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传统侵权责任理论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困境

传统的侵权责任结构理论有五个构成要件：一是有加害行为；二是该行为具有违法性；三是行为人须有故意或过失；四是须有损害结果发生；五是该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须有因果关系。按照这五个构成要件，加害人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较为苛刻；被害人需承担其所主张事实的举证责任。因此，在频发的环境侵权赔偿案例中，上述理论在司法实践的运用中面临至少以下诸多困难。

（一）环境污染损害具有渐进性和潜伏性

环境污染常由多种因素的复合累积后形成，短期内难以确定损害结果及其程度。从地域上看，受损害的范围有时也难以短期内确定，可能是在几个村庄、县市，也可能跨越几个省区、甚至国家。

（二）环境污染的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差别

对于环境污染损害来说，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地位和能力都有很大差别。加害人凭借其信息优势和雄厚资力，及对与污染物相关知识的了解，往往有动机和能力对损害指控加以粉饰和反驳，对于被害人和调查人员的调查也以种种借口加以阻碍。而受害人则多为经济实力和风险抵抗能力不强的普通社会成员，他们普遍缺少调查研究环境侵害的相关知识及费用①。在普遍调查率不高、污染鉴定机关设备和技术不健全的情况下，不易在第一时间收集到侵权者侵害的证据。

（三）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往往极为困难

按侵权行为之债，损害结果发生与侵权行为之间需有确定的因果关系才能成立，即行为人的行为，以当前人类的认识水平和经验判断，必然确定会发生这一结果。但是该因果关系判断及于环境侵权领域，受人类科学知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仍具有多种可能，不免造成歧意。因此，以传统侵权理论中相当肯定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难以厘清前述复杂的污染行为与侵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如果限于传统侵权行为理论，要求被害人就前述问题举证，势必造成被害人求偿无门。

（四）环境污染损害的形式多种多样，因果关系短期难以查明

环境污染常是多个污染源分别排放的污染物质互相结合，通过化学反应后所产生的效果。由于污染物质和化学反应过程的多样性，最终形成的结果也是多样性的。按对损害人所负的责任范围及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相抵效应、等加效应、累进效应、互补效应、竞合效应。此外，也有可能出现一因多果和多因一果等复杂现象，对明确鉴定或分辨出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增加了难度。

二、《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的规定

（一）环境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和责任竞合

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则，主要由《民法通则》关于民事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侵权责任法》的基本规定和《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单项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环保部门有关法律解释构成。他们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了包括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体性规范、程序性规范在内的完整的规则体系。对环境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条，污染者因同一行为应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因同一行为应同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罚款、刑事罚金，污染者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的，优先承担赔偿责任。

（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定条件

如前所述，要承担民事责任，按照传统侵权责任理论需要具备侵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违法性以及主观过错等5个要件。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纠纷的特殊性，各国法律大多采用特殊的责任规则。《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也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只要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承担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排污者的排污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二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受到损害；三是环境污染危害与他人受到的损害互为因果。简言之，排污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就是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3个法定条件。

（三）关于环境侵权责任的主观问题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和原国家环保局《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就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法定条件做出解释，排污单位有无过错，完全不在环境法律关于排污单位应否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3个法定条件之内。换言之，根据环境法律的规定，不论排污单位有无过错，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特别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据此判断，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排污单位，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责任。再者，《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变更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取消了“因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这一限定，无论有无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只要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污染者都应承担侵权责任，这样就更近一步，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无过错归责原则。

（四）环境侵权责任的举证责任承担

在一般赔偿诉讼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即谁提出索赔主张，谁负责举证。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实行特殊的举证规则，即主要由排污单位负责举证。对此，《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关于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负有举证责任的排污单位，如果不能证明免责事由或者排除因果关系，就应承担赔偿等侵权责任。

（五）环境侵权责任殊侵权情况的处理原则

首先，对于不可抗力的情形，《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二条特别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可见，即使发生地震等极端自然灾害，排污单位也必须“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以避免造成污染损害，否则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其次，如果环境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排污方的赔偿责任。第三人的准连带责任，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在同时请求赔偿的情况下，首先应由第三者赔偿，赔偿不足时再由污染者补足，污染者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第三者追偿。

三、完善环境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环境侵权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首先，在赔偿基础上，惩罚性赔偿是以补偿性赔偿的存在为前提；其次，从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说，惩罚性赔偿责任主要不以有实际损害为条件，而是要特别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主观动机、财产状况等多种因素，只有加害人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恶，且主观上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才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再次，从赔偿范围来看，惩罚性赔偿并不以实际的损害为限，其数额有时会高于甚至大大高于补偿性损害的赔偿。

近年来，惩罚性损害赔偿开始成为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学中的一项新课题，环境民事惩罚性赔偿也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依据现行的环境责任赔偿理论，不仅对环境民事侵权受害者的救济严重不足，也使加害者通过理性的利益衡量，对侵权采取放任态度。因此，对于主观上具有恶意的环境民事侵权案件，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②。环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是对传统民事责任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完善，它有利于调动排污单位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预防损害的发生，也可以大大提高对潜在污染者的威慑力。

（二）完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是指企业以将来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或污染治理责任为保险标的而向保险公司投保的险种。环境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它首先应由保险公司经过仔细勘察设计后制定相关险种，然后由企业提出并同保险公司签订污染损害保险合同，如果发生污染事故，保险公司经确认后认为属于承保范围内的，就会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直接向受害人进行赔付。从本质上说，环境责任保险是生产经营者利用保险工具，运用市场机制来防范和处置环境污染事故，将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风险有效地转移和分散出去。

该项保险机制是环境管理市场化的有益尝试，它一改过去“企业负责排污，政府负责治污”的环保模式，实现了环境污染损害的社会化救济，符合受害人、企业、政府三方的共同利益。另外，环境危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进步、科学发展、技术更新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要按照不同的情势，及时做出符合规律的调适。这也是保险从海上保险发展到财产保险再到人身保险最后到责任保险的内在动因。

（三）将精神损害纳入环境侵权责任的赔偿中

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遭受到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但获得赔偿的却很少，这有悖于“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来看，其适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目前还没有扩及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

目前在理论上，民法学者一般不将环境侵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列入赔偿范围之中。有环境法学者则认为，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应该包括精神损害③。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因被告的污染或破坏行为，往往会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环境侵权案件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受害者所要承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漫长的，甚至伴随终身。对于这样的精神损害应该予以法律救济，通过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环境民事损害赔偿范围中加入相当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那部分内容，可以使受害人因环境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救济。特别是对因加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资源破坏而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可以更加有力地惩罚和遏制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

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是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作为环境侵权法的一种基本救济手段，对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维护自然人的人身权利和精神利益，抚慰受害人的肉体、精神痛苦，制裁和抑制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环境侵权法在维护公民环境人格权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完善和发展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切实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必需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与私权利相反，环境公益诉讼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要么是涉及不特定多数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公益，要么是纯社会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目前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对导致国家环境公益、社会环境公益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侵害缺乏相关规定，致使这些公共利益得不到救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是公民环境意识觉醒和司法进步的表现。作为一种环境司法手段，它可以有力地支持和弥补环境行政执法手段之不足，有效地制止环境侵害行为，从而极大地促进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④。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该项制度，“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理论要求对所有的合法权利都应当提供充分和合理的救济途径。应在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诉讼法中分别增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其次，要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只要具有“事实上的损害”，不论被损害的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就可以认定原告具有资格⑤。具体包括公民、环保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尤其是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的优势，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与行政机关及污染企业相抗衡。

参考文献：

①傅剑清．《论环境侵害救济的立法困境及其突破》[J]．《法律适用》，2010（2、3）

②高利红，余耀军．《环境民事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之探究》[J]．《法学》，2003（3）

③邓建志，陈凌．《环境侵权及其民事赔偿范围研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2（6）

篇2

中国2012年人权白皮书，首次提及生态人权保障。 法律的生命在于定分止争，而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在合法性基础上，通过司法标准和尺度的拿捏，合理分配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从而正确引导社会行为、有效保障公民生态人权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近年来，虽然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但运行实效堪忧。原因之一是支撑环保法庭的环境立法工作焏需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司法的规范却较为欠缺，现有的关于环境司法的法律规范较为零散，专门的法律主要是侵权责任法中关于环境侵权的规定，海洋环境保护法关于海洋污染损赔偿责任及主体等的有限规定，宪法、物权法及一些相关资源法律关于自然资源权属和使用权问题的有关规定。“缺乏关于环境损害赔偿的专门法律规定，以至于对环境损害赔偿的证据取得、责任认定和分摊制度等均缺乏专门的规律规定，使得环境侵权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和相应的法律制裁手段难以落实。”据此，本文将结合“刘某诉湖南吉首市农机局大气污染致人身健康损害赔偿案”， 尝试从环境侵权的实体权利、侵权责任和救济程序等方面，梳理影响我国环境法庭运行实效的法律基础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环境侵权实体权利基础不明确

相对于理论界的热闹和国外的诸多环境权的立法实践，我国各层次的立法基本上都强调的是政府监管职责和各主体的义务，对各主体的权利避而不谈。如《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或控告”。学者们依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推导出任何人都享有环境权。但作为一个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边界的环境权，在实际中和其他权利冲突在所难免，直接导致了环境司法过程中的体制障碍和环境障碍。如我国法院在面对环境纠纷“积极维权、慎重立案”、“对公益损害和群体性争议，可以暂缓处理，通过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选择其他途径解决纠纷。” 等策略选择，无不显示了面临敏感的权利冲突时，“法官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压力，下判决非常难”， 甚至受到“很多案外因素的影响”。

