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的特征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启蒙文学的特征，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篇2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1]章敏.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J].湖南社会科学,2014(1):199-202.

篇3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篇4

儿童文学是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要求符合儿童心理特征和审美需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内容简单，充满趣味和故事性。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有着天然的联系，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和接受小学语文教学的学生属于同一人群，儿童文学中所包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与语文教育的目的也是一致的。儿童文学是语文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生的语文素养能否得到提高，关键在于儿童文学学习效果的强弱。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应该成为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

1.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

小学语文主要以趣味性和教育性为主旨。儿童文学将深奥难懂的道理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不但能提高学生课堂积极性，同时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也有大幅度提高。小学语文教育中很少涉及到大篇幅的古诗词，故事占有很大比例，通常将动物拟人化描写，在接收爱启蒙教育时教会孩子父爱、母爱、感恩、廉耻等做人道理。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文学是主要的文体传授形式。未来语文教材改版也是以优化儿童文学为主体方向。教师在传授知识中，经常会出现儿童难理解的部分，会通过引用故事的形式进行讲解。小学生活泼好动，课堂中很难集中注意力，组织课堂纪律需要浪费很多时间，一些与课文关联的小故事会增强课堂的生动性，吸引学生注意力集中。这两种形式的小故事都属于儿童文学。

2.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外阅读

小学是一个重要的启蒙阶段，老师为了帮助学生成长，会推荐一些优秀的课外读物。读物中很大一部分是巩固课堂知识的，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不单涉及人生道理生活哲学，还有大量的生活常识，在学习过程中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电子产品发展迅速，各类游戏机使儿童成瘾，很多学习任务也可以通过电脑完成，多数孩子会出现提笔忘字的情况。为避免这一问题加深，家长应提早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完成家庭作业后可以规定一段阅读时间，选择趣味性强的儿童文学进行翻阅，不要过早的强迫孩子背诵绕口难懂的古典文学，使孩子出现抵触心理。可以通过阅读寓言故事引导孩子对古诗籍的热爱。科学发明类的文章可启发孩子的求真精神，培养自主思考的能力。

二、儿童文学在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1.教师缺乏儿童文学知识的学习

小学语文教师是小学生的启蒙老师，一个好的语文教师，可以影响学生的整个求学过程。许多教师在教学上有很多丰富的教学经验。随着新课标的改革，很多教师缺乏儿童文学知识的掌握。在对某地区的589名教师进行儿童文学知识的考查中，据了解，其中有52.6%的教师对儿童文学知识掌握不牢固，其中包括具有本科学历的小学语文教师。

2.儿童文学课堂缺乏灵活性

目前的小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师一般只注重语文知识方面的学习，很难抓住儿童文学的特点来给小学生讲课，致使在日常教学中，课堂教学气氛紧张，教学死板，不能提高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要问题有两个。①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课时没有抓住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讲课。儿童文学和最大的区别在于儿童文学有着独特的儿童情趣与审美特征。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课时，抓住儿童文学的审美特征讲课，才是给小学生上好儿童文学课的关键所在。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因没有学习过儿童文学的系统知识，而缺乏儿童文学素养。在讲课过程中，把本应活跃的课堂气氛，代之以生硬死板的教学模式。②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课时抓不住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由于一些小学语文教师自身的文学素养比较低，儿童文学知识匮乏，对儿童文学问题不能很好地区分、辨认，对不同问题的儿童文学作品，采用同样的教学方法进行讲解，不能突出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特别是对于文体特征比较相近的儿童文学作品，文体区分不清。寓言和童话这两种文体分不清楚，例如，对《小马过河》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在文体上分不清楚是寓言还是童话故事。

三、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中的教学对策

对于儿童文学知识的教学，教师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儿童文学素养，另一方面，小学语文教师要培养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努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基于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知识现状，教育部门一定要重视这一问题，积极组织教师通过专业的在职培训，来增加教师的儿童文学知识。

1.儿童文学知识和教学相结合

对于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知识培训，应该以知识的应用培训为主，不能以儿童文学知识的研究为主，培养的重点应该是儿童文学的理论知识，把理论知识融入到课堂的讲课当中来，以提升小学语文教师的语文教学质量。

篇5

在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里开展了一场极具深意的文学理论研究运动，它以文学理论、“后”理论等为支撑，涉及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文学理论反思。在这场运动中，人类对文化建构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划分，提出了宏观意义上的解构与重建的立题，在这一文学建构的过程中进行自省式反思;同时，在这一场文化运动中，更为深刻而具体的表征性转变即是对文学理论概念的大讨论，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化学者们都以质疑的态度对文学理论进行了省察和批判，对于文学理论的纷争性讨论，构建了西语学界的文化体系。我国在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所之甚少，传统的理论范式已不能实现其现实功效，“理论的焦虑”和“范式的危机”已经侵入到我国的人文学科领域，人文的缺失已成为理论研究的迫切议题。

