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6:42:56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发展的关键,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前几年一直说,中国经济存在着内外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不足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使得我国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过去30年我国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因为消费需求不足,一直缺乏内在动力。前几年我们是依靠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出口来弥补国内的消费需求不足,维持了比较好的增长。可是到了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趋势。2009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增速又拉起来了,但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从2009年到2010年,经过一段时间,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资产价格剧烈上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和泡沫出现,另外就是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这导致一个两难状况,一方面是内在动力不足,想要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有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撑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货币超发的后续后果显现出来了,又不能继续用扩张性的政策来支持增长。
碰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研究这种现象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从2008年开始,我们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通常用所谓“三驾马车”的说法,认为今后中国经济怎么走就看“三驾马车”,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分析的结果就是,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三驾马车”中有两驾已经不行了,出口遇上了金融危机,同时消费也上不去。很明显,“三驾马车”的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用来分析宏观形势的方法。
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处理的是短期问题,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来处理长期问题。我们长期发展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中国面临“两难”困境的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分析。2008年的问题在于,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进出口顺差一下降,就造成了总需求不足。因此,2009年的政策重点就是尽力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扩大总需求,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三驾马车”的思路脱胎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所以,单纯依靠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抓紧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两难困境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国家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也就是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特点就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一五”计划后沿袭了这一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存在很多弊病,因为它要靠投资来驱动,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从而导致最终需求不足,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我国前几个“五年计划”,也是走的这条路。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学习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经济体用进出口来弥补内需的不足。采取出口导向政策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一些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大量闲置劳动力能够得到就业机会。我国大量劳动力,大概是1.5-2亿人口,从农村低效领域转移到了城市相对高效的出口加工业就业,使得整个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可是我们看到,所有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经过10-20年用出口导向政策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之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带来了后续效应,资产泡沫膨胀到一定阶段就会破灭,造成整个市场崩盘。日本是这方面最典型的,在高速增长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内需不足,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采取了贸易立国的政策,用出口导向政策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出口导向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汇率本币低估的政策,这一配套政策在前期是有效的,但当这个政策成功地执行了10-20年之后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因为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上的优惠,也就是补贴,创新的动力就会削弱。有些经济体就此变成了一个劳动密集专业户,不再搞创新了,减弱了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宏观问题,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将会大量增加,这就会造成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造成贸易摩擦。这时就需要选择:其一,让本国货币升值,如果本国货币升值,出口导向政策就会持续攀升,追求外汇结余肯定就不行了,因为在均衡汇率这一点上,应该说是不会有外汇存底增加的。其二,坚持出口导向政策,这就需要保持本币的低估,因为改变这种本币低估状态会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出口企业的利益,出口地区的利益。继续保持本币的低估,采取中央银行干预的方式,让央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结果就是收购外汇来支持外币汇率,压制本国货币。这样,央行就只能被动超发货币,货币多了,无外乎就是流向两个地方,一是资产市场,二是消费品市场,走到资产市场上去就会形成资产泡沫,走到消费市场上去就会造成CPI快速提高,也就是通货膨胀。
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才能营造吸引人才、鼓励创业的环境。因此,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
三、全面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走出上述的两难困境呢?在我看来,就是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把“标”和“本”结合起来治理。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然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前功尽弃。有人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些绝对化,一方面,“硬着陆”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另外,我们的宏观当局、央行的专业水平很高,如果方针决定了,他们能够引导经济实现“软着陆”,这种可能性仍然很大。所以,要用稳健、灵活的财政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这种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在采取这样的宏观政策来保持脆弱平衡经济的基础上,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所谓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发展服务业。有人说服务业在西方国家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其实在20世纪初期服务业就脱颖而出,很快就超过了制造业,每年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都是三大产业中份额最大的,比如中国香港地区的服务业占到了90%。特别是生产业,它的发展是和分工同步的,随着分工而深化,服务业中有很多都不是像早期那样为消费者服务的,而是为生产者服务的,我们把它叫做“生产业”。分工继续深化的结果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战略型新兴产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一直到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也在研究。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解决呢?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此来反映供求关系,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可是我们的资源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现在的产权结构使得政府手里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那就是土地。各级政府都很容易用低价格把土地拿到手,变成可以用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我们的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上其他一些机制上的原因,各级政府对于支配信贷资源也有相当大的权力。有了这些权力,各级政府就会用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策,政绩的主要表现就是GDP的增长。因此,这一体制就造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步履维艰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走,而是朝着相反方向走,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支配。
