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6:57:01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走向趋势,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一、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思考
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可还是有很多居民买不起商品房.这是目前我国的一个现实问题。深入研究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已经明显脱离了宏观经济因素决定的基本面。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化本身存在成本难以定价的问题,再加上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在某些方面的冲突,房地产市场难以完全遵从价值规律,有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的。
二、对解决我国房市问题的思考
1、政府应该在房地产市场中发挥什么样的调节作用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政策干预一次,房价上涨一次”的现象?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得到解释。以提升利率为例,政府提高利率不但加大了开发商的财务费用,从而加大开发成本,而且这种政策加大了市场风险,使前景变得不明朗,开发商必然要求提高投资的风险溢价补偿。在供不应求的强大“资金池”面前,开发商自然而然地会提高房价。
2、构建第二个房地产市场,形成二元房地产市场体系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要使住有所居,这使我国发展廉租住房的政策得到明确,为政府调节房地产市场指明了方向。政府调节房地产的重点要放在建立隔离墙外的第二供给上。因此,未来几年,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将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有一个重点。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将形成一个市场主导型的商品房市场和政府配给式的商品房市场共同存在的二元市场体系。
三、今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
尽管“泡沫论”、“过热论”仍然不绝于耳,但是,从去年起人们预言的“房地产冬天”仍然没有到来,甚至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仍然顽强地攀升。那么,怎样认识保持房地产业持续增长的动力之源呢?
1、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近几年来,高经济增长率和良好的经济增长质量可以推动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也在一方面“激活”了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为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塑造了最广泛的消费群体。
2、体制与机制的市场化。国家住房制度的改革,把建房与购房一同推向市场,从而使住房成为自由流通的商品。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建房者成为自负盈亏的法人,购房者用货币去选择适应个人需求的商品。这种产权的明晰化、个体化,催生了当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而这个巨大并且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正是我国房地产业几年来持续火爆的载体。
尽管我国当前新一轮房地产市场有着良好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基础,并且这一轮尚处于非“泡沫”的良性增长过程,但是,市场规律证明:一个谁都能赚到钱,甚至获得暴利的行业肯定是危机四伏的。也许我们面对的市场恰恰是拐点前的最高峰,因为市场自我调控和释放风险的信号已经显现。
第一,商品房空置率增加,超过风险控制线。今年1~5月份,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增长幅度为8.2%,明显高于去年同期增长2.3%的水平。而美国商品房空置率约为7%,香港3%~4%。当空置率超过10%的时候,就已经是超警戒线运行了。
第二,房地产市场体温仍在升高,业外巨头抢滩房地产。2011年全国房地产到位资金达到7378亿元,比上年增长29.8%;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型家电行业巨头以及一批上市公司也争相跻身房地产。在这种一面是商品房空置率扩张,一面是新开工楼盘大幅增长的氛围中,新企业持巨资再度猛烈加入,势必加剧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因此,国家及地方性的调控还有待加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房地产业的经济效益,促进房地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房产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房产市场能引导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改善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的居住水平。
参考文献:
1、成思危主编. 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目标模式与实施难点[M]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 340 ―347.
2、罗平,何素芳,牛慧恩. 城市住宅市场价格系统动力学模型实证研究[J]. 人文地理,2001,(2): 57-61.
3、李战军,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评析,现代经济探讨,2008(9)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经国家统计局审定,前三季度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7536.5亿元,同比增长12.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551.9亿元,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9313.7亿元,增长15.9%;第三产业增加值5670.9亿元,增长11.3%。经济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1个百分点,继续保持追赶跨越的较快发展势头。
从生产看,农业生产稳定,工业增长较快,服务业加快发展,产业支撑作用较强
农业方面: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2551.9亿元,同比增长4.5%。小春粮食增产1.8%,大春粮食作物再获丰收,产量有望继续保持增产。油菜籽产量增长3.1%,连续11年增产。蔬菜、水果、茶叶、水产品、畜产品等均保持稳定增长。
工业方面:今年以来,受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影响,全省工业增速继续放缓,但在新建企业及重点支柱行业的拉动作用下,规上工业在高基数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1%,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1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增长15.4%,连续五个月保持小幅回升。
主要特点:
新建企业拉动作用较强。前三季度,全省新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47户,实现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8%,拉动规上工业增长3.3个百分点。
重点支柱行业增长较快。41个行业大类中38个行业增加值增长,14个行业增幅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0.5%,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8.4%,两个行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10.6%,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2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和医药制造业等5个行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20.8%,同比增长17.4%,拉动规上工业增长3.5个百分点;纺织、服装制造、家具制造等3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增长21.6%,矿石采选业增加值增长16.1%,拉动规上工业增长3.3个百分点。
产销衔接较好。前三季度,重点监测的130种重点产品有80种产量增长,其中原煤产量增长3.5%,发电量增长7.6%,铁矿石增长22.8%,磷矿石增长32.1%,白酒增长18.1%,化学原料药增长22.5%,汽车增长133.8%,电子计算机整机增长93.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货值1354.1亿元,同比增长38.7%;工业产品销售率达97.9%,比上半年提高0.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服务业方面:在交通、旅游、金融等行业增幅回升的带动下,服务业发展继续加快。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1.3%,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增加值761.9亿元,增长22.6%。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前三季度实现旅游总收入2521.8亿元,增长33.1%,增速比上半年提高1.7个百分点。
从生产看,农业生产稳定,工业增长较快,服务业加快发展,产业支撑作用较强
农业方面: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2551.9亿元,同比增长4.5%。小春粮食增产1.8%,大春粮食作物再获丰收,产量有望继续保持增产。油菜籽产量增长3.1%,连续11年增产。蔬菜、水果、茶叶、水产品、畜产品等均保持稳定增长。
