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特点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政治哲学的特点，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不仅从表面上看表现为强调价值的中国哲学与强调事实的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异[1]，从学理上表现为有关西方哲学如何从“事实”出发推论出“价值”的问题，同时就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缩影[2]的怀特海过程哲学而言，也表现为如何使过程哲学的研究视角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对“过程”的平面化静态描述发展到对“生成”的立体性动态描述、从竭力把“价值”客观化发展到充分重视“价值”的主观性社会文化维度[3]。

形象地说，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就像一只正在蜕皮的蝉——在没有完成这个蜕皮过程之前，它只能在平面上进行相应的观察和研究论述，而只有完成了这样的蜕皮过程，它才有可能“展翅高飞”，以更加广阔的动态视角去考察和研究同样广阔的动态性研究对象，从而得出真正符合实际的结论。我认为，只有运用社会个体生成论[4]的研究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进行充分重视作为社会个体的主体的过程哲学研究，这只蝉才可能彻底蜕去它最后的硬壳而飞翔起来。

一、蝉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破”与“立”

众所周知，就一只蝉的完整生命历程而言，它虽然命中注定会蜕掉最后束缚自己的那一层硬壳，摆脱只能平面爬行的状态而飞翔起来，但在完成这个蜕皮过程之前，它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平面的——也就是说，它只能在二维空间中爬到哪里算哪里；而且，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它的视角的平面性，使它的感觉具有浓厚的“静止”和“孤立”色彩[5]。而当它飞翔起来以后，它的生存状态和视角显然就完全是另一种境界了。我认为，作为西方哲学在20世纪发展缩影的怀特海过程哲学，与这种正在蜕皮的蝉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什么呢？

和西方历史上任何一位哲学家一样，怀特海创立的过程哲学不仅本身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也体现了“不破不立”的基本倾向。就“破”的方面而言，他的批判矛头主要针对的是分析哲学、心理主义、亚里士多德的主词－谓词分离学说、休谟的“孤立的简单印象”学说，以及康德的“先验图式”论等[6]。而他之所以对这些学说提出批判，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彻底消除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分裂对立的困境——也就是说，他试图通过彻底解决西方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有关本体与现象、一与多、动与静、永恒与流变、存在与生成、心与物、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等形而上问题，以价值观念为核心、以论述带有生成色彩的[7]“过程”为手段，建构能够融合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和欧陆思辨哲学这两大阵营的过程哲学体系。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国内曾经流行的、用所谓“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样的标签为怀特海所批判的这些学说定性的做法，而是进一步深入考察那些提出和拥护它们的（作为现实的社会个体而存在的）哲学家个体的主观视角，我们似乎就可以看到，这些哲学家的学术研究视角与尚未完全蜕皮的蝉的视角确实具有相似之处[8]，而怀特海的做法则似乎体现了蝉的这个蜕皮趋势——努力摆脱原来僵硬刻板的主体－客体区分及其理论框架，通过论述“过程”打破原来非常僵硬的分裂对立状态，并通过论述“价值”使上述所有这些分裂对立的方面能够综合、甚至能够融合起来。

显然，怀特海为自己确定的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它不仅意味着从“破”的角度彻底颠覆西方哲学自有史以来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哲学理论及其传统，而且意味着要从“立”的方面建立起真正扬弃了这些理论、解决了它们的根本问题的哲学理论。那么，怀特海所“立”的是什么？他的基本愿望实现了吗？

怀特海自己提出的哲学定义是：“哲学就是由关于它自己当初的主体性僭越的意识进行的自我修正”[9]；而作为一个哲学家则应当“在存在的个体性和相关性之间保持平衡”[10]。就这种定义和要求而言，前者在显示怀特海基本哲学观强调对主体性僭越的批判反思意识的同时，表明了他试图通过论述“过程”突破以往僵化的主体－客体框架的基本意向；而后者则以所谓“保持平衡”暴露了这种尝试所具有的平面化倾向——因为我们即使仅仅就字面意思而言也可以看出，“保持平衡”的前提是承认有关的两者的存在及其现状，亦即认为它们存在于同一个时空阶段、同一个层次或者平面之上，而不是在分别对两者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反思的基础上，通过扬弃它们而取得突破性进展（亦即在此基础上形成哲学理论和研究本身的生成过程），进而建立确实技高一筹的哲学体系。

另外，无论是出于强调纠正“主体性僭越”而矫枉过正，还是由于从根本上惧怕和回避主体的主观性和任意性，怀特海在这里实际上都完全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追求纯粹的客观性上了[11]，因而没有给作为现实主体的社会个体留下存在的余地，更不用说对这种主体的主观性精神境界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进行研究论述了。而这样一来，他实际上就忽视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哲学家的论述基础，因为这样的论述基础恰恰就是这种主体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以及他（她）的主观性精神境界在这种传统和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

毋庸赘言，仅仅从怀特海对哲学的定义和哲学家应当做什么的论述出发，就肯定他的哲学是“一只正在蜕皮的蝉”，确实有论据不足之感。我们下面再结合他对过程哲学的说明，看一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二、对过程哲学的说明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

在《过程与实在》这部名著之中，怀特海对其过程哲学提出了二十七个范畴说明[12]。我认为，这些说明不仅比较直接地表现了他的过程哲学观所包含的基本要点，同时也反映了这些要点所具有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无主体状态”并不是说怀特海这些论述不是以作为研究主体的他自己为前提，而是说他不仅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把这样的前提彻底隐藏起来，没有加以任何论述，而且，即使在涉及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各种主观方面的时候，也把这些方面视为像客观对象一样[13]、与客观对象毫无差别的静态的东西，而加以“千人一面”式的论述。而所谓“平面化静态视角”则是说，由于没有涉及作为研究者的哲学家的论述所特有的主观视角，更没有涉及这种主观视角的生成和变化过程，所以，这些说明都是以哲学家现成的静态视角为依据的；而这样一来，这样的视角便由于追求共时性抽象依据的基本倾向而具有了平面化的特征。

因此，所有这些论述类型都是依据一位追求纯粹客观描述的哲学家的眼光表达出来的，既没有涉及研究主体自己的视角是不是具有主观性和动态性（即生成性）的问题，也没有涉及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主体诸方面是不是具有主观性和动态性（亦即生成性）的问题，更不用说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环境角度加以研究论述了。让我们通过以下经过分类的范畴，具体看一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通过对怀特海这二十七个范畴说明进行未必完全适当的分类[14]，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以下七类范畴说明：

第一类：关于存在物的基本类型——永恒客体（eternal object）和实际存在物（actual entities），实际存在物的功能、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实际存在物的“直接性”、“主体”与生成过程的关系（范畴v，xix，xx，xxi，xxii，xxiii等）[15]；在这里，怀特海主要是对实际存在物的各个方面进行定义、描述和解释，因此，这里并不存在对现实的个体性社会主体及其的精神世界的任何说明，更不用说涉及这种世界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了。

第二类：关于世界和实际存在物作为造物都是过程、亦即都是生成过程，实际存在物的生成方式决定它们是什么（过程原理），以及有关它们的描述及其理由（范畴i， ix， xiv， viii，xviii）[16]。在这里，怀特海虽然强调了世界及其各种实际存在物都是过程或者生成过程，却没有（哪怕是非常简略地）论及作为实际社会个体的现实主体是不是也包含在这样的世界之中、也属于这样的实际存在物，他们在何种意义和层次上能够成为这样的过程、这样的实际存在物，以及究竟处在何种生成层次之上的认识主体才能形成这样的认识。

第三类：有关实际存在物的潜能与现实的关系（相对性原理），潜能及其与合生（concrescence）和永恒客体的关系（范畴iv，ii，vi，vii，x等）[17]。处于现实的社会世界之中的社会个体，也具有与这些实际存在物完全相同的潜能和现实性吗？也许是。但是怀特海在这里同样没有做出任何有关的说明。所以我认为，他在这里的论述体现了与论述上面两类范畴一样的特征。

第四类：对于统一性、多样性和客观化的论述（范畴xvi，xxiv）[18]。就怀特海在这里所涉及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而言，究竟哪一种作为现实主体的社会个体能够像怀特海本人这样，做出有关某种统一性或者多样性的陈述呢？一个儿童或者门外汉能够这样做吗？而且，关于这里所论述的实际存在物的自我创造过程，现实的社会个体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自我创造过程吗？即使答案是肯定的，自我创造过程这个术语本身也表明，怀特海忽视了社会个体的创造过程所必然具有的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

第五类：结合实际存在物的生成过程论述“摄入”（prehesion）及其构成和种类，由此转入对于各种主观方面的论述（范畴iii，xi，xii）[19]。我们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怀特海是以和他描述客观对象的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转入对主体“摄入”的各个方面的描述的；而且，尽管主体这些有关方面在这里出现了，但主体却同样是静态的、平面化的，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关于其生成过程的说明。

第六类：结合论述命题和包括情感、估价在内的各种主观形式，继而论述“感受”（feeling）及其满足（范畴xiii，xv，xvii，xxv等）[20]。应当说，怀特海虽然在这里所涉及的纯粹是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各个方面，但他仍然竭力以完全客观的方式进行论述；因此，他在这里也同样是在竭力避免现实主体的主观任意性。勿庸赘言，这种研究方式对于充分重视和研究主体及其各个有关方面来说，是不可能有多少益处的。

