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成本与收益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学成本与收益，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篇2

英语语言消费指的是人们围绕英语语言学习展开的消费活动，如参加各类英语课程培训，接受家庭英语辅导，购买英语书籍、音像资料与英语学习工具，参加相关英语水平考试等。在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活动的逐渐频繁，使人们学习英语的热情持续高涨。人们在英语学习上花费的时间最长，投入的资金也最多。英语显然已成为我国人民的语言消费热点。其中，大学生是一个庞大而活跃的消费群体。以英语培训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30万左右的大学生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培训班，按每名学生的培训费用为500元计算，投入培训市场的资金就达1.5亿元。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为2000多万，随着其消费能力和消费空间的提升，以他们为重点消费对象的英语语言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语言经济学概述

语言经济学（Economics of Language）是一门以西方人力资本学说和教育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研究语言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学科。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Jacob Marschak首先揭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经过Grin和Vaillancourt两位研究者的突出努力，这门学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分别在语言与收入的关系、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的动态发展及语言政策方面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并为宏观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1）语言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2）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是一种经济投资；（3）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4）语言的经济效用取决于诸多因素。

如今，除了经济学界的研究者之外，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界、语言学界和外语学界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行列，试图从不同角度审视语言与经济的相互作用。

英语语言消费：对具有经济价值的

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

根据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语言不分大小，也不论其通用程度如何，都能为使用者的经济利益服务。”英语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一方面使人们具有理解和使用英语的能力，人们可以借助英语从事某种职业、参与某个活动或完成某项工作，直接取得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英语是获得其他人力资本的资本，通过英语这种工具，人们在学习和训练过程中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和个人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可以说，英语语言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其经济价值引导着人们的消费倾向。

同时，学习外语是一种经济投资。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其获取必须在有意识地对其投资的前提下才能形成。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英语教育是由国家以公共产品的形式提供给个人的。除了国家投入的社会成本之外，受升学、就业等因素的影响，个人也花费了一定的成本展开各种以英语学习为中心的消费活动，即英语语言消费，这一点在高等教育阶段表现得尤其明显。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英语语言消费是对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重视英语语言投资将有助于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大学生英语语言消费：成本收益分析

语言经济学理论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经济学本质的因素：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人们决定学习外语，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即考虑到学习外语的“投资费用”（the cost of the investment）和学成外语后的“投资预期效益”（the anticipated benefits of investment）。换言之，语言的成本和收益高低是影响人们进行语言选择和语言消费的关键因素。

（一）成本分析

大学生英语语言消费的成本由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构成。直接成本取决于消费所投入的资金、时间、精力。其中资金包括培训费和在学习资料、学习工具、水平考试报名、交通、饮食等方面的支出；时间主要花费在培训上，还有往返于学校、住所和上课地点路途中的耗时；精力以学习英语时消耗的脑力为主。机会成本指的是在消费期间失去从事工作所得的报酬，即大学生如果把进行英语语言消费活动的时间用来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这里的工作是指兼职工作。大学生时间灵活，精力充沛，为赚取零花钱或积累社会经验，相当一部分学生都拥有一份兼职。

在这些成本中，直接成本对英语语言消费收益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因为资金、精力投入影响的是消费的质，而时间投入影响的是消费的量。所以，大学生应注意把握直接成本要素。

（二）收益分析

大学生英语语言消费的收益主要从个人收益的角度来考察，可分为直接收益和预期收益。直接收益为非货币收益，体现在消费行为给大学生的学业、精神、生活等领域带来的明显变化，如通过各种英语水平考试、获得更高学历层次深造的机会、某种英语技能或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等。此外，在消费过程中，大学生还可以有机会充分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与英语国家的人交流，欣赏英文原版电影等，尽情享受英语给他们带来的信息和乐趣。而且这些收益在消费完成之后将一直持续。

预期收益以货币收益为主，与大学生的就业、职称评定、职位晋升等有关，因此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现。当今社会，英语是许多单位聘用人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已成为求职者获得一份好工作的筹码。大学生熟练的英语水平加上丰富的使用经验能使其在竞争中占有优势，个人收入也会比其他条件都相同但是不会英语的人高。除了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以外，英语语言消费还能给他们带来非经济福利，如身份改变、社会地位提高等。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的物品消费，人们只要完成购买行为就可以完全占有物品。而英语语言消费者就不一定能获得英语的使用价值。所以大学生要完全占有英语的使用价值，实现英语语言消费的收益，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自身的主动性。（2）卖方（指英语语言培训机构、出版商等）提供的服务、培训等无形产品的质量保证。

大学生英语语言消费策略：

理性消费，力求成本收益最优化

近年来，我国的英语语言消费市场发展迅猛，出现了林林总总的培训机构、五花八门的考试、名目繁多的教辅材料，还有各种各样的学习工具等等，竞争相当激烈，产品质量也良莠不齐。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大学生不理性的英语语言消费行为大量存在，盲目消费、高消费的现象比比皆是。一部分学生的消费出于从众心理，认为大家都努力学英语、考证书，自己不学不考就会落后于别人，竞争力就会比别人低。一部分学生消费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学英语。在他们眼里，学英语是一种比较时髦、比较有品位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还有一部分学生倾向于高价位的英语培训，觉得价格高效果就一定好。而消费行为完成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虽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和物力，效果却不明显，即产生了所谓的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由此可见，大学生如何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合理进行英语语言消费，争取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优的收益，是目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增强独立思考能力，明确英语语言消费动机，提高对市场的判断力

