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2

    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关于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以求正于学界方家。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着名代表,哈耶克称他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鸿、托克维尔和穆勒不相伯仲的伟大思想家。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米塞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这种立场使他的学说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受到人们的冷淡。但是,随着过度的国家干预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米塞斯的学说在西方社会又重新受到重视,在70年代开始的所谓"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危机"中,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发掘"挽救和重建"经济学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学中,在约翰·罗尔斯之后,以罗伯特·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也从米塞斯那里寻找抵制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理论依

    据[2]

    米塞斯深刻地意识到,他以及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歧,而且也是它们所建诸的哲学基础的分歧。因此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着作有《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1962)等[3]。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经济法则是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非假设性的真实陈述,"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验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

    ,米塞斯的先验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却是由他的学生罗宾斯的着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视的。直到50年代初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学说兴起为止,罗宾斯的这部着作一直被看成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观点则仅仅被视为它的一种夸张和极端的表现而卑之无甚高论。萨缪尔逊说道:"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5]

    然而,姑且不论经济学是否真的能抛掉先验方法,从米塞斯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来看,米塞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的互动关系。自新古典学派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都采取实证经济学的立场,它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是掺杂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严格的科学研究应当剔除的东西。而米塞斯则认为它们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内容必须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懂国民经济就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用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论,为经济

    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尽管经济学必须避免直接进行价值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作政策建议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却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内容。

    因此,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正是后者持续地同时影响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性质不同的理论工作。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这两个层次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个分支。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是两个概念。行为是人的身体的物理过程之统称,而行动则是与行动者的意识不可分的。"行动是目的性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行为,而是由于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行为;它指向明确的目的,并以关于特定手段之适合性与否的观念为指导。"[7]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是选择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对人的研

    究,如果不是生物学的话,就始终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8]作为人类行动科学的分支,经济科学是对人类行动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对非人格化的经济变量的数学分析。

篇3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52-03

一、认识过程的反经验主义倾向

1.阿尔都塞严格区分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认为认识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单还原为现实对象。他尽管承认现实对象是认识对象的绝对依据，并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认为现实对象在认识之前和认识之后都保持不变，但对现实对象的认识随着认识对象的变化而深化，并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现实对象是认识对象的最终依据，但“对现实对象的认识的深化要通过理论加工来完成，而这种理论加工则必然要对认识对象发生影响，因为这个加工仅仅同认识对象有关。”[1]80可见，阿尔都塞反对把认识对象等同于现实对象，认为认识对象是思维的产物，因此他是反对机械反映论的，某种程度上坚持了的能动反映论。阿尔都塞同样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出发，强调“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通过分析后认为“现实的思维和现实的概念以及思考、理解现实的一切思维活动都属于思维的范围、思维的要素”[1]95。阿尔都塞告诫我们：不应该把思维的范围和思维的要素同现实的范围和现实的要素混为一谈，同样，被思维的具体属于思维而不属于现实。认识过程是一个对表象进行加工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因而，认识的关系和现实的关系有根本的区别，如果不注意区别就会陷入各种唯心主义。“如果我们象黑格尔那样把现实和思维混为一谈，把现实归结为思维，把现实理解为思维的结果，那就会陷入思辨唯心主义；如果我们把思维和现实混为一谈，把对现实的认识归结为现实本身，那就会陷入经验唯心主义。”[1]95这两种唯心主义把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现实具体和思维具体不加区别，它们是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对对象的镜子式的反映，彻底成为现实的俘虏。意识形态并不生产自己的对象，它提出的只是自身包含着答案的问题。“在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反映作用下，这个总问题像在镜子中一样被反映在这个问题的既定解答中[1]131。

2.阿尔都塞在区别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的基础上，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整体观和历史观。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实际上是思辨唯心主义，它所谓的历史也就是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而又回复自身、实现自身的过程；同时，黑格尔的整体是思辨的整体，因为自然界、人类社会是绝对观念实现自身的环节，而在每一环节上，绝对观念是原本，各个环节是副本；一即万有，万有即一；绝对观念是本质，各个环节是现象。因此，黑格尔的整体和莱布尼茨的整体是相同的，这种整体是表现的整体，这种因果观也就是表现的因果观。阿尔都塞坚决反对这种整体，因为“这种整体的各个部分彼此之间存在默契，其中每个部分都是整体的部分”[1]106，这种整体决定了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有两个明显的特征：时代的同质连续性和时代的同时代性。黑格尔的整体观和历史时代概念反映出社会整体的各个环节――政治的、经济的、美学的环节之间存在着统一的联系，而阿尔都塞强调结构的整体，并认为马克思的整体是不同于黑格尔的整体的，马克思的整体“是由某种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因而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1]108这种层次有各自特殊的节拍和规律，但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统一的整体。因而，阿尔都塞认为，只有认真地研究社会整体的结构，并从社会整体的概念出发，才能建立的历史时代的概念；也只有在这种历史概念中，社会的整体得到了思考。显然，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时代概念和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有着质的区别，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是意识形态的，而马克思的历史时代概念是科学的；黑格尔的历史时代概念强调的是时代的同质连续性和历时性，而马克思的历史时代概念强调时代的断裂性和不连续性。因此，阿尔都塞反对葛兰西把归结为历史主义（即使是绝对历史主义），也反对葛兰西把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方法论。

阿尔都塞同卢卡其、施米特、科西克等西方者一样，是从马克思后期的经济学著作入手解读哲学的。阿尔都塞首先通过阅读《哲学的贫困》，认为尽管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的、固定不变的抽象概念，但这一批判不是真正的批判，并且马克思在当时并不能完成真正的批判，因而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好象马克思成了绝对的或激进的历史主义。可是这样一来，马克思同斯密和李嘉图的关系就可以被看作黑格尔和古典哲学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说，马克思的全部功绩就在于使李嘉图黑格尔化、辩证化，也就是说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思考已经构成的内容。”[1]101同时，把马克思设想为绝对的历史主义就会产生必然的连锁反应，从而把马克思的整体降低为黑格尔整体的变种。“这种整体观和历史观实际上是黑格尔主义的继续，虽然有某种程度的说服力，但最终不免要模糊掉或取消各个层次之间的现实差别。”[1]150葛兰西把归结为绝对历史主义就是忽视了理论同先前一切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否认了的科学认识的性质。同时，葛兰西没有注意区分哲学和历史理论，象黑格尔一样，哲学成了哲学史。因此，“哲学没有了自己的对象……就归结为单纯的‘历史方法论’，也就是归结为单纯的历史性的历史的自我意识，归结为在现实历史的现实存在的一切表现中对这一现实的反思。”[1]156

