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核心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公共管理的核心，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为此意。《汉语大辞典》中，“公共”意为“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来，“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认为“公众”一词有两个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or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英语词汇“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该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在古希腊社会里，公共是一种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标准和规则，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之善。因此，从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在古希腊政治社会里与早期民主相关联。这也应证了，随着时展，当代的“公共”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成为政府和政治的同义词的观点。

哈贝马斯考察了另外一种公共性起源。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而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它诞生于成熟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基础上，并具有独特批判功能。关于公共性的演变，哈贝马斯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社会有明确的公私划分，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例如在古希腊、罗马，公私分明，所谓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发表意见或进行交往的场所，那时虽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公私不分，公吞没私，不允许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权”。直到近代（17、18世纪）以来，在私人领域之中诞生了公共领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启发，国内也有学者从社会领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产生。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具有对应的相关性。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进程，都在于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益分化，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整合体。在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也开始了分化的历程，除出现了国家职能的多样化趋势，其中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是最为基本的两大职能。由于国家统治职能是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中实现的，所以，虽然它表现出一定的现代公共性的内容，但本质上是与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职能中，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断言：归咎于管理职能的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性的领域。因此，社会领域的分化引发国家职能的分解，从而导致公共性的彰显。

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国内外学者都倾向于用“公共性丧失”一词。一种观点认为，在近代功利哲学和市场经济的趋利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腊公共性的含义进一步丧失，现时情况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寻求更大的善已被个人的计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实践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们凭借官僚、技术和科学的手段来决定福利、幸福和功用。这里没有公共的原初含义，有的只是原子个人的集合体；这里没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许多私人利益的聚合体。”虽然美国公共行政对于如何实现公共性有过几种理论，包括以利益集团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多元主义视角）；以理性选择人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共选择视角）；以代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立法的视角）；以消费者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提供服务的视角）；以公民权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民权视角）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论架构应是以宪法为基础，公共概念必须建立在公民权、仁慈和爱之上，此外还需要听证系统和程序的保持及发展，及对集体公共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怀，等等。

哈贝马斯也认为，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性一词，可以译成公共性，也可以译为公共领域，二者没有实质差异。但倾向于用公共性指称政治层面，而用公共领域指称社会层面。——笔者注），由此导致公共性丧失。“两种相关的辩证趋势表明公共性已经瓦解：它越来越深入社会领域，同时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也就是说，失去了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的政治功能。”在这里，哈贝马斯把公共性的丧失归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在我看来，关于“公共性”本源及演变，其实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背景，这一背景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首先，最早意义上产生的“公共性”代表一种朴素的全民性，如古希腊民主制。其次，在古代社会，由于没有明确的公／私领域划分，在政治领域，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吞没了“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因而公共性等同于国家权力。再次，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直到近代，“公”与“私”才截然分离，各有自己的独有领域，与此同时，经济领域盛行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理论，在政治领域采取国家放任主义，公共行政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影响下，热衷于对纯粹管理技术和效率的追求，从而形成对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的冲击，于是就有新公共行政学强调公平与参与及同期的政策分析理论中的民主因素等。最后，现代社会“公”与“私”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干预与自由经济并存，而在政治领域，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成长壮大，社群主义盛行，引发大规模的公民参与和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公共性”问题再一次被重视起来，此时，突出“公共性”不仅是公共部门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公民社会外力推动的结果。

三、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内涵

在对国内外关于“公共性”起源和演变问题的相关论述做一番考察之后，我们仍然不得不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是“公共性”？什么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在没有给出自己明确的答案之前，我们发现，对公共性问题的阐述可以有很多角度，不同学科也有不同的认可。仅从公共行政与哲学等角度对“公共性”的内涵进行阐述的观点，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公共性”。该理论认为，“公共性”是用于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和行为归宿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在一般情况下，是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具体表现为：从基本理念上讲，“公共性”指政府组织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由此，衡量政府活动是否达到公共性的基本标准是，公共政策及其执行是否坚持和维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在舆论中充分体现和表达了公民的意志，政策与执行的出发点是否超越了政府的自利倾向，而考虑更为普遍的社群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等。在道德层面上，“公共性”应是每一个政府公职人员的职业态度、观念和信仰。它要求公职人员以此信念竭诚为民服务，明确政府组织与公职人员的行为必须在道德上、伦理上满足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防止部门和个人偏私的利益驱动。在政治过程层面上，“公共性”意味着在涉及公共物品提供等集体行动上，存在着有效的决策参与通道和决策选择机制。在这里，“公共性”的获取及其保证，具体化为政府政策利益导向的选择过程，它包含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是否具有开发性，以使公民能够充分了解有关政策的信息，并能够与政策制定者进行磋商；公民的利益能否通过民主的程序得到表达与整合；公民依靠怎样一组规则来决定政治决策的选择，决定政府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提供等。在政府的财政活动中，评价“公共性”价值是否满足的核心要素，应是政府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物品行为和与此相关的政府收支行为的基本取向和政策目标，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和规则的安排（注：孙柏瑛：《公共性：政府财政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期。）。

2.作为一种公共精神的“公共性”。这种观点认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内涵可以归结为公共精神。现代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应包括四个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法的精神，它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公正的精神，即承认社会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并不受公共权力所侵害；公共服务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尽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平等、公正和透明。这四种公共精神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方式应是：逐步实现政府与公民平等化；行政权力既受到保护又受到制约；行政活动既有效率又有责任；公共行政是由民众驱动的、积极的、合作主义的、参与的过程，等等（注：张成福：《论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5期。）。

3.作为一种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把“公共性”看成是公共管理的最新理念：它揭示了管理目的的公益性，强调了为公众服务的出发点；它明确了管理的范围是那些公共事务，揭示了管理所依据的权力为公民所授予，因而其行使必须接受公民的监督，以公民认定的是非为是非，不能违背公民的意志；它体现着行政过程中的责任，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对其后果无条件承担责任；它强调了行政过程中必须有公民参与，强调注意听取公民的意见，这就要求行政过程中的公开性与透明性；它强调公共行政的结果必须取得公民的认可，这就要求有向公民报告的制度，工作一定周期后，政府应按程序向公民报告，以接受公民审查并予以通过，等等（注：刘熙瑞：《理念·职能·方式——我国地方行政机构改革面临的三个转变》，《人民论坛》2000年第7期。）。

4.作为一种价值基础的“公共性”。该理论认为，由于行政体系的价值基础是其公共性，因而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价值观念就在于明确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也就是说，政府把自我表达存在的公共性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政府的组织机构、行为方式、运行机制、政策规范等，都无条件地体现出其公共性。政府组织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实体，但这个实体却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也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集体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的代表，它所体现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要求。政府价值公共性最直接的表现是政府的规范体系和行政行为系统的公正性，而且这种公正性是一种制度公正，是包含在行政行为机制之中的，有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体系提供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注：张康之：《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安排》，《公共行政》2000年第4期。）。5.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针对传统公共行政过分追求理性与效率的倾向，新公共行政主张：(1)社会公平。强调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机会。它同样代表着对所有公民而不是对公共机构负责，以及对公共部门经决策和实施项目负责。(2)代表性。尽管大众并没有影响代表决策的直接权力，但相信代表性肯定是新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需要考虑其他价值观的积极参与。(3)响应性。主张政府需要更多地响应公众的需求。(4)参与。新公共行政提供在公共事务中广泛程度的公民与公务员参与。(5)社会责任感。公共管理者被视作以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自我利益去创造高效率同时又是平等的服务（注：参见［美］张梦中等《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公共行政》2001年第3期。）。

6.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这里指哈贝马斯重点探讨的资产阶级公共性的本质。他认为，“公共性应当贯彻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立法”，从而“公共性成为国家机构本身的组织原则”。他进一步提出，在资产阶级哲学那里（霍布斯、卢梭、洛克和康德），公共性等同于理性，甚至是良知，依靠公共舆论表达出来。而在法哲学那里，公共性需要法律和道德元素支撑，所以“康德所说的公共性是唯一能够保障政治与道德同一性的原则。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则，又是启蒙方法”。而“默格尔根据18世纪的范型把公共性的功能界定为统治的合理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哈贝马斯指出了公共性作为市民社会独立领域的批判力量和促进资产阶级统治合法化的献身精神（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综合起来，有关“公共性”内涵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在伦理价值层面上，“公共性”必须体现公共部门活动的公正与正义。其次，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上，“公共性”要体现人民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第三，在公共部门运作过程中，“公共性”体现为公开与参与。第四，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表明公共利益是公共部门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必须克服私人或部门利益的缺陷。第五，在理念表达上，“公共性”是一种理性与道德，它支持公民社会及其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哈贝马斯）。总之，倾向于把“公共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活动的最终价值观，在此之下，才有公正、公平、公开、平等、自由、民主、正义和责任等一系列价值体系。

尽管在公共性问题上，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对于公共管理，基于它是一种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共部门管理活动，我们把这种管理活动的公共性内涵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公共性。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共同构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这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都是从狭义的意义上说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这些组织具有不同于其他私域组织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现在组织的代表性、行为的公务性、宗旨的公益性、权力的法定性等方面。二是公共管理价值观的公共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把如何经济地和富有效率地实现管理目标不同，公共管理的价值观更主要体现在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等方面。私人管理建立在个人本位主义和自利性本质之上，把追求个人效率或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取向。与其迥然不同的是，公共管理注重在民主政治理念上去实现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公平以及承担为公众谋求福利的责任。三是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权力是政治社会的基石，是理解一切政治现象的基础。就如霍布斯所言，“契约，没有刀剑，就是一纸空文”。恩格斯也认为，国家本质上是同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公共管理是管理主体运用公共权利实现管理目标的社会活动，因此，公共权力是公共管理活动的后盾和基础，公共力的公共性充分体现了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四是公共管理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公共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无疑它们均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公共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首先从公共问题入手，公共问题是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同时，由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或宗旨是实现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正是公共管理公共性的题中应有之意。

四、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异同

“公共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与公共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活动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我们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它是实证的过程还是规范的研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认为，就总体而言，作为公共管理的本质内涵，公共性与社会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阶级与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公共性与社会性在最广泛意义上是一致的或领域是重合的；随着阶级与国家的产生，国家成为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逐渐从社会领域中凸显并独立出来；而在阶级与国家消亡之后，公共性与社会性又再次融为一体。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公共性，是指处于从阶级与国家产生到消亡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定概念。另外，从上述公共性的自然发展过程可以得出，社会性是公共性的存在基础，公共性则是社会性的特殊体现；社会性具有量的规定性，公共性则有质的规定性。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公共性将不断扩张与壮大，最后发展成为社会性。

1.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区别

首先，从概念的定义上看，社会是具有多重性含义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社会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既可以指最广义的“人类社会”，也可以指狭义的社会性事务，如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文化、卫生等事务。因此，理论上对社会这个概念作界定并不简单，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定义社会。认为，物质实践创造了社会，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注：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政治科学常用的社会概念，最初在思想家眼里是与国家等同的，例如卢梭就把国家、社会共同体和社会契约混用起来。直到19世纪以后，大多数资产阶级理论家才开始把社会当作与国家对立的社会领域，即市民社会或公共社会。摩尔根较早指出，“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页。）把社会性看成是人的本质属性，并认为社会的产生先于国家，因而国家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性不能如早期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可以等同或浑然一体。

其次，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与社会各有所指。平常说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是我们区分政府所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实际体现，表明在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情况下，政府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所代表的社会性相互关系的状况。一般而言，公共性表示一种权力或权威，而社会性则代表公开性、参与性和非国有化等意思。

