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协同发展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协同发展，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9-0059-03

本文是徐州市科技情报所项目《徐州生态环境对城市化建设承载能力的评估研究》的研究成果。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发展背后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经济发展初期，我国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了经济高速增长，为了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忽视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的损失。现在中国虽然成为了制造业大国，同时也成为了世界上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但环境与经济最终是可以协同发展的。

二、协同学理论

协同学[1](Synergetics)是由赫尔曼・哈肯(Harmann-Haken)在20世纪70年代创建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是研究开放系统通过内部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而形成有序结构机理和规律的学科，是自组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在一个系统发生相变时，会因大量子系统的协同一致引起宏观结构的质变，从而产生新的结构和功能。赫尔曼・哈肯对协同学概念和研究对象的表述是：“协同学是一门横断学科(交叉学科)，它研究系统中子系统之间怎样合作以产生宏观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或功能结构(即怎样产生“自组织”，它研究由完全不同性质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通过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整个系统将形成一个整体效应或者一种新型结构，这个整体效应具有某种全新的性质，而在子系统层次上可能不具备这种性质。赫尔曼・哈肯还强调：协同学从统一的观点处理一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宏观水平上结构和功能的协作。协同学的理论核心是自组织理论(研究自组织的产生与调控等问题)，这种自组织随“协同作用”而进行。“协同作用”是协同学与协同理论的基本概念，实际上就是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和有机整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强调系统内部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差异与协同，强调差异与协同的辩证统一必须达到的整体效应等。据哈肯协同学的役使原理，系统在相变点处的内部变量可分为快、慢驰豫变量两类，慢驰豫变量是决定系统相变进程的根本变量，即系统的序参量，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机理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交的特征与规律。系统协同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因此，仅研究少数序参量变量的方程，就可以确定系统的演化行为。

三、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ene)和克鲁格(Alan Krueger)在对66个国家的不同地区，14种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质12年变动情况进行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污染物质的变动趋势随人均收入增长先增加，后下降。污染程度的峰值大约位于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他们首次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即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库兹涅兹曲线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就是因为它与人们的感觉相符，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史相符。

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相互促进关系虽然社会可以在一定阶段用牺牲部分环境的方式去换取经济的发展，但到一定阶段，这种关系会发生逆转。那时，经济的发展不仅必须以环境的不断改善为前提，而且必须以牺牲部分自身的发展为代价。当环境的恶化到达一定程度时，它的继续恶化不仅不能换来经济的继续发展，反而会严重阻碍其发展。因为环境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如该基础被破坏，必然使经济的发展失去支撑。此外，由于技术的进步，环境的改善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这也是经济发展为环境改善带来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所以，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环境与经济发展对福利的重要性发生变化时并由此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时，社会会将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做法转变为以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质量改善的政策，这时经济发展才能与环境的改善相一致。所以当经济与环境不协同时，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会受到受到一定的制约，而如果经济和环境协同发展则会促使

四、徐州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实证分析

1.徐州经济发展与环境现状

(1)经济发展概况

徐州市位于江苏省西北部，现辖4县、2市、5区，面积11258平方公里，总人口934.73万人，其中市区面积1038平方公里，人口167.33万，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较大城市，也是江苏省重点规划建设的四个特大城市和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之一。近年来，徐州市的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结构，为各地客商来徐投资创业创造了较为优越的基础条件。2006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212.15亿元，财政收入145.26亿元，经济发展跨上了高速增长的起飞平台。2004年徐州入围了“中国十大经济活力城市”的20个候选城市，并被提名为“公众最向往的城市”；荣登《福布斯》2004年度“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被台湾对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评估权威机构评为台商14家“极力推荐投资城市”之一。

(2)环境现状

徐州是以能源和资源消耗为主的工业城市，是国家113个大气污染控制重点城市之一，结构性大气污染比较突出，粉尘、烟尘、扬尘等“三尘”污染和二氧化硫污染严重。近年来，徐州启动了“蓝天工程”，大力实施大气环境综合整治。截止到2006年末，已成立各级环境监测站11个，建成烟尘控制区23个，面积274.95平方公里，比上年增长6.6%。对重点排污单位进行了排污达标治理。全年完成环境污染限制治理项目44个，工业废水排放总量23500万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1658.85亿标立方，工业粉尘排放量6.6万吨。

2.徐州经济与环境协同评价计算过程与分析

(1)计算过程

①系统子系统的序参量与子系统的有序度[3][4][5]

设其子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序参量变量为ej，ej=(ej1，ej2，……ejn)，其中n≥0，βij≤eij≤αij，(j=1，2)。不失一般性，假定ej1，ej2，……ejl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越高，其取值越小，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假定ej(l+1)，ej2，……ejn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其取值越小，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则可以计算ejt对sj的有序度uj(ejt)为：uj(ejt)=i∈[1，l]i∈[l+1，n](1)

由uj(ejt)取值的大小，可以说明ejt对sj有序的贡献程度。当然在实际的系统中，会有若干ejt，其取值过大或过小都不好，而是集中在某一特定点周围最好。对这类ejt总可以通过调整使其成为上述两类中的一类，从而用上式计算其贡献值。例如，设ejt的取值以接近于标准值e为准，则定义=(2)

可见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越高。

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第j个子系统的序参量对第j个子系统的有序度的“总贡献”，即：uj(ej)=[uj(eji)](3)

同样uj(ej)∈[0，1]，uj(ej)越大，ej对系统有序度的贡献越大，系统有序的程度就越高。

②系统协同度模型

设对给定的初始时刻t0，各子系统序参量统有序度为u(ej)，(j=1，2))，则对整体复合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时刻t1而言，若此时各子序参量的有序度为u(ej)，(j=1，2))，定义cm为复合系统协同度： cm=θu(ei)-u(ei)(4)

式中：

θ=(5)

(2)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指标均从徐州市统计年鉴上查到或经过二次计所得，同一城市不同年份之间可以进行比较(见表1)。表1. 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指标

(3)经济与环境系统协同发展分析

根据系统协同的模型的步骤，首先以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的标准化值为基础，结合每个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每年的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的有序度，根据公式计算出两系统的协同度如表2。 表2. 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有序度和协同度表

根据表1数据，作如图1。

图1、徐州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协同度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1996年到2004年经济系统的有序是一直处于发展态势，由1995年的-0.947到了2006年的1.512.而环境系统的有序度却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反而在1995和1996年期间，处于较高有序度，而到1997到1998年又出现了有序度的降低，在1998和1999年环境系统的又出现了有序度出现了提高，而2001和2002年却有出现了负值，与经济系统的一直处于上升态势是完全不同的。而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协同度也可以看出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两系统的协同发展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在1996-1997年是处于上升趋势的，而1997-2001年处于协同度是逐渐上升，说明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是处于协同发展的阶段，但在2002年由于环境系统的有序度较差，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发展出现了不协同的现象。过了2002年以后二者的协同度大幅度提高。这说明环境和经济之间协同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有序度开始降低，在1995-1997年间，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状况有所改变，1998-2001年间。但到了2002年以后，环境系统状态开始有所反复，总体来看，十二年来，徐州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是波浪形。

五、结 论

通过对利用协同学的观点，徐州1995-2006年以来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分别计算其有序度，然后计算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协同度，经济系统的有序度是一直处于逐渐上升的阶段，而环境系统的有序度却是处于不断波动，且波动的幅度不等，有加大趋势，二者的协同度分析可以看出徐州的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波动的阶段，没有明显的倒U型曲线而属于波浪型曲线。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ene M， Alan Krueger. Economic Growth and the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2]Harken H. Synergetic computers and recognition-a top-downapproach to neural nets[M]. Berlin：Springer-Verlag，1991.

[3]陈燕新，戚飞虎.对协同学算法的研究[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1998，32，(8)：8-10.

[4]黄鲁成，张红彩，.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系统协同度分析[J].统计观察，2006，(6)：78-80.

