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的基本特征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审计的基本特征，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要把握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制度背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任何抛开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及其现状而对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特征的认识都只具有阶段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发展必将丧失其适用性和原有意义。由于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植根于我国经济转型和新兴市场的总体背景之下,因此,理解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基本特征必须由此入手。将经济转型理解为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新兴市场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制度的匮乏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我国证券审计市场最为显著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发展必然伴随着更为迅速的制度变更,这也是理解我国证券审计市场需求和供给等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一、政府主导的改革路径与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市场发展

尽管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是早期注册会计师的业务主要以三资企业为主,业务范围涉及验资、查账、所得税申报以及外汇收支报告等(杨时展,1995)。直到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在创造了公众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的同时,我国证券审计市场才开始形成。显然,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审计市场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无法相提并论。与我国大多数行业的市场化发展轨迹类似,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改革过程决定了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在发展初期其主导力量也必然来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易琮,2002;韩洪灵,2006)。

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较早对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状况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我国审计市场发展早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审计市场的非市场自然细分(行政细分)所导致的无序化问题。这种无序化的行政细分则是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使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注册会计师服务市场的行政细分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由于职业服务需求本身就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因而政府也就是最重要的需求者。尽管他们观察到市场的自然细分一定程度上在当时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是存在的,一些具有较好的自我约束机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起了自己的职业声誉并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是无疑市场的行政细分抑制了竞争并造成了审计市场的无序化发展。在该研究的基础上,陈武朝和郑军(2001)指出在我国审计市场中,政府部门是审计市场的最大需求者,但这种非市场化的需求和行政细分的结果决定了其不存在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而多数会计报表使用者尚未真正关心审计质量,因而亦不存在高质量审计需求。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会计师事务所较少或基本不靠质量而是靠其他手段去争取客户,同时亦助长了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审计市场问题的后续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尽管路径依赖决定了上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会继续存在,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研究结论显然不能应用于当前与审计市场有关问题的分析。考虑我国转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无疑我国审计市场的行政性细分是市场化发展初期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结果,而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是缺乏效率的。1995年6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实现联合。1997年8月全行业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到1999年底,共依法撤销事务所638家,撤销滥设的分支机构1474家。1998年启动的脱钩改制工作则使会计师事务所成为真正独立的公司法人,从体制上保证了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独立性,1998年年底首批具有证券执业资格的103家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了脱钩工作。2000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税务管理中心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合并,最终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管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以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市场化发展初期制度的匮乏以及过渡性制度安排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向规范的制度安排迅速演进的过程,也正是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研究中所谓的“基础设施”从缺乏或者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政力量主导应当指的是政府是规则或者制度的制定者,他既非“运动员”亦非“裁判员”,而是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证券审计市场发展的初期,行政力量主导并没有问题。据此,笔者并不认同如果存在大量、有效的市场需求,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发展将会自动选择独立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并将事务所脱钩改制理解为政府无奈选择结果的观点(如刘峰和林斌,2000)。因为本质上讲独立审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Watts & Zimmerman,1986),而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事实就已经决定了,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初期,在相关市场还没有形成或者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大量、有效的对独立审计的市场需求。因此脱钩改制不是政府的无奈选择,而是其培育市场微观主体,创造公平市场环境的必然之举。

二、制度变迁与竞争性市场结构: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

与发达成熟证券审计市场所普遍具有的寡占特征不同,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这可以视作我国区别于发达证券审计市场的又一基本特征。李树华(2000)最早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集中度与国际趋势存在着巨大反差,1993年至1996年按客户家数计算“十大”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1%、48%、44%和35%,市场集中度较低并呈现出显著的逐年下降趋势,此外我国“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各年间的排名很不稳定,研究结论认为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仍然是一个过度竞争和不稳定的市场。此后的研究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后期我国审计市场的结构变化进行了考察。

吴溪(2001)对我国1997年至1999年的证券审计市场进行了考察,三年间按照股本总额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分别为44.41%、38.75%和34.93%,仍然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不过对于审计意见的考察结果研究表明,在这三年间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在总体上是逐年提高的,并且规模越大的事务所独立性越强。研究结论指出2000年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发生的政府诱致性合并重组有利于我国审计市场的良性发展。易琮(2002)直接使用业务收入数据对1998年至2000年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事务所的市场集中度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全行业前“”事务所的各年市场份额分别为42.35%、48.07%和53.47%,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她认为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正说明行业制度变迁(脱钩改制和全行业规模化)对市场结构的变化发挥了作用。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则同时对我国证券审计市场2000年的市场集中情况进行了考察,前者按照客户家数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为31%,后者按照事务所业务收入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则达到了49.46%,差异来自于比较基准的不同。

笔者对股权分置改革前我国证券审计市场2002年至2004年的市场集中情况进行了统计,如表1 Panel A所示,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证券审计市场几乎全部为“(或五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英国的审计市场集中度最高,达到了100%,日本为最低也达到了80%以上。与此相反,如Panel B所示,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我国审计市场中前“十大”(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集中度,按客户家数计算仅为25%(11%),按照客户资产总额计算则为48%(33%),按照客户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则为53%(39%)。Herfindahl指数也显示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具有较高的竞争性程度,根据客户家数计算,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约有50家同等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而按照客户资产总额、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则分别为22家和15家。Panel C反映了国际“四大”中国所的市场份额情况。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国际“四大”所审计的A股上市公司仍不足10%并有下降的趋势。不过按照客户资产总额、客户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国际在“四大”的市场份额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分别达到34%和38%,表明国际“四大”在大客户市场具有竞争优势。