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了对产品的感知、分析和比较评价能力。但是由于消费经验不足，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缺乏主见，易受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缺少消费的理性。要合理进行英语语言消费，首先，大学生应克服盲目从众的消费心理，多一些独立思考的精神，培养正确、成熟的消费心态。其次，在消费决策的过程中，大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认真考虑是否有必要进行英语语言消费。如果需要，必须明确期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做到有的放矢。再次，进行消费抉择时，大学生应尽可能多、广地收集产品的相关信息，提高对市场的判断力，避免消费失误。例如，在英语培训方面，由于在英语培训的生产者和作为消费者的大学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多大学生在选择培训机构时非常茫然。他们对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教师水平等方面的信息了解太少，只是根据报纸、杂志、互联网等渠道刊登的广告或宣传册作出选择。结果到培训机构学习后，碰到诸如频繁更换教师、课时无故减少等情况，培训效果大打折扣，不幸成为消费受害者。

（二）正视个人经济条件，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谨慎选择英语语言消费方式

大学生缺乏独立而稳定的经济来源，不具备自主消费的物质基础。他们虽然可以通过兼职赚取部分收入，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在经济上未完全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大多数时间花的还是父母的钱。而且有些大学生不能理性地对消费价值与成本进行衡量，不顾经济条件的允许，盲目追求高额的消费方式，结果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所以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更多地考虑产品的性价比和自己的承受能力，量力而行，谨慎选择适合自己的英语语言消费方式。

（三）注重英语语言学习规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学习英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没有捷径的。大学生切不可急功近利，被那些所谓的“半个月提高口语和听力”、“三个月教您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率98%”、“名师执教”等虚假广告宣传所欺骗。没有量的积累不可能有质的飞跃。英语语言消费只不过是一种提高英语水平的途径。消费过程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大学生的自主性。花了钱上培训班，如果自己不努力而完全依赖培训机构，最终收益会很少的。所以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上合适的学习方法，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当前，英语语言消费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人们已意识到，具有经济价值的英语语言这一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个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愿意对它长期投资。大学生作为英语语言消费的生力军，在理性消费的同时，也需政府部门加强对英语语言消费市场的规范。政府部门应采取各种措施，建立有效机制，加大对英语语言产品生产者的监督和管理，为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赢创造条件。此外，高等院校也应主动适应市场的需要，不断地加强自身改革，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开设多层次、多样化的英语课程，满足学生的需求，提高英语教育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靳希斌.教育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52.

[2]宋金芳，林勇.语言经济学的政策分析及其借鉴[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

篇3

“边际”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增加的”的意思，“边际量”也就是“增量”的意思。说的确切一些，自变量增加一单位，因变量所增加的量就是边际量。边际分析法就是分析自变量变动一单位，因变量会变动多少。经济学家提出“边际”和“边际分析”的概念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为了作出更正确的决策。经济学家常说，理性人要用边际量进行分析就是这个道理。

边际分析法是把追加的支出和追加的收入相比较，二者相等时为临界点，也就是投入的资金所得到的利益与输出损失相等时的点。如果组织的目标是取得最大利润，那么当追加的收入和追加的支出相等时，这一目标就能达到。在根据边际分析法作出决策时就是要对比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理性决策。如果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就是非理性决策。从理论上说，投资决策的最佳点就是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

远程开放教育成本分析

·远程开放教育成本构成分析

远程开放教育成本主要涉及教学成本、管理成本、固定资产成本三个方面。

（1）教学成本。远程开放教育教学成本主要指为了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而发生的一些人力费用和教学资料费用。其中人力费用指教学人员、教学辅助人员的工资、奖金以及课时津贴、班主任津贴等各项津贴。教师工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与学员人数没有直接关系；奖金津贴主要包括教师课程答疑费用、教学互动时间费用；学习支持人员经常与学生保持互动的人力成本费用；教学辅导人员培训费用；作业批改费用；教师出试卷、印刷装订、监考、阅卷、租用考场等费用；这些费用与学员人数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量的范围内，保持不变，超过一定的量，则会上及到一个新的高度；教学资料主要指购买教材、光盘、录音、录像材料等教学辅助材料的费用，与学员人数也没有直接关系，无论学员数多少，教师用的教学资料总是要买的，而学员用的教学资料则是学员在学费以外自己购买的，不能算作教学成本。

