾促改革、惠民生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不仅在于经济进入新常态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在于近年来我们一直说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可以说盘根错节、异常复杂。我们既需要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也需要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这些任务之间，从长期来看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但在短期内有时会相互掣肘，甚至存在矛盾。加大转方式、调结构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来讲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则有可能导致增速下降、加大矛盾和风险；而如果把短期增速的高低看得过重，或者不愿冒必要的风险去解决深层次矛盾，则势必在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就有可能陷入增长下滑、风险加剧和改革难以推进的恶性循环。所以，必须坚持整体谋划、统筹兼顾，既紧紧扭住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不放松，又密切关注各项改革举措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并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增长方式的惯性作用常常会使宏观调控政策面临困难选择。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属于比较典型的规模速度型模式，只有在保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企业才能盈利，财政才能增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存在滞后性。随着经济增速快速降至中高速水平，由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方式还在延续，尽管增长速度并不算低，却可能出现企业大面积亏损和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度下滑的情况。如何既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又缓解企业和财政面临的困难，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是宏观调控面临的重大考验。近两年，我国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实行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提高了宏观调控效果。

3、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增速回落

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会出现两种性质的增速回落：一种是由阶段转换、潜力变化和结构调整、矛盾化解等所导致的增速下降；另一种是由经济景气循环变化所引起的增速下降。这两种增速下降虽然根源不同，却会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加强，尤其需要注意由前一种下降所导致的后一种下降。这是因为，经济增速变化不仅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心理预期因素的影响。由增长潜力下降或结构变化导致的增速下降，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通过预期因素导致经济的周期循环型下降。如果说第一种回落很难避免，那么，我们应当尽可能减小第二种下降。这也是中央一直强调保持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防止经济惯性下滑的道理所在。当然，在“三期叠加”阶段，也不能把合理区间简单理解为一个增速数据，而应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就业与民生，注重环境改善，注重风险化解和防控。在这些目标和要求能够比较好地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即使经济增速低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三、打造供需“双引擎”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只有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着力，才能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进一步加大有利于强基础、惠民生的投资。我国现阶段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特别是在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农房抗震加固、农村垃圾处理、大气和水污染防控等方面，投资需求非常强烈和迫切。问题在于，与前一阶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质，而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从需求侧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要按照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支持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

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释放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由于竞争不充分，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在不少产业领域我国甚至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发展质量，降低成本，就能为发挥我们本来具有的比较优势创造条件，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形成有利于新兴产业成长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当今世界，信息、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层出不穷，二者相结合，孕育大量新商机、催生众多新业态。另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结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业存在巨大需求。但这些产业发展还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制约，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必须加快相关方面的改革，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创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

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平衡点

按现有的库存去化速度，当前的“低增长+高流动性”，可能将持续到明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的挑战变得愈来愈迫切。在当前的经济态势下，总理提出了“三大招”：一是多出深化改革开放的“硬招”；二是多出针对性强的“实招”；三是多出提升发展能力的“新招”。可以预见，这三个政策取向的思路在未来五年的政策设计中会体现得更加充分。

围绕中国经济增长，2015年有两大主题：一是经济下行趋势何时见底？二是如何完成全年GDP增长目标？对于后一个命题，市场的主流观点始终持积极态度；但对前者，随着近期多项宏观经济数据的下滑，各方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却乐观不起来。

比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6月CPI和PPI指数显示，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3%，其中6月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4%；上半年PPI同比下降4.6%，其中6月的PPI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4.8%。拉长时间段来看，CPI涨幅已从2011年7月的6.5%的高点持续放缓。居民收入持续放缓抑制消费需求，通胀将继续维持弱势格局。在CPI还未显示经济进入通缩的状况下，PPI则表明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工业品通缩压力加剧。看商务部公布的工业企业产品价格分项数据，黑色金属连续下跌，随着原油价格回落，橡胶价格和化工产品也在下降。稍微带来些许安慰的是，6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0.2%，与5月持平，连续4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这显示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效应正逐渐显现，经济运行逐渐筑底趋稳。

