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问题分析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金融监管问题分析，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信用社诸多矛盾的存在

农村信用社的在成立时，最主要的目的和作用就是更好的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农村信用社在人员的组成上，主要是由信用社的管理人员、信用社的资金使用人员等组成的。信用社自成立到目前为止，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在最初成立的时候所设计的一些功能，并没有能够很好的得以响应。首先，是农村信用社的人员组成上，农村信用社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由广大的农村社员所共同组成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它是由国家强制所规定的产物。其次，农村信用社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需要资金支持的广大农民得到帮助。但在具体的执行上，这一点做的是相当不理想，一些真正需要自己支持的农民，并没有得到其应该有的资金帮助。再者，农村信用社今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也不是很明确的。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原则是采取合作化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在具体的实施中发现并不理想，广大农村地区的信用社对发展合作化热情并不高，甚至在一些地方存在着抵触性的情绪。在对农村信用社的调查中发现，不少信用社的法人独立地位得不到根本上的保障。农村信用社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成立之初时，立的目的是让懂金融的专业人士带领信用社更好更快的发展，但是，现实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则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上级主管部门所指定的，已经偏离了原来在成立时候的设计目标和意义。

篇2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在加入了WTO以后，我国金融机构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将会受到很大挑战。目前，由于我国处于制度转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尽管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为使我国金融机构在良性的环境中健康发展，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1、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现状

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促进金融发展和改革，我国金融监管工作也在不断地加强，金融监管体制逐步理顺。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负责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银监会主要负责各类银行以及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而证监会负责证券、期货、基金监管，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的监管。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从实际运行成效看，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近几年特别是我国加入了WTO以后，我国金融机构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将会受到很大挑战。近年来，国外混业经营使得金融机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监管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给我国金融业监管带来很大的考验，很多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2、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2.1金融监管目标未随经济发展适时调整

金融监管是政府管制的一种行为，其目的是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金融机构合法权益和金融市场的平等竞争，化解和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金融业出现了显性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在监管上侧重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稳定金融秩序，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随着金融环境转好，监管目标应适时调整，将金融监管最终目标定位在保护存款人合法利益上。

2.2分业监管模式措施单一效果不明显

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模式。分业监管对金融业难以做到统一监管。金融监管责任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这四个部门共同承担，目前我国四个监管机构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平级主体，由于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不同，相应的操作方式也不相同，监管信息不对称，由此得出的监管结论也可能不同。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因而常常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监管过程重复、多头、互相扯皮，有些处于监管部门边缘地带又出现监管缺位的现象，凸显出监管环节许多漏洞，跨业违规现象频发。

2.3金融监管独立性未真正得到有效实现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主体，独立性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职责，多是服从政府的命令。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当实施金融监管和地方政府利益相抵触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施加压力，导致监管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2.4金融监管措施与金融创新不同步

一方面由于没有健全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机制，导致自我监管能力偏低。我国金融同业工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非常缺少。金融机构自律监管是抗御金融风险的基础和关键防线，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以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为主，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控制，有效的自律监管还未形成；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使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力不从心。随着金融业的日益开放，很多跨国金融集团开始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创新业务的飞速发展，新型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出现，在运作初期由于对市场和产品认识不足，有可能增大金融业风险，又会使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手段失效。

2.5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金融法律法规体制尚不健全。虽然我国已有不少金融监管立法，但这些立法中原则性规定较多，缺少实施细则，可操作性差。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出现了新的经济领域和新的问题，例如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规定方面也是空白。

3、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议

3.1改革金融监管模式

混业经营、统一监管已是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新趋势下，单纯的分业监管体制已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因此，我国应建立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监管模式，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方式，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减少监管真空，对跨领域的金融产品进行统一监管，使金融风险能够得到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确定监管内容合理性，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通过技术援助、定期磋商、互访及共同参与制定国际监管规则等方式，加强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和有效性。

3.2完善自律监控机制

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金融机构内控机制要求越来越严格。加快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是进行有效金融监管所不可或缺的方面。

3.2.1完善内控制度。各个金融机构应按照监管当局的金融政策和法律法规，设置合理内控机构，改善内控设施。监管当局应定期检查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落实情况和有效性，督促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3.2.2建立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在金融监管当局的鼓励、指导及舆论的倡导下，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金融同业工会，创造一种维护同业有序竞争、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同业成员利益的行业自律机制。

3.3.3加强对监管者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建立对监管者的再监管机制。要求监管对象依法行事，同时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为也应受到法律的约束。

3.3加强金融监管法制建设

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金融监管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规范监管行为，实现金融监管稳定，应当加快对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建立与国际金融法规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

3.3.1建立监管法规。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仍是空白，应尽快制定《金融监管法》、《期货交易法》、《存款保护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合作金融法》、《外资金融法》等法律法规。

3.3.2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框架。抓紧修改和完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等金融法规。

3.3.3制订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制造一套较为完整的并与有关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对一些不适应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或废止，切实解决当前金融监管过程中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问题。

