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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感想模板(10篇)

时间:2023-08-18 17:25:34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学感想,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经济学感想

篇1

在听过老师授课以后,我明确了曾经模糊不清的经济法的印象,经济法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是研究经济法所立足的社会基础关系,在当下,这个基础关系就是市场经济关系。所以,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从分析市场经济的属性开始。重新建立了经济法的概念,全面认识了经济法的功能。

然后,老师在上课手脚过程中穿插了许多学习经济法的方法。对于课本要买注册会计师的那本书。不仅详细而且与时同进。对于课本先通读一遍.then逐章细读,and把知识点写在笔记本上,后面写上它出现的页码.等到以后看自己的笔记,回忆不起来的看下书.通读教材是必要的,最后就开始抓重点,比如说合同法之类的,然后就是案例分析,.主要是理解,死记硬背解决不了问题,以上这是老师给我们提供的经验。

接下来。我说下我对经济法的大体理解:首先是为什么实行经济法。

要实行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培育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坚决打破条条块块的分割、封锁和垄断。这就需要国家介入,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在国家进行市场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就是市场监管关系。市场监管关系应该由经济法调整。这有助于完善市场规则,有效地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实现市场功能。

其次是我国经济法的重要社会地位。我国经济法律的调解范围已经涉及社会管理、经济协调、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以及权利制约、国际经济纠纷仲裁等十分广阔的领域,并与社会道德标准相辅相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调解器。但人类的经济行为是复杂多变的,经济法律由于在制定时需要严谨的思考和斟酌。这种差别造成了我国经济法律制度的相对不太完善,被投机份子有机可乘,对一些损害国家人们利益的行为无法可依。但只要努力做好普法工作,树立以及强化公民的相关经济法律意识,让人们在经济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都寻求经济法律的保护,才能有助于经济法律的完善,才能真正的做到知经济法,守经济法,不犯经济法。

再次是我们大学生学习经济法的重要意义。经济法律知识是大学生必备素质之一,我们必须通过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用它来促进和规范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确的处理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公平交易,合法赚钱。而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更应该在生活过程中,遵守经济的相关法律,享受个人权利,履行义务。

篇2

一是培育和发展农村粮食经纪人,作为者从事粮食购销活动,实施统一培训、统一管理,完善粮食收购网;二是引领种粮大户直接与销区对接,减少中间环节,或组织农民参加全国性的粮油洽谈、展销、拍卖活动,提高农户对粮油贸易交流的能力;三是组织农民与加工企业直接对接,发挥粮食加工厂与市场密切联系的信息优势,引领农民种植品牌粮食、绿色粮食、优质粮食,分享粮食在流通加工环节增值的利益,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的双赢;四是引领种粮农民积极参加协会等中介组织,以产业化或联购联销的方式,将散户种粮农民生产的粮食整合起来,卖出合理价格;五是依法加强粮食市场监管,引导全社会粮油收购主体,认真贯彻落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保护农民利益。

打造产业化平台,促进农民增收

首先,优化粮食品质。引导广大农民大力发展优质、高产、生态、安全农业,生产专用粮食,推进粮食品种优质化、专用化,全面实施单收单存,让农民真正实现增产增收;其次,推进精深加工。重点搞好外来投资粮油加工项目的嫁接,做活做精现有运营质量差的加工项目,大力开发以米、油为主体的深加工产品和外向型产品;再次,创新粮食产业化经营机制。充分利用金健米业在我县建立基地和仓库的契机,大力发展订单粮食,提高订单履约率;支持、鼓励粮食企业、种粮大户和农村能人牵头兴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延伸服务领域,帮助农民科学储粮

篇3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其表现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众多新学派、新学说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学视界内产生了很多新经济学分支,这些新学说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未来的可能进展。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进展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两个新的学派:一个是试图以现代数学工具——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复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个是试图用高级数学工具重新解读古典区位和空间理论而与正统经济学相容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还是从更早的经济学传统来看,它们均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支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股试图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古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的思潮。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理论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以杨小凯 (x.Yang)、黄有光(Yew-KwangNg)、博兰(Borland)、贝克尔(Berker)和罗森(Rosen)等为主,超边际分析则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决策中有关某变量取值“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做”与“不做”的决策。他们宣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缺陷便可克服,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合乎逻辑地被加以组织,许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来进行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1)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决策与厂商决策是互相分离的;(2)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生产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生产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大小有关,而与厂商规模大小无关,这样,所有个人专业化生产合起来就表现为社会分工和网络效果;(3)每个人面临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将决定整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超边际分析并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并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点在于很多理论假设还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是所谓“经济地理学”。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其直接源头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区位理论以城市作为一个假定来研究其周围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处理方法暂时回避了“城市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问题。但随着城市和空间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种解释法无助于理解城市区位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从而使后来的经济地理学走进了其研究的尽头。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 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这些发展客观上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赛(J.F.Thisse)、维纳保斯 (A.Venables)等。他们主要解释了经济活动中区位或空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优点在于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空间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其缺点在于该理论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经验应用尚不丰富,许多模型结论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学派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便会发现,在两者的产生背景、所运用的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释结果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1)两者均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均构成其理论基础;(2)两者均试图在现代的躯体上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思想;(3)两者模型的基础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4)两者模型的结果均产生多重均衡。这些共同性意味着,经济学家均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二、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对人类行为、心理的重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重视

 

1.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发现表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与他人的比较,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和消费的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又如,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依据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对不同时期的储蓄进行贴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对现时效用和福利的关注往往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这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新认识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2.人们进行决策时遵循前景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进行决策遵循的是所谓前景理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意味着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论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的决策权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其次,行为人心理上的参照点以及财富水平相对于此参照点的变化也会影响其最终决策。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再次,在这些有关偏好的新认识下,人们主观上的判断将会与“理性”决策之间存在很大背离。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先保留的偏见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过多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判断出现偏差。

 

