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一种哲学理念与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说明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事物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翻译当中的转化与改变是客观规律，也是道的作用。不仅译者面对原文时要变，成品之后的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每隔数年就需修订或重译的原因。“变以致用”是变译伦理的价值诉求。众所周知，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做到。同时，也不存在绝对脱离原文的流畅译文。正因有了各种变通，才使林纾那样的翻译“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89）。傅雷的译作几乎全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因为“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见，变者，译之所倚也。

其次，变译伦理是一套关于译者之心的哲学理念与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准则、规范等的学说，而非具体针对某些作品、某个译者，甚至某一类型的翻译。译者之心是超越个体、本质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东西，因为种种的记忆思想，都需依赖或运用语言文字而完成。语言文字不是某社团和个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个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会人群里所公认且共用的那套语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无论是博学的译者还是初级译者，都具备一定关于翻译的种种集体记忆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心理，而这些共通共有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开展翻译、审视译文、评价译者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译者的心理本质上包涵儒道各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翻译家的实践和认识中得到印证。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译者之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译者之心并引导着译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变译伦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翻译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问题的探讨。因此，变译伦理既是认知，也是行为。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对忠实通顺、直译意译、准确性可接受性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形神问题。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宇宙的阴阳平衡，万物周而复始，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②。翻译史上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还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至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体现出中国译者意识和行为上对传统文化崇尚的美、和谐、神韵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者，美之极”（罗新璋11）。这些论述中的“神韵”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以神为主”，大多翻译实践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时能够将原文之艺术变成译文当中的艺术。

四、哲学审美视角之变译伦理外延

《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强调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外界影响，日常行为中需遵循相对恒定的伦理与准则。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哲学传统有虚实相生的特点，即冯友兰所说的“为学、为道”的区别，前者指“增加积极的知识”，是“实”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灵的境界”，是“虚”的一面，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冯友兰5）。这为变译伦理奠定了认知纲领。从哲学层面来看，“变译”更多属于“为道”范畴，其意义不单是为实践做参照。同样，变译伦理命题的提出不能说仅仅是为翻译实践做评判标准，也不能以此为批评的具体依据，而是为更好地理解变译乃至翻译本质，进一步剖析译者行为事实和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视角拓展本土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

变译伦理对于译者和翻译过程而言，取决于译者心；对译作阅读的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则在于读者心、论者心。人们经常会把翻译伦理与价值、好坏等概念相联系。符合一定伦理规范的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翻译，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甚至是坏的翻译。例如，我们在评价译作时，会冠以“某时代译者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某原语或目的语文化所持有的观念”等说辞，翻译是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可以通过其翻译策略来进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准则规范控制的，准则规范又是从特定人群喜欢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准则规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蕴含着价值的取舍。

《文心雕龙》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就是指文章需变通，才能流传。翻译的功能既是传播，也离不开具体操作上的变通。历代翻译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们善用变译之手段，达到翻译目的的。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若仅用他提出的信来审视他的翻译实践，不考虑时间、语境及各种关系，对翻译妄加批评，总体上是有失公允的。“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王宏志94）。严复虽“非正法”的变译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是“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黄忠廉64），可见，读者、社会现实等效用方面，包含经济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实践的原则取向。需从变译结果看伦理，从伦理推断翻译过程。从虚实相生来看，译者心理伦理为虚，译文效果为实，需抓大放小，必须是伦理评判加实际译文评判，不可偏废。一味的伦理关照或译文评价，都不足以反映译文的全貌。也正因为此，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伦理原则和诗学原则共同作为翻译批评的原则。“虚实相生”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经过理论家的阐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神韵”“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与融合；而西方则更注重物我两分的关系。诺德及功能学派将翻译的忠实fidelity改为忠诚loyalty，其实就是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后者注重翻译目的或功能的达成。切斯特曼区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两种，都包含着伦理价值的取舍，评价翻译，是看完成任务的好坏？是否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功能作用？这些判断都过于具体，变译伦理总体上关注是否弘扬了一定时期一定人群认可的价值观念。

对翻译伦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论，一蹴而就，需从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对翻译原文的选择也是有价值取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材料多是外国传教士选择的关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或小说，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被译介，而是为其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加上个人趣味、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更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逐步翻译成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伦理应该注重境遇性。“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翻译伦理的考察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观念、对象文本、翻译目的等作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伦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也就为变译伦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间。

变译伦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导致随意篡改原文、译无标准可循的结果。无论理解存在多少的差异，无论读者怎样发挥主动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义内核的，译者必须首先培养对原文的欣赏能力、再现能力，然后才学习节译、重写、改写等技巧，再学习解构方法，挑战权威，颠覆原文。倘若译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义，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译，若是有意为之，那不如自己原创；若硬要用创造性叛逆为自己辩解，则难免被人识破而被诟病，这一点应该是翻译人的价值共识。当然，某些译者的创造性改写或有意识误译则另当别论。

其实，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想努力逐步摆脱过分强调个体与竞争特性，而更趋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活动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机体”（Bodde72-73）。这是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思想体系后得出的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翻译研究转变，更多学者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认为翻译“既是政治和诗学问题，也是美学与伦理问题”（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译伦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其重点在于对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复杂的个体，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Pym6-7）。可见，无论翻译研究作何转向，对相关文本、社会背景、译者行为及心理的研究将会得到日益突出的关注，从而为变译伦理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注脚。

篇2

以传统西医解剖学及现代医学的生物力学来构建现代新针灸的理论体系固然是很好的发展方向，但一味以西医理论及研究方法来构建针灸理论可能会有失狭隘之忧。

事实上，所谓的针灸理论就是指中医的理论，并不是别有一套针灸理论游逸与中医理论之外。中医理论向来以整体观念为基，这就根本有异于西医分支蔓芜的理论，学科愈分愈细，研究愈加冗繁。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众多的边缘学科，力图加以学科整合。但边缘学科刚刚兴起，任重道远，协调各科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最终的归途可能与中医的整体观念不谋而合。

针灸向以“法于心生”为理则，此亦是整个中医理论的支点。《黄帝内经》开宗明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与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何谓“神明之府”？即心也。即阴阳不可脱离“神明之府也”。何谓神明之府？即心也。阴阳不可脱离神明之府”独存。中医理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如果以现代科学理论来衡量，它算不上科学理论。