3.4完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发展的要求，或是为了避免风险，逃避监管，金融机构应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监管则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为目的。金融创新和监管创新的共同作用，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金融运行效率不断得到提高，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不断得到增强。而我国的金融业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金融产品创新、业务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因此金融监管必然要面对伴随金融创新而来的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和金融风险的挑战，防范其带来的金融风险。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金融制度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金融监管作为一个国家金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将更多地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中，随之而来的巨大系统性风险则需要我国依赖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

参考文献：

篇3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1-0053-04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金融经营体制与监管体制发展的产物。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我国金融监管经历了从弱到强、从混业监管到分业监管的演进过程,形成现阶段“一行三会”的监管层面。目前,金融业竞争空前加剧,金融创新不断深入,综合经营趋势日益明显,跨行业、跨市场金融风险变得日益突出,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在现行分业监管法律框架下,整合现有部门监管优势,建立有效的协调运作方式,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进我国金融业繁荣稳健发展,已显得十分迫切。

一、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现状

(一)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依据

在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我国在多部法律上明确要求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也提出“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再次强调,“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形式,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以及监管政策、法规之间的协调,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制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重大问题提交国务院决定”。

(二)现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模式

金融监管部门最早的分工合作机制始于2000年。央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以三方监管联席会议的方式,每季度讨论。2003年原由人民银行负责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划转给银监会监管之后,2003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讨论并通过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该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监管框架。银监会依法负责对各银行、信托机构、政策性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证监会依法负责对证券业务的监管;保监会依法负责对保险业务的监管。混业经营机构则实施主监管制度:对控股母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确定监管机构,而对其金融子公司按业务性质仍由相应监管机构实施分业监管。二是协同机制。建立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的工作机制,并建立以讨论、协商具体专业监管问题为目的的经常联系机制。三是信息的收集与共享。三家监管机构依法分别收集监管对象的信息和数据,并加以汇总制表并公布,以方便共享。此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了两次部际监管联席会议,确立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1]但央行未曾参加过“三会”部际联席会议。

由于《备忘录》把具有部分监管职能的人民银行排除在外,“三会”建立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一些缺陷。为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8年7月10日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简称“央行的三定方案”),重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形式,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以及监管政策、法规之间的协调,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制度。此外,还进一步明确了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实施外汇管理,负责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跟踪监测和风险预警,监测和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票据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及上述市场的有关衍生产品交易,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负责反洗钱工作的监管等。

(三)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实践

在金融海啸波及全球的过程中,随着“一行三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在央行的协调下,中国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产品和市场监管及经营机构监管等方面,均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对我国相关市场和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1.并表监管拉开协调监管序幕。在当前金融行业仍然采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前提下,决策层曾明确提出,在继续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同时,要顺应金融业务综合经营的趋势,强化按照金融产品和业务属性实行功能监管,完成对金融控股公司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银监会于2008年2月,了《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要求银行集团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对境内外各类附属机构各方面风险等进行评估,避免局部的、单一的风险进一步蔓延扩大对整个银行集团的安全构成威胁。

2.相关监管部门形成有效互动。2008年,我国证券市场因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局面下,相关监管部门形成有效互动,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保监会要求保险资金顾全大局,稳定市场。当证券综指下行压力加大时,保监会紧急召集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开会,动员其从大局出发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保险资金要在股市低迷之际积极布局,加大对股票和股票型基金的净买入力度,承担维护大局的责任,增加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的信心,对稳定市场起到积极作用。而中国证监会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协同意识较高的监管及基础性制度建设措施,积极利用相关市场、相关领域的可用条件,尽最大力量维护了市场的平稳运行。为消除市场对于上市金融机构投资美国市场的损失存在恐慌心理,提高透明度,证监会于2008年8月出台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要求商业银行披露次贷等表外业务风险。此举与银监会的并表监管形成了有效互动。人民银行则多次使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有效维护经济稳定。为促进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于2008年12月初提出了“金融国九条”,10天后,国办了落实“金融国九条”的30条“意见”。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银监会对并购贷款开闸,并明确了其与二级市场收购股份并购行为的关系。证监会则提高了并购重组工作效率,并拟在推进市场并购重组方面继续出台若干办法。另外,全国统一的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已开始运行,证监会明确,将推进与相关监管机构的互联互通,为监管机构之间信息共享、互联预留空间。

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协调监管,对于维护金融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监管部门之间已经实现部分信息联动,相互之间可以通过内部网络,实现数据和相关信息的查询,确保第一时间有效地实现相互联动。[3]

3.监管部门加强协调。为适应国内形势的变化,银监会、证券会、保监会三会协调加强,推进了合作的步伐。银保双方签署《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试点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文件。同时,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不少地方已经建立金融稳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金融监管部门有效的联系、沟通、协调和合作,不仅使监管部门及时掌握信息,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而且提高了监管效率,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促进了地方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金融稳定健康发展。