工业方面:今年以来,受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影响,全省工业增速继续放缓,但在新建企业及重点支柱行业的拉动作用下,规上工业在高基数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1%,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1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增长15.4%,连续五个月保持小幅回升。
主要特点:
新建企业拉动作用较强。前三季度,全省新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47户,实现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8%,拉动规上工业增长3.3个百分点。
重点支柱行业增长较快。41个行业大类中38个行业增加值增长,14个行业增幅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0.5%,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8.4%,两个行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10.6%,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2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和医药制造业等5个行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20.8%,同比增长17.4%,拉动规上工业增长3.5个百分点;纺织、服装制造、家具制造等3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增长21.6%,矿石采选业增加值增长16.1%,拉动规上工业增长3.3个百分点。
产销衔接较好。前三季度,重点监测的130种重点产品有80种产量增长,其中原煤产量增长3.5%,发电量增长7.6%,铁矿石增长22.8%,磷矿石增长32.1%,白酒增长18.1%,化学原料药增长22.5%,汽车增长133.8%,电子计算机整机增长93.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货值1354.1亿元,同比增长38.7%;工业产品销售率达97.9%,比上半年提高0.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服务业方面:在交通、旅游、金融等行业增幅回升的带动下,服务业发展继续加快。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1.3%,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增加值761.9亿元,增长22.6%。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前三季度实现旅游总收入2521.8亿元,增长33.1%,增速比上半年提高1.7个百分点。
从质量看,财政增收,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工业效益良好,运行质量稳步提升
财政继续增收。前三季度,地方公共财政收入1766.3亿元,同比增长16.0%。地方公共财政支出3520.8亿元,同比增长22.8%,其中民生支出增长较快,教育支出增长39.4%,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7.6%。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09元,增长14.0%,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快1个百分点。受主要农产品产量增加、价格上涨以及农民工工资水平提高的共同影响,农民人均现金收入6216元,增长16.3%,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快0.9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效益良好。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1%的大环境下,四川规上工业利润继续保持增长。1~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突破千亿元,达1065.6亿元,同比增长8.1%,增幅居全国第三位。其中,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等行业利润实现了30%以上的高速增长。
从运行环境看,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规模继续扩大,物价涨幅继续回落,金融平稳运行,运行环境稳中较好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规模继续扩大。受新增企业增多、生产发展较快等因素影响,全省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加。截止9月末,城镇新增就业72.5万人,同比增长20.4%,失业人员再就业23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7.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
截止9月末,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623.9万人,比去年末增加83.4万人。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379.9万人,比去年末增加865.5万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338.1万人,比去年末增加83.3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561.3万人,比去年末增加16.7万人。
物价涨幅继续回落。今年以来,受食品类价格涨幅回落、翘尾影响逐步减弱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继续回落。前三季度,CPI同比上涨2.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3.1个百分点。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价格“六涨二跌”,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4.6%,衣着类价格上涨10.9%。
受能源、纺织等商品价格持续回落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连续5个月下跌,且降幅继续扩大。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0.8%,降幅比1~8月扩大0.4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IPI)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半年回落1.6个百分点。
金融运行平稳。9月末,全社会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9919.9亿元,同比增长19.4%,增速比6月末提高2.7个百分。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8987.0亿元,增长20.6%。全社会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4932.5亿元,同比增长17.0%,比6月末提高0.6个百分。
经济运行中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今年以来,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宏观环境下,全省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增势持续放缓,经济运行中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压力加大、部分行业效益大幅下降,农民增收难度增大等问题值得予以重点关注。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压力加大。今年以来,受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影响,工业品市场需求持续减弱,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跌1.5%,31个省(市、区)中绝大多数省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均呈现不同程度同比回落。四川PPI自5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下跌,其中5月下跌0.6%、6月下跌1.6%、7月下跌2.5%、8月下跌3.5%、9月下跌3.9%。市场需求不足导致生产增幅回落,亏损企业增多,经济效益下滑。同时,作为工业生产先行指标的工业投资增速放缓,前三季度工业投资增长17.4%,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2.9个百分点。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17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5-043-03
一、我国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率的逻辑推导
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何种阶段,国内学者研究颇多。刘迎秋(2002)得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20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将处于“次高增长阶段”的观点。陈佳贵和黄群慧(2009)得出2005年以后我国整体的工业化进程步入中期后半段的结论。刘迎秋(2009)指出未来10―15年我国经济发展将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后半段向工业现代化迅速过渡的国民经济较高增长阶段的结论。借助钱纳里标准模式,本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向发达经济的初级阶段过渡这一阶段。