二、实践观上的唯理论倾向

1.实践形式具有多样性，除了承认的经济实践、技术实践、政治实践外，还存在意识形态实践和科学（理论）实践。既然认识对象不是现实对象、经验对象，那么认识对象究竟是什么？阿尔都塞说，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理论实践的过程，因而认识对象仍是抽象概念。“实践一词就其意识形态（唯心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含义来说，只不过是镜子中的映像，理论的对立概念。”[1]59阿尔都塞反对斯大林哲学体系中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法，认为“即使在实践一词的前面加上社会的、具体的、人类的等一系列的限定词，也不能改变这种实践的意识形态性质。这种实践主义没有在对手的领域建立自己的基地，不得不降低到对手意识形态的领域同其战斗，但是“实践主义同唯心主义的认识理论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样，只是追求一种保证”[1]58。因此，阿尔都塞要求建立理论和实践的新概念，要求建立科学的实践观。当然在一般的意义上，阿尔都塞是同意实践观。“关于实践，我们一般指的是任何通过一定的人力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把一定的原料加工成为一定产品的过程。”[2]139可见，阿尔都塞也承认生产实践是实践的主要形式，同时，他认为除了马克思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还包括改造社会关系的政治实践，它的特点在于“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原料加工成一定的产品（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也包括加工各种不同的“意识对象”的意识形态实践，还有产生一定的科学认识的理论实践。阿尔都塞尽管承认社会存在着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的实践、技术的实践和科学的实践（理论的实践），并且后几种实践都最终依附于经济实践，但这些实践有相对独立的形式，特别是理论的生产是一种独特的实践和严格意义上的实践。“我们认为，被人们共同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在其‘最纯粹的’形式即表现为仅仅是推动思维力（例如数学和哲学）与具体实践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形式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即科学的和理论的实践。”[1]59这种理论实践，它有自己加工的对象或原料，同样生产出对象和认识，这种实践不同于一般的非理论的实践。

2.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区分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是理论实践的结果。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这种理论实践的结果，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对象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对象，马克思是通过理论革命产生了科学，而科学同以前的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断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彻底的，它不仅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提出问题，而且对政治经济学本身提出问题，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1]182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具体对象等同于认识对象，以经济事实作为自己的对象，并且把经济事实作为绝对的、既定的存在，自身的存在，而马克思针对这个既定对象进行了批评，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只不过是它的既定的对象的要求的镜子式的反映。”[1]183因而，它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而不是科学。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的，它认为生产取决于主体（人）的需要，“因此，主体作为有需要的主体，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商品的交换者和使用价值的消费者承担主体的活动的。因此，经济现象领域在原因和目的上都是建立在被人的需要规定为经济主体的人的主体的总体基础上的。”[1]188因此，政治经济学结果是承认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永恒存在，造成经济现象的同质空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本学。阿尔都塞说，马克思建立了一个新的问题结构，使用了特别是使用“使用价值、价值、劳动力、剩余价值”这样的新的概念和术语，重新规定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实现了巨大的理论革命。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地规定了使用价值、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并对前二者进行了区分，这是马克思提出的新的术语和新的对象，阿尔都塞还引用恩格斯列举的化学学科中术语的变化的例子，说马克思的这些术语是和普通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是不同的，但同时认为恩格斯囿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低估了马克思术语革命的伟大意义。阿尔都塞以剩余价值为例，着重说明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对象同古典经济学的决裂。阿尔都塞同意恩格斯对剩余价值概念意义的评价，认为斯密和李嘉图已经认识到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实质，尽管他们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和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虽然剩余价值已经完全被古典经济学生产出来，但是他们没有生产出剩余价值的伟大概念。剩余价值概念和理论的出现犹如“晴天霹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理论明显地标志着马克思的独创性……恩格斯毫不犹豫地提出了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认识论断裂的真正问题。”[1]171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术语创新的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断裂，这一断裂引起了马克思在历史科学和哲学中所建立的总问题的革命。“这一名词（剩余价值）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1]167显然，马克思《资本论》对象是同古典经济学的对象截然不同的，马克思的对象不是现实对象而是抽象对象，因而马克思的概念就不是具体的经验概念，而是抽象概念。马克思的概念是“生产”出来的，是科学抽象的结果。“科学思维对这些抽象进行加工是为了在加工过程中得出与最初的抽象不同的抽象，而这些不同的抽象是在使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区别开来的认识论的断裂中得出的，因而这些不同的抽象也是全新的抽象。”[1]98

3.理论实践是自身的标准，不需要外部的实践来检验。阿尔都塞如此注重理论生产的相对自主性，结果必然在实践标准上走向了唯理论。阿尔都塞反对经济主义把实践和理论二分的做法，并反对以目的的符合来检验真理，认为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在玩弄实践标准。那么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有没有标准，理论实践结果的正确性靠什么来检验呢？“理论实践就是它自身的标准，它本身包含着确证它的产品合格的明确记录，也就是说，包含着科学实践的产品的科学性标准……科学一旦获得真正的确立和发展，它就不需要通过外部实践来证明它生产的认识是否正确。”[1]60比如数学定理的正确性应由数学理论自身来证明，不需要它在物理学中的应用来证明。“同理，理论是正确的，所以它才能够得到成功的应用，但并不是它得到成功的应用才是正确的。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所产生的认识的‘真理’的标准是由它的理论实践本身提供的，也就是说，是由它的可检验性提供的，由保证这些认识产生的形式的科学性提供的。”[1]60很明显，阿尔都塞的真理标准和斯宾诺莎的真观念标准一样，他们的总原则是理论只需要靠理论自身来证明，无需理论以外的东西去检验，这就陷入了黑格尔所谓的恶的无限。理论如果最终不通过实践来检验，那么它的正确性就不会得到证明。显然，阿尔都塞的实践观和实践标准是非的，它有明显的唯理论倾向。

正如阿尔都塞认为的那样，马克思的《资本论》实现了伟大的理论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同以前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决裂。固然是科学，但它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科学，因而也只是相对真理。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决定了具有开放性和彻底的革命性、批判性，同时作为一种理论也受要到实践原则自律性的制约，因而自身也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不断发展。阿尔都塞的唯理论倾向势必把绝对化和教条化，结果是走向了与人本主义相反的另一条错误的道路。

篇4

经济学中的演绎法产生于西方唯理论的基础上,受唯理论的影响,理性演绎法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中都占有主流地位,其中,以李嘉图、西尼尔、穆勒和凯尔恩斯、效用学派、现代奥地利学派和罗宾斯等人的经济认识论为代表。

一、演绎主义的发展历程

演绎法最早产生于斯密的《国富论》,在该书中,归纳法被认为是同演绎法相并列的研究方法;自李嘉图则抛弃了归纳法,而将演绎法发展到至极,开辟了西方经济学家强调理性演绎法的传统,此后,理性演绎法逐渐成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识论的主流。

李嘉图强调抽象的理论演绎,他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现实世界,李嘉图之后,西尼尔对演绎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他承认经济学现实运用需要收集事实,但还是坚持认为经济学本身依赖于推理而不是观察。他对经济学演绎的前提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提出了几个可以作为公理的演绎前提,这些前提是:“(1)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获得更多的财富。(2)限制世界上的人口或限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数的,只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或者是各个阶级中各人对于在养成的习惯下所要求的那类财富可能不足以适应其要求的顾虑。(3)劳动的力量和生产财富的其他手段的力量,借助于将由此所产生的产品作为继续生产的工具,可以无定限的增加。(4)假使农业技术不变,在某一地区之内的土地上所使用的增益劳动,一般会产生比例递减的报酬,也就是说,尽管在土地上增加劳动,虽然总的报酬会有所增加,但报酬不能随着劳动成比例的增加。”西尼尔集中和系统的分析了理论演绎的前提,并从这些理性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达到结论。

