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自然观的作用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生态自然观的作用，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1-0065-08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对全球性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绿色思潮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生态性，他们试图用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以此走出生态困境。生态学者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展开了有力的辩护[1]。本文旨在系统地论述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及其理论特质。

一、生态学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以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为代表，他们在自然观上坚持自然价值论以及自然权利论，反对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与自然和谐共处[2-4]。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上述主张受到了生态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不仅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特征，生态学者同时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探寻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生态学者指出，自然价值论面临着如何从事实认知推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难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的价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自然价值的客观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般的伦理关系。基于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从“是”中推导出“应该”来，因为 “实然之道蕴含着它的应然之道”[5]。生态学者指出，生态中心主义者把价值等同于事实，这是他们最根本的理论困境。事实和价值存在着联系，并非截然两分，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把它们等同起来，是不可取的。不仅如此，生态中心主义必须论证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客观性。为此，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价值等同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这种论证方法不仅犯了前面所说的把价值论等同于存在论的错误，而且把自然作为评价主体去评价价值的内在属性，这是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的。除此之外，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客观性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严密的推理基础上，而是归结于人的直觉，这种作法很难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除了上述难题外，生态中心主义还需面对如何定义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挑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在定义自然价值概念时，他们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和“客观价值”；要么认为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生态系统的创造性。对于什么是自然权利，他们强调非人类存在物具有与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权利和自利在内的道德权利，这种道德权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者把本属于人的价值和权利概念不仅做了宽泛的解释，而且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上，但这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具有后现代特征。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对此，生态学者展开批判性分析。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反对，具有后现代反主体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态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势必会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其一，在对待人类理性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指认生态危机缘起于人类理性的骄横和对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须消解人类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观念。生态学者一方面强调不能消解理性主义，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正确地发展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的优势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律前提下的有意识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对待科学技术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目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使用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他们反对科学技术，主张放弃技术，使人类退回到前技术时代。生态学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技术主义倾向，强调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看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可以说，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本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这种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机。

第三，生态学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主张。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提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自然价值”和“道德权利”。对此，生态学者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即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根本没有看到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把生态问题唯心主义地归结为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看不到生态问题背后所隐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因此无法真正找到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学者指出，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中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伙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实施非正义的“生态掠夺”等才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罪魁祸首。生态学者不仅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寻，而且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方式。对生态中心主义者来说，未来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即用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待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培养一种对大自然的“生态意识”。福斯特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并非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打破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在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下，即使个体的生态道德得到明显提升，也无益于生态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同样，戴维・佩珀也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地迷恋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把它们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动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现有社会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决生态问题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总之，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抽象地和非历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因而无法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生态学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学者不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而且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要以墨迪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诺顿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6-7]。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内在缺陷，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仅依然是一种与资本紧密联系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且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在生态学者看来，无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如何鼓吹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根本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坚信“生态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内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有可能与资本相结合加剧生态问题的产生。此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有资本全球权力框架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打着人类整体利益的旗号，实则维护着以资本为核心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人类整体利益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它是一种裸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不仅如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要求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范围内是无法真正落实于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的。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虚无缥缈，无从实现，而且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主义”，加剧了生态问题的恶化和社会不公正。生态学者强调，探寻生态问题需要全球性视野和全球性行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虚无缥缈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只可能是纸上谈兵。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实质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自然问题上，近代机械论明确指出，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按照客观数学规律运行的冷漠的和无趣的世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认为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认为自然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完全忽视了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特征。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对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近代机械自然观继承了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认识传统，指认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主客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终究要受到理性思维的制约，否则生态问题随之出现。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主仆关系，它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上，近代机械自然观十分推崇科学技术的作用，甚至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同于社会的进步，但是它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它坚信只要以人类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F有制度框架下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就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还是近代机械自然观，他们都是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效应问题，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与资产阶级“控制人”的观念紧密结合的，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内涵，无法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评价，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态学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危机。在生态学者看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一样，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它们仅仅从抽象的价值观层面探寻生态问题，忽视了价值观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无法建立科学的生态自然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在探讨生态问题时，只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另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关系范围内，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态学看来，人类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分工。如果不变革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不打破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权力关系，一切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都只是枉然。基于此，生态学者指出，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能离开人类立场，对此，格仑德曼、戴维・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仑德曼认为，人类在分析生态危机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绝对不能够放弃“人类的尺度”。 戴维・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8]休斯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断言就是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9]，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能够为保护自然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抽象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反而会引发生态危机。人类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打破资本全球的权力关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

三、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基于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生态学明确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并不是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生态意蕴，以此为基础，生态学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第一，生态学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在生态学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自然概念和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异化的观点都包含着一种生态学的关注。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现代性的自然概念。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尔，并延伸到尼采。马克思还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对待自然的现代性观点，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种功用性的物体，它可供人类利用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求。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控制自然”。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拟人的，它自身没有目的，只是人类将其需要和欲求强加于它，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种肆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强调自然概念的现代性，而且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戴维・佩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戴维・佩珀看来，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人类通常与自然处于一种统一和斗争状态中，自然往往以一种与人敌对的姿态存在着，人类既依赖于自然生存，又要与自然作斗争。劳动是人类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倾注于自然，其Y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相互改造，即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他们自己，即人类的自然。随着我们对自然改造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懂得应该去了解自然规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自然的异化意味着自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自身分离，它被视为一个社会产物的失败，自然的异化其实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化。要消除自然的异化，就必须消除社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规范自然对整个社会的用处。生态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这种对自然异化的观点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关系一元论基础之上的。

第二，生态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自然维度，而且具有文化维度。对此，詹姆斯・奥康纳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要充分重视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动性和自主运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虽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自然本身的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詹姆斯・奥康纳不仅强调自然的自身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强调自然界的自身运动规律和内在属性还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詹姆斯・奥康纳认真考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维度。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而且自然系统的内部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将会对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自然系统的内在发展趋向和内在规律也会影响到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并产生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看，詹姆斯・奥康纳指出，文化在前苏联那里只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就直接导致了前苏联理论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等概念缺乏一个文化的视角。从文化视角来看，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它们都与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不仅是劳动力，而且包括劳动协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下进行，并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此外，詹姆斯・奥康纳还考察了社会劳动的自然和文化维度。他指出，人类的生产劳动既受到自然的影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实践。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劳动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是社会劳动的建构基础，而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

第三，生态学始终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生态学者看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相互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制约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通过社会劳动调节和控制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学者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建立在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辩证联系的基础之上的，以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为其理论特征。生态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规律具有先在性、客观性、制约性。人类只有不断地认识自然，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才会使自然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社会劳动把自然带入到他们的视野。人类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而且坚持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生态学者指出，“人类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10]，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一方面，人类作为拥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体一样，能够仅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人类不仅依赖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还可以通过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同样也是社会存在物，他有别于其他生物体，人类通过“有计划的意识”活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而且这种“物质变换”也发生在人类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态学者强调，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类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人类与人类之间也会发生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始终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著作中，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辩证统一的。

总之，生态学者通过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实现了人类-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然-人类、人类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学者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体现了其鲜明的理论特征。

四、评论

生态学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基于此，他们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维度重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等概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的是立场，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第一，生态学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的定位。生态学把生态中心主义看作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绿色思潮，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认为它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性质体现在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科学技术，反对理性主义，主张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等方面；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之所以说是一种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是因为它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其自然仍然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方面是因为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抽象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W技术的运用，它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仍然需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立场，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另一方面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对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基础之上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反对经济增长，不主张对工业实行限制，主张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论述与西方绿色思潮的自然观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生态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第二，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要么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的制约和限制，要么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控制和利用，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根本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那里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和自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态学反对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所研究的自然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异化产生于人类社会中，具体地说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中。解决自然异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实现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因此生态学指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要打破现存的资本全球权力关系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单纯从价值观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之道，提出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和非生态性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导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向度，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当展。