环境权在国外是由人权、发展权、生存权发展起来的为保护公民免受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一项权利。被我国学界引入后，传播迅速，也分歧极大。在环境权的主体，权利性质、权利内容，以及与其他权利的关系等等，都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学者质疑环境权存在的意义。本文认为，环境权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后，传统的民事权利如财产权、生命权、人格权等都难以保障普通公民避免环境问题带来的痛苦和损失，环境权有其独特的内涵，有存在的必要，环境权是公民要求他人（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人）维持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边界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致的，区别在于不同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不同。美、日两国在1969年率先对环境权进行立法，随后在人类环境宣言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如希腊、巴拿马、泰国、瑞典等国均在宪法中体现了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有关内容。我国应该早日实现环境权的入宪，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态人权。

二、环境侵权责任立法简单粗放相互矛盾

关于环境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行法规 、《侵权责任法》》均有所规定，但这些相关立法简单粗放又相互矛盾。作为对近年来社会各方面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呼声的回应，13年的《环保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草案》与现行《环保法》相比，并无大的根本性改变，整个资源环境法学界，质疑声音非常多。“实际上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关于环境民事责任和民事救济的规定，更是相当的不完善。一些真正硬性的约束条款被尽数删除。”

（一）归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其他有关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明确确认了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已经是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共识。

但其他的民事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就直接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前述《物权法》第90条规定等等，虽然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因为环境污染危害的具体含义在环境保护法中没有明确的界定，进而其适用范围有一定的模糊性，也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困惑。

以《物权法》的该规定为例，其“与《侵权责任法》第65条发生请求权竞合的可能性。对此竞合，据立法主导者解读，应当根据不同的污染源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居民之间生活污染适用过错责任，主要由《物权法》规定的相邻关系解决；企业生产污染适用无过错责任，主要由《环境保护法》等环境立法解决。但最高法院相关解读则认为，《物权法》第90条应当依据具体环境立法予以适用。尽管这两种解读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二）构成要件

89年《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基本照搬了前款内容“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千呼万唤始现身的《草案》将原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比较起来，除增加了“停止侵害”这 种承担责任的方式，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方面没有什么突破。

简单粗放的法律规定和环境侵权案件的特殊性、复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因其专业性强、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和法官审判经验上的欠缺等原因，妥善审理此类案件存在的“四难”：“ 调查取证难，事实认定难，审判理念转变难和调解难” 并没有在立法上得到回应。具体来说，在损害事实和赔偿范围方面犹为明显。

损害事实是确定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侵权责任构成的前提。从环境侵害的实际状态看，环境侵害的过程比较缓慢，侵害的范围相当广泛。由于无论是环境保护法还是侵权责任法都强调，要造成危害（损害）才能要求赔偿，使我国现行的法律完全丧失了环境侵权的预防功能。 同时又没有实际和明确界定环境损害或损失的含义，即使法院认定损害的存在，但仍然回由于原告无法证明实际损害数额，从而判决原告败诉，甚至仅支持一小部分的诉讼。

如本次研讨会专题讨论案例一，受害人1982年起开始受到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年检、维修、喷漆等作业产生的油漆恶臭的污染，到2000年患病，然后2006年不治身亡，一直身体很好的受害人受到损害的事实可能早就出现征兆了，但因为法律规定的模糊，一直到最后身亡也没能维护自己的生命健康权。

另外，从理论上说，有侵害就要有救济，而且是完全的充分的救济。环境侵权的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损失，还应当包括可得利益损失以及潜伏期损失，同时还应当包括由于遭受污染而受到的精神损害。但现有的法律都明确规定的只有“直接损失”给予救济，明显有悖于侵权法的基本精神和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

（三）环境侵权责任方式

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10种形式，其中适用与环境侵权行为的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前三种具有预防性，后两种具有补救性。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只把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草案》将原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比较起来，增加了“停止侵害”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但相对于侵权法责任精细化的发展趋势，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仍嫌不足，另一方面规定得也过于简单，环境侵权的各具体状态下应该承担什么方式的责任没有具体规定。

三、程序法的规定语焉不详

程序法中涉及环境侵权救济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环境侵权是否成立的环境损害和原因行为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上。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因环境污染等侵权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后又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和学说，采用了因果关系推定的原则。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进一步明确了加害人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实际内容，此规定也被随后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接纳。在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也采纳了这些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虽然程序法中作出了很多有利于受害人的规定，但语焉不详，在实践中还是没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如根据上述规定，环境诉讼的过程中，首先应由主张方就其损害事实（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进行举证；接着被主张方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这样仍以本文前述案例为例，2002年7月，受害人刘某向市法院提起环境污染致癌的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损失，只需要提供损害行为（被告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喷漆作业环境污染）和损害结果（原告身体不适，功能减退、癌变等）就可以了，关于二者的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应该由被告方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来举证，如举证不能就必须承担败诉的后果，给受害的原告以赔偿。但遗憾的是法院始终不采纳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依据笔者查阅的一些案例审理的过程，发现有些法院法官对这些规定的理解是“在受害人就因果关系的存在作出证明之后，举证责任即转移到被告，由被告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前述案例中的法官毫无疑问也是秉承了这种观点的：“因无法准确界定各种癌病的起因，认定本案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综上，健全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保障我国公民生态人权的基本前提，我国迫切需要法律在环境侵权的实体权利、责任认定和救济程序等方面做出进一步完善的规定。

注释：

叶小文.生态文明，人权建设的新起点.http：//qstheory.cn/st/stwm/201212/t20121219_200806.htm.

从1982年起，被告开始在院内对全市农用机动车进行年检、维修、喷漆等作业，喷出的油漆形成雾状物，浓烈的臭气飘浮在院内，污染周围环境。刘某曾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情况。当地环保部门也曾于1998年7月、2001年8月，分别向被告下达过《限期治理通知书》和《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知书 》，认定被告行为给居民造成了污染，并责令被告 限期搬迁、或者将“喷漆过程在室内进行，尽量减少恶臭气体溢出；尽快重新选址，使喷漆活动不在院内进行”。但是，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一直未依法搬迁和治理污染行为。自1992年始，北栋居民楼里的20多户人家，先后有10人患上癌症并致8人死亡。2000年10月，刘某被确诊为罹患“非霍奇金氏恶性淋巴瘤（B细胞性）”，并从医生那里得知：油漆中含有的有害物质“苯”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易发致癌物质。面对自己患病的事实和原因，以及五年无果的行政投诉，2002年7月，刘某向市法院提起环境污染致癌的 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 赔偿损失？ 此后，本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及由检察院两次抗诉引起的两次再审，法院裁判均驳回原告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2007年2月，当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再审时，刘某已于2006年11月20日死亡。

邹钢，采矿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法院网， 2008-04-01 14：44：04

郄建荣，起诉举证鉴定艰难、环境维权难题尚待立法破解[EB/OL]，人民网2005年5月20日

吕忠梅，论环境纠纷的司法救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1-46

因为中国立法模式的原因，现在有很多单行法，像《大气污染防治法》、《水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责任的规定很多是重复的，尤其是和环境保护法相重复，这里只重点分析环境保护法。

篇3

论文关键词 环境法庭 环境侵权 环境侵权责任 法律制度基础

中国2012年人权白皮书，首次提及生态人权保障。 法律的生命在于定分止争，而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在合法性基础上，通过司法标准和尺度的拿捏，合理分配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从而正确引导社会行为、有效保障公民生态人权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近年来，虽然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但运行实效堪忧。原因之一是支撑环保法庭的环境立法工作焏需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司法的规范却较为欠缺，现有的关于环境司法的法律规范较为零散，专门的法律主要是侵权责任法中关于环境侵权的规定，海洋环境保护法关于海洋污染损赔偿责任及主体等的有限规定，宪法、物权法及一些相关资源法律关于自然资源权属和使用权问题的有关规定。“缺乏关于环境损害赔偿的专门法律规定，以至于对环境损害赔偿的证据取得、责任认定和分摊制度等均缺乏专门的规律规定，使得环境侵权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和相应的法律制裁手段难以落实。”据此，本文将结合“刘某诉湖南吉首市农机局大气污染致人身健康损害赔偿案”， 尝试从环境侵权的实体权利、侵权责任和救济程序等方面，梳理影响我国环境法庭运行实效的法律基础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环境侵权实体权利基础不明确

相对于理论界的热闹和国外的诸多环境权的立法实践，我国各层次的立法基本上都强调的是政府监管职责和各主体的义务，对各主体的权利避而不谈。如《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或控告”。学者们依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推导出任何人都享有环境权。但作为一个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边界的环境权，在实际中和其他权利冲突在所难免，直接导致了环境司法过程中的体制障碍和环境障碍。如我国法院在面对环境纠纷“积极维权、慎重立案”、“对公益损害和群体性争议，可以暂缓处理，通过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选择其他途径解决纠纷。” 等策略选择，无不显示了面临敏感的权利冲突时，“法官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压力，下判决非常难”， 甚至受到“很多案外因素的影响”。

环境权在国外是由人权、发展权、生存权发展起来的为保护公民免受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一项权利。被我国学界引入后，传播迅速，也分歧极大。在环境权的主体，权利性质、权利内容，以及与其他权利的关系等等，都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学者质疑环境权存在的意义。本文认为，环境权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后，传统的民事权利如财产权、生命权、人格权等都难以保障普通公民避免环境问题带来的痛苦和损失，环境权有其独特的内涵，有存在的必要，环境权是公民要求他人（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人）维持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边界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致的，区别在于不同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不同。美、日两国在1969年率先对环境权进行立法，随后在人类环境宣言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如希腊、巴拿马、泰国、瑞典等国均在宪法中体现了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有关内容。我国应该早日实现环境权的入宪，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态人权。

二、环境侵权责任立法简单粗放相互矛盾

关于环境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行法规 、《侵权责任法》》均有所规定，但这些相关立法简单粗放又相互矛盾。作为对近年来社会各方面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呼声的回应，13年的《环保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草案》与现行《环保法》相比，并无大的根本性改变，整个资源环境法学界，质疑声音非常多。“实际上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关于环境民事责任和民事救济的规定，更是相当的不完善。一些真正硬性的约束条款被尽数删除。”

