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解释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传统文化的解释，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历史上，文化传播出现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历史学家方豪概括中西文化交流，大略包括：“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播；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交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来，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坏（纠纷、争执与大小规模之战争等）。”武斌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一书中，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归纳为以下四种途径：

（1）各种形式的人员往来。 文化传播和交流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与交流，所以，人员往来必然是文化传播的途径。第一，官方的使节往来。第二，留学生。第三，各国的旅行家。第四，移民。

（2）贸易。贸易历来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有着频繁而发达的贸易关系。著名的丝绸之路，最初就是为了国际性的丝绸贸易而由商人们所开辟的。

（3）宗教。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所以宗教的传播就属于文化传播的范围。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华文化的改造和剪裁，变成中国化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化佛教传至朝鲜、日本等国，并得到广泛流传和发展，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之一。

（4）战争。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既有友好交往，也是有战事争端。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角度来看，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俘虏和战利品，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作为赴韩汉语教育志愿者，我们属于第一种“两国之间各种形式的人员往来”。我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途径，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文化传播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所运用到的文化传播方式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1.课堂内的文化教学

课堂内的文化教学主要是教师讲解及运用各种教学工具向学生展示。

①解释词汇中的文化内涵

词汇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的使用中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毫无疑问会在词汇层次上体现出来。所以在讲解词汇时必须让学生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从而最大限度地传达语言载体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比如“手、吃、水、火、鸟、马”等字的演变，并让学生熟悉简体字而不是他们原来所认识的那些繁体字。同时要巩固韩国学生原来就认识的汉字词，要他们印象深刻。

②讲解句子的文化背景

当我们学到《生活中国语》的第五课“你吃饭了吗”时，学生会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中国人会经常问“吃饭了吗”？我解释为，这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问候语，但不是所有的人任何时间都会这么问，只有关系很好的朋友之间或者很关心对方的时候才会这么问。这种问候语是我们表达关心的方式，有的时候只是象征性地问一句然后再说正题。第九课的主题是购物，很明显在课堂上这个话题深受女学生们的喜爱，自然地在这种氛围内在讲解中国人在买东西时的习惯就很容易切入并让学生记忆犹新。

③体验对话中的文化背景

第九课学了“北京比香港冷。”我就给学生展示了中国地图，简述了一下为什么北京比香港冷，通过这个对话可以让学生知道中国的气候。“太贵了！便宜点儿吧。”“那45块吧” 教会学生如何买东西的同时给他们讲解中国的讲价文化。

2.课堂外的文化教学

如果志愿者所在的任教学校非常重视汉语，那么即使专门开设了中华文化课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十一个月里给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展示。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因此，汉语课堂上我们主要是给学生一个示范引导，如果学生真的感兴趣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那么就需要他们在课外自己主动去学习。

①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

网络是辅助教学的有效手段。韩国学生本身就对网络及其热衷，所以要能积极的引导学生在游戏之余正确利用网络查询学习资料和信息。很多志愿者会给学生介绍中国最流行的聊天软件QQ和微博，我还会告诉学生韩国的娱乐节目里哪一期是关于中国的，然后让他们自己在网上查看。

②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我所在学校是的初中，所以学生的汉语水平不高，这一点是其他在高中任教的志愿者分享的。他们会推荐水平高的学生多看一些中国的新闻和优秀的汉语书刊读物。这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阅读能力，还能通过书籍里所记载的事物表达当时的文化背景，会更好的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

③组织课外文化活动

仁川有China Town，所以靠近中华城的志愿者都会周末带着学生去中国餐馆体验一下中国美食，或者带他们去参观炸酱面博物馆了解炸酱面是如何传到韩国来的，中华城里的老板们大多是中国人所以同时也能锻炼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篇2

传统节日形成阶段所遵循的自然节律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由它的文化意义占据主导，经过千百年民众生活实践，传统节日的人文内涵被提炼和固定下来，它们已经从外在的时间点进入我们民族的“内在的时间意识”，成为人们生活得以依托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日历”。

发现传统节日习俗解决社会不和谐问题的能力

一般说来，理想状况中的民族传统节日是对一个民族传统生活集中而充分的展现。在节日民俗中，节日活动或仪式中的各种行为建立并展示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系统，因此节日习俗本身就成为民族的文化载体，民俗节日于是成了某种文化的代表。可以说，节日是“镜子”中的某些传统文化现实，从中可以发现如价值、行动方式、社会关系结构、审美情趣等方面的文化原型。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大型的民俗节日，这种节日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全景展示和独特表演，它们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文化象征，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中华民族节日丰富多彩、文化传统深厚，有着多元一体的文化基础和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整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传统节日的这个性质决定我们要高度尊重自己的节日传统，继承和发展这个传统，坚持自己的拥有连续文化基础的民族身份，全面进入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各种现实关系，实现自身价值，达到民族的振兴与进步。

传统节日对应着一种持续的传统社会基础，它是维持社会结构的和谐、推动传统社会前行的动力。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处境艰难，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和发展矛盾。

事实上，没有通过对哪一种文化事项的强调就能够解决国家、民族、人类内部的社会不和谐问题。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社会的变迁，个人或某个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全球和谐发展，市场经济的效率和竞争与人类精神需求的稳定与规范，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与人类的自由需求、欲望等等矛盾，仅靠民俗节日全部去面对并成功地解决，是不可能的。但我们需要从这个视角考虑问题，以便发现传统节日习俗在这些方面的种种能力。

需要从多元文化视角来关注民族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无论作为文化载体还是作为民族精神需求的表达，都构建了一个人文群体的观念和民族政治的观念，明确表达出一个民族对它的文化集体的自我认定。这个认同既包括文化认同，也包括精神认同。所以说，一个理想状态的传统民族节日可以作为民族文化身份的展示形式之一。

这需要从多元文化视角来关注民族传统节日，但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各个国家与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大环境是否和谐、公正，因为这是民族传统节日及其代表的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遗憾的是，这是一个理想的环境目标，达到这个目标，人们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

具有强烈人道主义和民主色彩的多元文化意识对应的是现代国际社会文化交流机会不平等的事实。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间的互动、交流、影响在不同发展状况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并非是对等的，在全球和地区之间都存在着文化权利上的差别。有的文化群体享有主动权甚至霸权，占据战略性的优势，有的群体则处于劣势。

然而，尽管文化相互渗透的过程经常是不对等的，文化的相互交流也发生一些积极的创造性反应。我们看到不同文化以其不同的思路来处理全球化方面带来的外界威胁和机遇，不同国家和地区以日益增加的多样性方式适应、抵抗或转变全球化影响。单向性的全球化导致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同质性增加，但也刺激了文化的多样选择增加。

在这种全球化的潮流中，由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采取了自己的形式予以应对，进而导致千差万别的全球化解释和文化发展。各个民族多元化的表现方式创造性地展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提升能力，代表了不同文化面对全球化同一化趋势和压力而展现的进步。不同文化以其正当性和历史进步冲击了全球化的统一模式，增强了以民族文化方式回答现实困难和危机的对应形式。

目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化多元化正在活跃地运作，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互动的世界之中。所有的社会都在经历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日益成为无所不在的特征。各国政府必须找到新的社会方式和管理方式，在坚持一个共同的目的和决心的前提下，为文化的多元性表达创建机制，使得人们和谐共处，交流合作，共同进步。

