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经济学问题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房地产经济学问题，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房地产市场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课本中的内容很难满足学生在知识上的需求。利用教材，对房地产市场中的供求关系的发展进行论述，能够使房地产中的理论与实际的经济活动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在市场活动中供求关系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因素，对会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房地产企业中，供求关系的作用更加显著。房地产经济教学中教材中需要对供求关系进行详细分析，重点要对房地产供求关系平衡的实现进行分析。房地产市场中涉及到人们生活中的必须品住宅，它很难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动形成供求平衡关系[1]。社会的关系发展，使人们在住宅的需求上呈现出层次性满足，因此在教材中应当对住宅需求的进行解释，从心里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人们对住宅需求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加深对问题的探讨，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

从社会心里动机进行分析，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内心所驱动的，动机的产生是由人的需求获取到的满足程度而引起的。因此，对住宅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时，可以依据人们对住宅需求的迫切程度进行排列，住宅的底层需求就是人们栖息的一个场所，遮挡风雨，其次是满足人们在安全上的需求。在满足人们在生理层次上的需求后，住宅则需要具有保障和安全功能[2]。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心理需求对住宅的选择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地位需求也影响着人们对住宅，在此情况下，住宅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正常社交活动的场所，属于集体创造的优越条件。现代许多住宅小区都建设了一些服务设施，这也是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而建立的。尊重需求，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希望自身的自尊性能够得到满足，希望个人的成就和才能等方面能够得到他人认可，这种存在于内心，并且需要外在标志和行为表现，而一套功能完善的设备则可以实现这一需求[3]。

2 房地产经济学教学中对实验教学的应用

2.1 实验教学实施的基本条件

在房地产经济小学中对实验教学进行应用，对教学人员、实验室、费用等方面都有着一定要求。（1）在教学人员上的要求，实验教学的开展需要的人员有实验室中的工作人员和教师。对于实验教学的开展，教师必须要对房地产经济教学的内容熟悉，熟练的掌握实验步骤依据操作方法；实验室中的工作人员，不仅需要熟练掌握实验过程中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而且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协助授课老师完成教学工作。（2）实验室要求，一般情况下实验室教学需要在专用的实验室中开展。实验室教学通常分为计算机模式和手工模式两种，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为了降低其它因素对实验室教学的影响，提高实验的便捷性，在房地产经济教学中最好还是选择计算机实验模式。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并未建立专门的房地产经济实验室，因此实验教学的开展可以在管理学或金融学实验室中开展[4]。（3）实验教学的开展需要一定的实验教学费用作为支持，刨除实验室中在硬件购置上需要的费用外，对部分实验也在激励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

2.2 实验教学的具体实施步骤

篇2

区位在房地产投资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这一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在房地产经济的著作中我们常常看到这一点。区位在不同的行业所占据的位置是不相同的比如对于与商品供给企业和广大商品的消费者都具有广泛联系的商业企业来说，距城市的中心区域较近，它需要的是有较高人流量，具有便利交通条件和密集消费群体的城市中心地区往往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障并增加企业的经营利润。因此，商业企业对城市中心地区的土地投标地租就较高。而对于工业企业来说，土地投入的地理位置是否居中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其前、后序产业相互毗邻，要有良好的供、排水条件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等。以降低他的成本和城市扩张引起的不必要的损失。而商业他要求距城市的中心区域较近，它需要的是有较高人流量的地区。

这样，城市中心地带就一般被商业企业所占用，并形成以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为主要经济功能的商业中心。而商业中心又可依照其功能层次和辐射范围，分成高、中、低不同的几个级别。而工业往往聚集在距车站、码头等运输集散地较近的地方向外辐射。

当然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如土壤、地形、气候、矿产资源等自然因素；又如市场、交通、政策、技术等，以及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影响区位选择。

房地产投资区位的选择对不少开发商进行房地产投资时都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一方面他们面临土地价格的上涨过快和投资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有面临消费者收入增加缓慢的难题，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对房地产区位和价格存在更多挑剔。

在西方经济学中我们会得到很多理论如：杜能原理、同心圆理论由伯吉斯（E.W.Burgess于1925年总结出来的）、扇形理论（Sector Theory）霍伊特（Homer Hoyt）于1939年创立的、多核心理论最先是由麦肯齐（R.D.Mckenzie）于1933年提出的，然后被哈里斯（C.D.Harris）和乌尔曼（E.L.Ullman）于1954年加以发展等。

下面我们我们通过这些理论来看一看房地产住宅投资区位的选择。

我们知道消费者在购房中主要考虑的是方便程度；当然这是人所共知的，由此我们想到了西方经济学的的一些理论如：杜能原理，在杜能原理中我们得到了公式

I=（P- C-SK）Q；I定义销售收入、P农产品市价、C农产品成本、K为农产品交通时间耗费、S为运费

我们将公式重新定义为

R=P- C-K我们将其R定义为购房后的时间效用、P购房人每天可消耗的时间、C为购房后生活必需品的交通时间耗费、K为购房后的交通时间耗费（K实际上是两个变量我们在下面讨论）。如果市场价格P一定（一年内）在公式中有两个变量C、K，那么消费者在讨论购房时主要考虑的是C、K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先来讨论C（C为购房后生活必需品交通时间耗费）。在一般家庭消费中生活必需品支出占有重要地位，而生活必需品交通费用支出却是不可忽略的。生活必需品在其他的文章中已交代的很清楚了，我要请调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酒吧、餐厅和歌厅也走向百姓生活。当然在一些住宅一层的铺面出租也能满足一些消费者的需求，但对一些中层收入家庭来说这是不够的，因为对大不分中层收入家庭来说他们愿意到较有档次的地方消费，这合乎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对大多数开发商来说占有较多的中层收入家庭的市场就意味着占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我们也了解到生活必需品交通费用支出也在购房中起到一定的影响。

对于C（C为购房后生活必需品交通时间耗费）的理解我认为可以使用追求效率型模型，（寻找需求点与区位点间的总移动费用最大化――中值问题：总移动距离最小化的地点成为中值）目标函数 min Z=∑∑ aidijxij

约束条件：∑xij=1

yj―xij≥0

∑yj=P

xij=0，1；yj=0，1

式中，ai为地点i的需求；dij为地点i和地点j间的最短距离；

xij：地点i的居民如利用地点j的设施，则为1；否则为0；

yj：地点j布局设施时为1；否则为0

P为设施数

目的：使每个居民都能得到一个设施，其费用最小；最终居民与设施均达到效率最大化。

下面我们来谈谈K（K为购房后的交通时间耗费）。这里我们把SK定义为消费者关心的一些项目如：子女上学问题、到工作单位的交通便捷程度、到医院、到父母居住地的距离等。我们先以子女上学问题为例来谈谈，假设子女上学问题在家庭中占主要地位，而需要照顾的子女一般为小学和中学。家长对子女在选择就读的学校一般为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我们设它为B点、设居住地为A点、家长的工作地为C点。家长对上下班与接送子女所耗用的时间之和即为AB+CD。

AB+CD这一距离如何来确定呢，我们知道人保持某种状态的时间是有限的，时间过长必然产生疲劳，从而就会放弃某种活动。根据测算，一般情况下儿童疲劳时间的极限为40分钟～60分钟，成人为90分钟～150分钟。普通人休闲步速为30米／分～40米／分（我们还可以以公交时间、出租车时间来计算。当然要看投资人的目标市场的选择），那么我们得到150分钟×40米／分钟=6000米

一般这个时间为10分钟～15分钟（12点下班到两点半上班减去吃饭午睡时间）。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以B、C点的一个椭圆。在这个范围以内的任何一点都是较理想的。当然AB+CD所耗用的时间可以是代步工具所达到的。有人会提到寄宿学校，但我们都知道在这一时间无法达到的情况下是人们的被迫选择。

对于K（K为购房后的交通时间耗费）的理解我认为可以将投资方即将选择的区位看成是公共设施可利用追求效率型模型的目标函数 min Z=∑∑ aidijxij和最大覆盖原理（指在距设施一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向更多的居民提供服务为目的，即距离各设施一定范围内包含的需求地域最大化）。

