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再融资规模庞大

欧元兑美元在新年开盘即出现暴跌，主要原因是市场重新关注欧元区二线国家的债务危机。

据有关资料透露，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元区高财政赤字国家，今年的国债再融资规模十分庞大，预计将超过5000亿欧元。在市场还在忧虑欧洲债务危机，忧虑欧元区高财赤国家发债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一旦新债发行失败，将使得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这是市场打压欧元的第一个理由。

其次，有市场传言称，法国、德国和欧元区其他一些国家正在向葡萄牙施加压力，要求葡萄牙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以避免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虽然葡萄牙近期发行的12.5亿欧元新国债获得成功，外国投资人的需求占到80%，葡萄牙总理拒绝接受外部援助，葡萄牙财长表示将继续执行依靠自身在市场上筹资的战略，但因葡萄牙的这次发债成本较上次高了逾100个基点，所以市场仍担忧葡萄牙不久可能不得不接受外部资金援助。这是市场做空欧元的第二个理由。

救援资金或扩容

严峻的债务危机形势可能对欧元区经济复苏造成伤害，因此，欧元区将被迫提升救助力度。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或许是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规模。该基金目前设定的规模是7000亿欧元，援助爱尔兰将用去850亿欧元。一旦西班牙卷入债务危机的旋涡，该基金可能会捉襟见肘。

欧元区官员最近暗示，在即将举行的欧元区和欧盟财长会议上，将可能讨论上调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有效借贷能力理论上限规模，即为EFSF扩容。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欧元区各国正致力于欧元区债务危机的中期解决办法，准备综合方案，可能在未来两个月达成一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回答有关扩大欧元区救助基金规模的问题时，表示赞成支撑欧元的措施。由于德国的态度转趋积极，因此，欧元区未来应对债务危机的政策力度将提升。

最近，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相继表态，将积极认购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发行的欧元债券，这提振了市场对该基金债券的信心。

欧元近期将探底

篇2

"国家破产"，实际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安尼・克鲁格在2001年11月的讲演中提出的"国家债务重组机制"，它是解决当前国际债务危机的一种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的特别之处在于，所有遭遇外债或债务危机的政府，在获得国际资助或进行债务重组之前首先进入一种"破产"状态；这种正式的"破产"的程序启动后，危机中的政府的海内外资产便处于冻结状态，其解冻情况根据债务重组的进程而确定。克鲁格认为，这种新方式有助于推动债务危机的快速解决，避免危机恶化，促使像阿根廷一类的国家免受为世人瞩目的社会动荡和政局风波，避免传统解决办法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促使新兴市场国和国际投资界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债务问题的可持续性。

创建这么一种正式机制的基本目的，是促使债务人和债权人产生自愿达成协议的内在动力。然而在实践中真正启用这个机制的时候并不多。这个机制类似与诸如美国破产法庭那样的"国内"破产体制。

债务重组机制产生的国际背景

建立国家债务重组机制，主要是为了给动荡风险不断上升的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一种稳定器，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国际背景。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日趋严重。其债务1980年为5257亿美元，1990年为13245亿美元，2000年为22040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GDP的35.5%。在高外债的背景下，一旦出现外国债权人从本国撤回资金，本国政府或公司机构不能如期还债，社会公众对本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信心发生动摇，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已经成为威胁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各种证券投资的增加，各种类型的证券投资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外债的重要债权人，这使得80年代形成的外债解决方式遇到新挑战。

债务违约进入新的高发期。据标准普尔公司统计，在过去十年间，债务违约率高达19%，为1824年以来的第四个高峰期。2002年三季度，该公司确认的债务违约行为国有28个，违约金额为1326亿美元，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额，而本世纪头十年可能更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实际的最后贷款人可能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私人债权人的介入，使得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20世纪80年代，债重组是一个进展缓慢而有序的过程，那时重要的债权人是商业银行，它们通常想与债务人保持良好关系，并且很少有获得额外利益的企图。随着大量债券持有人的介入，他们与债务人的合作难度也在上升，这些债券持有人参与债务重组的目的也是多样化的：一些债券持有人想要迅速而有序的重组，以维护债权的价值；另一些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债务的人士宁愿重组过程出现紊乱，希望能够在诉讼中获利，比如像埃略特合伙人案例。

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外债解决方式的新挑战

埃略特合伙人是一家对冲基金，1996年以1100万美元从二级市场上买进面额为2000万美元的秘鲁政府发行的布雷迪债券。按原来的布雷迪债券解决方案，只能获得一点毛利。但该公司并不参与债务重组谈判，而是向法院提出债权追溯的申请。1999年，联帮上诉法院同意了其债权追溯的要求，秘鲁政府被迫接受了埃略特合伙人的全部偿债要求--2000万美元加上利滚利息3800万，埃略特合伙人从中获毛利4700万美元。