多元文化互动为民族文化的展示和发展带来机遇

从多元文化视角，来看待传统民族节日的生存和发展，便会发现其中具有十分活跃的生存空间和现实功能。

首先，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全球性的多元文化互动使得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机会在增加，它为民族文化的展示和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遇。面对这种世界性文化的大交流舞台，如果你消极，你的文化就会遭受损失、变得贫困，你的文化适应和反应能力就会迟钝，你的文化创造性锋芒就会锈滞。如果你积极，一切都会不一样了，你对民族文化就会有信心，你的下一代就不会与社会传统隔离，你的参与全球文化进步的权利就不会被剥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民俗节日应该保持和弘扬，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它是让自己精神振奋的力量，也是让世界了解你、尊重你的必要渠道。

其次，从文化民主建设方面来看，文化多样性强调，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进程需要民主机制，需要更民主地、更开放地倾听文化的各种声音和利益诉求，以便把许多群体的要求带入选择和决策的过程。

篇3

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盛行，首先要归功于其歌词的古风古韵、清新脱俗。通常一首歌曲所描绘出的艺术形象，是由旋律描绘出来的音乐形象与歌词描绘出来的文学形象相结合的产物，在大众艺术接受过程中，歌词形象的鲜明性与通俗性远胜于音乐形象，因此，一首歌曲的好与坏、能否为大众所接受，首先就要看歌词文本的质量与吸引力了。而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歌词恰好吻合了这一特点，古色古香、除去旋律其本身就是一首很好的诗词了，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写的系列中国风歌词《青花瓷》《兰亭序》《东风破》等。

分析典型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歌词，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歌词都是有一些来源出处的，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作的《发如雪》中，“发如雪”的歌名本身便化用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中的经典句子“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在接下来的歌词中“是谁打翻前世柜，惹尘埃是非”中的“惹尘埃”源自于南北朝禅宗慧能大师的名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如方文山创作的《东风破》，其歌词名本身是取东风破的曲牌名，而其中的“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让人想到白居易《琵琶行》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经典诗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中国传统辞赋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构，然后再与词作者的情意表达相结合，创作出格调清新淡雅的新律歌词是中国风歌词创作比较常用的手法。除了对于经典诗词文本的解构，中国风歌词中还经常使用拆散经典文本的结构习惯，进而构筑非常规词句搭配，这一点连方文山自己本人也是认同的，在其新浪博客的介绍页中，引用百度百科中对他的描述“擅长拆解语言使用的惯性，重新浇灌文字重量，赋予其新的意义，纺织出新的质地，建构后现代新词风。”

这种写作方法与解构主义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解构主义的理论认为，文字先于语言，基于文字的差异性可以说明文化和文学的开放性、边缘性、多重性和多义性，从而否定结构主义的语言、语音中心论、文本的封闭论、语义的简单论（蔡亚洲《浅谈方文山中国风歌词中的解构主义及解构意义》，《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6期）。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写的《东风破》中的一句歌词“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就是非常典型的对传统语言结构、逻辑的解构，这句歌词按照通常的语言结构来分析，可以将其细化成几个小短句，如“岁月如流，涂在墙壁上的油漆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开始剥落，透过油漆剥落的斑痕，我仿佛看见小时候的光景。”方文山用庖丁解牛般的手法拆解传统的语言结构习惯，以“油漆在墙上剥落”作为句子的结构核心，大胆将岁月比拟成斑驳的油漆直接替换为主语，然后将主人公的“我”舍去后，用“看见小时候”作为句子的补语，这样，一个具有多重结构性、多重意义的句子就创作出来了，意境深远而耐人寻味。总之，不管是基于传统音乐辞赋内容本身的解构，还是对于文本结构、逻辑、搭配习惯的解构，一首好的中国风流行歌曲，必然会有一首极具古风古韵的歌词。

二、解构传统音乐体系，建构现代流行音律

从音乐的本体来说，中国风流行歌曲在音阶、调式、音色等方面均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特征是其区别于其它流行歌曲的主要因素。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特征是基于对中国传统音乐体系的解构之上，而与当代流行音乐元素重新构建而成的。

首先，在调式、音阶的使用上，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音阶视音级的多少而进行归类，比如包含有五个音级的称为五声音阶，包含有六个音级的称为六声音阶，以及包含七个音级的七声音阶。从调式的角度划分，五声音阶也称为五声调式，其基本的音级为宫、商、角、徵、羽，由这五个音级分别作为主音就可以构成最基本的五个传统调式，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任何一个偏音，比如清角、变徵、变宫、闰，就可以构成六声调式，而如果是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添加两个偏音，那么就构成七声调式，最基础的七声调式分三大类，一共十五种基本调式，这三大类分别是添加变徵、变宫的雅乐音阶，添加清角、变宫的清乐音阶，以及添加清角、闰的燕乐音阶。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调式音阶非常的繁多复杂。中国风流行歌曲在众多的传统调式音阶中，去繁存精，大部分都采用五声调式来进行旋律的写作，自然而然，音乐中就充满了古色古香的韵味。

其次，在编曲配器上，论文格式中国风流行歌曲揉合了很多的中国传统乐器音色来作为情感表达、彰显风格的重要手段。如果站在解构的立场上，换句话就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传统音乐音色体系的解构，之后与当代电子、电声乐器音色相结合而重新构建了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编配体系。

中国传统音乐的音色体系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比较科学的分类，在西周时期，依照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将乐器分为八类，也称“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在各个不同的发展历史时期，音乐的表演与演奏都有各自不同的音色体系，比如先秦时期的钟鼓之乐，就是以编钟与建鼓为主要乐器，辅以编磬、笙、排箫、瑟等乐器的大型管弦乐队；再如唐代大曲中使用的清乐乐队主要由编钟、编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等十多种乐器组成，丝竹、打击、吹管乐器成为该乐队编制的主要乐器；再如元杂剧使用的伴奏乐队，以笛、鼓、板为主，有时也加笙、琵琶、三弦、锣等乐器；等等。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种类的音乐都均有其相对应的乐器编制，中国风流行歌曲并不是要承袭这些传统乐队编制体系，而是选取最具古韵代表性的乐器，比如《青花瓷》中使用的古筝、竹笛，《千里之外》中使用的钟、古筝、二胡等，与现代流行的电子、电声乐器相结合，重构了中国风的音色使用体系。

当然，传统音色的使用并不完全籍由演奏人员实施演奏，中国风歌曲中使用的传统乐器音色有很大部分直接用的是该乐器的采样音色，比如《霍元甲》《忍者》《七里香》中使用的笛子，《龙拳》中使用的古筝、琵琶等等，这些音色的制作，首先解构该传统乐器的单音弹奏，进而分解该乐器的演奏力度，再拆开各种演奏法，在此基础上进行采样，然后在采样器中进行重构并合成该音色，这也是具有非常典型意义的解构主义。

最后，在有些中国风歌曲里，会直接截取传统音乐中的某些旋律元素用于歌曲的前奏或间奏中，有的甚至直接在主旋律中与其它乐句进行融合，创作出极富古典韵味的音乐旋律。比如周杰伦的歌曲《双刀》《黄金甲》在前奏中引用了两首中国传统民歌的片段，而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新贵妃醉酒》则是将传统京剧的元素融入到旋律当中。这些都是中国风流行歌曲直接汲取中国传统音乐养分的典型例子。

三、解构传统审美意象，传递当代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的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传统和文化的分支与组成，其结构的核心是“同中求异”，不论是句式结构、主题材料的发展变化，还是节奏的变化处理、曲式安排，都是在统一性的原则下追求些微的差异性。在音乐的审美上，讲究朦胧含蓄的意境美，强调作品的气韵生动、传神风骨，注重人与自然的交流与统一、即天人合一，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圆满，并追求艺术表现中情感与伦理道德的渗透与融合，推崇艺术表现手法的蕴蓄婉曲、动静相成、虚实相生，喜好艺术形态简约质朴、协调适度，以中庸平和为最高审美理想。