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与发达国家(或地区)成熟审计市场相比,在2002年至2004年,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不过,与上文所提到的相关研究结果比较,这三年间的市场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并且时间序列上相对平稳并未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尽管竞争程度仍然较高,但是以上结果可以说明,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发展开始步入相对稳定阶段,市场竞争开始向着较为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竞争性市场结构与审计质量供给:一个争论

鉴于发达证券审计市场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国内部分研究者将市场集中度的高低与审计质量供给联系起来(如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刘明辉等,2003),认为我国审计质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市场较高的竞争程度。但是,笔者认为该观点首先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是发达市场国家如美国,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总的来说是市场竞争和选择的结果。而我国目前的审计市场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从1997年深圳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试点算起,到1999年底全行业完成改制,审计市场才真正走出了行政垄断,开始逐步转向市场化的自由竞争阶段,市场集中度不高是历史造成的现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易琮,2002),并非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

从理论上来讲,国外研究者对于市场集中现象给出了三种解释。其一,Dopuch & Simunic(1980)和DeAngelo(1981)认为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化以及产品高质量的声誉能够解释普遍存在的市场集中现象,我国部分研究者的观点正是基于此。其二,Dopuch & Simunic(1980)以及Danos & Eichenseher(1986)认为是由于审计服务生产的规模经济使得大型会计公司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地位,从而导致了市场集中现象。其三,Doogar & Easley(1998)通过构建了一个无差异化、纯价格竞争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市场集中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既不是审计质量差异化也不是规模经济,而是订约活动(Contracting practices) 、客户规模分布(client size distributions)以及事务所生产效率的差异(differences in auditor productivity)联合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结合上述解释,笔者认为,若将审计质量高低与当前的竞争性市场结构相联系恐难有说服力,同样,若将审计质量差异化与此相联系一样难以得出正确结论。

那么竞争性的审计市场结构对审计质量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西方研究者看来(如Krishnan & Schauer,

2000;Niemi,2004),由于绝大多数关于审计质量的研究均聚焦于寡占型审计市场,在竞争性市场中是否存在审计质量差异化、审计质量差异化沿着何种维度分割、事务所规模是否如寡占型市场一样与审计质量保持正相关的关系,这些都是未有定论的研究课题。此外,Simunic(1980)以及Gist & Michaels

(1995)均认为在寡占型市场中,大型事务所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可能并不必然与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相联系,原因在于费用溢价亦可能代表了大型事务所依靠市场势力所获取的经济租。这使得从供给方考察审计质量陷入尴尬境地,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应能够较好地避免该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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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洪灵.中国证券审计市场的结构、行为与绩效[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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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峰,林斌.会计师事务所脱钩与政府选择:一种解释[J].会计研究,2000(2):9-15.

[5] 刘明辉,李黎,张羽.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3(7):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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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夏冬林,林震昃.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状况分析[J].会计研究,2003(3):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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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余玉苗.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的初步分析[J].经济评论,2001(3):120-122.

[10] 易琮.有关审计市场集中度问题的探讨[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2(5):34-35.

[11] 杨时展. 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沿革和发展[J].财会通讯,1995(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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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oogar R., and R. F. Easley.1998. Concentration without differentiation: A new look at the determinants of audit market concentr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5(3): 235-253.

[15] Gist,W.E.,and P.Michaels. 1995. Auditor concentration and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public policy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Advances in Pubic Interest Accounting 6:233-271.

[16] Krishnan, J. and P. C. Schauer. 2000. The differentiation of quality among auditors: evidence from the not-for-profit sector. 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19(2):9-25.

篇2

3、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

篇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0-0045-02

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素材和实践对象，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学中最抽象、最普遍和最简单的基本概念，它内在蕴含着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矛盾，高深知识的存在决定了高等教育活动的存在，高深知识的发展变化决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与变革的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有把高深知识看作高等教育学逻辑起点的一系列研究，这其中以薛天祥、王洪才、高耀明教授等为代表，学习马克思确定“资本论”逻辑起点为商品的经验，探寻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以林杰为代表，仿照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用公理化方法确定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将高深知识作为高等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研究至今还较少，并且不成熟，而本文将主要探寻高深知识的基本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的内在影响，为上述研究做一些探索和准备。

一 高深知识的分类

“知识可以划分为基础与高深两个层次。19世纪英国教育家马克・帕蒂森指出，在所有的学习科目中，都存在基础和高深之别。基础的部分可以以规则的形式来教条式地加以讲授。在跨越基础教学阶段之后，我们便进入了高深学问的领域”。