埃略特案例暴露出目前国际社会在债务重组的方法上存在缺陷。如果单个债权人可以依据国民法院及其判决对国外债务人的财产采取指控行为，这便等于同意"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原则，此时，只要任何一个不同意重组计划的单个债权人都可以采取行动并获得优先偿付，其他所有债权人都会效法，以此增加自己债权的价值而减少损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债务重组无法进行。这种情形显然是一个两难悖论：如果债务国有能力全额偿还外债，就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一旦出现债务危机，就表明债务国无力偿还外债，外债就需要重组，而任何外债重组必然以非全额偿还为前提。如果埃略特合伙人案例流行开来，债务危机中的债务国在理论上不再可能有解决危机的希望。

国际货币组织建议债务重组的用意正在于避免出现埃略特合伙人事例，试图为债务重组建立起一个规范的程序。由于多数债权国是发达国家，其法律都有完备的债权追溯条款，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要限定债权追溯范围。克鲁格认为，要有一个正式的启动程序，即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债务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债务重组申请，并得到审议和批准，一旦启动正式程序，该债务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官方资产便处于冻结状态，任何单个债权人不可对资产或其任何部分采取法律行动。这使得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将失去法律依据，债务重组的国际安排得到法律保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试图发挥类似世贸组织的作用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思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法律政策、法律关系必须进行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调整，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未涉及的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突破了其仅仅对短期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运行等传统领域进行关注的框架，反映出了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变化。在各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公私部门都大量卷入国际经济活动的背景下，各国的债权债务法律也应该适时地加以变化或积极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疑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出作用，这同世界贸易组织所出现的变化与调整应该有类似之处。随着国际贸易的广泛开展，世贸组织更加突出了对各国贸易政策与体制的关注，从某种意义讲，各国贸易政策和体制已成为制约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可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债务重组的新建议也是为顺应时势发展做出的调整与变化。

改革债务重组的目标在于降低围绕重组的不确定性

美国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泰勒于今年4月2日在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讲话，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以及采取行动解决债务问题的紧迫感："研究与讨论的时代正在过去，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他特别建议由国际货币基金出面，把债权国和债务国聚合在一起，达成一揽子国际条款，以求妥善解决这类问题。目前对债务重组过程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当某国债务不再可持续时，债务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何时采取？同债权人的谈判如何进行？私人部门如何做出反映？如果一种重组方案被选定，它将费时多久？重组是否发展成某种可持续的局面？债权人是否会受到公平与公正的对待？

上述不确定性使人们（私人部门、官方部门或政府）的决策变得复杂化了。对那些步入债务不可持续状态的国家而言，一个更加可预测的债务重组程式将有助于减弱这种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爆发危机的概率和缓解危机。改革债务重组程式的目标不是要减弱国家全部并按时偿还债务的激励，而是要降低围绕重组的不确定性。鉴于利益和观点不同，可操作性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新程式将如何运转以及为什么比旧有的要好。最现实和最可接受的改革是让债务国和债权国签订新的、详尽的、分散或市场导向的一揽子条款。条款的细节由借贷双方在发行新债券时加以确定。此时法律方面的基本原则为：

篇3

欧债危机产生和持续蔓延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总体上可以从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三个层面来分析和解读。

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全球性金融海啸的冲击，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并面临持续下行压力，政府不得不在原本高企的债务水平上继续推进杠杆化以应对危机，导致政府债务水平激增，最终出现无法偿付的债务危机。而希腊债务危机成为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导火索。当年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与高盛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实现自身外币债务的缩减，从而达到欧元区财政赤字率的要求。但希腊为此也付出了长期向高盛支付高额回报的巨大代价，从而使希腊无论是经济竞争力还是债务水平都逐渐陷入泥沼，最终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引爆债务危机并持续扩散和蔓延。

欧债危机长期蔓延并难以有效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欧元区制度设计存在先天缺陷，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严重错位。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竞争力较差的国家在自身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欧元区，其自身的问题和矛盾虽一时得以掩盖，但随后仍逐步凸现并最终爆发，从而拖累整个欧元区。相对于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财政政策不统一、欧洲央行缺乏最终贷款人角色，南北经济体发展不平衡等瓶颈，导致欧元区缺乏解决危机的高效手段，使债务危机持续蔓延。