不过，这种回升仍很不稳固，并未脱离疲弱增长的区间。考虑到6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仅为49.4%，虽然较5月略有改善，但仍连续第四个月跌破50%的荣枯分水岭，且就业分项指数创下六年来的低位，这无疑表明经济增长还很难称得上乐观。

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债务急升时出现通缩，显然是最不乐见的情形。特别进入6月以后，高频数据又呈现萎靡现象。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年初以来制造业PMI逐步回升，呈逆季节回升特点，连续三个月保持“弱”扩张态势，经济增长可能趋稳。近期全社会用电量上升、中长期信贷较快增长、部分原材料价格止跌回升，市场需求筑底企稳已露端倪，经济增长可能温和回升，全年经济运行呈前低后稳特点。结构调整和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持续显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积极因素，大大增添了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信心。

篇6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增速进入新的阶段

1．投资拉动河南省潜在经济增速不断走高(1)河南省投资增速走高带动潜在GDP增速走高。1981～1992年河南省从GDP增速10．1%、投资增速18．6%;分别提高到1993～2003年的11．3%、20．3%;又分别提高到2004～2012年的12．7%、30．9%。(2)河南省GDP增速越来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根源在于投资增速比全国越来越高;GDP增速每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需要投资增速高于全国约2．5个百分点。2．全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由高速向中速过渡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曾根据我国1978～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计算得出改革开放30多年潜在经济增长率中线为10%，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的区间内。由于资源紧缺，资源价格成本上升，环境容量接近极限，约束刚性化显现，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人口红利趋弱，我国经济增长正在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过渡，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十二五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为9%。［4］3．河南省潜在经济增长率由高速向次高速过渡从河南省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来看，三十多年来不断抬高，比全国越来越高，当前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加速增长阶段，处于加快赶超全国平均水平阶段，所以河南省经济增长率将由12%～14%的高速增长阶段，向10%～12%的次高速增长阶段转换，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为11%，约比全国高出2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2～2011年近10年的平均投资弹性系数2．33计算，河南省的潜在投资增速约为25%，适度投资增长区间约为23%～28%。

篇7

王烁同志，您好！

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这一词汇开始进入中国百姓的视野。

那么，什么是“新常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新”就是“有异于旧的”；“常态”就是经常持续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这辆快车已经换挡行驶，而且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

实际上，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同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而不是由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其次，这种“新常态”的出现，始终处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许可的正常运行区间，从根本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2012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表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符合“新常态”增长率。惠誉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将避免“硬着陆”。

篇8

2.公路运输的经济

在公路运输转型阶段的初长期中体现出来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路规模增长速度高于当时公路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规律二适用于转型阶段的成长期,这个阶段是公路运输高速发展的阶段;规律三适用于转型的成熟期,因为在这个阶段,我国公路运输网络的规模已达到了一定程度,要继续高速发展公路运输,唯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手段;规律四则适用于转型的完善期,因为那时影响公路运输发展的已经不是速度、能力、范围等,而是是否符合那时的生活要求,因此要以提供更为舒适、更为方便的交通条件为目标去发展公路运输;规律五则适用于整个公路运输发展阶段,因为此规律可以作为指导公路运输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内容的理论原则，预计行业加速增长的趋势逐渐结束，行业将进入稳定增长期。对比各道路季度间通行费收入的增长率，2009年一季度到2009年四季度，除受分流影响的道路外，其余道路收入持续加速增长。2010年一季度，部分道路收入增速出现环比回落。对比各季度收入的复合增长率，2009年四季度的复合增长率在6%以内，明显低于2010年一季度的复合增长率。我们认为，2010年一季度收入、盈利增速出现环比回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低基数导致2009年四季度增速过高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未来车流量增长的动力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增长。不存在路网分流、道路维修扩建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下，高速公路整体的收入增速与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步。在2008年四季度经济下滑到2010年一季度经济恢复增长的周期中，高速公路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尤为明显。我们认为公路行业加速增长的趋势可能逐渐结束，随着宏观经济增长动量的减弱，公路行业将进入稳定增长期；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为我国公路运输行业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国内发展环境，使行业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困境中得到了缓解和恢复。我国公路运输行业也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为行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撑。