有许多学者对高深知识进行了分类，这其中有学者从大学的育人功能出发，把高深知识划分为文化陶冶的高深知识、专业教学的高深知识两种类型。在专业教学的高深知识中又包括高级社会专业人才的训练及科学研究人员的培养两个方面。也有学者将高深知识分为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与操作主义的知识、4W与6W的知识、企业化的知识、实践的知识、复数的知识，并且进一步认为知识的扩展带来高等教育质量范式的转换。要求高等教育改变传统的质量观，采用和接纳多元的质量观、发展的质量观、人文的质量观、适应性的质量观及实践能力的质量观。还有学者认为，在当前高等教育中主要的应注重两种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一是学术知识与能力，它是在学生掌握学科知识的基础之上孕育而生的；一是操作知识与能力，从讲求绩效尤其是像公司讲求经济绩效的基础上来理解的知识与能力。

另外，还有学者对高深知识的外在特征进行了大致的描述，认为高深知识是知识中比较高深和深奥的部分，高深知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之中，高深知识的内涵是不同的，其边界会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知识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

二 高深知识的基本特征

1.深奥性

笔者认为深奥性是高深知识最根本的特征，高深知识之所以称其为高深知识，那就注定高深知识一定是我们的知识材料中处于顶端，并且复杂的知识，它可能是复杂的规则知识，甚至可能是超越规则的知识，这就要求高深知识的掌握者具备一定甚至很高的智力和理解力，并且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获得、理解、掌握和运用的。所以高深知识的深奥性注定了高深知识永远是少数人的特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今大学生的迷失和失业问题。知识的普及与社会的进步要求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深知识会大众化甚至普及化，当今许多大学生高等教育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态度不端正和努力不够，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智力和理解力水平达不到那样一个高度，以至于其即便有端正的态度和足够的努力，还是会因为自身智力和理解力的不足产生迷惑和苦恼，导致其学业的失败。

2.专业性

在当今社会的高深知识中，专业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以学科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各学科之间又有不同的知识发展逻辑，有不同的学科研究对象、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学科理念、有不同的学科学习研究模式，这些学科之间的差异形成所谓的‘范式’。不同学科之间不同的范式导致了隔行如隔山，导致了大学组织的松散联合结构与权力的底部厚重。”以上所叙述是不同学科之间是有本质不同的，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有些不同学科之间又是有联系的，如我们经常说的“文史哲不分家”，有些学科之间是有共同理论或实践背景的，而有些学科之间即使没有共同的理论或实践背景，但它们之间是可以单向或双向促进和影响的，如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基础学科或通用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所以我们既要学好专业知识，又应尽量从整体上把握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

3.开放性

只有开放性才会使高深知识进行传播和交流。在传播和交流中，开放性会使相同领域或不同领域的高深知识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从而使同一思想或理论流派的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更重要的是，开放性也会使相同领域或不同领域的高深知识相互冲突、相互反驳、相互批判，从而保持不同思想或理论流派的独特性和个性，促进学术争鸣，在争鸣之中使整个学术体系不断完善和进步。因此高深知识一定是开放性的知识，封闭性和专断性的知识即使在一定时期内属于高深知识的内容，但由于其无法传播和交流，必然导致其理论假说或理论体系停滞不前，最终被高深知识体系所抛弃。因此高深知识一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向前发展和完善的，要想处于知识材料的最高层，它就一定不能停滞不前。

4.缄默性

1958年，英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和思想家波兰尼在《人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缄默知识”的概念。而这种缄默的知识主要来源于个体的生活境遇，是一个人的认识立场、观点或模式，其包括一个人的理想和信念、态度和精神、经验和技巧。波兰尼对缄默知识特征的总结给了我们认识缄默知识的一个视角，但笔者认为高深知识的缄默性是指高深知识的不易言说性，而不是不可言说性。由于高深知识是复杂的规则知识，甚至可能是超越规则的知识，所以任何高深知识都具有一定的缄默性，即不易言说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深知识就真的无法言说、无法传递、无法反思。只是要想使高深知识能够更加有效地言说、传递和反思，需要教师不断地反思自身缄默知识体系，即自身的生活境遇，认识立场观点和模式以及自身的理想信念、态度精神与经验技巧，使自身的缄默知识体系显性化，从而以有益的缄默知识（如科学的理想和信念、科学的经验和技巧、科学的态度和精神）为指导，使高深知识的缄默性显性化。

三 高深知识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的现实意义

1.在高等教育的目的更加注重高深知识的研究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难以准确言明和定义的，由于当今高等教育传递和研究的基本材料是高深知识，所以我们可以从高深知识的角度出发，对高等教育的目的进行合理规定，即注重高深知识的研究、获得、理解、掌握和运用。在这五个环节中，第一个环节：研究，是我们经常强调却一直落实得不理想的环节。要落实与推进研究，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与众不同的灵感和思维方式，而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灵感和思维方式会推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和辩证思维方式的形成；其次研究需要我们有实践和动手操作能力，这又会促进我们实践能力的向前发展；再次研究需要我们有交流、合作精神和自我反思能力；最后实践成果最终证明和发展了我们的创新能力。

2.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注重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加大通识课程的课程比例

当今时代高深知识的专业性越来越强，但同时人们意识到有些高深知识是有联系的，并且所有的高深知识是有共同学科基础的。增加通识课程并不意味着不加选择地随意添加课程内容，我们所要选择的通识课程内容，最终是要促进专业课程高深知识的深入学习，促进自身学科背景、思维方式、方法论和技术体系的发展以及促进自身素质的全面提高。

3.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更加注重高深知识的缄默性，多采用直观化、实践化及个性化的教学方法

