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6:24:51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公共管理价值,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大政府”治理模式曾经是世界上主流的公共管理模式,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反国家主义观点的流行,“大政府”管理模式已经逐渐失灵,其必然导致的官僚制政府体系纷纷成为全社会普通民众、社会精英、政治家、学者的共同批判目标。由此,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得以展开,并且呈现出了由浅到深、由狭到广的加速度推进态势,并且由此推广成为一场持续性的全球制度创新活动。
但是,由于新的公共管理制度诞生不久、社会欠缺相应的理论和经验,导致一些问题随着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浮现在人们眼前,其矛盾和不足之处也日益凸显。由此,如何真正发挥公共管理的效果、目的,如何体现其内在的根本价值都成为了目前社会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不仅决定了公共管理制度所起到的最终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共管理制度最终的走向。
一、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概述
新公共管理运动发源于西方国家,其本质上是公共行政改革的一次实践活动。目前,其指导思想大多为实干家自身实践而形成的,即其自身的构思、实验和推广,此外还有对于原有的“大政府”管理模式的批判和借鉴。这就导致了当前世界各国进行公共管理制度改革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性的价值观念和改革模式,从而产生了当前的混乱局面。
许多学者都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容和基本制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且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观点,目前学界的普遍看法是,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和本质内容,其重点在于:管理高于政策、以对绩效和效率的评估作为评价标准、划分公共官僚体制结构、将准市场化和签约外包工程作为促进竞争的主要方式;消减政府开支成本等各项内容。
此外,西方学者认为,公共管理必须从“共识”的角度需要自身的要旨,即:将行政结果是否实现和管理者是否履行自身责任作为根本评价目标;通过摒弃原有的传统官僚制度来实现政府自身的组织和人事管理运行的灵活及效率提升;组织和人事目的明确化、制定相关绩效指标,方便测定和评估任务;政府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和提供者进行分割,以此来接受市场的检验;尽量以民营化和市场来调节社会事务,以此来削减政府的权力。
二、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核心
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核心不仅是其自身价值的最终体现,而且通过对现代公共管理本质核心的了解可以对于研究当前公共管理的主要价值规范起到指导作用。
(一)公共性。作为现代公共管理的首要规范性取向,“公共性”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实现民主价值的基础,更是对于政府活动性质和基本价值进行分析的基本工具,而其中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政府对于长远活动的长期目标,以及政府公务人员的个人职业道德。
可以说,“公共性”的制度性界定是以制度术语作为公共行政的理解,将各级政府、政府内的各级机构作为表现,保障公共利益能被社会最广泛的成员享有。总而言之,所谓的“公共性”现代管理,其根本目标便是公共利益和民主参与价值。
(二)合法性。公共过程和公共价值制约着公共管理,目标也受着社会认同、价值观及统一性和法律原则保持一致,也就是合法性要求。具体而言,公共管理的合法性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正当性,这种以保障社会正义为目标的要求对于政府这一公权力而言,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具体而言便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权力与责任之间最大程度的平等关系;其次是要具有可理解的目标,这想要求的本质来源是公民对于公权力的信任和依赖,也就是在公民现实情况下确立的公共管理目标,主要形式便是民主政治的相关结构和程序。
(三)效率。没有效率,真正的公共管理便无从谈起,所以,为了能够像公众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更多的公共物品,必须总是公共管理的效率问题。但是,对于效率的重视也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公平的丧失,这需要我们在具体实践中加以解决和平衡。
三、新公共管理应当具有的重要特征
在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省中,现代公共管理的特征已经日益浮现,可以说,这些内容正是我们今后进行公共管理改革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
(一)新公共服务。这一点的理念便是在人民的前提之下,将服务公共利益作为基本职能,作为主体的政府必须树立服务公共利益的观点,而不是管理整个社会的具体事务。
(二)参与式国家。这是现实中的一种制度,其根本价值便是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范围,体现其价值的优先性,一般而言,参与式国家应当具有监督、授权、对话、选择四项内容。
(三)行政文化伦理化。民主本质是公共管理的特点,也是区别于以往行政学最为主要的特点,将行政文化进行伦理化对于当前社会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不仅是对于行政文化而言是一种规范性制度,也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前提。
四、结语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其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障碍和问题,这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以客观、科学的眼光对其加以分析和研究,建立相关制度进行规范和保障,以期能够促进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健荣,杨占营.新公共管理批判及公共管理的价值根源[J].中国行政管理,2004(1).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具有自身的艺术价值。公共管理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外在形象、行为、精神三个方面。作为社会的领导者和维护者,公共管理职责是促进社会秩序的较好稳定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一、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表现
(一)公共管理艺术价值外在形象的表现
艺术通过一定的外部形象表现出内在的价值要求。公共管理形式上的价值可以通过人员的外在形象以及建筑物的特征等表现出来。政府建筑物的外部特征对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体现有重要的影响,政府机关建筑物的独特风格可以更好的体现其内在的艺术形象。管理人员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以及办事效率等方面都可以较好的体现出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存在,从而给人们一种良好的印象。
