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内涵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内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中华文化特色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形成了以血缘宗族、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等级观念深入各个阶层，权力意识远大于权利意识；价值观方面，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形成了“内儒外法、济之以道”的国家统治思想和个人修养原则，强调内在中庸修身，外在尊重权威，并要求顺应自然天道；集体生活时则注重礼法道德的约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化了集体互助、和谐包容等优秀文化品质，为中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中华文化以更自信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为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提供了文化支撑。

二、文化分析

本文采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分析，具体如下：

（一）权力距离

中国长期保持的中央集权制度使等级制深入社会各阶层和民族文化内涵中，君臣父子尊卑间的不对等关系体现了中华文化中较大的权力距离，一定程度上泯灭了个体权利意识，这一方面有利于集中控制，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分工和效率。

（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

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作为基本单位构建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促使人们注重人际交往和集体协作，这使得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倾向远大于个人主义，这一方面体现了团队合作的偏向性，利于内部团结，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搭便车和不重个人绩效的风险和弊端。

（三）男性化与女性化取向

中华文化一方面表现出掌控权力、追求工作成就的男性化特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注重培养人际关系、关注生活质量等女性化特征；中庸之道使中华民族文化表现出独有的中性化取向，但在现代中国企业中更偏向于男性化。

（四）不确定性的规避

中华文明强调以“和”为贵，使人们在选择异于其他人时会降低安全性感受；同时，中华文化蕴含的包容性提升了国人对环境的适应力，因而不确定性较低。这促进了稳定，却也可能压制创新。

（五）长短期取向变量

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中华文化的统治地位，影响着社会关系和管理决策，引导其重视长远目标，因而中华文明注重长远规划，并以之为集体愿景长期奋斗。

三、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企业发展

（一）中华文化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中华文化的社会关系网、集体主义取向及和谐包容的文明内涵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企业的组织文化，也影响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及实施。具体而言：

首先，在集体主义取向引导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实施不仅要以人为本，还要重视员工关系，强化团队管理而非仅管理个人；在以个体差异确定个人绩效的同时也需奖励团队协作以提升效率；在强调奉献精神之外也需关注员工福利。

其次，中国企业通常注重团队合作以避免分工带来的职能分散，以奉献精神激励员工多做贡献，但却忽略了因不注重个人绩效激励而可能引发的员工积极性下降、团队低效等问题，出于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也可能导致个体创新意识流于从众心态之下。因而，企业发展既应当发挥文化优势，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分析每个成员的能力、潜力并将其配置到团队中合适的位置；讲信修睦，构建和谐的员工关系；同时，树立个体差异化管理理念，以统一公平而又尊重差异的绩效评价体系为标准，促进员工和团队组织的同步发展。

最后，企业在塑造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时，不仅需要完善绩效管理制度，以公开透明的内部晋升和外部竞争为基础提升效率，还需要重视员工福利及其精神追求的满足，以保证公平和稳定。

（二）中华文化视角下企业管理的其他方面

第一，中华文化中较大的权力距离使中国企业大多采用直线型的权力结构，当往往陷入层级过长内耗严重的困境。因而企业发展需要适当分权以降低权力距离，采用扁平化结构，以任务目标分工于工作团队，以职能完成情况为标准进行控制，构建一个纵向压缩权力距离，横向强化职能控制的组织体系，在保持模糊层级控制的基础上，以分权分利提升绩效。

第二，中华文化注重长期规划，企业发展根植于环境和文化中，以其目标为导向进行战略规划和市场选择，然而当前中国企业的发展瓶颈在于无法将长期规划转换为短期计划以增加其可行性。因此，企业需要依照各职能部门的实际情况，权变的进行人事管理和任务目标管理。

第三，中华文化中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一方面让企业能够稳健的执行发展规划，降低风险，另一方也压制的创新和可能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让中国企业能适应多变的国际竞争环境，在当前改革开放，各民族文化大交流的潮流中，中国企业应凭借其较大的市场影响力改善全球供应链格局，凭借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参与到全球竞争中，适应世界市场的竞争规则并宣传中国的文化价值。

第四，中华文明中，法家强调规范制度而理学强调伦理，这也将成为建立维护新的市场秩序的精神支柱。未来中国企业发展一方面要完善内部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在市场规则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谨守市场道德，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健康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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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预设”，简言之就是上课的设计，是教师在上课之前对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评价等进行事先的设想及安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教学作为一项复杂的活动，需要教师在课前作出周密的策划，基于科学取向进行教学设计。预设体现着对文本的尊重，体现着教学的计划性和严谨性。科学的预设要体现如下的要求――

（一）准确叙写教学目标

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教学目标是预期的学生学习的结果。我们在设置教学目标时应坚持“行为主体+动词+名词或词组”的叙写范式，通过不同行为动词的使用，关注认知的过程和方法，同时界定运用学科知识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认知水平。根据课程标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内容表现标准为：辨析中华文化的区域特征，说明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展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标识。很显然，课程标准的这一表述较为笼统，必须将其细化、明确化和可操作。

基于此，《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教学目标可描述为：目标1.学生能回忆中华文化丰富内容，理解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作用、特点、地位；目标2. 学生能理解中华文化的区域性形成的原因和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目标3. 学生能够理解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及各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目标4. 学生能理解包容性的含义和意义；目标5. 学生能认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领会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这样叙写教学目标，使用了回忆、理解、认同、领会等行为动词，在表述上落实到了具体的知识点，对学生在知识、技能掌握和能力、情感、态度发展的水平层次上进行了科学、准确的描述，教师和学生对“我们要到哪里去”有清晰的认知。

（二）恰当选择教学策略

布鲁纳认为，有效的学习只有在具有结构性的情境下才能够发生。策略是为目标服务的，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教学目标确定选用合适的教学策略，使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呈现方式与教学策略相匹配，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基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教学目标，笔者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位的理念和重视课程资源的整合，尤其重视乡土资源的挖掘的理念来组织教学，让学生在生活中探究、体验、感悟、成长。为此创设了环环相扣的问题链组织教学：

问题情境（一）“你认为谁最适合担任中华文化的形象代言人？”（意图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充分利用学生的知识储备，获得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一个感性认识，对应目标1）；问题情景（二）“四大名著中的人物，你最喜欢哪一位？为什么？你能不能向外国朋友介绍一下中国文学艺术有什么特点和作用？”（需要学生运用其语文知识储备并结合课本回答，意图是让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知道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应目标1）；问题情景（三）“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历史上领先于世界水平的科技成就还有哪些？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什么特点？”（需要学生运用历史学科知识并结合课本观点来回答，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对应目标1和5）；问题情景（四）“在科技的发明创新方面，今日之美国跟古时之中国比较，你有什么看法？（意图是拓展教学时空，告诉学生我们有辉煌的过去，而近现代中国在科技发明方面乏善可陈，要奋起直追，今天的中国完全可以再创辉煌，我们要有这样的民族自信心，对应目标5）；问题情景（五）“播放《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幕式》视频并展示问题：这段视频中展现了哪些岭南文化元素？这说明了中华文化的什么特点？（开幕式堪称经典，意图是通过充分挖掘乡土资源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对应目标2）；问题情景（六）“请你谈谈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的文化意义？（需要调用学生的历史学科知识，意图是让学生了解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应目标3）；情景设置（七）“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博大精深？你能阐释包容性的内涵和作用吗？请举一例。”（紧扣课本，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对应目标4）。上述问题情境通过多媒体教学平台呈现，并与教学目标一一对应、层层推进，既体现了预设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又有必要的弹性和开放性，为学生的探究、交流、对话等活动提供了足够的机会和空间，为动态生成预留了“空白”。