第七类：作为某种系列的合生过程，与整合以往的摄入过程、感受最终得到满足的关系（范畴xxvi，xxvii）[21]。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所谓的摄入和满足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主体？在怀特海这里的说明之中不存在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答案。

可见，即使我们只把怀特海对过程哲学的这些说明作为研究个案略加分析，而不详细引用他的其他具体论述，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过程哲学所具有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的特征。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对他这二十七个说明范畴的列举和归类，并没有完全按照他原来的论述顺序，而是参照西方哲学传统流行的“客观－主观”模式进行的。这样做虽然有掩盖他的批判锋芒之嫌，但却有助于突出展示他的做法所具有的探索性和突破性。实际上，他对这二十七个说明范畴的论述顺序也同样带有非常明显的探索特征——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逻辑递进顺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严格说来，怀特海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是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惟理智主义主流一脉相承的[22]；但另一方面，他对“过程”和“价值”的充分强调和研究论述，又体现出了对这种主流进行批判反思和扬弃的倾向和趋势——除了这里的有关论述以外，他在其他地方对西方现代分析哲学所犯的“完善词典的谬误”的论述，也同样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23]。 怀特海及其过程哲学基本上处于传统与批判扬弃传统这两种基本趋势之间，所以我们说，作为西方哲学目前的生长点之一的怀特海过程哲学就像一只正在蜕皮的蝉。那么，现在的关键在于，究竟进行怎样的研究立场和视角的转变，这只蝉才能把最后一层皮蜕掉？

转贴于 三、作为西方哲学当代生长点的过程哲学与社会个体生成论

正像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一方面体现了非常强烈的、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扬弃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特征。那么，它究竟能不能成为西方哲学在当代的生长点？它怎样才能完成这种蜕皮过程呢？

我认为，一种哲学能不能成为它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哲学传统的生长点，主要取决于两点：第一、它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楚和充分地意识到这种传统的优长劣短？第二、它所采取的新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能不能使它达到彻底扬弃这种哲学传统的目的？这两个方面显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前者真正成为后者的前提，后者才有可能成为前者的结果。

就我们上面对怀特海过程哲学所进行的案例分析而言，由于它在第一点上既认识到这种传统的某些根本性的致命弱点并力求加以克服，又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具有“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的特征，所以，它虽然因为试图通过强调研究“价值”、通过以系统全面地论述“过程”扬弃这种传统而有可能成为这种传统的生长点，但是，它所秉承的这种传统之强调“客观性”、“抽象性”和“普遍有效性”的基本倾向，却使它根本没有办法彻底完成这种扬弃工作。因此我认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有可能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长点，但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至少在他自己那里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他的过程哲学是一只正在蜕皮的蝉。那么，能不能“蜕皮”的关键在哪里？

我认为，就西方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而言，西方哲学的传统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由于竭力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彻底忽视了活生生的主体，亦即忽视了处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之中的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及其生成过程——无论这种个体是进行具体实践活动的一般人，还是进行理论探讨的哲学家，情况都是如此。显然，无视这样的主体、特别是无视他们作为个体在具体社会活动之中的所作所为和其主观世界因此而出现的生成过程，不仅哲学家的主观立场、方法论视角及其生成过程会处于哲学批判反思的领域之外，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也会因此而出现扭曲[24]。恰恰因为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竭力追求抽象结论的纯粹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所以，从这样得出的所谓“事实”和关于“事实”的真理出发，根本不可能走向“价值”，因而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有关本体与现象、一与多、动与静、永恒与流变、存在与生成、心与物、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等形而上问题——因为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已经使研究者“画地为牢”，只能固守这样的“事实”和及其真理，而不可能对包含主观世界诸方面的生成过程有所觉察，更不用说加以必要的反思和研究论述了。

所以，我认为，能不能完成这种“蜕皮”，关键在于研究过程哲学的哲学家们有没有能力在继承怀特海过程哲学强调“价值”、强调“过程”、强调批判扬弃主体－客体二元分裂对立状态的成果的基础上，真正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研究现实的社会个体——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些哲学家是不是真正能够彻底地把过程哲学强调动态生成的基本观点，全面落实成为使有关（包括作为哲学家的研究者在内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诸方面的研究，得到与对于客观世界诸方面的研究同样的地位，从而使所有主体的主观世界、它们的生成过程和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和社会现实环境，都在过程哲学研究领域之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和重视。毋庸赘言，怀特海虽然具有把所有研究对象都纳入过程哲学的研究范围、建立系统全面的过程哲学体系的宏伟抱负，但他最终并没有实现这种抱负。

只有用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扬弃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立足于社会个体及其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对社会个体的社会行动所涉及的（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作为西方哲学在20世纪发展缩影的怀特海过程哲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当初的抱负，像蝉最后蜕掉了自己的硬壳那样展翅飞翔起来。

注 释

[1] 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说法——一般说来，侧重理智分析的西方哲学主流更加强调事实，并且以获得关于事实的“真理”知识为归依，而侧重情感体验的中国哲学和东方哲学则更加强调主体的感受，并且以对主体的规范和随之而来的主体精神境界为鹄的，因而基本上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强调事实与强调价值这两种做法之间的差异。当然，这个题目需要做我们在这里根本无法进行的广泛的实证性研究。

[2] 参见陈奎德，《怀特海过程哲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及以下部分。

[3] 当代西方哲学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逐渐重视研究日常语言、继而逐渐重视研究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诸方面的趋势，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4] 这里所谓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 social inpidual growing-up theory），是本人在以往研究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等诸方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基本思路；它具有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个现实个体，都处于某种存在于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的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生成过程具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相关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二是个体的主观世界因此而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人类社会生活包括学术在内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结果，是由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这种过程建构的；

第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从有关这样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

[5]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静止”和“孤立”是作为主体的蝉的感觉所具有的，而并不是作为它的感觉对象的外部事物所具有的特性。

[6] 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viii页等。

[7]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怀特海在其论述过程中确实多处谈到“生成”，并且把他对于“生成”的论述当作建构其过程哲学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处理；但是，他的论述侧重点仍然是尽可能客观地对过程加以描述——或者说，“生成”只是他对“过程”的形象描述，并没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过程”的涵义。然而实际上，“过程”恰恰应当是对“生成”的形象描述，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意义只是“生成”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只是表面上的、从平面上看到的一部分，倒是“生成”包含了更加丰富的涵义。

[8] 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述，而只能强调指出，怀特海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烈的批判倾向，主要针对的就是这种把所有研究对象都孤立化、抽象化、平面化的基本倾向。

[9]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20页。

[10] 参见《在世哲学家文库·怀特海的哲学》英文版，纽约图铎出版社，1951年版，第680页。也可参见陈奎德，《怀特海过程哲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11] 因为显而易见，哲学家只能根据某种客观的情况和标准，才能认识到他（她）自己当初的主体性究竟是不是具有僭越性。

[12] 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30－35页。

[13] 实际上，怀特海之所以以有机体作为其研究对象，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把所有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客观事物和主观世界都统一起来。

[14] 囿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一一详细引用怀特海的原文，只能以这样非常概括的方式表达他的基本观点。

[15]参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30页和34页。

[16] 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2页，31页和33页。

[17]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1页。

[18]参见，同上引书，第32页，第34－35页。

[19]参见，同上引书，第30页，31页和32页。

[20]参见，同上引书，第32页，32－33页，第35页。

[21]参见，同上引书，第35页。

[22] 就西方哲学传统主流而言，寻求客观性、拒斥主观随意性的基本倾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这里指出的“无主体状态”和“平面化静态视角”则是这种倾向的两个具体表现。

篇2

所谓痴呆，指的是一种较为严重的持续性认知障碍，其主要的临床表现是智能的缓慢减退，痴呆会对患者的人格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痴呆症的病发时间缓慢、病程较长，因此，痴呆症又叫做慢性脑综合征。痴呆症主要包括了阿尔茨海默病、额-颞叶痴呆、帕金森氏病等[1]。血管性痴呆是痴呆病中的一种，血管性痴呆与缺血性卒中、脑缺氧缺血等具有一定的关系，为了提高血管性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文章对2012年3月――2013年5月在该院进行诊治的50例血管性痴呆症患者和50例正常人的认知功能及精神行为进行研究对比。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分别选取50例正常人（对照组）和2012年3月――2013年5月在该院进行诊治的50例血管性痴呆（VD）患者（实验组）。在对照组中，男24例，女26例，年龄为47-84岁，平均年龄为61.4±3.5岁；实验组中，男31例，女19例，年龄为45-83岁，平均年龄为62.7±2.8岁。对照组的50例正常人中排除了具有影响认知功能的神经系统疾病。这两组实验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采用颅脑CT和经颅多普勒对所有的实验者进行检查，其中进行CT检查时，以检查对象的耳眦线为基准，扫描时逐层扫描的间距为1cm；进程经颅多普勒检查时，需要检测的部分包括双侧的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大脑后动脉、椎动脉以及基底动脉。并观察和记录实验者的收缩峰和舒张末期的血流速度。对实验者的各血管的阻力指数进行计算。血管阻力指数=（收缩峰的血流速度-舒张末期的血流速度）÷舒张末期的血流速度，并对实验者的脑血供情况和脑血管的弹性进行分析[2]。