约翰・穆勒根据西尼尔的理论前提进一步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该假设后来成为经济学理论进行推导演绎的最基本前提。穆勒认为在认识经济现象的方法上应该采用演绎法,演绎法与归纳法是两种相对立的认识方法。他认为归纳逻辑适用于自然学,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只有理性演绎法才是惟一适用的认识方法。此外,他还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许多理性演绎分析的结合,并得出政治经济学结论只有经过思索和联想才能认识到。

穆勒的嫡传弟子凯尔恩斯被看做是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家,他认为,将演绎法与归纳法明确的区分开是经济认识方法趋于成熟的表现。凯尔恩斯反对当时人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假说的演绎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家能够在头脑中进行思考和实验,因而经济学假设就不是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猜想,而是从现实的前提之上加以推演的产物。凯尔恩斯同时提出,要否定演绎法推演出来的经济学法则,“只有通过表明原理和假设条件不存在,或者这个规律所肯定的趋势并没有和从他的假设所产生的结果相一致时才能被驳倒”。

效用学派在经济认识论的一个明显特点也是推崇理性演绎法在认识经济现象中的作用,并将它导向了极端。效用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将人类经济抽象为人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物质的有限性,将国民经济抽象为个体经济,从这两点出发,寻找孤立的个人怎样活动才能保证最大限度效用的原则,并由此演绎出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效用学派所强调的理性演绎法将心理学引入了经济研究中,由此产生的“边际革命”把纯粹理性的逻辑演绎又推进了一步。

上世纪30年代,极端的经济理性演绎方法得到了罗宾斯和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进一步推崇。奥地利学派认为检验经济理论的最终标准是基于纯粹理性的逻辑推理。罗宾斯重申并发展了理性主义,认为经济理论的命题都是从一系列假设中推绎出来的,指出“人们不需要人为地进行实验来确立它们的有效性:它们是我们日常经验的基本素材,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们的存在是显然的。”他认为经济认识论中的重要原理都是从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公认事实中推理演绎出来的。

二、理性演绎的缺憾

理性逻辑演绎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经济学的分析中,理性逻辑演绎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经济的必备的认识工具。从经济研究的角度看,逻辑演绎主要是通过建立某些假设前提,然后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上利用逻辑知识推导出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演绎法追求理论的严密推理,通过对经济现象的逻辑演绎,可以得到对经济现象的科学的普遍性认识,这一点也是归纳法所难以做到的。

理性演绎法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演绎法的出发点是否真实需要经验及实践加以证明,而演绎法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演绎的前提是错误的,那么,由此演绎出来的结论便是毫无意义的;其次,如果过于强调演绎仅仅停留在演绎的范围之内,而不对新出现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很有局限性的;再次,现实实际中许多问题无法通过理性演绎进行分析,例如分析市场信号,以及经济行为者活动的规则和特征时,仅仅依靠理性演绎的认识工具是远远不够的。

三、科学的经济研究方法论:演绎与归纳的结合

由于理性演绎法自身的缺陷,实现正确认识经济现象需要理性演绎法和经验归纳法的相结合。归纳法是从众多的个别经验或事实的考察分析中找出答案的研究方法,演绎则是由假定前提出发,经过推理得出结论。大多数理论演绎的前提都是归纳的结果,抛弃归纳法只能导致演绎假设的不确定性,从而无法保证其推理结果的真实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中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不可缺少的一样”;“经济学需要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

正如经济学中其他方法论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也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只有对二者的结合使用,才能实现对经济现象的科学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篇5

一、李嘉图恶习的概述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他写作风格的特点是强调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李嘉图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进行诠释。

李嘉图拥护抽象的演绎方法,它指出了通向现代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李嘉图创立了许多具有独立性的抽象名词来观察经济。他抽象的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其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也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所不及的。

二、李嘉图恶习的分析

经济学是实证科学。马歇尔指出:“差不多像其他一切科学一样,经济学的工作是收集事实,整理和解释事实,并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布坎南也指出:“在经济学上可见到一种很有趣的发展,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基本原理在扩大,这种发展包括经济史学家运用过去年代的资料来检验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就是说,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实证材料的归纳提出假设,而另一方面是利用实证材料对经济学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

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李嘉图研究经济现象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其中的“法则”,即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说明了李嘉图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李嘉图经济学方法论的缺陷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这种缺陷是在克服了斯密的方法论的二重性后在一元的抽象想法的发展过程中的缺陷。经济学抽象方法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学科分割活学科孤独主义倾向。长期以来,经济学采用高度抽象的方法,将大量社会现象抽象掉,研究纯粹的经济现象,标榜一种纯粹经济学。这事实上是一种学科孤独主义。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学的疆界具有明显的缩小趋势,而这完全是人们有意造成的。”他还指出:“今天,市场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探索这些形式带来的后果,但几乎不去注意他们的历史变迁及其相对重要性的变化。我们把这些交给了经济史学家或其他社会学科去研究。”所以,与过去相比,“今天经济学家所运用的变量更加数量化了,定理更加严密了,研究成果更加准确了。虽然准确性有所增加,但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分析的范围缩小了,不那么‘丰满’了。”

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熊彼特指出:“‘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结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可见,经济学是有一定的研究方法的,是具有认识论意义的。逻辑思维方法有归纳法、演绎法、伪证法。

1.归纳法。归纳法是由个别、特殊推论出公共、一般,其创法源自F・培根。培根十分重视一般活公理。他在《新工具》中说,归纳法“从感性与特殊事物中把较低级的公理引申出来,然后不断地逐渐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A・孔德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就主要是采用归纳法。但归纳法也有它自身的缺点。早在18世纪初,D・休谟就指出,归纳法是建立在未来与过去相似的假设上,然而,“自然的途径会发生变化,过去不能成为将来的继续持的规则”休谟的批评否定了归纳法可求得因果关系。“归纳逻辑的最大缺点是它所有的命题都是单称命题,积累同样命题愈多,愈属可信,但终非全面”

2.演绎法。演绎法是由一般公理、定律推论出个别、特殊,结构严密。演绎法不仅能确认已知的存在,还能推论出未知事物的性质,这是演绎法最大的功效。在演绎论证中,普遍性结论是依据,而个别性结论是论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相反,它反映了论据与论点之间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关系。演绎推理的主要形式是三段论,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大前提是一般事理;小前提是论证的个别事物;结论就是论点。用演绎法进行论证,必须符合演绎推理的形式。经济学从李嘉图起,就倾向于用演绎法,边际主义出现后全用演绎法。1883年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实际上就是演绎法与归纳法之争。

