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我国当前已经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阶段，同时我国也处于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阶段。在这“四化”中“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最为艰巨，尤其是对我国经济不发达西部地区的省份来说，农业现代化发展更为关键。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是全国唯一以山地为主的农业省份，又是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廖婧琳等，2008）。贵州农业生态脆弱，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农业人口所占比例较高。贵州农业一直处于薄弱状况，2011年贵州农林牧渔业产值为1165.5亿元，仅占全国总产值的1.43%，与周边省份相比，明显低于四川、湖南、广西、云南和重庆。推动贵州农业现代化发展，有助于促进农业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型、改善农村村容村貌、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在县域经济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文红，2009），加快贵州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任务更加紧迫。

贵州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

为了科学准确评价贵州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应当选有一套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拟根据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指标按照严密的逻辑性构建一个指标体系。成熟的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较多，例如国际上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内学者蒋和平等（2009）。有些学者研究发现，荷兰、以色列等农业生产条件并不理想的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升都有效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刘晓燕，2009）。还有学者研究发现资本投入、科技进步、政策与自然灾害等因素对农业经济波动起到直接影响，而农村居民收入、农业贷款、市场价格与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经济波动的间接影响因素。本文设计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就业占比、每亩机械总动力、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贵州农业现代化不同年份不同指标的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一般一个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就意味着该地区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贵州省2011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5701.84元人民币，2006-2011年平均每年为3833.56美元，差距还很大。

农民人均纯收入。该指标直接反映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回报。2011年贵州农民纯收入为4145.35元，没有超过3000元，贵州农民纯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效率。2011年贵州劳动生产率为5623.36元/人，从2006年到2011年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2011年比2006年增长1.02倍，但是2006-2011年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仍然没有突破5000元/人，仅为4106.04元/人，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

土地生产率。衡量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为土地生产率，计算公式为农业总产值/耕地面积。2011年贵州土地生产率达到2489.41元/亩，2006-2011年平均每年土地生产率为1866.05元/亩，仍然没有突破2000元/亩，土地生产率相对较低。

农产品加工率。农产品加工率可以反映农业生产出的产品转化、加工的程度。其计算公式等于农副产品加工产值/农业总产值，该比率越大，农产品加工率则越高，说明农产品加工的程度越高。2011年农产品加工率达到22.38%，从2006年至2011年，农产品加工率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2006-2011年平均每年的农产品加工率为14%。

农业机械化率。机械化率是衡量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按照每亩耕地上使用的机械总动力数进行计算，即贵州全省机械总动力/全省耕地面积。2006年每亩耕地使用的机械总动力为0.46千瓦，2011年每亩耕地使用机械总动力为0.70千瓦。

农村劳动力就业率。农业劳动力就业能衡量农业劳动有效投入的情况。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说明农业有效劳动投入不断减少，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率等于乡村劳动力就业数量/全社会就业人数。2006年贵州农村劳动力就业率为75.48%，2011年下降至69%。2006-2011年贵州农村劳动力就业率平均为72%。

综上各项指标可以看出，贵州农业现代化发展总体相对缓慢，发展还存在较大的潜力。

贵州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

从表2可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贵阳市以3.56万元/人水平、人均纯收入水平处于首位，说明贵阳市农业现代化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背景。农村劳动力就业来看，黔西南州农业就业比例所占最高，为63%，其次为六盘水市和安顺市。其他各地农业就业比例均在60%以下，其中贵阳市和毕节市就业比例都在52%。农业机械化方面而言，贵阳市、六盘水市、黔南州、铜仁市的机械化水平较高，每亩农业机械总动力都在0.9千瓦/亩以上，而遵义市、毕节市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不足0.5千瓦/亩，其他各个地级市的机械化程度在0.5-0.9千瓦/亩之间。从土地生产率看，贵阳土地生产率最高，每亩土地产值超过4000元，其次为铜仁市，每亩土地产值超过3000元，除了六盘水市每亩土地产值低于2000元之外，其他各个地级市的土地生产率都在2000元/亩以上。从劳动生产率来看，贵阳劳动生产率最高，每人农业产值超过1万元，其次为遵义市和铜仁市。六盘水市和安顺市的劳动生产率较低，每人农业产值都在4000元以下，其他各个地级市劳动生产率在4000-5000元/人之间。

为了更加准确分析贵州各个地级市农业现代化程度，本文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中的聚类分析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所谓聚类分析，指将研究对象的集合分成由类似的对象组成的多个类的分析过程。聚类分析的基本步骤包括：第一，确定相似性；第二，选择合并的计算方法；第三，确定类数。在合并的计算方法选择上，系统聚类分析是常用的聚类分析方法之一。可以根据Ward法确定类与类的距离。采用系统聚类分析Ward法对贵州不同地级市的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结果，聚类的树状图如图1所示。将聚类分类成四类，可以发现贵州农业现代化程度的差距（见表3）。第一类为贵阳。贵阳市是贵州省经济最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较好，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背景。无论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土地生产率，还是农业占就业比例，都体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的比较优势，属于综合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第二类是遵义市和毕节市。这两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处于中下水平，劳动生产率较高，但是土地生产率较低，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属于劳动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第三类是黔东南州、黔南州、铜仁市，这三个地级市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土地生产率较高，但是劳动生产率较低，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属于机械土地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第四类是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安顺市，这三个地级市农业机械化程度、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相对其他地区来说都比较低，农民人均收入不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较低，属于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地区，亟需政府扶持。

加快贵州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不难看出，贵州农业现代化发展明显存在区域差距。加快贵州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缩小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差距的过程。因此，本文从如下五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加快贵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贵州农业发展滞后的很重要原因就是科技进步贡献率不足。贵州省农业科技任务艰巨，加快科技进步的要求紧迫（张建，2010）。贵州农业生产条件差，科技改善农业生产的空间就越大。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从本文分析结果看，只有贵阳、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土地生产率相对较高，其他地区的土地生产率仍然偏低。政府必须加强基本农田改造，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将农业不利的生产条件转变为有利的生产条件，促进农业产出率提高。

促进农民技能提高，增强劳动生产率。现代经济学已经证实，教育和培训在人力资本基本上的重要作用。实现农业现代化，已经不是代价和投入的问题，而是劳动主体转换的问题，即必须培育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钱津，2010）。从本文分析的结果看，贵阳、遵义市、毕节市的农业劳动力生产率较高，其他各个地级市劳动生产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贵州省应当对农业发展薄弱地区进行有效的财政支持，同时加强基础教育和农民生产技能培训，提高贵州农民人力资本。

逐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近年来，贵州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反映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城市的主要劳动者，供给城市就业队伍，对城镇建设发挥了积极的贡献。由此也带来农村人口减少，农村劳动力缺乏的现象。而农业机械化程度是对劳动力的一个替代。提高贵州农业机械化水平，一方面要落实国家关于促进农民购置各类农机具补贴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提高农业机械的使用率。

