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法律法规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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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品位的提高，旅游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大众观光旅游已不能较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富有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科学考察价值的佛教文化旅游更能迎合人们的审美情趣，受到了越来越多旅游者的青睐。佛教文化旅游立足于佛教建筑、佛教音乐、佛教饮食、佛教传说等佛教文化资源，其丰富的文化底蕴、独特的魅力和神秘性，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桂林佛教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于桂林秀丽山水间留下了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佛寺、佛塔、石窟、壁画等艺术珍品，蕴含着巨大的旅游文化价值，是发展旅游的宝贵资源。如何把桂林佛教文化资源更好地融入到旅游开发中，丰富桂林文化旅游类型，彰显其深厚文化内涵，提升其旅游品位，从而促进桂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其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2.桂林佛教文化遗产资源的数量及规模

桂林佛教文化资源丰富、种类繁多，这些为数众多的佛教文化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结合桂林佛教文化资源的特点，从其存在形态上来划分，可分为物质形态、非物质形态和其他佛教文化资源三大主类，囊括建筑类、洞窟类、摩崖造像、碑刻壁书、绘画雕塑、遗址遗物类、神话传说文学作品、佛教经籍、节会、饮食、人事记录等十一个亚类，共计有126项，为广西拥有佛教文化资源之首。其中物质形态佛教文化资源拥有6个亚类，87项资源单体，为资源总量的69%，占了桂林佛教文化资源的一半以上；非物质形态佛教文化资源涉及3个亚类，25项资源单体；而其他佛教文化资源共2个亚类，14项资源单体。可见桂林佛教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留下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的佛教文化资源，且与桂林秀美的山水、特色的民俗，相补相衬，蕴含着巨大的旅游开发潜力。

3.桂林佛教文化遗产资源的价值

3.1 历史文化价值

佛教文化资源作为佛教文化的载体，不仅是桂林佛教文化传播和发展过程的写照，也从侧面反映出地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桂林，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相融合，并受到当地民族本土文化的影响，形成具有桂林地方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桂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佛教文化资源也是我们解读桂林历史的重要凭证。唐代是桂林佛教的兴盛期，这时期桂林兴建了大量的佛寺，较著名的有全州湘山寺，号称“楚南第一名刹”，以及被称为南方五大禅林之一的延龄寺等，尽管这些寺院在历史动荡中没能保存下来，但经后人重修恢复，依然可见当时建筑风格和寺院的兴盛之态。这些寺院、佛塔和摩崖石刻都反映着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思想和艺术发展状况，它们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将历史如史书般生动的展现于世人面前，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3.2艺术观赏价值

自古以来，宗教与艺术就密不可分，“宗教需要利用艺术来使人们更好地感受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像”，那些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就是一座各种艺术齐聚的殿堂。桂林山奇水美，为僧人提供了清幽雅致的静修之所，同时独特的岩溶地貌和岩石构造也为佛教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如今，在桂林西山、叠彩山、象鼻山、普陀山、骝马山、等处仍遍布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摩崖造像，甚为壮观。据统计，桂林至今遗留的摩崖造像仅唐宋时期开凿的佛龛就有160多处、佛像600余尊，灯龛30多处。这些佛教造像数量众多，造型优美，栩栩如生，与北方的石窟造像比较起来更加小巧玲珑，造像最高不过1.65米，小的则仅有数厘米，独具特色，是艺术精品，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佛教艺术宝库。

3.3 科学研究价值

桂林珍贵的佛教文化资源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地方特色，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显示着桂林各个历史时期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水平。所以，这些佛教文化资源不仅具有历史观赏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如伏波山千佛岩的摩崖造像，是唐代摩崖造像的荟萃点，共有45龛200余尊佛像，多是唐宣宗年间佛法复兴后的作品，这些造像“面目清癯，体态温和，服饰简朴，刻工精细。这些造像与盛唐时期相比较宗教色彩明显逊退，体现了当时宗教艺术与世俗艺术的结合，反映出唐武宗灭佛后桂林佛教的恢复发展情况，是研究佛教世俗化和民族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历史依据。

4.桂林佛教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对策建议

4.1 深挖遗产文化内涵，打造佛教文化旅游核心竞争力

进入21世纪，文化竞争日渐成为国际间的核心竞争，而文化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则是具有价值、垄断、可持续竞争优势等特性的文化竞争力。因此，桂林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相关研究机构以及当地社区居民（僧侣），应积极投入到佛教文化遗产内涵的挖掘工作中来，首先，政府部门应组织、成立佛教文化遗产项目普查领导小组，制定项目组织实施方案，选派专门人员展开其对佛教文化遗产的调查与普查工作，对搜集到的最终信息进行确认、等级、存档；其次，邀请相关研究部门、知名专家对搜集到的佛教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整理与科学分类，并针对特殊遗产的保护工作予以说明；第三，集合政界、商界、学界相关人士，共同讨论适宜进行旅游开发佛教文化遗产的类别、生存状态与途径，并筛选出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高的佛教文化遗产。即通过“政府普查、专家整理、多方筛选”的工作流程，全力打造桂林佛教文化遗产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4.2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高佛教文化旅游服务与管理水平

根据实地调研，桂林的佛教文化资源在分布上虽然以城区为中心，但各个佛教文化遗产往往单个散落，没有聚合力也没有其他资源依托。很多都地处城市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因此很少有人专程光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高游客的可进入性。此外，桂林还应重视佛教文化遗产旅游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与专业素养，尤其是导游人员素质的高低是影响旅游经济收益与旅游教化作用的重要环节。总之，桂林佛教文化遗产地应积极完善旅游的各项基础设施，提高佛教文化遗产旅游的服务与管理水平，从软、硬两方面同时着手，才能增强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适宜性。

4.3 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扩大佛教文化遗产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桂林佛教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价值突出，是该市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资源，但是，由于目前宣传的不到位，使得相当一部分优质佛教文化遗产仍处在一种“躲在深闺人未知”的状态。因此，桂林有必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扩大佛教文化遗产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并形成多元、稳定的市场结构。首先，相关政府部门应在充分认识、了解、掌握当地资源优势、文化优势、地缘优势与区位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佛教文化遗产的旅游宣传与营销工作，建立由市政府部门统一领导，各地旅游行政与管理部门牵头，广大旅游企业全面参与，著名佛教庙宇积极配合的旅游宣传促销模式；其次，利用电视、报纸、杂志、广告、旅游网站、微博、微信等途径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对桂林的佛教文化遗产进行大力宣传与包装促销，不仅使潜在客源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当地佛教文化遗产的信息，还要使遗产地能通过及时、有效地营销活动，掌握市场需求动态，并开发设计出满足不同需求群体的佛教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第三，还可以通过录制反映桂林佛教文化名山大川的纪录片、专题片的方式，利用影视效益，提高旅游者对桂林佛教文化遗产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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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2.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39－04

引言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

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例如，具有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传统戏剧、音乐、文学、艺术、工艺技艺及无形的文化载体，还有具有民族特色的衣食住行、生活风俗、信仰风俗、节日风俗、人生礼仪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繁荣与创新，蕴含着民族的精神特质与文化沉淀。然而随着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文化一体化的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正渐渐受到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强调对观念层次的保护，强调活态的保护，展现文化生态环境，不只是用语言文字或者现代科技手段记录、保存，而是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来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旅游开发是对民族智慧的结晶进行包装、展示和宣传。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它的介入又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趋于舞台化，商业化，难以呈现自己的原生态精华。如何认识并统筹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对政府、文化教育机构、传承人、旅游企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共生态的省份，天然民族资源和地理环境的有机结合显示出该地区原生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厚重。在2006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31项40处入选“国家级”，排名在浙江、福建之后位列全国第三脚。

