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类型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发展的类型，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引言

随着江苏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苏省的13个城市之间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差别,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外向型程度、消费与贸易等都有所不同。各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文化差异、行政区划的差别,相互之间会产生各种差别与联系。

罗代尔曾说过,城市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又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长期以来经济学者在对城市经济的理论分析却进展甚微,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的模型技术难以处理城市的规模递增效应和空间的经济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兴盛,像克鲁格曼、亨德森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新方法分析城市经济,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本文应用聚类分析,对江苏13个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分析,并相应给出将原经济变量降维的因子分析,进而又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对各因子进行新的聚类分析,并将之与原始变量聚类分析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出其中的异同。

二、江苏各城市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背景

第一,江苏依江傍海,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总面积10.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11%的土地上,全省常住人口7600.1万人。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拥抱着约980万亩的黄金滩涂。江苏境内平原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江河湖泊密布,五大淡水湖中的太湖、洪泽湖在此横卧,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第二,江苏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全省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一直处于前列。2008年江苏省国内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全年人均生产总值突破5700美元,GDP增幅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预计到2010年左右,江苏经济总量将超过台湾。

第三,江苏对外开放日益扩大。2007年进出口总额3182.3亿美元,增长24.1%。这其中出口1849.5亿美元,增长28%。外商直接投资158亿美元,增长52.4%。全年新批境外企业33家,投资额5404.7万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合同额20.9亿美元,营业额19.8亿美元。各具特色的开发区遍布全省,其整体规模和发展水平均居全国前列。对外友好关系不断发展。江苏经济发展非常迅速,2007年中国城市GDP排名苏州、无锡、南京分别位居全国第5位、第9位、第15位,苏州经济仅次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然而,在江苏省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江苏省的各城市之间是否存在较大的差距,不同的区域间的经济结构是否存在地域趋同性与地域差别性,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加以分析。

三、江苏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选取

本文将根据数据的适当性和可得性选出了如下主要指标:地区生产总值(GDP)、第一产业总值、第二产业总值、第三产业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GDPindex,以2006年值为10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地方财政收。所得结论如表1、表2所示。

四、江苏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一)用聚类分析法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最基本最常用的系统聚类法,它的基本原理是:首先将一定数量的样品或指标各自看成一类,然后根据样品(或指标)的亲疏程度,将亲疏程度最高的两类进行合并。然后考虑合并后的类与其他类之间的亲疏程度,再进行合作。重复这一过程,直到将所有的样品(或指标)合并为一类。

系统聚类步骤是:一是将各样品各自形成最相似的一类;二是规定样品之间的聚类统计量,称之为距离,选定类间距离;三是计算并比较各类间距离,将距离最小都者合并为新的一类;四是反复重复步骤三,每次减少一个类,直到最后N个样品都归一个总类为止。

本文采用的距离的测量为欧氏平方距离。聚类的结果如表3所示。

分析第一类城市,除徐州外,都是长江三角洲城市,但它们接受上海的经济辐射程度并不强,其中扬州、镇江应属南京都市圈范畴,受南京的辐射影响更强一些。五个城市的第一产业比重都为2%,第二产业除南京外,占GDP比重都接近或高于60%,其中泰州高达68%,第三产业中,南京占GDP比重最高,达到50%,这也是江苏省13个城市中比例最高的。反映了南京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及省会城市在经济中所起的服务性作用。这五个城市的人均GDP相当接近,最低的徐州为49247,南京最高为56953,与其他四类的区分度很明显。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徐州较低,其余城市都处于13个城市的中游位置,与无锡、苏州等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差距较大。

第二类城市为无锡、苏州为典型的苏南城市,它们与上海的距离很近,接受上海的辐射比南京的辐射要大的多,它们的第一产业比重皆为1%,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比为6∶4,进出口的比重及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都比较高,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它们的GDP总量和人均GDP都非常接近,财政收入比重也较接近,经济结构的相似度很高。

第三类城市为常州、南通,它们受上海的辐射也较大,但比不上无锡、苏州,也都属重加工业主导的城市,第二产业的比重也都很高,进出口总额与实际外商投资所占比重也都处于中上水平,人均GDP都处于6万这个区间,从图1中可以看到,常州与南通的相似度也很高,仅次于镇江与扬州。

第五类城市为淮安、盐城、宿迁,都处于苏中地区,它们的第一产业比重都较高,都在10%以上,第三产业的比重都不高,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外商投资比重都很低,经济结构相对落后,这反映在三城市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总量都处于落后的位置,与长江角地区城市差距较大。

连云港为单独一类,各项指标较为独特,第一产业的比重既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仅次于南京,进出口总额与实际外商直接投资GDP比重也较高,这反映其作为沿海港口城市有一定的外向型经济。其人均GDP处在较低水平,仅高于第五类城市的淮安、盐城、宿迁,但随着国家的发展江苏沿海城市的计划的实行,相信其会有较大发展潜力。

(二)用因子分析法处理后再用聚类

因子分析的的原理:在各种研究活动中,事物的有些潜在属性是无法直接测量的。比如学生的认知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为了研究这些潜在属性,往往采取尽可能多设计变量进行测量的办法,例如用各个学科各个方面有关知识的测量题目进行直接测量,测量出来的观测值将可以反映上述能力。但由于观测变量直接测量的不是能力本身,所以对能力的描述只能是间接的。利用较多的变量充分获取事物的信息,是现实研究过程必须遵循的。但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潜在属性的描述并不明确和清晰,也算不上量化描述,有可能原本设计用来描述事物的一种性质的某变量,事实上它描述的却是另外一种性质;另一方面用大量的变量描述少数的属性,信息冗余严重,其解释程度也很低,即可能描述某种性质的一个变量对该性质贡献并不大,该变量的变化也不能充分反映事物相应的性质。

因子分析的研究方法就是将变量与其所描述的潜在属性用线方程组来表达。由方程组的系数来解释变量与其所描述的潜在属性关系。因子分析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这种统计分析方法是将描述某一事物的多个变量缩减成描述该事物的少数几个潜在变量的统计方法。

因子分析的模型:假定某研究过程中有观变量X1、X2、……、Xm等,公共因子F1、F2、……Fn等。其关系可以用下述线性方程组来表示:

X1=P11F1+P12F2……P1nFn+E1

X2=P21F1+P22F2……P2nFn+E2

……

X2=P21F1+P22F2……P2nFn+E3

方程组中的系数Pij(i=1,……m,j=1,……,n)称为公共因子的系数,表示公共因子对某个变量的贡献,即“因子载荷”。Fi之间彼此是正交的,即彼此是不相关的。常数Ei称为残差。

按照各个变量对因子的方差分析情况将可以产生主成分析的结果。由各个变量描述的因子将通过变量贡献的大小依次排列,其中前几个因子就集中了对大部分变量的载荷。

本文中用的因子分析方法用的是主成分析法,旋转方法用的是Varimax(方差最大分析法)。从表5可看出前三个因子的方差累积贡献率已经达到了94.613%,故选择前三个因子进行分析。

如表6所示,前三个因子对原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图。可以看出因子1主由地区GDP、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人均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地方财政收入等八个变量指标构成,因子2主要由第一产业产值指标构成,因子3主要由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所构成。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法: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表7给出了各城市因子得分。再根据因子得分表对江苏省13个城市进行系统聚类分析,仍设定分成5类,得出的结果如表8所示。此分类与前面用原始变量进行分类时的结果差异较大。其中原先与南京归为一类的徐州、扬州、镇江、泰州和原先与淮安、盐城归为一类的宿迁现在与常州、南通合并成新的一类,而原先与淮安、宿迁归为一类的盐城现在与连云港并为一类。

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因子分析中各因子所含有的方差与原变量所含有的方差不一样,实际只有原方差的94.613%,说明因子分析后是损失掉一部分变量信息的。另外在因子分析过程中,坐标轴是旋转的,这样各变量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变化的。

而具体分析下,南京市由于地区生产总值的一支独秀,导致因子分析中因子3相应的变化,并且其因子1与因子2都居于13省市前列,使其成为独立的一类而原先与南京归为一类的徐州、扬州、镇江、泰州由于在因子1上与常州、南通的接近,被归为同一类,而宿迁则是因子2上与常州、南通的相似而被并入。无锡与苏州在三个因子上有着比较大的相似性,故无论是直接用聚类分析的方法还是先用因子分析再对因子分析的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的方法其分析结果都是将它们并为一类。连云港与盐城在因子1和因子2上较为接近,故因此仍然归为同一类。

参考文献:

1、贺昌政.基于数据分组处理方法的聚类分析模型[J].系统工程学报,2008(4).