（一）归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其他有关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明确确认了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已经是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共识。

但其他的民事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就直接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前述《物权法》第90条规定等等，虽然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因为环境污染危害的具体含义在环境保护法中没有明确的界定，进而其适用范围有一定的模糊性，也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困惑。

以《物权法》的该规定为例，其“与《侵权责任法》第65条发生请求权竞合的可能性。对此竞合，据立法主导者解读，应当根据不同的污染源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居民之间生活污染适用过错责任，主要由《物权法》规定的相邻关系解决；企业生产污染适用无过错责任，主要由《环境保护法》等环境立法解决。但最高法院相关解读则认为，《物权法》第90条应当依据具体环境立法予以适用。尽管这两种解读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二）构成要件

89年《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基本照搬了前款内容“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千呼万唤始现身的《草案》将原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比较起来，除增加了“停止侵害”这种承担责任的方式，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方面没有什么突破。

简单粗放的法律规定和环境侵权案件的特殊性、复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因其专业性强、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和法官审判经验上的欠缺等原因，妥善审理此类案件存在的“四难”：“ 调查取证难，事实认定难，审判理念转变难和调解难” 并没有在立法上得到回应。具体来说，在损害事实和赔偿范围方面犹为明显。

损害事实是确定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侵权责任构成的前提。从环境侵害的实际状态看，环境侵害的过程比较缓慢，侵害的范围相当广泛。由于无论是环境保护法还是侵权责任法都强调，要造成危害（损害）才能要求赔偿，使我国现行的法律完全丧失了环境侵权的预防功能。 同时又没有实际和明确界定环境损害或损失的含义，即使法院认定损害的存在，但仍然回由于原告无法证明实际损害数额，从而判决原告败诉，甚至仅支持一小部分的诉讼。

如本次研讨会专题讨论案例一，受害人1982年起开始受到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年检、维修、喷漆等作业产生的油漆恶臭的污染，到2000年患病，然后2006年不治身亡，一直身体很好的受害人受到损害的事实可能早就出现征兆了，但因为法律规定的模糊，一直到最后身亡也没能维护自己的生命健康权。

另外，从理论上说，有侵害就要有救济，而且是完全的充分的救济。环境侵权的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损失，还应当包括可得利益损失以及潜伏期损失，同时还应当包括由于遭受污染而受到的精神损害。但现有的法律都明确规定的只有“直接损失”给予救济，明显有悖于侵权法的基本精神和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

（三）环境侵权责任方式

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10种形式，其中适用与环境侵权行为的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前三种具有预防性，后两种具有补救性。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只把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草案》将原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比较起来，增加了“停止侵害”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但相对于侵权法责任精细化的发展趋势，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仍嫌不足，另一方面规定得也过于简单，环境侵权的各具体状态下应该承担什么方式的责任没有具体规定。

三、程序法的规定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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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法性不能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这一规定中可推导出的责任要件只有三项:1过错,即公民、法人实施侵权行为的过错;2损害,即对财产或人身的损害;3因果关系,即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言而喻,法律条文对侵权责任要件的规定与理论的通说产生了矛盾。一是法条未将不法性作为侵权责任要件;二是法条将因果关系规定为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系。法条的明文规定似乎与三要件说相合。这表明既有的理论阐释于法无据。因此,笔者认为,即使一些法条在立法时或许缺乏理论上充分思考,但倘若这些规定按字面解释又在理论上合理时,我们应按合理的理论作为阐释或理解法条的根据,以完善法律解释,指导审判实践。

    我国民法理论一直把“不法”作为侵权责任要件,这似乎不尽合理。一则其不符合现行的民法规定,二则因其不利于操作,易使许多致人伤害的行为人因其行为的违法性难以确认而被免责。这一点在环境侵权中表现尤为明显。在确定当事人的某一行为是否属于污染环境的行为时,是否只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标准才被认为是污染环境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与环保法的规定是有矛盾的。

    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之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应当是“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行为,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之规定中并无此项规定,正如常见的河流污染案例那样,几个企业都按标准同时向河中排污,结果导致下游鱼苗死亡,这里的违法性要素何在?这种情况能说不是环境侵权?可见,不法性在环境侵权中并不十分必要。如何解决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所称的“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是指我国环保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不是指具体的某一排污标准;它所解决的是法律适用的问题而不是行为标准问题,即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之案件,应适用环境保护法等专门法律法规;排污超过标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无疑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承担相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即便排污没有超过规定标准,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也应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上,不法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行为性质,并不必然具有广泛性。因此,它不能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侵权构成要件的理论,笔者主张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有三:1、污染环境的行为;2、损害;3、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污染环境的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多样性的特点。在“污染环境的行为”要件中,如前所述违法性从总体上讲不是污染赔偿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因素将影响赔偿数额的认定。作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污染环境行为,一般情况下是违法的,特殊情况下是不违法的。所以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建议《民法通则》第124条在保留原过错推定责任的基础上,补充“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而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由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在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中只提“污染环境的行为”,而未提及“过错”,这点应与普遍侵权相区别。

    环保法中之所以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源于以下原因:首先,环境污染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即使企业无过错,也会给他人造成损害。污染的后果不仅仅是造成财产或经济损失,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它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其次,由于现代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加上人类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受害人很难证明致害人的过错。第三,从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出发,环境污染的行为者大多是企业。从一定意义上讲,造成污染的企业获利是建立在污染环境和给他人造成一定危害的基础上的,故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致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公平合理的。

    同时,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使得企业可以通过购买保险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既转移了自己的赔偿责任,又可保障受害人得到足够赔偿。第四,在环保法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可以推动和促使污染单位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环境污染,改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二)损害

    环境污染中的损害,是受害人因接触或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等后果。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其损害的后果既有与其他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相同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共性表现为,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具有客观真实性、确定性和法律上的补救性。损害的特殊性包括:

    1潜伏性,多数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在损害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不久即显现出来,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则不尽然。只有部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较快显现,而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尤其是损害他人健康的后果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才显现出来。

    2广泛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案件,其损害都具有广泛性的特征,表现为受污染地域、受害对象、受害的民事权益十分广泛。关于损害事实的认定及赔偿,从审判实践看,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既有财产损害,也有人身损害,但目前所受理的环境污染致他人损害的案件,大多是有关人身损害及其赔偿。因此,因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赔偿,无论在范围、内容和金额方面,都将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三)因果关系

    传统的民事责任要求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由于环境民事侵权不以违法行为为构成要件,因此,其应为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致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但是,在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中,由于这种因果关系的认定比较困难,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以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代替因果关系的直接、严格的认定。

    因果关系的推定,即在确定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如果无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定其因果关系。之所以要适用推定原则,是由这种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的。

    第一,环境违法行为的形式复杂多样,同一危害后果可能由数个不同的行为引起,而且绝大部分环境危害后果的发生,是由环境违法行为和污染物的作用过程共同完成的,后者在法律上应认为是环境违法行为的继续,环境违法行为不是即时完成的,而是持续渐进的,使得其违法行为的实施与危害后果的发展时间间隔较长,其因果关系具有不紧密性和隐蔽性,证据也易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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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

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有别于一般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揭示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原因。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主体的不平等性、不特定性

在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中当事人双方力量悬殊巨大，加害一方常常为具有、、信息实力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公司、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农民、渔民或市民。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主体间的实力具有不平等性。

在一些情况下，侵权主体与受侵害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环境污染是伴随经济的“副产品”，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厚非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受害人往往就更难确定，如1986年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造成成百上千的人患上癌症，并将危及后代人。

（二）侵害过程的间接性、复合性

环境污染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其过程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中以后，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之间往往又会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并通过各种发生迁移、扩散、富集等现象，从而使得损害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具有显著的复合性。

（三）损害结果的持续性、潜伏性

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损害也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疾病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常常要潜伏很长时间，即使发现了通常也不能很快消除。换言之，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环境污染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日本70年现的骨痛病，其潜伏期就达十余年。从1955年以来，日本富山县神道川河岸的炼锌、炼铅厂不断将含镉的废水排入河内，沿岸居民饮用了含镉的水，吃了用含镉的废水浇灌的稻米，使镉在人体内慢慢积蓄起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终于导致人们的骨骼变形萎缩。

二、受害人承担的证明责任

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将一切证明责任都转移给加害人，而只是转移依传统的证明责任规则原本应由受害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受害人仍然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由受害人证明危害事实

环境污染损害的对象，一般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三部分。应由受害人证明已经发生的损害事实或存在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的事实。第一种情况是指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应由受害人对损害事实负证明责任。因为受害人对造成了哪些损害最清楚。可以请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对损害事实做出鉴定，同时也可以请公证处做出相应的公证。需要注意的是，在损害事实中，人身权、财产权所受损害较易证明，但环境权所受损害较难证明，受害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被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了自己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即可，如建筑物对毗邻居民日照权的妨碍等。

第二种情况是指已发生环境污染的行为，还没产生损害事实，但具有造成损害的潜在危险，应由潜在的受害人对该危险负证明责任。因为根据环境污染侵权的特点，如果对有造成损害之虞、但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不予制止，令其排除妨害，往往有可能使危害后果扩大化、严重化，从而对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环境资源等造成严重损害。根据特殊侵权行为“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但有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时，当事人也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原理，[2]( p 407)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并不必须以发生实际损害为要件，潜在的受害人只要经过上的判断，证明污染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

（二）由受害人证明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应由受害人负证明责任。发生污染事故后，受害人要立即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方面报告，尽一切可能做好取证工作，取证应由环保监测或其它有关专业机构的技术人员按规范进行，最好是申请公证，由公证人员到场对现场取样、送样、封存和鉴定的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并出具公证文书。