2.公共性与社会性的联系

其主要表现在于：公共性来源于社会性，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一致的，比如在非阶级社会里，公共性实际上和群体性是等同的。然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从根本上抽象并升华了社会性（群体性），比如建立在契约之上的“公意”，体现出公共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的本质特征。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公共性又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性。二者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首先，从起源看，早期的思想家对公共性与社会性是分不清的或认为等同的，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国家与社会根本混淆。如柏拉图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生活的自然需要。国家就是达到正义或公道的手段。在这里，他是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混淆了两者界限。因此他的国家充其量是群体的结合，因为还没有出现与人民相分立的公共权力（注：邹永贤主编：《国家学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直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才区分了国家与社会，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恩格斯肯定国家源于社会说，同时指出，“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因此，我们认为，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性与整个社会所代表的社会性是具有产生的异时性的。

其次，从哲学意义上讲，社会性与公共性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公与私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也是如此。只是公共性与私人性并没有截然分开，二者有交叉之处，即所谓“公中有私（局部和个人），私中也有公（共同事务和利益）”（注：夏书章：《现代公共管理概论》，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正是公共性与私人性及二者交叉的部分构成了广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公共性作为共性是对社会群体中的个性的一种提炼和升华，是建立在一定条件（契约等）基础上的群体一致的意志或者意识表达，因此，公共性脱离了社会个体的杂乱无章和无序，成为一定团体的集中意志。还应看到，在发展趋势上，随着社会自治的完善和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最后消亡，公共性与社会性将再次趋同，达到终级目标的社会性，实现古人所称颂的社会大同。如《礼记·礼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公共性与社会性由混沌统一到分离对立，再到在新的社会领域内的统一，体现了公共性与社会性及其相互关系具体的和历史的辩证演进过程。

再次，在具体实践中，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以社会性为参考坐标。表现为公共部门的活动越是接近社会，其公共性越明显；越远离社会，其公共性越弱。如公共管理从权力中心向社会中心转变，从管理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管理原则从对上负责向对下负责转变，如此等等，其结果都使公共管理活动更趋向民主，更能保障公平，并尽可能给公众带来效益。

五、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与社会性关系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公共性与社会性是各有其特定内涵的复杂概念，同时二者的异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用它们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更有实践上的方法论意义。

篇2

治理理论具有两方面的涵义：政治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通过此制度安排重新分配资源，建构公共责任；管理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政府组织有效、高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新公共管理是“治理”的管理维度上的体现，其核心是强调政府组织的管理技术、效率和能力。治理理论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的要求，甚至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化。［1］对治理理论的此种理解和认识是其公共行政维度的体现，也表明了政治学的管理主义走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和新公共管理的最大不同，在其政治学意义上，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是人类集体行动机制和方式的改变。因而，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便是对新的人类集体行动的政府组织和管理理念、方式和工具的追求。

一、新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PM），通过将市场机制和管理主义引入公共行政，引发了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政府运行的最佳方式；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务应由政府机构（官僚机构）来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三是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开，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有利于责任制的落实；四是行政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的官僚来担任。［2］随着西方世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严峻挑战，并在实践中逐渐失效或被认为过时。首先，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基石的官僚体制（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3］123如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20世纪90年代已经不能有效地运转了。［4］其次，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展开竞争。最后，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和不现实的。而且，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而出现的，旨在为传统的官僚制注入类似于市场机制的因素，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影响很大，成为改造政府治理结构、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指导思想。其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立体的政治运作和决策的过程，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否定抽象的公共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的决策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虽然这场运动在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内部不同时段区别很大，但有几个共同的主题，凯特尔将其归纳为六个核心要素［5］：生产力。改革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政府以较少的资源维持甚至扩张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克服传统官僚制的弊端；服务导向。改革的一个共同目标是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提升公共服务的顾客满意度；分权。不只是简单的决策权向底层的转移，也是使得决策者尽可能地接近受政策影响的普通公民的努力，从而使政府更贴近公民，对他们的偏好更敏感，具有回应性；政策。改革运动目的是改善政府创新、完善和执行公共之策的能力；问责制。改革要求政府更好地兑付其诺言。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6］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将“新公共管理”看做单一的模式，并指出“新公共管理”模式包含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即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变按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为此，必须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政府，把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成功方法移植到政府中来，使政府这类公共组织能像私人企业一样提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顾客为中心，即强调服务提供者应对他们的顾客负责，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断进行革新，寻求减少成本和增进质量的方法，授权顾客进行选择。休斯概括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六大要点：该模式意味着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重大改变，注重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负个人责任；一种脱离官僚制的趋势。目的是使组织、人事、任期等更具灵活性；明确规定组织和人事目标，以便用明确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工作业绩，以及对项目进行系统评估；公共管理人员更具政治色彩，而不是政治中立或无党派的；政府职能更有可能受市场检验（如合同外包），或奥斯本说的“将掌舵和划桨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指政府非通过官僚制方式不可；通过民营化或市场检验以及合同外包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7］Fer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即：效率驱动模式，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公共服务取向模式。［8］总体而论，相比传统的官僚制，分权化、服务外包、市场化的激励方式和更彻底的绩效考核等新公共管理秉承的管理主义理念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潮流。

二、作为制度安排的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来源于同样的词根。统治指的是民族国家创造和维持公共秩序、实现集体性行动的正式制度化的过程，它的主体是政府。治理也是指一种过程，但与统治相比，这一过程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治理是指“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内部的界限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9］从治理实践上看，“‘治理’的概念最初源于城市环境背景，是用来更有效地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的”。［10］概言之，“治理”和“统治”虽然都是指公共管理过程，但“治理”更强调技术性的权力或权威的运作绩效。有学者认为，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已逐渐获得了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3］81治理是一个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嬗变的背景下，治理是一种新的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包括正式的组织、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组织和制度、规则等。治理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有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可能，那么能否有新的制度安排？面对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的变化，治理理论成为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及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有力工具和思想体系。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将治理界定为各个层次的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罗西瑙认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丰富，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1］海登也将治理定义为对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规则的管理：“治理指的是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到运用权力的规则制定和解决规则之间的冲突。”［12］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治理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政府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其行动具有权威性，并产生正式的约束关系。而私人企业、企业联合会、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会等都参与到治理之中，这些组织常常与政府携手创造治理机制，有时甚至没有政府机构的参与。［13］林恩认为，治理是指“法律、规则、司法裁决和行政实践的机制，这些机制约束、规定和履行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通过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治理由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元素构成，这些元素包括组织的、财政的和项目的结构；惯例和法律；政策许可；可获得的资源；机制规则和规范。这个定义也意味着治理是政治性的，涉及到不同利益的行为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妥协。［14］安妮·麦蒂·K考察了各个学科中的治理涵义，认为治理是比政府统治更宽泛的概念，治理过程包括结合在一个多元网络中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治理理论有一个深厚的制度主义背景。治理是规则设定、规则应用和规则强化的统称，是一种改变了的制度安排。随着国家作用的衰落，治理是新的公共物品提供形式和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合法性、有效性、民主和责任。［15］在全球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合作网络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组织形式。在网络中，各行为者通力合作，使公共管理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也是网络管理。”［16］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治理理论的关联与区别

新公共管理运动要回答的是这样几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目的？要实现这些目的，政府需要什么能力？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如果说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那么NPM代表了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深层次转变。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治理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指的是一种能够推动政府、社团、企业和公民个人相互合作、共同实施对公共领域的管理的制度安排和一套与此相关的操作技术。［17］由此可以推出，治理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要求，或者说，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治理和NPM都意味着权力从官员和民选代表向政策网络中的其他行为者的转移，这两种模式都降低了选举官员的传统的角色和责任，他们不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为者；治理和NPM都主张运用竞争手段去弥补传统官僚制内在的低效率，使公共服务对于其服务的公民更具有回应性。这二者也都是结果导向的。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他们注重的是输出而不是输入，强调的是效率和满意度；治理和NPM都接受“掌舵”的概念。奥斯本和盖布勒最早提出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在这里，“掌舵”是指把握方向，确定宏观政策目标，“划桨”指具体采取行动实现目标。但同时，治理和NPM的区别也是本质性的。首先，治理研究的是国家与社会的问题，探讨政府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而NPM着眼于这一关系的具体建构。

NPM试图将企业精神引入公共部门，它认为公私部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区别只在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相反，治理理论承认公共部门对于民主政治维持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独特作用，认可公私部门之间的不同，认为两者的合作对于民主政体的重要性。其次，治理和NPM的实质性的关注焦点不同。治理强调的是过程，NPM关注的是结果。治理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管理过程连在一起，其目的是确定在这个过程中行为者及其角色，说明他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是如何影响公共服务提供的。NPM的目的是有效性和消费者满意度，也就是说，它阐述的是被消费者认可的公共产品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生产出来。再次，治理和NPM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

NPM实质上是一个组织学说，建立在制度主义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其解释角度和结论聚焦在组织结构。相反，治理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其最终目的，力图解释为什么政府这样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些都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最后，治理没有如NPM一样的意识形态标签。NPM的理论渊源是公共选择理论，而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治理不一样，它提出了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但它的答案并不是单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治理希望给与公共部门更多权力，迫使其与私营部门进行更多的合作安排，创造一个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性市场。

四、社会管理新模式：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的汇合

篇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针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席卷开来。这场运动通常冠之以多种称谓：“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不管这些称谓怎么花样翻新，他们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是不变的。尽管这些特质在不同学者的论述中各有不同，然而，其基本的思想和关键词还是可以大体达成一致，诸如管理而非行政、市场化而非官僚制、竞争而非垄断、服务而非执行、分权而非集权、过程而非结果、负责而非逃避等。为了表述的一致性与清晰性，本文一律采用“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一说法。

DonaldF.Kettl教授在《全球公共管理革命——关于治理转型的报告》中提出了这场运动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六个方面，即生产率、市场化、服务导向、分权、政策和对政策效果的负责。[1]由于是以“报告”的形式给出的，因此Donald教授没有充分展开。这是由于“报告”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我们无可苛求。如果我们要深入理解新公共管理运动，我们完全有必要就此作进一步的阐释与分析。诸如这些核心内容的真正内涵何在？将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这些核心内容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从一个整体而不是支离破碎的角度来理解新公共管理运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阐述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新公共管理的本质的系统把握与整体认知。这是我们把握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必须具备的至为基础、也是至为关键的基础性内容。易言之，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第一，生产率（productivity）。这里主要的问题是，政府如何才能以更少的税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人们对税收的要求与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期待总是逆向运动。对前者期待的降低与对后者期待的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立。形成这样一个尖锐的对立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人们对政府公共服务的不满意，或者说公共服务的拙劣和日益恶化是直接原因，二是税收的普遍上扬，传统上的高税收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使得人们从反思这一税制本身到反思整个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人们普遍发现，自己向政府所上缴的税收总是在不断增加，可是政府向我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糟糕。如此情形，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一件极为苦恼和伤害官民感情的事；对于政府来说，这却是向其提出了一大挑战，如何花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特别是少花纳税人的钱，同时又有效供给更多的公共服务。