一.范式理论的经典概念

美国学者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成为了公认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成果。范式理论有其基本的两个核心元素：范式吸引了一批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成员;范式又为重组的共同体提供谜题和问题。统一而论，范式在同一种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方法论的基础上，在其模型为广大科学实践者所接受的基础上，对这一特定的科学共同体进行制约、协调和整合的作用。范式不但在社会科学上应用，而且拓展到文学理论应用，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里，理论是一种对科学及文学现象的认识和认知，是对科学及文学认识的阐述与解释;而范式则是一种模型和框架，它代表着共同体要素的承诺，同时以取代明确的规则而成为科学文化解答的基础和原点。库恩用范式这一科学共同体的承诺，推动了科学的革命，赋予了其重大的历史性价值。

中国文化研究也借用了范式理论的发展性概念，我国文学理论界通过对文学理论的反思和重构，重新审视考察“理论焦虑”与“后现代的范式危机”，进行范式转型的探索与研究，并且从不同的公共领域、公民、道德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范式思考。

二.比较分析文学理论现代和后现代范式的内在逻辑

（一）、现代范式和其中的同一性逻辑。

1、现代范式。

文学理论现代范式在历史的进程中凸显了理性的光环，在这一理性的延伸之下，衍生出了经验主义、普遍主义和人性的一致性等理念，这些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各衍生理论都是基于启蒙理性崇拜精神，有两个观念是通用并与现代文学范式密切相联的。其一是：普遍主义观念，其内涵是指理性和科学的原则是世界通用标准，它是控制宇宙全范畴的普遍真理。其二是：人性的一致性，即人作为宇宙的主体存在，具有特征的一致性，并且不论是处于何时，还是处于何地都具有同一性。

现代文学理论的范式正是以启蒙精神的普遍原则作为关键核心点的文学体现，现代文学范式主流理念是自由人文主义构想，它以对文学作品的价值认同观为前提，基于人性的一致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自由人文主义阐述出了永恒的概念意识，即任何一个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超越时间的束缚，并且超越文学作品本身历史时代的局限，以统治宇宙的人性主义力量显现出现代文学中自由人文主义的激情。自由人文主义的对自由、自主和理性的文学价值观体现出了“人”作为普遍主体的不懈追求，体现出了著名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独立自主的反思主体，以及康德的“呼吁自己的理智”哲学观念。

2、现代范式中的同一性逻辑。

同一性逻辑是现代范式的主要特征，其逻辑原则是把普遍原则扩大化到极致领域，以统括的概念取消了差异性的存在根因，导致极端化和文化暴力侵蚀，它用抽象的同一性抹杀了差别事物的具体表现和个性特征，这种同一化标准支配着文学的统一解释，而使差异性特征黯然失色。

在现代文学范式中，其同一性逻辑往往伪装成一种普及全球的统一性思想而对被统治者加以同化，其实这是统治者强加给被统治者的一种意志表现，其在现代文学范式中体现出来的意志实质是以地方涵盖全部、以特殊代表普遍，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将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用复杂的话语手段，转为一种“自然存在的、不可变更的”形式呈现出来，显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学价值观。那么，这种无可非议的启蒙渊源的同一、普遍性原则，自然也将诗人、作家等文学表现者扶上了主体的地位，并通过文学世界的架构来传达特定的统治意识形态，那么，隐藏在其中的中心化、同一性逻辑则很难被发现。在现代化范式的中心追求中，对异体的排斥、消除不确定性是一显著特征，而建构一个中心化的、人为秩序的系统则标明了文学理论现代范式的某种特征。

（二）、后现代范式与其中的差异性逻辑。

在现代范式研究中，自由人文主义以普适的价值观念为规范，并设立同一性和统一性标志;而在后现代范式研究中，则新生出了解构主义哲学观，它以质疑、解构和批判的观点对普适的价值规范进行针对性的解剖。

1、后现代范式中的差异性逻辑。

差异性逻辑是后现代范式中提倡的一种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它打破了同一性逻辑的思维方式，揭开了不同事物的不同层面，认为任何一个概念和理论思考都不是只有一个入口，而是由各种可能性组合而成的多个入口。差异性逻辑已经将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宏大解释予以破碎性的解体，并用社会实践验证了总体同一化所带来的危害，例如：纳粹法西斯主义。

2、后现代范式。解构主义哲学观在本质上是矛盾、差异和颠覆，在解构主义力求从文本边缘中突显出文本矛盾，从而将文本的统一根据予以打碎式的重构，将原来控制着文学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宣告解体，为差异性文学理念打开新的通道。另一方面，在话语形成的过程中，现代范式中的人文主义自由价值就是以权力为扩张点，运用话语的运作权来压制不同矛盾的话语冲突;而在后现代范式中，解构主义则要重申这些“另类话语”的合法性，认为这种“另类话语”更具存在价值，为差异性话语提供了伸展的空间。

后现代范式以“差异”、“他者”、“认同”、“表征”为基本理念，构成了后现代范式的结构体系。“他者”是一个热门概念，意指我们之外的他人，是有别于自我特征的另类特征，自我与“他者”是互为参照，自我是常态、稳定的参照点，而“他者”即是反常、不稳定的相反体，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在政治文化上就显现出了不对等，另类的“他者”就受到压制和排挤，话语权被“自我”统治者所掌控。