再者,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技术创新似乎也非常困难。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是自己的创新能力不足,那么,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前沿。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依然非常困难,原因就在于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技术有了发明却变不成产品,有了产品却又发展不成产业,一些企业勉强在市场上站住了,却总是长不大,而现代技术的进步非常快,几年过去以后,原有技术就不先进了,就沦为二流技术了。
此外,由于法治的地方化、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创新,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你都告不了我,因为有地方保护。所以,我们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但是体制上有障碍,好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费了很大劲,始终转不过来。
“十二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动力是改革,因为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为此,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
为了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改革要有顶层设计”被提了出来。现在国有部门的财税体制、金融市场、法治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都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的任务庞大而艰巨。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呢?首先要有顶层设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国家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在新的平台上又面临新的选择。这就需要由我们的执政党在顶层设计上做选择,在这个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要有这样的设计,包括经济系统、法治系统、文化系统、教育系统等等。
从经济方面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国有经济,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改革目标;二是财政体制的完善,如何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三是金融体系建设,如何解决好我国的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在金融体系建设中,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目前的银行体系和政府监管体制下,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如果小企业没有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都会碰到很大障碍。所有这些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才能促进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此外,所有这些改革的关键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应该下决心进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根据前几个“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经验,全面改革势必遇到来自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主要有两个阻力:一是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就是在原有格局下得到利益的人们会有惯性来阻碍改革;二是意识形态的阻力,因为我国长期受到从苏联接受过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有这种意识形态的阻碍,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受到影响。所有这些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甚至关系到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政治建设等,必须要理清相互关系,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找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资源环境和成果分享是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不能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切入点。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外在表现和内部动力,也难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比如从需求结构来看,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2011年投资率为48.3%,消费率为49.1%,消费率已经高于投资率,更为明显的是净出口率已经降至2.6%,甚至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净出口已经为负,但这是国际市场萎缩的被动适应,并不是主动调整,而且我国出口导向型结构没有实质改变,内外需失衡的隐患依然存在,钢铁、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等有20%以上的产能是面向出口的,也即结构改变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方式,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需要转变要素投入的组合方式,即调整资本、劳动力、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应是资源环境影响较小、发展成果分享充分的发展方式,本质是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逐步提高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只有符合了这一方向,经过市场机制的转化和社会机制的约束,才能最终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要建立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突破口在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虽然我国已经是第一创新大国,人才数量、科技研发成果数量均居世界首位,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25%,产业化率不足5%,而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则达到80%左右。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而发达国家则在70%以上。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这一点尤其重要。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第三次工业革命曙光初现,以新能源技术及其与其他技术的融合创新为基础,以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为核心,这一革命必然会带来世界科技秩序和产业格局的重塑,我国必须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实现发展的“奋力一跳”,把经济科技创新基础打牢,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地位上升。从国内发展条件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期,市场空间的争夺更为激烈,企业利润率普遍降低,企业创新的动力更为强劲,这也是激励创新的杠杆。
要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重点有三个:一要重构创新体系。把企业放在创新研究的主体地位,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信息传递、知识流动和技术转化,建设经济区科技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建立研发人才、科研设备、科技信息、知识产权服务共享机制,推动基础性科技教育资源开放融合。二要创新科研体制。基础性研究固然重要,面向实践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要促使科研走出围墙,面向市场、突出需求导向。三要大力发展科技研发服务业。充分挖掘科技创新资源的潜在效益,引导专业技术力量开展科技中介服务,积极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业,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培育和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鼓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面向企业,为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鼓励有条件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积极兴办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政府部门所属事业单位要面向社会开展科技中介服务业务,鼓励企业积极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联合兴办科技企业孵化器和技术转移中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季度数据,2009年第1-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2008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6.1%,7.1%和7.7%,其中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最快,均保持在8%以上。