1、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贵州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类型分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民间口头文学。二、民间歌舞和民族音乐。三、民族民间工艺。四、民族节日。具体如表1所示：

2、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以上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以丰富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民族风情展现了自己“博”而“精”的特点。博是民族文化渗透的范围广，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是民族风情各不相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形态与技艺精华。例如同是侗族的歌曲，侗族大歌和侗族琵琶歌在伴奏乐器，演唱手法上就有诸多不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贵州民族文化的瑰宝，在丰富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弘扬民族精神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社会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人口的迁徙，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担负着民间手工技艺的传承人日益减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政府想通过旅游开发走文化产业化之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将之形成文化品牌效应。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的过程中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必然会造成原始文化形态的失真。因此处理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种双赢模式的构建将会大力推动全民打开文化的宝库，守望濒危的文明。

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辩证关系

1、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对立性

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开发对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区有着诸多消极的影响。

第一，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旅游开发中商业化的驱使歪曲了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为了迎合游客的审美偏好，许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背离了文化本身的涵义，趋向于商品性与演艺性。例如，传统活动、节日庆典和民间工艺通过“包装”变得舞台化和日常化，丧失了本身的圣洁感和文化价值。另外，通过对旅客猎奇心理的揣摩，一些民族风俗被改造，夸张，导向奇特、原始、神秘、甚至野蛮、低俗，导致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变味、衰落和失真。旅游开发中商业价值的追逐同样也破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很多民间艺术都是只选择其中有商业价值的部分断章取义的进行开发与传承。

第二，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有性与丰富性遭到冲击。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好的地方大多是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为了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促进旅游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随意开发。由于旅游开发不当，很多地方出现民族活动，非物质文化商品雷同，节目安排粗制滥造。例如，苗族蜡染技艺，苗族银饰技艺在很多少数民族景区甚至是非少数民族景区都能见到，并且没有自己的特色跟主题。此外，旅游活动的开展打破了当地相对封闭的传统文明，当地民族比较容易接受游客带来的“现代文明”，原有的民族文化及民族审美情趣都在不知不觉的发生变异。现代文明挤压了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存在空间，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受到严重冲击。

2、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统一性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旅游开发为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营造了肥沃的土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绝迹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脱离了现实中的经济性与实用性。而旅游开发所重新挖掘、复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明，迎合了游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好奇与渴求心理，借助旅游业使不断衰落的传统得到复兴和光大，使日渐失去市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重新赋予市场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进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繁衍营造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旅游开发为贵州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市场支撑。旅游开发产生的市场导向使政府，旅游企业自觉的打造自主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以文化品牌注意力来唤起经济增长点。进而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形成集民族工艺品经营，民族歌舞表演，民俗民风展示及民间技艺宣传为一体的多层次综合性的文化产业链。这对提高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知名度，加强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旅游开发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的保护途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有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才可能起到长足有效的保护作用。当前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大都采用摄影录音，整理记录等静态的方式，也有注重对传承人的培养。但这些都不足以展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并且缺乏保护的原动力。而引入旅游开发，让人们从旅途中提高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参与、感悟及体验，既能扩大文化传播度，又能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如，结合抢救式保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之旅”；结合数字化博物馆开展“穿梭时光寻找濒危的文明”；结合传承培训机构和学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修学之旅”；结合民间活态保护，在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展民间技艺、民俗民风的“武林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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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宣传活动的目的和内容：

本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目的：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了解文化、体育、新闻出版、文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增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增强文化市场经营业主守法经营意识，增强文体系统干部职工依法行政意识，全方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本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内容：《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法律法规，《文物保护法》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体育事业法律法规，《图书馆条例》等图书事业法律法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市场管理法律法规。

二、主题宣传活动的时间和形式：

文体系统与法同行主题宣传活动由相关职能单位负责，按照不同时间的纪念日做好相关法律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1、5月24日至28日“图书宣传周”：《图书馆条例》及共享工程相关知识。责任单位：县图书馆。

2、6月12日“文化遗产日”：《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宣传，《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及相关知识宣传。责任单位：县博物馆、县民保中心。

3、8月8日“全民健身活动日”：《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计划纲要》等相关法律法规。责任单位：县业余体校（全民健身中心）。

4、12月4日“法制宣传日”：《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文化、新闻出版市场管理法律法规。责任单位：文化市场稽查队。

三、活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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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非遗保护实践在相当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文通过比照非遗保护的国际建议和国际公约中的相关理念、思想和原则，以及文化多样性保护公约，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等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要求，针对我国非遗保护的实践特征与现实问题，从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完善保护制度与保存方式、尊重社区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等方面，探讨以社区为基础实现更加广泛的非遗保护路径的可能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由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列》中首次提出的，而真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定义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糕品等）和文化空间。”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传统文化的宝贵记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它值得我们珍惜、呵护。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几千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促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是民族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

三、如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并发扬下去呢？

（一）建立健全法稍法规，加强执法力度

政府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这一渠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法律的保护范围内，不断完善当前法律法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立法者可以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遣产和知识产权属性的基本结构特征.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规范。明确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主体、客体及内容，并将它们法律化和规范化，这样才方便对它的管理和开发。对即将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要严格要求申请程序，并将之规范化、法定化，明确拥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某些特殊的非物凄文化遗产，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手段进行保护。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权，包括法定许可制度、一般许可制度、特殊许可制度二类，并且对使用者应当承担的相应的义务微出明确规定，例如；免费使用，不经许可但可通过付费使用，经许可且需付费使用。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且的保护期限。对于故意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要给予严厉的惩罚，更严重者要动用刑法制裁。只制定法律法规而不实行是远远不够的，执法者要行动起来，运用法律武器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增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水平。各级行政部门应当各尽其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展开保护行动，让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政部门的保护圈内得到很好静传承和发扬。重要的是，执法人员在工作中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不断增强权利人知识产权意识

权利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权利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权利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现有基础上，设计出更加长远的保护和发展方案，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生产化、经营化和商业化，最大限度的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合法权益。其次，权利人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为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同时要学会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最后，权利入要及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进行登记，属于商业机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强技术防范。

（三）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行动

尽管现在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进行归属人管理，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没有入民群众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政府要通过宣传、教育等途径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全民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中，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种人民世代相承的，是群众生活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族土壤中，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不能脱离生产生活而独立存在，它存在于特定的民族群体生活中，所以，应当以群众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培育适合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生境条件，保护好非遗存在、存活和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如何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中，积极保护和活态传承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乡土社会和乡村文化的复兴，需要各地广泛开展积极的保护实践来深入探索。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如何保持和促进地域文化的繁荣，需要将遗产保护作为发展战略，或者至少是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统筹规划、协同推进。

参考文献：

[1]郭玉军.国际法与比较法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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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lemma and Outlet to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Jingxi County in GuangXi for Example

Jiang Mingwe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in Baise Collage; Guangxi Baise;533000)

