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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模板(10篇)
时间：2023-08-20 14:46:51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1（a）-0238-02
“耕地减少、投资房地产、拆迁”这些词汇在当代中国成了热词，种种词汇都指向“土地”。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在逐渐的减少，如何保障我国的土地资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得到优化利用，成了当今社会讨论的重点。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带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下，节约集约用地随之兴起，是当代中国进行的一个重要成果，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重要关联。因此，要把优化土地资源与高度的经济化结合起来，充分的利用现有的土地来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莫让土地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2012年6月25日是第22个全国土地日，其宣传主题是“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中的口号“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落实节约优先战略，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可以看出集约节约土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
1 节约集约用地的基本内容
1.1 节约集约用地的概念
其含义指的就是采取措施更充分有效的使用土地，用最小的土地成本，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需要。
1.2 节约集约用地的内涵
1.2.1 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因
第一，节约集约用地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它能帮助建立节约型的社会，能够运用最小的土地资源，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能够促进环境保护，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第二，我国的国情决定了要节约集约用地，因为土地供求矛盾剧烈：土地资源逐渐减少但是需求却日益增长。第三，我国存在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模式，浪费现象严重危害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1.2.2 节约集约用地的方式
第一，遵守基本国策，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第二，国家要严格用土审批制度，对土地的总量进行宏观控制，引导地方节约用地，由传统的粗放型用地转化为节约用地模式。第三，对各项建设用地实行严格控制制度，保护耕地不能减少，防止土地大面积消耗。第四，提升人民对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识，尤其是土地有关部门要做好决策部署工作，认识到土地节约集约的重要性，从实际行动中落实各项节约集约措施。
1.2.3 节约集约用地的具体内容
文章所称节约集约用地，是两方面的结合，即节约用地和集约用地。两者方式是有些差别的，节约注重用地结果，集约注重用地的方式。
土地节约的主要手段既然是土地集约，那么集约方式就得引起足够重视。土地集约可以分为资金集约型、劳动集约型和技术集约型。土地集约方式并不是在各个地方统一适用的，因此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寻找最佳的集约方式，使得当地的土地资源与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共同提升。现在我国社会面临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的住宅、工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普遍出现的现象是占用大量耕地，导致耕地迅速减少。不光是耕地需要集约，我国的森林、草地、河流等用地也是需要规划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集约用地的全面贯彻。而且还要注意，土地集约利用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它会随着不同的地理环境而有不同的要求，也会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现在农村出现“有房子但不居住”的状况，就导致了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土地实况，来采取不同的节约集约方式，使得每种方式都能最大程度的发挥节约集约作用。
2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经济正逐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发展，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必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它依赖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以及他们之间的优化重新组合，来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设备原材料的投入产出量，以此来实现经济增长。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扩张生产要素，增加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不仅能够降低投入还能增加产出。相比如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增加新项目和扩大经营规模，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大多采用保持原有基础，不是增加新的，而是充分利用旧的，运用创新等方式，对旧的进行改造和发展。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整体持续、快速、健康、有效、有序地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适应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容。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只是一种波动性增长，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为了更好的推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要更加关注资源能源的节约以及合理使用，应用新技术来推动节能资源的使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倡导节约能源资源的意识，形成节约能源资源的生活态度，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
3 节约集约用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源是有一定关系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资源就会相应的减少，这样也会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促使资源配置更加的合理、公平。只有推动节约集约用地，才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正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处于转型的关键期。随着目前建设用地的不断增长占据越来越多的土地，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节约土地资源。对于城市来说，应该合理布局房屋建设与工业等的用地，对人口密集度进行重新的设置，以便节约用地。要明白土地节约集约有利于减少城市建设的土地投入，降低成本，因此能够在投资一定的前提下更多的将资金投入到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高幸福感。
由此可以看出，节约集约用地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方向发展，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一步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保证经济赖以发展的土地资源能够持续存在。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条件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单独强调某一方面。
4 强化节约集约用地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4.1 对节约集约用地进行宏观指导，提升集约型经济增长幅度
土地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能够推动土地资源重新有效的分配，实现土地的更高价值。要充分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刺激土地市场建设的健康发展。在土地开发的整个程序当中中，要做到“四个严”，即严格设计规划、严格项目落实、严格土地审批、严格规划实施，改变对土地利用的粗放形式，利用高科技手段等提高土地节约集约水平。具体操作步骤就是：通过严格的土地设计规划，能够形成一个对节约集约用地的宏观指导体系，能够明晰各地区的总体土地规划，防止一些任意滥用土地的现象发生；在申请土地建设时，要严格审核，看申请是否在地区总体规划的范围之内，一旦不符合总体规划，坚决不能依靠其他方式给予审核通过。有了土地利用的宏观指导体系，能够完善土地利用的结构，使得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能够形成合理的布局，对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4.2 严格管理节约集约用地，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驾护航
也就是防止、制止对土地资源的浪费。为了防止浪费严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重视土地开发利用规划，要根据具体项目的实际土地需求，来进行规划，做到投入既有产出，能够合理充分的应用地区的每块土地，提高土地质量，防止出现空心建筑。第二，对土地使用设置一定的标准，而对一些小的、污染环境、经济效益低的项目则要适时的限制用地。第三，项目用地标准要与其产出相对应，提前做好项目的预测，防止一些“豆腐渣”工程出现，不仅造成经济效益的降低，还会浪费土地的充分利用率，破坏环境。第四，对于一些工程项目，一旦审批了土地利用，就要监督其开工、实施过程，防止出现“占地荒废”现象的出现。第五，根据市场对土地利用的观察，逐步加大对土地市场利用率高的投入，撤销一些占地面积大但效益差的项目，推动土地调整与整个集约型经济增长相适应，充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实现经济的最大化收益。
4.3 创新现有土地利用手段，深度挖掘土地潜力
要促进经济的集约型发展，就土地而言，就要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保证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功能，获得相应的经济社会效益。因此，不光要利用产出效益好的耕地资源，也要对产出比较差的土地（如戈壁、沙漠、荒地）进行开发使用，能利用这些土地的就尽量不要占用耕地；要对农村地区的空心房进行开发利用，防止闲置的房屋阻碍土地资源的再次开发升值，因为随着市场竞争不断向更激烈的方向发展，一些收益不好的企业可能就会被淘汰，如果其他企业接受不及时的话就会形成一大批荒废的厂房，占用的土地就会被荒废，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形成阻碍。所以，要对这些闲置土地进行重新开放利用，整治成耕地或者其他高效益的项目用地。再次，要保护现有的土地资源，就要针对水土流失、耕地沙漠化现象进行调整与控制，可以采取种植树木来组织水土流失，改造山区，利用地形展开特色“护土工程”，突破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保证农业用地的可持续发展。针对一些地区建立的功能区，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地形、地貌优势，将工业区与住宅区分开，充分利用水流资源来建设依山傍水的功能区，使得工业发展能够顺势而成，也使得居民能够生活在美丽、幸福的社区。