现代科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的。实验对象是物质现象而不是心。刚起步的心理学，虽以“心理”为对象，亦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但它诞生之初却震撼世界。当时大部分医生视弗洛依德为“疯子”、“精神病患者”，可见西方医学对“心”的研究是多么苍白。

以心为支点，不可能像研究物质现象一样以实验基础来构建理论。所以整个思维方式与研究手段、诠释方法迥然不同。整个中医理论与中华文化意在言外的传统息息相通。中医分三种境界：第一、淳德全道，精神内守。第二、熊经鸟伸，效法自然。第三、应病与药，亡羊补牢。一般所谓的中医理论大都是指第三种境界而言，但这部分所谓的理论并不是重点，大多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以经验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

理论的重心在第一境界上，实际就是儒道的哲学思想。所以所谓的中医理论就是一门哲学。而看儒道两家的代表经典《论语》、《道德经》全是一条条的格言录，哪个称得上西方意义的理论体系呢？可见中医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同于西方。

不知现在是否有医学家研究哲学境界对人体生命各个方面的影响以及在临床的治疗意义。如果有，肯定是最前沿的医学了。但如果不借鉴中医理论那就是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学发展到量子水平，碰到了“测不准原理”这个瓶颈，西方许多视野开阔的科学家纷纷向东方文化寻找灵感，并获得新突破。医学界不可固步自封，尤其针灸学界，在尽情吮吸西方智慧的同时，不要忽视中医内在思想的巨大价值，更不要固步于医学的范畴之内，真正领会中华文化的精髓而自如的运用与本科之内，寻找新灵感。

笔者以为中医针灸分三境界。一：患者接受医生针灸。二：医生引导患者锻炼传统的养生导引。三：向患者渗透中华文化的哲学观。即外在针灸；内在养生；哲性自调。根据患者自身条件，医生最好具有这三重立体针灸治疗观。

必须承认针灸有其内在缺陷，非常必要吸收西方智慧，构建新的理论体系。

篇3

尽管中医现代化有多个侧面，如教育体系现代化，科研体系及程序现代化，诊疗技术现代化，临床病种现代化等，中医理论现代化却是其唯一决定性部分。

传统中医理论是具有自然哲学特征的非实证性为主要表现的理论，这种理论只有形式上的意义，中医学的实质是长期积淀的经验，中医理论现代化就是建立新的与现代各种科学理论有共同特征的以实证性为主要表现的中医理论，使中医从自然哲学、经验科学成长为理论科学。简言之，即"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王清任）

理论科学相对于经验科学的优势，一是真理性强；二是在发展上常呈质的飞跃的加速型发展。就医学而言，即"基础医学每前进一步，临床医学就会前进十步。"这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意义。

2.经验和理论是人类认识自然界的两种知识类型。经验是人对客观事物的直接观察体验，属感性认识。经验蕴含着真理，但具有表象性，主观性，偶然性等缺点。理论是人对客观事物内在的、本质性规律的认识，属理性认识。

理论科学以"大"理论为标志。即①学科的知识体系以理论为中心构成 ，理论是学科的代表；②理论发展是学科发展的动力【1】。经验科学则相反。

自然科学发展史表明，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经验性知识为主，如灌溉技术，造纸术，历法，火药及指南针的发明，铁的熔炼法，丝织技术等；而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主要则是理论，如太阳中心说，万有引力定律，光的波动与微粒说，氧化理论，进化论，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相对论，量子力学，板块构造理论，系统论等以及在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如电力技术，放射线技术，原子能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等【2】。医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古代总结了许多治病经验， 而近、现代医学则是从《论人类机体的构造》开始【3】。

3.现代中医理论研究已完成了相当大的工作量，①研究全方位采用了从现代哲学、科学哲学、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原理及技术、方法。如80年代初兴起的中医多学科研究；②研究在中医学各领域如生理、病理、治则、药理、经络等全方位展开及发展；③研究形成了从宏观到微观的、符合现代科学理论实证性特征的多种现代中医理论；④上述理论已有相当成熟度而有大量现代中医理论专著出版。如：《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季钟朴）、《中医免疫》（刘正才），《中医病理研究》（匡调元），《中医体质学说》（王琦），《祖国医学肾的研究》（姜春华）、《中医理论现代研究》（沈自尹）、《舌诊研究》（陈泽霖）、《中医脾胃学说应用研究》（危北海）、《中医药药理毒理与临床》（李广勋）等。上述几方面表现甚至在现有水平上出现了"饱和"迹象。这些工作无疑是中医现代化事业的最重要进展。

但是，现代中医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并未使中医学出现从自然哲学、经验科学向理论科学的转变，①中医学框架没有改变，显示其知识体系仍以经验为中心；经验是学科的代表。②中医学的发展动力仍是经验的总结。新的辨证方案、新药的产生仍靠临床医生个人经验积累。中医学仍呈缓慢的经验积累型，而非理论科学的变革、加速发展型。

总之，现代中医理论研究产生的现代中医理论呈现与其学术性质、成就不相称的"小"理论特征。

"小"理论特征损害了对这一事业的信任。理论研究可有可无的想法带有普遍性。在证候实质研究领域，出现了以"药方法理"研究及"病－方"研究取而代之的想法，经络实质研究的必要性更经历了大的波澜。证候发生机理研究在国家"八五"攻关项目中未受重视。中医多学科研究转入低潮，等。

"小"理论问题直接阻碍中医理论现代化及中医现代化进程。

二、现代中医理论发展的非主体定向

1.现代中医理论处于上述从理论上应该发挥作用而实际上并未发挥作用的困惑之中。对这一现象之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探讨习惯上从三个方面进行：应用现代科技，接受实证性方法论，中医特色与优势。但在这三个方面上，现代中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现代科学理论同步，而问题仍未解决。这是因为这三个方面涉及的分别是形成理论的新、老方法关系，新、老方法论关系，中、西医理论关系，而未涉及这一现象的实质－－理论与经验的关系。