（三）正确开发评价方式

教学评价要坚持评价与教学目标的匹配这一重要原则，通过评价检测，判断学生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教学目标对教学评价应有导向作用，也就是说教学结果的测量必须是针对教学目标的测量，教学评价所要测量的方式应与教学目标的设置相一致。教学评价与教学目标相统一，才能保证教学的有效性。基于教学目标的能力要求，笔者在教学评价方面设计了选择题、问答题各一题，考查教学重点：1.单项选择题 [2014・天津卷.10]印度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后，便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在隋唐，外来佛教适应中国的文化习俗，演变为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形成中华文化儒、释、道并存的格局；至宋后，传统儒学吸收佛教的有益成果，衍生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使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这一史实表明：①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②不同文化的融合导致文化差异性的消失 ③学习借鉴外来文化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④文化交流借鉴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根本途径。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2.[2014・广东卷.37]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材料三：粤港澳地相近、人相亲、语相通，共同秉承中华文化。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三地文化也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当前，三地交往更加深入密切，加强文化合作意义重大。（3）结合材料三，运用文化生活中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的相关知识，谈谈在文化合作上应该持有的合理态度。

二、精彩的课堂源于动态的生成

所谓“生成”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课堂的具体情况，灵活地使用或改变自己设计的教学方案。生成是相对于“预设”而言的，生成体现着对学生的尊重，体现着教学的动态性和开放性。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再好的课堂预设，也无法预知课堂的全部细节以及课堂所能够达到的教学效果。

（一）动态的生成要求教师创新教法

学生是课堂上学习的主体，是极为宝贵的课程资源，他们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思考、灵感、兴致参与课堂活动。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对“预设”剧本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要关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差异性以及创造性，保持教学的弹性和灵活性，注重学生的发展。为此，教师要采用互动教学方式，在互动中让教师、学生的思想观点不断交汇碰撞，推动认识不断提高、体验不断加深、情感不断升华。课堂上的“互动”和“生成”相得益彰：互动是生成的基础，课堂动了，学生活了，生成才有可能，一个以讲为主的课堂，不会有精彩的生成；生成是互动的升华，生成了疑难困惑、奇思妙想、独特见解，教师可点拨引导、组织讨论和表扬鼓励。这才是把精彩留给学生，这样的课堂才是精彩的课堂！

（二）动态的生成需要教师智慧把握

篇3

中华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成果，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思想品德教材中设有专门的内容，以加强学生的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师应当在课堂上充分展现优秀的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通过文学作品、视频等多种媒介让学生置身于中华文化的浓厚氛围中，感受文化的博大精深，认识到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教材中重点介绍了中华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国家的灵魂，是民族国家存在的标志。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教学中，教师选取典型素材，自制PPT，带领学生回顾精神、大庆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感受“中国的脊梁”的榜样力量。典型的文化素材会帮助学生形成对中华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认同，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强化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

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多样绽放，挖掘各种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内容，实际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丰富内涵和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积淀的全面继承和深刻弘扬。教师要善于挖掘和利用当地体现民族精神的各种资源，用典型说话，以理服人。

每座城市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底蕴和魅力特点。实践证明，利用风土人情、当地文化精神等活的资源，让学生从身边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和体验民族精神的精髓和力量，会让学生产生无比的亲切感，同时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强化了文化认同感。

三、设置开放性问题，增强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们面对的文化有本土的和外来的，有传统的和现代的，有腐朽的和先进的……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教师要帮助学生形成对文化的正确认知，从而做出正确的文化选择。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呈现一些当前文化生活中的典型现象，特别是有争议的文化现象，鼓励学生大胆分析、畅所欲言，在思辨中形成正确的认识。

如在“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教学中，教师精心设置情境，以“当前网络语言在挑战传统的汉语体系该不该禁止”为背景材料，引发学生思考讨论。通过讨论学生认识到网络文化有利有弊，一方面汉语有其广博的包容性，网络语言会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更加丰富汉语的语言词汇，另一方面网络语言中某些低俗、晦涩的词语也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绪。作为学生要学会进行甄别，以吸收、接受有思想有创意的健康网络语言。这种开放性的问题让学生感受身边的世界，让学生在真实的文化生活中接受教育，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

四、利用时政热点，提高学生时代责任感

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最具价值的文化资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思考。在课堂上，教师还要将教学内容与时政结合起来，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及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明确自身所肩负的职责，为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创新做贡献。

在“对待传统文化”及“直面外来文化”问题的教学中，教师向学生展示了近年来我国成功举办的“中俄文化年”、法国“中华文化年”等重大对外文化传播活动。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学习对方的平等思想，共享全球化的文化资源，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展示中国开放、进步、包容、富有活力的新形象。同时让学生认识到“90后”的个人主义、因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出国热”等现象，不同程度削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不利于中国文化的继承。文化问题的讨论会让学生深切体会到在共享世界文化的同时，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也尤为重要，从而增强责任感。

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民族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因此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不仅仅是文化教育的迫切要求，更是我国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作为思想品德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提升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师生同做先进文化的传承者。

篇4

黄帝文化不仅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探讨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契机。研讨会在黄帝文化方面主要讨论了黄帝文化的特色、现代价值和精神内涵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认为黄帝文化具有强烈的生命和生活意识，“中华民族对黄帝的尊崇，实际上尊崇的是生养、培育中华民族的生命之基，所以中华文明初始的象征不是神庙、金字塔那种固定的建筑实体，而是有生命的，鲜活的人中之杰――黄帝。从传说时代就以现实生活而不是神物灵异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人文初祖的现代意义》)。山东经济学院王继训教授指出黄帝文化具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情感纽带和精神感召作用，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导向力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黄帝与中华文明的导向力》)。

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精神和创新精神，是黄帝时代历史特征的总结”，“现有的黄帝文化的各种资料的性质不完全相同，与黄帝时代的关系不完全相同，未必全都反映黄帝时代的历史真实。作为观念史的黄帝文化，它既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联系在一起，又与五千年来的中国文明史联系在一起，在黄帝时代以来的五千年间得到不断丰富发展”(《黄帝文化论纲》)。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授通过对历史典籍的考察辨析认为，“黄帝的传说产生于北方，黄帝族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黄河流域”，在梳理黄帝形象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揭示了浙江缙云黄帝文化以道教文化为核心的本质，并强调拜祭人文初祖的活动不能走上背离人文主义精神的道路(《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