[5]苗 红，王华峰，韩文秀.我国“高等教育一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度发展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The Research on Synergetic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Xuzhou

Zhang Jing

(School of Environment Science & Spatial Informatic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008，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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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及重庆保税港区年度统计资料，见表1、表2。表中的上、下限指标值分别取2008—2013年各项指标的相应数值。为了弱化数据计量单位不同对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首先利用SPSS19．0软件对各评价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处理的矩阵表达结果如下。

(二)子系统评价指标的赋权在计算各子系统的有序度之前，需要合理赋予各序参量指标不同的权重。本文采用常用的客观赋权法、CRITIC法来确定各序参量指标的权重，CRITIC法的基本原理为。如图1所示，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区域经济系统整体处于协同状态(C＞0)，但复合系统协同度不高，系统协同度平均值不到0．2，系统协同度最大值为0．26219，最小值为0．0527，波动较为平稳。此外，区域经济系统有序度大于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系统有序度，说明重庆保税港区港口物流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系统有序化发展程度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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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U69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Port logistics development needs of hinterland econom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hinterland economy will also drive the construction of port logistics. At present，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the Guangxi is facing many good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ort logistics is the basi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nterland of Guangxi beibu gulf port logistic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status quo， using the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e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gxi beibu gulf port logistics and the hinterland economy， found that both have higher correlation， but also the existence of some not harmonious facto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rt logis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port logistics； hinterland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0 引 言

随着中国――东盟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等，广西迎来多区域合作发展的大好时机。而推动港口和海运发展将成为促进多区域合作的有效手段。但是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存在着港口规模小，集疏运基础设施不完善，信息化水平偏低等问题，不能满足腹地经济区内相关产业发展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反过来港口物流发展不足也制约其腹地经济的发展。然而，腹地经济为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发展提供主要货源，为港口物流的发展提供空间保证。同时，腹地经济向港口物流输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高素质人才，对港口物流的发展发挥服务支撑作用。港口物流发展需要腹地经济的大力支持，腹地经济进一步发展也将带动港口物流建设。所以，研究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港口经济腹地，是指港口的经济服务区域，为港口提供进出港货物的经济范围，其内涵是港口的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地域空间[1]。广西北部湾港口腹地面积广阔，按照吸引作用的大小和范围的不同，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腹地，包括广西的钦州、北海、防城港、南宁、玉林和崇左等，也就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所辖行政区；第二层腹地主要包括广西的其余地市；第三层腹地是作为新战略支点所辐射的中南西南部分地区[2]。根据数据的可得性、科学性，结合区域经济整体性原则，将研究范围限定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

1 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1.1 港口物流发展对腹地经济的影响。港口物流能够直接推动腹地经济的发展。比如港口物流服务于港航、船运等直接产业的发展，继而带动当地GDP、地区财政收入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增加，直接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港口物流的发展能促进腹地经济范围内增长极的形成。它促使大量生产要素不断地向港口以及周边低成本地区转移，吸引关联产业的相对聚集，进而形成“产业集群现象”，逐渐在腹地经济发展中发挥增长极的作用，促进增长极的形成，对区域整体繁荣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

港口物流发展对腹地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港口物流的发展会扩大港口的规模，提高作业效率，增加国际航线数量等，吸引周边港口的许多货物来此港口中转，刺激港口物流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港口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港口关联产业的发展，形成马太效应[3]，促进腹地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1.2 腹地经济发展对港口物流的影响。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产生大量货物运输诉求，增加港口货物及集装箱吞吐量。腹地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港口与海外市场相连接，将腹地的产品销往国外；另一方面，腹地经济的发展，需要从海外进口加工原材料和产成品等资源。因此，腹地经济的发展水平、规模、结构、对外贸易情况等影响着港口的吞吐量。

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物流运作提供空间保证。腹地经济的发展和港城的建设，促进区域内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港口货物的运输和中转提供了便利条件，扩大了港口的腹地空间范围。因此，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物流的发展和内陆交通运输通道的连接提供了发展空间，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物流提供综合配套服务。腹地经济的发展吸引人才、企业和资金等的集聚，促进了区域内金融、运输、信息技术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而港口物流需要一个综合的配套服务体系，这些行业的发展为港口物流的运作提供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全面的高素质人才。

2 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实证分析

2.2 灰色关联分析的理论及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各个因素数列曲线几何形状的接近程度对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相似，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二者关联度较高；反之，则较低。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4]。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样本的数据量多少、数据的分布有无规律性等一样适用，已经在生态、农业、教育、经济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灰色关联分析法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在广西的三大产业及外贸进出口总额中，港口物流与第二产业的关联度最高，与外贸进出口总额关联度较大，其次是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关联度最弱，这与区域产业的结构有关系。

①广西第二产业产值与港口物流的关联度最高为0.8167，说明现阶段影响港口物流的关键因素是第二产业，从第三章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发展迅猛，占三大产业中的主导地位，第二产业的发展通过港口对外输出产品及输入原材料、半成品等各种资源，这也促进了外贸进出口额的增长，外贸进出口总额与港口物流的关联度为0.7886。

②港口设施的完善、营业收入的增长刺激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乃至广西全区第三产业的发展[5]。但是从计算结果来看，港口物流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很低，重要原因在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第三产业与港口的发展不协同，这也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之一。

③港口物流与第一产业的关联度最低为0.6228。这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关，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此外，港口货源类型也由低层次的原材料转变成了加工制品出口。

（2）固定资产投资额与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关联度较低。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 907.67亿元，比上年增长21.4%，广西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的完善起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将会加快沿海港口与经济腹地的通达性。据2013年广西统计公报显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额1 098.73亿元，比上年增长23%。通过计算，两者之间的的关联度仅为0.6737。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与港口的发展步伐不一致。

3 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的建议

上文对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腹地经济各个主要指标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发现二者之间有着较高的关联度，但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制约了港口物流的发展，为了促进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的互动、协同发展，并结合本文的分析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

3.1 加大港口城市的对外开放力度。港口在广西对外经济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起步晚，发展缓慢，因此，扩大港口腹地区域的对外开放就显得很重要。从发展的需要看，随着中国东盟贸易的频繁往来，大多货物都需要从港口城市进行进出口，因此，进一步扩大港口开放对于促进广西北部湾港口的进一步发展，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有积极的作用。

3.2 整合广西北部湾三大港口资源。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的成立有利于统筹规划北部湾港口的管理。第一，按照广西北部湾港口的整体布局，推进各港口规划，对港口进行统一建设，避免在港口资源及设施等方面的重复投入，导致成本支出过多。第二，对港口进行统一经营，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从全局角度考虑，立足整体利益，统筹和指导各分公司开展各种港口经营活动，使其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优势，形成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6]。

3.3 建立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加快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是港口物流向更广大的经济腹地延伸的关键。一是加快铁路建设，尽量避免因铁路的疏港能力不足导致货物到港后被积压、分流，造成广西港口、铁路的货源流失的状况。二是加速铺设广西高速公路，形成以北部湾港为核心，辐射周边地区的公路运输网络，提高了港口的集疏运效率，为客户提供了便捷的服务。

3.4 完善和建立港口的相关产业。进一步完善和建立相关产业，加快完善港口外部配套环境，提高综合服务功能[7]。首先，可以从政府的优惠政策着手，吸引各地企业来投资建设，加快临港产业的发展，同时，加大通讯、水电、金融、保险等服务型行业资金投入，多管齐下，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港口周边产业企业的快速良好高效的发展提供有力条件。

3.5 加强物流人才培养。具有高素质、高效率的人才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推力。广西北部湾港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其未来的快速发展需要很多专业的物流人才。广西地区高校作为培养广西物流人才的主要阵地，应积极建立贴近实际的教学实践基地，将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相结合，与企业深入交流，使得人才培养更具备针对性与地区性特色，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企业也可以与高校合作，开展在职物流人才再教育，进一步深化在职人员作业技能，提高在职物流人员的素质等。

参考文献：

[1] 郭启松. 青岛港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研究[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 叶时湘.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R]. 南宁：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2014.

[3] 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等. 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篇4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028-02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途径,是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任务、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强力推进,用科学规划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位列我国未来五年科学规划的十大方略之首,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必须以全新的视角、系统的思维审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背景、新内涵和新特征。

