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意义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劳动教育意义，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家庭劳动教育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人格

从小树立劳动观念、养成劳动习惯，将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实践证明，从小做家务、热爱劳动的孩子能吃苦，有才干，对生活充满自信，人际交往能力强于不爱劳动的孩子。美国心理学家威兰特对波士顿地区490名孩子进行了20年的跟踪，研究表明，爱干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干家务的孩子相比，长大以后的失业比例为1：15，犯罪比例为1：10，爱干家务的孩子平均收入要比不爱干家务的孩子高出20%左右。从小培养劳动习惯，有利于孩子德、智、体的全面和谐发展，使其形成健康的人格。实践证明，人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在劳动中形成的。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培养孩子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劳动能锻炼孩子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有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社会适应力，促进身心健康。劳动能培养孩子勤快、主动的工作态度，有利于形成对集体、对国家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劳动能培养孩子自理、自立、自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进取精神。

2.家庭劳动教育有利于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

独立自主、坚毅和自信是一切有成就者必备的意志品质，这样的意志品质只有经过长期劳动磨炼才能获得。一般来说，劳动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体验成功的过程，它有助于历练意志品质。孩子在做家务劳动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每一次困难和挫折都是对孩子意志、能力的磨炼，每一次磨炼都会让孩子增长克服困难的勇气、抑制自身的惰性，在做家务劳动中孩子体验到了劳动带来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的不断积累，就会形成独立自主、坚毅和自信的心理品质。路是人走出来的，事是人做出来的，意志品质是锻炼出来的。教育不但要发展孩子的智力，还应燃起孩子对劳动的渴望，在劳动中锻炼意志品质。有些家长不让孩子干家务活，不愿让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怕影响孩子的学习。其实学习并不能排除孩子参加劳动。因为劳动可以改善呼吸、血液循环，促进生理的新陈代谢过程，调节大脑疲劳，有利于大脑发育。在劳动中，孩子双手的活动有益于左右脑的开发，促进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劳动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中国自古就有心灵手巧的说法，手巧会促进心灵，心灵又带动手巧。

3.家庭劳动教育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责任感是一种态度，是道德评价最基本的价值尺度，人的社会化不仅要求人们学会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社会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培养社会责任感。家务劳动对孩子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务劳动能让孩子们在劳动中体验精神上的愉悦，学会关心他人，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这对现在的独生子女更为重要。孩子从小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就能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意识到自己作为家庭成员应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并且逐渐养成为他人服务的意识，树立起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个有责任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很认真、很负责，一旦遇到困难，他就会凭借负责任的态度发挥自己最大潜能战胜困难。相反，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甚至不顾社会基本道德准则，做出唯利是图的事。因此，责任心是做人的重要基础，从小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孩子长大后才能承担起家庭和事业的重任，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劳动可使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的人格。学会劳动，养成劳动习惯是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人格的重要保证。劳动可以让孩子自己动手创造整洁的学习生活环境，使他们明白劳动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有助于孩子的心灵美。在日常生活中，每个家庭成员都自觉主动地承担家务劳动，可以增进家庭的团结、安定，使家庭气氛和谐。每一位有远见的父母，都应该培养孩子从小学会做合格的家庭成员，这不仅是为了减轻做父母的劳动强度，而且也是为了孩子的一生的幸福。通过劳动，让孩子学会关心他人，即在外关心同学、老师，在家关心父母、长辈，长大成家后才能关心妻子、丈夫。这对现在的独生子女更为重要。

二、忽视家庭劳动教育的后果

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的劳动“答卷”一直令人担忧。各种传媒不断报道有关当代青少年劳动意识淡薄，劳动能力差的现象。如近些年上海某著名大学录取的新生中，有60%以上的人不会自己挂帐子，许多大学生在入学前没有亲手洗过一件衣服。某县妇联对该县一所重点中学初一年级学生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从没有洗过一件衬衫的占79%，不能煮好一锅白米饭的占84%，不会和不敢使用电饭锅、液化气炉的占67%。据北京市家教会对某小学一个班的调查，该班44名学生中，家长每天给整理书包的占39%，家长给洗手绢的占66%，家长给洗脚的占52.3%，家长给穿衣服的占59%。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研究生魏永康。他2岁掌握1000个汉字，8岁上中学，13岁考进大学，父母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儿子好好学习，母亲把儿子所有生活上的事情都包了下来，他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伙伴，没有人际交往。魏永康17岁那年考取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后，一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读书，但是生活自理的低能，让他无法独立生活，于是只得肄业回家。

没有经历过劳动磨炼的孩子，往往不懂得劳动成果来之不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他们不爱惜劳动成果，不知道这些劳动成果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汗。

今天在丰盈的物质生活氛围中成长的一代，许多不良的道德、心理品质，大抵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缺少劳动教育中找到根源。因此，加强青少年的劳动教育，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决不可掉以轻心。

三、学习先进经验，弘扬民族美德

1.吸取国外先进经验

据有关方面对各国小学生每日劳动时间的统计，美国为72分钟，韩国为42分钟，法国为36分钟，英国为30分钟，中国只有12分钟。德国的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帮助父母做家务。6～10岁的孩子要帮助父母洗餐具，给全家人擦皮鞋；14～16岁要擦汽车和菜园里翻地；16～18岁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另据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有17个城市每年举办“铁孩子运动会”，参赛者是7至14岁的少儿，比赛内容是连续进行长距离游泳、骑车、越野和长跑。每年均有成千上万的父母带着孩子前往报名参赛，角逐“铁孩子”的桂冠。无独有偶，日本中学普遍设有一门锻炼课程，即在严冬组织学生身着短裤进行户外长跑，旨在培养孩子钢铁般的意志。这些生活富裕的国家，竟有如此苛刻的教子法，令人大开眼界。相比之下，我们身边的孩子未免被娇宠得过了头。然而，眼下这些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大多过于娇嫩，吃不得苦耐不了劳，经受不了困难和挫折的考验。这实在怨不得他人，从72分钟比12分钟的数字里，就不难得出，责任主要在谁的身上。该是父母警醒的时候了，做父母的应充分认识到，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要培养孩子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和勇于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素质，从小就应给其创造磨炼的机会。

2.吸收先贤劳动智慧

一代青年如果不爱劳动，将后患无穷。古代巴比伦的消亡，与其民族好吃懒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决不能说说很重要，做做却次要，过后全都忘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中，圣贤们身体力行给劳动赋予了神圣无比的意义。中国古代的禅著《百丈丛林清规》的主要精神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认为人不可不参与劳作，每个人都有奉献的义务，才有资格吃饭。制订该清规的百丈怀海禅师不仅是制度的建立者，也是实践者。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是他到了90岁，弟子看到师父年老，不忍心让他再到田里工作，又不敢劝师父，只好把他的锄头藏起来，找不到锄头的百丈虽然不下田，但也不吃饭，他绝食三日，弟子劝他吃饭，他说：“我不是规定过，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吗？”弟子只好把锄头还给他。传说他活到96岁，工作到临终最后一天。

3.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习惯

（1）从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开始。现在的绝大多数家庭中的家务都没有科学安排，差不多都是由成人来完成的。但是，如果想让孩子热爱劳动，就要从做家务活开始，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却绝对不可以忽略。成人要让孩子从小就具备做家务活的习惯和能力，应该让孩子把家务活看成是生活中很自然的内容之一。

（2）从鼓励孩子参加劳动入手。成人要经常对孩子说一些称赞的话，或是感谢的话。比如，成人可以感谢孩子的劳动对自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或是夸赞孩子是多么得聪明能干。这些带有称赞的语言会让孩子有一种成就感，也会调动孩子参与劳动的积极性。让孩子参加家务劳动，是让孩子学习的过程，也可以让孩子从中得到锻炼。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当孩子做家务活遇到失败时，成人千万不要对孩子进行指责，而是要和蔼地告诉孩子，没有谁可以不经历失败就直接拥有成功，只要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会有从头再来的机会。最重要的一点是，成人可以口头称赞孩子，尽量避免用金钱作为奖励。因为做家务活是每个家庭成员应尽的义务，而且做家务活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得到一些物质的奖励，而是锻炼自己的独立性。