据此，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监管这些纳税人的钱，并且能够恰到好处地使用？如何评估政府的公共服务？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机构来进行公正、透明、负责的评判？在此过程之中，纳税人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公民出钱，政府花钱，谁来监督政府花钱，这一整套机制如何理顺？问题的另一面恐怕也值得惊醒：不花钱的政府是不是能够提供良好的服务？诚然，这一点完全不可能。任何政府都需要花钱。只是说这些钱来源于何处？如何花销？如何合理的分配？在政府财力达到一定的时候，政府是否还是需要从纳税人手中汲取大量资财？税收机制如何适时调整？这一点对于那些税收日益攀升的国家、地区和社会来说，尤其如此。对于穷人来说，税收与其关系不大；对于富人来说，税收也无非隔靴搔痒而已，因为其大部分收入是不会进入税收核算体制的。毕竟，他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逃税、避税、减税。因此，税收盯住的和伤害的只能是中产阶级。显然，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会觉得这是极为不合理之事。问题在于，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调整？要回答政府如何以更少的钱来办更多的事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顾及以上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都涉及到政府收入问题。一旦政府收入受到影响，其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将发生多米诺式的反映。

第二，市场化（marketization）。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历史就是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与官僚制的逐步摒除同步演进的历史。问题只是在于，政府如何采取市场化的激励手段来根除政府官僚体制的弊病？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运转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就是原来由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和操纵的企业纷纷以股份制、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私有化了。在这一意义上，私有化成为市场化的代名词。而此间需要警惕的问题恰恰就在于这个私有化。毕竟市场化本身并不就是私有化。因为它极有可能导致的问题就是国有资产或者集体资产的流失。如何做到私有化的同时，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保殖增殖，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宣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方面是私有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却是私有化对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不管怎么说，市场化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对于传统的官僚体制来说，确实是致命的挑战和打击。实际上，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改革采用的主导观念是市场。其理论假设就是，公共机构如果像私人机构一样运转，势必发挥更为经济、更为效率的功能。撒切尔夫人非常偏好的经济学家威廉尼斯卡宁的著名观点就是，政府内官僚机构的管理者就是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他们希望最大化自己的事业。[2]

在私有化之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却是大力发展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与非政府的合作，表明政府开始向非政府组织由原来的不信任到信任、从彼此隔绝到合作共赢、从信息资源封锁到广泛接触开放的转变。无论如何，这对于政府组织来说，既可以吸取大量的知识智慧，也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共同投入到政府的发展中来。这本身就大大减轻了政府日益增长的压力，缓解了政府在诸多方面发展的危机。毫无疑问，对于政府组织而言，其充分放开手脚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广泛的合作，有助于形成一种既有利于政府自身发展，又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多赢格局。只是，问题同样会不断涌现。如何把握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界限？哪些问题可以合作？哪些问题不能合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原来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如何适应这种转变？以及相应的信息处理方式应该作何跟进？内部资料、公开资料这些如何适应转变？非政府组织如何能够最有效地为政府提高服务，而不是另有它图？换言之，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不仅应当提上议事日程，而且还要强调其实效。

不管是哪一种市场化的方式，其都会对传统的官僚体制和管制模式提出一些根本性的挑战。用市场战略来取代传统的命令－控制的官僚体制，它冲击的不仅是这个体制本身，而且是体制中的每一个从业人员。也就是说，市场化将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体制本身，而且是对这个体制中的每一位公务人员进行根本性的洗脑。如果没有这些人员思想观念与实际行动的根本性转变，体制自身的演变将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否则，就只能是徒有其名或者虚有其表而已。只有公务人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体制的良性变迁才有可能发生。更何况，晚近以来，人们对官僚的质疑声浪剧增。一方面，官僚被看成是寻求增加权力和一体化运作的利维坦；另一方面，官僚被看成是宫廷弄臣，是一系列不相协调、漏洞百出的部门的集合，最好就是蒙混过关，最坏就是自己愚弄自己。由于公众关心的问题的数量日益增多、公众关心的问题的质量日益提高、立法和行政未能适应政策制定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共官僚自身的性质等原因，公共官僚的权力一直在稳健上升。[3]

第三，服务导向（serviceorientation）。市场化的推进自然会波及政府转型。市场化的进程使得服务意识、顾客理念等都被极大地放大了。因而相应的问题就是，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联系公民、回应公民、服务公民？生产率的改进和市场化的发展，其必然结果就是政府服务效能的转型。于是，“服务”的功能被极大地强化了。政府自身的转型表现在必须从传统意义上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服务型政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存在的理念必须以市场、以公民、以诉求为中心。类似于市场上的供应者与消费者一样。前者必须即时回应后者对服务的诉求，且必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水平、科技的进步状况、社会的文明程度等不断刷新这种服务，始终做到为后者提供良好的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有主动提供与被动赋予之分。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政府主动向公众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诚然，这种服务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在传统官僚制之下，这种主动提供服务的水平往往都是低下的。毕竟管制型的社会缺乏这种服务的传统、动力与能量。

实际上，这恰是为什么近年来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一度走低的重要原因。针对这种政府机构公信力逐渐下降，政府面临着重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情形之下，一种要求政府主动回应社会和公民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由此，政府是否具有较好的回应性被当作是一个事关政府是否有效运转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回应性也被列入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准之一。增强政府的回应性，其做法大致有以下几种：要么是提供数个可以互相替代的服务选项，要么是训练政府人员正视选民市场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消费者需求的理念都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既是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政府回应性增强的重要表现。回应性使得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由原来的彼此隔绝、甚至是彼此对立的情形更进一步地紧密相连在一起。

服务导向的政府，又被成为消费者化的政府（consumerizinggovernment）。这是改变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策略之一。试图促使政府对“顾客”更加友好，并在公共服务中制度化“服务顾客”的理念。在政府问题的市场化解读中，消费者的观念可能最为强烈。但是，“顾客”本身也有争议，这就是谁是顾客？在教育、社会福利、经济计划等项目中，顾客比较容易界定。可是，诸如被监禁的囚徒，他们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以及能否确保有一定的途径保证他们能够受到公正的对待，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此外，公众有受到诸如税务官、城市综合执法大队（简称城管）、交通警察（简称交警）等行政执法人员的公正对待，可是针对他们的处罚的看法和态度却总是难免导致不一致、不公正的质疑。

于是，简单地提服务顾客的想法，也就无法纳入良好服务的顾客范畴，更莫论全方位的、竞争性的服务。问题尚有，消费者化政府的伦理争议在于，是应当建议公共机构把公众当作消费者还是当作公民？如果仅仅作为消费者，仅仅是关注公众参与政府的经济和服务接收者的性质，这种关系实际上会更加复杂，也更具多面性。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消费者的角色，势必弱化以政治为基础的公民角色、模糊内蕴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公民资格等概念。毕竟，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者，会逐渐忽略公共机构的公共性质，因为它假设公民所希冀的无非是良好的公共服务、满意的公共消费，而没有公民的政治内涵。[4]如何平衡这既作为消费者，又不失公民身份与公民资格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看来确实是服务导向的政府理念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分权（decentralization）。既然服务导向已经成为政府与公民关系的主导观念，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公民和社会，政府必须不断增强其回应性。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政府如何对公民的需求做出迅速和高效的反映？在一个极权体制或者一个集权体制之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服务导向的问题，因为在这些体制之下，公民的需求从来就不会被当局引起足够的重视。只要自下而上的公民需求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与接纳，自上而下的服务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在极权体制和集权体制之下，根本就不存在服务导向的问题，也就更不会因为服务导向而发生分权问题。

在民主政制发展的早期，这种服务导向发展的也不是特别明显，只是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发展，服务的理念由商业世界进军到政治领域，由不仅限于市场原则，而且也变为政治原则之后，服务导向才成为政治运转的法则之一，这才有了如何更好地服务，如何提高服务的水平问题。就新公共管理的分权来说，主要的做法无非有三：联邦制国家里权力在政府体系内部的转移，包括权力的横向分割和纵向放权。与此同时，责任机制也随之发生变化。下层和基层将拥有更多的权力以自主开展工作。目的是让下层和基层拥有更大的权力、足够的动力以及充分的能力来回应公民的需求。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强调的分权仍然会面对一些问题，比如合理分权、有效授权的界限如何清晰界定？分权不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特征，它还具备一定的艺术特质，那么，如何合理把握分权和授权的艺术问题，也就成为分权与授权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不管怎么说，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分权的重视确实与传统的管理更多强调集权截然不同。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分权置于一个突出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将分权视为一个高绩效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一个高绩效的组织被认为具备如下特征：任务明确；明确规定目标并且强调效果；向雇员下放权力；创建新的方法激励人们成功；当情况发生时，高绩效组织能够灵活迅速地调整自身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就绩效而言，高绩效组织具有竞争性；调整工作方法以满足顾客需要；保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公开的建设性的信息交流。分权、授权的理念之所以在高绩效组织中受到高度重视，是因为雇员是高绩效组织中至关重要的核心。要达到高绩效，就要给雇员以利用他们的技巧、创造力、适应变化的能力，以及不断学习以完成组织使命的能力。雇员有权根据其兴趣结成联盟和工作关系以达到组织的目标，完成组织的使命。他们不受组织界限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雇员迎接挑战，利用技能完成组织使命，发展新技能，全身心投入继续学习等诸方面做得如何，将决定组织是否能够取得成功。[5]

第五，政策（policy）。无论是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化的推进，还是服务导向的发展，分权化改革的深入，最后都要具体表现在政策层面。换言之，要通过政策来具体体现上述思想和主张。因此，政府的政策能力和政策水平也就成为深入贯彻前述新公共管理运动发展要求的重要指标。进而政府如何才能提高其设计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也就成为新公共管理的第五个重要内容。这是将前述思想具体化和操作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具体兑现和落实这些思想的重要举措。如果政策设计不能充分体现上述思想，或者不足以落实上述理念，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思想的实现必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与制约。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公共政策实质上是新公共管理对社会和公民输出的信号与产物。换言之，公民能否感受到政府是采用传统的官僚制还是新公共管理，他们能够直接感知的就是政府的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所反映的政府理念是否有所变迁？如果说生产率、市场化、服务和分权这些理念会更多地停留于政府层面的话，那么，对于公民来说，政策则是更多的行政层面、公民最能直接感知、最能直接体悟的要素。不管政府推行什么样的新公共管理，如果不能让公民和社会在政策层面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和不同的感受的话，那么，这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必将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为什么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什么将政策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的原因所在。

纵虽如此，（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依然无法回避。这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它们被界定的方式是注定不能够得到解决的，如果问题是用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数据来界定，它们就绝不可能通过公共政策来解决。比如一个国家按一定比例对贫困线的划定，总是会有一些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毕竟，社会的相对差异永远也不可能消除。（2）人们的期望总会比政府的能力增长得快。政策领域的任何进展可能只会导致人们对政策应该完成的任务寄予更高的期望。（3）解决某一群体问题的政策可能会给其他群体带来一些问题。在多元社会里，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可能同时意味着给其他人带来问题。毕竟，没有任何一项政策能够同时达到多方共赢的格局。（4）有一些社会趋向很可能是不能够由政府来推动的，即使它值得去做。比如，为解决种族问题，将白人与黑人混合居住，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5）人们常常会调适自己的行为，使公共政策变得毫无用处，政府也因此面临窘境。比如高福利导致大量懒惰，从而过度依赖政府救济金的行为。（6）社会问题可能会有很多原因，一项具体的政策并不能完全根除某一类问题。（7）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比问题本身成本更大的政策，甚而牺牲原有的社会制度或者价值理念。比如采用高压政策镇压社会动乱、各种维权行为。它牺牲的就可能是一些民主的价值，诸如结社的权利、言论和出版自由、组织反对党的权利等。（8）政治体系的建构可能不完全适宜于进行理性决策。社会问题的解决总体上需要理性决策，可是，由于民选官员需要回应选民的要求，如果加上一些利益集团的因素，此时政府的公共政策很可能就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6]