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这20字方针,既是我国新农村建设长期的奋斗目标,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各个方面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主要包括发展新产业、建设新村镇、构筑新设施、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发展新产业,就是要打牢物质基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这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着力点。建设新村镇,就是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使农村的发展得到合理规划。构筑新设施,就是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包括清洁安全饮水、道路交通、电力、信息网络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培育新农民,就是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推进农村科技推广和医疗卫生体系等,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讲文明”的新型农民。树立新风尚,就是要加强和完善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倡导新风尚。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新”的内涵,切实做好“新”的文章。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正规的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在贫困农村地区的信贷市场上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根据清华―汇丰农村金融项目2006年对西部四省区的调查,商业银行基本退出了农村贷款市场,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贷款,实际只是对城镇居民提供的住房按揭贷款和对农副产品收购企业,以及一些风险可以控制的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很少向农户提供小额贷款。而作为当前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的信用社,虽然对高收入客户有较高的覆盖率,但是对低收入农户的覆盖率比较低,大部分低收入客户无法从信用社获得贷款。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包括正规性金融组织与非正规性金融组织两大类。目前它存在诸多问题,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在淡出农村金融市场、农发行的政策性金融功能弱化、合作金融的“互助共济”性的缺失及非正规金融组织中的高利贷。现阶段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客观需要,必须在坚持“五农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以政策性金融组织为基础、合作金融组织为主导、商业金融为发展方向的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组织新体系。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历来关注与解决的问题。诸多“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保持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农村金融改革在政府主导下围绕农村金融组织更好地服务“三农”这一中心而展开,包括恢复农业银行、扩大农村信用社自、创立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促使农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性金融企业、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恢复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组织、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明晰产权和完善管理体制的改革等,基本确立了农村金融主体运作的基本规范,建立了农村金融市场框架。近年来全国蓬勃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也急需金融的支持,但从1999年金融体制改革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的放贷权,只保留了吸储功能;占据大片农村金融市场的邮政储蓄也只吸储不放贷,使得本来急需资金支持的广大农村得不到现有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持的同时,农村资金通过银行、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等渠道流反而流向城市,严重阻碍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福利改善。而加入WTO使我国农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造成巨大影响;同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必将以其资金、技术上的优势占领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这将直接威胁到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存亡;而金融业存在的诸如农村金融组织不能完全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承受着较沉重的不良资产的负担、缺乏有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和竞争政策、金融机构享受着来自政府的隐含担保等导致的中国农村金融供求结构问题也必将面临全面的改革与转轨。因此,要很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大力实施新农村建设规划,就必须关注和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与业务发展,这在目前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各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成及发展

农村金融是指农村货币资金的融通。即以信用手段筹集、分配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活动。历史上最早的金融活动产生于原始社会瓦解时期,条件是私有财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日益频繁,调剂资金和组织货币流通日益重要,信贷、汇兑、结算等金融活动迅速发展,银行成为主办金融业务的机构。德国是世界各国中建立农业金融制度最早的国家,在1770年成立了土地抵押信用协会。19世纪50年代以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农村金融业务主要由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办理。1849年德国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习称雷发生合作社。以后许多国家纷纷建立类似的合作金融组织和农业专业银行。

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成也各不相同。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农村金融为地主、富农所左右,都市和城镇的钱庄、商铺也有很大的操纵力量,其金融活动主要是放高利贷,剥削贫苦农民。政府办理农村金融业务的主要机构是中国农民银行,为当时的四大银行之一。它提供的农业贷款和农业建设投资大量转为地主、富农发放高利贷的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体系由全民所有制的中国农业银行和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所组成。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历史上曾发展过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以后其业务为国家银行所代替。在日本,农村金融基本上由政府指导和资金支持的合作金融组织所独占;在法国,省和省以下合作金融组织占主要地位,中央一级农业专业银行则为国家银行;在英国,主要由商业银行和农业专业银行(农业抵押公司)办理;在美国,商业银行、合作金融组织、农业专业银行,以及一些政府机构下属的金融组织都起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了办理农村金融业务的世界性组织。最早的是联合国于1945年组建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集团),该集团中的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农村发展贷款。主要项目有:灌溉和排水、林牧渔业、多年生作物、科研推广、农产品加工、耕地开发,以及农业信贷等。1974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粮食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该基金是联合国国际性的农村金融专业机构,其任务是为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贷款和赠款。此外,还有一些世界性和地区性政府间共同建立的金融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也办理农村金融业务。

农村金融活动是信用活动、资金运动与贷币流通这三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范畴的统一。在中国,其活动范围主要是:(1)信贷资金本身的调剂,如农村存款的吸收与支付,农业贷款的发放与收回;(2)信贷资金与农村各类资金(包括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商业部门的预购定金,有关业务部门用于农业的资金,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户的自有资金)之间的融通和调剂;(3)对农村货币流通(包括现金流通和非现金转账结算)的调节与管理。

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我们看到印度和孟加拉的微金融机构正在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应该是多层次,但不同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都面临可持续性的问题。尽管微金融模式对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未必是合适的模式,但是印度和孟加拉保证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采取的一些做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特别是对我国村镇银行。采取何种组织手段,保证比较高的还款率,如何进行信用风险的管理等问题,都需要根据我国农村地区的具体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创新。有关研究表明,要使农村金融机构实现机构的可持续性,政府需要在基础设施和技术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重新界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增加资金投入;建立以政策性金融组织为基础、合作金融组织为主导、商业金融为发展方向的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制定“合作金融法”对农村合作金融加强监管;增设新型农业保险组织,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建立中小农业担保公司等。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农村金融组织与业务的创新发展对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繁荣农村经济的首要任务

虽然我国近30年来各地农村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工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但问题还很多,新农村建设从何抓起,力量往哪里使,工作的突破口在哪里?现在地方党委、政府绝大多数都认识到,农业发展水平低,农民增收缓慢,这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矛盾,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发展现代农业。思想认识的统一,使发展现代农业有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发展有了新思路。绝大多数省市区,特别是农业大省,开始跳出农业抓农业,用工业理念来发展现代农业。湖南省提出从六个层次发展现代农业,即发展设施农业、效益农业、安全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循环农业。沈阳市沈北新区以引进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为突破口,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了新农村建设进程。 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多数地方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都普遍加大。沈阳市沈北新区在运作建设资金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建立了三大体系:一是放开要素市场,建立民营资本投入体系。将供电、供水、供热等可经营类项目全部市场化,引入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集中使用财政资金,建立“支农、惠民”公共财政体系,集中财力办大事,使财政资金重点向具有长期性、基础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项目倾斜。三是拓展融资渠道,组建国资公司、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建设开发公司三大融资平台,与金融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吸纳银团资金参与新农村建设。但在看到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与成绩的同时,更要分析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1.发展现代农业的投入大与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矛盾。农业比较效益低,难以吸引资金投向农业;社会上的资金多数投入城市和二、三产业,这是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2.发展现代农业与分散小农经济的矛盾。我国农户土地规模小,农民经营分散、组织化程度低、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这是发展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必须面对的问题。

3.发展现代农业与地方财政紧张的矛盾。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是我国农业地区的基本特点。农业县区既要保人员工资,又要解决一些必需的社会发展问题,无力增加对发展现代农业的投入。同时,发展现代农业对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花费时间长,效果不明显,由此而导致一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内在的积极性。

四、处理好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确保农村金融稳健运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处理好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确保农村金融稳健运行,既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金融所提供的服务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金融服务功能的拓展,金融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为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与活力。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密切,表现为农村经济决定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决定农村金融活动的规模与发展程度。农村金融在整体经济的关系中一直居于从属地位,其基本功能是满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需求、投融资需求和服务性需求,它绝不能凌驾于农村经济发展之上,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状况而盲目追求自身的发展。反过来,农村金融又是农村经济运行的中心,通过融通农村货币资金,优化配置农村社会资源。它既关系到农村物质技术基础、生产条件的改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及其组合利用程度,又关系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农村资源开发利用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影响农村经济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加快培育新型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以发展小额信贷为重点,培育民间金融组织。2007年中国改革调查问卷报告显示,对于如何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专家们主张扩大国有商业银行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扩大农信社职能、发展外资农村银行的比例分别为19.57%、13.94%和10.99%。大多数的专家认为,应该以小额信贷为重点,发展农村民间金融。只有通过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创新农村信贷抵押担保形式、大力发展适合农户需求的“草根性”小额信贷组织等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才能解决农村中小企业难以找到有效的贷款抵押资产而造成农村贷款难等问题,有效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体系的补充作用,支持促进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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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3-0091-06

一、文献综述

协同是指系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个体相互作用和有机整合的过程。国内外对流通业与相关产业协同的研究主要侧重研究了流通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在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的内涵方面，邹筱 等（2012）认为需要一种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来促进流通业专业化的服务与制造业的物流需求之间的融合[1]。陆剑宝和梁琦（2012）认为生产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存在着三种协同关系，分别为基于产业集群的生产业协同、基于价值链的生产业协同以及基于制造业的生产业协同[2]。在流通业对制造业促进作用方面，Gielens et al（2001）提出诸如品牌运营、市场销售等重要流通环节对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会起到重要作用[3]。在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机理方面，（Harrington，1995；吕政，2006；庄尚文 等，2008；吴群，2008；高峰 等，2012）、（Hutton，2004；陈宪 等，2004；黄福华 等，2009；Cohen，2013；韦琦，2011）、（Czarnitzki et al，2000；Hauknes et al，2008；陆小成，2009）分别从获取外部规模经济、分工深化的需要、实现互动创新三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王珍珍 等，2010；刘丹，2012；黄宽，2012；赵霞，2012；孙鹏 等，2012；雷勋平，2012；施国洪 等，2010；韩丹丹，2011；王军 等，2012）主要采用了灰色关联、投入产出、协调成熟度与DEA 这四个模型对流通业与制造业的协同性进行了测度与评价，主要结论是两者发展不够协调。在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的研究方面，李丽（2014）研究了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演进的过程，定量分析了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所处的阶段，指出目前我国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4]。至于流通业与区域经济的关系，赵萍（2007）认为流通业产业与区域经济有较强的关联性，流通产业集群通过集聚产生扩散效应，进而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5]。流通业集群形成的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形成巨大的辐射作用，使得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不断增强。国内外关于流通业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但就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研究较少，因此，文章首先论述二者协同发展的机理，然后构建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最后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二、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效应分析