积极落实中央惠农政策，加强地方政府政策支持。贵州省各级政府除了严格落实国家惠农政策之外，要有针对性地结合各地发展实际，对率先能够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领域实施重点支持，促进种植业、畜牧业等具体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在贵州少数贫困和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要联合出台扶持政策，促进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增收，促进农民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做出实际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建.农业科技进步评价体系的建立及其在贵州农业的应用初探.西南农业学报，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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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7-014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18

党的十报告中首次提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要求中国农业现代化能够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起到大力支持作用，走出一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道路。然而，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于其他“三化”的发展，因此，在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均、生产效率低下，农业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等，其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表现最为突出[1-2]。准确掌握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和长期演进趋势及规律，不仅是科学制定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而且也可以为中国今后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提供翔实的理论依据。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相关话题已经成为了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国外学者主要研究了农业现代化与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3-4]。中国学者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结论，经过对已有文献的整理，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辛岭等[2]从农业投入水平、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农村可持续发展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了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而定量测算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且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周迪等[5]则在辛岭等[2]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且分析了中国2001-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演变特征。也有学者基于灰色优势分析方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趋势分析[6]。第二类：从理论上阐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夏春萍等[7]、周战强等[8]、陈锡文[9]通过对“三化”发展的现状和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需要协调统一发展；徐大伟等[10]则利用协同效应与机制设计理论，针对“三化”同步的内在机理进行了详细探讨，并且指出“三化”需要同步发展。尹成杰[11]则认为要坚持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牢牢把握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特色；也有学者认为“三化”发展须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协调”有机结合起来[12]。第三类，通过实证方法，阐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吴振明[13]在分析“三化”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三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王贝[14]对中国“三化”之间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了中国“三化”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内相互影响关系。

钟水映等：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动态演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通过分析上述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三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发展政策，而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及其演进过程，国内鲜有学者对其进行分析。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第一，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发展水平等四个维度构建了较为全面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且运用客观分析方法――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用该指数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第二，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计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同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解，从而揭示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构成及其来源；第三，运用了Markov链方法考察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内部动态演进过程。

1指标体系的构建

从多维度去识别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测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但是目前中国尚未形成相对统一和相对完整的用来衡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如辛岭等[2]，周迪等[5]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农业社会发展水平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李丽纯[6]则从收益和成本两个角度构建了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笔者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综合性、重点性、可行性、代表性、动态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同时重点参考了辛岭等[2]，周迪等[5]的研究成果。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社会发展水平、农业生态发展水平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其中，农业投入水平方面，主要从动力、水利灌溉、化肥、资金、技术人员等角度出发，选取单位耕地面积总动力数、有效灌溉面积比、单位耕地面积有效化肥施用量、劳均财政支农投入、农业技术人员比重等指标进行衡量。农业产出水平方面，主要从农业生产技术和人均收入角度出发，选取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人均GDP、农业增加值比重等指标进行衡量。农业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主要从改进农业生产、生活设施的角度出发，选取人均粮食产量、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用电量、人均住房面积、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进行考察。农业生态发展水平方面，主要从农业生态改善角度出发，选取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率、农作物病虫鼠害防治面积占比、森林病虫害防治面积占比等指标进行衡量。最终构建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水平X17森林覆盖率%X18水土流失治理率%X19农作物病虫鼠害防治面积占比%X20森林病虫害防治面积占比%2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2.1熵权综合指数法的原理与思路

熵（entropy）是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在1850年提出，其基本原理是根据各指标数据集合所提供的某种信息熵值的大小，客观地确定各指标权重的赋权方法，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主观因素在确定权重时产生的影响。熵权综合指数法的理论建模步骤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依次为建立决策矩阵、决策矩阵标准化、计算特征比重和信息熵值、定义差异系数与确定熵权以及计算综合指数。由于熵权综合指数法应用极其广泛，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方法， 详细的建模步骤读者可以参考苏静[15]一文。

2.2Dagum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

Dagum基尼系数是Dagum C在1997年提出。在考察空间非均衡问题上具有其非常独特的优势，已经有不少学者将该方法运用到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16-17]。Dagum基尼系数的定义如公式（1）所示：

G=∑kj=1∑kh=1∑nji=1∑nhr=1|yji-yhr|2μn2（1）

其中，yji（yhr）表示j（h）地区内任意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μ表示全国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n表示考察对象的总个数，k表示划分的地区数，nj（nh）表示j（h）地区内省份的个数。在计算Dagum基尼系数之前，还需要对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平均发展水平进行排序，如公式（2）所示：

Y―l≤Y―h≤…Y―j≤…Y―k（2）

按照Dagum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可以将基尼系数分解成三个部分，分别为：地区间差距的贡献Gnb，地区内差距的贡献Gw以及超变密度的贡献Gt，且满足：G=Gw+Gnb+Gt。

2.3Markov链方法

Markov链方法是通过构造Markov转移矩阵，描述各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其基本原理：Markov链是一个随机过程{X（t），t∈T}的状态空间，假设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转移概率只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i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j有关，与n无关，就可以得到时齐的Markov链[18-19]，如公式（3）所示：

P{Xn+1=j|X0=i0，X1=i1，X2=i2…，Xn-1=in-1，Xn

=i}=P{Xn+1=j|Xn=i}（3）

如果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划分为N种类型，通过Markov链就可以得到一个N×N维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转移概率矩阵P，P中任意一个元素都满足pij≥0，i j∈N，∑j∈Npij=1，i j∈N。Markov链分析过程中，重点就是求出状态转移概率矩阵P中的每一种状态转移概率pij，根据最大似然估计可以得到pij=nijni。nij表示考察期内由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i转移到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j的出现次数，ni表示第i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出现的总次数。Markov链分析当中，下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判断Markov链的平稳分布，假设Markov链中Yt为1×L的行向量，表示t时期考察变量的分布状态概率矩阵，如果满足Yt+s×Ps=Yt，则说明Markov链服从平稳分布，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Yt的稳态分布Y。

2.4数据来源与区域划分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国泰安、中经网等数据库资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为1997-2013年。截面单元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同时，考虑到分地区讨论更加具有实际意义，本文采用了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

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来源为了进一步刻画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笔者根据Dagum在1997年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分别计算出1997-201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并且进一步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进行分解，同时测算出中国三大地区的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3.1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及其演变趋势

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总体差距的演变趋势，可以发现，从1997-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变趋势。具体来看，总体差距由1997年0.244 2大幅度上升到2001年达到最大值0.282 4，而2002年开始又转为下降趋势，并且在2004年达到极小值0.253 9。随后开始上下波动，并且在2011年达到最小值为0.242 0，2013年则上升到0.254 1。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年均上升0.25%。