5 结论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在自然资源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消耗殆尽将不会再生，它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的资料。不过，现在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面临这种人地关系冲突，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必须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真研究经济发展与节约集约用地之间的关系，通过节约集约用地来促进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篇2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及分类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模式。从其物质内容来讲，就是资源利用的方式，即资源利用过程中所具有的基本的质的特征。一般来讲，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要素投入量的单纯扩大来获得总量上的增长。这种经营方式资源耗费量大，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容易造成商品质量低，经济资源紧张，产业结构失衡等不良后果，从而影响各个阶段经济的有效增长和较快发展；另一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即在资源投入量适度增加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和资源利用率、降低消耗，以达到经济质和量的增加。这种经营方式科技含量大，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资源，达到投入少、产出多，产品质量优，经济效益高的目的，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粗放型和集约型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经济发展的进程看，一般是先有粗放型经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到资源的约束，经济效益下滑等因素的制约之后，才逐步转为以科技投入为主的集约型经营。
二、煤炭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过去那种以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扩大为主，通过大量资源的投入，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煤炭企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必须代之以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为主，通过提高要素质量和资源利用率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1、是煤炭企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建国以来，通过八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煤炭工业已建成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煤炭总产量已经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名列世界前茅。但是，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煤炭企业基本上走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路子，这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其客观必然性。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总量水平后，继续实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只注意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高；只注意外延发展，忽视内涵挖潜；只注意投入，忽视产出。从而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水平落后，企业综合效益差。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症结就在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与当前煤炭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要求极不适应。煤炭企业应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是煤炭企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煤炭是我国主要的一次性能源，实现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近年来，全国煤炭市场疲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煤炭企业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尽快形成有利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形成有利于实用新技术进步机制；形成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促进效率和效益的提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3、是提高煤炭企业整体素质和效益的要求。
今后的几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这不仅要求经济总量和规模继续扩大，而且要求经济质量和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煤炭企业一方面在煤炭生产总量上确保供需平衡，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同时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煤炭产品结构。既要不断完善内部经营机制，实行科学管理，以科技进步为先导，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又要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提高煤炭企业的综合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煤炭企业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
三、煤炭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途径。
由于煤炭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煤炭企业在实现以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难题。例如：一、煤炭生产为地下作业，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程度大；生产条件恶劣，自然灾害多，对技术及设备有着特殊的要求，技术进步难度大。二、由于煤炭企业基建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新技术的应用往往带有一定的滞后性。三、煤炭生产对自然资源的绝对依赖性，决定了资金转移的困难。四、煤炭企业职工文化技术素质相对较低，劳动的专业性较强，对其他行业的适应性较差，向其他行业流动困难等等。以上这些都决定了煤炭企业要随着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人、财、物等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长期以来，由于价值规律在煤炭市场的具体体现受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煤炭价格总体上只能在平均价值线以下波动，煤炭产品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
由于以上原因，煤炭行业相对其他行业来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要大些，情况要复杂一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特殊性，抓住转变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推行全行业的转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针对煤炭行业实际，应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几方面：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好思想准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煤炭企业的领导应该做到：转变以产量为中心的旧观念，树立以效益为中心的新观念；转变单纯实物形态管理的旧观念，树立价值形态管理的新观念；转变粗放型经营思想指导下的等、靠、要的旧观念，树立集约型经营思想指导下的务实求实增效的新观念。只有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真正转变，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自觉按照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积极更新经济发展思路。迈出新步子，闯出新路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顺利实现经济 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进而促进煤炭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明确目标，抓住重点，循序渐进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提高经济效益，煤炭企业要坚持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实现扭亏增盈为目的”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由于各个煤炭企业煤层储存、煤质、煤炭品种、科技水平、经济规模、职工素质以及矿山的地理环境等条件参差不齐。因此，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法步骤上，决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各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合理的转变布署，选准选好适合该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点和切入点，以此作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头戏。实现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3、调整产品结构，实现自主经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煤炭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要继续贯彻“以煤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方针，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改变多年来的产业结构单一，产品单一，经营单一的状态。开展以煤为主，多元化经营，积极开发利用煤所具有的优势，加快发展煤矸石等低热值燃料及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提高煤炭深加工能力。要按照高起点、专业化规模经济的要求，调整多种经营的规模结构，采取择优扶强的方针，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落实“抓大放小”的方针，对产品有市场，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要大力扶持；对小煤矿要推向市场；对进入衰老期的亏损大户要加紧实施解困脱贫工程，实行转产。尽快建成一批大型骨干项目，使之成为煤炭企业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支柱产业。这就是说要构建发展空间，实施多元化经营。在竞争性经济条件下，企业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保护和增强它在市场中的相对地位，才能够生存下去，比如兼并就可大幅度降低企业发展的风险和成本。