2、王庆丰,党耀国,王丽敏.基于因子和聚类分析的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以河南省18个县(市)为例[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9(3).

3、苏静.基于因子聚类分析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实证分析[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

4、廖志芳,,刘克准,樊晓平,瞿志华.数据聚类分析新方法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9(10).

5、赵丽君.江苏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9(7).

篇2

县级行政单位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可自主支配的资源要素相对有限，但县域经济依然发挥了功不可没的重要作用。截止到2010年，我国90%的国土由县级政府管辖，县域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还多，但只贡献了少量的GDP，农民收入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发展产业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产业兴衰直接决定县域经济的强弱。因此，县级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本县实情的基础上，积极促进产业发展谋求产业发展优势，这是当前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不二选择。

一、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重要性

支柱产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益。县域经济具有规模小、结构相对单一的特点，同省、地一级区域经济相比，县城行政区域面积较小，区域内经济资源不多，政策性资源也比较稀缺，这些都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决定了县域经济独特的发展道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本区域内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建立适合本土实情的地方产业结构，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经济聚集效应。在已发展起来的产业基础上，横向拓展相关产业领域，最终打造结构合理、横、纵向交错的产业体系，不断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效益。

县域经济受限于区域界线，在资源开发、生产要素供给等方面受到诸多影响因素限制，因此，其发展水平与当地产业结构和成熟度密切相关，地区产业体系的现状和发展潜力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产业发展水平不仅是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一个县未来发展方向的主导因素。因此，必须充分重视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要努力通过打造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二、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类型

本文在前面已对县域经济产业结构进行了相关介绍，根据县域经济特点，可将其产业发展模式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即特色农业型、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主导型与混合产业型。

（一）特色农业型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链，不仅要追求粮食产量的高增长、高总量和高效益，而且更加要注重与农产品市场的联系，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发展规划，培育集生产、精细加工和销售一条龙的特色农业产品体系，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打造本地优势农业产品品牌，最终实现以农业促进工业发展的目标。

（二）工业主导型

工业化是未来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较高水平的工业化，能够创造众多就业机会，顺利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加速城市化进程，同时切实提高社会生产效益，最终实现通过发展工业带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立足于工业，以发展工业促进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是大多数县城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以工业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中，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农村地区逐渐开始向工业化过度，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涌出，工业产值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三）服务业主导型

一般而言，第三产业具有就业岗位多、涉及面广以及经营门槛低的特点，能够为区域带来量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在现代经济格局之下，服务业被众多经济人士一致认为是最具增长潜力的产业，在许多政府工作报告中，服务业的占比成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促进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不二抉择。以服务也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重点是要发挥服务行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最终实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四）混合产业型

在混合产业型模式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到不止一种的产业促进，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第一产业对经济发展贡献不断下降，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提高，此时县域经济得到全面的发展，拥有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事业得到均衡提高，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不断增长，GDP占比逐渐提高。

三、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路径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点，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发力点，因此，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模式来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实力，提高区域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结合地方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利用 SWOT方法来分析县域经济发展，从而制定精确的产业发展方向，例如发展旅游产业、外来加工、贴牌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等；其次，确定实现产业发展目标的具体路径，扶持现有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或者吸引外资成立新兴产业以促进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条路径其实就是地方特色资源发展道路。对于县域经济而言，特色是最重要的主线，只有特色才能弥补县域经济发展遇到的瓶颈和短板， 才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可持续发展道路，重视在发展区域经济过程中，保证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互相促进，保证经济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从内在联系上看，特色与可持续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紧密联系的。唯有特色才能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证产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除此之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要注重创新的作用，积极打造适合县域经济发展要求的投资环境；突出地方特色产业的辐射力；打造地方品牌，提高地方产业品牌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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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型 包括农产品直接利用型和农作过程利用型两类。由于很多农业和农作的生产过程不为城市人所知，因此，展示农产品生产和农作过程（特别是一些特色农产品生产过程）可吸引相当的城市人。可由农民进行那些传统和现代的农作过程表演，供游客观赏；也可由游客亲自采摘果实或在农民指导下直接参与一些简单的农作过程劳动。

农村文化利用型 可利用的是两种形态。一是地域文化，二是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即具有山区特色的农业文化和农家生活文化；历史文化，即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融进旅游休闲农业，让游客在田园风光里既得到物质享受，又获得文化享受，可以成为旅游休闲农业的一大特色。

科技型 是将现代高科技手段和农业结合发展的休闲农业。科技型休闲农业的类型和内涵都相当丰富，随着高新技术渗入农业，科技型休闲农业将是最吸引人的。例如，基因农业是很多人不熟悉的，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理，用基因方法生产出的马铃薯、番茄又大又好，同时还能普及基因科学知识。

2、我国休闲农业的经营类型

根据上文表述的流行模式，我国休闲农业大致可分为下列经营类型：

观光农园 包括成熟的果园、花圃、菜园、茶园等经营范围，提供给游客入内摘果、拔菜、赏花、购买及参与生产等活动，享受田园乐趣。

科技农园 以农业生产为主，向游客展现农业科学技术、把高科技引入农业并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型休闲农业经营，如农技博物馆、基因农场、生物工程、温室栽培、阳光农园等。

生态教育 以自然生态保护为目的兼具教育功能而发展的休闲农业经营形态，如生态农园、有机农园、户外渡假住宿、户外野餐活动等。

乡野畜牧 以圈养或畜牧方式饲养牛、羊、马、鸡、鹅等家畜，规划放牧、挤牛乳、剪羊毛、捉小猪、抓土鸡、坐牛车、骑马等活动。

农庄民宿 在农村地区规划具有农村特色的建筑物供游客休息、住宿，并且提供具有乡土特色的餐饮，让游客体验农民的生活形态,并享用新鲜农特产品的经营，如一般农庄、自然修养村、渔村、民俗村等。

民俗旅游 利用农村特有的文化和风俗作为休闲农业活动的内容，如农村民俗文化馆、乡村博物馆、农产品生产作坊、民俗古迹、地方人文历史、乡村居民建筑、体验农家生活等。

渔业风情 把渔业资源和休闲、旅游、观光及海洋知识的传授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水域资源发展休闲渔业等活动，如溪边垂钓、岸钓、船钓、体验渔村生活、让游客直接参与捕捞作业。

3、我国发展休闲农业的意义

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缩小城乡差别 休闲农业对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掌握农业科技的工程技术人员，更需要高层次、复合型的管理人才。同时，通过其示范和推广作用，能够带动整个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别。

有利于吸纳、接收和传播科学技术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以旅游为媒介招来八方宾朋不仅为本地区带来大量服务收入，而且会带来经济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合作机会，有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和接收。由技术变革所产生的新的生产要素已成为农业增产增收的主要源泉。休闲观光农业广泛地采用各种高新技术，可以大规模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大幅度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由于休闲农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且投入不多，就业成本低，因此，开发旅游农业资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方向。因此能带动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能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篇4

在明晰了上述逻辑关系的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与发展的阻碍和困境，首先是制度，这是一种外在阻滞，它包括：1.教育相关政策制度限制过严；2.高校招考制度失之偏颇；3.学校评估制度重“标准”轻“特色”；4.教师评聘制度重“学”轻“术”。其次，存在条件性束缚，这是一种内在窘境，包括：1.办学定位盲目攀高；2.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3.课程标准与职业标准对接度不高；4.人才培养模式陈旧单一；5.内部治理结构封闭单一；6.教师队伍专业实践能力偏低。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提出了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发展的“立交”路径建构：1.高屋建瓴：顶层设计制度层面的标准体系；2.优质竞争：筑构公平公正的政策制度环境；3.扩大自主：建立管、办、评分离的制度；4.优势链接：对接区域经济的“地气”以长高校发展的“底气”；5.纵横贯通：构建交互融通的立交贯通体系。

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的

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童卫军、任占营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中撰文，分析了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所存在的三大困境，阐述了当前职业教育形成产教融合的新生态，并针对三大困境，提出了行业和企业举办职业院校的建设性意见。