确定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的均衡目标增长率是关乎我国经济能否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运用消除趋势法、增长率推算法和生产函数法,得出1978―2002年我国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估算为9.56%,并认为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波动的轴心。刘树成等(2005)运用H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和菲利普斯曲线法也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估算,得出“未来5―8年的中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把握在9%,适度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的区间”的结论。沈利生(1999)借鉴克莱因使用的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分析法,通过一定程度的调整和变通,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其变动趋势做出估计,得出1999―201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1%的结论。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高位运行且波动较小,一般不超过1个百分点。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偏冷、国民就业和福利蒙受较大损失;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10%,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资源供给紧张,国民福利也会遭受损害。因此,把9%作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如10―15年)国民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率的轴心符合我国实际,把9%±1%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的目标区间,±1%作为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正常波动范围。
二、与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相适应的适度通货膨胀区间
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市场交易过程反映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也反映出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一旦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供求关系的矛盾就会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如果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供给总量不能满足实体经济交易活动总量和结构的需求,不仅无法实现实体经济的交易关系,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的供求关系本身也会发生断裂,或者表现为通货膨胀,或者表现为通货紧缩。
图①。通过对图1的观察,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在曲线BA段区间,曲线斜率较大,通货膨胀率变动较小,而此间经济增幅很大。这表明国民福利的改进程度大于通货膨胀带来的国民损失,存在国民福利的帕累托改进。第二,在曲线的B点左侧和AC段区间,曲线斜率较小,通货膨胀率变动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此间国民福利的改进小于国民福利的损失。第三,在C点之后,曲线斜率为负数,这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国民福利会因此而损失越来越严重。从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改进的角度看,曲线AB区间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政府实施宏观管理和调控的重要目标区间。因为在该区间内,经济增长的通货膨胀代价最小、国民福利改进的程度最大。
由此,我们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来确定上图所示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一般度量通货膨胀率有3个指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为了更加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充分反映同期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以及服务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来代表通货膨胀率,它是用当年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与用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之差得出。为此,我们构建如下理论模型:
GDP-GDP-1=C+GDPD+GDPDe+(t) (1)
其中,GDP代表GDP增长率,GDP-1代表滞后1期的GDP,GDP-GDP-1表示通货膨胀变动导致的GDP增长率的波动,用GDP表示;GDPD代表同期通货膨胀率,GDPDe为同期内预期的GDPD;(t)为随机误差项,代表影响GDP增长率波动的其他因子。
在现实经济中,当期通货膨胀常常是前期通货膨胀的延续,民众对通货膨胀预期是很合理的。假定民众对通货膨胀预期是稳定的,那么本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常常是上期已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即GDPDe=GDPD-1。由此,(1)式可以变换为:
GDP=C+GDPD+GDPD-1+(t)(2)
选取1978―2008年度数据为处理对象,为消除价格波动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对GDP进行指数平滑调整。所有数据来自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借助计量软件Eviews5.0,对1978―2008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做WLS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GDP=0.8198+0.1030GDPD-0.2561GDPD-1(3)
(18.9205)(5.6220) (-13.4455)
该模型各项回归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总体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平稳,即GDP=GDP-1时,且无加速通货膨胀预期实现,即GDPD=GDPD-1时,通过公式(3)可以算出一个GDP平减指数阈值GDPD',大约为5.4%。这个值大致对应图1的A点。介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按照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操作应当留有必要余地的原则,把6%作为我国未来一个较长时期适度通货膨胀的控制上限,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
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图1中B点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即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常理上我们认为零通货膨胀率作为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可能是合适的,但实际上零通货膨胀率在经济运行中并非合理。首先,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难免引发通货紧缩;其次,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导致名义利率过低,使经济在衰退期的货币政策失灵;最后,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导致经济衰退期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国外已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伯南克等(1999)通过总结德国、瑞士、瑞典、西班牙、英联邦、加拿大、奥地利、新西兰和伊朗等国家的实际经验,得出这些国家的一般通货膨胀率目标是1%―3%的结论。不同国家由于经济构成、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因而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应该与本国经济运行的实际相关。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年通货膨胀率接近或明显低于2%的年份,我国经济运行波动幅度较大,有些年份甚至陷入经济衰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3%作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符合我国实际。
综合分析,我们得到了一个3%―6%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也就是说,该区间是与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目标9%相适应的通货膨胀区间。
三、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与经济稳定增长
经济增长离不开货币的稳定供给。学术界经常用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指标来分析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货币供给及其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但目前很少有学者研究货币供给及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其实,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就提出了“货币供给增长倍数”,这对研究货币供给及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关系十分重要。
“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由费雪方程推导得出的:
M+V=P+Y (4)
对公式(4)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对时间t求导:
m+v=p+y(5)
得出货币供给增长率是:
m=(p+y)-v (6)
“货币供给增长倍数”也就相应为:
mx/y=p/y+y/y-v/y (7)