目标函数 max Z =∑aizi――被覆盖的人口最大化

约束条件：∑yj ―zi≥0――能够覆盖地点i的至少有一个以上

∑yj=P

zi =0，1；yj=0，1

式中，zi：地点i被设施覆盖，则为1；否则为0；

yj：地点j布局设施时为1；否则为0

P为设施数

说明：被覆盖的最大化人口，可以从该区位所在的常住人口加上新建小区可入住人口减去空值。这样我们就的到了一个以K为半径的圆通过其他西方经济需理论如：

我们在这里只说到两个因素加上其他的因素如到繁华得商业区、到医院、到父母居住地和消费者的其他偏好我们就可以构建出以下的区位，在这一区域的则不属于居住繁华区，即这一区域内为住宅的黄金区域，超过这一界限的对于消费者来讲效益递减。

对于商业物业来说若干个黄金住宅的区域就成了B、C点，B、C点构筑的椭圆也就成为商业物业的合理投资区位，而AB+CD所耗用的时间可以为在1小时～2个小时之间（星期六、日，一个家庭愿意耗用的时间）。

参考文献：

[1]曹振良:房地产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

[2]王春生:房地产经济学.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10

[3]曾诗鸿:西方经济学.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4]刘洪玉:房地产开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1

[5]李王鸣叶信岳祁巍锋:中外人居环境理论与实践发展述评

篇3

每次看着安琪、安东抱着麦当劳的汉堡、薯条吃得不亦乐平，我就会问他们：“麦当劳是卖什么的?”两个孩子每次都会被我的这个问题弄得很郁闷。

第一次问他们这个问题时，安琪咬了一口汉堡，鼓着腮帮子，嘴角拖着几根生菜丝，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卖什么，就卖我吃的这个。汉堡!喏，还有他嘴里的苹果派。”安琪顺便指了指安东。

“就这些啊?”我故意表现得很惊诧，希望孩子们能对问题有所发掘。

“当然不止这些!”安东接道，“还有麦乐鸡、薯条、新地……嗯，汉堡有很多种口味，都是美国味的；派也有很多种，都非常好吃!”

“还有吗?”我追问。

“还有很多呢!爸爸，你要开一家快餐店吗?打听得这么清楚!”安琪不耐烦了：“反正都是吃的嘛，也没什么很特别的。我就是喜欢这里的口味。”

我没办法责备孩子们，那时候他们还小，还不能理解我问题背后的真正涵义。于是，只要他们吃麦当劳，我就问他们同样的问题。问得久了，安琪、安东也意识到再说麦当劳是卖薯条、汉堡什么的挺没有意思的，他们开始寻找新的东西。

“麦当劳的儿童套餐会搭售玩具，上回卖的是‘史努比’小狗玩具，这回好像是‘多啦A梦’，经常会翻新花样的。”

“他们会有很好的服务，服务员的态度非常和蔼，很热情。这个也能算是他们的卖点之一吧?”

安琪、安东不断地搜索新的答案，而我则是焦急地等待他们有本质上的认识。孩子母亲有时候笑话我，说我拔苗助长，总是让两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去找什么商业上的规律，干吗不让他们好好地吃顿麦当劳!不过我不愿意放弃这种训练，越是长久的探索积累，越能让孩子们对事物有更深刻的认识。

有一次，安琪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忽然提到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也不管是哪个城市，只要是麦当劳的店，地板、桌椅、餐具、工作人员的制服，餐牌的格式……所有的一切一推门进去都是一样的用餐环境!

我心里一亮，忙问她这种现象和其他的商品有何相似之处。

“KFC!”安东插嘴。

我摇摇头：“换一个别的种类的产品。”

“我觉得很多日本的品牌电器都是这样，一看风格就知道是哪个品牌了。”安琪思考着说。

我欣慰地笑了：“这回终于算是拨开云雾见晴天了。我一直问你们就是要的这个答案，麦当劳不仅仅是卖快餐，而是在卖品牌。”

后来我们在北京王府井最繁华的街头看到一家麦当劳餐厅，于是我再次问安琪、安东：“麦当劳餐厅都建在什么地方?”

他们顺口答出：“人多和热闹的地方。”

“为什么要到这些地方呢?”我步步紧逼。

“容易挣钱啊!东西能卖得出去，地段好呀!”

我笑了：“是呀，这么好的地段，麦当劳能够在全世界拥有很多好的地皮，他们会赚多少钱啊?”

安琪、安东一听恍然大悟：原来，麦当劳还是一个隐形的房地产商。

在20世纪80年代末，麦当劳进驻中国，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分店时选择了北京东单大街与长安街接口处的黄金地段。那时候的中国人基本没几个知道土地或黄金地段是个金娃娃，把很好的地段给了麦当劳。没多久，王府井改造，麦当劳仅因店面拆迁的补偿就赚得盆满钵满，那一刻才有人知道麦当劳作为房地产投资商眼光之犀利。

麦当劳创始人雷・克罗克曾在德克萨斯州立大学MBA班询问那些高材生们：“我的麦当劳是卖什么的?”正在学生们为如此简单的提问感到莫名其妙时，克罗克给出了一个令他们惊诧不已的答案――麦当劳的真正生意是经营房地产。

篇4

从2005年开始，国家就开始加大控制投机和抑制房价的力度，但是成效并不显著。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严格执行并逐步完善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促进房价合理回归。这表明，投机与房价已经成为制约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认为，调节房价和抑制投机成效不大的原因在于现有房地产的制度缺陷，要解决投机与房价两大问题，必须系统全面反思房地产业市场化的历史过程，找准体制缺陷，明确新的改革方向和重点。

一、中国房地产业改革的基本路线与成就

中国房地产业改革的历史起点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房地产制度。其基本特点：一是房地产产权公有；二是国家计划，即国家统一规划、统一建房、统一分配；三是福利化分房，即房地产使用者只需交纳象征性的房屋维修租金。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种体制已经积累了严重的弊端。一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建设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财政补贴日益增加，国家背上了沉重包袱。二是居民住房日趋紧张，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消费需求，住房问题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是由于公有财产的产权管理较为混乱，造成违章占地和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城市管理越来越难。四是由于产权公有机制造成使用过程中损毁，折旧年限较短，资产流失严重。由此可见，这种体制已经难以为继。

中国传统房地产制度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中国房地产改革必须沿着三条基本路线展开，即打破住房公有制，推行住房私有化，实行居者有其屋；打破计划分配体制，实行市场化；打破福利分房制度，实行住房商品化。

在实行住房私有化层面，1979年，温州、福州、杭州、无锡等市和黑龙江省部分城镇，分别试行了组织私人集资建房和“私建公助”、“公建民助”等办法，由此开始启动住房私有、居者有其屋的进程。当前，根据建设部公布的资料，中国城镇家庭80%拥有自有住房，农村100%有住房，住房自有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尽管中国居民拥有的住房质量和面积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住房自有成为居民的巨大生活负担，但中国居民住房自有率正在不断提高，房产开始成为居民的重要资产。

在实行市场化方面，通过打破住房计划体制，实行住房的市场化购买，中国逐渐形成了市场化建房、市场化分房、市场化销售、市场化定价等一整套住房市场化体制机制。这套机制尽管是造成高房价、住房分配不均、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投机等问题的体制原因，但市场化形成的多元化住房建设投资格局，是当代各国解决住房问题的普遍体制，为进一步解决住房问题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住房商品化方面，1979年，吉林、广西等地率先实行国家投资建设住宅出售给居民，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步伐逐渐展开。1984年，国务院要求大中城市逐步扩大商品化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进程加快推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取消福利分房以后，中国的住房商品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商品住房市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上看，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住房体制基本框架；城镇居民住房基本实现自有化和商品化，商品房、限价商品房和廉租房等住房供应体系正在形成；多元化投资、持续化融资、专业化服务、市场化分配等市场化机制基本形成；房地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二、中国房地产改革的问题与反思

由于改革中出现了偏差，中国房地产改革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一是房价过高。根据中央电视台2011年10月“经济生活大调查”的结果显示，47.74%的民众将住房列为家庭最主要的困难，31.46%的民众最期待政府解决住房问题。根据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2012年3月22日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镇房价收入比已经高达12.07，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25.25，而国际上认为适宜的房价收入比为6—8，可见，我国城镇住房房价收入比严重高企。时至今日，高房价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正如2012年“两会”期间总理指出的：“一些地方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二是投机过盛。以1992—1993年房地产泡沫为例，1992年全国共有房地产企业12400家，但有实际开发业绩的房地产企业仅为7066家。浙江省1993年7月底有195家合资房地产企业，27家外商独资房地产企业，但外资的实际到位率仅为20%。1992年全国共有空置商品房1836万平方米，空置率超过30%。海南省1988年住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平方米，比1991年增长257%。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7500元／平方米。