1.3评价方法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MSE）、简易痴呆筛查量表（BSSD）对这100例试验者的精神行为和认知功能进行评价。

认知功能的评价内容包括定向力、短程记忆能力、计算力、注意力、语言的理解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空间认知能力这6项，总分为30分。记忆力的评定方法为：即刻回忆，≤18分为异常，延迟回忆，≤6分为异常，长时延迟再认。

精神行为的评价内容包括妄想、幻觉、激越、抑郁、焦虑、运动行为异常、睡眠夜间行为障碍等12项，这12项每项评分≥1分时表示有该症状[3]。

1.4统计学分析文章所有的数据均采用SPSS13.5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所有的计量资料采用（χ±s）进行表示，并采用x2对所有的计数资料进行检验，统计学差异值用P表示，当P

2结果

与正常人的注意力、短程记忆能力、计算力、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时间定向以及空间认知功能相比，实验组的患者在这些认知功能和行为症状方面显著减退，并且这50例VD患者均存在着脑萎缩和额叶萎缩的现象，同时还存在着脑血管弹性减退的现象。这100例试验者的MMSE和BSSD的评分结果见表1。

3讨论

血管性痴呆症主要是由于患者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的脑区低灌注的脑血管疾病所造成的一种疾病，其主要的表现是具有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和精神行为障碍。处理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之外，高龄、吸烟史、痴呆家族病史等也是诱发血管性痴呆症的重要影响因素。血管性痴呆症主要包括了急性血管性痴呆症和亚急性或慢性血管痴呆症[4]。

文章选取了50例正常人作为对比，对血管性痴呆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症状进行了探究，从结果中可以发现，血管性痴呆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状态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从表2中可以看出，血管性痴呆症患者与正常人的认知功能差异主要体现在注意力、定向力、理解力、表达力、记忆力等方面。因此，VD患者的突出行为症状是认知功能障碍和精神行为障碍，其危险因素是脑动脉的硬化和额叶萎缩，在进行血管性痴呆症的治疗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治疗。

参考文献

[1]冯丽君，张楠，程焱，杜红坚.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症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11（05）：78-80.

篇3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pid profile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syndrome(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s and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methods:a tatol of 328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hest pain underwent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among these patients, 258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chd. all these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wo groups by with or without metabolic syndrome. the lipid profile and gensini score of coronary artery were tested.results:compared with the chd without ms group, the patients of chd with ms had more severe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and more lesion vessels(p<0.01). the chd with ms group had higher levels of total cholesterol(tc), triglyceride(tg), apolipoprotein(apo) b and apob/apoa1 ratio(p<0.05～<0.01), but lower levels of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p<0.01).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in levels of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and apoa1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p>0.05). the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g had  largest area under curve(auc,0.732), followed by apob, ldlc/hdlc, hdlc and apob/apoa1 ratio.conclusion:most parameters of lipid of the patients with chd and ms are significant differ from those chd patient without ms, and ms maybe relate to the severity and numbers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tg,tc,hdlc and apob are the good parameters in evaluating ms.

    author′s　address：institute of geriatric cardiovascular in pla general hospital,beijing,100212,china

    key words：coronary artery disease;metabolic syndrome x;hyperlipidemia

    代谢综合征（ms）患者聚集了多种冠心病危险因素，是冠心病发病的高危人群。ms的血脂特点为甘油三酯（tg）浓度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浓度降低，而总胆固醇(tc)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变化趋势不明显。近年关于冠心病以及ms的研究发现，血浆中的载脂蛋白（apo）b、a1及其比值对于冠心病以及ms的诊断预测价值可能更高，对于冠心病高危人群的筛选以及ms患者冠心病风险的判断更有价值。本研究分析了冠心病伴有ms患者的血脂特点，并研究了ms与冠心病冠脉病变程度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8 年2 月～2008 年10月在我院冠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的患者258例，其中冠心病合并ms组140例，不合并ms组118例；记录所有患者的年龄、体重指数(bmi) 、既往高血压病、糖尿病以及吸烟史。排除患有家族性高脂血症，恶性肿瘤，肝、肾功能不全，免疫系统疾病，甲状腺疾病，血液系统及痛风等疾病。

    1.2  血清学指标检测方法

    入选患者空腹12 h 以上,于次日清晨采集肘正中静脉血4 ml ,置于普通干燥管，分离血清于当日应用xl220 型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检测血清空腹血糖( fpg) 、尿酸(ua)、tg、tc、hdlc、ldlc、apoa1、apob。

    1.3  冠状动脉造影及冠脉病变程度评价方法

    冠状动脉造影采用judkin法，由介入医师依据量化冠脉造影（qca）法评价冠脉狭窄程度。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评判采用gensini积分方法, 根据冠脉病变的狭窄程度、累及血管数目及其支配范围确定其严重程度。具体方法为:将病变血管分为左主干、左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状动脉;对每支血管病变程度进行定量评定:≤25%计1 分；26%～50%计2 分；51%～75% 计4分；76%～90%计8 分；91%～99%计16 分；100%计32 分；乘以不同节段冠状动脉的相应系数:左主干病变×5 ;左前降支近段×2.5，中段×1.5，远段×1 ;第一对角支×1 ;第二对角支×0.5 ;左回旋支近段×2.5 ,远段和后降支均×1 ,后侧支×0.5 ;右冠近、中、远段和后降支均×1，最终积分为各分支积分之和，积分值越高表示病变程度越重。

    1.4  诊断标准

    根据冠脉造影冠状动脉分支狭窄≥50%诊断为冠心病。高血压病按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05 年修订版诊断标准,收缩压（sbp）≥140 mmhg 和( 或) 舒张压（dbp）≥90mmhg。糖尿病按美国糖尿病学会2006 年公布的诊断标准。ms诊断标准按2004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cds）制定的中国人ms的诊断标准［1］，具备以下4 项组成成分中的3 项或全部者: 超重和(或)肥胖：bmi≥25.0 ( kg/m2) ；高血糖：fpg≥6.1 mmol/l 及(或) 2hpg≥7.8 mmol/l, 及(或)已确诊为糖尿病并治疗者；高血压：sbp/dbp≥140/90 mmhg, 及(或)已确诊为高血压并治疗者；血脂紊乱: tg≥1.7 mmol/l 及(或)hdlc (男) ＜0.9 mmol/l; (女)＜1.0 mmol/l。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5.0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的，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非正态分布者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服从正态分布或经对数转换后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单变量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wilcox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表示，采用x2检验。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组成及吸烟史均无显著差异（p＞0.05），冠心病合并ms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肥胖比例明显高于无ms组(p<0.001），见表1。表1  两组冠心病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2.2  冠心病两组患者的各参数值及血脂特点

    冠心病合并ms患者bmi、空腹血糖、血尿酸、tc、tg、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ldlc／hdlc、apob、apob/a1水平均比不合并ms组的高，hdlc水平则比不合并ms组的明显降低（p<0.05～<0.01）。而ldlc和apoa1水平两组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表2)。表2  冠心病两组患者各参数值以及血脂特点注：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apo：载脂蛋白；nonhdlc：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表同。

    2.3  冠心病合并ms患者血脂操作特征曲线（roc）分析

    对冠心病合并ms患者的各种脂质成分进行roc分析，除tc、ldlc和apoa1外，所有脂类参数的roc曲线下面积（aucroc）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tg的aucroc最大，其次为apob、ldlc/hdlc、hdlc以及apob/apoa1(表3)。表3  冠心病合并ms组血脂操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注：auc：曲线下面积。

    2.4  冠心病两组患者冠脉病变支数以及病变程度

    与不合并ms组比较，冠心病合并ms组冠脉病变支数多，狭窄程度更重（表4）。表4  两组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注：为中位数（四分位间距）。

    3  讨  论

    目前确定的冠心病危险因素中，早发冠心病家族史、年龄以及性别均属于无法干预的危险因素，但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肥胖均是可以通过外力干预达到预防或延缓冠心病发生和进展的危险因素，被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组指南（necp-atp）ⅲ作为代谢综合征归纳到一起，从而使ms聚集了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这些因素互相关联，协同作用，使ms患者冠心病和卒中的危险性及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均较无ms者明显增加。由于ms的诊断标准并不统一，应用不同的标准得出的ms患病率差异较大，本组资料应用2004年中国糖尿病学会（cds）制定的适用于中国人群的ms诊断标准，发现冠心病患者中54％合并ms，明显高于中国11 省市代谢综合征队列研究统计的人群中ms 患病率(13.3%) ［2］，与solymoss 等［3］报道加拿大冠心病患者合并ms 者占51%类似。本组资料对ms与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关系分析显示ms组冠脉病变无论在狭窄程度、病变范围、以及受累血管支数均较不合并ms严重。提示对于ms 患者应进行全面积极干预，以预防、延缓心血管病的发生、发展。