2.现论科学之所以具备"大"理论特征，是因为在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上，理论发展具有主体性。表现在：①理论发展的目标是无止境地追求对事物内在规律的认识，其起点是这种认识的不完备性的存在。理论发展的目标、起点包含但又不局限于对经验的解释和经验提出的问题。例如：对大西洋两岸地形的相似性这一现象的解释在大陆漂移说受证实以后已完成，但大陆漂移说的内在逻辑要求把其研究扩展到海底，从而形成海底扩张说。大陆漂移说和海底扩张说的整合、统一则形成板块构造学说。而板块构造学说今后又面临着自身运动机制及运动历史两个理论问题。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理论的演变则起源于把相对性原理推广于非惯性系的逻辑合理性。广义相对论更提出了引力波、光线在引力场中偏转、引力场影响时间快慢、物质场统一理论等超出当时或现在经验、实验可及范围的预测。②由于经验具有表象性和理论具有本质性，对同一事物所形成的经验知识体系和理论知识体系必然不同且以后者为判断标准。所以，理论知识体系对于经验知识体系关系的本质是改造而不是证实。例如：进化论的产生改变了生物的人为分类法。

3.现代中医理论研究之所以有"小"理论的困惑，是因为在理论与经验关系上，理论发展失去了主体性，成为经验的附属。①把理论发展的起点和目标局限于对经验的解释；②以经验知识体系作为取舍理论知识体系的标准，认为后者对于前者关系的本质是证实。

对现代中医理论研究的一贯、最高要求就是理论解释、证实经验。汇通学派的恽树珏鉴于"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而倡"若要捍卫中医，则需将其晦涩之处诠释明白，使举国皆能明了，然后能伸其说。"至当代之研究，虽所用科学技术与恽氏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指导思想却无有出其右者。如"把中医黑箱变成白箱"，"用现代语言阐明中医科学内涵"，经络研究上"肯定现象，掌握规律，提高疗效，阐明实质"方针，控制论证明了"中医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环核苷酸研究"证实了阴阳学说"，证候理论研究均称为"实质研究"，"机理研究"，"药理研究为'通里攻下法'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医急症研究上"临床提要求，剂改走在头，全力夺高效，说明跟在后"，"宏观病理微观化"等，均是仅仅把理论作为一种说理工具。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现代中医理论研究公认地在很大程度成了一种解释，证实性研究。阴阳学说研究，肺与大肠相表里研究，中药理论研究，复方药理研究，治则原理研究等，述其要者均只是对中医已发现之经验，做出"从现代科学技术来看也是有道理的"这一说明。

对现代中医理论与经验不相吻合之处则认为不宜接受。如在证候实质研究中微观指标的低符合性一直是导致否认这一研究的重要理由，而不认为这正是理论超越经验的起点【4】。或是以"求同思维"，避而不谈。

这就使现代中医理论失去其理论意义，而成为经验之现代训诂。

三、中医理论的第二次主体型发展

1.所以现代中医理论的发展应建立主体性，从而使中医具有"大"理论特征而成为理论科学。

2.中医理论的主体型发展并非于今斯有。《内经》即是典型的第一次。《内经》的阴阳五行、精气神学说、脏象气血学说、经络模型、术数理论均直接移植自古代哲学【5】，这种移植所考虑的是理论本身的逻辑自洽及完善， 并不囿于对医学经验的解释，甚至并不考虑多少医学经验。并依理论体系而重构其经验。

《内经》理论的主体性使其能发挥理论的作用。后世之医学经验（如《伤寒论》均依靠与此理论建立联系而被纳入中医学体系，经验的变革与发展（如金元四大家，温病学说，当代之肾实证，肝阳虚论）均要先在此理论中找出依据。

但《内经》之理论缺乏实证性，故其主体性及作用仅是形式上的。这也是中医理论现代化工作之缘由。

3.现代中医理论的主体型发展是中医理论的第二次主体型发展。这种发展即：从发展的起点看，不受经验范围之限制，可启于中医经验未达之任何领域，可启于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可启于解决理论在逻辑上不完善性之需要。从发展的目标看，不受解释经验之限制，而在更深更广地把握医学有关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超出经验范围的预测，产生超出经验范围的应用技术。故研究主题也不限于"××证（药、治法、经络等）机理研究"，而多是"人体生理（病理、药理、遗传等）学研究"。在理论知识体系对于经验知识体系上，应着重在"求异"，并发挥前者对后者的判别，改造功能。

4.现代中医理论的主体型发展已有一些例子。王清任在《医林改错·自序》中开宗明义的说："余著《医林改错》一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即说明其研究主旨是不受临床经验束缚之纯理论研究。

一些"中西医结合新理论概念"如微观辨证，潜隐性证，生理性肾虚等，均在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扩大了经验性诊断的范围，虽然这种扩大并未改变原有经验性知识框架。

证病结合研究提供了单纯证、病研究所不能揭示的许多信息，据此有人提出应建立中西医统一之"疾病状态组合学"，研究中医病、中医证、西医病、西医证之分期或分型等疾病状态自身及相互之间更广泛组合之病理意义。这是现代宏观中医理论研究对辨证施治体系之改造和扩展。

从证候机理研究成果看，证候间各微观指标之改变互有交叉，因此可依据微观指标改变对原有的证候体系进行多角度重新分类，以辅助或代替原有分类。

从经验表象而言中医证候与西医病之间似有明显区别，但多年来对此之证实性理论研究并未给二者建立具有本质性差异的定义。这从反面推动了对证、病的统一认识。

5.现代中医理论与现代西医理论必然是一体的，或：只有唯一的现代医学理论。所以，现代中医理论发展除了无止境的创新外，一大方面工作就是引用已有之现代西医理论。后者同样存在理论主体性问题。

参考文献

【1】[苏]п·д·拉契科夫著 韩秉成等译 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 科学出版社 1984

【2】潘永祥主编 自然科学发展简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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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医基础课程的现代教学方法，是指在在教授中医基础课程的过程中，不完全按照传统教学方法，即所谓按照教师既有的中医知识和理论去解释课本上的理论，而是采用现代医学理论，也就是西医理论，最大限度的去解释中医的各种理论。

