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特征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传统文化的特征，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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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24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0)041-0209-01

1传统文化的架构

1.1“天人合一”――终极价值的追求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根本在于:1)人与自然本质同一、主客一体。2)人与自然的同一为终极追求,所谓“与天和者,此之谓天乐”。3)“知行合一”“体用合一”“道器同源”,实践的过程、方法与目的同一。它不仅构成中国文化鲜明的自然主义特征,而且演绎为与西方主客对立的基督教社会本质相异的文化体系。

1.2“仁”――群体情感的体现

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将人们对群体情感的天然需求纳入了血缘纽带之中加以强化,从而使“仁”成为中国文化架构的重要层次和有力支点。《孟子》:“仁之实,事亲也,”《论语》:”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由于家庭一直被视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仁“的强化对文化建构而言便具有了特殊意义。可以想见文化约定的违反常常意味着“数典忘祖”和“无情无义” “不孝不仁”,这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人情与伦理并举的特征。

1.3“礼”――共约生存方式的遵循

“礼”可以被视为以上两个层次存在于具体时空及群体中的结果,是具体行为共约的操作原则。古代社会有大礼三百小礼三干之说,从嘉、宾、吉、凶、军礼到起居,日用无不包容其中。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奉本》写道:“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礼因此具有两方面含义:1)“礼”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礼记礼器》中写道“礼是符合自然运行的时序,也契合于山川I大地的环境形势。”2)“礼”是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是稳定社会结构关系,促成群体凝聚,避免人际冲突的基础。

2徽州民居形态的表述

2.1自然主义精神

2.1.1自然形态的融合

(明)文震亨在《长物志室庐》开篇称:“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倚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徽州民居与山水林木共生,天然材料的利用,雕饰以植物山水为内容,不仅表现了主体对自然的阳光、空气、水等天地万物的容纳,更显示出一种与自然形态相融合的诗意追求。

2.1.2自然图式的书写

徽州民居形态的构成既是对自然图式的写仿和体现,同时也成为主体认知终极世界的途径,方法和表现。

1)求整体:① 整体形态布局合于自然的方位图式,有强烈的中心、边缘和方位意识。② 徽州民居注重整体形态的特征与风格的体现。③ 徽州民居中单体建筑的意义相对于群体而存在,单体形态不追求绝对表现,如绝对高度、体量等。

2)重流动序列:徽州民居群体建筑中,单体建筑的意义在于整个群体序列体验的过程中,这是对运动变化关注的结果。

3)贵和谐:注意内、外、主次、大小等性质相异的形态之间的过渡转化。“和”是事物长久存在的基础。

4)守虚静:叔本华认为传统审美的关键在于“以距离和纯净使欲望自失,从而获得一种趋然静观的优美与崇高”。对古代中国而言,“虚”即“虚以待物”“静”即“静心”。《管子心术》最早提出,只有保持主体的修养才能正确认识客体。“虚静”既是达及客体的途径也是形态表现的自身。① 封闭院落:墙壁围合院落,“虚”外,“静”内。② 多层次:通过多重院落、照壁、屏(风)、隔断以及行进序列中有意识的转折变化,极力设定,扩张主体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距离越远越“静”主体“离”客体越远,其对外所显示的修养也越高,文化人格也越高。③ 徽州民居追求朴拙,雅静的形态表现。

5)执“中”用:① 民间对“中介”形态的偏爱。比如既非内又非外的院、廊常成为日常生活最集中之地。“灰”调的中性色常成为徽州民居首选饰色。② “文”与“质”相符,《论语》孔子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徽州民居形态应合于自然之性(理),装饰与功能(使用)及结构相符,形态的表现合于个体的社会位序,“名正言顺”。

6)泛神崇拜和风水图式的遵循:① 徽州民居社区内神台(龛)、神庙广泛存在。② 徽州民居中单体建筑的布局、高低、色彩、体量大小等形态特征深受风水图式的影响。

2.2“仁”――以血缘亲情为基点构成有序的人情

“仁”的存在使得中国人的主体行为常表现为“情”大于理。

1)徽州民居内单体建筑的规模、色彩、位置均显示出伦理的特征。

2)祠堂、家庙、祖宗牌位的设立是徽州民居内外的重要构成部分。

3)徽州民居形态尊重人的尺度,对外表现谦和、含蓄,但与邻里、群体建筑又相配合。

2.3“礼”――作为时空与群体存在的共约方式

2.3.1适“中”于自然时序和条件

苟子说:“曷为中?曰:礼义是也。”此外民间广为流传的约定俗成的营造方法以及官方颁布的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则例》都是有关一定时期内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所共约的营造原则。

2.3.2适“中”于社会结构关系

1)徽州民居内,单体建筑的位置布局与建筑群体“中心”(中轴线)的关系,深受“礼”的影响,体现了宗法制度。

2)徽州民居建筑的形式是社会结构关系的体现。历史上自《周礼》以降各代均对房舍规模,彩饰等有明确规定。其实质在于强调社会位序结构,确认一种财富的享有和分配秩序,也是抑制过分渲染财富造成“不安”的手段,与政治统治相关。孔子在《论语》中指出其实质:“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3结束语

将人类与生俱有的对自然和血缘亲情的追求作为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和群体情感的构成基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特色,且应被视为文化超稳定存在的重要因素。《长物志》序言:“夫标榜标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知行合一”“道器同源”,徽州民居形态营造不仅是为遮蔽风雨,同时常常也成为主体认知本体世界达求“天人合一”境界的实践途径和表现。这或许是中国徽州民居所独有的文化意识。

参考文献

[1]张工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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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的内容与内涵

中国是拥有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文明的国度，中国的56个民族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各名族共同尊崇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特征核心，这个文化精神特征核心离不开传统文化推崇的忠孝、仁义、诚信、道德、交融、天人合一、艰苦探索、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尽忠职守、坚持正义、独善其身、奋发图强，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离不开仁、义、礼、智、信，注重和谐交融、重实际与稳定、重延续性凝聚力、重包容性和应变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对高校学生就业的影响

高校对学生的教育是综合性的，涉及到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除了对学生的专业性教育之外，还有很多通识教育也是高校教育的内容，对于高校学生来说，很多通识性的教育对学生本身来说教育意义重大，教育影响深远，高校作为为社会提供和培B输入各方面专业人才的机构，更应该注重和重视对当代大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道德情操的培养、优秀精神精髓的传授。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在高校对当代大学生仍然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在很多方面也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了优秀的榜样、思想的引领、道德的约束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对高校学生的就业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引领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提倡的积极正能量的精神和内涵正是当代大学生在择业和就业中不可或缺的品质和气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很多优秀的核心精髓正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目标和就业成效，高校学生的择业和就业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高校学生想在众多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展现的不仅仅是求职履历上的介绍也不是短暂的面试，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更看重的是求职者的气质、气度表现，而个人的气质和气度不是一时展现出来的，它一定是在家庭、学校以及自我成长中的修养和历练中形成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工作中，高校学生在求职中对领导和前辈的尊重非常重要，表现了一个晚辈学习者的谦虚和诚意，与同事之间应相互关心，互帮互助，相互团结，做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做到相互交融的自然和谐状态，相互交融的工作状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追求的交融以及融会贯通、天人合一；其次，对于高校求职者来说，应做到主动了解和学习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职责，热爱自己的岗位工作，工作中，应遵纪守法，尤其涉及到经济领域，更应该严格职守，公开公正、态度严谨，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正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尽忠职守精神的影响；同时，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想在工作岗位上立足稳定，要有对自己事业忠诚的决心，在工作中做到不诋毁不泄密，这也正是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坚持正义，独善其身的精神内涵；对于高校求职者来说，要在工作中对自己和工作负责，对自己的事业有规划，有上进心，有追求，一方面要保持艰苦勤劳的工作精神，发扬不怕吃苦，勤劳肯干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追求，要有勇于拼搏，敢于创新的探索精神，这正是我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艰苦探索、奋发图人的精神核心；高校学生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从事什么岗位，都应该在工作中尽忠职守，脚踏实地，注重工作实际，重实践，重事实，用职业道德和道德标准规范自己，这项要求正符合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忠孝、诚信交融，注重和谐融合、重实际与稳定的精神。