欧债危机爆发的深层根源是欧元区部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与其为维持老龄化和高福利社会而产生的国家债务水平严重不匹配。如果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私人金融部门发展的脱轨，那么欧债危机就是以老龄化、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条件下公共金融部门财政管理的异化。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福利的刚性特点以及争取选民等政治需要，欧洲弱国通过大肆举债维持高额的国民福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高额福利与其本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效率水平即国家竞争力并不相符，也就是说，其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无法长期支撑其福利水平，只能不断提升债务水平。这种低竞争力国家的高福利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乏力使国家债务、国民福利、国家竞争力的矛盾迅速凸现，国家财政被高福利社会绑架而无法自拔，导致国家财政面临破产风险。

二、欧债危机的现实困境

欧债危机已持续三年之久，而预计未来3—5年内仍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之所以积重难返、危机干预效果不佳，主要是由于三大现实困境持续发挥影响，制约了欧债危机的快速有效解决，导致了欧债危机解决进程缓慢。

一是欧洲重债国深陷刺激经济增长与缩减财政支出两难困境而左右摇摆、无法自拔。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整体面临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各国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普遍处于历史高位。从2011年全年来看，欧盟及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等主要成员国GDP同比增速呈现四个季度逐季下行态势，投资与消费都出现持续萎缩，失业率不断攀升，其中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一度超过20%，而失业率最高的这些国家恰恰也是欧债危机中最具危险性的，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累积。同时，虽然银行流动性有所改善，但由于补充资本充足率等需求以及受经济不景气、投资与消费持续下滑的影响，银行流动性并未有效注入实体经济。如何在财政紧缩、满足救援条件的同时有效刺激经济和保障就业将是重债国未来最大的挑战，而这一过程必将艰难而漫长。

二是欧元区经济体综合实力差异大、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了欧元区政策出台的效率和效果。欧元区各国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债务水平等诸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实力较弱、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差的国家，未来其债务仍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要求其加强财政纪律的实际约束力和操作性如何令人怀疑，可能会继续拖累整个欧洲经济，成为不容忽视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例如近半年西班牙债务问题凸显。欧元区经济体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并非短期能够改善，为欧洲经济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留下了隐患。

三是欧洲国家内部、各国之间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博弈大大制肘欧债危机解决进程。事实上，就危机本身而言，欧元区有解决危机的能力，通过“财政契约”、再融资操作等一系列措施，也已初见成效。但欧债危机的解决进程却艰难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既面临着致力于美元霸权的美国等国际力量的挤压以及全球主要评级机构的打压，也充斥着欧元区及欧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涉及到修改各国法律、执政党民众支持、缩减福利开支和维护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欧洲各国需要经过反复博弈来找到利益平衡和妥协的解决办法，需要根据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倒逼大家形成一致意见，这都大大阻滞了欧债问题的解决进程。这就如同美国国债违约危机中的政治博弈，这种一致性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才能达成，但终究会达成，否则结局对博弈各方都是损害。

三、欧债危机的解决思路

从长期来看，欧债危机的总体解决方向必然是推进欧洲一体化。辩证的看问题，欧债危机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欧洲国家面对问题思考解决思路，大大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欧洲一体化历史上的里程碑。统一的欧洲是历史的趋势和潮流，当前实现了货币一体化的欧洲，正从有限的财政一体化走向完全的财政一体化，其理想的未来将形成统一的类似美利坚合众国的“欧巴罗合众国”。

就中短期而言，欧债危机的解决路径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振兴各国实体经济，寻求各国经济平衡，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使社会福利与经济实力相匹配。欧洲各国要规范财政金融，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处理好财政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对于希腊、葡萄牙等“欧猪五国”来说，要进一步强化财政纪律，使本国国民享有的福利水平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财政资金更重要的用途在于培育本国的实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才能有效推进财政、政治一体化进程。

篇4

目前，美国经济已经陷入债务陷阱无法自拔。经过这次提高上限，到2013年美债规模可达16.39万亿美元，按目前GDP增速计算，那时候的GDP大概为15.749万亿美元，债务占GDP的104%。美债将会滚雪球式的增长，债务上限也会不断提高。除非经济有奇迹性的增长，除非美国经济完全转型，它的债务问题找不到解决办法。

我估算，它债务泡沫不亚于它的金融泡沫，它的公债加上各种私人债务，总规模有70多万亿美元，杠杆率高达26，也就是它1美元要借26美元。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可以，它唯一的资源就是美元和美国霸主地位。这也是支持美国债务泡沫到现在还没破的最主要原因。人们对它解决问题总抱有一线希望，认为它可以解决问题，但能不能解决问题它现在还没有找到路子，因为它没有GDP增长。