(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

 

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则与行为经济学不同。就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特点而言,它更重视对金钱刺激在决策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它也更加关注实验设计的重复性;就研究的领域来看,实验经济学更加关注市场结局,而行为经济学更加关注个人行为。比如,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进行过多次有关价格机制的实验。获得的结果与市场运作的结果基本相似,这表明通过实验可获得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此后,实验经济学家还针对拍卖市场运作机制、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就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来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样,它可以检验或区分不同的理论,探讨理论失灵的原因,为构建理论提供实验基础,比较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评价理论的政策含义,为制度设计提供检验场所等。实验经济学带给经济学的启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场相互作用中人们具有不自觉的最优化行为,决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们的行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Kah— neman),这似乎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很好评价:(1)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对经济行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2)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基础之上,在以心理学和实验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比如,“经济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最根本的假设之一,传统经济学常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有关发现证实,经济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利益的驱使以外,还常常受到自己“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影响旧。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传统经济学中很多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设需要进行某种修正,而这种修正正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目前从事的事业。

 

三、经济学工具的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被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论对理性经济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传统经济学更为深入

 

它认为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更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而,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自己选择的函数,也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显然,这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而且也使经济研究变得更加精致和科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博弈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使然。

 

(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工具主义色彩还可以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假设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1)市场是充分竞争的,(2)局中人之间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均难以满足:(1)市场局中人的人数常常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全竞争的,于是市场局中人之间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响;(2)现实中市场局中人之间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进行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满足“激励相容”和“自选择”条件,而这一扩展恰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可见,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而博弈论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这使得融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真正成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了。

 

(三)博弈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还体现为博弈论的数学特征

 

1944年冯·诺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所讲的博弈论,实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后来才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20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生产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和寡头势力不断增强、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这使得各国政府出于一定目的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约更进一步强化。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的博弈论符合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对经济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与信息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位博弈论大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米尔利斯(J.Mirrlees)和维克里 (w.Vickery)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信息经济学领域再次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件表明:(1)博弈论作为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已经取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2)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结果。另外,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在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还有,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四、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认识

 

1.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交换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它依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采取了一些与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观上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评估了市场、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作用。认为市场和组织都存在运行成本,正是在市场成本的边界上出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市场和价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资源手段,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与作用、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约等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3.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应用到许多领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等,从而使传统经济学的现实性大为增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予世界以更多的现实关怀㈣。

 

(二)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对制度和体制演变规律的新洞见

 

演化经济学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G.Winter)两人。他们认为,企业之间也存在自然选择,盈利的企业会不断增长,而衰败的企业会不断萎缩,最终会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主体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演化经济学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认识,这可从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对象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某一变量或者某一系统,该变量或系统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2)这些变量和系统的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和扰动性,又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3)演化的关键在于其系统的筛选机制和过程。一个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依赖于对该筛选过程的把握。、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因而很多变化量在较长时间内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演化轨迹。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态,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怀再次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多思想,这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结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义。2.演化经济学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演进过程,其中偶然事件、历史进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时,演进过程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因而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规律性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无序状态。这为人们认识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3.演化经济学考虑了经济发展中的非线性、报酬递增等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现实主义特征,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篇4

就本书,因限于我浅薄的认知,我就不遵循读书心得的套路做评价分享,我就摘抄出书中受益的句子与大家共同分享。

1、经济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是:1. 社会应该生产什么?2. 应该如何生产?3. 谁来消费所生产的东西?对于这点我想引申的是,对于很多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来讲,面对传统行业,一般人很难去抗衡,不妨在自己专业领域精耕细作去发现市场空白区,精细化分工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新起的共享单车、外卖等就是很好的案例。

2、自利是组成社会的有效方式。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曾说:“每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了多少公共利益……他只盘算自己的安全……只盘算自己的获利。而他在这么做的时候,如同很多其他情况,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促成一个与他本意无关的目的。虽然与他本意无关,但也不会因此使社会更糟。借由追求自身的利益,他频繁地促进了社会利益,比他认真设想促进社会利益还有效。”其实也就是我们都耳熟的一个概念“看不见的手”。看不见‘那只手’时,不要自寻烦恼;看见之后,在于‘为我所用’。引申到我们职场,即可理解为,将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融为一体,这才是我们青年员工发展的必由之路。犹如一滴水如何才能不干涸,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到江河海洋里去。

3、做自己最适合做的事,就有更好的生产力。这句话是书中第三节的标题,在经济学教科书里这被叫做比较优势,第三节主要讲的是全球化分工产生规模经济的问题。作者用哲学的思维将经济学做概况,但就标题而言更像是一句HR用人指南。也就联想到以前公司的人才观:人品优先、能力适度、敬业为本、团队第一。

4、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所取舍:公平只是一个相对的词汇。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就是在约束与机会中果断地权衡自我的利益得失。

5、人一生积累财富的关键是什么?越早有投资经验,就越容易真正扩大财富。在财富积累这个层面,关键是懂得利用复利——如果储蓄是为了大额消费,无疑是损失了更高的利益收入。在投资上,无论是个人投资、企业投资,投资人的风险承担能力是最关键的因素;另外一点是自己能用多少时间来投资。

6、对普通人来说,你的劳动力也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适用于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所以工资的均衡点(平均工资),由市场劳动力供给数量相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量而决定。那么如何找到一份高工资工作?选择市场需求大而供给少的职业。

篇5

葛根素是从野葛的干燥根中提取并分离出来的一种单体,主要成分为4,7一二羟基8-b-D葡萄糖异黄酮,属异黄酮化合物。它具有解热、降血糖、改善脑循环和微循环、扩张心肌、抗心律失常等药理作用。在我国用葛根解酒毒有4000多年的历史,如《备急千金要方》中就记载:“治酒醉不醒方,葛根汁一斗二升饮之”。本次研究通过观察葛根素对酒精性肝损伤大鼠血清转氨酶和肝纤维化指标的影响,以探讨葛根素对酒精性肝损伤的防治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SD大鼠75只,雄性,体重140~180g,清洁级,由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动物中心提供。