流行歌曲作为俗文化的一种，通俗易懂、便于传唱是其标志性的文化特点，而饱含艺术蕴味与深远意象则不可避免的成为缺憾，著名作曲家施光南在描绘理想的歌曲创作时憧憬“让艺术歌曲通俗化，让通俗歌曲艺术化”，中国风流行歌曲可以说正在践行着这一理想。它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解构，分解传统艺术审美趣味，攫取典型意象，融合现代俗文化的元素，从而重构出当今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并传递着当代的人文精神，在制造流行的趋势上提升了流行文化的艺术品位。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主题、内容上，中国风流行歌曲破解传统音乐朦胧含蓄的形象，籍由更细化、并兼具视听色彩的具象，来塑造新时代的人物情感。比如有崇尚武学、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双截棍》《龙拳》《霍元甲》《曹操》《盖世英雄》《十八般武艺》等，有如山水素描般唯美意境的《青花瓷》《发如雪》《兰亭序》《东风破》等，有娓娓道来、细说故事般的《娘子》《斗牛》《爷爷泡的茶》《半岛铁盒》《最后的战役》等。

在单个歌曲中，也会具有多重典型的传统音乐意象，比如《东风破》中歌词写到“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入木三分的刻画了离愁别恨和寻旧感怀两种典型的艺术意象。

篇4

中国传统节日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一系列节日，它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长期以来不仅以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形式展示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而且以达观向上、蓬勃热情的文化内涵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理想、智慧与伦理道德的追求与向往，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传承的重要载体[1]。然而，种种因素导致人们对传统节日文化意识日渐淡漠，传统节日文化的失落现象日渐凸显。

一、传统节日文化失落的现状

虽然中国传统节日众多，但现在一些年轻人只知道像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些常提到的传统节日，对于像上巳节、中元节等传统节日闻所未闻，其中所赋予的精神内涵就更不知晓了。许多传统的中国节日文化只剩下了吃穿文化，把传统节日演变成了“饮食节”“狂欢节”，春节吃水饺、中秋尝月饼、端午食粽子，仅仅把对传统节日的认识停滞在“器物”层面，单一、片面地了解传统节日的作用，其精神品质却难以得到发扬。相反，西方节日却成了越来越多都市年轻人轻松、快乐的理由，张扬自我的个性需求和日益高涨的消费热情使他们不再深究洋节的宗教背景和传统意义而热衷于过西方的节日。

笔者曾对自己所在的大学进行了简单的问卷调查。问卷围绕大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名称、时间、来源、习俗等内容的了解程度等问题展开。调查显示，大学生对传统节日的认知普遍较低。对于传统节日的名称，75%的大学生不能说出我国主要传统节日的名称，甚至有的连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四大中国传统节日也说不清，还有不少人混淆了中国传统节日和法定节的概念，把国庆节、儿童节、劳动节、建军节、妇女节等列入中国传统节日，同时也有部分混淆了中国传统节日和“洋节”的概念，把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列入中国传统节日。对于每个传统节日的时间，部分大学生不甚明确，以小年时间为例，选择腊月二十三的只占60%，而对于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中秋节的时间，甚至有20%的学生不知道是农历八月十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却能准确说出圣诞节、愚人节等西方节日的具体时间。对于中国各个传统节日的来源，以端午节和七夕节为例，50%的学生不知道端午节与屈原有关，55%的学生不知道七夕节与牛郎织女有关。对于中国各个传统节日的习俗，还是以中秋节为例，选择中秋节吃月饼、赏月习俗的只占50%。显而易见，中国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的失落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传统节日文化失落的原因

造成传统节日文化失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说来，是来自于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

从政策层面来说，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革命式态度加上西方文明的冲击，让传统节日只剩下一些美食等形式上的东西，这是导致传统节日深受冷落的根源所在。中国传统节日的失落和西方节日的强盛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自就开始了演变历程。后，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并逐渐在各个层面影响中国，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信仰、风俗习惯等，中国近代节日的演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特别是民国时期使用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历年，无疑削弱了春节等传统节日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在“”运动中，有些传统节日及习俗又因为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而被边缘化、被淡化，直到2007年，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和春节一样被列入法定节假日，这就没有为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提供时间上的保证。现在几大传统节日有了休假安排，仍处在起步阶段，没有养成社会习惯。与此相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都市化进程的发展，西方的洋节随之渗入了现代都市生活中，导致传统节日文化式微。

从环境层面来说，营造传统节日文化氛围的社会环境欠缺或多或少导致了传统节日文化的失落。为了谋求利润的商家对西方节日进行大肆渲染炒作以营造节日氛围，如每年情人节到来之前各大商家就会推出“情人节套餐”，而巧克力、玫瑰花更是畅销之至，传统七夕节的节日热闹程度却远远不及西方情人节。年轻人是张扬时尚的群体，对于经过商家媒体渲染之后的西方节日更是格外感兴趣。此外，新闻媒体是营造社会氛围的主力军，西方节日被新闻媒体、娱乐刊物美化宣传，而对于传统节日却不太关注，无意间也在社会上起到了负面作用。

从学校来说，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文化节日文化熏陶教育在学校教育里是有所缺失的。现在各级学校无论是从教育理念上，还是课程设置上，有关传统文化教育的科目和内容都较为缺乏，学校教材上很少介绍传统民俗、传统节日等方面的内容，直接导致青少年对传统节日文化缺乏必要的认知，使青少年Υ统节日的历史丰富内容和悠久的渊源，以及相关的庆祝活动都不甚了解，进而对这些节日的情感渐渐淡漠，传统节日离今天青少年的生活越来越远。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加以引导，显然不利于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如何重新让人们爱上传统节日，使传统节日文化在当今社会中得到新生，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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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文化从上古时期就开始注重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不论是夏商周青铜艺术里的饕餮还是流传至今的象形文字，都能十分明了的传达出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之间的艺术性理解；西方的文化从毕达哥拉斯的“万物是数的几何”的开始就走向了征服自然、注重理性精神的实验与探索。西方的文化在不断的扩张，是一种明显的外向性文化，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强大的经济文化攻势，国人在吸收优秀成果的同时，把自己在内心世界的归属让位与西方的强势文化。人性化的问题越来越无法逃避，在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刺激无法解决的时侯，含蓄内敛，使人心态平和的中国传统文化更能够唤起人的本真，帮助困惑在这个消费的时代和机械复制的时代的现代人找到一个心灵的港湾。

来自台湾的雕塑家朱铭就是一位在这个领域中积极探索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的艺术家。从表现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化，到之后《太极系列》再到《人间系列》，无一不是从自己对生活的真挚感受出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中出发，在塑造中国风骨的同时，他把作品与自然融为一体，也把自己对生活对艺术的真诚融入到了作品中去。“太极”是中国传统化中的精华，从宇宙的起源，到生命的运行，到身体的调息，朱铭成功地将这复杂而深奥的哲理，凝练成现代的具体的艺术语汇。那一座座太极雕塑蕴含着深邃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凝练的现代艺术形式，它们大气磅礴，气韵生动，概括，洗练，却又传神般的营造出了一个让人向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与言外”，[1]在朱铭的太极系列中，通过简约的几何造型在空间中的布置，营造出了中国本土文化太极的飒爽英姿，线条的韵律感和节奏感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稳重肃穆的气氛，厚重的雕塑感和建筑感引起了观众的心理共鸣，稳重不失灵动，淋漓尽致的把中国武学的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太极系列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它不只是在表现一个武者，更是一个顶天立地，屹立与时空中的中国文化的形象，不论是在自然的山川林木中还是在人的内心世界，它都给予观众一个与天地同在的心灵向往，让每个观众能体验到雕塑的魅力，让每个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中国人找到了自己文化的归宿。