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对双方经济功能的发挥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正相关协同效应、交叉协同效应和多层级协同效应。

（一）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正相关协同效应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流通业承接着生产和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正常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流通业规模及效率提高，国民经济效益和经济运转效率将会明显改善。流通业的发展速度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一致，甚至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则将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瓶颈。反过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流通业的成长起到了强大的带动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流通业将逐渐具备相对独立性，并逐步成熟。因此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具有正相关的协同效应。

一方面，流通业通过连接生产和消费对国民经济中的企业生产和各个行业的发展发挥着引领市场、决定生产、促进消费的作用。具体来看，流通业通过发挥其规模优势以及采用先进的流通模式等手段降低产品价格和经济运行成本；通过商品流通交换和为其他产业提供服务把各个不同产业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增强了各个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最终提高优势产品、企业、产业的竞争力，进而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对流通业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有利于促进流通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流通模式的不断创新。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越强对流通业正向辐射效应越强大，具体表现在政府及社会加大对流通业的投资力度，流通业的基础设施会更加完善，从而流通业获得较快发展。

（二）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内部交叉协同效应

流通业和国民经济内部存在着交叉的影响过程：首先，流通业发展对经济发展贡献较高，流通业产值增长越高，GDP的增长速度就越快。其次，流通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中的就业状况可以产生明显的影响。流通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人力资本要求相对较低等特点决定了流通业在经济发展中成为解决劳动力就业的最主要行业之一，在就业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最后，从流通业与其他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可知，流通业是前向部门，流通业提供的大多数产品属于生产服务型资料，而各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有效消费这些生产服务型资料来实现的。

（三）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内部多层次协同效应

由于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主体层次性，流通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协同作用依次存在于企业、产业层级上。在企业层次上，流通业整体发展是各类流通企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增长最终亦来源于这些企业产生的贡献。在产业层次上，各区域内产业结构及主导产业集群的构成会导致对流通业产生不同的需求，从而影响流通业内部构成以及流通业规模的变化。同样，不同区域流通业的整体发展状况也会影响到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形成，进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流通业内部构成特征在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多层次协同效应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方面，流通业的内部结构是生产力分布特征的表现[6]。因为具有流通业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不仅是生产性要素，也是具有内在价值追求的资本性要素。人才的分布在流通业的不同内部结构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流通业的内部结构是资源的蓄水池，流通业的不同结构特征导致了不同区域内资源的分布状况差异，资源的积蓄作为经济运行高效率的重要标志，促进了资源集聚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构建

（一）框架构建

流通业与国民经济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复杂的综合系统，根据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效应，并结合二者的发展现状，本文构建了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如图1所示。

（二）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构建

1. 市场调节机制。流通过程诸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复杂多变的市场关系，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可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具体包括：（1）价格作用机制。价格机制的运行贯穿流通的整个过程，是市场流通的重要调节机制。具体表现在：首先通过运用价格机制，协调市场供求，合理调节流通中商品的供求关系，实现供求稳定，促使价格与价值的统一，进而实现商品的充分流通，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其次，价格机制调节能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和流通中商品的合理比例分配。参与交换的当事人的收入和支出，受流通过程的价格波动信号的影响，生产者会根据成本和利润的变动来重新组合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相对价格的变动促使社会劳动转变为社会紧缺产品，起到调节社会劳动分配的目的，形成流通中商品构成的合理比例结构。最后，调节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购买力决定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在货币收入一定的条件下，价格水平升降影响消费者购买力进而影响消费水平。当价格水平一定时，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消费构成。（2）利率机制。通过竞争过程中利率的变动，引导资金的流向，加大对流通业的投资，推动流通业的发展。（3）劳动力价格机制。劳动力价格上涨，流通企业成本上升，会阻碍流通企业的发展，劳动力价格下降，流通企业难以留住人才，同样会影响流通企业的发展。

2. 行政计划机制。我国市场秩序不健全，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政府在推动流通业发展和提升竞争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行政计划机制包括：（1）制定发展规划机制。政府根据地区的比较优势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利用获取信息便利的优势，制定流通业发展规划，并为促进流通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2）保护与激励企业创新机制。当今时代，创新能力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调控机制，保护与激励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鼓励各类流通企业不断创新流通方式，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从事网上交易。开展电话、网络和电视购物等交易方式，不断创新网络销售的新模式。（3）引导中介机构发展机制。即政府通过为中介机构创造公平的竞争和发展环境，引导流通业内部中介机构的规范发展，在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作用，使其真正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增强中介机构在流通业发展中的作用，在发展现代商贸流通业的同时，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改造传统商贸流通业，促进商贸流通业的改革和发展。（4）建设跨区域创新体系机制。政府通过跨区域科技合作及创新体系的建设推动本区域流通业融入到更宽更大的区域和全球的产业价值链中，实现流通业与全球市场、全球价值链结合。

3. 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是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动力，流通业的快速发展需要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匹配，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流通业的助推和带动。市场竞争促使流通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不仅能促进流通企业的发展，同时防止竞争对手的模仿。流通业通过两种方式优化要素资源的配置：（1）外部机制――通过包销、兼并收购、参股与控股、、连锁经营等多种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式进行优化。（2）内部机制――通过要素资源的整合、业务重组、优胜劣汰等多种方式进行优化。

4. 财政金融扶持机制。建立财政金融的扶持机制，刺激流通企业增加研发支出，提高流通业竞争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实现二者协同发展。（1）财政支持机制。首先，通过减免税收、加速折旧的方式对投资流通o予补偿，带动对流通业的投资；其次，通过财政补助、补贴等方式来鼓励投资；最后，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产业倾斜。（2）金融支持机制。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首先，政府对流通业的投资提供低息贷款，并且出面对贷款实行担保。其次，商业银行针对流通企业实行有别于其他行业企业的授信标准，缩短审批流程。再次，银行可对流通业相关企业贷款实行风险补偿机制及贴息，提高风险容忍度。最后，银行创新贷款形式。基于流通行业企业现金流、物流的特点，开发诸如合约、保单和票据贴现等新型抵押产品。

5. 合作机制。（1）信息沟通机制。在协同治理过程中，沟通障碍极易引起冲突，而政府可以通过构建公共信息平台，借助电子政务的优势，建立双向沟通机制，改善协同成员之间的沟通。很多地方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比较落后，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非常严重，给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和谐发展无形中设置了障碍。例如很多的物流企业通常在运输、保管和仓储的普通物流服务领域开展低价格竞争，但在专业化的服务领域却很难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二者协同急需相应的平台和桥梁。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实施信息更新责任制，不断加强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断促进各类信息资源的充分交换与共享。（2）跨区域协调机制，不同区域之间的有效合作，需要有相应的组织协调机构以及合理的协调机制。成立职能化的流通业组织协调机构，主要负责统筹规划、指导实施和信息沟通服务等工作，建立有效的流通组织协调机制，推动和引导区域流通业全方位、多层次、高效益全面合作。

6. 文化机制。（1）营造文化氛围机制。加强宣传，改变流通业主体的思想意识观念，做到诚信、守约、合作等，使流通业主体专注于核心业务，从而提高竞争力。对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比较好的区域，通过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以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消除两者协同发展的障碍，为流通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流通业人才培养创造有利环境。规范流通业的市场竞争秩序，稳定业内企业规模和管理水平，继续推进企业的信用评级机制，有效防范合同违约、恶意竞争、偷逃税费、债务拖欠等商业欺诈行为。（2）协同治理理念机制。区域政府逐渐转变为以流通业为导向，积极回应流通业发展需求的新型政府，不再是凌驾于流通业之上的机构。具体的可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保障流通主体基本需求；二是努力提高对流通主体的服务水平；三是加强与流通主体的沟通，提高他们的满意度。（3）制度体系机制。在我国目前法制环境下，各种非政府组织缺乏规范的运作进而影响着协同合作。因此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来明确其职责权限、规范运作规则，达到增强非政府组织的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的目的，最终为创建新型的社会管理和调控体系创造法制基础，更为流通业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7. 集约机制。通过集约机制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流通效率。集约机制包括：（1）物流资源的整合机制。通过对物流资源的合理组织、整合、优化配置和集成，把原来小规模的分散独立的物流资源重新分工和配合，形成物流联盟，最大限度地减少物流资源的浪费、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的竞争力。物流资源的整合包括物流基础设施、物流信息化、物流企业与功能等资源的整合，进而提供更加专业化的物流服务。（2）信息集约机制。信息化时代，信息不仅决定了流通业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决定着现代流通业的运作方式。在流通业发展过程中通过电子商务，流通业主体可充分利用Internet的巨大优势建立信息系统和网络平台，开展客户响应模式，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实现信息集约化，加快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