二、我国现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牵头人不明确使得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无法正常运作

目前有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以及2008年7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规定,认为“会同”就是“牵头”的意思,认定中国人民银行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牵头人。[4]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人民银行三定方案规定的人民银行牵头人条款超越了该法规的法律效率范围以及法条的效力,提议成立由国务院领导的全国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5]2004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了第二次监管联席会议后,“三会”共同参与的部级联席会议便罕有召开。牵头人不明确,任何一方金融监管机构缺乏主动性,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都难以正常运作起来。

(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对监管主体行为约束力不强

“一行三会”召开部际联席会议时,可以根据各自履行职责的需要进行沟通与协商,但这种沟通与协商是平等的、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现有的各监管机构都为正部级单位,当监管主体之间出现潜在冲突时,某些部门便会采取一些有利于本部门而有损于其他部门利益的行动,具体表现为不同监管主体争夺监管对象和监管权力。由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对监管主体行为约束力不强,联席会议达成的协议可能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三)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

证券公司融资、保险资金入市、信托投资公司从事证券业务等,均涉及不同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合作问题,分业监管制度下,这些问题靠任何单一的监管机构都无法完成,监管方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由于部门利益相冲突或者部门权责划分的问题,有可能出现重复监管和忽略监管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监管方之间意见分歧的情况。那么,如何解决各方争议问题,现行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并没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且目前也没有一部高出金融部门法的法律可以参照执行,最后可能是按照“重大问题提交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交由国务院来处理。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不仅有碍于金融监管协调工作的有序开展,而且增加了监管合作的成本,影响了整体金融监管效率。

(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缺乏监督机制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没有赋予任何一方对其他监管方的监管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按照当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一行三会之间主要是行使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以及监管政策、法规之间的协调行为,交换金融信息。各监管方对各自分管领域的监管行为只受相关法律和监管方内部制度的约束。当前我国约束监管方的法律还不完善,内部规章制度难以确保监管行为的合法性,在这种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监管者自身监督机制薄弱。[6]缺乏对有关金融监管机构权力的限制和外在监督,监管机构监管权力的垄断性容易导致权力寻租行为。

(五)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缺乏匹配的专业人才

当前金融业务繁多,金融交叉业务逐渐放开,金融创新速度快,“金融期货之父”梅拉梅德曾表示,只有监管部门的相互协作,才能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但是,目前金融监管部门普遍缺乏专业人才,有些监管人员知识结构已经老化,其专业监管能力面临挑战;很多监管人员(尤其是基层监管人员)缺乏跨业监管必备的知识和能力,难以胜任混业经营下的金融监管工作,监管部门之间的工作沟通交流也有一定障碍。缺乏匹配的专业人才支撑,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运作举步维艰。

三、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具体对策

(一)明确牵头人,保证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运作的主动性

为了避免多头监管、混合监管面对问题时互相推诿现象,国务院应进一步明确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牵头人。这个牵头人可以是人民银行,也可以是其他三会中的一会,也可以指定一个部门或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权责明确才可以调动监管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化监管效果的有效性。

(二)完善金融联席会议制度,确保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有效运作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主要是金融联席会议,金融联席会议举办成功与否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功能的发挥起着关键性作用。为确保金融联席会议有效运作起来,使其会议议程与决议产生有效约束力,可借鉴美国做法,通过立法来协调统一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政策和业务。建议金融联席会议法定化,把联席会议各项制度由会方的内部协议约束提升至法律约束,从法律角度进一步完善金融联席会议的运作方式。把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定位为金融联席会议的法定参会单位,同时联席会议有必要把相关成员(包括财政部、国资委、监管对象等)列席会议;会议主席由法定参会单位轮流担任;法定参会单位必须全部参会;会议表决实行一票否决制;会前列席单位可以提出议案,由其监管方提交会议审议。金融联席会议做出重要决定前,有必要征求被监管方的意见,会后形成会议纪要,与会方签署意见,并以正式文件形式发送给参会单位,会议纪要对法定参会单位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

(三)建立金融监管协调监督机制,保障监管工作有序开展

当前有些法律未能有效制裁违法违规行为,仅仅依靠监管机构自身的监督难以制约权力寻租行为。笔者认为,根据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为达到有效监管,防止监管机构滥用权力,就必须完善对监管机构监管行为再约束的机制。我们可以依托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监督机制,成立金融监管协调监督委员会,成员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组成。美国前财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指出,金融监管的目的之一是提高监管流程的秩序。金融监管协调监督机制也应以维护监管秩序为出发点,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金融监管联席会议达成的协议执行监督,成员可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行使建议权。有效的监督机制,可对金融监管机构产生约束力,促使其依法行使监管权,提高金融监管行为的透明度,同时也为金融监管机制的有效运转提供保障。