1.用现代医学理论讲解中医理论的必要性

中医理论比较抽象、难懂，很多理论对于初学中医的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从未接触过中医文化的人来说，中医尤为难学。中医学是一门涉及古代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方面的学科。尤其和古代哲学密不可分，中医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气学说、天干地支等无一不是古代哲学的体现。而刚刚跨入中医药大学门槛的学子，在进入大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知识几乎和古代哲学无关，所学习的知识更多的是偏向现代科学，如数理化、生物、自然等学科。这些学科主要发展于西方，所采用的思维模式也是西方思维模式，这和我国古人的思维模式有着比较大的差距，这也就决定了一个从小更多接受西方思维模式的人进入中医领域后突然要按照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去思考和学习中医，是有比较大的困难。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虽然学医很困难，但比较起来，西医比中医学起来要容易。主要是因为西医所教授的知识更加直观，更加易于让人接受。以普通感冒引起发热为例，西医对此的解释是，发热是人体在发热激活物的作用下产生内生致热源细胞，从而产生和释放内生致热源，作用与体温调节中枢，使体温调节点上移，进而产热增加和散热减少，最终引起体温升高。中医对此的解释是是外邪（主要是寒邪）郁闭毛孔，卫阳不能达于肌表温分肉导致恶寒，卫阳不能宣发，郁而化热，故发热。同样是一件事情，中西医解释完全不同，相比来看，西医的解释更加客观、明了、直接，对于接受西式思维惯了的人来说更易于接受和理解。而中医的解释则非常抽象，难以理解。因此初学中医的大一学生往往课下反应听不懂，学了一个学期之后，依然对中医感到很迷茫。甚至很多人学习中医几年，仍然觉得对中医还是一知半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有中医难学的因素在里面，笔者认为更多的还是教学方法的问题。如果能够用比较容易接受，更加直观的西医理论去讲解中医理论，把抽象的中医理论转化成形象的、具体的现代知识，应该能够使学生更好的掌握中医知识，中医院校的教师教授中医课程的效果也会提高。

2.中医理论体系与现代医学理论体系差别巨大的原因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物理学，紧接着几乎合它同时而且有些地方还先于它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由此可见，中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是类似的，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宏观走向微观。中国在古代取得了灿烂的文明，当时较之世界也处于领先，然而现代科学却产生于西方。同时，也产生了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即现代医学。而中医理论在从宏观走向微观的时期，受当时科学水平以及其他政治原因与西医从此分道扬镳。因此，造就了今天中医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理论体系。今天看来，中医理论的知识构架和西医表面看起来差别巨大，中医理论非常抽象、难懂，但因为中医临床治疗的效果卓越，而且这种效果具有可重复性，所以造成了中医一直被有些人诟病不科学，经验主义的同时又长期和西医并存，屹立不倒，并愈加繁荣的这样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医并不缺乏令人信服的客观病例，缺乏的只是更加科学、更加现代，更加通俗易懂的解释手段。而现代医学的理论恰恰可以为解释中医理论而服务。

3.用现代医学理论讲解中医理论的可行性

笔者认为用现代医学理论讲解中医理论具有很好的可行性。因为尽管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表面看去差别很大，但中西医研究的问题是一致的。古人也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产生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只是限于当时的哲学水平、科学水平并未给予准确的、微观的，直观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中医所表达的对象和西医是一致的，都是人，说明的问题也是一致的，只不过解释不同。因此我们在课堂上要做的，是用西医更加直观，准确的理论去解释中医。或者说，让学生明白中医所说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医学中是什么样的问题，古人想表达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在课堂上加上一个“中医理论转化成西医理论”的这样一个“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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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阴阳五行学说中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和“土”分别对应着人的“五脏”——“肺”、“肝”、“肾”、“心”和“脾”。在中医诊断中，中医师一般不会直接言明病症病状，而是隐喻的用五行来表达。

比如：“泻南补北”，意思是“泻心火滋肾水”，在翻译时就要充分考虑其意义，对不同的读者，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要加以区分直译和意译的运用。

（2）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文学

对中医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医理论著作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论著中作者经常会使用一些修辞手法，让一些病理现象更加生动。

例如“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这是将人看成一个整体，用君臣之道来比喻五章六腑，君王是“心”，重点强调“心”在人体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而对中国文学不懂的情况下，就不能很好的对其进行翻译，勉强翻译，也不会到位。

另外还有就是中医理论中，经常会有一些历史经典典故的运用，这样使得语言更加的精炼，内涵也更加的丰富。

比如：病人膏育中“膏”是指心尖脂肪，而“育”是指心脏与隔膜之间的空隙，而病人膏育意指病人病情严重。但是如果不了解典故的情况下，对“膏育”的英语翻译就绝对不能到位。

（3）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自然地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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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气学说

精气学说是一种古代哲学关于宇宙生成及发展变化的认知体系，其自身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精气，以精气为介导的宇宙是一个万物相通的有机整体；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的人类，其构成亦离不开精气；精气是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其自身的运动形式是推动宇宙万物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原动力。《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认为精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源。精，又称精气，在中国古代哲学认知体系中，一般泛指气，是一种充塞宇宙之中的无形而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在某些情况下专指气中的精髓部分，是构成人类的本源。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物质是世界的根本观点与精气学说的物质观颇为相似。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是气，其普遍的范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两汉时期兴起的“元气一元论（又称“元气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

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奠基于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正值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因此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尤其是中医学精气生命论和整体观的雏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医学的精气学说是阐释人体内精与气的本质、来源、分布、功能、相互关系，以及与脏腑经络关系的系统理论。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关于精或气是宇宙万物本源的认识，影响到中医学中便形成精是构成人体生命的本原，气是人体生命的动力，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皆由精化成形，人体的各种机能皆由气机推动和调控产生运动变化的理论。中医学的精气学说融入了古代哲学精气学说的精髓，将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构建其中，与其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相融洽，兴起了中医学独特的精气生命认知理论。但是古代哲学精气学说认为，精气的概念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类的各个层面，自然、社会、人类及其道德精神获得统一的物质基础是精气；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精气，精气充塞宇宙中各个万物形体之间，具有信息交融的媒介作用，使天、地、人之间产生感应。这些深邃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拔升了中医学的同源性思维和相互联系的认知观，形成了阐述人体自身完整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2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阐释阴阳的定义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以此阐述宇宙形体物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种古代哲学体系，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理论，亦是古人探索宇宙本源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辨证观念，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范畴。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认为世界的整体是物质性的，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世界本身形体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通过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的发展研宄及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初探，以此来解释宇宙自然和生命本体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学说对中医理论的指导，促使中医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维范式，普遍用来解释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及病态生命的原因和变化过程，从而更好地诊断和防治疾病，使之成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学说在疾病防治的认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法于阴阳”，根据四时阴阳的变化情况养生防病；根据病症的阴阳偏盛、偏衰情况确定治疗原则：阴阳偏盛者，损其有余；阴阳偏衰者，补其不足。然后再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和升降浮沉的阴阳属性，立法方药，调整疾病过程中的阴阳失调，使之阴平阳秘，从而达到驱除病邪、恢复正气的目的。