8. 创新机制。（1）流通主体创新机制。①加快流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即对原有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引入其他投资者，特别是战略投资者，一方面形成新的利益主体，另一方面充实流通企业资本金和流通资金，在新的竞争中获得资本动力[7]。②加快企业流程再造，重新设计流通企业的作业流程，使流通企业的成本、质量、服务和运转效率等各项指标得以明显改善。（2）流通方式创新机制。即建立现代物流配送系统。通过电脑管理、电视调度和卫星定位等现代物流跟踪系统，实现全天候物流配送。（3）流通空间创新机制。即区域流通与全球性流通紧密结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活动都必须参与国际流通。大多数流通企业都是全球流通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要使整个流通链条能够畅通运转，提高流通的整体运转效率，链条上的各个流通企业必须在各方面遵守共同的约定和规则。

四、促进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政府角色定位

政府在协调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其他任何市场主体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首先，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引领着流通业的发展方向。例如政府通过政策性财政金融机制来鼓励和引导流通业的发展方向，同时还可以通过舆论宣传工具，形成良好的协同发展理念。其次，政府能保证各项机制的顺利实施。政府通过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并借助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确保各项机制的实施。第三，政府要为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营造协同发展的文化环境，消除协同发展障碍，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创造有利环境。构建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增强非政府组织的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为流通协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四，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传播协同发展成功案例，交流总结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经验。

但是只靠政府的作用远不足以实现流通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政策的相互配合，以及区域政府之间建立跨区域协调机构和协调机制，最终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有效合作。

（二）完善基础服务体系，优化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硬环境

打造更高水平的便民商业体系。在各个社区商业的便民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通过传统和现代商业服务模式的结合，把零售、餐饮等各种便民服务结合起来，并把商业和民政等多种社区服务功能结合在一起，不断加快“一刻钟社区服务圈”这样一种新的便民商业服务网络建设起来，鼓励多形式发展居民服务业。

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加快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不断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做到农产品零售网络的全面覆盖，使农产品物流配送渠道全面畅通，有效衔接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建成以批发市场为核心、以零售网络为保障、以物流配送中心为支撑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积极推广农产品展销中心、农超对接、农餐对接、农校对接等衔接方式。

（三）优化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软环境

软环境是相对于硬环境的概念，是指除去物质条件外的制度、政策、法律、文化等条件的总称。

政策环境。政策支持是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的基础。各地区相关部门应该立足于本地区流通业和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切实需要，针对该区域经济和流通业的特点，制定相关政策。推动流通基本法的立法进程，做到有法可依，严格执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内需求从中长期来看具有很大潜力，应加快流通业的发展，助推国内消费，国务院应尽快出台各种法律法规，诸如针对批发市场、商业网点、网络销售、典当等出台相应的管理条例，以及针对大型商业设施（批发、零售）审批和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以法治商。为规范交易行为，应尽快出台公平交易和市场竞争法，为流通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和市场竞争环境。

市场环境。具备健康的市场环境，市场才可能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依靠市场来解决资金流、劳动力、商品流运动的方向，减少了资源配置中的无序甚至是不合理情况。实施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建立综合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的搜集、公布和分享平台，实现食品安全全程追溯。通过实行联合监管，加大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检测力度；严厉查处操控价格、垄断等破坏市场竞争的行为，严厉惩戒违法经营主体。在流通领域通过搭建失信企业数据库，加强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协同监管，进一步深化诚信体系建设。

（四）加大对流通业的投资，激发全社会发展流通业的活力

政府在不断加大对流通企业投资的同时，放宽流通企业的准入条件和领域，引入社会资本，拓宽投融资的渠道，不断带动整个社会发展流通产业的积极性，不断巩固流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成为整个社会愿意投资并能够产生高投资回报的产业。努力解决融资困难，不断引导创新发展，支持银行、保险、担保、典当、小贷公司、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融资机构开发出符合流通行业特点的融资产品，加强对中小商贸流通企业的增值服务。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发展针对流通企业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商圈及供应链融资等业务，加大对流通企业的支持力度。

针对流通业与国民经济协同发展，政府需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电子商务业务、物流配送业务、商品批发零售业、生活服务业等与流通业相关业务的发展，在遵循非均衡原则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品牌建设、政银企合作。

（五）走国际化路线，实施国际化战略，加快流通业国际化步伐

流通业应当定位于国际化、现代化、低碳化的流通发展方向，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较强的国际化优势、坚实的经济基础等条件，抓住目前流通业日益国际化的机遇，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从而提升流通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增强国际流通服务全国、辐射世界的枢纽作用为目的，吸引知名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国际采购分拨配送中心，支持跨国企业将研发和经营总部设立在我国，鼓励将诸如采购中心、分配中心、投资中心、运营中心、结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落户中国。积极落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政策，“零距离”对接国际市场，拓展海外营销渠道。鼓励外贸企业逐步将出口贸易链延伸至国外批零终端，同时延伸进口贸易链至国外上游生产供应商。继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进一步提升国际流通便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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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一亩三分地”思想，协同发展

《中华儿女》：近年来，京津冀一体化、北京城市副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一直是民众热议的话题。不久前，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更是引来社会的广泛关注。据您的观察，这些区域经济发展“大动作”的背景是什么？

徐洪才：在我看来，这些“大动作”的背后，其实都是要打破传统的“一亩三分地”思想，加强区域经济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同发展。

主席讲过，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定要打破“一亩三分地”，也就是说，行政分割、市场分割，阻碍了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具体而言，京津冀地区在协同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北京市承载了太多的功能，人口太多，大城市病非常突出。另外，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不清晰，产业分工不合理，区域发展未能形成协同效应。而且，京津周边小城市密集，落差较大，未能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同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也比较弱。此外，资源与生态环境脆弱，特别是大气污染，还有水资源短缺等问题都迫在眉睫，需要协同和一体化发展。

《中华儿女》：相较于过去的城市发展，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徐洪才：从战略上讲，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增长极：一个是珠三角，一个是长三角，另外一个就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协同发展有战略意义，它可以提升我们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

与过去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同，当下的城市群建设更多地强调差异化定位，以及产业化与城镇化的结合。同质化竞争必然带来低端产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而缺乏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必然带来“空城”和“鬼城”现象。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不是简单重复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化社会的线性发展轨迹，而是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其中，把人的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跨越。毫无疑问，这对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和谐稳定、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都会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中华儿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群，应当如何统筹、协调发展？城镇化、生态保护、城市群建设，如何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此前的城市布局与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徐洪才：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把它们讲清楚。但有一点比较明确，就是要因地制宜，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同地区城市，具有不同特点和优势，因此功能定位也各不相同。各地城市群规划和建设，一定要按照国家总体规划，围绕中心城市进行合理布局，防止出现过去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出现的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的现象，要特别注意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建设水平。注意保护城市的文化遗址和自然生态，努力建设自然生态良好，有自身文化内涵的智慧型城市。

打破本位主义合力共赢

《中华儿女》：在区域经济规划和发展中，各地区，包括各地方政府部门，又应该如何引领区域城市群建设所带来的变化？

徐洪才：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资源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就要求打破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本位主义，促进协同发展。现实中，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各地区必须提高认识，关键在于政府部门要克服本位主义，要有大局观念和战略思想，特别是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化改革导向。改革的核心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也是资源与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这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

《中华儿女》：根据您的观察，当前我国各区域城市群的规划与建设的前景如何？又会遇到哪些可能的问题与挑战？

徐洪才：虽然当前我们的国力有了很大发展，但应当承认，在很多具体指标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比如，城镇化水平。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大体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过去相比，当然有很大的提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因而，我们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此外，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自然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我们都还面临着相当繁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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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津冀经济圈 区域可持续发展 协同发展 政府间协作

近年,京津冀经济圈发展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和学者围绕京津冀经济圈发展问题提出了很多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见解。本文从环境上的可持续战略、区域规划上的协同持续发展战略和政府政策连续性三个方面分析京津冀经济圈可持续协同发展战略。

根据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可以将京津冀经济圈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京津冀三省市在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合理规划的保障下,在具有连续性的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实现经济互利、产业合作、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促进共赢的目标,从而实现自身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京津冀经济圈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限批”限制产业发展,企业亟待转型