不过我不认为它出现债务违约是早晚的事，它不会出现技术性违约，只要它还想维持它的霸权，维持美元的地位。我们预测十年内美国都不可能技术性违约。

但是很可能是隐性违约。宽松货币、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等等，美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稀释债务。美债的47%由国外持有，它非常有动力通过美元贬值，注水美元，来减少债务。而且它已经在使用这种方法。自2002年开始美元一直在贬值，到现在为止，美元已经贬值20%。同时，现在基本上美国已在创造通货膨胀了，5月份美国通胀率为3.6%，经济增长第一季度是1%，第二季度是1.3%，通胀已经高于它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学者为之设计的通胀是5%。如果按5%的通胀计算，通过5～10年的时间美国债务会明显减少。这种隐性违约才是世界面临的、债权人面临的、美国百姓面临的最大问题。

现在美国得以发新债还旧债，人们又开始担心会不会有人来买，会不会出台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在我看来，会不会有人买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今的情况是，不怕没人买，只怕买不到。因为量化宽松，世界有很多很多钱，到处在找投资。美债应该说在世界上流动性是最强的，规模最大的，也是相对最安全的，我们央行行长也说过在2020年之前没有一种货币可以挑战美元。只要有外汇储备的国家都会来买，中国也不例外。

至于第三轮量化宽松会不会出台，我认为它应该不会像前两次那样正式宣布，但实际上已经在实行了。现在美国利率还不到0.2%，十年国债收益率也不到3%，这就是一种量化宽松，它要人们不去存钱来买国债。

美联储现在是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者，未来如果有需要还会到市场上购买国债，释放流动性。只要美联储发钱，就能解决它的债务问题，但债权人的利益被牺牲掉了。

篇5

2014年底，美国国债突破18万亿美元，而美国2014年GDP为17.69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国债与GDP比例继2013年再次突破100%，达到了102%。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美国国债上限分别为10.61万亿美元，12.10万亿美元和14.2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0%、84.1%、92.1%。2013年底美国国债首次突破17万亿美元，2013年的GDP是16.8万亿美元。如果按照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划定的60%的安全线来看，美国国债早就处于危险境地，只不过长期以来依靠其头号经济大国和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国债一直得以维持其AAA级信用。即使按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认定美国国债AAA级的前提条件，国债占GDP比重不超过110%，美国国债也已接近红线。

目前，美国社保基金和美联储是美国国债的两大持有人，二者合计持有30%以上的美国国债，其次是中国和日本，这是美国国债最大的两个海外债权人，合计持有比例约为14%，至2015年7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24万亿美元，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其余是欧佩克组织、英国、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以基金为主的债权人结构注定了美国国债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太大的波动。

美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二者占美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80%，美国财政收入的第三大来源是公司营业税，占比约为10%。

相对于财政收入艰难增长，财政支出却无上限增长。美国财政支出主要分为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和利息支出。强制性支出主要是社保、医保和社会救济与福利，三者合计占比约为55%，可自由支配支出主要是国防支出，占比约20%，是最大的单项支出，利息支出占比约7%。另外，还包括雇员工资等政府运行成本。从这些主要财政支出看，几乎每一项都属于刚性支出，可供调整的空间很小。做为最大的单项支出，国防开支似乎最有调整的余地;为解决2011年美债危机，出台的债务上限法案在提高2.1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的同时，将在未来10年内削减2.1万亿美元赤字，其中要求削减国防开支3500亿美元，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不会对美国债务困境有实质性改变，国债水平继续攀升，仍末进入可持续通道。

美债危机，促使人们把美国国债放在历史舞台的大背景下，一遍遍地反复梳理;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有国债。但今日国债之困局始于美元和黄金脱钩。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全球其他国家依然将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失去了黄金之锚的制约，美元进入了可以随意滥发的时代。

美国国债真正恶化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末，美国国债总额从1990年的3.2万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的5.6万亿美元，10年间涨幅75%，而经过新世纪的头十年之后，美国国债已上升至14.29万亿美元，涨幅高达155%。

上世纪末，美国的国防开支大概为3000亿美元，10年后虽然迅速膨胀至7000亿美元左右，但如果和当时高达14.29万亿美元的国债相比，国防开支显然不是国债上涨的主要动力。

美国国债今天的困境，主要还是美国滥用其货币发行权造成的恶果。对于拥有全球印钞权的美国而言，自身需要大量的资金维持社保和国防等高额开支，刚好又有中国和日本对美债强大的外部需求，滥发国债的冲动也就难以遏制。除了拥有货币发行权这样的诱惑之外，美国国债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当自身经济增长不足以满足民众福利和国防军事的需求，举债是唯一的出路。美国经济自70年代后期失去国际竞争力，并且一直找不到真正有力的经济增长点，除了德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先后的经济崛起，成为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更主要的内因还是美国失去了从事实体经济生产的兴趣或动力，主动成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发行国债能带来不少好处，既可以通过发新债还旧债来维持运转，又可以通过开动印钞机来稀释债务;这种局面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但是最终是不可持续的。持续的时间越长，最终给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破坏越大。