第二季度以来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去年同月相比,上半年处于持续下降的态势,下半年这种下降的趋势有所缓解(见图1)。工业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2-5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由11%下降至8.9%,但这种态势在6月得到了缓解,下半年的工业增长持续加快,11月份达到了19.2%(见图2)。出口贸易是受影响较大的部门,2009年1-5月,出口贸易同比由904.54亿美元下降至887.59亿美元,但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上发达经济体显现了经济复苏的趋势以及外需的逐步回升,中国出口贸易形势继续好转,出现了连续六个月的增长,11月份的出口贸易达到了1136.5亿美元。房地产行业是2009年的经济热点之一,1-11月,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7520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3.0%。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增长54.4%;办公楼销售面积增长39.2%;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增长39.1%。1-11月,商品房销售额35987亿元,同比增长86.8%。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增长91.5%,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分别增长58.4%和60.4%。图3描述的是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趋势,与2008年相比,房价处于快速上升时期,这对于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来说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房价上涨速度太快影响内需扩大
目前中国的消费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这个指标相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是比较低了。尤其是处于目前的金融危机时代,内需的启动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困境:高房价使得人们特别是中青年人群将大部分收入用于供房,可用于消费的货币收入大大减少,而高房价又部分归因于地方政府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地方政府追求财政收入的一个原因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上收到中央而财政支出下放给了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责权不对等”。中国科学院的陶然博士对此有一系列的详细论述,这里我们引述他的一些观点。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包括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等等。中山大学的陈天祥教授对广东某市的政府考核体系有过详细调查,该市的考核内容分为三大块,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管理以及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占60%的权重,社会发展和管理占30%权重,党的建设占10%的权重。其中,经济建设设计了8项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税收总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外贸出口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社会发展和管理设计了10项指标,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计划生育、殡葬改革;党的建设设计了3项指标,包括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我们可以发现,在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经济建设也在整个政府考核体系中占到60%,更何况其它不发达省份呢?正是因为此类政府考核体系,地方政府在出让不同类别土地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对于工业用地,由于可以在未来的企业发展中获得持久的增值税收入,并且工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各省份在企业投资项目中竞争非常激烈,也造成了一些重复建设项目,因此工业用地一般采用“零地价”的方式予以出让。而对于房地产企业这样的服务性企业来说,地方政府只能从房地产建设和销售中抽取短期的营业税,因此在财政收入目标的驱使下,地方政府垄断着城市土地一级市场,通过拍卖的方式获得最大土地出让金收入,这部分资金属于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拥有自主支配权,也是部分为了弥补预算内收入的不足。并且商住用地获得的高出让金可以用来弥补工业用地出让中的损失,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最优选择。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高地价带来了高房价,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房价不断攀升,除了购买商品房以外,人们很难找到替代品(虽然有经济适用房,但有时由于程序不透明,需要房子的人却无法买到房子),只有购买价格过高的商品房。消费比例偏低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我们应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革政府的考核体系?如何改革财政体制?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发展方针,在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中也要充分体现这一思想,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是比较重要,但如果为了这些目标而牺牲了收入公平、公共产品充分供给、环境保护等,那么这就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根据斯密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政府的职责只是局限在公共产品供给等领域,而不应该介入竞争性经济领域。那么,在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中也要充分体现这一点,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等作为更为重要的部分。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目前的财政体制,地方的财政收入相对减少,而财政支出相对较大,不对称的责任和权力只能诱使地方政府寻找财源。因此,一方面可以改革现有的税收体制,增值税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分享比例;另一方面,通过开征财产税让地方政府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税收源。通过这些改革,促使地方政府退出房地产市场,让价格机制自动调节市场需要,让更多需要房子的人以合适的价格买到房产,这也是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一改革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房价降低会让人们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那么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中减少的财政收入可以通过增加消费来弥补,这对于各方经济体都是有益的。
户籍制度制约了人力要素优化配置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农民工涌入城市,造成了大量的“人户分离”状况,这给人口管理部门的工作也造成了很多困难。根据Tiebout的财政分权理论,财政分权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机制来提高公众福利水平, 因为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居民的偏好提供不同税负和公共产品, 居民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不同的地方政府, 这种选择关系是通过人口流动来实现的。但在目前的户籍制度约束下,居民无法实现自由流动,这会带来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只有存在自由的人口流动,地方政府才能感受到压力。比如,A地区税负水平偏高、学校教育水平差等等,人们会选择去另一个相对状况较好的B地区,这会导致A地区经济萎缩、税收下降,那么经济恢复的最好办法就是减税、加大财政支出以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发展。第二,没有人口自由流动,人力资源就无法得到合理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源是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没有自由流动就相当于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这会在某些地区出现人力资源过剩而另一些地区会出现短缺,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协调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目前关键问题是改革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特别是农业人口的城市化,这样才能实现通过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目的。
京津冀区域靠近首都经济圈,拥有深厚的工业基础,具有十分明显的发展优势。基于实现首都经济圈发展的目的,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的发展理念被提出。结合当前京津冀区域的特点,只有在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找出关键点,才能够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获得实质性进展,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规模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来看,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已经成为三大重要的经济板块。从表1可以看出,2013年京津冀地区与三大经济板块的经济规模比较情况。三大经济板块的生产总值达到了212990亿元,占据了2013年全国生产总值的37.44%。其中,京津冀地区2013年生产总值为62172亿元,占据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10.93%,人均生产总值达到57345.35元。