Abstract:The 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s created and inheritanced by Zhuang people i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heritage, thatwith Zhuang characteristic.With the chag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ome people lack of profound understanding to the intrinsic value of 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while excessive pursuit its economic value, result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Now the key piont is how to protect intrinsic its cultural value when development its economic value,and make sure it has independent cultural attributes but not economic vassal. and further explorethe way to inheritance the 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壮族历史文化遗产是壮族人民在特定区域和历史环境中辛勤劳作、共同创造并传承的具有壮族特色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总称，而今社会转型与经济模式的变迁，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部分主体由于缺乏对其内在价值的深刻认识或过度追求经济价值等诸多因素，致使对其保护与开发存在失衡问题。广西靖西县是壮族人口聚居最为集中的县份，在历代壮族人民辛勤耕耘民族文化领域与努力创作下积淀了深厚的壮族历史文化，历经多代的传承和时代的变迁，至今仍保留着丰富的壮族历史文化遗产，其表现形式涵盖了历史古迹、风俗民居、戏曲舞蹈和刺绣山歌等多个领域，极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选择靖西县的壮族文化作为调查研究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意义。

一、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现实困境

目前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尚处于初始阶段，部分主体对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深刻认识或仅聚焦于其经济价值而摒弃历史文化价值或缺乏相关的法律意识和开发能力，从而使壮族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和开发过程中呈现出诸多失衡问题。以靖西县为例，尽管相关行政机构、开发商与社会团体（如民俗演唱队）等多个主体从多角度、多维度给予壮族历史文化遗产极大的关注与保护和开发，但仍存诸多失衡问题，具体表现如下：以绣球制作重市场需求而轻文化价值；壮剧壮歌关注度狭窄与传承主体缺失；壮居壮服习俗淡化与历史古迹保护乏力等。

（一）绣球制作重市场需求轻文化价值

绣球是壮族人民深入挖掘日常生活的爱情素材，以五谷和丝绸为原料，以手工加以绘制而成的爱情信物，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寓意深刻，是壮族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文中对绣球制作和寓意曾作详细描述，如“上已日（三月三），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驼。男女目成，则女受驼而男婚已定。”据此可以窥看绣球制作历史悠远而且爱情寓意深刻，不仅如此，绣球寓意不仅涉及爱情领域而且还预示着日常生活的吉祥、喜庆和平安等意，其以表示爱情为主线，以表示吉祥、喜庆和平安为辅。因而绣球制作选料极为考究，表层多选用优质丝绸为面料，内部多填充五色五谷，颜色多以红黄为主，图案多以凤凰、鸳鸯、梅兰竹菊为主，字样多以“一帆风顺”、“四季平安”等吉利和祝福之词，不仅外表精美而且意义深刻，极富壮族历史文化特色。诚然，绣球精美的外表和深刻的文化价值为制作商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但随着市场需求量激增与利润吸引力的增强，使得部分绣球制作商重市场需求而轻文化价值。部分制作商为削减成本，制作绣球表层的优质丝绸被劣质布料所代替；内部填充的彩色五谷被无人问津的木削、纸削所替代；外部所绣的图案和花纹的数量有所减少，外形粗糙且凹凸不平；制作和销售人员极少能够阐述绣球的历史渊源历史价值和深刻寓意，使许多购买者仅认识到其美学价值，仅视为颜色鲜艳的室内装饰品，忽视其内在的历史文化价值等。从而使绣球内在核心文化元素被外在肤浅的经济价值所取代，历史文化价值表现缺失。

（二）壮歌壮剧关注度日趋狭窄与传承主体日趋缺失交错纵横

一是壮歌传承主体间的断裂与关注面的日趋狭窄。壮歌是壮族人民为表达日常生活中的喜庆、爱情、亲情和平安等意，以壮文和状语为载体，以劳作休憩时加以对唱的民间山歌。壮歌历经数代的创作与传承形成了内容丰厚，寓意深刻，表达形式多样的壮歌体系，是壮族历史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的有力佐证，是壮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富历史文化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模式的变迁，壮歌传唱的关注度日趋狭窄与传承的主体日趋缺失问题交错纵横。以靖西为例，从年龄结构来看，目前壮族山歌的传唱以40岁以上的壮族女性为主体，能够完整演唱山歌的更多为50岁以上壮族女性。而壮族年轻人大多数踏出壮族生活文化领域，融入到了多民族多文化的现代社会，逐渐丧失了对壮歌传唱的动力与兴趣，取而代之是社会流行的民族歌谣和民族文化。从表达方式来看，壮歌传唱主要以“三月三”的歌圩节等大型歌会为载体，更多的体现了商业化；而原始的田间地头、山林塘边的传唱方式日趋减少，对于部分壮族人民来说，壮歌已经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总言之，壮歌传唱不仅是传承主体间的断裂，而且也表现为关注面的日趋狭窄，商业化程度高而生活性逐步淡化甚至消失。

二是壮剧传承主体缺失与关注度狭窄。壮剧是以壮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喜吉之事为素材，以壮族人民自制的乐器为伴奏如马骨胡，牛角胡，土琵琶，田螺箫等，以状语表达感激、欢迎、吉利和喜庆等意的民族戏曲，是壮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富历史文化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多元文化的激荡，青年壮族人缺乏对壮剧内在的民族历史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或视为盈利较少的行业或认为是民族文化的老古董或土货，因而使得青年壮族人不仅缺乏欣赏兴趣更丧失了发乎于内的传承动力。如靖西目前仅存的几只表演队伍，演员多以中老年人为主且大部分成员是兼职演员（平时多为务农，表演时才是演员）。尽管壮族博物馆内的民俗演唱队秉承了先辈的表演精华且创新了诸多节目，甚至荣获国际国内的表演大奖，但仍未解决传承和关注度每况愈下的问题。

（三）壮服壮居习俗淡化和历史古迹保护乏力

一方面，壮服壮居习俗淡化。随着各民族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和融合，壮族人对民族服饰的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度和传承力日趋下降，大多数壮族人在日常生活或大型节庆活动中对壮服的需求日趋淡化。而年轻壮族人不仅从民族习惯甚至从内在观念对壮服加以否定。而壮族民居也存在类似问题。无论是在城市或农村，从建构风格到内部装饰的民族特色日趋消磨殆尽。另一方面，历史古迹保护乏力。悠久的壮族历史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遗留了颇多的极富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古迹，如靖西的南天国遗址、照阳关和“黑旗军遗址”等。然而，保护主体或由于缺乏对其内在历史文化价值深刻认识或缺乏相关资金或缺乏有效宣传，诸如“南天国遗址”、“照阳关”和“黑旗军遗址”等壮族历史文化古迹仍处于粗放保护和尚待开发状态，不仅部分古迹知名度甚低，还使部分历史古迹的部分建筑已被自然风化或人为破坏，诸多历史文化遗产流失。