(二)公共管理艺术价值在行为上的表现
公共管理者行为的艺术价值可以在日常的工作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公共管理者在日常的行为中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从而体现出管理者履行职责所蕴含的艺术美学价值,这就需要管理者在行政行为的过程中要以文明的素养要求自己,以传统的美德灌输自己,从而体现行为上的艺术价值。
(三)公共管理艺术价值在精神上的体现
精神上的艺术价值是管理者公共管理的最高追求,同时也是艺术价值在公共管理当中的核心体现。如果失去内在的精神美,日常的公共管理就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公共管理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道德美。公共管理的道德价值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行政人员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体现艺术价值的魅力。第二,价值美。价值美要求管理者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行政职责的艺术价值。第三,精神美。管理者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的艺术魅力,体现公共管理者的仁厚心态和助人为乐的精神风貌。
二、提高艺术价值在管理中的有效方法
(一)改革创新提高管理机构的艺术形象
只有通过对公共管理现状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满足社会各方面发展需要,才能不断改变管理者传统的外在形象,并通过结构的变革,改变传统的机构运行方式,提高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从而体现政府机构亲民、爱民和灵活化的办事风格。通过设立“政府超市”“服务答应”等服务形式加强对群众的服务力度。通过不断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体现管理机构的艺术价值。此外,管理者要在衣着、言谈举止等方面能够较好的体现公共管理艺术价值,提高管理服务者的形象。通过变革和创新的方式对政府形象进行改进,这也是提高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重要环节,让人民群众能够从日常服务中感受到管理的艺术价值之美。
(二)美德的提升推动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体现
公共管理的艺术之美代表的是政府的美德,而政府管理者的言行举止都会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政府管理者美德的提升应建立在高尚道德的基础之上,不能只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几千年来传统美德的发展。政府管理者不仅要较好地履行自己的公共职责,还要有建设美德之邦的责任感,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提升。
(三)改变行为方式,提高艺术价值
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方式因其所在环境的不同而带有权威性和政策导向性,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就有强烈的推动作用。其行为的外在表现不仅代表自身的行为状态,更代表政府的外部形象,因此管理者行为水准和思维方式的提高对整个社会精神风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效果。要使管理者的行为方式能够较好的体现其内在的艺术价值,就应实现其行为方式向文明的方向转变,从而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四)提升管理者的艺术能力和艺术修养
管理者的艺术能力和艺术修养在一定范围内是指公共管理的艺术能力和艺术修养。公共管理者在日常处理问题中,处置问题的艺术能力和艺术效果直接关系到所在环境的公共艺术价值,自身的言谈举止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在公务办理过程中所表现的对待事情的责任感以及内在的奉献精神也是公共管理艺术价值的重要体现。公共管理者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在实践中充分体现其自身价值。所以,加强管理者的艺术修养、提高其处置公共事务的能力是实现公共价值的有效途径,需要管理者把公共管理工作作为一项艺术的具体实践来看待,从而真正做到个人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公共管理者还需要不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职业精神,将自身的理想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相结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做到艺术价值和艺术美的完美体现。
结语
公共管理的好坏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管理者的日常工作中,合理运用公共管理的艺术形式是管理者基本素质的外在表现,只有不断提高管理者在形式、精神和美德方面的艺术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职能,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提高公共管理的艺术价值,就要不断的去创新和完善政府的艺术形象,提高公共管理的内在品质,提高管理者的素质要求,从不同方面加强和提高公共管理的艺术价值的外在体现。
参考文献:
[1]李水金.论公共管理的艺术价值[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10(6).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1002801
公共管理的根本特征是“为公共服务”和“追求公共的经济利益”。基本价值的理念是民主政治与公民的权利,其核心价值理念也是受到公共权利与法制的限制与制约。公共管理需要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的以效率作为基本的价值核心的相关内容,重新从民主、人权和法制的角度出发进行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与构建。
1公共管理的定义
公共管理主体一般是政府机构,广义的公共管理中人民是主体。公共管理的定义是一个新思路、新技术和新理念的时间的运用,并且是在公共领域的基础上进行的。总之,政府在施政过程中,运用科学的管理功能、理念、组织和手段进行公共管理的相关事务。
2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
2.1传统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
传统的公共管理执行效率是经济学中的主导价值观。大多数人会将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视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公共管理目的是在雇员与官员处置之下,有效的使用现有资源,并且促进公共计划的经济、快速和完美的完成。但是随着传统的公共行政的管理模式的对于现行的改革需求和理论已经相背离,所以现阶段国内外对于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进行了相应的改变。
2.2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
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实现了从效率优位转移到绩效优位,并且以部门管理规范制度和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对管理结果与管理者责任进行评价,从而实现了政府进行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基本价值,并且将经济、效能和效率作为新的公共管理价值意义评价因素。