高深知识的缄默性，即不易言说性，要求我们在组织高深知识材料和选择传递高深知识方法时，要更多地关注到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体验，增加高深知识中各个要素与学生的生活经验之间的联系，使学生更好地体验、领会和思考高深知识。与此同时还要增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科学、艺术实践，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加深对高深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地交流、合作与反思，促进学生创新意识、素质、能力及个性的全面发展。最后，还要关注学生之间不同的生活经验，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不同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尊重学生对高深知识的每一个独特理解，鼓励、支持其个性化的理解力和其与众不同的探索方式，从而使其缄默知识体系更加完善，个人素质的到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倩.高深知识：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J].现代教育科学，2005（7）

[2]张东辉、董成武.从高深知识的视角解读19世纪后期的大学规模扩张[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4）

篇4

教育行政执法的基本特征是：

教育行政执法是以国家的名义对教育活动进行全面管理。具有国家权威性。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转变。其次，根据法治原则，为控制行政权力的膨胀和防止行政机关的滥用职权，专司教育管理的行政机关的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过程就是代表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公民和组织应当服从。教育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国家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单位，这就把教育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执法活动区别开来。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教育行政案件的活动不属于教育行政执法。教育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过程同时也是行使执法权的过程。它具有国家的强制性。教育行政机关只有在其法定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执法活动，才是有效的行政执法行为。任何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不仅自始至终无效，而且违法。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1、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不同于政治意识、道德意识、经济意识等，其是法律和法律现象在人们主观意识上的反映。

2、法律意识有丰富的具体内容，既包括零星、分散的或严密、系统的法律思想，又包括直观感性的法律心理。

3、法律意识有多方面的表现形式，可表现为人们的法律行为，也可表现为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评价，还可表现为法律思想体系等理论形态。

4、法律意识是调节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其内含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崇尚和信仰，也含有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目标的尊重和渴望。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基本特征：

黄土、黄水、流沙是基本特色；塬、梁、峁、山、原、川是基本主体；环境脆弱是根本元素。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形态复杂，发展速度快，它们是河流泥沙的供给地和初期搬运通道。黄土物质疏松，具垂直节理，易遭受侵蚀。黄土塬、梁、峁地形是今天黄土高原基本的地貌类型。 山、原、川三大地貌类型是黄土高原的主体。耸峙在高原上的山地，犹如海洋中的孤岛。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一、博物馆文本简介

博物馆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库，承担着传承文化、记忆历史的重任。为了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博物馆文本英译似乎成了必不可少的历史需求，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中国博物馆文本英译依然问题重重，错误百出。

众所周知，文物是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所有文物都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代表，它们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文物包含了显性文化信息和隐性文化信息。显性文化信息包括外表、颜色、质量等信息，而隐性文化信息则涵盖了生产工艺、艺术风格等方面。本文将这些文化信息划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文化信息、中层文化信息和深层文化信息。

为了将上述文化信息介绍给观众，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其文化内涵，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这就是本文所称的博物馆文本。目前，在博物馆文本英译的过程中。这些文本信息是否都得到了很好的传达呢？博物馆文本英译是否还存在问题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对陕西部分博物馆的文本英译现状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对博物馆文本英译存在的问题题加以分析。

二、博物馆文本翻译的两大特征

（一）应用型问题的翻译

传递文本信息是该类文体的主要特征，因此其传递效果不容忽视。在该类文体翻译中，语言是一个传递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现将陕西历史博物馆文本翻译特点总结如下：

1.文本表达的简洁性

博物馆文本提供的名称及年代等信息是为了让游客在最短时间内对相应文物有最佳的理解，因此表达方式需简单明了，语句构成需避免繁琐。例如，将展厅介绍中的“沧海桑田，生生不息”译为“Time went by as generations lived on”。这种译法简单明了。

2.文本内容的准确性

这里的准确性是指灵活的尊重原文的处理，死板的翻译是不合格的，在翻译过程中需同时考虑展品的形态和功用。语言的精确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枣园稼穑”的翻译中，“稼穑”泛指农业生产劳动，因此用“farming culture”比用agriculture更为合适。这是因为agriculture指广义的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业，farming则是指耕作的农业。这种翻译既考虑周全，又直观准确。在翻译中注重译文准确性，是对历史真实性的还原和尊重。

3.翻译过程中的灵活性

除了意译能够体现翻译的灵活性之外，同义词汇的不同表达、不拘泥于汉语文本格式的翻译也运用了翻译技巧。

（二）四字词的广泛采用

汉语方块结构的特点，使其充满整齐美和音韵美。从内容上看，汉语四字词简洁明了；从形式上看，四字词对称整齐；语音上又显得朗朗上口。博物馆文本中四字格的使用正是这几个方面最生动形象的体现。如：文明摇篮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夏商踪迹The Trace of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y。

三、博物馆翻译的失误现象

1.文化信息的丢失

博物馆文本英译在实践中由于英汉文体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部分文字无法实现一对一的对译。使其翻译实践面临重重困难。这种现象可看成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丢失。如将“晋姜簋”直译为“Gui of Jin Jiang”，文物的内涵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达。对于来源于特定历史故事的成语，考虑到其历史背景和文化特殊性，字对字的翻译极容易造成文化缺失。如“假道灭虢”展板就只有题目的翻译，而内容则无对照英语译文。