污染物的排放超过标准不作为侵权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国家环保局(91)环法函104号对湖北环保局请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是否以过错和违法性为条件的批复中指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一个人遭受损失。”并指出“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3](p208)环境污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污染物质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累积。当污染物质的累积超过了当地环境本身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时，污染就会形成。因此，企业即使达标排放污染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污染源较为集中的地区）也会导致环境污染的产生。易言之，企业达标排污同样可能导致危害后果的产生。

我国“最高法院”在1986年有一个与废弃物排放有关的案例：“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鉴定报告结果栏第三项载明……结论上可确定的是工厂排放氟化物之气体造成稻谷之枯死，而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之废气含有氟化物之气体，均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但政府公告之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系以维护人体健康为目的，排放之污染物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仍不能排除其所有损害农作物之可能。”本案中台湾“最高法院”鉴于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有害气体已对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开启了一个危险源，且该危险源唯被上诉人工厂控制支配，故所排放之废气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最低标准，仍不得主张免责。[2](p254)

综上，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不应以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中环境质量及排污等标准为判断的依据，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因侵害了权利人受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而具有违法性。2002年4月天津海事法院审结的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了企业排污达标亦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原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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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8月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已经历三审，同时，随着雾霾现象等环境污染问题的屡次出现，1982年出台的，已经23年无实质性修改的环保法再次备受瞩目。就环保法的修改，专家、学者以及民间环保组织如自然之友等都提出自己的修法建议，而环保部最近提出的修法建议着重提出应将环境责任险写进新环保法。在环境问题突出的今天，关于环境责任险以及环境强制责任险的立法工作受到了广泛关注。

一、环境责任险的性质

（一）环境民事责任的社会化分担

环境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特征的公共产品，对环境的污染已成为环境侵权责任，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需要行为主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环境资源法上的侵权责任特殊性在于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且举证责任倒置。环境侵权责任毕竟有不可预测性，因此环境责任保险也是环境法上风险预防原则的体现，还是“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原则的体现。风险预防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原则都是环境资源法上的基本原则，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工业生产者在没有支付环境成本的情况下营利，环境成本被消费者和社会承担，这样的“外部不经济性”只会在市场激烈竞争下变本加厉。针对这样的问题，我国现行环境侵权责任承担社会化方式有国家救助，公共补偿基金制度，财务保证及担保，以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环境责任保险中，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支付一定的保费后，会转移部分赔偿风险给保险公司，即由全体投保企业共同承担，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司本身以及国家赔偿巨额损失的负担。保险公司的赔偿正是环境民事责任社会化分担的体现，它将因特定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转移到社会之上，在全社会范围内或特定的社会群体范围内转移或分散损失的机制，以此实现对受害人进行及时、有效救济。

（二）环境责任险的公益性

环境责任险除了具备分散管理社会风险的功能，还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环境责任保险本身追求的是一种正义的思想。首先，在发生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关于公民的环境权问题的讨论，即公民在良好环境中生活并合理利用环境的权利，也会间接的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环境责任保险通过专门的保险机构负责管理理赔事项，在公民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及时从保险呢机构获得赔偿，减少诉讼成本与风险，是公益性的一种表现；其次，环境责任保险拥有责任赔偿主体替代性的特征，保险公司实例雄厚，企业可将损失转化给保险公司，实现不同投保企业之间保险金的优化配置，所以，环境责任保险通过调节企业，政府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保障各方利益的均衡；最后，保险公司赔偿的及时性可以给受害人带来精神抚慰，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一定的法律倾斜，不仅实现了法律追求的实质平等，同时，通过立法，市场，计划等手段制定的有差别的环境责任保险政策，使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体现了公平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设立，本质上就是为了维护设的公平和正义，不仅保障企业的良好运行，也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尽快从社会获得补偿。所以，环境责任险具有较强的公益性。

二、环境责任险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在我国，环保法目前没有任何涉及环境责任保险的条款，环境责任保险国家层面立法缺失。2007年12月4日，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中国保监会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意见从认识环境责任保险的重大意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原则与工作目标以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几个方面对环境责任险作出了规定。随后各省市在地方立法上对环境责任保险进行规范，2013年1月21日，环保部和保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此指导意见再次明确了环境责任保险的意义，并且明确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试点企业范围以及其他与环境责任保险相关的具体制度。《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只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引导保险公司开发相关保险产品，鼓励和督促高环境风险企业投保；《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则要求需投保范围内的重金属等污染型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地方性法规等的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二）相关实践

环境责任保险可以分为强制性责任保险和任意性责任保险，我国现行的环境责任保险主要是任意性的责任保险，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区域，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投保。而国家通过立法程序颁布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潜在污染环境的企业依法必须向保险人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则是强制性责任保险的体现。我国在2007年12月便开始试点推行环境责任险，首例环境责任保险获赔案例是2009年发生在湖南的某农药企业与投保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一起对污染事故进行了理赔。在试点工作开始后，各试点省市都推出了相应的保险产品，如湖南省，湖北省等，江苏省还推出了船舶污染责任保险。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之后，更多的省市加入了试点开展环境责任强制险的城市的队伍，比如陕西省出台了《陕西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还选择了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大地财险、永安财险四家保险公司和金晟保险经纪公司参与试点工作。

三、环境责任险的意义

（一）环境责任险的优越性

我国传统的单一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机制早已无法满足受害人强烈的救济需求，而且，巨额的赔款也会打击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如2011年的渤海湾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中，农业部，中海油和主要责任人美国康菲公司达成的10亿元赔款仅包括河北辽宁地区渔民的损失，不包括山东地区渔民的损失。像这样个别责任无法救济时，受害群体应该寻找怎样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相对于其他几种民事救济制度，环境责任险的公益性也体现了自身的优越性，在以前大量有关环境问题的实践中都没有介入环境责任，容易出现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后，事故企业破产，政府花巨资治理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而无人赔付的情况。如2003年我国首例大气污染中毒事件――湖南安化“5.8”中毒案中村民的医药费大部分由当地环保局和镇政府负担，甚至还拖欠16万元未支付，造成恶劣影响。再如2010年7月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9100立方米的污水流入汀江，直接导致汀江的部分河段网箱养鱼大量死亡，对当地生态环境和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渔民损失惨重，事故结果是由福建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在2010年就此污染问题处理之后，2011年广东又有852名村民近日向紫金矿业等公司索赔1.7亿元接二连三的巨额赔偿对紫金矿业公司的打击可想而知。

（二）环境强制责任险的意义

环境强制责任险是环境责任险的一种表现方式，环境责任保险设立之后，一旦发生了环境事故，可以由保险公司及时给被害者提供赔偿，还可以分散企业风险，减轻政府负担，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任意性的环境责任保险存在着许多问题，除了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投保企业数量少，还存在着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模式不统一等问题。而推行环境强制责任险，通过地方人大和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来强制重污染企业投保，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如云南昆明实行的是“以强制环境责任保险为主以自愿环境责任保险模式为辅”的环境责任保险模式，2009年01月，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行环境责任保险的实施意见》，将全省52个主要污染行业全部纳入投保范围，其中有340家企业被强制要求参与环境责任保险，有65家企业在政策励下自愿参与环境责任保险，投保企业数量多，效果显著。

环境强制责任险也是环境责任保险公益性的基本保障机制。在各国环境保险的实践中，都具有环境强制责任险的内容，如美国在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处理、处置所可能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中实行了强制保险制度。德国制定了《环境责任法》，自1991年1月起就开始依法实施环境强制责任损害保险，只要营运中的设施足以引起不利的环境影响或由此造成的对于他人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的损害，就要采取一定的预防保障措施，包括与保险公司签订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合同，这与我国环境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相一致，也类似于“三同时”制度。

四、环保法中需完善环境责任险的原因

传统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侵权赔偿社会化制度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缺乏惩罚性的赔偿措施，而且精神赔偿缺乏操作性。在环境侵权赔偿社会化制度中，环境责任保险得不到实质性的发展，缺乏一定的法律保障，而且自愿性的投保无法吸引企业家的眼光，毕竟环境事故具有不可预测性，自然损害难以评估、技术层面尚不成熟；虽然环境强制险的适用对象不宜广泛，但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污染环境十分重大的领域都适用环境强制险。

无论是《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还是《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在谈到如何进一步保障环境责任险的实施时都认为要健全法律法规，在健全国家立法的同时也要有地方配套的法规建设；地方环保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政策纳入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者推动地方人民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并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有利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践来看，对于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主要是从地方立法的角度入手，缺乏国家层面的立法。将环境责任险写入新环保法之后，可以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环境强制责任险提供法律依据和基础。另外，环境责任险在环保法中完善之后也为环境责任险的具体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环境保险有民事责任社会化分担以及公益性的特点，还是环境责任保险这一赔偿模式相比于其他环境问题赔偿方式具有优越性，都成为环境责任保险应当在环保法中加以完善的原因。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也引发了诸多的赔偿纠纷，站在人身和财产受的损害的居民的角度上，站在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需要进行赔偿的企业的角度上，以及站在企业无力负担赔偿时需要进行补偿的政府的角度上，能平衡各方利益的环境保险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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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前言与案例

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环境却遭到肆意污染与破坏。在寻求对环境保护的途径中，法律手段是打击破坏环境行为、实现保护环境最有力也是最后的手段，但是追究污染者侵权责任的成立必须以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为前提。我国现行法律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判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避免受害者因举证不能而承担败诉风险。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该制度只是对举证风险的转移，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认定因果关系问题。下面举一例说明我国司法在解决认定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方面的疲软性。

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有一栋宿舍楼，90年代后相续多人患上癌症。有位名叫刘德胜的患者认为患病与农机局长期的喷漆作业污染空气有关，遂提起诉讼。但一二审法院都以患病与喷漆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为由驳回了起诉。湖南省法院（2006）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02号终审判决书中写到：“由于无法准确界定各种癌症的起因，如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以市农机局不能为由推定本案所涉市农机局环境污染与刘德胜患癌病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四审、两次抗诉，历经八年，“受害者”直到去世也未能得到法律的救济。