    在ms各组分中，血压与血糖成分相对单纯，易于确定，但是血脂因其成分众多，对动脉粥样硬化（as）的影响相对复杂，因此临床医生以及科研工作者至今仍在寻找更好预测as尤其是冠心病的脂类指标。目前如魁北克心血管研究［4］,载脂蛋白相关性死亡风险研究（amoris）［5］, 欧洲研究合作组织评估溶栓治疗预后之不完全梗塞研究（interheart）［6］等大型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发现apob、apoa1以及apob/a1对于预测正常人群心血管病发生是一个很好的预测因子,有研究显示它甚至比目前临床应用的传统的脂质参数风险预测价值更好［7］，尤其是对于患有糖尿病、ms等疾病的冠心病高危人群 ［8，9］。对于应用他汀类药物降脂治疗达标后的冠心病残余风险的预测也有很好的价值。本组资料对冠心病合并ms患者脂类特点分析显示，除了tg和hdlc外，尚存在多种脂类指标异常，应用roc曲线分析可以直观看出除tg外，apob对ms的预测接近hdlc，优于非hdlc，这可能与tg升高患者血浆脂蛋白中小而密的ldl颗粒增加有关。sldl颗粒的致as作用更强，但是其中的胆固醇并不高，因此apob能更好的显示致as脂蛋白水平。既往研究还发现apob与体重指数的增加、肥胖、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凝血和炎症的关系密切［10～12］，也就是说apob 与ms的其他特性密切相关，因此，apob比非hdlc 更容易筛选出这些具有心血管风险的人群。有分析研究表明［13］，apob对心血管疾病的预测比ldlc更准确，并指出对apob的研究可能将进一步阐明胰岛素抵抗等代谢综合症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关系。因此，apob可能可以作为ms的诊断指标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代谢综合症研究协作组.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关于代谢综合症的建议［j］ . 中华糖尿病杂志， 2004，12 ( 3 ):156-157.

［2］周北凡,武丰阳,赵连成,等. 我国中年人群向心性肥胖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及其聚集性［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1，29(1 ): 70-73.

［3］ solymoss bc,bourassa mg,campeau l,et al. effect of increasing metabolic syndrome score on atherosclerotic risk profile an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giographic severity［j］. am j cardiol，2004，93(2):159-164.

［4］lamarche b, moorjani s,lupien pj,et al. apolipoprotein a-i and b levels and the risk of ischemic heart disease during a fiveyear followup of men in the quebec cardiovascular study［j］. circulation，1996，94(3):273-278.

［5］walldius g,jungner i,holme i,et al. high apolipoprotein b, low apolipoprotein a-i, and improvement in the prediction of fatal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oris study): a prospective study［j］. lancet，2001，358(9298):2026-2033.

［6］yusuf s,hawken s,ounpuu s,et al. effect of potentially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52 countries (the interheart study): casecontrol study［j］. lancet，2004，364(9438):937-952.

［7］sniderman ad, furberg cd,keech a,et al. apolipoproteins versus lipids as indices of coronary risk and as targets for statin treatment［j］. lancet，2003，361(9359):777-780.

［8］bruno g, merletti f,biggeri a,et al. effect of age on the association of non-high-density-lipoprotein cholesterol and apolipoprotein b with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in a mediterranean population with type 2 diabetes: the casale monferrato study［j］. diabetologia，2006，49(5):937-944.

［9］han jh, park hs,kim ja,et al. apolipoprotein b is a better marker than nonhdlc for the metabolic syndrome in koreans［j］. atherosclerosis，2008，197(1):333-338.

［10］sattar n, williams k,sniderman,ad,et al. comparison of the associations of apolipoprotein b and non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with other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the metabolic syndrome in the insulin resistance atherosclerosis study［j］. circulation,2004,110(17):2687-2693.

篇4

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论述篇幅不大，只对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做出简要论述。稍加总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基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思想评述和翻译。黑格尔对孔子的概括资料来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稣会神父普罗斯佩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5］；黑格尔对《易经》起源的论述资料来源于177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的追述”里阿米欧神父“论中国古代”的文字［6］；黑格尔对八卦认定为可以唤起意义的便利和对中国哲学从思想开始、没有概念且流入空虚的判断，来源于温地士曼的观点［7］。从资料的来源看，黑格尔没有接触中国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更没有接触过中国哲学翻译成德文或英文的资料，因此资料的缺乏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为例，黑格尔在论述中国哲学的结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学思想，而对毕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现的伪书他却已做出辨别和区分，这一点佐证了在研究资料的占有方面黑格尔用以思考中国哲学资料是不足的。其次，文献资料的缺乏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认识缺乏历史性思考。黑格尔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因此他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哲学在秦之后与印度佛学融合进程；也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哲学经佛学的濡养向宋明理学的发展；更无法对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出现的，与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类似的命题进行思考和准确地评述。恩格斯曾概括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有别于其他的哲学史家，称其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8］，但是在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中这种巨大的历史感显然因文献资料的局限而缺失。再次，文献资料缺乏直接影响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进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指出“：……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维的产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进一步加以规定就成为概念”［10］。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黑格尔无法将中国哲学准确地转化成他所谓的哲学思维的形式，更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哲学思想进一步规定成概念。因此，从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方式看，他无法将中国哲学的内容准确地概念化，成为他自身思想所思考的对象。

二、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的误解导致黑格尔误读中国哲学

首先，中国思想的主要对象与西方思想的主要对象存在差异。司马迁曾对先秦思想进行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1］牟宗三先生也呼应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周文发展到春秋时代，渐渐的失效。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周文疲弊’。诸子的思想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的民生疾苦问题，它就是这个‘周文疲弊’问题。”［12］从司马迁和牟宗三先生的总结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思考的对象是周朝旧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过上更良善的政治生活。中国思想从肇始之初其对象就是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而非西方思想那种从古希腊发端直至近代所围绕的思维与存在而进行的思考。其次，中国哲学的思考对象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思考对象。黑格尔认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不过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13］黑格尔的意思是：哲学是对思想形成的概念进行思维着的考察。这种考察的对象是种概念化的思想和概念化思想的对象。从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义出发，中国哲学是对概念化的中国思想的思维者的考察，这种考察关涉到中国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对象———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因为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更多呈现出对如何过上更良善生活的追问与思考，因此中国哲学所进行的概念化思考主要也呈现出道德哲学的特点；西方思想主要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进行概念化探究，因此西方哲学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形成的思想为思考对象的思考，其主要特点必然与中国哲学的不同。再次，忽视中西哲学思考对象的差异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片面认识。中国哲学以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关系的概念化思考为对象，思考的主要内容和概念化表述，主要与伦理道德、国家治理、宗教典章等密切相关。在黑格尔看来这些都是伦理学说或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不是西方哲学要探讨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主要内容，更不是西方哲学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当黑格尔将西方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思考思路，套用到对中国哲学内容进行理解和评述时，就对中国哲学做出错误的论断，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归于宗教，并认为中国哲学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而言是抽象枯燥的言论，无法对西方哲学主要思考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进行范畴［规定］的探讨。若要求中国哲学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哲学思考中，产生一个在思维与存在关系思想中的范畴［规定］的哲学王国，这显然是个“种豆得瓜”的非分要求。把中国哲学主要思考的对象认为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概念性思考的这种误解，在《历史哲学》中显露无疑：“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14］黑格尔没有明白，中国哲学对峙的两方面应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中国哲学的变化发展，一直在围绕政治制度的主观规定性与政治现实的客观现实性之间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

三、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加深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篇5

一堂政治课，总感觉自己学的不够，学的没有满足感。总感觉时间很快，似乎这就是学习兴趣课程的特点所在。“上课”这个词眼在中华传统中很常见，尊师重教，张力老师不同，声音是那样的洪亮，这洪亮的声音中夹杂他对哲学的热爱，每次的大喊都搞得像电闪雷鸣。每次回给张力老师“老师好“这三个字眼，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总想把自己的最大声献给老师，献给哲学之风，用最精彩的语言爆发力召唤。本在哲学中，“是先看到石头，还是先知道石头这个词”，我想总会说石头，毕竟是物质世界，但是从现代说来“是先认识电脑还是先知道电脑这个词”我想还会说电脑么，应该不会了。石头在人类未进化之前已产生，照这样，地球就是在进化一千年，一万年也不会进化出来电脑。这就是物质世界的奥秘所在。从在哲学中体会那句话“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与“人两次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总会给人带进唯心的误区，不能片面强调运动或静止。张力老师围绕这句话所阐释不同的论点，让我在哲学问题乃至思维上有更深的体会，在反映一个问题不能过于片面，要从整体看问题，避免错误的论断。