三、结语

高校所培养的大学生，正是将来为社会服务和贡献的中流砥柱力量，所以高校应加强学生在校的综合教育，让学生成为能够符合当代社会要求的合格人才，所以除了高校的专业教育，高校的通识教育及对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都对当代大学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出发，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表述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艰苦探索、独善其身等内容找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高校学生在就业中必备的求职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征对高校学生就业有着深远的影响性和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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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包装设计的整体理念来源于西方设计体系，它是商品消费时代大市场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众与公共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包装设计的服务对象呈几何级数增长，其领域也更丰富更敏感，更宽泛和更多元化，其核心概念也逐步向文化消费方向过渡，也就是说，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物质条件的支撑使得包装设计变得更时尚化、快餐化、流行化和视觉化。

现代包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垃圾艺术”，因为再吸引人的包装也最终会被消费者丢弃到垃圾桶，虽然这对包装设计师来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但这就是消费社会的法则——即艺术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社会精英独有，它依附于商品之上而成为大众消费品，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也是包装设计师存在的文化价值。

1．包装是体现大众文化审美的载体

从社会学角度看，不同时代的文化审美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现代包装设计由于集合了当代的工艺技术手段和审美意识，充分地映射出现代社会的文化取向。这种文化取向由少数的强势文化阶层控制和，弱势文化如要进入这种主流必须接受某种程度的改造和转换，以符合消费时代的价值观，于是，这导致商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审美具有强烈的同质化倾向，商品社会所推崇的个性表现也只能是仅仅从狭义上去理解。

现代包装设计无疑会成为后人观察研究当代社会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的最直接的文化标本。

现代包装设计与大众文化审美的关系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审美导向性

现代营销的整体性观念造就了如耐克、可口可乐、宜家等旗下产品的销售神话，这些品牌借助强大的现代媒介敏锐地把握消费文化的脉搏创造出自身的品牌文化，反过来又利用这种文化影响和引导大众审美意识，左右大众的价值取向。其产品形态已逐步从有形转向无形。他们宣称：“我们卖给消费者的不再是一件产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句口号正体现了文化消费时代最典型的特征。

现代包装设计是商家实现 “文化买卖”，引导消费审美的终端环节，是商家承诺的新的 “生活方式”的视觉载体，其形式、语言的时尚化，多变化和潮流化必须依附于品牌的整体文化之上 ，以利于品牌全方位的、多角度立体化和低成本的对消费大众进行持续信息轰炸，从而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大众审美取向。

(2)审美针对性

商业社会强大的侵略性已经使得大众审美口味变得相对同质化，纽约与上海的建筑形态如出一辙，肯德基在巴黎和北京出售的炸鸡 口味也无 多大的差别，但这并不等于商家放弃了对消费市场和消费大众的细分，充分利用社会阶层不同的文化取向、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喜好 ，性格甚至属象星座等等带来的种种个体差异性，分别进行审美导向分析和细划，针对不同群体进行消费审美引导，通过包装设计传播有针对性的文化审美意识，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和文化忠诚度。

(3)审美信息的简洁性

在一个传播媒介多元化的时代，人们的信息摄取量每天都在成倍增长，快速和多变成为时 尚审美潮流的根本原则，体现在包装设计上，则是包装的设计周期和上市周期变短，包装设计载体化、媒介化，信息传播简洁化、准确化和有序化，视觉形态强烈化，包装结构人性化，加工生产集约化等等…… 所有这些现代包装的特征是由消费社会的特点和当下 的生产力水 平决定的，同商业品牌文化对大众审美意识产生的反影响一样，这些特点同时又反哺现代社会这一母体，现代包装设计和所有流行元素一起，与大众文化价值取向形成一个庞大的太极圈，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构建了当今社会的时代审美特性。

基于以上所阐述的现代包装设计与大众文化审美之间的关系，对于传统民族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的审美转换也可以依据这三点作为基础，即导向性、针对性和信息的简洁性。我们有理由意识到，这种转化必须是建立在对现代包装设计和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现代包装设计在今天的社会中，无论从内涵到表象，都在扩充着原来固有的定义。传统元素在向具有当代大众文化审美特征的转换中，无疑不再仅仅是一般的符号性意义，而是针对其内涵精神的扩大与重构，是对其意蕴的尊重而绝不是简单的照搬和套用。简单的照搬和套用常常不分时空背景，以古典传统元素召唤消费者文化亲和的向往心理，仿佛回到了 “桃花源”的意境，就是回到了传统文化。种类繁多的传统元素被套用到设计中去，虽然花花绿绿煞是热闹，但实际上却成为了一种当代社会文化的矫饰现象。

传统元素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文化性质的转化，是对传统样式的形态进行重新分解组合，以获得革古鼎新的效果，这种转换体现了传统民族文化在时间性、空间性上对 “全球化”的某种延承 。

2．现代包装设计具有强烈的杜会文化功能

(现代汉语词典>对 “包装”一词的解释 为：泛指包装商品 的东西，如纸、盒子、瓶子等。其意直指包装原始的最最基本功能——保护性功能。而在文化 日益成为消费主体的今天，保护性功能已是现代包装设计最基础的平台。而现代包装日益凸显的是它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文化功能角色。

(1)传播功能

在现代广告推广概念中，任何构成现代社会的物质结构均可成为广告创意的推广媒介。于是在现代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无孔不入的负载着广告信息的非传统媒介，大到户外高楼观光电梯、小到卫生问拉手、电影票根甚至手机铃声。而包装最初的设计形态是缺乏信息载体这一文化功能的，它强调的是产品的保护、运输、贮藏等物理性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完全可以把包装看作产品的视觉载体和传播符号。可口可乐独特的瓶型和张扬的红色与流动的白色带状线已经成为普通碳酸水的激情披挂，处于销售终端的包装被赋予了塑造并传播产品文化的主导功能。产品包装强大的信息传播性被发掘出来。

如果把现代包装看作是一种传播符号，那么包装包含着信息编码和文化编码两个方面。前者为显性，明晰地传达产品所要传达的商业信息，而后者通常表现为隐性，是说明前者 的手段或体。受众在解析、接 受信息编码 的时，也在 自觉不自觉地解读着传播符中的文化编码。因此，可以说产品包的传播性是一种文化中介，包装和受不仅构成价值关系，而且构成一种文关系。虽然单一产品包装影响似乎很限，但在我们的生活时空中总量巨大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其在反复的传播过程中行使文化功能，作用于人的精神，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

因此，民族传统元素要进行“现代性”转换也要面临着包含信息编码和文化编码的现代传播符号的改造。

(2)推动文化变迁的功能

任何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文化在潜意识中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排他性和侵略性。在现代商品中这种排他性和侵略性体现在产品的异质化追求上，而这种追求是基于现代社会愈来愈激烈的商品竞争。产品迫于生存压力或打压对手而创造和积累的某种个性文化，它包含了技术个性和视觉审美个性两个部分。当技术个性的开发达到某种程度的饱和后商家必然转向对视觉审美个性要求的塑造，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以谋取市场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大众消费转向文化消费的根本原因。

产品包装承载着这种文化个性的具体视觉化形态，成为商品文化个性推广和形成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对社会文化的传承、整合的过程中显示极强的功能。文化具有运动特 质，既纵 向传播，又横向扩散，与不 同文化碰撞，始终处于流变状态。它的运动有其内在动力，也依赖外部力量的助推。商品的个性文化作为一种外部力量，虽然并没有自觉地站在文化和精神高度去认识这种传播作用及其所带来的文化意义，但是却客观上促动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进入人们生活的深层，改变人们的精神文化，甚至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形成的是一个高度封闭和保守的形象，几千年来它只有通过内部的机制运动，调整，变化和完善，当其存在的土壤根基消失后，它必须加强内在的运动特质，在与不同的文化不断的碰撞和交融中获取新生。而传统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有机运用创造 “本土化”的个性设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 与整合具有强烈的实验意义。