式中,M为货币供给,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Y为产出;小写字母分别代表相应指标的增长率,下标x代表货币供给类别,mx/y就是“货币供给增长倍数”。
现阶段,我国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0、M1和M2三个层次:M0代表流通中的现金;M1是M0和活期存款之和;M2是M1与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和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的总和。M1是狭义货币量,M2是广义货币量,M2-M1是准货币。
我们常用M1/M2来衡量货币供给的流动性。这对关于在不同经济增长率下选取哪一种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有着重要意义。M1/M2代表狭义货币供给相对于广义货币供给的比重。当M1/M2的比值趋于增大,即现实用于购买和支付的货币在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比例上升,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增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这表明人们的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增强,经济有趋热的倾向;反之,当M1/M2的比值趋于减小,即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准货币比重上升,货币供给量的流动性减弱,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这表明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信心减弱,经济有趋冷的倾向。
借鉴刘迎秋(2009)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出1978―2008年中国适度的货币供给增长倍数区间(见下表1):
从表1可知,要保证我国经济在未来稳定持续运行,即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的均衡目标增长率时,m1的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1.892,可以得出最优供给增长率为17.0%;m2的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2.177,可以得出m2的最优供给增长率为19.6%。
四、政策涵义
从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与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得出:只要经济增长率处于9%这一均衡稳定目标时,即宏观经济实现均衡稳定增长时,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低于或明显低于3%时,此时需要更多的借助政府宏观政策的实施,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高于或明显高于6%时,此时需要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力度,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发展水平;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大体处于3%―6%时,就可以初步认定此间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良好,无需对宏观运行过程实施更多的外部干预,可通过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实现国民经济的更快增长和更大发展。
通过判断M1/M2比值的变化,对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即经济运行总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选取哪一种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折射出M1和M2的宏观景气循环政策信号效应存在差异。大量经验表明,M1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大都是经济波动幅度趋于扩大和景气循环趋于高涨的年份。对应表1的情况,就是当GDP年均增长率为10.0%的情况。这时,应该选择逆向的宏观调控方式,即应更多的用M2的增长倍数来评估当期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高低和总量的多少。此时的货币政策从操作上讲就是要保证M2的增长率是当期GDP增长率的2.059倍。而M2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大都是经济波动幅度趋于收敛和景气循环趋于衰退或者经济景气循环仍未走出低谷的年份。对应表1的情况,就是当GDP年均增长率为8.0%的情况。同上,应该选择逆向的宏观调控方式,即应更多的用M1的增长倍数来评估当期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高低和总量的多少。此时的货币政策从操作上讲就是要保证M1的增长率是当期GDP增长率的2.004倍。
总体来讲,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因素有很多。但从逻辑层面来讲,只有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与我国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相适应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和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才可以更好地指导宏观政策的科学选择和有效实施,保证我国经济长期较快增长和持续健康发展。(责任编辑:云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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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迎秋.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 陈家贵等.中国工业化报告(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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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J].经济研究,2005,(11):10-21.
[6] 沈利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估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12):3-6.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论中国经济高速健康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J].经济研究,1995,(01):11-19.
王 昊 江苏南京市秦淮区进修学校信息技术教研员
丁 焱 江苏南京市马府街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教龄19年
潘 艳 江苏南京市石鼓路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教龄15年
全艳珠 江苏南京市石鼓路小学美术老师、教龄3年
苏 娟 江苏南京市石鼓路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教龄7年
徐 婷 江苏南京市夫子庙小学信息技术老师、班主任、教龄10年
邹 翎 江苏南京市瑞金路小学信息技术老师、教龄19年
记 者:之前,已经有媒体对3D打印在南京基础教育领域的相关实践活动做了一些报道。这里还是请王昊老师简单介绍一下秦淮区校园3D研究社团。
王 昊:秦淮区3D研究社团成立于2013年11月。目前成员30人。可以看出,我们的成员以秦淮区信息技术教师为主体,年龄在25~35岁之间。我们的老师均为利用课余时间自发报名参与研究。热情、有想法、想做事是这个群体的特点。
“秦淮校园3D研究社团”以工作、教学、研究为中心,以走进课堂为宗旨。研究之初,我们有“3D打印数字坊”、“思维间秦淮校园3D”这样的名称。后来确定为“秦淮区3D研究社团”。我们是这么考虑的,这个社团的功能不能局限在时间、空间、加工车间以及功能符号的含义,我们要结合教育、结合学生的课堂,集行政工作、教育教学及科研于一体。
记 者:我知道“秦淮校园3D研究社团”是全市普教系统最早开展3D项目教学研究的教师群体。社团从最初的成立到现在初具规模,成为南京3D打印教育应用的先锋,这个过程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丁 焱:作为信息技术老师,在多年的教学中有一个现象始终困扰我们:孩子的想法创意无法实现。另一个现象就是现行的信息技术课与时代科技发展的脱节。在2013年,王昊老师找到我,说有这么一个3D打印技术,希望我和他做些研究与尝试,看能否以此来解决目前信息技术教学的主要困惑。我有多年的航模经验,王昊老师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优势,也是资源。
通过原白下区进修学校出面,我们向企业借用一台3D打印机试用研究。拿到3D打印机后,我俩就只会开机关机。然后,我就在网上寻找相关3D打印教程和建模教程。因为多年从事信息技术教学工作,对于各类应用软件,我上手是较快的。一周后,我们打印出了第一个3D模型——小汽车。可以说这个小汽车的产生是标志性的起步,可以作为社团的第一阶段。
我们尝到了甜头,发现3D打印也不是很高深的技术,于是我们就有了信心,由王昊老师牵头,带动一部分自愿在课余时间参与研究的老师,定期培训,一起学习。我们还聘请了3D 南航大协作交流部技术顾问杨工作为客座讲师。成员有了,我们就希望这个团体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秦淮区校园3D研究社团”名字的确定可以算是第二个阶段。
经过培训学习,我们就把3D打印的发展转向课堂,这便是第三阶段。以马府街小学 3D公开研究课为标志,3D打印正式推进课堂。研究课得到了老师们的赞许和鼓励,于是第三阶段很快步入第四阶段。老师利用每周的信息技术课(1节)和学生社团开展3D打印研究活动,这个课程已被列为学校的常规课。在第四阶段,课堂上学生创造的作品丰富奇特,受到广为宣传,更是引来了诸多媒体的关注。CCTV、中国教育电视台、江苏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进行课程的采访报道。媒体助力我们社团的生存,是第五阶段。可以说,经过这五个阶段,以马府街小学为代表的秦淮区校园3D研究社团已经小有名气。
青奥会这次在南京举办,我们社团抓住了这个契机,加入到青奥文化小屋的展示中,为青奥活动增加亮点,让3D打印技术在教育界大放光彩。
记 者:丁老师描述了社团的发展进程,作为一线基础教育工作者,将3D带入课堂,将会成为我们社团今后研究的重点。我想知道在真实的课堂中,上课的情形怎样呢?学生对这个新事物的反应如何?
