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责任的特征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法律责任的特征，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两者的权力机构不同

前者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而后者则是股东会。

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以下简介《条例》）第30条规定：“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

《公司法》第3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

2、两者对权力机构人数限制不同

前者没有上限的限制。而后者则由上限的限制。

《条例》第31条第1款规定：“董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人。董事名额的分配由合营各方参照出资比例协商确定。”对其上限则没有限定性规定。

另外，该条规定的董事名额的分配参照出资比例协商确定的内容可以解释为在合营各方完全可以在合营合同和章程中规定董事的名额分配不参照出资比例来分配，如出资多的一方可少委派董事，而出资少的一方多委派董事。

《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也就是说，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会人数的上限有明确的限制，即不得超过50人。

3、两者权利机构人员的来源不同

前者来源于合营各方的委派。后者则来源于出资而取得股东资格。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介《合资法》）第6条第1款规定：“合营企业设董事会，其人数组成由合营各方协商，在合同、章程中确定，并由合营各方委派和撤换。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中外合营者的一方担任董事长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董事会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合营企业的重大问题。”

《公司法》第3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

4、两者表决权的依据不同

前者是根据人数表决（即一个董事一票表决权）。而后者则是根据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条例》第32条第1款、第2款分别规定：“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1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长不能召集时，由董事长委托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经1／3以上董事提议，可以由董事长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2／3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董事不能出席的，可以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人代表其出席和表决。“

第33条规定：“下列事项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

（一）合营企业章程的修改；

（二）合营企业的中止、解散；

（三）合营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

（四）合营企业的合并、分立。

其他事项，可以根据合营企业章程载明的议事规则作出决议。“

《公司法》第41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有一个例外，即《公司法》第35条第2款前句“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此处的“过半数”指的是股东人数，而不是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数。

附带需要说明的是，前者的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而后者的董事会则是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代表公司并行使经营决策权的公司常设机构。

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最高权力机构，而后者则是经营决策机构。

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机构或者说业务执行机关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该特征与《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不同：

1、两者结构不同

前者的机构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组成的经营管理机构。后者则是由董事会和总经理组成的机构来共同完成。

2、权力来源不同

前者来源于最高权力机构的聘请。后者则来源于具有经营决策权的董事会的聘任。

3、两者的职权不同

前者可以代表合营企业。后者则不能代表公司。

《条例》第36条规定：“总经理执行董事会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领导合营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总经理对外代表合营企业，对内任免下属人员，行使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法》对总经理则没有规定此职权。

三、其他

篇2

一、经济法中法律责任特点

 

1.社会性

 

经济法中法律责任具备了社会性的特征，正是由于经济法中法律责任具备这个特点才使得经济法的众多法律责任关系得以平衡稳定。经济法的社会性特点指的是法律责任不管是构建体系还是创建制度等都应当充分考虑到社会的公共性，不但以维护整个社会利益作为宗旨，而且还兼容了多种制度、多种原则、多种方式来体现，可以说经济法法律责任的社会性特点就是一种全局性、公众性、公平性以及多元性的整体特征。违反经济法的行为极有可能对他人的利益造成侵犯，严重者甚至可能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危害，所以，经济法更应当站在社会角度去规定其法律责任[1]。

 

2.综合性

 

经济法中法律责任通畅会采取传统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等形式来体现，在表现形式上具备了极为明显综合性特点。法律制度不断成熟后其形态就会按照传统的标准分配到刑法、民法以及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然而经济法属于新法律部门，则很难发展出更新的形式。此外，经济法所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复杂程度也已经表明了，无论是何法律部门都需要明确诸多法律责任，才能将立法的宗旨及目标实现。

 

3.双重性

 

经济法法律责任具备的双重性特点可以从以下的三个角度理解。第一，双重性特点指的是法律责任极有可能由他法责任与本法责任来组成。第二，直接的讲，经济法法律责任就是违反法律的人应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既可以体现民事责任中的补偿性质，也具备了行政责任中的惩罚性质，经济法法律责任就是结合了补偿性与惩罚性的一种责任制度。第三，违反经济法的行为极有可能对个体或者整体的利益造成损害，而这种双重性的损害使得经济法的主体也承担了双重责任[2]。

 

二、经济法中法律责任形态

 

1.经济法法律责任的传统形态

 

在经济法中，大部分的法律责任都是专章规定，这其中就存在了大量与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等性质一样的规定，主要采取间接和直接的方式对这些规定进行表述。其一，间接方式指的是在经济法的法律法规当中，要对违法主体的法律责任进行追究，但是传统的法律责任只是规定了应该追究其责任形态，并且由执法人员根据相应法律法规进行适当的处理。其二，直接方式指的是在经济法的法律法规当中，应当具体说明或者明确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及承担幅度等内容，能够直接采取该条款进行执法处理[3]。

 

2.经济法法律责任的新形态

 

(1)纠正性广告制度。站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对那些违反经济法行为，有时不仅仅只限于追究其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而且还应考虑到抵消这些违法行为是否会对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而纠正性的广告形态就是一个典范。

 

(2)惩罚性的赔偿制度。惩罚性的赔偿主要包含了三个功能。第一，赔偿功能，这一功能主要是针对一些难以证明的人身伤害损失、受害人精神损害以及诉讼费用等给予的赔偿。第二，制裁功能主要是对那些具有恶意行为、违法行为者给予的惩罚。第三，遏制功能就是，受害人在接受赔偿后又受到不法分子的威吓，遏制功能可以对此发挥出遏制的作用，让不法分子在这种违法行为中吸取教训后不敢再实施该类行为。惩罚性的赔偿能够给予受害人更加及时、充分以及全面的利益保护，激励受害人与违法行为做斗争，这种功能可以对一些潜在的违法人员起到震慑作用，以削弱违法人员的强势地位而预防或者避免违法行为的产生。

 

(3)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指的是销售商、生产商或者进口商得知自身销售、生产或者进口的产品，可能存在一些危害消费者的安全、健康等缺陷时，可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报告并及时通知广大消费者，最后设法将消费人员手上以及市场上的缺陷产品收回，采取销毁、更换或者免费修理等措施进行弥补制度。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召回缺陷产品的制度，并且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还制提高了生产者对产品质量的意识，为广大消费人员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利保障。

 

(4)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指的是企业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也有增进或维护社会利益的责任与义务。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了慈善责任、道义责任、综合责任以及法律责任等，这些责任对企业自身发展及演变过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企业的社会责任最初的表现形式以道德责任为主，然后慢慢发展成为了软法责任，一部分又开始不断转化为法律责任，此种演进足以反映人们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的提升。现如今，社会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企业责任实现法律化、

 

软法化。最后，除了上述的两种责任类型以外，经济法内还包括了资格减免责任、信用减等责任、失误的政府经济决策失赔偿责任以及发出禁止令责任等形态[4]。

 

篇3

凯尔森说：“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行为，他应受到制裁。” i法律责任是法学范畴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法律运行的重要保障机制，是实现法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法的强制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对责任的合理界定，缺少了法律责任的部门法是不完整的，其法律能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按照传统法理学“主体――权利义务――行为――责任”的逻辑思维，经济法学也必须具备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体系，虽然经济法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学学科，其理论发展并不完善，甚至很多学者对其是否具备独立地位都持否定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法没有自己的责任形式。任何一门法学的产生、发展都是实践和现实需要的产物，从来也不是学者主观臆断凭空编造出来的，经济法学作为对于传统民商法学和行政法学的超越，它的产生和发展均晚于传统意义上的部门法，一开始就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挑战，所以我们应该站在一种新的视野中去认识传统部门法，去认识经济法以及以后可能产生的其他新的部门法学，我们也不应该过多的关注经济法学是否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学，经济法律责任是否具有独立性，而应该关注于如何更好地构建经济法律责任，如何使经济法律责任更好地保障和促使经济法律关系的运行，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对“经济法律责任”概念的界定

责任来源于角色、职权、道义或者正义、精神状态、能力及法律规定，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含义首先是“份内应该做的事”，，其次是没有做好应做的事而应当承担的后果。法学界一直以来的主流，是在词典解释中的后一个意义上理解责任，也即违法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作为责任的一种，不同的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理解，导致在如何理解法律责任的问题上，学理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学者把法律义务归结为法律责任，认为履行法律义务就是在尽法律责任，称之为“积极责任”；有的只把违反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否定性后果才称之为法律责任，谓之“消极责任”。笔者认为，法律责任本身不具有责任中的积极含义它属于消极责任，是指因损害法律上的义务关系所产生的对于相关主体所应当承担的法定强制的不利后果。

在经济法律关系中，我们可以从法条中看出经济法律关系可以有多种手段来调整，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和其他的手段，相对应的责任形式就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其他责任。对此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经济法律关系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它与传统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关系是什么？

纵观各种经济法论述，对经济法律责任有多重定义，甚至对于“经济法律责任”一词也是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由两种观点：一种是一元论，一种是二元论。一元论者认为：经济法律责任是与一定的违法行为相联系的，它是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二元论者认为经济法律责任就是一种法律后果，既包括不利的后果，也包括一般性义务，还包括有利的后果。但是，依据我们前文关于“法律责任”的界定，责任还是应该指的是不利的一面，将褒奖和一般性义务定为法律责任是不妥当的，它们都是法律后果的一种。因此依据一般法理，经济法律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规定的行为而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或者说是，因实施了违法行为，侵害了经济法所保护的法益，而应受到经济法上的制裁。