篇6

一堂政治课，总感觉自己学的不够，学的没有满足感。总感觉时间很快，似乎这就是学习兴趣课程的特点所在。“上课”这个词眼在中华传统中很常见，尊师重教，张力老师不同，声音是那样的洪亮，这洪亮的声音中夹杂他对哲学的热爱，每次的大喊都搞得像电闪雷鸣。每次回给张力老师“老师好“这三个字眼，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总想把自己的最大声献给老师，献给哲学之风，用最精彩的语言爆发力召唤。本在哲学中，“是先看到石头，还是先知道石头这个词”，我想总会说石头，毕竟是物质世界，但是从现代说来“是先认识电脑还是先知道电脑这个词”我想还会说电脑么，应该不会了。石头在人类未进化之前已产生，照这样，地球就是在进化一千年，一万年也不会进化出来电脑。这就是物质世界的奥秘所在。从在哲学中体会那句话“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与“人两次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总会给人带进唯心的误区，不能片面强调运动或静止。张力老师围绕这句话所阐释不同的论点，让我在哲学问题乃至思维上有更深的体会，在反映一个问题不能过于片面，要从整体看问题，避免错误的论断。

篇7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1-0028-07

人们已经从事了几千年的政治哲学研究，但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质询却似乎是一个新的问题，并且迄今依然是悬而未决的。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论断却关涉现代学科划分的深层理论和困难。这个质询所要求的答案是关于一门学科的界定的，这是一个现代的问题。上面说政治哲学已经为人们研究了几千年，这是就其内容而论的，亦即今天归在政治哲学名下的那些议题和内容在几千年前就为古人所关注和探索。不过，人们并不以政治哲学这个名称来指称那些研究，他们或者以其他的名称来称呼它们，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不仅因为学科体系乃是现代知识体系化和学术制度化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政治哲学的内容和对象向来就与相关的政治、道德、经济和法律等问题盘根错节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看作是政治的、道德的或综合的研究，而没有为之划出一个单独的领域。即便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英美，政治哲学的学术活动在多数人看来也是属于道德哲学或其一个部分，而在德国，政治哲学更是一个新的名称，依照德国的学术传统，相关的研究是归于“法和国家哲学”或“法和国家的哲学伦理学”这样一类名称之下的；在那里，政治哲学这一名称只是代表了英美学术活动的影响，尽管它呈现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趋势。在英语学术界，政治哲学不仅被归于道德哲学之下，而且也通常与法律哲学、社会哲学甚至一般社会理论杂糅在一起。

这些现象一方面表明，政治哲学在学科分类上的确是一个新的科目，因为迄今为止将政治哲学从道德哲学分离出来，以及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依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诚然，这种区分并不能够在政治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但它却要奠定自己的基础，澄清和界定自己的核心内容与研究对象等。另一方面，它也为把握政治哲学的内容和对象提供了指针。诸如法和权利①、国家、社会以及组成社会的个人，都是政治哲学的关切所在而构成政治哲学的对象范围。不过，政治哲学并不只是一般地研究这些问题，而是研究作为它们根据的观念，或者说价值；就此而论，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有着某种共同的基础。

那么，像法和权利、国家、个人和社会这样一些不同的实体和领域是如何与政治哲学相关的?或者准确地说，它们的哪些内容或层面对于政治哲学来说，乃是具有某种或某些共同性的东西?倘若说对观念、原则等的追根究底式的研究，正是哲学的本务，那么这些共同的东西在政治哲学的名下就是政治的东西，也就是说，无论法、权利、国家还是个人与社会都有某种在政治与政治哲学视野之下共同的东西。于是，就如法哲学乃是关于法和权利的哲学研究，国家哲学乃是关于国家的哲学研究一样，政治哲学就是关于政治的研究。就是关于那些具有共同的政治性质的东西的研究。那么政治在这里意谓什么?从歧见丛生的无数观点中，我先选择两个典型的观点来进行分析，这不仅可以使人看到关于政治理解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尖锐对立。而且也可以让人看到政治哲学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对象上的巨大张力。

一种是现代的古典观点，它是由施特劳斯表述出来的。这样一种特别的情况对我这里的阐述具有一种特殊的帮助，它让人同时了解古希腊人关于政治的观点及其现代的奋庸者的思想。

施特劳斯是着力回答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的先行者。他这样来规定政治哲学：“于是，政治哲学就将是以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意见的努力。政治事物按其本性要经受赞成与反对、选择与拒绝、颂扬与谴责。出于政治事物的本质，政治哲学不是中立的，而是对人的服从、忠诚、决定或判断提出要求。倘若一个人不是严肃地对待它们的明白的或含蓄的要求并据好与坏，正义与不义来予以判定，换言之。倘若一个人不是以某种好或正义的标准来衡量它们，他就不能理解政治事物之为政治事物的如其所是。要做出坚实的判断就必须了解真正的标准。如果政治哲学希望正确地处理它的主题，它就必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政治哲学就是要真正地既认识政治事务的本性又认识正当，或善，政治秩序的努力。”

施特劳斯的观点可以分析如下。第一，政治哲学就是一种知识，而不是一种意见，知识或认识与意见的区别，当从柏拉图的区分上来理解。其高下之别自然就不言而喻，前者是持久的、永恒的、真理性的东西，在后者是暂时的、晦暗的、不真实的东西。第二，这种知识不是中立的，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或者说善恶标准作出判断的，并因而要求人遵从等等：换言之，没有这种价值判断与以之为基础的要求与主张，就无所谓政治事物，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哲学。第三，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于是就有两项，其一是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即它要对人提出一定的要求，包括道德的要求与意志的要求；其二就是获得关于正当、正义或善的知识。这就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表达，或者说，对古希腊人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现代概括与重述。

柏拉图的知识论是其理念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就意谓存在着一种确定不变的知识的对象，后者不仅是精神性的，而且也独立于这个现实的世界而存在，但却是这个世界的样板。这一观点在现代很难为人所接受，并且与现代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相冲突。由此，施特劳斯所谓的政治事物的本性和正当、正义或善的知识从其本义上来说就是某种外在于现实世界而却要为这个世界立则的价值或观念；而人们必须按照它们来对这个世界作出判断和决定。不过，施特劳斯并没有直接申明我上面所提示的那些古典观点的深层意义。但这样也就会造成根据阙如的漏洞。这些观点所表明和提示的是那种古典政治哲学或者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在基本哲学立场上面的区别，而正是这些根本性的差别使得善恶、正义与不义这些概念具有大相径庭的意义。

那么，政治在施特劳斯那里究竟意谓什么呢?施特劳斯的观点依然是古典的：“政体(regime)意谓那样一种整体：我们今天习惯于主要地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来观看它：政体同时意谓一个社会的生活形式，它的生活的样式，它的道德的品味，社会的形式，国家的形式，政府的形式，法律的精神。我们要试着把简单的思想与复杂的思想联结起来，它以政治(politeia)这个术语将自己表述如下：生活是指向某个目标的行动：社会生活是指向只能由社会来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行动：但是为了追求一个特定

的目标――它也是社会的全面的目标，社会必须以符合那个目标的方式组织起来而被赋予秩序，构成起来而被赋予法律；然而，这就意谓，在这个权威之下的人们必须调整而去适合那个目标。”

施特劳斯的政治概念因此有两个要点。第一，政治就是政治共同体生活的全部，从道德到政治，包罗无遗；第二，整个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政治就是一种追求这个目标的行动：整个社会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并且根据这个目标而组织起来的，一切秩序和法则也是依此而建立起来的。上述观点既关涉哲学的立场，亦关涉方法的问题。所谓哲学立场就是指共同体的目标，这种古典的政治观在古代是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因而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不在这里的题目的范围之内，但它在现代社会中是否还具有意义却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它与社会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多元性是正相抵触的。从方法上看，此种做法，即要求包罗无遗地控制一个社会，或者退一步说，将一个社会完全地安排或组织在依照一个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秩序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并无成功的事例。在古希腊，一些城邦之所以能够接近这个目标，乃是它原本就将人类的大部分贬为非人，然而尽管如此，它们也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在今天，由于政治一社会共同体的规模巨大，所有人享有同等的或大体同等的资籍，从而人的多样性与社会的多元性更其复杂，要在施特劳斯所谓自由的状态下确立某个共同的目标(而在古希腊所谓城邦的共同体目标就是道德目标)，是完全不可能的。

出于这样一种复古的理想，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应当与政治科学就是同一个东西。政治既然就是那种包罗万象的社会的行动，那么政治事务也就等于人类的全部事务或整体事务。而政治科学也自然而然地包括对人类全部事务的研究。政治哲学也就是这样一个囊括一切的学术活动。因此，他不仅不承认哲学、人文学科与其他经验学科之间的区别，也抗议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相对于政治哲学的独立和彼此之间的分立。据此他断定，政治哲学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施特劳斯在现代追问政治哲学的真谛，结果却是古希腊政治学的重述，而后者至少有两个要点在今天是无法获得确证，也无法为人所普遍接受的。首先就是社会共同目标的观点。现代社会虽然必须遵守一些使自己能够构造起来的基本观念与原则，但并不接受某个特定的道德目的为社会的唯一或最终目的。社会共同目的说虽然是古代政治思想的理想。但即便在那个时代它也不具有普遍性。其次，政治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尽管是至关重要的层面，但决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虽然施特劳斯将政治作了最为广泛的理解，事实上，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政治在古代社会所起的作用远没有道德所起的作用大，并且也没有像在今天社会生活中那样普遍化。