二、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关系失衡的内在根源

（一）核心传承主体对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认识的缺失

对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认识的缺乏是保护和开发失衡的根源。壮族历史文化遗产是壮族人民辛勤劳作和努力创造的富含民族特色的物质和精神的宝贵遗产，囊括了刺绣、绘画、雕刻、演艺、建筑等多个领域，是壮族人民历史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有力佐证，是壮族人民的立根之本和生存之基，富有历史文化价值，极具考究和开发价值。年轻壮族人本应作为承担传承本民族特色历史文化遗产重任的核心主体，但这一主体由于大多数外出求学、务工等跨出了特定的狭窄的本民族生活区域，更多地接触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庸俗的潮流文化，使其内在的民族特性日趋丧失，逐渐从“特殊的壮族人”转变为“毫无特色的普通人”。大部分年轻一代壮族人将先进民族文化或潮流文化视为精神的追求对象，没有发乎于内的传承和开发本民族特色历史文化遗产的兴趣和动力，更没有认识到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对本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更有甚者对本民族仅存的历史文化遗产视为“不入流的土货”和“有失现代人风范”的标志而加以丢弃，使传承的核心主体呈现断层。

（二）开发主体对其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开发价值关系的认识错位

多个开发主体对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认识错位是导致失衡的重要原因。政府、民间和商业领域的多个开发主体尽管对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包括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开发价值）有了初步认识，但却因未厘清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开发价值的内在关系，或受到GDP政绩观的错误引导，或受资本本性的强烈驱使，其在开发壮族历史文化遗产过程中将更多地将视野聚焦于经济价值开发，轻视文化遗产内在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甚至认为经济价值是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首要和核心价值，把其内在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视为经济价值的衍生物，颠倒本末，混淆轻重，以致部分主体为获得经济价值不仅未深入挖掘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历史文化价值，更是以牺牲其历史文化价值为代价。如部分绣球制作商，为削减成本，不惜舍去深入表达其历史和文化价值，以致历史文化价值被经济价值所覆盖，以致历史文化遗产完全沦为普通商品。

（三）资金支持的匮乏与法律约束的缺失

首先，资金缺少是保护和开发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壮族历史文化遗产所处多属边远山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国家和政府的财政大部分偏向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比例较小；而对于民间个人和民间组织而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所需资金较多，部分个人和组织无力承担，即使部分民间资本欲投入保护与开发，又因历史文化遗产开发的收入利润低和见效速度慢等弊端而望而退步。如靖西县壮族历史博物馆民俗演唱队，尽管表演的节目民族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且荣获国际国内大奖，但因缺乏财政和民间资本的有力支持，其社会影响仅局限于本民族活动区域。且管理模式仍处于粗放水平（演员平时为工为农），从而使保护和开发有心而无力。其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尽管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对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日趋重视，依据社会发展所需陆续出台了保护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关于加快广西文化发展的决定》、《2001―2005年广西文化发展总体规划》等），但由于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宣传力度低或覆盖面狭窄或缺少认同感，使广大的壮族人民群众对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认同、传承和开发仍处低法律意识状态，甚至部分民众不顾及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的相关规定，仍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粗犷式开发和我行我素式的破坏，从而使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缺少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的有力保障和约束，使其保护和开发难以协调发展。

三、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关系失衡的解决路径探微

（一）以家庭为核心、以社会为辅助建立立体传承网络

第一，以家庭为重心培养核心传承主体。家庭教育作为育人的初始阶段，父辈依凭言传身教的方式将自身理论知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潜移默化地传给子女，以血缘亲情关系持久有效地对子女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家庭应承担起培养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重任。因为承担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主体是年轻壮族人，而年轻壮族人之所以丧失发乎于内的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兴趣和动力则在于家庭教育关于本民族风俗习惯和历史发展等内容的传播缺失，以致子女从父辈的言行身教中无法深入了解和把握本民族的特色历史文化，从而难以以“特色的民族人”身份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产生认同感，更难以担负传承的重任，以致传承主体断层。毋庸赘述，为解决传承主体的断层问题，壮族家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壮族历史文化应成为壮族家庭的教育内容。壮族家庭的教育内容不仅应包含了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的理论技能和伦理道德，也应包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如壮族起源、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壮族特有的生产技能、风俗习惯和文化古迹等）。其次，壮族历史文化的家庭教育应依据不同年龄分层次加以开展。对尚处于幼年阶段的教育对象，可用富含壮族历史文化的图片、动画和小故事等为素材加以教育，培养对本民族的浅层次认识和兴趣；对于青年阶段的教育对象可采取深层次的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既让其从理论上系统地把握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又通过实践活动加深认识本民族历史文化对本民族的价值和提高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如参观文化古迹、壮剧表演或从事和参加壮族特色的生产活动或娱乐活动等）。总言之，依凭壮族家庭教育使年轻壮族人认同自身的民族身份，以壮族人的姿态承担起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之重任。

第二,以社会为辅助，拓展传播渠道，形成覆盖广西乃至全国的传承网络。从传播主体的视角看，社会传播主体不仅包括当地政府也包括个人和组织。作为社会传播的重要主体政府可以文件和会议为载体向广大壮族民众普及壮族历史文化遗产对壮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和内在价值，增强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的责任感；引导和鼓励个人和组织积极参与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开发；以树典型、抓先进为勉励模式，奖励从事传承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先进个人和组织等。作为壮族个人和组织而言，不仅应认识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价值，更应发乎于内地积极投身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开发工作（如壮歌壮剧民间组织不仅需要秉承先辈创造的歌曲和歌剧，更应结合民族发展，深入挖掘民族特色，创造更多富含民族文化价值的歌曲和戏剧，并将其推广到省内外，扩大影响力）。从网络媒介来看，传承壮族历史文化不仅需借助书刊、杂志和报纸等传统媒介，更需覆盖面广和成本低廉的现代网络媒介。如政府可专设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网站，系统介绍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概貌、发展历程和保护和开发现状等；个人和组织可设置有关壮歌、壮剧等专门网站或积极向各国内知名网站推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闻素材等。总言之，以家庭为核心培养核心传承主体，以社会为辅助拓展传播渠道，从而实现民族文历史化遗产传承与开发的协调发展。

（二）开发主体应厘清壮族历史文化遗产双重价值的内在关系

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开发价值是壮族历史文化遗产融入市场经济后呈现出的双重价值，能否厘清其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开发价值的关系直接关系其传承和开发的协调发展问题。诚然，作为开发主体应深刻认识到历史文化价值是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首要价值且具有不可或缺性，而经济价值的产生是以历史文化价值为本源，是历史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范围延展。如果单纯地摒弃历史文化价值，那么经济价值将失去依存载体而变得日趋萎缩。因而，开发主体应将深入挖掘和开采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作为主线贯彻整个开发过程，拓宽和延展经济价值依附载体的纵向和横向维度，方能实现经济价值的持久增长。其次，历史文化价值传承和开采以经济开发价值的实现为外在动力。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开采需以物人、人力和资金作为外在保障，如果单纯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和外来捐助，缺乏把历史文化价值在转化为经济开发价值，那么不仅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也会给传承和开采工作增添许多外在的变数性，更使开发主体对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开采缺乏内在动力和兴趣。因而开发主体在尊重其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从市场需要的视角努力把历史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开发价值，使其历史文化维度和经济开发维度的双重价值得以协调实现。

（三）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是解决失衡问题的重要途径。从政府的视角看，政府应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开发给予重视，依据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年财政收入为基准，按照相关比例设置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制定关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和开发的优惠招商引资政策，如减免税收、奖励投资等，积极引导民资和外资投入民族历史文化保护和开发领域；拓展壮族历史文化遗产增值渠道，以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为主线，实现历史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多渠道，如举办大型民歌会、壮族特色的文化旅游节等新渠道。从个人和组织视角看，应依据社会发展需求，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抓住政府优惠政策，积极投资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领域；以深入开采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多渠道增值，如增添绣球的文化内涵、创新壮剧壮歌的曲目、举办民族特色活动等。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解决失衡问题的外在保障。从法律法规与社会需要的视角看，尽管国家和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仍处初步阶段，其内容覆盖面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仍存较大差距，因而相关的立法部门应立足社会发展，着眼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开发，不断完善有关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和开发的法律法规。从法律法规宣传的覆盖面与效果视角看，法律法规宣传覆盖面小与效果差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为解决此问题，从宣传媒介来看，既需借助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标语、传单、基层会议和报纸等），也需大力利用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介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形成以传统媒介为主，网络传播为辅的立体传播网络。从传播主体来看。既需政府部门借助文件和会议的方式加以宣传，也需个人和组织（村委会、居委会或民族文化组织等）的积极参与和身体力行，从而使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走向法制轨道。

参考文献：

【1】王宁.非物质遗产的界定及其价值[J].学术界，2003年03期.

