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5 16:30:08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对外投资的利弊,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一、改革后直接投资本外币业务操作比较
(一)企业办理柜台业务审核资料比较
改革后,办理外汇直接投资业务所需材料较为一致,大部分所需材料在首次登记时均已记录在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中,所需材料银行可以直接打印即可,企业办理相关业务仅需直接去银行提供简单的申请材料,且多数情况下无需重复提供纸质证明材料,企业办理业务和银行审核业务的手续得到大幅简化。反观人民币直接投资业务,企业在多个环节办理相关业务需重复提交部分材料,且纸质证明材料复印件较多,业务办理效率相对降低。
(二)改革后直接投资本外币业务流程比较
改革后本外币直接投资管理流程大体相同,但影响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业务办理效率的环节主要体现在:
开户:新设外资企业需开立人民币基本存款账户、人民币资本金专用账户,银行审核材料多,业务办理流程长,一般需要1-3 个工作日。
资金入账:银行凭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登记信息即可为企业直接办理外汇资本金入账,本币资本金入账则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现场填写《人民币跨境业务收款说明》,银行在真实性审核后为其办理,此环节一般需要20分钟左右。
验资,使用外币投资的,企业可在银行直接完成,而人民币出资企业如需验资仍需由会计师事务所操作,效率相对较低。
数据报送,与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相比,RCPMIS 采集的直接投资信息和资金收付信息相对较多,银行数据报送工作量较大。
二、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对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影响
(一)有利影响
一是有利于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改革后,直接投资外汇业务限制大幅放松,直接投资可兑换程度将进一步放大。从长远看,放松乃至取消直接投资项下跨境资金收付与汇兑限制,可为市场主体办理直接投资业务提供更多的币种选择,有利于扩大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二是有利于提高直接投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防范能力。人民币直投仍纳入外汇监测范畴,弥补了直接投资本外币交叉业务监管的不足,对于加强直接投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具有积极作用。三是有利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业务拓展。与改革前相比,企业本外币直接投资手续均得到大幅简化,有助于企业直接投资本外币交叉业务的办理。
(二)不利影响
一是双重监管加大银行和企业业务办理成本。从实际操作看,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全部以人民币出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也难免今后不会发生外汇利润汇出等业务。若企业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业务不在银行外汇系统办理登记手续,势必会影响企业后续外汇业务的办理。基于这种考虑,企业和银行往往会在本外币系统中均进行登记,造成了多头监管,重复劳动。
二是直接投资外汇业务全程式监管彰显RCPMIS功能不足。相对而言,RCPMIS仍需改进,系统只采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信息,无法采集直接投资外币业务信息,会影响直接投资本外币交叉业务的有效监管;二是直接投资合规性信息仍需人民币银行进行复核,变相拖慢了业务办理流程;三是RCPMIS 数据采集项目多,信息量大,且需要银行人工录入,信息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三是部分跨境投融资人民币业务受限影响企业资金运作效率。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经营需要开立多个外汇资本金账户,也可异地开户、异地购付汇,而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只能在注册地银行开立一个专用账户,受限较多,不利于企业自主、灵活地进行人民币资金运作。
三、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业务发展中面临的几个突出环节,应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有效解决。
(1)适当简化业务审核材料,为市场主体办理相关业务提供明确指引。按照有关规定,再造业务流程,制定详细操作指引,简化业务审核手续。如将外商直接投资合规性信息复核权限同样下放至银行,通过RCPMIS查询银行录入的合规性信息,利用RCPMIS 系统加强事后监测和管理。简化境外机构在境内银行开立人民币NRA 账户手续,提高账户管理效率。并购或股权转让人民币专用账户在资金流转环节仅起到了过渡作用,监管意义不大,建议取消,并购或股权转让人民币资金可直接进入中方相关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1.1行业或项目策略
合理地选择对外投资的项目及所处行业,科学事业单位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考虑:
1.1.1投资项目所处行业及合作企业的发展态势
科学事业单位单位在选择投资项目或合作企业时,应考虑项目所处行业及企业的发展状况,比如:从事材料技术研究的科学事业单位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应充分利用自身的科研成果投资于新型材料生产行业;从事生物医药研究的科学事业单位则可利用科研成果寻求生物制药领域发展较好的企业,特别是注重节能和环保的企业。
1.1.2充分利用科学事业单位自身的优势
科学事业单位往往都拥有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层次的科研人才,这些都是单位对外投资的资本,充分运用自身的优势要素,才能获得最大效益或比较效益。
1.1.3科学事业单位的发展方向
对外投资应与本单位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一致,如果偏离了发展方向,既不利于发挥单位自身科研含量的优越性,也容易使投资活动失去控制,造成资产流失。
1.2出资方式策略
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包括:货币资金、实物、无形资产和认购债券等。作为以研究开发为主的科学事业单位,其对外投资应倾向于以无形资产对外投资,这样既可发挥自身的优势,又保障了资金的安全性。
1.3所有权策略
科学事业单位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应视对外投资的无形资产的技术保密性程度,选择采取全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方式。如果科学事业单位防止技术扩散的动机很明显,最好是采取全资企业的方式,这样有利于保护自身的技术优势。如果科学事业单位投资企业采用的是标准技术,生产成熟产品,为了降低投资风险,采用合资企业的方式较好,因为,事业单位一般对外投资的经验较少,选择与企业合作,可以积累经验,不过要注意选好合资伙伴。此外,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投资还可以选择非股权投资的方式,通过与合作企业签订技术授权、委托开发合同等进行投资,这种方式不用出资且承担了较少的投资风险,同样也可取得满意的投资汇报。总之,科学事业单位在规划对外投资策略时要注重把握投资时机,选择合适的出资方式和合作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投资策略的规划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知识产权和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
2投资决策的方法程序
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活动和企业的投资活动一样,也需要依靠专业的投资决策方法和程序来进行。在整个投资决策过程运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分析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各种投资方案的实际情况,以便领导层据此权衡利弊,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2.1决策前的财务数据分析
2.1.1总投资的估算
投资总额一般指投资人在一个投资项目上的全部支出,包括货币资金投资、实物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等。以货币资金对外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估算计价;以实物或无形资产等对外投资的,按照评估后双方确认的价值估算计价。科学事业单位单位在做投资估算时,还要充分考虑投资所用资金的性质和对外投资评估审批程序等。比如:有些部门鼓励所属事业单位主要以科技成果形成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并严格禁止使用财政资金、上级补助收入及科研用资产进行对外投资等。
2.1.2投资收益的估算
根据被投资企业的年收入预算和年成本预算的差额来估算。一般来说,除了考虑被投资企业的财务数据外,还应考虑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以及科学事业单位作为投资方对被投资企业的控制程度。
2.1.3投资风险程度的估算
投资主体在进行投资决策活动时,可能存在着许多收益不同、风险各异的投资方案可供选择。一般来说,所选投资方案的收益率必然要求大于无风险收益率。而科学事业单位在进行对外投资时,更多考虑的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率,如果是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与企业合作,应当充分评估合作企业的经营风险影响因素;如果是以货币资金等有形资产投资企业,应充分衡量企业的财务风险影响因素。
2.2投资决策分析的方法
2.2.1投资决策的一般标准
科学事业单位在进行投资决策时的选优标准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参照企业投资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a、收益最大;b、成本最小;c、收益与成本之比最大;d、承担可能损失的风险最小;e、资金周转速度最快;f、被投资企业发展速度最快;g、被投资企业市场占有率最大;h、被投资企业的信誉最好。
2.2.2非贴现的分析评价方法
非贴现的分析评价方法,是在评价对外投资的经济效益时,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最常用的有两种:回收期法、会计收益率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投资规模较小,投资期较短的项目。对于科学事业单位如果是单纯的一项技术成果转化给企业,且签订合同约定的投资期限较短,可以适用此方法。
2.2.3贴现的分析评价方法
贴现的分析评价方法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更能反映和把握客观实际状况,是现资决策中广泛应用的方法。主要有: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内含报酬率法。这种分析方法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一般科学事业单位单位没有专业的投资分析人员,如果涉及投资规模较大且投资期较长的项目,可以聘请专业的投资机构运用该方法进行分析决策。总之,科学事业单位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根据投资项目所处的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投资资金的规模和期限等因素,选择最合适的投资决策方法进行分析评价,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3对外投资的监督管理
对外投资是科学事业单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多数的科学事业单位在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中关于对外投资的监督管理不是很完善,对外投资往往成为经济责任审计的高风险领域。
3.1对外投资活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3.1.1对外投资项目没有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批,形成帐外资产
对外投资属于重大的资金运营活动,依据内部控制管理的有关原则,重大的资金运营活动必须实行集体决议或联签制,不能成为个人的决策行为。实际操作中有些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往往是领导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决议和报批,利用捐赠款、测试收费款、横向经费、“小金库”资金等对外投资,形成帐外资产,单位对这部分投资失去控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3.1.2事先没有编制科学合理的投资可行性论证报告
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应事先编制“投资可行性论证报告”,报告是否客观、真实、可靠,决定对外投资的成败。实际操作中很多单位没有编制可行性论证报告或在编制可行性论证报告时缺乏必要的调研,也没有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可行论证往往流于形式,造成了投资的失败。
3.1.3对外投资未按照会计制度正确核算
《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要求单位必须设置“对外投资”科目,对外投资记入此科目借方,作为单位的资产组成部分。有些单位有意或无意地将对外投资记入“科研成本”、“管理费用”、“合同预收款”、“应收款项”中,没有进行正确的会计核算,资产负债表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单位对外投资的情况。
3.1.4对外投资长期无收益
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目的是在保证国有资产安全完整的前提下取得投资收益,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由于投资决策阶段缺乏科学客观的可行性论证,同时对投资项目的日常管理缺乏必要的监控,往往会出现对外投资项目长期没有收益的现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3.2加强对外投资监控管理的建议和对策
科学事业单位必须加强对外投资活动的监督管理,提高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投资单位的合法权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2.1建立完善的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