3.伪证法。1934年奥裔英人K・R・波普尔发表《科学发展的逻辑》,提出伪证逻辑。他的伪证论是一大发明,任何理论都需要伪证。正如恩格斯所说:“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人士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但纠正错误不一定全部否定它。波普尔理论最大的缺陷是他不该完全否定归纳法。早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就说过归纳法“很不中用”,归纳法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但也不能否定它。“归纳和演绎……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参考文献:

[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詹姆斯・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篇6

1 IPE英美学派之争

 

在本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IPE)界曾掀起一场大讨论，议题是关于IPE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的差异和优劣，以及这两派间是否存在“架设桥梁”[3]开展对话的可能性。这场大讨论由美国IPE学者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发起。他于2007年发表了论文《跨大西洋分歧：为何英美IPE学派如此不同?》[4]，随后在2008年出版了专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在这些著述中，科恩明确划分了IPE的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并对两派的优劣进行了深入剖析，就此拉开了这场跨大西洋大讨论的序幕。紧接着在2009年，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5]把当年的首刊作为特刊专门探讨这个议题，这标志着IPE的英美学派之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本次跨大西洋大讨论有力推动了英美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聋子间的对话”[3]状态。

 

自此以后，英美学派差异就成为了IPE研究中无法绕过的话题。本文主要探讨英美两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并以两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学术传统作为切入点，拟对该议题提供新的认识和见解。

 

2 英美学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

 

IPE英美学派的差异众多，本文主要关注两派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

 

2.1 研究范式差异

 

在研究范式上，英国学派趋向多元，包容性更强，而美国学派则相对单一狭窄。此外，英国学派具有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学术传统，能对不同学科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包容并蓄。而在美国，至少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自由主义学派就开始长期占据主导。

 

英美学派研究范式差异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持有不同态度。在英国，一直是IPE研究的重要学术思想来源，阶级关系常被当作研究权力与财富互动关系的分析工具，很多著作都体现了“资本作为一套社会生产关系的概念”。[6]因此，始终是英国学派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与此相反，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在美国却遭到长期漠视甚至不予置信。按照科恩的说法，在美国，“处于受人尊崇的主流学术研究之外”。[4]究其原因，这主要由两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学术传统所决定。

 

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看，虽然英美两国都经历过“体系变革”危机，但是其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都截然不同。英帝国的崛起发端于工业革命，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联系虽开始加强，但是彼此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并不深。而在当时的英国学术界，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主流学说，因此学者们自然倾向于运用这些学术思想来解释世界体系的变化，且这种学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而美国所经历的“体系变革”时期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其表现是众多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存在，美国通过这些国际组织维系全球秩序。此外，当时世界深处冷战危机，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学者的学术范式选择。再次，美国的霸权虽然遭到挑战，但是其霸权地位并没有被它国取而代之。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美国的学术研究范式一直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主导。而，自然被隔绝到了主流的学术路径之外。此外，英国对于美国取代其成为世界霸权的心态非常复杂，所以科恩指出：英国学术圈存在“故意与美国唱反调的心态”[4]。

 

另一方面，英美两国的学术传统也不同。首先，IPE在英美两国的学科归属不同。在美国，IPE隶属于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IPE的初创期，政治学家们尝试运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美国IPE所关心的议题如权力与安全，都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关注点一致。与此相反，IPE在英国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与国际关系平行的学科。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苏姗·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甚至认为，国际关系应当隶属于IPE，而不是恰恰相反，因为英国的IPE研究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知识，有着更为丰富的学术内涵。正如本·克里夫特(Ben Clift)和本·罗森孟德(Ben Rosomond)所说，“(IPE的)多学科性意味它并不紧密依附政治学科的传统。行为主义革命在英国，从没有像在美国一样站稳脚跟”。[7]

 

此外，在英国，关于政治与经济互动性研究的传统早就存在。十八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道德哲学的研究，都是英国IPE的重要灵感来源。政治与经济的勾连，以及对世界进行描述并做出价值判断，对于英国学派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帝国主义》的作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AtkinsonHobson)很好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霍布森赞同拉斯金对(新古典主义、边际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控诉，认为“把‘财富’，‘价值’，‘利润’这些名词仅限于商业领域使用，是蓄意和系统化地贬损了这些名词真实和已被认可的意义。”[6]他认为，政治和经济关系错综复杂，根本不可能对政治与经济进行分离和专门化研究。霍布森完全反对“当前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专业化了的政治科学。”[7]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正是通过这些学者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这也是斯特兰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重新发现”或者“重新强调”的政治经济学传统。

 

要理解英国IPE学派的特有传统，还应当把它置于英帝国衰落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同克里夫特和罗森孟德所说，“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关于英国经济的争论都是与帝国的衰落交织在一起，(这些争论)是为了总体的英国经济和具体的英镑，在这个过程中找寻一个合适的角色和定位。”[7]因此不难理解，英国的IPE研究特别注重国际和国内因素的紧密勾连。斯特兰奇后来延续了这种研究路径，并将它用于对英镑的研究。而斯特兰奇本人作为IPE英国学派的奠基人，她的研究路径选择也对英国的IPE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在美国，由于IPE从创立以来就隶属于国际关系学科，其研究视野也受到了学科限制。美国IPE更多关注的是公共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对于跨学科研究也并不热衷。此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由于担心纯经济学的研究会受到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有意摒弃了对美国霸权衰落的研究。与此同时，越战暂时缓和了美苏关系，政治学家得以把注意力转向衰退中的美国经济并因此创建了IPE的美国学派，而其方法论也和其他社会学科一样，受到了当时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现今，自由主义学派始终占据主导的根本性原因，是因为其学说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在全球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

 

2.2 认识论差异

 

认识论关乎研究方法和认知立场，双方的本质区别在于：英国学派主张多科学的兼容并蓄，而美国学派则倚重科学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依靠演绎性逻辑和致求精简的形式化建模，把事实还原为基本要素。”[8]此外，在方法论层面，英国学派长于质性分析，强调规范性，更关注整体性的理论构建;而美国学派则偏好量化研究，更关注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理论建构。

 

英美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科学研究是否应当遵循简约的原则。英国IPE学者认为美国学派的还原论方法排除了太多因素，这些因素对于理解政治经济的动态相互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实现简约而牺牲了描述性的事实和可信度”[3]。而美国的IPE学者则认为，英国的IPE研究过于偏重体系及历史性分析，阐释性太强，且因为过于包容万象而丧失了研究重点。

 

此外，双方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英国的IPE研究一开始就注重从其他学科吸收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而美国的IPE研究从二十世界九十年代的第二代IPE学者开始，在研究方法上趋于单一。而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叶前，美国IPE也是以其丰富的方法论著称。但是，当政治科学家们设置了IPE的研究议程后，在研究方法上却偏好使用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热衷于实证分析，形式化建模以及对于经验数据的系统性搜集和评估”，被贴上了“蹒跚学步的经济主义”[7]的标签。

 