苏 娟:我们的学生太喜欢这个3D打印机了。我利用日常的信息技术课给学生培训。我们上课的对象是四、五、六三个年级的学生。以前,我们用熟知的Logo、Scratch 让学生建模。这其中还要设计编程。有了这个3D打印机,我们将知识化繁为简了,这点很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他们只需要用最简单的画图软件,描绘出希望的事物模型,就能通过3D打印机实现。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都有成就感,这在以往的信息技术课上是做不到的。哪怕学生设想得不够好,绘制得也不出色,但是3D打印总能将他们的作品付诸实物呈现,这就给了学生很大的认同与激励。
徐 婷:的确如此,这个现象在我们学校也是一样。所见即所得,兴趣与成就相互作用。我们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刚开始不认同3D打印,可是当他的第一个成品出来后,哪怕是最丑的“小板凳”,毕竟也打印出来了,这就有了成就感。这样的成就感点燃了他们的兴趣,形成良性循环。
邹 翎:我也补充一点。我认为,如同两位老师所反映的真实课堂现象,3D打印能出成品。刚才说了,不管学生设计出怎样层次的作品,3D打印机总能以有形方式呈现。这恰恰说明它具有检验功能,而且这个检验是相当客观的,只要能打印,说明你的设计环节是正确的,如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精确了解应该有的步骤,这是对自我学习的检查。这点在常规信息技术学科乃至其他学科都很难做到。过程可以检验,弥补了我们不能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的不足。学生自己检查是哪一个环节设计错了,是不是这个圆柱没有封闭,还是那个长三角的高度忘记设置了,诸如此类。
记 者:三位信息技术老师从各自的课堂角度给我们呈现了多节3D打印课的场景,特别是徐婷老师声情并茂的描述,能感受到这个课程的开设弥补了以往学生在信息技术课堂进行实物设计的缺陷,它可以将无形以有形的形式验证。在基础教育中,还有别的学科,3D打印在其他学科上有运用吗?效果如何呢?
全艳珠:我是一名美术老师,在我们石鼓路小学,从1984年开始,版画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有了3D打印,我们原本耗时的版画过程变得可修改、可调节,这就简化了工作。3D打印更可以发挥学生神奇的想象力,以前的遗憾是他们的想法太奇妙,没有工具可以实现。现在,版画已经成为学生想象力的展示平台。
苏 娟:除了3D版画,我们学校有英语老师在课堂运用3D打印机拼出多种字母组合;数学课堂上,打印各类圆柱等几何体模型。
王 昊:对,在学科整合上,能运用到3D打印的地方有很多,尤其是对于老师的备课及课堂展示。比如,语文教学中的《赵州桥》一课,小学生一般通过图片或视频来了解赵州桥的结构。3D 打印技术的出现,可以很方便地打印出赵州桥的模型,学生就可以很直观地观察、欣赏赵州桥的整体及各个部分的构成。课文中关于赵州桥具有泄洪能力的教学难点,学生通过观察模型桥梁以及做实验的方法就突破了。数学学科也是如此,就如苏娟老师描述的那样,现在有了 3D 打印技术,教师可以很方便地给学生打印出所需的几何体,根据需要实际切割或做其他的变化,这样的教学真是事半功倍。在中学的物理课上,教师可以打印出实物,让学生反复训练电路的连接。中学化学的分子模型构造,完全可以按比例把这些微观的结构放大并呈现出来,变微观为宏观。这对于初中学生的学习非常有帮助,学习的难点一下子就突破了。生物、地理学科更是如此。
记 者:王老师这么一说,我们的思路立刻被打开了,我想继续延伸下去,一定还会挖掘3D打印的更多应用。从一开始的3D打印社团的发展历程到课堂应用的再现,无论是建模还是课堂教学,我们感受到课堂中的浓烈学习气氛,多彩出奇的想象力,那么对于学生,这样的创意能否延伸到课堂外的生活呢?