笔者在创作雕塑《说文解字―巫》中（图1），运用了中国汉字的象形形式感。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上的符号到之后的甲骨文，金文，铭文，篆书，汉字慢慢从具象的绘画发展成了成熟的半具象半抽象的文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以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宜，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2]汉字正是人们从对自然中与生活中事物主观感觉的意象表述开始成长起来的。《说文》中对巫的解释为：“巫之意，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2]东西方在原始社会时期都产生了巫术，巫术的诞生是人在与自然，与未知，与生命的交流中取得的经验，它在科学看来是唯心的，幼稚的，可这份幼稚中包含着人们无比执著的信仰，包含着人类的精神寄托，这种寄托在中国演变成了“万物有灵”的泛神论。

图1笔者《说文解―巫》

在创作时，从“巫”字带给本人的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意象与历史感悟出发，用简洁，庄重的雕塑语言来表达笔者对巫术文化的认知，雕塑材料上采用了温和的木质材料，寓意中国传统文化的质朴与单纯。用三段圆木之间的榫卯来构建“巫”字的工字形框架，木表面施以碳化处理，利用火在木质材料上熏烤过的痕迹来表现“巫”术神秘、混沌的苍茫感，两个人字形的笔画运用了两个女性舞者相向而舞的造型，在视觉效果上运用了仿铜处理，用相对冰冷的语言来与温和的木质材料形成对比，使其产生具有原始意味的情景凝固在时空中的心理暗示。“巫”术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早期的状态，尽管它现在已不大量的存在于当下国人的生活之中，但是它曾经带给人们的心理慰籍依然存在，笔者正是运用了传统文化的意象表现精神来塑造仍存留在人们心灵世界中的这种原始纯真的记忆，让人能够重温古代先民们对天地虔诚的敬畏，遥想众人在血与火中“舞之，蹈之”的神圣图景。

结语：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给人以心灵安慰的精神力量。时下中国当代雕塑艺术中有着太多的选择，而无论做出怎么样的选择，艺术应始终要保持那种“悲天悯人”式的人文关怀。传统文化和当代雕塑艺术的结合也一定要对中国艺术精神有着深刻的认识，只有深刻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才能更加贴切的表达出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的艺术理想。

参考文献：

篇6

重阳节是最好的赏秋时期，中国南方还有些山区村落保留了“晒秋”特色。去乡村赏民俗、看晒秋，已成为乡村旅游的一种时尚。“晒秋”是一种典型的农俗现象，具有极强的地域特色。在湖南、广西、安徽、江西等生活在山区的村民，由于地势复杂，村庄平地极少，只好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架晒、挂晒农作物，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一种传统农俗现象。这种村民晾晒农作物的特殊生活方式和场景，逐步成了画家、摄影家追逐创造的素材，并塑造出诗意般的“晒秋”称呼。发展至今，不少地方的这种晒秋习俗慢慢淡化，然而在江西婺源的篁岭古村，晒秋已经成了农家喜庆丰收的“盛典”。随着果蔬的成熟，篁岭每年九月九也开始进入晒秋旺季，并举办隆重的晒秋节。篁岭晒秋被文化部评为“最美中国符号”之后，其更演变成乡村旅游提升的“图腾”和名片，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去婺源赏秋拍摄。

重阳节是杂糅多种民俗为一体的汉族传统节日。庆祝重阳节一般会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酒等活动。

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 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重阳节各地习俗【山东省】昌邑北部人家于重阳节吃辣萝卜汤，有谚语道：“喝了萝卜汤，全家不遭殃”。鄄城民间称重阳节为财神生日，家家烙焦饼祭财神。邹平则在重阳祭祀范仲淹，旧时，染坊及酒坊也在九月九日祭缸神。滕州出嫁不到三年的女儿，忌回娘家过节，有“回家过重阳，死她婆婆娘”的说法。

【陕西省】西乡县重阳节，亲友以、菊糕相馈赠。士子以诗酒相赏。据说妇女此日以口采茱萸，可以治心疼。

【江苏省】重阳节，南京人家以五色纸凿成斜面形，连缀成旗，插于庭中。长洲县重阳节吃一种叫做“骆驼蹄”的面食。无锡县重阳节吃重阳糕、九品羹。

【浙江省】绍兴府重阳节互相拜访，除非亲友家有丧事，才往灵前哭拜。桐庐县九月九日备猪羊以祖，称为秋祭。同时也在重阳节绑粽子，互相馈赠，称为重阳粽。

【广东省】连川重阳，童男童女皆至城外相聚答歌，州人围观。南雄府九月九日请茅山道士建王母会，想求取子嗣的青年妇女都会前来参加。阳江市重阳节放纸鸢，并系藤弓于其上，在半空中声音十分嘹亮。临高县民重阳节早起，大家齐声高喊"赶山猫"，以此为安和富利之吉兆。

【四川省】旧时南溪县读书人于此日在龙腾山岑山楼聚会，纪念诗人岑参，称为“岑公会”。民间旧俗，重阳前后要以糯米蒸酒，制醪糟。俗话说：“重阳蒸酒，香甜可口”。

【山西省】山西晋南地区自古就有九月九日登高的传统习惯。饱览大好河山，观仰名胜古迹，成为节日的盛举。至今还在民间传诵着“乾坤开胜概，我辈合登高”，“东风留不住，冉冉起峰头”，“九月欣新霁，三农庆有秋”等名言。

古代重阳节"登高"寓意在古人那儿，登高眺远，既是抒怀酬志的精神仪式，又是放牧视野、孜求彻悟的心智功课。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高，带来大势大象，带来疏旷与飘逸，带来不羁与宏放，带来生命时空的全景式阅读。视野对心境的营造、地理对情思的薰染，使得“往高处走”——有了强烈的召唤力，成了风靡千年的诱惑，于诗家墨客，更是一味精神致幻药。

然而，“登高”并非文人独嗜，百姓亦胸有丘壑，尤其在一个特殊日子里，更是趋之若骛、乐此不疲，此即九九重阳的登高节。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心旷神怡，菊色爆涨……值此良辰，若不去登高放目、驰骋神思，实在辜负天地、有愧人生。

从“登高”意义上说，这几乎是个绝版的节日。今人仅视为“敬劳节”，无疑让它的美折损大半，伤了筋，动了骨。

登高节、重阳节、茱萸节、节，乃一回事，但我尤喜“登高”之名。

九九习俗源于战国，古人将天地归于阴阳，阴即黑暗、沉寂，阳即光明、活力，奇数谓阳，偶数谓阴;九乃阳数之首，九月初九，双阳相叠，故称重阳。加上“九”“久”谐音，重阳从一开始便是欢愉之词。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后来，重阳节又繁殖出了一串新解：除凶秽，招吉祥;延年益寿，祈福求安。仪式也愈加丰富：饮酒、贴菊叶窗、佩茱萸草、吃重阳糕、祭先祖、送寒衣……但有个核心不变：登高。

登高，除赏秋，亦有惜时别离之意。九九乃秋之尾，尔后草木迅速凋零，虫声偃息，万象复苏要等来年了。此时登高，将谢幕前的风景尽收眼底，将天地之恩默诵于心，颇有依依不舍和立此存念的意思。