第三，生态学者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建构起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他们不仅突出自然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主张文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协作方式，进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把自然、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自然等领域的研究视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肯定地说，生态危机与我们忽视自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轻视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生态学所建构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思考生态危机颇具启发性。

五、结语

总而言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针对的是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其辩护的实质是强调基于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以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生态学者与西方绿色思潮关于自然观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然异化的实质，倡导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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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通进，高予远.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

[7]周玉玲.生态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篇2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1]。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能只消极地适应，而应该是积极地作用于自然界。在这一相互作用过程中，人们才能形成对自然界本质的认识。因此，自然观既不象唯心主义所说的那样，只是人的思维的自由创造；也不象机械唯物主义所说的，只是思维对自然界的消极反映。构成自然观基础的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只是自然界本身[2]。

任何时代的自然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尤其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反过来，它又对自然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在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神话形态的自然观，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对垒日趋明显。唯心主义自然观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唯物主义自然观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形态。在古代，人们基本上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普遍联系、不断运动的整体，由此形成朴素的自然观。近代科学深入自然界的各个细节进行孤立静止的考察，由此产生形而上学自然观。现代科学则日益广泛地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联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展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这一科学的自然观对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日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生态自然观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相对于自然世界来说，人类社会有本质不同。人不仅有自然属性，更有社会属性。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认为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内在的、动态发展的，因而，人对自然不可能做出完全客观而又绝对准确的描述，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所以，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面前将保持一种理智的谦卑态度。人们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助手。

高度认可并维护自然的内在价值是生态自然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生态自然观看来，人虽然是大自然进化出来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存在物，但并不是自然界中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的价值只是自然价值的延伸和升华。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内在价值也不可能大于作为整体的自然的内在价值。人与自然界的其它存在物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之链上的环节。因此，人类应珍惜并努力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和价值的多样性。生态自然观还高度重视人在大自然中的独特价值和主体地位。在它看来，人的这种独特价值和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人是大自然中惟一具有道德意识的存在物，能够认识到大自然创造、维持和促进众多生命的潜能和趋势，并能够用道德理想来约束自己对待大自然的行为，自觉地维护和促进大自然的这种潜能和趋势。因此，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将超越工业文明时代那种认为保护环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肤浅的环保观点，把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视为实现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重要方式。生态文明将从文明重建的高度，重新确立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把关心其它物种的命运视为人的一项道德使命，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和文明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3]。

所以，生态自然观的产生及发展对大到世界，小到每个人都有积极的意义，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身为当代有志青年的我们，更应该去学习和了解生态自然观，在将来的生活中时刻注意生态的重要，并以自己的行为去感染身边的每个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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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自然观概述

自然观是指人们对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它直接影响人们的自然伦理观和价值观。生态自然观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有机性、可持续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性，即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自然观是系统自然观在人类生态领域的具体体现，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现代形式之一。它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1]生态自然观是自然观不断发展的产物，从自然观的现实基础来看，生态自然观是在资源日益枯竭、环境趋向恶化、发展的片面性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生态学的迅速发展，而创立起来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新的价值观念。[2]

2 生态自然观对人类健康的积极意义

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对自然界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加剧使得自然生态观的确立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目前人类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有：人口膨胀、物种变化、土地荒漠化、空气和水资源污染、能源及 矿物资源减少等。面对这些生态问题，生态自然观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念，对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类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生态自然观对人类健康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正确的反映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的本质，为缓解生态危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促进人类社会朝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人类的健康发展可以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自身的健康两个方面来理解：

2.1 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方面

人类社会的运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物质基础，受自然界的制约，同时人类活动也影响着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当今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达到了更深的层次，更多的资源得以为人所用，这加剧了地球上的能源危机。

一方面，人类生产生活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来支撑，虽然科技的不断进步，为各种能源的开发利用创造了条件，但这往往跟不上人们的需求，各种现有能源被迅速消耗，而另一方面，人类所利用大部分的能源是不可再生能源，过度消耗将会影响到将来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截至2011年年底，全球石油储量约为1.653万亿桶，全球石油储量可用54年。其他方面的问题，如：迅速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植被破坏导致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能源消耗带来的温室效应和空气污染，水污染问题等都加剧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这些也势必会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面对恶化的环境，为了能更好的生活，人类必需进行环境治理，而治理环境人类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消耗更多能源，形成恶性循环。

生态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类应当把自然看作是人类自身的母体，是实现自我完善发展的前提基础。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人类的行为影响着自然界的发展状态，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界为代价，不能只顾实现眼前利益而损害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所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已经在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等方面做出努力。生态自然观的积极意义在此体现为：人类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行人类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作为行动的依据。

2.2 人自身的健康方面

社会生产生活中引发的各种环境污染直接危害人类的健康；温室效应，气候异常，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土地沙漠化，植被破坏，使得耕地表少，影响粮食产量；水土流失，泥石流，则直接危及人的生命；人口迅速增长，人均资源占有率下降。当环境恶化及物质资源供应跟不上时，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问题，生存没有保障，健康就无从谈起。人类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其所在的环境，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及健康，要使人与自然界保持健康，人类必须与环境融为一体，对环境就要像对自己那样来呵护，才能保证这一整体的和谐发展，这即是生态自然观主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当今社会上提倡的“低碳生活”无疑是生态自然观在人类生活中的生动体现，表达了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这也表明了人们的价值观有所转变，健康、正确的价值观取向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健康发展。

3 结论

总之，生态自然观是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加剧的情况下用辩证的思维去审视自然界，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这一价值观念，它让人类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个统一的整体，从而使人类能更好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界，达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对人类与自然界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生态自然观无疑是人类自然观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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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或称后现代思想)发源于20世纪60至70年代,是当今西方重要的哲学思想。后现代主义自然观反思和质疑了现代主义生态观,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新见解,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的生态文化,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依据。

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核心观念

后现代主义自然观的内容丰富,意义深刻,深入把握后现代自然观的核心观念,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第一,后现代自然观反对现代主义“二元论”,提出“整体有机论”。它批评“二元论” 将现代人与自然变为对立物,“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①后现代“整体有机论”要求改变现代人的统治和占有欲望,强调人类与总体环境有着内在联系,追求“适度的、自我节制的和完善的价值观。……允许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正当的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②后现代学者十分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因为它们实践着后现代“整体有机论”。

第二,后现代自然观批判现代消费文化,要求从过度增长型经济向稳态型经济的转变。后现代自然观认为现代社会倡导“消费主义”错误引导人们过度消费,盲目开采、使用有限的自然资源、生物物种,给自然界带来无穷压力。后现代“稳态经济”理论提出,基于生态系统的更新与同化的平衡状态下,实现“使人口和人工产品的总量保持恒定的经济”。换个角度理解,人类社会生产属于生态系统内部资源、能量之间转换与交流,生态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客观上限定了经济建设不能单纯强调数量增长,必须转向以提高质量为目标,稳态经济反对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倡导恢复自然界的再生能力,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第三,高度关注中国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后现代研究学者欣赏、赞扬中国政府有效控制人口,努力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自然资源容量之间平衡、协调,为世界各国做出了表率。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同样饱受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严重等困扰。中国生态建设是西方有识之士关注的话题,后现代自然观的代表、美国著名学者大卫・格里芬强调:“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将是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的关键”;“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③