二、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立性

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立性，是指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中的有机构成，能够在内涵、功能、目的和价值方面符合经济法独立体系的要求，并因之与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区别、相并列ii。考察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需要弄清楚两点：经济法律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的关系，经济法律责任区别于其他责任形式的特征。

（一）经济法律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的关系

从法学发展态势来看，责任作为法理学中及其重要的范畴，其理论研究已相对成熟且各部门法如民商法、行政法、刑法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责任体系和责任形态。根据传统的责任理论，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可能有多种，但学界对其具体包含的内容却有所争议，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其一，只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其二，除上述“三大责任”外，还包括违宪责任（沈宗灵：《法理学》）；其三，除上述“四大责任”外，还包括诉讼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综观对法律责任的各种分类，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既然我们以部门法性质为标准对法律责任进行分类，那么就必须从部门法的划分出发，根据现有的部门法划分来确定法律责任的具体种类，上述观点，特别是“三大责任”说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被延伸为似乎是真理性、权威性的学说。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真的能够穷尽所有的责任分类吗？而且法律责任的形式本身就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只不过是按照部门法和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性质所作的划分，那么必然法律制度越成熟，就越难发展出新的责任形式。当近代的和现代的法律制度逐渐成熟之后，法律所能使用的责任形式就基本上被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占领完毕，那么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责任主体能被限制和剥夺的权益种类是有限的，现实社会司法实践中会出现各种新的责任形式，这些新的责任形式是以上已经形成定论的责任形式无法概括的，那么这些新出现的法律和法律责任形式该何去何从呢？比如经济法、劳动法和其他社会法部门。一方面传统法律部门理论体系已趋完整，独立地位不可撼动，另一方面新兴社会法日益发展，对原有的传统法学理论体系造成冲击，这些新兴的社会法被一部分法学家所不能接受，他们既不能被纳入到原有法学部门中，同时也不容许它们独立成一个新的部门法学，很多学者质疑这些新兴社会法的独立地位，以它们没有独立的责任形式来批判社会法的独立地位，但实际上，这是毫无意义的。经济法和其他社会法学的出现是社会分工专业化、技术化的结果，这意味着原有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我们应该抛弃过去那种责任形式之间井水不犯河水，泾渭分明的僵化观点，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的交叉和内在的联系，各个不同的部门法只是对某种类型的责任形式更加侧重而已，各个部门法的责任形式中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民法中的惩罚性违约金、行政法上的罚款和刑法上的罚金；行政法上的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如果从实质和内容来看它们是一样的，真正区分它们的是各自的成因和所属的部门法性质。所以，同样偏重于财产罚的经济法与民法，它们之间区分的关键还是在于法律责任的成因和部门法的性质不同。

经济法是为解决现代问题而产生的现代法，因此它的发展必要站在传统部门法发展的基础上，人为地割断经济法与传统法的关系是不科学的。经济法律关系是一个多元体系，并呈现出行政、权力、公共性等与经济、权利、个别主体权益等相融合的基本特征，而且，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也表现出更多的具体性和角色化特征。因此，我们要用复合和多层次的视角去理解、把握经济法律关系。基于经济法的公与私、经济与行政、权利与权力交融的特点，以及经济法律关系的复合型的特点和经济法实施机制的多元和动态的特点，经济法律关系的责任或者说是后果形式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还包括资格罚、能力罚、声誉和信誉罚等专业及社会性责任，以致引咎辞职等责任。所以我们说经济法具备独立责任形式，但它的责任形式并不是对传统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三者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的提升，经济法律责任是对传统法律责任形式和内容的补充、超越与创新，经济法律关系的责任或后果形式并非学者们正在努力“证成”的特殊和独立的一种责任形式，而是各种法律责任围绕着特定功能的创新和综合。此时，即使是传统的法律责任形式，也是经由经济法理念和原则的统合而呈现出“1+1+1>3”的效果。

（二）经济法律责任的特征

经济法律责任是在综合传统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具有自身新的特点的新型法律责任，它突破了传统的责任形式及其内容，而是形成了与经济法的各项制度、各种规范相一致的特殊责任制度体系，这也使得经济法更具专业性和技术性，使经济法律责任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相区分，使之具备独立性。经济法律责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综合性，即经济法主体要承担的责任比较重，且多为多种责任的竞合。经济法律责任在形式上大量采用传统上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虽然在民法、刑法和行政法中也有采用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的情形、但仅仅是个别情况，而经济法则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因为经济法作为高级法、现代法，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多属于复杂问题，单靠某一种类型的法律责任很难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和目标。例如，从中外经济法的具体立法来看，在税法、金融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济法主体往往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受到法律制裁。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不仅在经济法中单个或并列使用，而且在经济法中还可能产生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等新型的责任形式。

第二，社会性，由于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导向，经济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在诸多方面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虑，经济主体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特定主体的经济利益与权利，而且还可能给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经济法主体的违法责任更为严格，并且表现为多种责任，起责任承担的目标、内容、方式，不仅有经济性的，而且有社会性的；不仅有补偿性的，而且有惩罚性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成本，站在全社会的高度来规定主题的法律责任，是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重要特征，这也充分体现了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经济法律责任的价值取向即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和国家的经济安全。

第三、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不均衡性，在经济法主体的构成中，主要有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经济行政主体是指具有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机构，市场主体则主要由经营者、竞争者、消费者组成。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并非同类，且不属于同一层面，因此规范其行为的法律规范性质也不同，规制经济行政主体的法律规范主要在宏观调控法中，规制市场主体的法规主要在市场规制法规中二者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同，分别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有差异。例如：在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中，对市场主体的义务规定较多，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经营者义务的规定；在宏观调控法律规范中，是以规定经济行政主体的义务为主，如财政机关、征税机关、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定职责，相应的其法律责任的规定也较多。由此可见，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间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和不均衡，导致了经济法律责任明显的不对等和不均衡，这是传统部门法律责任所不具有或不明显的。

第四、功能上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传统民法认为“损害――补救”过程是一个受损的权益的恢复过程，而民事责任的功能就在于促使行为人“补偿”，恢复权益受损前的状态，。传统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惩罚性，其直接目的在于惩罚犯罪行为和行政违法行为，使行为人承担损害后果。而经济法律责任不仅兼具“补偿”和“惩罚”这两项功能，而且还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比如，在经济法律责任中确立的巨额赔偿制度，两罚乃至多罚制度，扩大责任主体制度以及鼓励受害人为获得赔偿而寻求救济等制度设计，能够对违法者和其他社会公众起到遏制的作用。

第五、在经济法律责任的主体上也有不同与传统法律责任主体的特点，经济法责任主体有由个人责任向团体责任转变的扩大化趋势。“任何人不对非因自己的行为所致的损害承担责任”这是传统法在责任主体确立上所遵循的原则，刑法明确规定“罪责自负”的原则，民法和行政法也确立了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或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则。但在经济法中由于法律关系与利益结构日趋复杂，完全的个人责任未免显得有失公平，而且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经济领域，作为责任主体扩大化体现的团体责任，突破了个体行为人只承担自己行为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的理论。

三、经济法律责任的重新定位

综上所述，经济法律责任是一种新型的法律责任，是传统法律责任围绕经济法的功能所进行的一种综合和创新，是以传统法律责任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有着完全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点和体系，使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在秉承大陆法系的我国，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一方面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根深蒂固，各个法律部门泾渭分明，一方面各种新兴的法律实践和法律法规不断冲击着传统的理论大厦，使得我们不断反思质疑传统的部门法划分理论，这看似客观的、以法律责任为标准的法律部门划分实际上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应当按照所调整的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才能适应日以专业化、技术化的社会实践需要，避免陷入理论自娱自乐的泥沼之中。我们关注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立性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看待法律责任的视角，将那些一直被传统法律责任理论掩盖之处发掘出来，将它与传统法律责任相区分，认清经济法律责任的特殊性才能更好完善经济法律责任的制度设计，使之更加的平衡公正，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功能。

注释：

i 转引自沈宗灵：“论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ii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P657.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7.