相对于其他两个经济板块来看,京津冀地区水平最低。在京津冀内部,三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2013年河北省的生产总值最高,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贡献率达到45%以上。但是河北省人均生产总值仅仅为38596元,相对于京津两地存在明显差距。
(二)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
2013年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的发展状态。其中第三产业占据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的51.7%,相对于全国46.1%的比重要高,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的主导产业,同时也是日后的发展趋势与优势[1]。而京津冀地区的第一与第二产业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格局,2013年北京第三产业比重为76.9%[2]。天津与河北的产业均为“二三一”,其中天津已经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相当,并且已经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产业格局。而河北省的第一产业比重相对更大,由于接收了京津两地的一些制造行业,因此河北省开始走上资源与加工融合的产业格局。
(三)京津冀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2008年京津地区高铁运营极大的拉近了两地的距离,形成了两地半小时经济圈[3]。同时,京津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等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大致完成了京津冀地区三小时经济圈。2009年,京津冀地区三个省市签订了城乡规划框架协议,京津冀地区交通发展已经全面进入道路现代化时代。从目前京津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来看,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大型综合运输大通道,完善的综合交通体系给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支持。
二、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点
(一)把握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京津冀地区规划是国家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有利于本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并且有利于实现战略发展的优化。长时间以来,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十分不平静,其主要原因就是三地各自发展,开展非理性竞争,没有贡献资源。因此,当京津冀一体化经济能够得到落实,京津冀区域的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将会实现共赢[4];二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社会各界的信心。目前,国内经济增速相对缓慢,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不容乐观。虽然城镇化进程的脚步让人们对未来的发展所有信心,但是由于其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因此很难提升社会各界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然而一旦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就可借鉴“长三角”等经济增长模式,使此区域的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从而提升社会各界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三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有利于缓解北京在各个方面的压力。当前北京地区的资源过于集中,经济、文化、人才等都聚集在北京,房屋价格居高不下,基础医疗设施难以满足群众需求。而当京津冀经济一体化顺利实施,北京的经济、医疗、居住等方面将有趋势往周边地区辐射,将会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北京的生存压力。
(二)发挥各地产业优势
当前市场经济环境竞争更加激烈,京津冀地区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只有在认清各地优势,明确各地分工,集中资源优先发展各自的优势产业,优化资源配置,才能够最为高效地利用资源,避免资源浪费与重复建设,最大程度发挥京津冀经济圈的实力,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5]。北京地区拥有大量的人才与充足的资金,因此应该优先发展高技术的信息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等,将餐饮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加以辅助发展高质量服务业。例如,北京通州新城拥有十分完善的服务硬件设备以及文化产业设施,因此可以重点推动现代化服务业发展,建设文化创意园,打造北京文化商务中心区。又如,北京顺义新城拥有首都机场连接国际航空的优势,其可以大力发展物流、商务、国际会展等产业;天津的工商业、制造业基础十分雄厚,其拥有领先的科技成果转化的优势,能够在航空领域、节能环保领域、生物医药领域等新兴产业中获得优势。同时,天津临海,拥有地理交通优势,可以发挥港口的便利深化口岸物流合作,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河北省应继续发展基础产业,尤其是第一产业中的农业与牧业,充分利用冀东地区充足的自然资源,积极发展钢铁、纺织、服装等资本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秦唐沧地区处于环渤海的核心地区,交通位置便利,因此应该积极拓展物流、化工等产业,利用本地优势发展水稻、葡萄等农产品。又如,保定地区可以凭借着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快发展旅游业、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等。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于集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产业聚集与流动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支撑之一。因此,要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就要进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加快各个城市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途径的建设。加快建立京津冀地区高速铁路建设,重视京津冀机场建设,加快建立北京、天津、河北的交通干线。同时,还要重视基础设施软件的互联。京津冀地区可以参考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板块,使用“一卡通”制度。虽然目前,京津两地已经发行并且使用了“京津一卡通”,但是发行数量较少,使用并不十分普及。因此,政府应加快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软件建设,实现各个地区城市高铁、地铁、公交一卡通行制度,让各个城市的群众流动更加便捷,实现京津冀区域的信息化连接。
(四)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各地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点之一。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需要凭借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以及市场主导的各项合作,而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角色应该注重对市场体系进行优化完善。但是就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现状来看,市场调节体制依然不是十分完善,因此要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就离不开政府的主导。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是打破观念限制。当前京津冀三地之间存在着行政区域的划分,这是阻碍三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基层设施建设缺失,产业同构的本质问题。鉴于此,京津冀三地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淡化行政规划关系,坚持开放的原则,以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发展。京津冀应该各自明确自身区域的经济发展目标,认清各自地区的功能定位,以实现产业、交通与城市一体化。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区域协定、多方协议等方式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区域一体化市场;二是为了推动京津冀三地经济一体化进程,政府要构建统一的法律体系,强化三地的经济发展政策,实现政府管理的统一化;三是构建和谐的区域发展环境,消除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阻碍,以保障各项经济政策能够落实到位。例如,政府可以制定出台有利于京津冀地区产业优化的政策,推动非国有经济的进步,正确引导三地人才、资本、技术流通,设立相关部门负责各地之间产业关系协调发展,以全面建设京津冀产业优化的服务支持体系。
三、结束语
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京津冀地区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发展就应该从把握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挥各地产业优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等几个关键点入手,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云,张贵祥.基于区域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研究――以京津冀为例[J].经济与管理, 2009 (3):63-67.
[2] 唐茂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3):15-20.