后现代自然观赋予的有效启示

将“漠视自然”变为“敬畏自然”。解决生态问题,关键是持有什么样的“生态态度”。现实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漠视自然”态度,指的是冷淡、不关心、不过问、甚至藐视自然存在,其后果是导致生态系统发生紊乱、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经济社会无法可持续发展;而“敬畏自然”态度,指的是对待自然界持彬彬有礼、恭敬、发自内心的尊敬、感激,不敢逾越界限,它强调深刻认识自然的无穷威力,自然界所有生物和非生物与人类休戚与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

将“漠视自然”转变为“敬畏自然”态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条件。彻底克服现代主义自然观的消极影响,培养“平等、善待、尊重、接纳、爱惜、保护”的自然观。从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平等关系,逐步过渡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这应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④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者,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外在客观事物及现象紧密联系,共同构成自然界。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也要像其他生物一样,既要利用自然,也要与之进行合作。只有这样,人类的生存资源才能不断扩充,生存条件才能不断改善。

消解科学与非科学的对立。不可否认的是,解决包括环境治理、垃圾处理等生态问题,需要依赖科学技术,但是,强调科学力量的同时,必须防止走向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简单将“科学”与“非科学”对立起来。现代化思维以为,生态建设属于科技含量高,专业性强的行业,生态建设必须依靠专家和科学技术,例如,设计、论证、操作各类环保项目;或者创造、革新科学技术治理环境等。后现论批评现代主义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上,“科学”被特权化了,为克服这一缺陷,除了依靠社会精英运用科学技术治理环境之外,还应该有“非科学”的介入。与“科学”相对应的“非科学”,指的是包括人文学科、宗教、西方科学传统之外的其他文化传统。吸引被现代化理论遗忘的、拥有丰富的“非科学”传统的各类群体,贡献环保传统、创造新鲜的环保经验,进一步说,运用“非科学”的最终目标是,极大激发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例如侗族妇女利用淘米水清洗头发、瑶族妇女使用植物染头发等等,这些经验无法纳入“科学”体系,却是防止化学制品污染水土及伤害人体、保护环境的有效方法。

重视实践不确定性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实践标准,强调实践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现代主义思维过分强调了实践的确定性。现代人使用科学技术将主观意志转变为一系列政策、措施,督促实践按照预定方向和目标发展,最终达到预期效果。沿袭科学传统,生态建设习惯于操作既定的方案、计划、规划等,将实践定格在被量化的“操作数字”,例如,要求种多少树、成活率达多少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比例等等。客观上,明确实践的目标,采取相应措施,方能保证实践的成效性,便于考核检查,也防止发生唯心主义的随意性。但是,如果将“确定性”作为生态实践的惟一衡量标准,片面强调实践的确定性,忽视实践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思想的绝对化、死板僵化。后现论重视实践“不确定性”,例如“模糊”、“间断”、“异端”、“多元”、“散漫”、“反叛”、“倒错”、“变形”等,都属于“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蕴含有拓展实践的崭新空间,潜伏着生态建设创新的可能性。

人类的实践对象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就具有“变幻多端”特性。既有可预测的实践“确定性”、也存在无法预测的实践“不确定性”, 人们往往是在客观和主观的相互作用下进行生态实践,如果片面、机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有可能引发各种失误。关注“不确定性”意义在于:生态实践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孕育、衍生崭新的环保意识、方法及手段,不能因为实践的“不确定性”游离于人们事先安排好的计划、方案、规划等之外,轻易加以否定和排斥。容纳、把握、利用实践的“不确定性”,为生态实践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制定相应的扶持与嘉奖政策,减免税收,增加投入,调动一切因素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实践与现代化、后现代化理论的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急切需要现代化理论指导,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带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现代化理论指导的重要性。但是,谈论现代化建设,又不能忽视后现论的特殊作用,“后现代性概念值得珍惜,是因为它警醒我们注意一系列重大问题。……它迫使我们的眼光从狭隘的技术和争论中放开,在更开阔的视野之下处理历史变迁问题”。⑤

我国的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只有1/3强的国土面积适合人们居住和生活,生态与环保问题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突出矛盾,因此,必须很好借鉴后现代化理论,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和地区曾经发生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发展” 错误,另辟蹊径,大胆探索、创新发展思维、路径、手段及方法。提醒世人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理念融合进行“新的合作”,⑥在“环境优先”原则下,建设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四位一体”的生态文明,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为人类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作者为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社科部教授)

注释

①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②F・费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载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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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西传统自然观的差异中国传统自然观在很大层面上体现在以儒道禅学派为主的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中，道教与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佛教自然观的产生，把自然与佛教意境充分结合了起来。之后发展的禅宗思想更是主张崇尚自然，利用自然形象表达其主张思想。西方自然观主要可分为希腊自然观、文艺复兴自然观和现代自然观，视自然为神圣、为必然、为有机整体。文艺复兴自然观并不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并以人的意志为中心对自然进行人为摆置，而现代自然观人为自然是一直变化前进的。综述来看，中国传统自然观讲究天人合一，西方传统自然观讲究实证和本体认识。

1.3中西传统自然观的价值意义中西传统自然观各具特色及利弊，对其优劣评判尚无明确的标准，但不可否认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自然观基于对自然的观察及把握，具有整体性及象征性的优势。西方受传统自然观的影响，将本体与现实对立，互相作用于对现实世界的解释，用思维设想来规范世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传统自然观都需要进行新的变革和完善，在互相融合和渗透的过程中，形成现代科学自然观。

2中西传统自然观对现代园林要素的影响

2.1石景设计中国园林注重以山水为景观园林建设构架，假山堆砌及叠石一般作为景观园林的主景，借助有限的空间与山石的对比，加深制造园林的山林气氛，显现出园林高于自然的特点。西方园林对石的运用主要是以雕塑的方式体现，全园以石雕为核心，各式各样的石雕遍布全园，在分布格局上与园林整体规则对称符合，构成空间序列。

2.2理水分布受中国传统自然观影响下的景观园林在水的布局上分为集中于分散两种形式，以水池为中心，增强空间开阔感及宁静感，水池偏于园林一侧，形成山水环抱格局，增强了环境的幽深感。西方自然观影响下的景观园林对水的运用则主要体现在喷泉设计上，错综复杂的喷水设计，加深了水对景观园林的灵魂效果。

2.3建筑要素中国园林在景观建筑方面利用建筑物做到整体空间环境的点缀，以山石、花木组成的半建筑空间组成了整个的景观园里建设空间。西方园林强调主从关系，强调几何与秩序的统一，建筑以石为主，砖石结构建筑广布全园，建筑体积庞大，注重立体石面的划分处理，具有相当的美学原则。

3中西传统自然观对现代景观园林设计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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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问题也在不断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城市绿化建设的重要性，很多国家开始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理念。

1可持续发展分析

可持续发展理念其主要包括了3个方面的内容，其分别是生态持续发展、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续发展，而这一理念提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还要保持生态平衡，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发展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状态[1]。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也在不断消耗资源。同时，还对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针对这一点，要想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就一定要将城市作为重点，加强绿化建设，以此保护生态环境，减少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这样就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思想，而城市绿化工作做好了之后，城市的品质也会得到显著提升，从而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在走可持续发展这一条道路的过程中，城市绿化建设至关重要。