篇6

2008年旗政府将《陈巴尔虎旗巴尔虎婚礼习俗》、《陈巴尔虎旗通古斯鄂温克族民族服饰》、《陈巴尔虎旗击牛骨游戏体育竞技》、《陈巴尔虎旗通古斯鄂温克木轴四轮车文化》、《陈巴尔虎旗巴尔虎索海固图勒》和2006年搜集整理的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共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了陈巴尔虎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有4项列入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苇连蒙古包民间手工技艺》已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也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逐渐的解决。在实施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之前对保护利用的原则尽心认知和分析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一、法律、法规保护原则

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以及采取相应的行政、财政、技术等措施，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是在我旗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前提条件之一。我旗应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并结合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进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在建立的法律法规中应体现保护以积极利用相结合的原则，而不是片面单纯的保护。必须将保护非物质文化的出发点从消极保护转变为积极的保存与利用。应当在立法中注意促进提高相关民众及社群的参与意识，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活动中来。

在立法指导思想中，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保存与合理利用置于同样重要的位置，以期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仅是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致消灭，而是更好、更积极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保持世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积极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生产与生活有的作用和价值，使其服务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

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的保护原则就是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充分地尊重人，首先是尊重前人的创造成果，普查应尽量全面详实地记录其原始风貌，对遗产进行整体性呈现；同时尊重今人的继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种死艺术，而是一种流变的艺术，是一种正在进行时的艺术，今天的传承人应对其进行创造发展，只有充分尊重艺人们或匠人们的创造力，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创新之源；保护还应尊重潜在的人群得利益，即后人和外部人群认知文化多样性的权利，只有具备这种意识，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具前瞻性和开放性。自始至终地贯彻以人为本的保护理念，重在唤起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只有全社会对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与崇尚力，塑造保护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文关怀中得到最深切地保护。

三、政府协调，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人民大众之中，同时，人民大众也是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使民众积极参与进来也是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重要表现。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再一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烟头会上指出：从根本意义上说，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是对创造、享有和传承的保护，同时也有特别依赖创造、享有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对这一遗产的切实有效的保护。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明确强调要“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

政府在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好自己的职能作用。处理好政府同商业开发部门、专家学者、当地民众等民众各层次的相互关系。政府的职能除了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还要采纳专家学者的理念和建议，制定保护开发规划，指导规范企业经营，借助学者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了解当地的文化模式，寻找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管理框架。也就是通过行政立法和政策制定来营造社会大环境；通过培训教育，或者社会舆论来规范或限制经营企业和当地居民短期利益行为；鼓励合理健康的商业开发，防止开发者打着保护的旗号，单方面地未获得经济利益获取社会资源和政府支持，而使文化遗产遭受破坏。

四、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

篇7

雒树刚说，经过多年努力，文化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机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文化知识产权工作开展力度不够，文化系统知识产权意识整体上仍然薄弱，地方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普遍对知识产权工作缺乏主动规划和通盘考虑。知识产权管理的基础工作薄弱，文化系统现有的文化资源知识产权家底不清、权属不明，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培育不足，民间文艺资源保护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现有多少“管文化”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有多少“管文化”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在国家层面初步建立起了覆盖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市场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与文化工作关系密切的文化法律有《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著作权法》3部；行政法规有《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博物馆条例》等10多部。文化部现行有效的部门规章有32个。

篇8

一、工业遗产的定义及其价值

1.工业遗产的定义

我国国家文物局在2006年4月18日(即“世界工业遗产日”)在无锡组织召开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通过了《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其中对“工业遗产”下的定义是:“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科技、审美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工厂、车间、磨房、仓库、店铺等工业建筑物,矿山、相关加工冶炼场地、能源生产和传输及使用场所、交通设施、工业生产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相关工业设备,以及工艺流程、数据记录、企业档案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

2.工业遗产的价值

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科技价值、审美启智价值、独特性价值和稀缺性价值等等。工业遗产是地域精神的重要载体,见证了时展水平和社会风貌特征。工业遗产往往是城市的名片,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保护工业遗产,不仅可以强化市民的乡土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促进当地文化创新,还能够增添城市色彩和魅力,促进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

在后工业化时代悄然来临、城市新陈代谢加速的背景下,某些遗产在工艺、场地类型和景观方面濒临消失,保护工业遗产刻不容缓。

二、我国工业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遗产主要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三大类,并没有为工业遗产单独分类。我国1985年加入该《公约》,至今尚未建立对工业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相关工作欠缺而滞后,具体体现在:

1.保护法规空缺

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直接针对工业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在业已颁布施行的相关法规或文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等,与工业遗产保护关系比较密切的,只有2006年国家文物局下发的《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但其仅是一个通知,没有权威的法律效力。全文仅5条,只是对工业遗产保护做了原则性规定,对保护主体、保护措施、各地方政府的责任等没有说明,对违反行为也没有惩戒性规定。也就是说,即使工业遗产被蓄意破坏,司法机关在追究其责任时也无据可依。

2.保护主体缺失

从时间上看,工业遗产主要是指以来的有价值的工业遗存。工业遗产一方面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并不与之完全等同。此外,工业遗产与文物的关系也存在着交叉性,有些工业遗产属于文物保护对象,但更多的工业遗产,并不属于文物保护对象。所以,文物保护部门并不想当然就一定是工业遗产的保护主体。那么,工业遗产的保护主体该如何界定?是以文物部门为主,还是以建设部门为主?或是再行设立新的职能部门?抑或是以原产权单位为主?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评估标准待明确

显然,并非所有的工业遗存都是工业遗产,哪些是该保护的工业遗产,如何辨别?辨别的主要标志是其科技价值还是建筑价值或是艺术价值?工业遗产应保留遗存中的“优秀”部分,还是有“代表”性的部分?是否那些曾经带来巨大污染或能耗巨大的工业遗存就没有价值?这些问题必须明确回答,为此须要尽快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估标准。

4.政府职能缺位

各地政府考虑自身利益,对文物保护单位及工业遗产的申报并不积极。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指出:“一些地方政府过去不愿多申报,认为被列入‘国保’单位,不仅在其利用方面会受到制约,而且对其周边环境的开发也会受到约束” 。所幸的是有一些地方政府,比如北京、上海、江苏、广东、陕西、大庆等省市,已经认识到工业遗产对城市风貌与创意经济建设的特殊作用,出台了一些保护政策,并积极开展工业遗产保护工作。