美国国债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中短期国债支付能力的问题，而是如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长远期的财政平衡，解决办法在于长期财政的可持续性。美国的决策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面临的真正经济挑战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长期财政的可持续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美国政府和议会迫切需要就中长期财政平衡的路线图在政治上达成一致，并通过控制医疗卫生成本、加强社会保障融资、改善税收结构并增加财政收入等综合性措施，确保国债水平步入下行通道，以实现财政可持续性的目标。

美债问题对于中国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外汇储备缩水，二是量化宽松带来的前期和后期影响，三是出口萎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相对于外汇储备的缩水以及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美债问题对中国更大的影响在于实体经济。过去几十年来，美国通过举债消费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影响下，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复苏之路缓慢，中国出口市场面临萎缩。出口萎缩带来的阵痛在所难免，但在客观上有助于加速中国经济转型，减少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度。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1年的美国国债危机，中国通过宏观调控，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依靠投资和消费实现。

与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相比，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显然落后太多。2014年，美国GDP总量为17.69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约为10万亿美元。有专家预言，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无人怀疑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不久的未来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不等于成为第一超级强国。对人民币而言，2030年取代美元成为全球主要货币显然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原因在于，即使美国经济衰落，中国经济崛起，世界很难再出现英国、美国这样的单一经济霸主，真正的格局是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这样的背景下，单一国家的货币难以独自承担起全球储备货币的重担。形势所迫，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刻不容缓，并增加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

篇6

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一）后欧债危机时代隐忧

伴随着2012年一系列欧债危机常规化解决办法的出台，全球经济俨然已步入后欧债危机时代。现阶段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更多已不再是超预期的、恐慌性的债务危机，更多面临的是常规性、持续性、结构性的债务问题。伴随着2012年德国经济增速放缓，我们倾向于认为，欧洲经济或仍将长期躺底。

（二）欧美进口导向型再工业化对中国贸易条件不利影响

近年来，欧美经济出现了新一轮以进口导向型为主体的制造业回流迹象。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经济增长突破口有望从虚拟经济为主体逐渐转向虚拟、实体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式。2012年中国外汇占款增速大幅放缓正反应了在当下中国制造业面临中期瓶颈时期外资回流，欧美进口导向型再工业化更是将直接恶化中国已步履维艰的贸易条件。

（三）全球流动性泛滥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2012年美国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出台、欧洲央行0.25%超低利率以及2013年初日本所开启的无限宽松政策，均将诱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面临贬值压力以及输入性通货膨胀对中国货币政策产生不利影响。

（四）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虽然中国早已加入了WTO，但西方国家屡屡通过WTO框架内允许的反倾销、反补贴等方式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而且近年来存在愈演愈烈的趋势。2012年中国光伏产业所面临的全行业亏损现象背后产生的一大原因正是欧美对光伏行业频频反倾销行为。由于欧美国家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屡屡拿香港、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区的物价水平作为反倾销、反补贴的衡量依据，给中国各大出口企业造成了大量的损失。

二.内部环境不确定性

（一）人口红利拐点初现

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效应近年来正在逐渐发酵，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正日趋严重。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现阶段超预期的面临了老龄化压力以及人口红利拐点提早到来问题，均将直接或间接提升我国生产成本，不利于现行传统简单制造业发展。

（二）贫富差距背后隐忧

近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公布了2003～2012年基尼系数，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虽然统计局声称其公布的基尼系数自2009年以来逐渐回落，但当下我国基尼系数本身仍然居于高位。尤其是近年来高涨的房地产价格，更是加大了我国内部贫富矛盾，较大的贫富差距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性。

（三）银行不良贷款攀升下系统性风险

现阶段我国银行所存在的不良贷款问题多半是隐性且不确定的。尤其是在后“四万亿”时代，昔日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贷款至今仍然有大量难以收回，这些贷款由于存在部分政府背景，不良贷款终将转为省级债务。有学者认为，中国公共债务的实际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远高于官方宣称的17%这个比例。他们认为，如果算上铁道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过去对于银行业救助所产生的债务总量可以达到GDP的77%以上。