篇4

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有的人称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他认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因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的有关规定而应当受到的刑制裁。刑事责任是律师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也有的人称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他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在执业活动中实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称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者与称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者，其相同之处都认为刑事法律责任之发生与执业活动有关，都是在执业活动中实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对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范围出现分歧：前者认为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仅指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后者认为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不仅包括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而且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法律责任，也就是同时包括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在内。但是，新《律师法》只有在第49条规定了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而没有任何一条有规定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法律责任。所以，依照新《律师法》的规定，笔者所称的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应当是指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

一、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概念及其特征

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也就是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实施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危害，触犯了刑律，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法律后果。但对于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特征，却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律师刑事责任基本特征表现为：责任的主体为律师；责任的前提是与律师执业活动有关的犯罪行为；责任具有明显的背职性。由于律师所扮演的特殊的社会角色，在法律现实中所取得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因而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进行特殊的法律规制无疑是必要的，其违反法律所设定的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进而触犯刑律的，由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有的认为律师刑事法律责任之属性是律师“职业行为触犯了相应之刑事法律规范。虽然刑事责任主体是特殊的，但刑事法律规范却并不一定特殊，即相应之刑事法律规范并不一定专门为律师而设定，诸如律师行贿、介绍贿赂、泄露国家秘密等等。我国刑法第306条所规定之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加拿大刑法典》第331条规定之受托律师盗窃罪等，是较例外的情况。在大多数国家，律师之大部分刑事责任都是普通规范而非特殊规范”笔者认为，律师刑事责任之构成特征应具备如下几个：（1）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即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于执业律师，而不包括哪些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而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黑律师”；（2）犯罪客体的复杂性。律师之犯罪行为一般指向其执业的相对人，如司法人员、当事人、证人等，其侵犯的客体比较复杂。一方面，其相关的犯罪行为直接侵犯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如律师行贿侵犯了司法机关的廉洁性，另一方面，律师之犯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律师职业的公信性，贬损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形象；（3）犯罪与执业的相关性。有人认为“关于律师的刑事责任，要注意律师的犯罪行为是否与其执业活动有关，即要区分律师个人犯罪和律师职务犯罪。从个人角度来看，律师对其自身的与执业活动无关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属于一般主体刑事责任，与律师刑事法律责任无关；从职务角度来看，如果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行为，构成律师的职务犯罪，则属于律师的刑事责任。律师的刑事责任是律师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律师只有在其行为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触犯了刑法、并且应当受刑罚处罚时，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律师之犯罪行为如果与执业无相关性，则属于公民之犯罪。

篇5

当前，人们在法律责任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是尤为显著的，且也在不断完善当中，但在进行经济法责任的解释过程中，却产生了诸多困境，导致其地位出现了一定的偏狭、缺失，也让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日益突出的局限性。经济责任，不仅要注重对传统法律责任的有效继承，还要将自身独立性、异质性充分体现出来，从而真正将经济法责任的超越呈现出来，为此，相关人员应给予更深层次的探究与完善。

一、法律责任的困境

从本质、目的层面来讲，法律责任是一种通过补救、惩罚来尽可能减少违法行为，保护法所确认的利益，及时有效恢复法律被破坏的法律关系、秩序的纠错机制，在设置方面，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对违法行为的影响、动机，以及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做出综合考虑，但这些不仅会随着行为者所处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也会因为行为者所处社会关系的不断优化、改变，以及领域的不同而出现变化。此外，作为法律责任，面对不同的历史阶段、法律部门，以及不同国家和语境，呈现的含义都会发生不同变化，若脱离具体的法律制度、语境再来讲法律责任是没有现实法律意义的。所以，面对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及其领域内一切违法行为的遏制、矫正，以及各个部门法调整目的的完成，都无法通过其中某项具体责任形式来实现，而是需要各种不同责任形式来建立完善的责任体系来实现的。但在制度、时代的种种制约下，传统责任理论在具体实施中，难免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偏狭，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责任制度提出的实际需求。因此，对于部门法在法律责任方面存在的区别来讲，其关键并非是责任形式上存在的差异，而是因为不同目的的产生而对逐渐形成的不同责任形式组合，所以说，对于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来讲，其应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存在一定差异，要将自身的独特性体现出来。

二、经济法责任的涵义

一直以来，针对经济法责任涵义做出的表述都是丰富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经济法责任是由一系列经济违法行为来明确的，认为由于产生经济违法行为而承担的责任就是经济法律责任；二是各种经济法责任的界定是由经济法这一部门法来完成的，认为经济法责任是对一切违法经济法律法规做出的相关规定，必须要对受害方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是针对已经出现的一些违规行为、特定事实来完成对经济法责任的界定；四是通过对违法主体做出一系列强调来对经济法责任做出相应界定，认为经济法责任主要是指由于某种实施状态与经济法的相关特别规定相符合，或者是经济法主体违反了经济法做出的某项规定而需承担的相应后果。上述针对法律责任做出的阐述分别是从部门法性、一般违法性、主体性等角度来做出明确界定的，虽然能够体现出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都存在一定的偏颇。所以说，经济法责任虽然要注重对传统法学原理的继承，但同时也要呈现出自身特性。因此，结合一般法律理论来讲，法律责任主要是指由于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的相关规定而产生的，由国家、组织或者是个体承担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义务而需承担的后果。但要注意的是，在使用经济权利过程中，应对相应限度做出严格考虑，一旦超出界限，便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经济法责任的超越

（一）独立性

首先，针对经济法责任自身是否具备特有的独立性，一直以来都是法理学界探究的焦点课题。法理学界、非经济法的部门法研究人员大多都认为是不具备的，觉得所有的责任形式都可以囊括于传统“三大责任”中，没有必要针对经济法再去创设一种全新的责任形式。但经济法学界的学生基本上都觉得，经济法需要拥有可以体现自身独立性的责任形式，且从各个角度做出了相应论证，比如，责任存在的客观性；经济法责任与其他责任存在的区别、经济法主体的独特性等层面来论述。其次，在经济法学界，在论述经济法责任独立性过程中，提出的观点也存在某些差异。有的学者认为，经济责任其实是民事、行政与刑事三种责任的一种系统化、综合化的体现与完善，而并非是单纯的整合；也有些学者认为，经济责任未涉及到民事、行政与刑事方面，而是与其并列存在的一种全新的责任形式，与经济法规定的各项责任存在一定差异。前者主要将责任局限在了三种责任的优化结合上，而未对其可能会导致经济法出现局限性、滞后性这一情况做出充分考虑，也未及时认识到，随着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经济法责任要做到充分适用就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创新、拓展。而后者则是过于彻底的将经济法责任视为了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忽视了开放性、兼容性特点的呈现，为重视起对优秀传统法律责任的提炼与继承。最后，对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来讲，主要强调的是经济法是否拥有一个独立，以及在法律责任上的划分是否是基于部门法来完成的。认可与否定者针对是否具有独立性的表达只是区别于形式上，且对于法律责任的划分，其主要标准并非是部门法，而是只要存在部门法就会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责任。其中针对法律责任的部门法性质在划分法律责任过程中，关注重点是法律责任本身所属于那个部门法，具体来讲就是法律责任的主体、构成要件等方面。若某项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主体等都方面的相关规定都是基于经济法实现的，那么不论采取的形式是什么，其法律责任都属于经济法责任，绝对不能从属于其他部门法的相关责任。此外，从经济法责任内容层面来讲，可以继承一些优秀的传统责任内容，但绝非是完全的割裂，既要体现出相同性，又要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二）异质性

一是从社会公共利益性层面来讲。经济法主要维护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并非是以国家或是某一个体为中心，而是始终坚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主体。民法着重考虑的是个体与其他个体需要承担的责任；行政法强调的是某一个体需要对国家承担的相应责任，且还要以违反法律规定的相关要求来承担。而经济法责任在具体承担时主要考虑的是市场交易关系、主体竞争中，某主体做出的一系列行为给市场交易过程、秩序与结果等方面带来的动荡，但涉及主体之间并未产生触犯行政法规、刑法的行为时，处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而对相应主体应担责任的追究。二是从非均衡性角度来看。一直以来，针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层面都存在诸多分歧，但针对社会是经济法的本位，以及社会关系完善中涉及到的作为社会利益的总代表，国家具有一定的干预特性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已经基本形成共识。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及其在可持续发展、整体公平方面的价值追求也决定了其对社会关系、人类行为影响的审视主要是从整体主义层面出发的，强调要突破传统责任理论局限，对经济法的责任形态做出科学界定，在此基础上，还要探究出一套较为完善、合理的方法，对法的宗旨、对象等方面做出深入探究，充分了解、把握这些因素可能给责任形式及其构成带来的影响。比如，相比于传统刑法、民法来讲，基于经济法领域呈现出的“对立且互动”的调制主体、受体，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主体体系也就由此构成，再加上从法律地位层面来看，两类主体存在显著的不平等关系，在权力、义务方面的规定上也存在一定差异，进而使得其责任制度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性、非对称性特点。

尤其是在经济法律具体制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比如：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讲，其只是针对消费者权力、经营者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呈现出的疏漏是极为显著的。但若从立法宗旨角度来讲，这种疏漏其实可以看成是一种有意为之，可以实现经营者的强势、消费者弱势方面“均衡”的实现。此外，在实施宏观调查时，通常在职权的规定上针对的都是调控主体，却经常会忽视对调控受体相关权利的科学规定，也正是因为在权利、义务方面呈现出的不对等，使其在责任层面呈现出了“非均衡性”的特征，而也是这种特征的存在充分体现了传统民事、行政等责任的追究要着重考虑自身特色，以及不同的基础。三是从复合性特征讨论。经济法经常会以多个、多种义务来对应某个、某项权利，所以说，当行为人对权利人相关权益做出侵犯时，经常会出现违反多种法定义务的情况，承担的责任形式也非一种，单一的责任模式难以将其责任性质涵盖。例如：针对不同的责任承担主体，经济法责任可以合理划分为调制主体、调制受体责任，或者是分为国家、公司与社会责任等。针对不同的责任追究目的，可以对其责任做出惩罚性、赔偿性责任的划分；而由于其责任具有的性质不同，还可以做出经济性、非经济性，以及社会性责任的划分，能够充分反映出经济法责任的复合性。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对责任主体做出二元性、多元性的划分。很多人认为针对不同的追究目的，将其责任划分为赔偿性与惩罚性，其实与民法中提出的赔偿性责任是相同的，但其实不是，惩罚性责任主要强调的是基于赔偿财产责任的基础上对财产性惩罚的一种追加，而并非是以资格罚等方式来实施惩罚，在其他法律中这种财产责任的提出是极少的。此外，各类纷争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都与利益有着密切联系，所以，要想采用法律武器来维护经济法益，就必须要重视、完善经济性责任追究，进而在突破法律责任困境的同时，实现责任超越。