区域限批启动以来,环保总局已经关停了很多严重违规项目,其中包括河北省唐山的新联钢铁、宝业实业集团、滦南华瑞钢铁的3个钢铁污染项目。今后,“区域限批”与“行业限批”的内容与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根据区域一体化中的增长极理论,其增长极定为三类,第一增长极是北京,第二增长极是天津,第三增长极为河北的石家庄和唐山。这三点基本可以辐射到整个京津冀地区,其能够抵制区域发展中“飞地”的形成,可见,唐山作为经济增长极的重要战略和现实意义。唐山地区的项目被叫停可以体现出国家在注重环保利益方面的战略部署。在京津冀的规划区域内,很多企业项目在环保、治污、减排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问题,如果在未来的发展中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放在同等高度,甚至将后者放在优先地位,那么协同发展将会因为“区域被限”而受阻,甚至出现不均衡和差距。

(二)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均衡,缺乏核心和辐射能力

京津冀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没有整体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未能形成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那样具有强大辐射作用的经济中心,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有竞争力的经济区域。

同时,核心城市与周边联系薄弱。大北京地区在城乡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发展水平、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差距较大。北京的经济发展未能带动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繁荣。区域差距的加大,使经济落后地区不仅个人收入偏低、群众生活困难,而且城镇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发展所需的资金严重短缺,并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三)政府行政划分限制经济合作,政策间断性制约持续发展

目前,京津冀地区政府参与市场竞争多,政府主导型经济比重大,这就促使不同行政区划往往首先考虑本行政区的利益最大化;其次地区不平衡阻碍了京津冀区域间要素的畅通流动,北京的人才一般只集中在北京,向周边省市的流动较少。另外,京津冀地区特殊的区位特点也减弱了合作动力,共赢效应还没充分显现出来。

大北京地区范围内行政地位或经济实力相当的城市之间畸形竞争,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的城市之间利益冲突,无行政隶属关系、经济实力不相当的城市之间不规范竞争。这一方面恶化了北京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北京的城市职能,加剧了首都的资源供给紧张和环境负荷加重的局面。与此同时,京津冀合作中很多政策都是时断时续,缺乏连续性,在一些领域的政策也具有时效性,没有后续考虑或者战略意识,这就造成了区域持续发展的困境和难题。

京津冀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生态发展模式

京津冀地区是一个由坝上生态屏障、燕山、太行山水源涵养地、下游九河末梢湿地、北京湾平原以及滩涂海湾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流域生态系统和大气污染物敛散的生态单元,建立生态发展模式成为必然选择。为了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协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发展中的必然选择。为了确保生态环境的质量和经济圈的发展,京津冀三方应尽快建立生态环境和减污治污机制。在各方政府的共同监管和三地企业的共同配合下,建立长效机制,形成专项基金,为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国家的经济和环保事业贡献区域力量。

(二)利用区域优势,形成区域规划框架

根据中国社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即《2006-2007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的观点,京津冀城市群总体结构应采用“点―轴”发展模式。京津冀城市群“点”的发展即是以核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等为主要“节点”,统筹发展;“轴”的发展就是城市群内外主要交通走廊和产业带的发展。三增长极,即北京、天津、河北的石家庄和唐山为三点,连线形成三轴,在轴线的规划内形成合作面,在此基础上进行辐射,涉及周边地区,防止出现边缘化区域和人群,不能共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利益。各个区域根据自身的强势项目、优势资源、科技实力等特长方面与其他区域进行配合,如唐山的资源优势,廊坊的地缘优势,保定的文化旅游优势,张家口、承德的环境优势,各城市应该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共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使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有条不紊的展开,最终形成资源共用、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经济圈。

(三)加强政府指导,形成连续政策体系

京津冀经济圈是由三个不同的经济实体组成的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如果只以市场来协调三方的利益关系,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是不现实的。正因为如此,政府指导和相关政策法规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充分考虑区际利益自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法规,调动各方生产的积极性,对京津冀经济圈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京津冀经济圈是一个由多城市组成的复合型经济区,其内部一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区际竞争和巨大的落差,整合过程也是一个协调和统筹过程。在区域市场转型中,塑造“市场拓展型政府”以帮助区域市场的创生成为必然选择。

(四)整合环保政策、区域定位、政府政策,促进持续协同发展

在京津冀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中,环境上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同步发展,政策要有连续性就构成了支撑京津冀协同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必须要素。这三个要素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应该在发展规划中同步进行。环境上的可持续发展是重要的外部环境,更是“十一五规划”的强制要求;区域的协调同步发展就是要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全面的考虑京津冀区域的所有地区,尤其是部分边缘化的贫困和欠发达地区,最终形成区域内的共同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是制度保证,由于跨省份进行经济合作,三个独立实体必然存在经济增长点的竞争,那么如何在协调中出现竞合,平衡经济利益,共享经济成果,就成为政府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

综上所述,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内部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一体化,同时对全国的统筹区域发展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加强京津冀经济圈合作既存在理论上的必然性,又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因此建立“环境同治,区域合作,政策互利,信息共享”的可持续协同发展的京津冀经济圈至关重要。在京津冀经济圈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突出增长的平衡性、增长方式的节约性,通过加强京津冀合作交流,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完善经济发展体系,最终实现京津冀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京津冀13市联合商业发展报告[R],2007-2-28

2.2006-2007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R].中国社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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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是指一个国家按一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内在联系、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布局和社会分工关系而划分出的经济区域。由于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经济区协同发展不力是各个经济区普遍面临的问题。本论文从宏观角度分析经济区协同发展不的表现、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促进经济区协同发展有所裨益。

一、经济区协同发展不力的主要表现

1.地区本位下的市场分割

目前，市场分割的主要特征是保护和垄断:（1）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2）积极争夺企业（包括）外资进入，限制企业流出；（3）鼓励产品流出，限制产品进入，限制竞争，特别是保护本地区的落后企业和产品，以及保护本地区的假冒伪劣产品。

2.经济区内部之间缺乏分工与合作，产业“同构化”与低水平重复现象突出

地方政府在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形成的竞争中，利用在产业政策制定层面、招商引资、利用外资的直接干预能力谋求各自地区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各自为战，产业结构同构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和发展，并进而影响到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的发挥。

3.区域合作机制欠缺，协调力度不够

目前各经济区基本都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协商机制，如建立区域协调组织，举办经济协调会、经济论坛，政府间签署协议等，但这些机制大都是临时性的，随意性比较大，未能上升到制度层面，并且由于各地区之间是平等的行政主体，区域合作只能通过反复的磋商、相互让步才能实现，协调成本高、周期长，很难形成长期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区域合作基本处于务虚、无序的自然状态。

二、经济区协同发展不力的主要原因

1.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不整合加大了经济区协调难度

行政区划使经济区的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遭到削弱，如果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重合，经济区的协调就是行政区内部的协调，相对容易；如果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不重合，经济区的协调就转变为行政区的对外协调，从而使协调难度加大。

2.经济体制转型促成地方政府“厂商”行为的发生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财税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制度与现行的行政区划制度相结合，使地方政府及其所管辖地区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地方利益集团的总代表。此时的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是财政收入最大化，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保护并发展本地区微观主体的经济福利。

3.压力型政府绩效评估下的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

在以崇拜经济GDP增长的评价体系中，一些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在任期内实施的某些制度创新，其目的主要是实现垄断租金最大化（主要表现为职位的升迁、权力的稳定性、对资源的支配力及灰色收入等）。因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在约束相对缺失的情况下，必然会向有利于自己或本集团利益的方向倾斜。

4.在计划与市场二元混合时期，地方政府仍有利用行政力量支配资源的能力

中国正处于计划与市场二元混合的时期，虽然建立市场体制、分权体制的长远目标是明确的，但在具体的运行机制中，行政力量依然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其虽不直接介入企业的投资与运作，但可以用土地、税收政策、环境许可等地方公共资源变相地作为投入，行政区内的公共资源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依托基础和可支配的资本，由此导致了各种非规范竞争和区域整体边际收益下降。

三、促进经济区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1.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尽量整合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尽量整合，协调由外向内，无疑能大大降低协调的难度。但是行政区划调整牵扯面广，需力求稳妥，切忌行政区划调整的随意性、盲目性。另外，经济区协同发展不力问题，有些确实是行政区划造成的，但有些则不然，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行政区划问题解决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区协同发展问题的解决。

2.改变惟GDP论的政绩导向，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

这个科学体系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如何平衡“硬指标”与“软指标”的关系。过去对政府官员政绩的评价，重经济发展类的“硬指标”，轻社会发展类的“软指标”，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如何平衡“行政区经济”发展情况与“经济区经济”发展情况的关系。必须既要考核“行政区经济”的发展情况，又要考核对“经济区经济”的贡献情况，这样才比较全面。