纵观我国目前法律，《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都只规定了环境污染者的无过错责任及举证责任倒置，对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等方面并没有特别规定。这使保护受害者的合法利益，追究环境侵权者的责任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司法实践中产生该困难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克服？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与研究。

二、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

著名法学家约翰G.弗莱明认为：“侵权法上在没有其他问题像因果关系这样困扰着法院和学者。”环境污染侵权作为一类特殊的侵权关系，不论“二要件说 （即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结果、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三要件说 （即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结果以及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还是传统的“四要件说 （污染者违反国家防止污染的规定，受害者受到损害，污染者的违法行为与受害者的受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均把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作为判定污染者是否构成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因果关系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是由于因果关系的本质与价值决定的：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受害者所遭受的侵害与污染者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之间具有的特殊的、事实上的无此即无彼的联系。立法者及裁判者极力的要确立发现这种联系，目的是为了通过将污染者的行为与受害者的结果确立联系，从而为支持受害者的赔偿请求找到正当化的理由，给具体的污染受害者“寻求帮助”，让个别的污染侵害者“官司输得心服口服”。

在现阶段的理论研究中，如邹雄教授在其论著《环境侵权疑难问题研究》中将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严格上来说，所谓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不是认定因果关系问题，而是从法政策学角度，针对已存在的损害结果，判断哪些损害应该得到有效赔偿的问题。如受伤后搭乘飞机前往美国治疗，根据“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对于赔偿额只能限定在通常的医疗费用之内，超出额部分不予支持赔偿。简言之即对于欠缺普世公平感的部分不予赔偿的一种法政策方法。所以说法律因果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的问题，而只是赔偿是否具有“公平性”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环境侵权中所要认定的因果关系乃是侵权责任成立中符合构成要件标准的因果关系，即指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造成环境侵权的行为和特定受害者损害之间有个别的、事实上的无此就无彼的联系。

环境侵权是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特性的，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侵害常常不是由于污染物直接侵害作用的结果，而是污染因子渗过广大的空间、历经长久的时间，与各环境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发生化学、生物反应，才逐渐形成或扩大的，其造成的损害是具有间接性、复杂性和广泛性。再加上侵权主体的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判定就具有巨大的困难。上述案例经历二次抗诉、四次审理所争执白热化的焦点问题就是因果关系是否成立，阻碍这一问题的认定是由以下三重障碍造成的。

三、我国司法在认定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方面的三重障碍

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与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科学证据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下面的描述中窥见一斑：裁判者要判定污染者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前提是要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间存在因果关系。而认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是需要当事人证明给裁判者“看的”，那么由哪方当事人来完成这一证明是由法律预先设定的举证责任规则确定的。原、被告双方的主张证明都是通过向法院提供各种证据进行的，裁判者根据“心证”判断证据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从而得出对一方的举证是支持还是否定的结论。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前提，各种证据是手段，所欲达到的目的是达到裁判者内心的“证明标准”。所以因果关系作为一种客观联系本身是独立存在的事实，只是人们在证明这个事实存在的时候，才使其与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科学证据等概念发生了联系。但是我国在认定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环节上面临着三重障碍：举证责任的界限模糊、认定标准的等级分歧、科学证据的过分依赖，下面详言之。

（一）因果关系判定与举证责任

虽然《侵权责任法》规定对于环境侵权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该原则的实质是举证不能时败诉风险的转移，有学者认为应完全由加害者对环境侵权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也有的学者认为受害者不能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袖手旁观”，而应进行初步证明，以防止举证责任倒置带来的滥诉风险。 这种在举证责任分配上的分歧在司法实践间上也得到体现：如有的法院认为受害者除了要证明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之外，还要证明该损害结果是污染行为所导致的，也就是要初步证明因果关系才能完成对加害行为的举证。如前言中所举案例，最终判决中就写到：“目前无法界定各种癌症的起因，在此情况下如果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以被告举证不能为由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事实依据”。还有些法院认为受害者完全不需要就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进行证明，而只要证明存在污染行为与损害即完成举证责任，如最高人民法院对“平湖蝌蚪案”就是这种做法。 产生这种同案不同判的原因正是加害行为的证明与因果关系的证明界限模糊所导致的。

（二）因果关系判定与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通过举证活动，法官对于待证事实的存在所应达到的信赖程度或认知上的可能性程度。这一程度的达成，预示证明责任承担者举证责任的卸除并极有可能获得法官心证的支持而胜诉。故确定一个什么样的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证明主体法律后果的承担。但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并不统一。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证明标准：一是我国的传统理论：“必然因果关系”标准。该理论认为，只有当侵害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在前言所举案例中法官就坚持适用“必然因果关系”标准，以致害原因无法确定为由驳回起诉。二是“推定因果关系”标准。坚持此标准的法官认为只要受害者证明加害人的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有一定联系，而加害人无法彻底推翻时就推定因果关系的成立。虽然对该理论立法上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创造性地运用该理论的司法案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王娟诉青岛市化工厂氯气污染损害赔偿案。 青岛中级法院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判定，王娟所受侵害系青岛市化工厂氯气外溢事故所致。可见不同的证明标准的适用将直接决定受害者的利益能否得到法律保护。

（三）因果关系认定与科学证据

因果关系的判定涉及到诉讼法和证据学双重学科，无论是受害者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还是加害者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双方“一攻一防”的武器都是各自手中的证据，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使得双方的证据必然以鉴定证明为主。我国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存在司法系统对鉴定证明的过分依赖，表现为法官对于鉴定证明材料的证明力不加审查，据以认定案件事实。另一方面又因为证据审查标准不明，导致了对于科学证据证明力的缺乏评估。在一般民事侵权案件中，法官可以根据自己作为正常理性人所具有的生活经验评估证据、认定事实，从而通过心证形成判决。而环境侵权诉讼中对因果关系的判断涉及大量的鉴定数据、证明报告等科学证据，对于这些专门性、超出一般生活经验的科学问题，法官缺乏有关的知识。因此由于主客观原因使得法官只能过分依赖鉴定证明，导致对科学证据的衡量即不敢、也不能有所作为。

四、在认定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方面的新思考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采用什么样的举证责任、坚持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对各种证据的审视都将影响因果关系成立与否。所以完善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需要从三个方面同时进行。

（一）举证责任倒置：受害人的初步证明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侵权责任法》第66条等法律条款明确规定了环境侵权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多数学者评价该规则为保护环境受害者力度最大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在适用该规则时，不能认为将因果关系的证明完全转嫁给污染者，应该也由受侵害者进行初步证明。理由如下：规定环境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也不以违法性为责任构成要件。如此，追究致害人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仅剩下侵害事实和因果关系。若再实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对致害人来说则无异于绝对责任，还可能引发滥诉的危险，使产业界面临讼灾。所以不能在原告只证明了污染行为的存在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就判定原告胜诉，而应让受害者就因过关系存在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即证明其所受到的侵害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该关联性如污染物侵害到受害者、该区域存在多数该种侵害、科学上确实存在该种侵害的可能等等。

详言之，首先将举证责任分为形式上的举证责任和实质上的举证责任。环境侵权案件待证事实有：（1）污染行为；（3）损害结果；（3）污染行为导致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受害者对于（1）、（2）承担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即若无法证明则承担败诉的风险。

对于3不承担实质上的举证责任，但要承担形式上的举证责任——举证证明其受侵害与污染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次初步证明因果关系存在一定关联性的方法，可以借鉴日本在环境侵权案件中所适用的理论：（1）群发性病理损害案件，可采纳疫学因果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证明：a该致病因子在发病前存在且发生作用；b该致病因子作用的程度越显著，则患该病的比率越高；c该致病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则该病患者的比率下降或病情减轻；d该致病因子作为原因而起作用的机理与生物学上不发生矛盾。具备上述四个条件，即使病理学上还不能严密说明，法院也可据此判定环境污染行为与致人患病危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2）个体损害且致害物质明确的案件，可以采取间接反证因果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只需要证明a被害疾病之特性及其致害物质；b致害物质到达被害人、被害地的路径；c污染企业排放了致害物质。受害人能够证明以上abc三项中的两项，则推定剩余一项也成立，从而完成实质的与形式的举证。

（二）证明标准的二分法：高度盖然性与低度盖然性标准

诚然因果关系本身是原因与结果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这种客观性的认定却无法完全避免法的价值判断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因为认定因果关系的法官一方面是法律的适用者，但另一方面也是受到认知能力限制的普通人。所以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再要求让法官认识达到逻辑必然性条件，而是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运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认识手段，即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概率极高的可能性，法官则可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换句话讲，盖然性标准就是法官随着庭审的推进、通过对各种证据的调查所直接形成的一种心证，当这种心证在内心深处达到相当高度时，法官便可对某一案件事实加以认定。有学者还根据心证的程度将“盖然性”分为三个等级—低度盖然性，心证强度为51-74%，表明事实大致如此；中级盖然性，心证强度为75-84%，表明事实在一般情况下如此；高级盖然性，心证强度为85-99%，表明事实几乎如此。

上文已经将环境侵权案件待证事实分为：（1）污染行为；（2）损害结果；（3）污染行为导致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受害人要承担（1）、（2）项实质上的证明责任，所以这两项为基础事实，基础事实是受害人主张诉求最基本的事实依据，所以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应当和普通民事诉讼中的证明一样要达到民事诉讼法所主张的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理念多主张“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所以，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而对于（3）项，受害人要承担形式上的证明责任，即举证证明其受侵害与污染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国外关于该关联性的证明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如疫学因果说、间接反证说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但笔者认为这些理论事实上是关于受害人证明关联性的证明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在于如何使受害人对关联性证明达到一定的标准，以使法官获得心证。但是这些证明方法并不等于证明标准。换句话说，标准只有一个，方法却可以有很多。该标准就是低度盖然性标准：只要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就可认定因果关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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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修复法律责任：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共利益：污染侵权责任：侵权连带责任