3.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及其演变趋势图2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及其演变趋势，从图2可以发现，在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呈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则呈下降表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趋势。具体来看，在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内差距一直呈现出上下波动趋势，由1997年0.087 1上升到2002年达到最大值0.133 1，而2002年之后，则不停的上下波动，2013年达到0.132 0。中部地区内差距波动较为明显，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由1997年的0.210 9波动上升至2001年达到最大值0.220 5，然后逐渐下降至2005年的0.141 9达到最小值，下降幅度达到33.25%。这主要是因为河南、山西、湖南等省份在1997-2005年之间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出现较大提高，与其他中部省份的差距逐渐减小。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由2006年的0.145 2小幅度上升到2013年的0.163 7（除了2008年之外）。这主要因为吉林、江西、山西等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此期间发展较慢，与其他中部省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增大，从而导致中部地区内差距有所提升。西部地区内差距变化趋势跟中部地区较为类似，其地区内差距的演变过程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7-2006年，地区内差距由1997年的0.212 6先上升至2001年达到最大值0.217 9（除了1998年之外）。随后不断下降，在2006年达到0.155 4，相比1997年而言，2006年下降幅度达到26.90%。这主要是因为宁夏、、四川等省份在1997-2006年之间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快，与其他西部省份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从而使得西部地区内差距有所下降。第二阶段从2007-2013年，西部地区内差距呈微弱的上下波动趋势，2010年达到最小值0.146 4，图2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

而2013年又上升至0.172 0。这主要是因为青海、发展水平较快，而贵州、广西等省份发展较慢，从而到导致西部地区内差距有所上升。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年均上升2.63%，而中部、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年均分别下降1.57%、1.32%。

3.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图3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从图3可以发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较为明显，从总体上来看，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其次是中西部地区间差距，而东中部地区间差距最小。

从演变过程来看，东中部地区间差距由1997年的0.177 3，波动上升至2005年的0.219 5，达到最大值，随后出现微弱的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0.191 0。东西部地区间差距由1997年的最小值0.377 0，波动上升至2007年的0.467 0达到最大值，而2007年之后，呈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0.424 3。中西部地区间差距的演变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1年，在此期间地区间差距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0.336 8上升到2001年达到最大值0.358 8，上升幅度达到6.53%。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如四川、、广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快，与中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如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慢，两者形成了一定的差距，从而导致其地区间差距有所上升。第二阶段从2002-2013年，其地区间差距出现上下波动趋势，由2002的0.343 4波动下降到2011年达到最小值0.288 6，而2013年又上升为0.306 7。这主要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提升较快，与其他中西部省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使得中西部地区间的基尼系数有所缩小。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东中部地区、东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地区间差距年均分别上升0.47%、上升0.74%、下降0.58%。

3.4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来源及其贡献率图4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来源及其贡献率。从1997-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变化不大，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具体来看，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最小。

从演变过程来看，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从1997-2013年变化非常平稳，基本维持在20%左右。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波动较为明显，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在此期间基本上呈现出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67.08%上升到2005年达到最大值81.83%。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一直呈现出微弱的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75.93%。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在考察期内，其演变趋势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由1997年的12.39%下降到2005年达到最小值1.84%。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一直呈现出

率年均上升0.78%。

4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Markov链分析结合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况，同时借鉴了周迪等[5]29做法，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划分为5种类型，其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值的 50%称为低水平省份，用类型Ⅰ表示，区间为（0，0.1]；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50%-75%之间称为中低水平省份，用类型Ⅱ表示，区间为（0.1，0.2]；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75%-125%之间称为中等水平省份，用类型Ⅲ表示，区间为（0.2，0.4]；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125%-150%之间称为中高水平省份，用类型Ⅳ表示，区间为（0.4，0.5]；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的150%称为高水平省份，用类型Ⅴ表示，区间为（0.5，1]。

表3给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转移概率计算结果，表3充分展示了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内部动态性信息。根据表3可以看出，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明显要高于非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说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之间流动性较低。具体来看，表3的第2行说明有85.71%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低水平状态，而有14.2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则上升到中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3行说明有88.19%的省区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保持仍然保持在中低水平状态，而有9.72%的省区上升到中等水平状态，并且有2.08%省份下降到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4行说明有89.7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中等水平状态，而有5.53%的省份和1.7%的省份分别上升到中高和高水平状态，并且有2.98%的省份下降到中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5行说明有69.4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中高水平状态，而有10.17%的省份上升到高水平状态，并且有20.34%的省份下降到中等水平状态。表3的第6行说明有60.87%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高水平状态，而有26.09%、13.04%的省份分别下降到中高水平状态和中等水平状态。

表4则显示了1997-2013年的初始分布和Markov链的稳态分布，根据表4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长期均衡状态将处在中等、中高、高水平状态，其中，中等水平最高，达到57.19%，其次是中低水平，达到17.52%，再次是中高水平达16.07%，而高水平、和低水平分布较少，分别为6.66%和2.56%。相对于初始分布状态而言，稳态分布中处于低水平和中低水平的省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高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6.66%，中高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16.07%，中等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18.48%达到57.19%，中低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下降了27.64%达到17.52%，而低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下降了13.57%达到2.56%。这也表明了中等以上的水平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会逐步向中等以上水平发展。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3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且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内部动态演进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1）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呈先上升、后下降演变趋势。从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则呈现出下降趋势。地区间差距是造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首要原因，并且其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波动上升趋势；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先上升、再下降的演变趋势，地区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变化较小。

（2）Markov 链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流动性较低。从整体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低水平省份将逐步减少，总体向中等、中高和高水平状态的趋势发展。针对本文实证结果，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排名最后的五个省份均分布在西部地区（分别是贵州、青海、、宁夏、甘肃）。农业现代化发展本身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东中部而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主要依靠国家和其他地区的支持。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应积极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通过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条件，进而为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

第二，加强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省区之间的协同效应。根据实证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交流与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区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中西部地区可借鉴东部地区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技术经验、管理经验来提高本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以缩小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差距，进而降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程度，最终实现全国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均衡发展。

第三，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自然条件、技术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地区要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有效发挥特色农业现代化。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加大研发投入，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集约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中部地区可以依托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优势，加强土地制度创新，适当调整土地经营政策，进而推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多样化规模经营方式。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很多农业生产难以实施，因此，西部地区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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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771054）；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团队资助项目（nwnu－kjcxgc－03－50）。

［作者简介］周鹏（1988－），男，陕西横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区域管理；通讯作者：白永平（1961－），男，江苏南京人，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区域管理。

［摘要］ 文章基于熵值法测算了2001－2012年中国31省域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重心转移和ESDA探讨其空间偏移和空间相关性，最后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研究表明：（1）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地区间差异明显，在空间上呈现从东部向西部梯度递减的趋势，同时，空间差异呈收敛态势；（2）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类型划分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重心轨迹整体上向西南方向偏移；（3）Moran＇s I值显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计量模型表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收敛情况，在对条件收敛存在的检验中发现不同因变量在不同区域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不同，其中，财政支农和交通区位对收敛的促进最显著。