3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和阴阳学说一样，注重于事物的矛盾作用和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形式，从事物的结构元素关系及其运动变化形式，探索和阐释宇宙物质形体间的运动及动态平衡。五行一词，首见于《尚书》。《尚书·周书·洪范》曰：“稣埂洪水。泪陈其五行。”文辞对五行的特质从哲学角度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其中的五行，不单单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元素，而是从中抽象上升为哲学的理性范畴。五行学说是探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定义、特质、生克制化乘侮规律，以此来阐释宇宙界万物形体间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古代哲学思想，是属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唯物论和辨证法范畴。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自然界万物形体现象的发展变化。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来阐释人体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和精神情志等诸多功能活动，形成以五脏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统，达成与自然环境相联系，营造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凭借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分析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运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来阐释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最终达到诊断和防治疾病的指导作用。因此，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主要的思维范式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哲学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上，中医学继承和创新的运用医学理论来阐明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的关系，解释了疾病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规律，从多方面措施增进健康、延年益寿和提高生产劳动能力等，形成了中医学独树一帜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思想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都具有注重宏观观察、整体研究、擅长思维哲学、强调功能联系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总之，中医学是兴起于中国古代的一门比较系统的医学学科，在探索人体生命运动规律时，把中国古代较为先进的哲学理论和医学理论有机地熔铸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拔升至哲学形态。中医学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运用综合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密切交融的特点。

4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几点反思

中医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从《内经》时代以来没有大的变化。古代较为深邃的哲学思想指导使中医理论大放异彩，也使中医滞涩不前。如何在新时代里与时俱进，勤奋、严谨地继承和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医理论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医学时代命题。

4.1中医五行学说要实事求是，不应吹毛求疵  为了反击废除五行论，近代学者对五行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研究，如从数理思想、非线性动力学、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方面论证五行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必须看到，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更多的是起到方法论的意义，它在构建五脏关系的研究上功不可没，对指导临床用药亦有积极作用，但其毕竟只是一种研究五脏关系的方法模式，实际上五脏关系远比五行生克论复杂得多。按数学规律，五脏可发生的两两关系有10种，二脏相关关系有10种，四脏相关关系有5种，因此拘泥于五行生克理论不利于拓展脏腑病机学的理论发展。近人有提出“五脏系统相关”说者，值得参考。

4.2系统论之下亟待完善中医五行学说  系统论是当代最时髦的哲学话题，五行学说有系统论的雏形，但还不是完整的系统论，只能说是整体论。中医具有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这一点对比西方还原论有很大的优势，但也有局限。中医有彻底的整体论,但在局部和细节问题上常陷入僵局，这是“司外揣内”思维的结果，也是过于偏重整体论的结果。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非认为:为了理解一个整体或系统，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部分，而且同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生命是稳态的开放系统。不了解局部，就无法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系统联系，因此中医理论还需在人体内部细节上多作完善,发现新的联系方式。

4.3中医学理论要在古代哲学基础上进行继承为前提、创新为契机的思想突破  首先，说到中医理论的突破，必须正视中医理论体系的传承误区。中医具有注重整体联系、模糊思维的特点，摒弃烦琐的求证过程，直接抓住主要矛盾，但是习医者感悟具体病机、治疗原理的解释造成了本真化的缺失。中医重功能不重实体,在认识人体内部细节上要借鉴解剖学的成果。在认识人体方面中医有必要进一步格物致知，完善中医理论体系。其次，中医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亟待完善的象数思维体系。因此应适当借鉴实证研宄、实验研究，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建立以藏象为基础的象数医学模式，充分运用中医的意象思维来构建数理之上的直觉品质，使中医学在古代哲学高屋建瓴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日日为新。再次，拓宽五行思想的延展性，拓展更广泛的认识论、方法论,加以系统论为借鉴指导，适当借鉴西方还原论的某些方法。但是中医在以分析思维为模式的五脏整体论方向走的道路与西医以结构思维模式的还原论是南辕北辙，完全等价势必水火难容，最终也会殆尽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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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科学任何方面的发展皆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面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或现象，反过来完善、修正原有的理论或发现新的理论，这是科学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发展也应符合这个规律。然而，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存在很多困惑，出现了很多问题，科学性受到广泛质疑。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现从中医学本身和中医理论的应用者两个方面对现存的一些问题发表个人观点。

1 中医学本身存在的问题

1.1 懒惰的中医理论内核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人都认为中医学是早熟的科学，已经足够完善。出现困惑的原因是现今科学发展的程度使得这门早熟的科学还不能被大家理解。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任何一门科学都要与时俱进，没有一门科学可以断言自己已经发展完美，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像物理学发展的历史，19世纪时就声称物理学这座大厦已建好了，可一直到现在，物理学家们还在不断地对过去的一些理论进行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物理学这座大厦几次被翻修或重建，不断有着新的突破。任何学科的发展只能是越来越接近真理，但不能代表已经成为了真理。 中医学同样如此，否则便是研究者的妄自菲薄，或者学科本身陷入诡辩的怪圈。

中医学发展缓慢，存在缺陷的理论内核是一个原因，即中医学理论具有懒惰性。太极图代表了中医理论的特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生活状态，自给自足，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一个“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就能解决和解释所有的问题。即使简单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层层推理、相互援引论证也能找出各种现象的关联。只追求推论合理，不追求事物现象的本质。满足于知其然，不管其所以然。中医理论发展到现在，还没有一次真正的思想变革，也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原因。

当然这一理论内核一直没有突破和变革，也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医学起源于经验医学，在完整的中医理论形成之前，受其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只能借助古代朴素的哲学，形成“黑箱理论”。在中医学理论发展初期，它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期的西医学理论不能与之媲美。等到中医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到了发展的瓶颈期，想借鉴其他科学理论时，西方的科学思潮已走向了还原论，与传统的中医理论思想完全相反。短时间内无法吸纳，为己所用。