（2）管理成本。远程教育管理成本主要涉及有行政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三个方面。行政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财务、高层决策及日常事务管理等；教学管理主要包括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教育资源配置和规划、课程创作的组织和制作管理以及课程的维护、评估、更新与管理；学生管理包括教与学互动过程及学习支持服务的管理、网上校园文化、学生党团建设、奖学金、奖品、夏令营以及各种研讨会等活动。具体说来也就是行政人员的工资、奖金以及各种津贴及开放教育办学机构在运行过程中为了维持日常正常的教学活动而发生的直接可以进入成本而不进行资本化的各项日常维持费用。这些费用与学员人数关系不大，因为这是一个办学机构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开支。即使学员数超过一定的量，影响也不是太大。

（3）固定资产成本。主要是指房屋及建筑物、专用设备、教学家具、图书、标本、文体设备等固定资产耗费的价值，这也是远程教育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远程开放教育办学的自身特点，决定了网站建设和各种应用软件等资产在办学初期投入金额巨大，而且建成后需要持续追加投资以维系正常运营，尤其大多应用软件都具有一定使用年限(3～5年)，包括操作系统、办公软件，以及数据库软件等应用软件的更新升级，每年需追加的投入约为初始成本的10％左右。这也是维持办学机构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开支，可看作固定成本。

·远程开放教育边际成本递减

边际成本是指在一定产量水平下，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产量所引起成本总额的变动数。通常只按变动成本计算。边际成本用以判断增减产量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它是在管理会计和经营决策中常用的名词。例如，生产某种产品 100个单位时，总成本为5 000元，单位产品成本为 50元。若生产 101个时，其总成本5 040元，则所增加一个产品的成本为 40元，即边际成本为40元。当实际产量未达到一定限度时，边际成本随产量的扩大而递减；当产量超过一定限度时，边际成本随产量的扩大而递增。因为，当产量超过一定限度时，总固定成本就会递增。由此可见影响边际成本的重要因素就是产量超过一定限度（生产能力）后的不断扩大所导致的总固定费用的阶段性增加。

篇4

目前学术界对土地征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比较和分析的角度描述土地征用制度的不足及农民权益受损等问题，缺乏精细的分类研究，提出的建议比较粗糙。因此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不同层面对现有关于我国土地征用的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以期对土地征用问题及其外部性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关于土地征用制度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土地征用制度是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并给农民集体和个人一定补偿的法律行为。但目前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没有严格界定，存在征用范围过宽情况。陈立根从经济学成本和效益性角度分析了政府土地制度征用过宽的诱因，认为在行使土地征用权对政府具有潜在净收益的情况下，政府为谋求更多的利益，在行使土地征用权时，可能会超出公共利益的目标。陈晓军教授则从中国与德国土地的征用土地对比分析指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变革的重点应是征地程序和补偿，应当复原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并且区分公益用地和商业用地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张慧芳则在文章《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与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中以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论证我国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外部效应的出现严重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农民权益的受损和社会的零效应问题，因此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可以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来进行改革和创新。

二、关于土地征用价格和补偿等相关问题

国内对失地农民安置和补偿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补偿价格的确定上，大部分学者认为现行的土地补偿价格采用明显偏低，因为现代农业已不是传统农业，其产值都是高附加值，而非传统的粮食和蔬菜等产值可比。刘燕萍认为，应以土地用途变更为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导向，确定土地补偿价格；陈波中等认为征地补偿价格应包括一次性补偿和持续性补偿两部分，一次性补偿主要包括农民的货币收入、培训费用和社会保障费用，而永久性补偿主要是土地的增值收益；陈锡斌等认为，经营性用地不应具有强制性，农民应可以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而李平等在借鉴美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基础上，提出补偿应以市场公平价为基准，同时规定最低补偿标准，即定下限不定上限。卢海元则提出农民失地是以土地换保障的过程，其理论基础是由于土地自身的生产性而具有保障作用，也因为土地的增值过程与失地农民的产生过程具有同步性，另外还因为土地的财产功能。关于目前以货币安置为主的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应以被征地所承载农民安置的实际社会成本为依据制定征地补偿标准，确立“以人为本”和“就业优先”的政策思想，将货币安置、招工安置、入股安置、划地安置、住房安置、社会保险安置结合起来，已划地安置、住房安置和社会保险安置为主，突出社会保险安置，切实免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三、关于土地征用外部性表现与问题分析

外部性概念最初是由剑桥大学的马歇尔（A.Marshal1）和庇古（A.c.Pigou1）在20世纪初提出的。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两种成本之间的差距就构成了外部性。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给外部性做了更为精确的描述：外在性就是当生产和消费中一个人使他人遭受到额外的成本或收益，而强加在他人身上的成本或收益没有经过当事人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补偿时，外在性或溢出效应就发生了。外部性分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就是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负外部性就是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肖屹、郭玉燕在《对土地征用中外部性的经济学思考》中认为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过低的征地补偿费使得政府在从征地过程中得到了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的同时，也使得外部成本增加，减少了社会福利，阻碍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刘玫在论文《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的思考》中认为土地征用外部性的主要体现在公共利益范围界定的粗略化及自相矛盾，导致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不属于公共利益用地同样行使征地权以及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完整，受到限制，无力对抗土地征用，致使征地权行使范围肆意扩张，各种建设项目借助征地的强制性在法律的保护下不断侵害农民集体的权益等等。在分析造成土地征用外部性的主要原因时，肖屹、郭玉燕认为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外部性主要是来自于政府土地征用的强制性和土地补偿标准的规定性，使得政府征地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的土地价格，促使地方政府的征地规模大于社会最优的征地规模。孙文哲在文章《建立土地征用市场机制》中运用经济学的供求平衡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缺乏市场机制的情况下，政府地价强制征地会带来征地规模过大、补偿费用过低等不良影响，这不仅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与国家耕地保护政策背道而驰”。邹卫中在其文章《农地征用中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博弈》中运用博弈论分析所的结论：“土地征用最后的结果是，农民失去的成了地方政府收益的来源，地方政府得到的是来源于对农民财产权的剥夺，农地征用过程就是一场零和博弈”。