基本案情梳理

2014年12月广州市白云区法院钟落潭法庭审理了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本案看似普通，实则隐含了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诸多核心问题，法院对相关问题的考量反映了司法界对环境利益及其法律保护认识的发展过程。

2011年，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白土村村民方某将其向村委会承包的两个鱼塘转租给太和镇石湖村村民谭某。从当年9月1日起，谭某用车辆运送不明固体污泥约110车，并将污泥倾倒至鱼塘，污泥散发出阵阵臭味，周边村民纷纷投诉。经村委干涉，倾倒行为停止。

同年9月14日，广州市白云区环境保护局在接到举报后，到鱼塘现场检查取样，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和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分别对污泥和底泥进行检测分析。结果显示，铜和锌超过相应限值，达不到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已经对池塘造成污染。

随后，白云区环境保护局委托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该鱼塘倾倒污泥的环境损害和治理成本等问题进行评估。2012年8月，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出具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认为，本次事件中，污泥在鱼塘内经阳光照射后散发出臭味，对周边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影响。池塘属农用地，用于水产和禽类养殖，污泥排人池塘，影响其养殖功能的发挥。要恢复池塘养殖功能，必须清除倾倒的污泥，并将底泥挖起清运，同时对池塘内被污染的塘水进行处理，达到农用标准。该鱼塘倾倒污泥环境污染损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监测分析费用4660元，污染物处理费用4092432元，共计4097092元。

根据群众反映，白云区检察机关启动民事责任追究机制，并推动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公益诉讼。2014年12月，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对上述两名被告提起诉讼。

被告方某的律师认为，被告方某在签订合同时不清楚被告谭某所倾倒的物质，在知道被告谭某向鱼塘倾倒的是污泥后，已经进行了阻止，在阻止不了的情况下，还要求村委员会来制止倾倒。所以方某对于污染的发生没有过错，此外，他本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也希望找到谭某来承担清理污染的责任。鱼塘在经过石灰处理后污染已降低，包括被告一家在内的人食用鱼塘饲养的鱼后未发现身体异常，被告方某不应该承担污染环境责任。

法院认定，被告人谭某、方某的确对污泥倾倒入鱼塘造成污染事件负有责任，判决他们6个月之内共同修复受污染的鱼塘，使其恢复到受污染前的状态、功能，标准由环保部门审核。过期没有修复，由环保部门指定一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代为修复，修复费用由两名被告共同承担，并负有连带责任。

案例启示

民事合同掩盖下的排污行为的责任承担

近几年来环保部门和公安部门查处的环境违法犯罪案件显示，一些工业企业为降低治污成本，将大量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化工废液及固体废物等通过不法中间商低价售给无处置资质的公司或个人，再进行非法倾倒、处置的事件越来越多。将废弃物通过合同交给他人处理或者处置，使得与污染物相关的链条不断在延长，于是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

一是防治污染的法律责任是否可以通过民事合同而转移，防治污染的法律责任是否可以随着污染物的转移而转移的问题。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企事业单位防治污染的责任属于公法上的义务，所谓公法上的义务，是对公众、社会及国家承担的义务，一般不随着民事合同关系转移。但是随着环境治理社会化和环保产业，的发展，排污企业将污染物交付给第三方处理越来越普遍，当污染物经合法的程序转移给符合资质的企业处理时，污染物处理产生的法律后果已经转移到污染物的实际处理企业身上。然而，这种责任的转移是有条件的，即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尽了法定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实践中，一些排污企业没有尽职尽责地审查受托方污染物处理资质和能力，有时甚至明知对方既无资质，又无处理能力，仍然将废弃物交给对方处理，更有甚者与受托方签订虚假合同违法转移废弃物。这都会使得这些排污企业对污染物异地产生的污染具有过失，也有因果关系，不能免除法律责任。2014年社会广泛关注的泰州1.6亿元生态修复案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本案中，造成污染的物质是由别处运至，其处置方式和场所都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物排放单位首先应该承担环境治理修复的责任，由于本案将污染物运送到鱼塘的第一被告谭耀洪失踪，无法找到污染物来源，因此暂时无法追究污染物排放者的责任，由第二被告承担责任是合法合理的。

二是物业产权人对于物业管理不当而产生的污染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物业产权人既非污染物的产生者，也非污染物的处理者，原则上称不上是污染者，但他们是污染实际发生场地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对场所的安全负有管理义务和注意义务。如果他们疏于职守，未尽注意义务，就场地对他人产生的危害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本案的第二被告方某是受污染鱼塘的承包人，将两个鱼塘转租给第一被告谭某倒泥，他存在如下过错。首先，方某将鱼塘用于倒泥不符合鱼塘的使用功能；其次，尽管方某可能一开始不了解第一被告所倾倒的物质，但是他在签订合同时并未进一步进行了解，即第二被告方某未尽到鱼塘承包人的管理义务，对于污染的产生负有责任。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主要针对直接排污者，而非排污者的其他人员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仍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本案的重要启示之一是，不仅排污者要承担污染侵权责任，污染场地的产权人、管理人在特定情况下也需要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连带责任。在广东以及东部沿海各省，很多当地居民以出租物业为生，他们很少能意识到承租方不法行为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不良后果。一旦有违法事件发生，承租方往往一走了之，但是出租方是本地人，逃不掉，责任很有可能最终落到出租方身上。所以，不能因小失大，为一时的利益而承担沉重的法律后果。

污染事件中环境公共利益的认定

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救济环境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是指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往往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共同体中全体或者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确定并以公权力为主导所实现的公共价值，具有公共性和不特定性等特征。环境提供给人们各种利益，总体上称为生态服务价值或者功能。任何功能和价值的发挥都需要环境整体及其各要素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特性维持在一定的标准以内，这些环境品质和条件是人类共同需要的，即环境公共利益。维护这些环境品质和条件就是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当环境污染和破坏发生，环境条件被改变后，会出现各种损害，包括自然资源、财产和人身的损害。哪些损害属于公共利益损害，哪些损害属于私人利益损害，对于不同损害又如何救济，是司法实践中必须厘清的关键问题，本案的争议点之一是鱼塘污染所损害的公共利益体现在哪里。

本案受污染的区域是鱼塘，第二被告反复强调，作为鱼塘的承包人，他自己才是直接受害者，他也想找第一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财产权的角度看，主要的受害者是财产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但是鱼塘作为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环境的其他要素有紧密的联系，如鱼塘的水和底泥会渗透到土壤和地下水中，捕鱼干塘时，水会流进河流、湖泊，这些生态联系使得鱼塘的污染物影响周围的环境。最主要的是受到污染的鱼塘一直在养鱼，受到污染的鱼流人市场，每一个潜在的消费者都可能是受害者，这是对不特定公众的损害。本案中，所救济的环境公共利益包括鱼塘污染对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以及受污染的鱼对不特定公众的不良影响。所以在受污染的鱼塘存在以上不良影响的情况下，不能因为第二被告是鱼塘的承包方，就可以由他自行决定如何处置鱼塘，或是否需要修复鱼塘环境。

事实上，几乎每一个环境污染事件都存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损害，这是由环境本身的共享性、公共性、相互关联性所决定的。如在水污染事件中，水体污染、水质下降导致生产、生活成本增加、农作物减产、养殖水产品损失、健康损害等属于私人利益损害；水体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处于循环状态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恶化，水污染对不特定公众人身健康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损害等属于公共利益损害。土壤污染导致农作物减产，房屋价值下降，健康损害属于私人利益损害；土壤污染造成土壤生态系统损害，地下水水量和水质改变，土壤污染给人身健康造成的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等属于公共利益损害。两类损害通常会同时存在，但是在救济方式上，司法途径不是唯一的方式，一些情况下，损害救济是通过自力救济和行政救济的方式进行的，尽管如此，在更多情形下，公共利益损害救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出现救济的空白，由此，再次突显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的意义。

环境公共利益损害责任与被告私人利益损益的关系

在确定被告承担损害公共利益的法律责任时，对于是否要考虑案中被告人私人利益的损害情况及被告人的获利情况的问题，应当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是被告获益与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关系。本案第二被告转租鱼塘给第一被告，原为获得3万元的租金收入，实际上只获得4000元的收入。鱼塘受到污染后，根据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作出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认定，本次事件向鱼塘倾倒不明固体污泥约110车，要恢复鱼塘的养殖功能，必须清除所倾倒的污泥，将底泥挖起清运，同时对池塘内被污染的塘水进治理，达到农用标准。污染物处理费为4092432元。从法院判决的情况来看，并未因被告获得的利益远远少于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可以免除他的部分生态修复责任。财产权和环境权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权利，一般不能相互抵免。生态修复方面责任的大小由生态修复的复杂程度及成本决定。由于我国的民事处罚是以补偿为中心，在环境保护方面没有确立惩罚性赔偿，所以民事赔偿额大小与违法行为的程度、违法行为获得的利益没有关系。

其次是被告私人利益受损与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关系。本案中第二被告人自身也是受害者。其私人利益应受到保护，并可以依法向第一被告追偿，但法律并不会因此而免除他对公众承担的责任。基于前面提到的理由，第二被告人的私人利益因财产污染而受到损害，但这不能成为他免于承担修复受污染财产责任的抗辩理由，因为他对于污染的发生也有过错。

生态修复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

环境污染和破坏发生后，必然会不同程度地造成环境功能和价值的破坏，这也是环境损害，救济环境损害的主要方式是进行生态修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经过多年的发展，关注重点已经从原告资格转变为实体权利的救济，诉讼主要围绕着救济环境损害进行，以修复生态（或者环境）为核心。然而，生态修复作为新兴的、复杂的法律救济手段，司法实践在运用这一手段时面临许多挑战。