3构建公共管理价值
3.1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内容有新发明和新创造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相关过程,也就是新的技术成果一般是从开发研究与市场的推广全部过程。技术创新过程中总结为管理的问题:其主要体现在要素的组合方法创新和要素的创新,以及相关要素产品的创新从而构建创新性的公共管理。要素的创新是企业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针对现有的资源要素合理地进行分配,主要内容有人员、材料和设备等。要素的组合方法的创新包含生产的工艺和生产过程中的组合、产品的创新是对产品结构。品种和效用等方面的创新过程,三方面共同协调推进公共管理的构建,实现公共管理的价值。
3.2制度的创新
制度创新是指建立或使用新制度组织结构和运行的规范的安排,例如:国家现行的经济体制,企业组织的形态和运行机制,制度的创新过程也是管理的实现过程。在现有的国有化经济战略性的重组环节中,以及企业所建立的制度进程中,都在进行组织化的革命,并且开始步入攻坚阶段。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实现不仅仅是从生产资源方面开始,还是对人们的拥有的使自己或者是他人的损益权利。并且企业是市场主体,在经营机制中的创新主要是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自我约束的经营,这也是市场经济管理价值的构建。
3.3组织的创新
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而进行组织创新。其次,从生产函数的企业观念转变,组织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创新。需要从技术创新转移到组织本身上,并且正确的看待组织创新,在将组织的自身为组织创新中心时,需要对管理人员修正的组织机构。奖励办法、沟通能力、技术转变和工作环境入手,改变管理人员行为。这两种观念均是传统组织理论。组织的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从创新角度对组织进行改革,在组织进行创新时需要及时掌握适度原则,但是组织活动不能过于频繁,这样会使组织经常处于不利的动态状态,会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
4公共管理的价值表现
4.1法律性
在进行公共管理之前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包括:管理主体的行为规范和管理客体的规范性。公共管理的价值的表现还体现在法律法规内容的整体性上,对公共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明确、可操作的规定,使管理机构规范自己行为。
4.2行政特性
通过行政命令的运用公共管理机构进行公共政策与管理权限的控制,依据行政方式进行指挥、组织、监督与调控,并且对公共事业的相关活动进行直接的控制与干预。
5结束语
公共管理需要从政治角度出发,其价值定位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并且通过建立公共管理制度和相关的服务等,体现我国政府的公共利益本质。
参考文献
1一般因素所谓一般因素,就是指那些影响土地价格普遍的共同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很多方面,像自然条件、行政区划、社会经济状况、发展前景等等。其实,这和房市中划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一样,这是各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2区域因素土地地理位置对地价影响比较显著。区域内的各种条件决定区域地价水平。①繁华程度②交通条件不同③其他公共设施水平④环境质量⑤其他因素。影响公共用地价格评估的其他原因。
3个别因素影响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的个别因素,指的是宗地的个性特质,像宗地的面积、形状、用途限制和土地利用强度等,都可以对公共用地地价产生一些影响。
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价评估方法探索
1评估因素制衡评估公共用地地价时,要注意考虑公共用地中不同的种类、用地的特点和收益水平存在差异,不同种类公共用地的投资风险和增值效益也有差异。
2地价水平参照地价水平就是一个横向对比,公共用地应该和同等土地条件的住宅用地地价水平相当,有这样一个参照物,就不会给评估造成太多偏差。
3具体评估方法公共用地评估方法有很多种,包括收益还原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市场比较法、间接比较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等。公共建筑用地的地价评估方法,一般可采用成本逼近法、收益还原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3.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就是指相同宗地情况下,公共用地的市场价值是多少,就可以简单以此类推,找到一个价格相近点,以此来确定公共用地的地价水平。由于公共用地交易、出让、转让市场案例很少,市场比较就很难找到比较对象。这种地价评估方法,适用范围比较小。
3.2成本逼近法公共用地地价评估中,成本逼近法是最简单的评估方法。成本逼近规避了公益性用地利用效益很难确定的缺陷,在市场交易案例难找的情况下,通过成本计算逼近公共用地地价。具体计算方法是:公共用地地价=土地取得费用+土地开发成本+管理成本+投资利息+税金+经营利润。采用成本逼近法,比较适合新开发用地和即将开发用地,因为地价组成中的各种数据比较好掌握,计算也比较实用。成本逼近法也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就是成本价并不能准确反映土地价值。成本价高不代表土地价值就高,成本价低也不说明土地价值就不高。特别是我国公共用地供给中,一些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存在不确定性不合理性,这就直接影响了公共用地地价的评估结果。
3.3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就是将公共用地未来正常情况下的年纯收益,用一定的土地还原利率还原,来作为估算土地价格的方法。如公园用地,就是按照正常客流量来计算门票年总收入,加上其他租赁收入,然后去除建设成本折旧、管理费用、维修费用、利息等费用,就可以计算出年总收益。可以用公式表示:V=(a/r)[1-1(/1+r)n]V:代表土地收益价格。a:代表未来正常的土地纯收益(或地租)。r:代表土地还原率。n:代表未来土地使用年期。收益还原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只对公共用地中有明显收益的用地比较适用,像学校、机关等经营性不强、收益不明显性的公共用地,就不适合用收益还原法来评估地价。
3.4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利用替代原则,用待估宗地区域条件和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然后根据修正系数表选取对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这种地价评估方法适用范围广泛,评估结果相对客观科学,被普遍认可,是公共用地地价评估的常用方法。基本公式:V=V1b×(1±∑Ki)×KjV:土地价格。V1b:表示某一用地在某一土地级上的基准地价。∑Ki:代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Kj:表示估计日期、容积率、土地使用年期等其他修正系数。具体操作还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首先是收集相关基准地价资料,根据这些材料确定公共用地所处级别的同类用途基准地价。其次是分析这些公共用地影响原因,综合考量这些地价影响因素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表,来确定待估地地价修正系数。第三步是对骨架期日、容积率和土地使用年期等进行修正计算。最后求出待估宗地地价。当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时,公共用地的基准地价标准及其修正体系应当参照住宅用地的基准地价标准及其修正体系。