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科学事业单位往往重点放在科研经费的监督管理体系建设,对于对外投资这种非经常性资金活动关注较少,缺乏合理完善的监控制度。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内控制度主要涉及投资的授权、批准、审验等方面。授权和批准环节是制定对外投资内控制度的关键,对外投资属于单位的重大事项,应实行集体决策或领导联签制度,确保对外投资决策的合法、科学、合理。审批环节还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管理权限逐级上报主管部门和国家有关部门审批。通过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形成有力的内部牵制关系;通过严格的监督检查和项目后评价等制度,跟踪投资活动的实际执行情况。3.2.2确保“投资可行性论证报告”不走过场,决策必须依赖可靠、真实、客观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任何对外投资的项目在决策前都要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科学事业单位对外投资项目也不例外。前期可行性论证是决定投资项目成败的关键,应根据投资项目的规模和性质,组织专业人员编制可行性分析报告,对投资项目是否合理和可行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论证,作多方案比较和评价。同时科学事业单位应避免投资决策领导拍脑袋的情况,投资的评估决策过程应有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单位投资管理和财务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参与,建立健全投资项目评估制度,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专家,审核论证项目的可行性。
3.2.3加强对外投资活动中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管理
《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单位无形资产一次性摊销,这种核算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单位对于无形资产的监督管理,加大了科学事业单位在无形资产的使用与保全环节的风险。因此,单位应建立完善无形资产使用和处置相关的管理制度,确保在对外投资活动中不会造成无形资产的流失。在无形资产的使用环节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处置制度,明确无形资产处置的范围、标准、程序和审批权限等要求。利用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超过单位审批权限的还要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和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二、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的控制目标
设计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时,首先应该根据经济活动的内容特点和管理要求提炼内部控制目标,然后据以选择具有相应功能的内部控制要素组成该控制系统。
1. 建立对外投资活动的授权批准、职务分离制度,维护对外投资资产的安全与完整。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要保证一切对外投资交易活动必须经过适当的审批程序、职务分离制度才能进行。投资资产中的有价证券,其流动性仅次于现金,如果没有严格的审批授权控制制度,他们较易被冒领、挪用或转移。因此,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是维护对外投资资产的安全与完整的重要保证。
2. 确保国家有关投资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为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国家颁布了相关的投资法规。为减少投资风险,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企业在投资时的各种交易手续、程序,各种文件记录以及账面数据的反映和财务报告信息的披露等必须符合国家的投资法规,以保护其自身的利益。
3. 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对外投资资产、收益在会计报表中合理反映与揭示。无论现实的、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还是政府,必然会关心报表所反映的资产、收益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企业要使利益相关人和审计人员对其提供的财务信息感到可信,就必须对对外投资的计价和反映进行有效地控制,对取得的投资收益予以合理的揭示,防止计价方法的不恰当运用和其他原因导致报表错误。
三、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
按照财政部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第十一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关键控制点至少应包括:投资项目立项、评估、决策、实施、检查等内容。
1. 投资项目立项。企业投资部门在投资立项前,首先应考虑企业自身业务发展的规模与范围,对外投资的品种、行业、时间、预计的投资收益,然后对要投资的项目进行调查并收集相关的信息,对已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投资建议,报企业审批部门立项备案。企业无论是对外短期投资还是长期投资,其成功与失败的结果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为此就必须保证一切对外投资交易活动要经过适当的审批程序才能进行,并根据这一要求设置职务分离制度,批准对外投资活动的负责人级别,各种具体的呈报和审批手续。另外,应建立规范的投资项目立项控制制度,如企业投资立项授权制度、投资部门投资意向申请书、投资部门投资项目报审制度等,保证对外投资活动在初期就得到严格的控制。
2. 投资项目评估。单位可授权投资部门或委托其他相关单位的中介机构或中介人成立投资项目评估小组,对已立项的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评估。评估控制的重点:一是项目评估小组是否有能力承办该项评估业务,防止走过场,搞形式;如果是委托了中介机构或中介人,还应当重视对中介人选择的控制,以避免日后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之中。二是评估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投资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以加强投资项目合法性控制。因此,在对外投资内部控制制度设置时,就应充分注意到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投资方面的各种规定并符合单位内部规章制度,使一切对外投资活动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三是评估投资项目的有效性,不能局限于某一时点或某几个时点,而是要评价投资项目有效性在一定时期内能否持续发挥作用。四是加强投资项目风险评估,企业必须围绕目标的实现,分析评估该投资项目内、外相关的风险,强化风险管理,使对外投资风险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一、福建政府采购市场概况
从列入省级财政预算的政府采购来看,2006年~2009年福建政府采购规模不大,每年在100亿元左右。其中,进口所占比例较小,约占4%。除此以外,在公共事业单位采购、服务贸易、工程承包等方面,由于统计上的困难,目前还无法摸清其总量。但从福建进口相关产品上看,近3年,福建利用政府资金进口(通过国际招标的机电产品)累计30.2亿美元,主要以医疗设备、造纸、化工生产、公路养护、污水处理设备为主,其中医疗卫生设备进口项目多,但金额小,项目数占总数的近八成,累计进口4927万美元,这其中可能涉及部分政府采购。
二、加入GPA对福建外经贸产业的利弊分析
近年来,福建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度较高,对国外产品的限制很少,没有采取“保护国货”的措施,省内产业与国外产业基本处于平等竞争的状态。因此,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对民族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冲击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但是电脑、软件、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而从外省对外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的发展势头来看,国外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有益于福建企业进入海外政府采购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和传统产业,赴海外争取政府采购市场的能力较强,而软件、电脑、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外的竞争力相对较弱。
(一)挑战
1.工业产业参与政府采购面临竞争压力加大
福建工业产品的竞争力较弱,规模较小,市场占有率不高,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后,面对更多的国外产品竞争,竞争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从竞争力来看,福建工业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在全国处于较低位置,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全国不断移后,2006年在全国31各省市排28位。从企业规模看,福建的企业规模远小于全国平均水平,明显偏小。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均工业产值仅及上海的57%、广东的61%、江苏的64%,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均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在全国31个省市中列28、29位。
2.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行业仍有待时日
2001年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贸易竞争力不断提高,从弱竞争力逐步发展到有一定的竞争力,但近两年有减缓甚至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高新技术产品中的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呈日渐萎缩的趋势。但是,近年鲜有新增的出口带动型大项目,高新技术产业链条细长,没有进一步形成产业集群。而冠捷、灿坤、戴尔等经过达产后的几年高速发展现已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已不足以继续推动福建省出口的快速增长。
(二)机遇
1.有利于福建优势出口产品进军国外采购市场
福建省出口产品中近94%为工业品,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决定着全省外贸出口的发展走向。出口工业品主要以纺织、鞋帽、电子三大类商品为主;出口最多的三类商品分别是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鞋帽、伞、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出口规模分别为70.04亿美元、53.01亿美元、150.1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8.4%、15.7%、15.4%。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望进军国外采购市场。
2.有利于促进福建对外投资的提升发展
2004~2009年,全省累计新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557家,协议投资总额(含增资)13.32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额(含增资)9.91亿美元。福建许多企业在以贸易为先导的基础上,将销售网络终端直接延伸到海外。2009年,新批贸易型境外企业95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84亿美元,分别占总量的57.6%和42.2%,预计可带动国内各类产品出口3亿美元。海外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将刺激该省对外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3.有利于扩大福建服务外包规模
福建服务外包产业发端于软件研发、动漫设计等领域,正逐步向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扩展,目前发展虽然总量不够大,但成长迅速,有较大发展潜力。目前,全省从事服务外包企业256家,从业人员2.2万多人,软件产业总体规模保持了年均30%以上的增长速度,离岸服务外包年收入增长超过40%。2009年,全省软件产业实现软件及系统集成销售收入超过30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36.4%。加入GPA后,随着国外采购市场的开放,福建服务外贸涉足国外政府采购具有较大潜力。
4.为福建对外工程承包带来新契机
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2009年新签合同额14476万美元,完成营业额17478万美元。中国武夷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5年入围ENR全球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2009年排名第222位。福建对外承包工程各主要业务分布在房屋建筑、交通运输、电力工业、电子通讯等领域,占总营业额的70%以上。近年来,从福建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分布格局看,房屋建设、交通运输等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但其营业额呈现增长态势。随着福建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电信工程服务、电力工业已成为新的增长点。
三、福建外经贸产业GPA的对策建议
1.夯实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
抓住全球生产要素重组、国际产业加速转移的大好机遇,创造条件吸引具有庞大市场资源的跨国公司进入福建,以资本流入带动产业与市场存量的同步转入,巩固并强化外资对外贸的支撑作用。从福建现有产业结构看,要以华映光电、冠捷、戴尔这条初具规模但又较单薄的产业为基础,着力吸引更高技术水平、更高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福建,形成发达的产业链条,增强集聚效应。
2.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和引导
加快建立和完善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科研院校科技投入为主体,以银行信贷、资本市场融资和风险投资为支撑,以引进外资和社会集资为补充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切实保障科技工作和科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3.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建立以企业技术中心、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及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为核心的企业自主创新体系,加强产学研合作,开发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技术和产品。