(四)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供人才支持

随着金融业发展,金融交叉业务和金融创新产品越来越多,这对金融监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有效开展监管工作交流与合作,金融监管人员不仅要掌握本监管领域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知识,也需要熟悉其他金融监管领域的相关事项。金融监管机构要重视复合型监管人才的培养,除了从国外引进金融监管人才、加强监管业务培训和员工自学等途径,还可借助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监管人员工作交流机制,互派工作人员到各个监管机构学习与实践监管,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供人才支持。

(五)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应从服务金融市场、服务监管对象和服务投资者角度出发

实践中,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尤其是基层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是为金融监管机构了解和掌握金融监管信息服务提供一个平台,各金融监管机构可通过这个平台互通其他监管机构所掌握的监管信息,从而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但是,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仅仅为金融监管机构服务是不够的,行政监管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市场。笔者认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监管方之间的问题,也要解决监管方和被监管方的问题,更要着眼于解决被监管方的问题。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不仅是为监管机构服务,也要服务于金融市场、服务于监管对象和服务于投资者。当金融监管机构协调过程中产生争执时,也要从服务市场、服务监管对象和服务投资者的角度出发。同时,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要求每个监管机构出台的监管政策要有全局观念,维护统一市场,保护投资者共享五大市场的权利,提高市场效率。■

参考文献:

[1]李佳.混业经营条件下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研究[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07(12).

[2]江世银.金融创新背景下的监管协调机制改革[J].南方金融,2007(5).

[3]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北京市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研究[J].中国金融,2008(14).

[4]怀成立.关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探讨[J].商业时代,2008(6).

[5]郭春松.基于分业监管格局下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

[6][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The Deficiencie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ANG Lai-hua,LI Nai-yan

篇4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1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各种生产、交易、消费等活动，还是劳动力和技术的流通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协调。因此，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言，金融市场的监管及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下文中笔者就我国金融市场监管现状、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探讨。

一、我国金融市场监管现状及问题

1.缺乏明确的监管目标，监管范围较窄

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在风险监管的方面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对于商业银行的监管仍仅限于存贷款、信用卡和结算等业务，监管范围过窄，不能涵盖商业银行的所有业务；很多领域中缺乏监管，如社会集资、彩票市场、社会养老和失业保险等，极大的限制了监管作用的发挥；金融体系不够健全、稳定，使得监管工作没有明确的目标，监管部门将工作重点主要集中于机构和业务的审批，而对于金融机构的运营监管不够重视，作用有限，极大地阻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2.缺乏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协调性较差

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市场中尚未形成健全的监管体系，不能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金融效率最优化。我国银监会作为政府机构，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业务操作等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受到政府甚至财政部门的牵制，在具体的监管过程中则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监管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我国的各金融监管机构分管不同行业，工作不够协调统一，而且缺乏严格的职权定位，导致监管过程中存在很多漏洞，极大地降低了监管效率。

3.缺乏科学的监管方式和措施，监管力度较弱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以外部监管机制为主，而缺乏自我管理和约束机制，导致监管部门的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较差；各种社会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较少。而且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制度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制度，金融监管政策和措施以计划和行政命令等经济处罚的方式进行，缺乏具体的规范，很难实现监管工作责任的全面落实，导致监管过程中无法可依，执法困难，缺乏普遍约束力，进而出现随意执法等现象。与此同时，很多监管机构不能发挥应用的作用，导致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4.监管人员素质普遍偏低

现阶段，我国的金融监管专业人员素质呈现出普遍偏低的问题，而且各种专业人员的稀缺导致金融监管的能力偏低。对于金融监管人员的选配缺乏健全的考核机制，使得金融监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不能得到客观的评价，往往是由领导的评价和意见决定的；此外，行政化管理现象较为严重，使得监管工作十分局限，不能全面考察到监管人员的能力和素质，难以选拔出优秀的监管人员。加之对于监管人员的培训缺乏健全的体系，不能实现监管人员能力的持续提高。

5.金融监管模式陈旧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由于政府过多干预而使得监管模式僵硬化，使得监管体系缺乏活力，无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而且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缺乏科学明确的监管理念，使得监管制度过于陈旧，很难实现监管创新。

二、我国金融市场监管策略分析

1.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实施动态、系统的金融监管，并制定一系列金融创新的鼓励政策，提高金融市场的监管水平。建立央行金融监管为主，基层人民银行监管为辅的机制，树立以市场、效益、持续、系统监管为主的监管意识，以不断改进金融监管责任制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主要目标，通过业务营运、市场准入、退出等多环节严格控制，实现金融市场的全方位、有效的监管。

2.健全金融监管法制体系。对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框架、规范进行改进和完善，合理确定监管内容和范围，使得金融监管责任全面落实，实现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对于已经付诸实施的金融监管相关法规，要促进各种可行性细则的制定，提高执法的可操作性。与此同时，应该充分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场法律体系。

3.加强监管人员的培训，促进监管创新。首先要加强会计金融监管人员的资格管理，切实提高监管队伍的整体能力和素质；对监管人员的执法行为要进行严格的约束，避免或随意执法等现象，树立监管机构秉公办事、公正廉洁的监管作风。其次，要不断加强现有监管人员的专业培训工作，对其知识结构进行优化，提升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此外，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金融监管需求前提下，要不断促进监管体制的创新，不断运用科学的监管措施和模式，使金融监管工作质量和效率最优化。