道治是对道家管理哲学的经典概括。“道治”的概念,古来有之。《道德经》第二章,关于“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河上公注释为:“以道治也”。纵观《道德经》全文,尽管无“道治”的直接表述,却不乏近似的表达。如《道德经》第六十章,指出“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第三十章,指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因此,可肯定地讲,道治是《道德经》的本有之义,并非后来学者牵强附会。在道家思想发展史上,首次用“道治”概括其政治哲学的是晋人葛洪,他在《抱朴子》文中指出:“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葛洪通过儒家和道家在政治哲学方面的鲜明对比,深刻揭示了道家在公共管理方面的特殊路径。道治是一个与德治、法治相对的政治文化范畴。德治和法治相互杂糅,相得益彰,形成中国独特的政治统治模式。道治强调清静无为,不同于德治与法治,且不提倡德治与法治,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失德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还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民多智能,而奇物滋起;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相对于德治与法治,道治更具根本性。
二、《道德经》道治思想对于现代公共管理的启示
1.道法自然是道治的管理原则
“道”是《道德经》最高的哲学范畴,体现了道家最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在老子看来,道是最为玄虚的存在,不能被人们的感官所感知,也无法用日常语言来表述。然而,道却是宇宙万物的始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道也代表着万物的运行规律。老子提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用,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如前所述,道即规律。在老子看来,世界万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作为管理者应该学会发现规律,驾驭规律。对于当前的公共管理者而言,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是全新的事业,大家在积极借鉴西方管理方法的同时,更应该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认识路线,在实践中发现公共管理的规律性,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另外,《道德经》第五章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道的本性就是自然,天地效法自然,人亦应该效法自然。因此,对管理者来说,应该顺应人的本性进行管理,如果制定的管理方案违反人性,必然遭到群众的抵制,注定不能长久。在现代公共管理中,不少管理者迷信强权,恰恰忽视了人性,肆意妄为,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威信。如2012年河南省某地轰轰烈烈的平坟事件,结果草草收场,政府威信大打折扣。
2.无为而治是道治的管理方法
在老子看来,“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不扰民。从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公共管理问题就应运而生。但是公共管理的初衷并非一开始就是为了增加百姓福祉。在阶级社会里,管理者高高在上,属于统治阶级,在他们看来,管理既是他们的权力,也是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手段,更是不断获得经济利益的保障。因此,他们为维护其阶级统治,维护良好的统治秩序,不断制定各种严刑峻法,对群众实行多方面束缚,同时不断打扰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状态,让群众苦不堪言。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在当代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管理学角度看,我国的现代公共管理实践,更多的是强化政府的管理、领导的管理,领导者的主体性在不断凸显,而群众作为被管理者,其主体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挥。在此情况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主体性就出现了冲突,这正是不少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在老子看来,最好的管理就是老百姓只感觉到管理者的存在,而不受权势和高压政策的暴虐,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要积极实现职能转变,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自发机制,发挥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也应深刻理解老子“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坚持“清静无为,顺道化民”,“治大国,若烹小鲜”,谨慎用好手中的权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决不能“乱折腾”“瞎折腾”。
3.治国爱民是道治的管理宗旨
《道德经》首先肯定人之尊贵,这是治国爱民的逻辑起点。在老子看来:“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他把人从天地万物中分离出来,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了民本主义主张,他首先反对战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其次,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再次,老子提出统治者要重视百姓,“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为心”。最后,在管理方法上要实施“无为而治”,让百姓在自由的空气中自在地生活。老子治国爱民的管理原则,在当代公共管理中已经达成共识。作为公共管理者,要把以人为本贯彻到底,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到日常工作的每个细节中;在使用手中权力时,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牢记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正担当好管理者的职责。另外,作为管理者,要善于体察民之疾苦,爱惜民力,一方面要杜绝乱摊派、乱收费现象,尽量降低百姓税负;另一方面,要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当前尤其要降低“三公”开支,把更多政府财力用于改善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
第三个核心能力是确定组织发展方向的能力。管理者要能提出意见、有组织性、将政策化为可操作的目标。要有能力知道政治家想要什么,这些政治家希望我们的机构来做什么工作。在能力要求方面意味着要果断、有主动性、采取主动行为,有能力说服别人,也要有能力调整,具有灵活性。
(一)公共管理管理的主体。公共管理由政府部门的管理与其他公共管理两项主体部分组成,对政府部门的管理就是对国家公共机关进行的管理,其他公共管理指的是对除了政府部门以外的其他公共组织部门。简单的理解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场所,如果不对其进行严格管理,社会将会变得混乱不堪。