3．构建符合时代文化审美的现代包装信息传播体系

消费方式的革命决定了传统民族元素作为信息符号在包装设计中的全新构建原则，这种原则是与产品特性、媒介和受众的时代审美特性紧密相关的。

对于传统文化符号，中国历来较多从 “源”、“流”角度进行认识和分析，西方 符号 学理 论更 多关 注于 “术”“用”的探讨，这种研究方向的不同体现了东西方思想方式的差异性。中国传统图案的诞生和繁荣带有强烈的 “集体表象”色彩。 “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它们在集体的每一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弓{起该集体中每一个成员对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每个人，其所以如此，非因集体表象要求以某种不同构成社会集体的各个体的集体为前提，而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特征不可能以研究个体本身的途径来得到理解”。(列维 ·布笛尔著(原始思维>)。而同时传统图案创作的思维方式又有着自己的特点，即以思维者本身的感悟为中心来对待对象世界作整体式的把握，其主体是思维者而非对象世界。这种思维方式缺乏对对象作出一种穷根究底的分析和思辨，是以一种笼统的描述方式将对象形象地展示 出来。因此，这种思维方式常常表现出整体性 ，形象性和腺胧性 ，不重科学分析，大而化之，笼而统之。

体现在具体的视觉元素上，则是以一种 “象法天地”的设计方式构建了物态化的感情体现和视觉表现，缺乏对实体世界的具体化和精确化的形式。

西方思维方式则是一种理性分析和归纳方式，具有源远流长的科学传统。其根本目的是求知，因此对所有问题要究根求源，都要经过形式上的逻辑思辨来把握，表现出严密的系统性，分科性及理论结构的庞大。

视觉传达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信息传播过程，传统民族元素需要融于这种过程就必须要对其产生的思维方式和信息表达准确的可能性进行理性梳理与分析。因为现代包装设计的信息传播体系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其构架由信息源、媒介和信息受众三者构成。主体的设计过程实际是在第一个环节中完成的：设计师在了解发送者的信息要求后，再根据媒介的载体特点与信息受众的特性综合整理信息结构，设计出恰当的视觉形态。这是一种思维视觉化的过程，是一种视觉编码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两种必要的要素，即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视觉审美性。

(1) 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不传递信息的设计是不存在的”，作为承载商品文化的外在视觉载体，包装首先要完成传递商品信息，营造品牌文化的首要功能，它必须要通过图形、色彩、版式、结构、材质等形象化的视觉元素来达到准确和简炼的信息传达。如果拿形象化的视觉元素与文字这种表述方式相比较的话，前者在信息传递上具有更多的多向性，模糊性和非精确性。但在引起视觉注重的强度上和造成阅读心理的愉悦感上以及快速和节奏上则远远高于文字。因此，设计的过程其实是基于一种约定俗成基础上的、对视觉元素信息精确化的过程。

传统民族元素要完成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转换必须经历有利于商品信息结构的过滤与加工，使其呈现商品信息所要表达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2)视觉审美性

每一个时代的审美都有其时代特征，每一个不同的群体都有自己的审美倾向。包装设计在现代社会中与大众审美的相互作用在前面已经作过表述。以欧美为核心的现代设计格局经历了 “装饰就是罪恶”的现代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人性情感的回归，但这种回归并不等于装饰主义的重新泛滥，而是在纷乱繁杂的现代社会中体现人文关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视觉元素丝毫不缺少这一点。对于在设计表现中呈现的视觉审美性上，任何对传统民族元素的重复和挪用都会使得设计作品只是前时代审美的克隆，缺乏快节奏生活下的后现代大众审美的共性语言——简洁。

简洁是现代设计最最重要的语言，这是由消费时代的文化、信息快餐化所决定的。现代设计所崇尚的简约图形以及注重信息传意的功能性表面上与中国传统极具装饰性的图案格格不入，但是，通过对后者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其意象的重构、移置与形态的提炼和它所具有 的装饰性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陈绍华先生设计的 2008年北京申奥标志利用传统的盘长造型为基础以流畅的现代性手法表现五环、五星和传统体育文化太极拳人形，挖掘了盘长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特有的运动精神和意象，丰富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体育精神。其视觉语言精炼简洁，信息传递准确，符合现代的大众审美共性 ，具有强烈的国际性色彩，成为本土设计师将传统民族图案成功进行形式的简约性转换与内涵精神的意象性传达的里程碑似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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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的含义是什么，看法相左，众说纷纭。但不谋而合的是，大家都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主观性成分，认为政治文化是指政治活动中的价值、情感与态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其杰作《比较政治学》中，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领向。要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含义，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去了解：

首先，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成分，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政治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它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必须注意的是，政治文化虽然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化的简单媾和，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就是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和作用。其次，一方面，政治文化在内容上是关于政治体系的主观性因素的复杂综合；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是通过对个人、集团、民族的政治倾向或态度类型的分析，来研究政治体系的一种新方法，对政治体系的持续与调节发生巨大影响。其三，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具有阶级的和社会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利益的必然反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政治文化概括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体系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感受、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等主观意识的总和，主要包括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 具体而言，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政治认知成分，即一定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和意识，它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部分；二是政治情感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感情、态度，包括热爱、忠诚、怀疑、疏远等情绪；三是政治评价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判断、意见。

阿尔蒙德进而把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地域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期望，更不做出任何努力；第二类是传统依附型（或臣属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施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有所认识，但他们只处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对政治体系持被动态，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治体系，不能主动地把自己的要求输入政治体系；第三类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意识到政治体系的输出部分，而且还要对“输出部分”施加影响，并有较高的政治技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汉，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沿革发展，近代开始衰微。根据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参考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臣属型”政治文化极为相似。无论是它所赖以形成和延续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文化土壤，还是它的本体，都带有浓厚的等级依附色彩，有着极其深刻的臣属型烙印。具体表现为：以君主为中心的单向辐射性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长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依附着家国、君父的各色臣民――士、农、工、商、官，其主体性的普遍沦丧，等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为直接、集中地反映，也最为能动地反作用于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表现出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也最为突出和典型。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响最大。但墨家的影响不出战国，其他三家的思想则相互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中又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居于支配地位，所以人们又常常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称为封建政治文化或儒家政治文化。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加之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着最为发达的传播手段，其他阶层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维方式、社会观、道德观的影响，并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同化。儒家思想以其独立性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构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中，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背景。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钟明善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中做出如下统计：一是“人文主义说”，认为从商周时期早期政治思想产生时起，其基点就是从人事去体察天命，而不是从天命中去体察人事；二是“王权主义说”，认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便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三是“实用理性说”，认为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实用理性”则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主张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四是“不断变化说”，或者叫做“不固定说”，少数学者实际上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理由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这种观点过于偏颇。

客观而言，伦理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是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它适应了伦理型社会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生成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

什么是“伦理”？其本义指事物的条理，如《礼记・乐记》所言：“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来也；理，分也。”后引申为伦理道德之理，亦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又与“伦常”相提并论。“礼”与“仁”是儒家学说两大思想支柱。

所谓“仁”，源出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仁，指一种好品德。孔子将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并把恭、宽、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都纳入“仁”的范畴。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得天下者谓其仁”（《孟子・公孙丑上》）。总之，仁既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又是一种个体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和全面修养的标志，同时从社会而言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国”，是人类最高的社会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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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0C-0160-02

民族传统舞蹈文化是世界各民族的祖先们经历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后共同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也是深入了解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途径之一，是一种直观动态的“文物”。然而，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一方面，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传统习俗发生改变，使非物质文化环境受到冲击，祖辈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也逐渐被遗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媒体的飞速发展以及旅游业原生态的不断被重视，国内外民族舞蹈的发展也开始受到重视，在这样的势头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族舞蹈又获得了发展的契机。作为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壮族也有丰富的舞蹈文化资源。壮族的民族民间舞蹈起源于一定的历史社会生活，是特定社会存在的真实的艺术反映。传统的壮族民族舞蹈不仅有扁担舞、竹竿舞、板鞋舞、迎宾舞、采茶舞等民族民间舞蹈，也有戏剧中展现出来的壮族戏剧舞蹈，还有师公舞、巫舞、傩舞等宗教舞蹈。本文试分析广西传统壮族舞蹈的文化特征及功能与价值，提出保护传统壮族舞蹈的建议与对策，期望人们更深刻具体地了解传统壮族舞蹈，促进广西传统壮族舞蹈的发展，使得民族的文化遗产能传承下去。