参考文献

[1] 陈利根，陈会广.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与创新：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J].中国农村观察，2003（06）.

[2] 陈晓军.国外土地征用制度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农业经济，2006（10）.

[3] 张慧芳.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与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J].探索与争鸣，2004.

[4] 刘燕萍.征地制度创新与合理补偿标准的确定[J].中国土地，2005（02）.

[5] 陈波中.论社会主义市场价格机制[J].财经问题研究， 1994（09）.

[6] 李平.美国土地征用制度[J].域外土地，2001（04）.

篇5

一、建立资本成本的的必要性

（一）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构想协调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

计这两个会计分支学科。因为当展的总体特征，总是表现为分化与融合的辩证统一，会计学科也不例外。管理会计确认和计量一切成本包括显现成本和隐含成本。而现行的财务会计却仅仅确认和计量显现成本，对隐含成本却视而不见。两者之间缺乏统一性，既对会计学科的理论建设造成了不良影响，也为它们的实际带来诸多不便之处。例如：在投资项目立项时，按管理会计要求对此项目进行评价，当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却由财务会计来评价和考核，由于两者的评价标准不一致，使得人们无法据以了解投资项目立项时，所要求达到的投资报酬率在以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实现。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解决了这个无法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它不仅统一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成本”口径，而且协调了投资项目的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这两个会计分支学科。

（二）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使的净利润更具有经

济意义。实现了对会计利润的经济学改造，使会计利润向经济利润靠拢，也拓展了会计学的视野，将会计学成本概念及其计量引入产权领域。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下，净收益包括股权资本成本和真实的净收益两部分。把股权资本成本当作企业净收益的一部分，虚增了企业的净收益，从而高估了企业的经营成果。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还其本来面目，使企业的净收益真实地揭示了企业的经营成果。这样，会计学的净收益实际上就是经济学界流行的经济增加值。经济增加值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和广泛使用的企业业绩考核指标，它是企业息税前利润与企业全部资本成本之间的差额。从而消除了会计学与经济学对企业利润在认识上的差异。

二、资本成本会计的相关影响

（一）对会计的影响。第一，对会计理论的影响。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冲淡了传统资本要素的地位冲破了现行会计理论与以资本为中心的局限，突出地强调公司主体权益，拓展了会计学的视野，沟通了会计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计学就是产权经济学。第二，对会计核算的影响。根据主体观念，资本成本会计的确认与计量，把会计恒等式变为：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主体权益。使债权人、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权益在会计上得到充分的展示，改变了传统的会计观念。

股权资本成本会计的建立将使公司成本发生三大变化：首先，利息费用将广义化为企业的资本成本，既包括债务资本成本也包括股权资本成本，利息费用不再是一项期间费用，而应将其视为一项成本核算处理；其次，企业存货成本和销货成本中将包含占用的或生产产品所耗用的资本成本；第三，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不管公司的盈亏，投资者都可以取得股权资本成本，所以公司的经营风险从投资者转向经营者，从而大大地降低了经营者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有利于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传统会计把股权资本成本当作净收益的组成部分，从而高估了净收益，使净收益的信息失去了真实性，可能导致公司管理阶层和股东等信息使用者决策失误。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首先，能够揭示有关市场风险的信息，而这方面的信息是净收益计量所无法揭示的；其次，它消除了企业资本结构差异的效应，减少了传统的销售收益比率和净资产收益比率所产生的信息误导，提供有用的信息；

（二）对公司的影响。第一，将现有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合并设立一个监事机构，该机构处于重大经营决策的备案和监督地位，经营者应定期向监事机构报送财务报表，但其仍保留解聘或聘任经营者的权利。该机构人员由股东和债权人构成，对股东大会和债权人负责。若该监事机构未履行或不尽力履行其职责，而给股东及债权人带来损失，要承担及责任。第二，当公司实现利润时，？应按规定比例计提风险准备金，当风险准备金达到股东权益的50%时，可不再计提；当公司发生亏损时，可用风险准备金弥补亏损，补亏后的风险准备金不得低于股东权益的

25%；当累计亏损额达到风险准备金时，应准予其破产。第三，经营者加入本公司，可根据股东的要求或双方协商确定，由经营者先期注入一定的风险准备金。当监事机构发现经营者从事高风险业务时，可要求其退出该项业务，或要求其提高计提的风险准备金率。