首先是法律依据问题。目前法院关于生态修复的判决基本上是以《民法通则》或《侵权责任法》有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的规定为依据。但是这些法律责任主要是救济民事权益，是一种私权的救济方式，而环境损害主要体现为公共利益的损害，生态修复主要为公法上的救济。所以在追究恢复原状这一责任时，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受到损害的程度，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的基准，环境中公众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需要一系列公法和技术规则的补充。本案中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同时适用环境保护立法和侵权责任立法的规定，根据环境法的规定来确定法律责任是否成立，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确定承担责任形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法律适用的割裂，例如《侵权责任法》中无法找到救济环境损害的依据，而《环境保护法》中找不到生态修复的内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环境损害救济特别法和相关技术规范等。

其次是生态修复责任的承担方式的确定。法院判决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的方式包括行为责任和经济责任。行为责任是指判决责任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完成生态恢复的任务。这种方式下，金钱责任和行为责任合而为一，行为人在专业机构或者政府部门的指导下有权决定具体的修复技术和措施。无锡中院的经验认为在环境评估还不完善，经济成本难以核算的情况下，判定责任人按照一定的要求承担修复责任可以避免许多难题。经济责任是指判决责任人承担生态修复的成本费用。当责任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拒绝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没有能力或者无正当理由不能完成生态修复责任，可以由他人代为履行环境修复责任，但费用由责任人承担。昆明、广州等地法院的案例倾向于将修复责任核算为一定的费用，责令责任人支付费用。这些费用或者打入环境保护基金，或者上交国库以待将来修复使用。

确定生态修复责任后，要求责任人承担行为责任还是经济责任的问题，表面上看似是技术和能力的问题，实质上与伦理和公平也有关系，两种责任相互替代，看似平等，但是在本案中却有极大的差别。本案的第二被告已经70多岁，经济条件一般，身体状况不好，中过风，行动不便、思维有一定的障碍，在法庭上多次失控大哭。400余万元的生态修复款显然超出其偿付能力，若法院判决被告支付修复款，此案基本无法执行，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法庭宣判本案的第二被告承担修复的行为责任，这虽然也会面临行为人没有专业技术能力等难题，但是他可以通过争取他人的帮助，争取社会的救援来解决这一问题，留给了被告更多的选择，也留给社会各界帮助解决此事更多的空间。

再次是案件的执行问题。法院判决两名被告在6个月之内共同修复受污染的鱼塘，修复标准由环保部门审核。过期没有修复，由环保部门指定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代为修复，修复费用由两名被告共同承担，并担负连带责任。由此可见，法院将监督判决执行的责任主要交给了当地环保部门，这也是不少法院的共同做法。生态修复的周期长、过程复杂、技术性强，法院跟踪执行有诸多的难题，而环保部门是环境治理和修复的主管部门，发挥环保部门的作用既发挥了他们的特长，也是监督他们履行职责。当然，法院不能对判决的执行完全置之度外，否则会影响司法的威力和公信力。在案件执行的各个关键环节，法院都应该进行监督，发现执行偏离轨道，要加以纠正，对于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则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

主要

参考文献

[1]李挚萍，环境修复的司法裁量[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7）：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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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2-036-3

[基金项目] 本文为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cx12060）

现在，由于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人人越来越开始追求舒适和健康的住房环境，虽然这象征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大有提高，但是随之而产生的问题也逐渐的凸显出来了。室内装修污染问题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室内装修造成的环境污染导致人病、残、死亡的现象已经逐渐成为了极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但可惜的是人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依然一如既往地追求品位，追求富丽堂皇的住房，但是室内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是继煤烟污染和光化学污染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空气污染问题了。

一、室内装修污染概述

（一）室内环境的概念

“环境”是一个被人们广泛运用的词汇，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2条对“环境”的定义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址、人为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环境是由很多种因素构成的统一整体，而室内环境就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在环境法学的理论当中，按照环境范围的大小，环境可以分为室内环境、村镇环境、城市环境、区域环境、全球环境和宇宙环境等。综上可以看出，室内环境是环境的一种，采用环境法中的相关理论和原则来研究这一新型的、特殊的环境污染问题，从而为我们选择产品，追究环境侵权责任提供基础。

（二）室内装修污染的概念

197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建议书中提出了为成员国共同接受的“环境污染”的定义。该建议书认为，所谓环境污染，“是指被人们利用的物质或者能量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环境，导致对自然的有害影响，以至于危及人类健康、危害生命资源和生态系统，以及损害或者妨害舒适性和环境的其他合法用途的现象。”室内装修，顾名思义，就是在施工完成后，对住宅的内外比如门窗、隔断、墙壁等进行加工改造装饰，使得室内环境更加美观的一种人为的活动。室内装修污染是指室内空气中混入有害人体健康的氡、甲、醛、苯、氨和挥发性有机物等气体的现象。

（三）室内装修污染的特点

1.发生的空间狭小、封闭

环境污染的地域性很强，一般的环境污染都是发生在广阔的空间中，但是，室内环境是一个相对于封闭、狭小的空间，只是对长居于室内内空间的人带来影响，因此，相对于一般的环境污染而言，室内环境污染发生的空间狭小且封闭。

2.受害人明确且人数较少

我们知道一般的环境污染影响的地域宽阔，受到影响的人数众多，而且不容易确定在环境污染中造成影响的受害者，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一般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往往通过集团诉讼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室内环境污染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只产生在特定的空间中从而导致确定的几个人受到影响，这也是室内环境污染区别于一般环境污染的特征。

3.污染源多、危害大

造成室内环境污染的来源很多，室内材料和装置所含有的有害物质的释放和人体及其活动都能造成室内环境的污染，而且室内环境狭小且具有封闭性，污染源产生的有害物质不易扩散、消减，这些污染物长期的存在于室内环境中，对置于室内环境中的人造成的危害是长期的，危害性极大。

4.因果关系认定复杂

相对于一般的环境污染，室内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认定就更为的复杂，造成室内环境污染的污染物来源众多，即使是一个有害物质也很难认定是从哪个室内构建中散发出的，所以在室内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的过程中，认定因果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而且重要。

二、我国室内装修污染救济制度的不足

目前我国室内装修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使得我们逐渐的认识到室内装修污染救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从我国现行的关于室内装修污染救济制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室内装修污染救济无法可依且没有责任承担依据

由于室内装修污染是一种新型的、特殊性的环境污染，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我国在立法上基本上处于缺失的状态，室内装修污染发生后，受害者要在立法上寻求救济很难，就算找到立法上的依据，立法上也没有相关的责任承担依据。主要表现在：

1.宪法上的缺陷

虽然《宪法》第二十六是我国关于室内环境污染防治在宪法上的依据，但是《宪法》并没有将室内环境明确的列为国家保护的对象，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只有先将室内环境污染在宪法上作出明确的规定，才能使得室内装修污染的救济有法可依。

2.其他相关法律的缺陷

我国一直没有明确环境权这个概念，关于室内环境污染的问题只有在《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作了一些一般性和原则性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就使得在室内装修污染在救济的过程中无法可依，亦或是没有明确的法去保障合法的权益。

3.环境标准的缺陷

目前，除了《宪法》上不太明确的依据，还有一些一般性和原则性的法律法规，大部分都是环境标准，而且这些占大部分的所谓环境标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相关的法律责任，仅仅是对室内环境污染的含量作了限定。

（二）室内装修污染认定困难

室内装修污染的认定技术性和专业性都很强，在实践中认定就显得特别的困难，且造成室内装修污染的污染源很多，即使检测出哪种有害物质造成污染，也很难找到具体的污染材料，即使找到污染材料，材料是否超标也是一个专门性和专业性的问题，需要有资质的专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而现在的检测机构参差不齐，再加上污染物的浓度、含量会随着时间和温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室内装修污染认定困难重重。

（三）法律适用上多以产品责任定性，加重了受害者的举证责任

在实践中，我国大多数的受害者主要将解决纠纷的方式倾向于运用调解、和解的方式，即使有的当事人选择以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作为法律依据来处理此类的纠纷，这就造成了受害者举证责任加重，往往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得到相应的救济，无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救济中物质损害赔偿过低，且缺失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

在室内装修污染这类问题的纠纷中，绝大一部分人都会采取调解或者和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受害者往往得到的物质赔偿是很少的，即使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得到一些救济的当事人，他们在经历了漫长的诉讼过程后，得到的物质损害赔偿相较于受害者的痛苦而言却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有效的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且室内装修污染不但使得受害者的人身、财产受到巨大的损失，也给受害者在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物质损害赔偿不能弥补的，但是我国也没有相关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

三、完善我国室内装修污染救济制度的思考

（一）在立法上明确室内装修污染

目前，我国在立法上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调整和规范因为室内装修污染导致的纠纷，就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室内环境是国家的保护对象，且《环境保护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室内环境属于环境保护法中所保护的内容，而人们只是从立法和学理上分析室内环境属于《环境保护法》中第2条中所包含的内容，只有在立法上明确室内装修污染，才能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得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有法可依。

（二）明确室内装修污染适用《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

应该明确室内装修污染适用《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即室内装修污染侵权应当满足三个条件：有危害环境的行为存在；有危害环境的事实存在；危害行为有危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与此同时，应当明确室内环境污染纠纷在举证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三）提高物质损害赔偿标准

实践中，由于室内装修污染造成受害者不但花费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致使受害者患病甚至于死亡，而受害者只是得到了一些象征性的补偿，不但不能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使得这种违法行为得到了变相的纵容。如果提高物质损害赔偿标准，赔偿的数额足以对致害人产生威慑，就会减少此类污染的发生，也会规范室内装修市场。

（四）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室内装修污染不但造成了受害者人身和财产的损失，也给受害人的精神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如果不赋予受害者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不但对受害者不公平，而且不能对致害者产生威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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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庆华.室内装修污染民事法律救济制度研究[D].河海大学，2006.