首先，作者分析了导致行业企业办职业院校存在的三大困境：1.“身份困境”，主要表现在院校办学性质的模糊带来政策缺失，院校的公益性质与企业逐利目标的背离等方面；2.“资金困境”，表现在缺少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导致办学经费很难得以保障，以及办学身份尴尬，导致政策扶持缺位；3.“模式困境”，具体表现在，一是“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难以实现，二是“产教融合”的优势不能发挥，三是行业的指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其次，随着新世纪以来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顺利召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也开始呈现新的生态。作者着重介绍了新生态的四个方面：1.支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规有新突破；2.行业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3.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机制初步形成；4.政府在职业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更加明确。

最后，基于当前我国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三大“困境”，并结合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办学的新生态，作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建立和完善相关法规和职业教育管理体系，明确参与主体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为不同办学主体的职业院校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和评价体系，创新多元化职业教育培养机制，为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提供法律支持；2.改善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的办学环境，包括认可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的公益性，明确职业教育企业办学主体的相关制度，完善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工作体系建设；3.保障行业企业办学的资金来源，明确生均拨款政策适用于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院校，加大其专项经费投入，促进办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4.创新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促进行业企业办学，由行业牵头组成由多家企业剥离院校组成的股份制职业教育集团等。

英国高等教育普职融通运行

机制及启示

胡茂波、朱梦政、伍海泉在《高教探索》2015年第12期中撰文，介绍了英国高等教育普职融通的发展历程，阐述了英国高等教育普职融通的动因，分析了当前英国高等教育普职融通机制框架、特征和政策效应，并对我国完善现代高等教育机制提出了详细的建议。

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和运行机制经历了从普职分离到普职融通的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一元制到二元制和二元制到一元制的两次转变。其中“二元”指自治高等教育机构和公共高等教育机构，前者以传统大学为主，后者主要由多科技术学院、开放大学等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院校组成。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质量要求的趋同转变，推动着英国高等教育完成了从二元制到一元制的普职融通改革。

英国高等教育普职融通运行机制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1.确保普职平等发展的统筹管理机制，包括高等教育体系中统筹管理及决策的教育部（DfE）和商业、创新与技能部（BIS），以及高等教育领域中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和技能培训政策、扩展学徒制、发展高等教育及继续教育体系的英国资格及考试监督办公室（Ofqual）和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2.确保普职学分转换的协调评估机制，包括英国职业资格和职业资格认可框架的资格与学分框架（QCF）以及行业技能委员会（SSOs）制定的国家职业标准。3.确保普职质量对等的监管机制，包括由院校自行完成自我评估与改进的内部质量保障系统、资格监管机构和质量监督机构实施资格审查与质量评价的外部质量保障系统。

英国高等教育普职融通运行具有管理模式市场化程度高，职业资格证书与学术资格证书并重，普职院校质量评价归一的特征。同时具有能够提供多样教育机会选择，促进人力资源供给市场定位，扩大技能创新人才供给的政策效应。

通过解析英国高等教育普职融通的发展背景与改革经验，作者提出了我国完善现代高等教育的现实启示，具体表现为：1.构建普职融通的有效通道，建立普职衔接的资格证书框架，从制度上实现普通教育证书和职业教育证书等值，保留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办学特色的前提，改善教育质量，发展学位制度。2.构建市场主体参与普职融通的管理模式，突破职能部门利益格局的束缚，实现高等教育普职融通体系中政府宏观管理下各职能主体的合作式管理。3.构建质量归一的普职院校质量评价体系，营造竞争与公平兼具的环境，结合质量评估结果与拨款资金或优惠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激发高等院校提高教育质量的内生动力。

关于以效果为导向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思考

唐以志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年第6期中撰文，从质量概念变化趋势及国外评估模式和质量评价标准的分析入手，借助过程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将效率、效益、相关性、影响、有效性等效果指标作为职业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

质量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根本，是提升职业教育活力和院校竞争力的关键。质量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最初源于工商业领域并被工商企业看作是未来市场上最重要的制胜法宝，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美国学者加文（David A.Garvin）曾经在1984年对战后30多年出现的各种质量定义进行分类，他认为存在着五种主要的质量定义，即超验的质量定义、产品导向的质量定义、使用者导向的质量定义、生产导向的质量定义、价值导向的质量定义，并且随时代变化每种定义体现出不同的质量观和质量评价标准。

近年来，在质量管理和评估中，效果的概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被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渐成为当今社会质量评价的重要标准。从国际评估理论和实践来看，效率、效益、有效性、相关性、影响、可持续性等效果指标成为衡量质量的主要指标。

作者举例阐述了当今主流的评估模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共同发展趋势：1.新的CIPP评估模式突出了效果要素。2.SPO的质量评价模型是一种效果导向的质量标准体系。3.世界银行“逻辑模型”（Logic Model）指明了效果导向评估模式的发展方向。因此，从评估理论和实践的视野来看，将产出（Output）及其使用产出（Use of Output）后产生的成果或直接效益（Outcome）以及带来的影响或间接效益（Impact）等作为构建评估体系的基础是当今主流评估模式共同的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按照输入（Input）――输出（Output）――成果（Outcome）――影响（Impact）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的逻辑模型，职业教育活动可以理解为是由若干相互影响的要素构成的多个相互关联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要素包括：输入源、输入、活动、输出、成果。有了这些质量标准，我们就可以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测量。如果按照这种标准对职业教育进行评价，我们就建立起了以效果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量标准。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建设

框架与实施保障

刘晓、申屠丽群在《教育与职业》2016年第1期中撰文，描述并分析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现状和问题，厘定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建设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保障措施。

首先，作者分析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现状与问题。自《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战略一年多以来，各省市相继出台了各自区域的本科院校转型方案，我国的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初步构建成型。然而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在初期自然面临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院校定位不清，发展面临困境；2.学生的评价与教师的结构比较单一，院校特色和优势不明显；3.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跟不上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其次，作者厘定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建设框架。由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内容上构建大致框架，主要包括：1.基于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发展定位转型。应用技术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既具有一定专业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也拥有在技术应用中不可缺少的非技术知识，能承担专业技术开发、应用、实施的多元任务。2.基于综合素质的学生评价体系转型。新形势下，教育评价应该趋向于评价内容多维化、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主体多元化的“立体评价”。3.基于“术学型”的教师队伍转型。“术学型”教师应偏重于应用以及实践，既在学术领域有一定造诣，又熟谙实践技能的培养，是集专业知识讲授和专业实践指导于一体的复合型专业教师。4.基于校企合作的产学研人才培养平台建设。

最后，作者提出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实施保障。地方本科院校能否成功按照预设的框架进行转型，需要能够支撑的配套的保障措施：1.政府进行良性引导而非硬性强制；2.构建高职与本科有效衔接的制度保障；3.完善行业企业参与院校转型的保障。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平台建设研究

童卫军、姜涛在《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1期中撰文，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计划的启动和建设，带动了职业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的变革。但目前资源库的建设和应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资源库的平台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

首先，作者分析了专业教学资源库平台建设的现状。目前，网络上有关教育类的资源平台系统非常多。有国家层面的教育服务平台，有高等教育出版社运营维护的中国大学精品开放课程平台，也有企业投入的教育服务平台，同时还有很多地方和院校自主开发的资源平台，适合于局域网的安装系统，有的不提供互联网模式。而教育部官方指定使用的高职专业教学资源库平台目前有两个：“数字校园学习中心”和“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资源中心”。专业教学资源库平台存在的问题：1.资源建设缺乏标准和规范。2.资源库应用忽视师生互动。3.缺少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机制。4.推广应用缺少利益驱动机制。

其次，作者提出了专业教学资源库平台的构建与思考。1.构建应对产业人才培养需求的资源开发与管理系统。应以人才培养为主线，依照区域产业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分析胜任岗位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要求并细化为“能力单元”，形成涵盖一个专业所有岗位“能力单元”的教学标准体系。2.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一站式学习平台。教学系统主要包括教学资源、课程管理、项目管理、互动教学、实训管理、作业测试、分析评价等；学习系统主要包括课程选择、学业档案、在线学习互动、职业生涯定位导航等。3.创建行业企业深度参与的运行机制。行业企业应作为建设主体主动参与资源库平台的建设并享有一定的权益，专业教学资源库应成为行业企业职工培训的重要平台，资源库学习平台不仅仅面向学生，还要为在职者与社会访客的能力提升、自主学习提供支撑。4.借助平台战略建立利益驱动机制。整合各类利益相关方的资源与需求，明确各类资源建设者、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权利保障机制，完善利益驱动机制和自我造血功能，从而构建多方联动的生态环境。