故有人称九月登高为“辞青”，与三月“踏青”呼应。

这种对时令的感情，除了膜拜，其它很像爱情或友谊。

篇7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3-0042-03

Abstract:The cultural struc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consists of three layersexternal layer (physical surface), interface layer (political system), and internal layer(spiritual factor) The three layers are connec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the cultural syste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has a unique mode of thinking, including simple dialectical thinking, emotional imagery thinking, empirical thinking and analogical thinking This kind of thinking mode illustrates the unique mind pattern and wisdom of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Wushu culture；cultural structure；cultural thinking mode

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瑰丽和独具特色辉耀于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中华传统武术，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武术积淀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载量和一以贯之的文化命脉，芸芸民众历来高度的价值认同和自觉实践，从而使武术在沦桑岁月中蕴藏了许多厚实的灵魂，并由此成为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武术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是武术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科学把握和深入理解武术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对挖掘武术文化内涵和精髓，进一步弘扬武术文化的魅力，提升武术文化的品质，进而提高武术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武术的自信心，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1 传统武术的文化结构概述

传统武术的文化思维方式是武术的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入理解武术的文化思维方式必须首先科学把握传统武术的文化结构和基本内涵。

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埋、风土人情、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因此，文化的内部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传统武术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全息影像”，有着自身的内涵，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因此，按“文化层次”之说，可把传统武术文化结构分为：拳种、套路、器械功法、外在活动形式等的外显层（物质层）；师徒传承、师门规范等的中间层（制度层）和所反映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的内隐层（精神层）。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逐步升华，综合构成传统武术的文化体系。外显层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武术文化事物，是武术文化的载体和基础；内隐层是武术文化的积淀和升华，是核心；中间层是武术文化外显到内隐转化的桥梁。三个层次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1.1 外显层：“舞对合彀”的武技之道

套路、格斗及功法练习是传统武术最显著的活动特征之一。“舞对合彀”的打练结合，是传统武术的最基本活动样式。“舞对”指两种有机的习武形式：套路单练为“舞”，两两相当的相互格打为“对”；“彀”指决窍。“舞对合彀”要求套路单练当与双方的技击训练相互为用。个人的套路单练并非徒炫人目的“造型艺术”，于是需要习武者在了解技法意义基础上的“练时无人似有人”；“两两相当”的对练，要求通过预设性的格打技法来强化对“用”的体会；而作为临阵实用的散手，则是“敌我关系”及武术技击价值的直接显示。因此，以势势相承的套路作为习武入门之法，继而拆招、散打并兼习各类功夫，由此组成了传统武术的基本活动样式和技术发展的基本内容，从中深刻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技进乎道”的旨趣特征。

“舞对合彀”的武技之道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阴阳之变。对于传统武术，浑然无迹、有感皆应既是中华武技之道的生动体现，又是阴阳互济的契合结果。明阴阳之变是“技进乎道”的习武原则。传统武术中的阴阳互济观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世界万物最佳存在方式的基本认识，其中寓含了“道”的法则与精神。另一方面是“柔弱胜刚强。”传统武术理论认为，只有“四两拨千斤”式的随机而发，方是传统武学有的臻美境界与技术精髓。再一方面是习武者个人品质在某种意义上比身体条件更重要。只要具备了应有的意志品质加上训练得法也就能弥补身体条件的不足，那怕身体有一点伤残，照样能练出惊人的功夫，这就是传统武术中一再强调的“苦恒出高手” 。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在传统武术中得到了最生动的闪现。

“舞对合彀”的武技之道是传统武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思考，也是一个东方智慧的文化成果。这种神明之境的“武技之道”，长期以来一直激励着习武者的热情，在实践中不断去营造武技艺术的自由王国。另一方面，传统武术在整个“行之维艰”的具体过程中，它那注重“格物致知”的实践理性，强调坚忍不拨的意志品质，讲究阴阳互变的技击思想，钟情动作形式与艺术境界相统一的审美旨趣和追求内外兼修的习武原则等，都从一个侧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

1.2 中间层：“择徒拜师”的传承方式

一方面，择徒，是传统武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上，各家拳种门派无一不把传人的选择当否，视为本门拳种是否能够传承繁盛的第一关键。尽管也有对求艺者身体条件方面的要求，但最终关注的是包括意志品质在内的道德状况。“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已成为整个习武群体的普道认识，由此形成了入室传薪的择徒样式。另一方面，作为传承载体中的“师”，在整个文化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传统社会中，一切以实践经验为特征的百工诸艺的衍流，往往是通过掌握着丰富实践经验知识的师辈对后继者的传带，其中包括武术。然而，传统武术在对“徒”提出了种种要求外，也对为“师”者提出了相应的责任与规范：既要有拳理功夫上的真技实艺，同时也需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这是每一位被尊为师者赖以建立个人威信和地位，并能对本拳门产生强大凝聚力的两个必要条件。

师徒传承在传统武术的生命进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脉搏跳动，这就是对它文化价值的历史肯定。当今，师徒传承对武术的发展仍具有积极的意义，既有利于拳种技艺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发展，又具有在文化认同基础上产生群体凝聚的价值。

1.3 内隐层：“道德本位”的人格塑造

中国的文化传统素来视道德为根本，传统武术，同样奏鸣着中国文化的主旋律。作为内隐文化的武德，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积流，也是构成中华武术文化的一节重要环链。传统武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习武群体中有着各自的具体内容，但其主体精神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作为习武者的行为规范，从本质上讲，即是提出的一个如何做人的价值尺度。这个尺度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有着明显的内在多重结构形成的一张反映广大习武群落的道德伦理之网，这张道德之网大致由武德伦理规范、习武中的意志品质和体现为乡土文化的侠义精神三部分所组成。武德伦理规范是传统社会一般道德伦理在习武群体的投射，其核心内容是孝悌、敬诚；意志品质在传统武术中强调的是习武者通过体肤磨砺而达到的人格完善，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侠义精神是指习武者以武技为手段，以道义为规范，在社会活动中显示自我价值的一种自觉心理状态，其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对习武者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对本人的秉性修养两个方面。

传统武术有两个文化向度：一是习武者在技艺上的不断提高，二是在自我道德上的逐步完善。在传统武德的结构中，武德伦理规范是武德的基础，意志品质是武德的实践磨砺，而集中体现了习武者理想价值的侠义精神，则是传统武德中流光溢彩的无限风光。千百年来，它绽开“武”的横空浩气，渗入广大民众的心灵，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某种价值尺度，也是为习武者所设计的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

2 传统武术的文化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传统武术文化核心结构中的重要内容。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文化应该包括人们行为和思维两个主要方面，如果千姿百态的传统武术技艺、功法好比视野中的浪花惊涛，那么这一文化结构中，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思维方式则宛如海水深处的暗涌，从中显示出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思维偏向。”因此，基于传统武术的文化结构，挖掘武术的文化思维方式，对进一步弘扬武术文化的精髓，再现民族智慧，具有重要意义。总体看，传统武术的文化思维方式主要有下列四种。

2.1 朴素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阴阳互补、天人合一则是其中的根本观念。中国传统中所谓的“道”，离开了阴阳，也就成了一个混沌的存在。因此，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万物生存变化的关联点，与太极、四向、五行、八卦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的这个民族、这个世界总的理论。

传统武术文化的塔尖上同样闪烁着这一智慧的光芒，可以说，明阴阳之变，求内外合一，是传统武术以及天地精神的一个基本道属所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观作为一种概括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来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以便迅速掌握事物的本质。这种阴阳观被引入传统武术理论后，随之衍生出了诸如形神、内外、动静、刚柔、虚实、开阖、起落、攻防等一系列自己所具有的文化范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我国的传统拳理中没有了这些概念范畴，那么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以及它的理论体系，就无法加以理解。传统武术的文化魅力也就会大大逊色。