三.不确定环境下的几点对策

（一）产业结构转型几个突破口

由于传统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来自于国内人口红利拐点以及原物料成本上升引发的成本高涨压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崛起使得我国传统加工业资本外逃，尤其是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使得我国传统出口制造业贸易条件恶化。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之一便是努力成为创新的策源地，而当下我国存在的几点问题的解决将成为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突破口之一：一、中等规模以上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相对薄弱，存在一定研发支出的企业不足10%；二、全社会对于企业创新的保护意识以及扶植意识较弱，界定并保护知识产权是企业进行创新的先决条件；三、创新企业的融资环境较差，初创企业的融资渠道往往限于风险资本，而这无法满足绝大多数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由于技术创新存在一定的外溢性，政府应在这方面予以更多扶持；四、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现阶段我国民间科研的主要场所往往独立于企业之外，使得科研机构与相关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建立切实有效的科研成功转化信息传输途径能够极大的改善科研成功转化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二）进一步加快我国金融领域发展进程

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我们应该加快上海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进程。这包括了：一、在现有基础上陆续推出更多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平台，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风险对冲机制。二、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可以通过强化上市公司分红机制、大幅扩大QFII额度、尽早解决B股遗留问题并适时推出国际板以及完善现有政策的形式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企业构建一个较好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满足国内外企业迫切的融资与再融资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三）加大人力资源投资规模

篇7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持续低迷的欧美经济，必定会给世界玩具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广东作为我国玩具出口大省将首当其冲，但截至目前看情况没有预料中糟。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玩具出口181.5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其中广东玩具出口97.87亿美元，同比上升17.9%。如果以商品出口税则9503编码12大类传统普通玩具计算，1～9月全国玩具出口84.33亿美元，同比上升6.4%，广东玩具出口57.9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这出口数据出乎许多人的预期。不过，仔细分析，良好数据的后面也确实存在令人担忧的情况。

广东是我国玩具出口大省，产品出口占全国70%左右。广东省外经贸统计协会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漂亮的出口数据里隐藏着许多令人担忧的情况：今年1～9月，在广东省纳入统计的22大类出口玩具产品中，剔除95041000“与电视接收机配套使用的电子游戏机”今年拆分为两个税则号无法同比外，在20大类产品中，出口数量增长的只有6类，其中“其他建筑套件及建筑玩具”增长情况较好，高达146.8%，“智力玩具”紧随其后也达到51.86%，而下跌产品则达到14类，下跌最严重的产品是“其他电子游戏机”，达到41.1%。圣诞节用品市场需求也相当冷淡，同比下跌21.9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品出口金额与出口数量不同步甚至背离的情况？市场分析人士说，主因是由于产品价格上升所导致。因而，尽管今年玩具出口金额保持较好的升势，但并不代表市场需求同样兴旺。

目前欧美圣诞节玩具销售市场已经启动，通过玩具企业大力宣传的热门玩具产品，诸如科技含量大增的“菲比”、新颖儿童平板电脑已经上架。经济分析师们对今年四季度的玩具市场大多持乐观态度。

他们认为：玩具消费与经济有紧密联系，虽然欧洲债务危机至今未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但最坏的情况或许已经过去，而美国经济复苏迹象明显，美国劳工部10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11.4万，失业率意外降至7.8%，创下近4年新低。美国《今日南岸》（South coast today）新闻集团载文预测：美国今年圣诞节玩具市场将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上升。

从世界玩具销售巨头美泰、玩具反斗城公布的业绩看，今年世界玩具销售市场表现也并不太差。10月16日，美泰今年第三季度财报，当季盈利增长22%，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斯托克顿说：“美泰的第三季度表现，代表了另一个打造强劲势头的季度”。美国第二大玩具制造商孩之宝10月22日业绩报告称：尽管第三季净盈利下降4%，主要是由于欧洲和亚太地区销售的疲软，不过得益于女童玩具和游戏的稳健销售，北美业务营收增长1%。如果剔除汇率变动的影响，预计全年每股盈利与营收将实现增长

由于广交会订单差强人意，目前人们更为关心的问题是：明年玩具市场将会如何演绎？

篇8

自2008年9月开始，美国出现“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接着欧洲又发生债务危机，迄今尚未走出危机阴影。对于资奉主义发生经济危机，包括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有种种观点。如：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的周期发展现象，即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加以重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危机发生后，采取新的政策举措、建立新的经济制度以解决后，经济又会向前发展，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当然又会孕育新的问题。如美国这次“次贷危机”，直接原因是金融创新中发生了问题，解决办法是加强金融监管。2012年12月14日，欧盟峰会签署了《银行监管协议》，对资产超过300百亿欧元或者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20%以上、在3个国家以上跨境经营的银行进行统一监管。还有一种观点是从科技革命角度上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衰退，从而经济出现下行趋势，但也孕育和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一旦新一轮科技革命形成新的生产力，经济又会开始上行。但从的观点来看，包括这次危机在内的根源，仍然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按照这一观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论采取何种政策举措，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缩短或推迟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无法根治和防止其发生。对已发生的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的判断，也就着眼于其是否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还是只伤及其“皮毛”。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多次判断资本主义已日薄西山。例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已进入腐朽、没落、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阶段，等。但是资本主义却还在发展，并继续领跑世界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观点也提供了这一原因的答案。这就是，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从另一视角看，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也正是由于不断克服这个基本矛盾，也就是在发展生产社会化的同时发展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这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宏观轨迹。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在发展生产社会化的同时发展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笔者认为这正是在资主义义的胎胞里为资本主义后的社会形念所准备的物质存在条件。