总之，建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使经营者得到更大的权力，肩负起更大的责任。资本成本会计是以理想的奖励或激励报酬为基础，它使因（管理行为或决策）与果（主体权益的创造）紧密地连在一起另一方面使经营者从被利润束缚中解放出来，敢于投资于长期才能见效的项目，而不必顾及短期效益。明确经营者的受托责任，也有利于更好地在会计上反映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资本成本会计融合了经营者和股东双方的观点。

篇6

自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增长阶段进行了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以后,新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新经济学理论不断出现,对经济增长阶段的研究也是如此。笔者对这些理论进行梳理,并对它们进行平价和综合。

一、早期增长理论

早期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技术进步引起收益递增;资本积累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斯密认为,个人的正当动机是启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让人民追求自身的利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他还强调只有在稳定的法律体制下,无形的手才能发挥作用。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等。后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和库兹涅茨发展了这一理论,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按照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对各种因素进行了重新排序和界定。

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最为重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递增,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

罗斯托依据现代经济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用历史的、动态的方法研究了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阶段和问题,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要经过六个阶段的理论。依次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群众性高消费时代，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经济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关键和核心,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困难、最重要的阶段。欠发达国家只有实现了经济起飞,才能实现工业化,进入发达社会,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罗斯托认为,跳出“贫困的恶性循环”,越过“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过程,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家突破收人低、资本短缺困境的过程。收入低,资本短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对于如何理解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没有量化指标,缺乏实证分析,其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罗斯托的理论应与钱纳里等人的相关理论相结合,这样更具有解释力。

三、内生规模收益递增论

罗默等一批经济学家扬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体现时代特征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知识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新增长理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起初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说明经济增长的决定。这里主要有两条研究思路。其一主要反映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该类增长模型认为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存在重要的宏观溢出效应,技术溢出的存在使经济呈现规模收益递增,从而推动经济实现持续的内生增长。其二是以琼思、雷贝洛为代表提出的研究思路。

新增长理论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在垄断竞争假设下说明经济增长各种类型与决定因素。这里主要有二类增长模型。其一是罗默(1990)、等人提出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产品不断增加,并认为生产知识的研究开发部门是新经济的核心部门。其二是塞格斯特和罗姆(1990, 1991)、等人提出的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该类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各类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是由于新一代产品的出现导致生产成本降低、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持续增长。

四、制度创新决定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始着手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理论。该模式的基本命题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通过定义和保护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来加以实施,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此时,国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保护个人权利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一旦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限制和侵害。可见,国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产权结构的效率来进行。

制度可以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中的人们的知识载体。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分工与协调的人们，使每个人事先就知道其他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

五、结论

本文简要评述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多个学派。面对这么多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我们认为，简单的经济增长模型能够建立起来以充当这个角色,使单个的经济学家得以在他的脑子里把所考察的变量的相互联系给予分类,这就可能较容易地把自己的观点与别人交流。

参考文献:

篇7

（一）困境分析的基本假设与研究路径

关于“腐败”，本文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腐败的定义，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本文提的腐败主要指贪污型腐败和寻租型腐败。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Properties Declaration System)，即法定范围内的国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申报法定范围内的财产并接受有关机关组织以及群众监督检查的法律制度。

分析主体上，本文采用经济学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假设腐败行为的主体官员和反腐败行为主体政府均为“理性经济人”，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具有“成本—收益”的分析能力并以此决定自己的行为。

另外，本文假设财产申报制度建立前后，腐败的成本不变，在腐败行为不被查处的情况下腐败收益也不变；政府提供给公务员的工资为常数，不会因为实施财产申报制度而改变。

本文分析思路为通过财产申报制度建立前后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收益（用收益与成本之差——净收益表示）的对比分析来论证财产申报制度的必要性。有腐败可能性的官员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其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设立财产申报制度，加大腐败被查处的概率，从而加大腐败成本，会使官员腐败的净收益降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官员则会减少腐败行为；对于反腐败的主体政府而言，设立财产申报制度，会带来反腐败收益增加，但同时会增加行政成本，基于政府视角，是否有必要设立财产申报制度，取决于增加的收益与增加的成本的对比，即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前后的净收益变化。如果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之后的净收益大于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之前的净收益，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收益大于成本，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利的，是必要的；否则是不利的，不必要的。

（二）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构成分析

1.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构成分析。本文的腐败主要指贪污型腐败和寻租型腐败。腐败成本CC(corruption cost)：中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先生提出，腐败并非没有成本，只不过是以隐性成本的形式大量存在。腐败成本就是指腐败分子为其腐败行为付出的代价。从腐败成本的构成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腐败的直接成本CC1，即在实施腐败行为的过程中直接由腐败分子自己支付的成本，包括物质和心理负担方面的代价。二是腐败的机会成本CC2。由于一个人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从事某种腐败活动，便不再能有机会将这些资源用于其他遵纪守法活动，由此所自动放弃的遵纪守法活动可能的纯收益，即为腐败的机会成本。三是腐败的风险成本CC3(也可称为受惩成本)，即腐败行为被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查获，并被判处刑罚或党纪政纪处分对腐败分子所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