1.2 材料:无水乙醇、玉米油由市场购得;吡唑由浙江同丰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阳性对照药物(复方鳖甲软肝片)由内蒙古福瑞中蒙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葛根素片由广州白云山侨光制药有限公司生产;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谷氨酸氨基转移酶试剂盒由宁波慈城生物试剂有限公司提供;层粘连蛋白、透明质酸、Ⅲ型前胶原氨基端肽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由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

1.3 方法:将75只SD大鼠采用随机表法分为5组,其中正常组10只,自由进食、饮水,每天下午给等体积的等渗盐水灌胃;模型组20只,每天上下午各给乙醇、玉米油、吡唑混合液灌胃1次(灌胃量为乙醇8g・kg-1・d-1,玉米油2ml・kg-1・d-1,吡唑27.2mg・kg-1・d-1),自由饮水;阳性对照组15只,在模型组的基础上,每天下午再给等体积的复方鳖甲软肝片(1g・kg-1・d-1)水溶液灌胃;葛根素大、小剂量组各15只,在模型组的基础上,每天下午分别再给等体积的葛根素片(分别为1.5g・kg-1・d-1、O.75g・kg-1・d-1)水溶液灌胃。全部大鼠于8周后抽取股静脉血并处死,采血前12h禁食禁水。

1.4 观察指标:ALT、AST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LN、HA、PⅢNP按照试剂盒步骤检测。

1.5 统计学方法:研究数据以(z±s)表示,用SPSSl3.0统计软件分析各组间是否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采用One-way ANOVA分析;进一步各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值法(LSD)。以P

2 结果

2.1 动物一般情况:实验过程中,除正常组外,其余各组大鼠被毛松散蓬乱,毛色枯黄,精神差,活动少,且反应迟钝,尿色偏黄,大便稀软不成形,体重与正常组相比增长较慢。正常组大鼠全部存活,其余各组大鼠死亡数分别为:模型组7只,阳性对照组4只,葛根素大剂量组4只,葛根素小剂量组5只。其中4只因灌胃时液体灌入气管立即死亡;8只因灌胃时液体呛咳人肺,引起肺淤血、肺水肿;6只因胃扩张穿孔;2只原因不明。

2.2 各组血清转氨酶检测:详见表1。模型组大鼠ALT、AST较正常组明显升高,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

2.3 各组血清肝纤维化指标的检测:详见表2。模型组大鼠血清HA、LN、PⅢNP较正常组明显升高,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篇6

[中图分类号] R575.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5)17-191-03

The correlation of blood glucose,blood lipids,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uric acid level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YANG Guiling

The Intern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the First Hospital Medicine in Henan Zhongyuan Oilfield First Community in Puyang City,Puyang 457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blood glucose,blood lipids,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uric acid level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Methods 50 case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50 cases with healthy exclude non-alcoholic cirrhosis were choosed,then fasting plasma glucose,random blood glucose,total cholesterol,triglycerides,systolic blood pressure,diastolic blood pressure,insulin sensitivity index,and serum uric acid and n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fasting glucose,random blood glucose and total cholesterol,triglycerides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

[Key words]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Blood sugar;Blood Lipids;Blood Pressure;Blood Uric Acid

脂肪肝是由多种因素和病因引起的肝细胞脂肪性变,主要是脂质(如三酰甘油)在肝脏过度沉积的临床病理综合征[1]。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发病率逐年增多,随之脂肪肝的发病率也逐年增高[2]。大量流行病学资料显示[3],在脂肪肝的分类上,西欧及北美白色人种以酒精性脂肪肝为主,发展中国家则非酒精性脂肪肝为多见,在我国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已经成为仅次于病毒性肝炎后导致肝脏脂肪样变的关键因素。非酒精性脂肪肝属一种慢性进展性的非特异性炎症变态反应性疾病[4]。近年的观点将脂肪细胞列入炎症反应细胞分类中,针对脂肪肝的发生与预防[5],本文通过对老年患者质量指数、血糖、胰岛素敏感指数、收缩压、舒张压以及血脂和血尿酸等多项指标进行多因素相关分析,明确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发展与上述因素的相关性,更好地指导临床进行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预防和治疗,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2014年12月我院收治的非酒精性脂肪肝50例,其中健康体检排除非酒精脂肪肝者50例为对照组:男30例,女20例,年龄18~50岁,平均(33.5±2.5)岁;确诊非酒精性脂肪肝者50例为观察组:男31例,女19例,年龄18~51岁,平均(33.6±2.4)岁,两组性别、年龄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血糖、血脂情况比较()

组别 空腹血糖(mmol/L) 随机血糖(mmol/L) 胰岛素敏感指数 总胆固醇(mmol/L) 甘油三酯(mmol/L)

观察组 7.2±1.5 8.6±1.9 -4.9±0.12 4.1±1.3 2.8±1.1

对照组 4.3±0.9 5.0±0.8 -5.2±0.35 2.0±0.5 1.3±0.3

t 11.723 12.348 5.733 10.661 9.30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2 脂肪肝的超声诊断

本研究入组患者脂肪肝诊断均通过超声检查进行,所有患者均由同一名具有5年以上超声诊断经验的超声科医师进行检查并发出超声诊断报告,检查使用美国飞利浦公司生产的HDI4000型超声诊断仪进行,所有患者检查前均需空腹进行。脂肪肝的超声诊断:肝脏普遍增大,包膜完整且光滑,肝实质内可见点状的高回声团块,且回声强度较肾回声强度高或肝脏深部组织其回声逐渐衰退或对肝内血管声像影显示欠清。