三、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法律制度的构建

1. 定一部专门保护工业遗产的全国性法律法规

制定这样一部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使我国工业遗产保护达到理想效果,另一方面,应力图在工业遗产评价、保护及利用措施上与国际标准具有可比性,以便将来进入国际清单和数据库。为达上述目的,应在法律法规中明确与规范以下内容:

(1) 评估标准:以辨别确认需要得到保护的工业遗产,理顺工业遗产与文物、世界遗产的关系。

(2) 保护原则与目的:并不必要将所有的工业遗产实行完整性的保护,那么保护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3) 主要及相关职责主体:解决以哪个行政部门为主,职权如何分配的问题。

(4) 保护性规划与专家介入机制:保护工作中,规划一定要先行,注重发挥专家的智囊作用。

(5) 切实可行的保护模式与手段:明确是否采用分级分类保护标准,工业遗产保护区如何划定等问题。

(6) 处罚规定与应急机制:确定处罚的标准,发挥其威慑、教育作用。

2. 建立对工业遗产的鉴别认定制度

(1) 建立对工业遗产的鉴别认定标准

首先,鉴别认定哪些工业遗产应得到保护。其次,区分各处工业遗产的不同保护程度。第三,明确每处工业遗产应保护的重点部分,比如对外观的保护一般重于对室内的保护。

工业遗产的保护范围不能过大,否则将失去重点,实施保护时受到人员、资金等条件的限制;保护范围也不能过小,否则将会使某些珍贵的工业遗产被损毁。在参照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科技、审美价值准则的前提下,对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工业遗迹,可考虑将其确定为有保护价值的工业遗产:

①旧有工业建筑或布局具有较鲜明的时代或地域特征之一的,或在相应时期内具有唯一性或稀有性,或具有全国影响性等特点的;②工业设施、设备在规模、造型、结构等方面在相应时期内具有唯一性或稀有性,或具有全国影响性的;③曾在全国、全省同行业排序靠前或产量多、质量高、开办早、品牌影响大、工艺先进、商标或商号全国著名的;④和当地历史上著名工商实业家有关的企业、厂房、生活设施或公益建筑等。

从时间跨度上来说,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工业遗迹应是挑选的重点。

(2) 建立对工业遗产的鉴别认定程序

要想真正有价值的工业遗产凸现出来,其鉴别认定程序相比鉴别标准而言,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工业遗产鉴别流程设计中,下列步骤的理性设置是必需的:

①各地、各有关部门、企业根据普查情况,汇编整理登记资料;②设定公众(包括非利益相关群众)申报的时间与采信空间及奖励程序;③建立专家咨询体系,由文化、规划、建设、历史、档案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评估委员会,根据工业遗产认定的标准,提出评估意见;④文化、规划、建设、档案等行政部门建立会商制度,根据专家意见,研究确定工业遗产目录;⑤确定的工业遗产目录报同级政府审核公布;确定进行保护的工业遗产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街区的管理办法实施管理,并考虑在国家层面为工业遗产的保护制订保护条例;⑥列入目录的工业遗产按照文物保护单位评审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分别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建立对工业遗产的分级分类保护制度

可考虑按以下标准对各类工业遗产进行分级分类保护标准设定:

(1) 分级分类标准

可考虑将工业遗产分为省级、县(市)级两个保护层次(不设国家级工业遗产保护层次,是因为具有此类“潜质”的工业遗产会被认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由相应层次的文物保护主管部门进行分级认定;同时,可设立准工业遗产保护单位这一类别,以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其潜在文物与经济价值,以作“后备干部”式的留意与预备性保护。

(2) 分级分类后的保护措施

对工业遗产进行分级分类,是为了更有针对性的提出和落实保护措施。针对不同等级的工业遗产,拟提出以下保护措施:

4. 建立工业遗产保护公众参与制度

公众参与是指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与行为的立项、起草、审查、实施等环节并提出意见,行政机关决定是否采纳并及时反馈的活动。公众参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事实上,公众参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的必要与必经途径,因为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与原创力在民间,工业遗产同样是如此。要利用各种媒体,普及工业遗产保护的知识和理念,引导、帮助民众参与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最终形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乃至社会个体都关心、爱护并参与工业遗产保护的局面。具体的制度设计可以参照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5. 建立工业遗产保护中法律责任追究制度

威慑、惩罚与教育,是法律的主要功能之一,工业遗产要想得到有效保护,建立相关法律责任追究制度与程序必不可少。如今我国各类遗产屡遭破坏,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破坏者的法律责任没有被追究,而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又在于立法、执法不到位。

从程序法上来讲,要明确法律责任追究的法定主体和职责,这是完善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的前提。要进一步明确行为规范,严密工作流程,增强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要着重落实、分解执法依据,理顺执法关系、落实执法主体;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合理履行职责;要严格时限,不容拖拉,提高执法的效率和准确性。

从实体法上来讲,要明确规定法律责任的实体内容,包括规定破坏工业遗产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参考文献:

[1] 张林.国务院发力文化遗产保护,不申报者文物局就指定[J].望新闻周刊.2006

篇9

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体是政府，它通过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投入经费、设计保护与发展规划、宣传政策、引导社会大众等行为对炮龙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政府部门在对炮龙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工作中做的还不够，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政策法规、具体的保护与发展意见，没有形成整体规划和布局，没有明确分工和组织专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保护与传承工作。政府的宏观主导虽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诸如在保护炮龙节原貌等的细致工作上还不够，没有将舞炮龙的完整形式保护好，致使原有的吹八音、虾兵、虾将等表演形式逐渐的消失，而且在城乡之间炮龙节发展极不平衡，使散落在民间的炮龙文化元素逐渐消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1.2没有形成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职能管理机构和分级体系。

广西宾阳炮龙节在2008年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关于它的保护与传承的相应职能管理机构和分级体系没有建立。从2007年宾阳县政府提出“百龙舞宾州”，由政府主导开展炮龙节开始，政府主管炮龙节的职能部门仅是招商局和文化局，政府的主导目的主要是由招商局引导炮龙节的经济开发，由文化局主管炮龙节的整个活动安排，针对炮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没有设立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而且没有相应的分级体系建设，致使各级职能部门针对各自相应的分管区域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处于随意状态，影响了炮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

1.3关于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相关法律法规缺少。

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是以法律法规的保障为基础的，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础同样是法律法规，它不仅为炮龙文化提供制度保障，还维护其他主体对炮龙文化的保护行为，并促进对全社会力量的整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少主要体现在针对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针对炮龙文化保护工作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对保护工作规划的实施与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依然处于停滞状态，这对于炮龙文化保护与发展的规范性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法律法规提出对炮龙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因此，炮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处在了一个无法可依的境地，社会力量不能最大限度的整合，行为主体不能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约束，这种状态将最终阻碍炮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

1.4专业人才的缺乏。

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核心元素是人才，人才的缺乏将最终导致文化的消亡。目前，掌握舞炮龙吞云吐雾技术的人已很少，诸如扎龙、吹八音、敲锣鼓等技艺也已经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境地，年轻一辈崇尚新奇事物，对舞炮龙技艺毫无兴趣，导致舞炮龙的艺人进入高龄化，后继乏人。此外，炮龙文化市场缺乏专业的管理和开发人才，导致炮龙节发展机制的制定滞后，宣传和产品的开发跟不上炮龙节的发展需求。