兼并者不仅获得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各种资产，还可获得原有企业的经验。进而企业在产品上可以发展成为以煤为主，多业并兴的多角化经营的集团企业，提高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4、依靠科技进步，实施科教兴煤战略，从根本上促进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煤炭企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技术进步缓慢，后劲不足，设备落后，缺乏高附加值产品，市场竞争力弱。因此，煤炭企业要想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走挖潜改造，集约型经营的发展道路，把煤炭企业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要坚持教育为本的原则，把科技和教育摆在重要位置，提高职工队伍技术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切实提高煤炭企业科技实力和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能力。要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不断推进技术创新，通过引进、研制、开发、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成果，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提高煤炭企业综合经济效益。要根据煤炭行业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统缆全局，突出重点，努力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科技研究，加快煤炭企业实现高技术专业化的进程。同时，科技创新也可以提高煤炭产品深加工能力，增加产品的含金量。这就要求国有煤炭企业必须成立科技开发小组，同时与科研院所联姻，大力开发煤炭产品的深加工，利用各种方式筹集资本，实施煤炭产品加工转化，增加产品的含金量，求得较高利润。
综上所述，煤炭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单靠降低单耗、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才是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王吉生《国有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谷泉《中国煤炭企业煤炭资源优势及深加工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
篇3
关键词 ：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我国只重视经济的增长速度，采取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方式，虽然经济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反过来这些问题逐步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想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转换我国经济现有的增长方式。针对这一问题在201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做出了明确的目标“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将此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含义
在20 世纪的八十年代，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作为一个具体的课题被提出。但是没有具体的结论，通常有如下三种说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指第一种说法。根据相关资料我们发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总体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也相应的不断发展；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实现方式也应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三是每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是为该时期经济发展服务为目的的。
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因素
1.先进的技术是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因素
无论是时代要求还是从创新角度来讲，先进的技术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发展，也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决定性作用。技术的作用在其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进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经济中各要素彼此间的关系；二是先进的技术对各要素的经济效率有所提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技术的应用促进了经济方式向集约型经济的转换。近十年来，我国将先进的技术应用到经济发展过程中，例如机械化的推广、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等，使得我国的经济水平显著提高。
2.国家制度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该国家的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制度对该国家经济增长起着促进或者制约的作用，甚至影响着该国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受该国家制度的约束，当该国家的制度允许该经济增长方式的存在时，说明该方式有利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说，如果该国家的制度体系很完善，能够为该经济增长方式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护，那么该经济增长方式就能很快转换。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符合了我国经济方式的转换，借助市场的力量，调节经济活动，科学合理地优化资源的配置，以此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利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说，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换言之，科学合理的制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制度对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与转换。
3.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同时经济增长方式也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决定了社会资源的优劣配置，如果产业结构良好，那么社会资源就会得到很好的配置。否则，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就很难转换为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产业结构的科学合理性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一方面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这两方面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通过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来看，优化产业结构的确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措施
1.树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们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将以人为本的思想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指导思想，就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出发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以人为本，为人们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源。同时经济发展的载体就是人，离开了人的力量与作用，经济增长就毫无现实意义。曾经我们急于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导致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违背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使得社会的发展难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更好的为人们提供服务，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进行转换，向集约型经济、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发展。
2.调整结构
从全局出发对整个结构进行调整，调整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对区域结构进行调整，不断缩小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将发展的重点向中西部地区以及落后地区慢慢迁移。其次做好城乡经济结构的调整，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另外，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已经被逐步重视起来，我国要加大投资力度，缩短与发达国家对第三产业的差距，大力发展服务行业，优化产业结构的发展。
3.重视技术创新
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曾经采用了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也因此引发环境问题、资源浪费等问题。因此，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轻环境污染。针对这些问题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作基础。并且在十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要实施科技创新的发展战略。因此，我们要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做好技术创新工作，打造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新型经济体系。
4.着力推动体制改革创新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技术的提高，现有体制和制度不够完善，导致资金投入高、重复建设等问题，若不及时改进，以后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加上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过多政策干预，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发挥出其内在的价值优势。因此要着力推动我国的体制改革创新，具体来说就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让市场经济发挥其自身的调节作用。
四、总结
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含义以及影响其转换的因素，并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几点措施，希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有参考价值，真正实现集约型经济方式的转换。
参考文献：
[1]卫兴华,侯为民.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J].经济研究,2007,(7): 31-42.