2.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构成分析。反腐败的成本，主要是指反腐败的行政成本——由固定成本FC和变动成本VC两部分组成。FC指反腐败的公务设施的费用，如办公设施成本。VC指政府反腐败开支中的人力成本。反腐败的收益B分为显性收益B1和隐性收益B2两部分，显性收益是指收回了“赃款赃物”，减少了由于腐败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隐性收益是指反腐败取得的社会收益，由于腐败的负外部性，所以反腐败存在很大的隐性收益，这一隐性收益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因为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费用从而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活动；二是把大量资源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转移到生产部门方面去；三是提高了政府及社会制度的“公信力”和公民感受到的“公义性”，从而刺激了私人长期投资和积累资产的积极性；四是提高了“腐败致富”的成本。

二、政策建议

（一）制度设计要科学

制度设计在申报内容、范围、方式等方面的漏洞，以及与当时的非制度约束不兼容，造成制度难以操作，是导致制度功能失效，运行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要“堵大洞”也要“堵小洞”，避免出现申报主体范围过窄，不能够反映申报主体真实的财产状况及变动情况，避免出现与现行法律法规脱节，不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等会影响财产申报制度的有效性的问题。

（二）建立强有力的实施机制

在中国，软政权现象的存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本根源，也是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国是建立在关系经济基础之上，中国的官员喜欢凌驾于制度之上，而且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帕累托改变”的过程，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全体人民的利益增加要以官员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官员会采取各种措施阻挠其实施，在以上两个因素的作用下，财产申报制度极易流于形式。因此实施财产申报制度，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实施机制，使“软制度”向“硬制度”转变。

1.提高违约成本，检验一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是否有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看违约成本的高低。要设立相关的法条，规定相对较重的罪名与惩罚，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可依法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门还可对当事人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以减少腐败形成的预期效用，从而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

2.设立公示环节。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触角广，灵敏度高，是威力大而成本又最低的监督形式，应很好地重视和发挥这两种监督形式的作用，使之与专门机关监督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如果只有申报环节，没有公示环节，财产申报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近些年来重大腐败案件既非因干部财产申报而得到显现，也非因考核制度而暴露出来，而多数是因群众举报、由他案牵出或是中央在巡视中发现。透过这种现象也可以看出，在财产申报制度中，唯有公示，发挥民众监督功能，才能切实达到制度防腐的目的。

3.不断完善与财产申报公示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或制度。诸如财产评估制度、银行存款实名制度，以及对公民举报者隐私的保护、者权益的保障、公民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等等，这些因素是财产申报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三）实施财产申报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提高政府机关办事效率

提高政府机关办事效率，就是要避免机构人员冗余，办事效率低下等现象的发生。否则也会加大政府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成本，降低其净收益。

篇8

1.比赛时期

2015年3月9日星期一至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共十周，累计48个交易日。

2.交易时间

与交易所实盘交易系统同步，接受24小时委托（清算时间除外），当日清算后的委托为第二天的委托，实盘股市休市期间模拟系统只接受选手委托，但不会撮合成交。清算时间：每日15：00—17：00，清算时间内不允许下单委托。撮合时间为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9：31—11：29，13：01—14：59。

3.交易制度

初始资金30万，交易品种仅限于深沪交易所所有挂牌交易的A股；清算同证券营业部基本一致，即证券T+1，资金T＋0；股票交易手续费为买入0.1%，卖出0.1%。

4.成交规则

买入时若卖一最新价与申报价相同或更低则全部成交,涨停不能买入；卖出时若买一最新价与申报价相同或更高则全部成交,跌停不能卖出。

5.关于分红送股

支持股票除权（送股、派息）；不考虑配股的权息因素，选手如持有即将配股的股票，应及时在配股日前卖出，以免对成绩造成影响;

6.禁止事项

不能透支及买空卖空，不能申购新股，以及证券交易所禁止的其他事项。

7.结果排名

对所有选手按总资金市值进行排名，赛期未做任何操作的选手不参加排名。

二、赛况赛果

1.个人总资产涨跌走势图

根据选手每天的总资产变化来绘制个人总资产涨跌走势图，叠加了同期沪深300指数的走势曲线，以图形的方式直接描述了选手总资产的增长走势，方便的将个人的资产走势与沪深300指数的走势进行对比，通过直观的比较来评估自己的操作方法是否能跑赢大盘走势。并给出了选手上一交易日、上周、本月、自选手注册日起的资产增幅详细数值，并与沪深300指数同期增幅详细数值进行精确比较。总计393人获得正收益，占比80%，其中85人收益增长超过同期沪深300指数涨幅，占比17%，10人收益增长短短十周超过70%。8人赛期收益负增长超过20%。