1.3 检测项目

所有入组者均抽取晨起空腹肘静脉血送检,抽血前1天进行常规饮食,测定患者空腹血糖、检查胰岛素水平,同时测定患者血脂常规、血尿酸。采用半卧位下测量右手肱动脉血压,记录收缩压、舒张压情况。其中空腹血糖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进行测定,空腹胰岛素水平、空腹C肽水平采用放射免疫法进行测定。胰岛素敏感指数则通过稳态模型评估法进行计算。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3.0进行,计量资料以()表示,组间均数的比较使用t检验,血脂常规中的甘油三脂、总胆固醇以及胰岛素敏感指数为非正态分布参数,通过转变为自然对数后行正态分布分析。将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干预后与否为二变量,以血糖、胰岛素敏感指数、收缩压、舒张压以及血脂和血尿酸水平为因变量进行非条件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P

2 结果

2.1 两组血糖、血脂情况比较

观察组空腹血糖、随机血糖以及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均高于对照组(P

2.2 两组血压、血尿酸情况比较

观察组收缩压和舒张压以及血尿酸均高于对照组(P

2.3 非酒精性脂肪肝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

对观察组50例患者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发现,空腹血糖、随机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收缩压、舒张压、胰岛素敏感指数以及血尿酸均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3。

表2 两组血压、血尿酸情况比较()

组别 收缩压(mm Hg) 舒张压(mm Hg) 血尿酸(mg/d)

观察组 156.3±11.2 98.6±9.5 563.8±118.7

对照组 132.4±8.1 83.2±7.0 338.6±88.6

t 12.227 9.228 10.751

P 0.000 0.000 0.000

表3 非酒精性脂肪肝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值 P

空腹血糖 0.187 0.046 20.031 0.041

随机血糖 0.236 0.053 29.108 0.023

总胆固醇 0.338 0.063 31.528 0.012

甘油三酯 0.210 0.051 25.146 0.020

收缩压 0.463 0.092 45.558 0.000

舒张压 0.512 0.157 59.628 0.000

胰岛素敏感指数 0.105 0.021 7.051 0.048

血尿酸 0.134 0.103 35.681 0.044

3 讨论

非酒精性脂肪肝是肝脏内脂肪过度蓄积而出现病理状态的一种临床疾病,其由单纯的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性合并病毒性肝炎以及和脂肪性肝硬化三种类型组成[6]。在我国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仅次于病毒性肝炎后脂肪肝的最主要发病因素[7]。本研究入组者分为健康体检者以及确诊非酒精性肝硬化患者,并针对所有入组的空腹血糖、随机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收缩压、舒张压、胰岛素敏感指数以及血尿酸进行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相关性研究。

针对血脂代谢中的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研究发现,观察组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升高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独立危险因素。故针对合并有血脂异常尤其是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同时增高的患者,临床需要针对血脂进行纠正,适当使用调脂降脂药物[8]。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脂异常的原因可能是脂肪动员增加,肝脏对体内脂肪酸的利用以及氧化作用减弱降低,同时合并有脂肪酸体内堆积以及排泄障碍所致[9]。针对血尿酸的研究提示,观察组血尿酸显著高于正常人群且血尿酸可作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是因为血尿酸水平的升高是心脑血管疾病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血尿酸的增加还将导致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有关[10-11]。针对空腹血糖、随机血糖以及胰岛素敏感指数研究发现,观察组空腹血糖、随机血糖高于对照组,胰岛素敏感指数低于对照组,同时空腹血糖、随机血糖、胰岛素敏感指数均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独立危险因素。以往研究提示[12-13],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发生发展的主要机制,其直接通过引起糖与体内脂肪代谢的紊乱而导致高胰岛素血症,导致肝细胞的脂肪样变性,同时胰岛素抵抗还将导致肝脏内脂质的过氧化酶反应激活,体内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导致机体出现氧化过氧化反应,出现肝脏的氧化损伤,一旦肝脏内炎症细胞因子增多将导致脂肪性肝炎的发生,严重时出现肝硬化。对于血压而言,观察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本研究证实收缩压和舒张压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独立危险因素[14]。可能因为血压升高尤其是收缩压升高是心脑血管并发症,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为,其亦作为糖尿病血糖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以及糖尿病的同时,血糖代谢出现紊乱,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显著降低,进而引起机体脂肪代谢紊乱在肝脏内堆积,出现非酒精性脂肪肝[15]。通过本组研究我们认为:空腹血糖、随机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收缩压、舒张压、胰岛素敏感指数、血尿酸均为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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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 引言

杠杆效应,是指固定成本提高公司期望收益,同时也增加公司风险的现象,杠杆具有放大赢利波动性的作用。企业筹资方式的选择往往会使企业产生固定性的筹资成本比如债务利息或优先股股利。当企业现金流不能应付这些到期的固定性筹资成本时企业将丧失偿债能力,这就是财务风险。例如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很多企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2008年上半年,全国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温州30万家制造企业中的20%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并有4万家企业倒闭;东莞关停、转移外资企业就有405家,同比上升36.4%[2]。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只盯住了杠杆的更大收益而忽视了由此带来的风险,当风险释放的时候企业无力承受。悲惨的事例教育我们不能盲目的追求杠杆效应的最大化经济学论文,应将杠杆效应与风险因素综合考虑,使企业能从容应对风险,不至于倒闭破产。什么样的资本结构是企业最佳资本结构?这将是本文的介绍重点。

2 财务杠杆简介

2.1财务杠杆定义

财务杠杆是指由于固定债务的存在而导致企业息税前利润变动引起普通股每股收益产生更大变动的杠杆效应。当企业存在债务融资时就会产生财务杠杆效应。如果负债经营使得企业每股利润上升,便称为正财务杠杆;如果使得企业每股利润下降,通常称为负财务杠杆[3]。财务杠杆的大小通常用财务杠杆系数表示,它是企业计算每股收益的变动率与息税前利润的变动率之间的比率。财务杠杆系数越小,表明财务杠杆作用越小,财务风险也就越小。