二、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研讨会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取得一系列成果。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俊义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乃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民族精神，通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载体和标志予以集中反映，呈现于民族大家庭之中，既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弘扬，又便于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认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精神根基和精神寄托，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具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乃是一个民族具有主体性的深层内涵和核心标志。民族精神家园是由宇宙意识、价值观念、道德情怀和思维方式所构成的精神系统，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非只建设共有的‘精神’，而是包括了培育这种‘精神，的载体，‘家园’也就是实实在在的环境和氛围”，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社会(国家、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角度强调了精神文化所凭依的载体的重要价值；“‘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包括中华民族56个民族在内的‘共有’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共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仅仅指从56个民族精神中抽象出来的都具有的精神财富，也应包括所有民族和地区多元文化中优良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杨恩成教授认为，“不能把‘民族精神’框范在一个狭窄的范畴内，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多民族性和多元性。这是我们谈守护民族精神家园的出发点”，坚持和弘扬“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谈民族精神家园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陆栋先生认为，“精神家园是获得身心自由、张扬生命意义的目标和归宿；精神家园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种诗意的存在”，“精神家园其实是一个心灵转化的过程，是一种开放和追求，一种安顿生命的体验”(《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清华大学程钢副教授认为，“家园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它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温情与相互理解的精神家园”(《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征。周伟洲教授认为主要包括民族性、多元一体性、包容性、创新性及时代性(《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认为天人合一、顺乎人性、和而不同构成了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论框架，关于文化经典的重新诠释是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革新的主要方式，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形式主要是教化，目的是塑造人的道德(《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主要特点及建设经验》)。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途径。首先是强调教育的价值。西北大学张岂之教授认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是现代公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应该加强教育的普及和提升(《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先生强调“在高等教育中，弘扬中华文化特别要加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和谐的建设，它是大学教育的历史使命”，着重“培养学生的和谐文化思维、和谐文化观念与和谐文化精神，用和谐文化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学生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弘扬中华文化是我国大学的历史使命》)。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张俊相教授主张弘扬“大学之道”，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的人文道德精神，建设高等学校的精神家园(《弘扬“大学之道”，建设高校精神家园》)。西北大学李浩教授认为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校园建设等概念在我国理论界早于民族精神家园概念提出，它们在神圣性、包容性、开放性、仪式性与创新性等方面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学精神探索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启示》)。陆栋认为教育要贯穿中国文化的精神，“将中国文化的理想与人才培养的实际相结合，培养出有民族文化自觉和现代文化素养的人”(《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程钢副教授认为“传统经典可以作为知识的核心与媒介，从而促进多元一体的成分之间达成文化的共识，最终推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浙江大学何俊教授、陆敏珍副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的，但经验性依然在发挥作用，区 域性的自足平衡系统仍然存在，它们对解决精神家园建设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影响(《网络状中国传统社会及其现代转型》)。

其次，突出文化认同与现代性反思的意义。周伟洲教授着重指出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民族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正确处理各民族发展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辩证关系等(《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则认为要继承和发扬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相统一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中华民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等。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应当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重视兼容会通、体现时代要求(《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几点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从文化自觉角度阐述了精神家园建设的具体思路，从古代儒家注重道德自觉的伦理本位出发，分析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有用资源，重点论述了儒家实现道德自觉的道德实践方法，即学以明伦的伦理实践、效法天地自然的情感实践、养气立志的君子人格实践的现代价值(《精神家园建设与文化自觉》)。北京语言大学李庆本教授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化与传播对象国之间的关系与解决途径(《中华文化传播对象国的文化政策研究报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佘树声研究员、西安佛教研究中心韩金科研究员通过对殷商、西周、东周出现的伦理认知和伦理观的比较，认为当时氏族家族血缘纽带关系伦理认知发展到了顶峰，并且促使非氏族家族血缘关系伦理认知和伦理体系产生，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百家争鸣自由学术环境的观念基础，形成了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历史框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精神的建构》)。

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从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重新反思理性与信仰、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认为“重新构建精神家园是挽回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幸福的必要手段”(《精神家园与人的尊严》)。暨南大学范立舟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研究能够强化民族凝聚力，促进全球华人在价值规范和思想品性方面的共同观念，培育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广阔胸襟，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提供思想保障(《天下归心：中国传统文化之认同性问题研究》)。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与碰撞，使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没有对民族精神的自觉，民族文化将可能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没。

三、关于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系

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间的联结点是研讨会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研讨会在若干问题认识上有所突破。

强调文明的传承和革新。张岂之教授认为，黄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黄帝文化与继承发扬民族精神的关系是“源”与“流”，“实质是‘继往’与‘开来’。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如果没有创新，就会使文化失去活力；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否定继承，又可能迷失本原。‘继往’同‘开来’相互联系，‘推陈’与‘出新’是辩证的统一”(《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

突出信仰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张锦秋教授认为“黄帝陵是中华儿女共同景仰的圣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之中，黄帝陵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公认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标志之一。继续做好，不断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激励爱国热情、增加民族凝聚力、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重估黄帝信仰的价值，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共祖，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和中华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着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在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今天，在中国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候，深入认识黄帝信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解读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并发挥黄帝文化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成为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的重要工作。”他认为“黄帝信仰是将祖源认同与文化认同合为一体，不单纯是血统的探源，同时也是文化的寻根。黄帝信仰整合了民族的统绪，使中华民族之中各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归属，起到了巩固中华共同体的作用”，“突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开启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先河”(《文化学的视野：黄帝信仰与中华民族》)。

彰显黄帝文化的现代意义。赵馥洁教授认为，“经历五千年之久的‘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历史记载、神话传说、文物遗迹和祭祀活动构成的黄帝文化中积淀和凝结着丰厚渊深的精神价值内涵。自古以来，对黄帝的历史探索和历史纪念总是与弘扬这些优秀精神价值融合为一体的。黄帝文化中蕴涵的精神价值，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包括赞美文明创造的人文价值、崇尚“惟仁是行”的道德价值、追求统一和谐的社会价值理想、奋力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从天下为公精神角度阐发和梳理了关于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研究，认为“黄帝精神是原始社会发展到社会即将转型、物质达到史前丰富阶段的产物，也是上承‘三皇’下启‘三代’之重要时代的精神结晶。其以土地为根发展经济、以民生为本创造发明、以和合为纲建立古国的精神，可以综合概括为‘天下为公’的伟大精神，亦可泛称为‘黄帝精神”’(《弘扬黄帝为公精神，建设民族和谐家园――兼论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内在关系》)。

揭示黄帝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历史过程。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认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普遍认为黄帝是人们的共同远祖，这种祖先认同的趋势为战国时期的黄帝崇拜现象、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为华夏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观念基础和心理基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黄帝起着构建共同心理的重要作用”(《黄帝与中华民族》)。台湾明道大学李增教授认为黄老之道，“以《老子》之道为先，《黄帝四经》在后，老子之道着重在玄虚，《四经》之道在落实”，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黄老之道比较与对中华民族精神之贡献》)。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认为秦汉是中国中古政治信仰的创立期，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政治信仰从实到虚以及与政治理性的密切联系(《秦汉政治信仰建设及启示》)。