1.5城镇化水平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安全隐患严重。

近几年来，随着宾阳炮龙节的影响力逐年增大，宾阳县政府也在不断的改善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一系列的消防安全举措来防止安全隐患。但是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仍跟不上炮龙节的发展步伐，安全隐患形势依旧严峻。首先是宾阳县城的街道拓宽难度很大，丁字街较多，炮龙节时，参与的人多，就不利于交通疏导，安全隐患大；其次是接待、服务能力跟不上。由于炮龙节每年的参与人数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在接待宾阳县以外游客的住宿、餐饮、停车等方面始终跟不上炮龙节的发展步伐；再次是停车场、交通工具等基础设施的配置无法满足游客的需要。由于在炮龙节当天的下午四点，宾阳县城只准汽车出而不准进。因此：第一次来宾阳的外地游客会因找不到地方停车而错过进城时间；另外，宾阳的交通工具主要以三轮摩托为主，没有统一的规范，数量多且混乱。

1.6科研工作不够深入，人们的文化内涵和保护意识淡化。

文化内涵是炮龙文化的灵魂，是民俗文化旅游竞争力的体现。因此，不论是对炮龙文化旅游的开发，还是对炮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化内涵都是很重要的。对于宾阳炮龙节文化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没有依托相关科研机构和借助专家学者们的力量进行深入研究，这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炮龙文化内涵和保护意识的淡化。在炮龙老庙的修建上就曾出现过一次遗憾，即在修建过程中舍弃了一些原来老庙的石柱、牌匾和石刻，这些都是明清时期的东西，具有非常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对历史古迹的修复应在专家学者的指导下进行，要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尽量保存历史性的事物。宾阳炮龙老庙的修建从筹资到修建都是依靠民间的力量完成的，尽管新的宾阳炮龙老庙气势辉煌，但还是让人感觉缺少了历史文化底蕴。

1.7经济效益扩大，文化价值淡化。

经济效益是推动炮龙节发展的核心动力，但淡化文化价值势必会对炮龙节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旅游经济的效益很快显现，特别是人们喜爱和崇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更显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为了扩大经济效益，带动宾阳经济发展，建立炮龙文化旅游品牌，广西宾阳县从2007年开始重点发展炮龙节，每年参加的炮龙数增加至上百条，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到来，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宾阳炮龙节一时间声名鹊起。在找寻发展经济路径的同时，社会各界对宾阳炮龙节文化的不清晰认识，以及相关政策的落后，导致宾阳炮龙节的旅游开发仅是追求了经济效益，而逐渐使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淡化。

2、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广西宾阳炮龙节发展策略

2.1政府加大主导力度，加强与企业、民间组织的合作，扩大宣传。

政府加大主导力度，首先是通过制定宾阳炮龙节的相关政策法规，以此来约束各级主管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的行为规范；其次是出台具体的保护和发展意见，将宾阳炮龙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细化，做到保护和发展工作无疏漏；再次是加大财政投资，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长期的、完整的规划，以此宏观把握宾阳炮龙节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政府要主导扩大宾阳炮龙节的宣传力度，整合主流媒体和新媒体，除了运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进行宣传之外，还要运用手机信息、街边广告宣传牌、车体广告等新颖的形式进行宣传。广西宾阳炮龙节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民俗体育文化，对于炮龙节的开发，政府应首先放弃以往用行政指令为主的安排活动方式，根据炮龙节文化市场的需求来办节，还要动员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关注炮龙节，以经济创收带动炮龙节的发展。政府可以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调节，民间办节”的机制来开发炮龙节，这其中要按照市场和民间的需求来选择发展方向，将整个炮龙节活动按一项系统的旅游、文化、招商的形式来运作。政府部门在运作成熟后，将操办权归还给民间，由政府进行支持、引导和监控，民间进行操办，以此来推进炮龙节的正确发展，做到按原汁原味的形式传承发展炮龙节文化。

2.2建立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职能管理机构和分级体系。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职能管理机构，其目的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能够落实到实处，建立多部门协作的形式，并且明确各自的职责，避免了分工不明确和出现问题后的互相推诿等问题，有效的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正常进行。其中，分级体系的建构将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加系统化，使保护与传承的工作从上级主管部门到下级执法部门都能明确各自的职责划分，依职责办事，将会推动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有条不紊的进行。建立宾阳炮龙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职能管理机构，可以以县委县政府为主导，职能划分给各个县直部委办局。县一级别的职能管理机构建立后，将这一模式引入乡镇和村，以此形成县到乡镇，乡镇到村的分级体系。

2.3构建炮龙文化的相关保护和发展法律机制。

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可以有效的对广西宾阳炮龙节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规划的实施进行监督，并且可以有效整合社会力量，为炮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工作提供思想指导和政策保障。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出台是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依据，宾阳县政府可以根据宾阳炮龙节的特性和需要来制定符合其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制定《宾阳炮龙节保护与传承计划纲要》、《宾阳炮龙知识产权条例》；另外，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化发展法律法规机制，以“市场运作模式为主，政府监督为辅”，综合把握市场发展规律，整合与炮龙节文化相关的，以及与宾阳发展文化旅游相关联的文化内容、景点，通过整合制定完整、统一的规划，形成一条专业的炮龙文化产业链。还可以对炮龙节文化品牌进行商标注册，从法律上对炮龙文化品牌进行保护，规范炮龙文化产业的发展，扩大知名度。同时，要缩短城乡间炮龙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政府统一规划，制定城乡炮龙发展规划责任书，整合具有举办炮龙节历史的村寨，给予政策与资金的支持，鼓励他们至少在正月十一的当天举行炮龙节活动。

2.4建立炮龙文化展示馆，提高炮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建立炮龙文化展示馆是来自于博物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启发，博物馆具有收藏、保护、展示、研究四大功能，是以实物的陈列来展示历史记忆，提供表现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在宾阳建立炮龙文化展示馆对炮龙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也是利用了收藏、保护、展示、研究这四大功能，这其中，收藏和保护的是历史上有关于炮龙文化的文物、产品、用品、书面记载等，然后将这些对炮龙文化的记忆展示给社会大众，让他们从中了解炮龙文化，并从炮龙文化底蕴中体验到中国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的精髓。研究的功能体现在通过对这些历史记忆的研究，可以了解到炮龙文化的萌芽、产生、发展的过程，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以及通过对历史上炮龙文化发展较快时期的研究和解读，有利于结合当代实际制定现代炮龙文化发展的策略。

2.5开展炮龙文化普查工作，加大科研力度，建立炮龙文化遗产数据库。

通过开展基层普查，收集整理关于宾阳炮龙的相关资料，建立起完整的炮龙文化数据库，还原宾阳炮龙的历史风姿。在现有的科研基础上，应依托广西的高校或相关科研机构，对宾阳炮龙节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凭借宾阳完整的炮龙文化，借助专家和学者们的力量，将宾阳创建成为中国特色龙文化的研究基地；另外，要加强炮龙文化的保护意识，对现有的炮龙技艺和炮龙文化事项进行最大限度的保存和记录，并建立相应的文化保存数据库。对于诸如扎龙、吹八音、敲锣鼓等濒临失传的技艺，要尽快将普查、教授、征集工作提上日程。想方设法搜集存在于民间的炮龙文化产品和用品，以及有关于炮龙文化的历史文物等，并将它们放入炮龙文化展示馆，以此保护和传承丰富多彩的炮龙文化艺术。