当前，学术界和决策界多将房地产价格高企和投机旺盛的原因归结为房地产体制之外的原因，例如土地制度方面的城乡土地分割、政府垄断土地、土地财政；住房金融制度方面的商业性住房金融体系单一、政策性金融与保障性金融不匹配、公积金制度设计不合理；税收制度方面的缺乏针对保障房投资融资的税费减免政策；中央与地方在房地产宏观调控方面的职责划分不清、缺乏对房地产市场监管和住房保障方面的硬性规定等。

本文认为，上述原因都只是房地产体制之外的原因，房价高企和投机旺盛的根本原因是房地产体制内的原因，即30多年的改革出现的一些偏差导致的住房体制缺陷。具体来讲，一是在房地产业的定位方面，过度赋予房地产业经济发展功能，特别是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房地产业被当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被赋予重大的经济功能。二是在住房供应体系方面，过度强调商品化，相对忽视保障化。尽管1994年和1998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市场化与保障化相结合的一体化住房供应体系，但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在许多城市进展缓慢，形成了房地产商品化过度和保障化不足的局面。三是在住房开发制度方面，开发公司制导致住房开发市场的垄断，城镇居民合作建房与自建住房、郊区农民经营性建房被禁止，加上开发公司采取预售制，可以利用银行贷款和购房者预付款进行开发，实际上是将风险转移到银行和购房者身上。四是在住房分配方面，建立了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但是没有建立货币化分配与房价增长同步同比增长的机制，工薪阶层住房补贴难以随房价一同提升。五是在住房交换制度方面，由于租赁市场严重滞后，多数居民不愿租房，拥有住房者缺乏出租动力。正是由于这些体制缺陷，形成了推动房价上涨和投机旺盛的体制基础和体制力量，如果不进一步整体完善房地产体制，深化相关配套改革，消除这些体制缺陷，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房价高企和投机过度的体制基础。

三、中国房地产业改革的未来指向

当前，中国人均GDP跨上5000美元台阶，正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全社会住房需求呈现旺盛态势，同时，伴随城市化的深度推进，中国住房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房地产业处在向新的阶段发展的转折点上，应该在进一步坚持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同时，基于全面系统的反思和规划，明确中国房地产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

首先，确立正确的改革方向。30年多年来中国房地产制度改革的成功归结为市场化，而问题则出在过度市场化。具体来说，在房地产市场化方面出现了几个偏差：一是过度强调住房的投资品性质，相对弱化了住房的消费品属性；二是过度强调了住房的私人品性质，相对忽视了住房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三是过度强调了住房分配的市场化特性，相对忽视了住房分配的保障性特性；四是过度强调了房地产业的经济功能，相对弱化了房地产业的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职能。

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在继续推进房地产改革的同时，纠正房地产市场化的上述偏差。一是要确立住房的消费品主体属性。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住房是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消费资料，其基本功能是为劳动者提供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住房作为投资品的功能是派生的。二是要强调住房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居住权是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是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国家和社会有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和家庭享有基本居住权的义务。因此，住房既是私人品，又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不能完全市场化。三是要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体系的建设。从国外经验来看，保障性住房是确保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居住权的重要途径，是遏制住房过度投机的基本手段。四是不仅要将房地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更要将房地产业作为民生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当前阶段，要更多地强调房地产业作为民生发展支柱产业的属性，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财政、金融和税收支持力度。

其次，完善房地产制度与体制。一是加快构建保障性住房综合体系。加快推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形成与中下等收入群体需求与支付能力相适应的保障房供应体系、分配体系、融资体系、资助体系和调控体系。二是加快构建住房综合配套体系，包括建立“产权多元、自有为主”的产权制度，“基金主导、多元开发”的开发制度，“租售并举、先租后买”的租售制度，“一户一房、抑制投机”的消费制度，“以钱为主、钱物分离”的分配制度等。

最后，加快推进房地产体制外配套改革，包括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群体收入；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加大各级政府事权、财权整合度，逐步削弱土地财政的基础，提高土地收入返回住房开发的比重；建立中央与地方“责权对称、分工负责、科学问责”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住房保障的管理体制，促进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等。

【参考文献】

篇5

“多年调控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调控是在试图用政治和道德的观点来解决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李战军认为多年来每一轮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都不是新的政策，而是之前失效或未落实的原有政策的拼接和重组。“政策一手压需求，一手压供给，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也不符合经济规律，非但无助于房价的压制，反而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虽然房地产业和市场本身存在着各种问题，一些问题也不是中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但李战军认为其总体仍然处于健康的状态。“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中国老百姓不断改善住房需求的市场，其发展历程总体上是顺畅和稳定的，并非是一个充满泡沫和投机的邪恶市场。所谓的房价泡沫不能简单归结于房地产业和企业本身，主要因素是多年来中国人民币和信贷的规模化超发。长期存在着通货膨胀，造成了包括房子在内的所有商品都在涨价。而房产作为投资保值增值的最好载体之一，也备受老百姓的青睐。”

到2013年一季度，中国M2余额已经达到103万亿元。近几年，我国新增货币贷款规模一直处于每年7～9万亿元的水平。这些经济数据都处于世界最前列。

“作为投资品的商品住宅，正成为吸纳沉淀超发货币和实现老百姓家庭财富稳定的最好载体。”李战军认为，楼市的泡沫其实是替人民币的超发“背黑锅”， 去年我国商品房和商品住宅价格上涨的幅度在7.6%到8.4%之间，这个幅度基本上相当于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但又高于CPI的增长速度。如果将房地产行业放置于我国同步上涨的经济大环境之中，整个行业总体上仍然是健康的，房价的上涨幅度在可控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新型城镇化并非房地产

“不能将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同于房地产新一轮的开发机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要消除中国社会两元结构，解决机会公平和发展正义的问题，其中核心的是提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出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对于目前正在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李战军认为，不能将房地产业的发展简单等同于城镇化建设，更不能认为城镇化建设就是要依靠房地产业。

李战军分析认为，我国城镇化需要解决的是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生态等复杂问题，绝非房地产业一己之力能够完成。“当然，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也必将给中国房地产业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和平台。正确认识产业定位和企业定位，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长盛不衰的基本要求。”

“房企参与城镇化建设是一个大趋势，同时也要对过去三十年我们城镇化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和创新。”李战军指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农村集体土地的市场出路问题。要让农民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基本利益得到保障，工作权益得到保护，长远权益得到实现，满足城镇化发展中所要求的土地转型、产业转型和劳动者转型。重点要解决集体土地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市场流转不通的问题。对于符合规划要求，按照法律法规程序走下来的农民住房，也需要给予确权登记。实现其土地和房屋的市场价值。

其次，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需要解决发展定位和服务定位。在中小城镇实现房地产开发，对于很多房地产企业来说并不陌生。但是，既要满足城市人口的分流，又要解决原有农民的工作居住环境的提升，做到和谐发展并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房地产企业要将原有城市客户的服务对象，扩展到包括原先农业人口的新型服务对象。

篇6

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研究有着学科泛化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缺少方法和范式的通约，缺少基本陈述的约定；在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方面，则缺乏一种学科的技术规定性。

1979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的社会需求增大，经济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强势学科，即所谓的“显学”。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政策建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由于社会需求增加，大学的财经类专业成为热门专业，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乃至理工科大学都设置了财经类院系和专业。

然而，在对经济学“需求”和“供给”的膨胀中，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界定、学科规范却处于相当程度的迷乱中。中国的经济思想原本就缺乏实证思维的传统，加之学科分界不清晰、理论训练不正规，致使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分析缺乏足够的科学性。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一文，指出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分类系统将“人文学科”(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cial science)混同为“人文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我也同意他的这种讲法。因为，人文学科不属于“科学”(science)，它是一种以“人学”为旨趣的“价值体系”，其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即非“规范的”，其所研究的命题都是“价值命题”。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属于“科学”范畴，是一种以“物学”为旨趣的“知识体系”，其思维方式是实证的，研究的是“事实命题”而非“价值命题”。根据科学思维的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应致力于趋向价值中性，摆脱“价值负荷”，以符合实证性和可证伪性。

根据科学方法论，科学是人的一种有条件的认知过程。科学理论是一种公理化系统，理论语言、基本定理、对应规则应该具有统一的认识论意义。科学研究对知识背景、知识结构、理论训练有选择标准和定向标准，理论要明确、可识别、给出信息量，这就是范式要求和可证伪要求。而经济学，正是在方法论上接受了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实现了所谓“研究框架的进步”，使经济学理论研究更符合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特征。