2.部分重要文物没有成文翻译

目前，国宝级文物是出土数量少，但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笔者发现，在陕西博物院，诸如龙形觥、玉组佩等国宝级文物只有简单的名称翻译、出土时间及地点。这种失误在也使跨文化交际面临重重阻碍。

3.细节上的失误

首先是信息上的不对等。在博物馆文本中，标牌或展板的翻译与实物经常出现不对等的现象。如彩绘木盘。木盘为浅盘造型，在当时多用来盛放食物。而翻译却是A Painted wooden Basin.Basin的英文释义为：a large round bowl for holding liquids（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第148页），多用来指盆。plate的英文释义为：a flat，usually round，dish that you put food（牛嚣扛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第1513页），笔者认为，这里用plate代替basin更合适。

其次是翻译的前后不呼应。这是由于译法的问题。在博物馆中，以以下两类较为明显：

（1）拼写错误

如“邦国遗珍”展板中第六行，将“tribe”错写为“bribe”。

（2）译文与原意的出入

比如国宝级文物侯马盟书，中“纳室类盟书”的翻译略有出入。纳室是指对土地和奴隶的侵占和兼并。盟书的内容是反对侵占与兼并，用Receiving Covenants翻译与内容相违背。译作Covenants against Aggression自然更为合适。

四、博物馆文本英译的跨文化浅析

（一）博物馆文本翻译的跨文化性

贾玉新指出“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场所，系统地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地区特有文化的诞生、发展、演变。博物馆是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为公众提供知识和欣赏的文化教育，以学习、教育、娱乐为目的。依据Peter Newrnark对文本功能的区分，博物馆外宣材料体现了四大功能：宣传推广功能（激发游客兴趣、吸引游客前来游览）、介绍历史文化功能（对某一地区的人文历史发展进行介绍，满足游客的知识需求）、审美功能（让游客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美感享受）和指示功能（强调游客获得信息后所施的行为）。这四大功能中，宣传推广功能在游览行为发生之前起作用，指示功能服务于游客在博物馆的主要活动，审美功能在另外三个功能产生的同时产生，而把某特定地区的历史文化传递给目标读者则是其最重要的功能。由此可见，介绍、传递历史文化应是博物馆资料翻译中最重要的目标。如何最大限度地传递资料所包含的诸如历史沿革、宗教典故、民族风情、饮食文化、思维方式等文化信息就成为博物馆资料英译的主要问题。

（二）跨文化角度看文物名称的翻译

物的名称，从语法结构上看可表示为材质名称+专有名称的偏正词组形式。这里。材质名称是辨别、判断文物所使用材质的名词；专有名称则指文物器皿的名称，主要依据形状、用途来进行分类。汉语中一般是材质名称在前，专有名称在后；专有名称中以单声词居多，也有少量双声词。我们在实际调查中发现目前洛阳市文物名称翻译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同一器物有两种甚至三种以上译本，如：陶鼎Pottery Ding/Pottery Ding Tripod/Pottery Tripod；

玉佩Jade Pei/ Jade pendant是将材质名称意译，对专有名称采用音译呢还是直接意译呢？半音译处理法在文物翻译中很普遍，例如：玉如意jade ru yi（S-shaped ornamental object，formerly a symbol of good luck）。但这种方法一般必备两个条件：一是器皿名称在目的语中不可译；二是半音译之后最好加上注释，这样才能对目的语读者产生交际作用。那么“鼎”在目的语中是否零对应呢？在外研社编订的《汉英字典》中，鼎被解释为ancient cooking vessel with two loop handles andthree or four leg.三足鼎tripod/四足鼎quadri-pod。而tripod一词早期指的是古希腊神殿中的三足青铜祭坛。后来很多三足器物都可称为tripod，如三脚桌、三脚凳、三脚台座、三足奖杯、照相机与望远镜的三脚架等。可见，我国古代三足器皿都可称之为tripod，而四足陶鼎则可译为pottery quadric-pod而不是squared ding。同理，玉佩即指古代系在衣带上的玉饰，直译为jade pendant即可。此外，古代很多器皿根据其形象差异分为“尊”“卣”“觚”“豆”等，意译似乎也是更好的选择。如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中将“五彩加金鹭莲纹尊”译为Poly-chrome Jar with Egret and Lotus Designs and Golden Embellishment而非Polychrome Zunwith Egret andLotusDesigns and Golden Embellishment。

如果汉语拼音刚好与英文相同就更麻烦，如灰陶盂Gray Pottery He，玉鞣Jade She。不懂拼音的外宾很可能把“岙”“鞣”的汉语拼音“He”“She”误认为是英语人称代词，增加了跨文化交际的困难。

五、结语

博物馆是中外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博物馆各种解说资料中饱含丰富的文化因子，其英语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形式，不但要求译者在翻译中解读源语符号，也需要译者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破译源语非语言符号即文化内涵，从而将博物馆资料中的文化信息准确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把中华灿烂文化推向世界。

另外，博物馆的社会地位、教育功能及文化传播媒介作用决定了博物馆文本翻译的重要性。处理文化因素时，要以中国文化为基准，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修改、更新博物馆的文本翻译，才能为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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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红英.论博物馆展品解说文字的汉英翻译――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例[J].中外社科论丛，2010（4）