四、关于中华文化

研讨会对中华文化的丰富性、深刻性、现代性也作了充分揭示，特别勾勒了中华文化 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方面的积极意义。

关于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张岂之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复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缺一不可。经济上的贫困，人民生活如果没有持续的提高，没有普遍的富裕，就无力支撑民族的发展。而单纯经济上的提升，没有政治和文化与之协调发展，也无力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主张将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考察，突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新时期弘扬中华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主轴是精神文明，包括中华文化的特有精神内涵和当代人对待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取向(《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成人”之学，教育人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以“修身”为中心的“成人”学说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也是儒学的生命力与现代性所在(《儒家学说的实践性格》)；他在学术发言中深入分析了古代祭天礼所体现的丰富文化内涵，包括报本观念、效法和遵循天道的意识、以天德要求自己的以德配天思想，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与人道关系问题做了新的阐发。西安交通大学钟明善教授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有两个主要观念，即阴阳对立统一观念、易和变观念，并且体现在书法艺术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艺术》)。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认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是道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在现代社会尤具特殊意义”，主要体现为以平等、主体、至上的原则珍视、安顿、关怀生命，既重视现实的形体生命，又主张回归自然，保持精神生命的自由，以获得生命的圆满与超越(《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

关于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变异性和稳定性的基本属性，是“由众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汉族与其他古今众多少数民族长期文化交融的结果”，构建和弘扬现代中华文化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保护中华文化(包括构成其基础的各个民族传统多元文化)，合理地、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中华文化中各民族多元文化的遗产，推动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相互关系问题。赵馥洁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是弘扬中华文化，特别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所蕴涵的优秀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应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根据和基础；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其中优良的精神文化的升华和重新构建”，中华文化发展、创新的过程即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价值，认为在黄帝时代就已有“天人和谐论”的萌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掘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蕴藏的丰富的保护自然、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结合历史地理的变迁讨论了环境生态破坏等问题，强调生态文明是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确立俭朴节约的生态伦理观与生活习俗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途径。建设生态文明也是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保障和内容(《从天人和谐论到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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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自身特性：

1.1、传播性

文化的传播性是文化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中得以深远长存的主要特性。尤其对于中国文化的辐射范围更是遍及亚洲各个民族，其深远影响力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一大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1.2、独特性

“中华文化是具有独特属性的文化，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正是他的核心优势，是其软实力和竞争力所在，也是对外的标志符号和名片。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即是由于其独特性。文化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文化符号上。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在中华文化所有表征之中，儒家文化是集大成者，历经先秦原儒、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贯穿了中华文化历史的整条脉络；同时儒家文化的传播之广，上达天子，下至庶黎，波及全国，远及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符号，是中国文化对外的一张名片。中华民族的文化内容的独特性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是其之所以存在的基础。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主体，其文化内涵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1.3兼容性

“中华文化传承之中的兼容性特征要求我们开放、开发、兼容的胸怀来传承文化。开放并取、兼容并蓄促进了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合理内容的吸收，使中华文化具有“源头活水”，最终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文化的兼容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就经历了和儒家道家文化长期交锋的过程。为此还产生过“三武灭佛”的事件，但随着两者交锋、交流最终达到了交融，宋代以来的理学也就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成为新儒家的代表。

二、非文化因素影响

除了文化本身具备的特性因素外，本族文化要想达到同化异族文化的目的，必须要以文化传播为手段。在我国古代交通信息网络没有建立的落后条件下，政府的对外贸易和文化政策对于本族文化接收和同化外族文化是一种极其主要的外来作用力。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许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中国文化的特色同化现象

在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性前提下，使其拥有了强大而深邃的同化能力。而其中的同化方式也是独特而强悍的。形象的说，这种同化方式，凭借着中国文化精深而博大的优越性，呈现出一种吞噬性的文化同化形式。中国，对于外来异族文化，基本循行着将其本土化，再将其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的套路。中国古代的宗教体系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强势性文化现象。

“由于几大教派杂处，互相融合，使中国的神仙体系是显得相当复杂。小小的天庭容纳了道家中部分仙真、佛家中部分菩萨以及儒家中部分人间的著名人物，像道家的真武大帝，东华帝君等，佛家的四大天王、地藏菩萨等。儒家推荐的许多人间著名人物也被纳入天庭政府，如关羽、魏征、包拯等。可谓集中国几大之大成。可以说，天庭职位的设立，是儒释道三家在中国本土经由共同创改而充分融合妥协的产物。”

其中，除却儒道两家属于本土自产自销的宗学外，该综合体系的形成更是以佛家的中国化为基础前提。总而言之，这种混合文化体系与同化文化现象，无不彰显着中国文化的强势特性。

四、中国同化文化古今差异

4.1、古代的主动同化形式

在古代，作为四大文明地区的中国在文化起点上就高于东亚各国，于是中国文化在其自身同化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由本族人群主导文化更新。作为先进国家的中国，自然拥有让世界各国趋之若鹜的先进文明。这种强大的吸引力使中国文化在古代一直以主动同化的形式强势发展。“西汉末年，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由于佛教是一个外来的完整的宗教体系，其中不少内容，汉语字库里难以找出恰当、吻合的书写形式来表现。”为了适应这一情况，人们开始渐渐的将佛教本土同化，并融入自身传统文化当中，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而后来，这种中国化的佛学被中国以强势性的主动同化方式经由多种渠道传播到东亚各国。

4.2、现代的被动同化形式

在现代，西方文化一起自身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崛起，这种可以高速促进经济增长的文化被视为一种更加先进的文化。于是中国为了壮大经济实力和调动生产力，开始去粗取精的接触和采纳外来的西方文化。但是在经济得以腾飞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渐渐由主动同化向被动同化转变。摩登文化开始侵袭中国，而中国却还一直对外宣扬着孔子学说。现代中国如果只能借祖先的文明壮大自身软实力，无疑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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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骨文到青铜器，从铭文到小篆，从草书到楷书，从现在起，我们离不开对中国象形文字的解读和运用。汉字可以分为现代人物和古代人物。这个分水岭的特点是汉代汉字的官方变化。此外“汉字”这个名字也是在汉朝确定的。从那时起，所有华夏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听到这个词都会情不自禁地涌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六书》中汉字的形成也源于象形文字。对许慎《说文解字》中许多人物的解读不仅是人物的意义，而且为我们理解先秦社会文化提供了一条途径。因此，汉字的表意文字特点使汉字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可读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汉字逐渐发展为表意拼音文字，但汉字的注释往往是暂时借用的，因为汉字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汉字的大多数单词或语素是单音节的。随着现代汉语双音节文字的发展，汉字的单音节意义和双音节意义变化不大。第二，汉字是重字，不怕读音的差异。在汉字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几千年来汉字的物理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言对同一个汉字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并不影响词义的统一。即使在