篇6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人们对企业社会性之认识的逐步加深是密切相关的，而人们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则是与企业存在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步的。企业发展史告诉我们:现代企业已发展成为一个融经济性与社会性为一体的组织。也就是说，其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组织;不仅要追求个体利益，还要关注社会利益;不仅要为股东、雇员等内部利益相关者负责，还要为消费者、供应商、社会成员和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负责。

最能充分证明企业社会性的理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受托人”理论、中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后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①其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则成为了企业社会性的最强有力证明，但这也同时反映了受企业社会性特征之影响而诞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了社会性内涵。

最早在理论上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多德教授。他认为，“企业财产的运用是深受公共利益影响的，除股东利益外，法律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正迫使商事企业同时承认和尊重其他人的利益，企业管理者应因此树立起对雇员、消费者和广大公众的社会责任观。”［1］47由此可见，最初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主要还是一种观念、理念，或者说主要还是属于道德层面的认识，这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越来越强调法律责任则有所不同。对此，我国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利益、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但对其到底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却没有明确区分，而且基本上是强调道德责任多，法律责任少。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就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公司社会责任①到底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长期也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基本上还是道德层面。”［2］对这种认识我们不能苟同。

这是因为，一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有其法理依据。如前所述，在立法未对企业社会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的时候，公司社会责任还停留在道德责任层面。关于道德义务，作为美国现代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的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曾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其中“义务的道德”主要是指体现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社会生活本身要求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②

“义务的道德”一般来讲是禁止性的，而“愿望的道德”是肯定性的。富勒认为只有“愿望的道德”才是法律规范的对象。由于企业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企业行为必然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侵犯他人权利必然会导致法律责任，因此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不可能属于“愿望的道德”，而只能是“义务的道德”。“‘义务’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道德概念，其他道德概念以‘义务’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并且只有参照它才能得以理解”。［3］“义务是根本性的道德概念表明了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是基础性规则，道德美德、修养也只有尽了道德的义务之后方能实现，……。因此，义务构成了立法者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道德法律化的内在性基础。”［4］而且，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也是道德中的最低限度的标准，这种道德的义务规则完全可以加以普遍化，因为只有加以普遍化才有可能将这种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的可能性。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完全具有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

另一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有其现实依据。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尽管该条款只是一个宣示性的作用，但是表明我国法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是持肯定态度的。之后又在2006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7条中明确规定:“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再加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税法》等基本法律也不同程度的涉及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虽然这些规定对企业运行中司法责任的落实没有明确规定，比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归责原则、构成要件等方面都没有具体涉及。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我国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是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只是因为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强有力的企业社会责任之追究机制，而使得本属于法律责任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被部分学者“误读”为道德责任之范畴罢了。

一般来说，法律责任范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主体对其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是通过具体的责任形式或制裁方式来实现的，其体现的不仅是违法企业对某一个体的法律责任，主要还是违法企业对社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考虑到现代企业之社会性决定了其违法行为不仅会给社会个体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给社会中的不特定群体造成损害，严重危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企业社会责任重在强调违法行为主体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而非仅对某一个体的责任。

那么，应当适用什么样的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呢?从我国现行立法确立的责任追究机制上看，违法企业侵害某一个体利益的法律责任追究主要依赖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传统责任方式去实现，比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拘役、徒刑、罚款、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等等;而对于违法企业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责任追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尚缺乏独立、系统、科学的救济方式，对于应当通过何种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社会责任也缺乏系统化、类型化的分析研究，这种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丧失了应有的理论依据或法律依据，给司法实践中合理、合法追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带来了诸多理论或法律障碍。

实际上，我国立法与实践中并不是没有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赔偿”等惩罚性赔偿就是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不同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整体利益损失的责任形式，还有理论或实践中出现的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责任形式也是针对企业违法行为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时可资采用的责任形式。关键是企业社会责任适用这些责任形式的法理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采用这些责任形式?司法实践中具体应如何适用等问题都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要“突破性”的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这也是本文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基本目的，这种认识或将成为进一步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结合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就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形式设置、体系构建以及制度创设等基于社会公共性考虑，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以实现社会实质公平为目的，兼容社会法部门之多种原则、方式、制度而体现的一种全局性、公共性与整合性特征。其重在强调法律责任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依据这种认识，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只能也必须依赖于能够体现其社会性特征或者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整体利益损失的责任形式了。以上提到的惩罚性赔偿、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均是在理论与实践中发掘出来的具有社会性等典型特征的责任形式，这些责任形式也是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部门在发展中逐步归纳、抽象、提炼出来并普遍适用于司法实践的。因此，建立独立、系统、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就应以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为导向，既要借鉴民事、刑事、行政等传统法律责任形式，还要重点关注包含经济法责任在内的一切富有“社会性”特征的责任形式的利用和发掘，以探寻适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

二、一个学理性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法理基础

通过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基于对企业社会性特征之认识而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经济法现象的出现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因此，要深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还离不开经济法理论的支持，或者说，经济法的真实存在成为了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重要法理基础。

第一，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轨迹，昭示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正当性基础。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以托拉斯为代表的巨型企业通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就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出现了大量的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而经济法现象也出现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规制企业托拉斯为核心的美国《谢尔曼法》的颁布成为了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之后经济法则不断加强从法律层面对企业危害社会秩序的垄断行为、限制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方面的规制。对企业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的规制表现在责任方式上就是若干具有“社会性”特征的责任形式成为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

第二，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论证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本质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对企业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企业社会责任暗含着一个理论假设，即: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市场在保护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上的失灵。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就意味着要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控，从而使市场既充分释放其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功用，又尽可能地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适宜的生存空间，以此达成市场与企业社会责任在最大化其各自作用基础上的和谐与均衡。［1］138

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必须置于一个有着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国家公权力介入企业经营活动，乃是导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直接原因。“经济法的理念是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5］。这种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反映到企业社会责任之追究机制上就必然体现为若干旨在平衡与兼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法律责任形式的普遍适用，如上文提到的信用减等、资格减免等等。在以往的责任理论研究中，这些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基本目的且主要由企业市场主体承担的责任形式已逐渐被抽象、提炼、归纳，通过类型化分析和典型性分析等方法，成为了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部门的独特责任形式了。国家干预理论体现在责任追究机制上，就是要求企业市场主体适用的责任形式在具体设计上除了能保障投资者(即股东)的利益以外，更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和实现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社会利益)。由此可见，国家干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第三，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应具有的社会性特征。上述分析说明，经济法就是建立在承认社会利益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的法律现象，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以达到维护自由竞争之市场秩序的目的。但也正是经济法的这种社会本位理念，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提出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全面形成，均是在契合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过程中实现的，这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天然的具有社会性特征。所以说，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为其终极目标，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产生的理论先导，同时也是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三、一个关联性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具体体现

由于已经把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范畴，因此法律责任理论自然会对其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尤以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影响最甚。可以肯定的是，把已经相对成熟的经济法责任理论与正在建构中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进行关联性分析，将有助于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制度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盲点和难点。之所以能够开展经济法责任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关联性分析，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理由:

其一，从经济法学理论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视为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之一。对此，有学者指出，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就包括“如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缺陷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信用减等、企业社会责任”［6］。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类型的责任形式与其他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共同归属于经济法责任理论，这也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必然会受到其他经济法独特责任形式的影响，对两者进行关联性分析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另外，由于以上提到的这些经济法独特责任形式主要也是由国家干预受体(市场主体)来承担的，而以组织形式出现的企业就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这也说明，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企业市场主体承担的，这就为通过借用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追究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其二，现代法律责任制度发展趋势表明，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是完全合理的。

“法律责任的外在界限和内在界限都取决于社会关系的自身性质。应当说，在法律责任与非法律责任之间，在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经常会有一个较模糊的区间，这使得责任之间会有一定的流动性，责任的具体形态也呈现出更丰富的多样性。”［7］

面对现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既有民事、刑事和行政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适用，又有经济法领域特有的责任形式，这使得其呈现出一种以“传统﹢独特”内涵为主要特色的法律责任体系。与这种相对成熟的经济法责任理论相比，目前的责任理论中还没有关于追究企业社会责任之独特责任形式的系统研究，这就使得借用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现实上的必要性。

其三，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都具有社会性特征这个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共性。也可以说，社会性特征这个共性是连接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和桥梁。“在经济法领域，对于法律责任的设定，在很多方面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之考虑，经济法的宗旨就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而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规制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是经济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经济法责任不只是对个别当事人与国家的责任，当然还应包括对社会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看，可能这还是最为重要的方面。”［8］

简单来说，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决定的，其体现在责任形式上就是更多的重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大量挖掘和适用。在这一点上，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法责任一样，同样具有社会性特征，因而经济法责任形式与企业社会责任形式之间可以、也必定存在有一定的流动，两者之间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责任形式。可以说，两者共具的社会性特征是我们开展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关联性分析的最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说明，开展经济法责任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关联性分析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必要的。因此，需要把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联性分析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按照这种分析框架设计的研究思路，追究企业社会责任时，完全可依据其社会性特征合理选择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作为其法律救济方式。