基于对自我话语权的统治批判，差异在话语变化过程当中不断地扩大和深化，认同不再是完整不变的同一体，而是倾向于分解和重构的变化体，既然认同是变化的，那么话语的建构实践也就成了差异的表征，霸道天下的话语文化必然不符合社会的发展，在健全的社会机制下多变的话语表征必然同时并存，在文学实践中也存在平等的多元文化权利，诸如：女性、弱势阶层等，对同一逻辑的颠覆必然导致多元化、平等化的诉求和申辩。后现代文学理论体现了各种差异性逻辑征服同一性逻辑的“多于一”的思维胜利。

三.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实践范畴下的范式转型思考

由“理论的焦虑”和“范式的危机”催生而出了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大讨论，旧有的理论承诺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传统意义下的许多文学概念和结构态势已无法为新时代下喷涌而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提供圆满的解释，新生的文学理论范式应运而生，例如：“文本”取代了“作品”、“话语”代替了“语言”，同一性和自由人文主义已无法适应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后现代生活”状态，范式创新、转型已成为时代所需，“记忆范式”、“空间范式”和“文化政治范式”已成为新型的范式关键词。

1、记忆范式。记忆是在时间的维度上，通过与时间的本质联系而构成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记忆的理论范式为任何一种理论的创造提供心理源泉，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机械复制，而是一个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历史系统。记忆的范式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概念，也延伸了科学社会价值的内涵，记忆范式记载了过去的客观存在，也通过对理论的重构证实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不可割裂的关联，从文学记忆的视角贯穿文学理论发展进程。

2、空间范式。空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理论概念，它与“焦虑感”有着本质的关联，它受制于社会进程中人类的干预实践活动，诸如：信息资源互通与共享、资本扩张与跨国消费等，具有其时代性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含意;但相反地，空间也对人类的意识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人类在空间范式的视角下进行多元化的关注现象，例如：都市生态文化研究、视觉与图文关系文化研究等，这些空间范式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至深至远的重大影响。

3、文化政治范式。文学与政治已在历史的进程中得以结盟，当政治与文化互融之时，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就会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传统理论范式的失效，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后”语境下的政治和社会学资源，延伸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内涵，为文学理论的创造性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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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王国维开始,文学美学的专着大部分采取了类似《诗学》的模式,以清晰、逻辑的线索和科学化的语言方式重塑美学与文学理论。这一方面适应了现代大学与分科教育制度的确立,另一方面也是以美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肩负起科学与民主启蒙的重任,也更有利于知识的教授与传播。可以说,在以上种种情势下,西方美学(尤其是古典美学)作为陌生的“他者”和知识启蒙的“福音”深刻颠覆了古典美学的话语陌生和价值取向,现代性进程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主导。第一,从美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构建而言,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纷纷从西方寻求资源,以期规约、重建中国美学。比如20世纪的美学家或者具有西学经历,或者引介西方最新美学资源等,但无论是对美的本体的论争还是实践美学的调和,都没能跳出哲学式美学的窠臼。其明显特征是先验预设出美学的本质特征,随后使用演绎、分类、例证等模式进行研究,仍然以认识论层面的话语言说对美学进行规约。李泽厚就曾经指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感是这一问题的中心环节。从美感开始,也就是从分析人类的美的认识的辩证法开始,就是从哲学认识论开始,也就是从分析解决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10]对于美的存在和思维方式的追问演变成为美与美感之间认识论的话题。王国维、鲁迅、、朱光潜、李泽厚、蔡仪、汝信、叶朗等人等纷纷引进西方美学资源,以宏大的学术眼光和学科建设的认知高度,“在当下纷繁复杂的人文知识图景中发展出一种旨在建立‘人的文学’的主导性文论价值与精神”[11],并且以哲学认识论的视角进行系统化的美学研究。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可谓是以西方美学的火种点燃独立美学形态的文学理论,改变传统中将美学泛化成为诗性话语与人生态度的价值取向。其实,他引进的是一种西方美学意识和话语经验,主体表述依然是中国古典特质的美学术语,如“境界”“隔与不隔”“景语”“无我之境”“壮美”等等。但是这样一种古典美学词汇显然已经不同于雾里看花、淡妆浓抹的古典美学思维语境,而是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完成了西方审美主体、悲剧意志等带有西方现代个性启蒙色彩的话语言说。