3.科学规划经济区内产业结构，突出各自特色，优势互补

科学的区域经济规划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推进区域内产业的集中度，即区域内的专业化生产，突出特色；二是推进区域内相关产业的前后一体化，在整个经济区范围内形成合理的产业链；三是经济区内各行政单元在产业布局上要有进有退，进入在经济区内具有较大优势的产业，退出在经济区内没有优势的产业，从而避免短期行为和重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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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产教融合是解决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必要途径，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可促进经济与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是汕头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1.深化产教融合可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弱、人才稀缺等问题。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是推动汕头加快经济发展的根本。深化产教融合是解决汕头高层次人才、技能型人才稀缺，创新能力弱、研发能力弱的有效途径。依托职业院校师资这一人才智库资源，通过产教融合，为本地企事业单位和区域经济提供更加本土化的人才服务，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职业院校为本地企业培养了大量急需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企事业单位与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对解决创新能力弱、研发能力弱，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稀缺、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十分必要。2.深化产教融合可以解决当前职业教育存在问题、促进职业教育加快发展。立足区域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通过因地制宜的产教融合，职业院校可以借外力解决资金、场地、实践教学资源不足、实训设施更新慢等问题。促进职业教育加快发展，提升社会服务能力。通过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促进师资队伍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师资的成长，产教融合是解决当前汕头职业教育存在问题的必要途径。

（二）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

职业教育的生源以本地生源为主，汕头中职院校生源均来源于潮汕地区，高职院校生源70%来自潮汕地区，据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办统计，汕头职院60%以上的毕业生毕业后留在汕头及潮汕地区工作，中职院校毕业生留在潮汕地区工作的比例更高。而本地区本科院校培养的毕业生仅有不到10%留在本地区工作，可见职业院校是本地企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主要来源，在潮汕地区的企业特别是占比大的民营企业中，本科以上人才的比例非常低。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的发展能提升本地区企业人才的总体素质，有利于人才稀缺特别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稀缺问题的解决。深化产教融合促进职业院校发展，带动了本地区企业人才质量的提升，同时也为企业的创新和研发能力提供了支持，有效促进企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质量和水平，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通过产教融合促进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

三、助力汕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路径

（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相辅相成

汕头依托汕头保税区，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学院，与保税区企业合作进行产教融合。校企共建产业学院，企业为师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提升了专业实践教学水平。同时，多名本地区各行各业的专家、权威、创新创业导师等，依托师资这一人才智库资源，降低本地企业的人才引进成本、专家指导成本，更有效促进本地企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校企携手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职业院校教学需要企业导师的参与，职业院校教师也需要深入企业丰富实践经验。企业可以为高职院校提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与职业院校进行互补，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实践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通过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践性，培养一支的人才队伍。例如，市场营销专业与企业合作组建“金牌店长班”，依托某些大中型连锁企业门店开展见习、访学、销售竞赛、实习等。酒店管理专业开展“学徒制”产教融合，学生有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又同时为企业员工，一方面作为学生可以提升学历、拓宽视野、进行更全面的专业学习，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员工，由企业优秀师傅指导，传帮带，提升实践水平和能力，校企携手培养，加速人才成长，通过校企携手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EB/OL].[2019-02-13].

[2]蒋姝蕾.“校企主导”产教融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J].职业技术,2020(2):34-38.

[3]李传伟,吴永刚,车信超.基于区域经济发展视野的产教融合模式创新与实践[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9(5):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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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3-0012-05

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是指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产权明晰、独立运营、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

一、社区银行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探析

由于大型企业及跨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这些大型跨国企业不会依赖社区银行进行融资。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支柱则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农业，这些企业主要依赖社区银行进行融资。所以，美国社区银行对于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社区银行对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拉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社区银行在欠发达地区有大量分布

根据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ICBA）的数据统计，美国社区银行10%分布在东北部、10%分布在西部、16%分布在西南部、20%分布在东南部、20%分布在中西部、24%分布在中北部，如图1所示。

社区银行按人口比例在全美国基本上是均衡分布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有自己的社区银行。这对于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图1 美国社区银行区域分布图

(二)美国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和农业的支持

在欠发达地区，主要的经济支柱一般是中小企业、农业、私营业主等。而社区银行由于自己的经营性质，其主要客户群体也正好是中小企业、农业和私营业主。美国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们的贷款支持，对消除美国二元经济现象、推动区域间相对均衡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表1可以看到，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的社区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占其自身资产的比重都超过了17%，最高的达到了20%，而大银行的该比重都在12%以下，资产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该比例甚至仅为6%。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占整个商业贷款的比重也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大而逐渐减少;资产规模在1亿美元以下的达到了93.44%，资产规模在1～5亿美元的也达到了77.65%。这两个层次的社区银行达7 204家，占社区银行的绝大多数。而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仅占商业贷款的33%。反映资产规模小的银行更愿意将资金贷款给中小企业。

由表1还可以看出，社区银行小额贷款的单笔平均数额比大银行要高，但是贷款总数额却不如大银行。例如，资产规模小于1亿美元的社区银行单笔10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平均单笔数额为54.593万美元，而资产规模大于10亿美元小于100亿美元的大银行单笔100万美元以下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3期2007年第3期(总第147期)彭 路:社区银行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考的贷款平均单笔数额仅为13.523万美元。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社区银行投放于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用的启动资金，而大银行主要用于临时性的周转资金。

表2 社区银行在农业贷款中的占比（2002、6）社区银行对农业的贷款数额（十亿美元）社区银行对农业的贷款占所有农业贷款的比例（％）农业固定资产23.964.6单笔小于100000美元11.082.6单笔100000到500000美元9.664.9单笔大于500000美元3.337.2农业经营费用28.460.6单笔小于100000美元16.082.2单笔100000到500000美元8.764.4单笔大于500000美元3.726.4

资料来源: Reports of Condition and Income Loans，2003.6， fdic.gov/

从表2可看出，无论是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农业经营费用，社区银行对于单笔数额越小的贷款，其在所有银行对该类贷款中所占比重越大，对于单笔小于10万美元的贷款，两者的比例都达到了82%以上。这充分体现出社区银行对于普通农户家庭和小规模农业产业化企业的资金支持。社区银行对农业固定资产的贷款占比达64.6%,对农业经营费用的贷款占比达60.6%,这两个数据也充分体现了社区银行对美国农业发展的贡献。二、美国社区银行发展的成功经验(一)政府的支持

从美国社区银行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在社区银行成立的初期，政府的保护性政策使得尚未成熟的社区银行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1863年美国颁布的《国民银行法》，规定开办银行的最低资本金只需2.5万美元。这极大地繁荣了社区银行的数量［1］。当然，这也与美国当时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关系。

美联储一直没有专门针对社区银行的限制性政策。只要社区银行有能力，大银行能做的业务社区银行也能够做。当然，对大银行的风险控制措施同样对社区银行成立。比如风险投资比例，虽然在绝对数上社区银行允许的投资数要小得多，是由于其自身的资产规模造成的，允许的风险投资比例与大银行是一样的。(二)独立社区银行协会的扶助

美国成立了独立社区银行协会（ICBA，The 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ers of America），其宗旨是为社区银行服务。一方面，可以向美联储或者国会传达社区银行的意见，维护社区银行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加强社区银行间的联系，促进合作。同时还对社区银行的经营行为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在社区银行发生危机的时候，该联盟可以集中其它社区银行的力量来对有问题的社区银行实施紧急援助。这样，社区银行虽然在经营上相对独立，但是由于有了独立社区银行协会作为后盾，它们可以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一股较为强大的合力，在美国的金融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三)社区银行注重自身的市场定位