2.段位制评级

通过对选手周盈率这一指标的分析来给选手定量评级，考核选手的连续赢利能力；选手起点均为初段，如果选手本周盈率超过3%（含3%），则加一段，反之则减一段。连续赢利能力能反映股票投资者的稳定性，如果能够持续稳定的赢利，哪怕每周只有3%的收益率，一年下来，收益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追求较高的段位评级可以做为选手的练习目标。赛期中获得6段4人，5段8人，4段14人，3段35人，2段60人，1段90人，获取段位选手211人，占总数的43%。

3.选股成功率

对选手所操作过的所有股票进行分析，得出选手在股票操作中获得了正收益的股票数占全部操作股票数中的比例，定义为选股成功率，以此来反映选手的选股能力；赛期中，419位选手选股成功率达到或超过50%。

4.月度勋章

为鼓励选手不断进步，当选手的月收益率达到20%（含20%）以上，选手将获得一枚勋章，赛期中有3位选手获得两枚勋章，88人获得一枚勋章。

5.股票累积收益明细

该项中列出来了选手所操作的全部股票的详细收益情况，可以查询某支股票的累积买入成本，累积盈亏成本，累积收益，累积分红送股情况，累积手续费支出，累积操作次数等数据。便于选手对自己的操作进行总结回顾。

三、比赛教学法运用运用总结

1.比赛教学法极大的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高校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传统课堂教学难以唤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赛教学法实现了学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从周转率上可以看到，419人总周转率超过100%，所有参赛选手平均周转率高达509.74%，同时从课堂上也可以看到学生参与实践、讨论、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大大的提高。

2.比赛教学法提高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学生为了在比赛中获取较高收益和较好的名次，学生认识到并积极弥补自己所学的不足之处，主动去汲取金融类专业和证券投资学相关知识。比赛教学法有助于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生的竞争潜力，并将所学积极应用于实践比赛，做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营造学生积极向上的学风。

篇9

1成本会影响学生做出决策

1.1机会成本会影响学生在学习中选择

学生在学习中经常面临取舍，花费时间娱乐，可以放松身心，但无法带来分数增加的好处。在数学上分配更多的精力，就要丧失非数学科目上相应的收益。订立的学习计划不一定是有效的，文理科相互调换时，曾经的努力舍不得放弃，艺术考生换考不同的专业科目时，专业之间的转换很艰苦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让人困扰。学生在学习中面临取舍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但如何取舍，结果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例如，一个学生在数学上花费100小时可以取得50分的成绩，花费同样的时间学习语文可以取得40分的成绩，那么学习数学的机会成本就是40分。换句话说，学生为了获得50分的数学成绩，必须承担丧失非数学科目40分的收益。显然，机会成本会影响学生在学习中的决策。

边际成本是增加一单位的产量随即而产生的成本增加量，在生产实践中，很多的时候是符合边际成本递增的，经济模型假设，生产资料会有最优配置，最优状态以后继续增加成本，将导致边际成本增加。有趣的是，学生在学习中会发现，这一规律同样适用。当学生在精力、时间分配的比较合理的情况下，身心更加健康，学习效果也很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开夜车，反倒会影响学习效果。

令人迷惑的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则在这里似乎遇到了麻烦，和吃面包的效果相反，学生对分数异常迷恋，永不满足，类似学生喜欢明星海报，无论怎样的收集都不会带来厌恶的感觉。从直觉上来说，边际效益递增规律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本文更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在目前的教育格局下，分数是构成学生评价的最重要因素，近乎于唯一的因素，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分数表现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老师的表扬、家庭的宠爱、同学的尊重、进入更高深的学府，甚至物质上的奖励。赢家通吃的市场上，小小的差异能造成回报上的极大差异。

1.3沉没成本会影响学生在学习中的选择

经济学原理认为，当成本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收回时，这种成本就是沉没成本。一旦成本沉没了，它就不再是机会成本了。学生在学习决策时不应当再考虑沉没成本了。例如，数学补习班的学费500元，但学生发现教学风格不适应自己，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选择，一是无效果听完课程，二是学习其他课程，可以获得40分的分数。可以看出，如果坚持听完课程还要多损失40分的收益。

沉没成本告诉学生在决策的时候，纠结于沉没成本不仅毫无效果，还会使得损失进一步扩大。学习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课程进行调整，面临新的形势进行选择时不必考虑沉没成本。但是，已经做出的决策并非一无是处，它提供的经验可以使学生更加有利的学习，当然，这已经和探讨的沉没成本没有关系了。

2学生在学习中交流中的决策

2.1交流可以有效的解决偏科现象

偏好指消费者对商品或商品组合的喜好程度。消费者对商品的偏好可以根据某些客观指标，也可以基于因心理感受而给出的主观判断。偏好如何形成的，没有很确凿的证据，可能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生理结构，也可能是成长环境甚至阅读习惯。但依然可以通过对结果的观察取得一些结论：一是偏好是确实存在的，学习中的偏科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承认偏科现象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对解决问题是有益的；二是偏好是可以引导的，一个绣口锦心、满腹才华的老师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个言语苍白、无质无文的老师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来自学习实践的现象应当具有极大的说服力量。

偏科现象引入了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原理。比较优势的经典例证是种植土豆和养殖奶牛，揭示出交易双方不可能同时拥有比较优势，如果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将带来整体效益的提高。比较优势原理启示学生，在不同科目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生如果进行学习和交流将来带整体效益的提高。