5.有效发展服务贸易
大力支持福建企业参与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拓宽服务外包领域,提升福建承接服务外包的总体水平。积极扩大旅游、运输、软件、展览、建筑、劳务等具有一定基础的服务贸易出口,支持企业到境外设立采购、分销、研发、物流、旅游、餐饮、医疗等服务机构,为福建开拓国际市场提供配套服务。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日元升值现状
随着近年日元汇率的大幅度升值,尽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在上升,由于中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使得主要基于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顺差的人民币升值速度,比不上基于短期资本流入的日元升值速度,这导致日元对人民币也出现大幅度升值。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计算,每100 日元可兑换人民币的金额(中间价) 由2007 年1 月的6.4643 人民币上升到2010 年12 月末的8.1397,相对升值幅度已达25.9%。日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已经进入“8 时代”。
二、日元升值对中日贸易的利弊剖析
1.日元升值将有利于我国改善中日贸易中的逆差状况
日元升值,人民币相对贬值,就会造成这种结果:我国出口至日本的商品成本相对下降,日元价格也就下降,从而可以通过价格优势来扩大在日市场的占有量,最终促进我国对日的出口。相反,日本出口到我国的商品由于日元上升,将使其国内的成本相对提高,在我国商场上人民币价格响应提高,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起到限制日本产品出口到我国的作用。这种“促进”和“限进”两重影响,无形中将利于改善我国在中日贸易中长期处于的逆差地位。然而,由于我国现阶段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出口价格需求弹性较小,而日本国民收入水平非常高,日本市场消费者对价格的态度日益宽容,使日本市场形成能同时实现价格上升和需求增加的需求结构,同时日本出口到我国的商品与我国总体进口商品的状况相比仍更具有需求量大,且必不可少的特征,因此在目前的进口出口升值对我国改善中日贸易状况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能高估的。
2.日元升值对我从日进口不利, 日商可能会以日元升值为由提价
我从日本进口时, 一定要加强比价工作, 防止日方借口日元升值, 大幅度提价, 将损失转嫁给我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日元升值一时会给出口企业带来困难, 但是日本企业对日元升值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据说, 经过去年一年的调整, 日本企业可以承受的日元兑美元汇价, 已经从去年的1 美元兑1 15日元提高到了1 美元兑1 0 5 日元, 有的甚至是1 美元兑1 0 日元。因此, 我们在进口时, 不能轻易接受日商提价, 要加强价格斗争。我们认为, 一个最好的办法是让欧美国家同日本开展竞争, 而不要只瞄准日本市场。
3.日元升值是我国吸引日本企业直接投资的好机会,利于我国产业调整
日本正在出现一个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热潮。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已转向东亚地区, 而中国又是重点中的重点。根据日方统计,200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21.58亿美元,占日本对外投资的5.6%,此后对华比重不断上升,到201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72.52亿美元,占日本投资的12.7%,中国成为日本第二大投资对象国。从我国产业调整来看,今后我国主导产业将是汽车、电子、能源、交通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日本向海外转移产业结构的愿望的。因此,这对我国吸引日商将这些产业移向我国,从而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我国经济不能不说是一个契机。
三、日元升值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1.提高我国对日进口价格需求弹性,充分利用日元升值,改善我国对日贸易状况
要充分提高我国对日进口价格需求弹性,首先应切实提高输日商品的竞争力,特别是以质量为中心的非价格竞争力,鉴于日本市场价格稳定,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高,我国在利用低价优势争取市场的基础上应把工作重心放在提高商品质量、优化包装、按时交货和稳定供货等方面,从而提高日本市场对我国商品的依赖性。其次,应改善我国输日商品的结构,加大制成品的比重。应该加强我国比较优势强且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精加工、高附值、知识密集型的商品种类上。第三,促进我国经济贸易关系多元化,降低我国必需品对日本供给的依赖性,保证我国经济建设必须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能源交通设备的供给。
2.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大力吸引日商直接投资
在日元升值的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优化国内投资环境,大力吸引日商对华的直接投资,这些措施包括:增强我国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减少日商来华投资时对我国政策稳定性的迟疑,提升政府吸引外资的形象;完善吸引外资方面的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在外资投资方面的立法保障,将一些多年贯彻的政策通过地方法律的形式以巩固加强;第三,延长合资年限的限制,适当降低日中合资的门槛和对中方的限制性要求,努力提高对日融资的水平;第四,适当减少地方政府对日资投资的监管力度,提高日资的经营资助权,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监管机构和人员的教育和引导工作,提升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
3.利用日元升值契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我国应把握日元升值带来的日商对华直接投资增加的契机,在利用日商直接投资时应该着重放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增加对能源、通讯、原材料、交通等基础设施和产业的投资,扩大对电子、光学仪器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规模;对于日商将汽车等产业转移我国,我们应引导其投资于生产用车、大中型客车等领域。在轿车生产方面,应该防止其过度膨胀,限制豪华轿车的生产,适度增加我国市场的中低档次轿车的投资。日商对华投资规模的不断加大,结构进一步优化,不但可以缓解我国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可以帮助我国扩大瓶颈产业的生产能力,从而在避免我对日贷款形成外债而易遭受汇率风险的前提下扩大我国总体生产规模,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四、结语
纵观近年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位居前列的东道国。1993―2003年,中国连续十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家。截止2004年末,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08941个,合同外资金额10966.0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01亿美元,中国2004年以606.30亿美元的流入量已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
从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看,我国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从对外投资中的资源开发、境外加工组装起步到政府大规模地倡导“走出去”,对外投资的形式日益多样化。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已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截至2003年底,我国累计在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净额为332亿美元,以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外资累计来华实际投资总额相比,只相当于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6%。
外商FDI大规模的流入和中国FDI小规模的流出,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资本流出缺口”。近几年来在中国,FDI流入量一直为流出量的十几倍乃至上百倍(2001年除外),2003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0.87亿美元,资本流入额为535亿美元,资本流出约占流入的5.4%左右。表1反映了外商FDI流入的成功与中国FDI流出的缓慢所形成的巨大反差。
从表1可知,从1996―2003年,外商的FDI每年流入都在400亿美元以上,而这期间中国FDI的流出总量比外资任何一年的流入量都要少,流出量最少的1997年,竟然只流出2.72亿美元,仅相当于当年流入量的6‰。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数据,1979―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5014.71亿美元,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为332亿美元,资本流出缺口高达4682.71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何其强劲
中国形成如此巨大的“资本流出缺口”,首先表明外资流入中国的势头强劲。造成外资多年来持续增加来华直接投资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1.外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的解释,对外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发达国家而言,投往中国的外资主要是已经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这些传统部门在发达国家已无任何成本优势,转移到与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中国进行投资,不仅可以延长本国传统产业的生命周期,而且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这种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曾成就了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辉煌,现在轮到了中国。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对外开放、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流。跨国公司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和保持竞争优势,以资源最佳配置为目标,把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分解到全球不同区位进行生产,使国际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而中国,恰好是承接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目的国之一。通过在世界上成长性最好的中国市场投资,将中国纳入其国际化经营棋局,变中国市场为其内部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和克服中间品市场不完善对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已成为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最好解释。另外,全球化带来的商品、服务、人员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及政策壁垒特别是贸易与投资壁垒降低,这些都构成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涌入中国的外部原因。
2.FDI流入能使中外双方都获得“双赢”的结果。
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占领中国广阔而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大动机。对于外商来说,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不仅可以接近市场、获得廉价的生产要素等资源,还可以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同时受到中国的“超国民待遇”,大力拓展销售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潜力的市场,2005年1月,人口已达到13亿,并且每年以净增长700-8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惠及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发展空间。这使外商来华投资可以获得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市场机会。而对于中国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弥补资金外汇缺口、带动就业、税收、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等诸多好处自不待言,外资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机制转换。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外资的大量进入,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3.中国经济的多元化特点强化了中国的资本吸收能力。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发展阶段的多元化特征,使中国对类型各异的直接投资产生各自适应的吸收能力。发展阶段低的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适宜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寻求我国廉价要素的中小资本;而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地区的要素和产业结构,则会产生具有熟练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内涵的能力结构,从而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项目有吸收能力。我国一些人力资本密集、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有能力吸引研究开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经济欠发达但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生产制造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有大量既存或潜在消费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消费娱乐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总之,各种目的、各种类型的直接投资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进入中国。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多元性,既是产生对国际直接投资巨大需求的经济背景,也是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吸引大量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原因,从这一角度也可较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的原因。