作为新兴的法律现象，经济法部门发掘出了若干富有特色的责任形式，像国家赔偿、超额赔偿、实际履行、引咎辞职、经济责任、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等，都已被经济法论者相当一致的认为属于经济法部门所特有的责任形式。通过分析这些责任形式，我们发现以超额赔偿、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责任方式最能体现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同样也是最适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以下对这几种责任形式略做说明:

首先，这里的超额赔偿实际上也是惩罚性赔偿，其主要由国家干预受体(市场主体)来承担。比较典型的采用惩罚性赔偿的例证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规定，美国《谢尔曼法》关于三倍赔偿的规定等，都是为了追求惩罚的目的。其实，这里的惩罚性赔偿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民事责任中早就有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之分。以合同违约责任中的支付违约金为例，民法学者普遍认同，从促使债务人积极履行的角度考虑，在立法上确定违约金为补偿性的同时，要明确违约金的数额应当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纠正司法实践中不保护可得利益的倾向。这样，补偿性违约金可以得到类似于惩罚性违约金的效力;另外，在确定违约金的基本性质为补偿性的同时，也不排除当事人在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下，约定使用惩罚性的违约金。传统私法使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的，主要还是以补偿性赔偿为主，而经济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则有扩大适用的趋势，如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中就有“十倍赔偿”的新规定。由此可见，超额赔偿并不以补偿损失为原则，而是带有惩罚性，适用这种责任形式不仅有利于保护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又能通过法律强制力促使企业等市场主体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其次，资格减免和信用减等从本质上讲属于“惩罚性责任”。任何一个违反经济法的行为都有可能“同时对经济整体及处于整体中的个体造成损害，又同时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与某一个体的经济利益”［9］。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不例外。因此在要求违法企业弥补社会个体损失的同时，再对其施以“惩罚性责任”，以尽可能补偿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除了罚款、罚金和自由罚等传统的“惩罚性责任”形式以外，像资格罚、能力罚和声誉罚等更会让违法者付出惨重代价，使其震慑于法律的惩罚。这里的资格减免和信用减等就是关于资格、能力、声誉等方面的惩罚，这些惩罚性措施均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有一些现象或制度很值得关注和研究，如信誉评估制度、纳税信息公告制度、上市公司的PT制度、黑名单制度，等等，其中就可能涉及到信用减等问题。①理论上有一种可称为“专业不名誉责任或制裁”②的责任形式已初见端倪。

这种责任或制裁具有经国家认可的行业责任或社会性制裁的性质，其实质是国家或者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市场主体资格的取消或限制。此种责任形式在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中已较为普遍地采用。如银行同业协会公告，对长期欠债不还的客户予以制裁，限制其贷款资格与信用能力等。③同时，立法上也有一定体现，像这些制裁措施就涉及到资格减免问题。④

再次，颁发禁止令是司法当局依职权或依被害人申请而采取的制止违法行为发生和防止损害扩大的一项救济措施。禁止令一方面可以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起到制止的作用，还可以对没有实施但即将实施的违法行为起到预防作用。如美国《谢尔曼法》规定，违反谢尔曼法，司法部或者受违反谢尔曼法的行为所损害的私人或企业可以要求禁令救济。在经济法中适用禁止令责任形式时，原则上并不以存在损害事实为必要条件。例如: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没有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生产产品或销售产品的，在未投放市场前，国家就可以颁发禁止令，禁止生产或销售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最后，理论与实践中还有产品召回、拆分企业等制裁措施也被视为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式并被规定于有关经济法律规范之中。⑤

篇7

一、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

《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提出了法律风险的术语，但是该《办法》没有对法律风险的含义加以界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2005年《国有重点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国际论坛》上的讲话中，对国有企业的法律风险进行了分类，并认为法律风险是以承担法律责任为特征的：“企业法律风险按照不同的属性具有多种类型。从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企业风险主要有自然风险、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其中前两种风险分别以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为特征的，而法律风险是以势必承担法律责任为特征的。”持此相同观点的还有曲新久教授：“法律风险是指因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章制度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笔者认为这个概念不够全面。这个概念仅仅从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逃避法制监管等原因，而做出的违法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包括承担法律责任或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这仅仅是法律风险产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等原因，从主观上不知道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对自己已经或将要遭受的损失未进行法律救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风险。例如合同法上的代位权、撤销权的行使；无效民事行为的撤销权等。这种经济损失我认为也应当属于法律风险的一种。因此，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或者逃避法律监管而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章制度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和主观上不知道采取法律手段对自己的权利或者将要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法律救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风险。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特征

与企业的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相比，企业的法律风险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法律风险具有相对的确定性。由于自然风险、商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分别是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的产生具有不确定性。与之相反，法律风险的产生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这是因为法律风险主要是由于企业违犯法律或者是没有及时采取法律手段进行救济导致的。这种确定性是相对的，例如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如果该著作权人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该企业就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也可能该企业没有追究其侵权责任从而使侵权企业的这种法律风险没有发生。但是这种法律风险的发生是必然的，不发生是偶然的。而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的发生正相反。法律风险的相对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风险的发生具有相对确定性。企业违犯了法律法规或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只要国家机关或被侵权人追究其法律责任，该企业就肯定承担法律责任。二是法律风险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是相对确定的。企业违犯法律进行经营，就会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律明文规定了行政处罚和承担民事责任的幅度和方式。由于具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性，因此法律风险给当事人带来的损失，当事人是可以事先确定的。即使当事人事先确定的数额与法院最终判决确定的数额有一定的偏差。因此，法律风险从损害结果上也具有确定性特征。

第二，法律风险是可防可控的。自然风险和商业风险虽然也可以通过风险管理，使发生风险的可能性降到最底。但是由于自然风险和商业风险产生的原因是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风险的发生。而法律风险完全可以从根源上加以防范和控制。只要企业建立了完善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在懂法、守法的基础上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在他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利时能够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法律风险的发生基本上是可以得到杜绝的。

第三，法律风险具有损害性。法律风险一旦发生，企业就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企业的经济损失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企业的违法行为而承担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企业承担的行政责任往往是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罚款直接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吊销营业执照会使企业停止经营活动从而影响盈利。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一般表现为赔偿损失。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主刑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承担；附加刑由企业承担。另一种是由于企业主观上认为某种损失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救济，而忽视了那一方面的权利保护，从而使企业遭受了经济损失。法律风险的损害性与企业的其他风险相比，有过及而无不足。

第四，法律风险的发生具有可预见性和不可保险性。自然风险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往往使企业措手不及。而法律风险的发生是可以通过法律规定、违法行为等情况予以预见的。法律通过授权或禁止的方式规定了一定的行为模式及违犯该行为模式的法律后果。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判断企业的行为是否违法、会导致什么样的不利后果；企业在经营中，完全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分散企业的自然风险。由于法律风险与法律责任密切相关，因而，企业的法律风险是不能通过保险分散的。

通过上述对企业法律风险的含义及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企业的法律风险是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的。企业应当重视建立法律风险的防范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是增强企业依法经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提高竞争能力，适应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的需要；更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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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4-0111-04

一、引论

经济法责任，指违反经济法律规范应承担的不利后果。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关于经济法责任之特征，学界同仁已经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观点。譬如，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学者指出经济法责任在形式上具有“双重性”，即经济法律责任由“本法责任”(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规范应承担的责任)和“他法责任”(经济法主体违反其他法律规范应承担的责任)构成；在性质上，经济法责任具有“社会性”，即经济法责任的设定，“在许多方面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为保护全社会的利益而实施的”。随着我国经济法立法的不断丰富和完善，经济法责任理论也在不断“拓补”和完善，共识逐步增多、增强。譬如，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法学者的认同；经济法的“角色责任”(尽管不同学者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但他们都揭示了经济法责任具有主体多元，形式多样这一共同特征)也为多数学者所肯定。这些共识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经济法责任理论指明了方向，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经济法责任之本质奠定了基础。不过，在这些共识之背后，也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譬如，关于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问题，学界除了指出这是由经济法本位利益这一因素所影响或决定的之外，对经济法责任规范本身究竟是如何回应经济法之社会性要求，换言之，经济法责任规范本身究竟在哪些方面表现了其社会性特征，虽然有相关探讨嘲，但远未达致共识。再如，经济法之“角色责任”虽然获得多数学者的肯定，但关于“角色责任，，之相互关系及“角色责任”之形式仍然存在分歧：有人认为，经济法之“角色责任”具有“相对分离”性，另有人认为，经济法之“角色责任”具有“整体性”；有人将经济法“角色责任”之责任形式限定于传统之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有人将经济法之“角色责任”扩展至信用减等、资格减免、引咎辞职等新型责任形式。可见，关于经济法之法律责任，仍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本文拟从经济法责任之形式与本质两个层面，对经济法责任之特征展开探讨。