2.6注重对炮龙文化中人的保护和关注，加大培养专业人才的力度。

在当地，可以评选出杰出炮龙传承人和优秀炮龙技艺人，让他们定期给舞炮龙者和爱好者进行培训，特别对于那些濒临失传的炮龙技艺，要进行专门的培训。政府要给予特别关注，并给予他们经济扶持和场所支持，保证他们能够专心从事于炮龙技艺的研究和传授。此外，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专业人才也是传承炮龙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有选择性的开展炮龙文化教育活动是很有必要的。通过在大中专院校的体育专业中开展民俗体育项目课程和管理课程，以龙为取材点的策划、营销、导游、翻译、包装、宣传等特色课教学，以此来培养炮龙活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专业的管理、市场开发人员。在中小学的体育课和文化兴趣课的教学中开展民俗体育项目和民俗体育文化的教育，将炮龙文化作为民俗体育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介绍给年轻一代，培养他们从小热爱民俗体育和了解炮龙文化知识，为将来发展炮龙文化打好人才储备基础。

2.7保护与传承炮龙文化表现形式的同时，注重其文化空间的保护与改善。

文化空间，即炮龙文化存在的空间和环境。保护和改善其文化空间，就要提高城镇化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安全隐患防范宣传。政府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大力吸收社会资金，为提高城镇化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前期准备。首先是加快旧城区的扩建与改造，积极的进行城区的美化和亮化工程，尤其是拓宽旧城区的街道，将丁字街打通，配套完备的路灯、路标、公厕等基础设施；其次是修建一批宾馆酒店，同时规划和建设一些大型的停车场，提高服务接待水平的同时，缓解交通压力；再次是积极开发农家乐，缓解住宿压力的同时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安全隐患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提醒游客们注意一些炮龙节存在的潜在安全隐患，如要戴口罩参与活动，活动时不要抓龙身、不要拥挤，注意踩踏事件的发生等；另一方面，要在路边制作安全隐患及应急处理的宣传栏，以此供游客观看熟悉。此外，当地的工作人员和消防人员还要提前制定好出现意外事故的应急预案，配备足够的应急设备，以免出现火灾、踩踏事件时可以从容应对，减少伤亡损失。

2.8经济与文化并举，并驾齐驱促发展。

宾阳炮龙节作为一项民俗传统节庆活动，在大力提倡旅游开发的同时，要注意加强文化传播，既要以此带动经济发展，也要注重积极发展炮龙节的文化底蕴，不断的丰富和提高炮龙节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新时期的炮龙节发展，应是经济与文化并举，并驾齐驱促发展。政府应加大投资，并积极鼓励社会投资，加强政府与企业、民间组织的合作，同时，以文化协商为前提，了解民间对炮龙节活动举办的意愿，加大炮龙文化底蕴的挖掘和传承力度，使经济与文化共同发展。

篇10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文化遗产”而言的。根据相关立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第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第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第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第五，传统体育和游艺；第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特征

第一，非物质性或无形性。这里的物质性首先是指人们的理念、情感、技能、才智、知识以及生活状态，它本身具有无实体性或无形性，但是它可以通过人或物表达、体现和展示出来，成为人们能够感受、认识和共享的客观现象。其次是指表现形式或者类型，包括特定的语言、传统表演、技艺、仪式、习俗、岁时节令等，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器具、实物和文化空间。第二，特定民族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民族在一定地域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体现该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第三，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称作“非物质”是因为其没有将其文化内涵用物质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其也无法用物质形式固定下来。究其存在与传承的特点而言，主要是依靠传承的个人、群体以及民族的技艺。口传心授，约定俗成。其存在和流传与孕育它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并没有明显的时代性，也不必依赖先进的传播手段。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保护状况

（一）现行有关法律规范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不完善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还不健全，没有建立起与之配套的法律保护体系。现有的规范性文件中，仅在2011年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而地方性法规中，最早的是2000年《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由此看出，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被散乱分布在有关法律法规中，且以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保护为主，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底，这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如我国的《花木兰》被美国迪斯尼公司改编成动画片《花木兰》，其故事情节与人物刻画严重歪曲了我国民间传统文学，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国内法依据，而无法保障和主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利益。再如，“端午节”作为一种无形文化标志，起源于我国，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为主。而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2005年11月2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代表作”。因此，“端午节”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由我国和韩国共享。以上实例理应引起我国行政立法机关的重视，加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步伐以适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

（二）行政执法力度不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未得到有效保护

长期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采取行政保护模式，但由于我国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有关部门不够重视，普查工作力度不大，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认识不清，缺乏深入和广泛的了解，以致很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例如，云南大理为修公路而拆迁唐代古城墙，正在扩建的公路，使古代关隘龙首关变得面目全非，仅剩的几段城墙也危在旦夕，而面对村民的质问，相关文化部门和交通部门并未给出一个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在村民们看来，这样的施工方案将使龙首关遗址遭到严重破坏乃至消失，使大量的旅游事业失去一个极具历史、文化和旅游开发的亮点。同时，我国的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也相对滞后，比如陕西户县的农民画、陕北的安塞腰鼓、青海同仁的热贡艺术、壮族的“三月三”、云南傣族的泼水节等，在数量上明显占有世界总量的很大份额，但仍没有申报成功。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机制的完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法律保护的完善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性质

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性，它体现的利益既有公共利益、公共关系，又有私人利益、个人权利。为此，对于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究竟如何定位其法律地位，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公约》没有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只强调了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主导作用，并没有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私权属性，故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属于私有财产，而属于政府介入的公权力；此外，有学者基于我国有关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法律规范具有浓厚的公权色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归结为个人的私有财产认识，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备私权特征；有学者认为，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口授和行为传承的特点，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属于私权性质，从法律部门的划分看，属于民法部门。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一部具有私权性质的法律，应定位为私法。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是由民族集体创作并世代相传，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及不同历史经历的民族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其表现形式也精彩纷呈。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智力劳动成果，具有财产价值属性，涉及到产权的确认、利益的归属、权利人的利益保护等问题。从私权保护的角度以激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的积极性，尤其是传统的口头文学、表演艺术、美术及传统的手工艺、医药等知识和实践活动等，私权保护更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程序方面，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切实保护当事人权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定民族性，即集体性的特点，以民歌为例，民歌作品包括原生作品和派生作品，当前民歌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很难确定其作者，也就不存在公开发表权，有关法律也只是作了必须署名作品的来源民族、群体或区域的原则性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派生作品的著作权，且派生作品的作者相对来说容易确认，但却导致流传群体的合法权益容易被忽视，这就有必要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流传群体相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这里的民事公益诉讼并不是与现行民事诉讼并列的诉讼制度，而是包含在民事诉讼的一种形式，该制度可借鉴完善后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具体规定。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的完善

1.加强行政立法，规范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

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承担着大量的作为义务，如果不积极作为，将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严重流失和破坏。因此，政府行为既要合理，更要合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保护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的失职行为给予行政处分，当其行为达到严重社会危害性并构成犯罪时应将其交与司法机关进行制裁。

2.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切实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