经济学需要框架约束

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所以是有严格的框架约束的。同样，对经济学、经济学者的批评也不能没有学科框架约束。不然，讨论根本无法展开，经济学界也只能“集体失语”了。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论题。对此论题，有从和谐社会角度讨论的，有从居住权利角度讨论的，有从贫富角度讨论的，更有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讨论的；有的论者掏心掏肺地要房地产市场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为己任……尤其是对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各方论者更是兴趣所致，连篇累牍地发表“空对空”的分析文章。

其实，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也有很强的专业性。对研究工作而言，亦有一定的信息量要求和理论训练要求。如果是作经济学分析，还需要有具备一定的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虽然，“人的居住问题”不单是经济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可以从多种学科角度讨论。但若是具体到房地产市场本身，则基本上是一个经济论题，要求在经济学的框架内讨论。

面对所有人群几乎是无限的改善居住需求，市场的甄别机制是支付能力。随后，当价格被市场发现、决定之后，在价格面前，不论哪一个阶层，有无级别，是否名流，统统不管用，只看支付能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只要价格不控、扭曲，它所包含的信息就是最全的，它所引导的资源配置就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在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上确实可能有缺陷，但市场机制终究还是比任何其他机制更公平。而且，由于市场的甄别机制是支付能力，就会激励人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支付能力，社会经济也会因此发展。

当然，市场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满足各个层次收入者改善居住的需求，这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了。所以，为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条件基本不是一个市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是政府职能问题。为此，政府可以利用某些市场手段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如美国政府成立的“房地美”、“房利美”等房地产金融机构。可见，经济学研究如果没有学科框架约束，那就只能是一种“辩术”或文字游戏，与科学无关，与应用亦无关。

然而，时值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仍未确定这样一种学术规范或者学术思维，人们的分析、讨论、批评基本上没有学科框架上的约束。但是，在经济学框架中，市场就是市场，它天生没有特殊阶层利益取向，也不可能被“调控”为特殊阶层利益服务，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市场。同理，在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学会先假设收入和财富积累都是合法的，随后再在此前提下讨论收入分配问题。如果说收入和财富积累是由非正当行为获致的，这就超出了经济学框架，已不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或政治问题了。

经济学的框架约束是很严格的。如果把框架放松，经济学的解释力就会大大下降。除非出现类似交易成本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上的进步。人当然不仅仅是经济动物，人的行为是多方面的，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人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但是，经济学只分析人的经济行为。在经济学框架中，人的经济行为基本可以处理成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即价格比较。如果横插一杠子，以人的其他社会行为规范来指责经济学的功利性，甚至指责经济学“不讲道德”，那就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此外，经济学之所以比较有活力、有科学性，是因为它非常注重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汲取方法论养料。正因为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所以是有严格的框架约束的。同样，对经济学、经济学者的批评也不能没有学科框架约束，不能没有一种“专业基本素质”的训练和“科学共同体”在话语系统、概念系统方面的约定。不然，讨论根本无法展开，经济学界也只能“集体失语”了。

以收入分配分析为例

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及观念分歧，不在于道德准则或道德目标，而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人文学界的不少学者针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发表了不少包含道德诉求的文章。由于参与讨论的学者学科背景各异，因而，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各异，得出的结论差异也很大。

的确，收入分配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以自身的利益立场、知识背景、信息获得为基础对此发表言论。但收入分配根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对此的讨论也基本上应在经济学的框架中展开。不然，泛学科的、情绪化的所谓“学术讨论”不仅容易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难以达到科学意义上的共识，还可能会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发展进程。所以，我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及观念分歧，不在于道德准则或道德目标，而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

经济学所称的效率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包括生产的效率和交换的效率。生产效率的检验标准又是唯一的，即以最小成本生产；交换效率的检验标准也是唯一的，即没有人能够在不使别人受损的情况下使自己受益。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往往具有最大化理性”以及“市场价格信息完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竞争性市场体系会达到经济效率，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学的逻辑，效率是引致财富净增长的源泉，而竞争性市场体系则是达到效率的通道。但如果引入公平这个概念，分析就变得复杂。因为，如何定义公平以及如何操作公平是一个难题。

经济学教科书曾给出了四种关于“公平”的定义：平均主义――社会所有成员得到相同数量的产品；罗尔斯主义――使社会中境况最糟的人的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使社会所有成员的总效用最大化；市场主导――认为市场结果是最公平的。因为根据经济学方法，任何一项选择都是有成本的，所以比较了以上各种选项的成本，大多数经济学家选择了功利主义对公平的定义。当然，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会选择市场主导的公平观点，认为竞争性市场进程的结果是公平的，因为它总会奖励那些最有能力和工作最努力的人。

大多数经济学家之所以选择功利主义对公平的定义，是因为这种定义与经济学的效率标准是相吻合的。经济学认为，如果一个人财富的增加不是以他人财富或效用的受损为条件，那么这种个人财富的增加会引致社会总福利的净增长，因而是有效率的。这一判断标准就是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帕累托最优”。如何达到“帕累托最优”?经济学的回答是：自由公平的交易。

以上分析所要说明的道理是简单明了的：经济制度与社会财富增长有直接的关联，有效率的社会制度安排将引致社会财富的净增长。而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应当是一个能保证自由公平交易的制度。经济中运用非自由公平交易手段而获益的空间越小，这个制度越有效率，个人财富的增加越能同时引致社会财富的净增长。反之，如果个人财富可以通过非自由公平交易获得，那么这个制度就是无效率的。据此理念，一个社会可以在资源禀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变革极大地提高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推进经济社会的进步。这也是经济学所揭示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价值所在。实际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既反对平均主义，同时也关注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在这种原则看来，平均主义与收入差距悬殊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因此，我认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讨论收入分配问题。第一，以收入分配为表象的利益关系调整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在绝对收入水平总体上升、贫困人口持续减少的条件下发生的。第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社会应更加关注收入差距问题，也将更有经济能力、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共同富裕。第三，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不能摒弃效率原则，不能损害经济发展这一基础。因为收入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穷。

如何看经济学的不同流派

大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两个名词在中国频繁出现，学术界及经济思想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政治学思想及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引进、研究和讨论。

尤其是进入了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讨论渐趋热烈。但在这些激烈的讨论中，不少论者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学派形成、治学基础、主要观点把握得并不准确，有些理解甚至是错误的，争议的一些论题及观点也多有“泛学科”色彩。例如，“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理论界的表现是：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等等。

篇7

引言

人民币汇率和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今，人民币汇率和房地产价格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更为举足轻重，房价与汇率的研究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热点，自2005年的汇改以来，人民币持续小幅升值。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05年7月美元对人民币折算率为8.28，而2016年7月为6.65，下降了19.7%。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产业发展十分繁荣，十余年来房价虽有所波动，但总体上涨的趋势并未被掩盖，持续高涨。在当今经济金融一体化趋势下，资产价格与汇率的关系愈发密切，学术界开始关注人民币汇率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互动关系，该研究对于防范风险以及稳定金融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但在复杂的经济条件下，房地产价格与人民币汇率间极有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因而经济学者们在研究该问题时经常会选择使用一种计量经济模型。1980年由克里斯托弗・西姆斯（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VAR模型）。VAR模型简而言之，便是把系统数据中每一个的内生变量都作为系统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所构建出的模型，早期的VAR模型是由Sims提出的简约式的VAR模型，随着经济学研究的需要，VAR模型逐渐演变发展出MS-VAR模型、PVAR模型和FA-VAR模型等等。对于人民币汇率和房地产关系的研究，很多经济学者都选择使用不同的VAR模型作为工具达到不同的研究目的，可以是用于考虑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也可以是为了克服数据限制，甚至是用于作为数据分析预测的基础，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对于VAR模型的使用方式不同，本文通过对使用了VAR模型来研究人民币汇率和房地产关系的文献进行综述，整理了基于该研究课题下，各种VAR模型在经济学者使用下的不同研究方向、思路和不同结论，希望通过两大部分的文献综述，能够对使用VAR模型来研究该课题的研究文献的思路和进程有了解和启发。