(二)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公共管理就是具有公共服务性,一切从群众的角度考虑,从群众的经济利益出发,把群众看作是顾客,顾客的满意程度作为对社会公共管理的衡量标准,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共管理能力。公共管理就是对政府部门进行严格的管理,把政府部门与国家经济发展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政府对社会该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对政府部门的成绩效益也进行严格要求。并且公共管理对政府部门的教育目标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性,同时公共管理是一种具有公共服务能力的职业,把公共管理的人员当做对职业的实践者,这些都是公共管理的主要特征。
二、公共管理理论在税务行政管理中所体现的应用价值
(一)公共管理能够完善税务行政组织机构,进行合理布局。一个合格的税务行政组织机构是在进行税收管理应用工作时,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布局,把税务行政机构的每个人员应做的工作能够进行具体的安排,对税收进行合理布局是对税务行政以前的布局进行重新整合,把具有相同工作的部门合并成一个管理幅度大的组织机构,以便于税收人员之间对税收任务进行相互沟通与合作,迁移各项税收任务,简化税收的程序,从而减轻行政管理的税收负担。
(二)公共管理能够对税务行政优化税收服务。由于税务行政管理一般都是把国家赋予的税收执法权体现在了为群众进行公共服务上,公共管理由于对群众的了解,要求税务行政机关在对群众进行税收时,能够更加人性化,对于各个企业的老板,领导以及许多赚钱能力强的人群,他们所纳的税要比员工以及赚钱能力低的人群纳的税要高,能够使税务行政管理应用中实现人性化税收。
(三)公共管理体现税务行政改进运行机制,提高工作效率的价值。公共管理能够提高税务行政工作效率,保证机构能够高效运转,使税务行政必须按照整个税收流程而设定具体岗位,必须保证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有工作人员坚守,还得保证新增的岗位上也有人员坚守,把税务行政人员进行合理分工,加强对部门的管理,避免员工相互换位以及缺位,影响税务行政的工作效率。公共管理使税务行政建立合理的税收成本合算制度,加强成本控制和对成本进行分析,对纳税成本进行计算,从而构建一个具有高效率的税收行政机构。
(四)公共管理要求税务行政管理应用实施人本管理。在税务行政管理机构进行招聘员工时要对员工进行严格要求,不仅注重员工的实践能力,还要注重员工的综合素质能力,考虑员工的各个方面能力,招聘一批对机构作出贡献的人才,同时人员在税收行政这一行业,一般比较容易枯燥,为了调解人员的工作氛围,行政机构应经常举办一些娱乐性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行政管理环境。
三、结语
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的一种模式,公共管理在税务行政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税务行政管理作进一步的完善,促进了我国税收行业的改革发展的同时能使税务行政充分发挥它的职责,而且能从群众角度出发,使税务行政管理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只专注于过程,尤其重视政府的成绩效率,把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对社会公共管理的衡量标准,使税务行政管理成为一个具有高效率的税务行政机构。
一、市容环卫业特点的公共管理学解读
(一)较强外显性
市容市貌是指城市的外在容貌。按照市容管理条例定义,包括建筑景观、公共设施、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广告标志、公共场所等六个方面。而按其字面含义,则包括人视线范围内的一切物体的外在显现。因此,市容状况的优劣,直接面对公众,无时无刻不在接收公众的评价与监督。
(二)显著波动性
市容市貌的外在表现随着时段、人群等因素,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与其他行业相比,短时间内较易达到管理目标,但只要稍加松懈,问题极易回潮,是对管理者工作耐心及韧性的考验。
(三)系统关联性
市容环境治理是个综合性概念,涉及方方面面,是多种行业的聚合体,如市政、水务、农业、房地、环保等,单靠一家之力难以解决整体问题。
(四)即时需求性与长期排斥性并存
一方面,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呼吁菜场、公厕等公共设施能“随手可及”;另一方面,这些公共设施一旦建成,或多或少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即使所有人都希望建成这些公共设施,也都不希望这些公共设施建在自己附近。管理学上有个“邻避效应”,是指垃圾场、殡仪馆、核能电厂等邻避设施,虽然必须配置,但对附近居民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由此滋生“不要盖在我家后院”情结,使环卫等基础设施的选址陷入两难境地。
(五)较低经济效应
良好的环境具有很强的正的外部效应,但是几乎不直接产生经济效应,不直接表现为GDP的增长。在可支配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行政首长往往对此不够重视,较难优先纳入决策视线。
环卫服务市场化、企业化运作,政策层面尚未完全放开,未形成企业主导的完全竞争市场。与建筑领域民营品牌多元化相比,私有资本入市少有问津,导致环卫服务行业的技术创新度和高产品附加值等现代服务业特征尚不明显。
(六)公众责任主体意识缺位
以政府为主导提供环卫服务,其直接效果是高效率地保障环境清洁,但同时也产生了不良的附带影响,即公众自身不愿履行保护环境清洁的责任,不承担义务而免费享受成果,无意间形成了“搭便车心理”,导致公众自律意识缺位,并将市容环境责任推脱到政府身上。
(七)多元利益诉求难以权衡
乱设摊是影响市容的一大方面,也是城管执法的主要整治任务。面对占道经营,如果不管,一旦发生脏、乱、堵现象,肯定会有市民投诉,要管也很难管。若使用文明方法,往往效果不理想;若使用强制手段,就容易出现矛盾、冲突,使城管成为众矢之的。而某些地区执法不公、暴力粗放的城管执法模式,也使城管整体形象“妖魔化”。管与不管陷入两难境地。
二、公共管理视野下市容环卫业宏观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构建双维度模型,明确市容整治重点
鉴于市容整治工作的面广事杂特点,为实现管理资源优化配置,按照公众需求轻重缓急做好市容整治工作,现引入双维度分析模型:即分别以市容整治项目(如道路保洁、店招店牌、河道保洁等)的“需求度”(公众及管理部门共同选择)和“管理现状”(公众及管理部门共同评价)作为纵、横坐标,建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四个象限,根据项目所进入的不同象限,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对策,如图1及表1所示。通过对整治项目的定期分析,实现动态评估、优先整治的目标。
(二)以及时反映、快速纠正原则降低波动性
管理学上有个著名的“破窗理论”:如果一个房子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同样,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后,人们就会毫不犹疑地丢弃垃圾。这个理论表明,及时矫正和补救正在发生的局部问题,对于防止形势急剧扩大起到关键作用。市容整治成果的保持,就需要建立及时反映、快速纠正的机制和队伍,以相对较小的巡查成本和纠正成本,减少问题扩大后的高整治成本支出,有效节约资源。
(三)建立扁平化、矩阵式管理组织,克服系统关联性
现代组织改革理论发现,通过压缩管理层次和增加管理幅度,可以提升组织的行动力,增强管理效率。而选调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组成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矩阵式机构(如市政市容联席办公室),既保证了专业性,又能防止各部门相互推诿。但此类组织的构架必须满足三项条件,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即成员权责的对等化、信息资源的共享化和业务流程的一体化。