（3）找准兴趣，培养劳动的习惯。一般来说，孩子都喜欢家里来客人，成人就可以让孩子准备一些接待客人所用的物品，还可以让孩子来招待客人。让孩子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可以调动他体内的积极因子，让他自动地去做事，这样慢慢地就会让他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篇2

1.家长忽视子女的劳动教育，小学生家务劳动的量不够

许多家庭忽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认为孩子的天职是上学读书，没有必要参与劳动，当然就更不提劳动教育了。这样的后果造成孩子缺乏劳动机会，相比之下，家务劳动的量大大不足。绝大多数的小学生平常所做的家务就是扫地、叠衣服等等。

2.父母包办现象极为普遍

目前的学生家长，普遍存在着对孩子在文化知识学习方面的过高期望。家长们普遍认为，要获得理想的职业，必须有高学历，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取得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另外，由于是独生子女，许多家长都溺爱孩子，使得家长生怕孩子苦着、累着，该让孩子做的事，都由自己包揽下来，只让孩子埋头于书本和作业。这样使得孩子失去了自我锻炼的机会，甚至有的家长去替孩子做值日、搞卫生。

二、家庭劳动的重要性

教育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而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是社会教育的特殊部分，也是学生启蒙教育的重要途径，对学生个性心理特征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学生今后身心的健康发展。

在各级各类学校的素质教育中，小学阶段由于暂时没有升学的压力，因而它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总是被作为最先考虑的对象和试点而显得尤为重要。家庭教育如何，直接影响到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由于小学生知识经验较少，思维水平不高，尚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们仍然需要与父母保持密切的交往，从衣食住行到交友、学习，他们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随时都需要父母的帮助和教育。走读制是我国小学教育的主要形式，孩子接触父母的时间要比在学校接触学校教师的时间长，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仍然是对他们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家庭教育对树立小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和劳动习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家庭劳动教育的意义

1.劳动教育能促进良好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的形成

“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在汗水的挥洒中，在脏、苦、累的体验中，学生才能逐步懂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从而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因此，必须通过劳动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提高他们的心理和思想道德素质。尤为突出的是，学生通过参加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一粥一饭之不易，一丝一缕之艰辛”，从而树立起勤俭节约的意识，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

2.劳动教育同时还是审美教育

艺术素养是人文素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通过使受教育者处于感官愉快、精神自由的状态，于怡悦中获得心灵的启迪、道德的升华。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的审美感受产生于劳动，因为是劳动创造了美。面对劳动成果，作为劳动者一种创造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这是一股从心灵深处涌出的美的愉快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显示出的充实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劳动不仅创造了美的生活，也创造了美的感受，劳动教育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高尚的美育。

四、加强家庭劳动教育的探索

1.办好家长学校，提高家长对子女参加劳动的认识

我们利用家长学校，对学生家长加强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性的宣传，学校设计了家长自测问卷，内容有：你对孩子参加劳动有何看法；你对孩子参加劳动的态度是怎样的；你的孩子会做哪些家务劳动……统计结果令家长们很尴尬。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劳动教育讲座，使家长明白了简单的劳动和读好书之间其实并不矛盾的，体力劳动有时也是一种积极的休息，劳动过程是让学生从不会到会，从领悟到掌握，这就是一个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转换和运用过程，这便是素质教育。

小学生只有在直接参加劳动时，才能学会劳动。参加劳动愈早，对他们进行劳动教育愈有成效。儿童生来就有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如果不从幼年起就开始习惯于从事必要和有益的家务劳动，那么这种心理倾向就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小学阶段不让学生参与家务劳动，就会错失良机，增加了成年后成为一个熟练而勤勉的富有创新能力劳动者的难度。小学生参与必要的家务劳动，能切身体会到劳动是生活的必需，是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家长委托孩子浇浇花，洗洗手帕、鞋袜及衣物，收拾玩具，抹抹桌椅等，有利于培养小学生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义务感等高尚的道德情感，养成有条有理的生活习惯。小学生与父母共同劳动，分工合作，各自完成指定任务，有利于培养小学生与人协同工作的合作精神，培养参加集体劳动的心理素质。

2.对学生加强家庭劳动教育

教育心理学表明，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的过程，学生感性认识的来源是从学生主动参与亲身经历的各种活动中得到的。我们注重课堂教育与课外活动的结合，在学校开辟生物角，红领巾花圃等，在具体的劳动中培养学生认真负责，耐心细致，不怕困难的劳动态度。把课堂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并锻炼了他们的人格，把课堂教育和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提高了社交能力。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开展家庭劳动教育研究所带来的可喜面貌，孩子们在家校一体化的共同教育下，学会了一些基本技能，懂得了劳动的意义，学会了尊重别人，以及别人的劳动成果，并能体会劳动的艰辛。

家长们对孩子的家务劳动从小明确分工，比如让一年级的孩子自己穿脱衣服，自己系绿领巾，系鞋带，二年级的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剥毛豆，三年级的孩子淘米，剥皮蛋，做凉拌豆腐，四年级的孩子帮助家长除草，洗碗，五年级的孩子会烧饭，做番茄炒蛋等简单的菜，双休日不妨让孩子来一回小鬼当家，尝尝当家的滋味，在实际的过程中家长们可以充当助手和配角的身份，给予孩子恰当的劳动技能和安全的指导，既能让孩子有锻炼的机会，又能增强他的责任感。通过劳动使学生在实践中边做边学，培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造思维和动手能力。

3.制作记录卡，确保劳动时间和内容的落实

在综合有关小学生现有劳动水平的基础上，整理出一套自测问卷对小学生的劳动时间劳动内容进行对照测评，内容包括一年级：自己穿脱衣服、扫地、系绿领巾、擦桌子；二年级：整理书包、书桌、喂鸡、盛饭、剥毛豆；三年级：淘米、剥皮蛋、洗碗、打扫房间；四年级：拣菜、买东西、宅前屋后除草、整理课桌椅、拖地板；五年级：烧饭、做菜、付电费、打扫房间、种植花草等等。并制作成学生劳动记录卡，记录卡上分别有学生参与劳动的时间和内容，其中家务劳动和自我服务性的劳动由家长签名，集体劳动由伙伴签名，公益性劳动由班主任签名，确保了学生在劳动时间和内容上的落实，每周班会课上反馈一次，队员们相互交流劳动体会。

篇3

1.通过劳动教育，提高全县广大中小学生的劳动素养，促进良好劳动习惯和积极劳动态度的形成，明白“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的道理，培养勤奋学习、自觉劳动、勇于创造的精神，为终身发展和人生幸福奠定基础。形成统筹资源，课程完善，模式多样，机制健全的劳动教育体系，形成普遍重视劳动教育的氛围，达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目标，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基本原则

2.坚持思想引领。中小学劳动教育既要让学生学习必要的劳动知识和技能，更要通过劳动帮助学生形成健全人格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3.坚持系统整合。要有效发挥学科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功能，让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形成劳动光荣、劳动伟大的正确观念。

4.坚持体验为先。要让学生直接参与劳动过程，增强劳动感受，体会劳动艰辛，分享劳动喜悦，掌握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提高动手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坚持适当适度。要根据学生年龄特征、性别差异、身体状况等特点，选择合适的劳动项目和内容，安排适度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做好劳动保护，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三、关键环节

6.落实相关课程。要根据国家规定，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渠道，开足开好。要明确并保证劳动教育课时，义务教育阶段三到九年级在开设的综合实践活动中安排劳动与技术教育课，高中阶段执行通用技术课程标准，课时可视情况相对集中。、两个实践基地要充分发挥学校劳动教育的示范引领作用。各校要以两个基地的劳动教育为依托，结合实际在地方和学校课程中加强劳动教育，开设家政、烹饪、手工、园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课程。在德育、语文、历史等学科教学中加大动手操作和劳动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在其他学科也应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