［

关键词 ］ 农业现代化；空间格局；ESDA；β收敛；中国

一、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04年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的头号文件，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因此，2014年中央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2015年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再次强调“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已成为经济地理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外农业现代化进程比较及对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1－3 ］；（2）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发展水平测算 ［4－6 ］；（3）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协调性的研究、影响因素分析及其与土地变化、经济增长等关系 ［7－11 ］；（4）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12－13 ］；（5）农业现代化水平类型划分 ［14－15 ］。研究尺度从省域到地方，研究方法多采用层次分析法、耦合协调模型、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收敛性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不同地区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期内的趋同和发散情况［16 ］，目前已广泛应用在经济差异 ［17 ］、金融发展 ［18 ］、碳排放 ［19 ］、城镇化 ［20 ］等众多领域，这对探究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农业自然条件差异巨大，近年来为了促进农业稳步发展，国家采取了取消农业税、财政支农、农业补贴、利益补偿机制等诸多有利政策，那么到目前为止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存在收敛以及收敛的情况和机制如何？此方面研究显得很有必要。因此，本文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测算了2001－2012年全国31个省域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空间格局演变及相关性，最后实证分析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收敛性特征，以期为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及相关战略决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数据来源、指标体系及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

本以中国31个省域为研究对象，分析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3）、《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2－2013），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4 ］ ［12－14 ］，从四个方面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二）分析方法

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将统计学原理同图形、图表相结合对空间信息的性质进行分析、鉴别，以引导模型的结构和解法 ［21 ］，包括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具体计算方法见文献 ［22 ］。

2． 空间计量模型收敛性分析。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β收敛进行分析，其中，β收敛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绝对β收敛是指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业现代化水平落后的地区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条件β收敛是在绝对β收敛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其他影响因素，如果考虑了这些影响因素后，增长速度与初始水平仍存在负相关性，则表明该地区增长速度存在条件β收敛，可以用条件β收敛来检验绝对β收敛的稳健性。

（1）空间滞后模型

（1）

式中：yi，t为i省第t年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值；yi，T＋t为i省第T＋t年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值，T为时间跨度；α、β为待估参数，若β为负数，表明研究区域存在收敛， W为空间权重矩阵，p为空间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2）空间误差模型

（2）

式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λ为空间误差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测度

根据表1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出31个省域2001－2012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整体有了很大提升，由2001年的0．2608增长到2012年的0．4987，增长了近2倍。历年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此外，新疆也高于平均水平。由图1可知，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在空间上呈现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梯度递减的趋势。图2显示，变异系数从2001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全国、东中部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西部地区空间差异呈先下降（2001－2006）、后上升（2006－2008）、再下降（2008－2009）、又上升（2009－2010），最后一直下降的过程（2010－2012），说明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空间差异有所缩小，呈现出收敛趋势。

变异系数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演化特征 1． 类型研究。利用ArcGis9．3空间统计工具采用自然断裂点法分别将2001年、2006年和2012年中国各省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从高到低划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和低水平4类，得到空间格局特征（图略）。

以2001年为基期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空间格局，处于高水平的有北京、上海、浙江和福建，处于较高水平的有黑龙江、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广东。以上地区除黑龙江外，基本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热和灌溉条件好，人口密集、劳动力素质高、科技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处于中等水平的有吉林、内蒙古、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西、陕西、四川、重庆、宁夏、新疆，这些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商品率高，是中国众多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处于低水平的有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云贵高原为喀斯特地貌，土地贫瘠、耕地数量有限和低产田较多；青藏高原热量条件差、降水少、交通不便；甘肃处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地貌复杂多样，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与2001年相比，2006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省域类型转换的不多，只有新疆和重庆分别由中等水平转换为较高水平和低水平。与2006年相比，2012年的江苏由较高水平转换为高水平，陕西、河南、湖南、湖北转换为较高水平，重庆由低水平转换为中等水平，其余的保持不变。与2001年相比，2012年江苏由较高水平转换为高水平，新疆由中等水平转换为较高水平，陕西、河南、湖南、湖北转换为较高水平。

综上分析可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类型变化较大，整体水平有所上升，区域差异明显，这也验证了前文的结论。

（三）重心演化轨迹分析

为了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重心时空演变规律，运用ArcGis9．3计算和绘制出2001－2012年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重心移动轨迹（见图3）。2001－2012年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重心有向西南偏移的态势，这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密切相关。2001年全国农业现代化水平重心位于河南省许昌县北部；2002年向南移动了4．718千米；2003年朝西南方移动了14．337千米；2004年向西北方移动了5．688千米；2005年向东移动3千米到达禹州市；2006年向西南移动了26．048千米，到达郏县，移动距离较远，移动幅度较大；2007年向西北移动了4．053千米；2008年向东南移动了9．714千米；2009年到达宝丰县，向西南移动了27．377千米，移动距离较远，幅度较大；2010年向西南移动了4．901千米；2011和2012年均向西北方向分别移动了13．863千米、5．324千米。

综上分析可知，农业现代化水平重心的移动方向基本以2年为周期，表现为2002－2003年、2009－2010年向西南方向移动，2004－2005年、2011－2012年向西北方向移动，出现大幅度的偏移分别为2006年和2009年，且向西南移动，这一方面可能与2006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并对种粮农民进行财政、粮种、农机补贴等措施有关；另一方面，从2009年起，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安排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等项目建设，启动农业机械化推进工程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四）省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计量分析

1． 收敛模型分析

本文测度了2001－2006年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 Moran＇s I（表3），2001－2012年Moran＇s I值全为正，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该时期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性，其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2006年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该时期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关性在增强；第二阶段从2006－2012年呈波动下降，但集聚效果依旧明显。

Moran＇s I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如果忽略空间效应，估计有偏 ［23 ］。因此，需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见表4。表4中，SLM和SEM模型的a1系数分别为－0．4167和－0．4112，显著性通过了检验，说明全国省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收敛性明显，这与重心转移轨迹分析的结果相似。SLM和SEM模型收敛速度分别为0．0490、0．0481，半衰期分别为14．1462、14．3973，依据Log－Likelihood（越大越好）、AIC（越小越好）和SC（越小越好）值来判断模型的选择，发现SLM优于SEM，所以选择SLM模型。综上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β收敛，说明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的省份增长速度要快于水平高的省份，长远来看，地区间的差异会继续缩小。

2． β收敛模型检验

（1）β绝对收敛存在性检验。β绝对收敛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增长速度与其初始水平呈负相关，长时期内都将收敛于相同水平。通过计算各省2001－2012年的年均增长率，从而反映出农业现代化水平β绝对收敛的存在性。其中，高增长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云南、贵州、西藏、青海，中增长区域包括广大中西部省份及中部的海南、山东、江苏，低增长区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中心，包括周围省份，充分说明作为一线城市对周围省份具有显著辐射带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具有距离衰减，影响范围有限。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山东、江苏将进入低增长区域，整个东部地区基本连成一条带，中西部高增长区域省份也将增多，届时收敛性将进一步加强。