篇4
经济发展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主要是要获取更多产出的比较单一的经济增长；另一种主要是谋取经济发展质量全面提高的经济发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从发展过程来看，前者具体表现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总量的扩大；后者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经济运行质量稳定提高、促进经济增长的各要素相互协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过程等，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经济发展方式衡量方法概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般认为是指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以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为目的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然而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低下。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有效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原有的和现存的忽视质量和效益、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地转变到高质量、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上来。
那么如何衡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中外研究成果来看，判断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比较不同时期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程度大小，如果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50％以下，则基本上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的经济发展。第二种是用相关指标体系的变化来判断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程度。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笼统，但是更多的是考虑经济增长的问题；第二种方法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经济发展及其密切相关的问题，但是其复杂的理论内涵和考察使用的指标体系经济学家们还在继续深入研究。本文根据第二种衡量方法，试图选取几个最主要的指标来进行分析。
二、道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状――实证分析
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测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用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因为今天我们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的提高，而且更加强调经济增长过程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的共享性。结合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的测定的需要，全面反映经济增长涵盖的经济结构、经济效益、技术水平、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主要方面，以推动道真县建立“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集约型经济和节约型社会。
（一）经济结构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从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可以大致了解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趋势。见表1。
表1 道真县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表
单位：％
注：本表中数据来源于《道真自治县县志》。
从表1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发生着明显变化，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在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缓慢上升到2005年以后，也逐年有所下降，但不明显。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在逐渐稳步上升，2010年达到52.10%，超过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产业占比（43.1%），成为吸收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可以看出，道真县产业结构逐步得到优化。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2010年第三产业虽占GDP的52．10％，但依然大大低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服务业占GDP的75％以上，欧洲服务业占GDP也在60％以上。
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较高，也与道真经济发展较落后的现状有很大关联。近年来，我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导致第一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同时，由于地理环境、交通不便等原因，我县工业经济一直不能得到有效发展，也使得第二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一直较低。
（二）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经济质量和效率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减少浪费；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现在我们从居民、企业和政府三方面来考查道真县的经济效益水平。
1、居民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要了解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成果，就要比较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国际上一般要求收入增长略低于或同步于经济增长，这样的居民收入水平才能既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又使得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有物质基础作保证。
表2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对比表
注：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因缺乏准确数据，2009、201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根据全年从业人员总报酬除以当年全县非农业户籍人数估算得出。本表中数据来源于《道真县财政志》。
表2表明，上世纪90年代末我县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近年来，我县无论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还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和GDP增长速度相比较，都显得较慢。这说明近年来，我县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太妥当，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成果相对较少。这与全国的总体形势也大致相同。
另外，无论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还是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都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
2、政府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成果可以用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反映。
表3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县生产总值比重表
注：本表中数据来源于《道真县财政志》。
由表3的计算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地方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本世纪初这一比例较低，但最近几年显著回升。从表中可看出，无论是从绝对数来看，还是从相对数来看，政府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都越来越多。
（三）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脱离于此的经济发展方式都不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可以利用“三废”排放强度和资源利用程度等方面来考查道真县经济发展方式。
表4 “三废”排放强度表
注：本表中数据来源于道真县环保局。
表4表明，道真县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废物的年排放量在下降中又不时地出现反弹。而在县环保局的资料库中，固体废物的利用率一栏为空。这说明道真县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生态文明的建设，但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三、对道真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情况小结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道真县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基本上由粗放型转向了集约型，但是集约型的层次还比较低、还远不够稳定。特别是根据指标体系分析，动态地、横向地看道真县的经济发展过程和现状，尽管绝大多数指标都表明了其发展和原来比较更加具有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的共享性，但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痕迹明显存在，离经济发展质量全面提高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参考文献：
[1]道真县自治县年鉴编组委员会.道真县县志（2000-2007）[M].2007
[2]道真县自治县年鉴编组委员会.道真县年鉴2008[M].2008
[3]道真县自治县年鉴编组委员会.道真县年鉴2009[M].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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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道真县统计局.道真县2008年统计资料手册[M].2008
[6]道真县统计局.道真县2009年统计资料手册[M].2009
[7]道真县统计局.道真县2010年统计资料手册[M].2010
篇5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6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模式。就其物质内容而言，就是资源利用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量的单纯扩大来获得总量的增长，资源耗费量大，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另一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即在资源投入量适度增加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改进技术，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和资源利用率、降低消耗，以达到经济质和量的增加，科技含量高，投入少、产出多，产品质量优，经济效益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人新的历史阶段，要求全社会都要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煤炭能源是我国能源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基础，但我们也应深刻的认识到其带来的安全、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在近几年来倡导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煤炭企业应积极行动起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煤矿现有的资源优势，转变原本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生产、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三丰收。本文立足我国煤炭经济现状，分析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并提出了解决问题之道。
一、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现状
（一）近年来煤炭企业取得的成就。