一、传统壮族舞蹈的文化特征

（一）民族性与民俗性

壮族是人口达一千多万的少数民族，是广西的土著民族。根据居住地理条件的不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壮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也发展着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壮族舞蹈即是源于生产生活，展现壮族人民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精神思想、历史传统等的一种舞蹈艺术形式。作为南方的少数民族壮族有其独特的风格，壮族舞蹈也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舞蹈的特征。传统壮族舞蹈保留了壮族人民真实质朴的一面，展现了人们自信、坚毅、勇敢的风格，它不以表演为主要目的，而通过祭祀、歌墟、节庆等方式表现本民族的特色。民俗性是民族性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是民族的文化、精神、特征的外在体现，例如，壮族有流传已久的刘三姐阿牛哥爱情的传说，其中壮族的绣球又是表达爱情的重要信物，绣球舞因此而生，把民俗用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国家法定假日以外广西有其特定的假日就是每年的“三月三歌墟节”，充分体现了这种民族性和民俗性。

（二）节庆性与劳动性

舞蹈源于生活，传统壮族舞蹈也不例外。壮族先民把原生态的生活渗入到舞蹈当中，自然而灵动地展现出舞蹈的特色，真实展现壮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因而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劳作时为表达丰收的喜悦，人们会载歌载舞，主要展演的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劳动场面和动作，抒发着勤劳奋发的品质，例如开耕节上跳各种舞蹈来庆祝；节庆时，为表达愉悦的心情壮族先民会载歌载舞，抒发着质朴的民族情怀，展现民族的美好、和睦、团结和希望，例如蚂拐节上跳蚂拐舞。总之，壮族先民视舞蹈为生活，生活为舞蹈，淋漓尽致地表现着生活的兴趣爱好和风尚习俗。

（三）宗教性与思想性

许多少数民族的原始舞蹈都是图腾崇拜的一种形式，图腾是最原始的民族情感，是对祖先的崇拜，它不仅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还起着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纽带作用。壮族人民的图腾是青蛙，青蛙被誉为蛙神，也是壮族方言中的蚂拐。在传统壮族舞蹈中，蚂拐舞以其独特的舞蹈风格展现了壮族人民特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舞蹈中无不诉说先人的生产、渔猎、迁徙等生存状态。此外，历史悠久的师公舞是壮族梅山教派的民间祭祀舞蹈，还有祭祀活动中的巫舞，也就是过去巫师给人驱鬼治病时跳的一种舞蹈。这些舞蹈都蕴含着信仰、崇拜、希望的思想。

（四）娱乐性与群体性

壮族人民活泼而开朗，他们的舞蹈也是愉悦的，他们在舞蹈中娱神、娱祖、娱鬼、娱人、娱景，甚至自娱，尽情释放内心欢快的情愫。很多舞蹈娱乐活动深受人民的欢迎，例如铜鼓舞、扁担舞、假面舞等，通过舞蹈表达愉悦身心及对美好事物的无限向往和追求，展现壮族人民自强自立、乐观积极、努力向上的生活价值观。

传统壮族舞蹈中舞蹈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群体性，当下传统壮族舞蹈的集体舞形式还广泛流行在广场舞当中，舞蹈表演者们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统一，共同演绎舞蹈的艺术，这样的群体舞蹈可以无形中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促进民族间的共荣团结，发扬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例如，传统壮族舞蹈中的绣球舞、竹竿舞、板鞋舞、扁担舞等，以板鞋舞为例，板鞋舞是几个人必须同一步调，同起同停才能完成，因而极大地体现了群体性和团结协作精神。

二、传统壮族舞蹈的功能与价值

（一）宣传文化，团结民族

舞蹈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有时候是在讲述一个民族中古老的传说，有时是在演绎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时是在传扬一种民族的精神和力量，有时是在记录着民族的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传统壮族舞蹈同样是先辈们遗留下来的宝贵的遗产，讲述着壮族人民的坚强与不屈、努力与奋进，这种传统的舞蹈传扬着民族的文化，各种节庆中、劳动中的舞蹈无不使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并勇敢地向前进。

（二）身心愉悦，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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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笔墨，它所蕴含的意象性特征承载着我国古老的文化以及先人的智慧，这无疑促使设计师将其作为一种特有的符号，把传统艺术的触角深入到现代设计中，体现出我国特有的文化语言与价值取向。

笔墨意象性特征在产品文化理念中介入的必然性

自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至今，明显地感觉到文化艺术成为新的焦点，思想文化成为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敲门砖，设计师努力改变单一的生产模式，使产品由外而内，以其得到持续性的发展。

1. 强调设计的思想性，是产品设计的重要原则

产品在第一时间能否打动消费者，首先取决于形象与情感所形成的审美意象。也许不同的人对产品的形象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但形象与情感的相契合，能够使消费者更清楚地了解产品所传达的内容，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

2. 走向文化的最深渊，是产品设计的立足点

文化的传达至关重要，但也值的深思。思想的表露，并不是直观再现，应留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但风格的复杂化容易令人费解，不会存在太多令人回味的东西。可见，将传统文化间接地融入形象中，让大众“品”其神韵。

3.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实现产品设计长久发展的有效手段

我国的传统艺术作为哲学思想的延伸，可以说是表达思想的一种有力方式，而这种表现也不是单一的形式，而通过多种途径来传达思想观念，这与产品的功能性能产生互补，使感性与理性、传统与现代相互作用、共同提高。

传统笔墨意象性特征在产品文化理念中介入的可能性

同时应注意到，不同的国度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而中国正是因为传统笔墨艺术所特有的意象性特征，为当代产品文化理念的树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运用传统表现增强现代产品民族韵味，使之更具吸引力

产品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笔墨的意象性特征不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打破了真实物象，创造出特有的审美趣味。此外，古人与现代人在情感上是相通的，审美意识也具共同点。将笔墨的意象性特征与新媒介相结合，既蕴含民族意味，又容易唤起大众对于古老文化的怀念。

2. 发扬民族思维方式，增加产品设计的传统文化内涵

若想要我国的产品设计能与世界接轨，那不能仅停留于视觉语言，应从根本上触及民族文化的精髓。笔墨的意象性特征可以说是传统哲学思想的一种升华，与西方人“人物分立”的思维趋向不同，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在产品的设计中应得到特别的关注。

传统笔墨意象性特征在产品文化理念中的应用原则

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产品设计，它们都在追求一种沟通：作品与大众的沟通、产品与消费者的沟通。而这种古老的笔墨在经历了各个时期后，所创造的意象性特征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促进有效沟通。可以说，对产品理念而言，最传统的精神是不朽的。因此，将笔墨的意象性特征恰当地蕴含于产品设计中，以发扬优势，弥补不足。

1. 随象运思的创作理念，在产品设计中回归中国的美学文化

笔墨艺术特定物象的表现具有特定象征，可以将这种特殊的意象性精神运用于设计中，毕竟这种特殊的符号既具有古典的情愫又含有情感的抒发，是传统精神与现代商业的有力衔接。但值得注意，这种符号语言的运用要和产品具有吻合性，根据产品的功能以及消费对象，选取相关联的物象以及媒介来构造造型，追求一种“量身定做”的产品设计模式。

2. 尚简的艺术形态，营造具有中国审美文化的产品设计

简洁生动的线条、单纯丰富的水墨形成一种简约但却极富内涵的艺术语言，在产品设计中，将简约的风格融汇进去，既产生一种隽永清新的意念，也具有东方文化的意蕴，形成一种返璞归真的简约艺术之美。既符合当今人们所倡导自然、简约的生活方式，也展现出中国文化所崇尚的淡泊的智慧。