4.加强金融监管协作，推动监管国际化。随着我国金融业务的扩展和进步，在国际市场中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因此，加强国际监管协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不断加强各种国际金融相关知识、法律、标准、规范及理论的研究，促进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认真学习和借鉴国际上的先进模式和经验，促进我国金融监管的进步。

三、结束语

金融监管是确保金融机构运行稳定的前提，能够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有效化和公平化，确保金融活动各方的利益。目前虽然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诸多不足，需要我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以全面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质量，落实监管责任，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庞新江.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金融监管问题研究[D].西北大学,2007.

篇5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篇6

1.1 自然垄断。银行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乎任何个人、经济组织、社会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都得使用它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而且又有市场壁垒高、投资规模起点高、投资/产出比率高、投资地区垄断性强、创造外部经济等特征。因此，可能会导致价格歧视、寻租等行为并损害消费者利益、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1.2 人为垄断。2011年3月起，监管部门重启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限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垄断固有的低效率，如创新惰性、内部管理混乱、腐败、服务水平低下、员工素质不高等。

1.3 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信息不对称。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国有银行把大多数资金贷给了国企和地方政府，还有的流向高风险高收益行业，如房地产。这背后除了有利益驱动的原因外，还因为中小企业还款能力较弱，银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来调查企业的财务和信用状况，在发放贷款后，还要加强监督力度保证贷款的收回。

1.4 加剧收入分配两极化。由于银行资金偏好投向国企、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行业，这些部门本身就具有政策优势，融资成本较低，收益较高；而大多数中小企业只能通过高利贷筹资，融资成本较高，收益较低，甚至还可能导致资金的反向流动，使融资难问题更加紧迫，拉大收入分配差距。

2 互联网金融产品在矫正银行金融市场失灵中所发挥的作用――以余额宝为例

2.1 促进金融的快捷化、高效化、普惠化。余额宝深度运用互联网金融的三项最重要的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云平台，最终促成低成本、高效率、高稳定等性能。更重要的是，余额宝借助便捷的服务和高效的信息技术，将金融、投资观念渗透到生活中去，转变消费者的理财心理，变被动理财为主动理财，使消费者能更积极地投身资本市场活动中，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久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2.2 利率发现，倒逼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余额宝七日平均年化收益率远远高于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原来，余额宝存在于利率完全浮动的拆借市场。2013年下半年由于银行疯狂销售理财产品，期限错配导致资金面紧张，通过同业拆借市场吸收资金，相应地，拆借利率一度很高。余额宝就诞生在 “钱荒”时期，相比利率管制的存款市场，收益率自然很高。这是对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反映了市场对取消利率管制的强烈需求，倒逼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

2.3 打破垄断局面，引入竞争机制。由于近几年中国通货膨胀率走高，银行存款购买力在缩水，对此广大储户意见很大。余额宝本质上是支付宝为个人用户推出的通过余额进行基金支付的服务。原先支付宝上有大量沉淀资金，淘宝用户也经常抱怨支付宝占用沉淀资金的利息收入。如何保证既能提高客户黏性，又能化解沉淀资金僵局呢？余额宝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第三方支付机构借道货币基金，以盘活沉淀资金。这给银行业务的创新带来了很好的启示作用。与此同时，余额宝还有比银行卡更便捷的用户体验，近似于现金的流动性，群众基础……随着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不断问世，银行存款必然会出现分流，撼动了银行集团的利益，削弱了大型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

2.4 加速传统金融业融入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业的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方向目前仍不明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传统金融必将加强与新兴互联网的合作。需要厘清的是，互联网金融是给传统金融机构增加了电子化、网络化的手段，而非给互联网行业附加了金融业务。其根本因素在于互联网，但它不改变金融的功能和本质。

此次余额宝的推出，对商业银行的最大启示应当是“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意识。一直以来，银行都忽略了广大散户的“长尾效应”。余额宝上线后，销量呈几何增长，也从反面反映了银行服务缺乏客户黏性，客户体验差。因此，这次余额宝的“搅局”对银行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是以整合现有元素为特征的整合型经济，数据互联网和银行功能的整合才是真正的金融未来。

3 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思考――以余额宝为例

余额宝虽然是货币基金，相对股票、期货风险已小很多，但投资风险仍不可避免。余额宝的明星效应很容易让投资者看不到它背后隐藏的风险。美国版余额宝Paypal货币基金于2007年达到峰值，规模接近10亿美元。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大量投资者蜂拥赎回。2008年后，Paypal收益急剧下降，最终Paypal不得不关闭该基金。正是因为这样的前车之鉴，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发展，该类产品的未来仍有待观察。应重视互联网金融的外部监管和行业自律，不能听任其不受约束地“野蛮生长”，也不能误以为加强监管就是遏制金融创新。