面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职业资格衔接难点与实现探讨

李梦娥，张登银在《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年第11期中撰文，分析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衔接的关系，剖析了与职业资格衔接的难点，并提出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衔接的途径。

职业资格衔接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制订、课程设置以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衔接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与职业资格衔接彰显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特征和属性；2.与职业资格衔接契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要求和标准；3.与职业资格衔接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律和要求。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管理体系和运行体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衔接之所以难以推进，原因有五个：1.行政程序不通畅。2.找不到利益的最大结合点。3.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与质量规格与行业企业人才需求标准的契合度有待磨合。4.个别行业有强烈的职业专属特征，但却没有统一的职业资格认证。5.职业资格体系不完善。

社会各行各业发展不同、需求不同，各个专业学位类型设置的背景不尽相同，各行业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也各有差异。根据社会需求和教育规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衔接的总体思路可以归纳为横向分批次和纵向分模式。在某一时期某一类别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衔接，实施途径可以有制度政策、行政审批、改革试点以及主动合作四种方式。最后，基于上述分析，作者以教育硕士为例，阐述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衔接的具体实施方式。

中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理

――基于A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玲、黄宸、邹联克在《教育与经济》2015年第6期中撰文，运用DEA方法测算了A省76个样本县（区）中等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效率，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资源配置效率县（区）际差异的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理，并就所得结果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作者先对国内已有的关于中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基于综述结果，作者从研究方法、数据来源、指标选取三个方向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设计。首先，作者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得出，各县（区）的平均水平表现为9项投入指标均存在冗余现象，资源配置的平均技术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不理想。其次，作者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得出各县（区）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最后，作者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资源配置效率接近的县（区）在地理空间上趋向聚集，特别是效率较低的决策单元集聚效应更为明显。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资源配置效率空间特征的形成机理进一步分析，主要从内在依据和外部归因两个方面展开。内在依据为：1.作为资源配置动力机制重要内容的政府竞赛具有空间性；2.作为资源配置信息机制重要内容的信息传递具有空间性；3.作为资源配置决策机制重要内容的财政分权具有空间性。外部归因为：1.不同的地理位置塑造了中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异质性；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影响了中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1.考虑邻近县（区）域之间的中职发展互动，建立中职教育发展集群与合作机制，加强区域资源整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中职教育发达区域产出效率不高的现状；2.制定按地理区位成片推进的中职教育发展战略，发挥相邻区域中等职业教育联动功能和外溢效果，推动相邻县（区）域中等职业教育政策与规划的协同制定和联动实施，促进省域中等职业教育整体效率的提高。

中职学生的群体偏好：基于社会

认同理论的分析

篇5

中图分类号：F112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是对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具体体现的抽象，它一般包含了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及发展特征等三方面的内容，核心是经济的基本增长方式。由此，要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和理解，就必须从经济发展源泉、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特征等方面对已有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基准模式”进行分析，并着重归纳和分析其中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为成功国家的经验，通过比较探寻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方向和具体路径，从而为我国经济选择健康的发展方式和实现快速增长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对于我国而言，有三类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最有借鉴意义：一是先发国家和地区；二是曾经与我国经历类似经济发展过程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三是与我国采取不同发展方式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其中，第一类包括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第二类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第三类主要包括拉美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本文将从经济发展源泉、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特征等三个方面，根据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具有典型特征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借鉴意义的原则，重点总结东亚、拉美、印度、欧洲和美国等四种基本经济发展方式。

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模式

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东亚模式”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亚洲国家采取的经济发展方式。世界银行(2003)以及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认为，这种模式的开拓者是日本，该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开拓；其后的上世纪8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成功地复制了这一模式；而东盟10国和中国大陆也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践行了与之类似的经济发展方式。“东亚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赶超模式，其核心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一)经济发展源泉

作为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解决包括资金、市场和技术在内的“经济增长约束瓶颈”，“东亚模式”主要依靠外部资本引入和产品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其增长本质是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驱动的增长。具体而言，实施“东亚模式”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相关研究显示(World Bank，2003)，1970－1990年的20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从理论上来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运用了传统的“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式，即通过资本快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从外部市场驱动来看，其经济增长也属于依靠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扩大所推动的“斯密型增长”，而并非由必要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熊彼特型增长”或“库兹涅茨型增长”。

(二)经济发展体制

作为后发国家，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市场结构残缺、市场主体发育不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经济发展滞后等特点。与西方自发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机制不同，亚洲国家从经济起飞的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同时尊重市场规律，通过政府干预提高市场的效率。“东亚模式”经济发展体制的核心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作用的涵义即政府以较高的“政府强度”及政府能力，实现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随之而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压力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并且以较高的“政府质量”，有效地确保了各种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政府主导机制下实现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的形成和发展，2／3的功劳应归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另外1／3应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机制是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也可称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三)经济发展特征

“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秉承“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式，通过加快资本形成和增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现代经济部门的总体水平；三是利用国外市场助推国内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由此，践行“东亚模式”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95年，韩国的储蓄率为36％，台湾地区27％，香港地区32％，新加坡高达50.8％。在上世纪80年代，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曾经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其储蓄率也相当高，如，在1992年，泰国36.2％，马来西亚37.2％(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其次，通过外部资源和市场推进国内工业化进程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核心战略，这导致各国内部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与此同时，东亚国家由于共同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践行“东亚模式”的国家长期保持了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展、较大的贸易顺差和较为充足的外汇储备。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亚洲四小龙”出口急剧扩张，台湾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出口扩张导致了各国顺差规模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贸易顺差较之上世纪70年代初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在顺差扩张的影响下，各国的外汇储备也普遍增加，如台湾的外汇储备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22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784亿美元，增加了近35倍。

二、拉美经济发展模式：进口替代模式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遵循了“出口导向型”的模式，但与“东亚模式”不同，拉美国家的“出口导向”的显著特征是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然而，上世纪30年代的

世界经济危机让以出口初级产品为增长动力的拉美国家陷入了经济困境，同时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拉美国家开始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拉美模式”其战略核心是进口替代。

(一)经济发展源泉

“进口替代”仍然是一种以“赶超”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后发国家普遍存在资本短缺的困境。在这种情形下，拉美国家依靠政府力量，在资金配置的过程中有意倾向于制造业部门，并以此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由此，从经济发展源泉的角度分析，“拉美模式”的实质是通过要素积累和要素投入的扩展实现工业化进程，并以此推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拉美模式”仍然具有比较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特点，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不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来实现经济的扩张。

霍夫曼对拉美8个主要国家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情况分析发现，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三者各占比例为22％、38％和40％；上世纪80年代分别为34％、31％和35％；上世纪90年代又变为30％、31％和39％。也就是说，上世纪40年代以后拉美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甚至在“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步减弱。而与之相对的，是同期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GDP中所占的贡献为60％左右。要素投入的增长是“拉美模式”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经济粗放发展的特征比较明显。

(二)经济发展体制

拉美国家实施以“进口替代”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路径是加强对“幼稚工业”的保护，以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国内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必须有市场以外的制度因素引导资源要素向工业体系和“幼稚工业”集中，这就决定了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拉美模式”经济发展机制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对市场的深度干预和严格控制。

具体来说，拉美国家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的发展机制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的政策来理解。第一，大部分拉美国家实施了比较明显的贸易保护政策；第二，拉美国家忽视私人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效用，强调国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拉美国家政府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希望通过借助本地区周边国家的市场来扩大本国制成品的出口；第四，拉美国家政府直接为“幼稚工业”发展提供了刺激性的优惠政策；第五，各国通过政府力量努力引进外资，以外部资金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短板”；第六，政府加快改善基础设施，为国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基础条件。

可见，政府在拉美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绝对强势地位，这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拉美工业的大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它使得拉美的市场体系扭曲严重，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三)经济发展特征