第六，对政策效果的负责（accountabilityforresults）。如前所述，新公共管理除了要能够将其生产率、市场化、服务导向、分权等思想变为有效的政策（也就是将思想操作化）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也就是要强化政策执行的效果问题。于是，问题又进一步转化为政策执行效果的责任机制问题。为什么新公共管理如此强调要对政策的效果负责？

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要基于两种理论基础，管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新公共管理则分别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重视目标或许是私营部门最重要的一点。传统的行政模式因其过于关注结构和过程而忽视了结果，因而受到了众多批评。现在的公共部门管理转而将目标作为首要的目的，其他则退居其次，这是人们在态度上的一个重大变化。”随着“以顾客为中心”的呼声一天天地高涨，以及要更好地对外部团体和个人的需求做出反应，公共管理最终认识到管理者应直接对公众负责。这也是它与传统模式地一个较大不同。[7]对结果的负责，主要来源于新公共管理严格区分了“行政”和“管理”的含义。“行政”基本上指服从指令和服务，而“管理”则指：（1）取得某些结果；（2）取得这些结果的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简言之，行政指的是听从指令，管理则指的是实现结果。这就意味着：一个管理者不仅仅是服从指令，他注重的是取得“结果”和为此负有的责任。公务员日益认识到，他们的职能是进行组织，以实现他们对其结果负有真正责任的目标，而不仅仅是服从命令、程序操作和将政策变为行动。这就是说，公务员把自己不再仅仅看作是行政者，更重要的还是管理者。或者说公务员完成的是管理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工作。因此，使用“公共管理”一词正在成为人们的偏好，“公共行政”一词即使尚未被人抛弃，现在也似乎已经过时了。[8]

新公共管理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渐形成其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对结果和责任意识的强化。“管理主义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管理者对产出和结果负责。”“公共组织需要有所作为；政府现在想知道它们做什么；它们做的怎样；谁是主管并对结果负有责任。达到这一目标的首要途径就是‘让管理者来管理’，意即高级管理者本人对结果能否切实负责，而不仅仅只是像行政人员一样服从别人的命令。改革将越来越多的管理权力进行分割，这意味着部门领导必须负有更多的责任。公共管理者现在已介入有关的政策事务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事务，他们越来越多地对这些事务负有个人责任。如果事情出现某些差错，他们付出的代价将是失去工作。”[9]简言之，新公共管理“改革的重点在于实现结果和对结果负起责任。换句话说，改革的重点是成为管理者而不是成为行政者”。[10]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主要是英国的富尔顿报告和美国的《文官改革法》1968年英国的富尔顿报告就是一个典型。该报告指出，公务员的整个管理任务由四个方面组成：在政治指导下制定政策；创立侦测执行的“机制”；行政体制的运转；对议会和公众负责。1978年，美国的《文官改革法》的目标在于，使管理者对结果负有更大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责任”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明晰。这里涉及的问题依然有很多。比如，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目标，是否必然是管理者的过失？如何理性评估这些原因，包括资金不足，或者预定目标不够科学，也不现实？而对责任的监管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一，由于公民会较多地依赖公共组织项目的执行与实施，他们不敢提出过于严厉的批评。其二，很多项目没有清晰地界定的顾客，顾客是谁？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谈不上监督，尤其是长期的监督；其三，过分依赖公共雇员的良好动机和专家主义，会使公众面临不法行为和不当行为时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11]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强化责任时不得不审慎思索，认真求解的难题。

综上所述，不管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也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新公共管理运动。充分认识、深入理解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是把握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来新公共管理及其发展的关键所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握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什么是这些要素？它们能否构成一个完整的要素体系？如果说生产率和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和企业化政府的必然要求，那么服务导向则是其必然结果。而要提供良好的服务，不论是在横向的权力分割，还是在纵向的权力分解中必须贯彻分权原则。可以说，这是公共服务发展的必然要求。所有的这一切最后都必须通过政策体现出来。一个良好的政策就是所有这些要素的集中体现。换句话来说，只要审视我们的公共政策，就可以找寻生产率、市场化、服务导向和分权这几者的具体落实和操作情况。

诚然，公共政策本身是需要加强监管的。没有监管的公共政策，很难保证其良好的效果，以及优良的公共政策。这就涉及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责任问题。其实和传统的公共行政一致之处在于，很大程度上，新公共管理虽然有诸多新理念，然而其对责任的强调实则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复制与强化。就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而言，除责任之外的所有要素，其要义都在于提供公共机构的透明度和责任性。因为，不管公共行政如何变化，其核心内容依然是公共组织的责任。只是责任形式不同而已，传统的责任形式大多基于设立政治机制或者行为主体，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通过绩效考核，或有能力促使管理者对个人和机构行为负责。[12]质言之，这些核心要素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绝不可孤立观之。否则，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解就容易出现一知半解或者断章取义。既要把握每一个要素的特定内涵，又要把握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既要明晰其优势之处，又要厘清其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们在把握新公共管理运动核心内容这一基本问题上最基本的立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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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关于新公共管理核心内容的主要参考DonaldF.Kettl，TheGlobalPublicManagementRevolutio:AReportontheTransformationofGovernance,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Washington,D.C,1-3.

[2][美]B·盖伊·彼得斯：《官僚政治》（第五版），聂露、李姿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3][美]B·盖伊·彼得斯：《官僚政治》（第五版），聂露、李姿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页。

[4][美]B·盖伊·彼得斯：《官僚政治》（第五版），聂露、李姿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6－378页。

[5][美]马克·G·波波维奇主编：《创建高绩效政府组织》，孔宪遂、耿洪敏译，耿洪敏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1页。

[6][美]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彭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295页。

[7][澳]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二版），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2页。

[8][澳]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二版），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9][澳]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二版），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80页。

篇4

二、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具体而言，新公共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主张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重新定位。政府部门要能够引入竞争机制，促其内部管理市场化和准商业化发展，以此方式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质罱和水平。新公共管理思想认为，政府管理效率不高主要是缺乏竞争机制，能够引入竞争机制，用市场力贵改造政府，使更多的私营部门能够参与公共服务，实现部门间的竞争，就能有效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

第二，主张重新整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要通过社区资助管理、外包、公私伙伴关系、民营化等手段，政府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方式，使民营机构能够参与起来，整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现多元化管理，以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第三，新公共管理思想强调对政府组织运行机制及运行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对高度集权等级森严的政府组织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取之以分权的、扁平的、网络式的政府组织，使政府行为评价标准、控制手段、行政组织方式等方面都能通过改革，加以调整，要改革传统的行政模式和政府运行机制，通过对政府职能的优化调整，对机构组织形式的改革，提升政府组织的工作效率。

第四，新公共管理思想主张强化国家的核心战略能力提升政府竞争力。政府要积极主动地以灵活和低成本的方式开展工作，能够根据内外环境变化，不断提升国家核心战略能力，提升政府的竞争能力，要积极构建民主化、法制化的政府管理体系,促进政府办事能力的提升。

第五，主张政府要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管理经验。虽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存在着很多本质上的区别，但在私营部门中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管理技术，公共部门还是可以积极地借鉴过来的。政府要积极吸纳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采纳他们的管理手段，以提高服务的水平。

第六，政府要能够把公民当做顾客，能够以顾客为中心。给顾客提供自由选择服务机构的机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提高公民的满意度。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流要由传统的单向性向双向性转变。

第七，政府要对严格的行政规则进行适度放松，能够按照绩效进行目标控制改革。新公共管理思想认为，任何部门和组织都需要规章制度保证工作的效率，但规章制度过于苛刻，会削弱组织的工作效率。因此，政府要提高自己的办事效率，就需要积极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一些严格的行政规则进行改革，使之相对宽松，通过绩效实现有效的管理和目标控制。

三、新公共管理思想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影响和借鉴

新公共管理思想是在西方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在西方国家行政管理中得到普遍应用，有效地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效率和水平，促进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满足了人民的公共服务要求，提高了西方很多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鉴于此情况，需要积极研究这种新思想，能够针对我国国情进行借鉴，这对于提高中国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人们的满意度，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中国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现实必要性。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显着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必须要进行深化改革，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和质最,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需要研究，在市场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幵展公共事务管理，如何通过行政创新提升自己的服务效率和水平，如何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发展。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公共管理思想理论为我国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了借鉴，政府管理职能的深化改革，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需要对新公共管理思想进行有效借鉴。另外，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其中经济改革力度最大，见效最大。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巨大发展变革，现代社会己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政治领域的改革必须要跟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开始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职能进行转变，有效推动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因此，对新公共管理思想进行解决，也是促进我国政治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

(二）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借鉴。1.中国行政管理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的企业管理模式。长期以来，政府机构一直存在工作效率不高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很多工作都需要政府来做，导致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工作效率不高。另外，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很多职责没有明确出来，各个部门职责不强，相互牵制，导致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政府管理就需要像企业一样，树立效率意识，提高政府人员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这样，才能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才能为人民提供优质的服务。2.中国行政管理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中的科学的企业管理方式。政府要提高工作的效率，就需要积极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中的一些企业管理方式，比如，实施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管理方式，这样的方式在企业管理中是常用的。对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促进企业完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政府性质与企业不同，但借鉴他们中的一些科学的管理方式，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用科学的方式对政府人员的管理业绩进行考评，对于提高政府人员的管理工作积极性，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具有积极的作用。3.中国行政管理要借鉴新公共管理中的竞争管理思想。要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质罱和服务水平，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具有积极的作用。引入竞争机制，一方面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另外，让一些私营企业参与到公共服务管理中去，能够与政府部门形成有力的竞争，对于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提高公众服务的质量，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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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4-0031-02

一 公共治理理论

1.公共治理的内涵

公共治理，作为一种新的行政管理的范式转换，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现已逐渐被各国政府应用于社会管理的社会实践中。公共治理含义主要包括：（1）公共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公私合作。（2）公共治理主张由各种私营部门或第三部门承担以往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功能，将政府的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3）公共治理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和合作，注重管理对象的参与性和主动性。（4）公共治理主张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方面可以而且应当拥有多种手段与方法。

因此，我们可把公共治理理解为：公共治理是政府与多种公私机构共同管理社会，以市场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共同利益，并且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时可通过多种方式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新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①

2.公共治理的社会基础——公民参与

治理是对管理的扬弃和对行政的深化。公共治理的核心在于打破公私界限，通过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共同行使公共权力，强调合作，最大限度地增进和实现公共利益。公民参与是其存在的社会基础。②

3.公民参与对公共治理的重要性

公民参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公共治理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政治上看，公民参与可对公共权力和政府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避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等由于权力扩张而带来的不良后果，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上看，公民参与可让市场更有活力、经济主体更加自由，这有

利于市场主体的完善以及经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权益维护，弥补政府无暇顾及的市场空白，是经济现代化驱动的综合动力之一。从文化上看，公民参与有利于“公民社会”、“法制观念”的形成，对各种新的需求和机会做出迅速反应，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组织方式、制度安排等各个领域，承担新职能，积极引导社会发展的潮流。

二 目前高校学生参与学生管理的满意度调查及结果

1.温州医学院学生满意度调查案例研究

2.调查结果

就调查结果来看，温州医学院向来以友好校园的形象示人，在校园里学生有安全感并能得到帮助。学生对校园安全的满意度极大地肯定了这一看法。在学生满意度调查的16个项目中，有11个项目的满意度超过了美国同类院校的相关数据，仅有5个项目低于美国同类院校的数据，这5项分数较低的调查项目均是学生自益不能完全表达的项目，究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学生自治”精神缺失。学生自治制度在国外大学比较流行。19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在推进选课制时，就有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接受成败，自我管理的意思。④ 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管理学校时，曾提倡“师生合作”。⑤ 而对于学生而言，则“提倡学生自治”。当初的复旦学生，维持校内治安，还自理膳食，自办各类义务小学、合作银行、平民学社等，直接为社会服务。学校倡导这种精神用意深远，目的是让学生将来置身社会，能时时处处都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努力奋斗。但是这种学生自治精神无论是对于学校还是对于学生来说是很难实行的。它要求学校管理者敢于放手，学生具备良好的素质，学校有严明的校风和规章，教师有强大的模范力量等。但是，所有这些都与教育实践互为前提。