二、两个“社会化”发展的轨迹

篇9

对于近来甚嚣尘上的中国经济“硬着陆”论调，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基金拟任基金经理李庆林表示，投资者对对经济增长中枢的回落应该有理性认识，不必过度恐慌，政府将相应保持持续偏紧的货币政策，同时配以合理的产业政策，硬着陆概率较小。

从中国经济本身来看，李庆林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依然以固定投资为主，尤其是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中国模式意味着高的投资增长率，而一些收益率很低的投资项目必然依靠货币推动，尤其是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相关的信贷，这将导致长期内的通胀势在必然。未来，货币政策短期内仍以紧缩为主；但从长远来看，经济的放缓并不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减少，关键是经济规模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未来“紧货币、宽财政”政策或将是最优的选择。

虽然8月CPI较此前开始出现小幅回落，但鉴于PPI对CPI的传导，长盛基金预计未来2、3年，4%以上的CPI高位可能将是一种常态，也就是说通胀筑顶时间较长。而且，通胀可能是呈现为此起彼伏的格局，价格上涨不断从一个热点转移到另一热点。“目前平均市盈率在17倍以下，根据我们对市场的整体市盈率的分析，到现在为止股市跌破17倍市盈率的情况仅出现过4次，所以后市下跌的空间不大，此时正是市场中长期的相对低点，是投资者低位介入的良好时机。”李庆林如是表示。

“在高通胀背景下，我们需要挖掘具有强势定价能力的自然资源股和消费品牌股，可以把自然资源和品牌资源归纳为泛资源，前者涵盖农林牧渔、采掘、有色金属等上游产业，后者包括家用电器、食品饮料、医药生物等下游消费产业。”

篇10

利普顿对IMF再次增资扩容感到欣慰，这笔资金将不仅用于救助欧洲，更会用于抗击未来全球可能遭遇的经济困局。IMF致力于在最大范围内降低贷款的风险，不仅严格贷款偿还原则，还会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尽最大努力保障贷款安全。同时，敦促成员国尽快批准2010年提出的治理与份额改革方案，也是IMF今年的要务。

“我希望每一个成员国都感受到IMF能够代表他们”利普顿说。

储备资金池仍需扩容

《财经》：欧洲债务危机很可能会传染到意大利、西班牙，需要援助的金额愈来愈庞大,IMF如何应对？

利普顿：目前存在债务问题传染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忧虑, 但它们尚未申请资金援助。意大利已经在一条正确的轨道上行进了。意大利总理蒙蒂为国家的未来选择了发展方向，我相信意大利的境况正在改善。

西班牙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将同时解决弥补预算赤字、提升产业竞争力、银行业改革等诸多问题，他们正在努力，IMF也提出了相关改革建议。我希望两国用成果说服市场：有能力战胜困局。

《财经》：目前欧债危机并没有改善的迹象，未来IMF将如何防范贷款项目的风险以及成员国利益免受损失？

利普顿：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运作模式，相对高风险国家贷款，我们会深入研究并找出受援国经济的症结，共同处理并力图改善其经济状况。

贷款资金划拨后，项目将受到IMF监控，我们一直尽力降低贷款风险。IMF不仅有严格的贷款偿还原则，而且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在金融等领域与受援国建立起互动模式。从以往的情况看，即使高风险环境下的借款，也没有违约的先例。欧洲国家正在经受债务危机的冲击，IMF在这些国家有一些贷款项目，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来保障这些贷款的安全。

《财经》：如果欧债危机持续恶化，IMF将采取何种措施？

利普顿：IMF已做好准备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国家，这不仅包括IMF成员国。IMF将与受援国家进行磋商，共同探讨纾困措施。IMF将可能向这些国家提供金融援助，但会通过渐进方式进行。

目前IMF对希腊、爱尔兰及葡萄牙都有贷款项目，在中东欧也有援助项目。未来IMF可能会花费更多资金救助欧元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债务危机的演化程度以及各成员国的决定。