(一)金融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是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重要制度障碍
建国以后,我们建立起大一统的财政金融体系,实行利率管制,资金统收统支,银行成为财政的出纳,形成“强财政,弱金融”的金融压制。1978年以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金融自由化在我国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因此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事实上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金融约束的道路。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就业的重要作用,因此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增长事关改革的前途。在国有企业效益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国家只好不断地向国有企业输送资金,由此形成了国企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刚性依赖关系。因此,我国的金融资源一直是被引导到效益较低的国有经济,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去。由于金融制度的“路径依赖”作用,在给定的有限金融资源下,那些在“体制外增长”的民营企业就很难获得金融的支持。从目前改革的情况看,金融资源仍然是优先配置给国有经济的,在信贷投向上,国有商业银行自上而下都非常重视集约化经营,以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上规模上档次的大企业为己任;信贷政策、制度、办法仍跟不上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较为明显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至今未出台呆坏账核销政策,即使属于客观因素造成的不良贷款,也无法核销。此外,目前的制度安排也导致国有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创新动力不足,表现为对企业信贷调查技术和落实抵押方法都比较落后,这些也极大地影响着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提供服务。
(二)民营企业缺乏信用是银行“惜贷”的根本原因
民营企业金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目前仍有不少民营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财务会计制度,经常出现项目资金来源和运用匡算不清的情况。民营企业的信息基本上是内部化的,通过一般的渠道很难获得,民营企业的财务报表很少有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因为这样可以节约管理成本。在经营信息、财务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就很难向金融机构提供证明自己真实信用水平的信息,反过来说,银行也不会轻易相信民营企业提供的信息,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就是银行对其“惜贷”。同时,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规模都较小,公司治理结构尚未规范,管理制度还较缺乏,民营企业的运营失败率较高。加上目前我国整体市场环境还不规范,民营企业采取机会主义的诱因较多,这些加剧了民营经济信用状况的恶劣程度,民营企业经营的道德风险较高。在金融市场上,民营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经营道德风险高会使金融机构形成极差的预期。
(三)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社会信用支持体系
社会信用支持体系对信用经济的形成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金融市场上,权威性的资信调查、资信评估以及担保机构的作用可以有效地弥补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金融交易效率,节约经营成本。但是,这些中介机构在我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远未成熟,由此导致了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换平台。首先,企业资信调查体系发育程度低。目前几家国有商业银行推行的企业征信制度运行还不完善,既没有纳人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又因为是各自为战,缺乏权威性、规范性、专业性和技术性,导致了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资信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主观性和片面性。
其次,现在的企业信用评估体系适应不了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还缺乏专门的权威的大型信用评级机构,只是由一些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按照执业要求部分地承担信用评级职能,且政府主管部门对其刚性约束的手段不多,有时甚至疏于管理,出现评信机构自身不守信的现象。再次,我国大部分地区信用担保体系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由于起步较晚,加上近两年成立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资本金规模小、政府扶持力度弱、与银行及企业沟通不够,以及担保收费过高等问题,使其业务开展非常缓慢。同时,企业互助担保机构、信用再担保机构较少,中小企业的信用服务工具体系发育还不完善,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民营经济的融资。
二、信用建设: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创新
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在民营企业信用建立、社会信用中介发育成熟、社会具备愿意为民营经济提供等同金融服务的金融信用主体的基础之上,民营经济金融困境才能最终突破,金融资源才能被配置到民营经济发展中来。
(一)培育民营经济的内生性金融信用资源
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解决不能依赖于现有的金融框架,而是需要依靠内生于民营经济的内部信用资源,即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民营银行具有产权激励、运作机制规范等方面的优势。目前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建立新的金融法规:准入法规、监管法规和退出法规。(2)为了建立健全这些法规,需要在学术研究单位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之下,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试点。(3)尽快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4)完善金融审计制度。(5)抓紧对金融人才的培训以及培育民营银行负责人。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掌握着社会大部分的资金资源,随着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增长,国有金融机构也应该重视对其提供金融服务。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改革目前的一些信贷政策,进行金融技术的创新,如创新客户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创新客户信息收集、判断方法,这样就能够在现有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加大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扶持力度,同时也能扩大金融机构的运营绩效。
(二)民营企业重视信用建设,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在融资市场上,只有那些经营效益好、有发展潜力、资信状况好的企业才会受到金融市场的青睐。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还在于企业自身实力的提高,没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无论外界机构如何帮助,金融困境始终是存在的。因此,民营经济发展突破金融困境的关键是民营企业建立规范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管理制度,不断提高经营绩效,规范企业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如果民营企业经营道德风险仍然偏高,那么就很难指望金融制度改革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建立、健全社会信用支持体系
1.建立和完善资信调查体系。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提升经济效益,构筑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资源投入、产品生产、消费直至废弃的全过程中,依靠生态手段,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发展水平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高效利用资源并最大化保护环境的发展手段。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交通运输业内,以交通资源的集约用、持久用、替代用为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生产、运输装备等重点领域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循环经济,达到“高效、低耗、低排放、低污染、低财政负担”的效果,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对于交通运输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代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首先是交通运输科技的发展。科技已经成为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研究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是保障交通运输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同时,在“十一五”初期,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正迫切探寻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途径。因此,本文针对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研究并提出其较为完整的发展管理模式,对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循环经济发展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内涵。通常,交通运输问题可以理解为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三者的关系问题,因此,本文定义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概念如下: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等领域,以综合利用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为手段,提高交通设施建设养护、交通运输装备升级优化、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等业务环节的水平,从科学技术角度保障支持绿色交通模式发展,同时促进、保障交通运输行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其中,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手段,是循环经济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在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关键。交通运输资源减量化就是通过对交通资源的集约使用、持久使用,减少资源浪费,并全面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时限。实现减量化的关键在于减少资源使用量可以达到同样或者更好的效果;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耐久性、延长使用寿命。交通运输资源再利用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增加产品或部件的复用率,延长资源的使用期。实现再利用的关键是增强产品服务的组合性与模块化,增强复用能力。