3. 含蓄的表现手法，在产品设计中形式美感、文化美感相融合

毛笔是形象、情感、哲理的融汇，这种含蓄的表现不论是对古人还是对现代人而言都影响至深。当今的设计，外形美观不一定就是成功，文化理念必不可少，但理念的树立并不代表于直接昭示，应像笔墨中留白的空间一样，产品设计也应留给消费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将文化理念通过多种途径表现出来，将形式美与文化美真正做到相契合，这样所产生的审美意象令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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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特殊生态环境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是民族文化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之一。越是文化发生发展的早期，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越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中的一员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与生态环境发生联系，甚至其依赖程度远大于其他文化。例如：南方气候温和，江河众多 ，水源充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多以游泳、赛龙舟等水乡体育为主；北方内蒙古地区，草原辽阔，蒙古族人民擅长骑马、射箭、摔跤；中南、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高山峻岭，以狩猎为生，善于各种射猎、跑 、跳、攀、爬技艺；东北地区的寒冷气候，为各种冰雪项目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一)云南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面，属于中国地势三个梯级的第二阶梯西南山原，山岭与谷地高差极大。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云南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具有复杂多样性 ：第一，纬度和地势造成南北差异较大。北部、西北部为高原游牧区；南部和西南部为亚热带作物和水田农业区。第二由于有适宜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和众多的高山河谷，云南自远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栖繁衍的地方 ，民族迁徒的走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经过不断地交流、融合与分化，并以各 自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基调，形成了同一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有规律分布，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却又界限分明、井然有序、和睦共处的格局。但高山纵横，江河湍急，高山峡谷相间，交通十分困难，又使云南的民族形成了各自相对封闭、独立的自然生态活动区。第三，云南的立体地形、气候形成了立体生态。各民族分居住坝子和河谷地区、居住半山区居住高山区三种类型。气候为亚热带与山区的高温带并存。

不同的居住条件、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第四，云南民族不仅有起源上的差异，也由于发展过程中的条件差异，造成了文化多样性的生成土壤。居住于云南内地的民族，由于交通的便捷和外来人口的流动频繁，社会的开放程度较高，对异文化的吸收较多，文化的发展较快。如白族、纳西族、回族等。居住于边远山区的民族，与外界的接触相对较少，社会变迁程度低，文化的形成易受传统和自然地理的影响，文化更具有原发性和地域性特征。对于一些文化较为丰富而成系统的民族来说，抗变迁的能力更强一些，如傣族。总之，云南复杂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多种族群的迁徒、交汇、碰撞，是众多民族形成的条件，同时也是包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云南民族文化形成的条件。

(二 )丰富多彩的云南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

云南拥有 25个少数民族 ，l5个是其独有的民族。居住于坝区或河谷的有白、回、纳西、蒙、壮、傣、阿昌、布衣、水、满和少部分彝族共 l1个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主要有赛龙舟、秋千、赛马、武术、丢包、东巴武术、、霸王鞭等，坝区由于水土肥美，生活相对富庶，传统体育项目多体现为娱乐性和健身性 ；居住于半山区的有哈尼、瑶、景颇、布朗、德昂、拉祜、基诺和部分彝族共 9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射弩、秋千、扭棍、摔跤、拔腰、布朗球(藤球)等，传统体育项目多为生产生活的再现，主要为传授生产技艺和劳动技能；居住于高山、高寒山区的有苗、傈僳、藏、普米、怒、独龙和部分彝族共 7个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有吹枪、爬杆、溜索、上刀杆、打陀螺、芦笙舞等，这些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民族的后裔，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险恶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勇敢、强悍的性格，传统体育项目也多表现为狩猎、攀爬和与大自然的抗争以及对民族性格的培养等。

二、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既是民族文化也是体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它是少数民族自己创造、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本 民族的文化特质，与民族文化的其他部分有着许多相同的共性，是一个民族的代表和象征；作为体育文化，它也具备了体育运动的总体特征和基本内核。由于云南特殊的自然生态环 境，造就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独特的个性特征。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根据。

(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把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相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体育文化的其他部分，它是独立的一员，具有自身的个性特征。然而，它又是由若干不同层次、不同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组成。因此 ，多样性可以说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第一个鲜明特征。

云南少数民族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经过分化、融合、重组，最终形成各个独立的民族。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人口多寡不等，但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不同的祖先崇拜、不同的节 Et习俗等等 ，因而产生了不同的且内容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例如，源于生产生活的有彝族的“扁担秋”、“打陀螺”，拉祜族、傈僳族的“射弩”，傣族的“打篾弹弓”，怒族、独龙族的“过溜索”等；源于宗教祭祀的有白族的“绕三灵”，哈尼族的“跳芒鼓舞”，傣族的“赛龙舟”，傈僳族的“爬刀杆”，佤族的“跳木鼓舞”等；源于节日习俗的有白族的三月街“赛马”，哈尼族“苦扎扎”节的“打磨秋”，傣族的“丢包”等；源于军事活动的有景颇族的“刀术”，德昂族的“武术”等。云南有的民族，如彝族、哈尼族等，有许多不同的支系，这些支系也有着不同的传统体育文化。例如昆明、楚雄一带彝族的“跳脚舞”与撒尼人的 “阿细跳月”，其动作特征就有很大的区别。云南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也因各自居住的生态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类别的传统体育。例如生活在高寒山区的怒族，生活环境的险恶和生存的需要，弩就成为他们必备的生产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灵物崇拜，射弩就是一种生存技能；傣族生活在相对富庶的坝区，悠然 自得，传统体育中多以游戏性项 目为主，身体直接对抗的项目较少。娱乐、休闲就是傣族传统体育的特色。几乎云南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特色鲜明的传统体育项目和文化。丰富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现出了多样性的显著特征。

(二)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 的 自然性特征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然性特征主要是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与发展较少受到来自内地中心文化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的产生具有原发性。这种自然性特征取决于云南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发展程度。从地理位置来看 ，云南处于我国西南边陲，地处偏僻，地形险恶，信息传递较慢；从社会的发展来看，较之内地的情况，云南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不高且参差不齐。因此，与云南民族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与内地主流体育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成为一种自然性的、边缘性的传统体育文化。也正是如此，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较好保存，形成了鲜明特色。人们可以在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比照中，一眼就能认出属于哪个民族的传统体育。例如石林彝族的摔跤、哈尼族的打磨秋、撒尼人的“阿细跳月”、白族的“打霸王鞭”、傣族的“孔雀拳”、纳西族的东巴武术等等，已成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象征和代表。另外，对于外来文化 ，在学习和传播过程中一些文化因子会产生衰减或变异。同时，土著文化也有较强的同化力，使得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 ，并保持其文化特色。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傣族的龙舟竞渡和白族的赛龙船表现出对龙文化的认同感，舟船的制作都为龙型。但傣族的舟型为龙头、象牙、孔雀尾翅，将龙舟与傣族的吉祥物结合起来，成为特有的舟型；白族的赛龙船是为纪念一位与蟒蛇同归于尽、为民除害的白族勇士，与内地汉族为纪念屈原的传说不同。

(三)云南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 民间性特征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间性特征，首先表现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未分化性。云南民族文化大多处于原生状态，尚未分化出雅文化，大多属于民间文化。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 ，与原始思维方式相适应，它包含和交织在民族社会的生产、宗教、教育、医疗、娱乐和战争行为之中属于浑然一体的、尚未分化的自然体育形态。作为云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意义无不与全民族社会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反映和服务于全民族社会的生产生活。可以说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者是本民族全体成员，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民间文化特性。其次，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大都依赖于各类民俗节 Et。民俗节 Et是全民族参与的活动，传统体育成为民俗节 Et的主要活动内容，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例如哈尼族的“六月节”荡秋千、白族的“绕三灵”打霸王鞭敲金钱鼓、傣族泼水节的龙舟竞渡、傈僳族“刀竿”节的上刀竿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四年一度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促进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四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 的亲和性特征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亲和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尊重和吸纳方面。云南各个民族都能以一种尊重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而不是采取敌视，甚至消灭而后快的态度。因此，在居住模式上才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在民族性格、社会价值观上才表现出崇尚团结、热情好客的文化品质；在传统体育文化上才呈现出各个民族不同类型、不同特色、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项目。在对异文化的吸纳方面，云南各个民族都能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来丰富、发展 自己的文化。例如从纳西族文化、白族文化、彝族文化、傣族文化、佤族文化等可找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因子；傣族的龙舟竞渡、白族的赛龙船受中原龙文化的影响较大；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荡秋千、打陀螺的传统习俗，只是文化含义、游戏方法和规则有所差异；由于是相邻民族，傣族的耍刀和景颇族得长刀舞在动作上也颇为相似。当然，对异文化的吸纳并非原样照搬，总是在吸纳的过程中或多少地进行了一些民族化、本土化的改造，为本民族的成员所认同，这样才成为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地位及其现代意义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同样面临着转变的过程。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把握发展变化的限度，弃其糟粕、保留精华，这关系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存亡问题。因此，正确看待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尤为重要。