美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发生了转向，可归结为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大学里的学术训练更偏向量化研究。其次，美国社会科学的期刊编辑们对于数理与统计技巧更为偏好。再次，经济学的复杂公式和形式建模总让外行望而生畏，因此在解释经济学现象时，政治学家们总感到力不从心。还有，经济学在美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经济学因其善于以小见大而被尊为“统领社会科学的国王”[9]，正因为如此，美国的IPE学者也想运用“硬科学”的建模来增强IPE分析的形式力度，降低政治分析过程的不确定性。按照科恩的说法，这是因为“IPE的专家们也想赢得尊重。”[3]因此这种“仿效式科学主义”[10]的方法也得到了重视和强化。

 

英美学派对待价值判断也持有不同态度。美国学派认为研究者应当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而英国学派则认为价值判断必不可少。在英国学派看来，研究者理当置身于研究对象之中，发现问题并匡正错误，以此不断改善世界。总体而言，英国学派更具开放性，其核心研究问题更具普世关怀，涉及所有社会和道德领域，其目的是实现对世界的改造。此外，英国学派还认为“实证研究无法解释类似于情感、恐惧、迷信、欲望、贪婪等这样无形之物的决定性作用。”[11]

 

英美两派在价值判断上所持有的不同立场也与两国的学术传统紧密相关。美国学派从“发展于十九世纪末期的传统社会科学规范中汲取灵感。传统社会科学并不否认社会道德的重要性，但却坚持首先要进行客观地理解，其目的是为了给下一步的变革打下坚实基础。”[11]而英国学派的学术根源更为久远，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对于道德哲学的研究。如马修·沃森(Matthew Watson)所称，英国IPE“根植于以价值为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12]正因如此，英国学派“不仅要进行价值判断，又兼具很强的包容性，这无可避免。”[3]

 

3 英美学派的学术对接可能性

 

有鉴于IPE英美学派在研究范式和认识论上的差异，对于双方能否如科恩所说通过“架设桥梁”实现学术对接，学者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3.1 积极的观点

 

以科恩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英美学派的差异性也是双方能够实现学术互补的前提。一方面，科恩认为英国学派过于兼容并蓄，并且“理论建构和验证的方法不够严格缜密，这使得知识的普及和积累几无可能。”[3]而另一方面，美国IPE学派过于倚重标准化的量化研究方法，致使研究议题的设置过于狭隘。因此双方如果积极开展学术对话，可互为取长补短，更好促进IPE的发展。

 

3.2 消极的观点

 

但不少学者质疑两派实现学术对接的可能性。理查德·黑格特(Richard Higgott)和马修·沃森(Matthew Watson)认为，英美两派的认识论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双方无法比较，更无可调和。[13]戴维·莱克(David Lake)对此表示认同，他对科恩所倡议的“双方应当在彼此的认识论鸿沟上架设起一座稳固结实的桥梁” [14]的说法深表怀疑。而且莱克认为，无需担忧英美学派的差异性，相反，应鼓励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这更有利于IPE的发展。

 

除了本文所专门讨论的研究范式和认识论差异之外，IPE英美学派之间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别。比如在本体论上，美国学派以国家为中心，把国家置于其他利益单位之上。而英国学派仅把国家视为利益单位之一，并不把国家凌驾于其他利益单位之上，有时甚至不把国家纳入分析之中。因此，两派之间要实现学术对接，彻底结束“聋子间的对话”状态并不容易实现。

 

篇7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篇8

一、前言

对任何企图精确化的学科来说，数学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数学可以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在具有说服力的文字讨论中漏掉的逻辑联系。在经济学中也不例外。一般地，借助数学模型进行经济研究有这样几方面好处：(1)可以将假定前提表述得简洁明了和清楚无误；(2)逻辑推理严密精确而防止漏洞和谬误，减少无用的争论而有利于后续研究的开拓；(3)通过数学推理的方式可以发现那些表面无关但在深层次上有关的、潜在的相关性的那些直觉无法获得的结论；(4)证据的数量化可以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5)可以从数据中最大程度的吸取有用信息而减少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1]事实上，作为对经验进行抽象的有效工具以及对理论进行表达的严谨语言，数学在促进现代经济学发展中在过去已经起到并将在未来继续起到重要作用。数学向经济学的渗透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新进展如乘数原理、加速原理、动态与振荡模型、经济周期模型、一般均衡理论、均衡增长模型、最优化理论、激励机制以及动态博弈等，都有赖于数学方法和工具的应用。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经济学逐渐走上了数理化的发展道路。同时，现代经济学教育把数学的训练提高到至上地位，以致经济学俨然成了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不可否认，夯实数学这一根底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思维逻辑的严密化，从而推动经济理论的稳步发展。问题是，仅仅掌握数学工具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来说是否已经足够了?现代经济学大肆应用数学果真取得了理论的实质发展了吗?这就要探究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因为研究方法往往要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其实，经济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特性：一者，经济学理论源于具体经验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二者，经济学研究是为改造现实而具有强烈的规范性；三者，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源于现实问题而不是数学革命；四者，经济学研究无法找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可控实验对象。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往往是把最为肤浅的思想乃至过时的思想编码化，而几乎没有促进新思想的产生。[2]因此，数学大规模运用往往不足以消解经济学学科属性上的困惑。是以本文对经济学研究对象作一剖析，并进而探究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及其限度。

二、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及其理论特性

一般来说，任何科学的理论都体现了观察主体与观察客体之间的互动，因而理论都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都带有主观性和不完全性。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是如此，社会科学更不例外，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更加不确定。[3]正因如此，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无法穷尽真理，这为后人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实际上，后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古人一样：这在自然科学中表现为科学的“进步”，而在社会科学中直接体现为学派的林立。[4]麦克洛斯基就认为，即使“看上去仿佛是满足客观性、明晰性和可证明性的典范”的“数学科学也是修辞学。”[5]而且，近几十年来科学知识的发展已经表明，任何理论的“科学”性都是相对的；尤其是，随着人类知识的扩展，即使物理学以及数学这些较为精密的、被视为相对先进的科学也逐渐显露出局限性，以致波普尔宣称，“科学家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6]

事实上，自然科学领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确定性，关键就在于“被观察的客体与观察者的主体之间有相互作用的缘故，因为两者都属于同一个作用与相互作用的物理世界”；而这种不确定性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明显，因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面临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对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充分复杂的相互作用。觉察到存在着可能产生一种未来事件的趋势以及更进一步觉察到预测本身就可能影响到被预告的事件，这就很可以对于预告的内容产生反冲击力量；而这种反冲击力量可以是一种严重得足以损害社会科学中所预告的以及其他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的程度的力量。”特别是，社会科学往往要牵涉到社会偏见、阶级偏见和个人的利害关系，因而社会科学及其研究者更加缺乏客观性。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口口声声要使得经济学科学化，但问题是，“科学化”果真如此唾手可得吗?这就需要对科学知识的几个特性进行考察：(1)可重复性，同一现象可以重复研究。(2)经济性，将信息抽象为既简单又优美的形式，通过最少的努力来获取最多的信息；(3)可测量性，可以用人们普遍接受的尺度予以精确的测量；(4)启发性，可以激发进一步的发现，向着未预见到的方向发展；(5)契合性，对不同现象所作的诸多解释中只有那些可以相互联系并被证明彼此一致的解释可以存在下去。