交通运输资源的循环再生主要是指交通产品完成使用功能后能够重新变成交通资源,不仅减少最终处理量,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变废为宝的技术能力是循环再生的关键。通常情况下,3R原则在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中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循环再生”,但这不是绝对的,综合运用3R原则才是交通资源利用的最优方式。对于交通运输科技的三个方面而言,各采用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减量化应该是主导原则;对于交通运输工具而言,应该主要采用再利用和循环再生的组合原则,而对于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与服务而言,交通运输资源的再利用才是首选原则。
二、交通运输科技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问题。基于上述发展思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应重点研究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2.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养护的资源减量化。
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划、优化布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枢纽衔接和集疏运配套,优化运输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络,优先发展城市、城际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完善城乡间公交体系;加强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②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结构。主要着眼于提高高等级公路的比重,增加对土地资源利用的集约效益,通过推动运输装备的大型化和专业化,鼓励发展多轴重型专用车辆,推广标准化运输、甩挂运输、封闭运输,可起到调整运力结构的作用,实现钢材、能源等资源的减量化。
③建设优质耐久工程,持久使用交通资源。提高设计标准,强化工程质量管理,贯彻全寿命成本设计理念,提高工程质量和耐久性;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如大力发展钢纤维混凝土和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结构、滑模摊铺施工工艺以及快速养护技术等,积极推广应用高强度混凝土、耐腐蚀钢材等高性能材料,以提高工程耐久性。
④重视工程养护特别是预防性养护。深化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治理超载超限运输,建立治超长效机制,加强公路路面早期破损的基础性研究;加大科研投入,进行联合攻关,专门研发路面修复和养护技术。
当前,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转型升级困难,资源和环境难以承受;另一个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启动困难,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关键是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路子,闯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而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则关键是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事实上,新型工业化是拉动力,创造供给;而新型城镇化则是推动力,创造需求,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必须同步推进才能有效解决产业转型升级和扩大内需的问题。因此,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一、“两化”非良性互动难以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
“两化”良性互动,就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同步、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为新型城镇化为新型工业化创造需求、新型工业化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供给,以新型工业化引领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以新型城镇化支撑工业转型升级,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两化”非良性互动则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另一种是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或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均会带来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因此,只有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
二、“两化”良性互动应是推进“四化”同步的关键环节
“四化”同步推进的难点在于农业现代化,而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离不开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良性互动。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率只有52.57%,也就是说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留在农村,而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0%,农业生产效率极低。而要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必须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实行产业化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要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效转移农业人口,使其在城镇安居乐业,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必须为其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另一个是必须为其提供必要的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而这两个要求都可以通过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来实现,新型工业化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新型城镇化则能够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
由此可见,“两化”良性互动不仅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举措,也是推动信息化发展和应用的关键载体和动力,故而“两化”良性互动应是推进“四化”同步的关键环节。
三、实现“两化”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和发展战略优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已经到了中后期阶段,而城镇化进程也到了加速发展阶段。根据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的标准,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已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就业结构演进也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演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出现了明显的非良性互动。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在制度体制的障碍和发展战略导向问题,因此,要推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优化在现有的发展战略。
从制度创新方面来讲,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创新农村产权制度。无论是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还是城镇的经济繁荣,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而创新农村产权制度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要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规范、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特别是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农民能够自愿、有偿地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出让,使农业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经营。这样才能有效地解放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使他们能够转移到城镇,参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是要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制度。切实保障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享有同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利,使其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合理的就业待遇和同等的社会保障。要实现这一目标:其一,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的劳动力素质,使其能够更好地参与竞争,实现起点公平;其二,要切实消除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待遇,保证同工同酬,实现过程公平;其三,要改革和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工享有同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实现结果公平。