    比如在《红楼梦评论》和《屈子文学之精神》等着作中,“壮美”作为中国美学话语却实现了与西方古典美学“崇高”的对接。“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12]5“意志力”的彰显、生发与毁灭是西方主体论美学的“崇高”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分析《红楼梦》的生命欲求与意志力的关系,此种逻辑架构与话语方式已然体现出“现代”的特质。王国维的西学“新酒”还体现在对美学独立与审美自律原则的考察,在《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一系列论文中借鉴康德对人类心理认知模式知、情、意的区分,将“美”从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中划分出来进行考察与论述,“吾人于此桎梏世界中,竞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厉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13]这正是高扬了审美自我指涉、纯粹静观的“审美现代性”特质,如果说王国维对于古典美学还抱有无限眷恋,以“旧瓶”的形式本人的移民身份对失落的传统进行回望,那么鲁迅就以斗士的姿态直接“终结”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重建具有启蒙色彩的话语模式,“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意义的东西”[14]。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高度赞赏了类似于“酒神”般的主体性力量,并认为人是能动革命、改造社会的有机力量,美学和文学正在于激发他们带有现代性特质的启蒙与革命的精神,从而实现社会的变革,“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15]。自王国维和鲁迅以来,美学便成为思想启蒙、人性改造和意识形态规约的有力武器,而这也正是中国美学家面对西学资源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相信既然认识论主体性美学给予了西方国家社会改造以强大的理论武器,那么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模式也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添砖加瓦。于是,美学便成为理论的先导与试验场,被赋予了巨大的话语空间功能。随后,“直觉说”“移情说”“崇高”“意志”“审美距离”“内模仿”等西方美学理论话语在中国生根并生发开来,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美学的研究法》提倡科学的美学建构与美育宗旨,以期通达美学独立和审美教育的目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悲剧心理学》借鉴克罗齐、尼采、里普斯等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建构自身的美感体系,其逻辑框架和语言表述均带有现代色彩;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蔡仪的《新美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历史本体论》都引入西方的主体论、反映论、理念、判断、距离等话语,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现代美学理论话语。第二,从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说命题方面,西方美学有着较为完整的体系话语和美学原则,也出现众多的美学流派,其很多的美学体系引入中国之后无论是在方法论中,还是审美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康德、黑格尔的先验式宏大认识论美学框架体系启发了现代美学的学科化、系统化框架;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对王国维、鲁迅、宗白华等人的启示,并促使“启蒙”和“自由”作为美学的社会承担;移情论、精神分析美学为朱光潜所“拿来”,成为美感体验和文艺心理学建构的核心话语,在文学上也直接启发了新感觉派文学、现代诗派、朦胧诗派的崛起,给审美经验注入了崭新的活力。直至建国后意识形态规约下的美学大讨论、四大派别的论争和实践美学的张扬,都是以哲学认识论的话语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解答,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逻辑建构的美学框架显而易见,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美学影响中国美学的强大话语力量。在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20世纪以来的中西现代美学产生了明显的“交互转换”现象,西方现代美学开始从中国古典中寻求资源,考虑如何更好地介入文学经验的研究和对人本体生存意义的拷问;中国现代却走上了知识哲学化、学科化、体系化的进程。双重话语空间给予了现代美学以丰富的建构资源,使美学、哲学美学和西化美学“众花齐放”,实现了西方几百年的美学资源积累,但同时也赋予了现代美学复杂性的特质。中国美学一方面需要打破古典资源进入启蒙的现代化社会,另一方面却又看到西方美学已经发生的非理性和现象流,这又给国内学者带来了新的焦虑———是否中国古典美学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呢?于是,以“失语症”为代表的文化焦虑构成了新时期的重要一维,而其代表论点正是通过异质性比较的方式,重新发掘中国古典美学资源,放弃虚伪无根的西方话语。但是,通过对美学话语的“交互转换”分析,我们发现其内在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是: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与审美实践天然的联系,并且试图以感性的力量探寻人的本质存在问题。任何试图将美学与审美实践分离、与人类生存脱节的历时进程都会被美学以自身调整的方式进行适应,从而继续保持这种张力。当然,这也是与社会、经济、艺术、伦理、哲学等密切相关的,“美学从不拒绝任何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审美活动的方法,但拒绝把审美活动肢解开来的独断论的方法。美学要求有适应自己研究对象的内在的统一性方法,这种方法既是哲学的、心理的、社会学的,又不是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而是这些方法的变异和重新组合。”