另一个关于政治的经典定义是完全现代的观点，这是由韦伯提出来的。韦伯完全从经验科学的立场来分析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这是与施特劳斯针锋相对的立场。韦伯的界定直接从国家来着手，“我们打算只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在韦伯看来，国家的特点在于它所拥有的特殊的手段，这就是使用暴力。“国家是这样一种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请注意，‘疆域’也是国家的特征之一。现在的特点是，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的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可以看到，韦伯这个定义具有某种的色彩，因为后者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此种镇压既包括政治统治，亦包括经济压迫。不过，韦伯的定义比的定义更具一般性，并不仅仅将权力局限于镇压和压迫的功用。不过，暴力垄断虽然是国家的典型标志，但却不是一般政治的核心，政治的核心体现为权力分配，而权力却是有其指向的。在这里。倘若人们考察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动，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政治的范围原本要比国家的界限宽广得多：换言之，政治不仅先于国家，而且其行动也比作为政权机构的国家的活动要广泛和深入得多。

因此，在现代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政治的界定对人们来说也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一致的。达尔在分析现代政治时指出，“亚里士多德和韦伯称之为政治的每项事物，拉斯韦尔也称之为政治，但拉斯韦尔认为是政治的某些事物在韦伯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可能不是。例如，拉斯韦尔就认为一个商行或一个工会，也有‘政治的’方面。因此，让我们大胆地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达尔这里所说的控制、影响力和权威的人类关系都可以归在一般的权力及其作用之下，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就是人类群体之中的权力运作。就此而论，达尔的观点并未脱出韦伯定义的窠臼，只不过后者的定义更为狭窄和确定，政治仅仅与国家权力的运作有关，而不包括那些无关乎国家形式的权力运作。对政治作尽可能广泛的理解，比较符合学术兴趣的一般要求，或者满足学术彻底性的要求，而对这里的主题来说，韦伯这样有其限定范围因而具有典型性的定义却更切合政治哲学之政治的特点。

在甄综各种观点和考虑的基础上。我认为，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之下，政治可以规定如下：政治是人类在一定共同体内为分配社会善品而发生的行动。这里所谓的共同体一般具有一个垄断这种分配权力的最高机构、一定的制度、一定的领土。政治的范围无论是就人类社会一历史的时间维度来考虑，还是就其空间维度来考虑，都要大于国家的界限。然而，无论如何，国家是人类政治行动最为集中、典型的场所。

因为，政治哲学所关涉的政治原则不仅具有普遍的性质，而且也具有强制的性质，而一种原则的普遍运用和强制实施在现代社会只有在一个像国家这样的共同体之内，才是可能的，才有其现实性。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才需要普遍的原则来构建其主体结构。从作为一门学科的一般意义着眼，现代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那些政治价值观念，正是为具有这种性质的原则提供根据和理由的，这样的界定就切合了政治哲学的历史的分析与批判的工作，而就政治哲学的营造的性质来说，它为甄选基础政治观念及原则提供了范围与性质的指导。

毫无疑问，我上述的定义和韦伯的定义依然是实证的，而非哲学的。这里可以来看一个有关国家的但却属于哲学的规定。“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即一个在若干有关国家应如何组织的问题之前的问题，是任何国家究竟是否应当存在。为什么不要无政府呢?由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倘若站得住脚的话，切掉了政治哲学整个主题的支撑。所以从考察其主要的替代物来开始政治哲学是适当的。那些认为无政府主义并非一种没有吸引力的理论的人们，会认为

有可能政治哲学就在此终结了事。”很显然，政治是什么以及国家是什么，这些均属于实证科学的问题，而国家是否应当存在这样的问题，才具有哲学的性质。诺齐克这个问题其实也并非纯粹哲学的，它包含了实证的科学可以处理的内容，人们能够从经验的层面来提出某种回答。政治哲学的纯粹关切当就实存的国家提出国家应当如何的问题。

无论韦伯的定义还是达尔的界定都没有关涉政治权力应当如何的问题，而这对政治哲学来说乃是根本性的。在诺齐克问题的基础上，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有这种性质而不是另一种性质、这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的政治权力；或者更为直接地要求，政治权力应当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政治权力虽然抽象地说可以出于任何可能的理由并用于任何可能的目的，但是它的正当性始终是受到人们追问的，是要经受人类理智的质疑并在其中获得诠证的。在韦伯定义以及达尔诠释的基础上，我可以补充说，政治权力的一般而根本的目的和指向乃是社会善品的分配。而所谓社会善品就是指从权利、财富、地位一直到环境、教育等等社会之中为每一个人所必需、所追求和所尊崇的东西。

现在，我可以进一步来规定政治哲学之政治。所谓政治就是指在一个共同体内强制而普遍地分配社会善品的行动。换言之，以分配社会善品为根本目的的政治始终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依照一定的原则通过一定的制度而普遍地实现的。这样一来。考察的视角就发生了转变：我不再从现存的政治权力及其机构出发来考察它们的行动，以及追问它们的根据，而是从公认的社会善品人手来探讨和研究如何分配它们的原则，以及其观念的根据。这样一来，政治哲学之政治在理论上就从现存的政治现象之中抽象了出来，它不再是对那个现象的描述与概括，不是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反而成为政治哲学这种思想活动的结果，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是由政治哲学构造出来的。这样构成出来的政治对于政治哲学的学术活动以及其他学术活动就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为考察、分析和批判历史上既有的政治提供范式，另一方面为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制定蓝图。

在这样理解下的政治哲学就是一种构成的理论活动或者说营造的哲学思维，而后者的产物就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活动，在罗尔斯所谓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后面的那些代表的活动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理想的政治也就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的政治，并且在政治哲学中，这样的规范是先于政治行为的，而不论在实际的社会一历史中，规范事实上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政治行为的反思与评价。政治哲学并不描述实际的政治现象，也不对之进行实证的分析，因此它之构造理想的政治行为或活动重在其模式，而后者的观念形式就是规范或原则。在此文中。理想的政治行为也就是社会善品的分派活动。因此。现代政治哲学的中心关切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善品分派的规范和原则的构成与确证。

所以，现代政治哲学的工作是有其限度的，它并不具体地去设计、制定和安排实际的政治制度与机构，也就是说，并不处理由人类最为基本的政治行为模式所衍生的其他更为具体的也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式。因此，它只是构造社会善品分配的一般原则，为这些原则提供观念的根据，从而证明这些原则的正当性，亦即为这些原则提供确证。这些构造与确证就要直接关涉个人、社会及其各种形式的团体，并表明对它们的基本态度。不过，在实际的理论进程中，这些关系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这里我可以总结说，政治哲学的中心关切与任务就是为社会善品的分配提供原则，作为原则根据的观念，以及对上述两项的确证，即正当性证明。在今天，政治哲学如果不以此为中心关切，就会失去自己存在的理由。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就是以这些观念性的东西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关注，尤其是得到人们的重新诠释、确证和营造为契机的。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就是为一套适当的制度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以保卫民主的自由权和平等，而这样一种基础首先是观念性的东西。

当然，根据各种政治哲学的实际学术形态，我这里也可以对它作出如下的中庸的规定：政治哲学研究上述政治行动所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所从出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研究根据这些原则构成的社会基本制度和结构；研究不同的政治哲学学派就此提出的各种判断和观点：政治哲学同时还研究有关上述问题的方法论。

至此为止，我对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初步的回答。不过，即便就此而言，这里还有三点需要作进一步的阐发，即1)正义，2)作为人的行为的政治活动，以及3)社会目标。

第一点关涉对正义的理解。抽象来说，正义是对政治行为或活动的一种积极的评价，或者用形而上学式的术语来说，是指政治行为或活动的某种性质。正义判断总是以某种相应的观念、规范或原则为标准和前提的。于是，从哲学上来说，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正义。因为政治哲学并非提供任何一种政治行为规范，而是要构造和确证某种正当的或对的政治行为及其规范。政治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可以称为正义哲学。

第二点关涉对作为人的行为的政治活动的理解。前文已经提到，政治哲学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及其规范，其旨在营造理想的基本政治行为模式及其规范。它并不以人的政治行为的实证分析与考察为中心关切，也不从经验上研究上述基本政治行为与所有其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人的基本政治行为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上直接关涉人的其他基本行为模式，比如经济的或法律的行为方式，并且政治哲学所构造和确证的基本规范同样也是适用于人的其他行为的基本原则。

所谓的人的基本行为的说法蕴涵了作为整体的人的社会行为，而后者就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分的根据并不在于人的行为的区分，而在于不同的视角、着重点和方式。这就是说，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原本就分别由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或其他的行为组成的，而是因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等等视角从人的整体行为之中抽象出不同的层面。人的任何一个特定的行为都是整体的，都可以从上述不同的视角来考察，也就是说，都具有经济的、政治的等等意义。这样，人们就可以明了，政治哲学与政治学、与经济学等等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的差异，而在于视角的不同。现代学科之间关联以及挪移的可能性就在人的社会行为原本就是整体的和重合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关键之点需要注意：一旦说到人的基本行为，这就意谓某种哲学的反思与构造的性质。政治学是对人的行为从权力关系或善品分配角度所作的实证研究或考察，而政治哲学探讨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并且旨在营造和确证某种被认为是正当的规范。前者重在分析和考察人的政治行为是如何的，当然也会关涉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是如何的问题，而后者重在关切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应当是如何的。两者的区分就关涉事实与价值两分这个经典问题。政治哲学作为一门旨在营造和确证正义规范的学科，它面临特殊的理论的和实践的