篇10

由于海域污染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十分严重,环境责任保险已经成为国外企业不可或缺的风险防范措施。在世界广泛关注的海域污染事件中,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造成23000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受到污染,使英国石油公司(BP)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另外BP公司设立了总额为200亿美元的专项赔偿基金。而在更早的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法院判决法国石油工业巨头道达尔集团对污染负有责任,罚款37.5万欧元,同时向约100名原告支付1.92亿欧元赔偿金。1989年美国 “瓦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43亿美元,用作清理、赔偿和罚款等费用。据悉,这些重大事件中都涉及到数额巨大的环境责任保险赔付,如BP公司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获得了35亿美元左右的保险赔偿。

我国现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里集中出现,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在我国的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分布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近年来,国家环保总局接报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平均不到2天就发生一起。数据显示,仅2010年我国就发生了156起突发环境事件,相应的防范机制却存在缺陷,导致污染事故频发。作为当今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我国90%的进口石油是通过海上船舶运输完成,同时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也取得长足进展,仅在渤海湾就有上千口油井,船舶漏油和海上油井漏油事故也时有发生。目前,经有关部门检测发现,我国沿海地区海水的含油量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海水水质标准2倍至8倍,海洋石油污染十分严重,致使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2010年7月发生的大连原油储罐陆地输油管道因爆炸起火导致的漏油事件,留下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黑海”,但涉事企业仅以“投资抵赔偿”,而相关后续赔偿工作却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今年6月4日开始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即中海油溢油事件)已使周围海域840平方公里的1类水质海水目前下降到了劣4类,对海洋环境造成了较大程度的污染损害。

大连泄漏事件、中海油溢油事件再次为我国的环境安全敲响警钟,与此相关的环境责任险制度日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环境责任保险的法律特征

对于我国公众较为陌生的环境责任保险,该制度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并正日趋成熟和完善。从法律特征看,环境责任保险有以下几点:

(一)环境责任保险本质上并非纯正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也具有自保险的性质由于污染破坏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综合性和牵连性,当被保险人的自有场地受到污染破坏而无能力抢救治理,相邻地区的人乃至整个人类将会受到牵连,因此投保人的自有场地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受到污染侵害产生的抢救费用和治理责任应当作为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

(二)环境侵权对象包括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环境污染致害往往造成受害者生命、健康和财产上的损失,即受害者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了侵害。传统民法从财产权、人身权两方面对环境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许多重要的环境要素像空气、阳光、水等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无法以财产权作为对其救济的根据。而相邻权的局限性在于其范围狭小,只限于以不动产的相邻关系为前提的环境侵权,但环境侵权往往具有迁移性、远距离的特点。把环境权与财产权、人身权并列作为环境侵权的对象,可以弥补传统民法的缺陷,也有利于新型权利概念的生成,增强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

(三)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根据中国《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定者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具体情节及情况不同,分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对易于鉴定,它们强调的是违法者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个人责任,由自己承担,不能转嫁于社会,这与责任社会化性质的环境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是不一致的。公平正义是民事责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表现为在施于致害者必要的赔偿责任但又不至于使其失去生存能力的同时,及时有效地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现代特殊侵权责任社会化(如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就是以此为价值基础而产生的,环境责任保险就是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的一种表现。环境责任保险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关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环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由保险合同规定,保险人的保险赔偿是基于环境责任保险合同进行的,其责任社会化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强调的是投保人对国家承担的惩罚性责任,不受环境责任保险调整。

(四)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是传统保险合同的四大基本原则,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也必须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可保险利益原则和赔偿责任原则。但所不同的是,在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上,环境责任保险合同遵循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故在证明方法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因此,在环境责任保险中,只要 求环境污染受害者在相当程度上举证,不要求全部技术过程的举证,即只要证明“如无该行为,就不会发生此结果”的某种程度上的盖然性(或然性)即可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三、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进程

(一)关于陆上企业的环境责任保险2007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我国一些省市试点开办环境责任保险,然而实际情况是企业参保意愿薄弱、保险受益覆盖面小、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污染侵害后果。某环保厅人士分析认为,长期以来污染事故发生时,若涉事企业无力赔付,多由地方政府买单。同时,我国石油、石化企业主要投保财产险(含仓储的财产险)、机损险、货运险、人身意外保险、工程险;码头财产设备险,或者是码头操作责任保险、油污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对于环境责任险这一新生事物,财力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大企业,认为企业不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即使发生了环境污染事故,自身也有能力应对而不愿投保。

更为关键的是,各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初期很大程度上必须要靠政府强力推动,然而我国因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对高风险企业推行责任保险的工作尚缺乏强制力。目前国家层面的环境责任险的依据只有原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意见目前并未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地方开始了破冰之旅,无锡市是国家环境保护部2009年确定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城市,今年2月实施的《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意见》(以下称《实施意见》),使无锡在江苏率先推出环境污染责任险。据悉,由此无锡约2000家存在一定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投保企业可按照生产经营规模和环境风险等级,在1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和1000万元等档次中,选择相应的赔偿限额。《实施意见》的推出,意味着“绿色保险”机制将在无锡全面、强制性推行,靠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制度,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关于船舶环境责任保险1967年的“Torry Canyon”号油轮搁浅,泄漏原油12万吨,污染英国140英里的海岸线,而油污受害人仅得到五分之一的损害赔偿,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海上船只漏油导致沿岸环境污染事故的关注,也直接促成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简称CLC1969公约)的诞生。CLC1969公约为保障油污受害人得到合理、充分的赔偿,创立了海上油污责任强制保险的完整体系。该公约规定,在缔约国登记的载运2000吨以上散装货油轮的所有人必须投保油污责任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同时在第五条第11款又规定,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有权按照本条规定设立基金。最后CLC1969公约第七条第8款还规定,对污染损害的任何索赔,可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污染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直接提出,即便油污损害是由于船舶所有人本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可见其赋予了责任保险人一种近乎无条件的责任限制权利。

1992年用两个议定书对这一“旧”的赔偿机制进行了修订,公约修正案提高了赔偿限额、扩大了油污损害的适用范围,这两个议定书分别称为《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和《1992 基金公约》,随后又于2003年进行了修订。

我国于1999年1月5日向国际海事组织交存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加入书,成为该议定书的缔约国。根据议定书第13条第4款的规定,该议定书于2000年1月5日对我国生效。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配套文件之一,2010年交通运输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该实施办法第二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载运油类物质的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其所有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

该实施办法第四条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船舶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

1.载运散装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

2.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非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和燃油造成的污染损害。

3.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燃油造成的污染损害。

4.1000总吨以下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投保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应当包括非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

同时要求中国籍船舶应当向经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确定并公布的保险机构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经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确定并公布的保险机构以及境内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出具的保函、信用证等其他财务保证。

(三)关于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的环境责任保险在国外,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的事故保险已经有一定的经验。比如,2010年4月20日发生火灾的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海地平线”这一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事故。这一平台属于瑞士越洋钻探公司,由英国石油公司租赁。瑞士越洋钻探公司向英国劳合社和其他一些保险商投保了7亿美元的保单。在世界主要石油保险市场,英国劳合社占据了市场份额60%~65%.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1980年开始开办石油保险业务,第一张石油保险单承保了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进行的钻井作业风险。但总体而言发展远未达到期望的程度。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的主要法律法规《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没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保险的相关规定。

四、当前开展环境责任险制度的建议

环境责任保险不同于一般责任保险,其技术要求高、赔偿责任大,并且每一个企业的生产地点、生产流程各不相同,经营环节、技术水平各有特点,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和污染的危害性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有专门通晓环保技术和知识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个标的进行实地调查和评估,单独确定其保险费率,情况不同,每个保险标的适用的保险费率就可能千差万别。从理论上讲,保险精算的基础是大数法则,需要通过众多企业的参保才能化解少数企业的高额赔偿负担,达到环境风险的分散及费用分担的目的,可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环境责任险由于难以达到精算技术所要求的众多投保数量,致使保险人经营该险种进退维艰。

各国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德国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是美国采取的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制度;第三种是法国采取的任意责任保险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现阶段,相比全部强制参险,更可能采取的是通过立法逐步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环境责任险制度,可选择在部分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大的重点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印染、水泥、造纸、皮革、火力发电、煤气、核燃料生产和有毒危险废弃物处理等行业;在城市建设、公用事业和商业等污染较轻的行业,给予积极引导,促使企业自愿投保。

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在推进环境责任险制度时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

首先,立法和执行层面加快行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尽管在《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法律或参加的国际公约中有所涉及,但是一部法律的个别条文显然不能支撑整个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因此 ,应当在《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保险法》以及《自然资源保护法》中加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条款,并进一步进行环境责任保险的专门立法。同时,配合已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制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施细则,明确环境污染损害的赔偿原则、主体、范围、标准、举证责任、请求权时效等,从而为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供法律依据。具体为:对有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的事项作出专门的规定,包括投保行业的范围、承保范围、除外条款、责任限额、保险费率、索赔基础、保险期间以及索赔理赔等程序性条款等;对保险公司的环境责任风险经营作出专门规定,包括责任准备金制度、风险等级评估制度、环境信息共享制度、保险诚信等级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基金制度、再保险制度和巨灾证券化制度等。

其次,环境污染事故是通过环境介质的污染或破坏而引发的事故,具有复合性、长期性、累积性、高技术性和高度复杂性等特点,无论是环境风险等级的划分还是环境事故中损害的评估,都离不开专家的指导和技术标准的支持。因此,应当集中人力、物力优势,建立第三方服务机构,包括:

一是引进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专家团队,为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环境损害评估以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行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

二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从事环境风险企业进行等级划分、环境损害评估以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专门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三是加紧出台有关技术指南。2011年5月30日环境保护部公开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明确提出2011年至2012年我国将重点开展案例研究和试点工作。关于海洋环境污染,国家海洋局于2007年出台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但显然,这些尚不足以支撑环境损害的评估和鉴定,需要加紧出台相关的技术评定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