2.2整体效益的提高不会必然带来交易

因为理性的人是基于各种的“私利”做出决策，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满足各自的“私利”要求？为了满足这一点，必须把交易的价格合理定位在两种机会成本之间。直接的解释是两个学生通过学习交流带来的分数要在各自的机会成本之间，否则交流行为不会发生。

2.3囚徒困境原理使得学习交流更加困难

篇10

小学教师队伍是人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继续教育是比任何一种教育质量要求都要高的教育，它是最具活力和生命力的教育模式之一，继续教育使更多的人投人学习，增强个体学习的知识性和自觉性，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加大对小学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开展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以完善小学教师终身教育体系。

一、人力资本理论概述

1．人力资本理论的渊源

人力资本理论是第一代教育经济学的中心。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近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马歇尔，他们认为在各种投资中，对人的投资最有价值，但他们没有进一步深入系统地分析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研究如何对人进行投资。20世纪60年代，是人力资本理论开始系统研究，在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过程中，该理论进入了建立和发展的黄金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爱德华・丹尼森、鲍曼等，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各自有影响力的观点。

2．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

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1)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的身上，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必须通过投资才能形成，具有能动性、时效性、自我丰富性和无限可开发性等特点。按照其目的不同可以分为人力资本数量投资和人力资本质量投资两大类。(2)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主要有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就业指导等方面的费用。其中，教育与培训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形成途径。(3)教育对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其投资收益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其测算原则为收益／成本＝收益率。(4)人力资本理论主张教育投资应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以人力资本价格的浮动为衡量信号。(5)人力资本的投资标准是人力投资的未来收益，包括预期的未来个人收益和预期的未来社会收益。这种收益要大于或等于它的成本，即人力资本投资额。

二、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1．继续教育是对小学教师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

继续教育是属于人力资本质量的投资，是在最低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资本数量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使总人力资源的知识水平、劳动活动能力得到不断提高的投资。从本质上说，它是人的发展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我国小学教师学历层次和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素质有待提高。许多教师的学历是通过补偿教育获得的，缺乏深厚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相关能力的培养，教育教学基本功水平还不能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并且由于学历补偿教育多是业余学习，在教学研究和专业技能方面还有所欠缺。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以提高小学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为重点，以提高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为目的。小学教师的整体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在最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上，不断开展小学教师的后续教育，加强对小学教师人力资本质量的投资，从而发挥人力资本保值和增值的作用。

2．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成本效益分析

人力资本投资是以支付当前投资成本及各种费用的方式，取得未来收益为目标而进行的，只有当预期收益的现值大于用于满足未来需要的支出的现值时，投资者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学校和教师个人，他们均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作出投资决策。

(1)学校的投资成本收益分析

学校投资继续教育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指因提供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使用的物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具体而言，包括制定有关继续教育的规章制度的费用；培训师资、有关人员的工资、福利费用；教育设施的使用、维修费用以及教育设施包含的资本利息和折旧费用等。其机会成本是指教师因参加继续教育而失去的经济及社会效益。其预期投资成本的现值总和可表示为：式中：C1表示n年全部后续教育投资成本的现值；

Cd表示第t年的后续教育直接成本；

C表示第t年的后续教育机会成本；

C表示第t年的全部后续教育成本；

R表示折现率。

学校投资的收益主要包括教师学成后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总和，教师为新课程建设所作出的贡献，由于知识水平的提高而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等。其预期收益为：式中：V1表示n年所有后续教育投资收益的现值；

正，表示第t年的后续教育收益；

R表示折现率。

对学校来说，只有当V1>Cl时，才考虑派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在一定条件下，学校最关心的是如何降低继续教育的成本C1，有效地提高收益V1。

(2)教师个人的成本收益分析

小学教师个人继续教育投资的成本也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包括因参加继续教育支付的培训、食宿、教材等费用，以及时间和精力；机会成本是参加继续教育而减少的收入。其预期成本现值之和为C2，表示方法与学校投资成本相同。

小学教师个人继续教育投资的收益，包括参加继续教育后，由于自身素质提高，使工作成绩突出，以及由此获得奖励增多等各种收益。其预期收益的现值为v2，表示方法与学校投资收益相同。

只有当v2>C2时，教师才考虑参加继续教育。

三、激励小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思考

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经济学家通过一定的模型计算，证明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带来极大的社会效益。而人是这种投资的载体，表现为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只有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的积极性，才能使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学校要在保证继续教育经费的条件下，通过多种方式鼓励教师参加继续教育。

首先，学校要改变单一的经费投入方式，多方位配合共同完成。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是双方的，投资成本也要各方来负担，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除学校出资外，教师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以此加大教师的压力，提高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其次，分层次、多途径地开展继续教育。继续教育要有针对性，根据不同学历层次和能力层次的教师，开展不同的培训课程。师资的配备、教材的选用以及培训的方式都要灵活多样，让参加培训的教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水平选择参加，真正做到学有所需，学有所用，利于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