（2）β条件收敛。β条件收敛是在指绝对β收敛基础上增加一些变量，使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收敛于各自平衡状态。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机械化水平、人力资本（人均教育财政支出）、财政支农（农业财政支出占比）、交通区位（公路密度）、工业化水平（工业产值占比）、农业结构（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这些变量取自2001－2012年平均数的对数。同样也采用SLM，得到的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β系数都为负数，表明全国及三大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都存在条件收敛，东部地区的收敛性相对较弱，三大区域间差异随时间的变化将逐渐缩小。各个地区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和显著性不尽相同，从全国来看，机械化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呈正相关，但显著性并没有通过检验，表明机械化水平虽然对缩小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现阶段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各地区机械化使用不平衡 ［24 ］。东、中部地区的收敛性较显著，机械化水平对农业现代化收敛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受地形影响，农业机械化使用率低，未来一定时期还需加大推广机械化使用率，特别是对老少边穷地区，加强对农用劳动工具进行补贴，提高劳动生产率。

全国及三大地区的人力资本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本有助于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从而促进收敛，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系数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并不显著。农业现代化是资金、技术和人才密集的产业，人力资本尤其是农业专家和技术员，对农业的发展起关键作用，未来一定时期应该继续加强对农民劳动技能的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

就财政支出而言，其对农业现代化收敛的促进作用最大，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东中西部地区收敛性都显著，这是因为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通过国家的财政支持，可以为农用生产资料、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等提供支持，缩小区域间差距，中央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对中西部地区政策的倾斜，从多方面融资，发展特色农业、生态节水农业，有效配置农业资源。

就交通区位而言，其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收敛的影响是积极的，交通条件的改善便于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运输，拉近与市场间的距离。

就工业化水平而言，全国与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呈负相关，这与预期不符，这表明工业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发散。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却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收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较协调。所以中西部地区应该加快转变生产方式，以新型工业化促进农业现代化。

就农业结构而言，全国和西部地区的系数为正，这表明其对农业现代化收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东中部地区的系数为负，说明其导致了区域间农业现代化水平差异的扩大。衡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就是粮食安全，国家应合理配置农业资源，保障农业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来测度2001－2012年全国省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克服了已往一些研究指标体系不健全及权重赋值主观性。运用重心转移和ESDA探讨其空间偏移和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收敛情况。

2001－2012年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有了很大的提高，地区间差异明显，在空间上呈现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梯度递减的趋势，同时，空间差异有所缩小，呈现出收敛态势。从类型划分来看，东中西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类型变化较大，处于高水平的有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和福建；处于较高水平的有黑龙江、辽宁、天津、河北、山东、广东、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新疆；处于中等水平的有吉林、内蒙古、山西、安徽、四川、重庆、海南、广西；处于低水平的有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

从重心转移演变轨迹来看，重心有向西南偏移的态势，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全局Moran＇s I值显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收敛情况，发现存在β收敛，从而检验β绝对收敛的存在性和β条件收敛，发现条件收敛中各个地区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和显著性不尽相同，从全国及三大区域层面来说，农业机械化水平，人力资本、财政支农、交通区位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均呈正相关性，特别是财政支出和交通区位对收敛促进作用最大，而工业化水平和农业结构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有正有负。

为此，中央需要调整财政支农结构，重点投向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创新。同时，各地区需要因地制宜，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生态、节水农业，注重同农业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依托科学技术对农产品深加工，增加附加值，注重区域间合作，协调各地区农业发展，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水平，优化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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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意义深远。但是，迄今为止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并不多，对农业现代化的量化评价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标准。因此，如何科学的阐述评估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构建合理有效的农业现代化评价体系，对推进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3]。基于农业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以及我国农业生产现状，并借鉴国内外现代化研究中所建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评价指标和相关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体系，构建衡量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分析。

2研究方法

目前相关文献对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广泛应用的评价方法有两种：一是单项指标评价法通过单项指标的对比，评价单项指标的发展状态及所处的地位，由此综合判定分析整体水平；二是综合评价法，通过对单项指标进行加权，并进行综合合成得分，以评价对比不同区域的等级次序。由于单项指标评价法对各区域的综合评判不够科学全面，且该方法不能对不同区域间的状况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因此，本文采用两种方法的结合形式来构建农业现代化评价体系[4][5][6]。

2.1指标选取

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系统性的原则和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并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构建了农业现代化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7][8]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农业社会系统，包括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从业人口百分比、恩格尔系数、农业技术人员、农业管理人员、乡村医疗和卫生人员6个指标；农业经济系统，包括人均粮食产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第一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3个指标；农业资源系统，包括有效灌溉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和农业机械拥有量3个指标；农业环境系统，包括森林覆盖率、化肥施用折纯量和农村用电量3个指标。本研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评价指标赋以权重，具体结果见表1。

2.2标准化处理

由于农业现代化系统评价的指标性质各不相同，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各项指标值为参照值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分为2种类型：

3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方法，得到我国进入21世纪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况（见表2）。

3.1农业现代化系统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分类系统发展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农业经济系统（2.0045）；农业社会系统（1.7394）；农业环境系统（1.5862）；农业资源系统（1.3161）。

第一，2000―2013年期间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中农业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提高最快，农业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年均增长率为7.18%，远远高于农业现代化平均增长率。表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低于农业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进入21世纪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贡献最大，农业经济系统的高速发展也将会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有着更高的要求。

第二，农业社会系统发展水平稍高于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其年平均增长率为5.28%，农业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均是正向指标，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农业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发展水平的拉动作用。

第三，农业环境系统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相似，其年平均增长率为4.19%，稍低于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

第四，农业资源系统发展水平是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系统中增长最为缓慢的，2006年之前都在1左右波动，2006年之后稍有提高。农业资源系统年平均增长率大大的低于农业现代化综合年平均增长率。

3.2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2000―2013年我国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其年均增长率为4.6%，2013年我国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是2000年的1.643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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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评价方法的选择山西省农业现代化进程评价的客观性和公平性与所采用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密切相关。所以，选取科学、客观的评价方法并最终构建合理的评价模型至关重要。本研究在确定了山西省农业现代化进程评价指标体系之后，根据系统学、数理统计学以及经济计量学原理，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进行山西省农业现代化进程评价与分析。该方法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避免了专家意见法的主观随意性，是比较科学并被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分析方法。

指标权重的确定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得到各主体指标和个体指标的权重（表2），同时利用（-2，2）标度法得到相应的判断矩阵，然后计算各元素的重要性排序指数，即权重或加权分值标准值的确定虽然构成指标体系的各指标实际值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发生着变化，但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目标的标准值则应具有预测性和可规定性。现代化评价指标标准值的确定，既要反映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动态性，又应有比较确切的量化目标。根据我国制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及山西省农业现代化发展实际，吸纳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最终确定了18项个体指标的标准值（表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因为每个个体指标值具有不同的性质，需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差异带来的不可比性。笔者采取标准值（SODS）处理法，即在对个体指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实际值与标准值作一比较，如果该指标值达到标准值，可以认为该指标达到了标准要求，然后对该指标相对于标准值作标准化处理[5]，计算各指标的标准化值。

农业现代化进程评价标准根据农业阶段发展理论及山西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将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初步实现阶段，农业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价值（I）为60≤I＜80，第2阶段为基本实现阶段，即80≤I＜90，第3阶段为完全实现阶段，即I≥90[6]。