第二，高校学生管理体制存在障碍，学生参与学校事务渠道不畅。我国高校在制度设计方面侧重于管理和规范。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上旧观念的思想惯性，政府将学校与大学生的关系定义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基于这种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上建立起来的相关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严重影响了大学生们真实想法的反馈。校园内，学生们自主参与学校事务的渠道很少，只有向教育主管部门投诉和向学校申诉等。但事实上，这些渠道在我国当前的执法和管理水平下，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 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管理的路径

1.培育“治理”学生管理文化

治理理论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强化自主意识。但根本在于营造校园文化，以文化管人，实现学生管理的“治理”精神。目前，多数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是直接性的管理行为和强制性的管理方式，但是这种管理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粗放而低效的，治理理念的管理意味着管理需要以间接、柔软的行为方式来对学生思想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对学生行为的软约束，而这种软约束主要是通过校园文化来实现的。⑥ 校园文化的管理理念的实现途径则需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参与意识。学生在这种理念统领下，感觉身心是轻松的、校园管理是柔和的。在这种氛围下，学生的主体精神能得以充分的发挥，其个性也能得以自由展示，学生能够在自我意识引导下、在自我约束中实现自由发展。这正是今后各高校所要追求的主体价值之一。

2.学生事务管理的民主化

民主化的学生事务管理的本质在于平等地对待学生，保障学生权益，支持学生参与校政。学生的校政参与也称“学生参与”，是指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关于学生参与学生事务，笔者认为，关于学生的许多事务应该尽量由学生负责参与。这些事务主要包括学生纪律、学生生活和咨询服务等。学生纪律管理是学生参与中典型的方面，借助旨在促进学生自律的“荣誉准则”和有众多学生参与的学生纪律委员会，许多高校的学生实际上负起了学生纪律的主要责任，学生事务处处于辅的行政业务支援地位。在学生生活方面，许多高校学生生活服务的大部分事务是由学生会承担的。学生会活动的内容和作用在于为学生提供各种服务、组织开展学生课外活动、代表学生参与校务、与社区联系提供社区服务计划。此外，它还根据自己的章程在学校内部发挥管理、协调自律的作用。在咨询服务方面，学生可以参与新生接待与入学定向指导，住宿安排与住宿生活指导、学术问题等。

3.建立大学生参与诉求表达机制

笔者认为，参与诉求的表达主要可从三个方面完善：（1）建立听证制度，是大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尤其是参与涉及自身重大利益事项的决策。（2）建立校务公开制度，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有针对性地公开有关校务，如招生、新生收费、毕业生就业、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各类奖学金和荣誉称号的评定等。（3）完善大学生自治组织建设。几年来，各高校中越来越多地涌现出大学生自治组织，学校也日益重视学生的自治组织。但是，学生自治组织的规范性、运作的科学性、模式的有效性仍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如何完善大学生自治组织，使其作用有效地发挥出来仍是高校学生工作中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注 释

①任维德.公共治理：内涵 基础 途径[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1）

②刘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公共治理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0

③韩玉志.现代大学管理：以美国大学学生满意度调查为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④舸昕.从哈弗到斯坦福——美国著名大学今夕纵横谈[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182

⑤刊登于2005年9月1日“复旦校刊”百年校庆专刊。

⑥李荣华.论“无为而治”的高校学生管理[J].求实，2009（S1）

参考文献

[1]赵军山.大学生维权误区与对策探析[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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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指出北京的核心功能，即北京作为首都所承担的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大功能。通过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海淀区做为全国名校的聚集区、中关村和北京市的核心区，已经具备首都核心功能和实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战略，亟需提升绿色北京战略以更好的服务首都核心功能。如何达到城乡增绿，可以通过拆建还绿，也可以通过耕地转换增绿。文章以耕地转换增绿为切入点，以有别于传统的“耕地数量”管理思维，提出“耕地质量和生态”管理并行的思路。在此指导下分析海淀区耕地资源现状，耕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地方政府应“保多少耕地（耕地保有量）”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海淀区政府服务首都核心功能的耕地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一、 耕地资源的现状

1. 数量较少，质量不高。2014年海淀区耕地面积为2 042公顷，仅占农用地面积17 146公顷的11.91%，土地面积43 076公顷的4.74%，数量少。其中旱地1 034公顷，占耕地总量的50.64%；水浇地718公顷和水田290公顷，占耕地总量的49.36%，优质耕地占耕地总量不到一半，质量较差。

2. 空间分布不均衡，北部多南部少。耕地主要集中于北部地区的上庄镇，面积为961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47.06%；其次为西北旺镇和苏家坨镇，面积分别为483公顷和466公顷，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23.65%和22.82%；南部地区仅有25公顷，只占耕地总面积的1.22%。

3. 增减失衡，占多补少。2009年～2014年，海淀区耕地共减少499公顷。其中建设占用耕地383公顷，占耕地减少总量的76.55%；农用地结构调整占用耕地117公顷，占耕地减少总量的23.45%。

同时，耕地共增加12.94公顷。其中农用地调整、整理增加耕地10.19公顷，占耕地增加总量的78.76%；建设用地复垦增加耕地2.74公顷，占耕地增加总量的21.20%；未利用地开发增加耕地0.01公顷，占耕地增加总量的0.05%。

4. 管理科学，年际变化趋缓。海淀区通过设置土地用途管制分区，建立耕地保护基金，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创新土地整治功能单元规划实施机制等，达到科学管理耕地的目标。2014年耕地面积为2 042公顷，异区代保33公顷，总面积为2 075公顷，完成了2020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2 067公顷的规划目标。

2009年～2014年，海淀区耕地净减少486公顷，减少比重为19.22%，幅度较大。但从耕地减少趋势上看：逐渐减缓，耕地管理成效逐渐显现。

二、 耕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1. 原有的耕地保护思维难以适应新形势变化要求，急需转变。着眼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海淀区由“承载首都核心功能的重要区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体现国家形象和风貌的历史文化区，首都和谐宜居的生态文明区”转变为“环境优美、和谐宜居的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新功能定位为海淀区土地利用管理指明了方向，原有的耕地管理思维难以适应新形势变化要求，应由原来注重“耕地数量管理”转向“耕地质量和生态管理”并重，即把质量高的耕地应保尽保，把质量低的耕地转变成生态用地，实现“耕地明显减少、生态用地显著增加”的耕地保护新思维。

2. 纯耕地数量少，耕地保护压力进一步加大。规划到2020年，海淀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2 067公顷，从政府管理的数据看实现了耕地保护目标。但根据海淀区地籍详查数据，2014年现状耕地中含可调整农用地1 198公顷，占耕地总规模的58.67%；含平原造林283公顷，占耕地总规模的13.86%；实地纯耕地仅有561公顷，仅占F状耕地的27.47，与规划目标相距甚远，耕地保护压力加大。

3. 后备耕地资源匮乏，耕地补充后继无力。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2014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的未利用地面积642.7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49%，其中89.93%为河流水面和湖泊水面（总面积578.03公顷），只有10.07%为裸地和其他草地（总面积64.74公顷）。即使不考虑土地质量因素和土地转换的可行性，把裸地和其他草地全部开垦为耕地，最多也只能补充耕地64.74公顷，占2014年耕地面积的3.17%，对耕地数量的补充十分有限。

4. 水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耕地保有量与水资源可保数量不匹配。

海淀区农田灌溉定额在7 500m3/公顷～10 050m3/公顷，如按耕地保护目标，则农业需水量须达到1 545万m3～2 070万m3，而近年海淀区年均农业用水仅为381万m3，水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在100%用水保证率下，以现有的水资源供给量测算，估算可保耕地数量为593公顷。

三、 耕地管理的新思路

1. 以耕地现状数据为依据，按用地供给对现状耕地进行核减。以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为基础，结合海淀区耕地详查和遥感影像判读修正数据，对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进行现势性修正，确定耕地保有量。采用线性求和法，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的空间分析来提取所需要的数据。公式为：

Sf=S0-Sm-Sn （1？燮m？燮10，n？叟1）

其中，Sf为规划年耕地面积，S0为2014年耕地数量，S为土地规划二级分类中的地类面积，m为二级分类数，n为其他需要腾退的耕地数量。

对公式展开为：

耕地保有量=2014年耕地面积-核查非耕地面积（园地、其他农用地等）-平原造林面积-规划占用面积（建设将腾退耕地面积+土地开发复垦可补充耕地面积-建设将占用面积）-重点水源保护地需腾退面积-地质敏感区需腾退面积。

运用ARCGIS空间叠加、统计等方法，对2014年土地利用矢量数据进行坐标变换（北京坐标变换成西安1980坐标），然后擦除2014年地籍详查中的林地、园地、设施农用地等占用的非耕地面积，再核减市级平原造林面积、核减位于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面积。

因海淀区没有耕地位于地质敏感区，因此此项核减为0。对京密引水渠矢量图进行缓冲区分析（半径100m），核减位于缓冲区内的耕地面积（结果显示核减数为0），得到规划目标年耕地面积为419公顷，如表1所示。

2. 以耕地变化数据为依据，对未来耕地进行预测。以历年耕地变化数据为基础，采用趋势外推法，结合历年建设用地占耕数据，预测未来耕地数量。趋势外推法是根据过去和现在的耕地面积变化趋势来推断未来耕地变化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有时间序列预测法、移动平均法、平均增长法。

（1）时间序列预测法。也称历史引伸预测法，是一种历史资料延伸预测。是以时间数列所能反映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性，进行引伸外推，预测其发展趋势的方法。公式为：

Y（t）=a+b×f（t）

其中，Y为耕地数量，a为常数项，b为待定系数，f（t）为耕地随时间变化的函数。

对2009年～2014年耕地数据采用时间序列预测法计算（表2），得到：

y=-80.229x+2 450.5（R2=0.68）

（2）移动平均法。根据时间序列，逐项推移，依次计算包含一定项数的序时平均数，以此进行预测的方法。它能有效地消除预测中的随机波动，特别适用于近期预测。

根据预测时使用的各元素的权重不同，可以分为简单移动平均法和加权移动平均法（表2）。简单移动平均法公式为：

Y（t）=（S（t-1）+S（t-2）+…+S（t-n））/n

其中，Y为耕地数量，n为移动平均的时期个数，（t-1）为前一个时期数，S为耕地面积。

加权移动平均法公式为：

Y（t）=（W1×S（t-1）+W2×S（t-2）+…+Wn×S（t-n））/n

其中，W为权重，其他参数含义与移动平均法相同。

（3）平均增长法。是根据变量以往数据的变化来推断未来变量值的方法。其公式为：

Y（t）=Y0+（Yp-Y0）/P×t

其中，Y为耕地数量，P，t为时期个数，Y0为基期耕地数量。

对2009年～2014年耕地数据采用多项式函数拟合法计算（表2），得到：

y=2 528+（2 024-2 528）/6*12

3. 以水资源数据为依据，对农业水资源作为关键障碍因子预测耕地保有量。借助“木桶理论”思想，以近几年海淀区农业用水量、农田灌溉定额等统计数据为依据，采用“以水定田”法来推算耕地保有量。