第一，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的形成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积累、传承的结果，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各个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同样具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作用，也是建设云南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是不可以现代体育文化全盘代替。云南民族文化必须吸取各民族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建设起来。

第二，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来看，作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可成为旅游资源中的人文景观将其转变为经济优势，在云南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同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还可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优秀的文化品质以及社会价值来丰富云南民族文化内涵，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做出贡献 。

第三，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的表现来看，云南少数民主传统体育既区别于其他少数民主传统体育，而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构成了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巨大变化，民族传统体育有了发展变化的空间。就中国国情、云南省省情而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状况，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健身娱乐功能、教育功能、民族凝聚功能将促进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可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施维达，等：《云南民族文化概说》，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5

2．姚重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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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映传统龙舟文化的纹样

1.铜器中的纹样

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龙舟竞渡形象资料是浙江鄞县出土的春秋时期的一件青铜钺。此青铜钺上刻有当时人们进行龙舟竞渡的纹样。人皆头戴高高的羽饰，划舟动作整齐划一，把竞渡的场面描绘得非常生动形象。又如出土于成都百花潭、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战国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中的第三层图案为水陆攻战图，其中纹样之一为划船纹样。铜壶中所刻画纹样与其说是划船，还不如说是千钧一发的竞渡。人物双手持桨作奋力划船状，双脚腾空，姿态生动夸张，极富动感，充分反映了龙腾虎跃、劈波飞渡的奋发精神。此外，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约战国中期至东汉时期的石寨山式铜鼓上，常见竞渡纹样。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的一面残铜鼓上，有舟船竞渡的纹样，图中的船体狭长平浅，首尾微翘，桨手们作奋力划桨姿态，船上的指挥面对桨手作有节奏的鼓动和指挥。桨手们的头上都有雉尾装饰，且向后飞扬，反衬出船体飞速前进的一瞬。广西贵县罗泊湾古墓出土的铜鼓上层，有完整的龙舟竞渡纹样，纹样中船的首尾，往往装饰成鸟尾（或龙首）的形象，船上的人皆头戴羽冠，前后排成一行，作相同的划船动作，其场面隆重而又热烈。诸如以上这些铜鼓上所饰的竞渡纹样反映出当时的竞渡活动已相当普及了。

2.瓷器中的纹样

在一些珍贵的明清瓷器上，也出现了不少龙舟纹样。如明代万历年间《青花五彩闹龙舟纹盘》就绘有三只形态各异的龙舟如箭离弦，劈波斩浪疾飞向前。又如清代嘉庆年间《粉彩赛龙舟纹双耳瓶》绘有龙舟竞渡的场面，设色浓艳，画中人物栩栩如生。特别是自乾隆时期出现一直延续至晚清，在道光年间最为盛行的婴戏龙舟纹样非常有特色，此纹样在一些盘、碗、瓶、罐等器物上均有体现。如《婴戏龙舟白地粉彩盘》，盘心画面为一泓江水，远处层峦叠嶂，水面上两只龙舟竞技，岩上儿童摇旗呐喊，敲锣打鼓，燃放爆竹，场面十分热闹。又如清代道光年间《婴戏龙舟纹碗》表现一场激烈的龙舟竞赛，龙船形态逼真，船头与船尾各有一名举旗儿童，画面显得较为清朗，动感十足。

3.其他器物中的纹样

不仅在铜器、瓷器上以龙舟纹样为饰，在漆器、牙雕、年画等其他的器物中龙舟纹样也随处可见。比如明代的漆器《剔彩龙舟图荷叶式盘》，盘呈椭圆形，口边卷曲呈荷叶状，椭圆形圈足。器表分层髹红、黄、绿三色漆。盘心雕一龙舟纹样，舟上有凉亭，二童撑篙，行于莲花朵朵的水面上。盘边内外两面均雕莲花、茨菇、蒲草及鸳鸯。装饰内容丰富，主次分明，花纹细密，漆色沉穆。又如清代的象牙雕“龙舟纹鸟笼板”雕饰有龙舟纹，龙首前端立有旌旗，随风飘扬，众人奋力荡桨划舟，画面为弧面长方形，以密集的波浪纹为地，烘托出龙舟踏浪而行之境。此板器型小巧别致，巧妙地利用象牙料的特色使得一幅生动的场景跃然而出，雕琢精致，刻画入微。

（二）反映传统龙舟文化的雕刻

雕刻是传统龙舟文化的又一有力的艺术形式。《叙舟府志》载：“船长三丈许船尾雕刻龙矩绘以五彩。”《广西通志》记：“舟有十五数只头尾皆刻龙形。”《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九引《拾遗记》说：“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像，以夹云舟而行。”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雕刻几乎一开始就与龙舟联系在一起。在雕刻龙舟时，一般龙身的木材要选上等的杉木，因为杉木轻巧，船不笨重，能加快船速。而龙头、龙尾则用樟木，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木质比较坚硬，二是依照民间习俗，樟木被视作神木，通常用来制作祭祀用品。龙尾多用整木雕，上刻鳞甲。精细的雕刻工艺特别反映在龙舟的龙头上。同是龙头，在雕刻制作时差别很大，根据不同的传统习惯可进行任意创造。如苗族的龙头、龙颈由一根2米长的水柳木雕刻而成，上涂金、银、红、绿、白各色，犹如鳞片熠熠耀眼，一对龙眼炯炯有神，弯弯的比角宛如牛角，昂首向天，可谓神采奕奕，栩栩如生。湖南汨罗县高市镇的龙头，短颈、上唇部夸张地向上升起。西双版纳的龙头最大特点是在龙嘴前方伸出长长的两根或三根大象似的长牙。江西临川县河西乡下黄村保存的明清期间雕刻的龙头，则别具一格，为鹿的角、马的前额、骡的脸、牛的鼻子、蛇的嘴、鸭的颈脖。龙头总长0.77米，宽0.13米，其嘴长0.55米，嘴上唇的鼻孔中用红绸带拴着，嘴微微张开，露出两排白牙，龙头前额刻有“王”字，额上方飘着几绺鬣髦，头顶上长着一对长角。从以上各民族各地域例子可以看到，这些构思奇特、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龙头如没有高超的雕刻技术是很难做成的。

二、传统龙舟文化的艺术形式：绘画

（一）龙舟的造型、制作、装饰与绘画

可以说，龙舟的造型、制作、装饰等都与绘画紧密相连。

1.龙舟的造型

最初，竞渡之舟只不过是一般的小舟，直到西周，开始出现了舟与龙神崇拜结合的产物—龙舟。之后更加完善，龙舟随人们想象而造型，形成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造型。比如说台湾宜兰县礁溪乡二龙村的龙舟造型，船身犹如大型鸭母船，船首、船尾、船桨均彩绘太极图形，船头画有一对麒麟，两侧各有凸起的黑白双眼，船身则画上舞爪金龙。又如闽南一带龙舟造型呈长而狭的柳叶状，船头雕刻大龙头，须眉齐全，双目炯炯。龙头上披挂彩绸，船两侧彩绘鳞甲。有的龙嘴还能张能合，舌头能伸能缩。整条龙舟如活龙一般。