1.2 中医学缺乏技术支撑具有思辨特色的中医学过分强调理论上的自我推导。满足于“知其然”现状，阻碍了主动寻找外部技术支撑的历史进程。历史上，麻醉和外科手术技术曾有过发展的萌芽，但没有被很好地普及和继承发展，唯一继承下来并对中医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只有针灸技术。即便如此，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灸技术并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大的变革。

2 中医理论学者存在的问题

2.1 中医理论的继承问题发展中医，需要首先继承古人的思想精华，“辨证论治”是精华，讲求治病因人而异。但这个理论精华在继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现阶段的中医学教育，从大学阶段刚开始接触“中医”这个概念始，教材内容皆是以“病”统“证”，每一个章节内容后面，对“病”附加了西医学概念上的解释，使得初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病”即是西医学概念上的“病”“证”，中医学只是对它的解释和限定。这就给中医理论的学习带来概念上的混乱，以“西医”统“中医”，对中医学的理解便会越来越表浅和狭窄，最终连中医学的思维方式都不能继承下来，何谈发展［1］。如果按“辨病论治”（“病”即西医学概念上的病）思维方式，“六味地黄丸”便不会存在，因为六味地黄丸并没有其相对应治疗的“病”，只有相对应的“证”。可见思维方式是很关键的。有正确思维方式引导，才能有正确的发展方向。

2.2 中医理论的发展问题

2.2.1 发展的意识1948年贝塔朗菲提出系统论，很多人就宣称中医是系统论，用系统论的特点来论证中医学的科学性。众所周知，中医理论的一大特色即整体观。整体观等同于系统论吗？二者一致吗？笔者一直认为，中医理论应该不是系统论完美的代表。整体论、系统论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差异［2］。比如系统论没讲“黑箱理论”，没讲“模糊性”。把精力放在拿现代科学理论来解释自己，只想着解释，不想着客观评价自己的缺点，在比较中找出自己的不足，并用别处的知识体系来弥补这些不足。这也是受中医理论内核的影响，只思辨不行动。

2.2.2 发展的定位中医现代化包括的范围很多：中医理论现代化、中医药现代化、中医方法论现代化等等。只要在任何一方面有所突破，都能对整个中医的现代化发展起到重要的带动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论体系的支架。但事实上， 中医发展了数千年，无数的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来探讨中医各种发展的可能，但它理论和技术上还是没得到很可观的进步，这是个客观现实。

很久以来有一种思潮，过分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也是中医现代化一个有益的尝试，能结合最好，不能结合也不能说明中医不科学，不能把西医当成判定中医科学与否的标准。中医、西医二者是医学领域中的两个学派［2］。各有优缺点，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又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没有一个医学学派可以完美到作其他医学学派科学与否的标准。不能把精力和眼光单纯放在中西医结合这一个点上。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交叉的圆，人们只看到西医有很多内容是中医没有的，没看到在中医、西医两个圆之外还有很大的空间是中医和西医都没有探求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那个未知的大空间里发展中医，加深对中医理论的认识，解决临床医学中更多的疑问，将中医学这个圆向未知的领域无限扩大，自然也能达到发展的目的。

3 中医现代化思路

发展中医，把其内在的科学性和临床优势展现出来是关键。

3.1 在哲学思想层面上现代科学包括现代西医学，它的发展伴随着漫长的科学思想史。现代科学的进步很多是以哲学思想的变革为突破点的，并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有更多现实意义上的创新。哲学和科学是一个良性的相互促进。中医学理论来源于中国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并且从产生到现在，过分依赖这种朴素的哲学，缺乏更深刻的创新，也没有和其他科学理论有过成功的结合。

一切事物都是在否定之否定的线路上螺旋式发展的。西方科学在近几百年的还原论发展后，转而走向了宏观、系统论的路子。现代很多科学思潮的出现，正是反映了这一回归路线。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混沌学理论等，更符合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拿来的过程中，不断相互碰撞和摸索，找出中医理论发展的突破点，从哲学思想层面上进行有意义的探索或尝试。

3.2 在科学技术层面上西医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能迅速接纳、吸收现有的任何对它来说有用的知识和技术。它的实验室技术如各种试剂，诊断技术如CT 、X线、 B超， 治疗技术如支架、肢具等都帮助西医学迅速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迅猛发展，西医学紧接着提出了循证医学概念，Cochrane系统评价手册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3］。这些都给中医的发展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如何将现有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或发明、制造出符合中医特色的技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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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种学科的融合体，它是随着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以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立足点，结合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传统中医学的特点及现代医学特点的分析、比较，站在思维方法的高度探讨中医发展的趋向，不但肯定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的科学性，并认为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 中医现代化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现代化　古典哲学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英文翻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即TCM。中医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仍被世人所瞩目，并不是它具有当今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东方古老而深奥的哲学思想及同学科所没有的特色与优势吸引着世界。中医学的理论模式是在古典自然哲学“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传统中医的科学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因此，中医现代化势在必行，那么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指在保持中医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体系，将整个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纳入现代科学整体发展轨道，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理论进行合理解构和重建，通过多学科向中医学的渗透，形成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依靠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来促进中医学向更趋系统化、客观化、科学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实践过程，要求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全方位、多学科地吸取一切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作为自身的养料，使其学术理论和临证实践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其最终目标绝非实现中西医全面结合，中西医结合只能成为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巨大力量;西医学只是实现这一过程可借鉴和可吸收的学科，不可能取代中医学［1］。

1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特色是否具有相容性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自然体现，是哲学与医学相融合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实践。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哪一样都离不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罢了。总之，中医是传统人文观念和传统科学相混合的产物。中医存在了几千年，其科学文化体系表现在，对生命现象、人体功能、生命规律的直接观察、整体把握以及对疾病未病防治，动态整体诊断，激发潜能，自我调节等。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科学，更是一门医学哲学，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所派生出来的医学哲学，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不能解释脾与胃关系、经络的走向、中医气的运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实践持续了几千年，并以其具有较好疗效性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为世界人们所接受，我学院一位方剂学袁教授在美国纽约的"中医黑诊所"（在美国中医诊所暂无行医执照） 里看到中医的汤药、针灸及拔火罐等很受欢迎，这说明中医的传统疗法是有其效果的，但其理论与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存在着互不兼容性，那么如何真正的达到中医现代化，使其在理论上和临床疗效上与现代科学具有相容性呢?这是我们所要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实际上仍是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因为中医现代化的基点是中医而不是其他学科，是在中医学原有的基础上现代化，因此对原有中医学就有一个继承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应是她的发展，不是中医学受到摒弃或为其他学科所代替。