DFL==

式中:DFL——财务杠杆系数

EPS——普通股每股收益变动额

EPS——变动前的普通股每股收益

EBIT——息税前盈余变动额

EBIT——变动前的息税前盈余

上述公式可以推导为:

DFL =

式中:I——债务利息

PD——优先股股利

T——所得税税率

2.2财务杠杆收益

A、B、C三家业务相同的公司,相关财务资料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完全没有负债融资的A公司相对于有债务融资的B、C公司,当息税前利润增加1倍时,每股收益也增加了1倍,说明每股收益与息税前利润同步变化,没有显现出财务杠杆效应。而B、C公司每股收益分别增长了116%和154%,显示出财务杠杆效应。同时由于B、C公司资本结构的不同(B、C公司资产负债率为20%、50%),他们的每股收益变化率为116%和154%,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财务杠杆效应越明显。随着债务利息的增加,企业面临的现金危机也在增加,同时财务风险也增大。

企业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筹资渠道来调整企业的负债比率,通过合理安排资本结构,适度负债经济学论文,使财务杠杆利益抵消风险增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3 资本结构简介

3.1资本结构含义

企业资本由负债和权益构成,短期资金需要量和筹集方式经常变化,且在整个资金中所占比重不高,因此将短期资金作为营运资金管理。因此长期债务与权益资本的组合形成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债务融资一方面可以实现抵税收益,但在增加债务的同时也会加大企业的风险,并最终要由股东承担风险的成本。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主要内容是权衡债务的收益与风险,实现合理的目标资本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3.2资本结构决策

资本结构决策有不同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有资本成本比较法与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法,其中资本成本比较法以资本成本作为选择标准,计算过程简单,这种方法只是比较了各种融资组合方案的资本成本,而没有考虑不同融资方案带来的财务风险,本文重要介绍第二种方法即: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法。

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法以不同融资方案下企业的每股收益相等为基础,通过比较在企业预期盈利下的不同融资方案的每股收益,进而选择每股收益最大的融资方案。

每股收益无差别点的计算公式如下:

EPS==

式中:EPS——每股收益

N——筹资后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以上述A公司为例,假定A公司息税前利润为15万,需追加资本50万,有三种筹资方式

一是全部发行普通股:增发25000股,每股20元经济学论文,这时每股收益1.5元

二是全部发行长期债券:债务利率7%,利息35000元,这时每股收益1.725元

三是全部发行优先股:优先股股利10%,优先股股利50000元1.25元

1、 计算第一、二种方案的无差别点

=

EBIT=105000万

这时每股收益1.05元

2、计算第一、三种方案的无差别点

=

EBIT=200000

这时每股收益2.00元

由以上图示可以看出当企业预期息税前利润大于10.5万元时,采用长期债务融资比采用普通股融资的每股收益大,当企业预期息税前利润大于20万元时,采用优先股融资比采用普通股融资的每股收益大。同时可以看出无论企业息税前利润多大时,采用长期债务融资都比采用优先股融资的每股收益大。由于A企业预期息税前利润15万,通过对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比较A企业应该采用发行长期债券融资方式。

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法通过比较在不同筹资方式下企业每股收益的变化来指导企业筹资决策,哪种筹资方式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每股收益就选哪种方式。但是在选择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到企业的整体价值大小。当每股收益的增长不足以弥补风险增加所需的报酬时,尽管每股收益在增加,但公司价值仍然会下降。企业管理目标并不是每股收益最大化而是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股东权益最大化,那么怎么样的筹资方式才是符合企业管理目标的方式?这就引出了最佳资本结构的概念。

3.3最佳资本结构

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应当是使企业的价值最大,而不是每股收益最大的资本结构,同时在这种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资本结构下,企业的资本成本也应该是最低的。

企业的市场价值V等于其股票的市场价值S加上长期债务的价值B。

V=S+B

假定企业长期债务的现值等于其面值;股票的现值等于企业未来净收益按股东要求报酬率折现。企业经营利润永续,股东要求回报率不变,则股票市场价值为:

S=

式中:Ke——权益资本成本(股东要求报酬率)

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股票的资本成本Ke

Ke =RF+β(Rm-RF)

式中:RF——无风险报酬率

β——股票的贝塔系数

Rm——平均风险股票必要报酬率

公司资本成本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KWACC)表示

K=K(1-T)()+K()

式中:Kd——税前的债务资本成本

继续以上述A公司为例,该公司预期息税前利润15万,长期资本构成为普通股,无长期债券和优先股经济学论文,该公司认为目前的资本结构不合理,准备通过发行债券回购部分股票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经咨询,目前的债务利率和权益资本成本情况如下:

根据上表资料以及前述公式计算不同长期债务规模下企业价值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如下:

以发行20万长期债务为例计算过程如下:

债务市场价值等于其面值20万

股票市场价值==100万

企业市场价值=20+100=120万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9.38%

一般情况下个别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按账面价值计算,当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差别过大时,计算结果会与实际有较大差距。因此如果能够取得资本市场价值在计算过程中用市场价值计算权数会更准确,本例中长期债券取账面价值,股票取市场价值。

从上表中可以得出当企业以发行20万长期债券方式回购股票时公司的价值最大(V=120万),同时公司的加权资本成本最低(KWACC=9.38%)

4 结论

企业筹资方式的选择影响着企业价值的大小,选择适当适度的筹资方式将财务杠杆效应发挥到最大将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每股收益。但更大的每股收益与最大化的企业价值下企业资本结构往往并不一致。发行什么规模的债务来筹资从而达到最大的企业价值是本文论述的关键。我们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今天,筹资与投资决策至关重要,希望本文能引起你对筹资决策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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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帆.合理利用财务杠杆.优化企业筹资效益[J].现代经济信息,2010(9):120-122