7.开展校内劳动。要在学校日常支行中渗透劳动教育，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校园卫生保洁和绿化美化，普及校园种植。开辟专门区域种植花草树木或农作物，让班级、学生认领绿植或“责任田”，予以精心呵护，有条件的学校可适当开展养殖项目，幼儿园创建种植角和养殖角。大力开展与劳动有关的兴趣小组、社团活动，进行手工制作、电器维修、班务整理、室内装饰、勤工俭学等实践活动。广泛组织以劳动教育为主题的班团队会、劳模报告会、手工劳技展演，提高劳动意识。

8.组织校外劳动。要将校外劳动纳入学校的教育工作计划，学前、小学、初中、高中每个学段都要安排一定时间的农业生产、工业体验、商业和服务业实习等劳动实践。充分利用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综合实践基地和其他社会资源，结合研学旅行、环境保护、团队日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城乡学生交流，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城镇学校可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农村学校可结合实际情况在农忙时节组织学生帮助家长进行适当的农业生产劳动。

9.鼓励家务劳动。教育学生自己事情自己做，家里事情帮着做，弘扬优良家风，参与孝亲、敬老、爱幼等方面的劳动。学校应安排适量的劳动家庭作业，针对学生年龄特点和个性差异，布置洗碗、洗衣、扫地、整理等力所能及的家务。要密切家校联系，转变家长对孩子参与劳动的观念，使他们懂得劳动在孩子学习、生活和未来长远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和作用，让家长成为孩子家务劳动的指导者和协助者，形成劳动教育合力。

四、完善保障

10.加强统筹协调。校长是学校劳动教育的第一责任人，要统筹安排，确保劳动教育的时间、师资、经费、场地、设备等落实到位。学校要成立领导机构，加强校内统筹，既要发挥班主任、任课教师的积极性，也要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的作用。要发挥家长学校加强校外协调，积极借助家庭、社会力量，共同关心支持劳动教育。

篇4

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尤为突出。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大量存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开始向城市转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这个行为确实给劳动者及其家庭带来了相应的回报。李实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确实提高了外出打工户家庭的收入水平。但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胡士华利用2000-2002年数据检验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的影响，但并没有指明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关系。另外虽然侯风云和赵力涛等国内学者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但却没有分析其流动的成因。与现有的文献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又分析了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工人员的收入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各教育-年龄组劳动力流动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逻辑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给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前后教育对其收入的影响效果。另外，我们在构建人力资本模型时，特别地将劳动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因素也考虑进来，以尽量减少教育收益的估计偏差。

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研究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及其收入的影响，提供一个更为直观地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实证依据。

二、农村劳动力统计特征描述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集来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调查对象覆盖了吉林省各个城市和农村的现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该数据集提供了户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员人口和经济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工作单位类型等。在选择样本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事实——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歧视 ，为了尽可能消除这种影响，我们将农村15岁以上的男性作为基本样本集。由于农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获得，因此我们将其年收入换算为月收入。最终样本总量为15305，进城务工样本数为1118，占总样本的7.3%。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可见我们研究的是农村中年轻一代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和教育收益。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主要包括两类流动人口：一类是在城市中定居的农村劳动力，另一类是暂时到城市打工的人。我们通常称后者为“候鸟式”流动，当他们赚到一些钱或者家里需要他们时，他们可能会返回农村。

可以发现，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66年，而农村务农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59年，即具有较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年轻人在流动过程中似乎占有优势。这与少数发达国家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

本文中使用的收入数据是个体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个体的实物收入，因此可能会低估农村收入。同时，本文也没有考虑城市和农村生活的成本差距问题。在农村，很多人的劳动可能不被支付现金，他们收到实物或以换工的形式得到报酬，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生活成本，而相应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收到现金。如果对其进行调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变小。由表2可以发现，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尽管增加的幅度不同。当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我们发现除了单样本组和零样本组之外，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要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这符合人们通常的预期，即教育对那些在城市中找工作的人来说比在农村更有帮助。

给出了不同教育-年龄组的劳动力流动倾向。从总体上看，劳动力流动比率随年龄的增加具有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但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迁移率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低（初中及以下）的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具有“高—低—高—低”的趋势，表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倾向于在年轻时流向城市，在20-24岁时返回家乡，并在25-29岁时重新返回城市，30-39岁又回到农村。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20-24岁是适婚年龄，农村青年返乡结婚几年后又重新回到城市中工作。对于那些具有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来说，迁移倾向高于同年龄组的其他人，并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三、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劳动者的流动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依靠劳动者在雇主之间、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来进行劳动力配置。根据Harris和Todaro假说，发展中国家的个体迁移决策是基于期望的收入差距[10]。如果劳动力流动仅仅是由收入差距所引起的，我们希望发现对于那些从流动中获得最大的收益组的流动率是最大的。关于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之间标准假设的直接检验就是对表2中“平均对数收入差距”和表3中“流动倾向”进行相关性分析。鉴于收入差距缺乏系统地变化，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较强的联系并不奇怪。实际上，流动倾向和收入差距之间简单相关系数为0.279，虽然符号是正的，但是相关性并不是统计显著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以及它们的作用效果。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除了预期的收入差异外，个人的教育、年龄、婚姻状况也是决定流动性大小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对流动者预期收益的影响尤为显著。已有的国外相关文献也表明年轻人和具有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更高一些 。为了检验这一结论是否也适用于我国，本文运用二元逻辑模型对其进行了分析。

可以看出，一方面教育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外出务工的影响差异较大，并且这种差异具有随着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递增的趋势。其中高等教育对外出影响最大，而小学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Spence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即教育程度为雇主提供了劳动者能力的信号，因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者更容易被雇佣；另外教育提高了劳动者适应城市环境的能力。具有较高教育的流动者相应地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因而可以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而且如果个体的教育水平太低，则其流动后的预期收入并没有想象的高。已有文献资料指出在我国具有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有着较高的流动倾向 。

另外，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家庭背景对劳动力流动都存在显著的影响。年龄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虽然小但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且符号是正的。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外出务工的概率是递增的。这似乎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不相符，但实际上这与我们选择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年龄在15岁至31岁之间，因此该估计结果反映的是影响青年外出务工的概率 。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单身的年轻人趋向于外出务工，这与其没有妻子儿女的约束有关。此外，作为家庭背景的变量——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外出务工也有正的影响，其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作用效果不显著。家庭背景变量对个体外出务工存在正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个体的父母收入高代表其家庭条件较好，则该个体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在流动后得到更高的预期收入；另一方面与流动成本有关，即家庭条件好的个体可能不会安心的留在农村获得一份不高的收入，而更可能向城市流动。

四、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通常假设收入会随着个体的教育、经验和特殊技能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如果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个体的收入可能由于其所在部门不同而不同。同时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家庭背景对其收入也存在显著的影响。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建立收入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其中，初中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0.150）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0.038）的4倍，大专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的2倍，而对于高中毕业的人群，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在农村务农其教育收益大致相同。因此，对于具有初中和大专教育程度的个体来说，进城务工会较大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而对于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个体，其是否进城对其收入影响不大。这可能与正规部门为高中学历的个体提供的工作数量较少有关。很多正规部门的组织机构在招聘时往往要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个体则很难进入这些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通常初中毕业的人就可以胜任，所以体现不出高中教育的比较优势。

此外，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进城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22）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150）高出7.2%，而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7）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55%；农村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03）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038）高16.5%，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365）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32.7%。

同时结果也表明小学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确实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而本文中的教育“阈值”就是初中教育。

关于回归结果，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收入有一个显著的、负的影响，虽然这与一些文献中的结果并不一致 ，但是J. Behaman and M. Rosenzweig[13]在研究增加妇女的教育是否会增加孩子教育的问题时，发现增加母亲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并不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其在家时间相对要少，使其抚育孩子的时间减少，从而使孩子的教育并没有显著的增加。类似地，我们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使父母双方疏于对子女的照顾，从而降低了影响孩子收入的禀赋。

除了教育是影响其收入的主要因素之外，经验、父母收入以及工作类型都对个体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

经验对收入有一个小的影响。通过对两个组的回归结果比较，我们发现虽然经验变量对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影响比对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高，但是优势非常微小（大约1.4%）。这可能与我们所选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因此经验值较小，导致由经验差异引起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估计结果也大致说明了相对于农村务农人员，经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更重要一些。