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乏力的原因
如前所述,与2003年中国作为世界引进外资最多国家的地位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则相距甚远。面对政府大力提倡的“走出去”的政策鼓励,面对“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对华频繁的反倾销制裁等因素,中国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将对外贸易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何在?
1.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著名国际投资专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投资发展周期是指一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净对外直接投资国的过程。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邓宁区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有少量的外来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少,但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且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在这一阶段,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处于经济发展第四阶段的国家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数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2003年的人均GDP为1087美元,因而正处于第二阶段,这就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邓宁的理论也得到了现实数据的支持。从表2可以看出,从所有国家的总体情况看,资本的流出和流入大体是相当的。但如果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看,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大于资本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小于资本流入,并且小于的幅度相当大。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缺口,需要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以弥补。而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则完全是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可见,资本在国际间的运动是与它们国内各自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并不明显,许多核心技术还依赖大量进口,竞争实力不强。正如TCL董事长李东生所说:“从实力上看,中国企业还没有到能够走出去的阶段。现在我们出去与索尼、松下、LG、三星这样的公司竞争,实力不足,风险很大。”是否选择去国外投资,是厂商进行收益与成本、优势与劣势、回报与风险比较之后才能做出的决策,而在这一阶段,国内尚有很多投资机会,大规模向外投资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都不强。
2.中国对外投资的宏观政策环境存在缺陷。
国家境外投资政策对资本流出的作用不亚于引资政策对资本流入的作用,因此分析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的原因不得不考虑我国现行的境外投资政策。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是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核心设计的。因此从对外直接投资导向上看,是以扩大出口为首要目标的,缺乏相对独立性。即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定位存在缺陷,不能满足促进中国FDI发展的客观要求。再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一直沿用行政性审批方式,带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作为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的所有者(出资人)职能交叉,时常混淆、错位。部门分割审批,使审批制度处于复杂和不甚透明的状态。这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相适应的对外投资审批制度也是影响资本流出的一大因素。这种状况2003年以后虽有明显改进,但仍无本质性的变化。
加入WTO后,我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要实行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现行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中,政府对民间对外投资管理缺位,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没有正常“走出去”的渠道,形成了对外投资管理的“盲区”。其实不少民营企业早已具备走向国际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由于审批制度过于繁杂和严格,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从正规渠道走不出去,而一些没有实力不该出去的企业却通过非法途径逃避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溜”了出去,这也是造成部分国内资产的海外流失或资本的非法外流的原因。
3.企业自身存在问题。
中国企业主体的构成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乏力的重要原因。目前最有活力的企业大多是三资企业,而三资企业系外商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方式,其母公司对华投资利益多多,不大可能对其投资母国反向投资。中国民营企业中确有一部分已具备走向国际市场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并已不乏取得成功的案例,如万向集团等,但从总体看,由发展阶段所限,尚未达到普遍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国有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工业企业集团为主体,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病同样存在于对外直接投资中,尤其是“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让对外投资往往“亏了企业,肥了个人”。这种制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
资本流出缺口对中国经济不无影响
中国的资本流出缺口,在初期是非常必要的,当时中国利用外资完全符合“两缺口模型”的理论。大量的外资流入,有效地弥补了当时中国的投资缺口和外汇缺口。特别是外资流入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对我国贸易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人民币汇率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企业以后融入国际社会做了演习性的准备。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而外资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机制转换。
然而,时过境迁,自1989年后,储蓄开始大于投资,投资缺口不复存在。此后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03年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年末为20805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58996亿元,存差为4906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1月13日正式公布,2004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6099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位。此时,资本流入大于流出的缺口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已发生了变化。在外资大量涌入和中国银行业存在4.9万亿存差的背景下,这种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值得我们重新评估:
1.中国资本流出的巨大缺口,意味着国内的投资市场被外商占领。
巨额缺口的存在意味着外资与内资之间存在着激烈地争夺投资市场的竞争。虽然从宏观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有明显的益处,但从微观上看,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企业在利益上存在冲突也无须讳言。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夺走了许多最好的投资机会和市场份额,它们享受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对中国各种产品的高端市场长驱直入,几乎所向披靡。这种竞争固然有逼迫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但其“肥水流入外人田”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并且对中国银行业的贷款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2.中国资本流出的巨大缺口造成中国在GDP增加的同时GNP减少。
外资企业的利润收入既是中国的GDP,也是外国的GNP,外国直接投资往往靠抢走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来获取利润,它常常会在增加中国总产出的同时减少中国人的总收入。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实质性问题,尤其当外资的数额很大时。从1979-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为5621.01亿美元,相当于46485.75亿元人民币,倘以10%的利润率计算回报,每年约为4648亿元人民币,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实际获益者是外商投资母国。另外,外资企业对中国就业的贡献不是很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年鉴的数据,2002年在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就业的劳动者为758万人,大体上只占全国劳动力的1%。尽管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资一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由于所占比重甚低,所以对中国GNP的贡献比较有限。
3.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使中国难以摆脱不利地位。
外国直接投资确实会给中国带来先进技术,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可是即便如此,在跨国公司控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产业也只能被限制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一端,永远不会将中国导向高技术、高收入的富强境地。这样的经济发展格局一旦形成,中国的支柱产业还将完全受外国的指挥中心控制,离开外国人就无法运转,从而丧失安全保障。
4.从长远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大多数产业,中国都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其内销产品,而所得人民币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可以汇出中国。根据有关专家估算,入世大约5年以后,我国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规模将会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按照年内销利润的10%,即相当于80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算,就有大约7000亿人民币汇出,亦即每年汇出的外汇很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
据金融专家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其主要环节出在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而更为严重的是,外商每年数千亿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到国内。至于有多少是买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数额会相当大,而一旦这个数字与国家的外汇储备大致相等时,就会面临危机的临界点。如遇突发事件,外商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如此看来“资本流出缺口”随着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经历了利大于弊、利弊相当的阶段,现在很可能走向弊大于利的阶段。
对缩小“资本流出缺口“的思考
然而无论资本流出缺口带来的后果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可能重闭国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那么如何直面挑战,解决资本流出缺口给我们造成的难题呢?