二、经济法责任之形式特征

经济法责任之形式特征，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律文件都专设有“法律责任”章，且规定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责任形式。据笔者查阅，专设“法律责任”章的经济法文件有但不限于《反垄断法》(2007)、《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产品质量法》(2000)、《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3)、《商业银行法》(2003)、《证券法》(2005)、《证券投资基金法》(2003)、《保险法》(2009)、《票据法》(2004)、《预算法》(1995)、《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政府采购法》(2003)、《中国人民银行法》(2003)、《农业法》(2002)、《土地管理法》(1999)、《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公司法》(2005)、《矿产资源法》(1996)、《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2008)、《食品安全法》(2009)、《统计法》(2000)、《审计法》(2006)。这些法律文件所规定的责任元素包括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改正、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责令停业、责令退凰或追回国库库款、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撤销登记、吊销资格证书、吊销营业执照、损害赔偿、行政处分、罚金、监禁等。经济法学界将这种责任形式称为“综合性”法律责任，并认为这是经济法具有独立法律责任形式之表征。。

经济法责任另一重要的形式特征，就是法律责任条款占整部法律总条款数的比重较大，并且罚款这一责任形式在法律责任中占主导地位。笔者对主要经济法文件中的责任条款数及其占该法律文件总条款数之百分比作了一个计算与比较。发现除极少数重要的经济法规范如《预算法》(其法律责任条款只占该法的4％)之外，绝大多数经济法文件中的责任条款数都超过了法律文件总条款数的10％，有些法律文件如《产品质量法》甚至高达41％。而在所有的法律责任形式中，罚款这一责任形式占的比重最大。大多数法律文件中的罚款责任条款占整个法律责任条款的比例都在50％左右。

第三，在经济法文本中，各种法律责任元素并不是随意地、胡乱地堆砌在一起，而是基本上遵循行政责任在先、民事责任居中、刑事责任在后，市场主体责任在先、主管机关责任在后的规律性，它体现着经济法先规制市场失灵，再控制政府失灵这一事实逻辑和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轨迹。本文将这种有规律性的责任安排称为经济法责任链。

三、经济法责任链含义解释

经济法责任链是由若干不可分割的法律责任元素组成的链条。所谓法律责任元素，即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法律责任形式，如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损害赔偿、有期徒刑等。法律责任元素根据不同的逻辑结构形成部门法责任。经济法责任与其他部门法责任一样，也是由法律责任元素构成，但经济法责任并不是基本法律责任元素之简单相加或综合，正如同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不等同于各个体利益之和之道理一样。在经济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法律责任元素，不管是财产责任元素还是非财产责任元素，都不能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责任形式，而只能成为经济法责任链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环节。目前，《侵权行为法》将相关经济法规范中的损害赔偿责任(包括惩罚性赔偿责任)都纳入至侵权行为法体系。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满足侵权行为法自足性、完整性甚至是民法法典化之要求，却可能割裂经济法各责任元素问的有机联系，进而损害经济法责任之功能。道理非常简单，损害赔偿这一责任元素，虽然在民事法律中只具有补偿功能，但它一旦成为经济法责任链中的一环，就不仅仅只具有补偿功能，而且具有惩罚功能，因为当它与罚款一并适用时，损害赔偿对经济违法行为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构成经济法责任链的责任元素是不能被人为地、随意地分割的。

经济法责任链具有多种形式。经济法责任链有长有短，链条中所包括的责任元素有多有少，这取决于经济违法行为给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与严重程

度。社会危害性越大，责任链越长，社会危害程度越小，责任链越短。在理论上，经济法责任链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预防性(型)责任链、罚补性(型)责任链、罚补制裁性(型)责任链。所谓预防性(型)责任链，指着重预防经济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发生的责任链。经济法责任并不以危害后果实际发生为构成要件。某些经济行为虽然没有产生危害后果，但它违反了经济法规范的规定，因而应当承担经济法上的责任。不过因其毕竟尚未产生危害后果，故其承担的责任较轻，为其设置的责任链也较短。譬如，银行业金融机构“未经任职资格审查任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必定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但也不排除其产生危害后果的可能，所以，为其行为设计的责任链“责令改正，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是较短的。所谓罚补性(型)责任链，指具有补偿惩罚功能的责任链。这里所指的“补偿”的含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补偿”。传统意义上的补偿，是指补偿个体所遭受的损失，而这里的补偿指补偿因经济违法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如前所述，经济违法行为负外部性显著，经济法责任的重要功能，就是尽可能使这种负外部性内在化，即使受到损害的社会利益正常化。因违法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违法所得，所以，要求违法者补偿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包括执法成本)的实质，就是对违法者进行惩罚。因此，罚补性(型)责任链是集补偿与罚款功能于一体，即惩罚中有补偿，补偿中有惩罚的责任链。如《反垄断法》第47条所规定的“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就属于罚补性(型)责任链。构成这种责任链的责任元素有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吊销营业执照、撤销登记等。责任链的形式有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损害赔偿+罚款、惩罚性赔偿、损害赔偿+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其中，惩罚性赔偿属于较为典型的罚补(性)型责任链形式。罚补(性)型责任链是最主要的经济法责任形式。所谓罚补制裁性(型)责任链，即具有罚补、制裁功能的责任链。埃德温・W・帕特森认为；“制裁是每一种法律体系和每一项法律规定的必要特征”。毫无疑问，经济法责任中也必须有制裁功能。不过经济法中的制裁并不具有普适性，它只适用于某些不能用预防性(型)责任链或罚补性(型)责任链遏制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的经济违法行为。同时，经济法中的制裁大多与罚补责任同时适用，构成罚补制裁性(型)责任链。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除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既有罚补功能，也有制裁功能。在上述三种责任链条中，预防性(型)责任链最短，罚补制裁性(型)责任链最长，罚补性(型)责任链居中。

预防性(型)责任链、罚补性(型)责任链、罚补制裁性(型)责任链是从功能角度对经济法责任链所进行的分析。除功能责任链之外，经济法还有“角色责任”链，是功能责任链与角色责任链之有机结合。一个经济违法行为的发生有时并不是孤立的，可能归责于多个经济法主体的交互行为。虽然经济法主体多元、权责有别，违法责任殊异，彼此具有独特的“角色责任”[。但经济法的“角色责任”是相互勾连的，而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相互分离”的。在经济法责任中，围绕经济法违法行为，主管机关责任与经营者责任可能相勾连，构成一个主管机关一经营者责任链。如遇到经济违法行为，主管机关“、、”，不查处违法行为这种现象时，经营者的违法责任与主管机关的不作为责任就构成了主管机关一经营者责任链。此外，社会中间层主体责任与经营者责任也可能相勾连，构成中间层主体一经营者责任链，还有可能出现主管机关责任、中间层主体责任、经营者责任相勾连的情况，构成主管机关一中间层一经营者责任链。从理论上说，经济法中不同角色的责任应是环环相扣，责任轻重基本平衡的。不管是主管机关的不作为、还是中间层主体的疏忽或过失，对于经济违法行为的损害后果都应承担均等的责任，但在实践中的角色责任，往往是经营者的责任重，而主管机关、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责任轻。

四、经济法责任链之本质特征

经济法责任链之本质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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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法律责任及其特征

1.会计法律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主要是指会计主体违法法律法规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中的会计主体包括企业与个人。值得注意的是，会计法律责任不单单是指违反《会计法》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还包括违反《证券法》、《审计法》、《保险法》等一系列设计到会计行为的法律法规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1]。

2.会计法律责任特征

会计法律责任的形成是由于会计违法行为的产生，而会计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会计业务处理中的，会计处理结果公布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违法行为。鉴于上述原因，会计法律责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会计法律责任主体存在多元性。由于会计业务行为并不是单一、独立的活动，而是涉及到多个主体的综合性活动。因此，会计法律责任的主体存在多元性[2]。例如，企业所产生的会计业务需要经过多个主体，其中包括业务审批人员、会计人员、出纳等。并且，形成一份完整的会计报告需要多个环节加以审查验证，因此当会计业务出现虚假信息或会计信息披露出现问题的情况，给国家、企业或股东造成经济损失的时候，就需要深入追究涉及会计业务的部分人员，让其为该后果承担法律责任。2.会计法律责任追求机关的多样性。基于会计法律责任的概念可以明确得知，要承担会计法律责任的法律众多，因此牵涉到众多政府机关与部门。所以，如果当会计违法犯罪行为出现时，有可能是多个机关需要追求相关法律责任。《会计法》中明确提到，财政、审计、证券等监管部门需要根据当地法律规定来对企业的会计数据进行监督检查。同时，也明确规定当违法《会计法》并且同时违法其他法律的需要各自的部门在其职权范围依法处罚。因此可以看出，出现会计违法或会计犯罪可能是由多个机关一同对违法犯罪进行处罚。

二、会计法律责任的具体形式

1.行政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主要可以分为行政处分与行政处分。其中，行政处分为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法规所需要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主要形式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行政处罚是对于其认为违反行政法管理的一种行政制裁，主要形式包括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在我国市场环境日渐成熟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热潮中行政处分已经无法实现预防会计违法的效果，因此在承担行政责任方面将会渐渐朝着以行政处罚为主的方向发展[3]。

2.刑事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中的刑事责任是指会计犯罪行为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在会计业务中违法国家会计制度相关会计舞弊行为构成犯罪的都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计犯罪行为属于经济犯罪，其所侵害的对象是正常的经济秩序与经济关系。

3.民事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中的民事责任是指违反了会计法律规范，让蒙受利益损失的受害人得到的补偿。但是在现行的《会计法》中并没有对民事责任承担有相关的固定。而《注册会计师法》与《公司法》对民事责任有一定的规定，具体指出注册会计师应该就其违法行为给予利益相关者所蒙受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4]。