    西方后结构主义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存的状况促使西方现代美学的转型,因为如果美学继续保持康德式的精英意识,漠视后现代的生存状况,那么最终会走向自言自语的边缘,所以从中国古典获取了整一体验式的理论资源;而中国现代美学为了适应启蒙、政治等需要,也不得不以西方资源武装自身无奈的灵魂。所以,美学必须保持阐释审美实践和人类生存的有效性,才能不断前行。二、美学话语空间中的双重张力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构筑的“交互转换”话语空间赋予了中国现代美学以独特的多维色彩,在经历意识形态美学和“美学热”之后,新时期的美学家们对“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进行反思,一方面,重新发掘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话语资源,树立民族本土的理论自信;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的“启蒙现代性”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工业文明深刻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中国的学科体制已经构成了当前系统化、逻辑化的场景,再次回归前工业时代的古典文明语境已不复可能。所以,必须在已有的话语资源基础之上继续整合中西美学资源,使美学既有明确的学科建构与自律话语,同时又能够有效阐释审美实践与艺术经验,进而通达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全方位构建有“美”有“学”的民族化、普世性现代美学,则是每一位学者的目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不仅给予我们理论启示,其本身仍然也是极具张力的存在。其实我们深入探究这一空间话语之时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状况:它们当中有时间上的差距。中国在20世纪初所接受的西方美学思想更多的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认识论美学,也可称之为现代主义美学,其逻辑与思维模式主要是西方古典时期以来的学科逻辑与理性思维,从时间上来看大致是20世纪中期以前;而对于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阐释学美学以及中国后现代主义美学话语的接受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们对于此类“非理性转向”美学似乎是采取“平行接受”的方式,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美学第二次转型和第三次转型阶段,美学方法论、主体性探讨、审美独立的讨论如火如荼,对于形象思维和“手稿”的再次发掘似乎使美学家们找到了思想解放和反观政治的文化立场。“主体性”的狂欢使得我们对西方同时期的后学资源只是进行引介,并没有将其渗入到美学体系与美学论争之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后实践美学时期,生命美学、主体间性等带有中国反思色彩的现代美学才真正消解了狂热引进的场景,真正从建构与融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美学资源。可以说,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现代美学一直处在“赶超”西方美学的尴尬处境中,从学科化、逻辑化的建构、到主体性美学的张扬,再到当代后实践美学的整合,蓦然回首,发现西方美学正在向我们曾经放弃的古典美学靠拢,这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现在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失落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和西方现代美学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恰恰是中国现代美学价值重塑和发展的机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给中国当代美学带来了发展的张力,西方美学经历的过于膨胀的理性主体之后,转向了对感性生命的关注和审美经验的话语言说,并试图以此来适应学科互涉和文化研究的巍巍景观;而中国面临的同样是意识形态话语松动之后面对文化浪潮的美学有效性问题,所以,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在经历了时间上错位的“交互转换”,终于在21世纪找到了互补协调发展的双重维度。维度之一是现象直观与感兴妙悟的美学话语。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和美学思潮,发端并兴盛于20世纪中叶,“迄今已成为最有影响、在中国美学界运用最多的一种观念与思潮。”[17]无论是生命美学、生态美学、生存美学、体验美学、空间美学等等都从思维方法、美学观念和审视态度上获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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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不少理论严重脱离批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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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突出特征。

    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愤怒就是我的主题”,就是集中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的个体本位意识,其中神和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则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与欲望的放纵。在《奥德修纪》中,诗人高度赞扬了奥德修斯“求正道、求知识”的人道观,把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极力肯定人的力量,表现人的思想感情,鼓吹个性解放。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的流传于后世的西方文学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体现出一种尊重了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则是后世西方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与人的观念

    早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自主精神与个性意识的苏醒则使人们重新理解上帝的内涵和人与上帝的关系,同时在宗教的名义下探讨自我的价值。而此期出现的圣母崇拜则是基督教人性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世纪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代表作《神曲》张扬了中世纪人民努力挣脱精神枷锁,寻求思想解放的革命情绪。《神曲》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放射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随后在文艺复兴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等思想指导下文艺复兴运动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人文观念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原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地把握。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又延续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血脉,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的典范。由此,以肯定人的世俗的原始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步入了新的世界。

    四.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运动文学与人的理性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也使文学中“人”的观念发生了新变。古典主义文学所表达的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这种通过对古罗马的崇尚文学,歌颂了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正好是对人文主义文学之“人”的解放主题的一种延伸,是从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

    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就是在张扬人自己。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这种肯定理性力量的文学也就是肯定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五.浪漫主义文学与人的情感

    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得到了重大变化。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这一特定时代人的激荡、亢奋而敏感、纤弱的心灵世界,展现了有着强烈个性扩张欲望的“自我”。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崇尚“自然”,表达的主要是人对自然纯真的人性的崇尚,对被理性与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的追寻。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展现的是渴望自由、热情奔放,张扬“自我”,个性主义的“人”的形象。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通过狂野的人性、狂放的原欲之爱与宗教的尖锐冲突,显示了潜藏于人们心底的不可抗拒的人性之爱的美,说明了自然人性原本就是美的。总之,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束缚的强烈的个性主义愿望,使欧美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

    六.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异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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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人的观念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突出特征。

荷马史诗中“阿喀本文由收集整理琉斯的愤怒就是我的主题”，就是集中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的个体本位意识，其中神和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则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与欲望的放纵。在《奥德修纪》中，诗人高度赞扬了奥德修斯“求正道、求知识”的人道观，把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极力肯定人的力量，表现人的思想感情，鼓吹个性解放。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的流传于后世的西方文学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体现出一种尊重了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则是后世西方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与人的观念

早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自主精神与个性意识的苏醒则使人们重新理解上帝的内涵和人与上帝的关系，同时在宗教的名义下探讨自我的价值。而此期出现的圣母崇拜则是基督教人性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世纪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代表作《神曲》张扬了中世纪人民努力挣脱精神枷锁，寻求思想解放的革命情绪。《神曲》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放射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随后在文艺复兴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等思想指导下文艺复兴运动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人文观念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原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地把握。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又延续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血脉，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的典范。由此，以肯定人的世俗的原始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步入了新的世界。

四.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运动文学与人的理性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也使文学中“人”的观念发生了新变。古

典主义文学所表达的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这种通过对古罗马的崇尚文学，歌颂了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正好是对人文主义文学之“人”的解放主题的一种延伸，是从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

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就是在张扬人自己。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这种肯定理性力量的文学也就是肯定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五.浪漫主义文学与人的情感