2.龙舟的制作

出于对龙的崇拜，历代在龙舟的制作上都相当讲究。绘画在制作龙舟时实不可少。首先是造舟，龙舟的整个制作过程基本靠手工完成，一般按龙骨、船底、大旁(船舷)、彩门(船中分隔舱)和船头船尾的顺序制造。舟做好之后接下来就可以上油漆，称之为上底色。然后在底色上绘画。绘画是龙舟制作中极为重要的工序，难怪古时有人把龙舟也称为“画舫”。比如说浙江鄞县龙头、龙尾都是画在龙舟上。云南大理海东区的龙舟喜欢在船头画上二龙抢宝的图案。台北县松山的龙舟则是在船的两边画上一对彩色的龙凤。画完船，就需要组装，安上龙头和龙尾。龙头造型千姿百态，根据各地风俗而定。如广东西江水系龙头制作成鸡公龙头，东江水系制作成大头狗龙头，基调为龙形，别具特色。龙尾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比龙头低。如贵州清水江独木排龙尾，是用一把茅草或一把麦秆插在母舟尾部的一个方孔内。龙舟制作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给龙装胡须和画眼睛，所谓的“画龙点睛”。如闽南龙舟在制作胡须时，将金箔纸折成约1平方厘米的小方块，绑在一根对折的红布条上，象征“龙须”；将一块红布折成三角形，钉在船头，象征“龙舌”；将6条龙须等距离分布钉在“龙舌”上，这就成了“龙头”。制作手法是写意、象征性的。

3.龙舟的装饰

龙舟很重视装饰。一般有头旗、尾旗、罗伞、罗架、木制神龛等装饰物。当然各地龙舟的装饰差别很大，大体可分为装饰繁杂、装饰简单和基本无装饰。装饰繁杂的如广东顺德龙舟，龙舟上饰以龙牌、龙头龙尾旗、帅旗，上绣对联、花草等，还有绣满龙凤、八仙等图案的罗伞。通过装饰物可以窥测出传统龙舟文化和。

（二）反映传统龙舟文化的绘画作品

反映龙舟文化的各个时代的绘画作品有很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战国时期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舟帛画》，宋代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李嵩的《中天戏水图》，元代王振鹏的《金明池龙舟图》，清代唐岱、丁观鹏的《十二月令图轴之五月》、徐扬的《端阳故事图册》中的《观竞渡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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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3/7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1-0025-02

一、犹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下的犹太文学特点

犹太民族自公元七十年被罗马帝国赶出家园,就一直在流浪,他们生活贫困,但却崇尚知识、擅于精神探索,二战后美国文坛犹太裔作家人才辈出,各领,形成群星璀璨的格局。他们的创作主要是以犹太人为题材,专注于再现美国社会中犹太人的生活,这种“越民族化、越世界化”的文学现象透过以犹太人为代表的现代人生活,反映的不仅是某个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境况,而是现代人生存的普遍状态。

美国当代文坛中第二代犹太作家,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以及艾萨克•辛格虽然大都出生在美国,但都对犹太文化怀着深深的眷恋。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养分,在作品中宣扬和捍卫传统道德价值。虽然作品色调灰暗,但却流露出他们对人性的乐观和肯定,集中反映的是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他们对传统道德与自我本质的种种思考,承载着他们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犹太作家贝娄于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被批评家们誉为福克纳、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文学继承人并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贝娄以城市街道的动乱作为小说背景,人物多数是城市中的犹太人。他清醒的意识到自己古老的传统,大量运用犹太人的寓言和传奇,同时又在作品中体现了美国犹太人寻找自己新的命运时错综复杂的心情。不仅如此,在他的作品中更加融入了福楼拜、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人所著欧洲小说的传统风格。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亦可谓独树一帜,其主要作品均是以意第绪语写成,与犹太人正式场合下使用的希伯莱文相比,意第绪语更加活泼、生动,词汇丰富,生活气息浓厚。但真正使得湮没的希伯莱古老传统重又焕发光辉的犹太作家当属马拉默德,他与贝娄等同批作家相比,更多采用意第绪语的口头传统,犹太人的苦涩、含混的笑话以及远古时代的抑扬陈词,犹太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等,这一切无法使人不意识到当今美国现实中犹太人的存在。他的作品在背景人物、主题上都具有鲜明的犹太特色。

二、厚重的历史文明传统下的犹太人物塑造之凄美

一个民族人物形象的塑造必然植根于其民族传统,犹太人几世纪以来,生活在半封建的孤立状态中,饱受贫困压榨之苦。他们笃信宗教,崇沿道德法规,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丰富久远的传统。自移居美国以来,犹太人逐渐失去他们本族的文化。大战的浩劫将这一文化在欧洲的残迹涤荡一空。因而他们有如流浪异乡的孤儿般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而战后美国的繁荣对他们来说却无缘无份。在物质生活上,他们处于被剥夺的地位,在精神上处于无所依恃彷徨的状态。犹太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中处于困境:思想上、政治上的理想破灭;与过去历史切断关系后在日亦繁荣的社会中所处的孤独状态;与美国社会的格格不入。在战后数十年间犹太作家创作的小说中,主人公几乎都是孤独无缘、飘忽无依、摇摆不定的人。“异化”、“牺牲品”、“边缘人”、“受难者”、“傻瓜”和“倒霉人”等等成为描述犹太人敏感性的最流行的词汇,“犹太人”也成为人类普遍被隔绝的形象。

凄美的犹太人物首先以“傻瓜”、“倒霉人”的形象来塑造,这是战后犹太作家经常描绘的一类文学人物。这些注定失败、一贯把事情弄糟糕的倒霉人,他们的失败不仅是由于他们作为犹太人或外来移民所处的阶级地位,还由于他们本人内心复杂的神秘莫测的性格。伯纳德笔下的主人公多是犹太移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人。主人公多是些小人物,却如他本人一样,在与不可捉摸的苦难命运做斗争,从而让我们从这些小人物的身上看到了人的尊严和伟大。了解到普通犹太人在旧大陆的生活思想和情怀,以及身处新大陆的犹太人的彷徨困惑。一贯倒霉的人物在马拉默德的作品中也显露无遗。《魔桶》的主人公列奥是位力图逃避过去、追求新生活的知识分子,但他追求新的生活却被恶梦缠住,没人爱他,他也不爱别人。这个被世俗抛弃的寒酸书生,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更没有金钱。而当代犹太小说中,“倒霉人”的原型是辛格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中的主人公,小人物吉姆佩尔,善良天真,被世人捉弄,在生活中四处碰壁,正如贝娄《只争朝夕》中的威廉,由于过分单纯常常被人欺骗,却从不肯放弃对人的信任。“傻瓜”这一形象,源自意第绪语的口头文学传统。犹太人在自我解嘲中化解生活加诸的种种不平,在洞悉自己的困境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在“傻瓜”看似笨拙的外表之下,藏着圣徒般的心。“信”,不是因为他们呆,而是因为他们执着于信仰。“碰壁”,在他们看来是上帝安排的考验。只要坚信善的存在,人性的美好,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们的灵魂就可以得到净化升华。

无论是傻瓜吉姆佩尔,还是列奥、威廉,从另一个角度上看,都属于一种“受难者”“牺牲者”的形象,这是犹太文化衬托下的又一类典型文学人物。尽管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两千年来,他们一直在异族的统治下求生存,社会地位低下,饱受歧视。尤其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犹太作家自是不可能漠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大浩劫。在他们看来,犹太人是世上一切“受难者”的代表。“受难”,不仅仅是犹太人独有的生存状态,而是现代人不可回避的命运。现实虽然残酷,犹太小说的主人公却在默默忍受苦难中,领悟到了生存的意义。犹太文化认为生活的重心在未来,人就要在今生中不停顿的自省中获得思想的净化与升华。犹太人相信舍已为人,人是应该受苦的。马拉默德所说的“人人都是犹太人”的经典名言。在他的短篇小说《魔桶》中,犹太经院学生列奥找媒人介绍婚姻,却爱上了媒人粗野堕落的女儿,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拯救她,并在受难的过程中找到了自我。