建国以来，通过八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煤炭工业已建成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煤炭总产量已经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据有关机构统计，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结构中，煤炭约占69%左右。我国煤炭企业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煤炭企业的产量大幅增加；（2）煤炭行业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3）我国煤炭企业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4）煤炭企业的劳动报酬以及劳动效率得到了不断提高；（5）我国煤炭企业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6）我国煤炭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相关技术素质不断提高。
（二）煤炭企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煤炭行业虽然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转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深刻的认识到，煤炭经济发展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对煤炭资源的无序开采和扩张带来的安全、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使得国家的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煤炭资源城市受到的影响程度更甚，也阻碍了煤炭企业自身的发展。
1、观念陈旧。目前，煤矿企业仍存在着一些陈旧观念：（1）企业领导对往往仅重视煤炭产量，单纯依靠多产多销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而忽视煤炭品质；（2）煤炭企业等、靠、要思想严重，不能积极主动的进行科技创新、设备革新、安全投入；（3）多数煤炭企业依然奉行“自然资源―粗放型工业―产品―污染排放”的旧型线性经济，不仅影响企业效益，而且对污染周边环境。
2、科技水平低。我国煤炭企业科技水平较低，且缺乏科技创新的实力与动力，科技成果也很少转化为生产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脱节，煤炭企业的科技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率贡献较低。除此之外，煤炭企业员工的职业素质也较低，缺乏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转变企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带头人更欠缺。
3、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煤炭企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以煤炭为主，缺乏多种经营的经验。大多只重视第一、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缺乏重视，煤炭行业经济效益增长仍然依靠煤炭产量增长和价格提高，产业结构分配不合理，很多效益好的项目不能开展，浪费了大量可以提高效益的机会，妨碍了企业的发展。
二、煤炭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
煤炭是我国能源发展的支柱产业，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煤炭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安全、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社会问题也显得愈加严重。过去那种以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扩大为主，通过大量资源的投入，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煤炭企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必须代之以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为主，通过提高要素质量和资源利用率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我国煤炭企业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许多煤炭企业往往只注重产量的增加而忽略质量的提高，重投入而轻产出，造成煤炭企业综合效益差，煤炭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低，这样的增长方式已与煤炭工业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不相适应，煤炭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势在必行。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求。
煤炭是我国主要的一次性能源，煤炭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实（下转第596页）（上接第433页）现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全国煤炭市场疲软，高投入、高污染、低能效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煤炭企业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低碳经济为发展背景，利用新技术，引进高素质人才，优化资源配置，以形成低能耗、高效益、低污染的企业经营机制，形成有利于实用新技术进步机制；形成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真正实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国家把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发展机遇期的战略举措。煤炭企业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资源浪费等诸多社会问题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关注。煤矿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以煤为基础，充分利用矿区的各种生产要素，建立循环经济型工业，实现物质合理循环，价值逐级增值，形成生态链之间互为资源、共耗废料，把煤矿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三、煤炭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
如何实现煤炭企业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如何优化煤炭产业结构和生产结构，如何转变煤炭企业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环境友好型矿区，从而实现矿区的科学、安全、和谐发展。通过结合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论证，总结对策如下：
（一）转变经济发展观念。
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煤炭企业应做到：（1）转变以产量为中心的旧观念，牢固树立以效益为中心的新观念；（2）转变粗放型等、靠、要的旧经营理念，树立集约型务实、求实、增效的新经营理念；（3）转变 “自然资源―粗放型工业―产品―污染排放”的旧型线性经济，树立“自然资源―循环利用型工业―绿色产品―再生资源深加工业―绿色产品”的新型循环经济，积极更新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企业经济增长，促进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依靠科技进步。
煤炭企业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营效益，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进行产业升级，走集约型的发展道路，依靠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的素质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不仅要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引进、研发、推广应用新技术和新成果，广泛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而且要建立健全创新激励机制，不断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通过奖惩措施引导企业员工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改造，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切实将企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转化为煤炭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煤炭企业综合经济效益。
（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煤炭企业要改变以前产业结构单一、产品经营单一的状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利用煤矸石发电、综合开发利用矿井水、复垦采煤塌陷地的土地，利用生产废旧物品修复加工再使用等等，开展以煤为主，多元化经营，走上“以煤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综合发展道路，不仅使煤炭企业在产品上可以发展成为以煤为主，多业并兴的多角化经营的集团企业，而且可以提高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作者单位：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部）
参考文献：
[1]谈军.浅议如何转变煤炭企业经济发展方式[J].时代金融，2013，（03）.
[2]王晓辉.循环经济视域下的煤炭企业经济管理方式[J].煤炭技术，2013，（06）.
篇7
一、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1、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处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重要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阶段,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非常活跃,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递减趋势,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明显上升。从现在起到2020年如果不能大幅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技术贡献率,实现到2020年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仅仅靠进一步挖掘矿藏资源和出卖矿藏资源,采取资源型的发展模式来实现中国经济翻两番的目标,把我国的资源和国际上可供给的资源加在一起都不够。
联合国统计署出版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中正式提出的绿色GDP概念的计算公式是:绿色GDP=GDP-固定资产折旧-资源环境成本。逻辑上GDP数值应当是正值,但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状况下,治理环境污染发生的成本可能远远超过GDP创造的价值。由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300个省市绿色GDP指数报告》呼吁绿色GDP应成为考核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该报告将北京作为基准城市,不仅是因为北京具有直辖市和一般城市的双重特征,而且是中国第一个进入服务经济文明的城市,连续两年在《中国200个省市管理效率指数报告》中排在第一位,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英国平均水平,是国内绿色发展的先进标杆。报告认为,统计的273个城市绿色指数平均值只有0.1469,水平比较低,意味着这些城市资源环境效率平均只相当于北京资源环境效率的14.69%,多消耗了85.31%的资源环境,存在着巨大的资源环境浪费隐患。以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消耗较高,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效益较低,属于粗放型经济。
2、我国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厂房、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外延型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是与集约型经济相对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进机器设备、加大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内涵型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较低,成本较低,产品质量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较高。在当代,提倡的是集约型经济。对我国正在探索的经济体制转型,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坚持认为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节约型的产业和消费结构。同时他认为我国今后的经济体制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效率来拉动经济发展,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才能实现和谐社会。