父母的收入对于个体收入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父母收入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大概是对进城务农人员收入影响的2.2倍。这可能是因为对于留在农村务农的人来说，他们的土地基本上是和父母的土地在一起的，一起耕种、一起收割，然后得到自己相应的收入；而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人来说，这种依赖性会大大降低。父母收入对进城务农的人收入有正的影响是因为父母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家庭背景，父母收入高表明其家庭条件较好，这对于在城市中搜索工作的个体是有利的，他可以不必忙于找工作；而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来说，他会急于接受第一份工作，尽管工资比较低。

工作单位类型不同，个体收入也有显著的差别。对于农村务农人员来说，由于大部分个体都是土地承包者（占样本的92.4%），所以只有这个因素对个体收入有影响，而其他工作单位类型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在集体企业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以下依次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土地承包者的收入最低。大多数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文献表明正规部门的收入会较高，正规部门主要包括政府和大规模企。可是本文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估计结果，这是因为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个体，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体力劳动，因此收入并不高（44.5%的人在制造业，20%的人在建筑业，31.2%的人在运输业）。

回归中使用6个因素解释了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变化的39.8%。这意味着进城务工人员收入中教育、经验、家庭背景和雇用部门等因素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释收入的变化。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稍微弱一些，收入变化的36%可由表5中的回归系数解释。

五、结论

本文运用吉林省2005年的微观数据，针对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以及流动可能性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一）具有相似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相比，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当我们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时，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均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

（二）收入差距与各个教育——年龄组之间的流动倾向存在着正的、弱相关关系。因此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因素中，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教育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即具有大专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可能性最大，高中次之，初中最低。小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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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7月以来，富士康公司屡屡发生员工坠楼自杀事件，短短一年时间，就发生了12起。为什么这些员工会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放弃生命？在各种猜测急剧升温的时候，富士康公司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重重压力下，富士康公司及时做出了回应，认为连续跳楼事件是由于当事人个人原因所致。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大众的警觉与深思，责任的推卸更加燃起了大众追究该事件原因的热情。富士康坠楼事件，不应仅从富士康公司增加工人劳动时间和强度，降低员工工资的表象寻找原因。笔者认为，除了企业职工个人的原因外，还有我国企业对员工教育不够重视、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不到位等。

富士康企业管理之殇

纵观企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企业管理是企业生死立命的关键，也是决定企业成败的核心环节。之所以会发生富士康连环跳事件，与企业内部管理环境与管理方式是分不开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员工的需求是关键。员工是一个完整机体的组成部分，对于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从根本上满足员工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课程中一项新的命题。

调查显示，富士康企业员工的自杀尽管有各自的直接原因，但所有死者都是清一色的新生代打工者。有资料统计表明，新生代打工者目前约占农民工外出打工人数的60%，大约1个亿。由于年龄段不同，个性差异较大，所以关注社会问题也有显著的区别。（见下图）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70、80、90后在一些问题的关注上存在着明显的变化趋势。①

新生代员工的特点。新生代员工均为“80后”、“90后”，大多入职时间短，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较大，在适应社会、处理情感问题方面缺少阅历。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人民生活逐渐富裕，新生代员工与父辈相比，从思维模式到行为特点都具有较大的差异：第一，自主性较强，抗压能力不足。新生代员工自我意识较强，但动手能力差，自尊心特强，心理承受力却很低，重视物质与享乐，个人权益优于群体权益，这是在家庭和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调查显示：“有72.3%的人表示在遭遇挫折后，自己心理会留下阴影。甚至有5.1%的同学表示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②他们的心理成熟度远远赶不上社会进步的步伐。第二，缺乏团队忠诚感。新生代员工是在倍受呵护和禁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协调与合作能力，个人主义色彩较浓。对于特立独行的新生代员工来说，大家合作完成一项工作的效率低于个人完成这些工作的效率。团队不仅仅是人的集合，更是能量的结合与爆发。而新生代员工面对团队合作时，往往缺乏忠诚感，使其在工作中处于被动的境地。第三，面对压力时缺乏承受能力。抗压能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需要环境的激发才能被唤醒，尤其他们面对初入职场种种不适应和压力接踵而来，而新生代员工往往缺乏这种能力。他们自尊心极强、重视物质与享乐，在他们看来，个人权益远远优于群体权益，无形的压力压得他们无法喘息，长期下去会产生失调、自我否定或价值感丧失。而富士康员工自杀频繁就是新生代员工对逆境不能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

人本理念下行化。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年龄使得这些面临同样问题的员工，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来传递企业漠视员工的不满和对未来悲观的态度。据调查表明，70%以上的员工认为企业并不关注他们的想法，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如此往复的生活，没有过多的集体生活和业余空间来充实他们空虚的精神领域。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的存在着。

企业职工制度中存在的缺陷

劳动行政监督监察力度不够。为了达到保护劳动者合法利益，阻止用人单位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阻止其剥削、控制劳动者的行为，限制其非法用工。我国采取的是劳动行政监察方案，这是在干预其劳资关系方面侧重于国家的行政力。但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使得行政监察在我国的现有国情下实施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就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首先是由于其机构缺乏普遍性执法的各种条件（如编制问题等）；其次由于行政监察人员缺乏足够的动力，长期的乏味工作使其懈怠、没有严格执法。因此劳动者各方面的权益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是不争的事实。

劳动者个体维权局限性大。劳动法作为特别私法，它坚信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充分了解自己想要的、在工作中可以接受的、可以放弃的、毕竟是劳动者自己的判断，它符合劳动者个人的理性思维，因此被认为是应当给予相当的尊重，并且也是合乎情理的。其实，劳动法将劳动关系的主体劳动者一方原子化，而且对它的个体理性在法律理念上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用人单位非常有利，劳动者弱小化，就相当于企业强大化，对于企业对职工的剥削和压迫的行为予以助长，严重阻碍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实现。

完善企业职工制度的建议

我国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节省成本的基础上，严重忽视了职工的培训和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制度。与此同时，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机制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

我国企业的职业教育有待于完善。第一，创建因人而异的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是为员工服务的，所以必须被内部职工认可，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同时它也是可以让劳动者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逻辑方式、道德准绳等集体意识的总合。因此，要创造积极向上、和谐相处、富有人情味的组织文化，建设多种功能，使其职工之间能互相交流、友好相处，为他们提供建立友好关系的阶梯。团结企业职工，让职工感受到家的温暖。第二，增强职工培训力度，提高职工适应能力。时代在不断进步，经济在迅猛发展，企业对于职工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主要是职工素质、知识水平、专业化程度及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这些要求在无形中增添了劳动者的压力，适当的压力可以带来学习的动力，而社会发展之迅猛，让员工喘不过气来。这时就需要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延缓这种过多的紧张。企业组织内部成员参加各种技能培训活动，在压力过大时及时找到出路，化压力为动力。企业还可以为员工设立心理咨询中心，及时解决职工的精神方面的问题。第三，建立完善的职工福利保障体系。企业职工工作的最大目的就是能够提高自己和家人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数。企业满足职工的生活方面的水平越高，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的程度越强，就越能调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使职工和企业产生良好的互动效果，双方达到共赢的效果，这就要求企业有一个相当完善的职工福利保障体系。

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不能及时得以赔偿，这是我国存在的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增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迫在眉睫。第一，工会集体协商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我国的工会冲破了原有的模式，并不是将劳资关系简单地归于单位与职工个人的关系，而是强调了一个“职工集体”的概念，这就完全改变了劳动者的力量，由个体变成了集体，劳动者的地位由弱势变成了平等。总之，工会的形式壮大了劳动者的力量，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有处可申，同时也限制了企业无视职工利益的行为，使其从管理上开始考虑职工的方方面面。第二，强化与完善工会集体协商维权机制。我国现在应该讨论的课题不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怎样想办法把工会协商维权的机制加强，使之起到应有的作用，而目前的第一要务便是加快工会组建和运行的过程。

结 语

我国职工教育和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作为企业内部管理体系的构成部分，涉及道德、经济以及法律等多方面问题。企业内部管理体系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诸多制度的支撑，不仅依赖企业道德体系，同时还需要法律规范的约束作用加强对职工教育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因此，重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对我国劳动部门开展职工工作方面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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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振东(1966-)，男，福建龙岩人，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理论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8)17-0035-05