以农业用水量与农作物节水灌溉定额的比值来测算耕地面积。

Sf=Wf/Ia

其中，Sf为规划年耕地面积，W为农业用水量，Ia为农作物节水灌溉定额。

农业用水量采用海淀区水务局2009年～2013年数据的均值求取（表3），公式为：

Wf=Wi/n （i=1，2，…，5）

其中，W为农业用水量。得到农业用水量为397万m3。

农作物节水灌溉定额（表4），根据海淀区实际情况，选取水稻、冬小麦和露地菜三种主要农作物，以渠道衬砌和管灌为主要灌溉方式，一年轮作一茬水稻和冬小麦，全年种植露地菜为标准，求取农作物平均节水灌溉定额。公式为：

I=Ia=（Ii/n+Ii）/（i+t） （i=2，t=1，a=2）

其中，I为农作物节水灌溉定额，a为土壤类型，Ia为不同土壤类型下农作物节水灌溉定额平均值，Ii为水稻、冬小麦节水灌溉定额，It为露地菜节水灌溉定额。

根据海淀区水资源状况、北京市主要农作物节水灌溉定额以及耕地面积计算公式，得到75%水源保证率下的耕地面积为790公顷。为了做到应灌尽灌，100%保证耕地用水量，则只能保593公顷耕地（表5）。

四、 结论

根据耕地保有量管制测算思路与方法不同，得出高、中、低三个方案（表6）。

1. 低方案从政府用地现实供给出发，以2014年质量高的纯耕地数量作为耕地保有量。这个方案的优点是正视现实用地情况，照顾了地方政府用地利益；缺点是当耕地资源紧缺时，地方政府为了减少耕地保护压力，有通过减少耕地数量降低耕地管制动力。

2. 中方案从水资源约束视角，以保证海淀区100%供水量的耕地数量作为耕地保有量。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客观认识自然条件特别是水资源条件对农业生产的硬约束，为政府究竟保多少耕地适当提供了客观标尺；缺点是水资源充沛的地方，耕地保护的责任更大，但恰恰也有利于工业生产，造成流失比较利益高的发展机会成本。

3. 高方案从政府用地实际需求角度，以趋势外推法中的三种方法测算的耕地面积平均值作为耕地保有量。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完全借助计算机运算实现，客观且无人为因素干扰；缺点是运算结果受模型精度和特点决定，可能与现实有较大出入。

鉴于北京市耕地资源紧张，海淀区政府有降低耕地保护压力的现实需求，所以低方案已经反映了地方政府意志，耕地保有量将高于低方案；高方案因模型精度问题及不受人为因素扰动，不能完全反映地方政府意志；中方案符合北方水资源较匮乏现实，为地方政府耕地保护责任提供了较客观评价尺度，建议以600公顷左右做为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义务量（耕地保有量）。

参考文献：

[1] 高峰，叶剑平.新型城镇化时期我国建设用地拓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基于亨利・乔治理论的改进与实践[J].现代管理科学，2016，（8）：6-8.

[2] 刘志勇，罗子欣.以科技创新优化区域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J].现代管理科学，2010，（6）：81-82.

[3] 吴明发，欧名豪，叶刘刚，等.耕地管制的经济学解释[J].经济体制改革，2012，（2）：164-167.

[4] 陈美球.耕地保护的本质回归[J].中国土地，2017，（4）：12-14.

[5] 蔡燕培，许实，方斌.地方政府耕地保护义务量配置与对策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5，29（6）：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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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建国（1957-），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建筑经济、可持续建设研究，（E-mail）。

摘要：课程体系决定教学内容，直接关系着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对高等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办学水平，打造办学特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文章针对国内高校课程体系逻辑结构不清，课程内容交叉重复等问题，以同济大学工程管理专业为例，从专业课程体系顶层战略层面，以核心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梳理了各专业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并构建了以工程项目管理为主线，以建设项目全寿命管理、建筑经济与管理为扩展线的专业课程教学体系。

关键词：课程体系；专业教学；工程管理；核心知识和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4）01-0041-05

课程体系是指为培养人才所确立的目标以及依据这些目标所选择并加以组织的课程内容、教学活动的系统。课程体系是实现培养目标， 提高人才素质的核心， 是形成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的要素。课程体系的建设和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关键。优化课程体系对高等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办学水平、铸造办学特色以及推动学校的各项改革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

工程管理专业是国家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专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经过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管理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及众多院校的探索和努力，工程管理专业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教学体系。但是，面对新的形势、要求和挑战，工程管理专业教学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胡文发（2007）认为，国内工程管理专业长期沿用计划体制的教材和课程设置，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前瞻性，课程设置缺乏创新[2]。金长宏（2005）认为，工程管理专业的专业定位、课程体系、教学大纲编写等方面有待改进[3]。杨建伟（2008）等认为，工程管理专业教育还处于摸索前进阶段，存在专业方向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等问题[4]。因此，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完善工程管理专业教学体系，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工程管理专业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

文章对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以工程管理专业为例，在对其课程体系现状分析和现有研究回顾的基础上，从专业培养目标、自身办学条件和工程过程实际出发，探索基于核心知识和能力的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及其设计方法，为高校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 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现状分析

1999年工程管理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制定了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培养方案》，采用基础课程+专业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的教学体系（图1）[5]。

图1 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图

但是，作为一个综合性专业，工程管理专业目前所包含的专业方向较多，开设院校的专业背景也不相同，因此，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特别是课程结构还处在不断完善和探索之中[6]。目前工程管理专业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课程体系的定位缺乏核心特色。由于工程管理专业需要融合多学科的成果，既需要工程技术背景，又要求管理、经济等学科知识，造成学生的知识普遍“杂而不精”。（2）课程体系的内容松散，结构生硬。部分课程类型设置、性质划分和学时安排不够合理。课程设置逻辑关系不明确，前后顺序衔接处理不当，部分课程内容重复交叉较多[7-8]。此外，实践教学体系有待整合与完善，部分学校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偏低，实践环节构成不合理[9]。

通过同济大学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分析和国内外高校对比发现，学校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课程设置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强，课程内容衔接不合理，部分课程存在知识点重复等问题。

因此，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问题不容忽视。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根据课程体系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做好专业课程体系顶层战略分析与设计。

二、 课程体系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专业教学课程体系是指一个专业所设置的课程相互间的分工与配合，是教学体系的主体部分[10]，是教学目标的具体体现。课程体系设计要围绕专业培养目标和业务要求进行，为学生建立完整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服务。

课程体系的构建是教学管理工作的重点，也是新时期教学改革的关键，国内学者对各自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探索。从战略层面，刘降斌和李丞北（2010）认为，高等学校课程体系设计是一项由理论到实践的复杂工作，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以人为本，注重整体功能；强化通识教育，拓宽基础；优化结构，突出素质课程；注重统合思维培养，设置课题中心课程；确立国际意识，开设国际性课程[11]。徐幼林（2008）、郑力（2008）提出了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及其内容的柔性化设计思想，认为专业课程体系内容上应该实时更新、与时俱进，教学安排上应弹性化[12-13]。胡弼成（2007）则总结了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呈现的三种形态：树状形态、板块形态和球体形态，为高校专业课程设计提供参考[14]。

课程体系的“逆向设计”模式由美国著名课程与教育专家格兰特提出，是在明确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进行课程体系的应用技能设计，整个设计过程分为：确定能力目标，确定如何证明学生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具体的实施[15]。该理论在美国中小学及大学本科教育课程体系设计中广泛应用[16]。

ACCP是印度Aptech公司推出的培养软件人才的课程体系，强调培养实践能力，突出项目经验积累[17]。王庭之（2010）基于ACCP（Aptech Certified Computer Professional）课程理念，提出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以项目为主线，采取“逆向设计”思路的“项目带动式”课程体系新模式[18]。倪贵林（2011）利用“订单式”培养模式，构建了专业课程体系[19]。“订单式”是按企业要求“量身定做”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相应课程体系的培养模式。孙根年提出了课程体系优化系统结构模式，论述了从“课程体系课程群主干课程”实现课程体系的递阶控制及三级优化思路[20]。

图2 基于核心知识和能力的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以上理论和方法共同点在于从培养目标出发，分析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和具备的能力，以此为基础展开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也必然从专业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出发，但相比其他专业，工程管理的专业知识更加庞杂。所以，课程体系的设计还必须对众多专业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形成清晰的教学线，紧扣核心知识和能力展开，才能在有限的学时内完成教学培养任务，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因此，笔者提出了基于核心知识和能力的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方法。如图2所示，以专业培养目标为基础，结合自身办学实际与开设课程及工程过程，采用“逆向设计”思路，分析核心能力、课程逻辑关系和核心任务，形成专业教学线，然后分别研究每条教学线的核心知识与能力，根据需要分别设置专业课程和实践环节，构建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教学体系。

三、同济大学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分析及构建

考虑产业的用人需求，结合同济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的办学历史、特征和实际条件，将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按专业方向和工作性质分为两部分。以一条核心主线、两条扩展线，探讨工程管理专业必须具备的核心知识和能力，以此设计专业课程教学大纲。

同济大学工程管理专业课题体系的核心主线，是工程项目建设实施阶段的项目管理（PM）教学核心线；扩展线1是以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族为基础的建设项目全寿命管理（BLM）教学线，即向前向后拓展至项目开发管理或设施管理（基于PM的DM或FM）；扩展线2是以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族和建设项目全寿命管理课程族为基础，面向建筑业或建筑企业的建筑经济与管理教学主线。

（一） 核心主线：工程项目管理（PM）教学

实施阶段的工程项目管理是工程建设的核心环节，对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组织、管理以及协调的任务也是最为复杂和繁重的。因此，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工程项目管理教学也是整个工程管理专业教学的重点与核心。以下从核心任务、核心知识、核心能力、专业课及实践环节五方面探讨工程建设实施阶段工程项目管理教学体系构建。

核心任务方面，项目管理规划、计划和控制、项目团队建设、项目合同执行，以及项目信息管理，贯穿于整个工程建设实施阶段。另外，设计阶段还包括对设计工作的管理；采购阶段还包括工程的承发包管理；工程施工阶段还包括工程建设组织；工程验收移交阶段还应完成对项目的验收管理。

核心知识方面，工程项目管理理论、施工方法与技术以及工程建设法律法规等是整个工程建设实施阶段都应该具备和掌握的。另外，设计阶段还需要建筑设计方案比选与优化和设计规范标准等方面的知识；工程采购阶段还应掌握项目采购、工程合同管理、招投标法律规范和国际工程采购与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工程施工阶段还要用到施工技术、施工组织设计与管理、项目实施的“三控制三管理二协调”、技术经济等相关知识；工程验收和移交阶段还应掌握竣工档案管理、验收管理、项目后评价等的相关知识。

核心能力方面，项目管理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控制、设计与工程变更管理、技术经济分析、法律规范与技术标准的贯彻、团队建设、全过程信息管理、建设手续管理等贯穿整个工程建设实施阶段。另外，设计阶段还应具备编制设计任务书和组织设计委托的能力；工程采购阶段还应具备工程承发包模式设计，合同文本设计以及招投标组织的能力；工程施工阶段还应具备进度计划的编制与控制、工程合同管理、成本控制以及安全管理的能力；工程验收移交阶段还应具备组织工程验收移交的能力。

对项目实施阶段各个环节的任务、知识，以及核心能力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针对性地设置以下课程：工程项目管理、项目采购、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风险管理、工程合同管理、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工程法律制度，以提供整个项目实施阶段的相关知识（图3）。