一、基于汇率和房地产关系研究下的VAR模型综述

为克服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的估计和推断的不可靠性，Sims（1980）提出回归系统中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估计内生变量动态关系的VAR模型。然而VAR模型不考虑结构性的经济冲击，因此Blanchard和Quah（1990）加入了内生变量的当期值的SVAR模型，使之更符合实际情况。非线性科学理论的发展促进Hamilton（1990）提出MS-VAR模型，用于描述经济周期的不同特征和规律。因VAR模型在数据量上有限制性，其空间个体也有异质性，Pesaran和Smith（1995）扩展了基于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析并向空间计量扩展的PVAR模型。VAR模型不能处理较多的经济变量，而现如今需要考虑的经济因素越来越多，原有的VAR模型不足以反映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以及推动经济系统的真实效果，Bernanke（2005）构建出FAVAR模型，通过多变量和大数据，有利于全面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和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VAR模型的参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传统的VAR模型在描述多变量之间的互相作用有较大限制，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的TVP-VAR模型也由此产生。

总而言之，VAR模型自提出后便不断被探索、质疑和创新，越来越贴近真实的经济发展状r，在处理非线性、多变量以及空间计量方面有了较大的改进。

而在研究汇率与房地产价格关系时，构建VAR模型可以提高实证研究的有效性，运用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能够对房价和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SVAR模型能够区分不同冲击的影响，构建SAVR模型能够精确地查找到模型系统各个变量的结构关系。因为汇率与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具有非线性特征，因而在研究汇率与房地产价格关系时，构建MS-VAR模型能够表现出不同时期汇率与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特征。由于汇率与房地产价格两个变量具有时效性，构建PVAR模型能够把两个变量看成一个内生系统，真实地反映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能分析出汇率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和影响程度。由于VAR模型变量处理少，信息量有限，而选取FAVSR模型能够分析房地产价格与汇率之间的传导机制，更好地得出实证分析的结果。考虑到汇率与房地产价格两个变量的时变性，构建TVP-VAR模型能够分析汇率与房地产价格两个变量的持续变化过程，从而更加灵活而显著地观察到相关变量间的时变性。下文中，我们将对相关文献进行分类综述，由此能够更好的了解经济学者们在研究人民币汇率和房地产价格关系时，对于使用各种不同的VAR模型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以及研究过程。

（一）VAR模型

该部分所综述的被学者用于研究汇率和房地产价格的VAR模型是1980年由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提出的简约式的VAR模型，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会选择使用简约式的VAR模型，研究过程较为简便，重点在于建立VAR模型前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或者数据调整确定研究数据为一组平稳的数据，以及选择确定出最优的滞后阶数。

陈香莲（2009）利用VAR模型对上海和深圳的地产指数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特别的，她选取了2001年9月到2009年2月股市和汇市的共873组日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她对选取的样本数据以此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并采用了AIC和SC值最小作为标准，得出最佳滞后期为2，由此建立了VAR（2）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对汇改前后的汇率与上海和深圳的房地产指数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陈婕，路静，高鹏和董纪昌（2009）为分析自汇率改革以来，中国的房价与汇率之间的关系，选择采用了2005年7月到2007年12月间共30组的样本数据，同时考虑到双边汇率仅能反应一个国家的经济关系，他们选择采用实际有效汇率进行分析，基于无约束的VAR模型基础上，同样是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了最优滞后阶数3，再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吕光明和徐曼（2012）希望采用VAR模型对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他们提出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三个重要因素分别为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在研究汇率时，他们选择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率和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动率作为VAR模型中的其中两个变量，同时选择了2002年1月到2011年6月的月度数据作为样本，首先进行了模型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确保变量是平稳的序列，紧接着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Choleskv分解顺序，同时采用滞后结构检验得出滞后阶数3，并对得出的VAR模型结果进行分析，包括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方差分解，得知各变量在受到1各单位正向冲击时的变化情况以及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影响比率，由此推导出三种因素中哪种因素的驱动影响最大。

钟晨（2015）把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简称FDI）作为一个中间变量来考察人民币汇率与房地产价格间的关系，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考量，他将房地产价格分为两个指标：全国指标（即全国平均房价）和分类指标（东部加嗥骄房价，中部加权平均房价以及西部加权平均房价），同时汇率选择采用2004年12月到2014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直接有限汇率的月度数据，并将其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代表了外商直接投资；首先对两组数据进行了相关性系数分析，得出了两组数据与汇率间皆存在正相关关系，接着对第一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确定其为平稳序列后再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滞后阶数为1后建立VAR模型进行相关分析，第二组数据作为第一组数据的对比分析，最终得出基于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与房地产价格间的关系。

李欣欣和刘海龙（2015）从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价格影响渠道的角度出发，研究汇率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他们将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渠道分为：流动性渠道、货币政策渠道以及财富效应渠道，同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分别研究三个渠道的影响程度，除此之外更考虑了经济周期、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城市化进程等影响因素；为得出平稳的样本数据，他们首先进行了Census X12的季节性调整，再选择建立VAR（1）模型进行估计，基于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另一反面，他们分别对三个渠道进行稳健性检验，观察其变化程度，综合两方面的分析结果，得出相关的结论。

（二）SVAR模型

SVAR模型是在简约式VAR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结构性的经济冲击，为与实际经济情况一致，Blanehard和Quah在1990年通过对简约式的VAR模型进行修正而提出的结构性VAR模型，使用SVAR模型研究汇率与房地产的关系比简约式的VAR模型更能够与实际的经济情况相结合。

Orjan Robstad（2014）在研究挪威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时使用到了贝叶斯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先在基本的VAR模型基础上，将参数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算，基于BIC、HQ和AIC测试，作者最终选择了第二优的滞后阶数为2，同时，参考了Sims的简约式VAR模型和还原形式的贝叶斯VAR模型后，作者希望使用三种不同的鉴定程序来确定货币政策的冲击，因此他选择基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即BVAR模型）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即SVAR模型）构建几种结构性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同时，他也像Uhlig（2005）一样使用了标志限制来识别货币政策的冲击，这相当于将一些变量受到结构冲击导致的脉冲响应同期效果的标志上放上限制，由此进行分析。

（三）PVAR模型

PVAR模型是在传统的VAR模型基础上，为解决VAR模型对于数据的限制以及数据的差异化的缺陷，由计量经济学家们进行改进提出的，在研究汇率与房地产关系时选择使用PVAR模型能够降低对数据的强度要求，同时控制差异个体，为研究分析提供一个较为灵活的框架。

CW Calomiris，SD Longhofer和w Mile（2012）为研究美国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房产的价格及其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构建了PVAR模型。他们选取了1989-2009年的美国房地产价格季度数据以及止赎方程的五个变量，汇率是其中的变量之一，然后他们运用了Choleski分解法产生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得出模型的平均拟合优度，从而分析各经济变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最后他们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查，考虑各个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从而证明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为探索全球资产流动性，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ACesa-Bianchi，LF Cespedes和A Rebueei（2015）比较了房地产价格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商业周期中的表现。

首先他们比较了1990-2012年的无条件时刻，以及在小部分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的交叉相关。接着他们探讨特定冲击下的资本流动。然后运用外部工具变量法，对Watson（2012），Mertens和Ravn（2013）在PVAR模型中，新兴经济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冲击进行分析。最后他们将两个可能与金融摩擦和探索它们的相关性的全球性流通手段的传动机制联合起来，分析冲击效应，得出全球性流通冲击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对房地产价格和消费的不同影响，以及汇率在房地产价格中的影响。

（四）MS-VAR模型

MS-VAR模型是非线性动态VAR模型的一种，最早由Hamihon（1990）提出，对于经济研究，能够更好的表现出经济周期的不同特征和规律，如不同时期的汇率与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特征。

刘杰、王定祥（2014）为分析人民币汇率、资产价格与利率规则的区制转换效应，构建了包括利率、产品缺口、通胀缺口、房价缺口以及汇率缺口的MS-VAR模型。

他们以2000年1月至2012年12月（月度数据）作为样本空间，利用“三次样条插值法”得到月度GDP，再用X12法排除掉季节因素并取自然对数；用同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表通货膨胀水平；用人民币有效汇率代表汇率指标；用同比国房景气指数代表房地产价格（以替代资产价格）；最后利用HP滤波得到产品、通胀、房价、汇率缺口。并以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代表我国的市场基准利率。在数据基础上，采用AIC、sc、HQ与对数似然值准则确定该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5阶，区制个数为2，并根据检验结果选择MSIH（2）-VAR（5）模型进行估计。除此之外又在不同区制下分别给四个缺口变量一个正向冲击，分析了20个月内利率的累积脉冲响应。