2 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体现着整体观

中医学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黄帝内经》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思维形式采取“比类取象”的方法，停留在宏观的抽象与模糊，是思辨的、逻辑的，把人及其疾病置于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不是用一因一果的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识别疾病［2］。比如在中医整体观中包含以下几点含义: （1）生命有机性，中医学自始至终以人为本，不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的有机性，更倡导自然界的有机性。“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统一观，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这里的“大同”，无疑就是对“有机”的反映。（2）整体性，系统观认为生命是有序、开放、自我调节和有目的性的整体，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华，不论阴阳五行、藏象、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都面向人这个整体，同时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要素，全面加以考察，现代的整体观还包括社会地位，生活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考察。（3）以模型描述对象，即研究真实现象形成概念模拟对象行为，这个问题，源于五材学说的五行说体现最明确。当古代医家把反映古代农业生态的“五材”比类于人体某种病理、生理状态，五脏配五行，使中医以模型描述对象的方法确立［3］。《素问·五藏生成篇》指出:“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几千年来，这样的思维方法，始终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指导。由此相关的辨证论治体系，“四诊合参”，“司外揣内”也无不一一对应于信息论原理及控制论核心的“黑箱方法”、反馈调节机制等，另外中医理论把人体生命看成是“形与神俱”的统一体。对形神关系，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都认为神随形生，神赖于形。但道家主要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人之生成规律及个体生命之自然本性，以达顺从自然，全生全身;儒家则从认识论和伦理本位出发，探索主体能力发挥和心性修养之有效途径。而中医学的形神观则立足于医疗实践，以人体健康为中心，综合并发挥儒道两家的形神理论［4］。由此可见中医的整体观既是其立足点，又是它的精髓。

3 传统中医理论模式需要现代化重构

中医学是唯一延续至今的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一个学科。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不适应，中医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有学者认为，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辨，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从现象上看，中医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略显不足，中医的许多分支学科在萎缩，主动或被动地与西医同化;一些中医院为了求生存，放下纯中医的架子，大量地引进大型现代医学检查项目，大量地使用西药，甚至超过中药;反映在人才需求方面，中医院校毕业生普遍面临找工作难的窘境。这一切，都无法令人乐观。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医在世纪之交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人们发现，21世纪将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发展融合的时代，这也反映在现代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上。目前西医正经历由微观到宏观的新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再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过渡。而传统中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没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没有摆脱古老的哲学的约束，中医学偏重于整体的肯定，而对人体的病理生理缺乏细致入微的考察，过分强调整体经验陷入知而不分之弊，不能细致入微地进行解剖、分析。中医学偏向实用，而忽视实证理论，中医理论仅是用来说理及指导临床的工具，而不是对人体内在的规律的阐释，其真理性不是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仅体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中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较现代医学缺乏客观、科学的精神。同时，富有辩证性的中医思想体系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定和细密分辨，造成现象与实质不分，观念与经验混淆，概念的模糊又造成了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中医作为医学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特点，故中医学不能免去现代化这一过程。我们应该有勇气突破前人的金科玉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整理，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模式与中医的文化根基进行反思，在重构发展中继承其科学精髓，剔其庸俗糟粕，让现代科学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给古老的中医增添活力，这样，中医必能获得新的发展。

4 中药的现代化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传统中药饮片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处方是针对某个患者开的特定的临时组方，包括古方、经方、时方、验方（偏方）、秘方等等，这是传统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传统中药饮片的质量是临床疗效的基础，发展传统医药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使传统中药饮片现代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名称的统一 我国地域广阔、物种繁多， 不少中医古籍和地方性本草多是民间医生经验的汇集。目前中药同名异物、异名同物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例如有南北区分的药物如南、北五味子，南、北苍术，南、北沙参等。处方调配随意性大，临床疗效不稳定，不良反应难掌握，学术交流说不清。因此，当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为纲，抓住国家颁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契机，用生药学的方法，形态学描述、分类学处理制定中药饮片实名原则。如基源名、传统习惯名、加工炮制名、药用部位名等等，使中药饮片的名称统一，处方规范，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4.2 加工炮制的规范化 中药材前期的加工，多在产地采收季节由药农及时加工，中药材后期加工多在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由药工进行。基层医院中药房购入的多为传统的中药饮片，是用药效果与安全性的最后关口。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有的是野生资源减少，如甘草越来越细，杜仲、黄柏、厚朴越来越薄;有的是栽培品各地品种不一，如丹参、、党参、黄芪等;更多的是加工炮制方法不统一，如茯苓有块状、片状，鸡血藤、苦参块状有大有小;炒黄、炒焦全凭感官而定，如焦山楂、酒炒黄芩、炒山栀、盐炒杜仲;对中药饮片的粗细、大小、颜色、气味、杂质、灰分等以外观、感官确定其质量优劣，国家无统一标准，主观性强。2000年版《中国药典》收载药材534种，其中有200余种需加工炮制的未提到，使饮片炮制品性状无据可依。生药经炮制后显微特征、化学成分都与生药不尽相同，有的甚至面目全非，没有标准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4.3 中药剂型现代化 中药剂型的不同与使用者的需要相关，有传统的汤剂、丸剂等和具有现代化表现的超微饮片， 冲剂、气雾剂、胶囊剂、栓剂、缓释剂等新剂型，为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中药疗效发挥了作用。中药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医药理论，证法方药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解决制约优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突破口，组织中医药与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争取实现飞跃性进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进程。

5 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实践，中医和西医都各具特色，中医注重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它主要从疾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发生发展过程和转归五个方面来整体地分析疾病，因而，在临床上出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就是因为中医强调的是证，以证来论治，而西医只注重病因、病位，具有片面性，有些疾病只治标而未治本，中医则标本兼治，当然西医在急救等方面具有它的优势，因此，中西医结合要“有的放矢”。中西医结合应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病证结合扩大了治疗范围，丰富了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病因结构、疾病发展规律随之变化，心脑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退行性病、老年病正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的主导疾病，其形成中的社会因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七情心理等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医理论非常重视的，如何利用中医之优势，找到更好的治疗、预防手段应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的任务与焦点。所以说中医现代化在临床上的突破口有两个:（1）现代的疑难杂证是以病因治疗的西医内科和以手术为主的西医外科的难题，而这恰恰是中医辨证施治的优势;（2）在保健方面，中医的养生术和保健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综上所述，中医是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交相融会而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我国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也吸取了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等成就，它是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的融合体，但在现代层次上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还需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中医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罗雄，凌湘力. 从“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谈中医现代化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5，27（2） :7-8.