对传统文本的理解中，某些方言的发音也会比现代汉语更接近古代的发音。例如，“濯如芙蕖出绿波”一句中的绿色单词读作“鲁”（曲声）。不同的发音并不影响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和感受。中国幅员辽阔，方言发音千差万别，但它能写出同样的单词。我们可以直接阅读不同方言地区的文献，了解甲骨文、二十四部历史、唐宋诗和明清小说。汉字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等人创造了拼音方案，根据国际拼音字母表和拉丁字母拼音拼写汉字，并在将汉字转换为音节字符方面毫不动摇。拼音有很好的辅助帮助作用人们最好拼写汉字的声音。

（2）方形汉字

继

对秦朝的《书同文字》的政治规范，以及汉代对《隶变》的统一和简化之后，汉字走向了蓬勃发展的道路。汉字的结构不是单一的左右式，而是从左到右、上到下、内到外的多种方式。甲骨文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我们仍然可以直接解读日本、山、雨、天和家庭的文字。经过碑文、巴文、隶书、楷书的演变，汉字的图形特征已变为直线，但汉字广场文字的特征逐渐增强，汉字笔画更加严谨，侧面部件更加固定和紧凑。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刻字和碑文，从产生到成熟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十分普遍。不用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象征“舞动的北京”借用了中国印章和书法的表达形式，这不仅是一个运动员的形象，也是汉字“文本”的字体。这张图片来自夏洛克·秦朝的小篆书。自现代汉字简化方案实施以来，省略了多余的组件笔划，极大地提高了汉字的普遍性和认受性，改善了汉字难以记忆和书写的缺点，更多的底层人士学会了阅读汉字，为中国的扫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汉字广场汉字的平衡、对称和完整性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汉字的发展和定型中。

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字体已经成为今天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书法。同时，在汉民族和中国文化中也形成了对中文文字的崇拜。书法家王羲之被誉为书圣、颜真卿、柳公权、赵孟和畹鹊鹊氖樘逡恢北煌的电源？六艺中的“书”是汉字的书写能力。由于广场人物笔直、性格稳定的特点，中华民族追求正直、忠诚、和平稳定的生活与汉字广场人物的特点密不可分。因此，汉字方格的独特魅力不仅是汉字的特点，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内核。

。无论在哪个时期，在社会动荡和外来民族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都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坚守自己的文化初衷，吸收和容纳外来文化，体现文化的包容性。在元朝、蒙古和民族统治中国，满族在清朝统治中国。当时，蒙古语和满族语并没有成为共同语言。统治者积极倡导学习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百家争鸣，到汉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到唐宋以后以四书五经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以及现代汉学的兴起。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文化对学者的重要性以及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历代的风风雨雨孕育了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也创造了延续数千年的较为成熟的汉字发展形式。然而，由于音节的攻击，现代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文字的大国和文化的影响，如中日本强行推行日语学习在，汉字吸收了其中的一些文字，形成了一个新的汉字，这使得汉字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汉字和中华民族是血肉相连的。中华文化的延续性为汉字的不断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基础和成长环境。汉字为中华文化的延续和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汉字已经成为维系全球华人的主要纽带。历史上的帝王们一直没有找到，但他们统治世界的政治思想为中华文化和汉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统一包含两个重要基础：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统一的领土。今天，“统一民族战线”仍然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秦朝嬴政统一了世界，建立了秦朝。卡尔与书同文同轨的政治制度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秦朝以来统一的政治和思想体系导致了汉字的统一和规范化发展。在强大的官制驱动下，汉字不断演变出适应时展的字体形式。从宫廷贵族的祭坛到平民百姓的生活，在汉字的帮助下，许多贫穷的儒家学者可以从政，展示自己的雄心壮志，报效国家。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和大一统深深地印在我们国家的生活中。统治世界的国王和普通民众都是希望国家领土统一和稳定生活的政治理想。统一的政治统治也促进了汉语向前发展的趋势回顾过去，开拓未来。夏商周的著作可以通过甲骨文来证实。当王子们争夺霸权时，同一个词在不同的附庸国之间被写得不同。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后，书籍和文字的政治手段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为了简化汉字，李斯创造了一种新的字体小篆，将汉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随着秦朝的，汉武帝建立的西汉王朝走上了历史舞台，将文本确立为“汉字”，儒家思想确立为统治思想。离书使汉字从古代汉字发展到现代汉字，奠定了汉字的书写形式和审美意义。北魏政权建立后，围脖楷体更接近成熟的汉字系统。唐朝气度恢宏、政治开放、草书、行书、楷书等书法字体繁盛流传至今。可以看出，汉字的每一次重大演变都是建立在统一的政治制度基础上的。中国领土的封闭和稳定也是建立统一帝国的基本条件。这也反映了汉字随着一个统一国家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和思想中独立成长并趋于成熟。统一的政治思想是历经五千年沧桑的汉字的生命力，也是汉字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

。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等其他古代文明早已灭绝。汉字和中国一样，经历了风雨的洗礼，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中华文明与汉语保持着连续的联系，深深扎根于于华夏儿童的血液中。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汉字之一。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等字体在历史文化长河中熠熠生辉。汉字经历了这些字体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这背后的原因是离不开汉字的核心，包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汉字不仅是文字符号，而且代表着中华的历史和文化。对铜刻文字和碑林石碑文字的解读，都反映了中国人重视传承的人格特征。我们的祖先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们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场景再现给后代，将自己的精神文化留给后代。汉字在古代历史上经历了佛教文化的巨大影响。面对如此强大的思想和文字碰撞，中国人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继承汉字的发展，吸收外来文化文字的内容。“一刹那”和“蒂芙尼早餐”等词是汉字从梵语文字吸收并转换成汉字的词。古代中国的权力意识继续延续到，汉字也随着古代中国的繁荣而延续。外来字对汉字的影响不大。汉字不仅存在于文人的书画生活中，也存在于汉字。春节贴对联，清明祭祖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传统的节日祭祀仪式、诗歌和赋都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字崇拜意识。他们已经融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字的发展历史悠久。从贾湖遗址到几千年的沧桑，汉字依然以崭新的姿态在世界汉字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芒。从最初的象形文字到今天的抽象符号字符。汉字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形成了一条连续的直线。汉字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是因为汉字是一个稳定的表意文字。从外部原因来看，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过错。中国文化与汉字是血肉相连、相辅相成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与地域的统一，为历代汉字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汉字的出现的基础上不断成熟。中国在古代是世界大国。汉字可以继续保持中国的实力直到今天。中国人民非常重视历史传承和传统节日，将汉字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汉字史与中华文明史有着深刻的关系。分析这些原因，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汉字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国力。

篇7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经过了上下五千年的发展、沉淀并且传承下来的珍贵财产，它一方面是值得我国公民自豪的文化，另一方面更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而文化与传播从始至终都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作是文化传播的过程。