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得到了重大变化。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这一特定时代人的激荡、亢奋而敏感、纤弱的心灵世界，展现了有着强烈个性扩张欲望的“自我”。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崇尚“自然”，表达的主要是人对自然纯真的人性的崇尚，对被理性与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的追寻。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展现的是渴望自由、热情奔放，张扬“自我”，个性主义的“人”的形象。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通过狂野的人性、狂放的原欲之爱与宗教的尖锐冲突，显示了潜藏于人们心底的不可抗拒的人性之爱的美，说明了自然人性原本就是美的。总之，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束缚的强烈的个性主义愿望，使欧美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

六.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异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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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以来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小说的兴起虽然只是文学领域内的一个现代性事件，但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询，尤其是对生命个体在世性创伤的陪伴与呵护，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代思想的表达媒介。那些萦绕于人物存在困境周遭的小说叙事，不仅对我们常见的异化境地洞幽烛微，而且亦能在体察个人生存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与此现代社会诸般精神病症相对应的价值诉求。尽管这种价值诉求远非一种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但正因其对我们具体生活状况的勘察与理解，才能使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在小说叙事的窸窣低语中发现“生活在别处”的诸多可能——在一些心怀理想的人看来，似乎惟有小说家所描画的生存世界，才有望令我们脱离世俗生活的无情压迫，并在一种艺术化的审美想象中，去安顿、整合自我生命的破碎灵魂，此即为“生活在别处”的真义之所在。毫无疑问，这一点也蕴涵了小说以审美救世之举实施其叙事关怀的现代性价值。倘若循此观念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则有理由相信在近30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启蒙思潮之所以如此繁荣昌盛，实与之前小说所发生的这一现代性转变密切相关。

一、当代文学的启蒙局限

在当代文学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尽管中国作家在揭示人性异化与呼唤社会正义的批判哲学中，预设了关怀个人生存境遇的思想理念，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却因了中国作家无时或忘的历史记忆，从而在不经意间构筑起了一则喧嚣扰攘的启蒙神话。在这个启蒙神话里，只有启蒙者因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生的自大与狂妄，它不仅坚信人定胜天，而且还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同时，让小说日益远离了关怀个人生存境遇的人学本质。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中这一启蒙神话的形成，源于新时期初中国作家满怀创痛的“”记忆，因为对那段历史的深重桎梏难以释怀，故而中国作家在“”叙述中，才会表现得如此愤怒激昂与悲戚惆怅，由是也自会在关怀个人的生存境遇之外，衍生出一种充满了实用理性精神的历史批判主题。这意味着中国作家在历史叙述中对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鼎力追逐，已然超越了对个人生活世界的倾心关注：且看在当代作家笔下，那些身处异化境地的各色人物，哪一位不是代言作家批判意识的历史符号？他或她脸上孤苦无告的眼泪，反倒成为了镶嵌在宏大历史叙事周遭似有若无的黯淡花边。可以肯定的是，设若小说不能轻轻拭去人们脸上的泪水，那么它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对生命个体在世性创伤的陪伴与呵护，同时也无力担当“人学”这一小说的现代性称谓——当代文学陷入启蒙的迷途，似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作家一个难以克服的思想病灶。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史铁生，一位在勘破了启蒙神话之后，让小说重返神性之维的优秀作家。

作为一位思想者，史铁生从不讳言自己的精神痛苦和信仰危机，他在写作中不仅记述了存在的残缺与苦难，而且也通过考量生命价值的思想方式，向世人呈现了自我灵魂的无尽迷途：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1997年的《务虚笔记》，再到2006年的《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的写作似乎正越来越趋向于宗教救赎的思想路径。尽管“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价值来等具有世俗意味的启蒙哲学，依旧是史铁生念兹在兹的书写对象，但诸如“我”为何而来、去往何方，以及“我”作为个人的存在有限性问题等宗教哲学思想，却已成为他生命后期小说创作的核心命题。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史铁生有关人类存在限度性问题的思考却往往被学界误解，出于一种习见的社会价值，人们更愿意将他解读成一位反抗绝望的精神斗士。如吴俊在《当代西绪福斯的神话》中就认为作家从写残疾人到写人的残疾这一转换，实际上体现了史铁生揭示病苦、意在疗救的创作观念。这种以启蒙的偏见为主旨的研究范式，往往为史铁生作品赋予了合乎社会价值的励志涵义。新世纪学界对史铁生的研究尽管更为深入，却因研究者对自身生命经验的执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史铁生成为了引领研究者展开自我生命哲思的一种文化符号，例如胡山林的研究论文就颇为典型。以上两种研究趋势，或局限于社会的普遍道德，或受制于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多多少少都忽视了史铁生小说在当代启蒙文学中所特有的思想价值。

事实上与大多数启蒙作家相比，史铁生常常对人的主体性问题产生怀疑，他在弘扬人性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追问造成生命奥秘的某种“更高力量”。他对现代性语境下人之主体性神话的反思，尽管以宿命论的思想方式呈现出来，却在神性之维重新考量了人类的有限性问题，由此形成的宗教救赎思想，不仅传达了作家个人的生命哲思，而且也颠覆了当代文学的启蒙神话。从一个20世纪80年代崇尚人之主体性的启蒙作家，到90年代祛魅启蒙神话的迷途羔羊，史铁生的思想路径颇能折射出当代文学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深刻变化。就此而言，史铁生小说的思想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对启蒙神话的勘破和对神性之维的召唤，它还是一个映射及反思当代启蒙文学思想局限的创作标杆。