多年来,我国坚持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支持经济高增长,数量上的低水平扩张。目前,钢铁、水泥、有色金属、轻工纺织等产业都是采用这种增长方式,这种粗放式的方式是以不计成本、效益,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使经济获得增长。以广东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凭借灵活的政策优势以及地缘、人缘优势,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5.7倍,年均增长13.4%,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黄华华在2005年初召开的广东省经贸工作会议上指出,广东省工业重型化趋势日益明显,中海壳牌南海石化、茂名乙烯扩建、广州本田汽车扩建、丰田30万台发动机等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广东是全国最大的原材料消耗地”,2004年1—10月份,广东省进口乙烯780万吨;2004年广东钢材消耗量为3000万吨,原料油、成品油消耗3300万吨。”黄华华还强调,经济发展的重点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广东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循环经济是1996年诞生在德国的一个概念,它的核心就是将以往“资源——产品——废品”的单向流动,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的双向流动。据统计,广东省的GDP每增长一个亿,所需投入的资金逐年增加;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需投入的土地也逐年增加。同时,随着国家扶持政策的减弱,广东的经济发展竞争力有下降的压力。2009年5月厉以宁率队调研广东民营经济,对广东经济转型提出建议:“转型势在必行,晚转不如早转,不然就会落后于长三角、渤海新区。”
二、自主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自主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正经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一种现象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拥有;DVD行业,大批企业交不起国际专利费而纷纷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10%。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国家一再强调,必须更加坚定地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对我国来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既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又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所以,自主创新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2、自主创新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至今方兴未艾。新科技的发展,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使人类社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如此巨大的力量、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面貌。科技革命以及以科技革命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本世纪头20年的机遇期对我国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大国之间加强协作,使我们有可能争取到相对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环境;现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为我们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乘势而上提供了条件;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广泛利用国外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最主要内容和标志,它不仅关系到人们生产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自主创新的科技革命为各国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3、自主创新是向服务型、创新型经济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大转折中最突出的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迁。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中国企业可以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做创新。比如在视听领域,如果没有在前面的兴起创新,中国提出的TD-SCDMA其实也就很难生存。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企业需要更加努力的自主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出路,企业才更有生命力,并且这种创新更要符合服务型、创新型经济的转变要求,现在企业有个行话,创新不一定有出路,但不创新一定没有出路。每个企业都要有自己的特殊的创新领域,独特的企业产品,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让企业立足于不败之地,抗衡目前世界经济的风波。
三、实施自主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
1、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具有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科技进步的特征,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一是新科技发明发现的速度大大超过以前。希腊德库西亚迪斯教授认为,20世纪从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30年内开发出来的知识、技术、信息的总量与前1970年的总量相等。英国科学家詹姆斯认为,人类的科学技术,19世纪,每50年增一倍;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一倍;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一倍;20世纪80年代,每3年增一倍;预计到2020年,每73天信息量增一倍。二是科学技术新成果转换为生产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速度大大加快。据统计,19世纪一项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约为10年,20世纪前半期为5年,20世纪50—60年代为1—3年,80年代为数月,90年代为数天,21世纪可以达到数小时。三是综合应用,集成发展。现代科学研究不断综合着数学、基础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思维科学的众多分支的新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在技术创新上,企业应当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注重自主技术与关联技术。
2、品牌创新
品牌创新是指打造知名品牌,世界名牌,生产高附加值的新产品,生产具有核心技术价值的商品,注重企业品牌宣传和培养,提升品牌的影响力,不能再像改革开放初期低成本低价值的贴牌经营。创新能力是制约一个企业发展的非常关键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创新,打造知名品牌和核心技术。成功的产品不只是来自于技术,还至少有一半来自对市场的理解,有了产品开发能力就可以把对本土市场的理解转化为产品的特定性能来获取竞争优势。品牌创新也是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全面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必须加快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完善相应的战略和政策,不断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在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过程中提高跨国经营企业的实力、能力培育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国际知名品牌。
3、服务创新
管理服务理念的创新,以IT市场为例,从以产品为中心过渡到以用户为中心,一切必须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服务理念创新还包括摒弃一些不合理的理念,创新用户服务模式。在战略创新方面,需要IT企业根据市场环境以及用户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比如前几年IBM提出的随需应变的战略以及HP共同成长企业战略。
4、管理创新
在管理体制方面,我们要变革企业人才制度,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在产品创新方面,我们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产品升级换代,加快产品更新频率。同时,关注细分目标市场,开发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通过应用的创新,可以实现从产品提供商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提供一些基于互联网开发的新应用。
5、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理念的创新,是企业核心文化先进文化理念的转变,一个企业成功与否的核心竞争力价值文化的体现,面向未来,特别是面向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对创新的需求,必须实现一些发展思路上的重大转变,从路径上、体制上、方式上的部署都要转变。发展路径要从跟踪模仿转变为自主创新;创新体制,要进行深入改革,建立完善的企业创新体系;创新方式,要由单项技术创新转变为集成创新。
6、结构创新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目标是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信息产业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大力发展服务业是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述,自主创新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赢得市场地位,扩大市场的份额;从整个经济产业发展来看,通过企业自主创新可以带动产业链上更多企业的创新,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实力,促进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顺利转型。
【参考文献】
篇8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 ）“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 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 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 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 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 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 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 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 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 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 国民收入 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 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
L'
aL'
K'
(1-a)K'
一五
0.84
5.04
(53
8.9
2.8
7.2
-57)
(9.4%)
(56.6%)
二五
0.51
7.07
(58
3.1
1.7
10.1
-62)
恢复
时期
1.02
3.57
(63- 14.7
3.4
5.1
65)
(6.9%)
(24.3%)
三五
1.1
4.13
(66
8.3
3.7
5.9
-70)
(13.4%)
(49.8%)
四五
0.63
5.53
(71
5.5
2.1
7.9
-75)
(11.5%)
(100.5%)
五五
0.63
5.32
(76
6.1
2.1
7.6
-80)
(10.3%)
(87.2%)
六五
0.99
4.97
(81
10.0
3.3
7.1
-85)
(9.9%)
(49.7%)
七五
0.78
6.23
(86
7.6
2.4
8.9
-90)
(10.3%)
(82.4%)
(91
0.6
11.34
-93) 12.7
2.0
16.2
(4.7%)
(89.3%)
改革
前时
0.78
5.18
期(53 6.0
2.6
7.4
-78)
(13.7%)
(90.9%)
改革
时期
0.81
6.65
(79
9.3
2.7
9.5
-93)
(8.7%)
(71.5%)
(53
0.78
5.74
-93) 7.1
2.6
8.2
41年
(11%)
(80.8%)
时期 要素投入的贡献率
综合要素生产 粗放 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
率的增长率A'
度
Y'/K'
一五
5.88
3.02
(53
0.66
1.24
-57)
(66%)
(34%)
二五
7.58
-10.68
(58