文化传播可以被划分为内部传播和对外传播两个方面。内部传播是指拥有本质相同的文化群里之间的互动；对外传播则是指拥有本质不相同的文化群里之间的互动。对内传播，可以让本民族本群里的同质文化产生互动与融合，由于该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群体组成较为一致，因此在传播过程中亦较为容易被受传者所接受，因而使得文化得以代代传承与发展。对外传播，由于群体组成差异性较大，每一群体受到的社会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等都不同，因此在进行文化传播时，容易遭受到文化的冲突以及传播障碍，并不利于文化的对外传播。

因此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部传播过程中，能够实现民族的认同感与文化传承，而对外传播上，不仅仅只是文化输出，更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传播内容进行重新筛选，选择适合的文化对外传播，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选择不同的传播策略与手段，运用科学的传播渠道与媒介，以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而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交流与碰撞的过程，更是一种完善自身文化发展的过程。

（二） 文化传播有助于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尽管我国拥有着令我们引以为傲的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却并未能充分被利用起来，并对外进行传播。这也导致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并不对等。于此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也导致了世界上一些对我国文化不了解的国家，对我们产生抵触思想。《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明观之分析》一书的作者，雷蒙・道森，曾在这本书里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有时是富裕的、先进的、美好和诚实的；有时却又是愚昧的、可怜的、虽弱和狡猾的。”其实，中国一直都是和谐的、友爱的、文明开放的。国际社会对中国错误的理解，直接导致了我国的世界形象的塑造，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进程造成了阻碍。

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更主要的还是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帮助外界对我国文化有一个更好地了解，并深刻意识到我国崇尚和平与和谐，并通过这一途径，在国际社会营造我国良好的形象。

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提升软实力，都可以通过对本身优秀文化的借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从而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并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上的认同与包容。而我国的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当中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具备了独特的文化元素以及丰富的内涵，更应该努力去把它传播出去，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从而加强我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提高我国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展现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三） 文化传播有助于实现先进文化普世价值、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对外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就在于加快中国优秀文化普世价值的实现步伐，进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华文化在向世界输出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将是多种文化与文明的碰撞，相互冲突与融合。从历史经验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源于文明间的歧视，即自认为处于文化主导地位并拥有强大民族优越感的族群，为实现某种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而与其自身原有的文化发展路线相背离，进而产生对外欲望膨胀和霸权扩张行为。所以说其本质并不是“文明的冲突”。当处于某种文明里的人群执意将自己族群的文明冠以普世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时，其他民族或国家文化为了捍卫与抵御文化入侵，流血牺牲也就变成一件在过于正常的行为了。

因此霸权文化的传播只基于霸主国家自身对其文化的认同，不能代表全世界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中，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努力提升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积极向外传播本民族传统文化，以此来提升整个世界对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并增强本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这种背景下，只有真正优秀的、基于民族文化平等观念传播的文化才更容易实现其普世价值。而一个具备普世价值的文化应该是和谐、友爱、平等的。

因为中华文明积极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和”字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中国文化里常说的“以和为贵”传播的便是一种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相互包容的思想。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理念，它肯定了文化包容性与统一性的同时，也更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中的包容、博爱、奉献、变通等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思想内涵。这些正是中华文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世界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今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仅用它宽和包容的胸怀与的理念化解了诸多矛盾冲突，源源不断地为世界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动力。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所以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是全世界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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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大型、严肃、端庄的纪录片已经成为一些有抱负的当代电视人的艺术追求。近年来,我们看到了《江南》《晋商》《徽州》《圆明园》《大国崛起》《中国记忆》《故宫》等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包括刚刚制作完成的《闽商》,在纪实性的基础上具有颇高的审美性和艺术性,不论是解说词还是画面感又或者是电脑特技运用,都给观众以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心灵震憾力,这些特别的影像书写成为我们探索和认识中华文明的新途径。《闽商》等创作实践说明,电视也是可以作为记忆而存在的,不仅是记忆的载体,而是记忆本身。

五集历史文献片《闽商》是对闽商文化具有文献意义的一部作品。主创人员以现代国际眼光重新审视历史,充分吸收全球学术界对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对世界物产交流、文明融合上的研究成果,用丰富翔实的史据、实物和文字记录,以及民间传说等支撑起独特的闽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系统地反映了福建商人的奋斗史,实现了对中国商业文化的一种新的历史表达。该片通过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位位闽商形象、一段段闽商故事解读闽商精神,解读中华文明的海洋气质,带领观众了解不同于晋商、徽商、浙商的福建商人和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例如,欧洲人的航海在十六世纪后陆续突破大西洋的局限、与亚洲在太平洋上相遇,并由此拉开了人类全球化活动的重要序幕。那时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以区域的文明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台湾、下南洋、走西洋、去东洋,代表亚洲之中国继续参与世界文化与经济的大循环。同时福建海商持续、大规模的海洋活动造成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迁播,欧洲老殖民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东印度公司在进入东方之后,遇到的并非当地的原住民,而是讲着“福建话”的中国商人,因此,福建商人、福建话与福建的其它因素一道构成了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第一扇窗口。那些中国人(福建人)在海外的传奇虽然在中国的汉语典籍中没有记载,却在欧洲人的图书馆、海关资料中得以保留。从这个层面上看,《闽商》是对破除“欧洲文明中心论”,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巨大贡献的一部有价值的作品。

福建人经商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且是惟一延续至今的商帮,究其原因就在于闽商所代表的中国海洋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开拓性。《闽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闽商是中国商人的杰出代表,他们创造并利用“福船”,征服了海洋,开辟新航线,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建立了世界范围的商业圈;他们闯荡世界,业绩卓著,但从来没有领土诉求,更无文化侵略,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使者;他们推动物流发展,促进文化交流,致富不忘回报祖国、回报家乡、回馈桑梓,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践行者。他们创造的闽商精神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今天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本土资源,闽商所具有的海洋文明基因,是中国和平崛起不可或缺的软实力之一。《闽商》以全新的视角、独特的构思,流畅而生动地诠释了闽商文化、闽文化、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它将历史发现与当代生活相结合,将影像再现与真实记录相结合,将社会表象与生活细节相结合,将主题呈现与现实关照相结合,加上精致的画面、多种艺术手段的运用,都使这部纪录片成为近期电视作品中的又一部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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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带来各国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在这场多元文化交流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面临着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全面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整合与重构强势，吸纳、融合外来优秀文化，并与之形成互补的传播态势，对赶超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经济一体化中多元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契机

全球化现象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也是科学与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经济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极为密切，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快的时候，各种文化也呈现出全球化交流的趋势，为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交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主要表现在：

1.　经济一体化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时，对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联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他们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各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而且在文化上，精神生产也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强，而走向世界。文化作为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在全球化经济格局形成之时，也促使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传播和互补成为可能。由于中国已宣布在年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中国选择了加入全球化经济运行轨道的发展战略，中华优秀民族文化需要走向世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也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与参与。随着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扩大，文化交流也必然加强和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不仅带来商品流通，也会在观念、法制、文化及管理等方面创造更加广泛的交流机会。