二、史铁生小说的启蒙思想

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史铁生也和其他作家一样秉承了启蒙大众的精英意识，但他的启蒙者形象却卓然独立于同时代的思想潮流之外。较之那些具有英雄情结的启蒙作家，史铁生小说并不具备启蒙文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憎恨美学，反倒是以审美静观的思想理路，在一种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叙述中，悠悠然寻找到了心灵的栖居地。譬如同是反映知青生活，写下《黑骏马》和《今夜有暴风雪》的张承志与梁晓声等人壮怀激烈，常于历史批判和政治讽喻中彰显出一派暴躁凌厉的美学风格——此即为启蒙者在面对世俗庸众时所常见的憎恨美学。而反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知青题材作品，却大大超越了知青文学在“”叙述中所隐含的政治历史意图。作为一个与现实生活相对照的彼岸世界，“清平湾”不只具备地理学意义，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价值之源头。当史铁生津津乐道于“清平湾”的人事风华时，其实已传达出了一种自我如何得救的启蒙哲学。对于史铁生而言，这部作品就是思考“我”如何在场和如何活出价值来的启蒙之作：人惟有投身于至大无外的自然，才能通过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自然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并进而实现生命的不朽。在这部作品审美救世的启蒙主题中，已隐然可见史铁生对于启蒙哲学的深刻质疑。可以这样理解，1980年代中期的史铁生，至少在思想方式上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果说张承志和梁晓声等知青作家，惯于以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做一个道德训诫者，那么史铁生则反躬内省，以度己及人之势，平和且不失谦逊地去寻找拯救之途。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思想方式已经透露出了对启蒙神话中人之主体性力量的深刻怀疑。在史铁生同时期的另一部杰作《命若琴弦》中，这种对启蒙哲学的怀疑精神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部作品中，史铁生一改诗化小说的叙述方法，转而以寓言叙述的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人之主体性力量的质疑。通常认为，《命若琴弦》是一部抗争苦难、正视命运的励志之作。但“生命过程大于目的”的小说主题，却使整部作品沾染了无地彷徨的宿命论色彩。当作品中的老瞎子满怀期待地弹断第一千根琴弦之时，曾经预料中的复明却仍未到来。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与等待之后，老瞎子终于明白了命运本身的无目的性：“人的命就象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则劝诫世人“我”该如何在场的励志故事，但“生命在于过程”这一小说主题，却笼罩着另一层悲剧色彩，即生命的目的与结局远非人自身可以掌握，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悬置生命目的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生过程的观察和体悟去“活”出意义。活出意义，看似坚强达观，但在史铁生处却不过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生命的目的无迹可循，人才不得已去活出意义。既然生命的结局早已设定，那么这种“我活”便成为了作家在人生旅途中无可回避的一种人格表演。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史铁生独独钟爱戏剧，人生如戏，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一句感时格言，但在史铁生处却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要而言之，史铁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虽然深陷当时启蒙主义的思想潮流，但他已从个人的生存经验中，逐渐获得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启蒙哲学所倡导的对人之有限性的克服与超越，实则深深受制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藩篱。由于人对自身主体性力量的盲目崇信，反而会无视人之有限性本身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倘若结合史铁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写下的长篇小说，当能明了他对人之有限性的理解，其实并非克服与超越，而是接纳与臣服。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体会人的这种有限性，那么就有可能使其成为我们承领上帝恩泽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史铁生才会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如是说：“你在你的时空之维坐井观天，自以为是地观察呀，实验呀，猜想呵，思辨呀”，却不知“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所谓“启蒙的迷途”一语，在此便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是指启蒙神话对人之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业已成为阻碍人获得神恩救赎的思想牢笼；二是指在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后启蒙时代，人理应去接纳自己的有限性，并在这种接纳与臣服中，将自己的生命迷途呈现于世人面前，唯有如此，人方有可能承领上帝的恩泽。

三、史铁生从启蒙到宗教的思想转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史铁生的思想变化愈益明显，他不仅与启蒙文学的道德说教渐行渐远，而且还以奉献生命迷途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对于宗教哲学的倾心渴慕。体现在创作中，这一点即表现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弱化与思辨色彩的增强。尤其是后者的叙述话语，较之早年启蒙文学的故事性叙述，明显更趋向于一种以议论和感怀为特征的神性言说。在此过程中，出版于1997年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可以称得上是史铁生的一部转型之作。