“边缘人”亦是战后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贝娄《只争朝夕》中的汤米•威廉便是这类人物之一。这一形象也能从犹太历史传统中寻根溯源,找到根据。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历史是流浪的历史,失去了故国,被迫与其他民族杂居,为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受尽了歧视和压迫。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无法融入主流文化。这种被排斥的地位让他们对异化、孤独等西方当代主题早已有了深刻认识。在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侵袭下,随着犹太社区的解体,他们面临着丧失传统的危险,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本质危机。他们与逝去的历史传统产生了隔膜,却无法毫无顾忌地投入美国社会,是名副其实的“边缘人”,精神上彷徨无依。威廉就是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边缘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物。他也曾有过美好的理想,为追求自我价值毅然弃学,奔向好莱坞。但七年后才发现这只是一种幻想,朦胧地得知自己的失败后,他转而成为一个儿童玩具推销员。这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又因小小的赌气,愤愤不平拂袖而去。他知道在这个世界里不昧良心很难生存,但他又怀了一种“对真理的情感”宁做一个“受苦的人”而不愿意“清醒”。在如今的金钱世界中,汤米固执地追求“真正的自我”,拒绝出卖给虚假的价值,其结果当然只能是软弱无力与孤苦无助。而他的父亲阿德勒医生的形象却截然不同,阿德勒医生年过八十而精力充沛反应灵活,永远是衣衫整洁,“站得笔挺”。而汤米在小说中处处显得萎靡不振、邋里邋遢。二者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父亲是社会主流的弄潮儿,成功者的代表。那么他对这种“边缘人”的态度如何呢?父子亲情能否超越这种社会定式?事实上两种人水火不容,老医生对儿子的痛苦不闻不问,汤米在困境之下求助于他,他却抱了坚壁清野、滴水不露的态度。汤米成了金钱世界真正的受害者。他感到纽约简直是一个“父不父、子不子”的地方。“边缘人”在金钱泛滥的社会里连亲情的纽带都不能维系。

三、小结

透过犹太作家的小说作品,犹如体验了犹太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一位杰出的犹太作家亦是一位道德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重要的不在于所呈现的各种感情,而在于人物面临的各种抗争。作品洞悉了世代犹太同胞的悲惨际遇:他们虽囿于环境,却有着人的尊严,找到了再生之道。他们身处充满敌意的荒芜世界,却在利他主义和自我分析中获得了精神力量,精神上的皈依、道德上的重生。

正是这三位个性文学天才对犹太文学的不同理解和执着追求,也正是他们所竭力挖掘的道德和世俗这两个性质相反的生命元素的对立所形成的张力,才使得犹太文化和历史成为了世界化的文学现象,并因此被世人所认同,而他们作品人物的内心斗争与思想升华传达了无尽的人生意义,使得犹太文化所隐含的艺术价值难以被后世所忽略。

【参考文献】

[1]Michael P. Kramer.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Ezra Cappell. New Directions in Jewish American Fiction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3]虞建华.美国文学词典•作家与作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李鑫华.论前景化在魔桶中的表现意义[J].国外文学(季刊),2001(3).

On the Embodiment of Jewish Culture in Text Creation of Jewish Literature

WANG Yu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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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坑庄院简介

地坑庄院陇东地区的人们利用往日的废涝池、自然坑洼以及为使风水好且出入便利而在选中的地方挖建的一种住宅。实际上，地坑庄院是原区群众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对原有的古老“穴居”住宅最直接的发展和进化。这种住宅一般是在旧涝池或废坑的基础上开一大方坑，四壁开凿窑洞。地坑院窑洞庄院的长度一般在15米左右，深度在6米左右，宽度因院落性质、地形、地貌而差异较大。小的通常有十多米见方，常常呈座北向南的方向。在正面，一般修挖窑洞三孔，左右两边修相同数目或少于正面的窑洞，十分讲究左右之间的对称。出入通道多修建于庄院主窑的对面，通道所在的一面一般不修窑洞，修时也只是小于正侧三面许多的辅窑洞，如厕所，鸡、猪、牛、羊圈。主窑（即正面的窑洞）一般略大于其他窑洞，大体为深6.6米左右，高3—4米，底宽3—3.3米。较大的院子有二十多米甚至几十米见方。一面挖窑五孔或七孔，能容纳几十口的大家庭居住。

二、地坑庄院的历史成因

陇东地坑庄院的产生和延续的物质条件是深厚的黄土层的存在，是陇东人民在漫长的年代里与黄土同生存共相处的实践中，对黄土特性一种规律性认识的反映。体现了陇东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提升认识，不断地利用自然，改善生活环境的奋斗精神，映射了陇东先民在漫漫岁月中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

陇东地区在明清以前长期处于中原王朝与边族政权、统一王朝与分裂政权、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对峙争锋的前沿，政治军事地位尤为重要，这种多民族的交错分布与融合、农牧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陇东地坑庄院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延续千年断断续续的战乱，带给广大陇东先民的毫无疑问是食不果腹、衣不裹体、流离失所。长期的战乱，严重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进步，使这里的人民处在极端贫困的生活状态。地坑庄院的省钱、省工，不需要花很多投资就能入住，也可以没有很多家具的经济性，与古代陇东人民在长期战乱中所具有的经济水平一致；另外地坑庄院隐藏在地下，不容易被远距离侵袭的异族人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对躲避战乱有帮助。这也是陇东地坑庄院能够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三、地坑庄院所蕴含的文化特点

第一、地坑庄院的生产和发展经历了5000多年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窑洞住宅的典型形式和中国窑洞文化的精花。

陇东的地坑庄院距今已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发展，人们在长期的生活时间中逐步利用黄土高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取三种住宅形式的优点，在实用的前提下日益追求美观，利用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将地穴式和半地穴式窑洞开挖成有一定艺术标准的正方、长方型地坑院，然后凿窑洞居住；从而克服了早期穴居式住宅空间小、容水量少、阴暗潮湿、简单粗糙和抗灾害性差的缺陷，赋予地坑庄院以实用加美观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地坑庄院这种民居形式的创立和发展，体现了陇东先民倡导的以“人惧天、人顺天、人用天、指望天、天人和”等观念为核心的农耕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畏惧自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深层次文化特征。

第二、窑洞具有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节省土地、经济省工、适应农耕生活等优点，射影了陇东古代劳动人民在艰苦的漫漫长河中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

地坑庄院除门窗等部位用木材外，95％以上的面积都是所黄土或石头，整个建筑所用可燃性物质极少，因为很少有火灾发生；窑洞修建于深厚的黄土层中，每个窑洞之间至少也有1.5米以上的黄土间隔，很少受外界影响，具有机好的隔音效果；地坑庄院深入黄土层数米，冬天保温，夏天隔热，冬暖夏凉，为人们提供了安静而又舒适的生活、休息环境。地坑庄院常常利用不便耕种的废弃地，可以修建于耕地附近及周围，基本不占耕地，而且利用自然黄土资源，便于农作物的收藏保管；用丰富的黄土积粪施肥，便于就近耕作和粮食产量的提高等等。这种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表现的是陇东先民以“人顺地、人用地、人改地、指望地、地人和”为核心的水土农耕文化特征。

第三，陇东地坑庄院十分讲究实用与和谐美观的艺术效果。

地坑庄院从修建到装饰都十分讲究实用。地坑庄院的修建，从选址、计划、挖凿到装饰，贯穿整个过程的基本原则是“实用”。在选址时，人们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便于生活、便于劳动；在计划中，人们特别注重庄向的面北向南、窑洞的布局排列、通道的位置坡度；挖凿与修筑时，讲究窑洞的坚固和谐。从内容结构来看，地坑庄院，都是锅台连炕。每当做饭，土炕便成了火道，一顿饭的火力，就足以消除土坑的冰冷潮湿，既实用，又节约燃料；装饰时则看重外观的整齐和谐、美观大方。如门窗安装。从节能保暖的目的出发，陇东地坑庄院窑洞的门窗一般比山西、陕西的窑洞小些，但却非常讲究门与主窗的平行、对称，等等。典型的地坑院则左右对称，上下通道与主窑洞形成一道中轴线，将一个院子分为左右一致的两半，构成一个典型的地下四合院。窑洞与窑洞、窑洞各个部位之间始终表现出和谐与完美的艺术效果。这既体现了陇东先民所具有的务实思想、又是陇东先民追求居住环境和谐完美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

第四，地坑庄院培育了陇东先民安土重迁、眷恋故土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