2.　高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构筑了良好的技术平台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卫星通讯技术、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高速交通运输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报纸、期刊、广播、影视等大众传媒的进一步普及，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在缩短，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加强，尤其是以全球信息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彼此依存、不可分离和相互联动的信息系统，成为新世纪各国文化交流的技术平台。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传播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中的人性涵养和道德追求，为解决战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能源和人口危机、贫富差异、腐败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评判标准，成为解决当今人类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3.　相对稳定和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改革开放20年，我国始终坚持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正常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妥善处理了同周边国家、西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合作，建立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传播与交流争取到了有利的外部空间。

4.　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的多元化源于文化的民族特征。各国不同的文化是由自己民族本体所创造的，体现着本民族的本质和特点。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形成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与互补的落差和传播空间，使得民族性越突出的文化，越容易走向世界。因此，离开了文化的民族性，也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根基，也就没有文化的多元化。同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也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这又为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动力源泉，不同民族渴求了解异域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为满足这种渴望和追求，使得世界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相互传播与交流成为可能，也使各国不同民族文化中有“一部分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即非民族的文化”。②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完全可以作为全球共享文化，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得以广泛传播。

二、中西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当代走向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当今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之一，其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对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也赢得了中华文明融入现代价值体系，为全人类更为健全的现代化特征作出自己独特贡献的机会。同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及其民族特质，在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精神营养。举其大端，中西不同文化可以在以下方面形成传播与互补，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

1.　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宇宙观与西方“人类中心论”的个体宇宙观的对比。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与人的和谐，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两者是统一体。所谓“仁者与万物同体”，“天人感应”，是儒家哲学所追求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儒家哲学所崇尚的一体性系统宇宙观念的核心所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是人与自然具有统一的法则，其变化规律是有其内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同生共处，和谐相处。

这种哲学观对当今由科学与技术加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具有极现实的指导意义。以西方“人是自然的主宰”和“征服自然”为核心的天人对立宇宙观，是西方工业文明以来，造成世界性生存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之一。在科学与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的理念下，人类已经逼近地球的资源极限和人类的生存极限，使改造自然的科学与技术造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表现在发展工业中，大规模开采，导致资源耗竭；破坏植被，导致全球沙漠化扩大；可燃性气体作为能源消耗，造成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使地球变暖；大规模营造人工岛屿、公路和水库，改变局部生态平衡，导致气候异常；人口呈爆炸性增长趋势，使资源更为紧短，垃圾处理也成了全球化的问题；甚至最近美国科学家要靠人工力量改变地球的运行轨道，使地球变冷等。④上述人类的破坏性、自杀性开发地球资源的行为，究其哲学思想根源，可以说是非整体化宇宙观所致。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既使科学家可以改变地球运行轨道，但整个太阳系和银河系也会受到影响，届时，宇宙天体运行规律也将产生更大的报复性反馈。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哲学观，自然引起西方学者的推崇，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已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堡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⑤

2.　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文化内涵与西方“注重冲突和竞争”的精神形成互补。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是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基础和前题。这种文化内涵和中华民族自身宽容大度与吸纳异域文化的心态有着密切关系。中华民族长期依附于封建的小农经济的田间劳作上，少有迁徙变更，文化心态上有着宽厚淳朴与和谐统一的人生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亲和与凝聚，的意识浓烈，因此，对外来文化，无论是不同的宗教信仰，还是百家学术争鸣，甚至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文化也能包纳，并在经过短暂的碰撞与冲突后，使其平和地融入本土文化中。可以说华夏文明这样的包容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绝不像西方那样，不同宗教之间始终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与斗争。”⑥这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态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弹性、开放的文化认同感和封建帝国国力强盛产生的包容大气有直接关系。这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是完全一致的。在全球化文明与文化冲突中，不无借鉴意义。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中国文化的力量真是无比宏大。因为它总是能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再把它们‘中国化’”。“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超越时空的影响力”。⑦

在西方文化中，赫拉克利特把对立视为美的根源，狄德罗和黑格尔重视冲突，叔本华和尼采欣赏的是绝望和毁灭。“就审美风格而言，西方人更欣赏由剧烈的冲突、喷发的激情、残酷的结局所构成的趋于崇高的悲剧美。”（时统宇，1985）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均衡、中庸和怨而不怒的审美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圣洁所铸造的大团圆式结局和喜剧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新世纪全球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之间可以通过传播形成互补。

3.　中华民族积极主动的开放意识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与西方文明中征服心理、超克争胜的现代精神形成对比。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开放意识的民族。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在古代交通极其不便和物质生活相当贫乏的条件下，我国古代的使臣、僧侣、商人和旅行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积极的探索精神，走沙漠、踏雪山、越重洋，不仅开辟和扩大了古代中国的地理交通，尤为重要的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在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同时，广泛传播了中华文明和文化，进行了最早的跨地域、跨文化的信息传播。

从地理座标上分析，走访东方各国的有唐代的鉴真和尚和北宋的徐兢。奉旨出使高丽（朝鲜半岛）的徐兢率庞大的使团，东渡朝鲜记载下整个航程使用指南针导航的情况，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用指南针导航的完整记录。走访南亚诸国的有，三国时期孙权派朱应、康泰对扶南（柬埔寨）的官方回访，他们分别写下《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最早介绍柬埔寨有关情况的珍贵文献。另有东晋僧人法显在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与同伴四人从长安出发，去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求戒律。归来后，他写成《佛国记》，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比较详细记录古代中亚、南亚、南海地理、风俗的著作，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走访西方各国的有，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冒着生命危险，途经甘肃、新疆、中亚和阿富汗等地，终于到达印度。历经19年后回到长安，带回经论657部。他写成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138多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概况，是研究中亚、南亚和部分西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新闻实录，为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元代的周达观和汪大渊，分别远行到柬埔寨和非洲的桑给巴尔。还有明代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等等。他们不仅是中外地理交通的开拓者

和思想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游记和著录还弥补了外国历史的记载不足。印度历史学家阿理认为：“如果没有法显、玄奘、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⑧国际东南亚史学权威、英国学者霍尔说过：“要获得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⑨ 西方文化同样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开放意识，然而，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西方的探索精神中包涵强烈的征服欲，开放意识中带有浓厚的功利性。在今天，这种西方文化面临着人神对立、文明冲突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困扰，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以期寻找摆脱窘境的路径。这已经成为新世纪对人类发展富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4.　中华文化的“大国小家”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观与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的对比。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在国家与小家、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主张无私奉献精神；在个人自身的修养上，重情、重义、重德、重义务、重理想和重集体，表现了强烈的牺牲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更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气节的真实写照。这些文化内涵，在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包含了许多积极因素。

在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以注重自我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中华文化注重集体和国家的奉献精神，可以给西方现代伦理价值观克服自身弊端以启发和借鉴。

此外，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和创造精神；崇尚道德情操，和见利思义的高尚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扶困、舍已为人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以及人贵物贱、重人轻神的人文价值观念，对克服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无疑具有特殊的“医治”作用。无怪乎西方科学家和有识之士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⑾汤因比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兼爱思想学说，是医治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药。他指出，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⑿