2城市绿化分析

2.1新型的自然观念

要想真正实现城市绿化，首先就需要具备新型的自然观念。城市绿化建设其本身就是为了将人和自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要实现这一观念，人就一定要具备新型的自然观念，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绿化建设。也只有人具备了新型的自然观念，才能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懂得保护自然环境，同时，还能实现城市绿化这一目的。如我国古代就存在的“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其是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而就现如今而言，“天人共生”这一自然观念就属于较为新型的自然观念。因此，在实施城市绿化建设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以及人员一定要具备新型的自然观念，然后在建设过程中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展城市绿化，以此真正实现城市绿化这一目标，同时，还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对环境不必要的伤害。

2.2植物群落

要想真正实现城市绿化，还需要具备植物群落这一观念，在构建城市绿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以“植物群落”作为建设单位，毕竟城市绿化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生态作用。要想实现这一点，城市绿化植物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会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修复环境的作用，其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小气候，还有着降噪除尘、避险等作用。而一座城市一旦有了相应的绿化系统布局，其对于改善城市大气气温也有着一定的效果。由此可见，在构建城市绿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植物群落这一理念。但在应用这一理念实现的过程中，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毕竟不同的植物其不仅会形成不同的景观，还会具有不同的生态效能，因此，只有按照城市具体气候以及地理条件对植物群落进行调节[2]。植物群落这一理念中，群落可以是单一的树种或是多树种的乔、灌木所构成，也可以是乔木混交等形式所构成，因此，在具体实施城市绿化的过程中，还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理念。

2.3地带性特征以及城市特色

在实施城市绿化建设的过程中，还需要遵循的理念就是注意地带性特征以及城市特色。我国国土辽阔，地域地形复杂并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再加上气候等多方面也不尽相同，针对这一点，各地区在进行城市绿化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地带性特征，然后建设出属于本地独有的城市绿化，以此构建特色城市绿化，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绿化的发展。如唐山市，按照其自然地带性植被特征以及适宜的生长植物类型和种类，其在实际绿化城市建设过程中，其常见的树木和花卉有国槐、月季。而各项植物种类比例中，大多都是具有唐山市特色以及地带性特征的植物，也正是因为这样，使得唐山市城市绿化建设具有较为较高的水平。因此，在构建城市绿化的过程中，最好还是要将地带性特征以及城市特色考虑到其中，以此促进城市绿化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3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对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了分析，凸显了城市绿化建设的重要性，然后针对城市绿化建设过程中需要遵循的新型自然观念、植物群落、地带性特征以及城市特色这几个理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以期能够真正实现城市绿化建设，进而就能有效地促进科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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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5-0048-04

女性主义思潮于20世纪初兴起，最初关注的是女性的社会地位，以追求女性解放和男女社会平等为目标，并对造成男女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原因进行反思。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吸收建构主义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对性别的社会分析中，将性别之间的差别看做是一种“社会性别”之差，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别要远远高于生理性别的差别，在男权社会下，女性的角色被定义为男性的附庸。随着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显现，生态问题进入了女性主义的视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由此形成。生态女性主义将性别社会建构的这种分析视角，通过各种隐喻引入到其对生态问题分析，将现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男权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对“人和自然”两分的机械论自然观。此外，生态女性主义者对现代科学进行了批判，将理性、客观性等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视为男权为了实现对女性、对自然的“统治”而建构出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要解构的正是这些基于“男权”统治思想建构的观念，并把对男权的批判和消除“人和自然”二分的机械自然观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从而建立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

一、性别与自然隐喻

隐喻是语言学和哲学中重要的一种分析方式，它是通过将一种熟知的对象借用认识另外的不熟悉的对象。古希腊哲学家就经常使用隐喻来表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亚里斯多德将隐喻定义为一种“通过将属于另外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某一事物构成的，这一转移可以是从种到属或从属到种，或从属到属，或根据类推。” 〔1 〕 （P149 ）隐喻这种认知方式表达上的模糊和不准确，一直被科学家所批判。随着科学哲学等对科学的研究发现，科学研究中也经常使用隐喻的方法，黑洞、夸克等科学词汇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界定自然现象的，批判科学哲学家使用隐喻认识方式的不确定性在科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更是发现，科学家对隐喻的使用在近代科学创立之时就已经大量存在，科学领域对性别、自然、认识方式等的描述都采用了隐喻的方式，正是通过这些隐喻，科学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依据。所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隐喻“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2 〕 （P3-6 ）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隐喻的方式对性别、自然等文本进行解读。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理论中，女性与自然之间的隐喻普遍存在，女性被认为较男性更接近自然，自然首先被隐喻成一个女性母亲的形象。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引用帕拉萨尔苏斯对女性的描述，女性“以她自己的方式成为地球的一个领域，与地球没有一丁点不同，可以这么说，女人取代了地球，她是孩子被播种和栽植的领域和花园沃土。” 〔3 〕 （P29-30 ）女性之所以被描述为这种孕育自然的形象是基于女性的自然特征。女性养育儿女，将食物转化为乳汁，哺乳儿女成长，自然则用自己的资源生长万物。这些特性上的相似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都是女性更接近自然的物质基础。但女性生理特征与自然的这种相似只是西方文化中女性的一个形象，代表了自然一个慈祥的孕育者的形象。

在西方文化中女性还有另外一种形象，这就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说的邪恶的继母、妖女和女巫的形象。在这种形象中，女性孕育儿女的那种慈祥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可控制的、野性的、非理性的形象。女性的这种形象在科学兴起之后逐渐被强化，“平和、宁静、仁慈、善良的女神与母亲形象逐渐消失，狂野、无序、混乱、神秘的继母与妖女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 〔3 〕 （P2 ）女性的这种形象被人类用来描述自然不可控制的一面，在男权主导的近代科学看来正是因为自然的这种形象，所以需要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自然，通过理性来控制自然，消除自然狂暴的一面。这种人类通过科学认识自然，使自然臣服于人的观念与社会领域男权对女性的压制，对女性非理性形象的建构一致，“无法无天的妇女如同混乱的自然一样需要加以控制”， 〔3 〕 （P140 ）近代科学就是通过这种隐喻取得了合法性，而生态女性主义者也是基于对这种隐喻的认识，认为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中心主义者对自然的压迫直接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对性别、自然隐喻的认识方式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两者对自然现象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从而赋予了女性在性别角色中的不同地位。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需要对女性性别重新解读，以此破解科学主义者对自然、性别的隐喻，而女性这个性别是一种社会性别，在生理上男女之前的差别要远远小于社会性别，女性的性别是男权社会下的一种社会建构。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掌握“话语权”，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这种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主导地位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对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男女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以及相对应的社会地位、思维等等都是男权社会条件下，男权强行加在女性身上的。女性成了西蒙·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作为“第二性”的女人是“父权制社会的性别统治、性别压抑以及一整套意识形态，铸造的历史性的女人，女性降为男人的‘他者’” 〔4 〕 （P309 ），男权通过这种方式确定男性比女性在地位上的优越，这种对女性社会性别地位的建构与现在人对自然的设定是一致的。