四、推动“两化”良性互动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扩大的全球经济和一体化带来了航空服务的增长,也推动了临空经济区的出现与飞速发展。临空经济区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在短短时间内,经济恢复和迅速崛起,日本制造迅速的走向世界,与日本航空经济的发展是有着巨大关系的,现在郑汴洛中原城市群建设正进入关键时期,也同样需要机场临空经济区的助力,才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下面来详细分析下日本临空经济区建设的几点经验。
一、边规划边发展,适度超前避免重复
发展与规划究竟谁先行?从日本的实践来看,边规划边发展,适度超前避免重复的发展方式是比较稳妥的方式。目前,有许多来自外界的质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临空经济是否存在高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有专家学者仅以机场建设为例,认为目前的珠三角机场的竞争就是重复建设的后果,并由此推断相应的临空经济区建设也是如此。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事实上是很容易判断的,因为,最终都会落到各自的分工上。但我们的确要警惕.目前,在我国已经规划了临空经济区的机场不在少数,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厦门、重庆、南京、长沙、沈阳、大连、乌鲁木齐、无锡、宁波等。在如此多上马和即将上马的项目中,我们新郑国际机场发展临空经济区,要想异军突起,就一定要依据本地区资源实际,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大胆设想,认真求证,结合地区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时调整,边规划边发展,边发展边规划。这样才能出奇制胜。
二、走绿色环保道路,依托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建设“绿色”临空经济区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临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环境影响之间的矛盾。从临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这种环境影响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即:临空经济发展对社区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临空经济的发展对航空运输环境的破坏。不管是那一种破坏,其最终都会制约临空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油价高涨、能源紧张的今天,节能减排已经成为世界性话题。日本作为全球最早提出循环经济的现达国家,致力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地。早在2005年,日本成田国际机场(Tokyo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就制定了《生态机场总体规划》,提出了机场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的规划及目标,试图做到区域环境友好、全球环境友好、资源能够循环利用、自然环境友好等几个目标。机场为此专门成立了“生态机场规划与开发委员会”。在临空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也是遵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科技型和人性化的方针目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而这些循环处理也带动了临空附属性产业的展开,刺激了临空经济的飞速发展。
当然,不只是日本成田机场,其他大型机场基于各种法规的约束,对于节能与环境保护十分重视。比如在智能建筑与节能方面,三井物产近日在预计2010年开业的东京羽田国际机场(Tokyo Haneda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国际线货运航站大楼的整个楼顶上,设置了输出功率达到2000千瓦的太阳能发电面板,预计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700吨。
为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科技型和人性化的绿色临空经济区,建设绿色临空经济区体系是在新的历史阶段贯彻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基于“绿色环保”的理念建设临空经济区,将显著提高整个系统的容量、能力、效率、安全性和竞争力,全方位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为广大公众提供更安全、准时、快捷舒适的航空服务,并极大地促进相关临空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探索“低碳城市”建设模式的新要求,对于探索河南大中原经济区和创新临空经济发展理论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完善配套功能,依托地理优势建设临空物流中心
郑州是河南省对外对内贸易的主要窗口。近年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郑东新区三个国家级商业经贸区分别在郑州设立也为郑州经济的再次腾飞再添了一把火。
郑州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近年来,现代物流业发展迅速,国家铁路货运中心,国家公路物流中心,中南邮政物流中心,国际航空货运中心纷纷落户郑州,公路港、铁路港、航空港“三位一体”的物流体系逐步形成。郑州向来作为商都为人所熟知,目前郑州的大型购物中心数量已经超过杭州西安等城市,位于国内前列。除零售业外,郑州凭借其地理优势成为南北方货品流通的重要物流中心。以郑州火车站商圈为代表的郑州国际小商品城等批发市场,是中国承接南北货物流通的重要窗口,以郑州陈寨为核心的农产品和花卉物流中心,其价格直接影响中国北方区域相关产品价格。作为闻名全国的铁路公路大枢纽,郑州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以郑汴一体化为突破口的中原城市群正在迅速建设,中院经济区要想二次腾飞,必须依托现有自身有利条件,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扩建改建新郑机场以及周边,完善配套功能,把潜力变为现实,发展临空经济,形成以新郑机场为中心的大中原临空物流中心,实现弯道超车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DOI:10.16640/j.cnki.37-1222/t.2017.08.227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将信息产业看成是的战略性产业,给予各方面的支持来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希望以信息产业为突破口,来带动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国家提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模式全面转变的背景之下,信息产业发展的落后对于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需要我国深刻地把握信息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围绕信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台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实现的信息产业的良好发展,充分发挥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1信息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信息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一方面信息产业对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对于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对于产品附加值的提升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信息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将会助推、引导信息产业的更好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信息产业发展滞后,将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还有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经济发展反过来也会给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但是如果经济发展水平偏低,这会一定程度上拖累信息产业的发展。本文这里探讨的主要就是信息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具体阐述如下:
1.1信息产业拉动经济发展
信息产业拉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非常直接的贡献,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年我国信息产业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速,产业规模越来越大,2016年我国信息经济规模已经占到了国民经济总量的1/4以上,信息产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同时这一产业连续多年保持较高的增速,成为了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1.2信息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信息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信息产业是典型的智力密集、资本密集型行业,同时本身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主要的业务的信息产业蓬勃发展,可以带来产业结构优化。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并不是很理想,具体表现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高,低端产业比重高,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通过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可以提升高端产业的比重,使得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实现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1.3有助于带动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信息产业本身具有先导作用、助推作用,先到作用是指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证具有核心地位,的很多新技术的开发、应用都需要以信息技术、应用为重要的突破口,可以说没有信息产业的发展以及支持,很多新技术就不会出现,新技术的应用也会因此受阻。助推作用是指信息产业具有高度的渗透性,可以与其他行业进行充分的融合,带动其他产业的产生以及发展。无论是信息产业的先导作用也好,还是助推作用也好,都会使得新产业形成以及发展,从而带来国民经济的更好发展。