显然，经济学科本身能否符合这种“科学”特性以及当前的数量经济学是否实现了这一要求是很值得怀疑的。就可重复性而言，经济学中所考察的经济现象，由于经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往往难以做到精确的重复性研究；但是，现代经济学却试图用可控的实验技术将人的行为条件设计为等同，结果得出仅仅是符合这种特殊条件的行为理论，而不再是真实社会中具体社会人的行为。就经济性而言，经济学的理论必定是与具体的社会环境相互联系的，因而经济学要找到或正确抽象出经济现象背后的“实在”，就必须确保抽象受到“度”的限制；但是，现代经济学研究却试图像自然科学那样，借助还原而将人的行为建立在特定的数理模型上，并以此发现“普遍”性规律。就启发性而言，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休谟困境或波普尔化解标准而认为从经验事实中得不出一般性的理论，从而往往抛开对事物本质的揭示而局限于这样两个方面：一者，数理经济学往往局限于数字的逻辑推理；二者，计量经济学往往局限于数字之间的功能分析以及具体事物的描述。就契合性而言，对事物本质的探究要求不能简单地依靠特定的预设前提进行逻辑推理，而是要充分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但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仅仅是照搬一些数学分析工具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思维，而基本上与其他社会科学割裂了。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特性差异：一者，自然科学的预设前提往往是抽象而非现实的，而社会科学的预设前提却存在抽象的限度问题；二者，自然科学的逻辑结论往往基于严格的数理关系，而社会科学的逻辑却关涉到人的主观行为机理。正是基于对这两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同，

经济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两种基本趋势：一是数量化的道路，它集中于从预设前提到分析结论之间的逻辑推理和结论验证，关注的是对经济现象的刻画而非对事物本质的探讨，从而强调整个推理过程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崇尚经济学理论的客观性以及经济政策的价值中立性，乃至把经济学理论建立在数理逻辑或计量实证的基础之上；二是综合化的道路，它集中于对理想目标的合理性和预设前提的现实性探讨，关注的是对经济内在本质的思辨而非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强调过程的思辨性和人文性，相信经济理论的主观性以及经济政策的利益导向性，把理论建立在各社会科学分支之知识契合的基础之上。

然而，自边际革命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迅速转向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第二阶段，它撇开了有关理想目标和事物本质的探讨而热衷于数字之间联系的功能主义分析；撇开具有的社会关系因素而局限于既定制度下人之理的逻辑推理和计量实证，并由此日益偏重于数理化和计量化的研究路径。显然，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数理化取向也就是向自然科学的靠拢，试图运用一些一般性工具和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正是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愈益技术化，以致现代经济学的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像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所谓的主流学术刊物已经完全数学化了。问题是，现代经济学不断地求新求变，并将原本非常易懂的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模型而复杂化，这种方式果真提高了我们的认知吗?借助数学而看似客观的现代经济学果真是在向科学迈进吗?在阿莱看来，部分经济学的那种风气简直就是“数学骗术”，而这种“骗术”经过海归派的大肆宣扬在国内学术界则进一步蜕化为真正的“伪科学”。

可见，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经济学的研究不能简单地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追求所谓的客观和科学往往会限制经济学的多视角思维。事实上，尽管现代经济学仿效自然科学来构建经济学理论，但数学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发展。相反，正是基于客观化、科学化的努力，人们试图像运用自然科学知识那样来使用社会科学知识，反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危害。[7]相应地，经济学应该更多地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与自然科学则存在根本性的方法论区别。正因如此，我们在模仿物理学而应用数学来分析经济现象，特别在提出政策建议时，就必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三、经济学数理化发展的认识论反思

由于经济学具有明显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特性，这限制了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在一些经济学者眼里，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且必然会朝他们模型设计的方向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个稳定的均衡。例如，伊特韦尔就狂妄地说， “如果这个世界与他的模型不相像，那这个世界就太糟了”。[8]显然，正是这种方法论导向而不是问题导向把经济学引入了一个致命的误区，数学无处不在的泛滥形成了目前经济学界以数学公式推演替代经济理论演绎的倾向。那么，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极力捍卫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呢?

一般地，从认识论方面看，这主要基于这样两个理由：一是过程捍卫，这一观点认为，数学语言是一种可以将人人都明白易懂的含义转化为符号的方式来消除所有的错误的、有趣的语言，因而数学可以使得推理和分析过程具有严格性；二是自然书籍的捍卫，这一观点回应了伽利略的惊奇：大自然本身是一部百科全书，而这部书是用三角形、圆形和方形的文字(即数学语言)写成的。作为启蒙时期的主要科学代表，伽利略提出了著名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区分。其中，只有第一性的东西才是可以用数学表达出来的，而只有数学表达的才是真实的、客观的；那么，在这个以物理世界为对象的“科学宇宙观”中，如何理解由人所构成的生活世界呢?一般地，有两种基本的解决途径：一是把人视为自然的一个组成，自然有第一性的东西组成，人也可以通过“减约”到第一性的东西上去，因而生活世界的事物没有什么不可能通过科学来进行解释的；二是强调人不能减约为第一性的东西，人类特殊的内在经验是无法数学化的，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人的科学”。

然而，现代经济学捍卫数学在经济学使用的两方面理由也同时遭到米洛斯基等人的系统批判。就前者而言，20世纪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已经促使所有形式主义目标的幻想破灭了，数学家们不断遇到单靠逻辑不能解决的境况；相反，在面对复杂的形式时，非形式化的表达往往是更加有用的。正因如此，我们说，经济学对数学家平静地、线性地接近真理的进步的嫉妒完全是误置的对过去的怀念，而没有能够正确地看待数学本身的发展。譬如，依据逻辑一致性标准，欧几里德几何体现出了一种数学理论所具有的优点，但在实际的大规模航海中最有用的则是黎曼几何。显然，数学在自然科学中且有如此局限，在社会科学中就更是如此。

一方面，社会现象更加复杂多变，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将某特定经济现象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中隔离出来，而这种分离是“客观”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计量等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或描述，而这对社会现象提出了这样两个基本要求：(1)独立于观察者之外而只能用经验的调查(相对于先验的论证或知觉)才能加以确定；(2)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而只能通过“外在”的观察(如范式、统计等指标)加以研究。也即，这种研究的基础是：社会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通过掌握这个规律人们就可以借助它来操纵和控制人类行为和改造人类社会。但显然，经济学研究并不满足这两个要求：(1)经济现象本身是人类行动的产物，与主体之间存在互动关系；(2)经济现象的发展具有俄狄浦斯效应，其演化深受人类社会的认识及其行为的影响。事实上，自然界往往存在某种最大化原则，正是这种最大化原则导致了极值和微分的出现，以致现代经济学也将人们的最大化行为与物理学中的最大化模型相提并论，并试图通过极值的形式来分析人类的理。但是，人类的“最大化行为与非意志的最大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分析最大化行为时必须将选择行动的根本意义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在选择行动中，个人对综合结果(包括选择过程)的偏好并不等同于他对定点结果的条件偏好。”[9]