二、生态女性主义对“男权”主导的人与自然二元结构的解构

科学主义者对女性、自然的隐喻基于一种二元的认识模式：在社会性别上区分为男、女，男性是主导，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将人与自然区分为主体、客体，客体是被动的，主体具有能动性，在认识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主体是认识和实践的中心，客体本身的价值逐渐被忽视，其价值重新以主体的需要来定义，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认识论模式下成为必然。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男权之所以能够取得女性在价值等级上的优势，取得对自然的优势，是西方认识论上的二元认识结构所致。认识上二元结构根源于价值二元论和价值等级制。价值二元论就是将世界上的事物都区分为对立的两类事物，“并把这两类对子视为对立的（而非互补的）、相互排斥的（而非相互包容的）” 〔5 〕；价值等级制则是将这些对立的两类事物在价值上作出一个高低的区分，“价值等级制则用一种空间意义上的‘上-下’隐喻来理解事物的多样性，并把较高的价值赋予那些处于‘上面’的事物。” 〔5 〕正是根植于西方认识论上的二元价值区分模式，在性别上将人区分为男女，男性被赋予了理性、客观的价值内涵，而女性则被赋予了感性、主观等较价值等级上低于男性的价值内涵。

卡林·沃伦为这种男权与女性、人与自然二元结构之间的隐喻进行了一种逻辑上的推理。卡林·沃伦设计了A、B两个序列 〔6 〕，A序列用来推理人如何确立对自然的优势即人类中心主义者的逻辑模式，这个逻辑推理的起点是通过价值对立的二元划分，将“具有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能力”的人与没有意识的植物相区别，以意识的存在作为价值等级判断的标准，人因为有这种意识能力，取得了“在道德上的优越”。卡林·沃伦认为正是这种“道德上的优越”为人对自然的支配提供了道德依据，她称这种逻辑为“统治逻辑”，通过这种从价值二元区分到价值等级再到统治逻辑的推理，人类中心主义者得到了人对自然统治的合法性。B序列的逻辑推理与A序列相同，只是将主体换成了男女两性，B序列同样首先从价值二元将女性认同为“自然”和“身体”的范围，男性则是完全的不同的以“人”和“心智”存在，男权主导下的社会就是这样通过价值的二元区分将男女之间做了“人”与“自然”、“心智”与“身体”之间的区别，这样的区分在价值等级上将男性在社会等级以及在认识自然中的地位建构为高于女性，“心智”对“身体”，“人”对“自然”取得了支配的合理性。这样，社会领域中男性能够支配女性，自然界中人能够支配自然。

卡林·沃伦通过这个逻辑推理隐喻了西方文化中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逻辑。而在卡林·沃伦看来这些都是男权社会中男权主导的一种“社会建构”而已，是男权的一种体现，价值二元、价值等级、统治逻辑等确立二元结构的依据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都是男权的一种建构，目的是在社会领域将女性设置为男性的附庸，女性处于劣等的被支配地位，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则是将人确切地说是男性作为对自然的一种主体存在，自然只是为了人而存在，这也为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提供了道德依据。男权通过建构价值二元、价值等级等此类原则将女性与男性、人与自然等进行二元的、不对称的区分，人与自然的对立就是源于这种主体、客体的二元结构。

人与自然的区分在古希腊文化中已经存在，文艺复兴中“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不管是在古希腊文化中，还是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没有形成生态女性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的形成是从笛卡尔开始。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命题，将“我”作为论证外在世界存在的唯一依据，外在世界的价值要凭借“我”去定义，思维是“我”的本质，“除了我是一个思维的东西之外，我又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东西必然属于我的本性或属于我的本质。” 〔7 〕 （P27 ）除了思维的特性之外，笛卡尔哲学中“我”还是一个实体。

“我”的主体地位在笛卡尔那里得到了确立，成为一种区别于客体的存在。主体与客体二元结构划分的直接结果是人类知识也被划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而知识的正确性要求主体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认识客体，这就是科学所称的“客观性”。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科学的这种认识模式“被笛卡尔用来与男性气质的观念与认识活动联系在一起，以确保主体的自主性。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笛卡尔思想的背后动机是幼童摆脱母亲的潜意识，借助于对‘客观性’的构建而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亦即成为父亲的角色。” 〔8 〕 （P15 ）笛卡尔的主客二元结构为近代科学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而生态女性主义者极力反对的就是这种二元主客认识结构和由此形成的男权主导女性、人统治自然的观念。

将人和自然看作对立与控制的关系是二元论的典型表现。生态女性主义在承认人与自然的基本区分的前提下，消除那些分裂式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理解，更多的是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自然中的人类个体以及其他生物个体乃至自然物之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要想共存，所遵循的正确逻辑不是斗争，而是合作。我们要用这样一种理性观念去取代旧的主人理性，“这样一种理性开始能够正确对待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和生物生命之间彼此不相容的丰富差异性，并且能够和其他人一起参与到生命共同体的伟大对话之中。” 〔9 〕 （P196 ）

三、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论自然观

在男权的主导下，人与自然被建构成完全对立的两极，在这两极中人是自然价值的主体，人类成为自然的中心，这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是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者对二元结构的解构就是要消解男权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思维结构，从而消除男权对女性、人对自然的压迫，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而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基础，也造成现在的生态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所做的正是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恢复自然本身的价值，从而建立一种有机论自然观，进而取代现代机械论的自然观。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是对古代自然观的适度回归。现代自然观认为自然并不具有超出经验描述之外的任何神秘的属性，凡是不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和说明的都是无意义的。这种现代的自然观和古希腊的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以及宗教神学的自然观相比，消除了自然的神秘性，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预言和控制，但这一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另一方面满足不了人类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生态女性主义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和评价古代自然观中蕴含的合理因素。比如，古希腊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可以使人类对自然保持应有的敬畏之心，等等。当然，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真正诉求并不是要完全回到宗教神学的神秘世界观中去，而是要为现代自然科学所过度祛魅的自然重新赋予意义和价值。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的核心就是要恢复自然自身的价值。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采用隐喻的方法将有机论概括为：“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 〔3 〕 （P2 ）卡洛琳·麦茜特对自然有机论的定义中包含着以下含义：首先，自然是一个具有自我价值的系统，自然存在的价值不再是以人作为尺度；其次，自然是有序有规律的、设计好的系统，但与机械论将自然界定为一种设计好的系统不同。在机械论看来自然是被动的，自身并不具有自我运行的能力。所以，机械论总是在寻求自然的最终推动力和规律的设计者，为此早期机械论不惜寻求“上帝”的力量，直到最后“人”取代了上帝，自然成为客体，自然的作用只是“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人在这个自然沦为客体的过程中，地位不断上升，尤其是在机械论者看来，人甚至“为自然立法”；再次，有机论还强调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所需的一切，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将自然隐喻为女性的一个原因，女性为婴儿生命的成长提供营养，自然则为人类生存的发展提供资源。由此看来，生态女性主义者并不反对人对自然的开发，只是在强调自然自身价值前提下的一种开发；最后，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将人作为自然中的一种存在，苏珊·格里芬更加明确的认为人就是自然。

再次，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控制”转向“敬畏”。在有机论自然观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机械论中人对自然的掠夺和压迫，更加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敬畏”在西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是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人的价值已经被提出。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世界万物都是有“灵”的，世界是“处在不断的生长过程中的有机体，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均是从这个有机体中生长出来的。最原始的‘自然’概念指的就是这种生长过程。” 〔10 〕 （P107 ）这也是人对自然最早的直觉，这种直觉决定了在对自然的关系中，人始终在一种“敬畏”中认识自然，对自然“敬畏”的存在也使得人类不能毫无顾忌地开发自然。人对自然的“敬畏”在男权社会下被打破，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也被忽视，卡洛琳·麦茜特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讲“自然之死”，“宇宙的万物有灵论与有机论观念的废除，构成了自然的死亡”，而这是科学革命对人类最深刻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者强调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人与自然不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而是存在一种伦理关系。这种伦理观念的基础即为“生命是躯体、精神与灵魂的三种意义层的统一，而不是三种序列”。〔11 〕自然同样是具有“生命”的，也是由以上三层构成的，人不比自然更高级，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一种新的“自然伦理”，从而为新的社会前景和新的伦理改变世界提供了力量。为了恢复对自然的“敬畏”， 生态女性主义者告诫人类，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人类在利用自然维持自我生存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自然本身的价值，在自然面前保持一种“敬畏”。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做的就是对男权这种建构的思想基础——二元思维进行批判，在解构这种二元思维的同时，强调建立一种新的有机论自然观，以此来重塑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的伦理关系，从而恢复自然的价值，消解人类生存的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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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文婷.女性主义关于科学客观性问题的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0.