一、现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成人教育体制无法满足农民工的多种需要

现有的成人教育体制在时间安排上基本上采用全日制，在收费上往往令农民工望而却步，在班级安排上使具有不同经历的农民工与未走出过校门的学生坐在同一教室里，在教学内容上不符合农民工的生活实际，在教材用语方面不符合农民I的思维习惯，等等。目前，虽然部分省、市如上海已经开办了专门的农民工学校以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但那些传统的职业学校很难迅速改变它们的时间安排、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管理形式等。现有的成人教育体系是农民工所不能接受的，现有的成人教育费用对于农民工来说更是无法承担的。此外，农民工来自农村，他们固有的生活体验、生活习惯、思维观念、文化观念具有特殊性，这也注定针对市民的传统成教体系无法胜任对农民工的教育工作。因此，教育部门要面对现实冷静思考。吸引农民工走进学校，学校教学、管理等方面要进行适时调整。

(二)现行农民工教育缺乏系统的安排

农民工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而目前的农民工教育所缺乏的是：统筹安排与协调不一致，政府、用人单位、职业学校、社会办学力量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与系统安排。

1　多头管理的培训模式制约了对农民工培训的实施。目前，农民工培训工作的主管部门有农业、科协、教育、劳动人事部门，地方主要是县乡政府，这种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农民工培训布局使得培训无法形成总体的统一规划，各部门相互推委责任下压，势必造成培训工作最终落在县乡基层政府头上。而基层政府根本没有财力投在对农民工的教育上，农民工培训吸引民间投资和社会捐助的能力又很薄弱，致使我国农村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市场化进程大大落后于经济市场化进程。

由于各级政府缺乏一套统一协调机制，政府、企业与职业学校之间也缺乏沟通与联系，而出现“民工潮”这种供不应求与供求错位的问题。

2　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极大，他们与用人单位的合作是短期的、不稳定的，因此具有盈利性质的企业和用人单位是不会花大力气对农民工进行技能与职业道德的培训，更不用说系统性教育。政府相关部门对此缺乏指导与监督机制，而职业学校对此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弥补。

3　职业学校的办学缺乏政府的宏观指导与人才市场需求信息的引导，出现了无计划性与盲目性。由于农村条件限制。目前许多打工者只能在城里寻求培训。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单位或个人趁此机会开办一些不重实际效果只图收费的培训班，有的一味追求对农民进行所谓的强制性培训，只要交了钱，就可以拿到务工证。还有一些培训学校乘机到处招摇撞骗。宣称有学历、解决就业出路，使得一些迫切希望掌握劳动技能的打工者节衣缩食交了培训费，却学不到真本事，工作依然难找。笔者认为，政府需对社会力量办学加大监控，对一些违法办学机构加以取缔以保证职业学校办学市场的规范化，切实引导农民工参与能为他们带来收益的培训。

(三)农民工自身的积极性不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家庭生活负担过重、工作繁忙辛苦而缺少时间、年龄偏大、收费过高等等。笔者认为。由于城市自身出现的就业压力问题与下岗问题，即使是接受过教育与培训的农民工也很难找到能够与其教育投入相一致的工作，这便造成农民工对教育的高期望与低效益的矛盾心理。

二、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实施农民工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政府的扶持。为农民工教育提供有益的社会大背景。“民工潮”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关于农民工的系统安排已纳入到各级政府的规划范围。

第二、农民工自身对教育的渴望。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农民工往往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活，所以他们比其他农民更深刻地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尽管农民工具有对教育的高期望与低效益的矛盾心理，但他们也明白接受较多的教育意味着自身竞争力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和命运的改变，所以农民工自身对教育是感兴趣的。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农民工非常重视其自身的教育。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智力水平、接受能力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为他们接受教育提供了前提条件。据统计，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在16―25岁之间，位于技能开发的最佳年龄阶段。

第四、对农民工教育的不断深入探索和研究，将会不断地给农民工教育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近些年来。关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分层和流动人口的专门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这无疑给农民工教育研究提供宏观理论背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为农民工教育的开展指明方向。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失衡的归因分析

1　企业、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不到位

政府责任缺乏，是农民工参培率不高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依然是农民工，不能享受所奉献城市的社会福利政策，“二元”户籍和经济结构在劳动者身上体现得最充分。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政府部门只是重劳务输出，轻技能培训，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研究不多。指导不全面系统：对与农民工教育培训有关的用人单位、教育机构、从行业的各种关系协调不力：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资源整合不够，造成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采取的措施不力：没有建立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同时。政府的服务不够，有关农民工培训和就业的信息渠道不畅通。农村闭塞、农民分散、现代通讯工具少。书报杂志订阅少，农民不知道在哪里学、学什么符合市场的要求；不知道哪儿好就业，只好辗转南北盲目流动。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相关教材开发跟不上形势的要求。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指导不及时，对农民的教育培训结果评价系统不健全。

农民工在次属劳动力市场超强度工作、超时间劳动的背景下还投入学习是不太可能的，加上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常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拒绝对其招用的农民工实施培训，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作长期投资。

有些领导和部门对农民工培训工作只停留在口头上。具体问题落不到实处，相关政策、措施不到位，致使农民工培训处于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加上农民工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缺乏资金保障。多数培训机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培训所需设施、设备、

培训教材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等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

2　农民工对培训的认识缺乏开拓性、长远性

农民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自然经济冲击下诞生的，其思想与农村自然经济思想一脉相承。农民工受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的束缚，视野较窄，目光缺乏长远性和开拓性。首先，对参加培训缺乏足够的动力，79％的农民工并没有像多数学者预言的那样准备“农民变市民”，而只是做好了打几年工。临时赚点钱的打算，最终还是会回归土地，但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要准备变为市民，必然要考虑到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而这个门槛对于农民工来说实在不容易逾越，这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缺乏足够的动力参加培训。其次，对培训内容的选择缺乏长远性，为了让农民工永远转移进城市，培训内容应该是丰富的，如法律知识、纪律与时间效率观念、自我保护意识以及职业技能培训等。但是。农民工大多只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在对培训内容的选择上，更看中的是短期收益。第三，对培训的成本和收益缺乏正确的认识。参加培训是要付出成本的，即培训的费用和培训所需的时间，后者构成了培训的机会成本。

3　政府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配套政策

从目前国家颁布的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文件来看，主要是阐述怎样培训农民，以促进农民非农化，而缺少对农民非农化问题的配套规划和阐述。事实上，农民工培训工作不仅是对数量众多的农民进行培训，更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必须要有农民非农化的长期规划，农民工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农民工素质，使农民工适应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实现在城镇就业，最终使农民工融入城镇。同时，经过培训并已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是否依然是农民，政府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社会待遇，给予他们什么样的社会定位，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这也是农民工培训的政策领域存在的障碍因素。

4　缺乏对现有资源的有效整合

首先，在培训机构上缺乏有效供给，以学校为本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忽视劳动力市场需求。难以向农民工提供具有较强针对性、实用性的教育培训。其次，在培训内容上缺乏有效的供给，各类培训机构在培训内容供给上也是极不平衡，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5　缺乏有效的培训质量控制体系

农村青年满怀希望参加外出务工人员培训班，希望能学到点实用技能。但是，结果却大失所望，“技能培训全在黑板上学。这又不是初高中。哪儿能真的学到东西啊”。于是。没过几天班里没剩下多少人，这不仅仅反映出当前农民工培训的现状。更折射出当前农民工培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缺乏优秀的师资，切合实际的培训教材不多。教学手段陈旧单一，实践教学严重不足，更为严重的是目前政府还没有有效的农民工培训质量评估控制体系，难以促进培训质量的提高，培训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频繁的职业变动使企业和单位不愿为其提供教育和培训。

农民工受教育培训机会的获得与其职业的不稳定和多变有很大关系。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因此农民工外出找工作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他们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劳动法》也没有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同时他们自己的法律意识也很淡薄，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不少企业利用法律缺陷和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丰富。采取短期使用农民工的策略，以降低企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农民工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或不愿长期干一种工作。也经常会不辞而别。因此农民工很难与企业或单位建立起稳定的契约关系。农民工的频繁流动和这种不稳定的关系使企业或单位不愿拿钱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和培训。