图3 项目管理教学核心主线

此外，针对各个课程教学环节，需要设置实践环节。工程实习、工程造价管理课程设计、大型项目建设参观、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设置旨在培养学生在整个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实践和动手能力。针对设计阶段的管理，还设置了测量实习和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工程采购阶段还设置招投标课程设计和工程法律体制讲座，工程实施阶段还设置了建筑结构课程设计和施工组织课程设计。

（二） 扩展线1：项目全寿命管理（BLM）教学主线

扩展线1的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管理（BLM）教学主线，是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族基础上的扩展，即往前延伸的开发管理（DM）和往后延伸的设施管理（FM）课程体系，是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管理，包括开发管理和设施管理的基本理论和专门技能，毕业后可以从事建设项目前期的开发管理，或项目建成后运营阶段的设施管理工作（图4）。

图4 教学扩展线1：项目全寿命管理教学主线

建设项目全寿命管理教学体系和课程族的设计，是在项目管理课程族的基础上，增设开发管理课程族和设施管理课程族。建设工程项目开发管理和设施管理共有的核心理念是建设项目的生命周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开发管理的核心任务是项目策划、项目评价和决策，设施管理的核心任务是设施物业的运营、维护管理和增殖。

开发管理和设施管理的核心知识为可持续建设。开发管理的核心知识还有市场调研、项目策划、项目评估与决策、可行性研究和决策立项等，设施管理的核心知识还包括设施管理以及项目运营等。

开发管理和设施管理共有的核心能力包括可持续建设管理。开发管理的核心能力有市场定位与项目功能分析、项目策划、评估与决策方法应用、可行性研究组织、设施管理的核心能力是设施管理。

开发管理和设施管理共有的专业课包括可持续建设、建设环境管理、财务管理等；开发管理专业课程还包括建设工程项目策划、项目评估与决策、项目融资、工程经济学等；设施管理的专业课程有设施经营、物业管理、建筑维护维修（BS）等。

开发管理的课程实践环节包括工程调研、建筑市场调研、房地产项目可行性分析等，设施管理的课程实践环节包括物业管理方案课程设计等。

（三）扩展线2：建筑经济与管理教学主线

建筑经济与管理教学主线，是工程项目管理线和建设项目全寿命管理线的扩展，是涉及建筑业管理、建筑企业管理等的课程体系，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建筑业管理或建筑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和专门技能，毕业后可以从事建筑业行业管理，或建筑企业管理工作（图5）。

建筑业管理的核心任务包括行业管理、行政管理；核心知识包括建筑经济原理、产业组织、建筑业管理体制、机制与法制等；核心能力包括行业组织与管理；专业课程包括建筑经济、国际建筑业管理体制、机制与法制的研究、建筑行业法律法规；实践环节可安排建筑行业管理讲座等。

建筑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建筑企业经营管理；核心知识包括企业管理、财务管理、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核心能力包括建筑企业管理与经营。专业课则有建筑企业管理、财务管理、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实践环节可安排会计大作业、企业管理讲座等。

城市建设管理核心任务包括城市管理、城市运营；核心知识包括城市建筑规划、城市土地规划；核心能力包括城市建筑规划、城市土地规划。专业课包括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原理、土地利用与经济、城市经济学、公共管理等，实践环节可安排城市建设管理的讲座等。

图5 教学扩展线2：建筑经济与管理教学主线

不论是按照工程项目全过程进行分类还是按照行业特征进行分类，这些课程都是工程管理专业需要开设的。因为工程管理专业培养的人才着眼于全局、全过程管理，所以，行业的宏观知识和战术层面的知识也不可缺乏，但要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应该以此为努力的方向，有所侧重。

基于上述专业教学体系与专业课程族群的深入分析，可以构建工程管理专业教学和课程体系的整体架构，如图6所示。

图6 同济大学工程管理专业教学和课程体系整体架构 四、结语

专业教学课程体系，作为教学管理工作开展的指导和依据，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文章从顶层战略层面，以专业核心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梳理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了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方法，并以同济大学为例，构建了以“一条核心主线、两条扩展线”为基本结构的课程体系。但是，教学工作的开展应因地制宜、与时俱进，随着学科和社会需要的发展，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和改进，才能推进工程管理专业教学的不断前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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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system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based on core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CHEN Jianguo， LIU Deyin， LI Xiuming， ZENG Dalin

篇8

    一、核心员工管理的3P模型

    在新世纪的竞争环境下,人力资源将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企业获取利润的重要手段。企业的兴衰成败、实力强弱已不再取决于企业拥有的物资资本,而首先在于知识的拥有和创新能力,高素质的员工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将是一种战略资源,将是企业争夺的焦点。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将进行理论上和模式上的创新,把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到战略地位上来考虑。而3P模型就是抓住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理念和关键技术,充分关注企业的战略目标。所谓3P模型,即由职位评价系统、绩效评价系统和薪酬管理系统为核心内容构成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职位评价系统、绩效评价系统与薪酬管理系统三者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它们三者的有机联系,可以充分体现公正、合理、科学竞争的原则,强调个人努力与团结协作的统一性,工作报酬和工作奖惩的统一性,员工个人命运与公司命运一体化,不强调资历而看重现实的工作表现,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业绩考核与工资待遇、奖惩相互依存,考核是人事决策的客观依据,待遇奖惩是考核的结果。以此构成一个完整清晰易于操作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1.职位评价系统

    (1)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是确立完成各项工作所需技能、责任和知识的系统工程,它是最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也是一项基础技术,它的目的在于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①员工将完成什么样的活动?(What)

    ②工作将在什么时候完成?(When)

    ③工作将在哪里完成?(Where)

    ④员工如何完成此项工作?(How)

    ⑤为什么要完成此项工作?(Why)

    ⑥完成工作需要哪些条件?(Which)

    (2)建立工作说明和工作规范

    根据工作分析中的有关信息,形成工作说明和工作规范。它应简要地说明期望员工做些什么,还应确切地指出员工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履行职责,具体说,工作说明是提供有关工作的任务、责任和职责的文件,而工作规范是一个人完成工作所必备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等基本素质的文件。

    (3)工作评价

    工作评价是在工作说明及工作规范的基础上,决定一项工作与其他工作的相对价值的系统过程,它同时是经济报偿系统的一部分,工作评价有以下作用。

    ①确认组织的工作结构。

    ②使工作间的联系公平、有序。

    ③开发一个工作价值的等级制度,据此建立工资支付结构。

    ④在企业内部的工作和工资方面取得一致。

    在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中,一个适当的职位评价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分析资料的主要作用是在人力资源计划方面,工作规范是招聘和选择的标准,同时也是培训和开发的依据。至于绩效评价,应根据员工完成工作说明中规定的职责的好坏进行,这是评价公平的基准。而工作评价又是决定报酬内部公平的首要方法。此外,职位评价信息对员工的劳动关系也很重要,当考虑对员工进行提升、调动或降职的问题时,通过职位评价获得的信息常能导致更为客观的人力资源管理决策。

    2.绩效评价系统

    绩效评价系统是定期考察和评价个人或小组工作业绩的一种正式制度。实施绩效评价可能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里最棘手的任务,创立一个有效的绩效评价制度应该是人力资源管理中优先考虑的事。

    评价系统的首要目的是提高业绩,一个设计和联系都很合理的系统,能够有助于实现组织的目标和提高员工的业绩,并能提供一种对组织中人力资源优劣势的剖析以安排人力资源计划。绩效评价的等级也会有助于对招聘甄选的预测,在确认选择测试中,对选择测试可靠性的正确决策将取决于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同时,一种评价制度还有助于确定员工培训和发展的需要作出判断和选择。尤为重要的是,绩效评价结果为增加报酬提供了合理决策的基础,一个公正的绩效评价系统也是加薪奖励公平化的保证。此外,绩效评价数据也可用于内部员工关系的决策,比如动力、降级、升职和调动等方面的决策。

    3.薪酬管理系统

    薪酬管理系统是对企业工资水平、工资结构、工资制度、工资形式、工资待遇的管理系统,旨在监督它们是否达到了组织与个人的目标。由于工资管理中包含很多内容,因此它是最困难和最具挑战性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之一。

    工资管理系统的首要任务是报酬公平。企业吸引、激励和留住有能力的员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的报酬机制实现的。报酬必须对所有相关方面公正实施,而且应该让人感觉到是公平的。根据员工关系的特点,内部薪酬公平可能更重要,而工作评价是内部公平首要的方法。但是企业为了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就要在劳动力市场上提出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平,就必须始终对外部公平加以重点考虑。如何处理好既吸引人才又降低成本这对矛盾,是工资管理系统的焦点和难点。

    二、核心员工系统化管理

    1.关键员工队伍的规划

    分析、明确哪些是实现战略目标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核心人员,要对员工队伍的现实任职素质进行大“盘点”,关键员工的培养重点在于后备队伍的培养。关键员工的保留有两点:人的保留与人所拥有的资源的保留。

    业务战略决定了组织所需的人力资源,配合企业的业务规划和经营策略,分析、明确哪些是实现战略目标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核心人员,是进行规划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对员工队伍的现实任职素质进行大“盘点”;同时要分析外部人力市场的变化趋势及内部员工流失率情况,预测关键员工队伍未来的发展变化与业务发展的匹配情况;综合上述所有因素,则可以对关键员工进行整体、系统的战略性规划,从而为关键员工的有效管理奠定良好基础

    2.关键员工队伍的建立

    关键员工队伍的建立包括三个主要环节:吸引、培养和保留。

    吸引首先要分析关键人才的来源,比如地域性:是在本地人力市场招募、或是全国甚至国际市场寻找;比如行业性:是从同行业优秀企业挖“墙角”,或是寻找其他行业的“他山之石”等,并以此为基础制订相应的招聘方案。另外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现实条件制定关键人才策略,比如是以培养应届生为主,或是通过购并整合人才资源等。

    关键员工的培养重点在于后备队伍的培养。关键员工的梯队建设是保证关键员工队伍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要选拔认同企业价值取向、素质高、有潜力的后备人员,有计划地给予重点培养,逐步形成关键员工队伍的阶梯式构成,从而持续有效地支持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

    关键员工的保留有两点:人的保留与人所拥有的资源的保留。留人主要是留“心”,创造良好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追求组织与个人的共赢,是留“心”的根本。而如何把个人优势转化为企业优势则是保留关键员工的重点工作,比如骨干人员所拥有的核心技术、经验积累、个人声誉、客户关系等,这些资源常因人才流失带给组织很大的损失。加强团队建设是转化个人优势的有效方法之一,团队使个人的作用有限,团队内资源共享,从而分散和降低了组织对个人的依赖性。另外一个有效方法是加强制度化的规范管理,通过制度把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记录、整理、分享并保存,从而变成企业的资源和优势。

    3.关键员工队伍的激励

    对关键员工的薪酬管理重点要考虑中长期薪酬方案。关键员工队伍的开发重点在于素质开发,高素质是高绩效的基本前提。

    关键员工是企业业绩的主要创造者,如何有效激发关键员工的斗志、激励他们保持最佳绩效,是关系到企业能否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这里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关键员工的绩效管理和薪酬管理。关键员工的绩效管理是战略性的绩效管理。通过分析实现战略的关键成功因素,我们可以确定企业的关键绩效指标,并由此确定关键员工的牵引性绩效指标,从而把关键员工的主要活动和企业战略紧密结合,保证关键员工的绩效贡献直接支持企业战略的实现。

    员工付出劳动得到的回报包括经济与非经济性两种,从时间上又有短期、中期和长期之分。关键员工是企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有时甚至决定企业生死存亡,这种“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决定了对关键员工的薪酬管理要重点考虑中长期薪酬方案。现在很多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期权计划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4.关键员工队伍的开发