篇8

【中图分类号】D6011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主张将人由大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转换为大自然的公民和普通成员，认为人只是生态关系中普通的构成元素，应该和其他构成部分共存共荣相互依赖。人类要想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必须要懂得尊重生态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应尊重生态系统的平衡关系和各个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在批判继承传统自然观的基础上，马恩生态自然观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在自然观方面，建立了一种在实践基础上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新世界观。首先，它强调实践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者只从客体或直观去理解事物，避免忽视人的能动性和实践性。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源于人对自然的恐惧与无知，人的生存与自然息息相关，这种依赖使地理、天文等自然科学率先发展起来，但也使人很难充分认识自身的价值，而是在实践中被迫选择顺应大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能够通过自身智力和体力的发挥来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并不断为自身创造更适宜居住的环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同自然界打交道，不仅遵循外在物种的尺度以及人自身的尺度，还要遵循“美的尺度”。人的自由创造活动是人的类特性、人的本质。人是有意识、有目的并且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能动主体，是社会的存在物。由此马克思强调，自然界之所以能够构成为人的一部分，是因为人身上内在地拥有一种自然，并且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而与外在自然发生着联系，即人通过实践活动与外在自然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也因此自然界才成为人存在的基础和生活的必要要素。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克服了唯心主义者从纯粹的抽象意识方面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而无视外部自然界的缺陷。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高度地统一了起来，确立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证了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的本质，指出人如其他动物一样，首先是要借助吃、喝等行为来维系自身生命，获得生活资料，但人却并不像其他动物那样消极地、本能地适应自然，而是通过自身能动的活动即实践让自然界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践是一种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它既存在着人与人的联系，又存在着人与自然界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一定的感性活动引起的。也正是在实践活动中，唯心主义抽象的自我意识的封闭性被打破，作为旧唯物主义脱离实践、脱离人活动的纯“物自体”的封闭性也被打破。

其次，它提出实践是人与自然的中介，只有借助实践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及运动变化规律，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是客观存在的。要注意从自然界中寻找规律。要求人们的活动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不断审视自身行为，纠正有害于自然的行为。只有这样，人的活动才会有成效，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必须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恩格斯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由人、生物、自然环境三者构成的相互影响、彼此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人类自身的活动与地球生态系统紧密相关。随着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更应该对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关系进行思考与自我反省。

在历史观上，确立了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历史这一全新的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中考察自然，认为自然界并非是与人无关、独立自在的自然，而是将其视为被人类不断认识和改造着的自然，即“人化自然”，其本质是“人居生态”。

马克思恩格斯又从自然中考察整个人类历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历史。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起点，并由此展开着人类历史的丰富性。因此，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才是理解社会历史的一把钥匙。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要生存、发展下去，需要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因此必须通过不断劳动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以创造新的物质财富。也正是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使“自在的自然”转变为“人化的自然”，使自然界打上了人的烙印。同时，人又占有和消化自己生产劳动的成果，使其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这样客体也在向主体转化，人的社会属性逐渐自然化，使社会历史自然化。

总之，从社会历史中考察自然和从自然中考察社会历史，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方法，由此确立起他们的历史观。社会历史不是纯主体的、纯意识观念的过程，而本质上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的历史、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历史。即人类的历史也是以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自然史的过程，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性过程，从而也最终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实践基础上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中心，只承认人的利益和价值，不承认自然界的利益和价值。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依照自身的利益去对待其他事物。虽然在一定阶段造就了人类璀璨的文明成果，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也成为了人类目前面临困境的思想根源。

而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强调人的主体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把人类定位到绝对支配的地位，而只是赋予人类一种改造自然的能力，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合理要求和适度利益应该是人改造自然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自启蒙运动逐步发展起来，其代表者是黑格尔，他建立了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唯吾独尊”的生态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正是在批判继承“人类中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生态自然观后，建立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人类中心主义”则赋予了人“唯吾独尊”的特权。黑格尔就认为，自然是理念的产物，是人观念外化的派生物。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的眼中，所有自然的丰富多彩都离不开人来发挥价值，只有在人类不断的创新技术、发挥效能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其存在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从整体性视角立足实践，纵观历史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超越。提出了自然是客观存在，并且是先于人而存在，有其自身运行规律，其内部矛盾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自然发展的动力，推动着自然一步步地发展演变。人只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发展演化而来的，是自然孕育了人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人类中心主义”所蕴含的人的主体性思想。人类是自然的发展物，人类离不开自然但也并非绝对臣服于自然。人能通过自身的作用赋于自然新的力量。人类是生态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人绝非像动植物一般充当自然的依附物，人凭借智慧、技术、理性、工具毫无疑问地作为自然的主体、生态系统的主体。但人类绝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类虽然不断改变着自然界的面貌，但人离不开自然，并依赖于自然，这就决定了人类的行为不能恣意妄为。人类让自然顺应自我需求的同时，也要遵循自然运行的规律。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理念的超越，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出发，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

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首先，它对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发挥人类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的同时，否定对生命原则的背离和对自然界的贬低态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价值体系，自然界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正是通过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的实践才能实现。在对人与自然价值关系进行深刻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提出应将人类的自身价值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全面把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彻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将人类自身的价值都扭曲了，使得人成为追逐利益的机器，自然也沦为了被剥夺的对象。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从价值论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异化的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异化的根源。在“人类中心主义”那里，人类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满足自身需求，可以任意向大自然索取。并且这种索取可以不顾及大自然本身的承受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是完全一致的，这会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于是异化产生了。人与自然本应有的和谐统一关系被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出现了资源、能源和生态的危机。人与自然异化了，同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异化也产生了。工人所要加工的产品越多，所要付出的劳动就越多，但是付出和收获并不成正比，工人本身和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之间产生了异化，劳动不再属于工人本身。“不合理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以及产品分配关系，遮蔽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真的价值关系，正是劳动异化的具体体现。”①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社会关系。他们认为社会关系是联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坚实桥梁。自然界是人存在的基础，是生活的基本要素，是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概念中才体现出其价值和意义的。社会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多层次多角度的联系沟通的纽带和桥梁。

总之，正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唯我独尊的对象性关系，使之转变为人与自然价值兼容的对象性关系，从而最终实现了从认识论和价值论角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全面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原则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实践，对处于异化状态的社会现实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维护了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具备的和谐关系，对人类和大自然都赋予了人道主义关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并不代表他们完全站在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而是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原则区别。

“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其积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主张对人类中心主义采取全面否定和抛弃态度，而是应在思考其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清除其极端、狭隘的方面，吸取其合理因素。而作为生态伦理学的一个流派，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对者角色出现，其主张是将非人类的价值放于首位，并不认为自然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工具。