三、培训的模式思路

(一)构建以输入地区在职教育为主的农民工教育模式

农民工教育由以职前培训为主转变为以在职教育为主，更符合当前农民工的实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农民工群体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农民工文化基础较差，多为文盲与半文盲，年龄较大。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劳动强度大、工资低、工作流动性强。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主要是为养家糊口。对他们而言。城市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由于缺乏基本的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经验，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工教育重点为职前的引导性培训，辅之以职业技能培训。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年龄特征趋于年轻化。以青壮年为主，其文化素质较前一代农民工高，他们从农村出来的主要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糊口，更期望自己能够长期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工的这些变化，必然要求农民工教育由以职前的引导性培训和劳动技能培训为主，转变为以在职培训和加强融入城市所必须的文化知识教育为主。

(二)MES模式

MES(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课程模式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一种“模块式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意为“适于就业技能的模块组合”。由于农民工受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的制约，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课程不应该是固定和系统化的，应该是农民工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进行灵活选择。MES课程模式提供了适于自学的学习材料。强调学员的自学，这样能使学员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能为农民工节省时间、节省费用。

(三)富平模式

“富平模式”，即“民办公助”的培训――就业――权益保护一体化的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富平学校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等人出资于2002年成立的职业学校。是我国第一个“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股份制有限责任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它以市场化的操作方式，针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探索出培训和就业“一条龙”的运作方式。

(四)订单加定向式教育模式

“订单加定向式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参与合作的企事业单位与教育部门签订人才培养培训合同，优先录用合作院校的毕业生，并要积极参与职业院校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在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培养目标、人才规格、知识技能结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学习成果评估等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样学生成材率和就业率都比较高，教育部门与用人单位以及被培养者三赢。在全球化经营中，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于是。一些知名企业提出并实施超前“定做人才”战略，“订单式加定向式教育”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方面学校教育目标明确，教育内容专一，教育方法是动手与动脑相结合，学校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学生一旦进入就业岗位。其适应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减少了学生的就业压力。给学生入学就业吃了“定心丸”，使学生能够静下心来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操作技能。

(五)补偿教育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副主委陈守义提

出实施补偿教育，把农民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他认为，社会上琳琅满目的教育培训机构，对于广大农民工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农民工迫切需要的是适合他们的成人教育模式。所谓对农民工的“补偿教育”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从硬性的国家和地方政策方面，通过有关的政策法规将对农民工的补偿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如可通过部分财政拨款与雇主、农民工共同负担经费，采取补助、培训券、报账等方式，对农民工进行学历、专业技能、法律常识、公共道德方面的教育。如就地开办培训班、知识讲座等；二是从柔性的文化熏陶、文化感染和文化享受的角度，为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提供服务。图书馆、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等公益性文化单位都应向农民工开放，为农民工看书阅报、学习科技知识等提供方便。

四、教育培训的保障机制

(一)启动先行地区的试点，加强农民工培训的立法工作

为了切实加强农民工培训，许多发达国家都注意通过立法措施支持农民工培训，明确农民工培训或农村职业教育的地位、内容和资金投入，依据法律规范利益相关者和行为，并协调其相互关系。此项工作虽然已经开始引起我国相关部门的重视，但是，我国农民工培训的专门立法工作，在总体上尚未启动，甚至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我国的农民工培训工作仍处于加快启动和多元分化的阶段，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工培训专门立法，条件尚不成熟，操之过急有可能产生物极必反的结果。但可在局部先行地区，加快农民工培训立法的试点工作，通过地方立法或部门条例的形式，形成约束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其相互关系、维护农民工培训市场秩序的基本依据。借此，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民工培训的立法工作积累经验。

(二)引入竞争与市场运作机制促进农民工培训模式的改造与培训质量的提高

1　鼓动各地因地制宜地建立诱导不同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机制，以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农民工培训融资机制的诱导功能

借鉴国际经验和现行政策的基础上，第一，借鉴农村信用社对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的经验，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扶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受训农民及其转移和创业：或利用财政资金对受训农民的创业贷款提供部分贴息。第二，在加强部门合作的基础上将农民培训和鼓励农民自愿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结合起来，对于受训农民参加职业技能鉴定，降低收费标准。第三，允许用人企业将农民工培训经费的一部分冲抵企业税收，以便于激发用人企业开展农民培训的积极性，

2　积极营造不同类型培训机构平等竞争的环境。强化市场对农民工培训机构的筛选机制。加强农民培训示范学校或示范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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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9-206-01

在当下的学校教育中，劳动教育中似乎还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甚至还变成了惩罚“差生”的工具。

小学生鄙视劳动、不尊重他人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这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信息化时代，一个彰显人和谐自由个性和创造性的时代，为人生谋幸福是这个时代教育的主旋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回归劳动教育在小学教育中应有的地位，寻求一些策略是有价值的。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从学校、家庭、社会等诸多方面看，忽视少儿劳动教育的现象十分严重，存在问题突出。小学教育是为了人的发展奠基的，让小学生通过参与适度、适当的劳动，在劳动中获得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体验，让学生在劳动中体验创造“新我”的成长快乐是十分必要的。针对劳动教育在小学教育中不被重视，主要表现在教育的思想观念上存在着不重视、忽视甚至鄙视劳动，在课程设置上劳动教育内容指向不明，在教育形式上片面单一等。作为小学德育工作者需要直面问题，寻求一些解决的策略。

二、小学劳动教育的现状分析

在教育的思想观念上存在着不重视、忽视甚至鄙视劳动。在我们的教育思想观念中，有着不重视、忽视甚至鄙视劳动教育的思想观念。

从学校的角度说，学校迫于升学的压力，劳动教育纸上谈兵，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者将劳动教育与“劳动改造”划了等号。学生迟到早退罚扫地一周，作业未及时完成，罚花园浇水一周，损坏公共物品罚擦玻璃一周。从家长的角度说，一怕劳动耽误孩子的学习时间，所以就尽一切可能进行包办代替，孩子只要文化课学习成绩好，什么都是次要的。

笔者最近参加区内关于幼小衔接的家长咨询会。一百多位家长的问题都集中在：上小学前要识多少字？数学计算要提前学吗？英语单词要背下来吗？诸如此类的全是对掌握学科知识的问题。当我问家长，你们的孩子自己的事能自己做吗？只有个别家长说能。家长们普遍只关注孩子学科知识的积累，对孩子是否要自我劳动，觉得没必要。家长还常常拿孩子不努力学习，将来就当马路工、农民工或笨重的体力工来鞭策教育孩子。

三、改进小学劳动教育的几点建议

小学德育工作主要通过生动活泼的校内外教育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公德教育、社会常识教育和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

让小学生热爱劳动，这需要来自家长、教育工作者、社会的共同参与。从实际出发，遵循教育规律，开展适合少儿身心特点的劳动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劳动教育的内容，丰富拓宽劳动教育的内容和渠道。结合实际，积极组织开展劳动实践。使学生在劳动中接受教育，提高认识，经受检验，增长才干，在实践中成长、成才。

1、加强家校合作，拓宽小学劳动教育的渠道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劳动观念是在七岁半至九岁半之间逐步形成的，也就是说小学低年级至中年级阶段，是劳动观念的形成阶段。这时的教师及家长应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在这一关键期，使儿童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让“劳动光荣”的思想植根。因此，劳动教育在小学阶段要十分重视对家长的引导，让家长对孩子有正确的教育理念。首先要改变中国家长轻视劳动教育的观念。让家长从小注重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提高劳动意识。学校在家长中大力宣扬劳动关荣的价值观。