(四)以公平公开方式化解环卫设施“邻避效应”
如何使环卫基础设施周边民众的利益得到合理补偿、观念形成共识,是邻避设施设置过程的关键所在。因此,主要的对策应重点顾及这两个层面:一是在民众利益层面,在设施选址过程中,选择居住环境破坏成本最低的区域,并同步采取对邻近社区搬迁等补偿措施,以实现民众利益的平衡;二是在民众观念层面,在设施运行后的具体监管中,必须保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定期及时公布环境敏感因子等数值,并建立应急系统防止突发事件,使民众相信邻避设施的环境风险始终处于可控状态,打消民众疑虑。
(五)以成果多元化及产业健康发展提升经济效应
将市容环境整治成果不仅仅停留在城市外在表现的提升上,使其更多元化、纵深化,有利于提高政府的主动整治意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一方面,适当的经济奖励及补贴能对工作开展直接产生明显推动效应。另一方面,可采取授予政府差异化的“冠名称号”、广泛宣传其优秀作法、无偿提供本部门专业服务等手段,提高积极性。
环卫行业在国外被冠以“静脉产业”的称号,成为了实现循环经济的现实途径,但目前市容环卫行业仍存在行政干预较多、竞争性较弱、产品及服务利润附加值较低的状况。根据当代政府治理理论,民营化、合同外包、产权交易等市场化工具可以成为行业发展的助推剂,虽然建筑领域市场化后产生了“权力寻租”现象,但同时也为环卫行业的市场化提供了经验。进一步引入可控的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增加经营产品种类、创新作业技术将是行业健康发展的渠道。
(六)落实“污染者付费”政策,使公众责任意识归位
公众责任主体意识的缺位,在于其权与责的不对称性。对于水、电、气等准公共物品,普遍采用“使用者付费”的原则,能有效防止个体无节制地过渡使用资源。而在目前由政府统一提供环卫服务且不收取垃圾处置费的情况下,以“污染者付费”为原则,对于随意破坏环境的个体采取经济、名誉等处罚,并将处罚落实到位,可以约束公众的行为,大幅降低公众的搭便车现象。
(七)谋求包容性发展,寻找不同需求层次下的利益平衡点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角度分析,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个层次,只有在满足了较低层次需求的基础上,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公安、环保、安全等执法解决的是整体人群的安全、生存等问题,属低层需求,其代表的群体统一,价值取向单一,不易引发矛盾,强力执法成为民心所向;而城管执法解决的是优势人群的“面子”问题与弱势人群的“肚子”问题,反映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管理秩序与弱势群体生存法则的冲突,其代表的群体分散,价值取向多元,较易引发对立,见表2。
刚刚落幕的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主题为包容性发展,该理念尊重多元需求,倡导发展机会均等下的社会正义,这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推崇的新准则。同样,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只有“面子”问题适当地包容“肚子”问题,才是社会和谐、人人平等的体现。柔性执法、以疏为主,在现有法律的运行边际上适当降低管理强度,寻求优势群体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平衡点,是保证全盘稳定的重要突破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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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42
1. 概述
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以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张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垄断;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只专注于过程,重视政府绩效的考核;把公众视为顾客,将顾客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增强了整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特征体有以下7方面。一,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三,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四,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五,强调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而应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六,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七,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
虽然新公共管理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比如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把政府与公共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等,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深化税收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2. 该理论在国际上的成功实践
2.1 美国 美国国内收入局新使命被描述为“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他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来为美国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在组织形式上,收入局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在私营部门中广泛应用的组织,即面向顾客需求的组织。在这里,税务机构的顾客是纳税人。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收入局同时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主要单位数目,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对顾客的培训和服务。在绩效评估方面,美国国内收入局建立了一套平衡评价体系,对收入局内部各级组织及其员工进行评估。
2.2 新加坡 国家收入局提出的目标是“税务管理在国际上要居于领先地位,由受到良好培训的、专心工作的税务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新加坡国家收入局从1992年开始改革进程,将部门式的收入管理改为独立的收入局。独立的收入局有利于提高税务管理的灵活性,并能雇用到高技术的职员。同时,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把没有完整性的以税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改为以功能为基础的为纳税人一站式服务的组织结构。这一新结构减少了以税收为基础的原有机构中存在的功能重复问题。
2.3 韩国 国家税收服务局保证为纳税人提供公平、透明的税务管理服务。为此采用功能导向型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性机构改革,并实施高效、公平的税务管理。同时,采取从外部评价国家税收服务局的绩效等措施。