近代以来兴起的“生态中心主义”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当下最具代表的理论将“自然价值论”与“自然权利论”作为其理论基石。所谓“自然价值论”就是强调人以外的生命及其自然存在着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而所谓的“自然权利论”主要是指生物和自然界人之外的其他事物按照生态规律存在下去的权利，主要是指生存的权利、自主的权利和生态安全的权利。因而在其理论之下，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应具有伦理道德关系，同时强调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地球优先性。

由此可以看出，“生态中心主义”提出要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尊重一切生命的观念，实现了环境伦理学上的一次新的突破。非人类中心主义把对人类社会的道德关怀进一步扩展到了自然界以及自然存在物身上。其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尊重生命，在宇宙间生物和人是平等的；自然界既有外在价值，又有自身内在固有的价值。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些思想包含了维护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积极因素，对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有积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原则区别。“非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误将自然作为了价值主体，混淆了人与自然物的伦理界限。其实质是将自然物与人平等对待，否定了人自由创造活动的本质。如当代西方倡导绿色运动的绿党，就是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反对经济增长，反对生产和科学技术，崇尚回到丛林、回归人类原始生活状态。其思想中有保护自然环境、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积极因素。但是这种思想将人的主体性消解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被遏制了，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自然生态环境至上。

其次，它误解了自然界在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在如何体现自然界自身价值问题上，“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人类活动即可体现自身价值的属性。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价值具有属性，离开了人类的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意义。②可见，价值是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人相对于自然界，正是主体之于客体的关系，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也只有在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中才能形成，客体对于主体的价值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

总之，虽然非人类中心主义从化解人与自然对抗冲突出发，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因为其本身的理论缺陷，导致其无法很好地指导人类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在实践基础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研究问题的核心和主要线索，在对这一基本问题科学回答的基础上也对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对象性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凝练出了“人化自然”的理论，从而构筑起了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由此形成了科学的生态自然观。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大学后勤集团）

【注释】

篇9

［中图分类号］B84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1－0098－02

生态系统指由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它是个开放的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稳定，必须不断输入能量，否则就有崩溃的危险；生态系统也是生态学领域的一个主要结构和功能单位，它属于生态学研究的最高层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各种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不断增大，在破坏与保护、生命与金钱的痛苦交织中，人类逐渐意识到了生态系统的真正价值，人类才真正开始关注生态系统的现状，并将其纳入伦理道德体系中，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道德，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一、当前生态系统的现状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不但拥有了空前强大的建设和创造能力，也拥有了巨大的破坏和毁灭力量。一方面，由于人类的各种活动增大了向自然资源索取的速度和规模，导致了生态失衡，带来了一系列灾害。另一方面，由于自然规律的反馈作用，人类本身也遭到“报复”。因此，当今世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把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来研究。

人类目前正面临着一场空前险恶的生态危机。所谓生态危机，就是指生态破坏、环境恶化、臭氧层损耗、气候异常、资源匮乏、疾病蔓延、生物多样性锐减等。

二、系统科学地“看”生态

系统科学就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开发的学科组成的学科群。它主要考察各类系统的关系和属性，并揭示其活动规律，探讨其有关系统的各种方法和理论。系统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正在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转移。

生态系统依其不同的结构实现其一定的功能，而系统的特定功能的实现要具备一定的结构。若要调整生态系统的结构，就有可能会改变系统的功能；而要改变生态系统的功能，就必须改变系统的结构，人类片面追求经济价值使其结构和功能发生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这些都表明，人类解决生态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理论认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社会经济的问题。客观地说，现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异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一）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异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之所以能导致一系列的生态危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人拥有了一种特殊的能力，它不同于自然界的意志自由，它被称为人的主体能动性。而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异化，就是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而被置于对立面的状态，并且在这种状态中，人的“自由意志”发挥已不再是“以人为目的”，而成了一种实现外在过程的工具，因此，当这种工具把自然与人的分离与对抗推向极端的时候，就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

（二）人的主体能动性异化的表现形式

异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从人的价值观念来看，当前片面地强调自然的价值性，一味地索取和占有，主观地推崇财产私有，导致自然服从于人，物质的发展以不断实现价值增值为最终目的；第二，从人的生产方式上来看，当前世界人类一味地追求功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片面地发展生产力，一味地追求最大利益；第三，从人的意识形态上来看，奢侈、贫穷、霸权、强权等这些都是私有制度的产物。

三、非线性的思维“救”生态

通过系统科学地“看”生态，全面分析生态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要想科学和谐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有效解决生态问题以及生态危机，就必须改变和突破人类以往所具有的线性思维和观念。从非线性思维角度出发，建立一种全新的“大自然观”、全新的“大生产观”、全新的“大社会观”。

（一）建立一种全新的“大自然观”

我们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改变以往狭隘的自然观，建立一种全新的“大自然观”，它对自然的解释和评价采用一种系统整体的方法，并且重新审视人的作用和位置。我们要意识到社会的发展不仅包括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提高，也包括全新“健康”的生态系统的建立。

（二）建立一种全新的“大生产观”

我们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改变以往狭隘的生产方式，不断扩大和丰富生产的内容和范围。要想建立一种全新的“大生产观”，我们就必须实现社会生产与自然生产、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有机结合，建立一个将两种生产和两种生产力协调统一的大生产观。

（三）建立一种全新的“大社会观”

我们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改变自然观和生产方式，还必须改变与我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整个社会制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建立全新的“大社会观”。

综上所述，要想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关键还在于人性的提升。当我们人类学会“真正的利他主义精神”时，我们的自然观、生产方式、社会制度自然而然会得到全新的改变。

四、展望

从系统科学角度分析了生态系统的各要素及其功能，当改变系统的结构时，功能随之改变，同样，当其功能发生改变时，其结构也要发生改变。其系统每个要素的重要性都不能忽视，但不能过多盲目地关注某一要素。例如，盲目任意地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导致了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非线性科学的诞生及发展，使系统简单性与复杂性互生互换，使有序和无序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人类既继承了线性世界理论，又对非线性世界理论进行了创新，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许多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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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1计成及《园冶》概述

 

1.1计成

 

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明万历十年即1582年生。然“不知所终，卒年未详”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喜好绘画并远近闻名。众多画家中尤爱荆浩和关仝。受良好教育，对诗词绘画有相当素养，同时游历大江南北，中年时期回到家乡吴江，开始了园林设计，并创作了《园冶》一书。然其一生未成就功名，艰辛坎坷。

 

1.2《园冶》

 

《园冶》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1本造园理论的专著。由计成所著。全书共分为3卷，235幅附图。主要内容为兴造论和园说2部分。其中园说又分为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10篇。

 

2《园冶》生态美学思想的溯源

 

2.1中国古代诗画的生态意境

 

中国是一个崇尚自然的国家。中国的诗画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诗人、画家向往自然风光，把这种感情寄托在诗词及绘画上，通过诗画所创造的“意境”超越自然山水的空间限制，来达到心灵的满足。在众多诗画中，留恋、赞美自然景观的可谓比比皆是。在这些诗画中更是亲近自然，吟咏自然。这些诗画所表现出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并非人类要征服自然。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正是生态自然观的体现。在生态保护观中更是不乏诗句。王建的《寄旧山僧》中 “猎人箭底求伤雁，钓户竿头乞活鱼”以及《题金家竹溪》中的“山头鹿下长惊犬，池面鱼行不怕人”，都劝诫人们应保护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

 