篇8

一是培育和发展农村粮食经纪人,作为者从事粮食购销活动,实施统一培训、统一管理,完善粮食收购网;二是引领种粮大户直接与销区对接,减少中间环节,或组织农民参加全国性的粮油洽谈、展销、拍卖活动,提高农户对粮油贸易交流的能力;三是组织农民与加工企业直接对接,发挥粮食加工厂与市场密切联系的信息优势,引领农民种植品牌粮食、绿色粮食、优质粮食,分享粮食在流通加工环节增值的利益,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的双赢;四是引领种粮农民积极参加协会等本文中介组织,以产业化或联购联销的方式,将散户种粮农民生产的粮食整合起来,卖出合理价格;五是依法加强粮食市场监管,引导全社会粮油收购主体,认真贯彻落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保护农民利益。

打造产业化平台,促进农民增收

首先,优化粮食品质。引导广大农民大力发展优质、高产、生态、安全农业,生产专用粮食,推进粮食品种优质化、专用化,全面实施单收单存,让农民真正实现增产增收;其次,推进精深加工。重点搞好外来投资粮油加工项目的嫁接,做活做精现有运营质量差的加工项目,大力开发以米、油为主体的深加工产品和外向型产品;再次,创新粮食产业化经营机制。充分利用金健米业在我县建立基地和仓库的契机,大力发展订单粮食,提高订单履约率;支持、鼓励粮食企业、种粮大户和农村能人牵头兴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延伸服务领域,帮助农民科学储粮

篇9

文章编号:1009-5519(2007)06-0826-02 中图分类号:R44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静脉导管技术被普遍应用在大型手术、血液透析、化疗及危重患者的救治等方面,成为不可缺少的诊疗手段。然而,作为一种创伤性的诊疗手段,对观察及护理要求很高,极易产生感染等并发症。现对本院从2002年8月~2005年12月所有送检静脉导管培养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了解感染的发生相关因素,帮助临床减少感染的发生。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回顾性分析从2002年8月~2005年12月所有送检静脉导管患者的标本共605例。

1.2 仪器及试剂:细菌培养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的培养基,念珠菌培养采用CHROMAGAR显色培养基(郑州博赛生物技术研究所分装),细菌和真菌的鉴定使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VITEK32细菌鉴定仪及配套试剂,阳性杆菌采用API鉴定系统鉴定(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产品)。

1.3 培养及鉴定方法:取营养肉汤1份,将用无菌方法取的深静脉导管放入肉汤中增菌,18~24小时后分纯。菌落生长后经初步分类后,转种血平板及科玛嘉平板,出现阳性菌落后进行鉴定及药敏试验。

2 结果

2.1 送检的605例样本中,静脉导管培养阳性149例,阳性率为24.6%,见表1。

2.2 静脉导管培养阳性患者病区分布情况见表2。

2.3 对静脉导管培养阳性患者的年龄进行分段统计,由于本文中儿童患者仅有2例,因此,把病人分为老年组及非老年组。见表3。

2.4 对2004年和2005年所有静脉导管阳性患者出现培养阳性时的天数进行分析,其中最短阳性时间为2天,最长阳性时间为75天。第一周出现阳性为14例(14.6%),第二周明显上升为25例(26.0%),第三、四周分别为17例(17.7%)和14例(14.6%)。

2.5 静脉导管培养阳性的病原菌中阳性球菌62株,占41.6%;阴性杆菌52珠,占34.9%;真菌30株,占20.1%;阳性杆菌5珠,占3.4%。在阳性球菌中葡萄球菌为51珠,肠球菌11株,在阴性杆菌中非发酵菌为35株,肠杆菌科细菌为17株。见表4。

3 讨论

随着静脉导管的更新换代,插管技术的普及,静脉导管广泛应用于危重症的血流动力学监测、长期静脉营养、快速输液、化疗等,由导管引发的感染也十分常见。由于导管的感染与导管的类型、护理等各种因素相关,因此,不同报道[1,2]的阳性率不尽相同,本组阳性率较高,为24.6%,自2003年起均在23%以上,临床应引起重视。

静脉导管感染在各个病区间无显著性差异,在不同病区的感染率相当,与就诊环境无关。老年患者与非老年患者静脉导管感染率存着显著性差异,与相关文献相符[3],相关文献[4]还报道儿童的感染率与成年人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静脉导管的感染与患者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相关,老年人和儿童为易感染人群,应加强此类患者的监测,加强机体的抵抗力,减少感染的发生。

文献报道[3~5]导管感染与留置时间相关,但留置时间的长短不一致,本文在第二周时感染的发生率最高,随后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在达到治疗效果下尽可能使用短期导管。

静脉导管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为阳性球菌,以葡萄球菌最为常见,与相关的报道相符[6],导管的感染菌主要来源于皮肤表面的条件致病菌。本院近年ICU流行乙酸钙-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鲍曼-乙酸钙不动杆菌可在环境中长期存在,容易在侵入性操作时造成感染。真菌感染也是静脉导管感染的常见菌。可见,静脉导管的感染主要是由于来源于皮肤等条件致病原的感染。因此,在插管时进行空气及皮肤消毒,减少插管时间,并在插管后注意消毒及保护插管处与外境的隔离,可减少感染的发生。

静脉导管的感染可致菌血症的发生,其危害性大,加重患者的病情,增加医疗费用。但其导致感染的因素复杂,须从插管时的操作规范化,加强临床的护理,使用抗菌导管,减少插管的留置时间多方面着手,以预防为主来控制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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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5)07/08-0089-05

婴幼儿心理健康研究在过去的20年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产生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对早期儿童干预作用的认识。婴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努力加强婴幼儿自身能力以及减少儿童后续适应不良之上的。这意味着,不管从减少人类痛苦的立场,还是从制定实用的健康政策的经济角度考虑,投资早期儿童干预项目都具有重要意义。〔1〕尽管,不是所有的早期儿童干预项目都卓有成效,但是过去25年来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部分旨在提升儿童生活质量的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确卓有成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拟从经济学视角,对此加以深入分析。