中国传统武术中阴阳范畴的内容比较多，其中拳种将阴阳理论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中国传统拳种无论哪一派别，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强调刚柔相济的重要性。认为“刚不能久，柔不能守，纯刚纯柔都不是上乘功夫”。不同的拳种虽然练法不同，但训练的最终目的都是达到刚柔相济。求得刚柔相济，是传统武术的根本要求。由于刚体现为一种强猛的、外在的运动特质，所以属阳；柔体现为一种恬静的，内在的运动特性，所以属阴。传统武术理论中要求明阴阳，事实在许多地方就是指刚柔，所谓阴阳相济也就是刚柔相济。刚柔相济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武术朴素辨证的思维方式。一方面，从拳种训练的实践看，如以柔入手的太极拳，要求首先要摧毁人们动作中原有的坚硬劲，使它化为柔软。要“有心求软”，“用意不用力”，全身松开，然后才能“无意成刚”，再到“刚柔相济”；再如形意拳则是从刚入手，“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先练明劲，再练暗劲，最后是化劲。明劲是刚，暗劲是柔，化劲是刚柔相济。另一方面，从刚柔相济的内容上看，首先表现为一种两两相当的实际格斗中体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刚柔相济就是体现为净力的发放，在净力发放过程中，必须刚柔相济，如果纯用刚法，力布满身，牵拉不力；如果纯用柔法，则气散不力，落点没有归着力。其次，从生理机能看，肌肉只有接受了一定的刺激强度以后，才能产生兴奋，形成收缩，这种刺激，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刺激的强度越大，肌肉兴奋性就越高，所募集到的运动单位就越多，因而，如果动作过分柔弱，必然导致缺乏足够的刺激强度，肌肉的兴奋性就不会出现，从而气散不聚。

2.2 情感体验的“意想”思维

意想，是我国古典美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也是传统武术训练中直接把握自我体物原则中的重要内容。传统武术十分强调习武者在具体的训练实践中把握传统武术理论中的要求和原则。“意想”在理论上又被称异象，异指客体化了的主体情思，象是指主体化了的客体物象。作为内心世界的“意想”，一方面具有在线客观事物形象的功能，因为任何客观事物形象都是通过主体的思维方式、认识观念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这种“意想”也可以产生出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功能，这种没有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事实上就是一种符号化后的把握。

中国传统武术历来要求的就是到最后必须进入一种“拳无拳、意无意”的境界，这种以脱化神明为特征的传统武道是很难言说的。这种客观存在就要求习武者必须在长期日积月累的不断实践中用心揣摩和感悟，方能有所把握。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汉字，大量带有比兴修饰手法的理论描述，同时也强化了传统武术中的“意想思维”方式。在这种“意想思维”方式作用下，传统武术就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意想训练”，这种“意想训练”是一个充满了个人现有经验和情感联想的内心世界，在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太极拳家认为，习拳必须想其义，“心如梦，肝如剑……”这种对于人体五脏用了如梦、如剑、最灵便、快如风的不同要求，显然不是一种对理论逻辑演绎以后的概括，而是诉诸于习武者内心自身的经验感受。

通过内心对“意想”的体验来感悟习武的要求，应该说是传统武术中一个基本法则。清代乾隆年间《拳经拳法备要》中，联系到行役拳中描述“起时直龙升天，落入霹雳击地，起无影，落无踪……”这类带有比兴修辞手法的理论描述，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审美意识，通过这种审美意识使得文字风姿绰约。但这种理论描述是意想性的，内容与内容之间并不具有逻辑性，这就导致习武者在对这种拳理进行理解时，不得不依靠自己已有的经验知识，此时，“意想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意想训练”从它的特征来看，不是一种无端的冥思苦想，往往也借助比赋、联想、判断、推导、自我预示等心理活动来作为训练的方法路径，从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某种相似性或相近点出发，或对一事物的形象和本意引申，用另外一个事物去表征，这样就突破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形成一种主客观高度融合以后产生的内在张力。应该说，以个人感悟为特征的意想训练，是传统武术理论中充满中国文化韵味的重要所在。意，在具有鲜明内向性思维的中国传统武术中，具有难以磨灭的悠远影响力。

2.3 经验思维

强调实践，注重行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所谓“道不可离”，就是指主体不能离开实践，如果离开了实践，就不是道了。在一些技艺性的传统文化领域中，形的意义尤为重要。传统武术的文化特性决定了武术的历史延传，主要不是通过对典籍文化的认识来进行的，也不是通过对典籍的阅读理解进行的，关键在于实践的体验。习武者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中国武术中的传统武德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语言符号构成的观念系统，要孝、要敬、要悌等等，要诚信、要讲礼义廉耻等。另一个就是由具体行为体现的实践程序，传统武德不管在观念上如何丰富高远，它的根本宗旨就是对内在的人格塑造，这就决定了传统武德从它形成的开始就是实践，而非思辨，要完成武德的人格设计，也只能靠习武者本身对这一观念理解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另外从技术提高上看，武术技术的提高同样也是一个实践体悟的过程，一部《中华武术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历代习武者在一种价值认同追求下，不断建立、不断总结、不断积累的发展史，从这个过程中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求实务本、自强不自的文化精神。

以口传心授为特点的传统武术，奉行经验哲学，师父的体验可以讲给徒弟听，但他难以将娴熟的技艺同时直接交付给徒弟，因为这种技艺是师父本人长期习练的结果，只能凝结在师父的个人经验中，只能于师父之手，而不能达到徒弟之手。徒弟要把师父的经验以及拳技水平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只能照法实例去做，而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传统的习武之道过于偏实践体验而忽视了理论上的论证、创造，因此使得积累了许多丰富的、闪烁着实践理性之光的经验，很少得到应有的系统整理和传发，大多数是作为一种秘法心诀，或者五言格言。从而导致，对于一些妄语从从、多无边际的妄谈，只能采用经验否定的方法。所以，缺乏理论深度的经验，在实践中又存在很大缺陷。

2.4 以类度类的类比思维

以类度类的类比思维特点，是通过并不存在的逻辑关系比赋推理，或者交感互渗，从一个已知对象的知识推演扩展到另外一个未知对象，这种思维方式给传统武术留下了一道明显的文化印痕。如，传统的武术中，很多人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五行学说，这种五行学说被渗入到武术中以后，不少拳种纷纷把这种东西强行分配到自己的技术动作上，从而使五行生克无处不有。随着五行学说的深入，相生相克的理论被传统武术引入，一些拳种也逐渐仿效，说什么拳能克什么拳。这方面，行役拳是一个代表。事实上，按照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理论类推出来的什么拳克什么拳，就是一种以类度类的类比思维结构。另外一个以类度类的典型事例就是功法练习。在功法练习中，这种以类度类的类比思维也清楚的反映出来。如点穴和轻功，大量的武侠小说，传闻故事，乃至于今天的影视媒体，都在渲染着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习武群体中，可能很少人会把这种点穴和轻功在实践中加以练习，但是，在传统武术文化上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统武术功法的点穴，从它的文化源头上看是由古代中医学中的针灸而来的，应该说它源于中医学中的针灸，在这里，针被类推为人的指。还有轻功中的纵跃术、踏壁等也都是类推出来的结果。但有些类比推理出来的功法练习缺乏必要的逻辑前提和因果关系，因此，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往往使一些理论描述走入了误区。因此，这种练功方法只能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练功处方。

传统武术的根本旨意在于对习武者技术以及身与心的全面塑造，由此构成了“目标－实践－价值”这样一个文化指向系统。其文化结构和文化思维方式是传统武术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体现了武术文化的整体框架、丰富内涵，以及武术文化的思维智慧和品质。作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它不只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活动范围之内，必然带着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价值观，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在人们的理解阐释和实践中实现着自己的生存与进化，它的基本精神，价值理念和思维智慧，至今在广大的习武群落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周伟良传统武术文化特征散论［J］天津大学学报,1992(3)