徐 婷:我除了担任信息技术老师,还是五年级的班主任。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学生在接触3D打印后发生的改变。比如,我们班的李子昂,他是市优少,这个学生生活面很广,自从他接触到3D打印,就被吸引了。因为想将自己的奇思妙想变成现实,他就要自己努力,于是自己学会收集资料,学会在发现问题后找途径解决。而我自己也一样,现在我已经习惯遇到问题,先在网络中搜索问题的解决方法。以前最头疼的动手组装设备之类的事情,现在我也能轻松应对。
一、利用实物展台,展示预习成果
我市重视教育,积极推进信息化教育工作,我校更是积极响应,更新各种辅助教学的硬件、软件,各班安装了多媒体教学的全套设备。其中,实物展台的安装方便教师将讲义、实物、资料等展示给学生看。这节课前,我编写了导学案,梳理、整合本课的基础知识,设置了课前预习部分。课堂中我用实物展台展示学生的预习成果,利用投影,由学生边讲解,边展示,起到检查预习情况和训练学生的表述能力的双重效果。这种方式和传统的口头回答方式相比,更直观形象地突出历史专有名词的书写,提高课堂的实效性。
二、采用微课教学,转换教学模式,突破本课重难点
微课,指按照新课程标准及教学时间要求,以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对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教与学活动的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机组合。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微课教学主题突出,针对性强,时间短,内容精。它方便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随时随地观看学习,有利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反复观看,方便家长随时辅导孩子,教师无论是自己制作微课还是观看他人的微课,都能促进专业成长。本节课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是两大军事集团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形成。这部分内容课本只有一幅地图和简单的文字介绍,仅凭借这些材料学生很难掌握这一知识点。对此,我制作了《一战前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微视频,视频时长3 分钟30 秒。视频由两大集团形成的背景,各国走向结合的出发点,两大集团的核心矛盾,两大集团形成对世界形势产生的影响四方面组成,展示了相关地图、形成过程动画示意图,并设置了三个问题:1.两大军事集团的名称及其成员。2.这些国家走向结盟的根本出发点是什么?3.分析这两大军事集团的性质。学生观看后回答的结果显示了这种教学方法的优势:它形式新颖,内容精炼、直观,符合初中生的心理特点,学生乐于接受。本节课,通过微课教学,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顺利突破了本课的难点。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微课教学模式的推广,微视频也成为历史课堂信息技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得到教师的喜爱,成为公开课的必备法宝。但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节课的微视频切记过多,尤其忌讳整节课用微视频堆砌,一个接一个,教师的主导地位全无,学生只是疲于观看。其次,对微视频进行有效性的选择。网络时代,各种资源繁杂,适合课程,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才是有效的。
三、使用点名器,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
与初一、初二学生相比,初三学生较为沉稳,愿意自动举手展示自己的学生更少,到初三学生分化的情况比较明显,学习比较困难的学生逐渐失去学习的热情。如何适当地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点名器可以有效地达到这一效果。同时,这种随机点名的方式也能间接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此外,从心理学角度看,点名器的使用可以让学生松懈的状态转变成兴奋状态,将更多学生的专注力吸引至课堂中,从而提高学习效率。所以,点名器使用的契机和次数也应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使用,切忌使用过于频繁。
总的判断是:我国正处于走向服务业主导的历史节点,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关键是“十三五”在走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
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与突出挑战
“十三五”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是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背景下的现实性选择、战略性选择和主动性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客观把握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
一是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第一,“十三五”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交汇点。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成为世界工厂,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未来几年,如果加工制造为主的格局不改变,势必在多方面处于被动的状态。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第二,“十三五”我国将进入“互联网+”的新时代。依托新信息技术,“互联网+”将带动我国工业信息化的新突破。第三,“十三五”我国将开启一场以智能化为重点实现制造业的革命。预计未来几年以高铁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将会取得重大突破。
二是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第一,我国城镇化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未来5~10年名义城镇化率仍会以年均1%~1.2%的速度推进,到“十三五”末期名义城镇化率有望提高到60%左右。第二,“十三五”是我国形成人口城镇化新格局的关键时期。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与2012年世界平均52%的人口城镇化率水平有较大差距。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未来6年人口城镇化率有望以年均2%~3%的速度推进,到2020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左右。第三,“十三五”有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性突破。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看,城乡一体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未来几年城乡一体化在制度与政策层面有望实现重大突破。
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第一,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新阶段,城乡居民的吃饭穿衣等生存型消费需求基本解决,而与人自身发展相关的健康、教育、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支出开始全面快速增长。第二,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以信息消费为例,近年来我国信息消费规模以每年20%~30%速度快速发展。估计“十三五”新型消费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25%的水平。第三,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这是消费结构升级最为突出的特点。我国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接近40%,预计到2020年服务型消费占比将提高到45%,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可能达到50%以上。农村居民总体上正处于由日用消费品为主向耐用消费品为主转变的阶段。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十三五”我国将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
“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创新不足。创新不足仍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突出矛盾。比如,我国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l生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5%,而发达国家德国生产l生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在70%左右,占GDP的比重在30%~40%。
二是产业结构与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突出表现在服务业比重偏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占比明显提高是一个基本趋势。2014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8.4%,2015年第一季度达到51.6%,这是个历史新高。但仍然远低于2000年发达国家70.1%的平均水平;与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2013年69.3%)、俄罗斯(60.3%)、印度(57%)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三是改革尚未实现重大突破。第一,服务业市场开放度不够。服务供给不适应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在于服务业市场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以教育为例,教育体制“考试型、封闭式、行政化”的特点十分突出,不仅有违教育发展规律,而且也很难满足全社会的教育需求。第二,结构性矛盾还相当突出。目前我国财税结构、金融结构、教育结构同经济转型大趋势不相适应矛盾日益突出,“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的要求明显增强。第三,在某些方面制度化、法治化环境尚未有效形成。比如,尽管这些年法治政府建设有明显进展,但还面临相当艰巨的任务,需要加快推进。
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牵动影响转型发展全局