篇9

    以大一新生第一学期开设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人体解剖学”课程为例。同样以“心”“肝”“脾”“肺”“肾”五脏为研究对象,西医学强调的是物质概念的实体性,这种建立在近代生物学基础之上的,以实验、分析、归纳逻辑为主的思维方式与学生从小建立的思维模式接近,易于被接受和理解。而中医学的五脏并非解剖实体,在中医学的脏象学说中蕴含了“取象比类”、“整体观念”等思维方式,这些从未接触过的理论不易被学生所理解和认可。两门课程同时开设,学生一学期对比下来,只能对中医理论、概念更加的彷徨、难以接受。中医思维的缺失势必导致学生无法深入理解中医理论的精髓,临证时缺乏“圆机活法”的灵感,处方用药只能停留在死板的复制上,面对疾病找不到较好地解决办法。

    在中医理论的学习和临床实践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们事半功倍。方法论则是对具体的科学方法的概括和总结,从更抽象的层面上来把握方法的性质、发展规律及其价值。[6]通过对《中医学方法论》课程内容的调整与更新,可以加深对中医学理论的研究和哲学反思,激发学生对中医学习的感悟性,使学生建立起中医固有的思维模式,以指导临床实践。以下从五个方面论述《中医学方法论》课程对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剖析气、阴阳、五行等核心方法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和方法论的直接影响,诸如气、阴阳、五行等,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医理论的重要命题。因其与儒家、道家等思想有着割不断的文化渊源,故《中医学方法论》课程从《易经》、《庄子》、《老子》等古代典籍中探求气、阴阳、五行这一核心方法论产生的根源,并与《内经》等历代医籍相联系,层层深入探寻其中奥秘。

    了解中西文化上的根本差异中西医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和社会背景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他们在观念形态、致知方法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医学方法论》这门课程将从中西医产生的历史背景、地域因素、文化内涵、科学范式、认知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各个不同层面上揭示中西医的异同之处,让学生们更深层次地了解中西方文化及医学的差异,以便更好的理解中医的特色所在。建立正确的中医思维方式中医的思维方式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几千年,是一种整体的联系的普遍的思维方式。在《中医学方法论》课程设置上将提炼出“取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经验思维”等多种中医的思维方式,从概念、特点到临床应用,与学生共同探讨并建立中医特有的思维方式。增强对辨证论治的理解与运用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中医治疗的一大优势。在课程设置上将辩证思维从各种中医思维方式中提取出来,作为专题重点讲授。首先分析探讨辨证论治的基本概念及原理;其次重点讲授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所形成的辨证论治方法,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等,了解每一种辨证方法的源流、内容和意义;最后将中医的辩证思维与具体辨证论治方法相结合分步骤、分层次进行论述。在增强学生对辨证论治方法认识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中医辩证思维的领会与运用。

    讨论中医临床从望、闻、问、切四诊资料的搜集到分析判断进行辨证及最后做出决策处方用药,这一过程中的相关思维方法。努力挖掘、整理出中医对疑难病症诊治的思路,激发学生学习医案的兴趣,使学生建立起中医临床思维。培养正确的中医思维,是深入研究中医理论和从事中医临床实践的重要基础。中医未来的发展寄希望于中医的教育,因此,在中医的高等教育中应遵循中医学发展的固有规律,更加重视大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中医学方法论》课程可帮助学生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准确理解和正确把握中医学博大精深的理论知识,提升中医理论水平,并为学生建立中医思维以及在中医思维指导下进行中医临床实践和科研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篇10

1.1加强古代人文文化教育明张介宾《类经》中提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易，指的就是《易经》，熟知《易经》的人都知道其实《易经》卦象实际上是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记载。而《内经》里对中医的要求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也就是说作为一名中医就必须要掌握好各个自然学科的知识以及了解人世间的凡人俗事。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就应当加强古代人文文化知识的教育，学生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医的实质内涵，进而当好一名中医。

1.2加强古代哲学思想的教育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下，人类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际观察中，不断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中医学又是属于宏观整体医学，其辨证思维如整体恒动、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直觉体悟、取象比类等都与古代哲学朴素辨证法是同一的，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应在教学上加强古代哲学思想内容的教育，这样才能让学生触类旁通，领悟好中医辨证思维，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中医理论的精髓。

1.3加强“咬文嚼字”的教育“咬文嚼字”是获取知识、启迪智慧、提高语言文字水平的重要基本功。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仅存的象形字之一，然而国家政府为了书写简便，使得很多简体字都已无法如古代汉字般，体现出更深、更多的内涵。但是中医这门古老而传统的医学，它的每一个字、词和术语都有特定的含义，只要深挖细掘、逐字逐句推敲就能够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揭示其深刻内涵，阐明其深奥道理。中医中“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与古代汉字的形成是一致的，因此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咬文嚼字”，便能使学生对中医理论做到易学易懂易记，并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受益终生。

2转课堂为病房加强实践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现在《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填鸭式教学，学生被动学习，动机不够，兴趣和注意力都随着时间而减退。目前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教学方法是案例式教学，但都是“纸上谈病”，学生并没有实际参与辨证思考及临床操作，真正的临床思维模式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在教学中转变思想，把课堂模拟成病房，创建良好的情境，更有利于学生转变角色，增加实践操作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临床思维和操作能力。

2.1合理使用多媒体将模糊化转具体化提高教学效果将典型的病例的资料用DV或数码相机拍下影像，并根据这些资料进行案例式教学。如拍下医生接诊及问诊经过的影像资料，要求学生针对影像给出的症状体征、主诉、发病经过、病史等资料，写出完整的病历。这种将文字转化为声音、图像、动画的形式，把模糊转为具体的方法，更容易让学生消化和运用课堂理论知识，提高学习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