李芳、李秋娟（2014）则建立了包括汇率、房价、以及国际资本流动这三个变量的MS-VAR模型。以2005年7月-2012年12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以即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月度平均值为汇率；以月度环比的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分类指数为房价；采用简化的间接法估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量，取月末值，作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并利用ADF检验确定三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而采用Eview6.0软件，并比较模型参数，确定MSH（2）-VAR（3）模型能去的最佳拟合效果。

基于该模型，采用Krolzig的OX-MSVAR包，在Givewin平台进行模型参数估计，又利用Oxmetrics软件划分出两区制并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利用脉冲响应考察系统内三个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冲击关系。

王申、陶士贵（2015）考虑到由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会影响国内流动性，所以货币供应量也应引入实证研究。因此，他们构建MS-VAR模型，以探讨房价、汇率以及货币供应量三者间的非线性关系。

研究时他们选取了从2005年7月到2013年12月的102个月度数据作为样本。房价变量为国内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指数，汇率变量为美元兑人民币的月平均汇率，货币供应变量为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同比增长。然后通过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通过了各个变量的平稳性。

在模型选取时，根据SC、AC等信息准则，确定了该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阶，区制个数为2。并在依据对所有滞后2阶、2区制的MS-VAR模型的指诵畔⒌慕一步分析，确定了MSIH（2）-VAR（2）模型具有最优的拟合效果。

选择该模型之后，在GiveWin这一软件平台运用Krolzig（1998）的OX-MSVAR包进行了模型估计。在分析模型结果基础上，又对比了两个区制的波动情况，并且利用脉冲响应，分别给三个变量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比较了在两个区制下响应的差异性。

（五）TVP-VAR模型

TVP-VAR模型是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能够很好的克服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影响因素的改变，模型参数也会随之改变的缺陷，能够更好的观察变量间持续变化的过程。

V Peretti，R Gupta和R lnglesi-Lotz（2012）为研究南非的房地产价格是否会影响消费和利率，其中包括研究房价冲突对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时，选择构建了TVP-VAR模型。他们选取了1966年1月到2011年2月各季度的样本数据，然后分析包括实际消费增速，名义三月短期国库券利率与实际房价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宏观经济动态，并运用MCCM方法，得出随机波动的TVP-VAR模型结果，由此进行分析。

Guangxi Cao（2014）为了研究利率和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将TVP-VAR模型和TVP-P模型拓展为LTVP-VAR模型和LTVP-P模型。他选取了2005年7月22日到2012年1月13日的样本数据，分析股票市场，利率市场和人民币外汇市场的相关性。然后估计长期参数，检验LTVP-VAR模型的收敛性。接着实证分析股票市场的时变脉冲响应，长期时变均衡关系。最后他讨论了移除金融时间序列的长期性的问题，分析长期反映波动依赖的趋势。

周德才、冯婷、邓姝姝（2015）在研究我国灵活金融状态指数时，为打破目前的研究缺乏灵活动态性，决定构建MI-TVP-SV-VAR模型作为预测我国通货膨胀的研究。由于2001年后我国经济迎来新发展，因而他们选取2001年1月-2014年6月共162个样本点的月度数据，以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等五个变量为金融状况变量，分析这五个金融状况变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在进行模型估计前，他们运用ADF方法对数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得出它们都是平稳时间序列的结论，从而能够用于构建模型。然后，他们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五个金融状况变量用于构建金融状况指数的合理性。最后，使用VAR模型中的Lag OrderSelection Criteria进行检验，确定此MI-TVP-SV-VAR模型滞后阶数。

在他们具体测算我国灵活动态金融状况指数时，经过实证分析，得出MI-TVP-SV-VAR模型灵活动态的参数演进特征，分析通货膨胀对五种实际变量缺口的单位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值，得出五个金融变量的灵活动态权重。为得出我国灵活动态金融状况指数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他们比较FDFCI与IR的相关性图形，检验FDFCI与IR的跨期相关性及领先滞后关系，研究FDFCI与IR的因果关系，检测FDFCI与IR的预测能力，并比较分析了FDFCI对通货膨胀解释力度。

（六）FAVAR模型

为了更好的使用多变量、大规模数据研究变量对系统的冲击，从而真实的反应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可以选择使用Bernanke（2005）对VAR模型进行改进后提出的FAVAR模型进行相关研究分析。

喻开志，董赜文，陈翔（2015）认为汇率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他们通过构建基于IS-LM-BP框架的FAVAR模型，进而分析美元、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汇率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

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2005年以后中国的汇率政策有了重大改革以及汇率对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因而选取2005年1月到2013年9月的数据作为样本，以及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五个经济领域作为变量。经过初始变量选择和主成分的提取并进行单位根检验和JJ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符合平稳性的要求。

他们运用Choleskv分解构建FAVAR模型，得出模型的平均拟合优度，从而分析各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分析，最终得出中国各经济变量受到美元兑人民币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在程度上又有明显差异的结论。而为了检验这个结果是否稳健而不是随机或不可控的，他们又采用2006-2014年的数据构建模型，得出了相似的结果，证明了数据的稳健性。

二、基于VAR模型人民币汇率和房地产关系的研究结果综述

（一）房地产价格与人民币汇率呈正相关关系

陈婕、路静、高鹏和董纪昌（2009），朱孟楠、刘林和倪玉娟（2011），蔡彤娟和马冠男（2016）皆通过VAR模型研究分析得出，汇率、房价以及利率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人民币汇率与我国房地产价格呈正相关关系。由于人民币升值，吸引了境外资本流入我国，同时房地产具有高回报的特征，因此这些境外资本流向了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从而推动了我国房价的上涨，但是该现象具有滞后效应。

与此同时，李芳和李秋娟（2014），王申和陶士贵（2015）则根据VAR模型研究分别发现，滞后1到3期与滞后1期的实际房价变化对当期汇率有明显的负向作用，简而言之，便是实际的房价上升会带来当期实际汇率的升值。

A Cesa-Bianchi、LF Cespedes和A Rebucci（2015）根据构建PVAR模型研究全球流动性过剩、房价与宏观经济时，认为在应对全球流动性冲击，与AEs的房价相比，新兴经济体的房价似乎与资本流动更为密切相关，同时房价增长也更快更稳定。

（二）房地产价格与人民币汇率呈负相关关系

朱孟楠、刘林和倪玉娟（2011）使用非线性MS-VAR模型研究房地产价格和汇率间关系时，根据非线性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对于实际的汇率和实际的房地产价格，在区制1的条件下，实际的汇率升值不能够导致实际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反而会使实际的房地产价格下降。

Guangxi Cao（2014）在研究利率和R率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时，认为就长期而言，中国股票回报率和利率与汇率呈负相关关系，并提出中国股市对由利率市场引起的短期震荡和由人民币汇率市场引起的脉冲响应将持续约6天的时间，随后反应将消失。同时，国内的李芳和李秋娟（2014）也认为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汇率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只能在短期内维持，对于长期，当汇率升值到一定程度时，短期内国际资本流出从而会导致房价下降。

三、结语

本文系统的整理了使用VAR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相关文献，分类综述了国内外文献中基于汇率与房地产价格关系课题的研究下，使用VAR模型的研究方向和思路，以及该研究方法下得出的相关结论；综合两大部分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对于选择使用VAR模型研究该课题，首先需要确定该课题的具体的研究方向，例如，是结构性的研究汇率影响房地产价格的相关因素，还是时效性的研究汇率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变化进程等等。确定了具体的研究方向后，便需要选择采用的样本数据和研究的VAR模型种类，根据获得数据的特征以及该VAR模型种类的限制，选择是否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或者构建平稳序列；同时，根据研究课题的方向，确定最佳的滞后阶数或者所研究的滞后期，从而成功构建VAR模型；基于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我们还可以选择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检验分析方法，研究分析基于VAR模型下，数据间的各种相关关系，在得出最终结论后，还能够检验该结论的稳健性。

篇8

专业素质要求经济学家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不止一个经济学者说过，自己的唯一职责是判断怎样的经济手段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提出相关的建议。这与社会的道义要求有万里之遥，这个转型期的社会要求经济学家不仅指出什么是高效的资源配置，还要求他们在效率与公正之间作出正确选择――经济学家如果不愿意成为伦理专家，就可能被口水淹没。口水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经济学家丧失了尊严与道义，而社会丧失了经济效率的理性探讨。

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分裂症的典型人物

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分裂症的典型人物。这位年长的经济学家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几乎在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遭遇炮轰。不要说，不能说，一说就是错。对此，他倒也十分坦然，达到这种境界的经济学家不多。