3.公路运输的发展

篇9

2.公路运输的经济

在公路运输转型阶段的初长期中体现出来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路规模增长速度高于当时公路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规律二适用于转型阶段的成长期,这个阶段是公路运输高速发展的阶段;规律三适用于转型的成熟期,因为在这个阶段,我国公路运输网络的规模已达到了一定程度,要继续高速发展公路运输,唯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手段;规律四则适用于转型的完善期,因为那时影响公路运输发展的已经不是速度、能力、范围等,而是是否符合那时的生活要求,因此要以提供更为舒适、更为方便的交通条件为目标去发展公路运输;规律五则适用于整个公路运输发展阶段,因为此规律可以作为指导公路运输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内容的理论原则，预计行业加速增长的趋势逐渐结束，行业将进入稳定增长期。对比各道路季度间通行费收入的增长率，2009年一季度到2009年四季度，除受分流影响的道路外，其余道路收入持续加速增长。2010年一季度，部分道路收入增速出现环比回落。对比各季度收入的复合增长率，2009年四季度的复合增长率在6%以内，明显低于2010年一季度的复合增长率。我们认为，2010年一季度收入、盈利增速出现环比回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低基数导致2009年四季度增速过高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未来车流量增长的动力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增长。不存在路网分流、道路维修扩建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下，高速公路整体的收入增速与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步。在2008年四季度经济下滑到2010年一季度经济恢复增长的周期中，高速公路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尤为明显。我们认为公路行业加速增长的趋势可能逐渐结束，随着宏观经济增长动量的减弱，公路行业将进入稳定增长期；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为我国公路运输行业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国内发展环境，使行业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困境中得到了缓解和恢复。我国公路运输行业也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为行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撑。

3.公路运输的发展

篇10

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基础设施，高速公路能够对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五纵七横”网络建设及全国高速公路网地形成，高速公路在对交通需求最大限度满足的同时，也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公众生活水平提升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如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随之产生的运输需求和工程总里程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动态）。公路的人口密度和运输强度会达到极值，以及在这过程中逐渐达到满足信息化、工业化和智能化要求的状态称之高速公路运输现代化。为此，利用分析研究高速公路建设、运营期，将高速公路建设运营环节对区域经济发展拉动作用的微观机理找出，对其拉动效益进行测算，其结果也是评估高速公路经济、社会效益的重要依据。这对推动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速公路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我们根据现代化的特征，把高速公路经济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去概况，因为在静态或动态条件下的高速公路经济概念有所不同。在静态条件（运输需求一定的情况）下，考虑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高速公路经济是指运输效率和通达性之间的一种均衡状态。当这两种情况相同时，公路的社会总成本最低，此时的公里路程也就实现了现代化的公路规模，高速公路建设业实现了合理配置了社会资源。作为一种特殊性经济产物，高速公路能够对整个区域经济中心进行有效连接，其作用为桥梁、枢纽。为更全面地分析了解高速公路经济，则需对其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究。

（一）高速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为资金密集型活动，高速公路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直接带动作用，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可由高速公路设计、建设单位产生的各类生产要素收入等构成，也就是增加GDP。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区域经济具备系统特征。交通运输系统为其内部系统之一，而高速公路又是交通运输系统主要构成成分。区域经济和外部不断进行各类信息、资源等交换，为耗散结构。高速公路投资可将负熵注入区域经济系统，不断增加其有序性，则推动区域经济系统有序运转。