三、中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1.完善《会计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

完善《会计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能够更加彻底的贯彻落实《会计法》，发挥《会计法》的效用。《会计法》是我国产权保护法律中的基础性法律之一，其需要在满足宪法规定的基础上给其他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专业的支撑。而其他法律则应该在《会计法》的责任划分、法律执行与程序的制定中提供相应的帮助。所以，《会计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与配合应该详细规定各自的内容与属性。针对这一情况，相关政府部门可以设立《会计法》起草拟定部分，在经过全面的调查与意见征求后，着手对当前《会计法》以及其他设计会计内容的法律责任规定进行统一的调整，以表面出现会计司法操作矛盾的情况[5]。

2.完善《会计法》具体规定

首先，针对目前企业负责人的会计法律责任难以落实到法人主体的问题，《会计法》应该明确规定企业会计部门主管要组织企业开展专业培训，使其能够详细明确会计处理工作，避免企业挂名管理人推卸法律责任。在《会计法》中应该详细制定企业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如果企业提供了一系列与实情不符合的资料或数据，不仅仅需要企业会计部门负责人背负法律责任，企业的管理人员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针对目前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难以划清的问题，《会计法》应该严格限定会计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区别。例如，可以采取以涉案金额的大小来作为违法与犯罪的判定标准。又例如，可以采取以涉案人员是否存在特定犯罪目的以及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作为违法与犯罪的判定标准。

最后，行政处分规定合理性欠缺的问题，《会计法》应该进行明确的规定。如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以外的企业管理人员出现了会计违法行为，在未涉及到刑事犯罪的情况下，由国家会计监督管理机构下达行政处罚通知书。如对行政处罚有异议可以审定复议。而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接受行政处分，则需要由国家会计监督管理机构向行政监察机构提出处分建议，具体的行政处分完全由行政监察机关决定与执行。

3.制定《会计法》细则

需要明确《会计法》的立法思路以及实施细节。对于限制性的法律规定要进一步的细化与量化，以能够使得《会计法》便于执行。例如，针对会计信息以及虚假会计信息情况的出现做出详细的规定[6]。这一详细的规则需要在会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出现。同时，要严格限制会计信息与虚假会计信息的既定，避免法律规范中存在不专业的情况。因此，在制定相关细则的时候需要专业会计人员配合法律专业人员一同来商讨，以制定严格、科学、合理的标准。对于会计信息与虚假会计信息犯罪的情况也要具体化，并且结合《刑法》中的相关条例来制定相关标准。针对《会计法》与其他多种法律规定之间的约束与限制，制定《会计法》的细则显得更加重要性。

4.强化会计法律责任追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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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责任理论发展史上呈现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从七十年代开始，经历了两个十年直至今天，经过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基本完善的过程，经济法理论也随基本研究素材的丰富而日益成熟。对于我国经济法制发展的过程，一般认为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以前为兴起阶段，1985年到1992年十四大为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至今为逐渐成熟阶段。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有关经济法的研究是从1992年之后才开始的。

作为经济法基本理论组成部分之一的法律责任理论也有一个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在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在经济法制建立的最初阶段，作为一个新出现的法学领域，经济法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经济法理论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兴起。在这一阶段关于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学术活动集中于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等方面。[1]这是由于每一门学科产生之初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本学科的立身之本上，也即从本学科最基本的概念、最基本的原理入手，并关注本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包括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与联系，这种特点在经济法领域也得到了极为明显的体现。这一阶段“经济法律责任”虽然偶尔会被作为一个独有的概念术语提及[2]但从整体上来看，更多的是将一般法律责任理论运用到经济法律部门中，对违反经济合同的法律责任进行论述；同时对于将刑事罚则规定入经济法规中的现象以及经济制裁有所论及。[3]经济法律责任理论尚不能在经济法基础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在1985年以后到1992年之间经济法的初步发展时期，作为这一法律部门的理论研究来说，调整对象仍然处于总论研究的核心地位，但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也有了更多的拓展，如关于调整方法和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4]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对于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5]通过对这一时期有关论文的检索可以看出，所谓的“经济法律责任”在概念上尚不甚明晰，尤其与“经济责任”相混用，而在现在我们已经将“经济责任”作为具有财产内容的责任形式的统称。但在当时的发展阶段，学者试图建立起一个以“经济责任”为核心的经济法律责任理论体系，也有人对之进行了一定总结。[6]总的来说，这个努力并未成功，由于相关其他理论进展缓慢，随后的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也日渐停滞下来，于是在无论是作为经济法研究素材的日渐丰富还是理论研究得到巨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经济法的责任理论却相反地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有关的表述大部分是以教材中总论的一部分出现的，研究者通常是以自己的理解对这一理论加以或繁或简的诠释，整体上来说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而且由于教材式论述的局限，这种阐释也是难以深入的。尽管如此，并不是说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在这一阶段无人问津，恰恰相反，也有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论述也有其独到之处。[7]在此基础上，到最近四五年来，有学者开始意识到过去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畸重与畸轻，提出要以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来对待经济法律规范中的责任问题，不是拿原有的理论来生搬硬套，而是采用更为灵活的方法[8]同时，也有人在新的视角下对经济法责任进行了重新定位。在这样一个思路的指引下，对从第二阶段中后期开始、特别是90以来有关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状况加以总结，对于认清已有的理论成果同时在此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都是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的。

二、有关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对于经济法责任理论的认识总体上来说是随着经济立法的不断完善，以及学者对经济法的研究不断丰富而日渐深化的，由最初的停留于表面现象的叙述而慢慢触及到这一新出现范畴的本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经济法其他有关理论问题如调整对象、价值理论等相比较而言，在已经过去的十几年内，责任理论并未能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探讨，以至于尚不能提出一个成熟的理论，而有学者称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仍然提留在八十年代的水平，也并非耸人听闻。9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法责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一部分教材一类的著述中，论文极为少见，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论辩，勿忘“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少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在自己的论述中自说自话，而没有思维的交锋，则进展缓慢也就不足为怪了。反过来说，也应当肯定学者们在著述中对经济法责任进行阐述对于明晰这一概念的促进作用，正是通过对这样诸多观点的参照、比较、分析，经济法责任在脑中的印象才渐渐丰富立体起来。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于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经济法责任的概念

关于这一部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仅对经济法个分支法律规范的相应责任制度分别进行表述，而未对其加以归纳总结、分析抽象，提出作为经济法律部门的一般责任理论。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一大部分的法学、财经类经济法教材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作为基础教学，这一类理论问题被放到了较为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法责任理论尚不成熟，无法提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分歧较小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学者任重而道远。

2、在内涵上，关于经济法责任定义的表述五花八门。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是指由于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违法行为以及法定特别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使有责主体必须承担的否定性的经济法后果。[9]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律关系正常实现的保障，强调了责任对主体的不利益性；经济法责任除了因主体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产生外，还因特别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产生，这点体现了经济法责任的突出特征。

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者提对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10]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责任的产生归结为两个原因：违反经济法义务和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其中，前者存在的情形较为普遍，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机关，只要其行为违反了经济法律规范规定的所应履行的义务，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后者主要指政府机关行使经济法权力（经济法制全）超出经济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或行使经济法权利的方式、程序不当，侵犯市场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经济法利益的行为。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将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与不当行为分开来表述，后面一种情形严格说来也属于未能恰当履行义务的范畴。

也有人直接以行为的违法性来定义经济法责任。如“经济法律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有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11]：“经济法责任，是指人们违反经济法规定的义务所应付出的代价。”[12]这种方式是从法律责任的一般理论上来看待经济法责任，是一般法律责任理论在经济法领域内的具体化。是放弃了细节的斟酌而在整体上看待这样一种新型责任，将其视为一般法律责任的形式之一加以定义的。

有人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责任制”两者相统一起来，认为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内容应强调角色责任和相应的、适当的激励机制。“经济责任制”制止在公有制主导的经营管理中，企事业机关单位及其内部机构、成员因角色设置及其实现，而相互承担义务和相应的享有权益的经济法律关系或制度。将经济法责任与之相统一，就是是经济法责任一反其所常被认为的“否定性”、“不利性”的特征，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责任”，法律制裁是实现责任的手段，而非法律责任本身。这种方式就将一般含义上的经济法责任与作为其实现形式的法律制裁明显地区分开来。

3、在经济法责任的外延上，学者们所持观点不甚一致。最为典型的是有学者提出了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区别开来。[13]依这种观点，经济法责任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包含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形式种类之中，除了经济法责任之外，经济法规定的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他们相互之间互不包含，是完全并列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认为“经济法责任是有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的观点。[14]在这种观点下，经济法责任将民事、行政及刑事三种责任形式包含在内。有人从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法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方式。[15]提出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经济行政制裁以及经济刑事制裁三种。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二）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关于经济法责任的特征，依学者的不同表述，可以作如下归纳：

1、经济法责任是一种具有法定强制性的、否定性的法律义务。

这一阐述是将经济法责任放在一般法律责任的位置，从一般角度对法律责任在经济法领域的特征加以描述。任何法律责任都是作为法律义务得以履行的保障机制存在的，与国家强制力相对应，在义务人不能自觉完成的时候转而成为法律制裁，因而典型的是对有责方利益的否定。