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是不断演变的，经济学规律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而是具有历史性和演化性，如马歇尔强调的经济学的麦加在生物学而不是力学。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尝试使用时间变量等将经济分析动态化，进行所谓的时间序列分析，但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根本上建立在一般均衡(或者局部均衡)理论之上，而均衡分析本质上是静态的，引入时间序列仅仅把静态分析拓展到比较静态，如演变博弈根本无法揭示变异和进化的轨迹。我们也知道，数学的大量应用始于边际革命的兴起，正是边际概念似的微积分可以在经济学中大显身手。但是，正如凡勃伦指出的，“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边际效用理论完全表现出一种静态特征。它没有任何形式的动态理论，全部都是在给定状态下研究价格调整问题”，“它们无一能在理论上处理‘变迁’现象，至多只能处

理一些对变迁的理性调整，而此类调整依据只是附带的而已”。[10]而且，即使是边际效用的先驱之一，克拉克也强调静态和动态的分析：静态分析是演绎分析，最适合于作为一种纯粹的分析工具；而动态分析是历史和归纳的分析，必须经过历史、经济学家和科学劳动才能形成。

可见，从认识论的角度，相比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否“天生”可以广泛使用数量表示是值得怀疑的，主流经济学仿效自然科学来构建经济学理论也必然是有问题的。例如，德布鲁认为，商品和价格都是定量化的，因而微分计算和线性代数被运用于商品一价格空间，但显然，“商品空间”的公制结构同假设的物理空间的公制结构根本就不是同构的，假设的价格代数结构在实际的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为此，迪梅尼和莱维就强调如下几点：(1)不能把物理学“运行机制”中的内在逻辑引入到经济学中去，经济学中没有与物理学中的基本原理相对应的东西，即那些适合用方程组形式表达的东西；(2)形式化在经济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是最重要的作用，相反，经济学中语言多元性暗示了方法的多元性；(3)经济学的科学性质是建立在研究方法之间的特定联系和研究领域之间的特定联系基础上的，这是一种既非独特的也非包罗万象的“非结构式的”方法论；(4)把经济学发展史解释为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即从前科学和教条阶段到形式化了的当代科学的正统理论阶段，是不正确的。[11]

四、简短结语

由于科学本身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数学在科学研究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限度；而且，由于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对象更不确定、所获的认知更为主观，因而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应有更大的局限。显然，在经济学数理化泛滥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审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限度。一般来说，物理学理论本身以数字式的方程来表示，而基于经验产生的另一组数字则可以对之进行检验；正因如此，物理学的任何理论都可以通过还原进行严格的检验或证伪，因而研究者往往不需为理论模型的严格性所困扰。然而，经济学理论研究却具有完全不同于物理学的特点：经济条件是无法还原的，一项经济理论的预测总是与特定的形式化内容有关。正因如此，经济学理论也往往无法被证实或检验，而且，一个理论预测的结果即使得不到证实也往往仍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事实上，经济学往往也不存在某种类似物理学内核那样的本质内容，从而不能从一组基本方程中推导出来；为此，经济学也无法像物理学那样先提出假说再进行检验，而是要强调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需要对经济学理论的预设前提、逻辑分析和逻辑结论都进行严格的说明。当然，一个好的经济学理论也不是建立在纯粹数理逻辑的基础之上的，而是要体现它解释经验事实的广泛性。因此，经济学理论往往不能脱离经验，是对经验事实的抽象和一般化。繁人都重就强调，“如果理论和现实有矛盾之处，这对理论来说就太糟糕了”，而不是如伊特韦尔所说的，“这个世界就太糟了”。[9]因此，经济学中建立模型并不是一种最好的分析形式，而只是所有可能的解释模式的一种，这种形式化的模型也都是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设计的。事实上，数理模型也并不比文字分析更为重要，布莱克甚至认为人文科学中所使用的中心修辞手段如暗喻要优于自然科学。

主要参考文献：

[1]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2]朱富强，经济学的科学性意味着什么：经济学的双重属性及其研究思维[J]，当代经济科学，2008(3)

[3]朱富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基于科学划界标准来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3)

[4]朱富强，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学国际化现象：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之差异谈起[J]，当代财经，2008(10)

[5]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A]，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c]，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朱富强，经济学理论在发展、停滞还是后退?：经济学数量化历程中的科学性审视[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9(2)

[8]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篇9

关键词：

区域经济学；范式演进；应用拓展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

就本体论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在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之下，在区域经济研究后期，基于杜能模型的研究范式逐渐脱离开来，其中本体论对个体动机予以了强调。首先，它对物品稀缺性假设与理性人假设进行了建立，并基于消费者与厂商的均衡，对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状态进行了分析。在近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经济对象的微观均衡分析受到了广泛关注。就认识论而言，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区域经济学关注的重点，规范主义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起初，在区域经济学中，理论体系构建并得到重视，观察的重点对象主要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描述。以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例，起初是针对企业选址问题，其特点表现为基于问题导向的实用主义。在经验研究的结论应用之下，在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中区位论与区域科学得到了有效运用，这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哲学基础的联系十分紧密。就方法论而言，描述性的研究与经验验证是区域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其研究主要涉及到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在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也基于计量分析与统计学的归纳法为主。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关联性是区域经济学的重点，基于此对区域政策进行调整。在特定空间上，产业的集聚是区域经济学的观察对象，在经验研究之下，对产业聚集与空间变量的关联进行探索，然而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关联却没有得到解释。而这种联系是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内容，同时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与其有着密切联系。主流经济学对理论演绎有着高度关注，并意图基于精炼模型对经济运行整体现象潜在的个体理性动机进行揭示，计量分析基于理论演绎实施，换言之计量研究就是验证理论假设，然而计量研究并非理论假设的直接来源。站在市场经济系统整体认识的角度来看，经济系统在主流经济学之下向不同部分进行了划分，然而这些部分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关联并组成一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能的能力。换言之，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自组织性，因此个体选择成为了关注重点。就传统意义而言，基于区域经济学的区域经济系统能够对其组织系统加以运筹，因此整体布局与结构的优化成为的关注重点，然而其运筹结构并非完全符合个体理性。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

以杜能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为例，杜能对位于均质平原上的孤立国进行了假设，其中制造品有中心城市供应，食品供给则由城市四周土地承担；孤立国内各区域具有相同的自然条件与运输条件。杜能提出生产地与市场距离成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农业经营规模，成本与运费的偿还必须与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对等。基于一定的耕作成本，与城市的距离与追加运费、边际产量偿付量成正比，与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成反比。杜能对农业圈层理论进行创建，并认为差级地租为各区域农业布局的最优类型。杜能通过理论化与体系化形式验证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在其他研究领域中，这一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推广与应用。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空间成为了经济物品，并且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杜能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分析具有双重性，与之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其相关性与普遍性也更强，可见基于杜能的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在其思想提出后的一个多世纪，业内并没有对其予以重视。萨缪尔森则基于杜能的理论创建了空间市场均衡模型。在艾萨德的努力之下，主流经济学中逐渐接纳了区域经济学，并实现了杜能理论与均衡分析的有机结合。