在全球资本项目普遍放松管制和我国资本项目不断开放的前提下,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和外汇金融总资产规模的创记录水平不时被新的数据刷新,外汇储备规模不仅超过了日本,牢牢占据着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而且超过了全球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外汇储备的总和,令世界刮目相看。同时,我国外汇金融总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表明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
尽管我国外汇储备和整体外汇金融资产规模的急剧膨胀有着诸多潜在的隐忧,但有一个基本事实不可否认,外汇储备和整体外汇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国家和国民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从外汇储备规模存量的角度看,一方面,外汇储备资产存量是否充裕、金融资本是否雄厚,不仅是国家经济与金融基础是否坚实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对外信用的重要特征,标志着一个国家对外信用是否可靠;另一方面,外汇储备资产是否充足,不仅是国家内部金融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不可缺失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能否有能力应对经济和金融领域各种突发性事件的重要体现。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高额的外汇储备是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有力武器,是保障国家金融稳定和采取危机救助措施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外汇储备规模的存量决定了一个国家对外信用的可靠度,同时也决定了国家内部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以及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能力。
另外,从我国整体外汇金融资产的构成看,目前我国的外汇金融总资产的构成仍以外汇储备为主体,外汇储备在整体外汇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始终据主导地位,占外汇金融总资产规模的70%以上。因此,从整体外汇金融资产的构成的角度分析,我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可控性依然较强,目前整体外汇金融资产扩大超出外汇储备部分资金构成的风险仍然有限,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的可能性也并非一些舆论所描述和担心的那样,还没有达到不可控的程度,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金融安全有力的保障。显然,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利弊之间,利在维护国家信用和抗风险能力上。
二、外汇金融资产异常暗藏风险
虽然外汇储备的扩大对我国经济和金融领域有着积极的影响,但外汇金融总资产的急剧膨胀,对当前经济的发展和金融领域的安全也不免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外汇金融资产中有部分是“热钱”的流入,“热钱”的流入将造成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而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将给我国出口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我国整体外汇金融资产过快增长无疑暗藏着诸多风险。
在诸多风险和负面影响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热钱”的流入将有可能增加我国货币的供给量,加大市场流动性的过剩,成为导致通胀上升的原因之一;二是在人民币存在一定升值预期的条件下,随着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逐步增强,加大了“热钱”的流入量,从而将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使我国金融市场风险上升,加剧股市和房市的动荡;三是由于“热钱”流入的目的依然是针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重,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将使我国出口形势愈加严峻。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依旧是不断通过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来实现的。其中,经常项目基本是通过对外贸易顺差来实现;资本项目主要是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来实现。而目前我国整体外汇金融资产的异常变化,显然增幅已大幅度超过了外汇储备,说明外汇金融资产的大幅度增加存在着大量“来路不明”的“热钱”。
虽然“热钱”的大量流入表明国际投资者看好我国的经济走势,但其中不乏大量的“热钱”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从中“套利”,进一步增多了我国经济与金融风险因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加快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升温,“热钱”对资产价格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随之增强,“热钱”的大量进入将导致我国货币当局被迫扩大货币投放规模,进一步加剧我国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由此产生的效应,有可能助推资产市场价格的飙升,并将可能带动新一轮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的上涨,衍生新的资产价格泡沫,导致我国承受更大的通胀压力,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另外,一旦有风吹草动,“热钱”就会大规模出逃,也会给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带来无法估量的风险,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的稳定。
由此,在我国整体外汇金融资产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在利弊之间,弊在我国国际收支形势将更加复杂多变,外汇资金跨境流动的不确定性因素在不断增多,外汇“热钱”净流入的压力进一步增强,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大,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的风险也随之而来,金融安全领域风险掌控难度自然加大。
三、怎样看待外汇金融资产规模
首先,我国外汇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有着积极的作用,超出常态水平的外汇金融资产并非不可取,毕竟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从形成上看,我国出口额、经常项目顺差、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往来项目顺差的增长与外汇储备的增长存在着差异,反映出外汇金融资产增长过快的不合理性,忧息随之而来。
虽然我国外汇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与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但同时也需要警惕外汇金融资产增长过快背后的诸多隐忧。从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与理性投资看,由于我国外汇储备资产构成主体相对单一,安全系数不高已然成为事实,如何把握理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理性投资,是当前我国现实国家利益和金融战略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构成,几乎都是以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为主的债券和资金,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和资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这类外汇
金融资产随着我国外汇储备和对外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首先,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安全最现实的难题是保值。其次,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负面影响。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外贸出口更加艰难,出口产品在结算中也将面临巨大损失,同时由于我国外汇金融资产由多个币种构成,即使美元不贬值其他货币也会贬值,甚至会出现对人民币轮番贬值的现象,我国外汇金融资产损失成为现实几乎不可避免。可见,在美元等西方货币的牵制下我国外汇金融资产安全压力会越来越大,我国外汇金融资何去何从就成为我国外汇管理工作中不可回避的最现实难题。
而如何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领域的应对风险能力,对完善金融体系及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健全的金融体系的重要标志是:以良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为基础,其中包括良好的经济和金融结构、充足的外汇储备、完善的货币汇率制度、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一方面我国将成为国际上重要的投融资市场;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也将面临着来自各方面冲击的风险。因此,加强金融领域风险管理首当其冲,在外汇管理中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完善针对不同类别频繁出入资金的管理体制,防范“热钱”――投机性资金大规模进出对经济和金融造成大的冲击,是当前我国外汇管理工作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同时,在外汇储备的使用与对外投资中,不仅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双向评估,还应完备对外投资的风险警示和监管机制,完善对外投资的多元化、多层次和可控性体系。
因而,对于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资产的我国来说,在利弊之间取舍,遵循分散化的投资原则,进行赢利性较强和安全系数较高的多元化对外投资,是我国处理好外汇储备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理性选择,避免由于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和人民币升值对外汇储备资产造成进一步的损失。
四、人民币升值与外汇储备保值
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角度看,长时间以来,国际上蛊惑人民币升值在不断升温。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改,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然而人民币汇改重启后却被市场一厢情愿地预判为人民币将大幅度升值。汇改的重新启动,是否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在近期内将出现大幅度的升值?有关各界纷纷猜测,市场也作出了一定的反应。从有关媒体的评论和市场作出的反应看,人民币汇改重启消息即出,关注的焦点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上。与此同时,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大的情况下,涌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热钱”瞄准了金融资产市场,也就助推了我国外汇金融资产的急剧膨胀,也进一步增加了外汇管理部门的管理难度。
人民币汇改的重新启动,被许多国外媒体渲染为人民币将大幅升值,事实上真是如此吗?需要澄清的是,人民币汇改的重新启动,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深化改革的需要,与逼迫人民币升值和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重启人民币汇改的出发点是中国货币当局自主的选择。另外,对人民币升值空间的评估,在经济学界广泛议论中各种观点很难达成共识,因此,需要从综合的角度出发,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关系。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包括:一是国际“热钱”的流入;二是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三是中国外贸形势的好转支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近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另外一个主要背景是,我国对外贸易出现重新扩张的态势。从另一方面看,虽然目前人民币升值空间并不大,但总体上人民币升值仍将是长期趋势,而人民币适度升值不一定都是坏事,就人民币升值概念来说,增强了国内对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信心,缓解了通胀预期的压力。再有,人民币的强势必然导致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强烈愿望的上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会随着市场的需要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一旦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国际货币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国际货币格局的主导将实现多元化。
从人民币的升值和外汇储备贬值的关系上看,在人民币的升值和外汇储备扩大的情形下,虽然化解外汇储备资产价值贬值风险的途径多种多样,包括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通过扩大出口降低外汇储备规模,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和外汇储备的多元化,但无论我国外汇储备构成怎样调整,外汇储备资产价值都避免不了不断变动的风险。因此,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与均衡水平上的波动和基本稳定,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并力争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是我国货币当局面对的多层面挑战。