困难：它构造和提出一套正义规范或原则，但后者又必须得到社会成员或现实的人的实际接受才能够成为现实有效的东西。现代政治哲学一方面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其所营造的规范的应当的性质，另一方面又要着力建立这些规范或原则与实证现象之间的复杂却又必不可少的关联，并且尤其重要的是，那些被营造起来的规范总是被期望落实为现实的行为。

这里稍微提及一下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以及相应的方法论问题或许是有益的。正如人类认识史和学术史所表明的那样，在实际的认识过程和学术活动之中，人们自觉地意识到应当如何与事实如何之间的区别，是很晚的事情。这种区分最早是由休谟清楚地表达出来的，随后的经典模式就是康德予以截然分别的理性两个领域――尽管康德坚持理性本身是统一的。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的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曾试图通过价值、历史性与经验或实证性的区别，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这样一种努力即便也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以好坏判断或日价值判断来代替事实研究，在今天依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中的现实危害。在中国，此种情况为害尤甚)，不过，所谓的区分只有在严格的限定下才有实际的效果。因为价值的标准与历史性的标准并不是同一的；历史性的东西同样也涉及事实，而价值的东西也涉及一般性。这就是说，当新康德主义者努力诠证某门人文学科。比如历史学因其处理历史性的东西因而乃非经验科学时，他们并不能够同时说，它就是一门价值性的学科。同样，当人们说伦理学是一门价值学科时，他们同样也不能说它就是一门历史性的学科。后者仅仅处理一次性发生的事件。

当然，不同意价值与事实之间的两分，作为一种理论态度，比如普特南的观点，自然也有提醒人们自然语言复杂性的作用。然而，他关于价值与事实之间区分消解的根据，却也可以用来证明一切事物之间区别的消解，比如事物与观念之间区别的消解，进而一切学科之间区别的消解。这自然是一种极端而又复古的做法。不过，普特南的论证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倘若对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没有清楚的意识和方法论上的自觉，那么逾越价值与事实的界限就是难以避免的，而事实上在现代学术活动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泛滥之中。韦伯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对现代学术造成的危害，从方法论上对经验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价值无涉的要求，这个要求至今依然是有效的，尽管现如今一些学者也不能够准确地理解韦伯的意思。在今天，混淆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其危害并不仅仅限于学术领域――人们以价值判断代替对事实的经验考察。往往是谋取某种影响与现实利益的有效手段：既避免了艰苦的实证的研究，又可以博取道德的或意识形态的虚荣――而且也同样影响现实政治。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人倾向于用其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观念来矫饰事实，或者直接地将其混充为经验的实在。

篇8

    二、中国政治哲学发展脉络

    我国思想政治哲学发展了几千年,大致分为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虽然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但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古代思想政治哲学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而近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社会现实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在认识论的的基础上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尤其是资本主义与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主流,在政治哲学中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概况

    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思想政治哲学,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现实、对人生对道德、对宗教的关注,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权变迁剧烈,朝代更替频繁,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就是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有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以德治国”既是统治阶级对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上下亲和关系的向往。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创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观。周公认为:“惟命不于常”,“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来,夏商的灭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敬德保民”。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人民、保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即奴隶制衰亡到封建制社会兴起时期,子产提出“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子产的“以宽服民”思想,强调“德主刑辅”,孔子是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赋予儒家思想理学的思辩形态,把正统的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纲常,但他们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孔孟。宋代至清代,儒家学说更稳居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

篇9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基础性学科，同时它也是建立其它学科的重要基础，只有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将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工作是大学生教育中最基础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最难研究和理解的原因如下：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有关工作本质性的知识，要求我们一定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众多现象中发现规律性具有理论规范性的内容，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理论提升和概括，这就是哲学思想中从现象到本质的一个发展过程。其次，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又是具有体系性的，其中各个不同的原理之间要有严谨而密切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困难重重，所以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的建构应用哲学思想是最好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说哲学思想的应用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得以合理建构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哲学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建构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想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个关于大学生政治教育的大厦，必须要保证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学概念这些基本的砖石的合理性。这一过程的完成必须要对哲学思想进行恰当的应用，尤其是哲学分析法的应用特别是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和概念语义分析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学概念的分析和形成是很有好处的。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观点的概括和精炼也需要哲学思想的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学观点的得到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的不断循环的过程，是对概念的不断提炼和概括的过程，这一过程哲学思想是必须要用的，因为哲学思想可以透过简单的外表看到内部的复杂性，帮助观点的形成。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体系的建构和对体系的反思和调整离不开哲学思想。因为哲学思想可以帮助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具有统揽全局的整体性眼光和建构体系的严谨的逻辑性。

二、恰当应用哲学思想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在2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哲学思想的恰当应用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工作和学科的建设中对哲学思想的应用有时候不是特别到位和准确，也就是说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对哲学思想应用的不足或者应用过度的情况，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工作的开展和学科的建构产生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学科领域当中有许多的相似和相近的概念，对于这些概念的区分要利用哲学思想较大的辨别能力，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学对相关的学理的分析和辨别就做的不够清楚了，就会产生概念混乱的现象。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等这些相近概念它们各自的含义都是什么，如果不利用哲学思想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进行研究，就会产生这些住概念的模糊不清。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的原理进行建构和讨论中也必须要对哲学思想进行恰当的应用，例如哲学思想有一个论断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论题来源问题，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论题不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当中提取出来进行研究得来的，而是把哲学中有关的原理和体系生搬硬套过来，再戴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名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论题来出现的，这种论题的来源方式没有实践性和先验性。这种论题脱离了实践，是从概念到概念，而不是从实践到概念，这样容易使这些原理在哲学的相关原理中兜圈子，无法发挥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成了纯粹的经院哲学。换句话说就是哲学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不起当应用，除了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还会使人们产生对哲学思想的误会，从而也不利于哲学思想的发展。

篇10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政治哲学的形成与理性的发展

从柏拉图开始，理性就是政治哲学的根据，理想国之所以被称为理想国，是因为它是完全正义的，而关于什么是正义，柏拉图以灵魂的健康来比喻国家的正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包含三类人：哲学家式的统治者、武士和平民，其中，哲学家式的统治者代表灵魂中的理智或理性，武士代表勇敢，平民代表节制。而哲学家式的统治者才是使理想国成为可能的主要条件，从本质上说，哲学家式的统治者是理想国所以可能的依据。该理论成了整个古典政治哲学理论根基，贯穿于古典哲学发展的全过程。

斯宾诺莎是第一个背离这个传统的政治哲学家，Leo Strauss在《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中说：“斯宾诺莎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拒斥……他把传统政治哲学家所惯用的概念视为虚幻且无用的概念而抛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类似马基雅维利等人所采用的对政治生活特性的真实而科学的分析。”①斯宾诺莎对古典政治哲学概念的拒斥首先表现在他对“理性”概念的态度上，其态度在他的政治学说的基础问题上可以得到说明。斯宾诺莎的政治学有两个尤其重要的问题：第一，在对人性的科学认知基础上，何为最理想的政体形式？第二，如何去说服人们改变现有的法律和习俗，以使社会尽可能地接近于最理想的政体模式？从第一个问题可以看出，政治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第二个问题说明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只能是说服人们改变法律和习俗，而不是改变人性本身。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与古典政治哲学相比，理性在现代政治哲学中的地位被极大地降低了，古典政治哲学认为通过理性或理智可以改变人性，现代政治哲学则认为人性是不能改变的，理性只能引导人通过改变外在的环境，使之更适合于人性的发展。自斯宾诺莎开始，这一理论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要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的区别在于人性能否被改变。然而，以客观的态度分析，人类发展至今，人性之中的许多特性被改变了，但也有许多特性亘古不变，因此，两者孰是孰非为学者留下了争论的空间。

李泽厚在《关于“实用理性”》中说：“在今日，要想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应该重视的倒是实用理性，去研究它，进行转换性的创造……我们或许能够突破绵延至今的政教合一，克服目前日趋严峻的道德颓丧和信仰危机。”②“实用理性”一词由李泽厚在《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一书中提出，并赋予它丰富的内涵。在分析了现代中国人的人性和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之后，李泽厚提出了“实用理性”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政治和历史困境。然而，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经济高速发展使得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复杂多变，多元文化互相激荡又使得人性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泽厚的“实用理性”能有多大的可行性呢？

“实用理性”与现代中国政治哲学

李泽厚说：“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乃是‘经验合理性’（empirical reasonableness）的概括或提升。”③分析“实用理性”这一概念可以发现，实用是指经验层面上的实用性，是在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并对实践的继续展开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话来说叫做“外王”；理性是指人内在的逻辑思维、判断能力等，包括智力水平、道德品质等等方面，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被称为“内圣”，从这个角度看，“实用理性”的本质是现代意义的“内圣外王”思想，用“实用理性”来应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是以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来解决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