从实践角度来看，茅于轼先生是个身体力行的无可挑剔的穷人的经济学家。1992年开始，他联合同道中人在山西创办“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以具有尤努斯乡村银行特征的小额贷款试点开始探索中国特色。2003年，他74岁时又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培训学校，以后又在北京尝试为民工办理小额信贷支持创业。就是茅于轼理论的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个品格令人敬重的人物。正因为如此，茅于轼的“不识时务”让人头痛之极。

前两年，他支持铁路票价上涨以缓解春运压力，支持油价上涨以缓解交通运输压力，贯穿2007年与2008年初是“替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的主张，而后提出“经济适用房不应该继续建设”和“限价房太多的确会搞乱正常的房地产业”，还赞成提高高校学费，认为在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可以避免富人搭便车……不用多说，谁都知道这些言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他以平和的口气继续说，不断地在各种场合说，这其实不是经济学家的执著，笔者认为这更是历史学家式的历史道义。

茅先生将市场化简单化了

毫无疑问，茅于轼先生是个市场派。他这一生青壮年时期的大好时光，正值计划经济大行于世，经济计划时代的普遍贫穷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创伤，经历过那一代的人，大都坚定地走市场道路，避免回到普遍贫穷状态，而这根逻辑贯穿到极致，有可能得出即便是贫富不均也好于普遍贫穷。如果市场经济发展到贫富严重不均的程度，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政府建立基本保障制度，实现基本的生活保障，最坏的选择是政府直接插手，以实现市场公正的名义进入市场资源的配置领域，在获取行政溢价之余，败坏市场的基础。

茅于轼的选择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他反对限价房，主张提高高校学费，逻辑是一以贯之的，限价房既不是彻底的市场化的商品房，也不是彻底的保障性住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蝙蝠”。政府在土地供应与税费上实行一定优惠，同时对房地产商的盈利空间进行严格管制，参照周边楼盘的均价进行定价。很清楚，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限价房是一个将市场与行政混杂于一体的怪胎，决策者以为是将市场与行政的益处集于一身，而在市场派眼中，是将市场与行政之害嫁接到一起，既无益于已经混乱无比的房地产市场，也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

反对限价房政策只是市场之树上无数果实中的一粒，反对经济适用房同样归因于此，主张高校学费上涨虽然体现出茅于轼先生对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观点，与上述稍有不同，牵涉到对于贫富区隔的基本判断，以及对于公办教育的理解。我国的大多数高校属于公办高校，由政府拨款建立，教育产业化政策实行之前，基本上实行的低收费政策。茅于轼先生认为是高校低收费，是穷纳税人补贴了富人，但这一理论根基的数据调研显然值得推敲。中国高校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10%～20%有什么依据？所谓穷人的标准是什么？在屡屡爆出高校学费压垮学生家长新闻的今天，是否证明我国的高校平均收费已经是中产收入阶层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提高了收费，高校将这部分经费不用于教育资源的增加，而是挪用作购新楼、买房产或者像天津某高校一样大买股票，又该如何处置？

这就体现出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另一劣势，即在专业上色厉内荏。如茅于轼先生基本上以供求关系理论这一招“吃”遍所有经济难题，一切的经济失调只要涨价或者降价，就能完成调整，市场会自动根据供需作出涨价或者降价的选择。但他不能告诉人们，当面对中国铁路这样的垄断铁老大，当在特殊时段内需求处于刚性时期的涨价，是缓解供需还是垄断溢价？对于自由市场的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可以说，茅先生是将市场化简单化了，这种脸谱式的做法，被大多数人所反对，包括许多市场派经济学家阵营内部的人物。

经济学家挨骂是社会过失的替罪羊

丁学良曾经指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另一个屡屡挨骂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则被指责为根本不具备经济学家四个字的起码支撑，无论从论文还是如今的主要任务，都让他离专业经济学家相去甚远。在张维迎与邹恒甫之争爆发后，有记者曾经直言不讳地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而张维迎也变相地认可了。

道德上的质疑因人而异，可以用清者自清的办法来解决。当人们质疑厉以宁家族在股市上的作为让厉以宁的股市发言失去客观性与公正性以后，虽然有人提出了茅于轼的小额信贷试验有任志强等企业家捐赠的资金，但这并不是什么污点，不至于被戴上“二奶学者”、“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但另一些经济学家在市场与理论上的表现，确实有违起码的社会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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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1-178-02

一、相关研究成果简述

关于住宅与消费，国外学者Campbell和Cocco（2005）研究英国家庭的住宅消费需求，认为：住宅是财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住宅价格的波动，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房价上升或借款限制的放宽可能会刺激消费，增加家庭的财富。对那些倾向于携带消费的家庭，可预测的房价变化与消费的变化正相关。

城市居民的住宅消费是构建和谐社会最直接，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要素。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带动了居民住房消费。有关房地产市场中的住宅消费市场、房地产价格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房价收入比、房地产价格与社会贫富分化等热点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关注和探索性研究。

叶剑平、谢经荣（2005）通过分析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住房消费，发现，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下，我国城市居民的住房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偏低。在我国，购买商品住房的主力群体是年龄在25～39岁的年轻人，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住房消费增加，待家庭收入达到稳定后呈下降趋势；高收入家庭的住房收入消费比高于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收入消费比，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消费需求高于住房消费能力。

王学友（2007）认为，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供求规律，影响住房需求的是住房消费情况，消费者的住房需求取决于住房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偏好、住房相关商品的价格及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其中，住宅价格是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的主导约束力，居民家庭收入是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的主要提升力，住房金融是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的典型支持力。作者在研究需求方面，除了探讨价格和收入两个因素，还涉及了消费者的偏好和预期等方面，而且，适时引入房地产金融的角度，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房地产与社会公平是现今热门话题。舆论认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处于社会贫困阶层的人们买不起房子。人们在望房兴叹的同时，可能会诟病房地产的货币化市场化，怀念住房配给制。实际上，在住房配给时代，是更多的人们没有房子，更多的人住在单位宿舍里，更多家庭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房地产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真正理性化和人性化的。很多学者认为：让城市中的每一个位居民有自己的住宅，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观点强调的是住宅的私有权，实际上，就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人人都拥有自己的住宅。这是违背市场规律的要求。政府的作用在于，在市场失灵时，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干预市场按照客观规律发挥资源优化配置。本文认为：让城市中的每一个位居民有自己的居住之处，才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二、住房消费满意度

从1998年我国实行住房体制改革以来，以市场为基础的分配方式逐渐成为消费者最主要的住房消费渠道。目前，随着住房价格的不断攀升，住房消费方面的支出成为越来越多城镇家庭最主要的消费支出。据相关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已有住房状况不满意，说明居民对改善住房的需求仍较大，反映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一） 消费者信心指数

消费者消费行为一般受两个微观因素的影响：一是购买力，即消费者收入或财富等资源约束，是客观方面的因素；二是购买意愿，即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是否愿意消费，属于主观方面因素。一般来讲，房地产价格变化影响家庭购买力，消费者对未来可获得收入和房地产价格预期决定消费者当期消费意愿。有关消费者住房消费购买力和购买意愿，可以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指标：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由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构成。消费者满意指数是指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生活的评价，消费者预期指数是指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的预期。

通过消费者调查搜集资料，采用一定的统计方法计算可以得到消费者信心指数。20世纪4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为了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周期的影响，首先编制了消费者信心指数，随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对于这个指数的计算过程一般是，先对构成信心综合指数的分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进行算术平均求得综合指数。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每月更新一次，是中国由独立的第三方研究机构编制的频繁最高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涵盖了房地产、耐用消费品、汽车等主要行业，并提供按照年龄、收入水平和地域划分的详细统计数据，因此，可用于量度居民住房消费的消费信心水平。

从图示可以看出，2006年、2007年、2008年消费者信心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一方面原因是由于价格快速上涨，加强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而收入在短期内具有粘性，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上涨持谨慎态度，从而促使对当期消费的信心下降；另一方面，房地产跟其他的商品一样，首先是一个产品，消费者对住房的消费可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价格、质量和售后服务。房地产、耐用消费品、汽车不同于股票，如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而产品质量、售后服务方面的提高，大大滞后，消费者就会对住房消费不满意，从而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

（二） 价格满意度分析

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只有在满足了吃、穿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才会考虑改善住房条件。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收入先用于购买食品、服装等日常支出后，才会考虑购买住房。不论出于什么层次的收入阶层，日常基本生活支出是相对无差别的量。因此，越是处于收入低层的家庭，满足日常生活支出的费用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越大，从而，越是收入下层的居民，其住宅价格满意度随着住宅价格的上升下降越迅速。