“十三五”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形成服务业主导新格局的需求明显加大。一是工业转型升级对现代服务业的依赖全面增强。第一,创新对生产业的依赖性增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生产业的作用并不大。进入工业化中期,尤其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生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第二,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互联网发展的依赖性增强。“互联网+”时代,离开信息化,离开“互联网+”,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比较困难,形成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头戏和突出优势就比较困难。第三,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对服务型经济的依赖性增强。企业的产品创新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苹果之所以能够打败诺基亚,关键在于苹果的服务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只有包括服务模式在内的商业模式变革能够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趋势,企业才能在新阶段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二是人口城镇化对眼务业发展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全社会对城镇化的需求和期望发生历史性变化,尤其是对城镇化的就业、居住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十三五”时期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意味着近4亿农业转移人口将要进城,这带来巨大的教育、医疗等需求,并为生活业释放巨大的市场空间。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对现代服务业需求明显增强。以教育为例,2014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30万左右,同比增长16%。中国在美留学生占了全部国际学生的31%,2014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约220亿美元。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客观上要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服务的有效供给。
走向消费主导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转变投资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走向消费主导,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保持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从我国的实践看,只有消费主导取得实质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题。
走向消费主导决定我国中长期的增长前景。未来10年,尽管国际市场有可能继续动荡与萎缩,我国自身并不缺乏新的增长点,经济仍将处于增长的上升通道。但关键在于有效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从短期看,投资是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但从中长期看,投资必须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真正的增长动力。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使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40%以下的正常水平,未来10~20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
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实现消费公平。消费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所有的不公平,包括收入差距扩大等,综合地体现为消费的不公平,即一部分人没有能力享受发展成果。共同富裕,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缩小消费水平差距,实现消费公平。
如何判断走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机遇
我国地理空间大,人口基数大,制度改进的空间大。任何一项结构性调整和增量式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都足以产生巨大的消费规模,为走向消费主导提供最为重要的历史机遇。
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进,从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按这个趋势下去,城市化率在未来5~10年至少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根据中央部署,到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将明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
社会消费正处于释放的历史拐点。过去几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十一五”年均增长18.1%,远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从发展趋势看,未来5~10年社会消费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消费需求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如何确立走向消费主导的目标
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涉及到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安排。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实现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
2015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未来5年,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5%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未来10年,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未来5年最为关键,需要取得实质性突破。从现实情况看,“十二五”时期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消费主导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关键五年。需要尽快形成统一认识,在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上取得突破。只要在“十二五”期间有效地跃过消费主导的历史拐点,经济社会发展就将跨入一个新的平台。
消费主导对经济转型提出哪些现实需求
推进消费主导的城市化。重点是打破现行行政体制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摒除行政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化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进,形成新时期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在具体发展路径上,走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路子,并且充分发挥城市作为服务业载体的作用,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2011年,我国仍有2.5亿的农民工并未完全实现市民化,突出表现在户籍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二元化上。当前,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财政也有能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实现政策和体制的突破,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后,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仍然主要配置在市场竞争领域,既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又加大了投资过热;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为目标重新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一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争取在未来5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消费主导对社会转型提出哪些现实需求
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十一五”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但福利水平仍然较低,“低福利”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十二五”如果能够在惠及13亿人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居民消费率有望提高10~15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
以民富优先为目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所在,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破题共同富裕,都要求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这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没有突破。当前已经到了下决心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时候。建议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重点,年内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
加快消费型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的重点。与生产型社会的社会管理不同,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要适应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把反映各方需求、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作为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方法,为走向消费型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走向消费主导的关键是不是政府转型
走向消费主导关键是政府发展理念要从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加快由增长主义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绕开“增长主义陷阱”。