山西省农业现代化进程评价结果与分析

根据公式（1）对山西省2011年18项个体指标的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处理结果应用本研究所构建的评价模型公式（2）和（3），对山西省农业现代化进程进行定量研究，从而比较科学准确地分析评价山西省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业生产水平评价分析从农业生产水平总体来看，2011年山西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都不高，每公顷的农业产值是16890元，为目标值的42.2％，按第1产业增加值除以常住农业从业人员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9877元，仅为目标值的16.5％。由于土地生产率不高和人均占有农业资源不足，致使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使得全省主要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低下。

农业生产条件评价分析从农业生产条件总体来看，其得分是50.92。说明山西省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农业生产条件在不断改善，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本研究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农用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3项个体指标，山西省农用机械总动力是标准值的50％，说明山西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农用化肥施用量为标准值的60.2％，说明山西在对农业化肥方面的使用量比较大，这与山西人均耕地拥有量低有直接的关系，要提高作物的产量只能通过施加化肥来实现；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例为40％，是标准值的44.4％，表明山西农业的水利化程度不高，这主要是由于山西特殊的气候气象和地形地貌，使得水资源严重不足，扩大有效灌溉面积具有较大的困难。

农业科技水平评价分析2011年山西农业科技水平得分为57.56，说明该省农业科技水平在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需要继续加强。农业科技水平包括农业科技人员所占比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例、良种普及率和户均电脑普及率共4项指标，山西农业科技人员比例是标准值的20％，说明山西比较缺乏农业科技人员，应加大对农业科技人员的投入和培训力度，达到用科技支撑农业，推动农业持续、稳定发展[7]；良种普及率是标准值的90％，表明山西优良品种在农业生产中的普及程度较高；电脑普及率是24.05台/100户，仅是标准值的28.3％，说明山西农村电脑的普及率偏低，农村信息化程度亟待提高。3.4社会发展水平评价分析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农业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紧密相连。测算结果表明，山西社会发展水平总体比较理想，2011年得分是79.92。在反映山西社会发展水平的5项个体指标中，第1产业比例5.7％，小于标准值，说明山西产业在向第2、第3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农业劳动力比例为58.11％，是标准值的52.4％，说明山西农业劳动力比例虽然在减少，但依然偏高；第3产业比例为35.2％，是标准值的7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86‰，是标准值的99.9%；农村城市化水平为51％，是标准值的92.7%，说明山西农村城市化进程较快，城市化水平较高。3.5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分析一个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与当地生态环境的好坏密切相关。从生态环境总体来看，结果不够理想，得分为54.56。2011年山西森林覆盖率偏低，仅是标准值的47.5％，水土流失比较严重，对促进山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支持能力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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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法

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2个或2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2]。从协同性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及其协调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的走向，即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机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因此，本研究构建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耦合模型，分析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2个子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影响的程度，最后通过协调度函数计算2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情况。

1.1耦合度模型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Capacitivecoupling）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得到n维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原始模型。定义C2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由公式（2）可知，C2介于0和1之间。当C2趋向于0时，则认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系统处于耦合失谐状态，即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当C2趋向于1时，则认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耦合系统处于高效耦合状态，即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二者高度耦合。

1.2权重确定计算权重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但这2种方法的主观性较强，往往会使评价的结果发生偏差。本研究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熵权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信息熵是指事物属性及标识的集合或反映事物信息量的集合。一般来说，若某个指标的信息熵Ej越小，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价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越大，其权重也就越大。相反，某个指标的信息熵Ej越大，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小，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少，在综合评价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小，其权重也就越小。

1.3协调度函数根据前述模型可计算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程度，它对于判断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作用的强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耦合度并不能反映2个子系统之间的整体协同发展情况。因此，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函数，通过计算2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真实反映2个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情况。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公式如下。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综合调和指数，反映了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整体协同效应；a，b为待定系数，考虑到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对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同等重要，因此，a，b同取0.5。参照相关研究成果，根据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D以及2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将耦合系统按照协调度的高低划分为4个一级分类层次和12个二级分类层次（表1）。

2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川西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年的相关统计资料，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多层次、连续性、独立性、系统性等原则，兼顾方便在GIS中存取表达和计算，本研究从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结构、区域经济效益、区域可持续发展4个方面共计11个指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U1），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4个方面共计11个指标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U2）。具体指标体系列于表2。

3结果与分析

根据信息熵理论，求得指标体系的权重（表3）。再根据耦合度函数、协调度函数求得2个系统耦合度（C）、综合调和指数（T）、耦合匹配度（D）（表4）。将2009—2013年川西4个市（州）的耦合协调度导入ArcGIS，分析5a来川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图1）。从表4和图1可以看出，川西地区的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雅安市2009—2013年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跨越了几个类别，可以从地区及时间跨度2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地区上来看，雅安市、凉山州的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同发展的程度要明显好于甘孜州与阿坝州。2012年以后，雅安市与凉山州的耦合协同发展的水平达到了优质协调发展的程度。从具体协调类型上可以看出，凉山州除2012年外，其他年份的数据表明，经济发展要快于农业现代化建设，而雅安市正好相反，5a间农业现代化建设都要略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说明雅安市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凉山州、甘孜州和阿坝州。甘孜州与阿坝州截止到2013年，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仍然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从具体协调类型上来看，都是经济发展严重超前，而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从时间跨度上来看，2009—2013年5a间，耦合协调度上升最快的是雅安市，凉山州略有上升，甘孜州与阿坝州则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雅安市在2009年处于失调发展阶段，经过5a的发展2013年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凉山州虽然上升幅度较缓，但除2009年处于勉强调和阶段外，其他年份都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甘孜州与阿坝州5a来基本维持在同一阶段，耦合协调程度并未有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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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主要指建制县域及县级市域的经济，它是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和支撑点，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县域土地辽阔，约为18.0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96.3%；县域人口数达1918.2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0.4%；县域GDP为5346.5亿元，占全省GDP的56.5%。可见，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吉林省整体经济的振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吉林省的县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只有延吉市能够进入全国百强县。2012年，党的十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四化’统筹发展的道路，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因此，本文基于“四化”统筹的视角，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对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一、吉林省县域“四化”发展的现状分析

1、指标体系的选取

根据可行性和可得性原则，本文选取下列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工业化指标：包括工业化率、人均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人均GDP；城镇化指标：包括城镇化率、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贡献率；农业现代化指标：包括机耕面积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贡献率、财政支出用于农林水事务、人均农业增加值；信息化指标：包括人均信息消费额、人均电信产业、人均邮政业务。

2、“四化”发展现状

本文根据《吉林省统计年鉴2012》选取相关数据，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吉林省40个县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水平结果如下。

（1）工业化发展现状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为前郭县、珲春市、乾安市等矿产资源和石油资源丰富的县市，而洮南、柳河、辉南县等地区的工业基础薄弱，工业资源欠缺，工业化程度低。