作为“赶超型”经济发展方式，拉美国家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经济发展特征与大部分后发经济体具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其独特的经济现象。总体来看，“拉美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征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拉美国家储蓄率高于发达国家，却低于一般“后发国家”。其原因在于，在“进口替代”战略下，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等诸多价格的扭曲，阻碍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196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国内储蓄率为19.0％，1980年略有增长，达20.4％；而投资率也从1950年的16％上升到了1980年的24.3％。第二，大部分国家工业制造产业发展极为迅速，制造业出口大幅增长。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拉美国家制造业的年增长率达到6.5％，明显高于世界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5.5％)，拉美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从1955年的0_8％提高到了1975年的1.3％。第三，利用外部储蓄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是拉美国家实行的一大战略，因此拉美各国对外负债率普遍较高。1982年，拉美偿债率(债务偿付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41％，负债率(债务总额与同期出口总额的比率)高达331％。第四，由于“拉美模式”使用大量的政府补贴扶持工业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该区域内多数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54年以前，拉美国家平均通胀率保持在1位数之内；1955～1974年在10％～30％之间波动；1975―1979年从37％曲折上升到51％。而在1980年以后更是急剧飚升，全地区平均通胀率从1980年的54.8％上升到1990年的四位数。

三、印度经济发展模式：非平衡模式

从1980年开始，印度实施了“亲企业政策”(Pro business)；而之后的1990年，印度开始了“亲市场”(Pro－market)的自有化改革。这两个“分水岭”结束了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计划经济与“许可证”经济的基本模式，确定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发展模式的基调。“印度模式”的本质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的“自然选择”把资源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促进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呈现出“非平衡发展”的结果。

(一)经济发展源泉

从要素投入层面分析，“印度模式”仍然是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年之后，印度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增长达到了5％以上，在2000年之后甚至超过了8％的水平。但是，在同时期，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一直维持在2％左右的水平，低于同时期的主要发达国家，也低于中国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从结构上来看，“印度模式”所呈现出的“数量扩张型”发展方式与其他赶超国家相比，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首先，虽然印度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处于偏低水平，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稳定在3.5％左右，大大超过了同时期新兴市场国家1％左右的水平(其中，中国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为0.9％)。其次，从服务业部门增长的结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达到了近50％，人力资本投资是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从需求结构上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大于投资的拉动。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6年，居民消费对印度GDP增长影响较大，边际产出为1.1699，即居民消费每增加1个单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1699个单位。

由此可见，“印度模式”的增长源泉在于服务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从增长的结构上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说明印度的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其经济不同于过分依赖国外市场需求的其他赶超国家，而是内外需结合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二)经济发展体制

20世纪之前，印度的基本经济发展体制基本上是以计划体制为主。在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对市场的干预，为印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1980年之后，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印度开始了长达30年的“渐进式改革”，其目标是建立起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机制。

从总体上看，印度经济发展机制的特征是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其核心是分权经济模式，本质是给予微观企业更多的自，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过度干预。具体来说，印度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印度政府积极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其次，印度政府秉承自由市场贸易的原则，实行自由对外开放的政策；最后，印度提倡资金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由此不断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

印度的改革实践表明，其渐进的改革进程既是政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的过程，也是政府淡出市场、减少干预、培育真正市场主体的过程。印度正是通过自由化经济改革，极大地消除了经济发展瓶颈，刺激了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和企业竞争力。印度经验表明，适当和渐进的制度安排能有效地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并有助于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

(三)经济发展特征

与许多后发国家一样，印度的“非平衡”发展模式的实质是通过将资源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提高经济的实际产出，从而实现国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最终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

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经济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由于政府对服务业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印度的服务产业发展最为迅速。1981年，印度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22％，1991年为32.34％，2001年为40.92％，2007年度达到54.74％。从劳动力的部门构成来看，第三产业在印度经济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17.2％上升到1991年的20.5％；1997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为23％以上，2002年之后上升为25％以上；近年来，这一比例维持在30％以上。

其次，由于印度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其资金使用效率相对较高，加之国内经济需求结构中消费比重较大，因而呈现出投资和储蓄率较低、消费率较高的特征。上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储蓄率基本上长期保持在20％以下；此后，印度储蓄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最高也仅约为25％。与此相对，印度的消费率一直比较高。1980年，印度的消费率达70％以上，虽然之后由于国内投资的增加，消费率有所下降，但稳定维持在65％的水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持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再次，由于印度重视经济发展中国内市场的作用，因此相对于其他后发国家而言，其对外依存度较低。1951--1991年，出口总额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0％下降到6％。目前，这一数值也仅略高于10％，大大低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印度对外资金依存度也较低。1980年之后，外援在印度公营部门计划支出中的比例保持在10％以下。

此外，由于印度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强调市场的配置功能，忽视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公平”的重要作用，印度经济呈现出典型“非均衡”发展的特征，其具体表现便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最穷的邦和最富的邦人均收入的差距从1980年的2倍左右上升至近年的4倍以上。从城乡二元化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营部门的工资年均增长为5％，而农业部门工资年均增长仅为2.5％。至今，印度国内还有将近2.7亿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

四、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型模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成为世界发展主题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连年实现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年份比较温和，经济达到了二战之后的最好水平。从经济发展机制上来说，美国的“新经济”是在市场全球化的基础上，通过提升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来消除长期资本边际收益递增，同时培育基于创新的竞争优势和网络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并通过刺激国内消费引导技术和金融创新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经济发展源泉

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在于创新，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科技创新，快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通过强大的创新和生产能力以及美元的国际权威地位，充分挖掘国内居民消费，启动国内的有效需求，其经济增长具有“信贷消费驱动型”的特点，消费在其经济增长需求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

首先，要素投入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强劲增长，1995--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1.4个百分点，其对经济增长贡献达45％以上，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1994～2000年的5年是美国研发投入经费增长最快的5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平均真实年增长率高达6％，大大超出同期真实GDP增长率。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也十分有效。1990年以来，美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大致保持在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7％～25％的水平。1973～1995年，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仅为1.4％，而1997～2008年提高到了3.1％。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推动了GDP的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提高了居民的真实收入、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且对政府平衡预算和股市的不断上涨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同时，从经济需求结构上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较强。1990年以来，美国的消费率从60％左右上升到70％以上，不论从上升速度还是从绝对值来看，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都排名第一。美国居民消费增速更高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0％以上。可以看到，消费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依靠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通过提供多样化消费产品以及消费融资模式促使消费需求高涨，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特征。由此，消费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源泉。

(二)经济发展体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了“加强竞争和开放市场”的新经济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基本上确定了美国“创新型”发展模式的基本经济体制。美国经济发展体制的特征在于’放松对产品和劳务价格、企业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口的限制，以打破垄断，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鼓励企业竞争和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美国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与西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经济自由的特点尤为突出，自由企业制度成为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和核心。美国所谓的经济自由，实际上就是经济资源私有，企业自由生产，消费者自由选择购买，每个经济行为

主体的利己之心，构成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每个行为主体的决策是高度分散的，它们依靠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协调。

其次，遵循平等竞争原则。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总结美国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发现它既有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共性，又有美国市场竞争的个性。共性表现在它具备市场竞争的三大基本内容，即争夺内部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和跨国竞争。就市场竞争的个性而言，美国市场竞争的突出特点就是政府的干预程度很低，市场竞争的自由化程度较高。

再次，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关于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二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管理。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成为美国市场经济模式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低。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的作用归根结底表现在如何充分刺激和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对大公司和中小企业区别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激励机制。在垄断产生以前，政府主要是不断创造并完善企业自由竞争机制。当垄断产生以后，政府则对它们加以控制，只允许它们获得“合理的”利润，限制它们牟取暴利。

(三)经济发展特征

美国“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创新驱动、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的特点，这些特征决定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美国“创新型”经济的内在经济特征：

篇6

作为数学教师，我们每天都在精心准备数学课，特别是在确立教学目标上，既要慎重又要做到全面，只有心中有目标，教学环节的设计才有依据，教学任务才能得以全面落实。因此，我们把帮助学生获得数学活动经验设立成教学目标重点之一。笔者认为，学生只有经历一系列的数学活动才会逐渐形成经验，才能为今后的学习奠定基础。

例如《圆的面积》教学中，教师确立了“让学生经历猜一猜、剪一剪、拼一拼等活动推导圆的面积公式”这一目标。《圆锥的体积》一课，教师确立了“让学生经历观察、实验、猜测、计算、推理、验证推导圆锥体积公式”的目标。以这样的目标为依据，设计了相应的教学环节，为学生提供“做”数学的机会，让学生亲身经历、体验知识形成的全过程。如果心中没有此目标，进行教学设计就不可能有意识地设计相应环节，即使出现了，我们往往也会错过发展的机会。