近期IMF多数成员国支持并共同筹集了总额超过4300亿美元的新储备资金，这使IMF提供资金的能力翻倍。这笔资金不仅用于救助欧洲，也是为抗击全球未来可能面临的经济困境。面对新的经济冲击，IMF不想措手不及，仓促应对。

《财经》：IMF获得成员国承诺增资总额超过4300亿美元，可以有效地提高救援能力，如何用好这笔资金？

利普顿：根据受援国融资需求的紧迫性，IMF将给予不同等级的贷款，以帮助这些国家调节国内经济。IMF有比较小的援助项目，也有额度较大的援助项目，主要根据各国实际情况。

我们会分析欧洲特定区域的问题，系统研究哪些国家面临经济困境，困境有多大，需要多少资金。最终我们是否向这些国家拨款，仍取决于危机的发展程度以及这些国家是否申请。

《财经》：有没有一个系统的方法来使用这笔款项？

利普顿：IMF有一个基础性的系统，每个成员国在IMF拥有份额，这大体与其经济体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相当。我们趋向于根据各成员国所拥有的份额划拨借款，借款可以高于所缴份额的100％以上。

《财经》：4300亿美元中，来自欧洲的注资大约是2000亿美元，IMF对欧洲国家的援助贷款分配会不会以2000亿美元为上限？

利普顿：我们不会有此考虑。此次筹资，欧盟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们不是唯一出资国。其他2300亿美元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包括许多亚洲国家。

一些之前对IMF持批评态度的亚洲国家，开始将IMF看成是自己的组织。这些亚洲国家认为，欧债危机可能继续扩大并在不久的将来波及它们。IMF借款将汇集到公共储备池中，根据对各地区经济情况，将援助贷款划拨至适当国家。由于欧债危机深化，欧元区国家对救助资金的需求可能更大。

《财经》：如果亚洲和欧洲同时遭受经济冲击，IMF将如何区分优先顺序？

利普顿：我们希望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帮助每一个国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增加储备资金，我们想请成员国再一次“慷慨解囊”。

IMF正在谈判框架下进行份额改革，我们希望份额改革结束时，能为IMF带来更多的资金，使IMF更有能力援助需要帮助的成员国。

敦促份额改革如期完成

《财经》：资本跨境流动在最近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IMF是否将修改条款收紧跨境资本流动？

利普顿：我不认为应当修改条款来改变资本跨境流动的方式。但IMF正在密切关注，一国应如何引导资本流向并避免负面效应。显然管理资本流动将产生积极效果。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量外国投资被有效利用，但其他一些国家流入的资本并未得到有效利用。

最好的解决办法并不是进行资本流量控制，而是要具备有效利用资金、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一个国家应当谨慎处理资本流入，认识到资本自由流动的危险性。我们会与成员国进行探讨，更有效地管理跨境资本流动。

《财经》：包括中国、巴西等在内的金砖国家正在对IMF的份额改革施加压力，你们将如何回应？

利普顿：IMF刚成立时，其成员国比现在要少很多。如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并在全球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逻辑上这也推动了IMF的发展壮大。所以我们承诺，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对投票权份额的重新审视。

如果将IMF看做一家公司，那么投票权份额相当于一国所持有的股份，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五年”的中期，IMF正在将其总份额翻倍，这将涉及在份额高估和份额低估的国家之间重新划分份额比例，大约有6％的份额将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这一过程非常重要，这是IMF努力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保持一致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10月于东京召开的2012年年会上，IMF将完成这项改革。目前我们正努力争取各成员国的支持，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的改革。

《财经》：评价一个国家份额是否高估，是基于其经济体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大小吗？

利普顿：我们需要考虑各种复杂的因素，包括经济规模、经济开放程度、总贸易量等等，即综合考虑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突出”程度。“金砖国家”都位列IMF份额前十名，特别是中国在IMF份额将升至第三位。

中国作为成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IMF的份额结构中也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IMF的改革是有效的。

依赖投资刺激空间有限

《财经》：你这次来参加IMF中国年度研究报告讨论，记得在去年的报告中，IMF明确指出，中国应当推动经济走向再平衡，一年来，对此你是否仍然乐观？

利普顿：与去年一样，我们在今年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并试图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将如何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我们共同商讨的议题之一，即中国经济再平衡——包括出口再平衡；从原本专注产业发展转移到以消费为主的发展模式，这其实已经被列入中国政府的五年发展规划。

再平衡对中国的经济和人口有很大的好处，这将协助提高生活水平以及为持续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这也能降低过于集中于产业投资所带来的危机，对世界经济也有好处。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同时，其他国家亦能完成经济调整，这将形成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