（2）城镇化发展现状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延吉市、图们市、临江市等地区的城镇化排在了前列，这些地区的城镇基础设施较好，镇赉县和通榆县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柳河县和扶余县地处山区，城镇基础设施较差，城镇化水平低。

（3）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分析。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排名表（见表3）中我们看到：榆树、德惠、九台、农安这些农业大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而延吉市和图们市虽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但是由于其农业投入不够，农业发展水平落后。

（4）信息化发展现状分析。从表4中可以看出，延吉市、珲春市和图们市的主成分得分较高，这些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比较快，而梨树县和通榆县等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低。

二、“四化“综合发展水平聚类分析

为了了解各地区“四化”统筹发展水平的现状，本文利用SPSS软件，根据以上40个县的“四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系统聚类，结果如下。

第一类地区：包括前郭县、乾安县、桦甸市、磬石市，此类地区的工业化和农业化发展水平较城镇化发展水平要高一些，信息化发展水平一般。

第二类地区：包括延吉市、珲春市、集安市、图们市、临江市、长白县、通化县、抚松县、靖宇县，此类地区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水平发展较高，但是农业现代化发展较落后。

第三类地区：包括通榆县、和龙市、洮南市、龙井市、安图县，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较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较落后。

第四类地区：包括榆树市、德惠市等剩下的22个县，此类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好，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较落后。

三、促进县域经济“四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通过对吉林省县域地区“四化”发展水平的综合分析，我们看到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根据“四化”发展的不同状况，下面对以上四类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类地区，如前郭县和磬石市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但却没有带动城镇化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其工业化的发展布局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所以要将分散的小型工业区集聚起来，增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进行厂房联建和标准厂房建立，以此来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将信息化与工业化充分融合，促进信息化的发展。此外，地域相邻的县与县之间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差异小，交通便利，所以要充分利用这种相邻优势，加强交流和地区间的合作，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第二类地区，此类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落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协调发展不能积极地带动和促进农业化发展。所以，要加大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投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水平，加强市场的紧密对接，供其所需。同时，政府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加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发展，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对农业化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工业化的动力作用。

第三类地区，此类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较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水平落后。如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干旱区的县市，自然环境不利，所以要改善生态环境，加强盐碱地的治理和植被的恢复，改善灌溉条件，发展节水型的特色农业，以此来提高农业化的发展水平。此外，要充分利用地区的工业资源，来提高自身工业的发展水平。向农业和工业引进先进的科学设备和技术，发挥城镇化和信息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第四类地区，对于此类地区，首先要继续推动农业化向较高的水平发展，因为这是本地区具有的较大的优势，而且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此外，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虽然较低，但是工业基础比较好，所以要充分利用资源，制定有效的发展政策。要加强对人才的吸引，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信息化的发展，以此来提高生产率，这样也会提高工业化发展水平，从而带动城镇化的发展。

（注：本文是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县域经济“三化”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编号12YJC790139）；吉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三化”统筹推动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编号：2013158）的中期成果；吉林省社科基金，吉林省“四化”同步发展评价与对策研究，编号2013B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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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农业投入现代化发展程度农业投入的增加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农业投入的现代化表明单位面积上投入农机的数量，电力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所以，可以通过单位耕地面积动力，劳动平均用电量，单位耕地的施肥量以及有效灌溉率等指标来衡量一国农业投入的现代化水平（见表1）。（1）农业耕种面积动力，是用来反映单位耕作面积上的农业机械化的动力使用程度。表中数据显示发展初期我国的农业大机器生产化程度不高，进入2000年后农业耕种面积动力迅速增加，年增长率均超过25%。而农机总动力由1990年的28707.7万千瓦增长到2010年的92410.4万千瓦，猛增了3.22倍，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的机械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农业劳均用电量，是用来衡量每个农业从业人员的用电量的指标，用电量的多少是农业电气化的显著特征，也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标志。由表可见农业劳均用电量由较低到2009年以后的猛增过程，农业总用电量的增加，表明我国的农业电气化水平在不断提高。（3）农业单位耕地的施肥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表征农业投入状况。表1中可见我国农业的化肥施加量也呈递增趋势，增长的显著趋势明显，年增长率为9.7%，农业化肥施用量年增长2.1倍，说明有效投入呈现不断增加之势。（4）农业有效的灌溉率，是衡量我国农业单位耕地面积上有效灌溉面积大小的重要指标，不仅用来衡量灌溉有效程度，还用来量度我国农业的水利化水平，一国的水利化水平越高，则其有效灌溉率越大，表中数据显示，我国农业有效的灌溉比率在逐年增加，现实情况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农业水利改善和进步。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国农业投入现代化程度不高，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全方位、大力度的支持。比如，日本农民收入中的60%、欧盟农民收入中的40%都是来自于政府补贴，而我国农民收入中政府补贴仅不到10%，因此我国农业现代化拥有较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2.农业科学技术化实现状况从农业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农业产值，即农业科技贡献率看，产值越大则说明农业科技现代化水平越高，一般发达国家这一比率都在70%以上，美国的这一比率高达90%以上，我国的这一比率约为35%，主要在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和杂交水稻等技术水平上位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他技术进步的应用程度较发达国家差距大，农业科技的贡献率较低。从农业科技人员相对指标看，指标值越高，说明农业科技人员规模越大。从图1可见这一相对数值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但变化趋势差距不大，即1990年的农业科技人员占比为36.6%，到2009年这一比值为32.48%，这一发展趋势的形成，可以给予的解释一是在农业科技人员增加的同时，我国科技人员总数也在增加，而且增长率比农业科技人员的增长率高。比如，农业科技人员的增长率为12.8%，科技人员增长率为56.1%。二是真正在田间地头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人员比重在绝对下降，主要是因为农村科研环境较差，收入报酬较低，农业的比较利益低下所致。可见，农业科技人员的培养和积累不足，以及农业技术进步程度不高，直接影响我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3.提供农业支持的状况分析农业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强是农业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因此，农业支持力度的现代化是强农惠农政策的集中体现，也是集中力量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体现，用农业保险深度指标和农业组织化程度指标为主要衡量依据。从农业保险深度指标数据看，我国对农业保险的保障程度呈递减趋势，且比率较低，由此可见，我国对农业的保障力度在逐渐下降，且保障程度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后，土地完全有农户自己经营和管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对农业保险的保障，另一方面是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承保能力和认同度低，使农业保险得不到发展，同时，一旦出现理赔问题，获得的赔偿和给付不高，风险保障程度低而不到位。比如，1990年的农业赔偿金额仅为1.67亿元，2000年为3亿元，直到2007年才有显著的增加，为29.8亿元，2009年保险赔付为95.5亿元，但这些增长远远滞后于农业增加值的增长，农业保费收入的增长严重滞后于农业的增加值，使我国农业风险较大，农业支持力度的现代化程度较低，制约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从农业组织化程度看，农业组织的参与可以提高农民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表2可见，我国的农业组织化程度也呈递减趋势，从1990年的1.16%降为2010年的0.86%，但总体体现我国农业组织化程度自始至终处于较低状态。所以，我国农业发展长期缓慢，农民收入始终得不到持续增长，抗拒市场价格变动风险，以及其他经营风险的能力低，与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密切相关，因此，也进一步表明我国农业组织现代化程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4.农业经济结构变动状况农业经济结构现代化是优化农业结构的必然要求。其中农业产业结构优化集中体现，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表征农业经济结构的主要是农业增长在总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变化，农、林、牧、渔业各产值在农业增加值中的变动，农业就业人员的比重变化等。所以，用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养殖业在农业增加值的占比和农业就业比重3个典型指标表示农业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数据显示我国农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呈递减趋势，这是农业结构优化的体现，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比重在1%-2%之间，韩国为3.2%，巴西为5.1%，世界平均为3.4%相比，仍然需要不断优化。养殖业在农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表明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农业就业比重呈递减趋势，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主要是由于大机器生产替代劳动程度提高，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农业从业人员逐步减少，这一变动充分反映了我国在向农业现代化趋势发展，但与发达国家10%以下的比率相比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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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广泛应用于农业。农业现代化具有生产手段现代化、生产技术科学化、经营方式产业化、生产服务社会化、产业布局区域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生态环境现代化、劳动者现代化、农民生活现代化等重要特征。