二、为学生设计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获得数学活动经验。

《课标》指出：“数学活动经验是学习者在学习的活动过程中获得的，离开了活动过程是难以形成相应的数学活动经验的。”所以，为学生设计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帮助他们获得数学活动经验至关重要。在执教《圆的周长》一课时，我们设计了“探求圆周率”这一活动过程，让学生们利用缠绕、折叠、滚动等方法来测量不同大小、不同材质的圆的周长。他们兴趣盎然地利用线绳、尺子等工具认真地测量，在获得直观活动经验的同时，感受到几种方法的局限性，从而激发他们探索更深层次知识的欲望，通过进一步测量不同圆的周长和直径，学生很快发现圆的周长总是直径的3倍多一些的规律，从而引出“圆周率”。这样的活动设计。

正如张奠宙教授所说，“教学活动经验是对具体、形象的事物进行具体操作和探究所获得的经验。”相反，如果我没有设计这样的教学活动或没有好的教学活动为载体，数学活动经验又从哪里衍生呢？

三、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参与学习、经历学习的过程。

我们的学生是独立的个体，教学活动经验也带有明显的个体特征。属于学生自己。基于这个特征，我们在教学活动中总是想方设法去引导学生参与学习，经历学习的过程。

例如，在教学《圆柱的认识》一课时，关于“高”这一知识点教师采用了如下方法：在“圆柱比高矮”的活动之后，把学生由活动表面引向了知识的本质。“同学们，其实大家这里比的高与矮也就是指圆柱的――”学生齐答：“高！”“那什么是圆柱的高呢？”“圆柱两底面之间的距离就是高。”显然大多数学生对这部分知识已有所了解，这时我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向学生出示一个里面竖直塞满牙签的圆柱形牙签筒。“同学们，如果把这个牙签筒看做一个圆柱体的话，你能找到这个圆柱体的高吗？”学生们异口同声地答道：“牙签！”“那谁能把高指出来？”学生们跃跃欲试，指着每一根牙签：“这些都是！”“同意吗？”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教师倒出牙签筒中多余的牙签，只留一根倾斜的牙签，“那现在呢？”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现在的牙签是圆柱的高吗？什么才是圆柱的高呢？谁还能再来说一说呢？”教师以生活中极其熟悉又普通的牙签为教具，在引领学生深入理解教学本质的同时，又设法引导学生参与学习，经历学习的过程。学生经验的形成，仅靠“认真听讲”是难以完成的，学生需要在活动中去操作，去观察，去体验，去交流，去感悟，进而积累起属于自己的数学活动经验。

四、引导学生反思与评价，提炼与外显所得的数学活动经验。

数学活动经验反映的是学生在特定学习环境中对知识的一种经验性的认识，这种经验性认识更多时候是内隐的，所以教学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反思与评价，提炼与外显所得的数学活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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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发展旅游景区类企业信贷业务的目标客户分析

不同等级景区的游客平均接待量差异较大，2012年，全国5A级景区平均接待量为425.17万人次，4A级景区平均接待量为68.58万人次，3A级景区仅为30.02万人次。根据企业周期理论，结合景区平均接待量，大致可以将旅游景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我们认为：3A级及以下景区可视为起步阶段景区，4A级景区可视为成长阶段景区，5A级景区可视为成熟阶段景区。4A级及以上景区声誉效应显著，周边的交通已经较为便利，也已经有了较为稳定的消费客户群，经营收入也较为稳定，同时经过较长时间发展，企业管理较为规范，财务实力较强。对于这类企业，银行可以采信的财务数据较多，对风险有一定的把控能力。因此商业银行发展旅游景区类企业的目标信贷类客户应定位在经营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企业。

二、旅游景区类企业客户独特的风险特征

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大多经营的是稀缺性的资源或独具地理位置，因此它们自然的与政府联系密切。因此，存在以下风险：

1.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旅游景区类企业普遍存在多头管理现象，不同资源对应不同行政机构，最直接的管理部门为国家旅游局、建设部、林业部，从而造成某些景区的产权不清晰，也造成缺少合格的抵/质押物。

2.承担资源保护、文物维护等职能的景区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于政府补贴，一旦政府补贴政策发生变化，就会影响经营收入。

3.一旦有民间资本控股或参与，股权结构就更加复杂，易存在利益输送及关联方侵占资金的情况，且信息透明度差，财务报表失真。

三、商业银行发展旅游景区类企业信贷客户的相关建议

鉴于旅游景区类企业的风险特征，我们建议商业银行发展旅游景区类企业信贷业务时，选择景区收费权质押融资。

1.采用景区收费权质押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法律风险：《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四）项关于“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这一规定，虽然为新型质权预留了可以出质的空间，但却未明确规定新型质权出质的法律条件，从而使新型质权出质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障碍。一是：新型权利范围不明确。二是：法律没有规定新型权利质押的具体登记部门。传统质权要么有权利凭证，要么有特定的登记管理部门，而新型质权则难找特定的登记管理部门。由此可见，以包括景区收费权在内新型质权为标的出质，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2）经营风险。以景区收费权出质，对于银行来说还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一是价值评估难，二是质权实现难，三是第一与第二还款来源的高度叠加，银行信贷资金的偿还依靠景区客户的经营收入，而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景区经营收费，所以以景区收费权质押使得第一和第二还款来源产生高度叠加，当景区经营不善或发生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时，景区收费收入减少，收费权质押保障的功能相应降低。

2.景区收费权质押的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1）确保建设项目合法合规。对景区项目贷款，或以特定资产收费权支持融资用于景区范围内综合配套等新项目建设的，必须确保项目取得合法有效，相关施工建设手续完整齐全。

（2）合理确定贷款总量及期限。贷款总量应考虑按景区未来5～10年可用于还贷的经营净现金流现值进行控制，或按其上年度经营收入的3～5倍控制。景区建设项目贷款或特定资产支持融资期限原则上控制在5年（含）以内，最长不超过10年（含），且贷款到期日至少早于借款人对景区经营期限终止日3年。可以考虑采取按月或按季分期还款方式，对经营季节性突出的景区，应根据景区经营现金流特点，合理确定分期还款计划，避免集中还贷可能产生的风险。

（3）严格落实景区收入账户监管，防止资金挪用和分流。景区收入是还款的主要来源，必须要求借款人在银行开立景区收费专用账户，所有景区收费收入应进入该账户，接受严格的监管，确保银行有权从该账户中直接扣划景区收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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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动态分析 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参考文献：

1.马力，史锦凤.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12）

2.惠俊刚，卫海燕，郎玉泉.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1）

3.徐新，相丽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17）

4.王晔，何启明，景履贞.甘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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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1-0072-04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由于区域间自然条件、区位因素、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等差异，导致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山东也是如此，尤其表现在鲁西部地区与山东半岛地区经济差异更加明显。为系统研究山东省区域经济时空演变规律，本文以山东省17个设区城市、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为研究单元（以下统称为城镇），选取了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10项统计指标进行研究。首先对108个城镇9年的10项统计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得出了反映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然后分别计算了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和空间马儿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将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结合在一起，探索山东省区域经济时空演变动态特征。最后利用GIS软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揭示了山东省区域经济演变过程的时空特征。

1 山东省区域经济数据的主成分分析

1.1 数据的采集和预处理

利用1997～2006年的《山东省统计年鉴》，采集了山东108个城镇9年的10个统计指标。包括年末总人口、土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人均道路面积等。由于各指标量纲不同，首先进行标准化处理。作者采用标准差标准化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由这种标准化方法所得到的新数据，各要素的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可有效消除量纲的影响。

1.2 主成分分析

在区域经济分析中，变量太多无疑会增加分析问题的难度与复杂性，而且在许多实际问题中，多个变量之间是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的。主成分分析方法能在各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用较少的新变量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而且尽可能多的保留原来较多变量所反映的信息，是综合处理这种问题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1］。作者运用Matlab的princomp函数进行主成分分析，分别计算各主成分载荷、主成分贡献率、主成分得分和综合得分。综合得分的计算方法为各主成分得分乘以其对应的主成分贡献率，然后求和。

2 山东省区域经济时间演变分析

2.1 主成分分析结果处理

对计算出的山东省108个城镇9年的综合得分分别进行排序，将全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四种发展类型：①（1）低水平地区：综合得分排序位于75％以后的区域；（2）中低水平地区：综合得分位排序于50％～75％的区域；（3）中高水平地区：综合得分排序位于25％～50％的区域；（4）高水平地区：综合得分排序位于前25％的区域。这四种经济发展水平类型由低到高分别使用数字1、2、3、4表示。然后根据序号重新对数据进行排序，得出每一个区域每年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类型。从而得出一个108×9的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矩阵，从这个矩阵上可以看出每一个区域在每一年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可见每一个区域所处经济发展状态在时间上的转移变化。