荆浩，关仝是计成所追寻的2位著名画家，其绘画风格对计成产生深厚的影响。自然在园林设计上更是深受启发。荆浩北方山水画鼻祖，画风大气且严谨。关仝师从荆浩，画风朴素，形象鲜明且充满灵气。这些绘画的风格、意境及构图对计成后来创作《园冶》产生了深远影响。

 

2.2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思想

 

中国古代道家和儒家思想中都含有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具有朴素而深刻的生态智慧”道家主张“天人合一”，这种思想最早由庄子提出，之后由董仲舒发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在改造大自然时，应尊重大自然自身的客观规律，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不能以人的意识为转移。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观念”同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同生态美学思想不谋而合。从《园冶》一书看，“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核心思想以及“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造园手法，都是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他所主张合于义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而这种思想在《园冶》中更是有所体现， “随曲合方，当要节用”。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思想对《园冶》的创作有着深厚的影响。

 

2.3中国古代的生态审美风尚

 

《园冶》成书于明晚期，在这一时期，明朝崇尚审美趣味，力求摆脱知识义理的束缚，追求自然之趣，新奇之趣。正如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这种自然之趣，新奇之趣也是计成所追求的趣味。崇尚自然的生态审美风尚必然与《园冶》息息相关。

 

3 《园冶》生态美学思想的体现

 

本文从4个方面论述《园冶》生态美学思想的体现：生态自然观、生态保护观、生态节制观、生态审美观。在生态自然观上，主要从《园冶》一书的核心思想及造园手法上表现。在生态保护观上，主要分析在造园过程中对动物及植物的保护。生态节制观上，从园林考察、规划及资源的利用上进行分析。在生态审美观上，从计成本人所表现的审美来叙述生态审美观在《园冶》一书中的应用。

 

3.1《园冶》中生态自然观的体现

 

3.1.1“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核心思想。在生态自然观中，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环境创造人，同时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劳动也创造新的环境。这个过程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人类不能一味地去征服自然，应以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前提。全书的核心思想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一思想贯通于全书之中。一切以这句话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延伸和具体运用，是生态自然观的具体体现。古人“企图逃离城市宫室……去过乡村士绅的生活”，然而，当他们真正生活到山林之中则会感到孤独寂寞，于是选择了把自然景观引进自家庭院的方法，开始了造园。造园要创造一种宜人的环境。这种环境要满足人的需求，然而要做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则需要人与自然的高度配合，只有两者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宛白天开的目的。而这种思想理念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也是生态自然观的完美体现。

 

“虽由人作”中“人作”是表现人要创造环境，是人与大自然融合的过程。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但要做到“宛自天开”。显然包涵着对自然环境利用和自然资源索取的“度”的内容。就需要去保持自然风貌，保护自然环境。不仅在外在上做到与自然的一致，更深一层需要人类去保护环境、珍惜资源，达到外在形式与内在心灵共同对自然界的友好态度，共同去接受大自然，即不是一切以人类为中心，又不是单纯的自然化，正是生态自然观的完美诠释。

 

3.1.2“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造园手法。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就是说园林设计要因地制宜，巧而得体。如何做到因地制宜，巧而得体?计成曰：“‘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即随地势、地形进行设计，砍掉有妨碍的树木的枝桠，将流动的泉水引入石上，景观要相互借用，适合建亭处建亭……这就是“精而合宜”。从全书的造园手法看，很多方面并不是完全按照人的意志进行建造。在园冶卷三造园组景中，强调“合宜则立”“临机应变而立”、“随意合宜则制”、“制亦随态”、“随形而弯”，这种“随机”、“随意”、“随态”、“随形” 都是生态自然观的体现。

 

3.2《园冶》中生态保护观的体现

 

在《园冶》中更可以看到计成对动植物的保护观念。《园冶·相地》中说“新筑易乎开基，只可栽杨移竹;旧园妙于翻造，自然古木繁花。”容易规划的新建筑，只能栽植易于成活的杨竹。翻新改造旧园，原有的古树木发芽，繁花似锦，自然更具时间感，更有韵味。当代景观设计师俞孔坚在设计上也是坚持保留原有老树木，通过实际行动发扬着生态保护观念。这种保存古树，翻新旧园的现象表现了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及保护。《园冶·相地》中“多年树木，碍筑檐垣;让一步可以立根，斫数桠不妨封顶。斯谓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看出，自然景观得到了尊重，植物的存在优于建筑，建筑要避开古老植物，合理保护植物，植物的生长周期远远长于建筑，是有生命的自然景观。因此其存在优于建筑，优于亭台楼榭。

 

计成的园林里动物是无可或缺的对象。“好鸟要朋，群麇皆侣”、“养鹿堪游，种于可捕”、“看竹溪湾，关于壕上”、“送涛声而郁郁，起鹤舞而翩翩”、“隔林鸠唤雨，断岸马嘶风”……这种人与动物如亲如故的场景令人陶醉。与此同时可以看到计成在造园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动物的生活环境。如在《园冶·掇山·金鱼缸》中“如理山石池法，用糙缸1只，或2只，并排作底。或埋、半埋，将山石周围理其上，仍以油灰抿固缸口。如法养鱼，胜缸中小山。”这种方法更加接近鱼群原来的生活环境，让鱼类更快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而不单单只是为了人的审美。

 

3.3《园冶》中生态节制观的体现

 

在园林的建造中要做到生态节制，“就应该考察所造园林之地的地形地貌，然后因地制宜，合理地规划原有地形地貌，同时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自然资源对其进行合理的安排布置，尽量减少对原自然环境的改造及自然物栖居环境的破坏”。

 

《园冶》开篇兴造论中“故凡造作，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间进”建造房屋，首先就要考察基地，有所规划，然后再根据地基进行房屋的建设。考察地形，因地制宜，可以更好地节约时间、节省资源只有按照原有的地基建造房屋才更加合理，才能在以后的建造过程中避免浪费。在《园冶·相地》中“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在地形高的地方可以建造亭子，而在低洼之处可以挖掘池塘，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同时也可以节省自然资源。《园冶·兴造论》中“随曲合方”就是根据地形来建造建筑，这种尊重自然的做法可以更好地节省自然资源，同时能够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4《园冶》中生态审美观的体现

 

《园冶·屋宇》中“境仿瀛壶，天然图画，意尽林泉之癖，乐余园圃之间。”体现了对“天然”的追求，即“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同时受中国古代诗画的影响，计成的《园冶》也具有如画的审美性，中国诗画是诗人画家心灵向往的精神世界，中国山水画“本于自然，高于自然”，计成撰写《园冶》时，语言精妙之处，更是如诗如画。《园冶》的审美思想得到了提升，不是一切为我所用，也不是纯碎的自然化，而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将自然与人融为一体。

 

4 《园冶》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接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贯通于全书。从生态自然观上，应正确处理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建造宜居环境，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不能妄想征服自然。应结合自然，营造诗情画意的景观。在生态保护观上，应该去保护自然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纵观近几十年来的生态环境，人类无休止地破坏，为了建造房屋而砍伐的树木不计其数，淡水资源严重缺失。越来越多的动物濒临灭绝。《园冶》中的“好鸟要朋，群麋皆侣”是人们奢侈的画面。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而如今应为动物打造一个栖息之地。在生态节制观上，需要全体人类的共同努力，爱护自然资源，做到节约而反奢侈。在造园中，则需要设计者合理的规划，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更好地节约自然资源。

 

在生态审美上，作为21世纪的人类，面临着文化的多元化和更多的诱惑，在众多的选择中，应该注重良好精神世界的构建。

 

5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