［2］ 戚继光练兵杂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 葛翠柏，唐永干 论佛教在中华传统健身中的影响――兼论佛教在中华传统体育健身理论中的作用 ［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0（5）：1-8

［4］ 旷文楠中国武术文化概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5］ 沈寿太极拳论坛［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

［6］ 唐永干，田标，黄瑾 "体育文化"悖论（三）［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3）：1-6

［7］ 田标，唐永干 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新解"［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3）：7-10

［8］ 戴国斌看不见的武术套路美：一项文化研究［J］体育科学,2004(4)

［9］ 肖红征,曾于久武术理论研究若干文体的讨论［J］体育科学,2004(8)

［10］周伟良师徒论――传统武术的一个文化现象诠释［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5)

［11］唐永干，田标， 黄瑾 论《周易》中的体育文化滋养［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2）：1-10

［12］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13］陈筠泉哲学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14］田祖国 人文精神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伦理教育价值［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5）：66-69

篇8

在中国古代，七夕节是名副其实的妇女节。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七夕节的初衷，就是为了祈祝提高女子针织技艺的。在古时，七月七日是姑娘们翘首向往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姑娘们就在夜色来临时设置香案，供奉瓜果，向织女暗暗祈祷，以期能让自己的针织技艺大幅提高，与日俱增。可以说，在七夕节设立的当初，即是以女性为中心的乞巧祭祀活动。

在七夕节，除了乞巧祭祀外，古代的女性也会通过“月下穿针”的竞技活动来庆祝七夕节。据相关史料记载，自唐代以后，七夕乞巧的风俗大为盛行。据说唐玄宗时期为了庆祝七夕节，特意建造乞巧楼，并在七夕之夜置办美酒瓜果祭祀牵牛、织女星后，将九孔针、五色线赐给宫中的妃女，让她们借着月色以穿针引线为竞技，并以能熟练穿过针线的人为“得巧”。古代的七夕节也有“丢巧针”的占卜性游戏。据说在宋代，流行“丢针乞巧”的活动。每逢七夕夜，人们便盛一碗水放置在月色星光下，然后有家里的女性将绣花针丢进水中并让它漂浮在水面，通过星光辉映下的针影形状来占卜判断得巧的多少。

乞(期)贵子

随着历史的发展，七夕节的节日内涵和风俗活动，也在随着时代并因地域的习俗而演变发展。据说在福建东部民间，无论是待字闺中的姑娘还是已成家的妇女都要在七夕节这天虔诚地求拜“织女”。一些新婚的女儿，都要在七夕这天回娘家参拜“织女”，并用红枣、花生、桂圆、瓜子、榛子等作为供品，向织女祈福早生贵子。而一些还未出嫁的少女们，则祈求织女能赐予自己以美貌，并且在将来能找个如意郎君。

乞(期)功名

在古代，七夕节不仅仅是专属于女性的节日。据说，有一颗掌管天下文事的星辰叫“魁星”，诞生于农历的七月初七日。所以，一些求学之人也会在七夕之夜焚香礼拜，以期魁星庇佑求取功名。

七夕节介绍七夕文化歌颂了忠贞不渝的婚爱观，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它传承发扬了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体现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不同于西方文化中更多的浪漫色彩的爱情观。在农耕社会中，家庭不但是一个基本的生产生活单元，而且是社会构成的细胞，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弘扬牛郎织女故事传说倡导的追求美好生活和坚贞爱情的婚姻爱情观，在当前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夕节礼物1、忆路集

忆路集就是将你们两个人一路走过的日子制作成一本精美的书籍。上面记录了你们的点点滴滴。你提供一些文字的材料和图片，然后卖家会帮你设计成一本精装的小册子。当打开精美的礼盒，里面是一份温馨，是一份精美的回忆，你觉得她，会怎么想?

2、水晶钢琴

篇9

敬业是师德的基础，爱岗是师德的关键，奉献是师德的根本，三者互相联系，共同构成了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形成基本的教师职业道德体系。在此基础上，高校教师还要努力追求更高的和谐师德境界，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79章)中体悟师生关系的平等性；从“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第8章)中感悟师德的无私性；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2章)中，洞悉师德的旷达性。

1，“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和谐师德境界之平等性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指出，天道对于万物是不分亲疏、没有偏爱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5章)圣人师法天地，同天地一般平等无偏地对待百姓。同样，为人师表的教师也应师法自然之道，平等无偏地对待每一位学生。正所谓“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第49章)也就是说，无论良善的学生还是不良善的学生，为师的善待他，这样做就可使人人向善；无论是诚信的学生还是不诚信的学生，为师的信任他，这样做可使人人趋于诚信。在我们的胸怀中要有一种观念：没有一个学生是一无是处的，没有一个学生是不可救药的。关键在于教师能否有一双洞察入微的眼睛，去发现学生之长；教师是否有一颗包容的心，包容学生的差异。正所谓“不善人者”也有“善人之资”。教师要像普照的阳光，把温暖带给每个学生，对每个学生负责，要善于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能遗弃任何人，从而有利于每一个体去充分实现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2，“善利万物而不争”――和谐师德境界之无私性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借用老子讲水性，这里以水的性格比喻师德，因为水有两大善性：“善利万物”就是前面所讲的奉献精神；“处下不争”是指奉献精神之上的一种更高境界――无私，这正是师德的生动写照。为师之利人如水之利物。水利万物，默然奉献，悄无声息地滋养着万物。没有水，草将枯，花将萎，地球将是一片死寂。同样，为师之利人，在于默默无闻地教书育人。没有师，人将愚，心将昧，人间将成为没有开化的荒漠。水贵在滋养生命，师贵在提升生命。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职责不仅在于传授知识，培养技能，更在于塑造灵魂。因此，教师应以博大的胸怀、深沉的智慧关怀每一个体生命，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灵魂。教师要“居善地”，善于自处而甘居下地，引导学生超越自己。教师要有甘为人梯的精神，为师的不是与学生争胜，而是为其铺路开道。诚如“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教师只有以真诚无私之心施教，才能得到学生的崇敬与爱戴，其价值也才能在学生身上得到体现与延伸。教师愈是无私奉献，其精神收获就愈多，其心理满足就愈大。正因为教师的无私，反而“能成其私”，教师的人生价值也就在无私中得以实现。

篇10

一、“口唤”一词的传统释义

“口唤”是阿拉伯文IZNI，伊斯兰教用语，阿拉伯语意译。原意为：“许可”，《古兰经》云，不得真主的许可任何人都不会死亡（3：145）；“命令”，《古兰经》谓：“我派遣使者，只为要人奉真主的命令而服从他”（4：64）[1]。穆斯林认为自己一生的吉庆平安、健康祸福都是由真主的“口唤”决定的。中国苏菲主义各门宦的教主向信教群众表示的意愿及穆斯林遇事征得教主的同意或许可，也称为“口唤”或讨取“口唤”。

二、的“口唤”