2.45
-0.31
-62)
恢复
时期
4.59
10.11
(63-
0.31
2.88
65)
(31.2%)
(68.8%)
三五
5.24
3.06
(66
0.63
1.41
-70)
(63.2%)
(36.8%)
五四
6.16
-0.66
(71
1.12
0.70
-75)
(112%)
(-12%)
五五
5.95
0.15
(76
0.98
0.80
-80)
(97.5%)
(2.5%)
六五
5.96
4.04
(81
0.60
1.41
-85)
(59. 6%)
(40.4%)
七五
7.01
0.59
(86
0.93
0.88
-90)
(92.7%)
(7.3%)
(91
11.94
0.76
-93)
0.94
0.78
(94%)
(6.0%)
改革
前时
5.96
-0.26
期(53
1.05
0.81
)-78
(104.6%)
(-4.6%)
改革
时期
7.46
1.84
(79)
0.80
0.98
-93)
(80.2)
(19.8%)
(53
6.52
0.58
-93)
0.92
0.87
41年
(91.8%)
(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
（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 超高度粗放型 高度粗放型 中度精放型 低度粗放型 集约型
时间
41年
13
8
6
2
12
改革前26年
9
4
3
10
改革以来15年
4
4
3
2
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 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 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 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 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 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 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 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 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
一五 二五 "1963-1965"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基本建设投 96.2 92.3
84.5
80.7 77.5 73.5 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
3.8 7.7
15.5
19.3 22.5 26.5 28.1
时期
七五 "1991-1993" 改革前 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 58.8
58.8
81.3
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 31.8
28.3
18.7
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 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 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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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增长方式、管理方式、法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在短短的20年的时间，我们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集中表现出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每增加单位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10倍以上；以此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能源消耗量大。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紧急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增长的粗放方式，也导致建设规模过大、投资需求膨胀、煤电油运紧张、价格水平上涨、经济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带来了十分尖锐的资源环境矛盾。为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涵义
经济增长方式，指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种种生产要素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可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物质要素的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它重在追求规模、数量、产值、速度、投入，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效率。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要素质量改进和优化配置来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它的特征是，通过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水平的提高，达到经济效益高、产品的竞争力强、环境污染程度小和通货膨胀率低的目标。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由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就是要改变过去一味追求上新项目、铺大摊子，增加投入的做法，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上来。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前，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因此，《十一五规划》强调，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在确定“十一五”的经济增长目标时，特地提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
二、全面推进，努力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要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经验表明，谁的自主创新能力强，谁拥有较多的知识产权，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一类企业卖标准，二类企业卖专利，三类企业卖服务，四类企业卖产品，五类企业卖苦力”，反映了当前市场竞争的新态势。在我国，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开发对经济集约化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区别、有重点地继续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支持开发重大产业技术标准，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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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近两千年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扩大，贸易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
贸易模式的变迁既包括贸易方式的变迁，又包括贸易主体范围与贸易客体结构的变迁。当然，贸易模式的变迁并不是指由新的贸易模式完全取代原有的贸易模式，而主要是指新的贸易模式的不断产生与发展。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贸易模式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在贸易的广度上，贸易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展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贸易（交换）产生以来，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呈现出不断拓展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大体上表现为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区域）间贸易再到国家间（国际）贸易的变迁路径。
早期部落社会，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贸易行为只是偶发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贸易活动变得逐渐频繁。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市场容量的扩大，为那些具有一定技艺的工匠专门从事手工劳动提供了可能。随着手工业者从村落中的分离、商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在空间上的集聚，最终形成了城市。此时，城乡之间的贸易是贸易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受运输等交易成本的限制，贸易半径有限。
技术的进步、运输工具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自然贸易壁垒，使得贸易半径不断扩大。然而，封建割据成为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障碍，城邦（或诸侯国）为贸易活动设置了许多人为的壁垒—捐税、过境税、限额等，这就使得贸易活动很难超出城邦（或诸侯国）的领地范围。当然，随着自然交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贸易也有所发展。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了封建割据的束缚，贸易活动在国家内部变得活跃起来，贸易半径空前扩大。而国家之间的人为贸易壁垒，成为当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了打入国外市场，获取贸易收益，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降低甚至消除他国设置的贸易壁垒，贸易活动变得更具全球性。
（二）在贸易的深度上，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的层次上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易的变迁路径。
16世纪到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开拓，建立了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制成品生产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体系；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等少数国家垄断了先进工业，并把落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亚非拉落后国家，逐渐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分工体系；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并将夕阳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体系。二战前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以产业为界限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间贸易模式，即不同产业间产品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单向流动。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分工领域由产业间深入到产业内部产品间，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内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维护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的同时，扩大和发展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在贸易模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即同一产业的替代性产品在国家间的双向流动）模式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交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给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间；而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也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跨国公司纷纷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以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维持竞争优势。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协作，原来在一个国家完成的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国家。这种非一体化生产模式也促进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三）在贸易方式上，由一般贸易方式向要素流动、加工贸易和外包方式的转变