五、我国货币政策的前瞻性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多次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决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在我国外汇金融资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大和热钱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备受各界关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依据是什么?货币政策的论证和选择则需要的是前瞻性。
2010年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回升,外汇金融资产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大,热钱大量流入,以及资本和房地产市场灼手可热的情况下,我国监管层不断对银行放贷规模发出警示,要求银行系统控制放贷规模,使人民币贷款规模更加合理和适度,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防止经济过热,以及避免因流动性过剩带来投资和房地产泡沫膨胀,防止通胀压力进一步加重。
尽管2010年以来我国货币当局采取了包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和两次上调利息等诸多措施,收紧新增贷款规模,但银行系统新增贷款规模不降反升,今后几个月反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同时,在新增贷款规模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通胀压力也随之而来。因此,如果信贷控制还是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者也热钱流入等原因导致外汇占款大幅度增加,存款准备金率的进一步上调就将成为我国货币当局控制信贷合理投放和抑制通胀的有效手段,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更多的选择。预计2011年,一方面我国将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主要运用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利息来控制货币供给总量,以进一步缓解通胀预期压力。
我国货币当局反复强调: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处理好宽松货币政策与通胀预期的关系。从当前我国监管层货币政策的出发点和意图看,2011年我国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进一步上调和利率变化的可能性增强,从而使银行系统控制放贷规模收缩,扩大放贷空间将十分有限。
目前,我国国内许多学者和金融机构认为,在我国外汇金融资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大和热钱大量流人的情况下,一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防止货币政策的滞后;另一方面,未来一段时间内,货
一,引言
货币的升值和贬值是指本国货币相对于国外货币的价值的上升和下降,货币的升值和贬值是影响一国经济贸易以及金融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货币的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往往存在正负两个方面。
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对中国经济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不断增强的外部压力下,人民币相对世界主要货币都出现了升值的现象,而且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依然在持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在对外投资领域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投资母国,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以中国为投资东道国的身份来分析,但是以中国为投资母国的身份来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带来的正面效应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份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人民币升值带给作为投资母国的中国的正面效应;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第五部分为参考文献。
二,文献回顾
纵观以往的研究和学术著作,关于人民币升值以及汇率变动的研究主要从我国整体福利的角度以及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或者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杨全发、涂雄悦从东道国福利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会导致FDI流入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降低等从而使中国整体的福利下降⑴;姚斌应用“新开放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福利的影响作出了数量分析,得出人民币制度应该朝更灵活的战略方向发展⑵。还有一些其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人民币升值或者汇率变动对全国整体福利的分析。
对于人民币升值或者汇率变动对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王墨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建议⑶;陈国伟、夏江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总产出的影响⑷。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从经济其他方面分析了人民币升值或者汇率变动的影响。
纵观以上对的分析,大多数都是将中国完全当成一个FDI的东道国来分析,缺少以投资母国的身份所进行的分析。本文将中国作为投资母国的角度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带给中国的正面效应。
三,人民币升值对带给中国经济的正面效应。
(一)人民币升值增加国内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在一次购买中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⑸。人民币相对外币的升值是相对于外币而言购买力增加。将中国看做国际贸易中的一个小国,即一个价格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商品的世界价格由整个世界的供应和需求以及其他方面来决定,对于国内来讲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商品的世界价格依然无变化,从而消费者剩余和过去相对而言有所提升,有利于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人民币升值对消费者福利的提高的示意图如下。
图中横坐标轴代表商品数量,纵坐标代表商品价格。在人民币升值前的世界国内供需平衡点为A点,此时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市场商品量为Q0,此时的消费者剩余为阴影部分。而人民币升值后,由于世界价格没有发生变化,商品的人民币价格相对下降,下降到P1水平,由于价格水平下降,在供给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需求曲线S向右下方移动到S1,达到新的市场供需均衡点B,相应的购买量达到Q1,而消费者剩余则增加了a+b+c三部分,其中a+b为原有消费者消费者剩余的增加,c为由于价格下降新增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所以人民币升值对消费者的福利有所提高。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会从两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产生正面效应:一是FDI流入的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二是通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对国内产业结构实现调整。
关于人民币升值会造成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少这个问题,人民币的升值主要会造成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等相关产业FDI流入的减少,因为人民币升值造成了这些行业成本的上升。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市场潜力无比巨大而且市场潜力还未完全发掘,外商直接投资不可能大幅度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所以人民币的升值使得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等产业的FDI流入减少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这些产业不需要从中国大量购买原材料和雇佣大量人力资源。
从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投资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比重会相对下降,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比重会上升。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人民币升值会增加中国国内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成本,对我国在这样产业的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人民币升值也会使中国落后的劳动密集型和粗放的资源密集型产业被迫改变。出口商品会向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从而实现我国国内自有产业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优化。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正面效应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到1997、1998的金融危机期间,利用日元不断升值的契机,大力对东亚各国进行FDI投资,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⑹。
中国企业在近些年大幅度实行“走出去”战略,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在面临能源和资源压力下,走出去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等相关领域。人民币升值相对于外币的购买力增加,在国际投资中由于国外市场的能源等相关原材料价格几乎不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以人民币表示的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国内企业的利润空间将扩大。这样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四)人民币升值对中国GDP结构改变的正面效应
目前中国的GDP增长有很大一部分依赖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实现的经济增长在中国GDP中占有大约60%,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对外依赖度达到60%。这么高的对外依赖度,经济的增长受外部影响太大,国外市场和经济的变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大幅度波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很多出口企业订单急剧减少、很多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经济发展也遭到非常严重的打击。
人民币升值会造成中国出口不利,虽然短期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出口不利会迫使企业大力开发国内市场,政府也会迫于经济压力采取相关措施扩大内需,最终由内需产生的GDP份额将增大,GDP的组成结构相应发生改变,我们经济对外依赖度也会随之而降低,国家经济安全会相对提升。
(五)人民币升值能够强化人民币的国际货币作用。
人民币升值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币升值会奠定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并且最终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对中国经济将有非常大的好处:首先可以用人民币直接购买国际资产,结算国际债务;其次具有无息债券的功能,我国可以用人民币直接购买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资源,也就是间接获取了其他国家资源的支配权,相当于我们在国际上发行了不支付利息的债券,降低了融资成本⑺;最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会加强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将中国作为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投资母国,人民币升值会带给中国经济各个方面的正面效应:首先是消费者福利的增加,其次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是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第四位有利于改善我国GDP的结构,最后有利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继续发展,以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强的趋势下,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应该在坚持独立自主决定的前提下,朝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人民币币值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循序渐进的升值,这样有利于我国参与全球化趋势,利用全球化的资源,实现整个国家的福利上升。
参考文献:
⑴杨全发、涂雄悦.汇率变动对FDI以及东道国福利的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05.10
⑵姚斌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经济研究2007.11
⑶王墨从生产力的发展看人民币升值生产力研究2007.06