美国的社区银行都有准确的市场定位。社区银行有自己特定的客户群体――中小企业、农场主、个人借贷者等。社区银行之所以将他们锁定为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一方面，社区银行的贷款很大程度是依赖于关系型贷款。大银行拥有很大的资产规模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它们评价一家企业往往是依赖财务报表等硬信息。对于大银行来说中小企业与其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想要了解一家中小企业的真实情况必须花费大量的信息收集成本。所以大银行更愿意将贷款投向财务状况良好、信誉佳、风险低的大型企业。同时根据它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给予其优惠贷款利率。如果社区银行也要去争夺这些大客户的话，相对于社区银行自身的资金实力来说，很低的优惠利率社区银行是承受不了的。相反的，社区银行基于自己的软信息优势，对于当地的经济情况、借款人道德品行和经济实力的真实情况等都比较了解，所以中小企业、农场主、个人借贷者的贷款对于社区银行来说不一定是高风险贷款。社区银行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成本就能了解当地一家中小企业、一个农场主或者个人借贷者的真实状况。这些客户由于无法或者很难从大银行取得资金支持，他们常常只能依赖社区银行作为自己的融资渠道，因此，社区银行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向他们收取较高的利率。根据自身的特点，社区银行将目标客户锁定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可以为自己赢来低风险高收益的利息收入，与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农场主、个人借贷者取得双赢发展。另一方面，美国中小企业和农场主的经营用款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大银行冗长的决策链条使得他们的经营用款时常不能得到及时的批复，社区银行则恰好能够满足他们的时效性贷款需求。社区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将目标客户锁定在社区内的某一特殊群体，更加专业、周到地为其服务。以南加州的国泰银行为例［2］，作为南加州第一家华人社区银行，它在处理个人贷款业务上效率非常高，在申请当日便可完成对汽车贷款的回复，在一个工作日内可通过对房屋贷款的申请。即使是面对小企业的银行服务也往往是量身订做的。(四)与所在社区协同发展

社区银行遍布美国的小集镇、超市、小商品购物中心、学校、地方产业中心、新兴开发区，为当地的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带来了融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社区银行自身赢得了发展空间。社区银行与所在社区协同发展有一生动的例子得到说明，这就是财产抵押贷款（Mortgage)，即以住房、土地等物产作抵押发放的贷款，这一贷款用于购置住房、土地或其它物产［3］。美国居民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别墅），但上世纪初还远不是这样的情况，其生活条件的改善与银行提供Mortgage有极大的关系。美国居民通过取得银行的抵押贷款提前住进高档别墅，快速提高了生活水准，高消费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银行也从中获得了无尽的商机。美国居民获得的财产抵押贷款，大都是由当地的社区银行提供的。当一居民到某社区购新房时，当地社区银行就为其办理期限可达20～30年的住房抵押贷款。可以说，社区银行在美国各地的均衡分布，为缩小以至消除经济的城乡差别及区域差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我国设立社区银行的战略思考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24.1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99 047亿元。但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并没有随着GDP的增加而减弱，而是经历了一个先弱化后加剧的变化。以二元对比系数（即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来反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状态。二元对比系数曾经从1978年的0.16弱化为1984年的0.26，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差别缩小了。但到了2004年，二元对比系数又下降到了0.18，这说明现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差距与1978年的状况相差无几。

与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相对应，金融的二元结构问题也相当突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公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04年末东、中、西部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63.9%、18.1%和15.3%，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6%、19.1%和16%。这与该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依次为58.4%、24.7%和16.9%大致相吻合。

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为了有效地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认为应积极推行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在于：在国家战略发展的初期阶段实行非均衡发展模式，有重点地开发和投入，但这种“重点”不是永久性的，一开始就应建立在协同发展的战略思维基础之上［4］。“协”是指较发达地区要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和落后产业发展，“同”是指全国各区域各产业共同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例如人均GDP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应适时实行战略转移，更多地关注落后产业和落后地区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 000美元左右，处于社会矛盾高发的过渡时期，应适时实行战略转移，以和谐为重，更多地关注落后产业和落后地区的发展。社区银行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金融支撑，应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近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重点。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水平高度不均衡的发展中大国，在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仍应继续推行“发展极”模式，但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重视国家级的“发展极”和大区级的“发展极”建设，而是要重视多层次发展极的建设。具体说来，今后应特别重视县域发展极的培育，包括县城、乡镇、县域内开发区甚至村的发展极建设。通过这些分布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星星点点的发展极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在这些县域发展极的形成、发育和作用过程中，离不开地方金融机构的资源聚集和配置的整合功能。社区银行能够成为这些县域发展极最合适的金融支撑。

对于社区银行如何界定，国内学术界和实业界并非一致，但绝大多数认同如下特点：(1)规模小；(2)服务对象是社区范围内的中小企业、农户和居民；(3)不跨区经营；(4)资本金以民营资本为主；(5)产权清晰；(6)分支机构少，管理高度扁平化。符合以上特点的社区银行，才有比较充足的条件为当地的中小企业、农户和居民提供有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才有可能与当地的中小型民营经济血肉相连、协同发展。我们赞成社区银行以民营资本为主,是因为上面所论述的社区银行是商业性经营的。在大银行国有资本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社区银行为保证服务对象的需要，以民营资本为主是重要的产权基础。既然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为适应建设县域发展极和县域经济的需要，我国的社区银行经营的区域应以县域范围（或城市中的区）为宜。在县域内经营应成为我国社区银行的重要特点。在县域范围内经营，社区银行将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利用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获得空前的发展，取得县域经济与地方银行机构的双赢。

目前，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以上社区银行的特点，但都存在不符合之处。例如，按以上社区银行标准衡量，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普遍偏大、政府或国有企业股份普遍偏高、经营区域普遍过大。所以，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不是典型的社区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在许多方面更接近社区银行，但仍存在定位不当、产权不够清晰、政府作用过大等诸多问题。例如，农村合作银行大多存在跨县域经营的动机，国内还有动议把各省范围内的农村信用社统一整合成省级农村合作银行。至今，大多数农村信用社的公司治理机制还不完善，存在诸多问题。所以，我国的上述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多只能称为“准社区银行”。

基于以上战略思考，为加快社区银行的建设，一方面应把部分准社区银行改造成真正的社区银行，另一方面须花大力气在县域范围内（也可在乡镇范围内）组建符合上述特点的社区银行。四、 我国社区银行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社区银行应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充分挖掘软信息

除了少数当地十分有名的大型企业之外，我国相当多的地方中小银行对于当地众多中小企业、农业从业者和个人贷款者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当这些贷款申请者到准社区银行申请贷款时，地方中小银行常常像大银行一样主要依据财务数据、信用记录等硬信息来判断该笔贷款是否能够执行。

因此，社区银行具有的软信息优势在我国准社区银行还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根据前文的论述，社区银行的主要优势之一在于软信息，而在资产规模、跨区服务方面不能与大银行相抗衡。因此，我国的准社区银行在未来必须加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真正融入到当地社区中去，以充分挖掘软信息。(二)社区银行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

目前，我国的地方中小银行尽管有一定比例的贷款投向了中小企业和农业部门，但是指导思想还是和大银行一样争夺大客户，限制了产品的创新和业务的开展。大银行比起地方中小银行来说有更加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品牌优势，他们可以用更加优惠的利率和附加条件去争夺这些优质客户资源。而地方中小银行去与大银行争夺这些优质客户很多情况下是低利润甚至是负利润经营。这样，社区银行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中小企业和农业部门，与大银行差别化经营。

（三)社区银行应该开发具有当地社区特色的金融产品

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很不一样的，各个地区的金融服务需求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大银行的运作往往由总行统一调控，分支机构很少有自。而社区银行因为立足当地社区，在金融产品开发自上就有很大的优势。社区银行应该针对地方各个不同的企业量身定做适合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还要利用银行信息广泛和拥有相关专业人才的优势，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提出建议或者帮助其拿出开发的具体方案。（四)我国准社区银行产权结构有待理顺

由于历史的问题，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大多由以前的城市信用社发展而来，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由以前的农村信用社发展而来。农村信用社又分别经历过由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管理的阶段。产权结构比较混乱，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准社区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是应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改革模式。对于产权形式的选择，农村信用社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社员之间关系较为松散，资金交易规模较大，施行商业化的股份制改造会使经营的交易成本减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继续施行合作制或者股份合作制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

（五)社区银行应该加大中间业务发展力度

我国的准社区银行大多业务比较单一，缺乏中间业务，必须抓住自身发展特点与经营优势，增强业务竞争能力，创新金融工具，开展多元化服务。

比如帮助企业工资，帮助通讯、邮电、水电等公共设施企业代收代缴相关费用。社区银行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贷款，还可以为农户提供农业技术支持。

社区银行可以将自己的“软信息"优势利用到存贷款业务以外的其它领域。比如社区银行可以在当地社区开展征信业务，充当信用信息搜集、组合、存储与供应的中介机构，协助政府机构为当地社区居民和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并在有特定需要的情况下，通过合法程序将这些信用信息有偿提供给信息需求者。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软信息"的存在，社区银行在征信上将比大型商业银行具有更大的优势，可以通过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准确的信用信息。

参考文献

［1］程惠霞.中美发展中小银行策略之比较［J］.金融研究,2000，(10)：95-101．

［2］巴曙松.活跃的美国社区金融［J］.银行家,2002，(9)：132-133．

［3］Anthony Saunders and Marcia Millon Cornett.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M］.New York:McGraw-Hill/Irwin,2001．

［4］彭建刚，周行健．双重二元经济结构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成略［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6)：108－112．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Bank and the Local EconomyPENG 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