三、区域经济学的应用拓展

1.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学解释力更强

在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的推进之下取得了重大突破，换言之，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逐渐朝着集中化的方向发展，对于未来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而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工具则包括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等，然而基于发散下的理论范式中，这些理论的发散性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中，这些理论工具无法得到整合与归结，这使得区域经济学整体看上去并非精密的仪器，而是一个“工具箱”。当“问题区域”出现在国家经济中时，那么建立在空间分析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学则无法对其进行解释，在人们在探索中不得不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中时，那么区域经济学将会停滞不前。在区域经济学研究结论中，在主流经济学的整合之下使得其范式转化得以实现，进而基于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事实上，经济是社会全体成员个体决策之下诞生的。在传统研究中，区域经济学的规划性特点十分突出，换言之就是通过规范经济学对最优模型加以定义，然后对区域发展目标进行确定，同时在经济发展中也强调了政府干预的方法。然而，与政府规划相比，个体理性选择的综合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基于此就难以作出合理解释，进而导致上世纪70年代之后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供给产生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在于“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中，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十分突出，“问题区域”逐渐成为国内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应用范围。由于对问题的解释缺乏根源性，不管采用的技术与方法如何，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区域问题的诊断的针对性与目的性并不强。究其原因，就在于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认可，这一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尤为突出，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十分明显，一般这是受到规划模型中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缺失造成的，在政府干预之下，市场结构、规模报酬等发挥变化，使区域经济均衡状态迁移的预见性不够准确，政府干预效果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站在政府对经济政策加以干预的角度来看，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学是以区域经济为主要对象，这一点在建立在区域经济禀赋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规划十分突出，然而相关的政策手段并不明确，缺乏系统性。主流经济学则站在微观的角度来调整市场参数，以此实现对企业决策的限制，这显然已经属于经济规制。从中不难发现，当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引入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那么就逻辑而言，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分支学科的一致性就得到体现，就政策供给而言，在理论方面的选择上就变得更加丰富。

3.与主流经济范式趋同的启示

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引入区域经济学，能够提高经济问题分析的全面性。区域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得到扩展，并不在单纯的针对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建立在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基础之上的制度机制、市场竞争、社会运行以及要素共享机制都能够通过区域经济学得到合理解释，进而使区域经济规划的合理性与全面性得到提升。传统单一的运输成本与比较优势分析饿逐渐向区域经济的全方位“扫描”转化。就理论体系而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趋于严整，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干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范式逐渐得到统一，鉴于此，就逻辑而言其一致性得到体现。实践表明，这一理论体系的生命力与包容性十分突出，在主流经济学范式与区域经济学趋同的背景下，在区域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有效运用，对于学科的发展而言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与意义。

四、结束语

在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中，我们不难看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与趋势。在国内，区域经济学研究也可以向“范式”进行整合与归结，而研究基础与方法的不同则会引发区域经济理论的相关争论。基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补充，为人们对区域经济运行规律的观察与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颜飞,罗永刚.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与应用拓展[J].财经问题研究,2008,(8):24-30.

篇10

古典经济学旨在利用生产三要素理论、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以及资本节欲理论等去证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分配是合理与平等的，然而，古典经济学理论存在一定的弊端，使其经济学理论不能与社会发展实践相适应。文章对离散主义与后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相关论述。

一、离散主义的提出

离散概念的提出主要源于数学，而离散顾名思义就是不连续。离散数学是一种传统的逻辑学，更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的学科。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离散数学的重要性更加彰显，各个行业在大数据时代下需要对信息数据进行有效管理，也需要对离散化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分析和提取价值。

离散主义方法论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具体表现在：首先，在离散的视角下，进行客观世界的表达和解释，是对经济社会的一种解构。其次，经济社会解构之后的信息需要实现有效的获取与传递，包括利用高科技手段更好的反映客观世界。再次，将经济社会与价值相关联的要素进行解读和重组，以有效提取更加有效的价值，如：数字化处理、大数据重构等。最后，离散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离散性，在相关人员进行研究过程中，需要与连续性的思维模式或函数建模方式相结合，进而能够提高研究的有效性。

二、新经济的增长理论及其建构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建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经济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注重物质阶段，而是注重精神的阶段。此外，社会资源的稀缺性重心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由传统物质资料稀缺转变为生命时间的稀缺。在经济方式发生转变之际，产生了许多交织的矛盾，然而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下，更加要求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有重新的认识和分析。不可否认，传统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而进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不管是人类的社会生产，还是人类的高级需要，都是经历由自然需求向精神需求、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高级需求可以进行离散化表达、离散化重组与满足，从而也为现代经济的增长理论提出了新发展模式、供求关系、现象。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世界经济理论经历了由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过渡，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尽管引入较多的因素以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但是始终不能有力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现实问题，也无法解释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两极严重分化问题。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缺陷问题的分析可知，之所以致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更好的解决更多现实问题，那是因为人们没有对制度进行充分的肯定，也没有重视社会的有机化程度对经济的影响问题。首先，先进的制度对资本的性质和质量有较大的影响，而社会的有机化程度对劳动力和科技水平有较大的影响。其次，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依靠进步的制度，也就是有机化程度的提高，进而可以为国家发展增加竞争力量。

三、经济的解构与重构

现代经济的经济要素既需要通过数字信息等技术进行离散化解构和表达，又需要通过利益关联进行全息化重构，这是人类提出后古典经济学的最为重要的现实基础。第一，表达离散化，经济社会的表达模式发生着变化，由实体转变为离散化表达模式以及虚拟化表达模式。第二，重组全息化，对经济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充分挖掘关联价值，并以此而重组。第三，行为概率化，数字技术的离散化表达和广泛传播，必然会提供更多可能性的交流，因此在宽泛的、不确定的大多数之间会产生概率化。第四，发展两极化，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两极化趋势，例如：企业如果信息不对称被打破，则会导致所获利润下降，反之，企业信息不对称的设立，则会促进行业的利润上升。第五，扩张无界化，现代经济触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实现了跨界化。第六，公权私有化，社会经济经过离散化之后，私人企业可以获取更为广泛的数据信息，而企业交易成本的离散和数据成本得以被平台所控制，进而可以使企业更好调节交易成本。

四、基于离散主义的经济学

（一）网络经济学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被称之为网络经济。网络经济学的出现，为现代经济的离散化解构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既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又是后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数据经济学

数据经济学是将社会离散化之后的数据进行有效表达和分析研究，进而形成的一门学科理论。对与价值相关联的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处理，可以较好的控制企业成本，也可以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更可以促进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平台经济学

社会经济经过离散化解构之后进行重构，并且通过平台对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处理，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平台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而将相关联的、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与平台相联结可以较好的促进多方通过平台进行交易。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平台竞争日益激烈，而发展平台经济学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

总而言之，离散主义不仅是后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而且也是具体的技术手段。目前，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在不断转变，由区域化和模块化向离散化和虚拟化转变，而社会生产也更加注重由物质向精神生产的转变。离散主义与后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转变，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同时也为经济的迅速平稳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