2.2 马尔可夫矩阵计算

根据以上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计算出相应类型的概率分布及其年际变化，近似的表示出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的整个演变过程。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4×4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得出区域经济发展由某一状态转向另一状态的概率。用Pij表示从状态Ei转移到Ej的概率，即Pij＝P(EiEj)。如果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类型为i，在下一年份仍保持不变，则该区域转移类型为平稳；如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则区域向上转移；否则向下转移。根据此矩阵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在时间上的变化，可以得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态转移到另一发展状态的概率。

1997～2000年处于“九五”规划期间，2001～2005年处于“十五”规划期间，为全面分析山东省108个城镇经济的时间演变规律，根据上述计算得出的108×9的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矩阵，分别计算这两个时期山东省城镇经济综合得分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表1）所示。

2.3 结果分析

（表1）中，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区域经济发展状态不发生转移的概率，即该区域经济发展状态没有发生变化的概率，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则表示区域经济发展从一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的概率。由（表1）可见，山东省区域经济状态转移在两个时期存在有许多共同点：

（1）所有对角线上的元素在数值上都大于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在对角线上的元素的最小值是0.667，最大值为0.917。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类型不发生改变的概率很大，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状态在某年属于i中类型，那么在随后的年份该区域仍然属于该类型的概率至少为66.7％，维持在原来的发展类型。（2）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之间发生状态转移的概率非常小，在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其数值远远小于对角线上的元素数值。在非对角线上元素的最大值为0.198，还不到对角线上最小元素0.667的三分之一。而且，非对角线上的元素数值大于0的都在对角线的两侧，这表明，在连续的两个年份，山东省县域的经济发展类型只能向上或者向下一级、二级类型转移，不可能实现跳跃两级的发展，如从低水平向中高水平或者从高水平向低水平状态转移，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3）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化现象。从这两个时期的状态转移矩阵上看，在初期属于发展高水平的区域，在随后的年份仍然处于发展高水平的概率至少为90.1％，而向下转移的可能性最大为9.9％，而且大多是转向中高水平，依然在发达状态，在第二个时期，仅仅有1.9％的概率转向中低水平，这表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处于高水平状态；而初期属于发展低水平的区域，在随后的年份仍然处于发展低水平的概率至少为80.2％，而向下转移的可能性最大为19.8％，而且是只能转向中低水平，不可能发生直接跳跃发展到中高水平或者高水平状态。这说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着高水平地区依然发达，低水平地区依然落后的经济发展局面，存在着两极化发展的现象。

此外，山东省区域经济综合得分类型转移在两个时期上也存在着不同之处：（1）随着时间的变化，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和高水平状态的区域，仍然维持其发展状态的概率明显增加。维持低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由1997～2000年期间的0.802增加到2001～2005年期间的0.843；维持高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由1997～2000年期间的0.901增加到2001～2005年期间的0.917。（2）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间阶段，即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的区域，仍然维持其发展状态的概率明显减小。维持中低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由1997～2000年期间的0.741减小到2001～2005年期间的0.667；维持中高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由1997～2000年期间的0.827减小到2001～2005年期间的0.750。由此可以看出，初期为低水平的区域经济发展向上转移的概率明显的减小，同时，初期为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发展向下转移的概率也在减小。由此可得，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两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

3.山东省区域经济空间演变分析

3.1 空间马尔可夫矩阵计算

空间马尔可夫链是传统的马尔可夫链方法与“空间滞后”这一概念相结合的产物［2］。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以区域i在初始年份的空间滞后类型为条件，将传统的k×k马尔可夫矩阵分解为k个k×k条件转移概率矩阵，对第k个条件矩阵而言，元素Pij(k)表示以区域在t年份的空间滞后类型k为条件，该年份属于类型i而在下一年份转移为类型j的一步空间转移概率。为得到山东省县域空间马尔可夫矩阵，首先计算每一区域各年份的相邻区域的综合得分的加权平均值，对这些相邻区域的综合得分平均值进行排序分类，得到每一个区域综合得分的类别。山东省各相邻区域的综合得分平均值为各个区域9年的综合得分矩阵与空间权重矩阵的乘积。使用MATLAB软件对山东省各城镇经济综合得分分类矩阵与山东省各城镇相邻区域综合平均得分分类矩阵进行处理，从而得到山东省县域综合得分类型的空间马尔可夫矩阵。计算的1997～2000年份和2001～2005年的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表2）。

3.2 结果分析

由（表2）可见：（1）相邻区域的背景条件在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动态变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相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该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发生转移的概率各不相同。即若区域背景对区域经济发展没有影响，（表2）中同一时段内的4个条件概率矩阵将分别相等，等于相应时段的传统马尔可夫概率矩阵（表1）。从以上的分析结果来看，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区域的背景与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紧密的联系。（2）不同的相邻区域背景在区域经济发展转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一个区域，若与比本区域发展水平高的区域相邻，那么其经济发展向上转移的概率将增加，向下转移的概率将减小；若与比本区域发展水平低的区域相邻，那么其经济发展向下转移的概率将增加，向上转移的概率将减小。例如，在2001～2005年期间，一个低水平区域向上转移的概率平均为0.157（表1），当它分别与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地区相邻时，概率就分别增至0.156和0.174（表2），而与低水平地区相邻时，概率降至0.077。在1997～2000年期间，一个高水平区域向下转移的概率平均为0.099（表1），而当它分别与中高水平地区相邻时，向下转移的概率降至0.047，而与低水平地区相邻时，概率增至0.500（表2）。（3）一个区域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与区域和周围相邻区域之间的差异程度不成比例。对于一个低水平区域，如果其相邻区域为中低水平，在2001～2005年期间向上转移的概率比其相邻区域为低水平时增加0.079，在其相邻区域为中高水平和高水平时向上转移的可能性增加更为明显，分别达到0.174和0.286。（4）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为山东省区域经济两极化发展现象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上的解释。区域背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确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总体来说，一个区域，如果其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则该区域经济发展向上转移的可能性比较大；反之，如果其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则该区域经济发展向下转移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是说，除个别区域外，近发达者愈发达，近落后者愈落后，但是不排除有某些情况不同。例如，一个低水平区域在其相邻区域为高水平时，其仍然停滞在低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在1997～2000年和2001～2005年期间分别为0.750和0.714，均小于同期不考虑相邻区域情况的0.802和0.843；而一个高水平区域在其相邻区域为低水平时，其仍然停滞在高水平发展状态的概率在1997～2000年和2001～2005年期间分别为0.500和0.500，均大大小于同期不考虑相邻区域情况的0.901和0.917。但是也有不同的情况，例如，在1997～2005年期间，一个低水平区域在其相邻区域为低水平时，向上转移的概率为0.211，而当其相邻区域为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时，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0.184和0.200，向上转移的概率明显降低了。这些现象可以由比较这两个转移概率矩阵上呈现出来。

4.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状态转移的空间分布分析

根据以上计算的传统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和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运用GIS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可见：（1）在1997～2000年期间，全省有十八个县域综合得分发展类型向下转移，除肥城市、安丘市、青州市、微山县个别县市以外，其他县市均在临沂、德州、聊城、菏泽等地区；有十七个县市综合得分发展类型向上转移，有六个县市在东部发达地区，其他县市均在鲁西地区；全省大部分的县市综合得分发展类型不发生转移。西部传统落后地区的综合得分发展类型转移方向不定，经济发展还不稳定，而东部沿海传统发达地区的综合得分类型要么向上转移，要么不发生转移，经济发展比较稳定。这说明，东部发达地区依然保持在高水平发展状态，西部地区的发展方向还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东西部经济发展状态还存在差距。（2）在2001～2005年期间，全省综合得分发展类型向下转移的地区有所减少，而且在空间分布上也发生了变化，不过大多数依然位于西部落后地区；其发展类型向上转移的区域大多位于滨州、德州、临沂和菏泽等经济落后地区；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综合得分发展类型没有发生转移，依然保持原来发展状态。这说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存在有问题，发展转移状态还是不明确，而西部持续保持着高水平的发展状态，发展势头稳定，东西部的经济发展状态差距十分明显。（3）另外，从图上还可以明确的看出，在过去的九年里，无论在哪个时期，山东省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综合得分发展类型状态总体上不发生向下转移的现象，整体经济发展处于稳定状态。此外，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的转移，并不是仅仅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情况相关，由于区域在地理空间上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其状态如何发生转移与周围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状态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以上两图只是表示了山东省各个县域综合得分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没有考虑到周围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转移状况，无法反映出区域转移和周围相邻区域之间的联系。下面两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区域转移与相邻区域转移的关系。同时可以发现：那些区域自身和周围相邻区域同时发生向上转移或同时不发生转移的大多数分布在山东半岛沿海高水平发展地区，而在区域或其相邻区域中，出现一方或双方均发生向下转移的县域几乎全部分布于滨州、德州、临沂、聊城和菏泽的传统经济落后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类型转移的研究，需要考虑到其相邻区域的发展状态和区域的地理空间特征。这又进一步证实了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差距的现象。