这种转型，首先表现在史铁生对启蒙哲学的思想反拨。作为一部向世人奉献了自己生命迷途的长篇杰作，史铁生并未如题所示般的以“务虚”的方式去思考人之价值。所有牵涉这些问题的抽象哲理，都被史铁生编织进了一个个令人百感交集的生命故事：残疾人C与女知青X、医生F与女导演N等等，均在聚散离合的人生路途上，演绎了一幕幕悲喜交加的情爱故事。“所有这些情爱故事及其婚姻结局都是残缺不全的或悲剧性的”，男女双方始终处于一种寻找对方的灵魂之旅中，故而其中所表达的哲理思考就既承认了人存在的悲剧性和偶然性，亦直面了人类自身的有限性问题——正是这种有限性的存在，小说中男女对于残缺的补救和抗争才会显得徒劳无功。这喻示着《务虚笔记》已褪去了启蒙文学中常见的自信与坚强，转而陷入了一种难言的柔弱与无助。饶有深意的是，史铁生在《务虚笔记》里所呈现的这种生命迷途，却成为其告别启蒙哲学、转向神性言说的逻辑起点：正是直面了自身的有限性，那些人物才不会以自圣的启蒙哲学去期望自我得救。《命若琴弦》中的宿命论思想，在这部作品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像作品中的残疾人C一样，尽管史铁生并不打算向命运低头，而且还时时以启蒙者的思想标准要求自己，但残疾的生理事实以及对残疾的忧心恐惧，却渐渐吞噬了作家内心残存的斗士意识。他逐渐领悟到命运不可抗拒，与其一味张扬个人的奋斗，倒不如静下心来，且听听那冥冥之中的万物主宰，究竟会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旅途？于是在《务虚笔记》中，我们便看到了一种看似无奈实则彻悟的精神历史，而作家也从坚强逐渐走向了软弱。对于史铁生而言，软弱不仅是一种人格标记，更是一种价值选择。告别了“坚强达观”的启蒙哲学后，史铁生越来越感受到了存在的无助与卑微。就是这样一种生存经验，为史铁生和他笔下的人物一道开启了一扇承领上帝神恩的救赎之门。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无助和卑微，史铁生才会在《务虚笔记》中试图寻求一种超越了人类自身的更高力量。他的寻求方式，就具体表现为故事情节的弱化与思辨色彩的增强。

弱化故事情节固然大大降低了《务虚笔记》的可读性，却为史铁生的神性言说拓展了叙事空间。在这部作品中，史铁生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基本上处于一种半隐匿状态：一方面他好似一位睿智理性的旁观者，默默地注视着笔下人物的爱恨情仇；另一方面，他借助议论与随想展开了广袤深邃的存在之思。一般而言，叙述者在故事进程中的身份隐匿，不加议论的零度叙事，往往被认为是现代小说一个最为基本的叙述形式，但史铁生对此艺术规范的突破，却在形式主义的叙事革新之外，传达了一个与宗教哲学相关的思想认识，即残疾人C代表的那些小说人物，他们遭受的情感纠葛与生活磨难，本身就是命运对人的历练，而你我皆有幸参与其中，因为“谁也都可能是C。C，可以与我印象中的每一个人重叠、混淆”。倘若你我皆是C在现实生活中的变身，那么你我会不会像C一般去倾听与承领神恩的呼唤？是否敢于正视自己的残缺，并在对有限性的接纳与臣服中领悟神恩降临的时刻？若想懂得此类宗教哲学上的思想追问，人就必须正视自己的生命迷途，只有认识到软弱与无助是人性本身，人才能放下自大的主体意识，进而通过忍耐现世的苦痛，在谦卑与信仰中期待得救。而史铁生所做的议论与随想，就是以人（譬如C）度己，又或是以己度人式的神性言说——他向世人揭示残酷现实中的诸般天启，并耐心等待神恩的降临。从这个角度说，史铁生已然在生命迷途的倾诉中，从启蒙文学的道德训诫转向了宗教维度的神性言说。

四、史铁生小说的宗教哲学

作为史铁生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似乎只是一部形式奇特的爱情小说，但透过那些动人心魄的诗意抒情和理性思辨，却分明可见史铁生对于宗教哲学的深入理解。较之《务虚笔记》对人物生命迷途的呈现，这部作品其实讲述了作为主体的个人，如何在生命的有限中追求无限。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人将自己完全置入到一种无所追求、只是等待神恩降临的存在状态，那么显然会完全抹杀人在这一生命迷途中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在神恩降临的时刻到来之前，有心之人并非无所作为，他会以领悟和体察神恩的生活方式，逐步去接近生命的圆满。而史铁生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的就是揭示这一宗教思想。且看作品里“我”这一永恒的行魂与丁一这个临时的肉身，究竟怎样去追求自我生命的圆满？

在“标题释义”一节中，史铁生说：“‘丁一’，既可入乡随俗认作我一度的姓名，亦可溯本求根，理解为我所经历的一段时期，经过的一处地域，经受的一种磨难抑或承受的一次负担。这么说吧，在我漫长或无尽的旅行中，到过的生命数不胜数，曾有一回是在丁一。”如此说来，“我”就是一个永恒的行魂，它辗转千回，徜徉于数不尽的人形之器中，丁一于“我”，只不过是永恒灵魂的暂驻地。在经历了无数的生命轮回后，“我”偶然栖居于丁一。然而，当“我”身处史铁生之旅时，“张望时间之浩瀚，魂梦周游，常仿佛又处丁一。”何以如此？皆因“我”的丁一之旅纷繁杂沓，尘嚣危惧，歧路频频，从“我”初到丁一之日起，便开始了一段上下求索的灵魂之旅。“我”试图借助丁一这位天生的情种，去寻求魂牵梦萦的夏娃芳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