三、正视挑战，强化传播与互补意识，创造新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要以辩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清精华与糟粕。尤其要以历史的眼光、创新的理念和全球的视野，对不同文化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列宁曾经指出，每一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重人文、轻宗教，鼓励独立人格，主张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也有不少消极落后和负面的惰性因素。特别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中受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影响产生的惰性与保守，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观念中压抑人性、抵制科学与民主的一面，都是影响和制约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我们只有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摒弃腐朽传统，在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注意处理以下几种关系：

1.　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目前，对全球化中文化的发展有两种流行观点：一种是，经济全球化将导致民族文化消失，代之以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倾向；另一种是，将全球化视为全世界西化的过程，并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实质上，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同民族经济利益的重组或再分配，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目前，从欧共体各成员国与美国的严重利益冲突和文化碰撞中可见一斑。其次，实现现代化并不是仅有西方文化一条路径。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繁荣并快速走上现代化的事实证明，东方文化优良传统一旦与西方优秀文化相融合，并以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是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可见，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独特个性与全人类共同的统一体。“在世界交往中得到充分发展的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内在——引者注）规定。在这个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⒀

确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为特色，吸收一切有积极作用的外来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2.　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关系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消除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经济利益矛盾甚至还会加剧不同文化间的摩擦。在新世纪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面前，是加剧它的冲突，还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最终走向融合，这不仅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主题，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和平与发展”这个人类最大的问题层面上思考，经济全球化将催化一种世界文化新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这一新的多元格局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部分加以排除，充分吸收其他文化传统中对当今社会有价值的内容，整合外来文化，更新自身文化，以适应21世纪世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的发展趋势。

3.　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和态度。它包括尊重理性、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宽容开放、严谨认真、敢于怀疑、无私奉献和批判创新等精神内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学精神可以分为近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和当代科学精神等三种形态。每一种科学精神均建立在一定科学发现基础之上。如近代科学精神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其特点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离异性。现代科学精神是以原子物理学、生物工程和光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的，其特点是在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承认它们是交融和联系的，二者的地位是同等的。而当代科学精神是高扬人文精神以消弥科学精神，其特点是，一切科学活动和技术进步均应以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与进步为核心。可见，高扬人文精神是当今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责任和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它可以分为西方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人文精神三大类型。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不可或缺的两种方法，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才能更全面，实践活动才能更自觉。⒂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赶上西方国家的先进水平，就要全面普及科学知识，大力发展科学与技术。但目前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的技术价值和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使人们走向了极端，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避免这种科学主义的消极影响和错误认识，防止中国现代化建设误入科学主义歧途，必须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是因为，人文精神主张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西方人文精神基础上，摒弃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成分，提倡真理与道德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伦理与实际需要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它既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又在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糟粕内容。在今天，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奔向现实化的征途上，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物质享乐与精神追求的关系，将使国人难以摆脱物欲的诱惑与支配，变成物质的附属物和“经济动物”，就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只有在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借鉴吸收西方人文精神中的精华部分，才能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的人文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和优秀文化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在经济一体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不同文化间从冲突、碰撞走向融汇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应弘扬自身的文化整合与重构强势，摒弃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和夜郎自大、自我封闭的“盆地意识”，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实践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技术与人性的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在全球化背景和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倪力亚《以新的积极姿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8期第92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

③　《老子·二十五章》。

④　《今晚报》2001年8月4日《今晚周刊》专版。

⑤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　徐亲知、史亚非《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性》，载《大庆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50－51页。

⑦　《光明日报》1993年12月7日第2版。

⑧　耿引曾《古代中国的越境旅行家》，参见《中华文化讲座丛书》第一集，第182页，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　同⑧。

⑩　《礼记·大学》。

⑾　顾冠华《中国传统文化论略》，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第3页。

⑿　同⑾。

篇10

【Abstract】Along with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the mass culture’s development， people's value orientation and aesthetic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is increasing in constant. As one of the main form of urban public cultural activitiesthe mass dance is advantageous to the prosperity of mass culture， promote the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From a regional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exploring how to blend in minnan region culture elements in the d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ways to the danc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ance through the paper expounds caus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culture， while inheriting regional cultur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reating dance workers.

【key words】regional culture； mass dance； the plait. application

1、问题的提出

舞蹈作为一种表演性艺术，其创作具有一个非常广阔的自由空间。群众舞蹈是以群众为主体的，在群众中进行的、并以群众自我娱乐为主要目的的舞蹈活动。群众自己掌握和应用舞蹈的手段，通过舞蹈艺术的创造和传播来表现群众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群众舞蹈和其他群众文化一样起源于劳动和人类特有的精神生活需求[1]。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舞蹈在内容上日益丰富，形式上多姿多彩、多方面地反映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情感及审美需求。因此，群众性的舞蹈活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群众舞蹈创作中，不仅应该忠实于生活，更应该大胆吸取地域文化元素，加上自己的创造性努力，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闽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统一性、乡土情谊、家族本位和崇儒重德等典型特征，在闽南文化中都有体现。闽南文化不仅包含了崇儒拜祖、家族经济、乡土情怀、习俗传承、自强不息等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而且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本文从地域文化视角出发，探索在群众舞蹈创编中如何融入闽南地域文化元素，提出了群众舞蹈创编的有效途径，以使群众舞蹈更具地域特色，同时又能够对推动全民健身、增强民族情感，对民族艺术和地域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的传承与保护发挥积极作用。

2、闽南文化概述

2.1 历史渊源

闽南民系族群是古代中原汉人多批次大规模入闽，并与当地闽越遗民逐渐融合而成的。从中原带来的黄土文化，与闽越人“善舟船”的海洋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闽南文化的基础。闽南文化发源于福建泉州地区，逐步向漳州地区、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台湾地区及海南地区扩展；并且随着闽南人的足迹，沿着江河海岸延伸至广西平南玉林地区、浙江平阳地区、东南亚港澳地区，以及内陆的江西上饶周边地区、江苏宜兴以及本省的闽北、闽东和闽中个别地方。宋元时期，频繁的对外交流，使闽南文化又融合了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和南洋文化。近代以来，闽南文化继续接纳西方异质文化，不断获得更新和发展。闽南文化如同一个雪球，顺着历史的轨道滚动，不断壮大、发展与成熟。因此，闽南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又是世界性的。

2.2 精神内涵

闽南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民间艺术戏剧、传统的建筑风格、民俗传统、闽南方言、民间信仰、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体育竞技、地方精神和文学等。闽南文化有着诸如多元性、开拓性、务实性、包容性、奇异性等特点[2]，具有重乡崇祖的生活哲学、爱拼敢赢的精神气质、重义求利的价值观念和山海交融的行为模式等精神内涵，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2.3 传承意义

在中华大文化里，闽南文化只是众多的子文化之一，但对于从这里走向世界的众多闽南华人来说，闽南文化是传承了其文化之根的记忆，是长久被储存在已经远离了这块土地的游子对家乡的记忆。当前，在群众艺术当中弘扬闽南文化，既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广泛联系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建设美好家园、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需要，因此在群众艺术的创编当中融入闽南地域文化元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