2推动信息产业与经济发展协调的具体策略
2.1大力支持信息产业的发展
在大力推进信息产业发展方面,需要国家给予高度重视,将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战略发展、全局发展的高度,详细制定信息产业发展规划,在财税、土地、信贷等方面给予信息产业更多的支持,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这一行业,助推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国家要鼓励信息产业企业加大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在关键技术方面有所突破,解决好信息产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同时还要鼓励信息产业加强行业的整合力度,打造一批实力强、规模大的信息产业标杆企业,改变行业无序竞争的局面,推动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
2.2加快信息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力度
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行业,加大信息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力度,这一方面可以推动信息产业本身的更好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相关产业以及经济的发展。信息产业与物流行业、制造行业等传统行业的融合空间非常大,信息产业的发展可以极大地提升传统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实现这些产业运行效率的提升,给民众带来更好的体验
2.3大力刺激信息消费的持续增加
信息消费信息产業繁荣发展的关键,推进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需要加速诸如物联网、云计算、4G、大数据分析等概念的落地,尽快实现产业化并作用于社会经济才能产生消费作用。在上述新技术的产业化方面,国家要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舆论层面引导,让这些技术的全面应用尽快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各种便利。我国需要以三网融合、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重要的突破口,一方面创造能够较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的信息产品,另一方面则是要注意降低信息产品的价格,尤其是要做到提速降费,从而带来群众信息消费能力的提升。我国要在电子政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信息化应用方面着手,让民众能够借助于各种信息技术来办理各种业务,从而实现信息消费的不断增加。
3结束语
总而言之,信息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是相互推动、相互依赖的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地位以及作用越来越凸显,其本身所具有的先导作用、优化作用、助推作用也越来越多的被证实。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我国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各种支持,从而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天宝.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发展分析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5(09).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1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业生产从过去的简单机械化逐渐向农业机械自动化的方向发展。农机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改变,过去的农机发展手段、发展理念、发展体制等都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农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在农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本文对我国农机自动化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详细分析,然后探讨我国农机推广发展问题的策略。
一、我国农机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农机发展的现状
现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但是我国的农机推广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已经建立,从当时的整个发展体系来看,其在一定意义上为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农业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过去的农机发展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深化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至农机经济发展工作不能正常展开,出现农机制造企业与农民的劳动生产之间的脱节现象。很多农民进行农机挑选的时候,对新的农机产品疑虑较多,造成农机经济发展的不顺利。有的农机制造企业产品的质量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造成了农民生产的损失,以至于破坏农机经济发展体系。
(二)我国农机经济发展工作存在的问题
1.农机推广的技术不全面
现在我国许多地区依然采用过去经济体制中的农机推广体系,而农业生产中对农业机械技术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原有的推广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民开始从传统的粮食作物种植生产转变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更高,所以原来的农机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农业生产的需要,导致农机推广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2.农机技术人员的配备不合理
现在很多农机推广的工作人员,在推广理念上依然沿袭着过去的传统落后思想,所以这些推广的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偏低,推广的知识与技能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更新,直接限制了我国农机推广事业的发展。在农机的推广体系中,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比例相对太低,不能符合当前农机推广工作的需要,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受过系统和专业的知识技能教育或者培训,更没有具体的实践经验,致使我国农机技术的推广工作进行缓慢。
3.推广观念陈旧落后
很多农机推广的工作人员认为,农机的推广工作就是单纯地购进新的农业机械,并在地方进行出售,直接忽视了对购买农民进行农机技术的推广,导致国家的农民各种政策体制遭到破坏。还有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农机的推广工作就是上级下达的工作指标,没有国家经费的支持就不能展开推广工作的具体实施,这种观念是不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直接阻碍着我国农机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农机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农机推广工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国家应该建立新的农机经济发展体制,不能让整个运行机制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应取消社会服务组织在农机经济发展工作中承担的工作职能,建立健全新的农机推广发展体系,并且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不断进行完善。在县和乡镇的行政相关部门设立农机推广的部门,取消与社会其他行业混合的推广方式。上级要进行资金的整合,解决在农机推广工作中的各种经费问题。还要建立各级单位之间的农机推广体系一体化,整合各单位间的农机推广机构,对不合格或者不具备农机推广专业知识技能的工作人员进行调退,采用专业的农机推广技术人员,科学实行农机推广部门的人员配置,保证农机推广工作人员的较高素质,从而促进各级行政单位农机经济发展工作的落实。
(二)加强相关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的培训
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中,新的机器和技术在不断涌现,这就对农机推广发展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工作人员不断加强专业技能的学习,丰富实践经验,才能更好的进行农机推广的工作。所以,管理部门一定要经常组织农机推广的工作人员进行知识技能的更新培训,学习新的农机操作技术和其他先进的发展经验,不断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
(三)转变旧的发展思想和观念
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强对农机经济发展工作的引导,转变旧经济体制下的推广思想,加强农机发展工作队伍的建设,解决农民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提高推广工作的质量,更好的推动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农机经济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在农机经济发展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制约着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进程,所以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农机经济发展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建立完善农机经济发展体系,来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