2007年7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全国12城市商品住房消费者满意度调查》结果报告。此次调查由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指数研究院，以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青岛、厦门、深圳、杭州、武汉、成都、西安等12个城市消协组织，对218个普通住宅、18500个住户开展问卷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收入中、下层的居民对商品住房的价格满意度普遍较低，居民对房地产价格的接受水平集中分布在6000元以下，房价水平远高于消费者期望。

另外，消费者对住房消费的满意度具有主观性，也就是说，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对住房消费的满意与否受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样的住宅产品，可能对某一个消费者是满意的，而对另一个消费者可能是不满意的，而且，满意的消费者之间的满意程度也是有差别的。顾客是否满意以及满意的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文化背景、需求、期望等，甚至受性格、情绪等非理性的因素的影响。那么，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必然具有不同的满意度度量尺度。根据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理性人的假设，人们只购买价格水平符合自己购买力的住宅，那么，处于同一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将具有相同的价格满意度度量尺度。

（三） 城市新移民的住房消费

我们所说的城市新移民，是指城市里各种各样的新农民居民。随着我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经济发展的大城市，由于大城市的聚集作用，将会聚集大量的新移民，其他城镇也将有大量的新移民出现。他们不论现在是户籍人口还是暂住人口，都将是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主力消费群体。但是，由于多数移民处于收入阶层下下层，无论是支付能力和还贷能力都很低。从而使大量的购房需要成为虚无的有效需求。

使城市新移民的购房需要成为有效需求，一方面有赖于他们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依赖较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发展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住房二级市场、租赁市场。如果有大量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二手房进入流通环节，加上房屋租赁市场，将缓解目前城市新移民的住房困境。另外，制定适于城市新移民的住房消费信贷政策。如利息减免、补贴等。最后，鼓励房地产企业进入对城市新移民的住房供给。对给收入下下层的城市新移民提供住房供给的房地产企业，给予相应的财税优惠政策。实际上，只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能够从社会价值的角度进行产品开发，楼盘运作、景观设计、建筑创新，才能激活大量沉寂的需求，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其他关联行业，对一国的国民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合理的房地产价格是保证房地产行业的稳健发展的重要条件。房地产价格变化应该与各收入阶层人们的收入相匹配，尤其应注重比重最大的收入下层人们的需要，否则，不仅会危害房地产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可能产生许多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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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3-0137-02

1956年，我国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创办于东北农学院[1]，目前全国将近90所普通高等院校开设了该专业。重庆工商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从2009年秋季开始正式招生，目前该专业共有在校本科学生300多人。近5年来，根据我校“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多次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明确了该专业的发展定位、建设目标和各项建设措施，并积极开展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但是，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到专业起步晚、硬件设施落后和师资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限制，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水平还有待提高[2]。因此，本文结合我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学的现状和学科发展趋势，分析该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探究财经类院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优势和特色，以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培养目标，改革和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现状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对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要求、主干学科、核心课程及主要实践环节的要求，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重庆工商大学关于“十二五”期间“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和转型升位目标的要求制定的。该方案是指导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它体现了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包括专业总体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培养途径与手段、学制学分与授予学位、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课程结构与学分及学时分配、专业课程流程图、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表等。在2011年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基础上，2014年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其中公共基础课（通识基础课）53.5学分、通识核心课与通识选修课10学分、学科基础课2分、专业核心课21学分、专业选修课32.5学分和集中实践教学环节24学分。学科基础课包括地学基础、土地资源学、土地法学、土地经济学等，以及有财经类特色的管理学、西方经济学、公共政策学等课程。在2014年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面向社会人才需求，进一步突出了方法手段课群，强化实验实践教学环节，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动手能力，与就业市场形成对接。

二、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为适应我校转型升位的要求，学校和各级部门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建设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引进和培养了一批具有博士学位、高职称的教师队伍，同时加大了对专业实验实践教学的投入力度，依托我校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建设了一批现代化的专业实验室，使得人才培养方案得以顺利实施。但是，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管理实践能力的新要求，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师年龄结构不合理，缺乏高层次的教师梯队。学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现有教师21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9人，讲师7人，正高级职称占的比重较少，并且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特别需要通过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

2.专业定位模糊，不利于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我校是以经济管理学科为特色的财经类高校，学科建设以经济管理专业为主，这导致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只注重管理型人才的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较差。但是，随着空间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土地资源管理相关工作对技术能力不断提高的需求。

3.实验设施和条件还不能满足专业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新需求。我校实验实践教学统一归口到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下设经济学、管理学和创新创业等分中心，其中专门针对学院的土地资源管理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创设“3S与区域综合规划实训”实验平台。由于缺乏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实验室，实验室的设施和条件只能满足本专业基本实验要求，对于一些专业性强的特色实验则难以满足教学使用需求。

三、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优势和特色

“特色兴校”是我校的办学理念，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将学校经济管理学科特色与专业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结合起来，形成了土地资源管理本科人才培养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1.具有财经类院校多学科协同发展的学科背景。我校是一所经济学、管理学、工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则兼有管理学和理工知识交叉特点，强调专业与学校优势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渗透，加强理论基础知识的整合，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发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能力，培养适应多种就业需求的厚基础和宽口径型人才。

2.本专业依托土地科学、管理学和空间信息技术的学科背景，以城市土地利用、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和土地信息技术为方向，教学和科研主要涉及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整理、不动产评估、房地产策划营销、土地信息系统建设等领域，在重庆市相关领域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特别是注重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和计算机分析技术的培养，学生在土地资源调查、地籍信息化管理、土地计算机辅助制图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3.本专业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长期为地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毕业生在土地调查与评价、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信息系统等领域具有熟练专业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强化“3S”技术和土地信息系统技术，形成“理论-技术-应用”一体化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进而全面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四、以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改革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1.以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其基本要求。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要求，结合我校的专业特点，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管理学、土地科学、经济学、房地产经营方面的基本理论，具有计算机应用、遥感测量、规划、设计分析等基本技能，熟悉土地评价、规划、管理和房地产经营及政策法规，在土地调查评价、土地开发与整理、不动产评估、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土地设计与景观规划、产业用地组织等领域从事教学、科研以及管理的高素质应用型和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在此基础上，明确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是：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和土地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土地开发利用、规划设计、调查评价、管制管理的原理方法；具有地籍测量、遥感判读、土地资源与土地利用调查、土地规划评价、土地信息系统建立与管理等实际操作技能；熟悉国家有关土地利用与管理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国内外土地利用与规划管理的发展动态和研究前沿。

2.依托学院与地方共建实践创新基地，探索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新模式。一是加强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通过多学科的交叉渗透，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发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能力，培养适应多种就业需求的厚基础和宽口径型人才；二是强化实验实践教学环节。要求学生掌握计算机分析基本技能和以“3S”技术和土地信息系统管理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培养在土地资源调查、地籍管理、土地制图等方面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三是坚持“厚基础、宽口径、重创新、畅个性”的人才培养理念。采用启发式教学，倡导学生自学，参与互动。开设课题研究型课程，结合课程实验、专业实习和科研项目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现实问题的观察、分析、解决能力。

3.结合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人才需求和我校以经济管理为特色的学科背景，改革和完善专业课程体系。2009年以来，在我校加大本科教学改革和“转型升位”的背景下，学院根据专业特点和学科发展趋势，不断调整和完善课程群分工与内在联系，分成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大模块，专业教育模块进一步分为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三个层次，形成逻辑关系清晰、模块功能明确、课程群关联协同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同时，注重“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和“理论―技术―应用”关联互补，课程设置既有管理学、西方经济学、公共政策学等公共管理类课程，又包括土地信息系统、建设工程与投资概算等理工类课程。突出课程实用性和学生自主选择性，将专业选修课分为专业方法手段、城市土地开发经营和实务与应用三类课程群。此外，学院十分重视实验实践教学环节，开设了土地利用调查与评价、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地图与测量等多门实验课程，强化实践能力训练，注重综合素质提高，建立由基础验证实验、综合设计实验和研究创新实验组成的，“课内―课外、校内―校外、教学―科研”一体化的开放式实践教学体系。结合社会目前广泛开展的实际工作，有针对性地开设土地定级估价、土地集约利用、土地整治与环境修复、土地利用环境影响评价等课程。聘请政府、科研院所、公司企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来讲授“房地产策划与市场营销”、“土地管理案例与实务”等课程。结合三峡库区后续工作，开设“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保育”地区特色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