德国的家校合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有专家说，“德国制造”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从小掌握了较全面的劳动技能。德国的父母秉承“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理念。德国人在欧洲有“动手大师”的称号，为了培养出“巧手孩子”，德国的教育部门制定出三步走的“进度表”。幼儿阶段要学会简单劳动，具备初步劳动能力，小学阶段接受课程化技能训练，请有某一方面技能的家长做辅导员。通过考核获得“小海马”技能证书，鼓励离校近的孩子走路或骑车上学；中学阶段要有三个月的社会实习经历等。让孩子从小就成为能生活自立的人而感到骄傲。只有在家长、学校双管齐下、形成合力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2、整合课程资源，让小学劳动教育符合孩子的天性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经这样的表述：“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如果没有与其并行的教育，没有与其并行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教育，就不会有教育的好处，会成为不起作用的一种过程。劳动教育不与其他形式的教育结合，是难以完成教育的任务的。”

劳动教育与艺术教育相结合。所有的艺术创作过程都是劳动的过程。让小学生体会到练习声乐、弹奏乐器、绘画、舞蹈都是劳动的过程，可以说，劳动不仅创造了美的生活，也创造了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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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017

1 当前研究现状

1.1 国外相关理论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劳动力转移问题是国外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这一时期产生了众多劳动力转移理论，众多学者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劳动力转移行为。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拉-费景汉理论、托罗达理论、R・赫伯的“推-拉”理论、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收益理论。其中，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十分重视劳动力素质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而在国际职业教育理论中，福斯特认为：职业教育必须以劳动力就业市场和需求为出发点。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后的发展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1.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职业教育和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许多相应的成果。姚晓荣（2004）认为旧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只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外部原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才是制约其转移的关键因素和深层次障碍[3]。陈宗胜、周云波（2006）认为，决定劳动力是否转移的最重要因素是教育，且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转移倾向越大[4]。李俊玲、张广胜（2007）在他们构建的职业教育基尼系数影响农村区域收入不均等哈德函数模型中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影响其收入水平，在中国农村区域，职业教育分布的不均等程度与农村劳动力收入不均等之间存在着密切而稳定的正相关关系[5]。

综上所述，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学术界，都认为劳动力自身的素质对劳动力转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受教育程度在某一层面直接决定着劳动力自身素质的高低，职业教育作为我国现行教育体系的重要分支，是提升劳动力素质的重要途径。

2 劳动力自身素质不足是当前阻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根据2012年华南师范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广东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

2.1 大多数企业认为用工需求未被满足

调查统计显示，69.4%的企业认为较难招到合适的员工，并且31.9%的企业认为目前招聘到的员工未能满足工作需求。而根据对劳动力不能满足企业需求原因的调查统计，课题组发现，缺乏职业技能是最大的阻碍因素，占比达到64.2%，其次是教育水平太低（26.7%）、不能吃苦（26.3%）等。这些都说明，劳动力素质不高，极大地影响了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有序进行。

2.2 经济较发达地区企业对学历要求更高

据调查统计，在学历需求方面，珠三角地区对劳动者的学历要求最高，一半以上的需求都要求高中以上学历，对初中以上学历的接受程度仅为8.1%，而粤西和粤北地区的学历要求则最为宽松，初中以上学历的接受程度有42.2%和40.1%。众所周知，发达地区企业在各方面都对欠发达地区企业起着示范作用，这就从侧面表明，招工企业对学历的要求提高在未来将成为一种趋势。

3 改革职业教育，促进劳动力转移

“十一五”期间，我省围绕建立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目标，不断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基础能力进一步加强，形成了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共同发展的全国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多项发展指标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职业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在“双转移”深化实施的新阶段，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转移的支撑作用仍需要不断增强。

3.1 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主要途径

首先，职业教育能够提高农村青少年的基本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水平。由于目前我国教育水平极不均衡，农村青少年所能享用的基础教育资源远远比城市匮乏，这就使得许多农村青少年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难以继续升学，同时也不具备足以谋生的一技之长，长此以往，成为社会的边缘人[6]。大力加强面向农村青少年的职业教育，传授给他们知识和技术，让其懂技术、会经营，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优良后备军，从“源头”上解决转移劳动力素质低下的问题。

其次，职业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收入水平。据《报告》统计，在岗农民工经职业技术培训后工资增幅平均达25.4%，普遍高于近年来全省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约为12.3%）。职业教育使受教育的转移劳动力具备了相应的职业技能，扩充了其就业空间。同时，通过接受专业的技能培训，成为技术素质好、接受新知识能力较强的新型人才，易于完成职业或技术的转换，能够适应多种就业岗位，从而具备了较高的职业稳定性，减少了来回奔波、求职等待的时间和次数，降低了转移成本。

再次，职业教育能够帮助转移劳动力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据调查统计，只有17.2%的劳动者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而在知识和文化水平上的差距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能够改善这一现象，职业教育包括必要的技能培训、法制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7]。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让他们在经济上融入城市，法制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帮助劳动者成为懂法守法、文明礼貌的高素质劳动者，为其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3.2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仍存在许多问题

3.2.1 职业教育资源不足，对转移劳动力培训的规模和数量不够

一方面，我省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仍然薄弱。2009年，全省高职院校办学基本条件各指标达到教育部规定标准的只有7所。另一方面，师资队伍建设滞后，影响发展后劲。2009年生师比为29.3：1，离国家中等职业学校生师比最低设置标准20：1有较大差距，全省高职院校中初级职称和没有职称的教师占教师总数42.63%，“双师型”教师8760人，仅占专业教师的34.2%，与国家要求“十一五”期间“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50%仍然有很大差距。

3.2.2 职业教育资金投入不到位，影响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一是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地方配套资金在欠发达地区依然较难落实。2009年底至2010年初，全省尚未落实地方配套的县（市、区）有36个，占30%。二是免费助学等政策可能会削弱中职学校基础能力建设。以2010年免费补助标准计算，实施免费政策后，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办学经费因此而新产生的缺口高达2亿元；按省财政和欠发达地方财政补助以7：3的分担比例计算，地方财政每年要分担0.6亿元。实际上，欠发达地区财政力量无法支撑免费助学政策和基础能力建设两项工作同时推进。

3.2.3 校企合作缺乏广度和深度，培训劳动力转移的针对性不强

一是缺乏政策性和制度上的保障，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二是现有校企合作深度不够，体现校企合作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不足，许多学校还仅仅局限于学生见习实习就业的层面，行业、企业尚未全方位参与到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三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未能充分实现与企业对接。人才培养规格与岗位要求、课程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尚未做到有机统一[8]。

3.3 创新职业教育，为劳动力转移提供长效保障

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强、实用性高、受益期长、覆盖面广，能够使受教育者获得更为明确的预期收益。因此，建议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职业培训体系，扩大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完善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证书相衔接、就业前教育和就业后培训相结合的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创新农村职教就业准入制度；实行“政府+企业”的定向培养；开展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以及与高校间的合作等方式。

为有效实现职业教育的就业支撑性，可以按照倾斜转出地8转入地2的比例设立专项资金，在相应资金下设立劳动力转移目标考核体系的一些具体指标：第一，工学结合、校企双制、园区合作、稳定就业等；第二，职业教育培训“实效化”，切实为农村劳动力服务；第三，鼓励创业教育，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第四，师资和教育资源的提高。总之，在确保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实施的基础上，应当适应市场经济及农村实际需要发展普惠型的职业教育，为转型升级提供人才保证。

参考文献：

[1]蔡防.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2]张照新，宋洪远.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主要观点综述[J].中国农村观察，2002，（1）.

[3]姚晓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层次障碍及对策[J].甘肃社会科学，2004，（4）.

[4]陈宗胜，周云波，任国强.影响农村三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因素研究――对天津市农村社会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6，（5）.