[3]豆红丽.中国博物馆文本英译系统研究[D].河南大学，2009

篇8

证券监管博弈模型的博弈双方是证券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从证券监管的实践来看，证券监管者是多元化的，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证券业协会或者证券交易商协会，还可以是证券交易所或者别的什么机构。不过几乎各国的证券监管都是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共同完成。我国采取的也是这种模式: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代表政府进行强制性监管，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进行自主监管。至于被监管者，笼统的说就是整个证券市场，即证券市场的参与者以及他们在证券市场上的活动和行为。不过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证券监管的直接对象定位于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具体包括发行各种证券的筹资者(政府、企业)、投资各种证券的投资者(政府、企业、个人)、为证券发行和证券投资提供各种服务的中介机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托管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证券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以及为证券发行和证券投资提供各种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和个人。

实施证券监管对于监管者是有成本的，即监管者的行政成本。为了实施监管，监管者需要设立监管部门来专门负责制定和实施有关条例和细则(如证券发行审核、证券稽查等)，这一过程中自然需要耗费人力、物力以及监管人员进行知识更新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并且监管越严格行政成本越高，为了分析方便，假设监管者只有两种纯策略选择，分别为低成本(low cost)的普通监管(监管成本为cl)和高成本(high cost)的严格监管(监管成本为ch.chcl) 。

实施证券监管对于被监管者也是有成本的，即被监管者的奉行成本。被监管者为了遵守或者符合有关监管规定不得不承担额外成本，如为按照规定保留记录而雇佣专人的费用、提供办公设施和材料的费用、聘请专门中介机构的费用等，只不过这种奉行成本以抵减收益的形式存在。在利益的驱使下，被监管者有可能为了增加收益(包括一非法收人)、降低成本(包括奉行成本)而进行违规操作。所以假设被监管者的纯策略选择是遵纪守法或违规操作。若遵纪守法则可稳定获得收益凡(已扣除了证券监管的奉行成本);若违规操作且未被查处，则可获得超额收益(违法所得或降低的奉行成本)r ( reward )，但若被查处则不但要没收非法所得，而且还会被处以罚款，此时的罚没总成本为p( punishment )。进一步假定，在被监管者出现违规行为的情况下，低成本的普通监管是查不出来的，而一旦监管部门采用高成本的严格监管，就一定能予以查处并处以罚款。

基于前述假设，考虑到证券市场上博弈双方得益信息的可获得性，建立证券市场上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并用矩阵形式示如表1。

利用划线法可以很容易地找出该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监管者实施普通监管，被监管者进行违规操作。最终结果是:监管者虽然付出了一定的监管成本却毫无作用;一部分被监管者违规操作获得了超额收益但却使其它的证券参与者遭受损失。显然，这是一个低效率的组合，只会加重证券市场的不规范性，违背了实施证券监管的初衷。

二、对监管者实施监管的证券监管博弈

若我们对证券监管部门实施监管，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这里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监管者通过严格监管查处了被监管者的违规行为，就会得到一定的鼓励b(bonus)，这种鼓励既可以表现为物质奖励(比如来自违规者的罚款，用以增加办公经费)，也可以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其褒扬带来的精神鼓励，或者兼而有之;但是如果监管者为了节省成本(或偷懒)只进行了普通监管而导致被监管者的违规操作得以成功，则要对其施以一定的惩罚f(fine)，这种惩罚可以是行政上的、法律上的或是经济上的。如此一来，上述博弈模型就发生了较大变化，新的博弈模型的得益矩阵如表2。

仍然利用划线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对监管者的监管力度较大、使得对其的鼓励与惩罚的量化绝对值之和大于监管者实施普通监管和严格监管的成本差时(即f+b>c-c})，该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从而避免了(普通监管，违规操作)这种低效率策略组合的出现。这种情形下，博弈双方都将在博弈中采取混合策略，即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各自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严格监管或是违规操作。让我们定义: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遨纤二几登三寻多笼罐熟:弓多雀诺态咬乏导铸泉录名室圣聆多石杀涟返络题透汉蛋定召砖罗亨恶璧三兮概率为r，进行普通监管的概率为(1-r);被监管者选择违规操作的概率为e，遵纪守法的概率为(1-e)。

给定e，监管者选择普通监管r=0和严格监管二1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小于(c‑-c,)/(f+b)，监管者会选择普通监管;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大于(c‑-c洲(f+b)，则监管者选择严格监管;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等于(c‑-c,)/(f+b)，监管者就随机地选择普通监管或者是严格监管。

给定r被监管者选择遵纪守法e=o和违规操作e=i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小于r/(r+p)，被监管者的最优选择为违规;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大于r/(r+p)，被监管者的最优选择为遵纪守法;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等于r/(r十p)，被监管者则可能违规也可能遵纪守法。

因此，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r=r/ (r+p).e=(c,}c,)/(f+b)即，监管者以r/(r+p)的概率进行严格监管，被监管者以(c‑c,)/(f+b)的概率选择违规也可以解释为，市场上大量的被监管者中(c,}-c}/(f十b)比例的被监管者选择违规，(f+b-c‑+c,)/(f+b)比例的被监管者选择遵纪守法;监管者随机地对r/(r+p)比例的被监管者进行高成本的严格监管，而对剩余的被监管者则仅采取普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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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由表1可见，关于公司审计委员会规模信息披露的较为充分，但关于审计委员会主席和审计委员会会计专家的信息披露的不够清楚。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各有侧重，最终五项内容披露齐全的公司只有68家。关于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信息披露有必要通过法规进一步完善。本文处理数据所用软件为SAS 8.2。