3.1 创新监管思路，处理好管理与创新的关系。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发展时间不长，所以监管层面上没有很多经验可循。但很明确的是，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一定不同于传统银行业务监管，否则会扼杀创新。必须在监管过程中以宏观金融环境稳定健康持续发展为前提，制定出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根据现实情况修订证券法、票据法等相关法律提高监管的预测性。

3.2 混业联合监管。“混业”指需明确不同金融部门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职责和规则，“联合”表示虚拟网络和实体经济齐步迈进，互相包容性发展。各行业管理部门之间应建立高规格的横向协调机构和协调机制，在管好自己“责任田”的同时，主动沟通配合，积极推进联合立法执法，避免出现立法和执法不属同门、相互脱节“二元化”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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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1

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现状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由国务院下设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现监管，交易所及行业协会在各自层面上发挥行业管理作用。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一并监管外汇衍生品交易，财政部负责制定与衍生品有关的会计准则。我国已形成以行政监管为主导、行业自律监管为辅助的多层次监管体系。

二、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存在问题

（一）政府主导的行政作风浓烈

国务院作为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处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体系中的顶端，人民银行、财政部是其组成部门，三会是其直属事业单位，国家外汇管理局是其管理的国家局。上述各部门皆是在国务院的授权下行使监管。而四大期货交易所、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保证金监控中心又接受证监会的统一监督管理。因而我国多层次监管体系实质上带有中央集中的性质。

（二）分业监管的弊端明显突出

由于各监管主体监管对象不同，适用法律规章不同，监管标准不同，割裂了市场的有机统一，人为制造了市场分裂，易造成监管主体不明确。对部分金融衍生品业务不知应由谁来监管，造成推诿或者寻租。或因主体间利益矛盾给市场发展设置障碍，无力应对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形成人人都能管，人人都不管的局面。

（三）监管立法的长期滞后缺失

我国现有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法律制度，大多是部门规章，层次不高，效力低下。部分散乱于各法律文件中，缺乏一个系统完整的规定。监管立法建设严重滞后于市场发展，监管力度软弱，难以树立监管权威，不利于控制风险。

（四）监管方式的相对落后低下

各监管主体或是政府组成部门或是事业单位，在经费上享受财政全额拨款，直接决定了经费只能在计划内支出，这就使很多先进但花费多的方式无法采纳。我国对监管人员实施的公务员招聘摒弃了专业化考核，往往招来的是不懂市场的、懂市场的被拒之门外。而且在人员数量上受编制的限制，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造成监管力量不足。

三、优化和完善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

1.树立监管不等于管制的理念

监管侧重的是监督和管理，是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管制侧重的是直接干预，是政府运用核准或者行政审批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我国目前仅仅依靠行政机构的外部监管难以实现对市场的全面有效监管。因为行政监管过于严格，会抑制金融市场的创新，尤其会抑制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但如果过于宽松，又会导致对风险的疏于防范。因此必须理顺监管与管制的关系，适当放权，将市场能解决、应由市场来自我调节的权力进行让渡，减轻监管的行政色彩。

2.树立衍生品市场关系金融全局的理念

只有树立金融衍生品市场关系到国家金融体系全局的理念，才能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重要性，才能在行使任何监管权力时，始终以确保市场优先发展为出发点。

3.树立事前监管重于事后监管的理念

当疏于事前监管而导致风险发生时，想要通过事后监管来弥补其作用甚微。

因而我国必须树立事前监管重于事后监管的理念，把主要精力放在风险的检测和预防之上，通过事前监管将风险早发现、早处理、早防范，增加市场的安全性。

（二）建立协同的监管体系

1.采取变通的统一监管模式

分业监管似乎在短期内得不到改变，但是混业仍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宜采取变通的统一模式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实施监管，以下两种方式对现行的监管主体不会有太大改动。一是设立金融衍生品监督管理管员会，将现属于三会等部门分管的金融衍生品监管职权抽离，统一划至该部门。该部门的地位应与三会平行；二是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作为对三会具有统一管理、协调功能的部门。对外代表三会与其他部门进行信息共享和协调，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监管引起的跨行业合作问题。这个部门的地位应该略高于三会。

2.形成协同的合作监管体系

我国必须发挥自律组织的一线优势，形成政府、行业协会、交易所协同合作的监管体系。一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自律组织的地位和权利。从法律上对它进行准确定位，明确其自律监管的权利。将具体监管内容通过法律形式规定由交易所或协会等履行，用以规范自律监管行为，避免监管权利异化演变为某个集团利益；二是以自律组织共享信息来提高市场透明度。自律组织处于市场一线，与市场参与者紧密接触，掌握大量最新的市场信息。应充分运用好这些信息，建立起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共享信息方式来提高市场透明度，实施对市场的自律监管。