    关键员工队伍的开发重点在于素质开发,高素质是高绩效的基本前提。企业能否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关键要看骨干人员的素质是否能够满足企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围绕素质管理制订关键员工的培训计划和发展计划,一方面配合企业的战略规划,同时结合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形成共同发展、共同成长的“伙伴关系”,这是关键员工管理的最佳境界。

    三、核心员工个性化管理

篇9

一、企业核心员工的特征

核心员工是企业中拥有专门技术、掌握核心业务、控制关键资源、对企业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员工；是高价值员工中拥有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源泉的关键技能的员工。企业核心员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企业核心员工知识面广，社会阅历丰富，因而对事物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有主见，所在的岗位常还处在企业业务流程的重要环节上，对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掌握了企业的先进科技资源，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决定了业务流程能否高效运行。

2.不可替代性。由于拥有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源泉的关键技能，他们创造、发展了企业的核心技术，拥有对企业产品的效率、质量和特色具有决定性作用，具有创造很高的商业价值的某些特殊技能，核心员工的关键技能是企业培育和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具有不可替代性。

3.具有较强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企业核心员工其人格相对较独立，因为受到更多、更高的教育，知识较丰富，思考问题也较深入，故人格培育速度比一般员工要快，个性成型所需要的时间相对较短。

4.核心员工具有较高的心理期望。企业核心员工认识到自我对企业经营生产的贡献，因而有较强的社会尊重，自我实现等心理需求，企业核心员工具有价值优越感和较高的专业忠诚度，较低的企业忠诚度，企业是发挥他们专业优势的平台，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在专业领域取得的进步以及个人的价值回报。

二、企业核心员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核心员工的价值如此重要，大多数企业对核心员工的管理还是相当薄弱的，主要表现在：

1.企业对核心员工关心不够，相当一部分核心员工对目前的薪酬水平感到不满意。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物质与激励之间的关系呈弱化趋势，但物质需要始终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核心员工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还是要获得一定的物质报酬。在企业里，报酬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员工的价值，但目前企业的薪酬体系没有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体现不出核心员工的价值。

2.企业对核心员工支持不力，使核心员工对组织失去信心。企业绝大多数核心员工，都会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成长空间抱有较高的期望，他们制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目标努力创造条件。由于核心员工特别注重个人成长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而企业又没有为核心员工设计合理的职业阶梯，没有很好地关注核心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没有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和措施去努力营造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的组织氛围。

3.企业的工作环境确不利于核心员工的成长和发展。尊重是激励的一种基本方式，是加速核心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但有些企业不能完全实现有效沟通，沟通的环境不利于核心员工的情绪表达，没有很好地通过核心员工目标完成状况的反馈，去激励核心员工积极向组织目标前进，企业没有授予核心员工恰当的权利，授权不太恰当或重复交叉，从而影响了核心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三、企业知识型核心员工管理策略

企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核心员工进行有效的管理：

1.运用科学的理念加强对核心员工的管理

一是坚持“企业核心”理念，核心员工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核心知识和核心技能整合的结晶，要管理和协调好各种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知识和技能；二是将核心员工的管理当作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企业从战略性管理的原则和要求出发，对核心员工实施有效管理，同时让核心员工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在强化组织的归属感中充分发挥潜能；三是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对不同类型的核心员工，对普通员工和核心员工都要同等对待，以提高组织管理效率。

2.科学规划、建立核心员工队伍

首先明确企业核心员工的特点，企业的经营战略决定了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从企业的业务规划和经营策略去分析、明确哪些是实现战略目标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核心员工；其次，要对员工队伍的现实任职素质进行大的“盘点”，分析外部人力资源市场的变化趋势及内部员工流失率情况，预测核心员工队伍未来的发展变化与业务发展的匹配情况，要选拔认同企业价值取向、素质高、有潜力的后备人员有计划地给予重点培养，逐步形成核心员工队伍的阶梯式结构，从而持续有效地支持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核心员工的有效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最后是加强团队建设，将个人优势转化为企业团队优势，实现团队内资源共享，从而分散和降低组织对个人的依赖性，同时加强制度化的规范管理，通过制度把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记录、整理、分享并保存，从而变成企业的资源和优势。

3.构建激励机制，激励核心员工

制定合理的薪酬政策是留住核心员工的一种重要手段，一是薪酬体系要解决内部的公平性和外部的竞争性，应在企业和市场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相应的维护调整；二是薪酬要与工作绩效和员工的贡献直接挂钩，要与绩效评估结果结合起来，让员工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调整员工的行为习惯和工作目标；三是薪酬应作为激励员工学习动机的重要手段，鼓励员工学习更多、更广、更深入的知识和技能，以应付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四是实施股票期权向核心员工倾斜，构建风险与机会并存的激励机制；五是工作内容激励，通过事业留人，让核心人才真正进入企业的管理，激励企业核心员工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定期实行轮岗，实现人和岗位的优化组合，在工作中加入富有挑战性的新工作内容，让核心员工对工作感兴趣，从而激发他们的聪明才智去解决问题，通过培训，帮助核心员工改进技能，提高效率，而提高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感。

4.重视核心员工的个性化管理

一是重视核心员工的“文化”管理，核心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远景目标的实现，应制订针对性强、切实有效的个性化的管理方案，将企业远景目标与核心员工的个人愿景有机统一；二是建立核心员工的动态管理模式，加强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和期望，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注重情感留人，企业HR人员要与核心员工进行坦诚沟通，发挥HR人员的协调作用，为员工提供离职后的职业发展建议，为高层迅速补充人才提供方案；三是根据不同人才的需求特征制订有针对性的留才计划，进行合理且富有弹性的员工价值定位，为核心员工提供多种升迁和培训的机会，创造员工成长和发展的空间，培育独特的企业文化，营造和谐的团体氛围。

篇10

关键词 工会 管理理论 视角 整合

管理是当代社会建设的主题，是产出价值、创造效益的核心动力。有组织就有分工，有分工就有管理，并且，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管理还不仅限于对“人”的管理，同时还包括对“事”的管理。管理质量决定了工作效率和质量，即便在以服务为主体模式的工会工作中，管理也决定了服务质量的优劣。因此，将现代管理理论与工会工作进行整合，注重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而换来最大的“服务”效益，是工会在当前所面临着的一项重点课题。

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内涵

现代管理理论是当今世界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学派理论，也是研究人群最大的管理学派。现代管理理论与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等各学科交叉融合，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虽然现代管理理论下学派众多，但综合来说，其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了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理论。文化理论是现代管理的核心，文化是一种团队精神，是推动团队创造更大价值的动力；同时，文化也是一种风尚，是一种健康精神为核心的氛围。在团队文化下，人们有着共同的信仰，有着共同的目标，工作的积极性和效率都大幅提升，因此，文化是当前企业单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第二，战略管理理论。二十世纪以来，世界进入到科技、信息、经济全面飞速发展时期，同时竞争加剧，风险日增。为了谋求企业的长期生存发展，很多企业团体开始注重构建竞争优势，如此，在经历了长期规划、战略规划等阶段之后，则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战略管理理论。战略管理注重规划意识，利用战略规划来消除风险，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第三，素质管理。素质是决定效益的关键因素，因此，现代管理理论注重团队素质，而团队素质的形成有赖于个人素质，因此，素质建设是现代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前工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缺乏理论和实践数据支撑

在实践中，工会组织的管理“效益”产出往往难以量化，成本缺乏可比性；而有效的管理则要求工会组织的管理部门具有较强的知识力量和技术力量支撑，其涉及到了管理学、统计学、经济学、心理学、行政学乃至法学等多门学科，因此，人力资源的匮乏和专业知识力量的缺失，对工会组织的管理工作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工会内部管理机制的实施和践行。

（二）缺乏统一的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

目前，很多工会组织仍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法，在工会组织的整体运作中管理机制给人一种鸡肋的感觉，反观绩效管理的运行，其更像是一种“填表游戏”。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会组织的内部管理缺乏统一的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使绩效评估机制形同虚设，处罚力度不足，更缺乏相应的奖惩措施，一线职工自我管理与批评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会组织管理体制的运行。

（三）绩效指标设定缺乏科学依据，绩效评估能力低下

绩效管理是提升工会内部管理力度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大多数工会组织在设立绩效指标过程中缺乏科学依据，有些工会组织领导班子将绩效指标设定简单的建立在历史数据上，而事实上，历史数据中却包含了许多的虚假数据，从而使绩效指标设定严重偏离了方向。此外，绩效评估的基础应建立在组织战略、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等基础上，而工会现行的绩效管理却毫无根基，如此，这也进一步影响了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削弱了其运作效能。

（四）受到了根深蒂固的的抵制

在当前的工会组织内部，官僚风气依然存在。这种风气向往的是平静、稳定的工作环境，但内部控制管理和绩效管理倡导的却是求新求变，由此，客观严谨的内部管理体系肯定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正是少数人为管理体制的形成制造了障碍。

此外，工会内部管理的组织方式是将绩效以量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而鉴于内部管理的特殊性质，一些具体管理的质量很难用客观具体的数据来衡量，由此，这也导致了工会内部管理中的绩效评估机制难以发挥实效。同样，内部管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利益机制的复杂性，使得工会绩效评估的利益取向定位和价值取向定位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和主观性，而这也成为了导致工会管理效率低下的重要因素。

现代管理理论与工会工作的整合

（一）打造积极进取的工会工作文化氛围

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有赖于工会全体职工的协同努力，在工作实践中，工会领导班子应致力于从四个方面来营造工作文化。一是构建相同的工作理念，不论岗位，不论能力，一律统一工作理念，以服务为核心，以确保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目标，打造“理念”文化；二是构建相同的工作作风，对事严谨、认真、效率，为人勤奋、好学、遵纪守法；三是统一政治思想，要通过思政教育、理论培训等形式，统一工会全体职工思想，营造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万众一心的工作局面；四是要统一工作态度，在工作实践中，理念是内在的，而态度是直观的，只有统一态度，才能形成工会文化，进而也才能打造高效的工作模式。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战略管理体系

战略是为了适应当代快速发展的社会形势而制定的一种策略，而战略管理体系则既包含了发展战略的制定，也包括对发展战略的管理、维护与评价。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工会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而与时俱进的主要表现是实时掌握服务对象的动态，即职工群体。从当前我国工会工作的整体情况来看，服务对象为私营企业职工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明显要大于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群体。因此，在制定战略管理体系时，各级工会组织应首先调查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继而了解职工群体存在哪些困难，在未来的工作中会遇到哪些风险；其次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职工动态档案，同时按一定周期对档案进行修订；再次组织专人制定未来一个阶段内的发展战略，同时对发展战略进行全方位的评价；最后对整个战略体系进行系统的管理，以确保战略决策能够顺利的实施。

（三）加强素质建设，提升工作效能

工会的内部控制要求工作人员对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的监控，这就要求内控人员不仅具备专业素质，还要具备政策、法制观念、工作意识及一定的职业道德水准。在这方面工会要发挥对工作人员培训的“桥头堡”作用，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对干部职工进行培训，从知识层面、实际操作水平、道德观念等方面入手，努力培养出一批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监督有力的内控队伍，从源头上建立预防消除风险机制，从而为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此外，加强干部职工综合素质的另一个目的在于矫正他们的价值观，提升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全面配合《工会法》及其它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有效、高效的开展工会工作，提升工作质量。

结语：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广大职工群体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势必将会面临更多的困境，因此，工会工作也将不断面对着挑战。而现代管理理念是为工会工作指路的一盏明灯，运用现念，科学管理工会工作，是提升提升工作效能、促进工会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