3. 该理论对完善我国税务行政管理的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也积极借鉴公共管理理念,作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有益参照,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因此,作为政府公共部门的税务机构,很有必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按照“调动人力,减少成本,优化服务”的基本方针,逐步推进我国的税务行政管理改革。
3.1 完善组织机构,进行合理布局 税收组织结构是实现税收职能的组织保证,没有科学的组织结构,就会影响税收职能的实现。传统的税务机构体系纵向结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层级制结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税务机构;横向结构则是下一级比照上一级,基本对称。税务部门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为组织机构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谓组织机构扁平化,就是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佘人员,从而建立起一种管理层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组织机构。实现扁平化,就要对目前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重组,建立横向的信息交流机构,便于信息的沟通。要利用依托信息化的税收管理机制,减少中间环节,压缩管理层级,按照实际需要,收缩没有必要存在的税收机构,前移各项税收业务,简化工作程序。按照流程再造理论,摸清税收信息管理的内在规律,按照信息的流向和结转的方式归集税收业务,从而对机构进行合理布局,找到效率和制约的最佳平衡点。
3.2 改进工作运行机制,保证机构高效运转 必须按照整个税收工作的各个环节设定岗位,因事设岗,以岗定责,将各项工作分解落实到具体工作部门、环节、岗位、工作人员,使每一项工作任务都有明确指标、完成时限和基本要求;根据工作实际的需要,及时调整岗责,确保每一项工作特别是新增工作有人负责,有人管理,构建专业化的岗责体系。进~步强化内部管理,完善具体制度,搞好部门配合,加强部门间信息的传递和交接,避免错位、缺位,消除“管理空档”和“真空地带”,建立起部门职责明确、工作程序规范、运转顺畅、文明高效的政务管理体系。同时,牢固树立税收成本观念,将税收成本观念引入税收政策制定和实际征管工作中。尽快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税收成本核算制度,明确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等内容,加强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定期对税收成本进行统计分析,对纳税成本进行测算,向社会公开,接收舆论监督,构建科学的衡量税收成本的指标体系。
3.3 优化税收服务,提高工作实绩 首先,创新服务理念。牢固树立“服务就是管理”的观念,把国家赋予的税收执法权更好地体现在为纳税人服务上,实现由传统执法意义上的“执法队”、“审判长”、“检察员”向体现全方位纳税服务的“服务员”、“导航员”、“裁判员”转变,从而通过优质的纳税服务引导纳税人的自觉纳税遵从,创建良好的征纳关系和税收环境。其次,创新服务载体。对现有服务资源和服务手段进行有效整合,逐步搭建纳税人质量认证、开业登记、注销、税种划分及税款入库的纳税服务外部平台和热线咨询、税收管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划转及税务稽查统一的纳税服务内部平台,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服务手段的新突破。
3.4 实施人本管理,充分调动人力资源 一方面,根据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的原则,在公务员招聘、工资、培训、晋升和解聘等方面,设计强有力的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使税务人员的行为与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统一协调起来。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待遇与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增强能级的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必须充分重视行政管理环境的培育,加强税收文化建设,用先进的文化来培育人,同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营造有特色的行政文化氛围,推动行政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
1.监督与介入。非政府组织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更不是政府组织的构成因子,但是它们却很关心国家行政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府适当放权,转变职能,使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空间,也给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管理提供了条件。同时,作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桥梁,非政府组织还是传达民情与表达民意的渠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政府的资源与能力有限,难以考虑到各个阶层的利益,很难在利益的决断过程中做到完全公正。为此,非政府组织可以充当政府政策实施的参与者与监督者的双重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体制的局限,从而“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1]。
2.示范与引导。非政府组织具有强烈的公共责任意识,以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公共管理的目标。非政府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它的各项活动经费主要依靠政府资助或社会筹集,其内部的运作过程和资金的使用状况直接关系着自身在公众中的形象。公开财务状况,就可以显示其谋求公共利益的进程,凸显公正与奉献的形象,这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示范,可以逐渐培育一种成熟的公共管理模式。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公众的过程中利用公众的互动,积极调动普通民众参与志愿行动的热度,引导他们为公益事业作贡献的意识。
3.实施与推进。在很多状况下,非政府组织是很多公共项目的直接执行者,如救贫救灾、防治污染等公益项目。发挥此类作用的非政府组织有儿童福利院、助学基金会、环卫协会等。除此之外,非政府组织作为一条连接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纽带和桥梁,对其所服务的基层民众的实际需求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得出准确结论,向媒体、社会与政府反映,保证了信息渠道的顺畅。另外,非政府组织自身也可以通过传媒,向公众传递其认为有较大价值,有利于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公共服务的信息,引起社会关注。这种信息的交流与传递,保证了社会各群体之间互动的正常进行,提高了群体理解力和凝聚力。部分由社会精英或影响力较大的人士所领导的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认知及相关理论,极易受到大众的讨论,进而影响到政府的决策,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公共服务的执行更具有科学性。