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包括：什么是好的的政治体制？这种好的政治制度具有可行性么？如何实践好的政治制度？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治哲学面临的也是这些问题。当代中国的政治主题是改革，涉及面很广，从经济到政治、从人文到自然、从观念到制度或多或少都与这个主题相关。一般说来，改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变得更好，二是为了防止变得更坏。从当前中国现状分析，改革的目的属于前者无疑，虽然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和不完善，但从整体上看，目前的政治制度还处于上升阶段，政治体制并没有遇到不可跨越的障碍，改革是民心所向，但更多层面上由执政党自己提出实行，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改革仍然属于顶层设计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了使政治制度变得更好，更适合人民的生活和发展。而李泽厚提出的“实用理性”目的是克服日趋严峻的道德颓丧和信仰危机，是为了防止变得更坏。从这一点上看，“实用理性”的目的过于保守。

有人把中国当前的社会改革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形象地说明当前中国社会的改革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既要注重脚踏实地从现实情况着手，也要防止光靠顶层设计的天马行空或者不着边际。顶层设计的基础是对现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正确认识，这其中既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又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与之相对的是自然形成理论，即依赖许多代人的集体智慧和经验，经过实践和时间的考验而形成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两者敌对的实质也是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的决裂，古典政治哲学家们认为，凭借某个天才的智慧可以设计出最好的、最适合人类的政治制度，现代政治哲学家们则认为，最好的政治制度并不存在，我们只能在现实生活基础上不断完善，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自己。

当前中国社会，由于人口、面积以及所处环境的复杂程度，使得任何单一的政治哲学理论都很难完全地适用，因此，两者并用的趋势在所难免。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中的实用指的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理性指的是顶层设计所需要的智慧，实用理性则指两者的和谐兼容。李泽厚的政治洞察力是相当敏锐的，透彻地看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问题。然而，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其是否具有可行性，则还需放到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中加以验证。因此，从当代中国人的人性和当前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两个角度对“实用理性”进行分析和验证，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优点和局限性。

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本性与实用理性之间的紧张

李泽厚认为人类凭借理性结束了“人为神役”的异化时代后，陷入了新的异化―为科学理性所役，现代人对科技的依赖日趋严重，越来越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作用，而现代社会中，有部分人感受到了科技理性异化给人带来的不便，提出按人的自然本性生活，放纵人的本能欲望，而陷入另一极端―动物式的异化困境。李泽厚的“实用理性”是应对“异化”这一现代性的社会问题而提出，以理性的精神来应对现实的问题，并为之指出方向，以“实用”的态度要求理性，避免理性过分张扬带来新的异化，从实质上看，“实用理性”所揭示的问题是“如何生活？”和“何为好的生活？”，这两个问题仍然是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李泽厚提出“实用理性”的目的，是在现代哲学语境下解决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

人的本性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个体本性，二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本性，分析人的本性必须把两者都考虑在内，考察“实用理性”的可行性，也必须两者兼顾。

“实用理性”最直接的目的是应对“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④的历史悲怆，即异化问题。面对科学、理性至上主义引发的异化，“实用理性”认为可以用中国传统的伦理关怀给予抚慰，疏解人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失落感、孤独感，解决海德格尔提出的“烦”、“畏”等根本性的生存危机感，让人不再觉得自己被抛掷到这个世界是个悲剧性的选择。面对功利主义引发的人的动物式异化，“实用理性”可以通过中国传统观念（家国同构等）和马克思提出的人类整体等概念来强化人的责任感，克制动物式的原始欲望。

当代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在日常生活中作用巨大，伦理观在公共生活领域起决定作用，“实用理性”要在这两者的夹缝中生根发芽，其难度可想而知，传统的顽固和政治的强势都不会主动为它让出位置。虽然也包含有自由和理性精神，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包含强烈的实用理念，但如果把两者从其中抽出来形成“实用理性”，可以预见，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实用理性”在实用方面不如纯粹实用主义直接，在理性方面不如纯粹理性或纯粹理智的智慧，它如何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呢？

从个体角度分析，“实用理性”主张通过引导社会群体，进而解决个体的存在危机，因为个体归附于群体，个体意向只能顺应群体意向。对中国人而言，人作为个体存在于这个世界，其存在意义既是自然层面的，也是社会层面的，个体的欲望和群体的约束在本体中的撕扯和纠缠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调解或平息这一困惑的努力过程同中国历史一样漫长，但从未得到完满地解决。在今天，“实用理性”主张以传统儒家的态度（不知生焉知死）来对待当下生活，来解答本体对外在世界存在的追问，以传统中国“生生之为易”的精神应对来自未知的、未来的恐惧和虚无感。分析这个说法，则会发现其前提条件是：个体情感必须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下。然而，个体的人对外在存在的追问和对未知的感受本身是受非理性因素驱动的，解决这两大疑问需要超理性思维，而“实用理性”在此采取的手段却是以理性抑制求知欲，这从方法论上说有点南辕北辙。

实用精神是中国人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缺点，在中国人的天平上，实用和理性孰轻孰重几乎没有悬念。历史上无数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都希望能够改变这一民族性，从洋务派、维新派、到革命派乃至文化革命家们，其中也不乏以最惨烈的方式希望唤醒中国人改变这一民族性的，然而，时至今日效果如何呢？“实用理性”作为一种主张融合的思想，用带有“实用精神”的理性来克服重实用的民族性，其后果不可能是釜底抽薪，而只能是添油加醋。况且，就算实用理性虽然包含丰富的传统经验，其中也不乏智慧的因素，但在如何改变民族性这一问题上，能提供的似乎只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而实践中能提供的建设性意见或理论着实有限。

现实生活和“实用理性”的不可调和

李泽厚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主体性哲学，他关于主体性哲学的《第四提纲》中提出现实生活的四个基本问题：一、人活着：出发点；二、如何活：人类主体性；三、为什么活：个人主体性；四、活得怎样：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⑤在现实生活中，“实用理性”是贯穿全过程的。“实用理性”把个体生活联系起来形成整体的人类生活，把现前后相继的现实生活串联为一个连续的历史生活，现实生活离开了“实用理性”将不能被称作现实生活，而只能是生活碎片。

从霍布斯开始，现实生活就被引入政治哲学领域，而马克思使两者很好地结合。李泽厚说他的哲学：“经过马克思，超越马克思”⑥，他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提出：“人类最根本最基础的‘实践’是使用―制造物质工具的劳动操作活动，亦即社会生产活动，人以此作为基础区别于其他动物，形成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社会语言、秩序、组织和各种物化以及物化的产物或符号，如‘仪式、文字、艺术’等等，我统称为‘人文’。以及与此相应，由此文化积淀而成心理的结构形式，我统称之为‘人性’。”⑦从这里可以看出，实用理性的基础是实践，一是社会生产生活方面的实践性劳动，二是精神和心理需要方面的思维活动，也可以理解为现实生活的两个方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实用理性”之所以断言可以解决人的“异化”问题，主要在于它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它和人的异化是同步的，而在此之前，它还塑造了人，从这个过程看，如果把实践塑造人这一过程也看做现实生活的话，那就等于把前人类的生活也看做现实生活，把前人类也看做人，从这个角度看，实用理性的属人性质则变成了不仅仅属人的性质，换言之，实用理性是对人类理性的一种僭越。

通常情况下，政治哲学把宗教生活归属于人的精神生活。宗教在人类的精神或心理生活中有独特作用，其独特性在于它不仅是关于人对事物起源的疑惑，它也事关人的最终归属的问题，可以说，人对宗教的需求与人对永恒的追求是相一致的。从人类个体来说，信仰是超越理性的，因而宗教也具有超越理性的因素，但宗教又需要理性对它进行审视，对于现代社会中需要过宗教生活的个体而言，宗教和理性之间已经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而是理性如何服务于宗教需求的问题了。季羡林曾说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就不会消失。李泽厚认为宗教终将让位于审美，因为审美也能提供人类对永恒的需求。虽然审美也能提供人类对永恒的追求，但审美提供的永恒属于人的感觉层面，而宗教提供的永恒确实关于人类的历史存在的永恒和人类整体存在的永恒，两者并不对等。另外，人的宗教需求还在于对死亡的恐惧，而这一点恰恰是实用理性所无法弥补的。

最后，审美在现实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审美总是要求超越，而理性却要求给出理由，逻辑上两者是对立的，但在实际情况中，两者却有互补的情况，审美为理性指出一个很高的目标，理性用缜密的逻辑思维去实现它。然而如李泽厚所说的“以美启真”也必须建立在纯理性的基础上，不以纯理性为基础的美只能是虚幻的美，带有自以为是的特点，如康德所说起在沙地上的高楼一般。而以“实用理性”为基础的美，以实用为特征的美能在何种程度上启真呢？

结语

然而，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日益多元，对中国人的人性和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中国人的个体人格和整体民族性处于一个塑造形成的过程中。现实生活中，物质生活的多样性导致了精神生活对其难以把握的情况，对“实用理性”的可行性提出了严峻挑战。李泽厚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实用理性概念，在当时影响很大，但现实情况的变化已经让“实用理性”显得有些过时了。当然这并不是李泽厚的责任，而是政治哲学的责任，也正是政治哲学的困境和魅力所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注释】