(二)变量定义本文采用参数检验与多元回归法考察审计委员会基本特征对审计委员会行为的影响。在检验过程中，变量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AUDCOM：审计委员会与注册会计师沟通方式;审计委员会与注册会计师沟通有五种类型：

函件、见面会、电话、审计现场、电子邮件。见面会与审计现场沟通最具实际意义，凡提及这二种沟通方式之一的，加1分，二者都提及的加2分;函件、电话和电子邮件之三种沟通方式不够直接，凡提及这三种沟通方式之一的，不加分;AUDCOM的最后赋值为所提及沟通方式赋值累加之和。如公司提及见面会、电话、审计现场三种沟通方式，则AUDCOM值为2(1+0+1)。

COMME N：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一般认为，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可以作为审计委员会勤勉的变量(谢永珍，2006)，但也有研究认为频繁的开会只是为了事后解决频繁发生的问题而非前瞻性地去履行职责(王雄元、管考磊，2006)。为了明确区分公司审计委员会次数过多可能对研究的影响，本文对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做了处理：

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样本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的中位数，COMMEN：1;样本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的中位数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样本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95分位数，COMME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样本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95分位数，COMME2.解释变量AUDACC：财务专家比例。财务专家在审计委员会中所占比例。财务专家的判断标准包拓：有财务背景的学历、取得CPA证书、从事过财务总监等与财务相关的工作。符合其中一条即可判断为财务专家。

AUDCHA：审计委员会主席来源;审计委员会主席来源于企业赋值为0.6;来源于基金管理公司赋值为0.8;来源于高校赋值为1。N CM：审计委员会规模;审计委员会成员人数。COMNP：独立性。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分为三大类：董事会相关变量、股东大会相关变量、企业基本情况变量。本文所涉及的相关变量及定义如表2所示：

二、描述性统计本文手工收集整理了2010年年报中明确提及审计委员会与注册会计师的沟通方式的信息，如表1所示。在1182家公司中，共有777家公司提及了审计委员会与注册会计师的沟通方式。表3组A显示，共有179家公司提及采用了函件方式沟通;449家公司提及采用了见面会的形式;145家公司提及采用了电话沟通的方式;184家公司提及在审计现场进行了沟通;还有43家公司提及采用了电子邮件的沟通方式。三、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的目的是检验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审计委员会的基本特征并非是决定审计委员会的行为的唯一要素。例如， 当审计委员会财务专家比例较低时，审计委员会代偿性的增加行为有效性，这种代偿可能是自愿的，但更有可能是被外部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所强制的。所以有必要控制其他影响审计委员会行为的要素。AUDCOM 、COMME N 、AUDACC、AUDCHA 、N.CM、COMNP六要素全部披露的样本共计68家，减去其中金融行业的样本(因为控制变量有LEV，与普通行业计算不同)和数据不全(机构持股比例)样本，最后得到样本53家。多元回归结果分析如表4所示。

审计委员会财务专家比例(AUDACC)、审计委员会规模(NCM)与现场沟通方式(审计现场、见面会)呈正向关系，与前面参数检验结论一致，支持了假设11与31，但未通过显着性检验。

审计委员会主席来源(AUDCHA)与现场沟通方式呈现正向关系，与前面参数检验结论不一致，但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二者检验所用样本不同。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SHAINP)与审计委员的现场沟通方式呈现正向关系，并在5% 的水平通过显着性检验，这意味着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对审计委员会的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股权制衡度(SHABAL)与审计委员的现场沟通方式呈现反向关系，并在5% 的水平通过显着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当股权制衡度较高时，公司整体治理水平较高，反而弱化了对审计委员会监督功能的需求，从而导致审计委员会沟通行为有效性的下降。

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回归分析在以COMMEN为因变量对式(2)所示各项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时，审计委员会主席来源(AUDCHA)与现场沟通方式呈现反向关系，并在5% 的水平通过显着性检验。这意味着当审计委员主席来源于高校时，会议次数越少，假设22没有得到支持。审计委员会财务专家比例(AUDACC)、审计委员会规模(NCM)与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COMMEN)呈正向关系(支持了假设12，3 2)，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COMNP)与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COMMEN)呈反向关系(假设42没有得到支持)，与前面参数检验结论一致，但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这意味着审计委员会规模越大，财务专家比例越高，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低，越有助于审计委员会内部的沟通。

这可能是因为独立董事时间、精力的局限性，妨碍了审计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平时的行为效率较高，从而不必要通过开会解决问题。

进一步看出，相比于其他基本特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COMNP)系数为一0.8018，对于审计委员会的沟通行为(AUDCOM)影响最大：审计委员会主席的来源(AUDCHA)系数为一0.9464，对于审计委员会的会议次数(COMMEN)影响最大。

四、主要结论与局限

(一)主要结论本文通过参数检验与多元回归分析，对审计委员会基本特征与审计委员会的行为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包括：