（二）高速公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表现

1.提高高速公路可达性，区位优势格局改变。以区位论角度分析，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将直接影响沿线区域经济，其主要体现在所有区域可达性地提升，进而改变其经济、交通地理位置，并对其区位优势格局加以改善，这样既可对区域发展起到拉动作用。通常来讲，当区位状况发展改变，在宏观经济区域内该地点的地位、作用等将受到严重影响，也就是说某一地点区位条件不错将获取优先发展的权利。安全、高效、运输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服务半径大为高速公路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的存在对企业而言极为重要。

2.高速公路节点发展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以增长极理论而言，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增长极对其他地点的扩散作用。在建设高速公路早期，应充分考虑诸多因素合理选择阶段，这些节点具有无限潜能，也就是所说的区域增长极。高速公路出口设置极为重要，一般可设置在高速公路与2端中心城市连接位置等，因此，可将新兴工业、运输业等建设到高速公路出口位置，这些都是经济建设发展的潜力因素，对推动沿线区域经济发展及形成产业带极为有利。

3.实现高速公路经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基本发展战略，高速公路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对高速公路交通运输系统及经济发展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公路交通运输不仅要对现阶段其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之间的适应性进行充分满足，还需对交通和自然、社会等方面的适应性进行满足，如周期长、投资大与见效慢为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如投资建设不合理将制约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而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这就要求在建设公路交通体系时，必须对其负面外部性因素进行充分考虑，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应不断加大高速公路经济发展力度，确保其投资建设力度符合当前社会需求。同时，在对公路交通运输能力供给增加的同时，需降低破坏资源、环境的程度，最终达到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和谐发展。

二、高速公路建设期的效益分析

由建设至运营，高速公路各个环节对区域经济的贡献方式、数量都存在极大的差异。相比一般公路，高速公路在效益产生方法、显著程度等方面也存有一定区别。高速公路建设阶段经济效益不仅具有直接效益，还对其他行业存有间接性拉动作用，能够增加消费，进而产生宏观经济效益。本文以高速公路建设单位投入对GDP贡献进行探讨。

三、高速公路运营期效益分析

高速公路在拉动区域经济中，以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内在机理来讲，其不仅表现在建设期，还表现在运营期。与运营期相比，建设期时间短，短暂、临时为该阶段的投资效益，而其使用年限较长，约20年，建设完成后，运营阶段的效益将对高速公路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本文通过定性结合定量的方式，合理计算高速公路运营阶段效益。

（一）运输成本降低的效益

燃料、轮胎、折旧等为汽车运输成本。运输成本降低效益计算可选取差额成本法，按照《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相关规定，计算可分为客车、货车类型。

（二）运输时间节省效益

建成高速公路后，将大大缩短城市和城市间的里程，能够有效提升车辆运行速度，并对运行时间大大节约，并能够带来节约时间效益。如节约旅客在途时间，能够增加其生产时间，节约货物在途时间，可对货物占用资金周转速度进行有效提升，进而降低对资金利息地占用，促使此类占用资金能够将其时间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综合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高速交通建设在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内具有重要作用，是连接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纽带。在社会发展中，高速公路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存有拉动作用。建设与完善高速公路建设体系对发展区域经济极为关键，高速公路建设不仅能够为物质生产部门自身进行价值创造，还能对运输业、建筑业等多个领域起到带动作用，是实现相关行业结构化升级的重要保障，能够达到强化经济发展优势的目的，为此，必须加大高速公路建设力度才能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拉动作用。

作者:金伟 单位:周口市交通运输局

参考文献：

[1]李汶倬.政府投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社会经济效益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13.

[2]来逢波，任建兰.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演进对区域旅游产业的影响与优化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3]王令丰.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的分析[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3).

[4]邹苏华，刘睿，张智慧.高速公路社会效益的系统动力学评价——以吉茶高速公路为例[J].工程管理学报，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