一、美国主要的早期儿童干预项目实证研究

1.佩里学前教育项目(Perry Preschool Program Study)

该项目在1962~1967年间选取了123名来自密歇根伊斯兰缇的低收入家庭的3~4岁儿童,并随机将其分配为学前教育干预组和控制组。干预组的儿童每天在学前班接受2.5小时的早期教育干预,每周接受一次90分钟的教师家访,持续一到两年。研究者追踪研究了这些儿童之后直到40岁时的生活状态,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干预组中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数明显少很多,发病率和犯罪率也低很多(控制组儿童长大后的犯罪率比干预组高5倍),而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则明显高很多,高校毕业率也高很多。干预组和控制组差异显著。由此可见,参与早期干预的儿童与不参与早期干预的儿童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

2.护士-家庭合作计划(NFP)项目

该项目是一个以提高胎儿和婴儿健康,促进低收入家庭准妈妈和婴儿发展为目的的儿童早期干预项目。从准妈妈怀孕开始,护士每一周或两周会进行一次家访,直到婴儿2岁。该项目有3个主要目标:(1)提高妇女健康水平(提高她们的营养水平,预防药物滥用)。(2)提高家庭育儿水平(丰富父母的科学育儿知识,减少儿童受伤、被虐待和被忽视现象的产生)。(3)促进准妈妈产后的终身发展(关注其后续怀孕计划以及学业和就业情况)。项目最初在纽约进行,之后扩展到其他城市。关于这一项目效果的调研结果与佩里学前教育项目基本相似。

3.亲子中心(CPC)项目

该项目旨在帮助芝加哥市内3~9岁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为其家庭提供全面指导和服务,希望通过提高家长参与程度来提高儿童的学业成就。该项目包含4项主要内容,分别是提供早期干预,促进父母参与,提供以语言为基础的结构化课程,促进幼小衔接。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参与这一项目,儿童进入小学后的学习更加顺利,适应能力更强。

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顺利推进有赖于政府相关政策的保驾护航,尤其是针对残疾儿童的专门政策。1986年,美国国会对1975年颁布的《全体残疾儿童教育法》进行了修订,通过了《99~457公法》。该法要求各州逐步实施全州范围的、综合性的、多学科和多部门合作的早期干预计划,即《残疾婴幼儿早期干预计划》(The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with Disabilities),以满足 3岁以下残疾婴幼儿及其家庭的特殊需要。1990年,美国国会又修订了《99~457公法》,颁布了《残疾个体教育法》,后来还对《残疾个体教育法》进行了多次修订。〔2〕得益于相关法律的严格实施,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残疾儿童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减轻了家长的负担,为儿童以后进入社会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02年奥本海姆和麦格雷戈(Oppenheim & McGregor)在《教育经济学: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公共益处》的调查报告中证实了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收益。报告指出,佩里学前教育项目和开端计划等项目均能够显著降低犯罪率,提高高中毕业率,减少健康养护和社会福利的消耗,并提高雇员收入水平(平均每个项目参与者可获益100,000美元)。奥本海姆和麦格雷戈在研究中发现,获得高中毕业文凭,可以使个体一生收入平均增加89,000美元,而参与早期干预项目的个体一生的收入至少可以增加15,120美元。多诺霍和西格尔曼(Donohue & Siegelman)则通过研究指出,除了增加经济收入之外,早期儿童干预项目对降低犯罪率的确有显著作用。〔3〕科恩(Cohen)估计,政府因成功避免一个年轻人犯罪而节约下来的成本大约是1.3万~1.5万美元。与此同时,对早教中心的投入又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的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都通过投资早期儿童干预项目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罗德岛,政府将约2.28亿美元投入到有执照的早期教育机构,这些投资在带来近4亿美元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创造了9626个工作岗位。在罗德岛,早期教育每投入1美元,得到了1.75美元的回报。在路易斯安那州,2000年时已经有12701所早期教育机构,雇佣了22644位员工,为超过149000名儿童和136000名在职父母提供服务,带来近6.58亿美元的总收入。在路易斯安那州,早期教育每投入1美元,得到了1.72美元的回报。在佛蒙特州,约有2.08亿美元被投入到有执照的早期教育机构。这项投资带来的经济收益为4.26亿美元,并提供了7231个工作岗位,使37489名父母得以重返职场,从而间接增加了10亿美元的收入。总之,日益增多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早期儿童干预项目可以在以下四方面创造收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1)直接收益(提供早期儿童干预服务的收益,或者说早期教育机构的收益)。(2)间接收益(为开展早期儿童干预项目而购置物品和提供服务等产生的当地经济收益)。(3)内在影响(家长在当地的花销)。(4)家长收益(家长参加工作创造的收益)。〔4〕

三、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支持措施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深入探讨了投资早期儿童干预项目对人类发展的益处。他描述了一个“动态互补”的过程,即有能力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技能,拥有更多技能的人会更有能力。〔5〕正如赫克曼所描述的,对早期儿童干预项目投资的大多数收益产生于动态互补过程,并且接受早期干预的儿童年龄越小,其获得的收益越大。他利用经济分析模型证明,越晚实施早期干预,处理问题所需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得到的回报就越少。〔6〕赫克曼据此指出,美国各州总是处在有效使用不断缩减的财政资源的压力之下,可是任何远离儿童的投资都偏离了最有效的资金使用轨道,因为接受早期干预的儿童在长大后会创造更大收益。

然而,虽然诸多研究已经证明早期儿童干预项目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与大学教育只需家庭承担23%的成本相比,早期儿童干预项目却需要家庭承担60%的成本。可见,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投入。〔7〕为此,路易斯安那州州立早期教育与发展补偿金咨询委员会呼吁政府对早期儿童干预给予更多支持。