理论界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普遍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初步实现阶段、基本实现阶段和发达阶段。准备阶段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开始有一些现代的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系统；起步阶段是农业现代化的进入阶段，在这个阶段农业现代化应具有的特征已经开始显现；初步实现阶段，又称快速发展阶段，是现代农业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个阶段已经初步具备农业现代化特征；基本实现阶段，又称初步农业现代化阶段，该阶段的农业现代化特征十分明显；发达阶段，又称全面农业现代化阶段，该阶段已经全面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进入了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阶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进行定位、评价，需要重点考察农业现代化的几个基本要素，即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科学化、农业产业化、农业信息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农业发展可持续化等。

二、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定位

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96～2050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走向现代化的构想》中制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战略阶段的主要指标和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将中国农业现代化战略阶段的主要指标设定为5项：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总数比重、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值。依据这5项指标数据比较分析显示：2002年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处于准备阶段；2003年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处于准备阶段与起步阶段的过渡期；2004年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处于起步阶段；2009年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处于起步阶段与快速发展阶段的过渡期；2010年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内蒙古农业现代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从5项指标值对比分析看：人均GDP指标完成度较好，2011年已达到初步农业现代化阶段指标标准，这主要得益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内蒙古经济增长迅速，整体经济形势良好；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指标值呈现稳步提高的态势，基本符合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变化趋势；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比重指标值的数值一直较高，处于起步阶段的平均水平，距离快速发展阶段标准值有较大差距，反映了内蒙古农业劳动生产力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比重过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工作任重道远；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值远远低于初步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标准值，城乡收入差距大、农业发展自身积累有限是制约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评价

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包括政策支撑体系、金融与保险支撑体系、科技与人才支撑体系、产业支撑体系、市场支撑体系、物质装备支撑体系和资源环境支撑体系等七大分支系统在内的支撑体系。考察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要综合全面地考察农业生产的内部、外部因素。从投入水平、产出效益、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4个方面评价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可以得出：一是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素投入指标和产出效益指标整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资源环境型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人均）优势，内蒙古的人均耕地面积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2012年内蒙古土地产出率为每公顷20291元，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2%。这两项指标的对比反映了内蒙古农业发展中的粗放式发展方式还没有得到有效改变，农业劳动力素质较低、基础设施较弱、机械动力不足等因素是制约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2012年内蒙古农业从业人员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为4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反映了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劳动力转移滞后、县域的小城镇化建设滞后，城镇化建设滞后会直接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面临空间转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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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9.21；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1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我国要坚持走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使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相协调，最终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就是新型“四化”的基本内涵。四化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追求的目标，而新型“四化”的提出更加明确了它的真正内涵和发展方向，所谓的新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发展目标从目的转向路径，之前一味追求四化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却忽视了发展路径和过程，后果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盲目性，结果偏离预期，可见过程同样重要。其次，发展理念由物转向人，之前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部分地区的城镇化速度甚至惊人，建筑规模大幅度增加，城市公共设施大面积增加，但城镇户籍却没有随着增加，可见，只是形式上的物的增加并不能从实质上产生惠民效应，不能给老百姓带去真正的实惠。最后，新四化强调的是四化相互融合，相辅相成，而不是独立发展。因此，本文以上述为背景，对吉林省新型“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一、吉林省新型“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研究

总理指出，要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高度融合，要让先进的信息技术成为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内驱动力。可见，信息化在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虽然目前吉林省的信息化在工业生产中已经得到了较高的关注，但是两化的融合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一些传统产业，对信息技术不但没有引进和重视，反而呈现出排斥的态度，其原因主要是传统产业的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有限，若是引进新技术，需要对其进行培训，这部分成本并不低，而且设备的更新也需要大块成本，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考虑到规模效益，即使是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在短期内的利润并不可观，这就成为了中小传统企业产业信息化的绊脚石。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的振兴将是吉林省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而信息化又是振兴工业的驱动力。但相比其他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吉林省信息化的融合还远远不够，传统行业的改变与创新的切口离不开高新技术的投入，尤其是信息化。因此，我省一定要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对接和融合，推动吉林省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十报告的精神，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新四化的必然要求。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可能独立发展存在的，两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做到真正的惠民利民。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使资源配置达到优化，从而就会解放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因此，在提高吉林省城镇承载力的同时，要使农民工在城市能够安居乐业，要真正做到城镇化由物转向人，城镇化追求不仅是速度，更重要的是质量。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要素条件，相反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载体。吉林省的城镇化水平一直处在全国的前列，但是质量并不高，指标也呈现出虚高的现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较缓慢，而二者的融合和对接也表现出脱离。由此可见，吉林省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十报告指出，工业化和城镇化要良性互动。吉林省的工业化程度较高，是全省的支柱产业，是促进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动力，相反，城镇化也是工业化的载体。吉林省的城镇化进程较快，但工业化始终没有很大的突破，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并不理想，而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互动不够，工业化对城镇化的贡献率远远不够。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吉林省应该注重二者的相互促进和关系。

二、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的新型“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想要真正实现“四化”的协调发展还有很长的道路，需要我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促进吉林省新型“四化”协调发展。首先，要明确我省工业发展的瓶颈，促进先进技术的引入，改变传统的生产观念和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使信息化成为产业转型的内在动力，尽快渡过瓶颈期，使信息化良好融入工业化。其次，注重城镇化发展质量，不要让城市的“空城”越来越多，要将重心转移到人的发展上，且与农业现代化良好衔接，相互促进发展。最后，要让工业化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有效动力，发挥其重要的动力作用，两者相互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实现吉林省新型“四化”协调发展就要敢于改革和创新，改变传统的观念和模式，将四化充分融合为一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终推动吉林省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