（三）搭建系统的法律框架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立法需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制定，需要一定时间和过程，因而易造成立法滞后于市场创新。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如何改变立法的滞后成了搭建法律框架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1.尽快推出《期货法》，考虑制定《金融衍生品法》等一系列法律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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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97-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有两个背景。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定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引导作用。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因此，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鉴于以上两点背景，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eker，1983；TuN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capture)；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那么金融监管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的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

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l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想法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实现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本文在发展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是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它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这两个目标，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四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2000-2009年)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9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4、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成本收入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提取方法：主成分。

a.已提取了2个成分。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

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美国政府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二)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

篇9

    国外较早利用信息经济学对金融监管进行研究的是Stiglitz和Weiss(1981),他们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Kane(1981)提出一种“辩证”分析监管的框架,利用“规避管制”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他的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2]。Boot和Thakor(1993)以及Walsh(1995)等也通过实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4]。Laffont 和Tirole(1993)在其《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一书中,系统地将激励问题引入监管问题的分析,成为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监管问题的典范[5]。Dewatripont和Tirole(1994)的《银行审慎监管》(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Banks)着作中运用的也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工具 [6]。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如图1)。不难看出,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仍然是这些多层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国内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相对较晚,但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郭根龙、冯宗宪(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 [7];谢平、陆磊(2003) 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分析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胁迫与共谋[8];刘晓星、何建敏(2004) 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9];李明扬(2006)的研究表明,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化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解决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行监管约束[10];张仰谦、叶民强(2007) 在引入声誉机制的基础上用博弈论方法分析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寻租行为[11];王春梅(2009)指出金融市场各方主体间存在着目标上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实施准入监管的过程成为一个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过程[12];吴桐、徐荣贞(2010)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进行分析[13]。

    2.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①之间相互博弈。王定元(2001)认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违规投资行为普遍存在,这是监管者与投资者博弈的结果[14];蒋海、刘少波(2004)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者的目标会偏离,导致监管者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不足和监管的低效率[15];饶育蕾、王颖(2011)通过建立监管条件下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信息结构对冲突、监管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16]。

    3.监管机构内部博弈。王振富、冯涛(1999)针对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的金融目标多重性和矛盾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博弈分散有限的监管力量、金融监管双方存在着同谋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7];陆磊(2000) 分析了信息非对称和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负面影响[18];李成、马国校和李佳(2009) 应用进化博弈理论透视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行为,发现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处于低效率状态,监管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19]。

    4.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金融监管治理)。江曙霞、郑亚伍(2012)针对监管者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分别就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人员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激励机制设计有借鉴意义的建议[20]。

    纵观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委托-问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博弈双方不同风险偏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效性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从整个金融系统角度出发的研究对微观个体的关注不够,本文从金融机构个体的角度出发,尝试研究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和经营效率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力求避免从整个系统角度出发研究监管有效性而可能存在的不足,即顾及了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但提出的对策却过于宏观,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3年第5期2013年第5期(总第185期)江曙霞,夏徐斌:风险偏好、监管强度与金融监管有效性基于委托理论的博弈分析

    二、金融监管机制模型

    (一)基本模型设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21]。即监管机构不仅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要保持金融系统必要的活力和竞争力。

    借鉴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原则,引入变量q,表示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健性的比值,即q=竞争力指标值/稳定性指标值②,q值同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机构的活力和竞争力都远远不够,在保证金融机构必要稳健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会给监管当局带来更多的收益。当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并且慢慢走向成熟之后,稳健性对于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此时提高稳健性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多的收益。金融监管当局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平衡好机构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设定1:委托人(监管机构)希望人(金融机构)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一个q值。监管机构收益为S(q),且监管收益最初随着q值的增加而增加,在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定性最佳平衡点q*达到最大,之后随着q值的增加而减少。在q*左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竞争力不够;在q*右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稳健性不足。本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指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维持金融机构最优状态的有效性,表现为实际q值同q*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小,金融监管有效性高,监管收益大;反之,金融监管有效性低,监管收益小。

    设定2:

    金融机构没有固定成本,成本存在不同类型θ∈Θ={θ-,},>θ-,θ为金融机构的单位成本,体现金融机构效率的高低,低效率对应,高效率对应θ-。虽然单位成本只有高低两种类型,但是它的具体值是变化的,并且随着q值从大到小呈现出从无穷大逐渐降低最后收敛于一个固定值的趋势。不同类型出现的概率为v和1-v,成本函数为C(q,θ)={(v,1-v)θ-q,q}。该函数表明,金融机构要注重平衡自身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如果竞争力很高,θ逐渐收敛于一个固定值,但稳健性过低,则q值会很高,总成本C(q,θ)会很高;如果稳健性好,但竞争力太低,金融机构效率太差,θ值很高,总成本同样会很高。

    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知道自己的类型θ,但是监管机构不知道;非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不确定自己的类型,但是知道自己的类型概率分布为{(v,1-v)高效率,低效率},监管机构同样也不知道,因此信息是不对称的③。

    设定3:

    契约变量Ν={(q,t)q∈R+,t∈R+},t为监管机构从监管收益(部分源于激励机制实施而节约的监管成本)中拿出的用于激励金融机构的支付,这同传统的监管机制有所区别。这里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监管,同时还有激励。从监管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监管理念已经很难做到有效监管。

    (二)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契约

    在完全信息下,最优契约等同委托人自己执行

    (三)可行契约设计

    在不对称信息下,高效率的金融机构可能模仿低效率的金融机构从而获利,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因此,设计一种契约,使得高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q-*,t-*},低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t-*}。这个契约必须满足以下激励相容约束:t--θ-q-≥t--θ-,t--≥t--q-。

    即高效率金融机构不会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样低效率金融机构也不会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从以上激励相容约束可以推导出:θ-(-q-)≥(-q-),因为≥θ-,则q->。

    (四)信息租金

    在完全信息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只能获得零收益,即金融机构相应的收益水平U-*和*分别满足:U-*=t-*-θ-q-*=0和 *=t-*-*=0。但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情况有所变化。考虑一组契约,{(q-,t-);(,t-)}是激励可行的,则高效率金融机构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水平为:t--θ-=t--+Δθ=+Δθ。

    Δθ称为信息租金,这种收益源于人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下面,将用U-=t--θ-q-和=t--分别表示每种类型的信息租金。

    三、低监管强度下最优契约分析

篇10

二、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完善的原则

金融危机下，由于内外环境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暴露出一些不足，因此，很有必要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让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能够在未来的路途中，经受住各种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标。但是，在具体完善的过程中，不管采取何种措施，都必然要遵循必要的基本原则，在原则的范围之内来进行整改和完善，从而才能够最终为国家服务、为人民谋福利，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顺利推进。首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市场的运行是以客观市场规律为基础，以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助的，并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也相对增加，国外的金融政策特别是欧美等国家的金融政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都比较大，因此，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之上，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要建立在国际化的实际基础之上，不断借鉴国外的金融政策，结合自身国情来进行完善。其次，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必须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任何法律法规的存在，都是为了规范社会，为人民提供一个健康和谐的生活工作环境。在金融市场当中，国家的政策引导始终都是辅助作用，最终要保障的是金融市场中广大操作者的利益，也只有他们的利益有了保障，才能够调动他们参与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更加稳定人心，稳定金融市场，因此，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应该要符合金融市场操作人员的总体意志，或者要符合全民生活追求的总体意愿，而不能为了达到某个人或者某个集体的意志，而牺牲他人的利益。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完善的措施

要实现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就要结合具体的原因，针对问题一一进行探讨，寻求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针对在管理层上暴露出来的不足，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定和监督机构，要充分履行自身的职责，承担自身对社会对国民的责任，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进行思考；用战略性的眼光，从全球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和探索，借鉴国外先进的金融监管经验，跟随国际发展趋势，走向国际化。努力引进金融监管全面性人才，或者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培养金融监管人员，弥补金融监管中人才缺失的漏洞。此外，针对人才的选择和岗位配备，有必要推崇民主投票选举的制度，让相关人士集聚一堂，民主投票，共同选举，杜绝依靠人际关系或者金钱关系而获得优质岗位的情况，从而让金融监管机构的运作能够更加公平公正，以这样的环境来吸引优质人才，积极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度和监督机构配备专业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从而为金融监管输入新鲜血液，让这些新鲜的血液，不断为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带来创造性的思想，也让这些新鲜血液，不断突破传统束缚，用最新的法律思潮和法律执行方式，来解决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薄弱的问题，最终提高金融监管的创造力和独立自主能力。其次，针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在操作层面上，存在执行力低的问题，就需要发挥我国监管机构的职能，借鉴西方监管模式，形成银行联合监管，实现全面的监督，在监督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则严厉惩处，决不能让任何金融个人或者单位有心存侥幸的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小漏洞从一开始就杜绝，从而让金融法律能够细化到每个细节之上，实现对任何个人或者集体的监管，从而规范金融市场，让整个金融市场形成一个公平、公正、合理、健康的市场环境。与此同时，在高速信息时代，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融入到金融监管执行当中，引入互联网或者媒体以及电话系统等现代监督渠道，让金融监管能够渗透到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并能够实现随时随地的自由监管。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监管效果，还要实现金融监管法律执行过程和进程的透明化，完善监管信息系统，并设定相应的投票或者举报渠道，从而让公众能够参与到法律执行的监督当中，用监管机构和民众监管权力双方面的压力，来使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执行力度逐步提高。但是，在不断提高民众监督力度的同时，必须要做好民众的基本培训和宣导工作，因为，民众平时的生活和工作所关注的问题更是自己的问题，对于金融市场的了解并不高，更无法意识到自身对金融法律制度的监督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何种好处。所以，必须要加大对民众的宣传、培训和引导力度，具体宣传内容包括，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详细内容、参与金融监管法律监督的途径和渠道以及通过参与监督能够给自己带来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