2、经济法责任具有惩戒和补偿双重性质，而以惩戒性质占主导地位。

由于经济法责任本质上是对被破坏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同时又给予破坏者以否定性的评价，因而实现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使其在一定程度的以恢复，同时对违反义务者以财产、资格等之上的惩罚，是经济法责任实现所带来的两大效益。但经济法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的突出特征就是，相对于补偿性作用而言，它的惩罚性作用具有更为突出的优势。也即作为经济法责任来说，其对经济法客体的保护重于对经济关系中具体对象的保护。因此最主要的便不在于补偿经济关系主体受的损失，而是对责任方施之惩罚，使其为这种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付出一定代价。

3、经济法责任在内容上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

这与经济法的性质密切相关。经济法的存在首先就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结果，是社会利益的集中体现。现代经济法不以国家为本位，也不以单纯的个人利益为本位，而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经济法主体实施了违反经法律规范的行为，给有关相对方造成损害的同时，必然破坏经济关系的正常运行，若不加以制止，必然给整个社会经济利益带来损害。经济法责任的这一特点尤其与单纯的民事责任不甚相同。由于民事法律关系体现的是民事主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等关系，民事责任存在的主要目的也是为补偿向对方的经济损失。因而在对方放弃的条件下，有责方可以不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对于经济法责任而言，由于有责方损害的不仅是个别相对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整体上损及了社会共同利益，因而即便有关个别主体对这种损害行为不加以追究，有责主体仍必须承担一定责任。这与上述经济法责任的惩罚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4、另外，也有人将经济法责任的相互分离性作为其典型特征之一，即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不同主体所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内容是不相同的，如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机关与作为受控主体的市场活动者分别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政府机关因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主要包括两种：经济侵权责任和经济补偿责任。

经济侵权责任指政府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法侵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经济补偿责任指政府机关在合法限度内行使职权失当，而使市场主体遭受损失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经济补偿责任指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特定范围内发生损害后果的场合，因此应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条件下严格适用，不能任意类推和扩大。但总体来说，政府机关违反的义务均为程序性的义务。作为受控主体的市场活动者所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多因违反实体性义务而引起，其内容包括市场主体违反由法律规定所应强行履行的经济法义务而应承担的强制履行责任、因违反经济法义务致使他人合法权益受损而应向他人承担的赔偿、补偿责任，以及因其违反经济法义务的行为情节严重而应承担的被剥夺特定权利能力的后果。

（三）关于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

所谓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行为人据以承担法律责任或者能够满足国家机关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法定条件。就一般法律责任构成而言，通常涉及五个方面：合格主体，主体主观上有过错，主体行为违法，给对方造成损害，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有因果关系。对于一般的经济法责任来说，这五个构成方面也是适用的。但经济法责任又有其独特之处。对经济法责任在构成要件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学者们观点并无太大分歧，普遍认为：经济法责任的主体主要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和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的经济行政机关，也包括经济组织内部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及经济组织的内部成员。对于行为人主观上来说，并不以存在过错为必要，相反，无过错而承担责任的情况在经济法领域适用得尤为普遍。也正是经济法责任具备这个特点，在其归责原则上可以说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方式。经济法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也不以行为违法性为必要，对于合法行为造成损害也要对相对人承担法律责任，如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原因而占用、征用或损害他人的财产时，应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许多情况下不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必要，行为人即使暂时还没有给特定人造成损害，基于其行为的违法性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由于这一特性，经济法责任也不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为必要，因此在有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某种按照法律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就可以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认定和归结经济法责任的原则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认定和归结经济法责任时，对如何判断责任主体的主观因素所应遵循的准则。正如上文所述，经济法责任在主观构成要件上的特点决定了适用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两种。

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对违反经济义务应承担的经济法责任的归结；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则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即主要适用于政府机关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或市场主体违法造成损害，且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条件时。前者以行为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后者则是即使行为人并无过错，也要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由于经济法在任务上的独特性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经济法责任的归结上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适用。

三、经济法责任存在的独立性问题

在以上关于经济法责任的有关分歧中，最为核心、最能体现诸位学者各自观点的一个问题，当属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也即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否能够在内涵、功能、目的和价值等方面符合经济法的独立体系要求，并是否能够因此与其他部门法的相应责任形式相区别，与之并列、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与对经济法责任的概念、性质及特征的理解相一致的，也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法责任理论所必然首先应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理论界关于经济法责任的论述各有特色，难于统一，在是否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这个问题上，也同样见仁见智。主要观点可先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张经济法不存在自己独有的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不过是现存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16]另一类则认为经济法存在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与传统上的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有本质上的不同。后一种观点细分起来还分为以下几类：（1）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只是对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这三种责任的综合化、系统化的提升，是以系统的思想来对待经济法责任体系中的各种方法，认为各种方法都是这个体系中的必要和有机的组成部分。[17]（2）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双重性，由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构成。即经济法责任既包括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的有关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包括同时违反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从而应当承担其他法律规定的责任。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责任是将本法固有责任和援引他法责任包含在内的综合性的责任形式。[18]（3）认为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并不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是与之相并列的另一种责任，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责任形式的一种。[19]从发展趋势上来说，认为经济法责任是一种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之外的新型责任形式的观点在经济法理论界逐渐占据优势。在2002年10月份由湖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也有学者就经济法的法律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张守文的发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法有自己的法律责任及其形态，探讨经济法责任，应超越传统的部门法理论与责任理论，通过矛盾分析、关联性分析、典型分析等方法，去发现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特殊性与传统责任理论的关联以及经济法的一些特殊责任形态，从而形成对经济法责任理论的拓补，进而构成对整个法律责任理论的拓补。

诸位学者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问题上莫衷一是，归根到底是对经济法责任的内涵及外延认识的不同造成的，而这又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现实中的不成熟密切相关。具体而言，经济法作为一个与民法、行政法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法律部门，其存在基础的完善必然意味着法学理论的更新。体现在其责任理论上，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新型法律责任，给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以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情况下，必然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动时期，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的甄别辨识，更为完善的、适应现实需要的责任理论才能够建立起来。

从历史上说，公、私法的二分方法给民法与行政法的存在提供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下，民法与行政法的主体及其调整对象在主体上因此都非常明确，其责任主体也是清楚的。在为相关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破坏时，该由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责任性质如何，都不难分辨开来。而与之相反，经济法的产生是对传统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单以完善牢固的公法、私法理论难以解释其存在的基础及独特的调整对象；同时，性质上的模糊导致了相关法律关系主体上的模糊，经济法究竟适用于何种主体之间的何种关系，是难以通过传统的主体划分方式加以阐明的，这也就带来了如何以传统责任理论定义经济法主体之间责任关系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理论的凝固性与滞后性，已经与现代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不相适应了。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为我国立法者所重视，因此出现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立法的繁荣景象。但是经济法的相关理论却并未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这与我国一定时期内特殊的经济制度条件是有关系的。随着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可，社会整体利益受到重视，经济法的存在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经济法被视为现代经济条件下公私法相融合的产物，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其价值取向。在这一条件下，我们说真正的经济法律部门研究才得以建立。经济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在经济立法工作呈现一定成果的时候逐渐成长起来的，在其产生的最初阶段，由于调整对象范围被无限扩大，经济法一度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调整与经济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内涵与外延的不清楚导致相关主体理论、责任理论也难以建立，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相比的独特之处不易分辨，所谓的经济法责任与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在概念上也是混淆不清，更毫无独立性可言；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整体利益目的日益突出，对经济法任务的认识渐次清晰，其涵盖的范围由多及少，经济法在调整主体、对象、内容以及任务上与民法相区别就成为必然。在这一基础上，经济法责任也就可以与民法上存在的责任方式有了一定的区别。但总体来说，由于发展时间并不长，而法制现实的滞后作用给理论的完善带来一定阻碍，主体理论与责任理论仍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难点。责任理论的不成熟与主体理论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经济法主体的独特地位尚未得以完全确立，才导致对其所应适用的责任方式在是否具有独特性上受到反复讨论与质疑，而前者又受到一系列现实与理论问题的制约，典型的就是独立的经济法主体的存在必然要求在程序法律上保证其权利的实现，而这种程序决不会与民事程序相同，这一点在目前的立法现实中尚难以实现。由于这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素，在关于是否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这一问题上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认为，一种范式一旦产生将是相对稳定的，当反例出现时人们并不是否定原有范式，而是根据原有范式对反例的出现做出解释。只有当反例足够多了，原有的范式出现了危机，科学革命才会出现，旧的范式才会被新的范式取代。[20]这也是法学领域一种新的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成熟所必经的过程。我们不能否认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律规范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这三种传统责任形式究竟地位如何，是经济法律规范所固有的、本质属性上的责任形式，还是只是经济法规与其他法规竞合时，执法部门的援引，还有待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明确。同时，不能否认由于现代社会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法律制度上的应对策略也是相应增加的，这就为那些不同于旧有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的新型责任形式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可能也就不能被抹杀。但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加以抽象、概括，实现整个责任理论的“拓补”，则不能不受到现实的制约，也许只有随着这一类责任形式大量出现，明显难以为旧有责任形式所涵盖时，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的地位才能牢固确立起来。在此基础上的关于经济法责任的内涵、外延，性质与特征，以及其构成要件等理论也就可以随之得以确定，经济法的责任理论从而完成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