随着生产国际化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了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丰裕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出于绕过他国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跨国公司纷纷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贸易方式上，表现为产品跨国流动向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转变。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经过对自己生产的成本与从外部购买的成本的比较权衡，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将非核心业务环节分离出去，由市场来承担。这在国际贸易方式上也表现为一般贸易方式向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另外，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外包方式实施其全球化生产战略，对产品生产工序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把各工序分别外包给最具优势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就促进了外包业务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跨国外包的新型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的原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贸易模式的变迁是分工模式演化的体现，而分工模式的演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与专业化收益的比较，决定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所需，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专业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与贸易模式的变迁，也正是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提高的必然结果，而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的提高又源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与制度的完善。
（一）科技进步与基础设施完善降低了自然交易成本
造船技术和航海远洋技术的进步、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以及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逐步提高了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贸易中的运输成本负担；通讯技术的研发与进步，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的发明与普及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可视会议等全新通讯方式的出现和改进，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与交流成本，使得企业能够以较低的通讯成本交换信息，有效降低了业务拓展中的贸易洽谈成本和业务协作中的组织协调成本。
（二）体制的完善降低了人为交易成本
除了自然交易成本外，约束贸易开展的交易成本中还包括各经济主体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带来的人为交易成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统一了国内市场，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据所制造的各种贸易负担，促进了一国内部贸易的开展。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国家（或地区）之间达成了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与协定，有效降低了国家之间设置的人为贸易壁垒。另外，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或地区）不断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其丰富的资源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专业化分工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比较优势效应，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经营的规模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累计产出数量的增加，这就产生了学习效应，即通过积累经验、提升技能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与学习效应都带来了交易收益的提高。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对降低成本的要求更加迫切，促使企业寻求更加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生产经营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变迁，贸易模式变迁是专业化分工深化的体现；另一方面，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又反过来扩大了市场规模、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
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的不断拓展，通过扩大市场交易主体的规模增加了总的市场容量。在贸易模式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间贸易再到国家间贸易的变迁过程中，经营者所面对的市场首先从一城一乡市场扩大到整个城邦，然后又扩大到整个国家，最后扩大到整个世界，市场总容量不断扩大，这就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提高了企业在其所专门经营的产品或工序上所面对的市场规模。
例如：假设整个世界共有A、B、C三个国家；A国为劳动丰裕国家；B、C两国完全相同，均为资本丰裕国家；三国市场需求均为每年2000辆卡车、2000辆轿车和2000套服装；并假设A、B、C三国分别有两家完全相同的企业供应市场。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阶段，每家企业每年都要生产1000辆卡车、1000辆轿车和1000套服装。在产业间贸易阶段，劳动丰裕国家A国的两家企业分别生产三个国家所需的共6000套服装（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3000套；资本丰裕国家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分别生产1500辆卡车和1500辆轿车，其中三分之二供应本国市场，其余产品供应A国市场。在产业内贸易阶段，A国的两家企业还是分别生产3000套服装；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会专门生产3000辆卡车或者3000辆轿车，企业在特定产品（卡车或轿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间贸易阶段时的1500辆扩大了一倍。在产品内贸易阶段，则可能出现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专门生产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零部件或者装配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情形，企业在特定工序（生产零部件或者装配整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内贸易阶段时的3000辆又扩大了一倍。
（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的增长。
专业化分工程度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可以将资金和精力集中在越来越细化的特定领域，促进了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另外，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部门，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上下游产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相关生产者服务业（如仓储、物流、咨询等）的发展。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
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源配置可以在更大广度和更深程度上得以优化，从而推动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的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企业由多产品的全过程经营逐步转向某一产品、某一工序的专业化经营，可以提高经营的集中度并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实现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面对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特定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资源，相对增加了资源供应数量，进而增加了社会产出总量。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一方面，这有利于打破了相对较小市场上的垄断格局，会使得无规模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全行业生产效率，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增加了对更加专业性的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人才专业技能的提高，使得专门化的企业家和研发人才不断涌现，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另外，吸收外资、技术引进、加工贸易、承接外包业务等贸易方式的开展，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贸易模式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反映了经济的历史、预示着经济的未来，也启迪着经济的今天。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低弥的新环境下，为了继续保持我国经济良好的增长势头，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历史潮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收益，推动我国的贸易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以充分享受贸易利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为此，我国需要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推动科技进步、完善基础设施
贸易活动的开展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成本既包括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又包括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人为交易成本。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信息交换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降低贸易中的运输、商务洽谈、组织协调等自然交易成本。为了降低自然交易成本，我国要在积极做好立体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大对交通运输技术、新能源技术、通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
（二）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
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有利于降低人为交易壁垒，并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收益，使我国企业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参与专业化分工，并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国内市场分裂的弊端可以从19世纪初的德国略见一斑。当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尚未建立，各邦国使用各自的货币，对货物流动分别办理过境手续并征收关税。这就为邦国之间的贸易带来了沉重的贸易壁垒负担，严重阻碍了德国内部贸易的开展。为了搞活国内市场，我国首先要消除内部壁垒，建立一个统一而完善的市场体系。为此，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措施实现国内经济的合理分工布局，避免各地区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同时，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切实实现政企分离，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我国还要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通过贸易谈判方式，达成双边或多边的优惠贸易安排或协定，建立多种形式的贸易组织，以降低贸易壁垒，活跃与这些市场的经贸往来活动，使我国企业能够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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