有研究者提出用税收抵免计划来支持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税收抵免计划主要为四个群体提供税收抵免鼓励,以扶持高质量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发展。这四个群体分别是家长、早期教育机构举办者、早期教育机构教师、支持早期教育机构的公司及其所有者。

1.对家长的税收抵免

根据税收抵免计划的标准,如果家庭中有一个年龄小于6岁的儿童,并且该家庭在早期教育机构已经登记,即符合退税条件,可以申请专项贷款。这项专项贷款用于支付与接受高质量早期教育服务相关的支出,即帮助家长有能力选择更高质量的早期教育机构。孩子所入的早期教育机构的等级不同,家长所获的税收抵免额度也不同,详见表1。

2.对早期教育机构举办者的税收抵免

这项税收抵免计划被用于帮助早期教育机构举办者支付他们为提供早期教育服务所增加的成本,如更新设备、丰富学习资源、为高水平的教师提供更高的薪酬等。不同质量等级的早期教育机构,享有不同额度的税收抵免,详见表2。

3.对早期教育机构教师的税收抵免

这项税收抵免计划是提供给不断提高受教育水平的早期教育机构教师的。这一税收抵免计划有效提高了高水平教师的工资,但没提高早期教育的收费标准,避免了将增加的人力成本转嫁到儿童家庭身上。税收抵免额度根据教师认证或受教育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教师可得到3,000美元的税收抵免,接下来依次为2,500美元、2,000美元、1,500美元等。这一税收抵免计划还适用于早期教育机构的其他职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税收抵免计划只根据教师的专业水平进行划分,与早期教育机构的等级无关,从而有效避免了教师一味期望进入高等级早期教育机构工作的问题。〔8〕

4.对支持早期教育机构的公司及其所有者的税收抵免

那些捐助过早期教育机构,或者为早期教育机构的员工提供过奖金支持的公司及其所有者,也可以享受税收抵免计划。税收抵免的额度与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等级相关联(见表3)。这一政策通过增强企业团体和早期儿童发展工作之间的联系,为早期教育机构争取到更多社会资本的支持。〔9〕创立、维修或者改扩建早期教育机构,或者为早期教育机构购买设备的公司及其所有者,均可一次性申请50,000美元的税收抵免费用。为员工子女提供早期教育服务的公司及其所有者,可申请每名儿童5,000美元的税收抵免费用。

四、讨论

相当多的纵向研究证明,对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投资能改善项目参与者的生活,造福全社会,获得巨大回报。早期干预会对儿童的学习产生持续影响,使儿童在未来更有可能完成高中及以上学业,减少对社会福利的依赖,降低他们成为未成年父母或者参与犯罪活动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早期教育投资是帮助儿童成长为有为、健康的青年的最有效方式,政府应对此给予足够重视。〔10〕

从经济学视角看,早期儿童干预项目除了会对受教育者产生积极影响外,也会对当地经济产生相当积极的影响。一方面,早期教育机构通过提供早期干预服务,向受教育者收取相应的费用,从而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随着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发展,早期干预所需的用品采购可以间接拉动早期教育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早期教育机构的开办,需要雇佣相应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带动当地的就业,从而间接帮助政府提高就业率。美国政府采纳研究者关于对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给予更多关注的意见,为早期教育机构提供经济支持,不仅扩大了早期儿童干预项目的受众,而且减轻了参与早期儿童干预项目家庭的经济负担。〔11〕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早期教育项目(即美国的早期儿童干预项目)起步较晚,同时由于市场相对不规范,目前还很少有研究者对早期教育机构给地方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过研究。虽然文化背景和国情不同,不过美国的税收抵免计划还是颇有借鉴价值的。税收优惠的确是一种对早期教育机构发展有利的经济支持政策,尤其是对民办幼儿园。不过,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税收种类繁杂,税收涉及面较广,因此税收优惠也许并不是最可行的经济支持手段。根据我国国情,最适合的经济支持手段也许可以参考现行的高校补助方式,即各级教育部门给予民办早期教育机构运营商直接的经济援助。当然,民办早期教育机构运营商首先必须通过相关认证,然后才能申请相关的经济援助。而对于接受早期教育服务的家庭的经济支持,则可以通过儿童监护人的工作单位来考核,并通过监护人所在工作单位发放一定的经济补助金,再由工作单位向政府统一进行报备。自由职业者则可以直接在早期教育机构享受费用减免,再由早期教育机构向政府申请资金补助。对接受早期教育服务家庭的补助可以有效扩大早期教育服务的对象范围,使更多儿童享受到优质的早期教育。

为此,我们呼吁教育学与经济学研究者加强合作,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对早期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与此同时,希望政府部门能尽快出台相应政策,为民办早期教育机构举办者和接受早期教育服务的家庭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从而扩大服务范围,让更多儿童成为早期教育的受益者。

参考文献:

〔1〕ARNOLD D H,MCWILLIAMS L,ARNOLD E H.Teacher discipline and child misbehavior in day care:Untangling causality with correlational date〔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8,34(2):276-287.

〔2〕CAHMI C. 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s health〔M〕.Portland,OR:Oregon Health & Science University,2003:100-105.

〔3〕YOSHIKAWA H,KNITZER J.Lessons from the field:Head start mental health strategies to meet changing need〔M〕.New York: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 in Poverty,1997:200-208.

〔4〕GREENSPAN S I,NOVER R A,et al.The child psychiatrist and day care: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of consultation〔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1976,(15):108-130.

〔5〕GREENSPAN S I,NOVER R A,BRUNT C H.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 to childcare〔M〕//M SHORE. (eds.)The practice of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Welfare,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1975:10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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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U X,LONG T,CHEN L,et al.Early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China:A family perspective〔J〕.Infants & Young Children,2013,26(2): 111-125.

〔8〕JOHNSTON K,BRINAMEN C.Integrating and adapting infant mental health principles in the training of consultants to childcare〔J〕.The Journal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2005,18(4):269-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