二、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的有力补充,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社会民主平等网络的建构。当代非政府组织以其独有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在贯彻党的政策方针、维护公民政治权益、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推动着基层民主化管理的进程。非政府组织不能最终完成社会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建设,但是它们在制度、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具有推动和政策建议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可以反映社会各方的信息以及代表广大民众需求,有利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2]。“非政府组织介入评议政府、评议官员,形成对政府及官员行为的应有的制衡及监督,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不受侵害,监督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3]。因而,非政府组织可以影响政府决策,促进民主平等。非政府组织推动着基层管理中民主观念的扩展,培育着现代的民主价值观,突破了以往管理中过度依靠政府部门行政能力的局限,直接推动了社会公共管理领域民主平等网络的构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飞跃式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在此过程中,有些人逐渐被边缘化变成弱势群体,这样就会导致严重的群体差异。而非政府组织由于不以营利为目的,致力于公共事业,着力于协调社会资源的分配,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较多地关注了弱势群体的利益。非政府组织通过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可较快发现操作中的问题,迅速向政府有关部门施加社会管理角色偏差的压力,帮助其及时矫正。有时甚至可以直接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商定与修改,提高管理透明度,协调管理部门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完善社会治理结构,使其沿着正常轨道良性发展。
2.促进市场公平信用体制的成长。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由众多规则约束的契约性经济,需要成熟的约束机制和协调手段保障市场竞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可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人们越来越认同利益的合理性、公正性,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得失也越来越关注,社会的自治性活动机制也就随之越加活跃”[4]。我国经济资源尚不丰富,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尚未完全定型,人们的经济道德观念相对还比较薄弱,在不断膨胀的利益诱惑下,很可能走上违背市场规则甚至违法的道路,而“中国的政府尚缺乏市场经济下解决社会问题的经验、手段和技能,政府的干预还时常出现失效”[5]。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自身也千方百计地为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运用手中的审批权,从狭隘的地方集团利益出发,大搞地方保护主义,有时还会帮助地方企业偷税漏税、逃避债务,严重扰乱了我国市场秩序和投资环境。在现代社会中,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作为非政府组织的行业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进行管理,并以管理者的身份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督,对其绩效进行评估,从而净化市场环境,维护经济秩序,不断促进市场公平信用体制的完善。另外,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经济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急切需要在“市场竞争中有属于自己的组织来维护自身的利益”[6]。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单靠政府力量短时期已经难以解决,而市场受经济规律的制约,不可能直接带动社会公平的发展。在政府和市场双双“失灵”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就可以承担起稳定市场主体责任意识,规范市场发展秩序,缓和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的责任。
3.推进群体道德文化精神的培育。服务社会是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功能。活跃于基层的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社会成员与政府交流、沟通,表达民意的渠道,政府也可以由此及时了解群众意见,适时调整社会政策,消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避免矛盾和冲突在社会领域的过度聚集,减缓乃至避免社会成员与政府的直接对抗[7]。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奉献精神得以张扬,每个成员的服务意识也将感染被接触的群体,内化成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规范,使得民众能够严格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起到了一种软管理的效用。培育社会良是一项隐性而复杂的工作,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这项工作单纯依靠政府力量的引导是很难实现的,而非政府组织参与却有着独特的优势。非政府组织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一致的努力方向,拥有增进社会公益、服务社会的活动宗旨。其内部的协调一致,有助于形成和扩大社会共识,使更多的社会成员认可这种公众道德,从而有利于重塑良好的社会道德文化,促进群体道德文化精神的培育。如在多元治理结构中,非政府组织以社区民主政治体系为依托,构筑起一个普遍参与的公民文化交流平台,引导社区居民的主人翁与服务者相结合的社会道德意识。因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有助于培育公众文化道德意识,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
4.非政府组织可以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是当代社会和谐发展的“三驾马车”,它们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财力尚且薄弱的政府机构来说,政府财政基础不足以提供充裕的公共物品,提供公共物品的任务必须由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非市场机制来完成。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提供种类繁多的多元化公共产品来满足广大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如扶持社会弱小群体、促进就业、扶贫开发、捐资助学、赈灾救济、危机干预、卫生健康福利事业等,这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起点,使过程和结果具有公平性,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