⑷陈国伟夏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总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2002.04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截至2004年底,5163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448亿美元。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其中欧洲地区投资覆盖率最高,91%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直接投资企业;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分布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业的43%;其中香港为17%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约束
目前阶段,大多数中国公司的海外业务仍然停留在办事处、经理部经营的阶段,无法形成规模效益和取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企业驰骋国际市场的“拦路虎”体现在缺乏自己的竞争优势、企业体制障碍、管理系统和方法缺陷、本土化运作水平低等,而克服这些障碍是企业进行国际化建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方面
(1)政策促进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国家对国际经营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宏观协调管理机构,目前,海外直接投资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实行多头管理的制度,即以现在的商务部为主,商务部内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此项工作,而是分散在几个下属司局。各专业部门从各自管辖权限和部门目的出发,制定各自的管理办法,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来负责统一协调,这就往往导致管理上的混乱,管理效率的降低。
(2)制度保障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中国海外企业散布在世界各地,海外投资大多是根据各种渠道的非系统化信息进行的,致使海外企业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分布等方面,充满着无序性和随机性。目前在海外的企业,一部分是经批准成立的,一部分是未经批准成立。例如,在美国纽约地区某使馆登记的海外企业有130家,中方领事馆估计实际有300家,而美国政府有关人士估计,各类带中资背景的公司约有1000家。
(3)监管调控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海外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风险相比,中国海外投资中国有资产所占比重大,加之财务制度、经营管理的不规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估算,中国目前约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业是零利润或亏损,尤其是以国有资产为资本在海外搞的实业投资,成功的少,赔钱的多,或勉强保本。
(4)市场服务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由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接触较少,加之中国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尚不健全,许多企业想对外投资,但是苦于信息不灵,不知道应向哪里发展。而一个企业要对外投资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罗万象,既包括宏观的国外经济发展趋势、产业总体规划、金融外汇市场状况、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等,也包括微观的产品供需状况、价格市场周期、合作伙伴的资信、行业市场准入等。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确实存在诸多困难,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导致项目不理想的情况时有发生。
2.微观方面
(1)中国跨国企业投资规模小,品牌知名度低
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规模接近90%的在300万美元以下,比较摩托罗拉等国际著名企业,投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跨国经营投资的行业范围较窄,主要集中在家电、机械、轻工和纺织服装等行业。中国企业生产产品的品牌知名度较低,在国外市场上大多处于中低档水平,除海尔等少数几个知名品牌外,大多数中国产品与国外产品相比缺乏品牌竞争力。由于跨国经营经验不足、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存在,多数中国跨国经营企业效益不甚理想。
(2)缺乏国际化的管理人才
在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对企业挑战最大的是人才竞争。国际市场环境变幻莫测,跨国经营要求企业家必须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善于以全球的视角定位企业的未来和发展方向,精通国际竞争规则,具有丰富跨国经营管理经验。但就目前而言,中国跨国企业中符合上述要求的管理人才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人才市场上,相当部分的本土管理人员从中国企业流失。
(3)缺乏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低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技术含量较低,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下游行业,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相应也较弱。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投入大约占1%,而世界500强研发投入则占3%左右 。 此外,中国企业技术研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也明显低于国外跨国企业。中国企业大多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下游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绝大多数的中国跨国企业在国外仅进行贴牌生产,企业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产品也大多进入中低档品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缺乏技术竞争优势。
(4)缺乏有效的文化融合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在跨国企业内部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员工,他们具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不同的行为习惯,在日常的组织运营过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更在所难免,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会激化。
三、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国家支持战略
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中国政府有必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战略规划和提供必要的促进、支持和服务。建议如下:
1.建立与完善政策促进体系
制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规划,包括总体规划、国别地区规划和产业规划。规划是指导性和导向性的,不应具有行政约束力。规划的制定应突出重点。应选取政局稳定、投资合作环境好、与我经济互补性强且双方有一定的经贸合作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市场。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积极推进技术进步。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的赶超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值得中国政府效仿。
2.建立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立法进程,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制订《对外投资法》、《国际经济合作法》,抓紧出台《对外投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配套的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以法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实施,以法规范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在实现跨国经营过程中的管理、服务和经营行为。
3.建立与完善监管调控体系
完善境外投资绩效评价与联合年检制度,及时掌握境外企业的发展与变化情况,加强对境外投资效果的检测。探讨对境外投资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制定与完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加强对企业以收购兼并、股权置换等方式进行跨国投资的政策指导与规范。
4.建立与完善市场服务体系
建立健全信息网络系统,提供技术、快捷的信息服务。建立企业投资业务数据库,充实与完善境外投资环境信息库、外国吸引外资项目信息库、外国中介机构信息库、中国企业对外合作项目意向库等子库,为企业提供境外经营环境、政策环境、项目合作机会、合作伙伴资信等信息。
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战略
虽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困难重重,但也拥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因此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跨国经营成功的关键。
1.规模战略
国际竞争最终是规模和实力的竞争,大规模跨国企业是国际竞争的主体。为适应这一国际竞争规律,中国企业应先在国内的同一产业内形成内聚力强大的产业集团,改变以往小规模、分散化的局面,通过企业间的兼并、收购和控股等市场行为,构建具有资本、生产和技术规模优势于一体的跨国投资主体――跨国集团。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也可以积极对国外中小企业实行分合并购之术,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规模优势、生产能力或者是当地企业的品牌资源。
2.人才培养战略
人力资源是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的核心资源。目前,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人才市场上,中国企业处于劣势位置,外面的人才引不进来,而自己培训的人才又不断流失。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在加大力度吸纳国外优秀人才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注重自身人才队伍的培养。这就要求企业站在核心员工的位置上进行换位思考,了解企业员工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采取物质留人、感情留人和事业留人“三步走”的人才战略,并通过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发挥员工的专长和优势,使之为企业所用。
3.核心竞争力战略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通过有特色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市场现实需求长期统一而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是一个企业核心层面所具备的超越其他企业的优势。它可以是技术,是销售能力、营销策略,也可以是组织文化和经营理念。企业经营价值链上任何一环均可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跨国经营,必须选择并培育与自身跨国经营战略相匹配的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走向扩张和发展。只有构建了适应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走出国门,立足于国际市场。
4.文化融合战略
跨国企业要变文化冲突为文化融合须采取有效的文化融合战略。首先要进行文化差异识别,寻找文化差异的范畴所在,是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还是技术规范,不同规范的文化造成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其次要加强员工对不同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促进不同背景的企业员工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最后企业应致力于建立共同的组织文化,使员工个人的思想、行为与组织目标有效地统一起来,避免一片散沙局面的出现,增强跨国企业应付和适应不同文化环境的能力。
5.进入方式战略
在跨国公司的进入管理中,进入方式选择是一项基本和重要的管理内容。进入方式选择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进入的效率,以及进入后的经营绩效。合理的进入方式能够有效地降低跨国公司的进入成本,降低进入风险和提高经营绩效。中国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应该按照投资的动机、目标,以及企业自身各方面的实际状况,针对不同的地域、行业、时机,选择相应的投资方式,以保证投资活动的成功。
6.区位选择战略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确定对外投资区位时有两种选择,即上行投资和下行投资。上行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这种选择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为了打破技术封锁,直接获取发达国家的一流技术;二是为了避开贸易壁垒,占领东道国市场或打入第三国市场。下行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对其它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稍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种投资可以看作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实际运用,因为它是将本国处于成熟化的产品或技术移植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以便实现产品或技术的第二次或第三次生命周期。中国跨国公司在确定对外投资区位时,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具体国情和特点,以及企业的自身优势,对拟选东道国的区位优势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比较,综合权衡利弊得失。