5.结 论

本文以山东省108个城镇为研究单元，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出综合得分，基于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对山东省1997～2005年区域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取得了以下结论：（1）9年间，山东省区域经济演变过程中，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传统的西部落后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种差距表现的尤为显著。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还不稳定，东部半岛地区的经济发展平稳，有着明确的向上发展方向。（2）在山东省区域经济演变过程中，区域经济的发展状态转移在空间上不是孤立的，区域综合得分类型状态转移明显地受到其相邻区域发展状态的影响。一个区域，如果其相邻区域处于高水平发展状态，则其经济发展向上转移的概率会增大，而向下转移的概率会降到最小；反之，如果其相邻区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则其经济发展向上转移概率会有所减小，而向下转移的概率会明显的增大。（3）由于是对影响区域发展水平的多种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最后采用综合得分类型来建立空间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因此，山东省西部落后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且存在着社会发展水平等其他方面的差距，如:交通运输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水平、科技发展和教育水平等。

基金项目：建设部科技计划项目（2008-R2-11）。

参考文献：

［1］ 徐建华．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83-94.

篇10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138-02

引言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的高度关联性[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对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明确的实际指导意义。目前，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多侧重全国或全省的宏观尺度，对市域的研究较少。进入21世纪，中国城镇化进入快速的发展时期，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城市化速度、忽视了城市化速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使得城镇化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基于国际和河南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通过定量的比较方法，侧重从市域的空间尺度出发，分析河南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空间格局特征。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陈明星等提出的引入偏离程度的象限图分析方法[2~3]，该方法以多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为客观判断标准，能够对各地区的指标进行客观的比较分析，更直观的反映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增加地区类型的区分度。

具体数据处理方法如下：（1）选取2009年河南省多个地市的人均GDP（PCGDP）和城市化率（UBRAN）作为处理数据。（2）将两个指标数据进行z-score标准化处理，生成经济发展水平指标（ZPCGDP）和城市化水平指标（ZUBRAN）。标准化处理主要是由于数据单位不同，通过标准化处理来消除量纲的影响。

具体处理计算方法如下：z=（xi-x）/s

式中，i是样本观测值（1，2……n）；x为xi的平均值，x=xi /n

S为样本标准差，s=

（3）数据分析，经过处理后的数据ZPCGDP和ZUBRAN分别代表了其偏离PCGDP和ZUBRAN样本中心的程度。把ZPCGDP和ZUBRAN求差，当ZPCGDP-ZUBRAN=0时，表示两者偏离其样本中心的程度完全相同，即完全协调。当ZPCGDP-ZUBRAN>0时表示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反之，当ZPCGDP-ZUBRAN

ZUBRAN|>0.1为轻微偏离型，1>|ZPCGDP-ZUBRAN|≥0.5为中度偏离型，当|ZPCGDP-ZUBRAN|>1时，为严重偏离型。据此，把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划分为七个类型，即：城市化严重超前、城市化中度超前、城市化轻微超前、基本协调、城市化轻微滞后、城市化中度滞后、城市化严重滞后。

2.数据来源。本文旨在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市域间比较分析，主要数据指标为城市化指标和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城市化水平（URBAN）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的城市化率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per capita GDP以下简称PCGDP）来衡量，人均GDP是一个包含综合信息的指标，能表达出多个经济相关的维度信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均主要采用其作为衡量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产业结构、工资收入等信息，因为产业结构与工资收入与GDP之间存在关联关系[3]。另外，多国的数据比较方法在城市化水平研究中得到较为广泛的采用[3]。因此，本文采用世界多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数据作为比较研究数据，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样本选取采用2009年216个国家和地区数据，去除数据缺失的国家和地区，共有190个样本点。河南省的各地市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数据来源于《2010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共18个地市，最终样本数为208个。

二、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格局

1.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格局。2009年河南省GDP在全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排名中，排第十九位。河南省2009年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总体特征是：除郑州的GDP最高外，其他地市大致呈由东向西逐渐增加走势，与该时期城市化水平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其中，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人均GDP最高，达到44 231.35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济源次之为42 180.83元。全省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郑州市、济源市、三门峡市、焦作市、洛阳市、许昌市、鹤壁市、漯河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濮阳市、新乡市、南阳市、开封市、信阳市、商丘市、驻马店市、周口市。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

2.河南省城市化水平格局。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空间格局特征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基本一致，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达到37.7%，其中郑州高达63.41%，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城市化水平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郑州市、鹤壁市、济源市、焦作市、三门峡市、洛阳市、平顶山市、新乡市、开封市、许昌市、漯河市、安阳市、南阳市、濮阳市、信阳市、商丘市、驻马店市、周口市。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差异显著。

三、2009年河南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格局

1.各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类型划分。根据前述数据处理方法，对河南省地市的人均GDP和城市化率数据进行处理，根据计算结果和划分方法，把河南省18个地市分为五种类型（见图1），即城市化中度超前（I）、城市化轻微超前（II）、基本协调（III）、城市化轻微滞后（IV）、城市化中度滞后（V）。

I类区属于城市化中度超前地区，属于该区的只有郑州市，其城市化水平为63.41%，人均GDP为44 231.35元，是河南经济最发达、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

II类区属于城市化轻微超前类型，属于该区域的只有鹤壁市，其城市化水平为49.62%，人均GDP为25 369.96元。鹤壁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但总人口数较少，因此其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发展态势良好。

III类区属于基本协调类型，包括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其城市化率分别为 49.01%、46.95%、45.4%、44.17%。其人均GDP分别为42 180.83、31 356.15、31 586.92、31 170.19。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潜力较大。

IV类区属于城市化轻微滞后类型，包括新乡、平顶山、开封、安阳、漯河、许昌、南阳、濮阳、信阳、商丘。城市化率分别为40.96%、41.75%、39.58%、38.93%、39.25%、39.26%、36.63%、35.43%、34.09%、33.38%。人均GDP分别为17 992.17、23 080.59、16 564.91、21 578.38、23 777、26 226.61、16 997.38、18 855.28、13 780.48、12 779.49。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城市化水平落后。

V类区属于城市化中度滞后类型，包括周口、驻马店，其城市化率分别为29.49%、29.49%。人均GDP分别为10 648.65、11 708.35。还处于城市化起步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较低。

2.各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特征。根据上述分类结果，用ARCGIS软件绘制河南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空间分布图，其特征如下：大致呈由东向西逐渐变化，从城市化中度滞后型到城市化基本协调，城市化超前的城市郑州和鹤壁相对分散。

结论

河南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可划分为五个类型。城市化中度超前城市1个，郑州市；城市化轻微超前城市1个，鹤壁市；基本协调型4个，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城市化轻微滞后型10个，新乡、平顶山、开封、安阳、漯河、许昌、南阳、濮阳、信阳、商丘；城市化中度滞后型两个，周口市、驻马店市。

河南省在市域尺度上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关系上存在显著差异。既存在城市化中度超前的城市，又存在中度滞后的城市，部分属于基本协调，多数属于轻微滞后型。

河南省在市域尺度上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关系区域分布特征上，大致呈由东向西逐渐变化，从城市化中度滞后型到轻微滞后型，再到城市化基本协调，城市化超前的城市只有两个，并且相对分散。

上述研究，对河南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空间格局特征，为各地认识自身发展规律，因地制宜的推动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1] Handerson J V.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The so-what question.Journal ofEconomic Growth，2003，(1):4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