首先，相比于2007年，2010年审计委员会沟通方式中的审计现场、见面会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比率都有大幅增加。相比于其他沟通方式，审计现场沟通和见面会沟通更具效果，也意味着审计委员会的行为更为积极。虽然，公司披露的审计委员会与注册会计师的沟通方式越多，并不意味着审计委员会对年报的参与和沟通质量越高(吴溪等，2011)。但是，如果上市公司整体沟通方式增多时，就不能将其归因于处理异常问题，而更多可能是沟通质量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审计委员会的行为效率有所提高。

第二，以审计委员会的基本特征作为审计委员会行为的替代变量去分析审计委员会的治理功效是值得推敲的。审计委员会基本特征及行为具有一定相关性，并且在参数检数时都比较显着。

但是，在多元回归分析时，除公式(1)中的独立董事比例(COMNP)和公式(2)中的审计委员会主席的来源(AUDCHA)外，审计委员会基本特征都未通过显着检验。这说明审计委员会基本特征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其行为，但其解释力度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应慎重使用审计委员会的基本特征去评价审计委员会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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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2.015

[中图分类号]F23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2-00-01

大型国有企业是我国现代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常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获取的经济收益以及纳税贡献，促进了我国现代产业经济的发展。从这一角度分析，做好大型国有企业的审计工作，对我国现代国民经济的综合性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大审计”理念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内涵

经历持续多年且连续不断的研究和理论阐释，国内审计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学者以及高校相关专业教学工作者，已经逐步形成了对“大审计”理念基本内涵以及基本特征的“公认性”认知结论。

在“大审计”理念的思想指导条件下，审计事业应当积极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整体发展进程，以及国有企业经营发展进程中的目标和路径规划，切实实现对我国国有企业现有的全部审计资源的统筹性应用，逐步引导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宏观收益，与企业内部微观审计工作之间形成有机统一，并以此实现审计工作成果以及相关信息的共享化应用。

实现审计工作成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是“大审计”理念指导下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追求的基本目标。要逐步实现企业内部效益性审计工作与合规性审计工作的有机结合，促使企业内部审计在切实改善和提升企业基本生产经营效益、降低和规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填补企业现有业务开展流程中的漏洞、规范企业日常管理工作的实务开展流程等方面发挥最大作用，并以此为国有资产项目保值增值发展运作目标的实现提供基本支持条件。在现有研究背景下，通常可以将“大审计”理念的主要特征阐释为如下几个基本方面。

第一，应切实建构形成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全局化理念，基于微观性和宏观性双重工作切入角度，促进企业内部现有审计资源的高效整合，切实发挥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对企业生产经营事业发展进程的促进作用。第二，实现企业审计工作内容体系的发展扩充，在切实关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财务收支状况的基础上，逐步将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扩展到企业经营管理事业的效益取得状态，以及企业经营管理风险因素的防范处置等方面，促进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效益性、合规性以及真实性等基础属性，实现有机统一。第三，加快破除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存在的“条块分割”状态，逐步促进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资源的高效化利用。

2 “大审计”理念在大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中的应用

“大审计”理念基于系统学角度切入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根据审计事业的可控性、重要性以及全面性等属性要求，重点把握国有企业内部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的质量管理与控制环节，促进企业内部审计管理工作体系逐步展现审计工作人员管理体系、审计工作质量监督体系，以及审计工作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相互结合的有机化和系统性特征。

2.1 审计工作人员管理体系

作为国有企业审计工作具体开展过程中的主体要素，审计人员不仅要具备审计工作专业实务技能、基础职业道德素养，以及在具体开展企业审计实务活动过程中的业务性组织协调能力，还应当具备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宏观大局把控能力，具备一定的前瞻性业务开展思维，能够结合具体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基本发展路径，对“大审计”理念的基本内涵进行丰富和完善。要在具体参与审计实务工作过程中，逐步养成勤于思考和开展工作创新活动的实务能力，实现基本知识经验的有效积累，促进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沿着良好有序的路径不断成长发展。

2.2 审计工作质量监督体系

切实加强对风险管理理念的认知。在企业审计工作的实际开展过程中，将难以避免地面对审计风险及审计评估风险两种基本风险形态，而所谓审计评估风险，其实际指的是不同审计工作人员，在具体应用差别化设计工作开展手段的过程中，给企业实际化的生产经营路径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相关的业务风险。审计风险，通常是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者因在日常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实施违规操作而导致的风险。鉴于上述风险因素的客观存在以及不良影响，要求审计工作者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风险因素或事件的发生概率。逐步推广应用企业审计工作组长责任制度。审计组长是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团队的核心领导者，只有切实建构并推广应用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组长责任制度，才能为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质量保证目标的实现提供充足的支持性条件。

2.3 审计工作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为充分发挥企业审计工作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最佳效能状态，应当在审计立项、审计实施及审计整改等多重化具体工作环节的开展过程中，切实做好相关工作细节及进程性影响因素的控制和把握工作。

在具体开展审计立项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要合理开展企业内部审计资源的调配工作，制订并实施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长期性计划，通过对审计工作基本风险评估信息的引入和运用，切实提升企业审计工作长期发展计划制定工作的科学水平，切实提升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在具体开展过程中的效率和水平。

3 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