实现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当前关键是要防止在市场危机时期采取政府干预政策常态化,甚至把政府主导固化为“中国模式”;需要着力强化政府的中长期经济战略职能、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实现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由管短期向管中长期、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由管审批向管监管的转变,从制度上保障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中央地方关系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总量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做大经济总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引导了地方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上,不仅容易引发投资膨胀,而且很难适应新阶段发展型社会需求的变化趋势。走向消费主导,重要的是从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需求出发,尽快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规范中央地方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仅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而且为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有助于我们切实推进当代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统一。党的十六大报告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出发对党的建设和中国发展问题作出重要阐述,实际上也相应地提出了一个如何从时空上把握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那么,当代中国发展的时空特性是什么呢?同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它既包含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内容,也包含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内容。换句话说,在当代中国,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本来属于不同时代的东西实际上是被聚集和压缩到了21世纪初这同一时空之中,当代中国的发展结构由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变成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三元结构。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分析,所谓当代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把这三者纳入到一个可以相互协调、取长补短的关系结构之中,从而在此基础上去凸现当代中国所特有的时空资源,去建构当代中国所特有的时空优势和发展前景。
第二,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平衡性与非平衡性的统一。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发展上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中国的发展表现出来的不是在各种发展要素和条件同时到位之后的同步协调发展景象,相反,往往是某一方面、某一要素、某一地区的率先突破(如经济和科技发展先行,或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或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成长起来等),继而带动其他要素和地区发展这样一种非平衡的发展景象。应当说,正是这样一种非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进程;二是,长期的非平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及其后果,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改变,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不同群体、地区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构成了阻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成了引导和推动中国的发展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从不协调走向协调,最终实现相对平衡和协调的强大动力。
第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应当说,强调中国的发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化发展一般趋势与中国特色的统一,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来看,如何才能处理好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却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很多矛盾和冲突实际上也正是来源于此。比如说,把握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推动中国更加开放地走向世界,就意味着接轨国际惯例或者说接受普遍性的东西,但是如果放弃了特殊性或者说中国特色,导致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受损,那么这种普遍化的过程就走向了反面;反过来说,解决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和就业压力,推动中国的发展能够走向更加充分地体现社会公平,就意味着要在产业布局上更加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如果放弃了普遍性或者说错失了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导致国家和民族在发展上的竞争力下降,那么这种特殊化的过程也同样可能是走向反面。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走出绝对普遍主义和绝对特殊主义的偏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体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要求。
从现实来看,当代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呈现出市场化、契约化、多元化、利益化、法制化的倾向;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当代中国劳动关系则又具有源起的强接续性、性质的准契约性、主体的类公民性、运行的显自协性、规范的弱制度性、走向的趋功能性特征。不管理从概念上如何表述,转轨时期中国企业的劳动关系除了契约化、市场化、法制化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一般特征外,而以下几方面的特征则更具时代性:
1.经济利益仍然是劳动关系的核心
转轨时期经济利益仍然是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劳动关系形成和调节的杠杆,而工资报酬又是企业劳动关系中经济利益的最直接体现。通过对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调查分析,企业员工工资报酬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资总体水平偏低,相对于近年来物价的上涨,工资水平提高的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对于农民工,实际收入在近几年甚至有所下降。二是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及企业内部薪酬水平差距逐渐加大,有些收入差距没有合理的依据,引起广大员工不满。三是工资分配公平失衡,不少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缺乏先进理念指导,缺乏长远战略眼光,违背了分配的公平原则。从转轨时期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事实证明,经济利益是引发劳动争议的首要问题,是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焦点和核心问题。
2.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力量失衡
转轨时期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的被动地位,企业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力量失衡,劳动者的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没有达到所导致。从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来看,劳动力买方市场导致劳动者缺少谈判能力,资方在劳动力市场占有相对优势地位。由于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口禀赋的特殊性,导致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特别是在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很强的情况下,资方有绝对的谈判优势。通过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分析,可以发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一技之长、文化素质较低的那部分劳动者在与资本结合的过程中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资本抗衡的力量。此外,严峻的就业形势降低了就业者的期望,也增加了用人方的砝码,即使面对用人方的无理要求,劳动者往往只能被动接受。
3.劳动关系存在某些制度障碍
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存在多方面的制度障碍,这既有外部环境因素,也有内部管理问题;既有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也有改革深化产生的新问题。通过对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调查分析,劳动关系存在的制度障碍主要有:一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起步较晚,无论是在机制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很不完善。二是相关法律政策不健全。在社会保险制度方面,虽然我国社会保险各险种在“十一五”期间覆盖面逐渐扩大,但总体而言覆盖率还很低,特别是对于农村人口,社会保险更是一个陌生概念。多数地区无法实现外来务工人员养老保险的异地转移,造成了雇主和外地务工人员都不愿缴纳养老保险的局面。三是制度现实性不够。当前,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村劳动力不仅要向城镇大量转移,而且还会在不同城镇之间频繁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而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和迁移人口缺乏有效保护,存在诸多现实难题。
4.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效性不够
转轨时期由于政府行政权力从传统劳动关系中退出后对劳动关系的引导和监管弱化,而现代市场经济应有的制衡劳动关系的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尚未形成对等的谈判实力,因此导致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在实施过程中的有效性不够。通过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分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效性不够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三方协调机制缺少法律保障。虽然目前已形成三方机制立法的基本框架,但我国关于三方机制的法律仍是空白,三方机制的法律地位仍不明确,迫切需要通过立法予以确认和实现。此外,面对日益复杂的劳动关系矛盾和法治建设要求,能够用于具体运行和实际操作的规则也很匮乏。二是协调机制的三方主体地位不明确。中国企业联合会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并不明确,这直接影响中国企联在三方协调机制中作用的发挥。三是三方协调机制宣传力度不够。协调劳动关系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虽然目前正在广泛宣传和推广三方协调机制,但落实情况还有待提高。
5.劳动争议案件急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