[5]李俊玲，张广胜.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分布对农村区域间收入不均等影响[J].农业经济，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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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农村中比较常见的劳动力转移的就是升学转移，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农村人民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重视，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每年有很多青年考入高中、大学、中职院校等，可以说升学转移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区域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是我国农村教育观念革新的重要体现;其次，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近些年我国农村教育水平明显提升，农村人口受教育情况大有改善，学龄儿童入学率提升、初中、高中以及职业技术学校的升学率上升，这些受到教育的农村人口掌握了大量专业技能，就业能力明显提升，不再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中，这实际上为他们在城市中寻找就业机会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客观条件;最后，从农村人口的观念上来说，受到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其目光不再局限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思想比以前更加开阔，也不再满足于面朝黄背朝天的生活，希望寻找到更多的创收机会，过与以往不同的生活，因此进军城市就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总结来说就是农村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们观念的革新，其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观因素。

(二)发展农村教育成为促进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劳动力大量转移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实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对此都非常重视，并且，各个国家已经认识到农村教育在劳动力劳动力转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这里以日本为例，日本本身的义务教育就普及的非常好，文盲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在这样的良好基础上，日本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除了普及高中教育以外，还在农村开展职业训练，使农民掌握更多的职业技能，这部分农村人口在掌握新技能以后，非常愿意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顺利实现劳动力转移。可以说以教育促进劳动力转移是非常成功的思路，实践证明这种方法的确奏效，农村劳动力在接受更多教育以后，能够迅速适应非农业环境，其综合素质并不比城市劳动力差，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阶段，产业结构处于进一步优化之中，为了使劳动力转移到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二．通过提升农村教育水平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策略

(一)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差距逐渐增大，虽然国家一直重视三农问题，但是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农民收入过低，导致没有过多剩余资金投入到教育中，这对于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在教育政策上向农村地区倾斜，最重要的是加大资金投入，建设校舍，为其免费提供住宿，减轻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压力，同时加强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网络设施、多媒体设施以及图书馆等，为学龄儿童和少年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继续落实义务教育政策，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水平。

(二)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

农村教育中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不足，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无论是基础教育教师，还是一些专业职能教师，平均受教育水平都不高，一方面年轻教师数量不多，另一方面现有教师中民办教师转正居多，这就导致教学理念不够创新，教学方法落后，整体教学水平不高，因此，要想通过提升农村教育水平来促进劳动力转移，就必须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首先要为农村教师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鼓励年轻教师积极投身到农村教育中去;其次要合理安排教师编制，消除区域间编制的不平衡问题;第三，政府以及教育部门可以制定一些激励政策，鼓励优秀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偏远地区支教一年或两年，解决师资力量不均衡的问题;最后，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继续教育体系，要求农村任教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丰富自身知识体系，使自己能够适应现代化教学的发展。

(三)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农村职业教育是提升农村人口素质的重要方法，因此必须予以重视。首先，政府要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统筹协调，制定完善的职业教育计划，并将其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联系起来;其次，农业职业教育要不断革新办学目标，除了培养农业技能以外，同样要重视非农业技能的培养，通过职业教育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指引方向，充分了解当前工业经济形势，明确哪些岗位缺口最大，并将这些岗位的技能培训作为职业教育中的重点内容，农村劳动力接受完教育、来到城市以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就业，这不仅填补了城市岗位缺口，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信心;第三，要充分利用周边地区的教育资源，与相关教育部门建立联系，保证农村职业教育能够持续下去，为实现农民的终身教育打下基础。

(四)重视农民工及农民工子女教育

农民工教育是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要深入到农民工群体中，了解其技能需要，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教育和培训计划，同时要通过村级政府、地方电视台和广播等多种途径宣传培训计划，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到培训中来，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另外，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还会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带来很大影响，村级政府要了解每个学龄儿童的家庭状况，保护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避免出现儿童失学现象，如果父母都在城市打工，校方要为其提供住宿，在生活上和学习上对其进行照顾，为进城务工父母解决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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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64-02

一、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比较

1.刘易斯二元经济及其劳动力转移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及其劳动力转移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经济是由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组成。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动。现代部门不断将利润转化为资本，以增强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从而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全部吸收。于是，现代部门大大扩张，传统部门只有在剩余劳动被吸收完毕后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传统部门的就业者的收入才能改善[1]。

刘易斯经典模型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其成因，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但刘易斯的模型是基于生产技术停滞，土地等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建立的，而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不完全处在典型的传统农业阶段上，故不考虑技术进步及其他要素的影响，显然不合现实；另外，以零值边际生产率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存在的判别为标准，是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产业，而忽略了农业是对外部自然条件依赖性强，风险性大的产业，因而这样的标准不准确[2]。

2.拉尼斯―费景汉劳动力转移模型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刘易斯模式有两点缺陷：（1）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2）没有注意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产品出现剩余应该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先决条件。于是，他们提出了一种从动态角度研究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的二元结构理论，被称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基于刘易斯模型对不发达国家经济部门的划分，把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形失业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第二阶段，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其值介于零和不变制度工资之间，农业部门存在隐性失业。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率高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商业化，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而由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市场共同决定。此时，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平衡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转移进入商业化时期，相对于每一个工资水平，均会从农业部门释放出一定量的劳动力[3]。

3.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

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城市中失业和就业不足不断加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是涌向城市。托达罗就这一现象解释为：尽管城市存在失业，使得就业概率下降，但只要预期收入仍大于劳动力从农村迁出的成本，迁移就会发生。托达罗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如下：

M=f（d）

f'>0①

d=p・w-r②

①式中，M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距的增函数。②式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r表示农村实际收入，p表示就业概率[4～5]。

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补充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完善了二元经济理论。托达罗模型强调农业与工业发展同等重要，指出单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等观点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存在如下不足：（1）该模型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与人地矛盾尖锐的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不符；（2）该模型隐含假定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城市的顺向转以后，不再进行逆向转移，这也不合事实[6]。

4.乔根森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乔根森的论点可以概括为：（1）农业人口，包括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2）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和低于实际工资的剩余劳动。（3）农业剩余是指农业部门产品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是必然的，农业剩余的出现也是必然的。（4）在农业人口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工资水平并非固定，而是不断上升的。

乔根森理论使用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和以农业剩余为基础创立理论，更强调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更看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影响。

二、国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比较

1.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高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1995）中，基于托达罗预期收入模型，把预期收入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他认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为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和经济结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力转移越活跃，其转移水平也越高。

2.个人特征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在个人特征因素在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作用研究中，就转移者受教育方面，赵耀辉的结论是：正规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但对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有显著的影响；就转移者性别而言，城镇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主要偏向男性。就转移者婚姻状况方面，已婚使转移概率降低2.8%。在转移者年龄上，转移的概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7]。

而朱农发现教育仅仅对于男性的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对女性则没有。性别是对转移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之一，女人较男人不喜欢转移。并发现婚姻状况对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对这种结果的首要解释是已婚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转移成本（包括现金成本和心理成本）[8]。

3.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蔡研究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是：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限制了潜在的转移行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放松了对劳动力转移的控制，因为中国的改革远没有完成，制度障碍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预期收入还是人力资本禀赋对转移动力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改革在促进劳动力转移方面将更为重要[9]。

三、中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

1.英国圈地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从转移模式看，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土地面积狭小是强制性转移模式实行的主要原因。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英国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和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国外。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转移逐步步入正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以后，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缓慢地向工业、第三产业转移。

2.美国自由迁移式的转移模式

美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9世纪20年代，止于20世纪70年代。从转移的具体模式看，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属于自由迁移模式。从转移方向看，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基本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美国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前提的。“交通革命”在幅员广大的美国的工业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不仅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本。铁路运输不仅适应了工业革命的物流需要，也促进了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3.日本政府主导式的转移模式

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始于在20世纪60年代，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式转移的成功道路。在转移初期，日本政府重点扶持规模较大的自立经营农户，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日本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了条件。日本将国民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4.中国探索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巨大，且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少。以孔祥智为代表，提出“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10]。“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的含义是：劳动力的差异性梯度和地区性梯度交叉进行转移。具体地讲，浅层次转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内部转移，它是指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畜牧业、渔业、林业等方面的转移。二是农村内部转移，它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的转移。通过农业组织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拓宽农业内部的就业渠道，提高农民的边际收益，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化，为最终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地域、职业彻底转移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Lewis,W Arthur.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4，（36）：46-51.

[2]何景熙.不充分就业：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核心与实质[J].调研世界，2000，（9）：9-10.

[3][美]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Todaro M P.A model of labe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1）：138-148.

[5][美]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6]张云峰，王录仓，王航.西方国家基于“二元”结构农村劳动里转移理论评述[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114.

[7]Zhao,yaohui(1999),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The Case of Rual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47，

（4）：767-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