五、结束语
随着国际间经济竞争与合作的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已成为一国向别国渗透,占领别国市场的有力武器。中国若想在未来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占领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发展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陈允宏游春杨晨:经济全球化既我国企业应对策略[J].管理科学文摘,2005(5)11~13
[2]冯春丽: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的一些思考[J]. 经济与管理,2004(8):19~20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截至2004年底,5163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448亿美元。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其中欧洲地区投资覆盖率最高,91%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直接投资企业;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分布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业的43%;其中香港为17%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约束
目前阶段,大多数中国公司的海外业务仍然停留在办事处、经理部经营的阶段,无法形成规模效益和取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企业驰骋国际市场的“拦路虎”体现在缺乏自己的竞争优势、企业体制障碍、管理系统和方法缺陷、本土化运作水平低等,而克服这些障碍是企业进行国际化建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方面
(1)政策促进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国家对国际经营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宏观协调管理机构,目前,海外直接投资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实行多头管理的制度,即以现在的商务部为主,商务部内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此项工作,而是分散在几个下属司局。各专业部门从各自管辖权限和部门目的出发,制定各自的管理办法,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来负责统一协调,这就往往导致管理上的混乱,管理效率的降低。
(2)制度保障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中国海外企业散布在世界各地,海外投资大多是根据各种渠道的非系统化信息进行的,致使海外企业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分布等方面,充满着无序性和随机性。目前在海外的企业,一部分是经批准成立的,一部分是未经批准成立。例如,在美国纽约地区某使馆登记的海外企业有130家,中方领事馆估计实际有300家,而美国政府有关人士估计,各类带中资背景的公司约有1000家。
(3)监管调控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海外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风险相比,中国海外投资中国有资产所占比重大,加之财务制度、经营管理的不规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估算,中国目前约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业是零利润或亏损,尤其是以国有资产为资本在海外搞的实业投资,成功的少,赔钱的多,或勉强保本。
(4)市场服务体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由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接触较少,加之中国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尚不健全,许多企业想对外投资,但是苦于信息不灵,不知道应向哪里发展。而一个企业要对外投资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罗万象,既包括宏观的国外经济发展趋势、产业总体规划、金融外汇市场状况、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等,也包括微观的产品供需状况、价格市场周期、合作伙伴的资信、行业市场准入等。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确实存在诸多困难,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导致项目不理想的情况时有发生。
2.微观方面
(1)中国跨国企业投资规模小,品牌知名度低
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规模接近90%的在300万美元以下,比较摩托罗拉等国际著名企业,投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跨国经营投资的行业范围较窄,主要集中在家电、机械、轻工和纺织服装等行业。中国企业生产产品的品牌知名度较低,在国外市场上大多处于中低档水平,除海尔等少数几个知名品牌外,大多数中国产品与国外产品相比缺乏品牌竞争力。由于跨国经营经验不足、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存在,多数中国跨国经营企业效益不甚理想。
(2)缺乏国际化的管理人才
在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对企业挑战最大的是人才竞争。国际市场环境变幻莫测,跨国经营要求企业家必须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善于以全球的视角定位企业的未来和发展方向,精通国际竞争规则,具有丰富跨国经营管理经验。但就目前而言,中国跨国企业中符合上述要求的管理人才数量十分有限,而且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人才市场上,相当部分的本土管理人员从中国企业流失。
(3)缺乏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低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技术含量较低,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下游行业,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相应也较弱。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投入大约占1%,而世界500强研发投入则占3%左右。此外,中国企业技术研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也明显低于国外跨国企业。中国企业大多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下游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绝大多数的中国跨国企业在国外仅进行贴牌生产,企业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产品也大多进入中低档品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缺乏技术竞争优势。
(4)缺乏有效的文化融合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在跨国企业内部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员工,他们具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不同的行为习惯,在日常的组织运营过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更在所难免,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会激化。
三、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国家支持战略
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中国政府有必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战略规划和提供必要的促进、支持和服务。建议如下:
1.建立与完善政策促进体系
制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规划,包括总体规划、国别地区规划和产业规划。规划是指导性和导向性的,不应具有行政约束力。规划的制定应突出重点。应选取政局稳定、投资合作环境好、与我经济互补性强且双方有一定的经贸合作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市场。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积极推进技术进步。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的赶超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值得中国政府效仿。
2.建立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立法进程,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制订《对外投资法》、《国际经济合作法》,抓紧出台《对外投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配套的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以法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实施,以法规范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在实现跨国经营过程中的管理、服务和经营行为。
3.建立与完善监管调控体系
完善境外投资绩效评价与联合年检制度,及时掌握境外企业的发展与变化情况,加强对境外投资效果的检测。探讨对境外投资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制定与完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加强对企业以收购兼并、股权置换等方式进行跨国投资的政策指导与规范。
4.建立与完善市场服务体系
建立健全信息网络系统,提供技术、快捷的信息服务。建立企业投资业务数据库,充实与完善境外投资环境信息库、外国吸引外资项目信息库、外国中介机构信息库、中国企业对外合作项目意向库等子库,为企业提供境外经营环境、政策环境、项目合作机会、合作伙伴资信等信息。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战略
虽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困难重重,但也拥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因此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跨国经营成功的关键。
1.规模战略
国际竞争最终是规模和实力的竞争,大规模跨国企业是国际竞争的主体。为适应这一国际竞争规律,中国企业应先在国内的同一产业内形成内聚力强大的产业集团,改变以往小规模、分散化的局面,通过企业间的兼并、收购和控股等市场行为,构建具有资本、生产和技术规模优势于一体的跨国投资主体——跨国集团。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也可以积极对国外中小企业实行分合并购之术,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规模优势、生产能力或者是当地企业的品牌资源。2.人才培养战略
人力资源是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的核心资源。目前,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人才市场上,中国企业处于劣势位置,外面的人才引不进来,而自己培训的人才又不断流失。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在加大力度吸纳国外优秀人才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注重自身人才队伍的培养。这就要求企业站在核心员工的位置上进行换位思考,了解企业员工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采取物质留人、感情留人和事业留人“三步走”的人才战略,并通过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发挥员工的专长和优势,使之为企业所用。
3.核心竞争力战略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通过有特色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市场现实需求长期统一而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是一个企业核心层面所具备的超越其他企业的优势。它可以是技术,是销售能力、营销策略,也可以是组织文化和经营理念。企业经营价值链上任何一环均可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跨国经营,必须选择并培育与自身跨国经营战略相匹配的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走向扩张和发展。只有构建了适应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走出国门,立足于国际市场。
4.文化融合战略
跨国企业要变文化冲突为文化融合须采取有效的文化融合战略。首先要进行文化差异识别,寻找文化差异的范畴所在,是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还是技术规范,不同规范的文化造成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其次要加强员工对不同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促进不同背景的企业员工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最后企业应致力于建立共同的组织文化,使员工个人的思想、行为与组织目标有效地统一起来,避免一片散沙局面的出现,增强跨国企业应付和适应不同文化环境的能力。
5.进入方式战略
在跨国公司的进入管理中,进入方式选择是一项基本和重要的管理内容。进入方式选择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进入的效率,以及进入后的经营绩效。合理的进入方式能够有效地降低跨国公司的进入成本,降低进入风险和提高经营绩效。中国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应该按照投资的动机、目标,以及企业自身各方面的实际状况,针对不同的地域、行业、时机,选择相应的投资方式,以保证投资活动的成功。
6.区位选择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