的“口唤”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之一“信前定”的一个分支，即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早已在先天安排和规定了现世的一切和每个人一生要经历的风风雨雨。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常说的一句话―“银沙”，即“若真主意欲”之意。这句话在不同的时间或场合，具有不同的意思。如对某一件事没有十足的把握或难以预测事情的结果时，穆斯林常常会说：“银沙安啦，听口唤”。这里的“口唤”属于动词，即看真主是否许可、允诺的意思，或者真主命好的规律是否允诺。我们办的这件事是否合乎真主所命的自然规律，我们是否按自然规律办事，那么这个“口唤”一词又当作名词使用了。一句“凭真主的口唤”在不同的时问和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口唤”的词性、语法意义也语境随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了这种思想观念，即使是事情不成功，也不会过于沮丧、失望；事情成功了，也不会过于骄傲和自以为是，因为穆斯林认为这一切都是真主的安排，是真主的前定，确实应了“谋事在人，成事在主”之说。“凭真主的口唤”一句也反映出穆斯林在感到悲观失望时心之所依，感到慰藉的一种心理顺应，在内心深处以真主为最终的依靠，这也是在成功、得意之时心灵上的一种诃节方式，警告自己不要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也许因为有这种功效，所以穆斯林在生活中经常、大量地用这句话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和心理期盼。

当一个人去世了，穆斯林就说某某人“口唤了”，成为去世的代名词，当作动词来用。当然对于死亡.穆斯林还有其他的说法，如“无常了”、“归真了”等等。但在对待“死亡”这件事情上，“口唤”一词的适用性更广、更多。尤其是因意外事故而导致死亡时，在悲痛之中，穆斯林也常说：“唉！他的‘口唤’（死亡.名词）到了，这是来自真主的前定。”或者说：“这是真主的‘口唤’（命令、召唤，名词），真主把他的‘口唤’（归真，名词）就安排在那个地方，真主把他收走了，人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来自于真主，必将归于真主。[2]一切都归于真主观念的支配下，穆斯林把意外事故引起的死亡，突然而至的灾难都归因于是真主的“口唤”（安排，动词），不会过于怨天优人，悲痛欲绝，也能用较为平静的心态来面对、处理不测之祸。这也是为什么当发生车祸等其他交通事故时，如果伤亡之人是穆斯林时，司机们通常可以大松一口气的原因所在。因一句“口唤”（真主的安排，名词）安慰了人心。在一些汉族群众中，对待此类事故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用“寿数到了”、“命里注定”的语言来安慰人心，但并没有穆斯林那样严格的规范意义。只是一种安慰或自我安慰罢了。穆斯林也有“寿数”这种说法，但适用性不是特别广泛。此外，穆斯林在协商办理一件事情或相约某时办某事时，也经常会说“银沙安啦”（凭真主的口唤）。在这里.这句话又有“到时候看吧”之意。因不知道在约定要办的事情之前会不会又发生什么意外之事，故提前说一句“凭真主的口唤”，以便灵活处理各种事务。但这也决不是推托之词，因穆斯林也是特别强调守约和信守承诺的。此外，“银沙安啦”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不知我们要办的这件事是否合乎真主的前定和规律，真主是否会允诺我们办这件事，希望我们要办的这件事得到真主的允诺，希望把这件事办成功。这句话也有要更加重视办的这件事情的意味和心理取向。

三、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口唤”

斯林在日常生活中.把互相要“口唤”一事看得非常重要。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在很多事情上都要互相要“口唤”，以相互谅解，消除隔阂，彼此不念旧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起到了规范人际关系，强调社会责任、范化社会行为、秩序的作用。

父母的“口唤”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在重大事情上取得父母的“口唤”（许可、命令，名词）是非常重要的。做为儿女，尤其在婚姻、外出等大事上一定要取得父母的“口唤”（同意，名词）。没有父母亲的“口唤”（允许，名词），即使是儿子已成家立业完全独立生活，也不能擅自做出重大决择。如果在某件事情上得不到父母亲的“口唤”（许可，命令），就不能于那件事，即使干了，并且办成功了，因父母也不同意，也得不到亲戚朋友们的认可，自己心理也感觉不踏实，总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除真主的定然外，父母的“口唤”也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教主的“口唤”在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中，“口唤”也指办事得到门宦教主或掌教阿訇的允许或认可。在教权非常强大的门宦中，教徒称教主为“爷”，对于教主的“口唤”（命令，名词）要绝对服从，“教主之言，奉之为金科玉律，甚至教下子女之婚姻，皆取头于教主之意…”，在这里，“口唤”一词除有命令、许可之意外，又暗含着一种封建特权的等级制度观念，反映了教主与教民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和统治与被统治的实际关系。

离别时的“口唤” 人生最大的离别莫过于生死之别，穆斯林把人的去世说是“口唤”了。此外。穆斯林在病危时，很重要的一件事即是向亲戚、朋友要“口唤”，而健在之人也要向临终之人要“口唤“。特别是当一个人感到在一生中非常对不起某人，伤害过某人，对某人扪心有亏时，在临危之际特别惦记着要向这个人要个“口唤”（原谅，名词），以求得他（她）的宽恕和谅解，免得在后世受真主的审判和严厉惩罚。因此要了“口唤”之后，才能安心地离开人世，而亲属朋友讨得了的“口唤”（谅解、允诺，即不咎既往）之后，才能觉得内心坦荡、安然。相互之同的一个“口唉”，就化解了人生在世的恩恩怨怨。夫妻离婚的时候相互要“口唤”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夫妻离婚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管因何种原因而导致离婚，毕竟还是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期间难免有磕磕碰碰和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对方导致离婚时，互相要个“口唤”，以求得相互谅解。

四、口唤的功能

从积极意义上讲，对于穆斯林来说相互要“口唤”表现了一种方式，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和一种社会交际方式。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相互之间要“口唤”即起到一种制约道德行为的作用，也起到一种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归纳起来大概有一下几个方面：

穆斯林之间相互要“口唤”的主要原因当然来自，通过要“口唤”也体现了一种对自己行为、言语的反省（主要是宗教意义上的），但也包含着一种道德感。穆斯林要“口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和免于后世的惩罚，但要“口唤”的这一行为有时也流露出一种道德上的愧疚感，尤其是因伤害、对不起某人或对某人扪心有亏而要“口唤”（谅解，名词）时，表示一种良心上的自我遣责，希望通过要“口唤”对自己的过错、过失做点弥补，得到一些心灵上的自我安慰。怀着这种心态要“口唤”的人，应该说也是乐意反省自己，具有道德责任感的人，他有“知错改错”的良知，通过要“口唤”来求得对方的谅解和自己内心的平静、安慰。所以在这种情形下，相互要“口唤”，对人们的道德行为必然会起着一种制约作用和规范作用。

规范社会行为，强调社会责任。穆斯林要“口唤”，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取得对方的同意，如对方不同意，则拿对方的东西或干某事是“害拉目”，不合法的，这种不合法主要是宗教意义上的。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任何一种宗教都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劝人行善，止人做恶，做为信教之人，不台法的事情谁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干。做为一个穆斯林，如对方不给“口唤”，就不能干某事或不能拿对方的东西，从而对个人的社会伦理行为又起到一种规范作用。“口唤”的约束力在不同的人身上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具有不同程度的约束力。

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类似公用的宗教用语还有很多，如“赛俩目”（问候语）、“乃麻子”（礼拜）、“者麻提”（教坊、清真寺）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穆斯林来说，起着一种文化、心理和民族感情上的认同作用。一句“口唤”不仅可以化解宿怨，而且无意识中拉近了彼此的情感距离，彼此之间感到一种亲近感。

参考文献：

[1]古兰经[M].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马吉元.回族“口唤”对回族民商事行为影响的调研报告――以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为例[J].传承，2014，03：110-111.

[3]马健君.伊斯兰教视角下的中国回族日常生活[J].昌吉学院学报，2011，06：11-15.

[4]马晓玲.宁夏北部回民话词汇特点新探[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4：24-27.

[5]任继愈.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沈玉萍.“口唤”一词文化解读[J].青海民族研究，2003，01：6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